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调查研究概述范文

社会调查研究概述篇1

各位领导、各位专家,老师们:下午好!

我院题为《聋生书面语言发展水平现状调查及培养对策研究》之课题,是2006年江苏省普通高等学校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的资助课题。在院领导、院特教所的大力支持、课题组相关老师的积极配合下,今天顺利开题了。下面我代表课题组,就本课题的有关情况向在座的各位领导、专家和老师们作如下汇报:

一、本课题研究的意义

(一)开展本课题研究,具有积极的实践意义聋校语文教学效率不高、聋生书面语言发展不足是当前聋教育存在的突出问题。本课题从聋生书面语言发展形成机制及培养对策方面开展研究,因此,对于促进聋生书面语言发展、提高聋校语文教学质量将会产生积极的影响。(二)开展本课题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语言学界和教育界关于正常人书面语言发展的研究及成果较为丰富,但在聋人书面语言发展机制及书面语言发展培养对策方面,有深度、有创见的研究几乎没有。因此,本课题的研究不仅填补了语言学和语言教育学在特殊人群语言发展研究方面的空白,而且还将为聋人教育和聋人书面语言发展与培养提供有力的理论指导。(三)开展本课题研究,具有重大的社会意义聋生学习语言的最大目的是能与人(更多的是健听人)交往、交谈,能够更好地融入社会,立足社会。只有培养和提高聋生的书面语言发展水平,才能真正提高他们的语言水平。因此,本课题研究有利于帮助聋生融入主流社会,全面提高其社会适应能力,意义重大。

二、国内研究现状评述

为把握本课题在国内外同一研究领域的现状,我们查阅了2000年至今公开出版发行的在国内有一定影响的两家特殊教育理论刊物(《中国特殊教育》、《现代特殊教育》),翻阅了特殊教育的相关文献,并通过进行了网络搜寻,在对所得资料进行分析、整理的基础上,我们发现:(1)研究者普遍认为,聋生语言水平的提高,关键在聋生书面语言发展的培养上。(2)对聋生书面语言发展培养方面的研究集中在:①聋生掌握书面语言的情况。大量文章主要是罗列聋生在掌握书面语言过程中出现的问题,也做一些粗浅的分析,并提出相应的对策。②对聋生书面语言发展水平的调查研究。如阅读能力、书写能力的调查,总体反映聋生书面语言发展水平低下,大部分学生九年级毕业时阅读普通报刊还比较困难,写出的句子语法错误很多等。③对提高聋人书面语言发展水平的教学法的争论与探讨。研究者把更多的精力放在提高聋生书面语言发展水平的教学方法的争论与探讨上,对研究过程的更多关注导致了对研究目的的弱视。④对聋人书面语教学的重要性和可行性的研究。重提书面语教学法,呼吁直接用书面语教学法来培养聋生的书面语言能力。综观这些研究,大多数研究还停留在教学实践层面的经验描述上,总的来说比较浅层、零碎和粗糙,缺乏正确的理论指导和方法支撑,缺少对聋人书面语言发展不足原因的机理性的本质分析和系统研究,因而难以从理论和实践两个层面对聋人书面语言发展问题作出深刻的思考和回答。

三、本课题研究的理论依据

前苏联著名心理学家维果茨基在《思维与语言》一书中论及关于思维和语言的发展理论时,强调了两种关系:①语言与思维发展的相互关系。语言和思维是人类认识世界的两种不同的方式和表现形式,但又是相互依赖、相互作用、密不可分的统一体。“词义”和“言语思维”是维果茨基用以表述和分析二者关系的基本概念。维果茨基认为,词义是一种言语思维现象。一方面,言语借助于概括(思维)实现对客观现实本质的反映;另一方面,思维借助于词义来进行,是在言语中实现的。从发生学的角度看,儿童的言语和思维的发展经历着先后(前智力运算和前语言运算)、交叉(自我中心语言和内部语言)和重合等不同阶段,但无论是在哪一个阶段,词义的概括化(概念或词义的理解)和系统化的方式及水平既是言语思维发展水平的标志,又是决定言语和思维发展的根本动力和内在机制。教学的本质及重要作用就在于通过发展人的概括化和系统化能力,促进言语和思维发生结构性的突变和新质的建构。②教学与发展的关系。基于语言和思维的理论分析和儿童科学概念形成的实证研究,维果茨基认为,儿童实际的智力年龄与他在有帮助的情况下所达到的水平之间的差异,显示儿童的发展存在一个“最近发展区”。因此,“一种合理的教学应走在发展的前头,并引导发展”,教学必须面向未来,而不是面向过去。维果茨基关于语言和思维的发展理论对于本课题研究和形成主要观点的影响是深刻和多方面的,概括的说,主要有以下三点:①语言与思维是相互依赖、相互作用、互为因果的辨证统一关系。“言语思维”这一概念深刻概括了这种关系。因此,关于聋人书面语言发展的研究应从言语思维的辨证关系入手,但是以往的研究往往是单一和片面的,研究语言的就只研究语言,研究思维的就只研究思维,因而就难以从言语和思维的辨证关系把握上深刻揭示聋人书面语言发展的本质和动因。②在言语思维的发展过程中,词义概括化(概念或词义的理解)、系统化的方式及水平,是影响、决定言语和思维发展的根本动力和内在机制。由于听力障碍和言语障碍造成聋生早期言语发展在数量和质量上(词汇量和语法结构)的不足(可能还有聋人手语对思维发展的负面影响等),因而导致了聋生概括化和系统化水平的低下,进而造成聋生学习书面语言的困难。书面语言写作过程其实是一种更为高级和复杂的言语思维过程,通过对这一过程的研究,不仅使我们可以进一步深刻认识聋人书面语言发展的方式和机理,而且可以使我们在认识聋人言语发展规律的基础上提出更加有效的提高聋生书面语言发展水平的培养对策。③聋人的学前教育和学校教育,要立足于聋生语言发展关键期的发现和早期干预,着眼于聋生语言和思维发展的“最近发展区”进行教学,使教学走在发展的前面,这样,教学才能事半功倍,聋生的书面语言发展才能更快、更好。

四、本课题研究的主要内容和方法

本课题以前苏联著名心理学家维果茨基的“思维与语言的发展观点”为理论支撑,以系统的理论思维方式,通过对近年来聋生书面语言发展培养的文献研究和对聋校低、中、高年级聋生书面语言发展水平的调查入手,考量聋生言语思维的概括化和系统化水平,寻找影响聋生书面语言发展的相关因素,从言语思维的角度,着力分析聋生学习语言的困难和书面语言发展低效的原因,探究他们书面语言发展的内在机制,并在此基础上为全面提高聋生书面语言发展提供有效对策。具体来说有以下四方面的内容:(1)运用文献研究法,对近年来聋生书面语言发展培养的文献进行梳理和综述研究,明确已有研究的进展、主要成果、不足以及本课题的研究方向和重点。(2)运用调查法,以问卷调查的形式,从聋校低、中、高年级聋生书面语言发展水平的现状调查入手,研究聋生言语思维的概括化和系统化水平。(3）运用调查法、观察法、分析综合法,以问卷调查、课堂实录、作业试卷分析、小型座谈会等形式,考察聋校语文课堂教学,分析聋校现行的语文课程教材,了解聋生与语言发展相关的非智力因素等,综合研究影响聋生言语思维概括化和系统化水平发展的各项因素,着力揭示聋生书面语言发展低效的原因,探究他们书面语言发展的内在机制。(4)运用访谈法、实验法,针对聋生书面语言发展低效的原因,从聋校语文课堂教学、聋校语文课程教材、聋生非智力因素等方面提出相应的干预措施,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通过验证性的实验研究,提出培养聋生书面语言的有效对策。

五、本课题的研究步骤、研究成果及人员分工

(1)第一阶段(2006、12—2007、3)通过对近年来关于聋生书面语言发展培养的文献检索和综述研究,了解聋生书面语言发展的现状、存在问题和研究趋势,形成《聋生书面语言发展现状研究及趋势分析》的综述报告。此项任务由课题负责人陈蓓琴完成。(2)第二阶段(2007、4—2007、12)①(2007、4—2007、6)分析试卷。对我院近年来五年制聋人工艺设计专业单招入学考试语文试卷进行分析,了解九年制聋校毕业生书面语言发展水平状况,并形成相应的论文报告。此项任务由××完成。②(2007、7—2007、8)编制问卷。根据现行《聋校语文教学大纲》的要求,编制针对聋校低、中、高年级聋生进行书面语言发展水平现状调查的问卷,问卷应通过重点考量聋生言语思维的概括化和系统化水平来反映聋生书面语言发展水平。此项任务由××完成。③(2007、9—2007、12)进行调查。在江苏省内选择3-4所全日制聋校,对聋校低、中、高年级聋生进行书面语言发展水平现状调查;分别形成《关于聋校低(中、高)年级聋生书面语言发展水平现状的调查报告》。此项工作前期问卷调查由××等负责完成,后期调查报告的撰写由××完成;期间接受中期检查。(3)第三阶段(2008、1—2008、6)①深入聋校语文课堂,广泛听课,运用课堂实录法,对聋校不同年级聋生在课堂环境下学习书面语言的情况及方式进行分析和研究,从教学目标、教学方法、教学过程和教学评价等方面考察聋校语文教学中影响聋生书面语言发展水平的各种因素。此项任务由陈蓓琴负责进行。②研究现行聋校语文课程教材,分析聋校低、中、高年级教材的编排是否与该年龄段聋生的思维发展相一致,聋校的语文教材是否有助于促进聋生言语思维概括化和系统化水平的提高,是否有助于聋生书面语言的发展等。此项任务由××负责进行。③编制问卷,调查聋生书面语言发展过程中非智力因素的影响作用。此项任务由××负责进行。④文献研究,对2005年中国戏剧出版社出版的现代教育教学丛书《聋人学习语言方法》一书中40位聋人学习语言的经验进行分析研究,概括、总结出促进聋人书面语言发展的各项积极因素,并加以述评。此项任务由陈蓓琴负责进行。⑤编制访谈提纲,运用个人访谈法,对我院聋人教师辽师大硕士毕业生任媛媛进行访谈,从她个人学语言的经历来进一步考证影响聋生书面语言发展的诸多因素。此项任务由××负责进行。(4)第四阶段(2008、7—2008、12)对上述各项研究所得资料进行分析、概括、归纳和综合,着力揭示聋人书面语言发展低效的原因及生成机制,提出相应的干预措施,并在此基础上,通过进一步验证性的实验研究,提出提高聋生书面语言发展水平的有效对策。撰写论文《提高聋生书面语言发展水平之有效对策》,之后申请结题。

