新民主主义社会经济范文
时间：2023-11-19 13:08:44
新民主主义社会经济篇1
关键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型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
中图分类号：F123.9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08）07-0030-02
回望合作经济组织160年的发展历程，无论是世界上第一家罗虚戴尔“公平先锋社”的诞生，还是现达西方国家农民合作社组织的发展，可以发现“合作制度并非来自学者或改革家的脑海，而是来自平民的肺腑”(法国学者季特)。它的产生是伴随着社会生产力的极大发展，社会生产不断向大规模、专业化、商品化的方向发展，市场竞争在推动市场经济发展的同时带来强者和弱者分化的条件下产生的，并且还将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而高速发展。
我们国家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仅具有市场经济的一般规定和特征，同时又是与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相结合的市场经济。我认为对于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中国来说，新型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堪当此重任！ 新型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是特指我国农村市场化改革以来在家庭承包经营制度基础上新发育成长的由农民按照自愿、民主、平等、互利原则而自发组织的，以为其成员的专业化生产提前、产中、产后服务为宗旨，谋求和维护其成员的社会经济利益的各种经济组织和社会团体。我认为它不仅是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建设的一部分，同时又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和政治文明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市场机制和政府部门的功能向来不是万能的，新型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的存在有助于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建设，有助于完善市场秩序和规则，是政府、公司和农户都需要的一种组织形式。
一、发展新型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是全面构建小康社会的重要举措，是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必要途径
大家知道，20世纪90年代初期是合作经济逐步向我国广大农村渗透发展的时期，这一时期也恰逢我国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全面深化的时期，农产品市场结构性过剩、农户经济由农业兼业生产向农业专业生产转化。也是在同一时期，一个残酷的现实摆在我们面前：世界银行公布数据显示我国基尼系数由20世纪80年代的0.288上升到90年代末的0.388！收入差距拉大，产生两大低收入群体：(1)低收入农民，据农业部农经司数据显示：现阶段我国农村70%的人口在农民人均纯收入的平均线以下。(2)低收入的城市居民。如何解决这两大低收入人群的社会保障，提高他们的经济收入是关系到国家发展长治久安的头等大事。
新型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作为农户、公司和政府之间沟通的特殊桥梁，在这一时期发挥了积极有效的作用，成为三个主体之间协调发展的“剂”。农户利用它提高农户进入市场的组织化程度，降低进入市场的风险成本和交易成本，改变农户的市场弱势地位。公司更愿意与合作经济组织之间建立稳定、长期的契约关系，而避免与小农户一次博弈的恶果。而对政府来说，合作经济组织可以为国分忧，可以加重与国外进行农产品贸易谈判时的分量，有助于帮助减轻我国财政底子薄、低收入人口又多的政府负担，有助于巩固我国的政体，有助于国家的长治久安。比如吉林某村新型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利用社员和合作社的盈余建立社员户的教育基金和养老基金，试图通过农户经营环节上的合作，改变农户没有保障的生活状况，帮助农民摆脱贫困就是典型的一例。
当然，国家也给予合作经济组织足够的重视，2005年政府提出要支持农民专业合作组织发展，对专业合作组织及其所办加工、流通实体适当减免有关税费，2006年中央一号文件明确了要积极引导和支持农民发展各类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加快立法进程，加大扶持力度，建立有利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发展的信贷、财预和登记等制度。
二、新型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的发展提高了农民进入市场的谈判地位、经济收入，从而进一步提高了农民的社会经济地位
第一，小规模、分散化的农户由于经济实力薄弱，一方面抵抗市场风险能力差，另一方面往往容易局限于“田间地头”的交易网络，信息闭塞，距离终端用户市场较远，往往难以实现产品向商品的“惊险一跳”。以某郊县的瓜果合作社为例，成立之前，也许小贩以2元/斤的价格从某农民处收购，卖到市场是4元/斤，而合作社成立之后，当地农民就能直接通过合作社与外地的蔬菜批发市场签订订单，产品的销售价格随之大大提高。
第二，当数量众多的小农户以分散方式进入市场时，其谈判力量有限，抵抗风险能力较差，往往只能做一个市场价格的接收者，缺乏自我保护的竞争力量。尤其是在我国加入WTO以后，分散化的小农经济模式更是无法与大规模、组织一体化的国外经营大农场、跨国公司等相抗衡，将处于更加不利的地位。这时，需要合作经济组织这样一个准企业性质又是广大农民自发组织并维护其自身利益的集体站出来，代表广大分散的小农户与其谈判，提高国内农户的谈判地位。
第三，传统小农户经济易陷入“小而全”的经营模式无法感受分工带来的好处，而新型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的发展趋势是以农产品为纽带的专业合作组织的发展日益取代着以社区为纽带的综合性合作组织的发展。从单纯的销售农产品转向直接投资兴办农产品加工合作社，以通过延长农产品的增值链条获得更多的农产品生产附加值。反映了农业日益采取工业的生产方式和组织方式，延伸产业链条，把农业生产资料的供应和服务、农产品原料生产、加工销售等不同环节连成一体，形成一体化经营。从而促使农户更好地分享产前和产后全部的利润，有利于提高农户生产积极性。
第四，2006年10月31日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四次会议通过了《农民合作经济组织法》，并于2007年7月1日起生效，合作经济组织的法律地位得以确立，能更好地保护广大小农户的利益，从而也有利于农民社会经济地位的进一步提高。
三、新型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的深化发展是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产物，能促进农业的现代化、产业化和一体化
的发展进程
新型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不仅帮助农民提供技术支持，资金扶持，更会帮助农民学习更多的知识。
第一，从某种程度上说，新型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带有一种社区服务载体的作用。在组织内部，人们之间有了更多的交流，互相学习或向农业专家们学习的机会，帮助广大农民掌握更新、更全面的农业知识，全面提高农户的综合素质。
第二，通过建立新型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将分散农户连成一个较强大的整体，增强其抵御风险的能力，从而能吸引更多的资金来源。农业信贷合作社通过向合作社成员发放低利贷款，有效解决农场主资金短缺的困难。
第三，通过建立新型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将有利于将先进的技术比如保鲜、养殖引入生产之中，改变分散小农户生产规模小、质量标准低、产品质量粗糙的弊端，通过扩大生产规模、引进先进生产技术、制定出一列高质量标准甚至是树立自身品牌的产品，从而提升产品进入市场的竞争力，推进产品生产的专业化、产业化进程，提升产品的比较优势。
比如在西欧和日本，有一种共同设施利用合作社，购置小中农户需要而又无力购买或单纯购买不到的大型农业机械设备，推动农业生产机械化向更高程度发展。所以我们会发现，各国的农产品销售合作社中如奶制品、花卉、蔬菜水果这类生产保鲜期短，不易运输，附加值高，需求弹性相对较大的农产品销售合作社普遍较为发达，以奶制品为例，到1983年，印度全国已有36 566个牛奶合作社，社员322.1万户，销售的牛奶和乳制品38.3亿卢比［1］。
第四，新型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的建立和发展增强了分散农户了解市场信息的渠道，促进广大农村地区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和进步。新型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的发展将会出现一大批工、商、运输和服务企业，吸纳了大批农村剩余劳动力，有利于将先进生产、管理理念向广大农村地区传播，带来地区的进步与繁荣。如1994年，美国1 000多家电力合作社，覆盖美国46个州，服务人口达3 600万［2］。
总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需要新型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但是它的产生，是一个社会经济制度、市场条件，包括组织、产业基础等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它的发展不能逾越一定的社会历史条件跨越式地发展，而是一个水到渠成的进程。
参考文献：
［1］ 冯开文.印度农村合作社的发展［J］.中国农村经济,2007,(4).
新民主主义社会经济篇2
关键词: 建国初期;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经济
1949年新中国成立前夕,中国共产党在充分认识国情的基础上,论文 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对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国民经济的性质、构成成分及其各自的性质、地位和作用等问题进行深入地研究和思考,形成了完整的新民主主义经济思想,从而科学地指导了当时的经济恢复和发展工作。
一、新民主主义经济的性质
新中国成立后的新民主主义社会,其国民经济应该具有怎样的性质和特征?是单一的公有制经济,还是以公有制为领导,允许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共同存在和发展?中国共产党人深化以往认识和思考的理论成果,在新中国成立前夕,形成了明确的认识。
第一,新民主主义经济是一种公有制成分占领导地位前提下,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经济形态,允许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存在。在建国前夕,新民主义经济应该包含多种经济成分已经成为中国共产党人的共识。但其中的关键是正确对待资本主义经济的存在和发展问题。1947年12月,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指出:“由于中国经济的落后性,广大的上层小资产阶级和中等资产阶级所代表的资本主义经济,即使革命在全国胜利以后,在一个长时期内,还是必须允许它们存在;并且按照国民经济的分工,还需要它们中一切有益于国民经济的部分有一个发展;它们在整个国民经济中,还是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并进而分析革命在全国胜利后,国家掌握国家企业和农业经济的条件下,小的和中等的资本主义成分的存在和发展,没有什么危险,不能采取过左的错误的政策。实行这种在确定公有制成分领导地位的前提下,多种经济成分并存,并允许有益于国计民生的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在一定范围内存在和发展的政策,才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第二,新民主主义经济是过渡时期的经济。全国解放战争前,党内外对新中国成立后的国民经济性质有一些不同的认识和思考。1948年9月8日,中共中央在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着重讨论新民主主义经济建设问题。在会议的报告中指出:外面有人说我们的社会经济是“新资本主义”。“我看这个名词是不妥当的,因为它没有说明在我们社会经济中起决定作用的东西是国营经济、公营经济,这个国家是无产阶级领导的,所以这些经济都是社会主义性质的。农村个体经济加上城市私人经济在数量上是大的,但是不起决定作用。我们国营经济、公营经济,在数量上较小,但它是起决定作用的。我们的社会经济的名字还是叫‘新民主主义经济’好。”[1](p.139)
1948年9月13日,刘少奇在会议发言中着重阐述了与此相同的观点。他指出:“国民经济的总体就叫做新民主主义经济。”新民主主义经济包含着各种成分,“并以国营的社会主义经济为其领导成分。”他同时强调:“过早地采取社会主义政策是要不得的”。[2](p.182)
当时,在东北局工作的也在研究这个问题,他起草了《关于东北经济构成及经济建设基本方针的提纲》(以后简称《提纲》),并报送中央。刘少奇对提纲进行了认真修改,得到的肯定。经过一段时间的研究,到1948年底,刘少奇对新民主主义经济的问题有了更明晰的认识,同年12月25日,他在华北财政经济委员会召开的会议上,进一步论述了新民主主义经济的性质,他说:现在中国革命的性质是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经济也是新民主主义的。革命胜利后,资本主义是要发展的,但要限制在有益于国计民生的大圈子内。他特别指出:“新民主主义经济是资本主义的呢?还是社会主义的呢?都不是。它有社会主义成分,也有资本主义成分。这是一种特殊的历史形态,它的特点是过渡时期的经济,可以过渡到资本主义,也可以过渡到社会主义。”这表明党对新民主主义经济的性质有了更清醒、更深刻的认识。
二、新民主主义经济的成分构成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在强调保护生产力的同时,毕业论文 始终坚持生产关系的变革必须有利于社会生产力的恢复和发展的原则,并在此基础上,勾画了未来新中国经济结构的基本框架。
1947年12月25日,在《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的报告中讲到:“新中国的经济构成是:(1)国营经济,这是领导的成分;(2)由个体逐步地向着集体方向发展的农业经济;(3)独立小工商业者的经济和小的、中等的私人资本经济。这些,就是新民主主义的全部国民经济。”[3](pp.1255~1256)1948年9月,刘少奇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的发言指出:“整个国民经济,包含着自然经济,小生产经济、资本主义经济、半社会主义经济、国家资本主义经济以及国营的社会主义经济。”[2](pp.1~4)于9月15日在起草的《提纲》中提出了六种经济成分,即:国营经济、合作社经济、国家资本主义经济、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小商品经济、秋林经济。后经中共中央修改确认后的《提纲》写道:“东北经济在彻底消灭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即取消帝国主义在东北的经济特权以后,基本上是由五种经济成分所构成,这就是国营经济、合作社经济、国家资本主义经济、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小商品经济。”这一思想为1949年3月召开的中共七届二中全会所吸收。在七届二中全会的报告中论述了即将建立的新中国的经济成分的问题,他指出:“国营经济是社会主义性质的,合作社经济是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加上私人资本主义,加上个体经济,加上国家和私人合作的国家资本主义经济,这些就是人民共和国的几种主要的经济成分,这些就构成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形态。”[3](p.1433)
三、新民主主义各种经济成分的性质、地位和作用
第一,关于国营经济。中国共产党认为,当时国营经济在国民经济中虽然还未占有绝对大的比重,“但已占有很大比重,并掌握了社会经济的命脉,居于国民经济的领导地位。”它是新民主主义政治的主要的经济基础;是新民主主义经济的支柱;是无产阶级在经济战线上反对投机操纵,与资本主义经济竞争的最有力的武器。这是国家最可宝贵的财产。它的发展前途是无限的,因此,我们对它必须特别关心,使它获得一切可能的发展,把它放在国民经济建设的最主要的地位。
