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区调研心得范文

社区调研心得篇1

领导干部到基层调研，是了解和掌握基层第一手资料的好途径。调研要取得一定成效，取决于两个方面。首先要求下去搞调研的领导不仅要“身入”、更要“心入”。其次要求接受调研的基层干部要敢于讲真话、讲实话，真正把社情民意反映给领导，做百姓的忠实代言人。

政府的许多工作，最终要在社区得以落实。从某种程度上讲，社区干部工作成效如何，直接关系到政府形象的好坏。需要指出的是，目前绝大多数社区干部工作十分辛苦，上面千条线，下面一根针。有一定数量的社区干部在面对来调研的上级领导时，往往显得十分拘谨，说的多是一些套话，客观真实反映问题的较少。

究其原因，有以下两个方面。首先是自身顾虑多。社区干部担心一旦讲真话、讲实话，会得罪上级相关部门，被某些领导“对号入座”，弄得不好会丢掉自己头上的“乌纱帽”，不如来个明哲保身，少说为妙。其次表达能力差。有的社区干部整天忙忙碌，很少参加学习。别说政策理论水平低了，就连像样的发言稿也写不出来。因此面对来调研的领导，东拉西扯，词不达意，无形中影响了调研的成效。

当然，后者可以通过加强学习，着力提高自己的综合素质来弥补，而社区干部能不能做到敢于讲真话、讲实话，才是至关重要的。做到这一条，不仅会使下来调研的领导能够准确了解和掌握基层的第一手资料，也能听到群众对政府在管理方面的评价意见，更好地改进政府工作。在听到社区干部反映的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后，调研的领导通过采取有效措施，可以把问题及时解决在基层，避免激化人民内部矛盾和有效防止群众越级上访，促进和保持社会的和谐稳定。

社区调研心得篇2

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作出《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关键在党，要提高各级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领导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的本领。党校尤其是区级党校处于承上启下、联系基层人民群众最直接的教育培训部门，作为培训轮训基层各级领导干部的主渠道、主阵地，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伟大实践中，肩负着义不容辞的历史责任，不仅应当、而且必须有所作为。我们要充分认识学习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精神的重要性，把思想统一到全会精神上来，把行动统一到中央和省、市、区委的决策部署上来，切实增强做好教育培训工作的自觉性和主动性，把提高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素质和能力作为干部教育培训的主题常抓不懈，作为党校宣传教育、调查研究的主线贯彻始终。

一、发挥党校宣传工作作用，为构建和谐社会创造良好的舆论氛围。

同志指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同建设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是有机统一的"。坚持正确导向，营造积极健康的思想舆论氛围。正确的思想舆论导向是促进社会和谐的重要因素。坚持正确导向，唱响主旋律，为改革发展稳定营造良好思想舆论氛围。宣传党的主张，弘扬社会正气，通达社情民意，引导社会热点，疏导公众情绪。使党校成为促进社会和谐的重要阵地。党校是宣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重要窗口，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当前全党及全国各族人民的头等大事，党校应发挥自己的优势，从构建和谐社会的战略高度来创新党校宣传教育工作。

（一）理论研究，是宣传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基础。加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理论研究，以此作为党校科研的主攻方向。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理论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涉及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和社会建设各个方面，是一种崭新的社会发展理论、社会历史理论，给党校科研提出了一系列新的课题。其中有不少内容既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理论要研究的问题，又是进行干部教育培训必然会涉及的重大问题，党校教师要下大力气研究。组织教师探讨研究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理论依据，了解现实情况，将理论和实际结合起来，做一个宣传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行家里手。

（二）送教上门，是宣传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关键。党校教师要将自己的理论研究成果与自己所联系的基层党政校分享，支持和帮助基层党校发挥自己靠近群众的优势，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理论思想传达到每个居民。让广大基层党员干部和人民群众真正了解《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的精神实质，加深理解中央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的重要性和紧迫性，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指导思想、目标任务和原则等主要内容。激发广大党员干部和人民群众自觉投入到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各项工作中来，为早日实现六中全会决定确定的目标而奋斗。

（三）社区共建，是宣传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途径。党校教师通过学习和探讨，将所学知识带到结对共建社区和自己所居住的社区，送教到社区，广泛开展和谐创建活动，形成人人促进和谐的局面。着眼于增强公民、企业、各种组织的社会责任，把和谐社区、和谐家庭等和谐创建活动同群众性精神文明创建活动结合起来，突出思想教育内涵，广泛吸引社区群众参与，推动形成我为人人、人人为我的社会氛围。以相互关爱、服务社会为主题，深入开展社区志愿服务活动，建立与政府服务、市场服务相衔接的社区志愿服务体系。注重促进人的心理和谐，加强人文关怀和心理疏导，引导社区居民群众正确对待自己、他人和社会，正确对待困难、挫折和荣誉。加强心理健康教育和保健，健全心理咨询网络，塑造自尊自信、理性平和、积极向上的社会心态。帮助社区居民群众理解党和政府在组织人民群众构建和谐社会中的各项举措，支持并积极参与到党和政府开展的各项创建工作，提高创建工作的效率。使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决定成为广大老百姓的共同行动，使宣传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覆盖面更宽，做到家喻户晓、深入人心。

（四）网上党校，是宣传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窗口。党校在扩大宣传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工作中，不仅在党员、干部培训中宣传，在深入基层送教上、送教到社区进行宣传，而且可以充分发挥现代化网络传媒，大力宣传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指导思想、目标任务、基本原则、实践经验。以便提高认识、统一思想，指导面上工作健康发展。党校可以定期或不定期上级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的最新指示、方针政策，也可以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最新调研效果、理论文章、经验总结材料，供网上学习参考。

二、发挥党校培训党员干部主阵地、主渠道作用，为构建和谐社会提供人力资源。

《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关键在党，要提高各级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领导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的本领。党校作为培训轮训党员干部的主渠道、主阵地，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伟大实践中，肩负着大规模培训党员干部的历史责任。要充分认识学习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精神的重要性，把思想统一到全会精神上来，把行动统一到区委、区政府的决策部署上来，切实增强做好教育培训工作的自觉性和主动性，把提高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素质和能力作为党员干部教育培训的主题常抓不懈，作为主线贯彻始终。

1、不断充实培训内容。党校教育要创新教学内容，保证六中全会精神在第一时间进教案、进课堂、进头脑。要根据《决定》精神的要求，围绕省、市委党代会精神和区委、区政府的中心工作，结合本地区实际，根据形势任务的变化，将构建和谐江苏、和谐**、和谐**实践中的重大问题作为教学重点。在教学内容上，要不断调整完善教学布局，优化课程体系，逐步形成适应培训党政领导干部、社会工作人才队伍需要的专题系列，切实提高党员、干部驾驭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能力、正确处理新时期社会矛盾的能力、做好群众工作的能力、调查研究和科学决策的能力等等。

2、不断创新培训组织形式。紧紧围绕充分发挥党校在党员、干部全员培训中的主渠道作用这一目标，以推进面向全体党员、干部的培训为突破口，努力在构建办学新格局上取得新进展。面对党员、干部全员培训及党校函授教育出现的新情况和新形势，今后党校的办学新格局应在突出抓好主体班次、努力巩固和拓展学历教育、积极开展面向全体党员干部的培训这三个方面积极努力。研究制定推进党员、干部全员培训工作的若干意见，进一步明确推进党员、干部全员培训工作的总体思路措施，切实加强和改进对外培训工作。努力形成具有**特色、党校特点、和谐特征的全新的教学内容体系。以个性化、差别化培训为方向，继续完善以中青班为代表的小班化教学的教学组织形式，与组织人事部门密切配合，积极探索建立分层次、分类别培训党员干部的新机制。

3、不断完善培训方式方法。应力求做到联系实际创新思路，加强培训务求实效。不断探索区级党校加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理论培训的新方法、新途径，不断增强教育培训工作的针对性和实效性。以研究性教学为导向，改革讲授式教学，优化案例式教学，深化现场式教学，推广模拟式教学，综合运用现代培训方法和教学手段，充分利用好网络教育、远程教学等新颖的教学平台，努力形成形式多样、符合党员、干部特点的教学方式方法体系。把发挥学员的主体作用与教员的主导作用结合起来，深化学员对全局性、战略性问题，特别是对群众最现实、最直接、最关心的实际问题的思考和认识，提高学员驾驭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能力。

三、发挥党校调科研作用，确保构社会主义建和谐社会健康发展。

调查研究是我们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是我们各级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的科学的工作方法和艺术，更是提高我们党校教育效果和教学质量的有效途径。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征途上，我们既要坚定不移的贯彻执行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作出的《决定》，又要结合本地区、本部门的实际，加强科学构建和谐江苏、和谐**、和谐**、和谐社区的调查研究。六中全会《决定》明确告诉我们：到二〇二〇年，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目标和主要任务是：社会主义民主法制更加完善，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得到全面落实，人民的权益得到切实尊重和保障；城乡、区域发展差距扩大的趋势逐步扭转，合理有序的收入分配格局基本形成，家庭财产普遍增加，人民过上更加富足的生活；社会就业比较充分，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基本建立；基本公共服务体系更加完备，政府管理和服务水平有较大提高；全民族的思想道德素质、科学文化素质和健康素质明显提高，良好道德风尚、和谐人际关系进一步形成；全社会创造活力显著增强，创新型国家基本建成；社会管理体系更加完善，社会秩序良好；资源利用效率显著提高，生态环境明显好转；实现全面建设惠及十几亿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的目标，努力形成全体人民各尽其能、各得其所而又和谐相处的局面。按照这个标准，我们的发展是不平衡的，如何解决不平衡的现状，这就要进行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不断总结基层单位在构建和谐社会中的成功经验和做法，及时加以宣传推广，给予正确的引导。不断发现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共同探索解决问题的对策和办法，及早防止类似问题的重复发生，确保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健康发展。与此同时，党校教师通过深入基层调查研究，及时掌握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第一手资料，既可以充实提高自己的授课水平和质量，也可以为党委、政府科学决策提供科学依据。党校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发挥调查研究的作用，我们认为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展开：