六、本课题组成员及专长

社会调查研究概述篇2

社会实践是大学生全面素质提高的重要环节，是学生将所学知识应用于社会的重要过程。它既是学生学习、研究与实践成果的全面总结，又是对学生素质与综合能力的一次全面检验。为培养同学们的科学精神，保证社会实践报告的质量，避免与社会实践总结混淆，特为同学们从网络上搜索到有关暑期社会实践报告的资料，仅供参考：

一、实践报告的封面、扉页和目录

1.封面内容： 实践报告题目、团队名称;

2.扉页：成员组成(姓名、班级、)、实践单位、实践时间等;

3.目录：正文的各章节、团员感言、附件等。

二、实践报告撰写的内容与要求：

一份完整的实践报告应由以下部分组成：

1.报告题目

报告题目应该用简短、明确的文字写成，通过标题把实践活动的内容、特点概括出来。题目字数要适当，一般不宜超过20个字。如果有些细节必须放进标题，为避免冗长，可以设副标题，把细节放在副标题里。

调研报告的标题可以有两种写法。一种是规范化的标题格式，基本格式为“××关于××××的调查报告”、“关于××××的调查报告”、“××××调查”等。另一种是自由式标题，包括陈述式、提问式和正副题结合使用三种。陈述式如《东北师范大学硕士毕业生就业情况调查》，提问式如《为什么大学毕业生择业倾向沿海和京津地区》，正副标题结合式，正题陈述调查报告的主要结论或提出中心问题，副题标明调查的对象、范围、问题，这实际上类似于“发文主题”加“文种”的规范格式，如《高校发展重在学科建设――××××大学学科建设实践思考》等。作为公文，最好用规范化的标题格式或自由式中正副题结合式标题。

2.学院及作者名称

学院名称和作者姓名应在题目下方注明，学院名称应用全称，用5号微软雅黑字。

3.摘要(有英文摘要的中文在前，英文在后)

报告需配摘要，摘要应反映报告的主要内容，概括地阐述实践活动中得到的基本观点、实践方法、取得的成果和结论。摘要字数要适当，中文摘要一般以200字左右为宜，英文摘要一般至少要有100个实词。摘要包括：

(a)“摘要”字样。

(b)摘要正文：摘要包括以下三方面内容：第一，简要说明调查目的，即简要说明调查的原因;第二，简要介绍调查的对象和调查内容。包括调查时间、地点、对象、范围、调查要点及所要解答的问题;第三，简要介绍调查研究的方法。介绍调查研究的方法，有助于使确信调查结果的可靠性，并说明选用该方法的原因。

(c)关键词。

4、前言

介绍实践的目的,意义, 相关背景、时间、地点、人员、调查手段组成，实践单位或部门的概况及发展情况, 实践要求等内容。

有几种写法：第一种是写明调查的起因或目的、时间和地点、对象或范围、经过与方法，以及人员组成等调查本身的情况，从中引出中心问题或基本结论来;第二种是写明调查对象的历史背景、大致发展经过、现实状况、主要成绩、突出问题等基本情况，进而提出中心问题或主要观点来;第三种是开门见山，直接概括出调查的结果，如肯定做法、指出问题、提示影响、说明中心内容等。前言起到画龙点睛的作用，要精练概括，直切主题。

5.正文

正文是实践报告的核心内容，是对实践活动的详细表述，主要是实践的基本情况、做法、经验，以及分析调查研究所得材料中得出的各种具体认识、观点和基本结论。这部分内容为作者所要论述的主要事实和观点，要对实践活动中得到的结论进行详细叙述。可按照实践顺序逐项介绍具体实践流程与实践工作内容、专业知识与专业技能在实践过程中的应用。以记叙或白描手法为基调,在完整介绍实践内容基础上,对自己认为有重要意义或需要研究解决的问题重点介绍,其它一般内容则简述。重点介绍对实践中发现的问题的分析,思考,提出解决问题的对策、建议等。分析讨论及对策建议要有依据, 分析讨论的内容及推理过程是实践报告的重要内容之一,包括所提出的对策建议,是反映或评价实践报告水平的重要依据。

社会调查研究概述篇3

[关键词]苗学；百年；简溯

[作者]刘芳，女，云南财经大学社会与经济研究中心副教授，博士。昆明，650111

[中图分类号]C91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54X(2008)01-0075-004

本文所谓人类学苗族研究是一个狭义的概念，仅仅涵盖人文学科中的文化人类学学科范畴的苗族研究，它包括体质人类学和文化人类学的研究内容，并以文化人类学内容为主。历史上有关苗族的汉文记载虽然对人类学学科的价值是毋庸置疑的，但严格的说不应在其列。就现在所拥有的人类学苗族研究成果，还没有一个人做出精确或基于精确的统计。因此，笔者只能在其研究的历史阶段和学科研究重要成果上做一个粗浅的梳理，以飧读者。

关于苗族研究，我们可以追溯到西方民族学的初期阶段。十八世纪的殖民风暴逐渐席卷全球，西方列强觊觎有着悠久历史的东方，尤其以西方传教士为先导，他们不远万里到东方社会播化他们的基督文化。鉴于东方主流社会对外来文化的强烈抵触，他们首先将视角转向东方社会中那些受剥削受压迫最深的少数民族群体，苗族即为其关注的少数民族之一。他们通过一系列宗教活动，使部分苗族群众觉得在基督的世界里可以找到安慰、理解和尊重。因此，苗族地区的一些传教士，实际上有着双重的身份，其一是传教士，其二是文化学者。他们以其特有的文化素养撰写出了早期的苗族民族学作品，尽管它们有着极大的局限性和主观色彩，但对于一个东方古老民族，毕竟被人提起并为世人瞩目，客观上揭开了人类学苗族研究的序幕。在随之以后的一百多年里，不论西方民族学者还是本土学者，对苗族这样一个少数民族群体的人类学研究和考察就一直没有停止过。

归结起来，百年苗族人类学研究大概经历了四个发展阶段：

一、早期西方冒险家、传教士对苗地和苗族各支系的一般描述阶段

法国耶稣会士迪・，阿尔德(Du Halde)曾到过中国，但他引用别人的记述，于1736年撰写了著名的《和中国鞑靼人的概况》(Decription de I'empire de la Chine et la Tartarie Chinois)，其中有不少关于苗族的记载。从目前掌握的材料来看，西方最早的带有学科研究性质的涉及苗族的人类学作品是英国军人布勒契斯顿(Blakiston.Thomas.Wright)1860年代所著《长江上的五个月》。其书中部分内容记载了苗族体质容貌等并有附图，尽管书中错误颇多，但却是有关苗族体质人类学方面的早期纪录，如果以此为肇始计算的话，那么苗族的人类学研究至今已经有近150年的历史。在这一个半世纪里，苗族人类学研究可谓走过了一个由外(国外)到内(国内)、由浅及深、由分散到系统、由白描到深描的过程。今天的苗族人类学研究已经成为一个以本国和本民族学者组成的一个庞大的专业群体为基础，涉及人文、社会、自然等领域的综合性学科，一些学者甚至将这日渐完备的研究体系称为“苗学人类学”。

英国最早关于苗族研究的专著的作者是伦敦教会的洛克哈特(Lockhart.William)，他曾于1838年和1861年两次来华，前后长达二十多年，于1861年撰写了《关于中国的苗子或土著居民》一书(on the Miao-tsze or Aborigines of China)。美国传教士格雷姆(Graham.D.C，汉名葛)对四川苗族著有多篇研究论文，其中所搜集的传说与故事的数量很多，为苗族研究提供了资料。美国的另一位传教士布里奇曼(Bridgrnan.E.C，汉名裨治文)于1859年将《黔苗图说》译成英文，对国外研究苗族起了很大作用，在其创办的《澳门月报》中，也刊登过不少有关苗族研究的论文。英国传教士克拉克(Clarke.S.R)在中国传教三十多年，对苗族、仡佬族等进行过不少调查，在他的著述中对苗族的历史、语言、传说、宗教以及习俗都有详细叙述，其代表作是《中国西部的苗和其他部落》(The Miaotze and Other Tribes in Western China)(1894年)。在东南亚及我国云南苗族地区传教的法国传教士萨维那(Savina.F.M)，他研究苗族的历史，详细地描述苗族的语言、习俗、传说和，撰有《苗族史》(Histoire des Miao)，于1924年首次出版，1930年再版。1972年又再次印刷。英国传教士柏格理(Samuel Pollard)著有《苗族的故事》、《在中国难于进入的角落里》、《云南北部的碉堡》、《云南北部见闻录》、《未被踏查过的中国地方》、《柏格理在中国》等书，不同程度地对苗族进行了研究和描述。澳大利亚人类学家格迪斯(W.R.Geddes)1976年所著《山地的移民》(Migrants of the Mountains)，是他在泰国北部苗族山区调查的成果。书中对苗族的历史、经济、文化、习俗等都作了描述，其中的一句话，深刻地概括了苗族千百年来的悲惨命运和困苦的生活方式：“世界上有两个苦难深重而又顽强不屈的民族，他们就是中国的苗人和分布于世界各地的犹太人。”