第二,关于合作社经济。“合作社经济主要是农业生产中的劳动互助组织”,“是在各种不同程度上带有社会主义性质的经济”。[4](p.32、p.36)是“无产阶级领导下的新民主主义国家用以帮助、领导和逐步改造广大小生产者的主要工具”。[2](p.48)合作社经济可以提高生产力,增加生产品,增加小生产者的财富,养成小生产者的劳动互助习惯,为将来实现农业集体化创造条件。
第三,关于国家资本主义经济。国家资本主义经济是私人资本主义经济中最有利于新民主主义经济发展的一种形式,是“无产阶级领导的国家,在适当条件下监督资本家,使资本家为国家服务的一种制度”,它是“十分接近于社会主义的经济”。[2](p.52、p.146)其形式主要有:出租制、加工制、定货制、合营制等。“这种国家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方向,对于新民主主义经济的发展是有利的”“它应该成为私人资本主义发展的有利的方向。”[4](pp.37~38)
第四,关于私人资本主义经济。私人资本主义经济是以生产资料资本家所有制为基础、以追求利润为目的的。硕士论文由于新民主主义时期国营经济的力量还很有限,合作社经济也还不发展,加上战争与人民的各方面需要,私人资本主义形式主要以中小资本家,尤其是小资本家为多,其发展是必然的。中国共产党认为政府要做的就是把必然要发展的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引导到有利于国计民生的方向,并限制在有利于国计民生的范围以内。
同时,要看到,不管是私人资本主义经济,还是国家资本主义经济,由于资本主义,就必然包含有投机和操纵的本质,就包含有无组织的带有破坏性的经济活动,对私人资本主义的放任自流的态度,在根本上是很危险的,也是很错误的。
第五,关于小商品经济。这种经济主要是农民的小商品经济。它不是资本主义经济,它是站在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间的十字路口的经济。它既可以向资本主义方面发展,也可以向社会主义方面发展。要使中国的小商品经济走向社会主义,要经过比较长的教育和斗争,“对小生产者采取最谨慎的政策”,要通过合作社等形式把它们团结起来,要巩固小商品生产者的私有权,鼓励他们的生产热情,使他们努力发展生产,发家致富。
这五种经济成分存在着矛盾和斗争,“这就是社会主义的因素和趋势与资本主义的因素和趋势之间的斗争,就是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斗争”,在这一矛盾和斗争中,“合作社经济是国营经济的同盟者和带有决定意义的助手”,它只有与无产阶级领导的国营经济结合起来,并取得国家经济机关的领导和帮助,才能使组织在合作社中的小生产者不走资本主义的道路,而是经过新民主主义走上社会主义的道路。“国家资本主义经济也可在一定程度上成为国营经济的助手”。[4](pp.36~37)它可以促使小资本向大资本集中,小生产向大生产发展,使国家的管理监督更为便利。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则是资本主义发展趋势的基础。无产阶级领导的具有社会主义性质的国营经济,“和私人资本主义的经济是处于对立地位的,它和私人资本主义发生经济竞争是不可避免的”。[4](p.30)这种经济竞争,是长期的,是贯穿在各方面的,是和平的竞争。但是,私人资本主义是分散的,中小资本家居多,“任何一个资本家不能同国有经济相对抗”,“无产阶级领导着国家,可以引导私人资本主义经济,经由国家资本主义之路,最终走向社会主义经济。”[2](p.49)
小生产经济“则是一种动摇的力量”,一方面它可以接受各种不同程度的合作社形式,另一方面它又“经常地、每日每时地、自发地和大批地产生着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5](p.4)无产阶级要在与资产阶级的矛盾和斗争中取得胜利,关键是争取小生产者;要巩固国营经济的领导地位,实现国民经济的社会主义发展前途,就必须积极地、稳妥地引导小生产经济走上合作社经济。
党的事业的开拓离不开科学理论的指导。党在总结以往解放区和当时东北老解放区经济工作经验的基础上,对建国初期的经济性质、成分构成等问题进行了全面的探究和思考,形成了完整的新民主主义经济思想。这些经济思想对于目前我们正确认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相关经济问题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参考文献:
[1]文集(第5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
[2]刘少奇论新中国建设[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
[3]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新民主主义社会经济篇3
刘少奇关于巩固新民主主义制度的一系列观点、理论、阐述博大精神、思想深刻，符合当时的中国的实际国情，并且他在自己的实际工作坚持这一思想获得了巨大的成功。他的主要思想笔者总结为以下几点：
（一）新民主主义阶段的中心任务是发展生产力。新民主主义社会不是一个独立的社会形态，而是一个过渡性质的社会，因而它的各种特征无不体现了这一性质。建国初，刘少奇即提出党和国家的首要任务是摆脱贫穷，提高人民生活水平。随着民主革命的胜利，解放生产力的任务将基本完成，全党全民的主要任务是发展生产力。他指出，新民主主义经济是一种过渡性质的经济，这个过渡所需要的时间将是很长的，这个阶段大略在10到20年之间。这个阶段的中心任务是发展生产力，完成工业化。他说：“只要第三次世界大战不爆发，经济建设的任务就不变。二十年甚至三十年不爆发战争，我们的任务就一直是经济建设，要把中国工业化。”[2]他在对马列学院一班学员的报告中明确提出了“一切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口号。如果不把经济建设搞上去，不努力发展生产力，“那我们的革命就没有什么大的意义，我们的革命就不能说是已经胜利了，相反，我们还要遭到可耻的失败。”
（二）应使新民主主义的五种经济成分各得其所，都得到发展。建国初期，从五种经济成分看，国营经济在整个国民经济中的比重是很小的，“顶多占10－20%。”刘少奇说：“正因为这一部分数量很小，困难就来了，为什么不能实行社会主义革命即由于此。[3]但是，“必须以发展国营经济为主体。”经过这个阶段，“社会主义、半社会主义性质的经济，比重要逐步扩大。逐步增加国民经济中的社会主义成分，加强国民经济的计划性，以便逐步稳当地过渡到社会主义。”另外，在新民主主义经济中，基本矛盾是资本主义经济成分与社会主义经济成分的矛盾。刘少奇主张通过“经济竞争”的办法来解决。他认为，无产阶级手中有领导权，并且掌握了国家的主要经济命脉，只要引导得当，是一定可以取得胜利的。通过和平竞争，两种经济成分都得到较大发展，同时督促国营经济搞好经营，为社会主义因素战胜资本主义因素，向社会主义过渡创造条件。
（三）发挥民族资本主义在经济建设中的积极作用。在对待民族资本主义问题上，他强调新民主主义经济政策是允许私营工商业在一定范围、一定时期内的发展，利用资本主义工商业来为经济发展服务。他认为，因为我们国家“生产不发达”，不是工厂太多，而是太少，“在新民主主义的经济下，在劳资两利的条件下，还让资本家存在和发展几十年，这样做，对工人阶级好处多，坏处少。”[4]资本主义经济“在目前，整个国民经济中，是不可缺少的部分，它的适当发展对于国民经济也是有利的。”对有益于国计民生的私营工商业要加以保护和允许其发展，对危害国计民生的投机、垄断行为一定要制止，我们与民族资产阶级至少“可搭伙10到15年”，如果过早消灭了，“消灭了以后还要把他请出来。”他在给东北局的一个报告中批评其对民族资产阶级过激的行为时说：“这是一种实际上立即消灭资产阶级的倾向，实际工作中的‘左’倾冒险主义和错误路线，和党的方针政策是根本相违反的。”
（四）在对待私有制问题上，他反对“过早地动摇、削弱、直到否定私有制”。他认为搞社会主义就意味着实行公有制，无论在农村还是在城市都要触动私有制。他主张，我们不要照办俄国经验。要从中国的实际阶级关系出发，因为俄国二月革命后，资产阶级完全站到反革命的一边去了；而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不是那样，他历来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压迫，是具有革命性的一面，民族资产阶级和我们联合进行了反帝反封建的斗争，感情一直没有破裂。革命胜利后我们的政权性质是新民主主义的，还要请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出来参加政权。我们没有必要像俄国那样立即资产阶级，消灭生产资料私有制的做法。过早地否定私有制，只会伤害私人资本主义和个体经济的积极性，对发展不利。在过渡时期可以扩大资本主义经济，而不要“侵犯私人资本主义的财产”，“没收是打草惊蛇”。在农村对私有制“又动又不动是不对的。太岁头上动土。你动摇以下，削弱一下，结果猪牛羊杀掉。”是对生产力的破坏。
（五）关于由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过渡问题，他在政协和春耦斋讲话中予以表述。他说：“中国将来的前途，是要走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但这是很久以后的事情，对于这些事情，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很可能在将来加以讨论。在中国采取社会主义的步骤，必须根据中国的社会经济发展的实际需要和全国大多数人民的要求。到了那时候，中国共产党也一定要和各派、各人民团体、各少数民族及其他爱国民主人士进行协商并共同加以决定。中国共产党在将来也愿意和一切愿意进入社会主义的人们一道，共同地进入社会主义。”他在春耦斋的讲话中把进入社会主义的条件更加具体化了。他说“：过了这个时期以后，工业大大发展了，农业也有了大发展了。国家对经济的领导更加强了，变成绝对的了，经济管理工作的干部成熟了，数量也多了，党的技术干部也有了，工人阶级和农民的联盟在政治上和经济上都巩固了，那时就会要求采取进入社会主义的步骤。”
二、刘少奇“巩固新民主主义制度”理论的终结和影响
刘少奇的“巩固新民主主义制度”的思想，不仅体现了事物发展的相对稳定性和绝对运动性的辨证统一的哲学思想，而且着眼于中国当时的具体国情，又结合了列宁关于在经济文化落后国家里搞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应该十分注意的重大问题的经验总结，体现了他深厚的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造诣，使他的这一理论在实践中取得了巨大成功，而且至今仍然发挥着光彩夺目的光辉。但是由国内外因素的影响，这一理论没有能够认真的执行就中途夭折了。正如他在天津讲话时说的那样“：‘左’的东西是常常有一股劲的，反‘左’的劲头一定要比原来的尽头更大才行。反右的时候，他一听右倾机会主义就会改，反‘左’他往往会反过来说你右。”从1953年夏天起党内开始公开批评他的“巩固新民主主义制度”理论的是右倾错误。1953年6月15日在这样政治局会议讨论过渡时期总路线问题上，重点是阐明了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是“照耀一切工作的灯塔”，并批评刘少奇关于巩固新民主主义制度的观点是右倾错误，“确立新民主主义社会秩序”，这种提法是有害的。过渡时期每天都在变动，每天都在发生社会主义因素。所谓“新民主主义社会秩序”，怎样确立？要确立是很难的哩。他用抽象的哲学理论否定刘少奇的理论。刘少奇在会上接受了批评，并于1954年9月15日在《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的报告中，对“巩固新民主主义秩序”的说法还进行了自我批评，表示主动放弃了“巩固新民主主义制度”的主张，向的思想靠近。就这样“巩固新民主主义制度”的思想随着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提出被抛弃了。那么我们不禁要问刘少奇关于巩固新民主主义制度提前终结的原因有哪些？刘少奇关于“巩固新民主主义制度”理论对我们今天现代化建设有何启示。
（一）新民主主义社会提前终结的原因。那么，人们不禁要问为什么经过赞同的巩固新民主主义制度的理论被过渡时期总路线取而代之呢？为什么新民主主义阶段要经过25-35年（新民主主义社会要经过10－20年，向社会主义过渡要15年）缩短为18年（国民经济恢复3年，过度时期总路线15年），再缩短为6年（国民经济恢复3年，社会主义改造3年）？为什么在新民主主义社会任务没有完成就宣布进入社会主义呢？这是不是符合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应生产力的发展状况这一基本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原理呢？其原因众说纷纭，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笔者以为这是建国以后一系列国内因素和国际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1）思想理论准备不足，由于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后，的《新民主主义论》、《论人民民主》等的几篇政治学文章只是为建设新国家展示了理论框架而没有具体的可操作性。（2）新民主主义理论本身存在重大理论缺陷，当第一步新民主主义革命完成后，不由自主地使人们想到向社会主义迈进。因为两步走是连续的。（3）民主机制不健全。建国后，党没有把权力立即交给人大或政协，没有交给人民，而是仍然掌握在党内，而党的权力又控制在主席或书记一人手上，由于当时基于在党内的崇高威望，没有经过充分的理论交锋，而就迅速地统一到的个人思想上来了，刘少奇还做了自我批评。（4）工业化和社会主义改造并举。民族独立是中国近百年的梦想，同样国家富强也是中华民族近百年的梦想，因而党实行社会主义和工业化并举的政策，符合全国人民的强烈愿望，并且优先发展重工业。由于我国经济落后，还要集中力量发展重工业，一时拿不出那么多资金，于是利用公有制和单一的计划经济体制为积累资金创造条件，而苏联在短时间内实现国家工业化就是用的这种方法。（5）苏联对华的援助和斯大林同意支持中国的社会主义改造。（6）二战后社会主义运动此起彼伏，使人民对社会主义产生强大吸引力。（7）还有的个人因素，由于新中国刚刚建立，帝国主义的封锁，使不得不考虑资本主义复辟的可能性，因而做出了不切实际的判断，发生了“左”的错误。所有的一切导致了中国抛弃了巩固新民主主义制度的理论，而过早地进入社会主义。
（二）“巩固新民主主义制度”理论对我们今天现代化建设的有益启示。违背历史的规律，必然遭到历史的惩罚。首先、然而由于过早的宣布进入社会主义，却给我们今天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留下许多遗留问题，要我们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去完成。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不是泛指任何国家进入社会主义都会经历的起始阶段，而是特指我国在生产力落后，社会经济不发达的条件下，建设社会主义必然经历的阶段。“巩固新民主主义社会制度”的理论启示我们，不是要回到新民主主义社会的阶段，但是我们一定要大力发展生产力，完成那个阶段没有完成的历史任务。我们一定要利用刘少奇这一思想的理论遗产，发展生产力，保护合法的私有财产，发展多种所有制经济作为我们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使之和公有制经济相互竞争，共同发展，为我国经济建设服务。其次，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不仅仅只是对立的一面，而且还有和平共处的一面。我们一定要更加重视和利用资本主义已经创造的物质技术管理经验和文化条件。马克思说“：它不是在它自身基础上已经发展了的。恰恰相反，是刚刚从资本主义社会中产生出来的，因此，它在各方面，在经济、道德和精神方面都还带有它脱胎出来的那个旧社会的痕迹。”
我们一定要在资本主义的基础上建设我们的社会主义。列宁在总结经济文化落后的俄国如何过渡到社会主义时曾说过，你们一定要利用资本主义优秀的成果，否则就建不成社会主义，就不是共产党人，而是空想家。刘少奇利用资本主义积极因素，与资本主义和平竞争也体现了这种思想。因此只有自觉的充分利用历史上特别是资本主义的物质技术条件和管理文化的进步成果，并按照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利益要求的方向努力创造新的物质文化条件和管理经验，社会主义建设才能顺利进行，不断取得成功。总之，我们今天要充分肯定刘少奇的关于巩固新民主主义制度的思想，使之为我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建设事业服务。
新民主主义社会经济篇4
[关键词]新民主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超越
[中图分类号]D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2426(2011)10-0025-04
