贸易进出口经营权范文

贸易进出口经营权篇1

中国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的在对外贸易领域中所进行的一系列改革（如逐步加大国有外贸企业的改革力度，不断放松贸易管制，赋予各类企业进出口经营自主权，大幅度降低关税及削减非关税壁垒等）措施确实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巨大成就。但是，如果站在全球经济及市场经济的角度来看中国的对外贸易，则会发现中国的对外贸易仍然存在着很多问题，这些问题严重地阻碍着中国成为世界贸易及经济强国，因此，极有必要对这些问题进行深入的研究。 一、中国对外贸易所存在的问题 （一）中国的对外贸易存在着非市场化的问题 1.国内企业要出口产品必须得到政府的批准，大多数生产企业不能直接进入国际市场出口产品。 虽然我国对传统的贸易体制不断进行改革，如赋予若干生产企业进出口自营权，但是，获得进出口自营权的仅仅只是少数国有大中型企业（包括少数科研机构），而且其进出口自营权仍然受到很久的约束，经营范围受到严格的限制，拥有进出口自营权的生产企业实际上并不能真正完全自主地经营进出口业务。此外，虽然我国也允许私营企业获得进出口自营权，但进入门槛很高，数量极其有限。总之，我国的外贸经营权仍然是由国家控制的，（注：政府对外贸经营权的管制实际上是一种非关税壁垒。）只有少数生产企业有权可以直接从事进出口贸易活动，大多数企业并不直接进入国际市场出口产品。这些没有进出口自营权的企业要出口产品，就只能通过国有外贸公司代理。这意味着，对于大多数没有进出口权的生产企业来说，它们并不能直接进入国际市场自由地从事进出口贸易活动，因而同国际市场之间实际上仍然存在着“隔层”。（注：为解决这一问题，我国政府曾提出了“工贸结合”的改革思路，但是，由于我国的国有外贸公司和国有生产企业都没有独立的财产，因此，我国外贸公司同生产企业之间的“工贸结合”大多是在政府的策划下采取行政合并的方法进行的，而不是通过产权交易组合而成的，这不但起不到优势互补的作用，反而导致企业内部管理及协调成本过高，形成边际成本高于平均成本的“规模不经济”局面。总之，我国生产企业同国际市场之间的“隔层”问题并没有真正彻底地解决。） 由于外贸经营权由政府行政审批，哪些生产企业能进入国际市场完全由政府指定，因此，在缺乏市场竞争和筛选、淘汰机制的情况下，能直接进入国际市场从事进出口业务的企业并不一定就是最有效率的企业，这样就必然会造成对外贸易的低效率。同时，由于国内大多数生产企业不能直接进入国际市场自由地从事进出口贸易活动，因此，国内许多生产企业就不可能完全自由灵活地根据国内外市场的供求状况，及时生产出完全符合国际市场需求的产品，从而最大限度地扩大我国的出口，这就人为地压抑了我国的出口供给弹性。 更重要的是，由于我国的私营企业（注：“私营企业”是我国的一种特殊提法，事实上，企业只存在因其所承担的财产责任或民事责任的不同（既有限责任或无限责任）而出现企业组织形态不同的问题，而不存在因所有者身份不同而导致企业性质不同的问题。）在没有得到政府的批准下并不能自由地从事进出口贸易活动，因此，这就不利于使我国持续涌现出更多的完全自负盈亏，因而真正具有内在动力和压力在比较优势的基础上不断扩大出口的市场主体，从而极大地阻碍了中国人均出口额的不断增长。（注：目前中国虽然跻身于世界第七大贸易实体，但与我国庞大的人口数量相比则显得人均贸易额或出口额并不高，如人口只有五千多万的英国和法国1999年却分别占世界进出口总额的第四和第五位。）可见，对私营企业的出口限制实际上是对中国出口扩张能力的人为限制。 此外，虽然我国的外贸公司在政府的保护下垄断了我国的进出口，但我国的国有外贸公司却因规模小而在国际市场上缺乏竞争力。而且，由于这些国有外贸企业并不承担经营亏损的最终财产责任，因此，各国有外贸企业为了扩大出口，而往往不负责任地对内抬价收购、对外低价竞销。国有外贸企业相互之间这种没有内在约束的无序竞争，不但造成出口秩序混乱、而且增加了我国的出口换汇成本，降低了 我国的贸易利得(Gains)。 2.我国在进口方面存在着事实上的政府管制，进口的市场化或自由化程度更低 虽然我国自1992年以来不断降低关税，但我国降低关税的政策意图实际上是侧重在缓解我国过大的国际收支顺差，同时扩大资本品或技术设备的进口（中国进口中的80%以上是资本品），以提高国内企业的生产率，而并不是着眼于通过实现进口的自由化，以引入国际市场的竞争机制。而且，虽然我国不断削减非关税壁垒，但实际上我国对一些已经取消配额、许可证管理的进口商品仍然存在着不同名目的数量限制，一些需要进口品的投资项目需要事先得到政府的立项批准或政府部门的政策性指导。同时，中国在进口的程序上也存在着一些事实上的管制（如需要若干个政府部门的盖章认可，进口手续过于繁琐等）。此外，在政府对进口进行严格管制的同时，我国对许多产品（如原油、成品油、农产品等）的进口仍实行国家垄断，这种进口垄断实际上也是一种非关税壁垒。 我国对进口进行管制虽然在一定程度上保护了国内某些行业或企业（特别是保护了国有企业），但却因减弱了进口产品的竞争压力，同时使国内企业得不到低成本的生产投入品，从而降低了国内企业的生产效率。 （二）中国在对外贸易中缺乏规模经济的内在动力 按照新贸易理论中的基本观点，企业参与国际贸易是为了通过进入国际市场，以扩大产品的市场销售，使企业能在扩大市场份额的基础上生产更多的产品，从而降低产品的平均生产成本，从而有利于降低产品的价格，这样就能大大提高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价格竞争力，以最大限度地获取利润。但我国的绝大多数企业并没有真正实现规模经济，许多企业完全只是为了出口而出口，为了创汇而出口，而并不一定是为了最大限度地降低成本或创造利润而出口。由于我国企业（包括外贸企业）的规模普遍偏小，因此，我国企业的生产成本普遍较高，生产率普遍较低，这样，我国出口产品的换汇成本也就自然很高。 （三）我国的出口结构仍存在着技术档次及附加价值低的问题 中国出口竞争力强的工业产品主要是传统的劳动密集型产品（其中纺织、服装、鞋帽、玩具及日用消费品等劳动密集型产品占很大比重），这些产品的产品链条短，附加价值低。目前，中国出口量最大的10类产品中有9类是劳动力密集型制造业产品（如鞋、玩具和运动用品，以及布料和服装等）。 目前，我国的机电产品出口增长虽快，但主要依靠加工贸易和外商投资企业，而且我国机电产品一般档次较低，技术含量和附加价值不高，缺乏有后劲的支柱产品，支柱产业的出口能力尚未形成规模。同时，我国高新技术产品（特别是已拥有核心技术，自主知识产权的产品）占出口总额的比例很小，只有15%（世界十大出口国平均为40%左右），且多数还是由外资企业实现的。此外，中国的服务贸易（包括银行、保险、电信、法律、会计、资讯行业等）在国际市场上竞争力十分薄弱，出口创汇能力不强。 还必须指出的是，我国出口商品结构的改善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加工贸易的发展。在加工贸易中，只要加工产品本身是资本密集或技术密集型产品，那么，反映在统计中就是资本密集或技术密集型产品的出口，但实际上国内大量加工过程比较短暂，附加价 值并不高。可见，建立在加工贸易基础上的资本密集或技术密集型产品的出口增长还不能说明我国的出口结构已真正实现了高级化。 二、中国对外贸易中的产权问题(第2页) 根据产权经济学的观点，市场交易的实质是产权的交易。如果将这一观点引进到国际贸易理论之中，则我们就可得出这样一个新理论观点：国际贸易的实质实际上是产权在国际间的交易。既然如此，本文就从产权这个角度来剖析中国的对外贸易问题，以便进行理论上的创新，并为中国的对外贸易提供正确的发展思路。 （一）中国贸易非市场化的根源是传统的国有产权 制度 既然国际贸易的实质实际上是产权在国际间的交易，因此，国际贸易市场化或自由化的实质则是产权在国际间的自由交易。这意味着，一国要真正实现对外贸易的自由化，最根本的是本国的微观经济主体不但完全有权在国内外独立地获得或拥有财产，而且还能在国内外自由地进行产权交易。可见，贸易自由化的制度前提是财产权分散化的产权制度。 而我国目前的产权制度特征是：(1)绝大多数生产要素（包括土地、资本及企业家才能等）的产权仍然掌握在国家手中，且国家的财产权利是凌驾在其他一切财产权利之上的特殊的财产权利。(2)国有企业（包括国有外贸公司）没有独立的财产（即对企业的净资产没有所有权）。(3)私营企业的财产权没有真正得到社会的普遍尊重和法律的平等保护。 在传统的产权制度中，由于国家（事实上是政府）仍然掌握着大部分生产要素的产权，且国家的财产权利是凌驾于其他一切财产权利之上的特殊的财产权利，因此，政府就自然仍是最主要的经济决策者或经济活动组织者，在这种情况下，进出口经营权也就自然控制在政府手中，这意味着，在传统的产权制度中，微观经济主体是很难自由从事进出口贸易活动的。 事实上，在国有企业（包括国有外贸公司）没有独立的财产，因而无法真正独立地承担经营亏损（包括进出口亏损）财产责任的情况下，也不能让国有企业掌握完全的进出口自营权。因为，如果让这些不承担进出口亏损责任，因而没有内在的自我约束机制的企业都可以完全自由地从事对外贸易，则有可能导致不计成本的对外恶性竞争现象，从而既会导致我国对外贸易秩序的混乱，同时又会大大降低我国的贸易利得。显然，在这种情况下，我国政府也不得不对外贸经营权实行审批制。 此外，由于在传统的产权制度中，私营企业的财产权没有真正得到社会的普遍尊重和法律的平等保护，因此，自由从事进出口贸易活动就很难被视为是私营企业的一项天赋权利或自然权利。私营企业要获得从事进出口贸易活动的权利，就只能由政府批准赋予。 （二）传统的产权制度人为地限制了我国企业规模的扩张 在传统的产权制度中，由于国家为保护自己对国有企业的所有权及控制权，并不鼓励其他财产所有者对国有企业投资入股，而且，由于国有企业的经理人员和职工对企业净财产并没有所有权，因此，国有企业的经理人员和职工也没有内在的动力不断扩充企业的净资产，这就导致国有企业缺乏内在的规模扩张机制。同时，由于国有企业并不是拥有独立财产的产权主体或市场主体，国有企业对其所占用的财产并不享有所有权，因此，国有企业之间不可能进行真正的会发生所有权转移（所有权永远掌握在国家手中）的兼并或收购活动，这又使得我国的国有企业缺乏外在的规模扩张机制。此外，由于私营企业的财产没有得到社会的普遍尊重和法律的平等保护，因此，私营业主对其财产所有权的长期归属也缺乏信心，这样，我国的私营业主也没有内在的动力不断扩大企业的规模，等等。总之，由于我国的企业缺乏内在和外在的规模扩张机制，因此，这就根本上决定了中国在对外贸易活动中缺乏规模经济的内在动力。 （三）中国出口品技术档次低下的根源是制度的限制 由于在传统的国有产权制度中，国有企业之间不可能有真正激烈的优胜劣汰的市场竞争，且国有企业因没有独立的财产而不可能真正承担经营风险或亏损的财产责任，同时国有企业的经理人员及职工对采用先进技术所形成的企业财产并不拥有所有权，技术并不能通过企业的剩余索取权变成有回报的投资（杨小凯，1998），因此导致国有企业既没有外在的压力，同时又没有内在的动力和压力不断地开发和采用更先进的技术。这一切都从根本上决定了国有企业缺乏技术创新的能力、动力及压力，从而自然会导致我国出口品的技术档次低下。 （四）在本国企业竞争力低下的情况下，政府也难以完全实现进口的自由化。 由于传统的产权制度导致国内企业（特别是国有企业）竞争力低下，产品生产成本过高且质量较差，因此，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实现进口贸易的自由化，则国内企业（特别是国有企业）就有可能因无法同国外企业竞争而面临破产倒闭的命运。这样，政府就不得不对进口实行事实上的管制政策，以保护国内企业（特别是国有企业）。可见，中国 对进口进行管制的实质是为了保护国内的国有企业，保护传统的产权制度。 总之，以上分析充分证明：阻碍中国对外贸易自由化及真正成为世界贸易强国的根本原因是传统产权制度的限制。 三、产权改革与中国对外贸易的发展 根据以上分析，为真正实现中国对外贸易的自由化并使中国真正成为世界贸易强国，我们应进行实现财产权分散化的制度改革，从而使我国的微观经济主体都成为真正拥有独立财产的所有者或产权主体，并规定各所有者的财产权利一律平等。 进行这种实现财产权分散化，并规定各所有者财产权利一律平等的制度改革，将会自然创造出众多真正拥有完全财产权利（包括自由从事进出口贸易活动和对外投资活动的财产权利）及经济决策权的市场主体或企业，（注：在产权改革的基础上，企业组织形式将不再按所有者身份或性质的不同而划分为国有企业或私营企业，而只按所有者对企业经管所承担的财产责任的不同而划分为独资，合伙企业或股份有限责任公司。且所有的企业都将在完全平等的基础上自由竞争。在这个基础上，就不会再存在什么“私营企业”的特殊问题。）这样，我国的所有企业都完全能够在全球范围内按照自己的意愿或自己所认为的合适方式自由从事进出口贸易活动，自由投资。（注：这意味着，我国的企业是否应成为集科研开发、生产、投资、贸易、金融为一身的综合商社或大型企业集团应完全由企业根据国内外市场状况由自己决定，政府不应人为地代替市场主体设计企业发展模式。）同时，由于产权改革将创造所有市场主体的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的制度环境，因此，以保护人们的财产权不受侵犯为基本职责的政府未经法律授权就不能对市场主体的经济活动随意进行人为的干预，否则就是侵犯市场主体的财产权利。这意味着，在产权改革的基础上，政府将不能再运用行政权力直接组织或垄断经济活动（包括进出口贸易活动）。可见，进行财产权分散化的产权改革将会自然实现我国对外贸易的市场化或自由化，并实现国内贸易与对外贸易的一体化经营（即国内企业可以同时自由地从事国内贸易和对外贸易）。 实现对外贸易的自由化，使我国的所有企业都可以自由从事进出口贸易活动，这就意味着将自动撤除国内生产企业同国际市场之间的“隔层”，从而使我国的所有企业都能直接进入国际市场，以便灵敏地根据国际市场的供求状况，及时生产出完全符合国际市场需求的产品。而且，由于我国的所有企业都是完全自负盈亏的市场主 体，我国的企业既必须完全独立地承担出口亏损的财产责任，同时又可以完全独立地获得出口盈利所带来的好处，显然，这种完全自负盈亏的企业将真正具有内在的自我激励和自我约束机制，在生产及进出口贸易活动中力求做出最佳的生产经营或进出口决策，以便根据国内外市场状况和自己的比较优势出口机会成本最低的产品，而进口机会成本最高的产品，即为发挥本国的比较优势而出口，为利用别国的比较优势而进口，从而在全球范围内最大限度地实现成本最小化和利润最大化。而为实现这一目标，我国的企业会真正具有内在的动力和压力完全根据国内外价格体系的差异以及国际市场价格的波动，不断地比较产品的生产成本及国际市场上的消费者愿意支付或能够支付的价格，并根据比较优势原则尽力以最低的机会成本生产国际市场最需要，因而价格及质量最高的产品，从而使我国的产品真正具有较强的国际竞争力。 可见，产权改革基础上的贸易自由化，不但不会出现能在国际市场上盈利的产品难以出口，而不盈利或亏损的产品又大量出口，以及从事进出口贸易活动的企业相互之间因进行没有成本约束的无序竞争，导致出口秩序混乱和出口换汇成本不断上升等“一放就乱”的现象，反而会通过市场的筛选、竞争及淘汰机制最终使得只有那些真正最有效率，成本最低，产品真正有竞争力的企业才能大量从事进出口贸易活动，而那些低效率的，产品根本没有竞争力的企业就自然被市场所淘汰，这样就能根 本消除出口秩序混乱和出口换汇成本不断上升等“一放就乱”的现象，从而大大地提高我国的出口创汇能力及对外贸易的效率。而且，由于产权改革将不断创造出更多的完全在自负盈亏的基础上根据国际市场的需求不断扩大出口的高效率的企业，因此，这就能极大地推动我国人均出口额的不断增长。 同时，在合理的产权制度中，由于企业成立的首要前提是拥有独立的财产，因此，这就将从根本上奠定企业规模扩张的市场机制。而且，由于企业的投资者对企业财产拥有真正的永久性所有权，因此，企业的所有者及经理人员也会有真正的内在动力和压力为获得更多的所有者权益而不断扩充企业的净资产，以提高企业的盈利能力及抵御经营风险的能力，这就自然形成企业规模的内在扩张机制。另一方面，由于我国的企业对其净资产享有所有权，因此，企业之间就真正发生为争夺所有权而进行的市场兼并或收购活动，从而真正形成企业规模的外在扩张机制。可见，产权改革将真正有利于使规模经济成为推动我国对外贸易发展的市场动力。 此外，由于产权改革将使我国的所有企业必须真正由自己承担亏损的财产责任，这样，我国的所有企业就会有真正的内在压力最大限度地降低生产经营成本，以避免亏损。另一方面，由于产权改革将创造出众多相互公平竞争的企业，这样，我国的企业就自然有外在的市场压力通过不断最大限度地降低成本，以通过降低产品的价格来扩大市场份额，从而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求得生存和发展。而且，在产权改革的基础上，人们对开发技术所形成的财产拥有所有权，这样，人们也会有真正的内在动力为积累财富而不断地开发和采用更先进的技术。在这个基础上，我国的技术就自然会不断进步，这样，我国资本和技术密集型的产品出口就自然会不断增长，从而将根本改变我国出口品的技术档次较低的问题。 最后，由于产权改革将使我国微观经济主体的国际竞争实力不断提高，因此，这就为我国真正实现进口自由化奠定基础。而进口的自由化将有利于直接引进激烈的国际市场竞争机制，打破垄断，同时这还有利于直接引进能反映国际供求关系的国际市物价格，使国际市物价格信号成为国内资源配置的指示器，从而改善国内的资源配置效率。 总之，只有产权改革才能真正实现中国对外贸易的自由化，才能使中国人均出口额得到最大限度的增长，并真正提高中国出口品的技术档次，从而最终真正使中国成为世界贸易及经济强国。

