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基础总结范文

金融基础总结篇1

【关键词】金融生态环境 层次分析法 模糊综合评价

一、引言

2009年7月，同志在云南考察时指出：要充分发挥云南作为我国通往东南亚、南亚重要陆上通道的优势，深化同东南亚、南亚和大湄公河次区域的交流合作，不断提升沿边开放质量和水平，使云南成为我国向西南开放的桥头堡。昆明作为云南的省会城市，无论是经济总量还是金融结构均优于其他地级市，在桥头堡战略中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昆明市金融业在服务地方经济建设的进程中蓬勃发展、不断壮大，呈现出“总量扩大、结构优化、效益增长”的良好态势，全市金融组织体系日趋完善，金融资源配置能力显著增强，金融保障能力快速提升，有力地促进了全省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随着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建立，以及昆明区域性跨境人民币金融服务中心的挂牌成立，昆明在国家相关政策的支持下将建立区域金融中心，形成各方资金投资的“洼地”，为云南桥头堡建成发挥金融支撑作用。金融业的发展脱离不了其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环境，金融生态环境对金融业的持续发展具有基础性、根本性的作用，良好的金融生态环境有助于昆明泛亚金融中心的建立。因此，对昆明的金融生态环境进行评价将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2005年中国人民银行总行提出各分行应把建设和改善金融生态环境作为基本职能，从而掀起了一股研究金融生态环境的热潮。在对金融生态环境评价方面，比较有代表性的研究主要有：李扬（2005）采用DEA法对中国50个大中城市的金融生态进行评价[1]；中国人民银行洛阳中心支行课题组（2006）运用层次分析法对当地金融生态环境进行评价[2]；张瑞怀（2007）采用层次分析法和BP人工神经网络模型对湖南农村金融生态环境进行综合评价[3]；吴治民（2008）采用主成分分析法对安徽省县域金融生态环境进行评价[4]。由于构成金融生态环境的部分因素具有不确定性或难以量化的特征，使得评价结果具有一定的模糊性，所以在对其进行评价时，可以采用模糊综合评价方法进行总体性认识。而模糊综合评价中的权重通常由专家根据经验给出，带有很强的主观性。鉴于此，本文将采用层次分析法与模糊综合评价相结合来对昆明金融生态环境进行综合评价。

二、金融生态环境构成要素分析

金融生态环境体系庞大，涉及的范围也相当广泛，既要对经济基础、金融发展、中介服务情况进行描述，又要对社会信用、法治环境、社会保障进行探讨，同时还要对政府行为进行剖析。在众多影响金融生态环境的因素中，不同因素对金融生态环境的影响程度不同，各因素之间也存在紧密的联系。本文不可能、也没有必要考虑所有的环境因素，通过对大量文献评价指标分析的基础上，结合昆明金融生态发展现状，认为制约和影响昆明金融生态环境的主要因素包括经济基础、金融发展、信用法治环境、政府行为，如表1所示。

表1 昆明金融生态环境评价指标体系

（一）经济基础

实体经济是金融发展的物质基础，经济基础决定着金融发展的方向、规模和效率，因此经济基础是金融生态环境的核心要素之一，包括经济发展水平、产业结构、经济开放度和可持续发展能力四个方面。经济发展水平越高，越能增强和完善金融业的发展，不仅可以促进金融机构的业务发展，还可以对金融机构起到约束作用，从而增强其运营的稳健性。产业结构是经济资源在不同类型的经济部门之间分配并不断调整演化的结果，决定整个经济发展的效率和抵御风险的能力，对金融业的健康发展至关重要。经济开放程度决定地方经济的发展，体现出一个地区的投资环境、法治环境和社会环境。可持续发展能力既表现为对基础设施、固定资产、教育和科技的持续投入能力，也包括对环境的合理利用和保护程度，可反映金融生态环境的持久能力。

（二）金融发展

金融中介的规模、金融机构的竞争、金融工具的创新、金融制度的规范、金融服务的完善、金融部门的效率等一系列因素影响着金融业的发展，同时也影响着金融生态环境的优劣。基于此，用金融深化、金融部门效率、金融竞争来衡量金融业的发展程度。金融深化反映经济货币化程度，金融深化越高，信贷资产的不良率就越低，金融生态环境就越好。金融部门效率指金融部门对金融资源配置的有效程度，直接关系实体经济的发展，是金融发展水平的重要表现，与信贷资产质量存在负相关关系。适度的金融竞争有利于整体金融效率的提高，尤其是国有商业银行之外的金融机构，其竞争力的提高有利于金融生态环境的改善。

（三）信用法治环境

社会信用是金融体系的基石，是金融生态环境的重要组成部分。差的信用环境具有严重的负外部性，将阻碍金融发展和社会进步。社会信用体系的建立具有软约束性，能够规范个体和机构的行为准则，提高金融资产的质量，因此，用社会信用健全度来衡量社会信用环境。良好的金融法治环境是金融生态得以稳定发展的基础条件，完善金融法治能够有效地保护金融主体的产权，有效遏制恶意信用欺诈和逃废金融债务，并且能够提高执法效率，因此金融法治环境是金融生态环境的核心要素之一，用金融法律完善和执法效率来衡量。

（四）政府行为

政府行为会影响到金融部门的独立性和金融制度环境的建设，并相应影响金融生态的良性调节。政府行为具体表现为政府支持和政府干预两个方面。政府支持主要体现为财政资金和政策的支持，能够强化金融主体抵御风险的能力，加快金融生态环境的建设。政府干预表现为政府有意识地主导金融资源的配置，干预金融改革和市场化进程。

三、昆明金融生态环境评价

（一）指标权重的确定

本文采用层次分析法（AHP）来确定各指标的权重。层次分析法的思想是将复杂问题分成若干层次，在每一层次逐步分析并将主观判断数量化，用加权和的方法计算出各方案对总目标的权数。计算步骤如下：

1.构造判断矩阵。采用T.L.Satty提出的1-9标度法对层次分析模型中各层次因素的两两重要性强度判断比较，构造判断矩阵。通过对相关领域专家的问卷调查，得出判断矩阵为：

A= B1=

B= B= B=

2.判断矩阵的特征向量和特征值。根据判断矩阵求出这各底层元素的相对权重向量W，即计算判断矩阵的最大特征值λmax及对应的特征向量W，可以得到如下结果：

WA=0.0550.5640.1180.263 WB1=0.2630.5640.1180.055 WB2=0.5690.3330.098

WB3=0.250.75 WB4=0.8330.167

λmaxA=4.1277，λmaxB1=4.1065，λmaxB2=3.0249，λmaxB3=2，λmaxB4=2.0024

3.一致性检验。为了避免判断上的不一致，需要进行一致性检验。一致性检验公式为CR=CI/RI，其中CI是度量判断矩阵偏离一致性的指标，计算公式为CI=（λmax-n）/（n-1），RI为判断矩阵的平均随机一致性指标。当CR

（二）金融生态环境的模糊综合评价

模糊综合评价法根据模糊数学的隶属度理论把定性评价转化为定量评价，即用模糊数学对受到多重因素制约的事物或对象做出一个总体的评价。计算步骤如下：

1.建立模糊集。假定一级指标集为A=（B1，B2，…，Bk），相应的权重集为a=（a1，a2，…，ak）；二级指标集Bk=（Ck1，Ck2，…，Ckq），相应的权重集为ak=（ak1，ak2，…，akq）；评语集V=（V1，V2，…，Vn）。根据上文的分析和计算可得，a=（0.055，0.564，0.118，0.263），a1=（0.263，0.564，0.118，0.055），a2=（0.569，0.333，0.098），a3=（0.25，0.75），a4=（0.833，0.167），V=（非常好，较好，一般，较差，非常差）。

2.确定隶属矩阵。由10位相关领域的专家组成评价小组对各指标按评语集进行评判，统计结果并进行单位化处理，得到昆明金融生态环境各指标集的隶属矩阵：

R=R=

R3=R4=

3.模糊综合评价。先对二级指标集的隶属矩阵做模糊运算，得到对于评语集的隶属向量Qi，运算公式为Qi=ai·Ri，再对一级指标集做模糊运算，得到对金融生态环境的总体模糊综合评价，运算公式为：Q=a·R=（a1，a2，a3，a4）·（Q1，Q2，Q3，Q4）T。带入数据运算得出：

Q=0.1118 0.3581 0.3118 0.2128 0.0055

Q=0.1432 0.3334 0.3235 0.1666 0.0333

Q=0.1 0.2 0.375 0.2 0.125

Q=0.2167 0.3833 0.3 0.1 0

Q=0.1557 0.3321 0.3228 0.1556 0.0338

对昆明金融生态环境模糊综合评价的结果为：15.57%的人认为是“非常好”，33.21%的人认为是“较好”，32.28%的人认为是“一般”，15.56%的人认为是“较差”，3.38%的人认为是“非常差”。这样的评价结果存在一定的不精确性，缺少定量化，为此引入评分向量X对评价结果加以量化。令“非常好”=9，“较好”=7，“一般”=5，“较差”=3，“非常差”=1，则X=（9，7，5，3，1），则对昆明金融生态环境的总体评分为：Y=Q·XT=5.8406，评价等级处于“较好”与“一般”，表现为“尚好”。

四、结论

在综合分析金融生态环境构成要素的基础上构建评价指标体系，借助层次分析法与模糊综合评价的组合评价方法对昆明金融生态环境进行评价，结果显示为尚好，表明当前昆明的金融生态环境还需进一步提升，以便更好地服务于泛亚金融中心的建设和桥头堡战略。从一级指标的权重来看，金融发展因素占主导地位，其次是政府行为、信用法治环境和经济基础。因此，为提升金融生态环境，首先应大力增强经济基础，同时加大政府对金融生态环境的建设和进一步改善信用法治环境。

参考文献

[1]李扬，王国刚，刘煜辉.中国城市金融生态环境评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

[2]中国人民银行洛阳市中心支行课题组.区域金融生态环境评估指标体系研究[J]，金融理论与实践，2006（1）.

