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间借贷调研报告范文
民间借贷调研报告篇1
一、民间借贷案件被告下落不明的原因
（一） 大量流动人口的存在。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人口流动速度明显加快，尤其是农村剩余劳动力外出务工的情况日趋普遍。原有的以家庭为单位，当事人居住地相对固定的格局被打破。由于流动人口登记管理制度的不健全，使得被告的下落难以查找。
（二）原告起诉不及时。原告多数基于与被告是亲属或朋友关系，故基于“和为贵”思想，在多次索要无果后，才向法院起诉，这时往往时过境迁，被告或变换住所，或外出务工，以致下落不明。
（三）原、被告法律意识淡薄。多数原告为了高额利息不惜冒借款不能收回的风险。而有些被告自始就有恶意欠款的打算，其目的就是将原告的金钱占为己有。持这种心态的被告，往往拿到钱后便会远走他乡，逃避债务，待原告发现后，再向法院起诉时，被告已下落不明，难以查找。
二、民间借贷案件被告下落不明的特征
被告下落不明的事实状态是针对相对方而言的，相对方有如原告、被告的家人、亲属、朋友、邻居、单位和被告住所地村委会、居委会或者在原告所知道的被告可能接触的社会关系范围的人或者组织。现实中某人可能针对这一部分社会关系呈现下落不明的状态，而针对另一部分社会关系却不能构成下落不明的状态。也可能针对所有的人和组织都构成下落不明的状态。而从法律意义上说我们不能以所有人不知其下落为证明其下落不明的标准，只能根据案件的性质，结合生活经验法则并考虑到司法的效率来确定以哪部分人不知其下落来认定被告属于下落不明的状态。
三、采用公告送达衍生的问题及相关建议
有的法院在受理被告下落不明的案件后，采用公告送达后，未经过认真审查，特别是未证实被告是否属于下落不明的情况下，根据原告提供的借据就进行了缺席审理及判决，因此衍生出系列负面效应。
（一）处理民间借贷案件时，法院通常根据举证规则指导原告对于被告下落不明的事实进行举证，多数情况下，原告通过多方人脉关系，几经周折确实是经社区和派出所出具了被告下落不明的证据，这时法院通常不会去审查该证据的真实性，从而轻而易举的予以认定和采信。但现实生活中，因经济发展，务工人员增多，人口流动性很大，几乎没有人外出时向派出所或社区、政府等相关部门备案，这时如果要这些机关来出具下落不明的证明则缺乏事实依据。司法实践中，要求当事人出具户口所在地派出所证明，对原告来说具有一定的难度，户口登记机关往往也会因出具自然人下落不明非其业务范围，无义务出具为由拒绝。另外，有的原告为了使法院支持其诉求，不惜铤而走险刻假印章、出伪证，法院此时对该证据若予以认定，则是在实体上的错误，这对将要进行的案件审理和判决带来不小的挑战。
（二）法院依据原告提供的被告下落不明的伪证作出的判决，实际上是将不属于下落不明的被告也按下落不明对待，从而剥夺了被告的答辩权、申请回避、上诉等诉讼权利，甚至可能会导致其在财产分割、债权和债务的享有与承担等实体权利的损害，这些无疑会给法院的工作带来被动，从而引发不安定因素。
（三）现行法律法规对被告下落不明的公告没有统一方式，导致各地方法院的公告方式良莠不齐。民事诉讼法规定公告有两种方式：张贴公告或登报。但这两种方式都存在着一定的“不合理”现象。采用张贴方式公告送达的，一般是张贴在被告的原住所地或原告提供出被告可能在某地区时而在当地法院张贴栏进行张贴。试问，被告如果已离开原住所地怎么会看到法院张贴的公告？被告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又怎么会去法院张贴栏前去看看张贴的内容是否与自己有关？对于在人民法院报刊登的公告，对下落不明者，怎会人手一份法院报，又怎么会天天翻阅报纸去了解自己的公告将在哪一期被刊登？
笔者建议，应扩大公告范围，可张贴与人民法院报登报公告二者并用，另外，还应采取一些辅助措施，如得知被告的大致去向后，在其当地的影响力大和覆盖面广的报纸上予以刊登，还可将公告同时送达被告的近亲属和村（居）委会，或将公告在可能知悉被告下落不明的知情人处张贴，并送达给被告的父母或其他直系亲属。为实现审判正义和人文关怀的宗旨，尽量多做被告近亲属的思想工作，向其说明法院公告送达诉状和传票后，被告若未到庭，则无法提交答辩意见，在庭审中审判人员凭原告单方举证，对事实的认定可能出现偏差，判决结果可能无法体现公平、公正，同时说明法院审理被告下落不明的民间借贷案件适用的程序及缺席审理的法律后果，以便引起被告及其亲属的重视，发动一切可以发动的力量，尽最大可能使被告出庭应诉，争取通过被告的近亲属通知被告到庭应诉，做思想工作的过程要制作笔录装订在卷。
无论采用何 种方式公告，笔者建议，在公告的内容上应予以规范。首先，在一定区域范围内不同的人姓名等各项身份信息相同或者相似的情况客观存在，如不写明被告详细个人信息，即使被告真的看到公告，也不利于被告能够确认是其本人，也有不利于能够看到公告的被告的亲朋好友相互转告，最终不能保证被告及时应诉。因此，如在人民法院报刊登公告或在被告所在地的村委会、居委会公告、住所张贴公告的，应在公告上注明被告的个人信息，包括姓名、性别、出生年月、户籍所在地、居民身份证号码等。其次，凡立案受理后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等法律文书的，要在公告上注明原告起诉书的主要诉讼请求、要求被告应诉和举证的期限及举证的要点，还要告知合议庭组成人员姓名、开庭日期和时间、地点以及不应诉、不举证、不出庭参加诉讼的法律后果等内容；凡审理终结后公告送达裁判文书的，要在公告上注明裁判文书判项的内容、上诉期限以及不及时领取法律文书、不在法定上诉期限内行使上诉权的法律后果等内容。
四、被告下落不明时的借贷关系的认定及审判时应注意事项
（一）在现行的诉讼法律制度中，对于被告因下落不明而缺席判决的证明标准没有明确的规定，法院在处理时都以优势盖然性的证明标准来审查证据，从而认定案件的事实。这样不乏使得判决所依据的法律事实与客观事实相差甚远。多数民间借贷案件中，原告举证存在瑕疵。原告针对被告下落不明提供的证据一般有两种，一种是被告所在地的村委会或居委会出具的证明；另一种是被告原所在地的居民的证人证言。上述两种证据存在一些问题：一是基层群众自治组织对集体印章管理混乱情况较为普遍，个别案件甚至出现了同一基层组织出具两份证明内容完全相反的证明材料。上述证明材料的证明效力，需要人民法院进一步核实；二是上述证明材料仅能证明被告在某一居住地外出后一直没有回来的事实，而不能证明被告是离开最后居住地后一直处于杳无音讯的状态，故在审判实践中仅以此作为证明被告下落不明的证据还有待商榷；三是在证明内容上，上述证明材料一般仅证明被告处于没有音讯的事实，而对下落不明开始的时间以及原因等没有说明，而恰恰这些情况对某些案件的审理结果有决定性影响。