1、建立联系点，寓调研于联系之中。区委党校与基层党工委党政校建立联系点，明确分工党校教师与各党工委党政校的联系方法、工作职责、工作内容。区委党校通过与基层党政校的经常性联系，及时调查了解街道、系统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进程中的情况，并协助所在党工委共同研究解决问题的对策。与此同时，党校教师在与基层党政校的联系中，协助基层党政校科学设计培训课程，改进培训方式方法，选聘教员，不断提高培训质量的。新晨

2、围绕中心搞调研，寓和谐于中心之中。区委党校每年都要围绕区委、区政府的中心工作开展调查研究工作。而贯彻落实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作出的《决定》，是与区委、区政府的中心工作紧密联系的，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区委、区政府今后中心工作中的重点工作，区委党校深入基层开展调查研究的重点，就是要大力调查研究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工作的进展情况，总结经验，发现问题，研究解决问题的对策措施，并为区委、区政府科学决策及时提供第一手参考资料。

3、配合部门搞调研，寓和谐于配合之中。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需要全社会方方面面的支持配合和积极参与，党校开展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调查研究，最直接最有效的办法是与各有关部门协同作战，这样可以弥补党校教师业务不对口、基层情况不熟等不足，使调查研究工作得以顺利进行。与此同时，党校教师在配合有关部门调查研究中，既可以进一步拓展自己的知识面和工作视野，又可以丰富自己的授课内容，有利于培训质量的提高。

4、利用培训搞调研，寓和谐于培训之中。党校每年要组织各种不同层次、不同类型的党员、干部培训班，学员来自基层单的方方面面、各行各业，他们不仅是党校的学员，而且他们又是传递基层信息的通信员，更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战斗员、指挥员，党校要充分利用学员来党校学习的机会，虚心向学员们学习，通过召开不同类型的座谈会、研讨会、交流会，认真听取他们对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工作中的情况反映，指导学员围绕和谐江苏、和谐**、和谐**、和谐社区建设开展调查研究，共同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献计献策。（

【论文提要】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作出《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关键在党，要提高各级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领导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的本领。党校尤其是区级党校处于承上启下、联系基层人民群众最直接的教育培训部门，作为培训轮训基层各级领导干部的主渠道、主阵地，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伟大实践中，肩负着义不容辞的历史责任，不仅应当、而且必须有所作为。鉴于区级党校的地位和职能，我们研究认为，区级党校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可以发挥三个方面的作用：一是发挥党校宣传工作作用，为构建和谐社会创造良好的舆论氛围。把理论研究，作为宣传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基础；送教上门，作为党校宣传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关键；加强与社区共建，作为党校宣传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途径；开展网上党校，.作为宣传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窗口。二是发挥党校培训党员干部主阵地、主渠道作用，为构建和谐社会提供人力资源。主要通过不断充实培训内容、创新培训组织形式、完善培训方式方法等，不断提高党员、领导干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组织领导能力。三是发挥党校调科研作用，确保构社会主义建和谐社会健康发展。调查研究是我们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是我们各级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的科学的工作方法和艺术，更是提高我们党校教育效果和教学质量的有效途径。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征途上，我们认为：（1）建立联系点，寓调研与联系之中。（2）围绕中心搞调研，寓和谐与中心之中。（3）配合部门搞调研，寓和谐与配合之中。（4）利用培训搞调研，寓和谐与培训工作之中。通过广泛深入地开展调科研工作，不断提高党校教师和学员学习贯彻执行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精神的重要性，把提高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素质和能力作为干部教育培训的主题常抓不懈，作为党校宣传教育、调查研究的主线贯彻始终。把思想统一到全会精神上来，把行动统一到中央和省、市、区委的决策部署上来，切实发挥党校教育培训党员干部的主了主渠道、主阵地作用，

社区调研心得篇3

政协作用的有效发挥，取决于每个政协委员的综合素质和参政能力，更取决于全体政协委员团结一心、合作共事的这种凝聚力和感召力。七届一次常委会议提出，新一届政协要以“和”字当先，形成和谐、和睦、和顺的良好氛围。半年来，区政协始终以学习为先导，坚持走访联系委员，开展各项丰富多彩的活动，充分发挥委员优势作用，提高了政协组织的影响力。

以多种形式组织委员学习。新一届区政协委员中，有121名新委员，占委员总数的68%。为了提高他们对政协职能的认识，增强把握参政角度的能力，区政协采取灵活多样、生动活泼、富有成效的学习方式，利用主席会议、常委会议、委组活动以及各专项会议、座谈会，组织对十七大精神、全国“两会”精神和政协理论的学习，进行委员职责的教育和撰写提案、社情民意、调研报告等业务能力的培训。组织政协常委、专委会主任赴外地考察学习，拓宽视野。向全体委员发放《委员手册》，赠阅《江苏政协》、《学习资料》、《常州政协》等内部期刊，精心编辑《XXXX区政协》杂志，通过提供这些学习载体，增强委员责任感，提高履行职能水平。

委组活动有声有色。区政协十分重视发挥专委会的基础性作用，落实专项经费努力为委组活动创造条件。今年上半年，区政协各委组积极组织委员开展了包括考察纺织工业发展情况、观摩法院庭审、听取“整治村庄环境、共建小康家园”专项活动情况介绍、视察社区建设、调研社区卫生发展等丰富多彩的活动。这些精心组织的委组活动成为联系委员、组织委员、凝聚委员、服务委员的重要渠道，形成了活力、活跃、活泼的生动局面。

二、以调研为重点，政协履行职能的水平不断提高

调查研究是政协一项经常性工作，调研工作的水平是政协履行职能水平和能力的集中体现。按照“少而精”的原则，在多方征求意见的基础上，今年确定了7个重点调研课题。召开特约调研员会议，聘请了11名特约调研员，分解落实课题。上半年，共有加快我区社区卫生发展、又好又快推进“公调对接”、XXXX区区残疾人社会保障工作、菜市场长效管理等4项课题完成了调研报告。这些调研报告提出的建议意见得到了区委、区政府领导及有关部门的肯定。

一是围绕社区卫生发展情况进行调研。区政协组织区卫生局、XXXX区医院、社区卫生工作者等专业人士组成调研队伍，深入社区，深入居民，了解社区卫生发展现状，分析存在的问题，研究对策方案，撰写了《加快我区社区卫生发展的对策建议》，提出的“完善管理体制、科学规划布局、改善设施环境、加大财政补贴、院站挂钩帮扶”等8条建议得到区委、区政府的肯定。

在认真完成重点调研课题的同时，我们还围绕如何建设优美XXXX区开展调研。这是区委书记张东海4月下旬到政协调研工作时提出的课题，区政协由分管副主席牵头，邀请、组织市（区）相关职能部门如规划、城管、交通、园林、环保、房管、水利召开座谈会，认真分析了我区当前在桥梁、路网、水利设施、绿化景观环境建设及重大片区规划、城郊结合部改造等方面的具体任务，提出了“注重生态保护，优先建设安置房，优先建设公共配套设施，逐步完善城市基本配置要素，坚持科学的高标准规划、高品位建设和高水平管理”等8条具体实施建议。据此提出《建设一个更加优美更具魅力的中心城区》的调研报告送区委、区政府主要领导参阅，报告中提出的有些建议已在我区《2009—2012年XXXX区区城市建设三年行动计划》中得到了采纳。

三、以和谐为目标，政协为民进言功能不断拓展

政协作为各界人士表达利益诉求的有效渠道，在和谐社会的建设进程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区政协积极拓展参政空间，充分发挥利益整合作用，努力为民建言，推进社会各项事业的发展。

在提案工作方面，区政协提案委积极配合区政府办，扎实推进提案办理工作。七届一次会议期间立案的52件提案，现已全部办理完毕，委员满意率98%以上。民政、卫生等部门还专门组织提案人进行座谈会，征求意见。

今年“国际残疾人日”前夕，区政协召开七届二次主席会议，听取区残联工作情况通报，视察区残疾人康复服务中心、天爱儿童康复中心、XXXX区区益智园，看望慰问残疾人。并对继续做好残疾人工作，构建和谐XXXX区提出了建议和希望。

区政协还积极配合市政协有关专委会，对城乡社区卫生服务体系建设、创新型城市建设、宗教活动场所建设与管理等各项社会事业发展情况进行调研，促进和谐社会建设。

四、以创新为手段，政协机关服务效能不断提升

今年以来，区政协坚持以创新为手段，大力加强机关效能建设，按照“勤政、廉政、优政”的要求，以优质服务带动整体工作，充分发挥好组织协调、参谋助手和服务保障作用。努力把政协机关建成政协委员之家，各界人士之家。具体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解放思想。区政协组织机关干部认真开展解放思想大讨论，要求坚持有为才有位的理念，实实在在履行职能，切切实实发挥作用，在宽松中讲究效率、在和谐中追求作为、在平凡中力求贡献，以有所作为获得认可，赢得地位。