还有一些具有史料价值的著述：G.M.H.普莱费尔(Playfair)著《汉文史料中的贵州和云南的苗族》(The Miaotze 0f Kweichow and Yunan from Chinese Description) (1876年)、布罗姆汤(Brormton)著《对中国南部苗子部落的访问》(A Visit to the Miao-tsze Tribes of South China)(1881年)、C.贝伯(Baher)著《在中国西部旅行与调查》(Travels and Researches in Westen Chi-m)(1882年)等等，还有一些语言学方面的专著和字典。

二、二十世纪初期――中期，西方学者和早期受西方文化影响的中国学者关注中国少数民族，对一些苗族地区进行的人类学调查和学术研究

具有代表性的是日本学者鸟居龙藏和他的苗族研究著作。他在1902年到我国西南各省调查，1903年著有《苗族调查报告》(1935年译成中文)。书中对苗族历史、语言、体质、风俗、文化等方面进行了研究。他的这本人类学专著，至今对我国苗族研究仍具有较大影响，它的研究深度和广度、以及对专业的运用程度在现在的苗族人类学研究中仍然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书中每一章都是一个研究专题，而且是抓住了苗族物质和精神文化的最为重要的领域：如历史源流、服饰、政治制

度、工具(劳动和娱乐)、人体测量等等。

早在1889年日本东京大学成立史学会，并出版《史学杂志》，其中也有苗族研究的介绍；1941年成立东洋文化研究所，该所以中国为重点，对东方各国及考古学进行综合研究，1943年开始出版《东洋文化研究所纪要》；1965年成立于东京的中国研究所，其出版物有《中国研究月报》、《中国研究所纪要》、《新中国年鉴》等。1978年成立了东方学会。在这些杂志中涉及不少我国少数民族的研究，苗族的研究也在其中。1948年在美国成立的“亚洲研究协会”，出版《亚洲研究杂志》，是对中国研究的重要刊物，苗族的研究介绍也在其中；英国1963年以利兹大学建立汉学中心、1968年开办了现代中国研究所，其东方和非洲学院出版的通报以及《大亚细亚》、《皇家学会会刊》等杂志也常有关于中国历史等方面的论著。近二十年来，西方关于苗族的研究主要以日本、美国、英国等人类学和民族学研究机构和研究人员以个人侧重的研究形式进行。前苏联时期研究的东方语言学及民族学对苗族也有涉及。(前)列宁格勒大学的伊茨(P.φ.HTc)，对苗族的研究还有不少专著和论文，如1960年出版的《苗族》(Mro)。

上个世纪早期，随着我国民族学、文化人类学学科兴起，许多研究人员将社会文化研究深入到苗族社会，最具代表性的有：凌纯声、芮逸夫的《湘西苗族调查报告》、梁聚五的《苗夷民族发展史》、盛襄子的《湖南之苗瑶》、《湘西苗疆之设治及其现状》等，吴泽霖、陈国钧、杨汉先等对贵州苗族的研究，如《贵州短裙苗的概况》、《苗族中祖先来历的传说》、《生苗的人祖神话》、《大花苗名称来源》、《贵阳苗族的跳花场》、《苗族吃牯脏的风俗》等，以及林名钩、笑岳、王兴瑞、阮镜清等对川、滇、黔、琼等地苗族的考察，如《川苗概况》、《海南岛苗人的来源》、《广西融县苗人的文化》、《滇边苗族杂谈》等。另外，上个世纪中期，我国史学家对于苗族历史研究也有独到的见解，如范文澜、王桐龄等等。

三、本民族的知识分子对本民族历史文化、风俗习惯的早期调查研究活动

在此当推湘西苗族学者石启贵为先驱。1933年他随同凌纯声、芮逸夫等人对湘西苗族进行调查，并在后来担任了中央研究院湘西苗族补充调查员，1940年写成《湘西土著民族报告》，1951年写成《湘西兄弟民族介绍》，1986年由后人将其诸成果合并以《湘西苗族实地调查报告》一书面世，由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2002年8月再版。解放后，从事苗族本民族文化研究的知识分子更是不断增多，队伍不断壮大。

四、上个世纪中期――迄今，国内外苗族研究的广泛开展

国外进展状况。解放后，国外学者利用我国流传出去的若干史料和研究成果，以及到东南亚一些苗族居住的国家搜集一些材料等条件，继续他们的苗族研究。50年代到70年代以后，苗族开始分散到世界各个地方，尤其是一些西方发达国家，如美国、英国、法国等，西方学者对东方这个古老民族的研究兴趣一直没有减弱。改革开放后，来中国大陆的从事苗族研究的西方学者大增，香港和台湾学者对大陆苗族社区也情有独钟。但是由于意识形态和客观条件等原因，研究的广度和深度多有局限，因此，他们对中国苗族的研究实际上还处在“门外、门槛”的阶段。就苗族分布广泛、人口众多、内部千差万别的子文化特色而言，他们对苗族社区文化研究犹如蜻蜓点水。尽管如此，海外人士的有关研究成果在国际学术界仍有着一定的影响，如，路易莎(Louisa Schein)(美)80年代到中国研究苗族，其专著《少数民族的准则：中国文化政治里的苗族和女性》(2000年由杜克大学出版社出版)就为国内外苗族研究学者所关注。客观地说，由于我们对国外苗族研究人员及其研究领域的了解程度十分有限，以上评价难免偏颇。

在国内，随着建国初期全国范围内的少数民族识别和社会历史调查工作的展开，对苗族的研究力度亦随之加大，苗族主要聚居的省份和地区(湖南、贵州、云南、四川、广西、广东等省)都撰写了苗族社会历史调查报告。从五十年代一直延续到八十年代的少数民族“五种丛书”，更是全面汇集了有关苗族历史、源流、分布、社会、经济、文化、语言、习俗、宗教等方面调查资料和研究成果，至今仍然是我们研究工作的重要蓝本。

改革开放以后，多学科、多视角相结合的苗族研究专著纷纷面世。目前我国学术界以及国外同行撰述的对我国国内有一定影响的苗族研究专著计有：《苗族史》(伍新福、龙伯亚)、《中国苗族通史》(伍新福)、《苗族文化史》、《苗族历史与文化》(李廷贵、张山、周光大)、《湘西苗族实地调查报告》(再版)(石启贵)、《苗族女性文化》(王慧琴)、《百苗图校释》(刘锋)、《漂泊的家庭：苗族》(古文风)、《四川苗族社会与文化》(郎维伟)、《云南苗族传统文化的变迁》(颜恩泉)、《中国苗学》(石朝江)、《湖北苗族》(龙子建)、《苗族服饰文化》(杨正文)、《中国苗族服饰文化》(龙光茂)、《苗族服饰：符号与象征》(杨著)、《苗族》(石莉芸、李云兵)、《苗族图腾与神话》(吴晓东)、《中国苗族巫术透视》(罗义群)、《西部苗族古歌(云南省少数民族古籍译丛第33辑)》(云南省少数民族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办公室)、《鼓魂：西江苗族鼓藏文化田野笔记》(杨德培)、《四川苗歌文化》(古玉林)、《百苗图疏证》(刘锋)、《百苗图汇考》(杜薇)、《百苗图校释》(李汉林)、《锉刀下的风景――湘西苗族剪纸的文化探寻》(田茂军)、《民间思想的村落――苗族巫文化的宗教透视》(陆群)、《中老泰越苗族・蒙人服饰制作传统技艺传承国际研习班文集》(云南大学人类学系)、《在未知的中国》(东人达、东曼译)、《苗族：金平铜厂乡大塘子村》(殷永林主编)、《红枫湖畔的苗家》(贵州清镇市民族宗教事务局、清镇市苗学会)、《陶比・李峰传：老挝这片是非之地上一个苗族人经历实录》(Toby Lyfoung，An Authentic Account of the Life of a Hmong Man in the Trou-bled Land of Laos)(Dr.Touxa Lyfoung)、《凤凰之子・沈从文传》([美]金介甫，符家钦汉译)、《苗族古歌与苗族历史文化研究》(吴一文)、《苗族银饰》(贵州省文化厅、贵州省博物馆)、《四川苗族古歌》(古玉林)、《贵州苗族教育研究》(罗廷华、余岛)、《生死之间――月亮山牯脏节》(徐新建)、《苗疆考察记》(徐新建)、《近代贵州苗族社会的变化》(游建西)、《唱“勒”苗族的巫辞――一个苗族社区的研究》(张晓松)、《苗语语法(川黔滇方言)》(罗有亮)、《梭嘎苗人文化研究》(吴秋林)、《百年高坡――黔中苗族的真实生活》(潘年英)、《跨国苗族研究：民族与国家的边界》(石茂明)、《越南苗族的文字：越南少数民族语言政策的个案研究》(Hmong Writing Systems inVietnam：A Case Study 0f Vietnam’s Minority Language Policy)(阎幽罄Joakim Enwall)、《乡土中

国：摆贝――一个西南边的苗族村寨》(彭兆荣文)、《印在老照片上的文化――鸟居龙藏博士的贵州人类学研究》(黄才贵)、《中国少数民族现状与发展调查研究丛书・台江苗族卷》(卢勋等)、《西江苗族妇女口述史研究》(张晓)等等……。在全国主要的民族研究、社会学、民族学和文化人类学类学术刊物上有关苗族研究的学术论文更是不胜枚举。近几十年来，苗族研究可以说是硕果累累，许多研究成果颇有见地，甚至是填补各种研究领域的空白之作。