（二）被告下落不明，原告凭一纸欠条提起诉讼的案件在基层法院大量存在，由于被告下落不明，无法对原告的证据进行质证，法院在证据审查时一定要严格，作为定案的证据不能是孤证，法院会建议原告提供其他证据进行佐证，这就要求原告提供的证据要形成证据链，一环扣一环，最终证明其主张。法院应对原告的证据进行慎重的审查判断，在有疑问的情况下，法院依职权可以调查取证，综合判断证据效力。借据属于书证，在被告缺席，无其他证据佐证时，要凭借借据认定借贷关系，必须将借据查证属实。原告可以自己或申请法院调取存在于婚姻登记机关、派出所或其他所在地调取被告签名或指纹，从而通过司法鉴定以比对借据签名或指纹的真伪，最终确定借据的真伪。审判实践中，有的原告又向法院提供了几位借款时的在场人出庭证实，这种情况下，笔者认为只有借据与几个证人证言时并未形成证据链，因为只能证实被告借款的过程，却不能证明被告是否已还款及证人与原告之间是否有利害关系，最终导致法院对借贷关系无法认定。因此，笔者建议，当原告举证存在瑕疵时，法院依申请或依职权调查取证后仍然无法查明案件事实的，为了保护原告的诉讼利益同时也保护被告的合法利益，可适用于中止情况下的其他情形进行中止，待被告到庭应诉后或发现有新的证据时再恢复审理。这种做法虽然会影响到司法效率，但效率与同为重要法律价值的正义发生抵触时，正义应是法律的优先选择。
在此类案件的审理阶段，要严格按照规定，适用普通程序，采用合议庭进行审理，可让被告近亲属旁听案件的审理，让透明的庭审传达法院公正办案信息，使被告的权利得到最大限度的保护。将判决同时送达给被告的近亲属，向其说明判决的法律依据，尽量减少缺席审判带来的后遗症，从而做好被告的服判息诉工作。
五、处理被告下落不明的民间借贷案件的相关对策
（一）加强法制宣传。在全社会树立起诚信观念，加强对社会个人的投资风险教育和法制教育，增强民间借贷风险意识。
（二）可加强有奖举报措施的应用。将下落不明的被告的资料刊登在有关媒体上，并对及时向法院提供信息的人员予以一定的奖励。
（三）法院在审理时应对被告下落不明的案件制定统一的证据认定标准。对村委（居委）证明材料应当鉴别真伪，审查确定其效力；建议相关部门规范村委（居委）出具证明材料的格式和内容。证明材料除加盖集体组织印章外，还应该有盖章人、村委（居委）负责人的签字，进一步落实证明人责任，其证明内容中应对被告下落不明时间和原因予以说明。对于原告提供的被告下落不明的证据，法院应进行严格的实体审查。虽然原告提供的被告所在地的村委会、居委会、少数为当地乡（镇）政府、当地公安派出所出具的的证明材料，虽然上述单位的证明具有一定的真实性及权威性，但法院仍应与更加熟知被告真实情况的邻居、近亲属作进一步的了解，以确认被告确实“下落不明”，从而减小法院在审判时及审判后面临的风险。
（四）建议建立健全流动人口登记管理制度。比如建立登记回告制度，流动人口管理机关定期将流入与流出人口的情况回告原户籍所在地或经常居住地公安机关，以便司法机关掌握被告行踪。
民间借贷调研报告篇2
温州、鄂尔多斯民间借贷规模均超千亿元
根据中国人民银行温州市中心支行的官方预测，截至2011年6月底，温州民间借贷规模已达到银行信贷总量的20%，即1100亿元左右，比一年前的800亿元有较大增长。但是，鉴于目前我国正处于银行信贷紧缩期，这一数字很可能被低估。央行之前的研究表明，在以民营企业为主且民间借贷活跃的地区，银行贷款收紧时，民间借贷占正规企业贷款总额的比例可达50%或更高。有机构估计，温州民间借贷总额实际已达5000亿元左右，可能与正规银行信贷规模不相上下。此外，据里昂证券的民间借贷调研报告，温州民间未偿贷款总量可能高达8000亿元到10000亿元。
中国人民银行温州中心支行调查发现，温州约有89%的家庭和个人，以及接近60%的企业都参与了民间借贷。民间借贷的高利率对投资者来说极具吸引力，但作为企业的可持续融资成本来说过高。据中金公司分析报告显示，温州民间信贷平均利率约为24～25%。中国人民银行温州分行一直在监测四个来源的数据，分别代表了四类民间借贷。媒体报道的是第三类的借贷成本，而非面向中小企业的民间借贷的整体成本。
央行估计温州民间借贷资金中有10%直接来自银行信贷资金。中金分析认为当地和外地的企业所提供的借贷资金也来源于银行，据此估计温州民间借贷约有30～40%运用了银行贷款。因此，民间借贷的动荡将在一定程度上影响正规银行体系。
同时，从民间借贷资金的投向分析，2011年仅有35%的民间借贷流入实体经济产业，较2004年逾90%的比例大为下降。其余的贷款约有20%进入房地产行业；约20%在民间融资中介之间流转。
从另外一个民间借贷盛行的城市鄂尔多斯的情况看，在鄂尔多斯，也几乎是全民参与放贷。据媒体报道，在鄂尔多斯，90%以上的当地人都参与了民间放贷活动。鄂尔多斯金融办副主任赵光荣表示，如果按照地区融资总量的20%计算，当地民间借贷规模约是300多亿元。内蒙古社科院经济研究所所长余光军给出的数据更多，为700亿元左右。而在此前一份由住建部政策研究中心、高和投资完成的关于鄂尔多斯《中国民间资本投资调研报告》显示，民间信贷资本至少在2000亿元以上。对于鄂尔多斯的民间借贷行为，有专家分析指出，由于缺乏江浙一带民间资本的金融和信用文化，鄂尔多斯民间借贷的信用风险无处不在，借贷者之间守信的潜规则并没有成为大家公认的生存逻辑。加上产业结构本身，特别是主流的金融业的落后，从而使鄂尔多斯民间借贷的意味更浓。
民间借贷违约率不到1%
据媒体报道，央行正在启动年内第二轮民间融资现状摸底调查。早在今年6月份，央行就曾启动民间融资现状调研，针对6300多家民间融资的资金融入方（企业）和资金融出方（民间融资中介机构）进行了专项调查，调查显示，截至今年5月末，全国的民间融资总量约3.38万亿，占当时贷款余额仅6.7%，占企业贷款余额比重为10.2%。