2、建章立制。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建设是政协提高履职水平的保证。区政协七届一次会议后，我们认真总结以往的成功经验，把带有普遍性、比较成熟的经验和做法，逐步用制度的形式规范下来，比如《反映社情民意工作的意见》，《政协委员视察调研工作条例》、《提案工作条例》等；对一些以往工作的薄弱环节也通过建立制度加以完善和提高，比如《关于调研成果转化的意见》、《关于发挥委员主体作用的意见》等；同时在原有工作制度的基础上根据实际情况进行修订完善，比如《常委会议工作规则》、《主席会议工作规则》、《专委会通则》等。共建立健全12项工作制度，内容涵盖了政协工作的各个方面，使政协各项工作有章可循、有序进行。

社区调研心得篇4

【关键词】社区资源 责任心 培养

【中图分类号】G6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3089（2016）31-0020-02

一、研究的价值与意义

1.国内外相关研究领域现状述评

（1）国内外研究概况

无论是欧美、台湾还是日本等地区，都广泛利用社区资源，力图最大限度发挥其教育职能，开展社区儿童早期教育。国内近年也兴起了新生事物――社区儿童教育，还有的社区积极开拓非教育机构的教育资源，建立了一批校外教育基地、社区教育培训中心等。责任心是个体重要心理品质，近十多年来国内外学者就幼儿责任心发展已做了不少卓有成效的研究，丰富了人们关于幼儿责任心发展的认识与实践。

（2）理论依据

a.幼儿园教育指导纲要。《幼儿园教育指导纲要》总则第三条指出：幼儿园应与家庭、社区密切合作，与小学相互衔接，综合利用各种教育资源，共同为幼儿发展创造有利条件。

b.陶行知“创造教育思想”。伟大的人民教育家陶行知说过：“人人是创造之人，天天是创造之时，处处是创造之地。”

2.研究意义

（1）通过研究，有利于将社区教育资源和幼儿园的其他教育课程有机结合；

（2）通过研究，有利于培养幼儿责任心，促进良好个性的形成；

（3）通过研究，可以使家长更加积极地参与幼儿园教育，提高教养能力。

二、课题总体设计

（一）课题的核心概念及其界定

社区资源：“社区资源”包括人力、文化及物质环境等教育资源，幼儿园是包含在社区中的小环境，社区环境天天为幼儿所接触，我们理解为是人们生活周围的各种机构及自然资源、人文资源。

责任心：是指个人对自己和他人，对家庭和集体，对国家和社会所负责任的认识、情感和信念，以及与之相应的遵守规范、承担责任和履行义务的自觉态度。

（二）研究思路

立足于本园、本地区的实际情况，借鉴国内外幼儿园课程研究的有益经验，综合运用多种研究方法，坚持理论构建与实践探索相结合，实证与个案相结合。

（三）研究目标

1.通过课题研究，将社区资源与幼儿园现有的课程有机结合，优化教育活动，培养幼儿责任心；

2.通过课题研究，提升教师课程的开发和运用能力；

3.通过课题研究，帮助家长树立正确的教养观，，创新家园共育的形式。

（四）研究方法

1.行动研究法：充分挖掘和利用社会资源，开展各种形式的活动对幼儿进行责任心培养的研究；

2.调查研究法：通过谈话、观察、问卷等方法，挖掘生活中的物质资源、人文资源等有利资源，了解幼儿责任心的发展水平，为课题研究、决策提供第一手资料；

3.经验总结法：及时反思、分析、总结研究过程中的成败得失，以课题研讨、案例分析、撰写论文等形式，推动课题研究不断向纵深发展；

4.案例研究法：调查、观察记录幼儿责任心的发展状况，有针对地积累实践经验和相关资料，在分析反思基础上，调整研究策略。

（五）研究内容

1.幼儿责任心的现状调查与分析；

2.利用社区资源培养幼儿责任心的有效途径；

3.利用社区资源培养幼儿责任心的方法与内容；

4.社区资源与幼儿园现有的课程有机结合的研究。

（六）研究时间

1.准备阶段（2011年3月―2011年8月）

2.研究阶段（2011年9月―2014年6月）

3.总结阶段（2014年7月―2014年9月）

三、课题中期研究成果

（一）课题开题以来，我们走的是一段不平凡的教研之路，艰辛的探索产生了可喜的收获。我们看到的是，教师们加深了对孩子们责任心的了解，并为培养他们的责任心出谋划策，教学方法灵活了，教学手段丰富了，科研意识增强了。

（二）开题阶段我们根据课题研究的内容，开展了针对不同年龄阶段，不同心理水平幼儿责任心调查研究活动：

1.利用社区资源，进行了“幼儿责任心的现状调查与分析”；

2.利用家长和我们共同探索。开展“如何培养大班孩子的责任心”调查研究工作；

3.针对中班幼儿开展了“在春游活动中培养幼儿责任心”的活动；

4.六月底我们根据开学时的调查表，交流对“大班幼儿责任心现状”的调查结果。并以案例的形式开展研讨活动。

（三）课题从2011年3月进入研究阶段，根据课题研究的内容，确保研究顺利有效的进行，我们做了大量的工作，开展了针对不同年龄阶段、不同心理水平幼儿责任心调查研究活动。如：1.利用社区资源，进行了“与社区携手利用传统节日培养幼儿的责任心”的活动；2.将社区资源与幼儿园现有的课程有机结合，进行中班社会活动《能干的我》和小班语言活动《一二三爬起来》一课三研的研讨活动；3.利用家长资源和我们共同探索，开展“小班幼儿责任心现状”调查研究工作，并寻找出家庭教育中的问题和策略等等。

参考文献：

[1]《学前教育科研方法指导》上海教育出版社2005年

社区调研心得篇5

早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前苏联心理学家Vy－gotsky（1926，1986）及其同事就提出了社会文化理论。尽管该理论以“社会文化”命名，但是它不是探讨关于人类生存中社会或文化的因素，而是把社会和文化看作是人类思维方式的重要组成部分。该理论认为人类的认知发展融入了一定的文化、历史和风俗习惯背景，知识的建构过程是社会和文化知识在起作用［1］。经过很长时间后，美国和欧洲的学者们开始注意并研究将该理论运用于心理学、教育学、应用语言学等学科中。同样，在二语习得研究中，JamesLantolf与同事StevenThorne（2006）合写了第一部从社会文化理论视角研究二语习得的学术著作《社会文化理论和第二语言发展的起源》，成为二语习得研究中的一种独特和新颖的视角。语用习得研究是二语习得与语用学领域的跨面研究，在二语习得领域起步较晚，在语用学领域被称为语际语用学，又译中介语语用学（Interlan－guagePragmatics）。它主要研究第二语言学习者是怎样获得语用能力的，即，怎样用目标语做事和交际的能力，因此，也被称为语用能力习得（acquisi－tionofpragmaticcompetence），简称语用习得。语用能力是交际能力的重要成分之一，是外语或二语学习者最难掌握的语言能力（见Kasper＆Roever，2005：317）［2］。本文期望根据社会文化理论中的四个核心理念构建一个适合语用习得研究的理论模式。国内在该领域的研究处于起步阶段，相关研究比较少见。本文首先综述社会文化理论在二语习得领域以及语用习得的研究状况，然后从中找出社会文化理论与语用习得的契合点，尝试建立一个理论模式，以便在语言实践中可以更有效地操作，从而达到对所提出的理论模式进行验证的目的。

二、社会文化理论与二语习得领域、语用习得的研究动态

早在20世纪80和90年代JamesLantolf和他的同事Frawley（1985）以及Aljaafreh（1994）就开始致力于将Vygotsky的理论引入二语习得领域。2000年Lantolf编辑了第一本关于社会文化理论的探讨论文集，着重讨论社会文化理论与互动论、输出假设以及交际教学法的区别。如，Ohta使用最近发展区理论探讨二语语法的习得，从而重新思考互动论；Swain通过对话教学讨论中介的作用，并比较输出假设的理念等［3］。2008年，Lantolf与Poehner又编辑出版了专门论文集，以实证研究报告为主题，重点报告了社会文化理论中的调节论和最近发展区理论在听说写及评估方面的实际运用效果。如，Ableeva的二语听力的动态评估效果；Haught和McCafferty的戏剧和最近发展区理论在二语课堂中的运用以及Mahn的使用对话式教学教二语写作等［4］。国内学者主要以实证研究为主，有一些理论层面探讨和介绍的论文，如，马俊波（2008）从社会文化视角讨论二语习得研究［5］；韩亚文（2009）讨论最近发展区理论对二语习得研究的启示［6］。文秋芳（2008）分析了二语习得领域的认知派和社会派两大阵营的争论，肯定了社会派的新范式作用［7］；高一虹、周燕（2009）则把社会文化理论称为“新维果茨基派”，是二语习得的社会文化派的兴起［8］；贾冠杰（2010）讨论二语习得社会文化论大家庭中的新成员“活动论”，认为活动论重视社会文化因素，强调学习者内部和外部因素的相互作用，是一种近几年来刚刚引起我国部分学者重视的二语习得理论［9］。尹洪山（2011）由社会文化理论分析了二语习得研究的社会学转向［10］。实证研究主要探讨支架概念和最近发展区理念在实际教学中的运用，如，彭元玲（2008）［11］，贾光茂、方宗祥（2009）［12］等。关于中介理论、活动理论和内化理论的探讨，理论和实证层面的研究比较少，如，高艳（2008）［13］，张剑锋、李雪飞（2009）［14］，朱静静（2008）［15］。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语用能力的习得研究一直是中外语用习得研究者的热门课题。研究者对们主要关注语用能力的可教性，研究是否可以通过有计划的教学干预使学习者获得语用能力（Kasper＆Rose，2002：237）［16］。国外研究者在教学效果、教学方法、理论背景、学习目标语、研究设计和测量工具研究等方面取得了一定进展，并且已证明语用能力的可教性，主要理论依据是认知理论，特别运用于对“注意假设”的验证，成果主要发表在Rose＆Kasper（2001）［17］主编的论文集中，其他可见Fukuya＆Zhang（2002）［18］、Silva（2003［19］以及Koike＆Pearson（2005）［20］等。国内语用习得研究主要是在介绍和总结层面，如，戴炜栋、陈莉萍（2005）［21］分析了语用能力、语法能力以及它们的发展与学习生活环境的关系；刘润清、刘思（2005）［22］对语用习得的认知特性和影响因素进行了分析；段玲琍（2007）对语用能力的可教性进行了文献评述［23］；毛眺源（2009）语用习得研究理论进行了评述［24］；还有少量相关语用习得的实证研究，如，段玲琍（2008［25］，2009［26］）。到了20世纪初，除了认知理论外，语用习得的理论框架又引入三种模式：文化移入模式、社会文化理论、语言社会化，其中社会文化理论的研究路径已引起语用习得研究者的关注，Kasper＆Rose（2002）认为社会文化理论，如支架概念，还有语言社交化理论也是语用能力可教性研究的最有潜力的理论依据。在语用能力的观察研究中有少量成果，但在教学干预中几乎没有使用。Ohta（2005）［27］建议研究者使用Vygotsky的最近发展区理论来研究教学中教授语用能力的教学效果，他使用了支架（scaffolding）概念，通过老师对学生的帮助与学生和学生的相互帮助的教学和学习方式来分析和观察学习者的学习效果。