最近，朱群惠和东曼正领衔主编“21世纪中国百部苗学文库”，其中已有十余部研究专著和作品面世，堪称进入新世纪以来苗学研究的集大成和典型代表。随着国际互联网的兴起，国内专门从事苗族文化研究的网站在最近五年里发展很快，经粗略统计，迄至今日，国内有六个有相当水准的苗族研究专业网站，至于内容上涉及苗族文化研究的网站则为数众多，多数为中国民族文化类网站。

为此，关于这一阶段苗族的人类学研究大致可作如下归纳：其一、涉猎领域广泛。主要涵盖历史源流、语言文字、文学、诗歌、民间文学、教育、科技、环境、艺术、妇女、儿童、医疗卫生等等领域，涉及历史学、哲学、文学、社会学、民族学和文化人类学、体质人类学、自然科学等学科范畴。其二、一批有较高学术价值的学术成果不断推陈出新。不过，通过对研究成果的调查和分析，也可以发现一些不足和缺憾。就国内民族学和文化人类学研究学科领域的有关研究成果来说，在肯定前辈、学人们作了许多有益的工作和贡献的前提下，本人认为不足之处可以概括为三点：第一，研究方法上，以“白描型”的多而“深描型”的少，采用“他观法”的多而“自观法”的少，运用“历时性”的多而“共时性”的少，宏观视角的多而微观调查的少。第二，在研究成果形式上，叙述型的多而分析型的少，借鉴资料的多而亲身参与实证的少，研究历史发展线索和脉络的多而深入研究苗族社会现实生活的少。第三，学科研究的对象上，静态性研究的多而动态性研究的少。

社会调查研究概述篇4

关键词： 大理 白族传统音乐 研究现状

一、研究现状

大理是以白族为主的多民族聚居区。白族传统音乐种类最为繁多，表现形式多种多样，大致可以归纳为白族民歌、白族曲艺音乐、白族戏曲音乐、白族器乐音乐、白族歌舞音乐、宗教音乐等六大类。①下面笔者分别对这六类音乐艺术的研究现状进行综述。

1.白族民歌

有关大理白族民歌的作品集、论文等，成果丰富、异彩纷呈。主要有：专著《大理白族民歌概述》②、《白族音乐志》③等，论文《白族民间叙事歌的艺术特色》④、《从文化人类学视野看白族民歌》⑤等，这些专著或学术论文⑥的出版及发表，对于白族民歌的保护与传承无疑是非常重要的。

2.白族曲艺音乐

白族最有代表性的曲艺音乐是大本曲。关于白族大本曲的研究，主要有以下成果：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收集、整理、编写的《大本曲音乐》（禾雨编）、《白族大本曲音乐》⑦、《学术史视界中的白族大本曲》⑧等⑨。另外，有关白族大本曲的保护和传承⑩的课题正在研究过程中，笔者也将密切关注其阶段性的富有学术价值的研究成果。

3.白族戏曲音乐

白族古典戏曲名为吹吹腔，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期吹吹腔改称白剧。白剧是在白族吹吹腔、大本曲两种声腔系统基础上综合发展而成的地方戏剧。在学术界的研究颇有成果，据笔者目前所见资料，有《白族吹吹腔音乐概述》{11}、《白族吹吹腔唱腔初探》{12}、《白剧音乐的回顾与思考》{13}、《论白族白剧音乐的形成和发展》{14}等文{15}可见。

4.白族器乐音乐

白族最有代表性的民间乐器当数龙头三弦和唢呐。对于白族代表乐器的研究，目前成果还是比较丰富的，如：《大理白族自治州民族民间器乐概述》{16}、《白族唢呐与白族民俗活动》{17}、《白族八角鼓的演变》{18}等{19}，这些论文的发表，使学界对于白族乐器及器乐的了解更加深入。

5.白族歌舞音乐

对于白族歌舞音乐的保护与传承，在学术界的关注主要有：《简论白族霸王鞭舞》{20}、《云南白族“霸王鞭舞”传承现状调查及保护建议》{21}、《白族霸王鞭舞的文化透析》{22}等{23}。

6.宗教音乐

过去大多数白族人信仰佛教，同时也奉祀“本主”（即历史人物和民间传说故事中的英雄）。与佛教（包括道教、儒教）活动有关的音乐有“洞经音乐”，在本主节活动中主要是邀请白族民间曲艺艺人弹唱大本曲。

对于大理“洞经音乐”的调查与研究，主要有《大理洞经音乐》{24}、《古乐遗韵――云南大理洞经音乐文化揭秘》{25}、《剑川洞经音乐调查》{26}、《略谈白族洞经音乐的继承与发展》{27}等{28}。其它关于白族宗教音乐研究的成果还有：《白族本主祭祀活动中的音乐文化》{29}、《民间仪式中的女性角色、音乐行为及其象征意义――以中国白族“祭本主”仪式音乐为例》{30}等{31}。这些研究对于大理白族的宗教音乐的保护与传承起到了很好的推动作用。

二、成果综述

纵观上述的研究成果，笔者认为，存在如下特点：

1.对于白族传统音乐本体研究的成果不足

所谓音乐本体，即指音乐的旋律、曲调、和声、曲式等。在现有研究成果中，这方面的问题非常突出。较多的研究满足于对白族传统音乐中某类音乐或某地区的音乐作泛泛的介绍或基础性的资料梳理工作，没有典型曲例，更没有音乐分析。如果我们对于一些正在面临消失的传统音乐文化的研究始终深入不到音乐本身，不研究音乐，只介绍大概情况，只满足于音乐形态的最表层描述，那么对于该种音乐文化被保护和传承的价值及作用就微乎其微了。

2.对于白族传统音乐的史料发掘及研究的成果不足

黄翔鹏先生说过：“传统是一条河流。”历史音乐学与民族音乐学的研究在早些年就已经有了不少学术交叉后取得的丰硕成果。但是目前对白族传统音乐的研究对于其历史发展问题关注得非常少，或者说，有关其历史发展的情况多数人云亦云，真正下功夫花时间研究史料的人少之又少。当然，民族音乐学有其自身的研究对象及特点，但是，如果能意识到这方面的研究可以更完善，相信会对白族传统音乐的研究带来新的思路。

3.对于白族传统音乐的田野调查的“体验性”和“叙事性”研究的成果缺失

目前的民族音乐学对于田野调查的理解，早已不再满足于把“田野”仅仅当作资料收集的场所，而更多的是描述研究者在田野作业中对于“共时”现状描述的“平面史叙述模式”的反省，即追求一种跨文化的理解，希望田野调查后的研究具有更多“体验性”和“叙事性”的表述。这种新的民族音乐学的研究方法或称观念，在目前的对于白族传统音乐的研究中显然还没有体现出来，这就为我们以后的研究提供了新的角度。

4.对于白族传统音乐目前的发展现状研究的成果不足

白族传统音乐和其他的民族音乐一样，在这个飞速发展的时代，正在经历着从音乐思维方式、传承方式、表达方式和音乐制度、活动场合、传播要求等的具体行为方式和文化方式的改变。那么，都发生了哪些改变，发生这些改变的原因究竟是什么，我们又该如何面对这些改变？笔者认为，这些问题都是值得学界关注和研究的。甚至还可以由此引申出，我们在当地的中小学及高校的音乐教育中，对白族传统音乐的保护和传承做了哪些具体工作，又有哪些需要改进和完善的地方，以上种种，都应该纳入到我们的研究视野中来。

三、结语

结合白族音乐研究这二十多年的回顾来看，上世纪“八十年代以前是白族音乐的探索期，八十年代为白族音乐研究的起步阶段，九十年代是白族音乐研究走向成熟的阶段，二十一世纪以来则是白族音乐研究方法多元化的阶段。这一学术研究上的特征也是与整个现代民族音乐学在中国所经历的发展阶段是一致的”。{32}二十多年来，正是有了我们许许多多前辈学者数十年如一日地为云南大理地区白族传统音乐的挖掘、抢救及理论建设、含辛茹苦、忘我耕耘，才奠定了今日坚实的工作基础。同时，当我们为目前已取得的成果而兴高采烈时，也应关注到这样的现状：不少珍贵的音乐遗产正随着其赖以生存的文化土壤的改变和一些老艺人的逝去而佚失，因此，我们对民族音乐包括白族音乐的考察、采集、整理、保护等工作远未结束。笔者深信，在扎实的田野工作的基础上，白族传统音乐的研究工作会与中国其他少数民族传统音乐的研究一样，将迎来硕果累累的明天。

注释：

①杨秀，赵全胜。对少数民族地区高校引入本土民族民间音乐教学内容的思考――以大理白族民间音乐引入高校课堂为例［J］.人民音乐，2008.

②李晴海.大理白族民歌概述［J］.民族音乐，1987，4.

③伍国栋.白族音乐志［M］.云南人民出版社，1991.

④赵全胜.白族民间叙事歌的艺术特色［J］.音乐探索，2006，3.

⑤冯洋.从文化人类学视野看白族民歌［J］.2008年人文社会科学专辑，第34卷.

⑥关于大理白族民歌的研究成果还有：

李晴海.大理白族民歌概述［J］.民族音乐，1987，4.

段寿桃.白族打歌及其他［M］.云南民族出版社，1994.

张文，陈瑞鸿主编.石宝山传统白曲集锦［M］.云南民族出版社，2005.

赵宽仁.白族的音乐［J］.人民音乐，1961，11.

李晴海.西山白族风情与“西山白族调”［J］.音乐初探，1985，2.

饶峻妮，饶峻姝.略论大理白族情歌中的白由超越性［J］.大理学院学报，2009，5.