有央行官员表示，按民间融资规模3万亿―4万亿计，与正规金融相比不可同日而语。目前人民币贷款余额52万亿、人民币存款将近80万亿，民间融资撼动不了正规金融，不能将此事放大。同时他也承认，民间融资活动确实更趋活跃，民间借贷利率上升很快，且实际规模可能要比3.38万亿略有扩大。
此前，银监会测算民间融资规模在3万亿-5万亿之间。中金公司的报告也认为，截至2011年中期，中国民间借贷余额同比增长38%至3.8万亿，占中国影子银行体系总规模约33%，相当于银行总贷款的7%。
这3.38万亿民间融资构成情况又如何？央行由6000多家样本企业的民间融资来源分析发现，有30%的资金来源于内部职工和企业相关产权单位，19.9%来自于其他企业，19.6%来源于合法的民间融资中介机构。
这其中，只有3%来自于未经政府任何批准，自设的从事借贷业务的机构。这些组织包括标会、人人会等地下钱庄，如果按3%计，3.38万亿民间融资中，真正的地下金融也就1000多亿。不过，这一数据有可能被低估。从监管者的角度来看，真正值得担心的是有多少民间借贷资金从正规金融体系转贷出去，不过，这一数据尚难监测。
从违约风险上看，央行调研结果也较为乐观：3.38万亿民间借贷中，82.5%是能够偿还的，16.6%有偿还可能的，不能按期偿还的只是0.9%，不到1%。
民间借贷的违约并不会直接导致银行的不良贷款上升，但是存在数种间接传递的渠道。今年上半年银监会披露，小企业借贷余额已达到9.7万亿元，占银行的公司贷款总额的29%。如果假设未来出现和2008年类似的不良贷款增长，银行业小企业不良贷款预计将增加1550亿元，相当于公司贷款总额的0.46%。总体来看，此次发端于温州的民间借贷危机对经济和金融系统的直接影响应十分有限，整个金融系统受到牵连的风险基本是可控的。
小额贷款公司占影子银行总规模约3%
温州民间借贷问题的爆发固然受当下环境影响，但同时也暴露出对于民间金融体系的管理缺陷。目前，合法的小额贷款公司占中国影子银行体系总规模约3%，非规范性的民间借贷却占了33%。如何对民间借贷进行规范化引导，是政府当前亟需考虑的问题。
民间借贷调研报告篇3
8月底，在安徽省政协十一届三次常委会暨民营经济专题协商会上，省政协专题调研组起草的《关于我省发展民营经济政策执行和落实过程中存在问题的调研报告》和省统计局的《我省民营经济发展问卷调查统计报告》引发了各方高度关注。
记者从省统计局获得的报告显示，虽然此前的“三乱”和“玻璃门”等现象已得到不少改善，但当前制约民企发展的突出问题仍然集中在“缺资金”“缺人才”“缺土地”三个方面。其中，超半数民企指出，“缺资金”是目前民企生产经营中的最大困难。
税费繁重问题列首位。调查结果显示，涉及在安徽办企业、干个体税费重不重时，过半民企认为“较重”，且企业规模越大对税费负担重的认同度越高，如员工千人以上、营业收入亿元以上的，税费“重”和“较重”的认同度都偏高。
据省经信委5月末的数据显示，目前省内涉企收费项目共有300多项，收费项目多、标准高、频率高。
一些垄断经营的中介机构，凭借和相关职能部门的特殊关系以及行业垄断地位，指定购买服务、设备，并高额收费。民营企业纷纷表示，对垄断中介机构是敢怒不敢言，花钱买平安。
此外，优惠政策兑现难、成本高也是一众民企“缺钱”的原因之一。很多企业反映，过去我省出台的许多政策，优惠措施甚至比发达地区力度还大，但就是因为缺少配套文件，缺乏可操作性，落实不下去。
如投资领域原则上是“非禁即准”，政府采购和重大项目招标原则上是一视同仁，但因缺乏公开透明的实施细则，仍存在“玻璃门”“弹簧门”现象，很多投资领域、招标项目民企无法进入中标。
报告显示，在民营企业比较难进入的几个领域中，“电力”“铁路公路建设”“邮政电信”“金融保险担保业”“城市基础设施”等均榜上有名。
对此，省金融办曾表示，针对“不能投”的问题，将进一步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尽可能减少对民间投资等市场行为的干预；针对“不敢投”问题，将进一步优化政务环境和融资环境，清理制约民间资本投资发展的各类文件规定，加大政策扶持力度，改善融资环境，增强民间资本的投资信心。
9月中下旬，省地税局就梳理出台了针对民营经济发展的10个方面66条政策措施。其中尤其提出，民营企业从事符合国家规定的港口码头、机场、铁路、公路、城市公共交通、电力、水利等公共基础设施项目的投资经营所得，自项目取得第一笔生产经营收入所属纳税年度起，第一年至第三年免征企业所得税，第四年至第六年减半征收企业所得税。
最后，制约民企发展的融资难问题一直未得到有效解决。省统计局的报告显示，目前省内民企融资渠道中，民间借贷和亲友借贷仍占40%左右，其中在返乡创业企业中，“民间借贷”占比较高，将近三分之一。
近期我省正通过支持担保机构做大做强，发挥财政资金“酵母”作用，帮助民营企业解困度难，今年以来，省内获得民营经济资金扶持的91户县域担保机构。共向5773户企业担保贷款227.2亿元，同比增加53.5亿元。
民间借贷调研报告篇4
自去年9月以来，危机的相继发生，在温州形成一场多米诺骨牌效应。一年之后，虽然部分危局明显缓解，但温州仍受困于债务危机后遗症，随着更多隐患暴露，温州危机的问题本源与解决之道亦逐渐清晰。
这场始于温州、波及浙江全省乃至全国部分地区的企业债务危机一度震惊全国，在国务院和地方政府等各方面努力下，温州金融避免了最坏的崩盘局面。今年初开始的温州金融改革，亦一度令外界重拾信心。
不过，沉疴多年的温州发展积弊，尚未因短期救急政策而根本好转。在外界多以为危机缓解、关注淡化之际，温州经济和金融的结构性问题仍在发酵，且大有持续恶化迹象。
近期，《财经》记者在温州实地调查发现，曾经的炒钱热潮已逐渐降温，民间融资体系尚未出现修复迹象；同时，社会融资总额持续萎缩，中小企业资金链条仍遭受严峻考验，债务危机随时有可能回潮。
熟悉温州经济和金融情况的专业人士认为，由于经济减速、外贸需求不足和去年民间借贷危机后遗症等三重因素叠加，温州经济所受打击严重，短期难以恢复元气。中国人民银行温州市中心支行一位内部人士坦言：“温州实体经济处在改革开放以来最疲软的时期。”
最近一年多，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副所长巴曙松多次前往温州调研。他认为， 表面上看温州民间借贷是一个金融问题，实际上更像金融与实体经济长期不匹配所产生的体制性风险，在金融领域、特别是民间融资领域的集中释放，触发因素则是部分企业盲目扩张金融杠杆，以及信贷政策在宽松和紧缩基调之间的急剧转换。