三、社会文化理论与语用习得结合的理论模式

根据JamesLantolf和StevenThorne（2006），社会文化理论核心由四个部分组成：调节论（又译为中介）（mediation）、内化论（internalization）、活动理论（activitytheory）、最近发展区理论（thezoneofproximaldevelopment）（牛瑞英，2007）［28］。调节论是社会文化理论的中心概念，指人类意识或大脑的活动是由文化构建的辅助工具来调节的，这种调节作用是社会关联、社会合作和集体行为以及文化传统交织在一起的庞大系统，主要包括物体调控（object－regulation）、他人调控（other－regulation）和自我调控（self－regulation），其中物体调节，如图表、电脑等，以及他人调节，如教师或同学的指点，可称为明示调节（explicitmediation）；而自我调节是暗示调节（implicitmediation）的主要方式（Lantolf＆Thorne，2006；Lantolf＆Poeh－ner，2008）。语言是最基本的调节工具，社会言语（socialspeech）、自我中心言语（egocentricspeech）、私语（privatespeech）、内在言语（inner－speech）和手势语（gesture）是人类获取知识的必要工具，其中内在言语、私语和手势语的运用是二语学习中的重要调节方式（牛瑞英，2007）。内化论认为人类认知的发展是生物因素（内因）和社会文化因素（外因）共同作用的结果，这种结果是人类把社会文化的概念融入思维活动的结果，是对大脑自然发展的控制结果，是最终形成内化的结果（Lantolf＆Thorne，2006）。在语言学习中，当学习者还不能完全掌握目标语时，往往会依靠个体话语，如自言自语、自我重复或模仿他人话语以得到自练的目的；当学习者完全掌握目标语时，个体话语会自动消失，内化为内在语言，成为学习者语言体系的一部分，这表明内化的个体话语已经外化为社会话语，说明学习者对语言已经习得了。

活动理论中的“活动”是一种能够解释人类行为和认知的概念工具，是一种能够区别于理论分析的实践活动，即社会环境中的集体互动、交流合作等实践活动；它可以解释人类发展的过程（Lantolf＆Thorne，2006）。活动是联系外部社会和内部个体发展的纽带，它包括活动的主体、目标和动机、达到目标的行动以及行动的操作手段。活动理论的发展经历了三个阶段，即从Vygotsky的文化调节理论过渡到Leontiev的活动调节论，最后发展到Engestrom的集体活动系统，经历了个体活动到集体活动的发展。最近发展区指“两个发展水平：实际发展水平和潜在发展水平。最近发展区就是儿童独立解决问题的实际发展水平和在成人的帮助下解决问题的潜在发展水平之间的距离（Lantolf＆Thorne，2006：266）”。要缩短这样的差距可以依靠他人的帮助。在二语学习中，不同语言水平的合作者可以相互提高语言学习能力，比如，老师和学生、讲母语者和外语学习者、高水平和低水平的学生的合作学习会有助于相互的外语学习；相同语言水平者的合作也有助于他们的学习；甚至低水平者可以为高水平者提供有益的帮助。20世纪70年代，美国教育在吸收、发展维果斯基“最近发展区”理论基础上，提出了支架教学理论，由此孕育而生支架教学模式（彭元玲，2008）。它是以学习者当前发展水平为基础，与他人构建一种互动和合作的关系，如，老师与学生、学生与学生之间的支架关系，使学习者像盖房子一样逐步搭建自己的知识体系，最终达到从合作学习到独立学习，并把知识内化到学习者个体的大脑中的目的。

根据社会文化理论的以上四个核心理论的理念，本文构建了将他们融入语用习得的理论模式，即社会文化理论的语用习得模式，由三个模块组成：首先是语用习得过程的“活动理念”，语用习得过程是一种活动，是社会环境和个体间相互作用的过程，他可以是个体活动，也可以是集体活动，活动理论的理念构建了语用习得过程的首要阶段，即过程的设计必须融入个体和集体活动的任务或内容。其次是语用习得过程的“活动形式”，活动过程可以由调节论和最近发展区的具体过程来体现，如调节论中的自我调节可以是个体活动，他人调节是集体活动，可以是教师和学生间的互动，这也正是最近发展区理论的精髓，具体理论为支架理论；同时物体调节也是活动重要形式，如网络、通讯等现代高科技的媒体作为调节学习者学习的重要手段。最后，语用习得的“内化”，语用学习的最终目的是将所习得的语用知识内化，即内置于大脑中储存，供学习者随时提取，此内化过程是第一和第二模块的终极过程，同时该过程也可回溯到“活动理念”和“活动形式”模块。三个模块在整个模式中是循环的，同时社会文化理论的四个核心理论在整个教学过程又是相辅相成的，如图示意：为进一步体现以上理论模式，本文尝试设计了实施该模式的具体教学形式。第一和第三模块主要是理念的形成，所以该教学形式主要是第二模块的具体操作过程。整个教学过程分为课内和课后两个阶段。适用课型可以是精读或泛读课，也可以是听力或口语课，学习的目标内容为语用知识。

课内阶段的任务设计主要以调节论为主要理论依据。如，词汇讲解和词汇练习，首先让学生模仿所学词汇在课文中表达，然后让学生在互动中使用刚学会的词汇造句和做口头作文，达到内化所学词汇的目的。整个学习过程是个人、他人和物体调节的综合体，也是最近发展区（支架理论）的具体表现。课后阶段以最近发展区———支架理论为主要依据。如，课后引导学生阅读有关语用知识材料，根据“支架”理论，按照学生的水平搭配学习小组，一起讨论所读材料，并相互强化所学知识。评估采用动态评估方式，课内和课后都需要评估以检测学生的学习状况。着重考察学生所取得的进步，以最近发展区和调节论为依据。见下表所示：

四、结语

社区调研心得篇6

【关键词】社区心理学；生态学分析；新视角

1西方社区心理学的诞生

社区心理学兴起于20世纪60年代中期的美国，当时美国正在兴起的社区心理卫生运动和民权运动对社区心理学诞生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作为应用心理学的一个分支学科，社区心理学是由临床心理学和社会心理学交叉而成的一个新兴领域。多数西方心理学家认为，1965年在美国的Massachusetts的Swampscott举行的社区心理学会议标志着社区心理学的诞生。当时的会议明确提出了“社区心理学”这一名称，并把“参与者-理论家”角色定为社区心理学家的工作指南，会议同意将社区心理卫生的功能从治疗干预扩展到预防领域，并在工作中采用生态学的观点。经过几十年的发展，西方社区心理学初步确立了学科的基本价值观、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即关注个体与社区、社会的关系，强调个体和社区的多样性，在生态学水平分析上，通过行动研究和合作研究，挖掘个体和社区的力量和资源，提高个体、社区和社会的生活质量。

2西方社区心理学的基本观点

社区心理学关注个体、社区和社会的关系，是在社区背景中对社会系统与个体福祉之间关系的研究。它代表了对于人以其生活于其中的社区环境和社会系统为背景的行为和幸福的一种新的思考方式。

2.1社区心理学的研究对象和研究目标

社区心理学是一门大力倡导参与社区变革与发展、应用性很强的新兴学科。在西方的心理学体系中，社区心理学关心的是对现实生活中的人的理解以及应用基于这种理解的知识来改善和增进人的生活质量，其目的是理解人和帮助人。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讲，社区心理学既是心理学的分支科学之一，又是一种助人的职业。社区心理学是力图在人们的真实背景和社会系统中理解和帮助人的学科及其实践。它的对象是人与社会背景的交界面，人和社会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而把人置于社区背景和社会系统之中，是西方社区心理学最为突出的标志。社区心理学的主要目标是：（1）预防重于治疗：在社区心理援助体系的三个阶段中，最重要的阶段便是初级阶段，对可能发生的心理问题进行初步预防；（2）强调环境与个体协调的重要性：调整环境可以让一个人的能力发挥到最大，同时需要在早期就加强个体适应环境的能力；（3）讲究生态学观点：人和环境是互动的，所以需要调整个人，也需要调整环境；（4）尊重社区每一个人和团体的差异性：每一个人有权利和其他人表现得不同，表现不同并不意味着异常或是较为次等。社区心理学的研究当中，约有一成是强调少数群体，因为社区心理卫生重点关注的是较弱势的、不被重视的群体；（5）促进能力：促进个体能够更主动地掌控自己的生活。