[3]张瑞怀.农村金融生态环境研究——以湖南农村为例[D]，湖南大学，2007.

[4]吴治民，姜涛，张长全.安徽省县域金融生态综合评价研究[J]，铜陵学院学报，2008（3）.

[5]李扬，张涛.中国地区金融生态环境评价[M]，北京：中国金融出版社，2009.

金融基础总结篇2

关键词：农村金融生态环境；因子分析模型；测度评价

一、甘肃省农村金融机构生态环境测度及评价

1、指标选取

农村金融生态环境的评价是通过构建具有代表性的评价指标体系对金融生态发展状况的一种综合性研究，构建的指标系列应尽量客观、准确地反映甘肃省14州市金融生态环境各方面的实际情况和运行程度，以方便科学指导金融生态环境的和谐发展。

本文研究的重点是对甘肃省农村金融生态环境进行测度及对结果评价，实证研究所使用的数据均来自于《甘肃省发展年鉴》和《甘肃省金融年鉴》。由于农村数据琐碎复杂，可得性较差，而且农村金融生态环境所需数据涉及到经济、文化、政治、社会等方方面面，本文经过理论分析和数据处理及筛选，在不影响实证结果并遵循经济学原理的基础上，对指标数据进行简化。另外，各地市农村在人口数量上存在着很大的差别，为消除这种影响，本文所选的指标为人均值指标。

借鉴李扬（2005）、蒋满霖（2010）等学者有关金融生态环境评价因素的论述，结合甘肃省农村金融生态环境的现实，本文将从农村经济基础、农村金融运行状况、农村政府服务、农村信用和法制环境、农村社会保障等六个方面进行论证。

2、模型选择

地区金融生态环境的评价较为复杂，需要进行评价系统的建立，而这类评价系统往往是多指标、多层次的。目前国内常用的金融生态环境评价方法主要有：移动几何平均法、层次分析法和因子分析法。移动几何平均法虽然简单易行，但是其缺点在于指标的权重赋值很容易受到主观因素的影响，从而导致结果产生偏差。层次分析法往往用于结构较为复杂的层次系统的研究中，但是该方法在对各层次因子进行赋值时，也很容易受主观因素影响，从而产生较大的非客观性。因子分析法主要是利用数理经济统计学中的多元统计分析方法，该方法的主要操作步骤是在与目标相关的众多变量因素中提取出其中的相同因子，将分析重点集中在这些重点因子上。通过这种方法，可以使分析更加简便但偏差不会很大，因此完善了上述方法的不足。

3、测度结果

根据SPSS因子分析法所得出甘肃省14个州市的综合因子的得分，目前对于金融生态环境评价的相关研究中，关于综合因子的得分区间划分的临界值并没有统一的标准，所以本文在参考其他研究的基础上，以综合因子的得分为基础，选取0.5为区间划分值，即以0.5及其倍数为区间的临界值，把各省综合因子的得分值分为五个区间级别：Ⅰ级：FR1；Ⅱ级：0.5≤F≤1；Ⅲ级：0≤F≤0.5；Ⅳ级：-0.5

4、评价分析

结合上述对甘肃省各农村金融生态的评估，对比分析各样本农村金融生态的状态、主体、环境等指标，发现甘肃省农村金融生态体系具有以下几点特征：

（1）从总体上看，不同地区之间农村金融生态环境差异大。嘉峪关市、酒泉市和金昌市农民人均纯收入占据甘肃省前三。嘉峪关由于酒钢集团的带动，工资性收入为6021元，全省最高，由于发达的旅游业使酒泉在家庭经营纯收入中以6785元独占鳌头，嘉峪关市和金昌市金融发展因子（F2）得分靠前，相对较好的金融业发展为当地居民的资本性收入提供了保证。这些优势促使这三市处于综合因子得分的第一梯队。张掖市、兰州市也由于具有较大规模的国企带动和旅游优势分列二三级，剩余的州市，如临夏州、陇南市可耕地面积较少，农业基础薄弱，农民人均收入很低，经济基础较差，不能很好的促进当地的金融业发展，社保环境也得不到保证，只是综合得分处于末级。

农村经济并不是仅仅依靠农业发展，更多的是依靠第二、三产业，所以需要政府完善各项经济政策，优化甘肃省农村金融生态环境。

（2）甘肃农村金融生态环境综合得分由地理位置的东南部向西北部逐渐递增。由表3综合因子得分可知，无论是经济基础还是金融发展或者社保环境，甘肃省东南部的城市都处于落后位置，虽然已经加快了改革步伐，但是与西北部城市的金融生态水平依然有一定的差距。但西北部城市农村金融生态环境并非全面优于东南部，如原始数据存贷比显示，西北部城市如酒泉市，在农信社的存贷比比东南部的大部分城市还要高，某个程度上说明甘肃省西北部城市的资金外流率比东南部还要严重，所以甘肃省应该调整农村扶持重点，倾斜扶持政策，改善农村金融生态环境，使甘肃省整个农村金融生态环境呈现平衡发展的态势。

（3）在影响因子方面，各州市农村经济基础对甘肃省农村金融系统影响最大。利用回归法估计出的各因子得分，以各主因子的方差贡献率占总方差的贡献率的比重为权重，进行各州市主因子得分的加权汇总，经济基础因子的权重为61.033%，远高于金融发展水平因子和社会发展水平因子。由此可见，发达的农村经济是构建农村地区良好生态环境的关键。良好的农村金融发展水平和社会发展水平为农村金融生态系统的建设提供了稳定的发展依靠。

（4）在整体得分方面，甘肃省各州市总体呈现得分偏低的特点。14个州市中，只有4个得分超过了0.5，9个得分低于0分。这是由于甘肃省经济发展受到自然环境恶劣以及传统工业基础薄弱的影响，农村经济发展相对缓慢，农业现代化处于起步阶段，统筹城乡进程相对落后。

二、结论

本文构建了农村金融生态环境评价指标体系，并运用因子分析法对甘肃省14个州市农村金融生态环境现状进行了评价和分析得出以下几点结论：

第一，从总体上看，不同地区之间农村金融生态环境差异比较大，由地理位置的西北部向东南部逐渐降低。第二，国企和旅游资源对当地的农村金融生态环境有一定影响。第三，各州市农村经济基础对甘肃省农村金融系统影响最大。第四，甘肃省各州市综合得分偏低。（作者单位：西北师范大学经济学院）

参考文献：

[1] 周小川.完善法律制度，改进金融生态[N].金融时报，2004（12）

[2] 李杨、王国刚、刘煜辉.中国城市金融生态评价[M].人民出版社，2005

[3] 徐诺金.论我国的金融生态环境问题[J].金融研究，2005（11）

[4] 张瑞怀.基于BP神经网络模型的农村金融生态环境综合评价[J].金融理论与实践，2006（10）

[5] 常相全、张守凤.基于AHP/DEA的农村金融生态环境评价[J].金融时报，2004（12）

[6] 高新才.营造金融生态环境推进西部经济发展[J].甘肃金融，2004（1）

[7] 沈冰.优化农村金融生态建设的思考[J].农村经济，2006（1）

[8] 黄庆安.我国农村金融生态环境问题研究[J].中国农学通报，2009（13）

[9] 蒋满霖，王彪.农村金融生态质量评价指标体系研究[J].科技与经济，2008（4）

金融基础总结篇3

关键词：货币供应量；基础货币；货币乘数；途径

1999年以来，中央政府实施了积极的财政政策，对保持宏观经济稳定增长起到了重要作用，但总需求相对不足的状况仍未得到有效解决，这表明在财政政策积极的同时，有必要让货币政策扮演更加重要的角色，充分发挥货币政策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就货币政策而言，一个重要指标就是货币供应量，因此，最近一段时间，有关专家学者呼吁2000年要扩大货币供应量，使货币供应量增长保持较高水平，从而为经济增长提供保障。那么，扩大货币供应量的途径在哪里？应采取哪些措施呢？

一、货币供应量的决定因素及分析

在现代货币银行制度下，货币供应量取决于基础货币和货币乘数之积，因此，只有对基础货币和货币乘数进行详细的研究，才能准确把握货币供应量的趋势。

1． 基础货币的决定因素及实证分析

货币银行理论表明，基础货币由流通中的现金与商业银行的准备金之和构成，它是创造货币供应量的基础。由于我国的特殊国情，央行的基础货币还包括非金融部门的存款，因此本文对基础货币的定义是：基础货币＝发行货币＋对金融机构负债＋非金融机构存款（以下所用数据除非特别说明，均来自于中国人民银行统计季报）。