新民主主义理论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都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成果，都是中国共产党在不同的历史时期里通过对国情与时代特点的科学分析和正确把握而提出来的指导理论。这两个理论，产生于不同的历史条件下，体现着不同的时代主题，无论在性质、任务、目标上，还是在具体内容上，都有很大的差异，但同时，这两个理论在精神品格方面也存在着内在的一致性，甚至在某些具体的政策内容上还有着一定的相似性。近年来理论界、学术界对于新民主主义的历史命运问题有过争议，而这个问题其实也直接关系到如何正确理解当今正在实践中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所以，对于这两个理论做一些比较和分析，有助于加深我们对中国革命与社会主义建设、改革、发展的道路的正确理解，帮助人们澄清某些模糊的认识。
一、新民主主义理论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之异同的总体比较
这两个理论产生于不同的历史条件，面对的是不同的时代主题，所以它们的差别是很明显的。新民主主义理论产生于民主革命时代，其性质是革命的理论，体现的是革命的时代主题，其任务就是要为人们指明中国革命的性质、阶段、目标，以及革命对象、领导力量、同盟军等等。在此基础上，它系统地提出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纲领。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则产生于党领导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是在探索改革传统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模式的过程中，逐步形成的。它所体现的是发展与改革的时代主题，它系统地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问题。
作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重要成果，新民主主义理论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也存在很多相同点。最主要的就是，这两个理论在体现共产党人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和敢于创新的精神品格方面是一致的，它们都是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产物，都是建立在对国情和历史阶段的科学分析的基础上，都体现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求真务实的创新精神，都是对教条主义尤其是苏联模式的突破。新民主主义理论总结了有别于苏联十月革命的中国革命模式，其革命性质、对象、任务、阶段性等等，都是通过科学分析中国国情而提出来的，而不是对苏联革命道路的简单抄袭。例如走“农村包围城市”的武装革命道路，中国革命必须分两步走，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领导权必须掌握在无产阶级政党的手里，等等，都是经典作家书本上找不到的，都是由中国革命的具体情况所决定的。新民主主义之“新”，就是根据中国国情所做的理论创新。同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产生，也是源于对新中国建，立以来沿袭苏联模式的那一套计划经济体制的突破，是中国共产党在领导改革开放的探索过程中，结合国情和当代世界发展趋势，吸收人类一切优秀的政治、经济、文化成就，逐步形成的。它破除了对社会主义的许多传统的教条式的僵化理解，系统地阐发了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特点、执政纲领，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建设、所有制问题、对外开放、政治文明、生态文明、一国两制等重要问题上，创造性地提出了不同于传统社会主义模式的基本方略。
这两个理论内在的逻辑联系集中体现在对社会主义基本方向的坚持上，新民主主义理论明确地将社会主义作为其目标、方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则是在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的基础上，深化了对社会主义的科学理解和对中国社会主义发展阶段特点的正确把握。新民主主义理论是用于指导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这个革命所要建立的，是新民主主义的社会制度，其本身虽然不是社会主义，但却是通往社会主义的过渡阶段。并且，新民主主义社会本身也包含有社会主义的因素，所以不等于纯粹的资本主义，在其经济成分中，既有资本主义性质的成分，如民族资本主义、个体经济等，还包括了社会主义性质的国营经济。因此，新民主主义社会发展的方向只能是逐步走向社会主义，而不是走向资本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则总结了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历程中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对中国国情下的社会主义道路的把握更加科学，进一步深化了对社会主义本质的理解。这个理论还创造性地提出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概念，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中国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最大最重要的国情，是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不可逾越的历史阶段，是逐步摆脱不发达状态、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历史阶段，需要上百年时间。在这个历史时期里，党的基本纲领就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民主主义的方向是社会主义而不是资本主义，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也不是资本主义，它是中国国情下社会主义发展必经的历史阶段，所以在这点上，新民主主义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有着内在的一致性。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对新民主主义理论的历史性超越
新民主主义理论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是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产生的，它们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在不同时代对于马克思主义的许多重大理论问题的不同认识。新民主主义理论是在深受苏联式马克思主义理论影响的历史条件下，结合中国国情而提出的，应该说，其对于中国革命道路的理解和选择是突破了苏联教条的束缚，但是其对有关社会主义的许多重要问题的理解，总体上看，并没有真正摆脱那个时代的苏式马克思主义的影响。考察新民主主义的理论和实践就不难看出，它与传统社会主义之间的差异更多的是在具体的政策层面上，尤其是体现在对待资本主义、资产阶级的政策策略方面，而在对社会主义的理解，以及在治国理念、治理模式、社会政治制度的构建等方面，则没有实质性的差别，基本也属于传统社会主义的范畴。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是在经历了近三十年的传统社会主义实践之后，在深刻总结传统社会主义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在对外开放、充分吸收人类一切进步的文明成果的基础上，逐步形成的，它摆脱了建立在苏式马克思主义基础上的传统社会主义教条的束缚，焕发出强大的青春活力。在关于社会主义的许多重要问题上，都实现了对新民主主义理论以及其所属的传统社会主义理念的历史性超越。这
样，我们就不可因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某些现象、某些政策与新民主主义社会有相似之处，就将二者混为一谈，进而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产生某种模糊认识。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对新民主主义理论的历史性超越，集中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第一，对于社会主义的理解，新民主主义理论与传统社会主义理论的观点完全相同，都认为社会主义就是公有制、计划经济，资本主义就是私有制、市场经济。新民主主义所追求的目标、发展方向和前景，就是这种意义的社会主义，即传统社会主义。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对社会主义的理解大大超越了这种传统的认识水平，明确提出，社会主义的本质就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实现共同富裕。计划和市场都只是资源配置的手段，资本主义也有计划，社会主义也有市场，不能以市场或计划作为判断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的标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提出，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最主要的创新之一，也是其对新民主主义理论的历史性超越之一。
对社会主义的本质的理解，最大的争议集中在所有制问题上，尤其是如何认识和定位非公有制经济。按照新民主主义理论，在新民主主义社会里，私有制经济(民族资本主义、个体经济等)还是有其积极作用的，可以存在。但发展到社会主义阶段，这些非公有制经济就必须接受改造成为纯粹的公有制经济。因此，新民主主义理论本质上还是将非公有制经济视为社会主义的异己因素，在这点上，它与传统社会主义的观点完全一致。保留非公有制经济可以说是具有权宜的性质，并且非公有制经济还必须接受国有制经济的领导和限制，彼此之间并非平等的市场主体关系。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最大突破之一就是破除了对所有制的僵化理解，不再简单地以姓社姓资来定性非公经济，明确将非公有制经济纳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之中，而非将其当作异已因素。1999年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明确规定：“在法律规定范围内的个体经济、私营经济等非公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非公有制经济长期存在的合法地位得到了国家的正式承认和保护，保障多种经济成分之间平等竞争的各项法律、政策也在不断完善。
第二，在执政理念和指导思想上，新民主主义与传统社会主义一样，都坚持传统的阶级斗争理论。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则明确放弃以阶级斗争为纲的传统路线，不再以僵硬的阶级标准来治理国家、管理社会，而是致力于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以追求社会和谐来超越阶级斗争的传统理念和思维。
新民主主义理论毕竟是在革命战争年代提出的，强调阶级斗争是那个时代的客观现实形势所要求的，自有其必要性和合理性。为了集中革命力量，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打倒反对势力，赢得革命的胜利，有必要对当时中国社会各种力量进行阶级划分，直至为每个社会成员进行阶级成分认定，以分清敌我，对不同的阶级实行不同的政策策略，在人民内部实行民主，对敌人实施。但是这种革命年代阶级斗争的理论后来逐渐成为一种传统思路，直接影响到革命胜利之后国家治理的指导思想，影响到党的执政理念，即使在剥削阶级已经被消灭了的和平建设年代里，党依然奉行阶级斗争的指导方针，不恰当地过于强调阶级，以至于发生严重的“左”的错误。
在反思历史教训的基础上，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明确否定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传统方针，提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团结全国人民为社会主义现代化而共同奋斗。尤其是，随着改革的进一步深入，开放的进一步扩大，党又相继提出依法治国的方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以人为本、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新思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处理社会利益关系问题的思路早已不是当年那种强调阶级斗争的僵化思维，而是追求在社会主义民主与法治的基础上实现社会各阶层各群体的和谐、共赢。这当然并不是否定人们之间的利益分化、经济地位差异，而是要求不以阶级的名义来固化这种差异甚至人为地制造群体之间阶层之间的矛盾。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法治以及依法治国理念的提出，就是对传统的阶级理念的超越。“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提出，表明判断人们的先进性与否，并不是依据其是否拥有、拥有多少财产，而是依据其财产的来源以及财富的使用是否合法、是否有利于社会公共利益。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和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目标的提出，则是执政理念和指导思想的重大发展，是马克思主义与当代中国社会主义实践相结合，并吸收了人类一切优秀文化的产物。
第三，与执政理念和指导思想密切相关治理模式、制度建设方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也体现了对新民主主义的历史性超越。新民主主义理论是革命战争年代的产物，其对于国家治理方式、制度建设方面的思考也基本沿袭革命战争时代的传统，并延续到后来建立新中国以后的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之中。总体上看，新民主主义在国家治理模式上，实行的是高度集中的一元化管理体制，这种体制是从革命战争年代的军事化管理体制直接发展而来的，一直延续到新中国建立以后的各项制度建设，都实行这种高度集中的计划体制。当然，新民主主义的体制与上世纪50年代中期以后的社会主义计划体制，还是有一定的差异，比如在经济领域还是允许多种经济成分的并存。不过在政治、社会、意识形态等领域，这种高度集中的体制在新民主主义时期与在传统社会主义时期基本没有大的差别。在特定的历史时期，这种体制、治理模式当然也有其积极作用，但其弊端是容易造成权力过分集中，民主不足，法治缺失。虽然早在延安时期会见黄炎培时就提出让人民监督政府的问题，但无论是在其新民主主义的政治设计中还是在其社会主义的政治实践中，都没有真正建立起一套行之有效的民主政治体制来制约权力的行使，尤其没有明确的法治理念。同时，在社会、意识形态等领域实行高度集中的一元化治理模式，不利于发挥人民群众的创造性，不利于激发社会、文化活力。
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是在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中形成的，这个改革的主要对象之一就是权力高度集中的旧体制。在经济社会领域，改革之初，就是让农民、企业拥有一定的生产经营自，从而极大调动了生产者的积极性，解放了生产力。继而开始转变政府职能，实行政企分开，建设服务型政府。进入新世纪以来，社会建设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内容，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需要充分发挥各方面力量的积极参与，不断增强全社会的创造活力，这些都对我们的公共治理体制提出了许多新的要求。在政治领域，积极推进社会主义民主的各项制度建设，切实保护人民当家作主的各项基本权利，促进公民有序的政治参与；建立健全法治，有效地规范和监督公共权力的行使。新民主主义理论也强调民主政治建设，但
囿于当时的时代环境和认识水平，对民主的理解比较工具化，过于突出其阶级属性，而且缺乏健全的法治做支撑，把法律仅仅理解为工具，所以那种民主在具体的实践中就经常表现为群众运动的治国方式，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就很容易走向民主的反面。今天我们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从根本上突破了传统阶级斗争理论的束缚，将民主与法治、人权等紧密结合起来，强调在法治的基础上有序地发展民主，强调国家对人权的保护。法治、人权等一系列新理念的提出，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政治领域超越新民主主义的重要方面。市场经济要求市场主体之间法律地位的平等，要求市场要素的自由流动，要求法治秩序。改革三十多年来，我们在破除各种身份壁垒、实现公民的平等权利和自由流动、完善法治等方面都取得了很大进步。