贸易进出口经营权篇2

外贸统制专营时期～与产品经济和单一的计划经济的国家经济体制相适应，当时我国建立了由外贸部统一领导、统一管理，外贸各专业公司统一经营，实行指令性计划和统负盈亏的高度集中的对外贸易体制。这种外贸体制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有利于使中国在国际收支中避免出现逆差，有利于将中国国内市场与国际市场被资本主义国家控制的中的任何不确定因素隔离开来，有利于控制中国进出口水平和构成，达到保护民族幼稚工业，实现进口替代战略的目的。但是，该体制也存在着严重的弊端，主要是：一独家经营，难以调动地方的主动性和积极性。二统得过死，阻碍了企业与买方、卖方的接触，不利于外贸企业发挥自主经营的能力。三统包盈亏，不利于外贸企业走上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发展、自我约束的企业经营之路。而且未能体现地方、国家、企业、个人的利益关系，影响他们积极性的发挥。

放权过渡时期～简政放权是这一时期外贸体制改革的主旋律。年，经贸部实施简政放权的一系列改革措施，而以如下三项最为重要：一年月起，多数省份有权保留一定比例的外汇收入；年月起，允许企业自己决定使用％的留成外汇；二年月，明确种限制进口商品，允许一批机构无须经过经贸部就可进口非限制类商品，这些机构包括经贸部所属外贸公司和分公司，其他部门所属的外贸公司，省政府经营的外贸公司。三年月，通过外贸体制改革报告，内容包括“政企分开”、“简政放权”、“实行外贸制”、“改革外贸计划体制”和“改革外贸财务体制”等。至此，高度集权的外贸总公司垄断全国外贸的局面已被打破，各省及下属外贸组织开始成为外贸活动的主力军。经过简政放权、扩大了省一级外贸自。外贸公司的数量显著增加。据统计，自年下半年至年，全国共批准设立各类外贸公司多家，比年增加了倍多。然而，对于大多数生产企业来说，外贸公司仍然是它们通向国际市场的唯一选择。中国生产企业与国际市场之间的隔层导致四个问题的出现：一是出口效益低、不同出口商品的换汇成本差异极大；二是出口格局不合理，国际价格信息没有通过正常途径及时传递给生产者，盈利的出口商品得不到鼓励，而不盈利或亏损的出口产品又不能及时得到纠正；三是缺乏国际市场行情信息，企业不能面对国际市场寻找机会，或根据要求进行产品改良；四是缺乏来自进口的竞争，进口管理和高关税，使进口竞争不能起到促使国内生产企业提高效率、降低成本而提高竞争力的作用。国际经验表明，取消这一隔层，可以大大提高中国企业的外贸操作效率。高效率的贸易体制需要消除竞争过程和经营机会中的贸易障碍，其中，最大的贸易障碍就是各种形式的垄断，这不仅包括行业产品垄断，而且包括地理疆界垄断。

外贸承包经营责任制—外贸吃“大锅饭”的体制多年来一直制约着外贸事业的发展。经过调查研究，国务院决定从年起全面推行对外贸易承包经营责任制，其主要内容是：

一由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和计划单列市政府以及全国性外贸工贸总公司向国家承包出口收汇，上缴中央外汇和相应的补贴额度，承包基数三年不变；

二取消原有使用外汇控制指标，凡地方、部门和企业按规定所取得的留成外汇，允许自由使用，并开放外汇调剂市场；

三进一步改革外贸计划体制，除统一经营、联合经营的种出口商品保留双轨制外，其他出口商品改为单轨制，即由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和计划单列市直接向中央承担计划，大部分商品均由有进出口经营权的企业按国家有关规定自行进出口。

四在轻工、工艺、服装三个进出口行业进行外贸企业自负盈亏的改革试点。

三年来的实践表明，承包制的推行基本达到了预期的效果。

首先，它打破了长期以来外贸企业吃国家“大锅饭”的局面，为解决责权利不统一的状况迈出了一大步，从而大大调动了各方面特别是地方政府的积极性，有力地促进了外贸的发展。

其次，它有利于解决中国经营体制上长期存在的政企不分问题，让企业逐步走向自主经营的道路。再者，它促进了工贸结合，有利于增强外贸企业的国际竞争力。与此同时，承包制也暴露出一些弊端：

一尚未建立外贸的自负盈亏机制。承包制仍然保留了中央财政对出口的补贴，财政补贴是一种非规范化的行政性分配，带有主观随意性，也不符合国际贸易的通常做法。

二助长了局部利益的膨胀和不平等竞争的加剧。对不同地区的承包企业规定不同的出口补贴标准和不同的外汇留成比例，从而造成了地区间的不平等竞争，诱发了对内的各种抢购大战和对外的竞相削价销售，造成外贸经营秩序的混乱。

三企业行为短期化。企业在追求利润的刺激下，缺乏中长期投资眼光和积极性，只重承包期内任务的完成和超额完成，往往忽略了外贸长期发展的战略目标和战略措施，企业宁可转产附加值低且易迅速出口、换汇成本低的产品，导致国家外向型企业产品结构长期处于低水平运行。

四承包期一定三年不变，未能适应国内非经营环境的变化。遇有重大的环境变化，承包企业往往难以完成承包任务。

外贸企业经营机制转变时期～这一轮外贸体制改革重点放在微观管理层的变革，它既是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客观要求，也是前一阶段简政放权道路的延续。在一系列改革措施中，有两项特别重要：

一取消国家财政对出口的补贴，按国际通行的做法由外贸企业综合运筹，自负盈亏；

二改变按地方实行不同外汇比例留成的做法，实行按不同商品大类统一比例留成制度。此后，中国外贸经营基本打破了“大锅饭”体制，外贸企业的经营机制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

外贸财政补贴的取消使外贸企业第一次被真正作为外贸经营主体和参与竞争的独立实体而受到重视，使国内外贸企业能够在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前提下，建立和完善自我发展、自我约束的经营机制，改善经营管理，提高国际竞争能力，从而在更深更广的范围内参与国际分工，促进市场秩序健康发展，同时，它还扩大了企业对外汇的支配使用权，有利于保持适度的进口增长，为进一步拓展对外贸易关系创造了良好条件。另外，为了保证国家收汇并防止逃汇、套汇，外汇管理部门和结汇银行实行跟踪结汇，加强了对出口外汇的管理。版权所有

截止至年底，中国有外贸经营权的各类企业不包括已投产的万多家外商投资企业达多家。原有的宏观管理模式已明显不能适应外贸发展的需要。企业自的扩大，企业产权制度的变革，也呼唤政府建立一套多形式、多层次、既灵活又统一的管理体制。为此，国家提出按现代企业制度改组国有企业，采取一系列措施鼓励外贸企业进行股份制的试点工作，鼓励专业外贸公司实行进出口制，鼓励工贸结合，发展实业化、集团化、国际化经营，从整体上促进全国外贸规模的发展。

近年来我国外贸体制改革的新进展～年，中国政府开始了以汇率并轨为核心的新一轮外贸体制改革。主要内容有：一改革外汇管理体制，发挥汇率对外贸的重要调控作用。国务院决定，从年月日起，实现双重汇率并轨，实行以市场供求为基础的、单一的、有管理的人民币浮动汇率制度，建立银行间外汇市场，改进汇率形成机制，保持合理的、相对稳定的人民币汇率；实行外汇收入结汇制，取消现行的各类外汇留成，取消出口企业外汇上缴和额度管理制度，实行银行售汇制，实行人民币在经常项目下的有条件可兑换。外汇体制改革为各类出口企业创造了平等竞争的良好环境，有助于提高我国出口商品的竞争力；大大加速外贸企业经营机制的转换，更有效地发挥汇率作为经济杠杆调节对外贸易的功能；有助于中国外贸体制与国际规则接轨。年月日，我国还宣布接受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第八条款规定的义务，实现人民币经常项目下可兑换。

二运用经济、法律手段、完善对外贸易的宏观管理。加强和改善客观管理，即管方针、管政策、管规划、管监督，在年《对外贸易法》颁布实施的基础上加快制定并实施各种配套法规，将对外贸易管理纳入法制化轨道。宏观上主要运用经济手段，如汇率、关税、税收、利率等调节对外贸易。对进出口总额出口收汇和进口用汇实行指导性计划。加快赋予具备条件的国有生产企业、商业物资企业和科研单位外贸经营权，截止年底，我国各类外经贸企业已达万多家其中自营进出口生产企业多家，外商投资企业万多家。年月，外经贸部颁布了《关于设立中外合资对外贸易公司试点暂行办法》，规定外国公司、企业可以与中国的公司、企业在上海浦东新区和深圳经济特区试办中外合资外贸公司。外商不仅在生产领域，而且可以在流通领域进行合资合作经营。此外，年我国还在个经济特区进行生产企业外贸经营登记制试点。外贸经营权将根据我国的对外承诺，最终由审批制转向依法登记制。

贸易进出口经营权篇3

一、广东外贸大包干改革的实施

历史上，广东是重要的对外贸易口岸，工商业比较发达，商业意识比较浓厚，对外联系广泛。然而，自1956年粤港实行边境封锁以后，高度集中的计划体制对发挥广东独特地理和人脉优势的限制越来越大，这使广东在中国外贸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受到了很大程度的削弱。20世纪70年代末期，广东外贸大约占全国外贸比重的10%，在全国排名第三，排名在辽宁省、上海市之后。在1958年的时候，广东与香港的出口总额不相上下，可是到了1978年，香港的出口总额已是广东的10余倍之多。②

改革开放前，以亚洲“四小龙”为主体的亚洲新兴工业体实现了经济腾飞，正进入产业转型的关键时期。特别是与广东毗连的香港已经发展成国际大都市，正面临着产业调整与升级的任务，这为广东的外贸提供了千载难逢的外部环境和机遇。此时，广东的对外贸易，一方面可以利用香港的资金、信息、市场、管理，借助香港国际化功能走向国际市场;另一方面随着国际产业的大调整与国际市场的激烈竞争，香港急需将劳动密集型的产业转移出去，而广东正好成为香港转移劳动密集型产业的理想之地。

在多番考察调研后，中共中央在1979年4月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出台了《关于大力发展对外贸易增加外汇收入若干问题的规定》。在这个规定中，中央提出了在外贸体制方面的若干改革设想，这些设想重点突出了对地方和外贸生产企业的放权，过去由国家对外贸易实际上垄断的坚冰开始打破。

5月中旬，国务院副总理谷牧带领工作组来广东调研。调研期间，谷牧两次主持召开省委、省政府负责同志会议，多次谈到外贸改革的问题。一方面，他对广东外贸体制“先走一步”提出三个目标：一是要完成50亿美元的外汇收入，并争取超额;二是要把这几年被日本、中国台湾地区夺去的香港市场夺回来，三年不成五年也可以;三是要赶超港澳。另一方面，他还针对这三个目标，提出了具体的办法，即“中央对广东实行大包干”。①

广东省委于1979年6月6日向中央递交了《关于发挥广东优越条件，扩大对外贸易，加快经济发展的报告》，明确建议：广东在中央的统一领导下，实行“大包干”的办法。外贸和外汇以1978年实绩为基数，从1980年开始，一定五年，外贸出口外汇增长与中央实行三七分成，中央占三，地方占七。同时，在中央统一的对外贸易方针政策和规划之下，广东有权安排和经营自己的对外贸易。7月15日，中央批转了广东的报告，并以中发〔1979〕50号文件的形式予以下发。自此，“外贸大包干” 的政策正式出台。

这一阶段，全国外贸体制改革的重点在于改革高度集中的经营体制、改革单一的指令性计划管理体制、完善外贸管理、增加外汇收入、鼓励出口等五个方面，属于行政性分权的范围，广东外贸体制改革由于“外贸大包干”的特殊性和灵活性，广东在一些具体做法上又比全国性的改革要更进一步。

广东“外贸大包干”的具体实施时间为1981年至1983年，主要内容包括：国家下放计划权，由广东自订出口计划;下放经营权，除成品油、钨砂外，其余商品由广东自行对外成交出口，地方外汇进口由广东自主经营，在财务体制上变统收统支、统负盈亏为核定基数（换汇成本）、自负盈亏，核定出口收汇基数，超基数出口实行中央与广东三七分成;下放利用外资审批权，“三来一补”、合资经营项目，凡不涉及国家综合平衡的，由广东自行审批;允许广东在港澳设立外贸业务机构。使广东获得了在本省范围内统筹生产与外销、出口与进口以及发挥地方优势的自。围绕着如何用好这五种权限，广东进行了积极的探索和大胆的尝试。

其一，下放外贸经营权。广东从中央获得外贸自主经营权之后，不仅将其下放到了省一级外贸公司，而且将其进一步下放到了各市（地）甚至各县（区）的外贸支公司。 改革开放以前，广东全省虽有12家省直属专业外贸公司，但这12家公司在经营上完全没有自，它们的生产只能按国家外贸总公司所定下的合同来进行。为了调动外贸企业的积极性，省委决定，在这12家之外，再设立若干家外贸公司，同时，赋予所有条件成熟的外贸企业以出口经营权。1980年9月，第一家工贸公司――广东省冶金进出口公司成立，此后几个月农机、船舶、建材等10家工贸公司相继成立。之后四五年之内，中央各部委又在广东成立了50多家工农贸易公司。广东也于1981年给予市县外贸经营权，并陆续建立了一些新的出口口岸和出口起运点。通过分权，地方外贸公司变成独立经营主体之后，它的灵活性和动力，都有了极大的提升，成为国家出口创汇的一大生力军。