2．2社区的生态学水平分析

社区心理学采用了Bronfenbrenner的生态分析水平的概念，即描述社会情境的水平。用生态学水平的概念来分析社区，而不仅仅是发展中的个体，有助于澄清和说明一个单独的问题或事件。用生态学水平去思考，可以帮助我们用多重维度解释社区心理学的一个重要概念：什么是社区？现在社区这个术语不仅仅是地域，已经逐渐演变为多层次多方面的人际关系。因此、教室、联谊会、网络虚拟社区或文化社团等都可以看作一个社区。以生态学分析水平对社区进行分类。在社区这个关系网络中，个体的最近端是微观系统，它与个体最接近，包括面对面的沟通；系统的最远端是间接的接触个人，离得越远对个体行为就有越广泛的影响。以对个体的影响从近到远的系统依次是微观系统、组织、地域、宏观系统。微观系统主要是那些与个体最接近的，人与人之间能面对面进行的人际间的交往的环境，如家庭、学校、朋友、居住区、工作组、自助团体、合唱团、运动队等，在微观系统中，个体形成人际关系、承担社会角色、共享活动。微观系统是很重要的支持来源、同时也是成员冲突和负担产生的根源。组织比微观系统大，拥有正式的结构，有头衔、细则、政策、会议和工作时间、管理关系等。组织通常由微观系统的集合构成。如班级、院系、管理者、职员组成一个学校。地域可被理解为一系列的组织或者微观系统。个体通过社区组织和机构，参与、共享地域的生活。一个邻里居民协会就是一个组织，而整个邻里之间就形成了一个地域。宏观系统包括社会、文化、政治团体、社会运动、公司、工会、各级政府、国际组织、政治经济力量和观念体系。通过政策和特殊决定（如立法和法庭判决），通过意识形态和社会规范，宏观系统发挥着影响力。

2．3社区心理学的价值观

社区心理学是7种核心价值为基础，分别是：1）个体和家庭健康健康指的是生理和心理健康，包括个体幸福和目标的实现。健康指数包括心理压抑及症状，愉快心情诸如心理弹性、社会-情感技巧、个人主观幸福感及生活满意度等指标。这些指标是形成社区心理学干预的标准。2）社区感社区感是社区心理学的中心，它指的是对联系个人与集体的归属感、依赖感和相互责任的感知。社区感是社区和社会行动的基础，同样也是社会支持和临床工作的基础。3）尊重人类的多样性个人和社区是多种多样的，需要按照他们自己的方式去理解他们。承认、尊重社区多样性，承认并尊重各种社会身份，如不同性别、民族、种族、国籍、性取向、健全或残疾、社会经济地位或收入、年龄或其他特征。4）社会公正社会公正可以定义为资源、机会、责任、义务以及权力，作为一个整体被公正地、平等的被分配。5）公民参与公民参与这种价值是指民主决策的进程，这种民主决策能使所有成员都参与决策。特别对那些直接受决策影响的个体而言更为重要。6）合作和团体的力量这个价值涉及社区心理学家与公民的关系、与工作过程的关系。以往的心理学家往往具有专家身份：象研究者、咨询顾问、临床心理学家等类似角色。这种专家身份实际上是在专家和当事人之间建立了层级的、非平等的关系。7）实验基础这种价值指的是只要有可能就要根据实证研究结果整合社区研究和社会行动。

3社区心理学与临床心理学、社会心理学的关系

与其它心理学研究领域相比，社区心理学有一种研究视角的转换。社区心理学关注的不是单一的个体，而是这个个体是怎样在一个复杂的社会背景中存在的，关注个体与社区、社会的联系。

3.1社区心理学与临床心理学

与临床心理学一样，二者都关注人的心理健康问题，有很多相互的交叉和联系。但社区心理学不是临床心理学的一个发展领域或分支，区别是：（1）社区心理学关注的是社区环境和社会系统对个体心理健康的影响，临床心理学强调对个体心理疾病的诊断、咨询和治疗。（2）社区心理学关注心理问题和失调的预防，有主动性；临床心理学注重心理疾病和障碍的事后治疗，具有被动性。（3）社区心理学重视个人和社区的优势，鼓励个体参与到解决自己心理问题的行动方案的制定中，专家和居民是平等的合作性的关系，临床心理学关注个体的缺陷问题，专家和个体是病患关系。（4）社区心理学注重行动研究，强调多学科的合作，临床心理学更多地关注应用其他学科的研究成果。

3．2社区心理学与社会心理学

二者的联系：都关注个体的社会能力发展及社会环境的建设，都注重社会因素对个体的影响。区别：（1）在研究方法上，社区心理学注重基于社区合作下的行动研究，并把行动研究视为学科发展的活力所在；社会心理学更擅长实验研究。（2）社区心理学把预防问题行为，促进个体社会能力作为研究的目标，应用和服务色彩浓厚，社会心理学偏重于一般原理和普遍规律的探讨，即使是在实际应用方面也是如此。（3）社区心理学更关注个体的心理健康，社会心理学更关注人际交往和社会变迁。

4西方社区心理学的启示及发展的困难

4．1启示

（1）社区心理学主张以预防为中心。社区服务和干预的中心应是增进个人和社区的心理防御能力，不仅仅是治疗人们的心理疾患和缺陷。社区心理工作者应该聚焦于初级预防（预防个体和社区心理问题的出现）和次级预防（在个体和社区心理问题的早期阶段进行干预），而不是三级预防（对心理官能障碍的治疗）。（2）对心理问题从生态学水平进行分析。社会生态学认为，一个人身处的每一个社会系统都是个体的整个生态大系统的一个子系统。生态学的观点挑战了传统的思维模式，不再视受害者个人为问题所在，或是简单化地给个人贴上异常的标签，而是审视整个生态系统，包括政治的、文化的和环境的影响，关注制度的和组织的因素。理论立场的转变促使社区心理学不再单纯从个体内部寻求解决心理问题的方法，而是同时考虑改善外部生存环境，特别是通过改变不合理的政策和制度，促使人的心理问题的根本解决。（3）更关注心理学在社会实践方面应用。社区心理学除了提供直接服务外，社区心理学家还可以对组织、社区甚至整个社会产生广泛的直接和间接的影响。社区心理学既要研究社区中居民的心理健康、社区心理服务，还应该向社会公众传播相关的知识和技能，更要研究如何运用社区心理学知识解决现实的社会问题，强调理论研究与社会实践的紧密结合，运用心理学的理论和技术，解决社区组织、公共服务与社会支持方面的问题。（4）关注弱势群体，注重社会支持的效用。在社会转型期，随着社会层级结构迅速嬗变，弱势群体逐渐开始显露出来，社区是弱势群体最为集中都地方，也是社会支持工作最终的落脚点。在社区中开展社会支持活动，容易得到弱势群体的认同，弥补政府救助的不足，有利于缓解社会矛盾，维护社会稳定。有利于共同开发社区资源以促进共同发展。

4.2困难

（1）公民（包括心理学家的）社区意识普遍淡漠，社区心理学难以进入心理学研究的领域。在中国大陆，长期形成的自上而下的行政化社区管理体制，公民（包括心理学家）社区意识普遍淡漠，习惯化养成了依赖政府的被动心态，视社区管理为政府部门的行政职能，对社区服务和社区行动缺乏参与的动机与热情。心理学家社区意识的缺乏直接导致了社区问题被忽略。意识不到问题的存在就不会去关注。没有关注就不会有研究。这也许是大陆社区心理学研究迟缓的一个原因。（2）心理学家对参与社会实践普遍缺少兴趣与经验。社区心理学在重视发展理论的同时，更加关注如何应用心理学知识解决现实的社会问题，更强调理论研究和社会实践的紧密结合。强调“以社会问题为导向的研究”的实践意义。反对传统的临床心理学把问题置于个体的内部。

作者:唐文军 单位:北京青年政治学院

【参考文献】

［1］[美]詹姆斯.H.道尔顿,毛瑞斯.J.伊莱亚斯,阿伯汉姆.万德斯曼.社区心理学———联结个体和社区[M].2版.王广新,等,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

［2］于华林,杨毅.我国社区心理学研究述评[J].山东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8(10).

［3］佐斌.西方社区心理学的发展及述评[J].心理学动态,2001,1.

［4］刘盛敏,陈永胜.西方社区心理学形成背景及发展历程考略[J].社会心理科学,2009(4).

［5］王广新.西方社区心理学述评[J].吉林示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8(4).

［6］刘乐功,刘双双,高峰强.美国社区心理学的核心理念阐述[J].山东示范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10,9.