以上的比较分析表明：新民主主义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都属于传统社会主义的范畴。从根本上说，它们都是苏俄革命理论和中国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实践相结合的产物。深深铭刻着那个革命时代的烙印，反映着那一代共产党人对社会主义的理解。改革开放以来，我们的一些政策和实践似乎与当年的新民主主义主张有相似之处，尤其是在经济领域允许非公有制经济的存在和发展，曾经使理论界学术界个别人产生某种误解，认为这是从社会主义“倒退”到新民主主义去。其实，从新民主主义到传统社会主义再到改革开放、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是一个否定之否定的辩证发展过程，不是简单的重复，而是螺旋式的上升。这个上升，指的就是我们对许多重大理论问题的认识取得的突破，这些突破是在总结和反思传统计划经济和“左”的路线的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得出的。之所以说今天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是过去那个新民主主义的复活，并不仅仅因为我们已经进入了社会主义(尽管只是初级阶段)，更重要的是，无论是对社会主义的理解，还是执政理念、治理模式，今天我们都已经达到一个全新的高度，在反思和扬弃传统社会主义模式的同时，也远远超越了当年的新民主主义理论的认识水平。总之，新民主主义理论是指导民主革命的理论，无论其理论基础，还是其施政理念、模式、体制、思维方式，整体上都已无法涵盖和解释今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内容、主题，“倒退”说是一种糊涂的观点。
三、关于“新民主主义社会”历史命运问题的再思考
近年来，关于“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历史命运问题曾经引起学术界的热议，尤其对上世纪50年代的社会主义改造是否“提前”结束了新民主主义社会，学界有过各种解释和评价。对六十多年前的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关注，实际上是受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经验的启发而萌发的对历史的反思。学术界对于这个问题的探讨，大都结合新中国建立初期的历史背景来分析，例如国内外政治形势的变化，使新民主主义的历史使命提前结束，以及党的领导层为了加快实现工业化的目标，认为苏联模式的计划体制比新民主主义体制更有利于集中力量搞工业化。其实，应该看到，由于新民主主义与传统社会主义之间的血脉相通，从新民主主义向传统社会主义的过渡，并不存在任何阻碍。因此是否“提前”过渡，完全取决于现实的需要，取决于领导人对形势的看法。
从更深层的角度来看，新民主主义社会被“提前”结束，也是新民主主义本身内在的局限性所决定的，这些局限性使得党和国家不可能长期停留在这个阶段。这一点经常被研究者所忽视。新民主主义社会在经济领域还保留有相当程度的市场化因素，非公有制经济依然存在和发展，但是在国家管理体制上实行的是高度集中的模式，国家权力对市场的干预、控制力量是强大的。在市场的作用还存在着的情况下，如何处理好高度集中的公共权力与市场之间的关系，将直接决定着这种体制的成败。今天我们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实践早已表明，只有规范政府行为、界定公共权力的合理边界、转变政府职能、建立法治政府、依法行政，才能正确处理公共权力与市场的合理关系，保证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但是，囿于当时的认识水平，这些问题在新民主主义理论中完全是盲区，新民主主义本身的理论基础、意识形态色彩，都不可能、甚至不允许人们探讨这类问题。但是只要这些问题得不到正视和解决，高度集权的治理模式与有限的市场经济的结合就必然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地产生一系列如、腐败等严重问题，市场经济本身也不可能健康发展。事实正是如此，进城不久，党的干部队伍中就开始出现腐败现象，等，造成很坏的影响。而当时党对此问题的理解完全是从意识形态的角度出发，将腐败归咎于资产阶级糖衣炮弹的腐蚀，所以依然还是用阶级斗争的套路来解决问题，发动“三反”、“五反”等政治运动。但是政治运动只能暂时控制住、腐败等现象，却不可能根本解决问题，同时又会对整个国民经济造成不良的影响。我们今天都知道，只有推进民主法治建设，使权力受到有效监督、制约，才是反腐败之本。但是新民主主义本身赖以存在的那些意识形态基础，尤其是阶级斗争和理论，却不认可这种约束权力、依法行政的现代执政理念。按照这些理论，无产阶级的国家权力只能不断加强和巩固，绝对不可以受约束和制衡，法律也只是的工具，只能用来对付对象而绝不可以反过来束缚的国家政权自身。显然，这样的指导理论是不可能为推进民主与法治建设提供支持的，因此对于如何防范腐败、规范市场经济秩序，新民主主义未能提供真正有效的制度设计。而彻底的计划经济，取消了市场，堵死了、权钱交易的路子，却可以从根本上消除这种腐败现象。如果我们长久停留在新民主主义阶段而不快速过渡到传统社会主义计划体制去，那么党势必要陷入腐败的严重困扰之中，这对于保持党的队伍的革命性、纯洁性以及新政权的巩固，无疑是致命的。这也是导致党放弃新民主主义而快速向社会主义计划体制过渡的重要原因。从这个意义上说，尽早结束新民主主义社会阶段其实是必然的选择，而长久停留在这个阶段反而是不正常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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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民主主义社会经济篇5
【关 键 词】毛泽东/新民主主义社会论/现实意义
【 正 文 】
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的发表，不仅标志着毛泽东创立了完整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而且创立了全新的新民主主义社会理论。以后，他在《论联合政府》、《论人民民主专政》等著作中又作了进一步的阐述和发挥，使其更加系统和完整。新民主主义社会论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主义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而获得的理论创造。它指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必然趋势是社会主义，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直接后果则既不是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社会，也不是资产阶级专政和资本主义社会，而是有着特殊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新民主主义社会。这一理论的提出，是对科学社会主义的重大发展，对新中国的建立及其以后的实践有着深远影响。因此这一理论尽管实践的时间不长，却具有重大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一、为落后国家如何走上社会主义道路提供了具体途径，为中国革命指明了方向
马克思主义的经典作家曾描绘过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即经过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无产阶级革命推翻资本主义制度后进入社会主义社会，最终达到社会生产力高度发达、没有了阶级和剥削的共产主义社会。当然这是以西欧发达社会为蓝本得出的结论。晚年的马克思把目光投向东方，认为俄国农村公社“能够不通过资本主义生产的一切可怕的波折而吸收它的一切肯定的成果"。[1](P431)恩格斯也认为，对于东方落后国家来说，只要吸收和借鉴资本主义制度的“一切肯定的成果"，就可以跨越资本主义的“卡夫丁峡谷"而直接向社会主义过渡。苏俄十月革命后实行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实际上就是准备向共产主义直接过渡，但在实践中遇到了挫折。列宁看到了直接过渡的不可能，转而推行新经济政策，实行革命的退却，同时开始了理论上的探索。他指出：“我们还处在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过渡的最初阶段，而俄国的特点使这一过渡更加复杂，那些特点在大多数国家内是没有的。"[2](P46)而且，资本主义愈不发达，所需要的过渡期就愈长。列宁的探索明确了两点：一是由于俄国国情的特殊，不能直接进入社会主义，而必须有一个过渡时期；二是过渡时期的复杂性和艰巨性。但是列宁并没有说明过渡时期是什么样的社会状态。
中国的国情既不同于西欧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也不同于封建落后、但资本主义有所发展、有独立主权的俄国。正如毛泽东指出的：“现在的中国是多了一个外国的帝国主义和一个本国的封建主义，而不是多了一个本国的资本主义。"[3](P1060)是一个主权不完整、资本主义发展极不充分的半封建半殖民地国家，因而向社会主义过渡就更为复杂。毛泽东从中国具体的历史条件出发，分析了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状况和阶级结构，创造性地提出了一个新民主主义社会的构想。在他的心目中，新民主主义社会显然是一个独立的社会形态，是一个既不是资本主义也不是社会主义，既有资本主义因素又有社会主义因素的特殊的社会形态。它政治上实行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联合专政，但领导权是属于无产阶级的，工人、农民始终是这个政权的主导部分，这是无产阶级领导民主革命成功后的当然结果，也是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必需的政权保证。经济上在没收官僚资本、废除封建土地关系以后，实行国营经济为主体，国营经济、合作社经济、集体经济、私人资本主义和国家资本主义五种经济成分并存的经济结构，允许资本主义的发展，目的是发展生产力为进入社会主义创造物质条件，实质上就是利用资本主义以发展社会主义。新民主主义的文化是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有民族的形式，更有共产主义的内容，是将来走向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的保证。新民主主义社会就是新民主主义政治、经济、文化的统一。同时，毛泽东明确指出新民主主义社会又是一个过渡性的社会形态，它“是一定历史时期的形式，因而是过渡的形式，但是不可移易的必要的形式"。[4](P675)它的前身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它的后身是社会主义社会，它的存在就是要在无产阶级政权的条件下，利用资本主义来补上发展生产力的一课，从而为社会主义创造物质前提。即如毛泽东所说：“使中国有可能在工人阶级和共产党的领导下稳步地由农业国进到工业国，由新民主主义社会进到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消灭阶级和实现大同。"[5](P1476)这样一种社会形态，显然是人类有史以来未有过的，也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不曾描述过的。它是毛泽东把马克思主义应用于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而得出的理论创造。正是通过新民主主义社会这一中介，毛泽东为象中国这样资本主义不发达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的落后国家走上社会主义道路提供了具体途径。经过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发展，中国就可以跨越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卡夫丁峡谷"，在生产力充?分发展的基础上进入社会主义社会。即如马克思所说，不通过资本主义生产的一切可怕的波折而吸收它的一切肯定成果。反之，“没有一个新民主主义的联合统一的国家，没有新民主主义的国家经济的发展，没有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和合作社的发展，没有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即新民主主义文化的发展，……要想在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废墟上建立起社会主义社会来，那只是完全的空想。"[3](P1060)
从马恩的直接过渡到列宁的新经济政策再到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社会论，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他们探索经济、文化相对落后的国家如何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历史轨迹。毛泽东构想的系统而完备的新民主主义社会理论就是这一探索的丰硕成果。它既坚持了马恩提出的吸收资本主义社会一切肯定成果的原则，又从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国情出发，是对科学社会主义的重大发展。
新民主主义社会论的提出，对中国革命有着重大的指导意义。在中国革命的问题上，资产阶级革命派主张“毕其功于一役"，建立资产阶级专政，固然违背了中国历史发展的趋势，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也曾存在过“一次革命论"、“二次革命论"的错误，试图把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一次完成或把二者截然分开，也说明当时中国共产党人对中国革命规律的不了解。正因为如此，党的历史上多次出现“左"、右两种错误，给中国革命带来重大损失。毛泽东正确地指出了中国革命分两步进行，但两步决不是民主革命结束后即开始社会主义革命的连续进行的两步，也不是中间横插一个资产阶级专政的互无关连的两步，而是由新民主主义社会联系起来的符合中国社会发展规律的一个自然历史过程。正如毛泽东指出的那样：两个革命阶段中，第一阶段为第二阶段准备条件。而进入社会主义的条件除了民主革命造成的政权条件外，还需要新民主主义社会发展造成的社会生产力条件。新民主主义社会论的提出则正好解决了两个革命阶段的衔接即如何两步走的问题。这就不仅指明了中国革命将来的方向，更指明了近期革命应努力实现的目标。
二、创造了一种新型的国家学说，指导了新中国的建立
马恩的无产阶级专政理论认为，无产阶级必须通过暴力革命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建立无产阶级的国家政权。不同的国家，无产阶级专政可以有不同的形式。俄国革命后创造了苏维埃政权这种形式，它“是劳动者的先锋队——无产阶级同人数众多的非无产阶级的劳动阶层（小资产阶级、小业主、农民、知识分子等）所结成的特种形式的阶级联盟。"[6](P362)中国共产党在二大就已提出建立真正的民主共和国，后来又有过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口号，但是革命胜利后到底要建立的是个什么样的国家，中国共产党人心目中并不明确具体，直到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共和国的构想出现才有了一个清楚的建国目标。
新民主主义的共和国是一种独特的国家类型，它是作为半封建半殖民地国家的对立物，在推翻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专政以后出现的。它与欧美资产阶级专政的共和国相区别，那种为资产阶级所私有的旧式共和国早已在中国人民心目中破产。它又与苏联式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共和国不相同，因为“在中国社会经济的必要条件还不具备时，中国人民也不可能实现社会主义的国家制度。"[3](P1055)“因此，一切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革命，在一定历史时期中所采取的国家形式，只能是第三种形式，这就是所谓新民主主义共和国。"[4](P675)这个新民主主义共和国的独特性表现在：经济上资本主义私有制经济和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并存，并且还允许私人资本主义经济的适度发展。但是政治上它是一种无产阶级领导之下的民主联盟的国家制度，即国体是无产阶级领导的各个革命阶级联合专政。它包括工人、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四个阶级的联盟，工人、农民和小资产阶级是国家构成和政权构成的基础部分，是决定国家命运的基本势力，而无产阶级是领导力量。毛泽东后来又进一步把它表述为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新民主主义共和国的政体是以民主集中制为组织原则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因为它更能体现几个民主阶级联合专政的实质。同时，毛泽东指出：“中国在整个新民主主义制度期间，不可能，因此就不应该是一个阶级专政和一党独占政府机构的制度。"[3](P1062)任何政党、社会集团或个人，只要不采取敌对态度，共产党就要与它们合作，也就是要实行多党合作的政治制度。很显然，这种几个阶级联合专政的新民主主义国家不仅与资产阶级一阶级专政、实行三权分立和多党制度的资本主义国家天差地别，与实行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也“是有原则上的不同的。"[3](P1062)这样的新民主主义共和国既在当时世界上存在的资产阶级共和国、无产阶级共和国、大地主资产阶级专政的国家之外，也不属于人类历史上任何一种国家类型。毛泽东扬弃了旧民主主义的国家学说，也不教条地拘泥于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学说，创造性地构想了一个全新的国家类型，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学说的重大发展。