上述问题短期内难以根治，加之当前温州经济和金融层面仍未化解的诸多结构性问题，部分业界人士甚至担忧，温州会否爆发第二次危机？
相对于去年危机应对所采取的急救输血加金融改革，“现在我认为更多的应该是从经济入手，而不是从金融的角度来解决问题。”上述温州央行人士表示，当务之急是政府要减负。
这得到了另外一些学者的呼应，他们认为，要想办法让温州企业淡化金融投机，回归实业，即先救实业，盘活实体，再图升级。
相关建议包括：短期内当地政府应采取积极财政政策降低企业成本，鼓励发展实业，限制金融炒作，并向民营资本开放实业投资，推进金融与实业再平衡；长远规划则可立足于产业升级，并与金融改革相匹配。
金融界人士提醒，相关政策重心或需进一步明确，短期治标与中长期治本对策亦需统筹安排，尤其是要推进金融与实业的再平衡，当务之急要先把实业救活，以避免更大危机在温州回潮。
加速去杠杆
温州61％的民营企业认为资金紧张，平均资金缺口22％，企业潜在融资渠道均出现大幅萎缩，部分前期对外投资过剩企业，正处在降低债务比重的关键阶段
温州等地民间借贷危机的后遗症之一，就是漫长而复杂的借贷纠纷。
浙江省高院公开的信息显示，今年上半年，浙江全省法院已经受理民间借贷纠纷案件58037件，涉案标的额283.9亿元，案件数量达到五年来同期最高。
作为此轮民间借贷危机始发地的温州，其银监分局数据亦显示，今年6月末，该市银行业不良贷款余额181.4亿元，较年初翻了一倍多。这令当地多数商业银行在新的贷款审核上，不得不更加审慎，惜贷倾向较为明显。
今年6月，温州市金融办一份名为《关于温州社会融资情况的调查报告》（下称《调查报告》）显示，当地61％的民营企业认为资金紧张，平均资金缺口为22％，中小企业资金链仍遭受严峻考验。
尽管宏观经济进入稳增长周期，央行连续两次降息释放货币放松预期，地方投融资重新走暖。但由于实体经济不振，缺乏好的投资项目，投资增长不会像以往那样，货币一放松就大幅走高。今年上半年，不少银行出现了罕见的贷款难。
中国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曹远征称，现在是“钱投不下去”。而在此现象背后，则是部分实体经济的“关、停、并、转”。
7月底，浙江省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一份调研报告显示，温州企业减产停产现象增多，全市3998家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中， 60.43％的企业减产停产。近日亦有媒体报道称，温州部分中小制造业企业失业、返乡潮开始愈演愈烈。
实业不振，与之伴生的银行业资产不良率呈现攀升。截至今年7月末，温州银行业整体不良率接近3％，远高于全国水平。全市银行业本外币不良贷款余额约200亿元，比年初增加约130亿元。
其中，股份制银行不良率较高，最高的原深圳发展银行(现已更名为平安银行)温州分行超过7％，另几家股份制银行已达到5％左右。
温州银行截至今年6月末的不良率达1.72％，上半年利润下降约三分之二，盈利压力陡增。
中国人民银行温州市中心支行有关人士预测，温州市银行业平均不良率将继续上升，估计高点会在今年10月前后达到4％左右，并在此后维持高位运行。
一位国有大行温州分行公司业务部负责人坦言，“省级分行紧盯温州不良率，压力非常大。”虽然中国银监会和温州方面一再称，要放宽对中小企业贷款不良率的容忍，但从银行执行层面，却很难做到。
不良贷款迅速反弹，导致温州当地银行惜贷情绪极浓，部分银行甚至上收信贷审批权限至省级分行。
温州银监局数据显示，截至2012年6月，全市各项贷款余额6746.59亿元，同比少增154.47亿元、增速12.02％，远低于去年同期，贷款余额仅比年初增加351.63亿元。
由于业务量的萎缩，个别银行甚至撤并网点，收缩战线。鉴于上级行严格不良率红线指标，应急转贷遂成为部分银行的“妙招”，使其能向上级行提交一份体面的业务数据。
同时，温州各类社会融资总额也持续萎缩，上述《调研报告》显示，截至2012年4月末，温州社会融资规模约9800亿元，比2011年8月末减少约760亿元，银行表外融资、民间借贷市场均大幅萎缩，分别比去年8月萎缩20.49％和11.82％。
民间借贷调研报告篇5
“榆林民问借贷投资的走向，与温州和鄂尔多斯完全不同。”
榆林市一位金融行业的资深人士指出，“作为中国‘科威特’，榆林是资源和资本密集区，这里是否会成为下一个金融风险爆发地，自然就成为公众关注的焦点。”
2000亿元民间借贷
榆林与鄂尔多斯版图接壤，两地百姓自古就有结姻亲的习惯。旧时；榆林北边的神木、府谷的老百姓“活不下去了”，就拖家带口到内蒙古的鄂尔多斯、包头、五原等地生活。榆林人至今还习惯叫鄂尔多斯过去的名字――东胜。
“榆林的民间借贷形式，实际上是前几年从鄂尔多斯慢慢传到神木、府谷等地的。”刘瑞三十岁刚出头，就开着100多万的宝马×5。她是西安两家担保公司的老板，但两家公司的真正老板是她的老公。
刘瑞的老公是榆林人，而她在嫁给老公之前，则是西安一家民营商业银行的客户经理。据她了解，榆林民间借贷市场非常活跃，“大量的民间资金是通过典当行、担保公司以及熟人之间相互担保，流向了煤矿、地产以及其他行业。”
一份由住建部联台高和投资在2011年5月的《中国民间资本投资调研报告》以神木为例指出，该县农村商业银行和其他各大银行存款总额分别在200亿元以上，民间金融机构保守估计沉淀资金可与前者三分天下，甚至超出当地银行的规模。
前不久，高和投资给出的另一份调查报告显示，神木地区民间信贷资本超过350亿元。
西安交通大学经济与金融学院教授冯涛带着他的几个博士多次奔赴榆林，调研当地的民间资本。“根据我们通过三种方法的测算，榆林民间资本至少有2000亿元。”
刘瑞在神木见过一位煤老板的妻子放贷，整个过程不到半个小时。双方一见面，这位妇人将约定借贷的款项如数交给借贷人，在借贷利息以及还息、还款时间约定后，借款人就打个白条给这位妇人，妇人便转身离开。
“陕北是个熟人社会，而且非常重信用，好面子，所以相互借贷之间有相当一部分是没有任何手续的。但外来人却很难接近这些地下钱庄。”刘瑞说。
记者曾扮成一位借贷者，试图从榆林市榆阳区的一家小额贷款公司借钱，却被告知必须有两位他们熟悉的当地人担保。小额贷款公司老板告诉记者，“没有熟人，谁也不会借给你的!”