赵怀仁.论白族民歌曲调的忧伤色彩［J］.中央民族大学学报（哲社版），2007.

杨秀.大理白族原生态民歌的音乐特性［J］.民族音乐，2008，3.

⑦大理市文联等编.白族大本曲音乐［M］.云南民族出版社，1986，4.

⑧董秀团.学术史视界中的白族大本曲［J］.思想战线，2004，4.

⑨此类成果还包括有：杨亮才.谈白族大本曲［J］.中央民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85，2.

伊铨.论大本曲之“三腔”白族传统曲艺大本曲的三腔介绍［J］.民族音乐，1987.

李晴海.白族民间大本曲概述［J］.云南艺术学院学报，1996，4.

丁慧.云南白族大本曲的音乐特征［J］.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2009，1.

杨红斌.大理白族民间音乐的类型及表现形式［J］.民族音乐，2008，3.

⑩张涛.省级在研课题.白族大本曲的保护和传承.

{11}张绍奎.白族吹吹腔音乐概述［J］.民族音乐，1987，2.

{12}寇邦平.白族吹吹腔初探［J］.民族艺术研究，1988，5.

{13}李晴海.白剧音乐的回顾与思考［J］.民族艺术研究，1989，5.

{14}傅媛蕾.论白族白剧音乐的形成和发展［J］.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2.

{15}其他还有：蒋菁.白剧望夫云的音乐成就［J］.中央音乐学院学报，1988，2.

尹铨.白剧音乐发展之我见［J］.民族艺术研究，1988，3.

杨晓凡，马永康主编.白剧风采［M］.内部资料，2006.

丁慧.云南白剧“吹吹腔”夕与高腔、昆曲的渊源关系［J］.云南艺术学院学报，2007，1.

{16}李洋.大理白族自治州民族民间器乐概述［J］.民族艺术研究，2000，3.

{17}赵全胜.白族唢呐与白族民俗活动［J］.大理学院学报，2009，1.

{18}杨红斌.白族八角鼓的演变［J］.民族音乐，2008，3.

{19}此类研究还包括：杨育民.大理、洱源地区白族民间唢呐乐曲调式初探.民族音乐，1984，5.

马建强.云龙白族唢呐及其音乐形态探析［J］.民族艺术研究，2001，6.

黄锦华.白族唢呐锣鼓乐浅探［J］.民族艺术研究，1999，4.

徐傲丹，吴永贵.白族吹打乐探究［J］.民族音乐，2008，4.

{20}石裕祖.简论白族霸王鞭舞［J］.民族艺术研究，1989，6.

{21}潘晓敏，山雨彤.云南白族“霸王鞭舞”传承现状调查及保护建议［J］.曲靖师范学院学报，2008，2.

{22}孙淼.白族霸王鞭舞的文化透析［J］.中华文化画报.

{23}此类成果还包括有：石裕祖.简论白族霸王鞭舞［J］.民族艺术研究，1989，6.

羊雪芳.剑川白族民间舞蹈艺术与生活的关系［J］.民族艺术研究，1999，5.

聂乾先.关于白族舞蹈――从大型白族歌舞《玉洱银苍》说开去［J］.民族艺术研究，2001，1.

聂乾先.“白族打歌《考略》与《质疑》”之我见［J］.民族艺术研究，2001，1.

{24}大理市下关文化馆.大理洞经音乐［M］.云南人民出版社，1990.

{25}何显耀.古乐遗韵――云南大理洞经音乐文化揭秘［M］.云南民族出版社，2002.

{26}羊雪芳.剑川洞经音乐调查［J］.云岭歌声，2003，4.

{27}张文.略谈白族洞经音乐的继承与发展［J］.音乐探索，2003，1.

{28}还有：罗明辉.关于洞经音乐问题的探讨［J］.中央音乐学院学报，1999，4.

{29}杨明高.白族本主祭祀活动中的音乐文化［J］.艺术探索，1997，S1.

{30}周凯模.民间仪式中的女性角色、音乐行为及其象征意义――以中国白族“祭本主”仪式音乐为例［J］.音乐艺术，2005，1.

{31}此类成果还有：石裕祖.大理地区白族佛教乐舞纵横考［M］.云南省民族艺术研究所编.云南民族舞蹈论集.1990.

张逾.白族阿吒力佛教乐舞［J］民族艺术，1998，1.

石裕祖.白族巫舞及其流变［J］.民族艺术研究，1998，3.

{32}杨曦帆.民族音乐学视野下的白族音乐研究［J］.民族艺术研究，2009，2.

参考文献：

［1］吴学源编著.滇音荟谈――云南民族音乐［M］.云南教育出版社，2000.

［2］田联韬主编.中国少数民族传统音乐（上）［M］.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1.

［3］李晴海.“白族音乐”――中国大百科全书・音乐舞蹈卷［M］.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9.

［4］萧梅.田野萍踪［M］.上海音乐学院出版社，2004.

［5］洛秦.音乐人类学的中国实践与经验的反思和发展构想（上）［J］.音乐艺术，2009，1.

社会调查研究概述篇5

论文摘要:以分析法国社会学象麦埃尔·布迪厄的论文《体育社会学计划》为切入点，探讨法国体育社荟学与法国结构主文盛荟学理论之间的传承、反思关系以及它对特定的社会状况的折射和它所提供的薪矫冤妹度。并结合中国体育社会学研究实际，对体育概念的定义、研究方法和研究领域等进开反思。

1、法国体育社会学与皮埃尔·布迪厄

1.1体育社会学与社会学理论

    在西方体育社会学理论中呈现出“研究体育与社会关系论”和“作为社会事实存在的体育”两种研究的取向，亦可以理解为“社会分层视角下的体育”和“体育内部的社会机制和背景”，但是无论何种研究取向，都将体育现象认定为研究对象。同时体育现象又是作为一种文化实践，所以其中出现的各种定义及分析，都应当在社会情境中通过社会互动来决定，这也就意味着，必须将体育运动作为社会现象进行理解，所以，应用社会学的理论有助于理解和分析体育现象，进而促进体育社会学的发展。

    大多数体育社会学学者承认体育社会学属于社会学的一个分支，它和母学科—社会学一样，在实践与理论层面都引发了众多的争议。社会学理论的多样性反映了社会生活本身的多样性与复杂性;社会学理论也为人们观察社会提供了多维的视角。所以，体育社会学理论在一定程度上也具备了上述特质。

1.2皮埃尔;布迪厄与《体育社会学计划》

    皮埃尔·布迪厄，20世纪世界著名社会学家。英国卫报评价他为“许多人心目中的当代知名学者”，一位可与福柯、巴特、拉岗等比眉的思想家。同时他的几篇论文成为法国体育社会学的奠基之作。《体育社会学计划》选自布迪厄1987年出版的作品集《说过的话》(《choses dits》)，源于198年11月，作为小组研究《身体生活与游戏》的前言，1983年7月;在“体育、社会阶层与亚文化”国际社会科学会议(i.c.s.s)上宣讲。该论文被看作法国体育社会学的开篇之作，通过引人布迪厄场域论，对体育、运动参与现象进行了分析，并作出了一定的导向性理解，为日后法国乃至世界的体育社会学研究奠定了研究基础。

2、《体育社会学计划》的3个维度评析

2. 1与法国社会学理论间的传承一反思关系

    1)传承结构主义理论。从思想渊源出发，布迪厄受法国社会学家涂尔干结构主义思想的影响，所以早期的布迪厄将自己的所有著作建立在结构范式之上，这使得他把分析的对象封闭在本质上属于静态决定论的系统之内。在《体育社会学计划》(简称《计划》)中，清晰地体现了布迪厄的这种对思想渊源的传承与反思。从传承角度，布迪厄，认为，为了能构建一种体育社会学，首先应做到，不能将某项体育运动从体育运动参与形式的整体中割裂出来进行分析，应当将运动参与空间视为一个系统，在这个系统中，每个因素都能获得相应的价值。再者，从运动参与的方式选择和欣赏运动参与行为的角度看，都与物质世界和社会关联，形成决定个人偏好体系的各种因素。由此可以看到，布迪厄所希望构建的体育社会学理论是建立在结构主义的范式之下，传承了涂尔干所开创的法国结构主义社会学的特质。

    2)反思结构主义理论。由于结构主义存在的化约主义和继而形成的过度化约性，使布迪厄面临了结构主义者都面临的悖论，即主体的缺席。从布迪厄对运动参与的研究角度出发，他首先承认“它阵育运动)的一个特点是构建了运动参与领域的种种结构”，但是立刻，他认为:“体育运动的空间，并木是一个自我封闭的空间，它被实践参与和消费的各种领域所接受。”在实践研究层面上，《计划》也提出了对结构主又社会学所带来的某种局限性的批判。如“宁可满足于仅仅了解那些未知现实的支末，而决不提出问题，这就好像学术理论大师先构建了一个理论框架草图，然后从内部详细地打造理论细部”。但是，“运动参与的历史不再仅仅是一段模式化的历史，而是具备一种系统化的变迁”。由于这种研究倾向，会导致理论和现实在某种程度上的脱节。在具体的调查分析方式上，布迪厄在《计划》中也反思了统计学在调查中的作用。他认为统计学的方式“掩盖了运动参与的一种分散性”，忽视了“在相同的名称下，不同的参与方式的共同存在”和“参与者的社会多样性”。