根据历史数据，我国的基础货币总体上呈上升趋势。1990年之前基础货币增长比较缓慢，基本上是平稳的爬升阶段；1993年之后，基础货币增长较快，特别是在1993－1994年间，基础货币的增幅明显较高，1995－1996年虽有所波动，但仍保持较高水平；1997年，基础货币增速放缓（当然这与统计口径发生变化有一定关系，但增速下降趋势则是明显的），1998－1999年，在法定准备金率下调以及法定准备金帐户和备付金帐户合并之后，基础货币增速下降的趋势更加明显。从基础货币的构成看，基础货币增速下降主要是受对金融机构负债增速下降所致，1999年，非金融机构存款出现负增长，也对基础货币的增长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从中央银行的资产负债表来看，基础货币是中央银行的主要负债，因此为了达到调控基础货币的目的，中央银行可以通过调整资产方的各个项目来实现。历史数据表明，1993年以前，我国银行总资产中中央银行国外资产所占比重较低，因而这期间基础货币的变化主要由中央银行国内资产的运用所决定。1993－1994年是我国经济周期发生转折的阶段，酝酿和出台了一系列的改革措施，1994年初又进行了一系列税制和外汇管理体制的改革，尤其是人民币汇率的并轨和实行结售汇体制的改革，大大促进了出口的增长，形成了国际收支中经常性项目的大量顺差， 从而使中央银行国外资产所占比重增大。1995－1997年，为维护人民币汇率的相对稳定，使得中央银行国外资产所占比重进一步增大，1997年末达到42．1％。1998年，由于受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我国出口形势严峻，外贸顺差有所减少，因而国外资产所占比重上升趋势减缓，年末为43．7％。可以说，近几年来，中央银行的资产结构中国内外资产几乎均等，因而国外资产的多少、增长快慢就对基础货币有非常重要的影响。从增长速度看，1993年以来，中央银行国外净资产的增速呈明显下滑态势，1994－1998年其增速分别为：187．3％、49．8％、43．4％、38．3％和2．5％。1999年1－9月份，国外净资产增长10．4％，这也是1999年3季度以来货币供应量增幅回升的一个重要因素。

从国内资产看，1994年以前国内资产一直占中央银行总资产的80％以上，可以说那时从资产角度看影响基础货币的主要因素就是国内资产的变化情况。1994年后，由于国外净资产的增加，中央银行国内资产所占比重呈下降态势，到1998年末，国内资产占中央银行总资产的56．6％。在国内资产中，主要是对存款货币银行的债权，如在1993年，对存款货币银行债权占中央银行总资产的70．3％，之后逐步下降，到1998年末为41．8％；其它还有对政府的债权，这一数值在1994年以前占总资产的比重较高，1994年占总资产的9．1％，之后由于银行法规定政府不得向银行透支，因而对政府债权一直稳定在1582亿元，所占比重不断下降。对非货币金融机构的债权，1997年以前占总资产的比重较小，1997年之后，由于政策性银行等的发展，因而对非货币金融机构的债权增加较多，所占比重大幅上升，1998年末达到9．5％。从增长速度看，国内资产自1996年后增速迅猛下降主要是受对存款货币银行债权增速下降所致，1997年下降1．11％，1998年下降9．1 ％，而1999年1－9月却增长10．25％，相应地带动国内资产增长10．24％。同样，对非金融部门债权自1995年后一直为负增长，对国内资产的增长也产生了一定影响。与之相反，对非货币金融机构债权增长在1997年达到高点，当年增长1660．7％，之后尽管增速下降，但仍是国内资产各项中增速最快的，1998年增长42．97％，1999年1－9月增长16．9％，对国内资产进而对基础货币的增长产生了一定的正影响。

2． 货币乘数的影响因素及分析

根据前述基础货币的定义，1993－1997年我国M2的货币乘数变化不太规则，有升有降，M1的货币乘数则基本呈微降态势。但自从1998年春季央行大幅下调准备金率后，我国的货币乘数则基本上呈上升趋势，即M1的货币乘数由1998年6月份的1．104上升到1999年9月的1．426，M2的货币乘数由1998年6月份的3．094上升到1999年9月的3．915。

根据我国的情况，狭义货币乘数可表述为：（现金漏损率＋活期存款比率）／（法定准备金率＋备付金率＋现金漏损率＋非金融部门存款比率）；广义货币乘数的分母与狭义货币乘数一致，分子则为1＋现金漏损率。根据这两个公式，我们对1993年以来我国的货币乘数进行了测算，结果表明，其（即与货币供应量和基础货币实际值计算的结果）误差很小（平均误差为3％，且很稳定），趋势也是一致的。因此，分析货币乘数，有必要对以上几个行为参数作出判断。

（1）法定准备金率

从理论上讲，法定存款准备金率的调整，即使是微小的变化，都会对货币流通产生强烈影响，在众所周知的中央银行货币政策“三大法宝”中，它的效果是最为猛烈的。因此，各国一般都不常用这个货币政策工具，即使要调整，也是微调，因为金融机构资金规模巨大 ，更为重要的是货币乘数的作用，它几倍于存款创造贷款。尽管目前我国的法定准备金率已由原来的13％降至6％，但是一方面与国外相比仍较高，另一方面由于网络化、全球化进程的加快，各国更为重视的是资本充足率这一指标，而对准备金率的要求有所放低，因此，作为刺激内需的货币政策操作工具——法定准备金率，仍有下调的空间。

（2）备付金率

近年来，随着我国超额准备金率的不断下降，货币乘数逐步放大，即超额准备金率与货币乘数呈反比例关系。备付金率的高低直接影响货币乘数的大小，但备付金率并不能完全由中央银行所控制，它取决于商业银行的行为，中央银行只能间接地影响它。商业银行持有备付金是有机会成本的，而备付金率的高低取决于市场利率与商业银行从中央银行借款的利率之差，二者差额越大，备付金率越低。1998年以来，随着二者差距的增大和利率水平的逐步降低，备付金率已出现下降趋势，存款货币银行的备付金率（以法定准备金率为8％考虑）由1998年3月的7．53％下降到1999年9月的5．83％?这里所指的备付金率为在人行存款加上库存现金与对非金融部门负债之比?。2000年，随着经济形势的好转，各经济主体的投资、消费意愿会有所增强，因而备付金率有进一步降低的可能。

（3）现金漏损率

现金漏损率于80年代和90年代初期在我国一直比较高，不过随着货币市场的不断健全，金融交易工具的逐渐增多，我国的现金漏损率近年来有所降低，1998年3月－1999年9月，大约在 11．5％左右。现金漏损率的高低与现金需求量的大小有关，而影响现金需求量的因素很复杂。我国的现金漏损率是由政府、企业和居民的行为共同决定的。由于金融资产收益率的变动会影响持有现金的机会成本，以及银行存款利率的变化会影响个人储蓄的变化，这就使现金漏损率的变化比较复杂。2000年，由于目前名义利率水平比较低，居民储蓄存款特别是定期存款增势减缓，加上征收利息税的影响，因而居民持现动机相对有所增强，估计现金漏损率下降空间有限。在其它情况不变的情况下，现金漏损率与货币乘数负相关，因此若现金漏损率下降不大，则将影响金融机构派生存款的能力，对货币乘数产生一定影响。

（4）非金融部门存款比率

1993年以来，我国非金融部门存款一直比较稳定，并呈缓慢下降趋势，这一点在1999年表现得更为明显，到1999年9月末，我国的非金融部门存款比率为3．58％，较之上年下降了一个百分点。随着政策性金融业务的进一步规范，这一比率将呈平稳态势，变化不会太大。

（5）活期存款比率

活期存款比率反映了货币供应量层次的结构变化，这个比率在决定狭义货币乘数时有用。由于受持有活期存款的机会成本的影响，因此这一比率与利率的关系比较密切，同时由于这里所指的活期存款主要是指企业活期存款，因而经济活跃程度如何以及企业对未来经济的预期怎样，对活期存款也有着比较大的影响。1996－1998年，我国的活期存款比率基本维持在30％左右，进入1999年后，一、二、三季度这一比率分别为27．5％，27．8％和28．8％，呈缓慢上升趋势。随着利率水平的下降和储蓄存款实名制的实施，在金融交易工具增加不多、信用情况改善不大的情况下，估计这一比例将逐步上升。

二、扩大货币供应量的对策

从货币供应量的定义中可以看出，扩大货币供给量的途径不外乎两条：一是增加基础货币，二是提高货币乘数。

从增加基础货币方面看，主要有三项：

（1）从货币当局资产方着手，加大国内资产的运用，即加大再贷款、再贴现规模，特别是对那些急需资金的中小金融机构，这样可以从资产方影响基础货币的增加。

（2）扩大货币发行。在基础货币中，货币发行占到了近50％，因此加大货币发行是扩张基础货币，进而增加货币供应量（M1、M2）的有效途径。目前我国的经济过剩，绝非是经济高度发达条件下的过剩，远未达到东西多得用不了的程度。实际上，我们的建设资金缺口极大，潜在消费与投资需求空间还很大，完全可以用发钞票的办法配合扩张性财政政策来解决经济发展中的问题。同时，为扩大货币发行，还可以核销部分国有商业银行的坏帐，帮助金融机构化解金融风险；尽快成立中小企业贷款担保基金，消除金融机构对中小企业放款的后顾之忧，从而扩大贷款规模，使资金配置更加优化、有效。