硝烟弥漫“恶之花”
2011年10月29日，进入初冬的陕北气温已经非常低了。这样的夜晚，没有人愿意开车上路。康涛(化名)驾车开往神木，坐在后座的两个人已经睡着了。
到了神木，已是凌晨一点多，康涛和同伴在当地线人的带领下，悄悄地围住了刘小虎(化名)的家。线人已经盯了3个多月，前一晚终于打来电话说刘小虎回家了。
一见康涛，刘小虎立即将400万元借款连本带息还清了，又多给了康涛10万元作为补偿。刘小虎说：“对不住了，当时，我也实在是让好几个借款人逼得没有办法了，东胜一出事，放款的人全要退钱，当时钱全压在煤矿上，贷来的8000多万元，一下子全要抽出去，这不是要命嘛!我只能躲起来了。”
像刘小虎这样的煤老板，康涛并不担心还不上款来。“现在的煤和金子一样，都是先付了款，才能排着队，看什么时候能给煤。”只是刘小虎一躲起来，让他不好给其他几个合伙人交差了。
38岁的康涛是不知不觉入了这行的，刚开始有朋友耍借钱买煤矿，提出按月息2分(年化利息率24％)计利息，半年连本带利还清。“这比我自己做生意强多了，来钱太快了，也太容易了。”康涛说，他和几个朋友一合计，把几个人的资金合在了一起，他的资金占大头，于是就成了一家地下钱庄的老板。
“榆林的借贷利息其实很低，东胜月息已经到5分、6分了，听说浙江一带有高到1毛的。”但康涛近几个月越来越觉得这行难做了，“今年以来2分5的月息很难吸到钱了，东胜、山西吸钱的利息高，很多钱都流向那儿了。”
这次到神木，康涛还有一笔50055万元的款子要收，借款人一直炒房子。“就像击鼓传花一样，房子最高价时，砸他手里了，鄂尔多斯的事儿一出，神木的房子也卖不动了。”康涛说，借款人手里没钱，只能接手房子，可对方抵账的房子要按每平方米两万五计算，中间的担保人是康涛的亲叔父，他也没办法撕破脸。
入行3年，遇到要不回来的账，康涛从来没有想过要报警。他很清楚国家的法律法规，贷款公司是不能吸纳钱的，“这叫非法集资，借贷的利息超过银行法基准利律的4倍，合约是不受国家法律保护的。”
但康涛还是很隐晦地对记者说，敢往出放款，就有办法收回。有些银行收不回贷款时，也和他们用一样的办法。“这和差不多，全看借款人守不守信用了，所以运气是很重要的，出了熟人圈子，我就不玩了。”
记者在神木、府谷县人民法院和榆林市中级人民法院了解到，自2011年9月以来，他们受理的民间借贷纠纷案件明显在上升。榆林正北律师事务所李律师告诉记者，最近他的8起案件中，有5起就是民间借贷纠纷。“这些诉状都是自然人起诉自然人的，看不到担保公司或者典当行这类角色，因为担保公司、典当行或者贷款公司吸纳资金，都属非法集资。”
另据资料显示，今年以来国内因民间借贷而引起的跑路和暴力追债、自杀等恶性事件层出不穷，陕北就是重灾区之一。
疯狂的全民炒钱
走在神木和府谷的商业街，记者发现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这两个地方最繁华地段的商铺，都是一家家大大小小的小额贷款公司或商贸公司。据府谷一家典当行老板说，府谷有上千家地下钱庄，“府谷街上那些挂商贸公司、煤矿办事处牌子的，很多都是地下钱庄。”
《中国民间资本投资调研报告》也有同样的描述：与中国一般小县城不同，陕北的神木县与府谷县最繁华的街道两侧密布的不是小型超市和发廊，而是鳞次栉比的投资公司。在神木县城最主要的街道密布着50多家银行及上千家挂牌和未挂牌的投资公司。而许多业内人士表示：“府谷和神木大大小小的宾馆、酒店很多房间都被长包了，很多钱庄就隐身在这些酒店里。”
“过去这里是炒房产、炒土地、炒煤矿，现在直接就在炒钱。”神木县政府的一位官员说，神木现在的生活成本奇高，房价基本都在每平方米20000元左右，别说普通老百姓了，就连一些公务员也只能是把手中的钱放出去吃点利息。
“仅靠那点工资过日子，能饿死人。”一位当地的出租车司机无奈地说，如果年收入没有10万元以上。就别想在榆林“混”下去了。
有业内人士估计过，榆林可能有70％左右的家庭或个人参与到民间借贷市场。但康涛表示，这个数字有些保
守。
刘伟(化名)是榆绥高速公路的一位监理，他笑着对记者说，他的父母是从行政领导岗位上退下来的，一辈子谨小慎微，但现在也偷偷将手里存的一点儿退休金以1分5的利息放给认识的人了。
“我的工资收入就算不错了，可比起放款的就差得太远了。”刘伟心中有个隐痛，当年他在西安公路学院(长安大学)读书时，有个深爱的女朋友，毕业时他分配回了榆林，女朋友却耍回江苏。刘伟总觉得是女朋友嫌他和陕北都太穷了才跟他分手的，所以这些年来一直拼命赚钱。他买了房子，买了商铺，又把房子和商铺抵押在银行贷了款，然后把贷款以2分息放了出去。“每年仅100多万元的借贷利差，就能净赚10多万元。”刘伟说。
前不久大学同学聚会，刘伟又见到了前女友。前女友告诉大家，她设计的一个项目获了个国家奖。但刘伟这些年只是忙于赚钱，连个论文都没有发表过。席间，虽然有同学对刘伟说“你们陕北人挣了大钱了”，可他能明显感觉到，同学们更羡慕的还是他前女友取得的成就。
沮丧归沮丧，可人总得回归到自己的生活圈子中的。刘伟说，在榆林没几个人关心你发没，就看你有没有钱。“老百姓都本能地想把手中的钱变成更多的钱，他们就自然地将目光投向了借贷市场。亲戚、朋友、甚至父子之间借钱，都要主动开口，借贷按2分或者3分计息。”
不过，对于这样的榆林，刘伟说他越来越不喜欢了。
会成为下一个温州吗?
在榆林世纪广场，一组展板图文并茂，都是关于高利贷危害性的内容，很多市民纷纷驻足观看。而在神木、府谷等县城，也时时可见“高利贷害人害己”这样的宣传标语。
很多人担心，榆林会成为继温州、鄂尔多斯之后，又一个遭受民间借贷危机冲击的地方。对此，榆林金融界及政界人士都表达了不同的观点。
“根据我们掌握的情况来看，神木的民间借贷存在问题，但总体比较理性。”这是神木县金融办主任高瑞亭的看法。他说，“省里和市里都很担心神木的民间借贷会不会崩盘，但实地了解后都放心了。”
记者了解到，榆林市政府在接连召集相关部门负责人研讨榆林市民间借贷的总体形势后，也做出了太致判断：存在问题，基本稳定。
“榆林的民间借贷资本主要是投在了实体经济领域，而且较之浙江、内蒙古来说利息较低，这与榆林民间借贷主要在小范围内循环而没有大规模进入房地产有关。”榆林一位金融界资深人士认为：“近几年来，在榆林经济发展过程中，民间借贷的作用是功不可没的。”
“民间借贷的负面影响被放大，对中小企业来说没有一点好处。”刘瑞对记者说，民间借贷因其手续便捷、方式灵活，便于充分利用社会闲散资金，提高社会资金的利用效率，能在一定程度上满足市场需求，弥补正规金融服务的不足，因而对促进实体经济发展大有裨益。“但是，民间借贷犹如一柄双刃剑，一旦企业因资金链断裂而倒闭，就会波及整个金融体系安全，也可能会引起局部社会动荡。”
但在康涛看来，鄂尔多斯民间借贷危机在榆林民间已造成一定的紧张氛围。“很多放款人都要求退钱了。”
“这是个危险的信号。”榆林一位金融界人士对此有些虑，”榆林民间借贷风险本来不算高，可突然出现退钱潮，会增加借贷市场的资金压力，造成民间借贷利息大幅上涨，这就容易形成借贷危机。”
民间借贷调研报告篇6
资金掉链使众多小微企业陷困境
背景新闻