2. 2折射特定的社会状况

    布迪厄的学术黄金期及提出《计划》的时间正处于20世纪80年代，是后现代思潮风靡的时代。首先是对社会状况的一种质疑，如美国高校中，黑人运动员的生活状况，以及在现实社会中，体育社会学发展中所存在悖论:“一部分相当了解体育的人往往不知道如何描述体育，而一些具备描述能力的人却不了解体育并且还经常蔑视体育，或以错误或者偏差的形式来看待体育。”再者，《计划》也对某些新的运动参与方式加以关注，并以繁盛的体育发展现状来质疑相对固定的体育概念。如《计划》中对christian pociello研究的引用，以展现对橄榄球运动定义的历史变迁。从而得出结论:“体育这一概念下所形成的社会适应性会在社会客观性中被凸显出来，它实现的方式是通过一个特性整体来实现，然而这一特性却不仅仅是由纯粹的技术性定义来确定。”

    由此可见，《计划》所引领的法国体育社会学思想，不仅关注和折射了当代运动参与变迁的过程，同时也对原有的社会学解释进行了反思与剖析。

2. 3为人类理解社会提供新的视角

    1)场域论在体育社会学中的应用。“场域”概念是由布迪厄提出，并逐渐引人社会学、体育社会学研究之中。它是一种关系模式，所指的是在这种关系模式中，具有支配和规约功能的权力集合。从布迪厄的分析看，“在一个场域中，各种因素和各种机制是以多种不同的力量的形式，在一个建构性的规则下和一定的游戏空间中，处于相互角力之中，但是，当在这个场域中支配方已经有办法消除抵抗和对支配权的质疑”。由此，布迪厄引人了场域概念与场域分析的方法，如从社会整体角度出发，对发生在社会某一层次的体育现象进行把握，比如，从参与运动人员的社会地位调查来分析参与者的分布状况;通过对协会会员的数目、协会经济实力、协会领导者社会特性等等方面进行调查，来分析不同协会的差异。

    2)身体社会学在体育社会学中的引人与应用。由于体育运动有较多的身体活动的成分，布迪厄在《计划》中也关注了身体的社会符号意义，以及建构身体社会学研究的目的和发展方向。在《计划》的开篇中，布迪厄就提及了在体育运动中身体的特殊地位和研究身体的理论意义，并展开了相关的研究维度，具体表现为“人们对他们所欣赏的身体的描述和对个体间身体关系”。这两种研究的维度同时可以体现在现实社会层面和历史层面上，前者体现在比较不同运动中，参与者之间身体距离以及之中存在的社会干预问题:“比如他们会采用身体直接接触的形式，像身体对身体，比如角斗、橄榄球;或与之相反的，对所有身体接触都有排斥，如高尔夫球，或者用球来作为接触的中介，比如网球，或以器械作为接触的中介，如剑术”;而后者，在历史层面上，布迪厄引人的分析方式对在不同历史时期的体育运动中，对人们理解身体的方式进行分析，集中体现在语词的描述中。

3、结论

    1)作为法国体育社会学的开篇之作，《计划》形成了承上启下的作用，既传承又反思了法国社会学的研究理论与成果，又在新的视角下折射了当代运动参与现状的变迁，并为人们的理智提供新的思考维度。

    在当前法国体育社会学的研究中，一定程度上也继承了布迪厄的场域研究的传统，也拓展了身体社会学的研究。在身体社会学的探讨领域，将体育运动的身体符号意义拓展至广告等大众传媒中，与更多的社会学研究成果相互交汇，以获得更为全面具体的认识。

    2)法国体育社会学对我国相关研究的启发。

    (1)对概念定义的反思。目前国内体育界对体育概念的定义众说纷纭，提出了多种有益的研究维度，尤其在体育概念的各种属性上有较多的描述和争论，所沿用的主要方法是属加种差的方式。但是随着体育运动与其他身体运动之间的界限日渐模糊，衍生出大量规则性、竞技性程度不同的运动参与形式，所以，从体育的归属来说，明确的概念形式一直受到挑战，从种差来说，新的运动形式的产生，以及运动形式之间边界的模糊，规则在不同场域下的变化，使种差也失去了较大的明确性。布迪厄开创的法国体育社会学研究方法在一定程度上另辟蹊径。《计划》中所提出的从社会客观性和社会学整体性的角度来凸显体育概念，承认官方性定义对某些参与形式的排斥和吸纳，试图从社会文化史的维度，去解读体育概念形成的过程，发现其背后隐含的社会性、历史性因素。这对我国目前体育概念的诊释，是新的思考方式，即以描述过程来分析背景，继而凸显意义。

    (2)调查方法的丰富。《计划》的研究落实在场域论的研究成果上，而这样就要求在社会学调查中，去透析所调查场域的种种特征。虽然他对统计学研究的批判值得商榷，但是对我国的体育社会学，或者社区体育研究有一定的反思意义。它提供了两个研究的维度，一是机构性维度，即考虑单纯的运动参与行为下，它的各种支撑因素，包括政治性和民族性;二是历史变迁维度，即考察固定运动参与形式的雏形和变迁至今的过程。

社会调查研究概述篇6

关键词：图书情报学 研究方法 假设检验 实证研究 规范研究

中图分类号： G250.1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3-6938（2013）04-0039-05

科学发展的历史表明，任何一门学科的发展都离不开规范的研究方法的支撑，图书情报学同样如此。图书情报学的发展历程充满了坎坷和纷争，在研究方法等基础理论方面表现得尤为明显。虽然很多研究者都对此进行了探索和研究，但大多都浅尝辄止，形成了相当热闹但也相当混乱的研究局面：一方面，研究者意识到方法论对于一门学科的发展非常重要，甚至将有没有专门的研究方法作为一门学科是否成熟的标志；另一方面，研究者对于图书情报学研究方法的概括和表达具有很强的随意性，所形成的概念体系五花八门，不能很好地融入整个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论体系。因此，在整个社会科学研究方法体系框架中，重新整合图书情报学研究方法概念体系，对于图书情报学的健康发展及其在整个社会科学体系中学科地位的确立具有重要意义。

1 图书情报学研究方法的层次

1983年，乔好勤[1]在《试论图书馆学研究中的方法论问题》一文中，首次完整地提出了图书情报学研究方法的三层次说，即哲学方法、一般科学方法和专门科学方法。1985年，随着吴慰慈、邵巍[2]在《图书馆学概论》一书中详细阐释了该论说，层次论逐渐得到学界的确认，并成为图书情报学方法论研究的主流观点。

遗憾的是，有相当一部分研究者将图书情报学研究方法层次论的三个层次，错误地理解为三类方法，并且由此开始了对图书情报学专门研究方法“孜孜不倦”的探索。其实，乔好勤[3]在《试论图书馆学研究中的方法论问题》一文中已经明确提到，哲学方法是一切科学方法的基础，其他一般方法和专门科学方法都是哲学方法的具体体现，专门科学方法以哲学方法为指导，是一般方法论的具体化。金胜勇[4]也曾在《关于图书馆学专门研究方法之分析》一文中提到，任何一门学科的科学方法论都是由哲学方法、一般研究方法、专门研究方法三个层次所组成的。很多研究者致力于探求图书情报学专门研究方法，其用以彰显图书情报学学科地位的美好初衷固然可以理解，但是，任何一门学科的专门研究方法都是来自于哲学方法和一般研究方法，独立于哲学方法和一般研究方法层次之外的专门研究方法是不存在的。王子舟[5]在《图书馆学研究法及相关概念辨析》中指出，近年流行的“图书馆学专门研究方法”是一个伪学术概念，建议图书馆学界停止使用。虽然笔者不同意王子舟将工作方法与研究方法合二为一的观点（吴慰慈[6]曾在《关于图书馆学研究方法的思考》一文中，着重指出要分清研究方法与工作方法的区别），但是并不反对王子舟所持的没有专门研究方法的观点。陈慧鹏[7]在《嬗变与回归：论图书馆学专门方法研究》一文中虽误读了金胜勇关于图书馆学专门研究方法的态度，但是笔者却非常赞同他的观点，“专门方法的界定其实既无必要，也不可行。只有回归研究实践，结合具体问题探讨研究方法，才能将方法论研究重新拉回到原先设定的用以指导图书馆学研究实践的轨道” 。

2 图书情报学研究的科学哲学

如上所述，图书情报学研究方法是三个层次而非三类方法，准确地说，哲学方法并不是一种具体的方法，而是从哲学的高度对图书情报学具体研究方法所做的一种关照，它必须也必然要通过一般方法和专门方法来体现其方法论价值。很多研究者从辩证唯物主义[8]、历史唯物主义[9]、本体论[10]、价值论[11]、发展观[12]、历史观[13]、三个世界[14]、信息哲学[15-16]等不同角度对图书情报学的哲学方法进行研究。但是笔者认为，讨论图书情报学研究的哲学方法，首先要讨论的是图书情报学研究所涉及的科学哲学。

金胜勇曾在《论科学哲学对图书馆学科学性的观照》一文中提到，有三种对图书情报学研究起到重要指导意义的科学哲学[17]。其一是波普尔的证伪主义，“一切知识命题，只有能够被经验事实证伪才是科学的，否则就是伪科学（Pseudo-Science）”，基于这种思想，我们需要具有质疑和批判的精神，勇于寻找反面例证，挑战经典，怀疑权威。其二是库恩的科学革命理论：科学的发展经历着“前科学常规科学反常与危机科学革命常规科学”这样一个循环过程，该科学哲学指导图书情报学研究要勇于面对危机与挑战并接受新的研究范式。其三是拉卡托斯倡导的“科学研究纲领方法论”（Methodology of Scientific Research Programmers，MSRP），MSRP解决了波普尔和库恩所未能解决的“科学与伪科学的划界”、“科学进步与知识退化区别标准”问题，并对理论研究提出了明确的要求。

科学哲学为科学的研究者提供如何理解、掌握和运用一切具体方法的理论，为科学提供思想基础，审视基本问题，检验基本假定[18]。图书情报学研究者世界观和方法论都发乎于某一种科学哲学，并在潜移默化中影响图书情报学的研究活动。科学哲学为图书情报学的创新和发展提供强有力的支持，研究者只有依据一定的科学哲学才能寻找科学研究的精神动力和研究方向。