其二，改革出口商品价格政策。国务院于1965年11月作出了关于出口商品定价的总原则，明确外贸公司收购出口商品的价格必须与内销价格相同，如果收购价格太高，外贸公司蒙受过大损失。一直到1979年这些规定几乎都没变过，这样的定价往往反映不了国际上变化莫测的市场行情，造成价格与市场脱节。从1967年到1977年，国家外贸公司给广东的出口生产单位所规定的收购价格近10年没有变动过。从1975年到1978年，虽然鱼塘面积和塘鱼生产都增加了，但出口量却大幅度下降。由于卖给出口公司的塘鱼价格没有吸引力，渔民宁可拿到自由市场去卖，或者留给自己吃。①广东在实行“大包干”政策后，外贸公司拿到了尚方宝剑，便在定价机制上“大做文章”，提高塘鱼的收购价，以缩小与出口香港价格的差距，一举突破了单一的定价机制，做到内外销一个价，优质优价。这一招马上奏效，塘鱼的收购和销售量很快恢复到“”前的水平。

其三，设立驻外窗口公司以加强对外经贸交流。改革开放以前，地方政府无权在海外设立驻外经济文化交流机构，地方与海外的联系在很多时候都要通过中央驻外机构来进行，无形之中便增加了双方的交易成本和时间成本。随着改革开放形势的发展，此种局限日益对广东经济尤其是外贸 “先行一步”的大局产生不利影响。为此，广东省委、省政府决定在香港和澳门设立一批窗口公司，通过它们来加强与港澳工商界的往来，并及时沟通经贸信息，达到促进贸易互赢的目的。1980年6月在香港设立的粤海企业有限公司成立不到四年，营业额就达到了10亿港元，而它属下的全资子公司“广南行”更是成功获得了广东省企业对香港鲜活商品的总权，负责香港市场90%的塘鱼、88%的活鸡、打破了由中国粮油食品进出口总公司在香港的全资公司“五丰行”的垄断经营。粤海所属的广东（香港）旅游有限公司在1983年先后首创出“个人赴香港游”“澳门游”。窗口公司“在利用国际、国内两种资源和两个市场，拓展国际经济技术合作，开拓海外市场等方面”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其四，探索利用外资新方式，下放外资审批权。1978年7月，国务院颁发《开展对外加工装配业务试行办法》，这个文件成为了加工贸易企业的出生证。1978年下半年，东莞太平服装厂与香港信孚手袋制品有限公司合作成立太平手袋厂，珠海一家毛纺厂与澳门纺织品有限公司合作成立香洲毛纺厂形成了广东乃至中国最早的一批加工贸易企业。1978年12月，东莞成立了对外加工装配领导小组，下设对外加工装配办公室，负责对外加工装配业务的宣传发动、招商洽谈、签约报批、指导管理，对推动东莞对外加工装配业务的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东莞成为了开展加工贸易最为活跃的地方。

1979年9月，国务院颁布《开展对外加工装配和中小型补偿贸易的办法》，正式确立了加工贸易的合法地位。省政府于1980年4月发出《关于发展对外加工装配和中小型补偿贸易办法的通知》对加工贸易及时提供具体的政策依据，使加工贸易蓬勃兴起，成为广东经济飞速发展的重要“发动机”。 许多有影响力的西方学者认为，近30多年世界贸易增长的70%来源于垂直型的分工链②。在这个发展机遇中，广东成功地利用了加工贸易方式，使本地区的加工能力和比较优势进入了全球专业分工的价值链，从而实现了对外贸易的长足发展。

1979年前后，广东在推动加工贸易企业发展的同时，还进一步探索了中外合作经营的道路。广东第一家中外合作经营企业是1979年5月1日批准成立的广州集装箱货物运输公司，以及后来影响全国的白天鹅宾馆、中国大酒店、花园酒店等内地最早的五星级酒店就是在这个时候开始与港商进行合作经营谈判并动工开建的。更为重要的是，广东在探索利用外资方式的过程中，除了“破旧”以外，还特别强调“立新”，通过“立新”，及时将好的经验总结起来，并制定了一些规章条例，对违规现象进行整治。例如，早在1980年1月，广东便着手研究、起草了《中外合作经营企业暂行条例》，而全国性的《中外合作经营企业法》直到1988年4月才由全国人大颁布。为了给各地引进外资创造条件，广东还大胆下放了外资审批权限。1981年11月，广东省政府下发《广东省利用外资审批权限和分工的规定》，将300万美元以下且不涉及全省综合平衡和生产性合作经营的中小项目审批权下放到地市和省属厅局，将50万美元以下的对外加工装配项目下放到县和县级市。1984年，广东再次下放利用外资审批权限。省政府下发《关于放宽利用外资、技改和地方自筹基建项目审批权限的若干规定》，深圳、珠海、汕头三个经济特区的审批权限，广州、湛江经济技术开发区的审批权限，其他市、县的审批权限都进一步放宽。在权限范围内自主安排，简化手续，讲求效益，调动了市县的积极性，利用外资保持了良好的势头。

“外贸大包干”从1980年前后开始，实施到1983年，三年之中，取得了明显的成效。就宏观层面而言，它冲破了铁板一块的“垄断体制”，激发了地方和民间办外贸的活力，同时，也为今后的进一步改革奠定了经验和制度基础。就微观层面而言，广东外贸出口在这三年取得了稳步增长，广东出口总值达到71.3亿美元，出口值不仅完成了9.97亿美元的包干基数，本省外汇留成22.7亿美元。

由于“外贸大包干”属于“先走一步”的局部改革，它的实行必然与当时还是“全国一盘棋”的旧体制产生诸多矛盾。在这些矛盾之中，最为突出的矛盾是国家汇率政策跟不上改革的步伐。

当时核定换汇成本基数包干，美元对人民币的汇率当时定的是1：2.8，即1美元换2.8元人民币，这样固定汇率是不合理的，后来造成外贸出口越多，越包干，亏得越多。到1982年只有1：3.2的汇率，广东的外贸才不亏损，这也就不难理解为了几毛钱，1982年7月和9月时任广东省委书记（设有第一书记）、广东省副省长王全国两次带人到中央，找谷牧、找张劲夫、找总理谈。王全国甚至说“要是不解决，今年就过不去了。到9月才基本解决，将出口外汇包干基数由2.8调到2.9，但是外贸还是亏损”。①另外，受到政治形势的影响，港元在1982年前后出现贬值，这也使得以港元为主要收汇货币的广东遭到额外亏损。中央停止了广东、福建的“大包干”，两省外贸又回到了国家统负盈亏的体制。

二、广东外贸体制改革的逐步推进

1984年，广东外贸重归统负盈亏的旧体制。回到旧体制后，广东在外贸改革方面的自由度虽有所减少，但是在“特殊政策、灵活措施”这一总体方针保持不变的大环境下，广东的外贸体制改革不仅没有停下来，反而加大了前行的力度。广东进出口贸易迅速增长，就是在这一阶段，广东在全国对外贸易中的地位和作用有了显著的提升。1986年，广东进出口总额达68.1亿美元，相当于1979年的3.6倍，进出口总额首次跃居全国首位，成为带动广东经济起飞的“引擎”，占全国进出口总额的比重上升到11.5%，到1993年时达到了40%，创历史新高。具体而言，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率先推行外贸出口制度。②1984年是“外贸大包干”结束的第一年，这一年，中央给广东定了13亿美元的出口计划，相对于广东高达20多亿美元的出口规模，出口计划的大幅减少，导致大批工业产品不能出口，大量工厂面临生产不足的困境。为了弥补实施这一计划之后广东可能面临的大量产品滞销，省外经贸部门提出了“自营出口和出口协调发展，千方百计把出口搞上去”的工作思路。据原广东省对外经济贸易委员会副主任徐德志回忆：当时只有一个办法，让更多的企业出口，一方面可以批准一些生产型企业自行出口;另一方面，没有出口资格的企业出口。这些私营企业的出动是由他们自由和外商谈妥出口贸易条件，然后再由我们国营外贸企业签订出口合同，这些出易有私营企业自担风险，国营外贸公司收取手续费。③变“收购制”为制，既扩大了出口货源，有利于实现工贸结合，实现工业企业和外贸企业的互补，为产品创造合适的出口环境，又促进了出口企业自负盈亏。广东在1984年不仅完成了20多亿美元的出口实绩，而且实现了外贸企业和生产企业的“双盈利”。

其二，发展外贸出口基地。下放外贸经营权，打破国家垄断经营的外贸体制之后，广东结合自身特点和经济发展的整体战略，选择了一条“以国际市场为导向，坚决、认真贯彻‘贸工农’方针，走贸、工、农、技相结合的道路”。1985年省外经贸委提出了“一个中心，两个体系”①的战略，成为广东外经贸发展的重要转折点。以“出口创汇”为中心，广东在20世纪80年代中前期先后投资了数十亿元，创办出口生产体系的项目1445项，兴办轻工、水产、蔬菜、水果、建材、五金等出口基地4000多个。随着这些出口基地和出口生产项目的建立，各地逐渐形成了一批实行工贸、技贸、贸工农相结合的地方性外贸公司。到1985年，这些公司就达到720家。对于广东外贸的发展具有相当重要的促进作用。出口基地建好了，出口到哪些地方就值得深思了，广东已经不满足于港澳市场了。为此广东省创建了粤――港――远洋三点一线出口销售体系，“三点一线”即远洋来样，香港打样，省内生产。在三点一线中，远洋为最大目标市场，港澳为“跳板”，省内为生产出口基地，围绕三点一线体系，1987年广东新批准设立的海外企业43家，这些企业把“触角”逐步伸向美国、加拿大、原联邦德国、英国、澳大利亚等国家。

其三，促进加工贸易的进一步发展。改革初期，加工贸易凭着其风险小、见效快、机动灵活的独特优势，很快便取得了迅猛发展，短短几年之间，就成为珠三角一带官方和民间利用外资、开展对外贸易的重要形式。这一时期，加工贸易从毗邻港澳的镇区向珠三角和经济特区迅速蔓延，产业从传统轻工业为主的简单加工装配，逐步扩展到零部件、机电产品的加工装配。形态上从来料加工发展到进料加工，进料加工意味着加工方对原料采购有了较大的商业选择机会，从而为国内配套生产提供了需求和拉动，是“进阶版”的加工贸易。进料加工方式在整个加工贸易中比重逐年上升，来料加工方式比重逐步下降，这是一个巨大的进步。发展至1987年，广东全省对外加工装配企业达到1.4万多家，实际利用外资金额约10亿美元，从业人员超过100万，加工贸易企业的出口总值累计18亿美元，占全省外资企业出口总值31亿美元的58%，成为广东省留成外汇的主要来源。广东的加工贸易在这一时期开始奠定了广东外贸的半壁江山，也是广东经济的核心，成为广东外向型经济的重要标志和主要特色，原广东省对外经济贸易厅厅长梁伟发曾说：“没有加工贸易就没有广东的外向型经济”。②原外经贸部副部长龙永图说过：广东应该捍卫加工贸易在外经贸中的地位，加工贸易，是一个城市外向度、一个地区参加全球经济的标志，这也已经成为国际贸易的主流。③

其四，进一步向地市一级下放外贸经营权。“大包干”时期，中央给予广东的外贸经营权比较多，除成品油、钨砂和配额商品、计划控制商品以外，其他商品都可以自行安排出口。随着“大包干”政策的结束，中央以加强管理、联合对外、协调成交为由把很多本已下放到广东、福建两省的商品出口经营权又收了回去。当时规定，有173种商品必须由外贸总公司来协调成交，另外规定100多种商品要向经贸部申领许可证。这样一来，广东省能够自己经营的商品就没有多少了。在积极向中央争取外贸经营权的同时，省委、省政府进一步向地市下放外贸经营权。组建一批地方性工贸结合的进出口公司，在有条件的市县全部设立外贸公司，省里规定，凡当地货源达到1000万美元或年自营出口达200万美元以上，又有运输条件，可以就地发运的地方，给予进出口经营权。全省拥有进出口经营权的企业如雨后春笋般登场，从1979年的12家发展到1987年的900多家，使得全省的出口贸易大幅上升。此外，省里还对地方的外汇留成政策进行了改革，并在全国开创了外贸公司跨行业经营的先例。

其五，增设对外贸易口岸。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广东原本不太发达的口岸通过能力，越来越不适应日益发展的对外贸易形势了。在征得国家有关部门同意以后，广东加强了对各类口岸的建设。从1978年开始，广东一方面对老口岸开展挖潜扩大的改造过程，另一方面有计划地增设新口岸。到1978年底，广东共设置对外开放口岸9个，到1989年底，全省52个市、县都建立了对外开放口岸，其中一类口岸36个，占全国的1/4，二类口岸128个，占全国的3/5，广东也成为全国口岸最多的省份。

三、广东外贸推行承包经营责任制

回到统负盈亏的旧体制后，广东外贸改革虽然继续前行，由于始终没有触及打破“大锅饭”这个核心问题，这种前行的速度和力度也就始终没有更大的突破。更为重要的是，随着与国外的经贸交往日益增多，再加上广东外贸自身的“量变”，不仅一些原有的旧矛盾没有得到解决，而且引发了不少新矛盾。由于中央对外汇控制过于严格，使得广东外贸无法大展拳脚，只能亦步亦趋，甚至眼睁睁地看着机会流失。同时，由于经营上的“政企不分”和财政上的吃“大锅饭”，使中央和地方的利益得不到平衡，一方面地方没有积极性，另一方面中央又赚不到钱。各地外贸公司在经营时考虑的头等大事，不是盈亏问题，而是如何把东西低价卖出去，以完成国家制定的出口计划，拿到更多的补贴，至于赚不赚钱，那完全是国家考虑的事，最终形成了一个“生意做得越大，出口创汇越多，从国家拿的补偿越多”的悖论。因此，必须在体制上根本变革，彻底打破大锅饭。

1987年召开的中共十三大确立了市场经济改革的基本方向，在此基础上，中央对外贸体制的进一步改革也提出了新的目标。1988年2月，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田纪云在全国省长会议上就外贸体制改革作了长篇讲话，要彻底打破“大锅饭”。自此，我国外贸体制改革步入以推行第一轮承包经营责任制为核心的整体推进阶段。广东外贸部门于1988年4月推出了“外贸体制改革承包方案”。这一方案，一方面核定了承包基数，解决了“包什么，包多少”的问题，另一方面认定了承包方式，确立了“条条承包，包到企业，条块保证”①的指导思想。1990年，全国性的第一轮外贸承包经营责任制结束。在第一轮外贸承包经营责任制期内，广东出口取得了飞速发展，年均增长达到了26.5%，1990年，全省外贸出口额更是首次突破100亿美元大关。与此同时，吃“大锅饭”的局面初步被改变，外贸企业的竞争力也得到了很大的提升。

中央决定第二轮外贸承包从1991年开始，到1993年结束，主要目标是取消对外贸出口的财政补贴，加强承包责任制，建立考核制度，对出口商品上缴外汇实行无偿和有偿相结合的方式。使外贸逐步走上“统一政策、平等竞争、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轨道。

在两轮外贸承包中，广东外贸改革的特点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调整条块关系。第一轮承包按照“条条承包，包到企业，条块保证”的指导思想，广东率先调整了“条”与“块”的关系，并将承包任务大部分包给省专业外贸公司，再由省公司把任务承包到市、县专业外贸支公司。另外，给省工（农）贸公司、外经贸公司和各市、县有出口权的公司（企业）也下达一部分承包任务。针对第一轮承包时期企业普遍存在的短视和内部吃“大锅饭”问题，第二轮承包继续调整条块关系，彻底打破“大锅饭”。 1993年，广东将外贸承包方式由“条条”为主改为让地市外贸企业在财务关系上与省公司脱钩，与当地财政挂钩。至1990年，广东外贸从以中央管理为主转变为以地方管理为主。这一变化不仅淡化了外贸企业的行政色彩，而且消除了各地企业吃省财政“中锅饭”的心理，有利于提高它们在经营管理上的自主性。作为“条条”改“块块”的配套措施，广东还取消了供货计划，实现以销定产，加大了下放公司审批权和分散商品经营权的力度。