（3）加大公开市场操作力度。央行购入债券，吐出基础货币，这其中一个条件就是债券市场规模不断扩大，从而使公开市场操作有一个好的着力点。

从提高货币乘数方面看，主要有四项：

（1）通过降低甚至取消存款准备金率的办法，迫使金融机构更积极放款，加速降低备付金率水平，从而提高货币乘数。

（2）改变认购资金冻结数日的做法，消除新股认购对基础货币和银行准备金管理的不利影响。理论上讲，新股认购资金的验资既不需要资金的异地划拨，也不需要冻结数日，只要验资的某一时点上新股认购帐户中有真实资金就可以了。因此，应改进集中验资的方式，让所有证券结算银行或分行都在当地人民银行营业部开户，利用人民银行营业部联网系统实行证券认购资金的当地验资，资金信息集中到交易所进行认购。同时，为了不影响金融系统的基础货币量和准备金状况，冻结认购资金的时间应尽可能短，甚至可以缩短到几乎一个时点上。全国统一验资结束以后，认购资金重复认购的可能性已经不存在，因此，资金可在验资结束后立即解冻。中了新股以后的资金交割可另行制定交割日。这样，银行准备金管理的压力将大大减轻，超额准备金率下降，货币乘数扩大，基础货币也不会受到影响。

（3）改进金融系统的服务，增加有益于流通和交易的金融工具，从而充分发挥金融系统的中介功能，这样可以加快货币流通速度，减少货币沉淀；也有助于降低现金漏损率，从而提高货币乘数，增加货币供给量。

（4）在必要的时候，可以续下猛药，调低法定准备金率，从而有效提高货币乘数。

不可否认，无论是降低存款准备金率，还是运用再贷款、再贴现、公开市场操作等，在市场化国家都被视为“猛药”，其结果都会导致商业银行授信能力的增强，然而这只是为扩大货币供应量提供了必要条件。现在的问题是金融机构并不缺资金，金融机构存贷差逐步扩大就是一个佐证。因此如果金融机构仍然借贷、慎贷，那么扩大货币供应量的初衷就不可能成为现实。为此，在采取货币政策手段外，尚需在体制改革上迈出更大步伐，具讲说：

（1）完善金融机构自主经营的环境。目前，我国的金融机构，特别是国有商业银行，经营环境决定其还没有完全实现自主经营，还存在各级政府对商业银行的干预。因而使商业银行不能充分发挥其中介功能，同时也使商业银行产生了一定的依赖心理，缺乏创新和追求效益的动力。

（2）约束机制与激励机制要并行。近几年来，由于银行风险意识和内控制度的加强，以及建立了较强的约束机制，使贷款人必须为其行为的结果负责，放款多，责任大；而相应的激励机制并未形成，不放款没责任，也不影响收入，“经济人”的理智使银行人“宁肯闲置资金，也不敢、不愿放款”，因此在目前情况下，一方面在商业银行内部，对银行人的考核不仅要着眼于贷款的安全性，同时也要看重其创造效益的能力，二者应相辅相成；另一方面在现行体制下，对商业银行不仅要有风险防范的要求，同时也要有效益指标的要求。

金融基础总结篇4

[关键词]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基础设施银行 PPP

[中图分类号] F06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4-6623（2017）02-0094-04

一、基础设施PPP的障碍与基础设施银行

近年来，为切实解决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面临的基础设施供给能力不强、运营效率不高等瓶颈问题，我国积极推进基础设施建设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在全国范围内大力推广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PPP）模式，已经取得初步成效，相关配套政策和制度建设不断完善，各类社会资本参与基础设施建设的热情高涨。但项目落地难、社会资本实质参与率低等现象普遍突出。根据国家财政部的统计，截至2016年上半年，全国PPP储备项目达到9285个，计划总投资超过10.6万亿元，但实际落地项目投资额仅约1万亿元，不足储备项目投资额的1/10，真实投入的社会资本则更是少之又少，这与基础设施建设对社会资本的需求和迫切进入基础设施投资领域的社会资本总量相比微不足道。

社会资本难以进入基础设施投融资领域，究其原因，主要存在四方面的问题与障碍：一是没有形成合力，社会资本虽然总体规模大，但却极为分散，一些投资规模大、专业要求高的大型基础设施建设对社会资本形成了明显的门槛效应；二是退出渠道不通畅，基础设施项目的建设及投资回收期一般为10年以上，有的基础设施回收期达30年甚至更长，这是一般社会资本难以承受的；三是自身经验及专业素质不强，社会Y本在基础设施投融资领域没有经验及相关人才储备，社会资本进入基础设施领域的经营效率和回报水平难以达到预期，权益难以得到有效保障；四是缺乏必要的金融工具与服务支持，社会资本在资产托管、风险管理等方面缺少金融机构的有效支持，也形成了社会资本进入基础设施领域的重要障碍。正视这些障碍并有效地克服或绕开这些障碍，才可能提高社会资本对基础设施投融资领域的参与度。

从欧美发达国家的发展经验来看，建立PPP专营机构特别是PPP专营金融机构，是推动社会资本参与基础设施投资的有效工具。例如，欧盟设立了欧洲投资银行，为私人投资者提供包括融资、顾问等服务在内的综合金融服务，创造更为有利的投资条件，减少私人投资者投资欧盟国家的战略性基础设施建设、气候变化项目、创新与技能发展等领域的不确定性。为了支持欧洲的经济复苏，欧洲投资银行实施“欧洲投资计划”，以通过商业贷款、贷款担保和投资参股等商业化运营方式调动民间资本，截至2016年，欧洲投资银行为该计划投入了302亿欧元，最终调动了1639亿欧元的社会总投资①。

为有效破解社会资本进入基础设施投融资领域的障碍，我国可以借鉴借鉴发达国家的经验，探索发展服务基础设施投融资的专业银行，大力探索基础设施投融资领域金融工具和服务方式创新，积极搭建基础设施融资需求与社会资本供给有效对接的“大平台”和“强纽带”，为全国基础设施建设投融资提供有力金融支持。结合我国基础设施投融资市场实际情况，基础设施银行可以发挥有别于一般商业银行的金融功能：一是贷款业务以中长期贷款为主，与基础设施建设周期有效匹配，形成合理的基础设施融资结构，构建多层次的资金供给市场；二是从传统的资金提供者转变为资金组织者与牵头方，围绕社会资本参与基础设施投资的“募、投、管、退”各业务环节的金融需求，设计开发综合性、创新性的金融产品和金融服务，例如基础设施银行可以主动发起成立PPP基金，吸收社会资本投资优质基础设施项目；三是发挥项目管理平台功能，有效整合各项金融服务，促进基础设施项目投资实现更大投资回报，例如，可以引进证券公司为运营中的项目提供资产证券化服务，引导保险公司开发针对性项目建筑工程险、财产险、履约险等险种，促进风险的合理分担与转移等等。

二、我国发展商业化基础设施

银行的必要性分析

通过探索设立商业化基础设施银行，进一步深化基础设施投融资改革，大力开辟社会资本进入基础设施领域的新渠道，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首先，有利于完善基础设施投融资体系，提升我国基础设施供给能力。为追求利润最大化，不少商业银行也进入了基础设施融资领域，但是由于商业银行将短期资金发放长期贷款，周期极度不匹配，既积累了风险，又限制了商业银行的信贷提供能力。基础设施银行基于商业信用运营，以社会资本为服务对象，追求社会价值和长期回报，针对性、导向性和专业性更强，业务范围更加集中，围绕基础设施的建设、运营和管理等环节推动全方位、全过程的综合金融产品和服务创新，业务创新更有效率，与传统商业银行之间形成有益互补，进一步扩大基础设施资金来源，对我国基础设施建设提供更加有力的资金及金融支持。

其次，有利于引导社会资本跨区域流动和合理配置，促进我国区域经济协同发展。未来，加快提升基础设施供给能力和公共服务效率的重点在广大中西部地区，难点也在广大中西部地区。中西部地区经济发展相对落后，地方财力不足，基础设施建设的资金缺口大，而羸弱的基础设施又为本地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和承接东部地区资金、技术和产业转移造成障碍，并形成恶性循环。通过设立基础设施银行，可以有效发挥银行动员储蓄、集中配置资源等功能，广泛吸纳来自东部发达地区的大量社会资本，投入到对中西部地区经济发展和民生改善等具有关键核心作用的基础设施中去，促进中西部地区缩小与东部地区在基础设施建设和经济社会发展上的差距，提升我国区域经济协同发展水平。

第三，有利于加强对优秀基础设施企业的金融支持，提升我国基础设施产业竞争力。目前，我国大批优秀基础设施企业加快市场拓展和“走出去”发展步伐，在市场竞争中巩固提升企业核心竞争力。以广东深圳为例，大批深圳市属基础设施领域企业在保障深圳市重大项目建设的基础上，积极拓展外地业务和实施“走出去”战略，水务、燃气、地铁、机场、能源等基础设施企业，“十二五”期间累计在全国20多个省市投资建设360多个项目，投资总额超过1600亿元，水务、燃气异地收益分别占到集团利润的1/5和1/6，能源集团在加纳投资建设燃机电厂，地铁集团与中国中铁组成联合体全面承担埃塞俄比亚轻轨建设、运营、维护、培训业务，等等。通过设立基础设施银行，可以为我国基础设施企业提供更加专业化的信贷融资、资产管理、汇兑结算、风险管理等全方位金融服务，助力基础设施企业市场拓展和实力提升，进一步夯实我国基础设施产业竞争力。