3 图书情报学的研究逻辑

逻辑是思维、思维形式的规律，是指导人们所有思维活动的准则。图书情报学研究作为一种高层次的思维活动，必然离不开逻辑，没有任何一种科学研究能够脱离逻辑，也没有任何一种研究方法可以不符合逻辑。某些研究者将逻辑概括为图书情报学研究的一种具体方法[19]的认识是错误的，因为那样就意味着必然存在一些非逻辑的方法（即可以脱离逻辑的方法），这本身就不符合逻辑。

逻辑有两种基本思维进程，即归纳逻辑和演绎逻辑，两者都存在着不能克服的局限性。归纳逻辑的前提与结论之间的联系具有或然性，即结论未必是可靠的；演绎逻辑虽然是一种必然的逻辑推理，却强烈依赖归纳逻辑为其提供前提。科学研究在规避两种逻辑局限性的基础上，衍生出一种独到的研究逻辑——假设检验。其基本步骤是：①通过研究初探，提出研究假设；②运用逻辑推演，从研究假设中推导出一组经验命题；③通过操作化过程将经验命题和概念具体化为测量指标；④搜集有关资料；⑤整理与分析资料；⑥检验与批判研究假设，形成研究结论。例如Ludo Waltman等人[20]在《A new methodology for constructing a publication-level classification system of science》一文中，针对个人文献进行等级划分的分类系统进行了研究，其研究过程就遵循了假设检验的研究逻辑。

根据假设检验这一研究逻辑的基本过程，科学研究工作一般可以具体分为准备阶段、搜集资料阶段、分析资料阶段和总结阶段四个阶段。其中搜集资料阶段和分析资料阶段是科学研究工作的核心阶段，下文所讨论的图书情报学的研究类型和具体方法都是以这两个阶段的工作为依据的。

4 图书情报学的研究类型

同其他社会科学研究一样，图书情报学研究也分为许多研究类型，研究类型与研究方法有着紧密的联系，但即便如此，也不能将研究类型与研究方法混为一谈[21]。在图书情报学的研究过程中，只有准确定位研究类型，才能设计和采用更适当的研究方法。

4.1 调查研究和试验研究

如上所述，所有的研究过程都包括搜集资料（信息）这样一个核心阶段。根据资料发生（信息源）的情况，可以将所有的科学研究分为调查研究和试验研究两大类型。如果资料（信息）独立于研究工作而客观存在，无论存在于文献中（包括网络文献）、人的头脑中、还是自然界或人类社会中，也无论是已经发生过的还是正在发生的，都属于调查研究；如果（信息）是研究人员根据研究需要而“设计”或“制造”出来的，无论是在实验室“设计”、“制造”出来，还是在特定的社会现场“设计”、“制造”出来，则属于试验研究。

由此可见，调查和实验并不是具体的研究方法，而是科学研究的两种类型。这其中，试验研究在自然科学研究领域的应用比较普遍，而在包括图书情报学在内的社会科学研究中，绝大多数研究都是调查研究。因此，经常有研究者将调查法概括为一种具体的研究方法，实际上是对调查研究的片面的、狭义的理解[22]。

4.2 描述性研究和解释性研究

根据研究的目的和性质，社会科学研究分为描述性研究和解释性研究两种类型。描述性研究是指搜集相关资料进行分析加工，把研究对象的状态和情况真实地描绘、叙述出来，用以回答研究对象“是什么”或“怎么样”的问题；解释性研究是以一定的命题或假设为前提，运用假设检验的逻辑过程探讨事物内部的系统功能或现象之间的因果关系，从而对研究对象的本质属性和发展规律做出明确的阐释。解释性研究根据研究具体着力点的不同又分为因果性研究和预测性研究，用以回答研究对象“为什么是这样”或“将怎么样”的问题。

对于描述性研究和解释性研究的研究类型划分，往往被许多研究者所忽略，事实上这种研究类型定位对于图书情报学的研究十分关键。如前所述，以解释性研究为代表的科学研究应遵循假设检验的研究逻辑，但纯粹的描述性研究并不需要提出研究假设，因此在描述性研究的逻辑过程中，需将“提出研究假设”调整为“建立描述框架”，这将对搜集资料和分析资料方法的采用产生重要影响，也因此决定着图书情报学研究的研究过程。

目前单纯的描述性研究已经越来越少，更多的图书情报学研究是在描述性研究的基础上进行解释性研究。但由于研究的出发点不同，两类研究的区别还是非常明显。例如，比较赵俊玲等人[23]在《国外数据库商的数字保存行为研究》一文中对国外数据库商的数字保存行为所进行的描述性研究，宛玲等人[24]在《试析中文搜索引擎的评价标准》一文中对中文搜索引擎的相关评价标准所做的解释性研究，杨文祥等人[25]在《对我国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研究的反思与展望》一文中所做的关于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的描述与解释相结合的研究，两种研究类型对于研究过程的不同侧重便显而易见。

4.3 实证研究和规范研究

讨论社会科学研究的类型，就不得不论及实证研究。当前，图书情报学领域的实证研究让许多研究者爱恨交加。曾几何时，图书情报学的传统研究方式特别是关于基础理论的研究方式，一度被视为“闭门造车”式的研究。虽然有些专家学者也尝试用“思辨研究”的价值为传统的研究方式正名，但是当实证研究的浪潮袭来时，传统研究方式的海岸仍然有被这股清新与混浊并存的大潮吞没之势。实证研究，顾名思义就是通过分析来自实践的证据来获得研究结论。当前图书情报学界有些研究者对实证研究的推崇已经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单纯强调实证研究的重要性[26]，却置实证研究注重搜集第一手资料的本质属性于不顾，简单地将实证研究等同于定量研究，认为有庞大的数据支持或者构建了某个所谓的数学模型就是实证研究了。事实上，个案研究、实地观察或访谈，这些以定性分析为主的研究类型或方法，才是获得第一手资料的主要方式，才是实证研究的基础。

此外，当我们讨论实证研究时，经常忽略了一个关键性的问题，即同实证研究相并列的研究类型是什么，难道都笼统地称作“非实证研究”吗？偶有研究者将思辨研究同实证研究对应起来[19][26]，但这种观点却不能在社会科学研究方法体系中得到肯定。要弄清楚这个问题，必须从实证研究的逻辑基础入手。实证研究通过搜集分析第一手资料从而得出关事物情况的普遍性结论，这是归纳逻辑在发挥作用。而同归纳逻辑“从特殊到一般”的思维进程恰好相反的是演绎逻辑，因此以演绎逻辑为基础的规范研究应该是同实证研究相并列的研究类型。规范研究中的规范有两种解释，一是这种研究的结论经常以规范命题的形式表现出来，即得出“应该如何”或“不应该如何”的结论；二是规范研究是建立在演绎逻辑的基础之上，而演绎逻辑的前提与结论之间的联系具有必然性，所以其研究结论被视为可靠的（研究是规范的），这同建立在归纳逻辑这种或然性逻辑基础之上的实证研究是不同的，因此被称为规范研究。

可以确定的是，实证研究和规范研究也是科学研究中相互支撑共同发展的两种研究类型，而非两种具体的方法。这两类研究对图书情报学的发展同样重要，那种片面强调实证研究的经验性或片面强调规范研究的理论性的认识都是非常荒谬的。图书情报学界利用规范研究所取得的研究成就不会磨灭，而实证研究的实证价值也会越来越受到重视。兰开斯特早在上个世纪70年代就提出“无纸社会”的大胆预测[27]，并描述了图书馆与图书馆员的发展前景[28]，虽然有些预测并未如期实现，但他的研究被认为是“走在科学的道路上”[17]，而这样的预测性研究显然必须通过规范研究得以实现；而当前学界对于图书情报事业发展中一些重大问题的分析，则必须通过实证研究才能够得出符合客观规律的结论来。

4.4 普遍研究、抽样研究、典型研究和个案研究

随着以美国盖洛普民意调查所为代表的民调机构兴起以及大规模社会调查活动的开展，“抽样研究”结合“问卷调查”、“统计分析”成为现代社会科学研究特别是社会调查研究的标志性研究方式。但实际上，抽样是一种确定（调查）研究范围的方法，而并非一种具体的研究方法，是依据研究范围所划分出来的一种研究类型，与之相并列的研究类型还有普遍研究、典型研究、个案研究。

普遍研究是指通过对研究总体所包含的每一个个体进行无一遗漏的考察和分析，从而得出关于研究对象的普遍性结论的研究类型。同其他几种研究类型相比，普遍研究的结论最为全面、准确，也最具有普遍意义。但由于普遍研究的研究范围往往涉及一个地区甚至一个国家，需要投入很高的人力、经费和时间，因此这种研究类型很少在图书情报学研究中采用。

抽样研究是指按照一定方法从总体中抽取一定的个体形成样本，通过对样本调查分析来推断总体的情况，其本质是以样本的统计值来推断总体的参数值。根据是否遵循随机原则，抽样研究分为概率抽样（也称随机抽样）和非概率抽样。概率抽样的主要方法有简单随机抽样、等距抽样、分层抽样、整群抽样和多阶段抽样；而非概率抽样经常采用的抽样方法有偶遇抽样、立意抽样（主观判断抽样）、配额抽样和滚雪球抽样等。图书情报学领域有一些年轻的研究者对随机原则有错误理解，往往把偶遇抽样等非主观判断抽样误解为随机抽样。其实概率抽样不同于非概率抽样的主要区别有两点，一是在抽样过程中必须编制抽样框（也称抽样范畴），二是其抽样误差可控制、可测度，因此概率抽样是我们在从事图书情报学抽样研究时的第一选择。当然，有些情况下因为很难编制抽样框，所以研究者往往会被迫采用非概率抽样，这时应尽量采用配额抽样的抽样方法，通过对研究总体进行科学细致的类型划分，努力去降低非概率所带来的抽样误差。