二是率先实行留成外汇有偿使用。实行外贸承包责任制后，广东有了自己独立支配的留成外汇。广东巧妙地将外汇使用与经济效益结合起来，在全国首创“留成外汇有偿使用”的办法。即实行“谁用汇谁付费”的原则，由用汇单位支付人民币，用于对出口企业的盈亏平衡，达到扩大出口的目的。更为重要的是，通过灵活使用外汇额度，还可以将外汇巧妙转化为建设资金，以缓解基础建设资金不足的问题。当时常务副省长杨德元说：把留成外汇的大头放在市县，这样就提高了市县创汇的积极性，使各地能自主地引进技术，开发新品种，提高产品质量和档次，增加

出口。①

三是引入市场竞争机制，加快外贸企业的内部改革。借着外贸承包指标层层落实的契机，广东外贸企业在全国率先推行了用工聘任制、总经理负责制和任职目标责任制，实现了工资收入与经济效益的挂钩。这些制度的实逐步建立起以经济效益为中心的企业内部经营管理机制。实施第二轮承包以后，国家对外贸取消了政府补贴。取消政府补贴，意味着外贸企业被彻底推向了市场。广东提出了“以转换企业经营机制为抓手，从企业内部管理要效益”的相应之策。一方面，省外贸主管部门出台了《广东省经贸企业转换经营机制综合改革试点方案》，在全省外经贸系统选择了56户进行试点，以点带面，扩大外贸企业的经营决策权、进出口业务经营权、外汇使用权、人事管理权，同时，促使外贸企业独立经营核算，进一步建立和完善内部竞争、激励和约束机制。另一方面，通过采取“三个一点”（商品成本降低一点，出口卖价提高一点，费用水平降低一点）的措施，使企业树立质量第一的观念，增加花色品种，提高出口产品质量，不断优化出口商品结构，逐步实现了出口市场的多样化。

四是改善宏观管理，规范市场秩序。针对外贸企业良莠不齐，违规操作严重的问题，广东重新核定了各公司的经营范围，并对出口收汇实行跟踪管理，从改善宏观管理入手，建立了一套科学合理的约束机制和操作流程，开启了“依法治贸”的新时代。外贸经营审批权下放地方后，短时间内新批准的外贸公司数量迅速飙升，仅1988年，广东就有687家企业获得进出口经营权，占全国当年新批获权企业的30%，超过了国内出口和人才的供应能力。其中一批盲目成立的外贸公司违法经营、经营紊乱，扰乱了外贸秩序。1989年至1991年，广东对外贸企业进行了长达两年多的清理整顿，通过撤并一些确定没有出口经营能力的企业，对各类外贸企业的出口经营范围实行严格的限制，从而规范了全省的进出口贸易秩序。在全省范围内开展清查骗取出口退税的不法行为，打击骗退税歪风，保证了对外贸易的健康发展。

贸易进出口经营权篇4

关键词: 中国对外贸易;体制改革;进程

中图分类号: F741.1

1 原有外贸体制――对外贸易国家统制的特点

1949年9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确立了中国对外贸易的基本政策是国家统制,即对外贸易由国家统一领导、统一计划、统一经营和统一管理,以保护国家和人民的利益。对外贸易国家统制是在产品经济和单一计划经济的基础上建立和发展起来的,其特点主要有:(1)管理体制方面实行中央对外贸易部对外贸总公司直接领导下的统一管理,行政管理与业务经营合为一体,导致了政企不分,企业缺乏自主性;(2)经营体制方面实行产销脱节、集权经营的方式,即全国的对外贸易活动由各外贸专业总公司统一经营,统一与外商签约、谈判和履约,而用货单位(进口方面)和生产单位(出口方面)不与外商签订合同,不发生实质性联系,造成外贸专业公司独家经营,生产与销售脱节的局面;(3)计划体制方面实行全国单一的直接计划管理体制,包括外贸收购、调拨、进口、出口、外汇收支以及其他各项计划的编制、下达和执行,这一体制是原有外贸体制的核心,计划管理与行政命令成为国家管理和控制全部对外贸易的主要手段;(4)财务体制方面实行国家统收统支的财务体制,即外贸公司按国家计划从事进出口的盈亏由国家财政平衡,它是原有外贸体制赖以维持和运转的基本支柱体制。

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党的工作中心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我国由此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发展时期,对外贸易国家统制的弊端日益显现,对外贸易体制改革势在必行。

2 中国对外贸易体制改革的三十年进程

2.1 简政放权时期(1979-1987)

这一阶段,我国对外贸易体制改革的方向是改革高度集中的经营体制和单一的指令性计划管理体制。其措施主要有:

(1)下放外贸经营权,打破垄断。第一,分散经营,国务院有关部委经批准成立了一批进出口公司,从事该部门产品的进出口贸易。其次,扩大地方的对外贸易经营权。1979年中央给广东、福建两省灵活的经贸政策:其产品除个别品种外,全部由省外贸公司自营出口,后来此项政策又扩大到了北京、天津、上海、辽宁等省。第二,一些大中型生产企业被批准经营本企业的出口业务和生产所需的进口业务。第三,改革开放引进的三资企业也拥有本企业产品出口和有关原材料进口的经营权;第四,外贸专业公司建立了海外贸易机构,进行市场调查,拓宽销售渠道。

(2)开展工贸结合,密切产销关系。全国各地成立多种形式的工贸公司,负责专门产品的生产和外销。

(3)简化外贸计划内容,注意发挥市场调节作用。1985年起,对外经济贸易部不再编制和下达原计划经济体制下进出口的两大核心计划――出口收购计划和进口调拨计划。继而实行指令性计划、指导性计划和市场调节三种管理形式。

上述改革虽然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对外贸易体制中统收统支的财务体制、政企不分的管理体制等一些根本性的问题尚未解决,仍需进一步的调整和改革。

2.2 全面推行和完善出口承包经营责任制阶段(1988-1993)

1987年对外经济贸易部对所属外贸专业总公司实行出口承包经营责任制。1988年2月,国务院发出了《关于加快和深化对外贸易体制若干问题的规定》,其中心内容是全面推行对外贸易承包经营责任制,在承包基数内由中央定额补贴的基础上外贸专业总公司、工贸总公司及地方政府分别向中央政府承包出口收汇、上缴外汇和经济效益指标,承包基数一定三年不变。承包指标在层层下分解到外贸经营企业和出口生产企业,盈亏由各单位负责。在轻工、工艺、服装行业,国家则取消出口补贴,全面实行自负盈亏。1990年12月9日国务院了《关于进一步改革和完善对外贸易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其改革的中心是建立外贸企业自负盈亏的机制。在1991-1993年新一轮出口承包经营责任制期间,国家于1991年取消了出口的财政补贴,1994年取消了进口的财政补贴。

为了落实出口承包经营责任制,兼顾国家、企业和个人的利益,国家还推行了一系列的改革:例如,放宽外汇管制。1988年允许地方部门和企业分得的留成外汇按国家规定自主支配和使用,并可在外汇调剂市场买卖外汇。同时,在1991-1993年的承包中,国家在外汇留成比例中增大了外贸企业留成比例,使外贸企业有条件实现自负盈亏;取消了原有使用外汇控制指标,凡地方、部门和企业按规定取得的留成外汇允许自由使用,并放开外汇调剂市场。又如,从1988年开始实行彻底的出口退税政策,增强了我国出口产品的竞争力和企业的盈利能力。

出口承包经营责任制使我国的外贸体制在自负盈亏方面取得了突破性进展,打破了“大锅饭”的财务体制,使企业逐步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约束、自我发展的主体。但对外贸易体制仍然有许多方面不符合国际贸易规范,不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这充分说明出口承包经营责任制只是改革的过度模式。

2.3 符合国际贸易规范阶段(1994-2001)

1993年十四届三中全会提出我国对外贸易体制改革的目标和方向是“深化外贸体制改革,尽快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符合国际贸易规范的对外贸易体制”,这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的对外贸易体制改革和发展指明了方向。

(1)深化外贸管理体制改革。首先,强化了经济调控手段。如在1994年1月1日起实行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单一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的基础上实行外汇收入结汇制,取消现行的各类外汇留成,取消出口企业外汇上缴和额度管理制度,实行银行售汇制,实行人民币在经常项目下的有条件可兑换,并于1996年12实现人民币经常项目下可兑换;取消了外贸承包经营责任制;进一步降低了进口关税;改革税制,建立了与国际惯例接轨的现代增值税制度,完善了出口退税制度;实行有利的出口信贷政策,于1994年成立政策性银行――中国进出口银行。其次,完善外贸立法,加强立法手段。1994年5月12日出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贸易法》,它标志着我国外贸的发展开始进入法制化轨道。最后,改革行政手段。放宽生产企业经营外贸审批标准;逐步放开两纱两布、蚕丝、茶叶等商品经营的范围;按国际经济通行规则,减少行政审批和数量限制措施,完善配额、许可证等行政管理手段。

(2)深化外贸经营体制改革。建立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企业制度,并实行股份制改革。同时,转换企业经营机制,从单纯追求创汇数额转向重视效益,从分散经营转向规模经营,鼓励大型外贸企业走实业化、集团化、国际化道路。

(3)建立健全外贸协调服务机制。充分发挥了进出口商会在外贸经营活动中的协调指导和咨询及纽带作用,发挥了研究咨询机构和学会、协会的信息指导和服务功能,完善了金融、保险、运输等配套体系。

总之,这一时期的改革使我国对外贸易体制在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符合国际贸易规范的基础上上了一个新台阶,有力地推动了我国对外贸易的健康和持续的发展。但此时我国对外贸易经营权仍然实行审批制,中国的自然人不能够从事对外贸易经营活动等内容,并不符合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承诺和世界贸易组织的规则,也不符合世界贸易自由化的发展趋势。

2.4 有管理的自由贸易阶段(2002年至今)

入世后,我国对外贸易体制改革的方向主要是围绕入世承诺和我国对外贸易发展中的新变化进行的,并朝着自由化的方向发展。

首先,改革机构设置。为适应内外贸业务相互融合的发展趋势和入世后的新形势,国务院于2003年3月组建了商务部。

其次,修订对外贸易基本法。2004年7月1日新修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贸易法》正式实施。新法规定中国的自然人也可经营对外贸易,对外贸易经营权由审批制改为备案登记制,同时新法增加了进出口经营秩序、扶持和促进中小企业开展对外贸易、建立公共信息服务体系、对外贸易调查、对外贸易救济等内容。新法表明中国对外贸易进入了贸易自由化的新阶段。

再次,改革汇率制度,加强经济调控。2005年7月21日,我国开始实行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

此外,我国还积极履行入世承诺,完善配额、许可证管理,降低关税水平,扩大服务贸易领域和市场准入等。

这一阶段改革的最明显特征就是,我国的对外贸易体制已经与国际对外贸易体制接轨,发展已经同步,改革的动力由单纯的内生或者外生促进转变为内外协调。

3 总结

综上所述,中国对外贸易体制改革与其它体制性改革一样,改革的目标是从无到有,从模糊到清晰,从缓解内外部压力的不自觉或“摸着石头过河”到向以WTO制度框架为核心的国际规范主动靠拢,这中间经历了一个先易后难、先表象后实质的渐进过程。其改革的路径是朝着贸易自由化的方向发展;改革的基础是由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变;改革的内容主要是政府对对外贸易干预的方式和力度;改革的次序:第一步是松弛计划,取而代之的是非关税手段,第二步是将非关税手段转化为关税手段,然后降低关税水平。这一过程既具有中国特色,又符合国际上对外贸易体制的发展进程。

中国对外贸易体制的三十年改革促使中国对外贸易发展取得了辉煌的成就,对外贸易额由1978年的206.4亿美元发展到2008年的25616亿美元,世界排名由第34位上升到了第3位,增长了124倍。中国对世界经济的良性影响也逐渐增大,“中国经济增长带动论”逐渐取代“中国”而成为主流认识。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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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谢国娥.中国对外贸易概论新编[M].上海:华东理工大学出版社,2007.

[4]李诗.中国对外贸易概论[M].北京:中国商务出版社,2005.