三、我国发展商业化基础设施

银行的可行性分析

随着经济及金融发展水平的提升以及PPP各项政策的完善，总体来看，我国已经具备发展商业化基础设施银行的条件。

首先，PPP市场化回报机制及制度配套趋于完善，为基础设施银行商业化运作创造了市场空间。国家高度重视PPP改革工作，把PPP改革作为增加公共产品和服务供给、吸引鼓励民间投资、促进投融资体制改革的一项重要举措。自2013年底以来，我国加快推进PPP制度改革和政策配套，强化地方政府在PPP项目中的责任，完善各项支持和奖补政策，初步建立起社会资本参与基础设施建设的市场化回报机制。在社会资本参与基础设施投资市场回报可预期的条件下，基础设施银行进行商业化运作具备坚实的市场基础，可以大力探索基础设施投融资领域金融工具和服务方式创新，为资金供需的有效对接提供良好平台。

其次，国内外开发性金融机构大力探索市场化发展路径，为基础设施银行设立和运营提供大量可供借鉴的经验。国内外相关经验表明，专业化基础设施银行开展商业化运营具有良好的可行性。在国内，国家开发银行作为国有大型开发性金融机构，在服务国家和地区重大基础设施建设的同时也实现了良好的市场化回报，2011～2015年历年股东权益收益率分别为10.8%、13.2%、14.8%、15.6%和11.7%，坏账率分别为0.80%、0.92%、1.02%、1.06%和0.90%，经营指标达到甚至优于商业银行平均水平；在国外，德国复兴信贷银行（KfW）作为一家德国联邦政府和州政府全资拥有的政策性银行，成立完全市场化运作的子公司KfW IPEX-Bank，专门为德国及欧洲对外出口基础设施以及气候、环境保护等项目提供融资支持，获得良好市场回报。

第三，我国金融业及资本市场发展迅猛，为基础设施银行设立和创新发展建立了良好基础。伴随着改革开放以来经济的持续快速发展，金融业及资本市场也取得显著的发展成就，我国已经成为金融大国和资本市场大国，银行总资产、资本市场规模、社会财富规模等指标居于世界前列，在金融创新发展及风险防范方面形成了良好基础，可以有效支撑基础设施银行的设立和长期发展。

最后，我国鼓励各类社会资本发起设立金融机构，为基础设施银行设立创造良好政策环境。随着金融体制改革的推进，我国金融监管也朝向更加市场化的方向迈进，各类资本进入金融业的门槛不断降低，以深圳前海微众银行开业为标志，社会资本发起设立银行等各类金融机构得到国家政策允许和大力支持。基础设施银行作为一家密切联系和服务实体经济的专业金融机构，将产生良好的社会经济效益，其设立和发展有望获得国家监管机构的认可和支持。

四、推进我国商业化基础设施

银行发展的政策建议

一是明确发展定位。基础设施银行是在国家的大力支持下，以商业信用为基础，以社会效益和长远回报为目标，以金融创新和市场化运作机制服务社会资本参与基础设施建设投融资的准商业化、全国性、大型专业银行。基础设施银行接受中国人民银行和银监会统一监管，自主经营、自负盈亏。

二是创新运营模式。资金来源方面，主要通过发行债券融资，其中包括依托自身银行信用所发的金融债券、针对具体项目实施发行的项目债券和面向保险资金、社保基金、资产管理机构等特定社会投资者的私募债券等，积极探索面向国际投资者发行离岸人民币债券，争取央行给予抵押补充贷款（PSL）等特殊优惠债务融资通道。资金运用方面，主要面向社会资本提供信贷等金融服务。即主要通过向基础设施建设运营企业、基础设施投资基金（含PPP基金）等发放中长期贷款，满足基础设施建设运营企业及投资基金等社会投资主体在项目实施过程中对中长期的资金需求，并通过资产证券化等方式回笼资金。积极探索并主动发起设立基础设施产业基金，对优秀基础设施建设运营企业开展股权类投资，支持基础设施建设运营企业发展壮大。大力探索与基础设施建设运营企业、基础设施投资基金等形成“投资联合体”，形成技术、资金、人才的综合优势。平台服务方面，积极发挥政府与社会资本的纽带作用，大力构建基础设施项目资金供需对接的有效信息和信用平台，以金融创新推进PPP项目规范化、透明化\作，构建PPP项目后市场或二级市场，促进形成社会资本“投资―盈利退出―再投资”良性循环。

三是优化股东安排。根据业务发展、信用构建、风险控制等方面要求，初始发起人股东以中央及地方具有良好市场竞争力的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国有基础设施企业以及基础设施建设投融资经验丰富的商业银行为基础；同时，争取中央汇金公司、全国社保基金等“国字头”金融投资机构入股，为基础设施银行提供信用支撑和债务融资便利。在发展成熟过程中，逐步吸收国内外具有较强专业能力的民营基础设施企业、基础设施投资机构及相关专业化机构组织等，构建更加有利于形成“社会资本参与基础设施投资生态圈”的股权结构；吸引大型互联网公司入股，发挥互联网公司在社会网络、技术支持、商业模式创新等方面的特长，提升基础设施银行的服务效率。

四是争取政策支持。为提升基础设施银行的创新和可持续发展能力，需要从以下几方面提供强有力的政策支持。争取中央和地方政府为基础设施银行提供政策、资金支持，提高基础设施银行的信用等级及债券评级。探索建立风险补偿机制，对于围绕国家战略方向、支撑地方发展的政策性业务，提供政府财政补贴或贷款贴息支持。率先试点银行股权投资，通过直接投资或者下设投资平台等方式，对预期有现金流、回报较为稳定的基础设施项目开展权益性投资。顺应综合金融、混业金融的改革方向，争取全国性的混业经营牌照，以内设事业部或者下设子公司的形式参与经营全部或多项金融业务，打通信贷、股权投资、资产管理、金融租赁、资产证券化等业务间通道。争取基础设施银行享受同行业最为优惠的税收政策；保持比商业银行略低的资本充足率，对于基础设施银行认定的优质项目，适度放松保险资金、银行理财、基金专户等资金的投资约束。

[参考文献]

[1]李芳，禹晖.关于建立基础设施融资银行的设想[J].现代经济信息，2015（15）.

[2] 何文虎. 我国城市基础设施融资平台创新：基础设施融资银行[J].金融理论与实践，2014（2）.

[3] 黄志勇.通向命运共同体之路――筹建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率先在中国―东盟地区取得突破研究[M].广西人民出版社，2013.

金融基础总结篇5

基础设施资金需求：全球2030年前基建投资需求将达57万亿美元

谈及全球基础设施的融资需求，近年有两个报告的数字被广为引用。一份来自麦肯锡2013年的预测，全球2030年前基建投资需求将达57万亿美元;另一份来自亚洲开发银行2009年的报告，2010―2020年亚洲基础设施投资总需求预计为8.28万亿美元。此外，普华永道（PWC）在2014年也判断，未来10年全球基础设施支出将从每年4万亿美元增加到9万亿美元，而亚洲和太平洋地区的此类支出将保持在7%～8%的年均增长，总量将占到全球的60%。另外，实现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消除贫困和应对气候变化均对基础设施投资有更大的需求。由于评估范围、计量方法、数据来源以及对基础设施的定义均存在差异，简单地对比各项预测数字并无实质意义，但总体趋势可以判断，全球特别是亚洲和太平洋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均面临巨大的资金需求。

基础设施资金来源：90%来自公共部门，银行贷款是主力军

基础设施的资金来源，可以从公共部门和私营部门两个方向的需求去看。中央和地方的预算支出，以及政策性开发机构构成公共部门资金的主要来源，而私营部门的资金来源又分公司融资和项目融资。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各国的基础设施重建基本都由公共部门投资主导，到了上个世纪80年代初，全球各国政府在基础设施建设和经营中的角色都较大，在许多国家，基础设施建设资金的90%来自公共部门，政府几乎承担了所有基础设施项目的投资与经营风险。这种做法，加重了公共部门的财政负担，而公共部门的效率瓶颈，也导致基础设施服务效率下降，又进一步加重政府的财政负担和增税压力。在英国率先将一些公共部门提供的公共产品和服务推向市场后，整个世界出现了基础设施商业化、市场化的浪潮。当前，除了日本以外的绝大多数发达国家在基础设施领域，私营部门的投资都超过了公共部门的投资，比如，这个比例在新的欧盟成员国大约是1：1，而在老的欧盟成员国达到了2：1。根据英国财政部2014年的报告，英国大约70%的“经济”基础设施由私营部门投资。而在包括中国在内的亚洲发展中国家，这个比例大致倒过来，公共部门投资仍然占绝对主导地位。高盛在2013年报告中称，公共部门投资在基础设施领域的占比在菲律宾是90%，泰国80%，印尼65%以及马来西亚50%，但公共部门投资比重近年有下降的趋势，比如印度计划在其第11个五年计划（2007―2012）和第12个五年计划（2012―2017）间，将公共部门和私营部门在基础设施领域投资的比重从2：1 降到1：1。

尽管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通过的巴塞尔协议Ⅲ对银行系统有了更严格的要求，并严格限制提供项目融资，银行贷款仍然是基础设施领域最主要的资金来源。在发展中国家，银行可能不愿意向其认为可能存在风险的基础设施项目提供借款。