新民主主义共和国方案的提出，是对世界历史潮流、中国生产力发展状况、中国社会各阶级政治态度正确分析的结果，代表了绝大多数中国人民的意愿和利益，在实际中对新中国的建立和其后的发展有着极其重大的影响。首先，它解决了革命胜利后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使中国共产党人有了一个明确的建国目标。毛泽东对新民主主义共和国的政治制度、经济制度、文化制度的描述，实际上也是提供了一个具体的建国大纲，这些内容写进了具有临时宪法作用的《共同纲领》后，指导着新中国的建立。其次，它为各民主党派与中国共产党亲密合作，携手共建新中国提供了政治基础。各民主党派代表的是资产阶级的利益，他们虽然有反帝反封建的要求，主张中国走民主的道路，但他们的政治立场与中国共产党截然不同，他们主张建立的是资产阶级专政的共和国。尽管国民党的一党独裁使他们的幻想彻底破灭，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进展使他们明白共产党掌权是大势所趋，但真正使他们靠近共产党并最终和共产党真诚合作、共同筹建新中国的主要原因，恐怕还是在新民主主义共和国中，政治上有民族资产阶级的一席之地，经济上允许并鼓励有利于国计民生的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最后，新民主主义社会的短暂实践，其效果是十分显著的。建国初期，由于继续在政治上联合资产阶级反帝反封建，经济上联合资产阶级发展生产，因此社会秩序迅速稳定，国家经济迅速恢复和发展，尤其是国家工业化的顺利发展，为进入社会主义准备了物质技术条件，也保证了社会主义改造的顺利进行。
三、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提供了理论来源和实践参照
新民主主义社会论解决的是如何从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进入社会主义社会的问题，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解决的是进入社会主义社会以后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因此，从历史进程到理论本身，二者之间都存在着前后相续的继承关系和发展关系。坚持从中国国情出发，坚持生产力标准，是二者一脉相承的共同立足点。毛泽东认为社会主义不能建立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废虚上，而必须建立在社会化大生产的基础上，必须在无产阶级政权下利用资本主义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为进入社会主义建立起雄厚的物质基础。因此，新民主主义社会是走向社会主义的必经的历史阶段。这是毛泽东以马克思主义观点分析中国具体实际得出的科学结论，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历史实践曾经取得巨大的成绩。但是，后来由于毛泽东放弃了对生产力标准的坚持，过于重视生产关系的变革对生产力的促进作用和人的积极性对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影响，加上国内外其他种种复杂原因，致使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实践过早中断，迈向社会主义的步骤过急过快。社会主义制度已经建立起来，但是社会主义工业化并未实现，生产力落后的状况也未得到大的改变。随之而来的二十年的曲折历程，带来大量的历史遗留问题。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正是从这一具体的历史实际出发，指出我国虽然已经是社会主义社会，但是还处于并且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在这个阶段，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相比，我国还处于生产力发展水平较低，经济文化发展落后的状态。但是，贫穷不是社会主义，落后也不是社会主义。因此，这个阶段的主要任务仍然是发展生产力改变我国经济文化落后的面貌。“这样的历史进程，至少需要一百年时间。至于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那还需要更长的时间，需要几代人，十几代人坚持不懈的努力奋斗。"[7]正是这一科学论断的提出使我国从不切实际的“共产主义不再遥远"回到了脚踏实地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正如十五大报告所指出：“在中国真正要建立社会主义，那就只能一切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实际出发，不能从主观意愿出发，不能从这样那样的外国模式出发，不能从对马克思主义著作中个别论断的教条式理解和附加到马克思主义名下的某些错误论点出发"，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对中国国情更客观、更全面、更深刻认识的结果，是对生产力标准的坚持，也是对新民主主义社会实践经验和教训的总结。显然，这两大理论是建立在共同的基石之上。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是在不同历史时期、不同历史条件下对新民主主义社会论的继承和发展。党的十五大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作了新的概括和发展，提出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纲领。从政治纲领看，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必须坚持和完善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以民主集中制为组织原则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度、政治协商制度以及民族区域自治制度，而这些正是最初作为新民主主义国体和基本政治制度确立起来并在其后的新民主主义、社会主义实践中得到发展的，是新民主主义政治实现的历史经验的总结；从经济纲领看，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必须坚持社会主义公有制为社会主义的基础、以公有制为主体发展多种所有制经济、公有制的实现形式可以多样化、一切符合“三个有利于"的所有形式都可以用来为社会主义服务，与以国营经济为领导、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新民主主义经济纲领比较，虽然它们各自的经济成分在性质、地位、相互关系上已经有很大不同，但有两个关键的相似之处，一是社会主义性质的国有经济掌握国民经济命脉的地位没变，二是灵活地利用各种经济成分发展生产力的思想没变，很显然新民主主义的经济结构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经济结构提供了模式的参考和实践的经验；从文化纲领看，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文化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培养四有公民为目标，发展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四有"与“三个面向"是新的时代内容，马克思主义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特征则与新民主主义文化一脉相承。“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更是在新民主主义社会实践中提出并被历史的经验和教训证明是正确的文化方针，新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文化之间有着十分明显的渊源关系。
需要指出的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对新民主主义社会论的发展，不能简单理解为新民主主义社会论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延伸，它不等于是新民主主义社会论加上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时代内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是在吸收新民主主义社会论合理内核的基础上，更是对现代中国国情和时代特征、对各社会主义国家实践的经验教训的总结，是对马克思主义的重大发展。新民主主义社会论解决的是从半殖民半封建社会如何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问题，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产生的第一次历史飞跃的理论成果之一。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解决的是“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尤其是“什么是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怎样建设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的问题。它们是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主义应用于不同历史时期得到的理论成果。二者之间存在着继承与发展关系的关键在于：从一个经济、文化相当落后的国家建立起发达的社会主义的历史主题没有改变，生产力不发达的国情没有改变。立足于同样的国情，要解决同样的历史主题，同样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二者之间就不可避免的存在着内在的延续性。可以说，新民主主义社会论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的理论源头，新民主主义社会实践又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实践提供了历史经验。
【参考文献】
[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3．
[2] 列宁全集：第3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
[3] 毛泽东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4] 毛泽东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5] 毛泽东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6] 列宁全集：第35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
新民主主义社会经济篇6
一、建国前党的经济理论探索
1919年“五四”运动，激进的民主主义者开始全面介绍马克思主义，并且把马克思主义当作一种信仰和改造中国的思想武器，科学社会主义经济思想开始在中国传播。
1、建党初期，确立了科学社会主义的经济观。1921年建党初期，党的经济思想成就主要是确立了科学社会主义的经济观。党的创始人在经济思想方面着重论述了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的必要性、可能性以及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基本特征。党的一大通过的纲领，依据马克思主义的一般原理，提出了无产阶级武装夺取政权，建立无产阶级，消灭资本主义私有制的主张。一大后，党试图在领导完成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任务的同时，完成社会主义革命。
2、党的二大前后将研究的重点放在对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经济形态及中国社会各阶级的经济分析上。党的二大前，当党认识到民主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二者不能同时进行时，党的二大纲领对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经济形态作了初步考察与分析，提出了中国革命分两步走的规划，即最低纲领和最高纲领，最低纲领是民主革命，最高纲领是建立共产主义社会。二大以后，党的一些领导人在经济理论方面将研究的重点放在对中国社会各阶级的经济分析上。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陈独秀的《资产阶级的革命和革命的资产阶级》及瞿秋白、邓中夏等人均对中国的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作了研究和分析，将中国资产阶级区分为革命的、反革命的和非革命的三部分，从而改变了把资产阶级看作是一个不可分的整体的错误看法，并提出了在中国思想史上曾经产生过非常深远影响的“官僚资产阶级”的概念。党对近代社会性质及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是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中国化的重要成果。
3、20世纪三四十年代，党对新民主主义经济形态进行了系统论述。这一时期，党展开对新民主主义经济形态的理论分析主要是客观形势使然。革命根据地的创立，使党的经济理论有可能和必须转化成经济实践。正是由于实践的需要，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党对新的经济形态作了初步“摸索”。在第二次全国工农代表大会上所作的《我们的经济政策》的报告中，对根据地的经济结构作了具体分析，认为根据地的国民经济由国营事业、合作事业和私人事业三部分组成。这一时期虽然还没有明确指出根据地经济就是新民主主义经济，但事实上已经实实在在开展了新民主主义经济建设的探索。抗日战争时期，一方面由于经受革命实践的中国共产党开始走向成熟，另一方面由于党在北方建立了稳固的抗日根据地，这种主客观形势使党有条件展开对新民主主义经济理论的全面探索。这方面，起了决定性的作用，他发表的《新民主主义论》等论著对新民主主义经济形态作了系统论述。新中国建国前夕，经济建设的新使命，促使党进一步深化对新民主主义经济的研究，主要体现在我党此时提出的“东北提纲”里。“东北提纲”提出了新民主主义经济主要由国营经济、合作社经济、国家资本主义经济、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和小商品经济及半自然经济构成。这个提纲受到中共中央的高度重视，在七届二中全会所作的报告中直接采用了“东北提纲”提到的新民主主义经济成分的说法。
二、改革开放前党的经济理论探索
新中国成立后，党由领导革命的党转变成执政党。执政党时期的党在经济工作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也遭遇了巨大的挫折，这与指导经济工作的经济理论是分不开的。
1、建国初期（1949-1956年），创立了社会主义经济改造理论。党作为执政党后面临的第一个重大经济理论问题就是新民主主义经济向社会主义经济转制问题。新民主主义社会是一个由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逐步向社会主义社会过渡的社会，因此，对新民主主义经济成分不能采取等量齐观的政策，而是要有抑有扬，逐步增加国民经济中的社会主义成分，逐渐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在这方面，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进一步发展了新民主主义经济理论，创立了社会主义经济改造理论。社会主义经济改造理论主要包括：对农业、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这“开创了一条符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经济改造道路”，“是对马克思主义的丰富和发展”，社会主义经济改造理论是前所未有的探索，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但是，中国社会主义经济改造也存在问题，主要是改造的时间过短，工作过粗，要求过急，过早消灭了市场机制和私人经济成分。