贸易进出口经营权篇5

国家专控产品贸易问题源出于1947年《关税与贸易总协定》第17条的规定。 由于国家专控产品贸易对关贸总协定／世界贸易组织基本宗旨的冲击有以下方面，因此第17条的设立在于规范国家专控产品如烟草、化肥、石油等的贸易规则。 1.专控贸易缺乏透明度。一国对哪些产品实行专控贸易，基于什么样的原因进行专控贸易，专控产品贸易企业的营运常常是不透明的。 2.专控贸易垄断权的实行对贸易结果的水平和公正可能产生不利的后果。＿个主要的问题是，对国家专控贸易的监控、约束很有难度，“当GATT第17条与政府采用国家贸易措施来削弱GATT的其他义务时，该条款总的约束是弱的。”又如，GATT第2条第4款规定，当某政府对已受约束的产品进口保持垄断，根据约束，这种垄断不应“超过保护量而提供保护……”可是，这很难监视，而且，许多产品不受约束。这可能使专控产品贸易产生不公平的结果。 3.它冲击关贸总协定／世贸组织业已确立的基本原则，扭曲市场。“由于经营国家专控产品的单位(或企业)处于一种垄断地位，其经营方式既可相当于﹁种变相关税，又可作为一种独特的数量限制，若不加以规范就会逃脱关税减让与禁止数量限制的法网”。道理不难理解，得到专门授权进行垄断经营的企业以一定价格进口某种专控产品后，大幅加价后出售给国内消费者，实际上就相当于加征关税的进口，而专营企业基于某种原因压缩专控产品的进口数量，又相当于进行进口数量限制，并且，在专控(垄断)贸易下“国内市场的价格实际上与世界市场价格是没有关系的，与国家稀缺价格之间也是没有关系的”，其结果将扭曲国际贸易。 4.不利于“市场准入”原则的实现。国家专控产品贸易中“直接政策控制通过使用独立的、未宣布的和不受限制的政策手段，可能抵消或损害市场准入机会”。 一、国家专控产品贸易的基本规则 规范国家专控贸易的规定主要由《关税与贸易总协定》第17条确立，而乌拉圭回合“货物贸易多边协定”达成的《关于解释1994年关税与贸易总协定第17条的谅解》(本文以下简称《谅解》)对相应规则进一步加以完善。概括起来，关于专控产品贸易的规则主要有： (一)透明度原则 透明度原则是世贸组织的基本原则之一，国家专控产品贸易的透明度要求尤显重要。它要求WTO成员涉及专控产品贸易时必须履行必要的通知义务。 1.设立专控产品贸易单位的通知义务。《谅解》第1款即要求：“为保证国家专控产品贸易企业活动的透明度，各成员应将此类企业通知货物贸易理事会，以便根据第5款设立的工作组……进行审议”，只要这些企业：(1)被授予独占权或特别权益；(2)其购销活动足以左右该成员方的贸易数额或进出口方向；(3)包括政府与非政府团体。《谅解》第3款还要求无论这类企业是否实际做进出口业务，均应按1960年GATT关于国家专控产品贸易调查表格式(BISD9册184-185页)进行通知。 2.国家专控产品以及贸易信息的通知义务。《关税与贸易总协定》第17条第4款要求：“(a)缔约各方应把本条第1款(a)项所指单位经营的、由其境内出口或向其境内进口的产品通告缔约方全体。”即世贸组织成员应将本国实行专控贸易的产品向缔约方全体加以通告。但专控贸易产品如果是政府用来自身消费，并不另作转售或加工成要出售的货物的话，则可不作通告。 WTO成员对专控产品的通知义务还有一项，即“应于经营该产品大宗贸易的另一缔约方请求时，将最近有代表性时期该产品的进口加码，若做不到时则为转售价，通告缔约方全体”即成员有对专控产品的贸易(价格)信息予以通知的义务。这里的“进口加码”即指专控产品的贸易企业在本国转销进口产品时，可起到变相加税作用的那部分加价。该加价如太高，无疑将抑制此类产品的正常贸易秩序。 3.《谅解》第4款更加进一步对通知义务作了完善性规定“任何成员如有理由认为另一成员未充分履行其通知义务，则可向有关成员提出该事项。如该事项未得到满意解决，则该成员可向货物贸易理事会提出，以供根据第5款设立的工作组审议，并同时通知有关成员”，由工作组审议、研究，提出解决方案。这是进一步从程序上保证透明度的实现。 当然，透明度原则是有例外的，即通常所指的维护法律、公共利益，保护企业商业秘密的例外。《关税与贸易总协定》第17条第4款(d )项规定：“并不要求任何缔约方泄露机密资料，凡该资料阻碍法律执行或在其他方面违反公共利益或损害某些企业合法商业利益者”。这表明，为实施法律、维护公共利益，保护企业合法商业利益，可不履行相关贸易信息通知义务。 (二)非歧视市场准入原则 这项原则要求实施国家专控产品贸易时，对非专控贸易以非歧视待遇。GATT第17条第1款(a)项规定专控产品贸易企业“在参与进出口购销活动时，均应按照本协定规定的，政府管理私人贸易企业的措施需遵循非歧视待遇的总原则办事”，同时该条(b)项又规定：“要求这些单位除充分注意本协定其他规定外，只从商业考虑作此种购销活动，这包括诸如价格、质量、货源、营销、运输及其他购销条件在内，并按照商业习惯为其他缔约各方的企业参加购销竞争提供足够的机会”。由此可见，非歧视原则至少包含以下方面的内容：(1)进行国家专控产品贸易应遵守《关税与贸易总协定》其他条款业已确立的基本原则，如第11条(普通禁止数量限制原则)、第13条(实施数量限制的不歧视原则)等等。例如专控产品贸易企业向国外订购某专控产品时，不应对国外贸易供销商歧视性地使用配额，这样才不违反《关税与贸易总协定》第13条的原则。(2)在具体贸易过程中，要求专控贸易企业在价格、质量、货源、营销、运输及其他购销条件等方面，只按“商业理由”考虑进行交易行为，而不能依从政府诸如政治影响、外交交易等非商业因素考虑从事专控产品的贸易。成员政府应将专控产品贸易企业的购销活动置于与其相竞争的其他企业相平等的地位上，为缔约他方的企业“参与购销竞争提供足够的机会”，使市场机制发挥应有的作用，如实行公平、公开的招标，质优价廉者中标等。需要说明的是，非歧视不等于指专控产品的贸易企业不可以在不同的市场以不同的价格购销同一产品，而只要其确定交易时出于“商业理由”即可。《关税与贸易总协定》附件九在对第17条第1款的“注释”中即说明：“本条规定不妨碍国家根据不同的市场以不同的价格销售一种产品，但所点定价格应出于商业理由，符号出口市场的供需条件”。显然，经济学上的供求关系、价值规律已经用于对贸易规则的解释了，而这是合理的。 为了对专控产品贸易进行监督，GATT第17条第4款(c)项要求，一个缔约方有理由相信其依本协定利益受到第一款(a)项所指专控产品贸易企业的经营活动的损害，并提出请求时，设置、保持或授权该企业的缔约方有义务提供其适用与执行本协定规则的有关资料。以此保证对专控产品贸易进行必要的监控。 (三)禁止干预原则 由于一国政府“很容易出自非商业理由或动机，以自己有权控制的贸易手段达到非经济目的”。因此，GATT第17条第1款(c)项规定：“任何缔约方不得妨碍其所辖的任何单位(不论是否属于本款(a)项所指单位)按本款(a)、(b)两项规定的原则办事”即禁止成员国政府干预专控产品贸易企业依“商业考虑”不歧视地进行产品贸易。此规定进一步从制度上防止国家专控产品贸易可能造成的对国际贸易的扭曲。如有违上述不干预原则，则WTO的其他成员可按《谅解》规定，向货物贸易理事会提出审议要求，甚至启动DSU争议解决程序。 二、中国的国家专控产品贸易问题 GATT／WTO的各项规则原是建立在自由贸易理论基础上，主要适用于市场经济国家的。但事实上，不仅非市场经济国家的成员，“在一些市场经济国家里，同样也存在类似计划经济国家普遍存在的国营贸易企业(即专控产品贸易企业)”。这样，GATT第17条及《谅解》对这一问题确立的规则是有其普遍而重大意义的。尽管业已确立的有关国家专控产品贸易的规则、纪律已相当细致，但由于国家专控产品贸易问题的复杂性，专家们仍然对此忧心重重。世贸专家约翰·杰克逊明确断言：这是世贸组织体制的一个缺陷，“当我们说起关贸总协定／世贸组织时，在某种意义上，平等并不是平等。部分原因是因为关贸总协定／世贸组织体制本身具有某些缺陷。其缺陷之一是关贸总协定／世贸组织处理所谓的国家专控产品的贸易问题”。 众所周知，我国过去长期实行计划经济体制，国家专控产品贸易做法十分普遍。甚至，在一段时期我国几乎所有进出口贸易全由国营贸易企业(国营外贸公司)专营，这使我国在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谈判变得更加困难并旷日持久。如今，我国已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但出于人民生活和国家经济发展需要，对一些特定产品实行专控贸易有现实的必要性和合理性。但对国家专控产品 贸易企业的商业行为，中国政府已承诺不作干预。由于国家专控产品贸易问题的实质是外贸经营权问题，对此，我国政府庄严承诺： 1.在三年过渡期内(2002—2011年)，我国将逐步放开贸易权的范围和可获得性。2011年4月7日公布的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贸易法》已明确：中国关于对外贸易主体的资格实行登记备案制，并且规定包括中国的个人在内都可以取得对外贸易的经营权； 2.根据我国的情况，我国的国家专控贸易产品实际上分为两类，即“国营贸易产品”和“指定经营产品”。对于《加入议定书》附件2B所列的指定经营产品，如天然橡胶、木材等，在加入世贸组织后三年内放开经营，取消贸易权限制，允许其他企业公平参与进出口贸易竞争。“指定经营产品”的国家专控程度相对低些； 3.对于实行“国营贸易”的产品，我国政府承诺各种产品实行国家专控贸易的比例及减少的计划，如小麦的国家专控贸易比例为90%，植物油的国家专控贸易比例由2002年的40%降至2011年的10%；在成品油和原油的国家专控贸易问题上承诺：中国加入时即给予非国家专控贸易企业400万吨成品油的进口配额，且该配额每年增长15%，而原油的初始配额为720万吨，每年增长15%，并且当年未用完的配额可以转至下一年度继续使用。非专控贸易配额年增长率的实施期为10年，10年后利益相关的WTO成员可以审议这一增长率是否合理。根据审议的结果，增长率可以调整为这10年间原油总进口年平均增长率。而成品油则在2011年就要进行审议，并根据贸易量的变化来调整增长率。 在有关国家专控产品贸易与GATT及《谅解》规定的规则相一致方面，中国的“入世”承诺也是全方位的：(1)在透明度方面，我国《加入议定书》附件2A1(进口)、2A2(出口)按上述规定要求通知了我国实行国家专控产品贸易的企业。目前，我国的国家专控产品贸易企业包括：中国粮油食品进出口公司、中国粮油食品公司、中国土畜产品进出口公司、中国海外贸易总公司、中国化工进出口公司、中国纺织品进出口公司、中国烟草进出口总公司等，这些企业都是国有或国有控股企业；对于实行国家专控贸易的产品，我国在《加入议定书》附件2A中列出了中国目前实行国家专控贸易的产品种类，包括：谷物、植物油、糖、原油、成品油、化肥、棉花等关系国计民生的大宗商品，还有一些产品的出口也实行国家专控贸易；对于专控产品贸易的价格机制等，我国政府亦明确履行有关义务。中国《加入议定书》第6条第2款规定：“作为根据GATT1994和《关于解释1994年关税与贸易总协定第17条的谅解》所作通知的一部分，我国还应提供有关专控产品贸易企业出口定价机制的全部信息”。我国目前大部分农产品价格高于世界价格，这使其他WTO成员担心：我国农产品的国内外价格差使得我国国营专控贸易公司能够以低价进口，以高价出售给批发商和最终用户，特别是那些受到关税配额管理的商品，由于低关税，进口数量被限定在一个水平上，国营专控贸易公司更会使用这一做法.从而降低了进口产品的竞争能力，限制我国最终用户可使用产品的质量和等级范围。对此，我国政府表示，目前国营专控贸易公司并没有提高进口产品价格，而只是收取一种名义上的交易费。因此，我国的做法符合WTO规定的义务，不会导致任何贸易扭曲，并且，我国法律对国营专控贸易公司可收取的费用做出了限制。事实上，专控贸易企业在这种情况下可能不是起到限制进口的作用，反而是促进进口的作用。因为在国内市场对进口需求旺盛的情况下，它们进口得越多，得到的差价利润就越多，尽管可能它们转售给国内批发商或最终用户的价格高于国际市场价格，但仍会低于国内市场价格，这样的结果可能反而使关税配额的使用率更高，而不是抑制了关税配额的作用。从WTO成立后农产品关税配额的实施情况看，实行国家专控贸易和关税配额的农产品，其配额的使用率普遍较高，这表明专控贸易未必起限制贸易进口的作用；(2)在专控产品贸易的非歧视与市场准入原则方面，我国政府也明确承诺，在贸易权方面，将给予外国企业和个人(包括并未在中国注册或投资的企业和个人)以国民待遇。即使一定时期对经营者获得贸易权有一定的要求，则获得贸易权的任何要求也只是为了便于海关统计、管理或增加财政收入(如收取一定的登记费等)，而不是作为贸易壁垒；(3)对于非干涉原则，我国政府也作了明确的承诺。由于我国的国家专控产品贸易企业普遍都是国有或国有控股企业，部分WTO成员担心：中国政府会利用对这些企业的影响力来干预企业的经营活动，使它们 的经营不是完全按照商业规律进行。对此，我国政府明确表示，我国国有企业改革的目标就是企业完全自主经营、自负盈亏，中国政府不会向企业强制安排政策性(贸易)任务。作为一种承诺，我国《加入议定书》第6条第1款也规定：“中国应保证国家专控产品贸易企业的进口购买程序完全透明，并符合《WTO协定》，且应避免采取任何措施对国家专控产品贸易企业购买或销售货物的数量、价值或原产国施加影响或指导”。中国政府将一定履行自己的承诺。 当然，对于与实行国家专控产品贸易的其他WTO成员进行经贸交往时，我们也理所当然地可根据《关税与贸易总协定》及世贸组织的有关规定，要求享有非歧视待遇，这是权利与义务对等原则的题中之义。 [ 赵维田：《世贸组织的法律制度》，吉林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 [美]威尔·马丁，克里斯琴·巴赫文：《中国贸易体制下国家专控产品贸易的重要性》2001年版。 [美]约翰·H·杰克逊：《世界贸易体制》，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国务院法制办公室编：《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法规文件汇编》(中)，中国法制出版社2002年版。 曹建明主编：《关税与贸易总协定》，法律出版社1994年版。

贸易进出口经营权篇6

「关键词：《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贸易法》　新内容　wto的基本原则　特点　问题

一、概述经过十五年艰苦不懈的努力，在2001年12月11日中国终于加入了世界贸易组织（以下简称wto）。《建立世界贸易组织协议》第16条的第4项规定，“各个成员方应保证其法律、规章与行政程序符合附件各协议规定的义务。”根据该规定，各成员方的国内法的制定和实施不得违反wto一揽子协议的内容。《中国加入工作组报告书》第67条写明，“中国一贯忠实履行其国际条约义务。中国将保证其有关或者影响贸易的法律法规符合《wto协定》及其承诺，以便全面的履行其国际义务。中国将通过修改其现行的国内法和制定完全符合《wto协定》的新法的途径，以有效和统一的方式实施《wto协定》。”

因此，通过立法机关对与wto规则不符的旧法的废止、修改以及制定完全符合wto规则的新法成为中国作为wto成员需履行的主要义务。事实上，中国在这方面已做出了很大的努力并且卓有成效。加入wto三年来，为履行我国的承诺，立法机关已经清理各种法规和部门规章2300多件。其中通过人大、国务院和各部门修订了320多件，废止了830多件，涉及到货物贸易、服务贸易、知识产权和投资等各个方面。全国各个地方政府共清理出有19万多件地方性法规、地方政府规章和其它政策措施，并根据wto规则和中国入世承诺分别对其进行了修改和废止。 [1] 其中最受瞩目的举措则是对外贸基本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贸易法》的修订和通过。1994年的对外贸易法有很多不符合wto规则的内容，且业已不能适应我国经济发展和对外贸易的现实状况。随着我国加入wto，开始履行wto的条约义务，对外贸法进行修订就成为迫在眉睫的立法任务。新的对外贸易法经讨论已于2004年的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八次会议修订通过，并于2004年7月1日开始实施。修改后的外贸法为11章70条，比旧的外贸法增加了3章26条。新的外贸法修改和删除了与中国经济与贸易现状不相适应的内容，依据wto的规则，包括wto的基本原则，贸易领域的有关协定以及中国的承诺和当前的对外贸易发展的实际情况增加了新的内容。尽管新的外贸法有些内容仍然十分抽象和原则，需要细则进行落实，但作为对外贸易的基本法，它已充分体现了wto协议的内容，反映了我国对外贸易发展的现实状况，是一部较为完善的用于调整外贸关系的法律。

二、《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贸易法》的新内容新的对外贸易法是在我国市场经济和对外贸易迅速发展，加入wto的新形势下出台的关于对外贸易的基本规则。为适应这种新的形势，立法者对旧的外贸法规则进行了修改，并在新的外贸法中增加了新的制度。

（一）对外贸易经营者和对外贸易经营权在我国旧的外贸法体制下，个人是不可以进行对外贸易活动的。随着我国对外贸易的迅速发展和履行wto承诺的需要，同时考虑到在技术贸易和国际服务贸易、边贸活动中，自然人从事对外贸易经营活动已经大量存在的现实情况，将对外贸易活动的主体扩大到个人就成为必要。新的对外贸易法规定，“对外贸易活动的主体是依法办理工商登记或者其他执业手续，依照本法和其他有关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从事对外贸易经营活动的法人、其他组织或者个人，”以对外贸易基本法规则的形式明确了个人进行对外贸易活动的合法性。

与此密切相关的是对外贸易经营权的变化。依照旧外贸法的规定，从事货物进出口与技术进出口的对外贸易经营，不但必须满足外贸法所规定的条件，还必须得到国务院对外经济贸易主管部门许可。在这些限制条件下，具有对外贸易经营权的法人和其他组织只是很少的一部分，大量的对外贸易都必须通过外贸制度来进行，无形中增加了对外贸易活动的复杂性，严重的限制了我国对外贸易的发展，这与各国允许自由进行对外贸易的普遍实践不符，也有悖于wto贸易自由的精神实质。新的外贸法摒弃了这一计划体制衍生的陈旧的制度，规定只要依法办理了工商登记或有其他执业手续，并在国务院对外贸易主管部门或者其委托的机构办理了备案登记，无论个人、法人还是其他组织都可以经营对外贸易，即以登记制代替了审批制。