此外，项目债券市场不发达、机构投资者兴趣不足，通常也会削弱基础设施项目的融资能力。一些国家可能寻求外币融资，但须承担外币汇率变化产生的风险。

在很多发展中国家，汇率风险并不能进行长期对冲。尽管平均贷款期限，已经从全球金融危机后2011年的最低点6年，回升到了2015年的接近12年，但即使是在金融市场相对发达的国家，银行贷款的期限通常也还是比项目偿还期或大部分基础设施项目经济周期或者PPP协议周期要短。

根据项目全生命周期的现金流需求，可以有动态分阶段的多种金融工具匹配的融资安排，比如主动二次融资和被动二次融资。所谓主动二次融资，是为了利用项目建成后风险降低来降低融资成本。所谓被动二次融资，是在市场偏离预期，项目现金流出问题时，风险管控事后补救措施。IJGlobal （编者注： IJGlobal为基础设施投资数据库，通过追踪全球市场活动实时信息，从而辅助投资决策制定）的统计图显示，项目再融资的数量近年增长明显。

在很多国家，相当一部分在交易所挂牌的公司是基础设施资产的拥有者，这里面包括开发商、运营商、承包商以及综合性集团公司，资本市场成为基础设施融资的来源。自2000年基础设施投资兴盛以来，全球主要股指都陆续推出基础设施股指，但所涵盖的国家和行业有较大的区别。比如，英国富时（FTSE）100的全球基础设施指数包括839只股票，其中亚洲有239家公司，包括111家来自日本、59家来自中国大陆和34家来自中国台湾。基础设施类上市公司的总市值大约占到全球资本市场总量的6%，约等于全球GDP的4%。

根据咨询公司Tower Waston 2014年的调查，大约3万亿美元通过基金直接投资基础设施，主要集中于欧洲和北美地区，仅有约22%在亚洲。而另一家研究机构Preqin，则记录了全球范围内于2004年至2014年共发起约400只基础设施基金，共募集总额超过3000亿美元的资金。尽管此类非上市的基础设施投资一直在增长，但基础设施资产在全球基金投资中仅占5%，远远落后于房地产、私募和对冲基金。全球来看，绝大多数基础设施基金为股权投资基金，仅约10%提供债务融资。但是近年，针对欧洲债务市场提供贷款或夹层融资的基金正在增加。

此外，基础设施项目具有相对稳定的需求和现金流、形成收益虽不高但风险较低的特点，对于风险厌恶型的机构投资人，如大型养老金、保险资金、财富基金等，投资基础设施行业是比较理想的改善投资组合中风险收益特征的重要选择。近年，基础设施项目或者基础设施公司的股权投资在加拿大、澳大利亚和北欧日益受到养老基金的青睐，而在亚洲，财富基金也对基础设施资产展现更多的兴趣。对基础设施资产的长期投资，需要机构投资者对此类资产较强的信用分析和风险评估，以及对相关行业管理运营的经验和能力。

全球PPP项目地域分布：由欧洲和英联邦国家扩展到美国、中国

PPP模式介于传统公共部门主导投资和基础设施完全私有化之间，在公共和私营部门之间，通过风险分担、激励相容的合作机制，改善包括基础设施在内的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的数量、质量和效率。全球数据供应商迪罗基公司（Dealogic）的数据显示，近年来全球PPP的总投资金额约为600亿美元至1000亿美元之间，2014年约为720亿美元，主要分布在欧洲和英联邦国家，交通和社会基础设施类项目占到了约70%。近期，美国的PPP市场有开始爆发的迹象，而自2014年， PPP模式在中国迅猛发展，PPP项目的数量和金额出现了快速增长。截至2016年4月30日，中国财政部的PPP综合信息平台项目库显示，中国PPP储备项目的总额已达9.3万亿人民币，约合1.43万亿美元。PPP在中国的迅猛发展，将刷新全球的数据。

全球项目融资：银行贷款为主要资金来源，亚太地区印度遥遥领先

此处的项目融资特指以项目的未来收益和资产作为偿还贷款的资金来源和安全保障的融资方式，与前文谈到的为基础设施项目融资的概念不同。项目融资并非仅用于基础设施项目，在矿产资源开发和部分工业领域同样适用。而如前文所述，基础设施项目融资除了项目融资外，还可以通过公司融资。同样，尽管由于高杠杆、风险分散和表外处理的特性，无追索项目融资被广泛运用在PPP项目中，但项目融资并不等同于PPP，同样可以被用于非PPP项目。根据Dealogic的数据， PPP项目在项目融资中的占比保持在16%至25%之间，2014年约为18%。当然，PPP项目中的参与方，也可以通过公司融资的方式间接为PPP项目筹集资金。

IJGlobal数据库对全球项目融资按来源分类进行了统计，类似的数据来自另一家数据提供者Dealogic，2014年项目融资的79%来自贷款，12%来自股权投资，9%来自债券。汤森路透（Thomson Reuters）展示了亚洲和太平洋地区主要国家近年项目融资贷款的数量，印度一枝独秀，领跑亚洲。

中国尽管在2014年较上一年有较大的增长，但提供项目融资贷款的规模仍然很小。传统公司融资模式对金融机构能力要求不高，放贷只需要有资产抵押、信用抵押或担保即可，而过去针对地方融资平台甚至只看政府的兜底承诺即可，而要做基于项目收入的有限追索项目融资，则要求金融机构必须对行业和项目有专业判断，但由于人才结构和知识结构缺陷，大多数金融机构尚未建立起适应项目融资的操作流程和风控系统。尽管有中国国务院文件明确了项目收益权质押的创新金融方式，以及最高法院对特许经营收益权质押的认定，项目所有权属不清以及资产变现能力较差等都影响金融机构持有此类资产的信心和兴趣。

此外，由于项目融资风险更高，理应由更高的资金成本匹配，但实际上在中国资金市场中同质化竞争氛围下，不支持这种区别定价，金融机构也缺乏差异化风险定价的意愿和能力。

选择贷款融资或者债券融资的主要因素有规模、成本和期限，通常来讲，债券融资适用于更大规模的项目，有比等量银行贷款更低的成本以及相对更长的期限。但决定融资方式的时候，也应综合比较，比如对主体信用的要求、对资金的需求时间和利率定价方式等。总体来说，债券适合用于标准的项目，尤其是已经进入相对稳定的运营期的项目。而银行贷款的更大灵活性更适合项目建设和早期运营阶段更加复杂或在不确定的市场中进行的项目。2009年至2013年，亚洲区共发行551只基础设施债券，总额达1.68万亿美元。其中，中国有340只，总额1.42万亿美元，包括对政府平台公司发行的企业债、公司债，以及项目收益债和 专项债。

PPP基金：拓展融资渠道、整合优势资源、平衡各方利益

PPP基金包括市场端发起的各类针对PPP项目的投资基金，也包括政府端发起的旨在增加市场信心并提高PPP项目可融资性的各种支持引导基金。

在PPP项目对全产业链效益最优以实现物有所值的目标驱动下，私营部门往往整合融资、设计、建设、运营和维护等各个环节的参与方，分享各自的优势和资源，或组成“1+1>2”的联合体，市场端的各种PPP基金除了可以帮助拓展融资渠道募集更多资金外，更能起到整合PPP项目众多参与方优势资源和平衡各方利益诉求的作用。针对PPP类项目体量大、周期长、收益稳定但不会太高的特点，国际上绝大多数基金是长期投资，不做明股实债类的短期回购安排。资产证券化促成了此类资产的二级交易市场，在满足项目进入稳定运营期后的融资需求的同时，也使得长期流动性需求能够得到满足。

财务可行性支持：政府直接提供现金支持，协调公私风险承担

在后全球金融危机环境中，很多政府都采取更加务实的风险分担方法，认为期待私营部门承担太多风险可能出现反弹。此外，当PPP模式被应用于更多的“社会”基础设施如教育、养老等领域时，政府需要承担更多的风险才能使项目具有可融资性。总体来讲，完善法律和政策体系，健全金融和资本市场，提高市场的公平性和透明度，提高项目本身的收益水平，这些都可视为财务可行性支持（FVS）的一部分。

金融基础总结篇6

金融发展与实体经济往往并肩而行，“十一五”时期，得益于临空经济和现代制造业的加速发展，顺义经济实现了持续稳定增长，地区经济总量快速攀升，受此带动和影响，原来在首都金融发展格局中并不突出的顺义金融产业开始放量，入区总部金融机构不断增加，金融业对地区发展的经济贡献，以及对经济社会发展的支撑作用显著增强。但尽管如此，金融产业在顺义还只是刚刚兴起，顺义离真正的金融大区、金融强区还有距离。

快速兴起

近年来，围绕“调结构、上水平”的时代要求，顺义区不断优化区域发展环境，大力支持现代服务业发展，加快推动金融产业链条相关企业向顺义聚集，在这一背景下，顺义与现代制造业基地和临空经济功能区发展相适应的金融服务体系得以形成。

2008年，根据北京市委、市政府《关于进一步促进服务业发展的意见》和《关于促进首都金融业发展的意见》，顺义区政府制定出台了《顺义区鼓励总部企业金融机构发展的暂行办法》，明确支持总部企业、金融机构入区发展，并在人才引进、公共服务等方面给予优惠待遇。