日前，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等部门联合了《2011年沿海三地区小微企业经营与融资现状调研报告》，其中我省是环渤海地区采集样本最多的省份之一。报告显示，环渤海地区受调研小微企业有32%的企业从未发生过借贷，此地区更有接近22%的受调研小微企业依靠临时赊账应对资金不足。
代表委员热议
“小微企业的现状是‘势不单，但力薄’。目前，小微企业的数量不在少数，但在整个经济社会发展中却是一个弱势经济组织。造成这个困境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融资困难依然是主要原因。”曹宝华代表说。对此，幺志义代表也深有同感，他说，“近年来，从中央政府到地方政府高度重视这一问题，相继在税费和贷款政策等方面进行了调整，为小微企业健康发展提供支持，但这一问题并未根本解决。”
“作为一名民营企业家，我特别能理解这一困境，资金掉链成了众多小微企业生存周期短、死亡率高的主要原因。”
刘玉芬委员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对小微企业的影响主要表现在市场受到挤压，企业还可以通过挖掘国内市场或者调整产品结构来应对市场挑战，现在小微企业面临着融资困难、成本提高等多重压力，融资问题成了首当其冲的困难，而且这个困难靠小微企业自身力量难以化解。小微企业融资难主要表现在两方面，一是无处可‘贷’；二是高利率贷款成了小微企业不能承受之重。我调研中粗略估算过，小微企业通过担保公司贷款的成本比正常从银行贷款的成本要高出三、四成。”
金融创新为小微企业“输血”
背景新闻
近日，我省17家银行业金融机构的主要负责人分别在《全力支持小微企业发展承诺书》上签名，承诺加大对小微企业的信贷投放；重点加大对单户授信500万元以下小微企业的信贷支持，单户授信500万元以下小微企业贷款增量比上年同期多增20%；对小微企业的贷款利率在风险定价的基础上合理浮动，上浮比例原则上不超过基准利率的50%。
代表委员热议
如何支持小微企业发展，恐怕避不开金融创新这个话题。
幺志义代表表示，金融是现代经济的血脉。如果说大中型企业的资金流是一个地区的主动脉，那么小微企业的资金流则构成了这个地区的资金“微循环”，“微循环”不畅通最终会导致整个经济发展的不健康。因此，应促使金融机构服务的“重心下移”，把支持的手臂多伸向“小微企业”。
宋佳城委员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现在国有大银行及股份制银行在存贷款业务和流程设计上，引进了西方国家的很多做法，为规避风险，这些金融机构对数据不完整、资产不充裕的小微企业设置了较高的门槛，使小微企业很难从银行‘拿’到钱。各类金融机构必须转变理念，要以服务实体经济为宗旨，进行金融改革和创新。一方面要深入实际对小微企业开展调研，针对需求，在金融产品、管理方式和制度上进行创新，不断提高小微企业贷款余额在全部企业贷款余额中所占的比重；另一方面，政府还要加大财政扶持力度，完善小微企业融资的担保体系建设，政府通过对担保进行资金支持，为银行分担风险，间接支持小微企业发展。希望通过这些对金融体制的改革和创新，来增加给我们小微企业的‘输血’量。”
让民间借贷“阳光化”
背景新闻
2月20日，央行公布《2011年小额贷款公司数据统计报告》。其中，河北省共有小额贷款公司186家，贷款余额117.89亿元。从这份统计数据中不难看出，我省小额贷款公司数量远远超过全国平均水平，但贷款余额却达不到全国平均水平。这也从侧面反映出我省小额贷款公司融资额度有限，处于“巧妇难为无米之炊”的境地。
代表委员热议
小额贷款公司与小微企业同出“草根”，目前，小额贷款公司成了小微企业实现融资的主要路径之一。然而，小额贷款公司虽然取得了“准生证”，但由于先天不足，后天失调，难以担当起服务小微企业的重任。
宋佳城委员表示，“现在，部分地方规定小额贷款公司融资银行家数不能超过两家，融资额度不能超过注册资本的50%。这导致很多小额贷款公司‘无钱可贷’。因此，我建议，解决小微企业融资难要先给小额贷款公司‘松绑’，比如适当放宽信用良好的小额贷款公司的融资额度；放宽小额贷款公司单一投资者持股比例，放宽其经营地域限制和行业限制等，通过建立多元化的资金供给体系来服务小微企业的资金需求。”
民间借贷调研报告篇7
关键词：民间借贷；概念；现状；建议
一、民间借贷的概念
民间借贷是指自然人之间、自然人与非金融企业之间，为生活或生产所需，在自愿基础上依约进行资金借贷的一种民事法律行为。出借人的资金必须是其合法所有的货币资金，不得吸收他人资金转手放贷；至于利率，借贷双方可以协商确定，但不得超过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金融机构同期、同档次贷款利率的4倍。民间借贷具有以下特点：
首先，借贷主体多为中小型企业、个体工商户及自然人等，不包括金融机构。金融机构的金融活动处在金融行政监管机关的严格监管之下，须符合金融法律的规定。而民间借贷是个别企业、个人自主、自发的行为。
其次，借贷双方可以自行协商确定利率。民间借贷主要是为了解决自然人、企业临时性资金不足，利率由借贷双方协商确定，高低比较随意，从零利率到高于银行同期利率几十倍的都有。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借贷案件的若干意见》的规定： "民间借贷的利率可以适当高于银行的利率，但最高不得超过银行同期贷款利率的四倍。"[1]
再次，与正规金融机构贷款相比，民间借贷的借款金额小，期限短。民间借贷的出资人是中小企业、个体工商户或个人，与金融机构相比，他们的资金积累有限，能够出借的金额也相对较少，再加之他们对借款人的信任不足，只想收到短期回报；另一方面，借款人也因为民间借贷利息偏高不愿长期借贷，导致民间借贷的借款金额小，期限短。
二、我国民间借贷的现状分析
（一）民间借贷趋于繁荣，利率持续飙升
我国实体经济的强劲增长使社会融资需求不断增加，而在我国现行的金融体制下，正规金融无法完全满足市场对资金的需求。许多不具备从银行贷款的条件的小企业、民营企业等，更无法通过上市筹资。而民间借贷门槛低、手续简便，借贷双方主要以信用为主，大部分无需抵押或担保，因而成为了中小企业融资的重要方式。据央行研究局在2008年和2010年就民间借贷领域所做的两次调研发现，当前我国民间借贷资金存量超过2.4万亿元，占借贷市场的比重达到5.6%。[2]
近些年来，由于连续上调存款准备金率、控制信贷额度，各商业银行贷款额度紧张，众多企业和个体经营者纷纷寻求民间借贷资金，导致民间借贷利率一再飙升。根据民间借贷利率不超过同期银行贷款利率的4倍的规定，最近一次加息后银行的一年期贷款利率为年息6.31%，4倍就是年息25.24%，分摊到12个月即月息2.1%。而据有关报道，目前民间借贷市场异常火爆，即使有抵押物作担保，贷款月利率仍为2.6%至2.8%。而若无抵押贷款，月利率可达7%至10%。[3]
（二）民间借贷纠纷不断，犯罪率逐年上升