2、社会主义经济改造完成到“”前的10年（1956-1966年），是展开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时期。这一阶段经济工作基本上在“左”的主导下进行，经济工作常常违背经济规律。正因为如此，这一时期党在经济理论方面少有新的建树。
3、“”时期到改革开放前（1966-1978年），通过阶级斗争和政治运动的方式来推动经济的发展。这个时期党的内部形成了全局性、长时间的“左”倾严重错误，党领导经济工作的主要方式是全面沿用过去阶级斗争的方法，力图通过阶级斗争和政治运动的方式来推动经济的发展。因为党产生了较严重的乌托邦思想的因素，在1966年的“五七”指示构想了一个完美、纯洁的社会主义社会理想蓝图，使我国经济发展出现较大挫折。
三、改革开放后党的经济理论探索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系统地纠正了全党工作特别是经济工作“左”的错误，开始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全面探索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正是在对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的全面探索中，党在经济理论方面取得了新的成就，其理论成果集中体现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萌芽与成熟。
1、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萌芽期（1978—1991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解决了中国要不要改革的问题，在对经济体制“摸着石头过河”的改革过程中，党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认识不断深化。1978—1991年，经济体制改革模式探索经历了四个阶段，分别确立了四种经济模式，即“以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经济体制模式，“社会主义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的经济体制改革模式，“国家调控市场，市场引导企业”的经济体制模式和“计划经济和市场调节相结合”的经济体制模式，它们构成了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模式转型的递进阶梯。在经济体制改革模式的探索中，党的经济思想逐渐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逼近。
2、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重大突破期（1991—1997年）。在党的经济工作出现徘徊甚至局部逆转的重要历史关头，邓小平发表著名的“南方谈话”，1992年10月党的十四大报告明确提出经济体制改革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目标模式。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对如何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提出了比较完整的总体设想和具体规划。总之，在1991—1997年，党在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理论方面取得了一系列重大突破，体现在三个方面：突破了计划经济是社会主义本质特征和基本经济制度的理论；突破了将单一公有制作为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理论；突破了单纯强调按劳分配原则的分配理论。
新民主主义社会经济篇7
内容摘要：本文试图从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产生的逻辑起点、实践过程和现实价值出发，探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的发展轨迹和现实指导作用，并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经济理论创新提供借鉴。
弄清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逻辑起点、实践过程和现实价值等问题，对于正确把握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体系的本质，和评判何种经济理论才是中国“主流”经济学具有深远的意义。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是把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基本原理与中国的经济实践相结合，不断创新和发展的理论形态。从历史的角度看，任何一种完整科学经济理论的产生都是特定时代社会矛盾运动的产物，具有其内在的发展轨迹。
逻辑起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中国的传播与应用
（一）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在中国的传播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是时展的必然要求。十月革命的胜利，使深受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压迫的中国人民从中看到了希望，中国一大批先进知识分子从此转向马克思主义，并接受了马克思主义这一科学理论，中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传播者等人先后发表了《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和《我的马克思主义观》等一系列宣传和介绍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经济学说和社会主义理论的文章和演讲。随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也在中国得到了相应的传播，但在传播时其理论宣传者和实践者们都力求与中国社会经济实践特点相结合，而未完全盲目照搬照用。1938年10月，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说，马克思主义必须和我国的具体特点相结合并通过一定民族形式才能实现。指出“要学会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应用于中国的具体环境”，“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并认为这“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可见，中国的先进分子接受和对待马克思主义，从一开始就不是把它当作单纯的理论来探讨，而是以其指导中国革命实际，积极投身到现实社会斗争中去，这是中国马克思主义思想运动一开始就具有的重要特点。
（二）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的应用
二十世纪初在中国学术界广泛展开了有关中国社会性质与发展道路的论战，通过论战马克思主义进一步得到了传播与发展，并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初步实现了理论与实际相结合。以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它指导中国人民取得了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建立了继俄国十月革命之后又一个崭新的人民政权。此后，中国人开始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来指导中国经济发展实践，并逐步建立起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体系。
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中国化的最早成果是中国新民主主义经济理论的形成。指出：“离开中国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主义。因此，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的特征，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解决的问题”。中国革命领导人结合中国实际，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形成了中国社会性质以及中国经济发展途径的研究成果，并通过革命根据地和解放区的经济实践检验后，逐步形成了新民主主义经济思想。这不仅是等党的第一代领导人对“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中国化”的重大理论贡献，也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成功的基本保证。
实践过程：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全面发展
（一）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在计划经济时期的曲折发展
1949年新中国建立后一直到改革开放前的计划经济时期，是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中国化的曲折推进阶段。新中国建立之初，以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人就根据中国实际提出了社会主义首先要完成由新民主主义经济向社会主义经济过渡的任务后再进行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理论。在过渡时期，中共第一代领导集体成功运用了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中国化的研究成果，领导中国人民通过，没收官僚资本，保护民族工商业三大经济纲领，建立了新民主主义经济，以保证经济恢复、国民经济状况好转和人民政权的巩固。然后，在此基础上，逐步形成了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逐步完成了国家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从而最终建立了社会主义生产资料公有制。
1956年，随着生产资料社会主义改造的完成，中国进入了大规模、全面建设的社会主义时期。以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努力探索建设社会主义的途径，在此过程中尽管道路曲折，但仍提出了许多具有独创性的见解，大大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1956年，在《论十大关系》中提出了“以苏联为鉴戒”，走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主张，着重论述了重工业和轻工业、农业的关系，沿海工业和内地工业的关系等经济建设问题，并逐渐形成了以农业为基础，农业、轻工业、重工业有序发展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思想。在论著中，还提出调动国内外一切积极因素为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这一中心服务，形成了对经济活动中各种关系的辩证认识，并把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规定为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这既是对马克思主义经济思想新的重大发展，也为中国以后的经济体制改革奠定了理论基础。
（二）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中国化在新时期的集中体现
以邓小平为代表的第二代领导集体围绕“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一本质问题，创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开拓了马克思主义发展的新境界。同时，在社会主义发展阶段问题上，提出了我们仍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科学论断，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奠定了基础。在对社会主义的本质理解上，指出社会主义的本质就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既坚持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又突出强调了社会主义阶段的根本任务。在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界定上，邓小平指出市场和计划都是经济手段，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从而突破了以往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中反市场的传统观念，为社会主义经济中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奠定了理论基础。在针对经济改革目标、方式等问题的论述中，邓小平强调改革既不是对原有经济体制的修补，也不是对社会主义制度的否定，而是要在宪法制度的约束下，以市场化和工业化为目标，从根本上对束缚我国生产力发展的传统经济体制进行渐进式的改革。此外，在经济发展战略、对外开放等重大问题也做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式的解答。
当代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最集中的表现就是中国特色科学发展理论的形成。有中国特色的科学发展理论是以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在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的基础上，借鉴世界各国经济发展的经验和反思我国传统经济发展模式弊端的背景下提出的。在经济发展观念上，强调用新的发展思维和发展思路实现经济社会更好更快的发展，并把发展看作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在经济发展目标上，结合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认为要以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为目标，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的经济、政治和文化权益，让发展的成果惠及全体人民；在经济发展的内容上，强调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在经济发展的要求上，强调按照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的要求推进改革和发展。
现实价值：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主流化复归
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是中国真正的主流经济学，得出这一结论不是哪个人主观臆造的，而是由中国社会历史发展实践决定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真正价值在于它实现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普遍原理与中国国情和特殊阶段的结合，与西方经济学相比更具有现实性和科学性，对我国改革开放的顺利进行起着重要的指导作用（裴小革，2008）。