2011年，顺义区政府出台了《顺义区关于进一步优化临空经济区发展政策环境的若干意见》，其中针对总部金融、企业上市等方面的一系列具体优惠措施，更是为顺义发展以产业金融为主的金融业发展提供了坚实保障。

政策的陆续出台，使得顺义的金融服务方式不断创新，在支撑顺义区域经济发展的同时，也营造出了优良的金融发展环境。据了解，通过运用政府信用、抵押贷款、发行企业债券、土储融资等相关手段，顺义区的融资渠道得到了进一步拓展，有力支持了奥运水上项目、花博会等重点项目以及重点功能区的建设，发挥了金融服务区域经济、社会民生的重要作用。

此外，引导银企合作和银农合作，也为顺义金融业快速发展提供了重要支撑。据了解，2009年，顺义顺鑫担保公司成功发行了全国首只中小企业集合票据产品——顺义区中小企业集合票据，为区内七家重点企业融资,从而为中小企业开辟了一条融资新渠道，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中小企业融资难问题；此后，顺义区政府通过金融控股公司增加鑫顺担保公司注册资金，提高其授信额度，放大其担保规模，担保业在顺义推动的银企合作中进一步得到了发挥。

同时，为进一步缓解“三农”融资难，顺义区组建成立了银座村镇银行，并积极推进小额贷款公司、创司筹建工作，同时拓宽此类金融机构的服务范围，在服务“三农”的同时，还为顺义区中小企业、新设立具有一定成长潜力的企业以及上市资源企业提供融资服务。

前路漫漫

尽管顺义金融业发展已经取得了阶段性成绩，但相比北京其他金融发达区域，顺义金融业发展规模仍然较小，在地区经济总量和财税收入中所占比重还远低于全市平均水平。要想尽快“杀出一条血路”，实现金融业的异军突起，还须从政策、资金、服务等角度入手，进一步吸引和培育具有一定规模的总部企业、金融机构入驻，推动顺义金融业完成超常规蜕变。

首先，应打破总部型金融机构较少现状，突出特色金融发展，增强产业综合发展实力和抗风险能力。从顺义区金融业重点税源情况看：顺义的总部型金融机构较少，税源结构较为单一。据统计，顺义目前仅有华夏基金和民生银行信用卡中心两家金融企业纳税超过1亿元。对此，一方面要求顺义区着力吸引金融总部和功能性金融总部进一步集聚，加快推进民生银行总部基地、北京银行总部基地等金融业落户的重大项目建设，并据此培育引进围绕总部金融的各类金融企业，壮大区内金融综合实力，提升融资服务支持能力。同时，还应充分发挥华夏基金等机构的带动作用，拓展金融服务产业类型，加速金融服务行业集聚，加快形成区域金融业高端化、集约化和规模化的发展格局；另一方面需要搭建起具有顺义特色的金融发展平台。当前，可以以天竺综合保税区、国门商务区为核心，以国内首架融资租赁的飞机在顺义实现交付为契机，结合综保区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试点，争取顺义在航空物流金融发展方面的先发优势，吸引更多金融租赁和外商投资融资租赁公司聚集，重点建设跨国公司结算中心、离岸金融服务中心，培育发展离岸金融、航空金融、汽车金融、产业金融等高端业态，使顺义金融业向特色化纵深发展。

其次，强化高端服务业发展环境，提升城市化水平和公共服务水平。顺义是首都机场所在地，也是中国最大的航空港，更是国际人流、物流、信息流、技术流、资金流等的枢纽和集结地。但作为远郊区县，顺义区城市化率依然偏低，市政配套设施、公共交通设施，以及教育、文化、卫生等公共服务设施与城区相比均存在较大差距，城市综合功能、承载能力、管理水平不高。因此，应抓住当前顺义区经济社会进入跨越式发展的战略机遇，夯实经济基础和产业基础，优化环境基础。加快推进城镇化进程，加强新城建设，完善城市基础设施，提升社会公共服务等综合性城市服务功能，充分利用空港的辐射带动作用，结合交通干线建设、城铁建设，优化城市功能配置，发挥潮白河“五万亩水面、六万亩森林”的优势，营造“绿色、滨水、生态、宜居”的生活环境，为以金融为代表的高端服务业发展奠定良好的环境基础。

金融基础总结篇7

关键词：滨海新区；金融生态；评估指标

中图分类号：F832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1007-4392（2011）06-0012-03

一、金融生态评估指标体系

（一）指标体系结构

参照生态学对生态系统的分析，根据自然生态系统的构造原理以及自然生态系统长期演化的结构特征和功能特征，金融生态系统由金融生态内部系统及其赖以存在和发展的金融生态环境构成。金融生态内部系统主要是指经济金融发展运行状况，金融生态环境则指金融主体在其中生成、运行和发展的经济、法制、社会、文化等体制、制度环境。本文研究设计的指标体系包括经济基础、制度环境、信用体系、社会保障和金融主体5个项目层，13个子项目层和32个原始指标（见表1）。

（二）评估方法

1.原始数据标准化和正向化处理。由于各指标对应的原始数值在量纲上不统一，以及指标体系中正向指标与逆向指标同时存在，需将原始数据标准化，以消除数据之间量纲不一致和数量级差异大等现象，并在此基础上，对逆向指标的数据进行正向化处理。

2.评价指标综合采用因子分析法。因子分析法是一种把一些错综复杂的彼此之间是有机联系的变量归纳为少数几个公共因子的多元统计分析方法，采用定性信息定量化的途径使复杂的问题变得明朗。本文采用因子分析法将数个评价指标综合，构建多因素综合模型，试图更为全面地评价新区金融生态环境现状。

3.各层次权重的确定及指标得分计算。将标准化后的指标值进行因子分析，在因子旋转的基础上，得到各主因子得分，再利用各区域的主因子得分计算综合因子得分，具体方法是：由回归估计出的因子得分，以各因子的方差贡献率占总方差贡献率的比重作为权重进行加权汇总，得到金融生态整体得分。

二、滨海新区金融生态评估结论及分析

（一）新区金融生态运行情况

1． 经济基础。经济基础是金融生态系统繁衍生息的物质载体。新区经济健康平稳增长，2010年新区实现地区生产总值5030.11亿元，同比增长25.1%。投资和消费需求持续增大，全年实现固定资产投资3352.71亿元，同比增长34%；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567.42亿元，同比增长23.8%。外贸进出口总额586.71亿美元，同比增长27.7%；工业总产值10653.55亿元，同比增长33.2%；港口货物吞吐量4.13亿吨，同比增长8.4%，集装箱吞吐量为1008.62万标箱，同比增长15.9%；财政收入平稳增长，共实现财政收入1006亿元，同比增长36.1%；社会收入显著增加，工业企业全年实现利润总额901.04亿元，同比增长80.1%。

2． 信用环境。良好的信用环境，可以有效降低银行贷款的信用风险，提高区域金融市场资源配置的效率和质量。近年来，新区政府高度重视信用环境建设工作，各相关部门通力合作，通过开展各种信用环境专项治理活动，促使新区信用环境逐步得到改善，信用意识明显增强。2010年，新区企业办卡数量995份，同比增长28.06%；企业年审数量3256份，同比增长10.86%；企业查询数量369份，同比增长22.19%；个人查询数量有了较大突破，共查询2809份，同比增长12.36%。

3． 制度环境。制度环境是金融有序运行的外在约束条件。2010年，新区行政干预力度加大，财政收入同比增加36.10%，占到GDP比重的20.00%。市场化进程加快，非国有化率进一步增加，非央企在企业中的占比为78.98%。受金融危机影响，对外开放程度有所下降，直接利用外资额占GDP的比重为15.41%，同比下降了3.39个百分点；实际直接利用外资额占GDP的比重为9.27%，同比下降1.06个百分点；外贸进出口总额大幅增加，占GDP的比重为77.25%，同比上升了41.93个百分点。

4． 社会保障。作为外部环境的构成要素之一，社会保障是对制度因素的补充，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金融的有序性、稳定性、平衡性。近年来，新区在营造良好的投资环境的同时，高度重视社会民生，社会保障事业取得了大幅进展。2009年，新区发放安置事业费3969.9万元，同比增长33.93%；发放抚恤事业费2388.8万元，同比增长20.04%；发放社会救济费9236.7万元，同比增长17.33%。

5． 金融主体。金融主体是金融生态内部系统的核心要件。截至2010年末，新区共有银行机构37家，其中，中资全国性大型银行16家，中资全国性中小银行18家，外资银行10家，区域性银行3家。新区银行业资产总额达到5915.16亿元，比年初增加1134.82亿元。金融机构本外币各项存款余额3610.81亿元，同比增长16.98%；各项贷款余额3535.76亿元，同比增长19.74%；贷存比为97.92%，资金运用效率有了较大幅度提高。2010年共发放个人消费贷款192.29亿元，同比上升43.88%。

（二）新区金融生态评估分析及结论

1． 金融生态评估分析。区域金融生态受到经济基础、制度环境、信用环境、社会保障、金融主体五个要素的共同影响。利用因子分析法对32个原始指标进行投影分类，根据累计贡献度提取三个主因子2，这三个因子代表金融生态的三个维度。

主因子F1在经济基础、金融主体准则层18个指标上载荷矩阵因子较大，定义为金融生态基础性因素。该因素主要反映经济金融运行状况，是金融生态内部系统的核心构成部分，该因素所占权重最大，达到65.57%。新区金融生态基础性因素得分呈现逐年递增态势。