新的外贸法遵从wto崇尚贸易自由的原则，改变了旧法中限制贸易自由的规定，消除了进行对外贸易的资格限制，符合市场经济发展的规律，为进一步扩大我国的对外贸易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二）国营贸易制度新的对外贸易法增加了关于国营贸易的规定，其中第十一条规定，“国家可以对部分货物的进出口实行国营贸易管理。”外贸法中的国营贸易管理制度源于 gatt1994第17条以及服务贸易协定第8条的规定，根据这些规定，各缔约方可以在国际贸易中建立或维持国营贸易，即对部分领域的货物贸易，授权特定的进出口企业经营，但国营贸易企业也应遵守wto一般规则的约束，按照非歧视的原则组织活动。由于国营贸易具有确保国家在一些关键领域享有直接的控制权从而维护国家经济安全、保障人民群众生活的作用，因而在一国贸易中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普遍存在于各国的外贸法中，是国际上的一种通行做法。对于我国来说，国营贸易在维持国计民生，维护国家安全方面更是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但这项重要的制度在旧外贸法中却丝毫没有提及，这与我国的现实以及各国的外贸立法是不相一致的。尽管新的外贸法只对其做出了原则的规定，但是我国立法首次以位阶较高的基本法律形式对国营贸易管理制度的规定，一方面体现了我国外贸立法与各国普遍立法实践趋向一致，一方面也是我国立法重申wto规则的表现。

（三）进出口自动许可制度新的外贸法第十五

条是关于进出口自动许可的制度。 [2]进出口许可证制度是当前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和地区采取的管理进出口贸易的重要手段。wto为保证成员国间的贸易自由和扩大市场准入，制定了《进口许可证程序协议》。这个协议规定了两种许可证制度，一是自动进口许可证制度，一是非自动进口许可证制度。自动进口许可证主要是为国家统计进口贸易提供数据，是各国对进出口进行行政管理的需要。新的外贸法以明确法律条文的形式给予这种制度以合法依据，从法律上肯认了这种制度存在的价值，是对我国外贸法的完善，也是在实践中管理对外贸易活动的需要。

（四）对货物、技术及服务的进出口采取必要措施的制度旧外贸法已有关于限制或禁止进出口某些货物、技术及服务的制度，主要集中在该法第十六和十七条。新的外贸法也用两条对采取必要措施进行了规定。与原来外贸法分别规定采取限制措施和禁止措施不同，新的外贸法在第十六条中将限制或禁止措施进行了合并规定，而在第十七条中规定了国家可以采取必要措施的安全例外。从具体内容上看，新的外贸法在原来外贸法的基础上，增加了wto规则中规定的可以采取必要措施一些情况，同时对原来外贸法的措词进行修改而与wto规则的措词保持一致。如根据gatt1994第19条“一般例外”增加了国家可以为动物、植物的生命或者健康采取限制或禁止进出口的措施，可以实施与黄金或者白银进出口有关的措施，根据gatt1994第20条“安全例外”增加了第十七条关于国家可以为维护国家安全，“对与裂变、聚变物质或者衍生此类物质的物质有关的货物、技术进出口，以及与武器、弹药或者其他军用物资有关的进出口，”而采取任何必要的措施的规定。此外，新的外贸法还增加了一项补漏规定，即国家可以依照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对货物和技术的进出口采取必要措施。

对服务贸易的限制和禁止体现在新外贸法的第26条及27条。根据wto的服务贸易协定，新的外贸法增加了人和动植物生命和健康的例外和安全例外。与原来的外贸法相比，新外贸法关于对货物、技术和服务贸易的进出口采取必要措施的规定更加详尽和贴近wto规则。

（五）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制度这项制度是新外贸法一项全新的制度，而原来的外贸法中丝毫没有涉及该部分内容。新的外贸法专列一章对其进行规定，足见我国在加入wto之后对知识产权制度的重视。尽管我国的专利法、商标法以及著作权法都已根据trips协议进行了修改，但毕竟这些法律只调整知识产权领域内的法律关系，而对于与国际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问题却没有涉及。同时，在国际贸易的实践中，外国当事人对我国的出口产品提起的知识产权诉讼日渐增多，而我国尚未有明确、专门的规定对我国知识产权权利人进行贸易中的保护，造成我国与外国知识产权权利人利益的不平衡。因此，新的外贸法专门设了“与对外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保护”一章对国际贸易中涉及的知识产权问题进行规定。这章规定主要涉及两个方面的问题，或说凸现了两个原则，一是保护与对外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一是严禁滥用知识产权权利以保护对外贸易的秩序。这两项规定充分体现了trips对于知识产权的态度，即“促进对知识产权充分和有效的保护，保证知识产权实施的措施和程序不致成为合法贸易的障碍”。[3]具体而言，保护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主要通过由国务院对外经贸易主管部门采取在一定时期内禁止侵权人生产、销售、进口有关货物的行政措施来进行 [4]；在第17条中也列举了几项构成损害对外贸易秩序的滥用知识产权权利的行为，如一揽子许可、规定排他性返授条件等 [5]，并规定国务院对外贸易主管部门可以对其采取必要的措施。该章的最后一条规定了我国政府可以对未能给予知识产权方面相应保护的国家或地区的贸易采取相应措施。这充分体现了我国对贸易中知识产权保护的重视，维护了我国在外贸活动中知识产权方面的正当利益，但与美国301条款面临的问题一样，可能会由于在发生争议时采取单方面的行动和措施，而受到其他成员国的非议。

（六）对外贸易秩序的制度新外贸法一改旧外贸法对外贸秩序只有零散几条规定的方式，而专设一章对此问题进行详尽的规定。与旧法相比，新法具有以下的变化。1、单列一条规定了外贸活动中反垄断的内容，并规定了对该行为的处理方法。2、对外贸活动中的不正当竞争行为进行细化，列举了诸如低价销售商品、串通投标等不正当竞争行为，并规定了针对该行为的行政措施。3、增加规定了破坏对外贸易秩序的行为，如走私、逃避认证、检验、检疫等行为。4、增加了将违法的进出口商名单向社会公告这一措施，给违法者以巨大的市场压力，从而促使其遵守对外贸易秩序。新外贸法单列一章规定了对外贸易经营者应遵守的对外贸易秩序，将旧法零散的规定重新整合并加以完善，形成了系统化的一整套制度，对维护我国的对外贸易秩序必将起到重大的作用。

（七）对外贸易调查制度新外贸法的第七章是关于对外贸易调查的制度。旧法中关于贸易调查的内容只体现为一个条文，即“发生第二十九条、第三十条、第三十一条规定的情况时，国务院规定的部门或者机构应当依照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进行调查，作出处理”，新法则用了三条六款七项条文对此制度进行了规定。与旧法相比：一是确定了采取贸易调查的主体，即国务院对外贸易主管部门或其会同其他部门进行调查；二是增加了调查的事项，原法调查的内容仅限于为确定是否采取反倾销、反补贴以及保障措施时需要调查的情况。新法则规定了七项调查的事项，包括他国贸易壁垒、有关国家安全利益的事项、规避对外贸易救济措施的行为等，且有一项补漏规定，即所有可能影响外贸秩序的事项都在调查的范围之内。[6]三是增加了关于对外贸易调查的程序以及方式的内容；三是增加了有关单位和个人的配合、协助义务以及有关国家工作人员对国家秘密、商业秘密的保密义务。新法在旧法仅有一个条文的基础上，将对外贸易调查发展细化成为一项对外贸易管理的重要制度，不但增加了调查的事项，还规定了调查遵循的程序和调查采取的方式，并且对于调查程序具体实施中的协助、保密义务也有所涉及，不能不说已经是一项比较完善的制度。对外贸易调查是对外贸易管理的重要内容，是实施对外贸易管理不可或缺的制度。一项完善的对外贸易调查制度有利于对外贸易管理的顺利进行，能够更好的维护我国的对外贸易秩序。

（八）对外贸易救济制度。

这一制度体现在新外贸法的第八章，共有十一个条文，与旧法简单的三条相比，无疑反映了对外贸易救

济制度内容的丰富和进步。首先，明确了“反倾销措施”的说法。[7]旧法中只提到可以采取“必要措施”消除损害，但并未将这种措施总结为反倾销措施。其次，增加了第三国倾销的内容。[8]如果进口到第三国的产品以低于正常价值销售对我国的产业造成损害或威胁，我国政府可与第三国政府协商以采取相应的措施。gatt1994第六条第一款规定，“用倾销的手段将一国产品以低于正常价值的办法引入另一国的商业，如因此对一缔约方领土内一己建立的产业造成实质损害或实质损害威胁，或实质阻碍一国内产业的新建，则倾销应予以谴责。”即gatt1994并没有将倾销的受害国限于倾销产品的进口国，如果倾销产品给另一国造成损害，也属于 gatt1994谴责的倾销行为。在新外贸法中增加第三国倾销的规定，与wto协定关于反倾销的内容相一致，给国内产业提供了更有力的保护。第三，将可以采取反补贴措施的补贴由原法的“任何形式的补贴”改为“专向性补贴”。[9]根据wto补贴与反补贴措施协议，可以将补贴分为禁止性补贴、可诉补贴和不可诉补贴。[10]对于不可诉补贴，其他成员可在事实基础上对其不可诉资格提出质疑，但不能仅仅依此就限制另一成员方对该项补贴的采用。而绝大部分不可诉补贴都是非专项性补贴，我国原外贸法规定可以对任何形式的补贴采取必要措施是违反wto补贴与反补贴协议的。因此新法对此作了修改，以符合wto规则的要求。第四，增加了对服务贸易采取保障措施的内容。随着服务领域的开放，外国的服务将会大量涌入我国，为保护我国的国内产业，规定这种保障措施是必要的。第五，增加了因第三国限制进口而导致的进口数量激增而采取保障措施的规定，完善保障措施的内容，给国内产业提供更为全面的保护。第六，据wto规则，增加规定了当其他成员国违反wto协定而使我国的条约利益受损时，可以据条约暂停和终止履行我国义务。第七，增加了建立对外贸易应急预警机制的内容，以应对对外贸易中的突发和异常情况，体现了对贸易进行管理和维护机制的完善。第八，对规避救济措施的行为采取反规避措施，保障救济措施的施行。

新法中关于对外贸易救济制度的内容体现了wto协议的相关规定，增加了应对在我国在入世的新形势下面临的新问题的措施，比原法的三个条文的规定全面和完善，更能适应新形势下我国对外贸易的发展。

（九）法律责任制度旧外贸法关于法律责任的内容只有寥寥四条，只对对外贸易的走私行为、违反外贸管理秩序的某些行为、对外贸易工作人员的违反犯罪行为进行了规定，违法者的责任主要体现为刑事责任，不构成犯罪的通过海关法进行处罚，此外还有由国务院撤销外贸经营权的处罚方式。新法关于法律责任的内容体现于该法的最后一章，与旧的外贸法相比有以下变化：一，规定了违反某些具体制度的处罚措施，如规定了违反国营贸易管理制度的责任；二，有层次的规定了违法者应承担的法律责任，健全了严格的法律责任。首先是刑事责任，不构成刑事责任的承担行政责任，同时禁止违法者从事有关货物或者技术的进出口经营活动；三，具体明确的规定了对违法者的行政处罚措施，如罚款或没收违法所得；四，规定了禁止外贸经营活动的具体措施、方式或途径；五，给予被处罚者以提起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的权利。新外贸法关于法律责任的制度凸现了该法的行政管理性质，使得这部行政法更为完整和系统化，具体并具有可操作性的责任制度能更好的保证实体法律部分的实施。

三、《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贸易法》中的wto基本原则在wto协定的众多规则中，贯穿着一些共同的基本原则。这些共同的基本原则是wto的精髓，体现着wto的基本精神。wto的众多具体规则都是围绕着这些基本原则建立起来的，是基本原则的具体体现。我国新的外贸法不但是适应新形势下对外贸易发展要求的产物，更是我国作为wto成员国履行wto协议的义务的体现，因此，在我国新的外贸法中渗透着wto的基本原则，wto的基本原则在新的外贸法中得到了全面的体现。 wto的协议中对基本原则并没有明确的阐述，不同的学者根据不同的标准作出了不同的归纳，但本质上并没有区别。wto的基本原则主要包括非歧视原则、市场准入原则、透明度原则、公平贸易原则。

（一）外贸法中的非歧视原则外贸法第六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对外贸易方面根据所缔结或者参加的国际条约、协定，给予其他缔约方、参加方最惠国待遇、国民待遇等待遇，或者根据互惠、对等原则给予对方最惠国待遇、国民待遇等待遇。” 第二十四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国际服务贸易方面根据所缔结或者参加的国际条约、协定中所作的承诺，给予其他缔约方、参加方市场准入和国民待遇。”这是我国外贸法对wto“非歧视原则”的落实和细化。非歧视原则一直是多边贸易体制中最为重要的原则，可是说是关贸总协定和wto的基石，最惠国待遇和国民待遇是非歧视原则的两个主要体现，此项原则贯穿于wto货物贸易、服务贸易以及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等协议之中。外贸法明确规定根据国际条约和协定给予缔约方最惠国待遇和国民待遇，表明中国在处理对外贸易事务时将严格遵守这一规定，这一原则不再只是国际条约义务，更是国内法的义务，具有国内法的效力。通过在外贸法总则中规定这项原则来指导中国的对外贸易实务，给予了非歧视原则实施的充分保障。旧的外贸法中已有这项规定，是为与wto规则接轨，从而达到尽快加入wto的目的，但在新形势下重申这项规定以履行wto协定的义务与其具有不同的意义。

（二）外贸法中的市场准入原则这一原则所包括的范围是比较广的。实际上，关税保护原则、关税约束和减让原则、一般禁止数量限制原则、按承诺开放服务贸易的原则等都可以纳入市场准入原则。这些原则尽管表现形式不同，涉及的领域也不一样，但它们的目的都一样，就是使商品和服务享有稳定的、不断改善的市场准入条件。

外贸法第十四条规定，国家准许货物与技术的自由进出口，第二十四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国际服务贸易方面根据所缔结或者参加的国际条约、协定中所作的承诺，给予其他缔约方、参加方市场准入和国民待遇。体现了我国给予市场主体在货物、技术以及服务的进出口方面的自由，禁止对货物、技术和服务的进出口进行数量限制。同时，外贸法对数量限制的例外也进行了细致的规定。外贸法的第十六条是与gatt1994第20条一般例外相对应的禁止数量限制的例外，主要是为了保护我国的某些重大利益；第十七条是新增加的内容，是与gatt1994第21条相对应的安全例外的规定。第二十六条规定了服务贸易数量限制的例外情况。与wto规则相一致

，我国新的外贸法将禁止数量限制作为一般原则，同时规定了某些可以采取数量限制的例外情形。

（三）外贸法中的透明度原则gatt1994的第10条—贸易法规的公布和实施，是关于透明度原则的核心条款。所谓透明度，指成员方普遍适用的有关进口贸易的政策、法令及条例，及成员政府或政府机构与另一成员政府或政府机构签订的影响国际贸易政策的协定，都应公布，以使各国政府及贸易商知悉。 [11]gatt1994第10条第1款规定，“任何缔约方实施的关于下列内容的普遍适用的法律、法规、司法判决和行政裁定应迅速公布，使各国政府和贸易商能够知晓：产品的海关归类或海关估价；关税税率、国内税税率和其他费用；有关进出口产品或其支付转账、或影响其销售、分销、运输、保险、仓储检验、展览、加工、混合或其他用途的要求、限制或禁止。任何缔约方政府或政府机构与另一缔约方政府或政府机构之间实施的影响国际贸易政策的协定也应予以公布。” [12]在乌拉圭回合的谈判中，各成员达成了《关于通知程序的决定》，在该决定的附件中，列举了需要进行通知的清单，包括关税、关税配额、数量限制、海关估价等一系列影响国际贸易的内容。