从生成机理来看，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把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原理与中国国情和特殊阶段相结合，形成了“中国模式”。“中国模式”是对中国特色科学发展道路的高度概括，是对中国在全球化背景下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一系列战略和策略的简明诠释。目前，它已成为继曾经创造过经济高速增长奇迹的“拉美模式”、“东亚模式”后的又一新模式，引起了世界各国的广泛关注。可即便如此，一旦离开了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这种新模式或理论也会失去其应用价值。因而，作为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基础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创新与发展也必须是中国化的。所谓中国化，就是要立足于中国社会主义经济的实践，紧密联系中国的实际，与中国历史文化传统和现实经济社会条件结合在一起。我们应该清楚地认识到，世界上根本不存在适用于任何时代、任何国家的“普适价值”和“普适理论”，我们不能用经济学的一般性和世界性来否定经济学的特殊性和民族性（史小宁等，2008）。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要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指导下，立足于中国国情，在改革开放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中不断创新，这是中国马克思主义思想运动一开始就具有的鲜明特点，也是几代马克思主义者对其宝贵品质继承和发展的结果。
从理论层面来看，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相比，更具现实性和科学性。20世纪70年代后期以来，新自由主义经济学逐渐盛行起来，我们不否认，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社会化大生产和市场经济运行的一般规律，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把握市场经济运行的特点和规律。但是，任何一种经济理论都会不可避免地会带有价值取向和政治诉求。从根本上看，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是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体现，它代表的是资本主义制度下强势集团的利益要求，带有明显的阶级性和局限性（方兴起，2009）。新自由主义经济学不适合中国，它不可能把与西方意识形态相悖的中国引向富强。实践也证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是国家特殊性和阶级利益性的体现，是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相契合的，它以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为出发点，追求的是共同富裕，因而在中国具有深远的现实性和科学性。
参考文献：
1.马艳.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的发展轨迹[J].学术月刊，2008,3
2.裴小革.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的意义[J].学术月刊，2008,3
3.史小宁，胡袆赟.“终结”还是“在场”：论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的强化[J]求实，2008,10
新民主主义社会经济篇8
【关 键 词】毛泽东/革命转变/时限/新民主主义
【 正 文 】
1953年底，依据毛泽东的革命转变理论，我们党经过一年多时间的酝酿，不失时机地提出过渡时期的总路线。从此，新民主主义作为两个革命阶段的中介，让位于社会主义革命，实现了两个革命阶段的衔接。革命转变理论与社会主义在中国的历史进程是紧密相连的。因此，尽管革命转变的实践在中国已成为历史，但在今天的历史条件下，当我们在对建国后社会主义建设历史的回顾与总结时，却无法摆脱毛泽东的革命转变理论对于中国社会主义历史的影响，因此，对这一理论作深入的研究，仍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一
毛泽东关于革命转变思想早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就阐述过。但作为理论体系是在抗日战争开始到1945年党的“七大”时才比较完整地确立的。其重要标志是1939年12月《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和1940年1月《新民主主义论》的发表。 毛泽东在这两篇名著中第一次使用了“新民主主义”的科学概念，指出中国现阶段的革命是新式的特殊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革命，即新民主主义革命，并且首次阐明了两个革命阶段的逻辑联系：新民主主义革命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必要准备，社会主义革命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必然趋势。
然而，毛泽东在强调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转变的历史必然性的同时，又不急于实现两个革命的转变。关于转变的条件，“不到具备了政治上经济上一切应有的条件之时”，不应该轻易谈转变，这是毛泽东一贯的思想。早在党的七大上，毛泽东就坚持了这一思想，并从不同的角度提出了革命转变的条件。毛泽东指出：在中国，为新民主主义奋斗的时间“是相当长的”，决不是一朝一夕所能成就的。我们不是空想家，我们不能离开当前的实际条件。因为“没有一个新民主主义的联合统一的国家，没有新民主主义的国家经济的发展，没有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和合作社经济的发展，没有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即新民主主义文化的发展，没有几万万人民的个性的解放和个性的发展，一句话，没有一个由共产党领导的新式的资产阶级性质的彻底的民主革命，要想在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废墟上建立起社会主义社会来，那是完全的空想。”（注：《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1060页。 ）毛泽东在这里所强调的“相当地长”的时候，包括了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过程和建立并发展新民主主义社会的过程两方面的内容。
那么，新民主主义社会究竟要多长时间？毛泽东没有直接说明，但是，从允许资本主义存在的一个侧面可以看出必须经过相当长的历史时期。特别是，关于什么时候向社会主义过渡， 毛泽东有些具体表述。1948年9月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召开之时，解放区的面积已达235万平方公里，人口已达1.68亿，就是说，已在占全国总面积1／4和总人口35％的地区建立了新民主主义社会。同时，根据前两年的战绩，已经能够预计再有不到三年的时间，即可以从根本上打倒国民党。所以，会议开始系统讨论新民主主义建设问题，其中包括向社会主义过渡的设想。正是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第一次比较具体地估计了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时限。在9月13日最后一天会议上， 当刘少奇讲至少不能过早地采取社会主义政策时，毛泽东插话：“到底何时开始全线进攻？也许全国胜利后还要十五年。”（注：《刘少奇论新中国经济建设》， 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7页。）当天为会议做结论时， 毛泽东说：“关于完成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的准备，苏联是会帮助我们的，首先帮助我们发展经济。我国在经济上完成民族独立，还要一二十年时间。我们要努力发展经济，由发展新民主主义经济过渡到社会主义。”（注：《毛泽东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46页。）这可以看作是毛泽东对中国向社会主义过渡问题的一个规划：外部条件——苏联的帮助；途径——努力发展新民主主义经济；时间——二十年。此后，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毛泽东又有几次估计：1949年1 月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说，不要急于追求社会主义化。合作社必须发展，但不可能很快发展，大概要准备十几年功夫。1949年9月，第一届政协会议期间，当有代表问什么时候到社会主义时，毛泽东回答：大概二三十年。由此可见，在中国革命胜利前夕，毛泽东估计建设新民主主义和向社会主义过渡，比推翻内外敌人的统治还要难，时间需要一二十年、二三十年、几十年。
新中国诞生后，随着国内外形势的发展，毛泽东又提出10年到15年基本上完成社会主义。过渡时期总路线实现的时间也规定为三个五年计划左右，虽然，这里存在“进入”还是“完成”社会主义的时间差别问题。这里需要说明的是，在谈二三十年进入也好，15年完成也好，毛泽东始终把着眼点放在向社会主义过渡这个重点上。他最为关切的是，把向社会主义转变的必然性变为现实性。因此，在过渡时间的选择上，以完全有利于实现社会主义为前提。
完成任何一个大的战略任务，时限估计的科学性、准确性是极其重要的。中国从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是一个具有历史阶段性的战略任务，对完成这一任务所需时限的估计，是建国前后毛泽东和其他中央领导人共同探索的课题。如果作一番比较可以看出，刘少奇、周恩来在两个革命转变的时限上，从总体上说要比毛泽东的意见更稳健些，但始终是以毛泽东的意见为主导。
然而，我们在领略毛泽东革命转变理论光辉的同时，也应看到：由于受历史条件的限制，毛泽东在两个革命转变时限的论证上，还存在一些不很完善，不很周全之处。
（1）对两个革命转变时间的衔接不清晰。 《新民主主义论》说：通过新民主主义革命建立新民主主义社会，以实现中国革命的第一阶段，然后再使之发展到第二阶段，以建立社会主义社会。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新民主主义社会作为第一阶段革命的结果，也就意味着第一阶段革命的结束是明确的。但是，是立即开始第二阶段的社会主义革命，还是经过一段新民主主义社会之后再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在这个理论提出以后直到七届二中全会上的报告都没有明确。对待两部分资产阶级的不同政策和没收官僚资本所具有的两重性论断表明，毛泽东对于社会主义革命起点的认识是比较模糊的，这是导致建国后党内最初认识分歧的由来，直到现在人们对此可以有不同理解。（注：参见石仲泉《毛泽东的艰辛开拓》（增定本），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6年版，第165 页。）
（2）对两个革命转变时限的依据缺少理论上的阐述。 关于两个革命阶段转变的条件，毛泽东没有具体的论述。只是在建国后的一次政协会议上，他说过，“在将来，在国家经济事业和文化事业大为兴盛了以后，在各种条件具备了以后，在全国人民考虑成熟并大家同意了以后，就可以从容地和妥善地走进社会主义的新时期”。（注：《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27页。）由此推论， 毛泽东确定向社会主义过渡时限的依据，一是中国经济文化落后的实际，二是对群众社会主义积极性的估计。这样来把握过渡的时限，其中有可贵的思考，也有因脱离现实造成的失误。尤其第二条，含有相当大的主观成分，真正做到实事求是，准确把握广大群众的思想状况是很困难的。刘少奇曾明确指出转变必须具备两个条件：一是只有“生产过剩”了，国家工业化充分发展了，才能向社会主义过渡。二是使资本家不害怕社会主义，愿意捐献资产给国家，实行和平转变。（注：《刘少奇选集》上卷，第430页。 ）刘少奇阐述的这两个条件，前者讲的是生产力发展的水平，后者讲的是阶级关系的变化。实践证明这是实现革命转变的两个基本条件。这样的分析是具有一定理论价值的。
二
新中国成立后，如何迈向社会主义，即两个革命阶段的衔接问题，是毛泽东建国前后思考和实践的重心，其直接结果就是新民主主义社会之构想。在这里第一次比较具体地估计了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时限。在9月13日最后一天会议上， 当刘少奇讲至少不能过早地采取社会主义政策时，毛泽东插话：“到底何时开始全线进攻？也许全国胜利后还要十五年。”（注：《刘少奇论新中国经济建设》， 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7页。）当天为会议做结论时， 毛泽东说：“关于完成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的准备，苏联是会帮助我们的，首先帮助我们发展经济。我国在经济上完成民族独立，还要一二十年时间。我们要努力发展经济，由发展新民主主义经济过渡到社会主义。”（注：《毛泽东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46页。）这可以看作是毛泽东对中国向社会主义过渡问题的一个规划：外部条件——苏联的帮助；途径——努力发展新民主主义经济；时间——二十年。此后，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毛泽东又有几次估计：1949年1 月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说，不要急于追求社会主义化。合作社必须发展，但不可能很快发展，大概要准备十几年功夫。1949年9月，第一届政协会议期间，当有代表问什么时候到社会主义时，毛泽东回答：大概二三十年。由此可见，在中国革命胜利前夕，毛泽东估计建设新民主主义和向社会主义过渡，比推翻内外敌人的统治还要难，时间需要一二十年、二三十年、几十年。
新中国诞生后，随着国内外形势的发展，毛泽东又提出10年到15年基本上完成社会主义。过渡时期总路线实现的时间也规定为三个五年计划左右，虽然，这里存在“进入”还是“完成”社会主义的时间差别问题。这里需要说明的是，在谈二三十年进入也好，15年完成也好，毛泽东始终把着眼点放在向社会主义过渡这个重点上。他最为关切的是，把向社会主义转变的必然性变为现实性。因此，在过渡时间的选择上，以完全有利于实现社会主义为前提。
完成任何一个大的战略任务，时限估计的科学性、准确性是极其重要的。中国从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是一个具有历史阶段性的战略任务，对完成这一任务所需时限的估计，是建国前后毛泽东和其他中央领导人共同探索的课题。如果作一番比较可以看出，刘少奇、周恩来在两个革命转变的时限上，从总体上说要比毛泽东的意见更稳健些，但始终是以毛泽东的意见为主导。
然而，我们在领略毛泽东革命转变理论光辉的同时，也应看到：由于受历史条件的限制，毛泽东在两个革命转变时限的论证上，还存在一些不很完善，不很周全之处。
（1）对两个革命转变时间的衔接不清晰。 《新民主主义论》说：通过新民主主义革命建立新民主主义社会，以实现中国革命的第一阶段，然后再使之发展到第二阶段，以建立社会主义社会。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新民主主义社会作为第一阶段革命的结果，也就意味着第一阶段革命的结束是明确的。但是，是立即开始第二阶段的社会主义革命，还是经过一段新民主主义社会之后再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在这个理论提出以后直到七届二中全会上的报告都没有明确。对待两部分资产阶级的不同政策和没收官僚资本所具有的两重性论断表明，毛泽东对于社会主义革命起点的认识是比较模糊的，这是导致建国后党内最初认识分歧的由来，直到现在人们对此可以有不同理解。（注：参见石仲泉《毛泽东的艰辛开拓》（增定本），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6年版，第165 页。）
（2）对两个革命转变时限的依据缺少理论上的阐述。 关于两个革命阶段转变的条件，毛泽东没有具体的论述。只是在建国后的一次政协会议上，他说过，“在将来，在国家经济事业和文化事业大为兴盛了以后，在各种条件具备了以后，在全国人民考虑成熟并大家同意了以后，就可以从容地和妥善地走进社会主义的新时期”。（注：《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27页。）由此推论， 毛泽东确定向社会主义过渡时限的依据，一是中国经济文化落后的实际，二是对群众社会主义积极性的估计。这样来把握过渡的时限，其中有可贵的思考，也有因脱离现实造成的失误。尤其第二条，含有相当大的主观成分，真正做到实事求是，准确把握广大群众的思想状况是很困难的。刘少奇曾明确指出转变必须具备两个条件：一是只有“生产过剩”了，国家工业化充分发展了，才能向社会主义过渡。二是使资本家不害怕社会主义，愿意捐献资产给国家，实行和平转变。（注：《刘少奇选集》上卷，第430页。 ）刘少奇阐述的这两个条件，前者讲的是生产力发展的水平，后者讲的是阶级关系的变化。实践证明这是实现革命转变的两个基本条件。这样的分析是具有一定理论价值的。