民间借贷的日益繁荣使借贷纠纷也在逐年上升。2007年12 月21日至2010年12月20日，江苏省某市基层法院共收一审民间借贷纠纷案件1270件，案件总标的额近3000万元。其中2008年收案250件，案件总标的额达887万余元。2009年收案416件，同比上升66.4%，案件总标的额达1112万余元。2010年收案604件，同比上升45.2%，案件总标的额达986万元。[4]此外，民间借贷的犯罪率也呈现不断上升的趋势。浙江"亿万富姐"吴英非法集资案还尚未叫停，紧接着又传出包头亿万富豪金利斌不堪高利贷压力自焚身亡的消息。对于民间借贷来说，目前有从正常合法的借贷行为演变成非法的、带有欺诈性的犯罪行为的不良趋势。
（三） 规范民间借贷的法律依据不足，缺乏协调性
民间借贷行为实质就是合同行为，属于民事法律的调整范畴。但是，我国的《民法通则》对此规定太笼统，缺乏可操作性。而《合同法》规定的借款合同比民间借贷合同范畴要大，包括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作为借贷主体的情况，因此也不能拿来套用。1991年最高人民法院印发了《关于人民法院审理借贷案件的若干意见》的通知，第一条中就规定"公民之间的借贷纠纷，公民与法人之间的借贷纠纷以及公民与其他组织之间的借贷纠纷，应作为借贷案件受理"。1999 年1 月26 日，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如何确认公民与企业之间借贷行为效力问题的批复》，其中规定： "公民与非金融企业之间的借贷属于民间借贷，只要双方当事人意思表示真实即可认定有效"。而同样的问题，1998 年国务院第247号令颁布的《非法金融机构和非法金融业务活动取缔办法》规定： "因参与非法金融业务活动受到的损失，由参与者自行承担。"对于相同的民间借贷行为，前后三部法律定性明显不一致。
三、完善我国民间借贷法律制度的建议
首先，制定专门的关于民间借贷的单行法规。我国目前关于民间借贷的法律规定过于零散，立法层次低，难以形成系统，缺乏可操作性，不能对我国民间借贷做出全面的规范引导，也无法适应经济发展和金融体制改革的需要。当务之急是制定一部适用于全国的、法律效力比较高的、专门的民间借贷的单行法规，对民间借贷的概念、借款数额、资金用途、借贷利率、双方当事人的权利义务以及合同的主要条款等作出详细规定，将民间借贷行为及后果完全纳入法制轨道。
其次，对于借贷资金数额较大的，规定担保抵押。民间借贷一般没有担保和抵押。据抽样调查显示，我国目前无担保的民间信贷占73%，真正的财产担保的不到20%。[5]这又再次加大了民间借贷的风险。因此要规定对于资金数额较大的民间借贷必须有抵押或担保。法律规定担保抵押须办理登记手续的，根据《物权法》的相关规定，涉及抵押人用土地、房屋、设备、车辆等特定财产提供抵押时，必须严格按照有关规定办理相关抵押登记手续。
最后，建立通畅便捷的救济渠道。目前，民间借贷纠纷越来越多，而我国的诉讼程序复杂，耗时长，费用高，再加上民间借贷本身手续不全，难以取证，以及人们长久以来形成的耻讼观念，使得民间借贷债权人的利益得不到有效保护，甚至出现有些过激的债权人采取绑架等非法手段追讨借款，致使本来合法的行为转向非法、甚至犯罪，给社会带来不稳定因素。因此，建议对于一般的民间借贷纠纷主要采取调解等非讼手段加以解决。通过立法，授权村委会、居委会负责调解本管辖范围之内的民间借贷纠纷。对于不能调解解决的，可以通过简易法庭，降低立案标准，适用简易诉讼程序，及时审理，有效保护当事人的合法利益。
参考文献：
[1]周淑娟，祁彬.关于我国民间借贷的现状分析及立法思考[J] .前沿，2011，（17）.
[2]规范引导民间借贷助力国民经济发展[EB/OL].钢企网.
[3]央行持续收紧银根民间借贷利率飙升[N].文汇报，2011-05.
[4]关于金融纠纷案件增多的调研报告[EB/OL].东莞民间借贷网.
[5]王晓玲.关于完善我国民间借贷立法的若干思考[J].法制与社会，2007，（9）.
民间借贷调研报告篇8
【关键词】中小企业 融资 资金
一、浙江省中小企业概况
浙江省的经济总量在近几年一直保持着全国的领先水平，人均GDp占全国第一，在推动地区实体经济增长和提供社会就业方面有着其他企业不可替代的作用。据统计，2015年末，全国工商登记中小企业总数已达到2000万家，个体工商户总数也超过了5400万户。其中，浙江省规模以上中小企业也已达38960家，占浙江省全部规模以上企业的98.5%，处于数量上的绝对优势。规模以上中小企业工业总产值46246亿元，占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总产值的73.4%;中小企业从业人员也达到585.32万人，对浙江省就业贡献率达到91.01%;在税收方面，浙江省中小企业上缴税收1691.15亿元，占全部税收收入的59.44%，对浙江省的财政税收贡献了一半以上。因此，浙江省中小企业无论是在企业数量还是在所占经济量比重上都处于绝对的统治地位。
二、浙江省中小企业融资现状
中小企业的发展喜人，但伴随与之而来的是越来越难的融资困境，以及相当高的融资成本。资金是一家企业的生存之本，一旦资金链出现断裂，直接会导致企业的破产，将会很大程度上影响着我们中小企业的发展。
图1
数据来源：浙江省中小企业发展报告。
从图中得出：浙江省中小企业在生产经营过程中存在较大的资金缺口，100万～300万之间的融资需求最多，占23.61%;300万～500万之间的融资需求次之占17.31%。可以看出浙江省中小企业在100万～500万之间的融资需求最多，符合浙江省中小企业规模小，资金实力不足的现状。由于企业原材料价格持续上涨、劳动力成本增加，有很多浙江省中小企业都因资金紧张而濒临倒闭。资金的紧缺或者资金链的断裂，会成为压跨企业的最后一根稻草。
表1 浙江省中小企业面临困境对比
数据来源：浙江省中小企业困境调研报告。
从上表中可以得到中小企业的困境主要是受制于高昂的劳动力成本和原材料成本，而与国家的宏观调控政策，如人民币升值等没有太大关系。因此，如果企业的资金不够雄厚，且无法得到资金的支持，将面临艰难的境遇。其中，浙江省中小企业融资成本的压力也不断提高。“返乡潮”的出现也使得浙江省这一沿海城市受影响颇深。
图2
数据来源：浙江省小企业经营与融资困境调研报告。
从报告中可以看出，浙江省的众多小企业更喜欢向亲友以及民间借贷来取得资金，两者相加比重达到了50%，向金融机构方面获得资金来源只占21%，典当行和小额贷款公司占7%。近几年，银行的贷款年利率在8%左右，且在不断上升，融资成本越来越高。
表2 浙江省中小企业方式及融资渠道对比
浙江省中小企业一直以来都面临着融资难这一问题，在成立企业时主要靠的是内源性融资，向亲友、民间集资的方式取得初创资金。而银行贷款、股债权融资这些外源性融资存在成本高、手续杂、额度小等问题令中小企业家望而却步。
三、浙江省中小企业的融资困境
从以上分析中可以明显看出，在浙江省的中小企业中，大部分中小企业的融资渠道很少，企业的融资方式大部分是依靠亲友及民间借贷，而且很难从商业银行得到商业贷款，从民间得到的资金支持利率较高，从而增加了融资成本。难以缓解企业日益加剧的资金压力，而造成这一现状的原因，总结起来主要有以下几点：