新外贸法贯彻了这一重要原则，具体体现在外贸法的第11条，第15条，第18条，第28条之中。外贸法的第11条规定，国务院对外贸易主管部门会同国务院其他有关部门应公布实行国营贸易管理的货物和经授权经营企业的目录；第15条规定，实行自动进出口许可的货物目录予以公布；第18条规定，根据第16条和第17条加以限制或禁止进出口的货物、技术目录应予公布；第28条规定国务院对外贸易主管部门会同其他部门需公布国际服务贸易市场的准入目录。可见，新的外贸法已将wto这一重要的原则贯穿于对外贸易的管理过程之中，是履行wto协定义务的表现，给wto贸易政策评审提供便利，有利于对外贸易管理的透明化，增强了进出口贸易的可预见性，对促进对外贸易的发展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四）外贸法中的公平贸易原则公平贸易原则是指，wto成员方和出口贸易经营者不得采取不公正的贸易手段，进行或扭曲国际贸易竞争，尤其不能采取倾销和补贴的方式在他国销售产品。 [13]尽管非歧视原则以及对发展中国家的特殊照顾都是为了创造公平的贸易条件，使市场主体或成员方站在同一起跑线上竞争，但在wto协定中提到公平贸易原则时，通常指的是关于倾销和补贴的规则。

外贸法的第41条、第42条、第43条是关于反倾销、反补贴的规定。如果其他国家或者地区的产品以低于正常价值出口至我国市场或第三国市场，对我国已建立的国内产业造成实质损害或者产生实质损害威胁，或者对我国建立国内产业造成实质阻碍的，我国可以采取必要的措施，包括直接采取反倾销措施和与第三国进行磋商要求其采取措施；如果进口产品得到了出口国家的专项性补贴，对已建立的国内产业造成实质损害或者产生实质损害威胁，或者对建立国内产业造成实质阻碍的，国家可以采取反补贴措施。外贸法根据wto协定，对倾销和补贴这两种损害市场公平竞争的行为规定了相应的措施，以扭转不公平的竞争条件，保证市场的公平竞争。除此之外，我国外贸法在对外贸易秩序一章中还规定禁止外贸经营中的垄断和不正当竞争行为，这也是为了维护市场公平竞争而作的规定。

四、《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贸易法》的特点新的外贸法应时应事而生，无论在结构，内容还是功能方面都具有鲜明的特点，反映了我国外贸立法的进步和完善。这些特点具体体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一）外贸法的篇章结构趋于完善，各章内容有机联系，体现了外贸管理的逻辑顺序，形成了前后有序一整套的对外贸易管理制度。新的外贸法分为总则（第一章）、外贸活动主体（第二章）、贸易的具体形式及其知识产权保护（第三、四、五章）、外贸的市场秩序制度（第六章）、外贸管理特有的调查制度（第七章）、违反公平贸易的救济制度（第八章）、促进外贸的辅助制度（第九章）、责任制度（第十章）以及附则（第十一章）几个部分。这些部分按照对外贸易管理的逻辑顺序排列，前后紧密相联，涉及外贸管理的全部内容，改变了旧外贸法管理制度不完善的情形。

（二）外贸法全面贯彻了wto的基本原则。外贸法的修订目的之一为履行我国的wto协议的义务。在新外贸法之中渗透着wto的非歧视原则、市场准入原则、透明度原则、公平贸易 等基本原则，对于这个问题，前面已有论述，此处不再赘述。

（三）外贸法并未完全照搬wto具体规则的内容，而是根据我国具体情况进行调整，对于wto协议的某些规定尚留有余地。虽说履行wto协议是我国作为 wto成员的基本义务，但外贸法是调整我国对外贸易活动的国内法，应符合我国对外贸易发展的现实。因此，立法者在修订外贸法的条款时，一方面遵循了wto 协议的规则，一方面将我国对外贸易的现实作为立法的主要考虑因素。如在数量限制的例外这项制度之中，外贸法就有一项补漏规定，即“依照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其他需要限制或者禁止进口或者出口的”，可以禁止或限制货物和技术的进出口。且在第十八条第二款规定，国务院对外贸易主管部门或者由其会同国务院其他有关部门，经国务院批准可以临时决定制或者禁止前款规定目录以外的特定货物、技术的进出口。这就给予对外贸易管理部门一个根据我国对外贸易中的现实情况，为保护特定的利益和维持对外贸易的秩序，而作出相应决定的法律空间，从而适应我国外贸活动的变化发展的复杂情况。又如在保护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一章中，外贸法强调了禁止权利人滥用知识产权的原则，主要是为在实践中保护我国技术进口方的利益，是鲜明体现我国现实的一项规定。

（四）外贸法对很多制度都只是进行原则性、宣誓性的规定，需要配套的具体制度对其加以细化。对外贸易管理和控制是一项系统庞杂的工程，涉及的法律法规多，涉及的管理部门多，涉及的利益主体多，外贸法不可能对所有的问题都进行规定，这不但是不现实的，而且也有违外贸法的立法目的和宗旨。外贸法是管理对外贸易的基本法，只对外贸活动中一些基本的问题作出规定，其中的具体制度还需要其他法律法规细化规定。如关税制度、海关估价制度、对外贸易经营者的备案

制度、商品检验制度、原产地管理制度、反倾销制度、反补贴制度等都需要外贸法之外的其他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进行具体细致的规定，这些具体制度在外贸法的基础上构建，与外贸法共同构成了我国对外贸易管理法律的框架体系。

（五）外贸法的职能不再限于对贸易主体的资格、对外贸易的经营行为进行管理，维护公平贸易秩序、保护我国对外贸易利益、消除外国贸易壁垒已成为了外贸法的一项新的重要任务，外贸法逐渐具有了战斗性、开拓性及主动防御性。[14]新贸易法总则的第七条规定，我国可以对外国的歧视性措施采取相应措施；第三十一条又特别规定，我国对在知识产权方面未能给予我国国民待遇的国家、地区可以采取必要措施。第四十七条规定我国对不遵守条约的其他缔约方可以中止或终止履行相关义务。这三条集中反映了外贸法对损害我国对外贸易利益行为的抵抗，充分体现了我国外贸法的防御性和战斗性。外贸法不再只是管理法，更是保护法，对维护我国入世后在国际贸易活动中的正当权益、促进我国对外贸易活动的发展起着重要的作用。

（六）外贸法增加了国家服务和保护对外贸易发展的内容。例如，外贸法增加了保护对外贸易经营者的合法权益的规定（第1条），强调了国家应建立对外贸易公共信息服务体系，向对外贸易经营者和其他社会公众提供信息服务（第54条）。同时还规定国家扶持和促进中小企业开展对外贸易（第58条）。新外贸法注重国家对外贸活动服务的提供，体现了市场经济国家宏观调控的经济服务功能，是对过去外贸法单一管理功能的修正，是市场经济下外贸活动的必有内容，有利于对外贸易的发展。

五、需要注意的问题尽管新的外贸法在各方面较之旧外贸法都有了很大的进步和突破，是适应了我国入世和外贸发展现实状况的一部外贸法律，但仍有一些问题需要注意。首先，外贸法的基本法性质决定了其规则不可避免的具有高度的原则性，因而必须及时制定相应的配套制度才可以使之有效的实施，否则就会出现某个领域无法可依的状态，从而影响外贸法的功能和作用的发挥。其次，新外贸法还涉及到与反不正当竞争法、知识产权法以及相关法律的衔接问题。在依据外贸法解决相关问题时，需处理好该法与其他法律的关系，以保障外贸法与相关法律的正确实施，维护对外贸易的秩序。

注释：

[1]《商务部：加入wto三年中国很好地履行了承诺》，自.cn

[2] 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贸易法》第15条

[3]　见《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议》

[4]　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贸易法》第16条

[5]　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贸易法》第17条

[6]　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贸易法》第37条

[7]　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贸易法》第41条

[8]　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贸易法》第42条

[9]　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贸易法》第43条

[10]见《关于解释和适用gatt第6条、第16条和第23条的协议（补贴与反补贴措施协议）》

[11]　姜圣复 《wto法律制度》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　2002年 第95页

[12]　见《1994年关税与贸易总协定》第10条

[13]　 《wto的基本原则》载《法律与生活》2000年第4期 第15页

[14]　沈四宝 马其家 《对外贸易法律制度若干问题》 山西大学学报　2004年5月 第66页

参考文献：

姜圣复 《wto法律制度》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　2002年版

《wto的基本原则》载《法律与生活》　2000年第4期

沈四宝 马其家 《对外贸易法律制度若干问题》　山西大学学报　2004年5月[1]

贸易进出口经营权篇7

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新制度经济学的代表人物诺斯曾提出过制度变迁的“路径依赖”，他认为：人们过去对制度做出的选择，决定了他们现在可能的选择，制度变迁的路径选择是在起作用。因此，对我国对外贸易制度创新的，重点应该是了解本国制度变迁的惯性和趋势，在我国对外贸易制度创新和发展的历史经验的基础上，找到一条有中国特色的对外贸易制度创新之路。

一、我国对外贸易制度变迁的历史回顾

1.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对外贸易制度从1949年新中国成立到1978年的改革开放前，我国实行的是国家统制的对外贸易制度，其特点是高度集中，国家集外贸经营权和管理权为一体，政企不分、国家财政统负盈亏。在30年的时间里我国之所以采取这样的贸易制度是源于两方面的原因：一是来源于苏联的经济体制及其对外贸易的模式。在建国初期由于没有经验，经济体制采取了苏联式的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模式，与这种经济体制相适应的对外贸易就是实行国家统制型的贸易制度；二是来源于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历史教训。历史的教训使得我国在开展对外贸易活动的过程中，往往存有戒备心理，过分强调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忽视对外经济交往，认为这样就可以减少对发达国家的依附，这必然促成国家统制的贸易制度的形成。

尽管国家统制的贸易制度对我国的经济发展曾起过一定的积极作用，但也使得我国无论在贸易范围还是在规模上都受到很大限制。据统计，1979年我国进出口总额为293.4亿美元，其中出口为136.6亿美元，出口额只占世界出口额的0.83%，居世界各国和地区第32位。原有的对外贸易制度存在管得过宽、统得过死、不利于调动微观主体积极性的缺点。

2.市场经济体制下的对外贸易制度自1979年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经济体制逐步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与此相适应，我国的对外贸易制度也从国家统制型转向开放型。我国1979年以来的对外贸易制度的转型，是与我国实行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紧密相连的。我国之所以实行对外开放的决策也是基于两方面的原因：一是新中国成立后30年经济长期在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框架内发展，闭关锁国，同国外发展的差距扩大了；二是战后不仅发达国家而且许多发展中国家都先后选择了对外开放的道路。很多国家和地区在对外开放的过程中，分享了参与国际分工所带来的益处，并使得自身的经济得到快速发展。历史和现实警示我们，如果不顺应的潮流、不实行开放的政策发展经济，我国就有可能被开除“球籍”的危险。所以，改革开放是我国历史与现实的选择。

作为我国对外开放的先导、基础和重要组成部分的对外贸易，其体制、机制和政策随着对外开放的进程而不断深化与发展。从1979年到2001年，我国的对外贸易制度变革大体上经历了四个阶段，即下放外贸经营权（1979—1986年）、推行外贸承包制（1987—1990年）、取消外贸财政补贴、进一步完善承包制（1991—1993年）和实行汇率改革、取消承包制、加强宏观管理（1994—2001年）阶段。经过一系列的制度创新，我国的对外贸易制度已经发生了重大转变：外贸体制从集中垄断走向放权和联合对外；外贸政策从管制走向开放，从保护走向自由；外贸运行机制从计划实施走向宏观调控和依法治贸。从整体上看，该阶段基本上建立了符合主义市场经济要求的开放型、相对自由化的对外贸易新制度。

这一时期我国外贸制度的变革和创新大大地促进了对外贸易的发展，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巨大成就。对外贸易进出口总额从1978年的206.38亿美元发展到2001年的5097.7亿美元，扩大近25倍。占世界贸易的位次由1979年的排名第32位上升到第6位。对外贸易增长率年平均为15%左右，大大高于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9%的水平。

3.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的对外贸易制度2001年12月11日，我国正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入世后我国的对外开放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我国的对外开放也呈现出新的特点：由政策导向型的开放将转变为同国际经济接轨的制度型开放；从有限范围和领域的开放将转变为全方位、宽领域的开放；从单边、自主的开放将转变为双向、多边、有约束力的相互开放。我国经济将进一步融入世界经济全球化的浪潮之中。对外开放的新特点也对我国现有的对外贸易制度创新提出了新的要求。

诺斯制度变迁的“路径理论”认为：利益诱致是制度变迁的根本动因。一种制度如果能使各方的利益达到最大化，人们就不会有改变这种制度的动机和要求；反之，社会对新制度的需求就会变得十分强烈。随着时代的变迁、社会的发展，制度不能满足人们利益最大化是一种常态，因此，制度也就处于生生不息的变迁之中。

如上所述，我国的对外贸易制度经过20余年的变革和创新，有力地推动了我国对外贸易的发展。但是在加入世贸组织和经济全球化背景下，我国的对外贸易制度还存在诸多的问题和差距。例如，我国的外贸经营权尚未完全放开。私营和民营获得外贸经营权的门槛过高，国有企业经营进出口业务依然具有垄断性，外商投资企业进出口经营范围受到一定的限制，外贸经营权还是实行审批制。再如，外贸制度透明度不高。如行政管理、外贸政策等透明度不高。还有，我国的进口体制缺乏统一性。这些问题的存在成为我国对外贸易在对外开放新阶段发展的制约因素，从而也孕育了我国对外贸易制度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的创新。

二、我国对外贸易制度变迁的路径

总结我国对外贸易制度变迁的历史，可以发现，我国对外贸易制度走过了一条从管制到放松管制、从集权到分权、从计划到市场的创新之路。历次对外贸易制度的变迁既是对前一次外贸制度的继承，又是对前一次外贸制度的否定。我国的外贸政策在很长时间是采取严管制和高保护的政策，历次的制度变迁都在逐步放松管制，并或多或少地引入自由化的因素。外贸体制以外贸经营权为例，从原先只有外贸部所属的专业外贸公司才有权经营对外贸易到其他部委的外贸公司、到地方的外贸公司、再到企业和三资企业，都体现了从集权到分权的特点。外贸运行机制从完全的指令性计划到指导性计划、再到国家只进行宏观调控，每次制度安排都在逐渐引入市场的因素。可见，我国外贸制度的变迁是一个渐进的过程，体现了路径依赖的特点。

国际环境的变化是我国对外贸易制度变迁的外在推动力量。新中国成立之初，由于西方国家对我国实行经济封锁，迫使我们走自力更生的发展道路。又由于社会主义阵营的存在，苏联的经济模式有着强烈的示范效应，在我们没有经验的情况下，只能照搬苏联的模式。所以，建国后的30年的时间里，我国实行的是统制的贸易制度。冷战结束，世界的形势走向缓和。在和平与发展的主题下，加上成功国家和地区的示范效应，推动了我国对外开放的外贸制度的实施。在经济全球化的国际背景下，世界经济走向一体化，任何一个国家和地区都不能脱离国际环境去发展自己的经济。这促使我国进一步融入世界经济的潮流，也推动我国对外贸易制度的创新，实行更加开放的贸易制度。

利益诱致是我国对外贸易制度变迁的根本动因。诺斯认为制度变迁的内在动因是主体期望获得最大的潜在利益，正是获利的期望无法在现实的制度安排中实现，才导致了新制度的形成。系统考察建国后我国对外贸易制度的变迁，可以说我国对外贸易制度的变迁都是利益诱致的结果。国际贸易的主体是国家，建国后的外贸制度的变迁的过程是国家不断追求潜在利益的过程，每一次外贸制度的创新都是在旧制度无法获取潜在利益时发生的。但国家主体利益的获取是通过调动微观主体———地方和企业的积极性而获得的。下放外贸经营权的制度安排，初步调动了地方和企业开展对外贸易的积极性，形成对企业的激励机制，促进了对外贸易的发展。外贸承包制所形成的激励机制则进一步调动了地方和企业的积极性，并且使监督和组织的成本大大降低。但下放经营权和外贸承包制只是浅层次的变革，其中潜在的利益推动了深化改革和新的制度安排的出现。