社区调研心得篇7

【关键词】 社区；心理干预；空巢老人；抑郁症

文章编号：1004-7484（2013）-10-5999-01

随着我国人群年龄结构老龄化的逐步加快和家庭结构的演变，无子女或者有子女成家后离开老人另组家庭，使空巢老人家庭数量逐渐扩大。研究证实老年人可出现不同程度的心理问题，抑郁症即为其中主要的问题之一。老年人是抑郁高发人群，尤其是空巢老人，抑郁症发病率更是居高不下。家庭、社会以及医护人员对老年人抑郁症的识别率低，或者认为是伴随机体衰老而出现的正常现象，以致重视程度不够，发现问题时机体多已出现不同程度的不可逆性病理变化，严重者甚至出现自杀行为，严重威胁老年人生命健康[1]。本研究对社区中有抑郁症状的空巢老人进行心理干预，旨在探讨社区心理干预是否能改善空巢老人抑郁症发生情况，以期为疾病防治提供依据，具体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通过建立居民家庭健康档案，对2012年1月――2013年3月间笔者所在社区60岁以上的空巢老人（共计267名）严格按照老年抑郁量表进行筛选，选出47例有抑郁症空巢老人作为研究对象，排除有重大躯体疾病、严重精神疾病、正在接受抗抑郁治疗的空巢老人。

1.2 方法 选用标准老年抑郁量表在专人监督和指导下对入选研究者进行调查，调查内容包含情绪低落、活动减少、易激怒、退缩、痛苦的想法等30个核心条目，以“是”和“否”形式进行回答，其中20条用正序计分（回答“是”表示抑郁存在），10条用反序计分（回答“否”表示抑郁存在）。得分0-10分视为正常范围，11-20分视为轻度抑郁，20-30分视为中重度抑郁[2]。

对其实施为期3个月的有重点的综合性心理干预，并对心理干预前、后测抑郁量表评定患者情绪状态。首先进行健康教育，对有躯体疾病的老年人进行简单体检和就医指导，并普及健康知识，改善其不良生活习惯。同时督促子女多关心老年人，多与其沟通，使老年人得到关怀。其次多组织团体活动，定期对社区老人进行集体心理治疗，加强老年人间互动性讨论，相互交流和学习，并相互鼓励，使老年人学会如何自行调整自己的情绪。再次采取行为放松法引导老年人进行放松，鼓励他们积极参与社区的各项娱乐活动，扩大社交圈，积极培养广泛的兴趣爱好，如老年秧歌、曲艺、钓鱼、下棋、养花等，通过分散注意力而减少孤独感。通过倾听老年人的倾述，使之充分宣泄情绪并及时进行疏导，给予支持性心理治疗，矫正不正确的认识，激发生活动力，帮助其恢复自我能力，从而提高其生活质量。

1.3 统计学处理 采用SPSS13.0软件对所得数据进行统计学分析，用均值±标准差对计量资料进行统计学描述，比较采用t检验，P

2 结 果

本社区空巢老人抑郁症检出率为17.6%，所有入选本研究的47例抑郁症空巢老人开展问卷调查和社区心理干预的顺应性良好，平均年龄为（70.3±4.7）岁。随着心理干预的逐步实施老人抑郁量表评分呈下降趋势，干预三个月后评分与干预前相比有统计学差异（P

3 讨 论

本研究根据所在社区近年来建立的居民健康档案，对社区内60岁以上空巢老人采用老年抑郁量表进行抑郁症发生情况调查，结果显示抑郁症检出率为19.2%，与其他研究得出的结果相似[3]。针对筛选出的社区空巢老人抑郁症表现情况，制定并实施为期3个月的有重点的综合性心理干预，包括健康教育、组织团体活动和个性化心理疏导等手段，之后再次用老年抑郁量表对干预结果进行评价，结果显示社区空巢老人老人抑郁量表评分呈下降趋势，干预三个月后评分与干预前相比有统计学差异（P

目前关于抑郁症发生情况及其治疗方法的研究主要集中临床住院及门诊患者，关于社区中抑郁症发生情况的调查较少，关于老年人，尤其是空巢老人的抑郁症样本就更加有限。社区是我国老年人的主要居住和活动场所，应该发挥社区的积极作用，增进与空巢老人的沟通，建立良好的社会支持系统和心理干预方法，给予空巢老人情感上的支持和照顾，从而促进社区巢老人身心健康，提高其生活质量，使老年人受益。

参考文献

[1] 谢丽琴，张静平，焦娜娜，等.农村空巢老人抑郁状况与社会支持、应对方式关系的研究[J].中国老年学杂志，2009，10（19）：2515-2171.

[2] 俞敏萱，孙伟，曹凌.126例脑卒中患者老年抑郁量表筛查及治疗的临床分析[J].中风与神经疾病杂志，2001，18（3）：157-158.

社区调研心得篇8

关键词：灾害人类学 田野调查 跨文化比较 民族志叙事

作者李永祥，云南大学西南边疆少数民族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员、云南省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研究所研究员。地址：昆明市环城西路577号，邮编650034。

一、灾害人类学研究方法中的基本问题

灾害人类学研究方法是一种特殊的研究方法吗？它与其他社会科学的灾害研究有何不同？人类学家的灾害调查与其他领域的调查是否相同？人类学家在灾害调查与灾害民族志的撰写过程中应该注意什么？这是本文要探讨和回答的问题。灾害人类学与其他社会科学（如社会学、地理学、政治学、经济学等）的灾害研究密切相关，所以，在讨论灾害人类学研究方法的同时，有必要将其与其他社会科学的灾害研究方法进行对比。

在社会科学界，社会学家和地理学家对于灾害的研究方法讨论得最早，他们对灾害研究方法的讨论和反思可以为人类学家提供借鉴。其主要观点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第一，灾害的社会科学研究方法不是一种特殊的方法，也不是一种分离的技术，它不具有独特性和唯一性，而是社会科学的基本研究方法之一。第二，灾害研究方法虽然不是独特的，但是灾害研究本身是独特的，使灾害研究具有独特性的不是其方法，而是灾害事件的“场景”（context），正是由于灾害事件的场景与其他领域的场景不同，使灾害研究与其他领域的研究区别开来，这就是灾害研究本身的独特之处。第三，灾害研究提倡多种方法相结合，特别是定性研究和定量研究相结合的方法。学者们认为，没有单一的研究方法被倡导，而倡导多种的研究方法相结合——从个案研究到跨民族研究，从当代研究到历史研究，从定性研究到定量研究等。只有将不同的研究方法结合在一起，才能使灾害研究更加深入。第四，提倡比较研究，不仅要重视跨地区、跨文化的比较研究，还要重视不同灾害类型的比较研究。只有通过比较研究，才能弄清不同群体对相同或者不同灾害类型的应对方式。第五，强调不同学科的人员组成研究团队，学科之间相互补充，为灾害研究提供更为全面的专业背景。最为典型的例子是在2004年发生的印度尼西亚、泰国、斯里兰卡等地的海啸中，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资助了由政治学家、地理学家、文化人类学家和灾害专家组成的研究小组到灾区调查。研究小组共有7人，其中3人是文化人类学家，1人是政治学家，1人是社会学家，2人是灾害研究专家。他们从不同的角度强调了人类学、政治学和社会学在灾害调查中的意义。第六，提倡使用现代科技手段，通过先进技术收集和保存调查资料，为后人查阅原始资料提供便利。上述总结虽然以社会学、政治学、地理学等社会科学为主，但人类学家的观点也在其中。事实上，人类学灾害研究与其他社会科学家的灾害研究很难分离，它们总体上共享相似或相同的研究方法。

灾害人类学研究方法在人类学界得到了深入的讨论，奥立佛-史密斯（Oliver-Smith）、霍夫曼（Hoffman）、托瑞（Torry）、盖姆布德（Gamburd）、扎曼（Zaman）等人有较大的贡献。奥立佛一史密斯和霍夫曼认为，有关灾害人类学的很多资料虽然可以依据问卷、调查表和事故应急概述来收集，但社区和群体应对危险、威胁、脆弱、灾后影响和恢复重建的真实过程最好通过实地的民族志研究来理解。可以说，有研究人员在场并且在收集地方知识和信息时参与交流，探讨失调和复苏过程将会更为合适。托瑞在多篇文章中提到了方法问题，认为灾害研究的本质是社区研究，强调灾害的比较研究和跨文化交流。盖姆布德（Gamburd）和木克格尔吾瑞（McGilvray）强调了人类学在多学科组合中的重要性，他们发现人类学的田野调查方法能够提供非常独特的视野，如强调性别和弱势群体等；另外，减灾工作者和新闻工作者总是随着灾害而移动，今天在这里，明天在那里，人类学家则能够在一个点停留较长的时间，通过关注整体视野的标志性方法看到社会中由灾害而带来的更为宽广的意义。扎曼对于灾害研究方法的探讨主要集中在民族志的撰写和叙事方式上，通过对孟加拉国洪水灾害的深入研究，他撰写了《灾害民族志：孟加拉国洪灾和腐蚀意义》一文，为灾害民族志叙事提供了范例。人类学家有关灾害研究方法的思考和总结虽然不像其他社会科学家那样丰富，但是，作为灾害研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人类学家对于灾害研究方法的讨论有力促进了灾害人类学研究的深入发展。

与其他社会科学的灾害研究相似，灾害人类学的研究方法也属于人类学基本方法的组成部分，并不具有唯一性。灾害研究的独特性在于其特殊的场景，这种场景决定了灾区田野调查的特殊感觉与其他民族文化调查的感觉并不一样。非洲、亚洲、南美及太平洋地区是自然灾害的主要发生地区，从2000年至2010年间，非洲、亚洲和美洲因灾死亡人数达到总灾害死亡人数的87%。这些地区的灾害研究主要是通过人类学家来进行的，人类学家的灾害研究能够弥补不发达地区灾害研究的空白。此外，他们还通过跨区域、跨文化的比较研究，为这些地区的灾害研究提供详实资料和政策建议，也为人类学理论做出贡献。