主因子F2在制度环境、信用体系和社会保障准则层10个指标上载荷矩阵因子较大，代表金融生态内部系统运行的外在环境，定义为信用及基础制度因素，该因素的权重为22.71%。受国际金融危机影响，信用与基础制度建设有所停滞，2008年度该因素得分为负，随着国内经济形势转好和新区经济的强劲发展，2010年度该因素得分为正。

主因子F3在金融主体等准则层中流动性、金融发育、盈利性等4指标上载荷矩阵因子较大，定义为金融脆生性因素。金融脆生性是金融生态系统非自然演进和非均衡性的集中体现，代表金融体系的风险因素，从侧面反映金融生态复位和正常演进的调节能力，该因素的权重为11.72%。金融脆生性因素在2006年为正，2007年为负，脆生性因素反映金融系统风险，该因素提前于信用与基础制度因素为负，对金融危机具有一定警示作用。

2. 金融生态评估结论。金融生态定量分析评估研究结果显示：近年来，滨海新区金融生态内部系统的核心要件不断健全，金融生态内部系统运行的外在环境持续改善，金融生态复位和正常演进的调节能力稳步提高。从综合得分3来看，2010年新区金融生态综合得分为97.28分，比2006年提高了47.41%。新区凭借良好金融环境吸引和聚集了众多海内外金融机构，金融机构体系日益健全，金融市场比较发达，金融创新日趋活跃。随着新区经济基础的进一步稳固发展，金融生态环境将得到持续改善。

三、推进滨海新区金融生态建设的建议

（一）明确工作目标，完善考评体系

明确创建金融生态城市的指导思想、工作目标、内容措施及部门创建职责。建立健全金融生态考核指标和评价体系，逐步完善滨海新区金融生态报告的定期披露制度，使金融生态评估报告成为外界了解新区经济运行环境的重要窗口，成为地方政府改善金融生态环境的强大推力，成为信贷资源配置的参考依据。

（二）建立健全“三个机制”

建立部门协调联动机制，通过组织会议、高层论坛、数据交换等形式，加强部门间的沟通协调，实现信息资源共享。建立重大事项磋商机制，对有关经济规划、产业布局、金融运行、风险处置等工作中的重大问题进行联合调研，提出切实可行的政策建议。建立金融创新推进机制，利用新区先行先试的政策优势，推进金融市场、金融机构、金融产品和金融体制等方面的改革和创新。

（三）加快社会信用体系建设

人民银行要在建立健全金融稳定协调机制的同时，以信用体系建设为主要抓手和突破口，大力推进金融生态建设工作。做好企业和个人信用基础数据库建设工作，积极采集地方工商、税务、法院、公安、海关、社保、技术监督、公积金、邮政、公用事业服务等单位或部门的企业和个人信用信息，实现地方非银行信息共享。以信用体系为平台，会同政府有关部门开展重点项目融资推介、金融产品推介、银企洽谈、金融论坛等活动，搭建政银企多赢平台。

（四）完善经济金融良性互动机制

金融基础总结篇8

关键词：中央银行 资产负债表 后金融危机时期

一、中央银行资产负债表

中央银行是代表政府调控宏观经济、管理金融的特殊金融机构。其特殊性主要是指中央银行处理的业务、所处的地位以及所起作用的特殊。中央银行业务的特殊性是指中央银行立足于宏观金融视角，利用货币政策工具，对经济市场予以调控。中央银行是“银行的银行”，所以在金融机构中处于管理者的地位，这就决定了其地位的特殊性。中央银行作为特殊的金融机构，所起到的作用主要是制定货币政策，服务并监管整个金融系统。

中央银行不经营一般的银行业务，其在金融活动中也享有各种特权，不存在与金融机构的竞争；同时，央行的直接经营目标是调节宏观经济、稳定币值，促进经济发展，所以央行的经营不以盈利为目的，这导致对其资产负债表的分析不同于其他企业或金融机构。

二、中央银行资产项目分析

根据中央银行调查统计司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13年底，中央银行的资产总额已经达到31.7万亿元。并且通过对资产项目的分析，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一）资产规模快速增长。由图1可知，从2009-2013年，中央银行的资产总额总体呈上升趋势，资产总额从2009年的22.75万亿元增加到2013年的31.7万亿元，增长了39%。平均每年增幅接近8%。

（二）中央银行总资产规模与GDP增长趋势一致。由图2可以看出，中央银行总资产的增长趋势与GDP增长趋势保持协同一致。表明我国金融危机后期相应的货币政策与我国整体经济发展走势相协调。根据王强（2012）指出：央行国内外资产规模在一定显著性水平下是GDP的单向格兰杰原因。也就是说，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具有先导作用，对整体宏观经济的发展起到了促进的作用。

（三）国外资产占比过高。由图3、图4可以看出国外资产占央行总资产数额逐年攀升，国外资产比重长期保持在80%以上，并且由图5可看出，国外资产占比过高的主要因素是外汇的逐年攀升，近五年其占国外资产的94%以上。造成外汇持续增长的原因为，第一，贸易顺差。随着国际贸易的迅速发展，我国持续贸易顺差，外汇大量积累。第二，我国经济市场发展迅速，同时拥有较低的人力成本和广泛的消费群体，导致外商直接投资的增加。第三，我国的货币政策和人民币的升值导致外汇增加。我国采用强制结售汇的制度，在人民币持续升值的情况下，减少了个人、企业对外汇持有的热度，同时，国外热钱的涌入，致使外汇储备增加。

（四）央行对政府债权占比逐年下降。由图3、图4可以看出央行对政府债权总量逐年下降，占比由2009年的6.88%下降到2013年的4.83%。主要由于，截至2009年底，我国的外汇储备就占将近央行资产总额的77%，总额超过17万亿元人民币，为了维持汇率稳定，同时控制基础货币的发放，央行则需在公开市场回收部分基础货币，以调控货币供应量，与基础货币的流动性相匹配的一般情况下则以短期国债为主。因此，通过对国债的减持来维持汇率的稳定与基础货币的发行量。

三、中央银行负债项目分析

（一）储备货币逐年增加。由图6、图7可以看出，在负债总量上升的情况下，贮备货币的占比由2009年的63.28%增长到2013年的85.42%。引起储备货币增加的主要原因是金融性公司存款的增长。由图8可看出，近五年金融性公司存款占储备货币的70%以上，近几年虽然有所下降但占比仍然过高。导致金融性公司存款过高的主要原因有以下几点：第一，外汇占款的增加。我国处于贸易顺差，导致外汇储备增大，使基础货币发行量增加。第二，我国储蓄率过高。

（二）发行债券逐年下降。由图6、图7可以看出，央行发行债券的总额与所占负债比率逐年下降。在金融危机过后，央行通过调整法定准备金率的方式取代票据对冲政策的使用，导致发行债券的逐年减少。

四、结论及政策建议

（一）存在的问题。

1.央行资产增速过快，外汇储备过量。首先，外汇储备过量，引起基础货币投放过量，会引起经济过热和通货膨胀。货币供给结构不合理增大了宏观经济政策的实施难度。其次，外汇储备过量使汇率政策难以发挥适当作用：如果提高汇率，则打击我国出口企业，不利于我国整体就业与可持续发展；然而为了避免基础货币过量，降低汇率的话，货币的回笼又使人民币面临升值压力。最后，外汇过量加大了持有风险与成本。我国的外汇以美元为主，美元汇率的持续走低，加大了我国外汇储备的贬值风险。另外，我国的外汇主要用来购买美国国债，然而美国国债的收益率远低于有效的对外直接投资，由此加大了持有外汇的机会成本。

2.金融性公司存款总量过高。金融性公司存款总量过高主要是货币发行量大以及我国储蓄率高的原因造成的。导致货币发行量高的重要原因是由于我国外汇的逐年增长。另外，高储蓄率也是导致金融性公司存款总量过高的重要原因之一。虽然高储蓄率为经济的高速增长提供了基础，但过高的储蓄率也会对经济发展产生消极作影响。首先，过高的储蓄率会致使商品结构的不均衡。储蓄水平高就意味着很大一部分需求是投资品需求，高投资品需求会导致企业对投资品的过量生产，对消费品的投资不足。另外，在消费水平和经济增长率不变的情况下，低储蓄率对于社会大众的福利水平要高于高储蓄率。在高储蓄率的情况下，只有在提高投资效率的情况下，才能提升社会大众的生活水准。

（二）政策建议。

1.有效地管理我国外汇储备可以从以下几方面入手：第一，适当减少高耗能、高污染生产企业的产品出口，同时放宽对先进技术、稀缺资源进口的政策，优化产业结构。第二，优化外汇储备结构，适当减持美元，增加欧元、英镑等外汇持有量。第三，建立国家外汇投资公司。可借鉴新加坡政府投资公司的管理模式，把央行内部部分外汇交由专业投资机构进行管理、投资来适当减少外汇储备量。

2.面对高储蓄率的局面，政府应发挥好财政政策，降低政府储蓄，适度提高医疗、教育、养老等方面的基础公共建设。同时这也有助于我国居民降低预防性储蓄量，增加消费。另外，政府需在政策制定与实施的过程中注重把储蓄转化为投资的整个环节，为整个转化过程提供政策支持与环境便利，以此来增强投资效率，提高储蓄边际收益。S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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