我国对外贸易制度的变迁以强制性变迁为主。制度变迁可以分为诱致性变迁和强制性变迁，前者指的是一群行为主体在响应由制度不均衡所引起的获利机会时自发倡导、组织实施的变迁，后者指的是由政府法令所引起的变迁。回顾外贸制度变迁的历史，我国的外贸制度的每一次安排和创新都是由政府做出理性的选择并颁布相应的法令强制实施的。例如，国务院先后在1998年和1990年底分别颁布了《关于加快和深化对外贸易体制改革若干问题的规定》、《关于进一步改革和完善对外贸易体系若干问题的决定》等相关法令文件强制推行和完善外贸承包制。1994年7月1日实施的《外贸法》则为深化改革和新的制度安排提供了法律的保障。政府对外贸制度的选择，不仅对当时的制度生成、固化起重要作用，而且对今后制度的变迁也有着重大的。

我国对外贸易制度的变迁是核心制度创新与配套制度创新的结合。制度创新不是孤立的，一项制度安排的效率不是独立于其他制度安排之外动作的结果，而是制度结构整合的结果。每项制度安排都必定联结着其他制度安排，共同融合在制度结构之中，其效率还取决于其他制度安排的完善程度。或者说，任何一项制度安排都是制度结构中其他制度的函数，一项制度安排的改变，都可能引起其他制度安排或整个制度结构的效率发生变化。以下放外贸经营权的制度创新为例，国家为调动外贸经营的积极性，核心的制度创新是下放外贸经营权，同时还进行了外汇、外贸计划管理体制以及外贸行政管理的配套制度创新。所以，在制度创新中，必须集中精力抓住核心制度创新这个关键，核心制度一旦确定，就成了配套制度变迁的制度环境。

我国的对外贸易制度变迁是自创式制度创新与借鉴式制度创新的结合。自创式制度创新是依赖自我设计、自我建构的制度安排。这种制度创新由于没有先例，没有他方的制度创设经验和绩效可供，制度创新在很大程度上是依据理论的预期分析。这样有可能创新更有效率的制度，也有可能创设出更缺乏效率的制度。因而，自创式制度创新的初始成本较高，预期可信度较低，具有较大的风险，摩擦性成本较大而动力较弱。借鉴式制度创新是借鉴他方已经创设的具有一定效率的制度变迁。当他方制度运作产生强大的示范效应、具有较高的可信度和说服力时，借鉴式制度创新就会出现。这种制度创新的初始成本、风险性、摩擦成本较小，创新的动力较大，可以在比较大的制度空间里进行选择。我国的对外贸易制度在建国初期采用了借鉴式的制度创新，照搬苏联的模式，教训是很深刻的。改革开放以后，我国的外贸制度在借鉴市场经济制度的框架内进行了大胆的自创式制度创新，注意解决本部门的新问题、新情况，取得了非凡的成功。这种自创式制度创新与借鉴式制度创新的结合是我国今后外贸制度创新的重要依据之一。

三、我国对外贸易制度的创新方向

，我国对外贸易制度的创新应该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和世贸组织的总体框架下进行。

传统的贸易政策大致可以分为自由贸易政策和保护贸易政策两大类，这两类贸易政策之争一直贯穿在几百年国际贸易与实践的过程中。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随着经济全球化和国际竞争的加剧，建立在竞争优势基础上的战略贸易理论及其相应的管理贸易政策开始被越来越多的发达国家所接受，这种管理贸易政策兼有自由贸易和保护贸易的特点，突出了对外贸易在一国经济发展中的战略地位，主张国家采取法制化的政策手段管理对外贸易，并通过广泛参与双边、多边的国际经济合作和协调各国的经济贸易政策，增强本国在国际谈判中的博弈力量，维护和提高本国的国际竞争力。

从世贸组织的基本规则和运行机制可以看出，尽管世贸组织以自由贸易为宗旨，但同时它又是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组织，允许成员在其规则下，对贸易和国内产业成长进行有限但有效的扶植和管理。因而，从某种意义上来讲，世贸组织制定的组织框架和各种协议和规则也是“披自由贸易之皮，行管理贸易之实”。

从全球范围内管理贸易政策的实践来看，美国、欧盟和日本等国家已经普遍采用了这一政策体系，而发展家由于受制于有限的国内市场和弱小的高新技术产业，很少采用战略贸易理论和管理贸易政策。但我国作为部门比较健全、制造业生产和出口能力不断扩张的发展中大国，则有条件实施促进产业竞争的管理贸易政策和与之相对应的贸易制度。

我国在加入世贸组织后，虽然分享了多边贸易体制带来的各种权利，但也必须承担相应的义务。伴随着国内市场开放程度的提高和贸易壁垒的拆除，国内工业将面临着国际竞争的压力。而在出口激励手段受限的情况下，国内高新技术产品的出口也必将遇到一定困难。因此，尽管在未来较长的时期内我国工业发展的比较优势依然会集中在劳动密集型行业以及中等技术水平的加工制造业，但如果要从根本上增强我国工业的国际竞争力，实施纯粹的自由贸易将很难满足我国工业化和化的中长期目标。而着眼于形成动态比较优势和提高产业国际竞争力，在世贸组织规则下，实施有管理的贸易自由化战略则是我国现实的选择。这一战略的核心在于低程度的产业保护、灵活规范的进口限制和温和的出口鼓励政策相结合，强调政府对结构调整的积极干预，通过综合运用世贸组织允许的关税、反倾销与反补贴、保障机制等一系列政策手段，使我国的对外贸易制度的定位趋向于中性化，具体政策手段趋向于弹性化、柔性化。所以，我国对外贸易制度的创新方向应该遵循这一战略思路，在世贸组织规则框架下展开。

在宏观上，按照世贸组织规则和有管理的贸易自由化战略的总体要求，可以在以下几方面进行对外贸易制度的创新。

1.创新外贸领导体制。需建立新型的外贸领导体制，更新外贸领导体制的观念。作为政府管理机关，从根本上说更是服务机关。作为我国外贸的各级领导部门，它们的主要任务应是制定不同层次的外贸发展战略、外贸方针政策和外贸立法，为企业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使我国经济朝着健康、稳定的方向发展。

2.创新外贸管理体制。以前外贸管理体制在变革的过程中，始终存在“一放就乱、一管就死”的现象。如何实现政企分开、简政放权，建立完善的宏观调控体系，真正做到集中与分散、统一管理与经营灵活的有机结合，我们认为政府应考虑重视行业管理的作用，成立相应的行业商会，在行业商会中成立行业进出口商会。

3.创新外贸计划体制。经过多年变革，外贸计划体制已发生了很大变化，但是，仍然存在着国际市场上按市场经济原则办事，国内市场上按计划经济原则办事，盲目追求完成计划的现象，这种割断国际市场和国内市场联系的行为，事实上促成了官商不分、政企不分。因此，我们应当进一步创新我国的外贸计划体制。

4.创新外贸价格体制。我国的外贸价格是一种双重扭曲的价格，商品的国内价格与国际价格不挂钩，与国际市场相比，我国初级产品国内价格过低，而工业制成品国内价格偏高。这种价格扭曲的现象，再加上我国实行地区倾斜政策，各个地区之间外汇留成比例不同，造成了企业经营条件不同，无法公平竞争，无法以市场衡量企业的经营效益，这也是世贸组织成员特别关注的。因此，有必要立即从根本上改变这种价格扭曲的现象。

5.创新进口管理体制。（1）根据对外承诺，选择适当时机分步将关税总水平调到发展中国家应有的水平，一般认为15%比较合适；同时，基本实现关税政策的统一和规范运作，确立较为合理的关税结构。（2）进一步减少和规范非关税措施，对于确属幼稚产业的少数商品保留进口配额管理，对于少数敏感性的农产品实行进口关税配额，按照世贸组织规则给予一定期限的保护，取消其他非关税措施。（3）进一步提高进口管理政策的统一性和透明度，确保进口政策制度在全国的统一实施。（4）经过一定的过渡期逐步放松对进出口经营权的限制，最终向登记制过渡。（5）与经济体制整体配套改革进程相适应，逐步实现外贸政策的中性化，以优化资源配置和提高经济效率为目标，最终建立竞争性的进口体制。

6.创新出口管理体制。（1）在计划管理方面，应把计划列名的出口商品降低到最低限度，对关系国计民生的大宗资源性商品以及关系国家战略利益的商品，要具体定位、测度，并力争化、合理化。（2）出口许可证管理科学化、规范化、制度化。（3）进一步完善外贸企业的自负盈亏机制。（4）加强工贸、技贸、农贸结合，积极进行各种跨部门的联合、联营，使出口贸易实体多元化。同时，外贸公司也要进行改造，逐步走上实业化、集团化和国际化经营的轨道。

7.加快转变政府职能。要进一步下放外贸经营权，将目前审批制逐步改为按规定的条件，经过登记自动获得认可，减少进出口配额和许可证的管理环节，按效率、公正、公开的原则改进发证办法。内贸和外贸的管理应逐步统一，能够精简合并的机构应尽快精简合并。对外贸主管部门的职能应当放在制订和实施外经贸发展战略、出口产业政策上，综合运用经济的、的和行政的手段，保证对外贸易与国民经济协调发展。

在微观上，按照世贸组织和有管理的贸易自由化战略的要求，进行相应的配套制度创新。

1.积极探索企业制度创新。有条件的企业应进行股份制变革，变单一的国有制外贸公司为多家法人持股，并允许职工持股的有限责任公司。允许企业破产、兼并、合并，鼓励效益好的公司通过兼并、合并或联合等进行集约化经营。建立董事会制度和经理负责制，改革企业内部的管理，使职工尤其是经理人员的责、权、利相匹配。逐步打破企业经营范围的限制，实行一业为主，多种经营，走实业化、集团化、国际化经营道路。积极推行出口代理制，转变经营作风。

2.创新出口退税制度。根据不同企业的特点，分类管理。借鉴国际经验，采用先进技术手段管理退税，既要防止骗税，又要方便企业及时退税。

贸易进出口经营权篇8

作者：何奇频 王小进 张海燕 摘 要】我国外贸体制改革的根本目标是建立符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国际贸易规范的、政策法令完善、各方关系协调、富有竞争能力、充满生机活力的社会主义外贸体制。以往我国进行的外贸体制改革成效显著，但它是属于阶段性的。现阶段外贸体制尚需进一步深化改革，其重点即实现政企职责分开、转换企业经营机制、明晰企业产权关系、改革进出口管理制度、做好有关配套改革、加强法律制度建设等；其难点在于EDI即电子数据交换在我国外贸领域的运用和发展。 【论文关键词】外贸体制 深化改革 政企分离 EDI的运用 外贸体制是指对外贸易的组织形式、机构设置、管理权限、经营分工和利益分配等方面的制度。建立符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要求的贸易体制，不仅是我国扩大对外开放，实现国内经济与世界经济接轨并在世界范围内优化配置资源的需要和保证，也是加快从旧体制向新体制转换、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促进社会主义经济发展和实现现代化建设战略目标的重要前提和条件。 一、我国外贸体制改革的现状 （一）对外贸易对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性不断提高 由于中国的对外贸易增长速度快于经济的增长速度，以对外贸易额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显示的开放度也越来越高。在改革开放之初的1979年，中国以对外贸易额占GDP比重显示的对外依存度为11%，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达到40%以上，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到21世纪初，这一比重维持在40%-45%左右。然后，在中国加入WTO后，这一依存度又迅速提高。这说明，中国正在加速融入到世界经济中去，参与国际分工，同时也影响世界经济的发展。 （二）我国外贸体制改革存在的问题 1.外贸经营机制尚未得到根本性转变 我国现行的外贸经营体制经过这么些年的改革，虽然已打破了原有国家垄断的单一经营渠道，形成了由专业外贸公司、工贸公司等多种形式相结合的经营主体结构。但是由于历史原因，我国目前仍处于未完全放开外贸经营权的状态。不仅外商不能与中国用户直接签订进口协议，需要通过外贸公司进行代理，而且国内生产企业也需通过外贸企业出口。 2.外贸宏观调控体制尚需改革和健全 改革开放以来，国家对外贸活动的统制被打破，政府逐步取消了指令性计划，减少对外贸活动的直接干预，新的以间接管理为主的宏观调控体制初步建立。但是，目前政府管理体制仍然存在许多问题。主要表现在：一是指令性计划尽管名义上被取消，但类似压出口指标的变相指令性计划仍然存在；二是国家直接管理的进出口商品的范围仍然过大；三是已经严重阻碍我国外贸和经济发展的外贸经营审批仍然存在；四是外贸领域条块分割，按地区和部门设置外贸公司管理部门，作为改革初期的一种措施，现已成为外贸体制建设的严重障碍。 二、我国外贸体制改革的重点 （一）实现政企职责分开 要使企业走向市场，发挥企业经营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必须首先做到政企分开。各级政府主管部门应彻底改变对外贸企业直接插手经营决策和干预其业务经营的做法，确保外贸企业自主经营。同时要加强宏观调节，政府部门应摆脱具体的业务性工作，而把主要精力放到对外贸活动全局性的协调和管理上来。商会是政府部门联系外贸企业的中间环节，是行业性的协调组织，因此要健全其组织，强化其工作，充分发挥其中介、纽带以及组织、协调作用，对外维护会员企业的合法权益。 （二）转换企业经营机制 转换企业经营机制是当前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中心环节，是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必要步骤。首先是企业自主经营。外贸企业要彻底改变原来作为政府部门附属物的地位，而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求发展、自我约束的商品经营者。这是转换企业经营机制的一个关键。只有放权给外贸企业，使其成为真正独立的法人，有充分的自主权去按市场机制从事经营，才能有效、灵活地在国内、国际市场上展开竞争，获取良好的经济效益。其次是稳步实行集团化经营。当前国际市场的竞争愈益激烈，贸易保护主义也在强化，我国外贸企业要在国际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必须稳步地转向集团化经营，组建外向型企业集团。 （三）改革进出口管理制度 自从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进出口管理制度方面作了一系列改革，有力地促进了进出口贸易的发展。但是根据经济发展的形势和国际贸易 规范的要求来看，还须继续深化改革。第一，应继续下放一部分进口经营权，这样有利于以进养出、以进带出，推动国内生产（尤其出口生产）的发展。第二，应有序地扩大出口经营渠道，有条件地赋予工业、农业、科技、商业等大中型企业（或企业集团）以进出口经营权，使一批有经营条件的企业走向国际市场，直接参与国际竞争。第三，应实施反补贴、反倾销措施，按照国际贸易规范，针对外国商品对我出口的倾销或补贴行为，采取开征反倾销税或反补贴税的办法，以保护国内市场和幼稚工业。 三、我国外贸体制改革的难点——EDI的运用 （一）EDI在我国外贸领域的运用和发展 无纸贸易是EDI（Electronic Date Interchange）贸易的俗称，它是指在有商业往来中的企业之间或交易方之间使用一种商定标准，以从计算机到计算机的电子传递方式来处理所涉及的交易或信息数据结构、商业或行政交易事项。 EDI作为高新技术在贸易领域的应用，客观上已成为一种新的贸易壁垒。谁不掌握和推广EDI，谁就可能被排除在发达国家的市场之外。我们不能坐等所有发达国家都向我们发出“最后通牒”才来考虑EDI的应用问题。 （二）EDI是我国外贸体制更为根本的改革 西方发达国家积极使用EDI的公司通常是一些大企业及跨国公司，其中一个原因就在于他们通过应用EDI拥有先进的信息技术，而且其收益通常随贸易伙伴的加入、贸易量的增加而呈递增趋势。另外，由于EDI可以使产品的生产、销售结合在一起，采购原料、组织生产、安排销售、提供售后服务等各个环节联系在一起，实现即时供应系统和无存货管理，使生产、仓储、运输、贸易、售后服务等各个不同行业的部分变成一个有机的整体，使外贸企业可以高效益、低成本地进行科学化的跨国经营。 随着我国经济的高速发展、通信设施的日益完善和EDI系统的日益普及，EDI技术势必成为未来商业、企业的现代化工具之一，也必将引起商贸等诸多领域的革命，引起人们生活方式的重大变革。因此，在我国外贸体制改革中引入EDI将是改革的难点，也是改革的关键，它将为我国对外贸易的发展带来更为根本的、实质的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