二
新中国成立后，如何迈向社会主义，即两个革命阶段的衔接问题，是毛泽东建国前后思考和实践的重心，其直接结果就是新民主主义社会之构想。在这里，毛泽东不仅找到了一条适合于中国国情即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和新民主主义的道路；而且为不发达国家进行民族民主革命，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提供了完整的理论模式。
薄一波在其所著《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一书中说：“我们党在立国之初，要搞一段新民主主义，是真心实意的。”（注：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修订本）上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31页。）这一论断完全符合历史事实，这不仅表现在党中央的文件和毛泽东等领导人的著作中，而且表现在新中国第一部大法《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中。《共同纲领》明确写道：“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一致同意以新民主主义即人民民主主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的政治基础。”在讨论纲领草案过程中，有些代表提议把社会主义前途问题写进《共同纲领》中去，刘少奇、周恩来都解释不必明确写上的原因。刘少奇在会上说：“在中国采取相当严重的社会主义的步骤，还是相当长久的将来的事情，如在共同纲领上写上这一目标，很容易混淆我们在今天所要采取的实际步骤。”（注：《刘少奇选集》上卷，第435页。）周恩来在会议上说：“现在暂时不写出来，不是否定它，而是更加郑重地看待它。而且这个纲领中经济的部分里面，已经规定要在实际上保证向这个前途走去。”（注：《周恩来选集》上卷， 第368页。）
总之，先搞一段新民主主义，“由发展新民主主义经济过渡到社会主义”，这就是建国前夕和建国之初毛泽东的亦即中国共产党的立国思想。
毛泽东创立的新民主主义社会理论，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伟大贡献，这个理论形成和成熟的过程，同毛泽东的革命转变理论密切相关。学习与研究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理论，我们可以从中把握这一理论的两个基本特征：
首先，毛泽东肯定新民主主义社会是一个过渡性的社会，是由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走向社会主义社会必须经过的楼梯。作为一个楼梯，必然是过渡的、暂时的，同时和上下两个社会是紧密相联的，是有机地联结在一起的。由此毛泽东找到了过渡的逻辑联系以及条件，换言之，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的发展，是走上社会主义之途的逻辑基点，解决了实现革命转变的具体途径。由此可见，建国初期毛泽东是主张继续搞一段时间的新民主主义，社会主义只是作为一种发展方向，而不是立即就采用的实际步骤。
其次，毛泽东承认新民主主义社会的独立性和阶段性，并且指出这个历史阶段的中心任务是发展生产，搞好经济即民生问题。当时毛泽东已经注意到，按照马克思、恩格斯的设想，社会主义建立是有其雄厚的物质基础，即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化大生产，落后的中国向社会主义过渡也就避不开大工业及其世界交往的普遍发展阶段。他分析了新民主主义五种经济形态，认为：“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基础是机器，不是手工。我们现在还没有获得机器，所以我们还没有胜利。”（注：《毛泽东书信选集》第238—239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然而，我们也应看到：毛泽东在阐述新民主主义社会理论的同时，对新民主主义社会性质的鉴定，认识上却前后不一，摇摆不定。尤其是在建国初期，这一问题表现得尤为明显。
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之前，毛泽东对新民主主义社会性质的认识曾几经变化。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毛泽东没有明确论述，但在1944年3月的一次讲话中，他明确认为，现在我们建立新民主主义社会， 性质是资本主义但又是人民大众；不是社会主义的，但也不是老资本主义的，是新资本主义（注：参见石仲泉《毛泽东的艰辛开拓》（增定本），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6年版，第140页。）。1945年5月，在党的七大结论的讲话中，他继续强调，蒋介石是半法西斯半封建的资本主义，我们是新民主主义的资本主义。新民主主义的资本主义将来还有用，它的性质是帮助社会主义的。
总体说来，毛泽东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之前对新民主主义社会性质的看法虽然有所摇摆，但基本上是把新民主主义看成是新资本主义的。这种新资本主义如果说与老资本主义有什么不同的话，那就是它在政治上是共产党领导的，在经济上是带有社会主义性质的国营经济占主导地位。
但是在七届二中全会之后，毛泽东对新民主主义社会的认识发生了嬗变。按照七届二中全会的设想，革命在全国胜利后建立起来的新民主主义社会，既不是新资本主义或曰新资产阶级的共和国，也不是所谓第三种形式的共和国，而是人民民主专政或曰无产阶级专政的共和国。这个共和国在政治和经济上的特征类似列宁所说的无产阶级专政时代的政治和经济的特征。
由于建国前夕毛泽东就已经对新民主主义社会产生了想法，并且在内容上作了调整，使之尽可能地与列宁所说的过渡时期靠近，所以，建国后毛泽东就一般不再使用新民主主义的提法。土地改革一完成，他就立即提出向社会主义过渡的任务，并且批评想继续搞新民主主义的同志说：“他们没有懂得革命性质的转变，还在继续搞他们的‘新民主主义’，不去搞社会主义改造。这就要犯右的错误。”（注：《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81页。）需要进一步说明的是， 毛泽东在建国初期对新民主主义的认识不仅是一般认为新民主主义即新资本主义，甚至可以说是把新民主主义看成是资本主义的同义语了。因为在毛泽东看来，此时资本主义已经不只是一种可能，而是作为一种现实威胁存在着。为了使全党丢掉搞一段新民主主义的幻想，他甚至将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称之为“由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
由此可以看出，如果真的搞它20年的“新资本主义”，对于毛泽东来说是难以容忍的了。一个明显的事实是，建国初期毛泽东实际上放弃了原先绘制的新民主主义社会的蓝图，但却没有在任何场合下对放弃的原因作出解释。毛泽东之所以采取回避的态度有一定的历史原因。因为新民主主义社会论是产生在抗日战争那样一个特殊的历史环境下，出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上的考虑，其中的一些理论不能不带有那个时期的特征。但新民主主义社会论已经被全党所接受，建设新民主主义国家已写进《共同纲领》，如果解释起来，反而显得被动。当时，在毛泽东看来，既然七届二中全会已经在原则上放弃了新民主主义，那么，按照七届二中全会的精神办就是了，不需要再作什么解释了。这也正是他在建国初期反复要求党的高级干部对照七届二中全会精神检查自己言行的原因所在。综观我国两个革命阶段转变的历史，实际上，“从民主革命胜利后的第一年起就开始了社会主义革命的进军步伐”。（注：胡绳《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关系：世纪之交的回顾和前瞻》，《中共党史研究》，1998年，第6期。）
由此推论，毛泽东的民主革命必须与社会主义革命相互衔接的理论，同发展新民主主义存有矛盾。毛泽东在创立新民主主义论时可能未曾意识到，但在民主革命胜利前夕和民主革命胜利后的初期，的确是强烈地意识到了这一点，并且在理论上有所反映。这一矛盾的存在，一方面反映了中国社会的复杂性，另一方面也反映出理论本身确实也存在一些“罅漏”。以至于随着土地改革等民主革命遗留任务和恢复国民经济任务的即将完成，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正逐渐上升为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必须通过革命来解决这个矛盾的关键时期，毛泽东就不能不在新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作出选择。要么搞一段新民主主义，那就必须将社会主义革命暂时搁置起来；要么立即搞社会主义革命，那就必须放弃新民主主义。历史告诉我们，毛泽东驾驭了中国社会的历史走向，不失时机地提出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做出了放弃新民主主义的选择，进一步明确了中国革命的社会主义方向。
三
毛泽东的革命转变理论，曾经指导了我国由民主革命向社会主义转变的实践，这个实践已经成为历史。而且，历史已经做出结论，中国共产党不失时机地提出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实行两个革命阶段的转换，是有其历史合理性的。它改变了原来设想的“将来一举转变论”，形成了“从现在起逐步过渡论”。这一构想反映了中国人民要求变农业国为工业国，摆脱贫困，消灭剥削制度的愿望，反映了中国社会发展的历史必然性。尽管社会主义改造后期发展过于急促，但是，从方向上说，社会主义改造的提出是符合当时的客观需要的，在改造进程中创造的各式各样的过渡形式，成功地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改造道路。
历史不会绝对地重复，但是在革命进程中，的确有时候像列宁所说的，人们不得不一再重复做一件事情。十月革命后，列宁曾想用一个冲锋就使落后的俄国跨入社会主义，实践证明是不可能的，列宁毅然地实行革命的退却，开始新经济政策。列宁在1922年，即十月革命后五年曾这样说：在一个小农国家里，要奠定社会主义经济基础，不可能“不犯错误，不实行退却，不一再重新做那还没有完成和做得不对的事情”，因此要求共产党人“一直保持着有机体的活力和灵活性，准备再一次‘从头开始’最困难的任务”。（注：《列宁选集》第4卷， 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597页。）
今天，当我们在对建国后社会主义建设历史的回顾与总结中，已意识到准备再一次“重新做那还没有完成和做得不对的事情”的时候，对毛泽东的革命转变理论进行再思考，对于我们今后的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仍具有重要的启迪意义。
首先，必须坚持社会发展的生产力尺度，理清革命转变所依赖的内在矛盾机制的辩证关系。在民主革命时期，毛泽东还是比较注重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相互促进，并且以发展生产力为主、改变生产关系为辅，他一再指出：革命的目的是为了解放生产力。而在建国后，他的想法更接近于被表述为这样一种思想：以生产关系的先进性来推动社会生产力的高速发展。后来他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时发表的谈话，从理论形态上加以明确概括，他说：首先制造舆论，夺取政权，然后解放所有制问题，再大力发展生产力，这是一般规律。然而，毛泽东似乎只注意到问题的一个方面，忽视了生产关系推动生产力这种做法背后所隐含的前提条件，即生产关系必须适应生产力的发展状况。后来，毛泽东自己也承认：“我注意得较多的是制度方面的问题，生产关系方面的问题。至于生产力方面，我的知识很少。”（注：《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829页。）
其次，落后国家通过社会革命跨越“卡夫丁峡谷”，过渡到社会主义是有条件的。资本主义社会可以“跨越”，但资本主义世界所创造的一切“肯定成果”却无法“跨越”，这在马克思提出“跨越”理论时已经作了规定。1881年2月至3月间，马克思致俄国查苏利奇的信里，详尽地阐述了俄国社会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的问题。在这里，马克思明确地指出，由于俄国农村公社所处的特定历史条件，即俄国处在资本主义时代的历史环境中，它“不是脱离现代世界孤立生存的”，而是“和资本主义生产所统治的世界市场联系在一起的”。因此可以通过吸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肯定成果，以跨越资本主义的“卡夫丁峡谷”。反之，“如果俄国是脱离世界而孤立存在的，如果它要靠自己的力量取得西欧通过长期的一系列进化（从原始社会到它的目前状态）才取得的那些经济成就，那么，公社注定会随着俄国社会的发展而灭亡。这一点，至少在我看来，是毫无疑问的。”（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第444页。）由此可见， 落后国家缩短自己向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过程，是有条件的。毛泽东将马克思的“跨越”理论付诸中国的实践，却反映出他急于向共产主义快速过渡或缩短过程的思想，究其原因，主要问题还在于毛泽东缺乏对缩短所必需的条件进行全面和实事求是的研究，尤其是对有利于国计民生的资本主义经济力量的积极性估计不足，对资本主义积累因素的量的估计不足。
再者，充分认识新民主主义社会实践的短暂性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长期性及其两者延续关系。十月革命胜利后的苏维埃俄国，曾试图“直接过渡到纯社会主义的经济形式和纯社会主义的分配”，几年以后感到，这是“力所不能及的”。从1921年以后，不得不转而实行新经济政策。列宁在实践中认识到，“在一个小农生产者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国家里，实行社会主义革命必须通过一系列特殊的过渡办法”（注：《列宁全集》第3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03页。）。然而， 毛泽东在两个革命转变过程中，比较注重列宁1921年前实行共产主义的论述，而对列宁的新经济政策的重要性缺乏足够的认识。所以1952年，当过渡时期总路线提出与新民主主义理论这两种设想、两种方案碰撞时，毛泽东选择了前者，抛弃了后者。因而使得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实践同它的理论一样像闪亮的流星似的匆匆消逝。在以后的社会主义实践中，毛泽东也感觉到这一“跨越”的短暂性对社会发展带来的影响。据薄一波回忆：“后来当他发觉资本主义经济成分结束得过早和对资本主义的技术和管理经验利用得不够时，几次想采取措施进行补救，但未能如愿。”（注：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修订本）上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66页。）新民主主义社会实践的短暂性决定了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大量遗留任务亟待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中完成，同时也决定了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的长期性；这正是我们在对毛泽东革命转变理论再思考的基础上，探索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时所必须加以重视的一个问题。
当然，我们今天对毛泽东的革命转变理论再思考，并不是说我们要回到1949年。仅就社会经济结构而言，几十年来已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第一，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经济的力量大为增加；第二，解放前的私营资本主义已经消失；第三，广大农民已从小农经济的樊篱中解脱出来。因此，我们不可能重新走新民主主义道路。况且，从今天角度看，原来的新民主主义社会构想并非是理想蓝图。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共产党开始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践。国家以宪法的形式肯定我国今后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因而也就要长期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非公有制经济包括私营经济和个体经济，在过去是作为资本主义和资本主义尾巴而被排斥的。在今天，国家依法保护私营、个体、外资等非公有制经济的合法的权利和利益。所有这些都是积极地利用资本主义，作为社会主义生存、发展和壮大的基础。如果按民粹主义、空想社会主义的思路，这些政策是不可设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