二、灾害人类学研究中的田野调查

（一）参与观察

参与观察法在人类学田野调查中具有重要意义，几乎所有的人类学调查都是通过参与观察法完成的。灾害人类学的研究也不例外，参与观察在灾害田野调查中占有重要地位。参与观察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特别适用于以下几种情况：人们知之甚少的现象；局内人和局外人的观点存在着严重分歧的时候；在局外人看来模糊不清的现象；不为公众所知的现象。

人类学参与观察是田野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田野工作的时间通常是一年，有的学者可能会超过或者不足一年，参与观察就是在这段田野工作中进行的。参与观察需要对灾区社会中的各种现象和处理方式进行观察、访谈和记录。由于当今的社会与马凌诺夫斯基时代的原住民社会不同，加之灾害使人类学家深深地嵌入到当地社会中，参与观察的对象和内容增加了。灾民不是简单的信息提供者，人类学家不再仅仅充当“他者”的“发言人”。研究者与被研究者之间的关系不是帮助者与被帮助者之间的关系，而是灾害的共同抗击者。灾害研究中的观察必须建立在与社区村民同吃、同住、同劳动的基础之上，在共同抗灾的同时来观察由灾害带来的一系列社会文化变迁，以及人类社会与自然环境之间的互动关系。

灾害是一种特殊的现象，对于这种现象的观察能够让人们理解灾害的方式、过程及其与环境的关系。参与观察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作为在田野中的长期生活者，人类学家通过参与观察收集到的资料往往具有原创性，与引用别人的调查资料相比更为可信。

灾害研究中的参与观察需要注意到很多的问题。第一是观察上的局限性。灾害人类学中的参与观察法随灾害种类的不同而不同，有的灾害可以观察前期、中期和后期整个过程，如旱灾、火灾等，有的灾害只能在发生之后观察，如地震、雪崩等突发性灾害。换言之，突发性灾害的初期观察较为困难，而缓慢发生型灾害的后期观察则较为困难，如观察干旱灾害的恢复过程就较为困难。第二是时间上的局限性。传统人类学家的参与观察周期为一年，但灾害的参与观察远不止这样一个周期，有的人类学家将观察重点集中在时间长久的灾后恢复重建阶段。美国灾害人类学家史密斯就对1970年5月发生在秘鲁北部沿海地区的地震进行了长达13年的跟踪调查。他的观察具有长期性的特点，在此基础上的研究成果具有厚重性。第三是人类学家认为参与观察和传统访谈方法并不能提供所需要的全部信息。灾民不可能够理解影响灾害过程及与此相关的各种政治、经济和权力关系，这就需要人类学家扩大观察范围，思考更复杂的问题。第四是村民可能因为人类学家喋喋不休地打听他们的问题而产生厌烦，造成观察上的困难。第五是参与观察法在很多研究项目中并不适用，一些太大的研究项目并不具备观察条件，而一些较小的灾区社会则是主要的观察对象。

需要说明的是，人类学家的参与观察与发展学者提出的参与式评估方法并不一致。参与观察建立在研究者对当地社会的长期观察基础之上，而参与式评估是社区成员参与到项目研究者制定的计划之中。人类学参与观察法在灾害研究中的优势能够明显凸现出来，这种“窄而深”的方法比其他社会学家的“广而浅”的研究方法更能理解和发现灾害研究中被忽视的现象和问题。参与观察虽有一些需要完善的地方，受到一些学者的批评，但作为人类学的主要调查方法，至今仍受到很多学者的推崇与重视。

（二）深度访谈

深度访谈和采访是人类学灾害研究中获取资料的重要方式。深度访谈与参与观察总是联系在一起的，换言之，建立在人类学参与观察基础之上的深度访谈在灾害研究中具有重要意义。深度访谈不仅能得到很多局内人的观点，还能获悉救灾者和灾害管理者的意见。访谈有提问、非正式访谈、正式访谈、深度访谈等多种形式，无论哪一种在灾害研究中都能起到重要作用。访谈记录方式包括笔记、录音、摄像等，其中最常用的是笔记，虽然这种方式较为古老，但田野笔记（fieldnotes）是人类学家从田野走向民族志的最为有效的方式。除了用笔记录之外，还要用心记录。记录、提问和观察互为补充，构成了深度访谈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深度访谈是定性研究的标志，而定性研究是灾害人类学中最为常用的方法之一。深度访谈强调灾害调查者从一般性观察向纵深方向发展，从内部视野中收集资料，而不是用简单的摄像、摄影、录音、填表等方式来记录。

深度访谈应该以研究者为中心还是以被研究者为中心来进行提问？学者们认为，应该提倡一种“自下而上”的访谈方法，即让灾民用自己的话、自己的词汇，讲述自己的故事和想法，而不是只让他们回答研究者提出的问题，这种方法被称为以“人为中心”的方法。此种方法能够让学者更加贴近灾民，倾听他们的心声。

在笔者看来，即使在“参与式评估”（Participatory Rural Appraisal）或参与式方法（Participatory Methods）那里，很多社区参与者还是被动接受的，而这种以“人为中心”的方法则能体现出调查对象的能动性，充分反映出灾害的人文关怀。

（三）问卷调查

很多社会科学（如社会学、经济学、人口学、政治学等）工作者都有使用问卷调查的传统。人类学家也经常使用问卷作为田野参与观察的辅助手段。问卷调查是灾害研究中最为常用的资料收集方法之一。保尔魁（Bourque）等人认为，问卷调查能够提供有用的、优秀的材料资源，如灾害发生时期和发生之后的人类行为和态度，以及对未来灾害的看法。标准的以人口为基础的问卷式调查的使用，对跨时间、跨地点的比较研究非常有用。保尔魁等人以地震为例设计了6种问卷，内容包括：地震发生的时候你在哪里；地震发生之后你立即做了什么；家中有没有人受伤；受到损害和损失了没有；停电范围；通过什么媒介得到信息；地震之后与当局的联系；地震后采取的措施；以及其他的地理学资料。

在灾害研究中，不仅社会学家、经济学家等通过问卷的方式收集资料，人类学家也通过问卷的方法收集资料。例如，人类学家欧莫汉德罗（Omohundro）在对1976年美国纽约州东部亚历山大海湾石油泄漏进行调查时，就用问卷调查方式收集资料。他发放了4个页码的问卷，共1800份；后来又发放了2个页码的问卷，共2000份。当然，由于人类学家大多不太注重使用严格的抽样调查技术和统计分析方法，所关心的问题多数不易量化，往往难以建立纯粹的定量理论模型，人类学家的问卷调查因而具有一定的局限性。可以说，对于灾害人类学研究者来说，即使是通过问卷调查的方式收集资料，也要与参与观察和深度访谈相结合。

由此可说明，很多学者都是参与观察、深度访谈和问卷调查交错使用的，而很少使用单一方法。例如，在研究2000年埃及空难事件的时候，索里曼（Soliman）就通过查阅文献和记录，进行个人深度访谈（访谈对象为急援助队员、机场代表、亲戚和评估者等），阅读当地新闻报纸及机构和组织信件，即综合使用各种相关方法进行研究。在中国，不同学科的方法相互借鉴与结合被学者们所倡导，人类学在参与观察的基础上，强调量化调查。应该指出的是，资料收集方法可能因技术上的进步而变化。1960年代，美国还在用卡片进行资料分类，这在当今则很少出现。今天的网络信息使人们很容易在电脑面前就能搜索到很多需要的资料，这种资料共享理念由于技术进步而得以实现。

（四）文献资料收集

在灾害研究中，文献和档案资料的收集重点是地方历史文献资料、应急的政策文件和计划、当地报纸及网络资料等。灾害发生在社会、政治、经济的空间中，在这个空间里，个体、家庭、商人及社区都必须有效处理灾害事件。因此，应该重视收集各种受灾和救灾群体及其他相关人群的资料，包括社区普通人群资料，以及各种正式的和非正式的急救、救济、信息、媒体等相关群体和机构的资料。灾害中的信息提供者，也是多方面的，包括地方和国家政府、红十字组织、救灾军队、警察和消防、医院、殡仪馆、电力设施服务公司、电台、报社等。不仅要重视向救灾群体收集资料，最为重要的是要向受灾群体收集资料。文献和档案的收集基础在于当时的记录。有的地方没有记录；有的地方记录了，但其可靠性还是被怀疑，或者并不详细。还有一种情况是，即使记录详细，也很难得到资料。救灾人员的记录、日记、感想、工作计划等都是很重要的文献资料。如果记录者同意，就要把他们的工作笔记及时收集起来，以避免出现几年之后工作人员因搬家、工作调动等原因，再也找不到原始记录的情况。当然，文献和档案资料的收集还可通过购买、复印、转抄等方式来进行。

（五）其他相关问题

此外，灾害人类学的田野调查还有可能出现其他相关问题。将这些问题提出来加以讨论，不仅对学科有利，还能对研究的科学性起到重要的促进作用。通常来讲，无论是定性研究还是定量研究，灾害人类学田野调查往往会碰到如下几个方面的相关问题。

第一，调查时机问题。很多学者认为，灾害发生之后研究者必须立即进入田野，但是，突发性重大自然灾害后是很难立即进入灾区的，汶川地震和近期的雅安地震都说明了这一点。首先是灾区非常不安全，余震不断；其次是交通不便，雅安地震之后很多志愿者自驾车进入灾区，造成了严重的交通堵塞，影响了救灾的顺利进行；再次是当地官员和救灾组织不一定让学者立即进入，因为更多人员的进入会增加消费和接待负担，从而造成新的困难。因此，很多人类学家是在灾害发生一段时间之后才进入灾区的。但是，如在灾害发生初期进行观察，可以得到更好的材料，对于防灾减灾研究而言具有重要意义。