（一）浙江省中小企业所在的办公场所及厂房等通常是以租赁的方式取得，难以获得贷款
有数据显示，浙江省有三分之一的中小企业无自有厂房。租赁厂房有一个好处：省下了买地盖楼的成本，节约了相当一部分的资金来扩大生产线。企业为求得更好的发展，势必要向银行等金融机构贷款，而银行贷款一定要有相当的等额抵押物，然而中小企业有自己的厂房并不是固定资产，就难以取得抵押贷款。没有抵押物，企业就不得不求助于担保公司，而市场上的担保公司往往收取高昂的担保费，大约占贷款总数的2%～3%左右，大大提高了企业的贷款成本，加重了企业原有的资金负担。，同时，由于中小企业的经营风险较大，市场上很难找到信得过的担保公司和担保人。担保过程涉及的方方面面，其中的手续繁琐，浪费了大量时间，还要收取较多的手续费。目前，浙江省的担保机构规模较小，能担保的额度低，种种原因使得浙江省的中小企业打消了担保贷款的念头。
（二）浙江省中小企业绝大部分是家族企业
改革开放以来，中小企业或多或少都获得了强劲的发展动力，不断扩大生产规模，延伸产业链，但是在管理上相对滞后。家族式的管理模式在企业刚刚成立起步时期，项目决策迅速，提高企业的执行能力，企业内部人员的利益相关度也紧密，会视企业为自己生命。但该模式很难适应日益壮大的企业，需要更新企业的管理理念。家族企业缺点主要表现在：第一，决策只依靠高层领导人自身的意愿，决策独断，在这种情况下，决策者知识和信息储备就变得尤为重要，缺乏决策所必需的信息和科学合理的计划。第二，规章制度不完善，企业内部的关系鱼龙混杂，内部人员的职责不明确。第三，企业传承风险高，家族企业继承对企业的发展壮大至关重要，“富不过三代”是对家族企业最好的形容。
（三）浙江省的中小企业财会制度不完善甚至缺失
中小企业的生产规模相对于大型企业来讲相对较小，综合实力也相对较弱，企业的相关信息如：财务状况、原材料成本、产品生产销售状况、企业的营运盈利能力等都没有公开对外披露，因而评级机构无法对中小企业进行信用评级，因而得不到银行等金融机构的信任，满足不了商业银行必要的融资贷款条件。并且，少数企业还存在着偷漏税的情况，财务信息造假，增加了银行对其财务状况的评定难度，从而致使企业难以得到商业贷款。
（四）浙江省中小企业的融资渠道狭窄，资本市场不够完善
随着企业规模不断扩大，企业的资金需求与内源性融资所能提供的资金相差甚远，而外源性融资的比例将会越来越高。外源性融资包括发行股票、债券和商业银行贷款。我国的资本市场发展至今已初具规模，但与国外资本市场比起来，还存在较多不规范，对中小企业发行股票和债券有较高的要求，准入门槛较高。因为种种原因，导致能进入市场的中小企业少之又少，到2016年9月底，全国境内中小板上市企业仅为为812家。有些浙江省中小企业自身还未满足发行股票和债券的要求，自身实力还较为薄弱。因此中小企业只能寻求金融机构获得帮助，然而我国的金融机构对中小企业并不是很重视，对中小企业有偏见，相对于一些大型企业很难获取贷款。
四、改善浙江省中小企业融资环境的对策
（一）规范浙江省民间借贷
我国实行的市场经济政策创造大量社会财富，相应的，民间资本的数量也急剧上升。民间借贷也相应与之而来。民间借贷的风潮在浙江温州表现地尤为明显，民间借贷的资金已达上千亿元。但是，浙江省的民间借贷市场极不规范，浙江省的多个地区存在中小企业老板“跑路”现象。虽然民间借贷存在较大问题，但它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也不容小觑。以其灵活便捷、周转迅速等特点深受中小企业的喜爱，因而规范民间借贷刻不容缓。
（二）建立健全融资政策支持和法律法规
为了更好地满足浙江省中小企业的发展需求，中央和地方要出台一系列的、适合于中小企业融资需求的法规。需要政府加强引导，依靠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的努力，创建良好的投资与融资环境。针对浙江省存在的民间借贷，政府也应加强对民间借贷的法律建设，加强关于民间借贷的法律宣传，使得民众不盲目地投资，提高自身的抗风险意识。
（三）建立健全中小企业担保体系
由于浙江省的中小企业厂房和办公场所大部分是以租赁形式得到的，因而难以依靠这些来向银行抵押贷款。在我国，担保业是一个新兴行业，伴随着中小企业融资难问题而出现，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小部分中小企业融资，为中小企业提供了必要的资金支持。但是，现阶段市场上的担保机构规模较小，由政府出资设立。担保机构管理水平低下，虽有政府出资，但提供的担保额度非常小。建立浙江省中小企业信用评级系统，为中小企业做出相应的评级，使得银行能快速选择信用程度较高的企业。政府也要支持建立中小型企业的信息交流平台，让中小企业、担保公司、商业银行三者之间的信息通畅，减少信息阻碍。
（四）为中小企业开辟新的融资途径
浙江省中小企业由于其自身信用程度低、信息不对称、融资风险和融资成本过高等原因，很难获得资金来源。因此开发新的融资渠道迫在眉睫。可以开发无形资产租赁、存货原材料租赁等信贷方式来拓宽中小企业融资渠道。浙江省中下企业中有一大部分是已科技为主导的企业，其可抵押担保的资产虽然不多，但其知识产权和专利申请较多。如果浙江省的中小企业能以企业的知识产权作为抵押，来获得银行贷款就可以缓解企业的资金压力。还可以在浙江省中小企业之间推广融资租赁的方式，获得机器设备的使用权，来提高企业的生产规模，扩大生产力，从而达到减轻资金压力的目的。实施小额度无抵押贷款等政策。
五、总结
2016年，G20峰会在中国浙江召开，为浙江省中小企业带来了更多的发展机遇与挑战，企业之间存在的融资难问题也越来越受到们的关注，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这一问题已成为我国经济研究的一个重点。
解决浙江省中小企业融资难题需要政府、机构、企业和个人的协同共进。政府提供有效的融资支持机制，改善中小企业的融资服务，审慎评估各种形式的政府干预手段;建立健全金融基础建设，如信贷机构、资产抵押和企业破产制度，加强在这一方面的资金、技术支持，有效的为中小企业解决信息不对称;出台一系列降低中小企业融资难度的政策法规，为中小企业创造有利的融资环境，并且使得法规落到实处;提高中小企业家受教育质量，提升企业的管理效率与生产效率。
参考文献
[1]吴卫星.中小企业融资环境问题研究――以浙江中小企业融资为例[D].江西师范大学，2012.
[2]金迎春，陆江涛.浙江中小企业融资困境的成因及解决途径[J].中共杭州市委党校学报，2009，（3）：53-59.
[3]鲁苗.我国中小企业融资难问题研究[D].复旦大学，2006.DOI：10.7666/d.y952171.
[4]赵蓉瑛.浅析浙江省中小企业的生存现状和出路[J].现代商业，2008，（29）：154.DOI：10.3969/j.issn.1673-5889.2008.29.1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