第二，关系协调问题。在灾害调查中，有些问题地方政府和村民会有不同的看法：首先，政府官员会认为学者是专门来挑毛病或者反映问题的，被认为是问题的揭发者，因而人类学家的调查有时会让当地干部有点“检查”和“后院”的感觉，一些地方官员因此有防范心理，产生不少顾虑，不希望学者询问太多的问题。其次，村民会认为研究者是矛盾和问题的解决者和协调者，项目和资金的引进者，救灾物资的分配者或者提供者，贫困户的扶贫者和帮助者，是他们心目中解决各种问题、矛盾和困难的希望。对于第一种情况而言，笔者认为，当地官员要求研究者多做正面的报道和研究是可以理解的。当地官员不仅接待了研究者，为研究者提供了食宿和交通，还为研究者提供了很多基本信息。当然，对于一些矛盾性问题的调查与揭示往往也是不可避免的。人类学家的调查，建立在经验主义和理论解释的基础之上。由于灾害所产生的各种后果和影响具有普遍性，因此一个地区的经验和教训，对于其他地区的政府和人民来说尤为重要。对于第二种情况而言，人类学家也会面临压力，受灾群众往往会把救灾物资、恢复重建、土地分配等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告知学者，将解决问题的希望寄托在研究者身上。人类学家研究的是“他者”，充当着被调查者的发言人的角色；在灾害研究中，人类学家会与灾民混为一体，共同抗灾。人类学家并不能直接解决村民所提出的问题。可以说，在灾害研究中，人类学家如何扮演自己的角色，协调好各种关系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难题。

灾害人类学田野调查中经常出现的问题和困难远不止这些，如田野调查地点的“生”与“熟”、参与观察中的“入”与“出”问题，材料和文本的真实性与随后的民族志真实性的关系问题等，在灾害研究中也经常出现。田野调查中的问题，有的是利益冲突造成的，有的是交流不善造成的，有的是彼此不信任造成的，怎样克服这些困难和问题，需要人类学家深入反思。

三、灾害人类学的跨文化比较视角与民族志叙事

（一）灾害人类学的跨文化比较视角

灾害的跨文化比较研究包括跨地区、跨民族的比较研究，以及不同灾害类型的比较研究。跨文化比较的目的在于发现不同地区的灾害及其应对方式的同质性和异质性。不同文化背景下的人类群体对各种灾害类型会有相同或者相似的回应方式，也有完全不同的回应方式，这些回应方式与地方性知识或者传统知识联系在一起，体现出深层的合理性和多样性。对灾害进行跨文化的比较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目前而言，灾害的跨文化比较研究在国际学界未受到应有的重视。在戴恩斯（Dynes）看来，原因在于：第一，社会科学中进行灾害研究的人本身就少；第二，很多灾害研究具有“机会性”，他们研究灾害是因为灾害在他们身边发生了，灾害过后就不再研究了；第三，继续保持灾害研究兴趣并转向灾害比较研究的人很少；第四，灾害事件的时间选择和预测能力受到限制且与比较研究设计相冲突；第五，大多数灾害研究在美国完成，美国国内的比较研究较多，而跨文化的比较研究较少。这些情况说明，灾害比较研究，特别是跨文化的比较研究在社会科学界并未受到充分重视。在中国，无论是人类学界还是其他社会科学界很少能够看到灾害的跨文化比较研究论文，与西方学界的情况相似。相较其他社会科学而言，跨文化比较研究通常是人类学家的传统和特色研究方法之一，人类学家应该为此做出自己的贡献。

灾害比较研究和灾害的跨文化比较研究之间有一定的区别和联系。比较研究并不一定是跨文化的，而跨文化研究通常具有比较的性质。最初的灾害比较研究在不同的灾害类型之间进行，例如，弗里茨（Fritz）对于美国科罗拉多州、纽约州、伊利诺伊州、新泽西州、加利福尼亚州和阿肯色州六个社区中的空难、火灾、煤矿爆炸、地震、龙卷风等灾害进行了比较研究，并将重点放在紧急事件和灾后时期人们的回应方式和出现的问题上，认为不同地区和不同的灾害类型研究证明了人类在回应灾害时具有同质性又有异质性的特点。

在比较研究的基础上，人们开始注重跨文化比较在灾害研究中的作用。马林歇欧尼（Marincioni）对发生在两个工业化国家的水文气象灾害，即1993年夏天发生在美国中西部（密西西比河上游和密苏里河流盆地）的洪水灾害与1994年11月5-6日发生在意大利西北部的洪水和进行了跨文化比较。研究发现，在恢复重建时期，美国的灾民很大程度上是依靠个体分担重建费用，而意大利的灾民很大程度上依靠社区分担重建费用；美国人更多地依靠政府贷款、资助和保险获得经济帮助，而意大利人则更多依靠朋友和家庭获得经济帮助；美国人认为自然是可以被利用的资源，洪灾的原因是自然，而意大利人则认为自然具有生态和审美价值，洪灾的原因是人类。上述情况说明，尽管两个工业化国家的社区都有相似的社会经济特点，但是，由于历史和文化状况不同，人们对极端洪水灾害中的准备、急救、恢复、重建阶段中都有不同的回应模式，也有不同的解释方式。

此外，还有学者对印度尼西亚和秘鲁乡村社区的洪水灾害回应方式进行了对比研究，认为尽管边缘化使第三世界国家人口在灾害面前更加脆弱，但原住民比发达国家的人们更能够从灾害中得到恢复，其原因在于原住民社区是一种由社区互助系统、家庭责任、宗教和超自然信仰组成的“治疗的社区”（therapeutic community）。与发达国家的情况不同，原住民社区的比较研究说明了不同文化背景下的传统知识和信仰对于应对灾害的重要性。

在比较研究中，除关注灾害回应方式之外，也应注意更大的范围和更多的内容。凯特斯（Kates）认为，灾害发生之后，人类会产生相应的调适，并且在不同时期有着不同的调适方式，如前工业时期的调适、工业或者技术时期的调适、后工业或者综合性的调适等，不同时期中致灾因子、决策者、个人、群体等都是不同的。

另外，有学者还对跨文化比较方法进行了理论上的探讨。与社会学家和地理学家相比，人类学家的跨文化比较研究，特别是有关理论上的讨论出现得比较晚。1979年托瑞（Torry）讨论了人类学跨文化和比较研究的意义，认为灾害研究必须从三种视野出发，即整体论的、发展的和比较的视野。在他看来，灾害研究的理论本质上是一种强调连续性和变化的社区理论，而强调社区比较是人类学家与其他社会科学研究中的重要区别之一。

人类学比较研究能够检验或者归纳出命题的一般法则。灾害比较研究的意义在于，可以把一个地区具有普遍性的救灾防灾经验借鉴推广到其他地区。灾害比较研究不仅能够让人们理解社会系统的紧急适应方式，还能够让人们理解更长时间的社会文化变迁。人类学对于跨文化灾害比较研究的重要成果之一在于，发现灾民非常依赖传统的调整战略来处理反复发生的灾害，哈克（Haque）和扎曼（Zaman）有关孟加拉国洪水中的生存战略和调适研究说明了这一点。

比较研究及跨文化比较研究在不同的学科中越来越普遍和受到重视，灾害研究中的跨文化比较优势也因此凸显出来。不仅体现在不同的文化应对方式上，还体现在对于灾害共性和差异性方面的比较上；不仅对发展灾害社会科学理论有积极的作用，还对救灾计划和备灾产生重要影响。上述见解在学术界已经得到普遍承认。可以说，灾害的跨地区、跨文化比较应该是今后灾害研究方法中需要特殊强调和倡导的重要研究方法。

（二）灾害人类学的民族志叙事

灾害人类学的民族志叙事有多种方式，有的偏重数据分析，有的偏重事件描述。灾害是事件性的，对事件的描述成了灾害研究中的重要表现手段。对于灾害人类学研究者来说，灾害就是事件的过程，以事件为中心在灾害人类学的民族志叙事中得到了最为直接的体现。

2003年，英国地理学家赫曼（Homan）发表了《写灾害：作为灾害研究方法的自传》一文，认为传统意义上灾害研究被典型地分为两半话语，物理的/技术的方法和风险应对的方法。前者用定量研究方法来寻求“监控”、“采取措施”，探索“资料”、“科学”和“技术”的意义，目的是寻求灾害事件和社区观察及回应方式的客观性；后者是风险应对方法，与物理方法相比并不强调技术主题，相反，它建议以“人为中心”的方法，强调社会研究的方法。写灾害就是在以“人为中心”的条件下进行的，因为灾民在灾区具有核心意义，灾民与普通场景中的被调查者并不一样。灾害发生后，一些灾民死了，一些受伤了，这些活下来的灾民变成了研究中的资源。当灾害导致问题出现时，灾民比外来人更清楚地知道怎样解决社区中的问题。

如前所述，很多人类学家是在灾害发生一段时间之后才进入灾区进行调查的。作为“危机社区”背景中的民族志调查者，不应仅仅集中在灾害的社会政治应对方式上，也要理解民间的或者当地的调整模式，理解灾民世界观与他们所采取的传统的适应模式之间的联系。

事实上，灾害民族志的叙事方式和技巧与普通的民族志没有多大区别，尽管灾害民族志中可能需要多考虑一些技术上的或属于具体语境中的问题。如在从田野笔记到民族志叙事的转变过程中，应提倡从田野笔记上升到理论，而不是从理论下转到田野笔记。另外，要注意将灾民目前的困难和意愿如实地撰写出来（可使用匿名的方式），对救灾期间出现的各种矛盾和冲突要做深入分析等。

四、结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