典型研究是指从研究总体中选取若干具有代表性和共性的个体进行调查研究，从而认识同类研究现象发生发展规律的研究类型。典型研究过程中，对“典型”的确定主要依靠主观判断，并且典型研究的结论只能反映同类研究对象的情况，并不能对研究总体产生普遍性指导意义。由此可以得知，我们一些研究者经常把先进经验或突出案例作为典型进行研究，从而得出关于图书情报事业或图书情报学某方面普遍性结论的做法[29]，是违背典型研究的原理的，其结果往往会产生以偏概全的逻辑错误。

个案研究是指针对某一特定对象，全方位搜集相关资料进行分析研究的研究类型。上述几种研究类型，从普遍研究到抽样研究、典型研究和个案研究，其研究广度呈递减趋势，而其研究深度则呈递增趋势。因此，进行个案研究必须放弃研究结论的普遍意义或外在效度，转而追求个案的内在机理和研究深度。那种以一个研究个体为例，就得出关于某类研究对象总体结论的做法是站不住脚的[30]。在当前研究都普遍注重实证研究的氛围中，个案研究由于其注重搜集第一手资料的特点，理应在图书情报学研究领域具有更广阔的应用空间。

图书情报学研究中的各种研究类型没有“高低贵贱”之分，只有“适用”与“不适用”的区别。在研究过程中，根据研究需要确定研究类型，从而进一步选择最恰当的研究方法，是我们对待研究类型和研究方法的正确态度，而不应该去追求研究类型和研究方法的“时尚性”或“传统性”，从而背离图书情报学研究的正确道路。

5 图书情报学研究的具体方法

当我们将图书情报学研究方法概念体系中的研究层次、研究逻辑、研究类型等分支概念阐释清楚时，图书情报学研究的具体方法终于要清晰简明地浮出水面了。根据研究过程中搜集资料和分析资料两个核心的研究阶段，图书情报学的具体研究方法需要从搜集资料的方法和分析资料的方法两个方面来表述。

5.1 搜集资料的方法

任何科学研究都要经历搜集资料的过程，即使是有些学者提到的思辨研究也不例外，只不过思辨研究所需要的资料多是之前已经搜集好的。搜集资料有问卷法、访谈法、观察法、文献法和实验法等五种方法。这其中，问卷法是调查研究中经常被采用的方法，甚至有研究者直接把问卷法谬称为调查法。除一般问卷以外，量表法作为对主观社会指标进行测量的特殊问卷，也经常在图书情报学研究中被采用，例如对用户满意度的调查。问卷法和抽样、统计分析相结合，成为现代社会调查研究的主要特征。此外，任何科学研究都离不开文献，文献法是任何科学研究都必定采用的方法。由于文献是记录有知识和信息的一切载体，所以文献法的采用早已超出了传统纸质文献的范畴，而拓展至网络文献和数字资源。基于研究对象、研究特点等原因，文献法在图书情报学研究中的运用就更为广泛和直接，图书情报学领域的研究者经常提到的引文分析法、内容分析法以及各种检索法，其实质都是文献法。

5.2 分析资料的方法

最后都要通过分析资料来得出研究结论。分析资料的方法有统计分析和理论分析两大类，即我们平时所称的定量方法和定性方法。统计分析的方法又可以分为描述性统计分析和推断性统计分析；而图书情报学研究领域经常采用的理论分析方法有采用因果分析法、比较分析法和结构-功能分析法等。需要特别指出的是，统计分析的方法并不能独立于理论分析而存在，任何统计分析的方法都存在一定的理论分析方法做逻辑基础。例如，统计分析中经常采用的相关分析，实际上就是以理论分析中的共变法（一种因果分析法）为逻辑基础的。

由于网络环境的影响，科学研究的“跨时空”模式逐渐盛行，研究者与研究者之间的时空界限、各研究环节之间的阶段性界限逐渐模糊。许多研究工作已经将搜集资料和分析资料的阶段合二为一，也产生了诸如“头脑风暴法”、“德尔菲法”这样兼具搜集资料和分析资料性质的综合性研究方法。在图书情报学研究领域，这种情况也比较常见。我们所熟知的一些图书情报学研究常用的方法，往往就是这类综合性研究方法，如引文分析法、文献计量法等等。

但是，这类综合性方法的产生需经研究实践的长期积淀，也必须符合研究方法概念体系的逻辑要求。有些研究者在研究过程中不但追求研究内容的创新，还非常热衷于进行研究方法（名称）的推陈出新，经常“创造”出一些“新颖”、“时尚”、“前沿”的研究方法。这些急功近利甚至是哗众取宠的做法通常有以下几种情况：第一，根据研究客体“创造”研究方法，例如社会网络分析、内容分析法等各种冠以“分析”二字的方法，这些所谓的分析方法只是反映了分析的对象或途径，并没有反映出分析方法的本质，即到底是怎样分析的。第二，根据研究方式“创造”研究方法，例如检索是文献法实施过程中的一个步骤，但图书情报学的很多研究者竟然“创造”出数据检索法、事实检索法等众多的研究方法。此外，国外有些研究活动中采用的某种研究方式如“名义群体”、“互动小组”等，经由国内研究者的翻译和理解，往往就变成了一种具体的研究方法并且得到追捧。第三，根据工作内容来“创造”研究方法。王子舟[5]先生坚持认为工作方法应该属于研究方法，并且举例说明索引法在图书馆学研究中的应用。但我们不妨设想一下，如果在图书馆工作中编制《经济学论文索引》，那应该属于图书馆学研究法经济学研究法呢？第四，通过望文生义“创造”研究方法。有些研究者在研究方案中同时采用了历史法和文献法，岂不知历史法就是文献法。类似的情况还有调查法（往往是问卷法）、逻辑法（任何一种方法都离不开逻辑）等等。

6 结语

1957年，刘国钧[31]先生在《什么是图书馆学》一文中明确指出，独特的科学研究方法是图书馆学作为一门独立科学存在的条件之一。这一重要论断激励着一批又一批图书情报学研究者走上探寻图书情报学专门研究方法之路，也使笔者在对本学科的方法论研究现状不无微词的同时，对这些研究者充满了真诚的敬意。但是相比总结和升华图书情报学的“专门”研究方法，如何使图书情报学研究方法的使用更规范、表达更准确，对于图书情报学的健康发展及其在整个社会科学体系中学科地位的确立具有更加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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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调查研究概述篇7

关键词：企业员工；社会融合度；量化分析

中图分类号：F24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2）10-0127-02

一、社会融合程度的定义

社会融合程度是指群体中个体之间的心理联系。帕森斯在《社会体系和行动理论的演进》（1977）一书中，将社会融合概念纳入结构功能主义理论构架之中，从而使社会融合成为社会学理论中的核心概念之一。他把社会融合概念规定为如下含义：（1）社会体系内各部门的和谐关系，使体系达到均衡状态，避免变迁；（2）体系内已有成分的维持，以对抗外来的压力。帕森斯还认为，一个社会要达到融合的目的，必须具备这样两个不可或缺的条件：（1）有足够的社会成员作为社会行动者受到适当的鼓励并按其角色体系而行动；（2）使社会行动控制在基本秩序的维持之内，避免对社会成员作过分的要求，以免形成离异或冲突的文化模式。

二、影响社会融合程度的因素研究综述

1978年，卡茨和卡恩认为社会融合度是一个多层面的现象，并用群体吸引力、对群体其他成员的满意度和群体成员之间的社会交往来衡量。1981年，肖用“凝聚力”来表示社会融合度，并群体吸引力、群体成员一般道德观和群体成员合作程度来具体测量。之后的1985―1989年间，霍夫曼、沃德、格瑞、舍曼、瑞利等人，总结前人经验，认为人口统计特征相似性（如种族、年龄和教育程度等）与群体凝聚性有极大关联。

尽管早期的一些研究所使用的具体方法和对变量的具体理解不同，但都体现了一个基本研究成果：群体人口背景特征的相似性与社会融合度的提高有正向关系[1]。欧盟是世界上最早开始社会融合实践的地区。从2000年欧盟开始启动社会融合进程，2004年正式提出欧盟公民资格与社会融合指数，2007年修改为欧盟移民整合指数，包括了劳动力市场准入、家庭团聚、长期居住、政治参与、入籍和反歧视六条主线，每条主线又从四个维度方面加以详细衡量（见表1）[2]。

三、影响企业员工社会融合度的因素研究

长期以来，对社会融合度的研究都集中在广义的群体方面，而很少涉及狭义的特定群体，对企业员工社会融合度的研究更是几乎不曾涉及[3]。而现代企业治理是一个建立在“委托―”关系基础上的，倡导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企业所有者保留剩余索取权，而将经营权利让渡。为保证企业所有者获得更多的剩余，必须通过有效的经营加以实现，而企业员工正是实现有效经营的直接载体，因此，就非常有必要实现企业员工群体的有效融合。

为了更好地研究企业员工社会融合程度，笔者结合以往的研究成果和欧盟的成功经验，针对企业员工这一特定群体，拟定了15个影响企业员工社会融合度的指标（见表2）。

为更有效地分析上述指标影响员工融入群体的重要程度，笔者进行了抽样调查，被调查者根据自身情况，对上述指标影响其自身融入群体的重要程度进行了排序。对重要程度排名第一的赋值15分，排名第二的赋值14分，依此类推，排名最后的赋值1分。

调查时，被调查者根据自身情况选择普通员工和中层管理人员中的一项。本次抽样调查共发出调查问卷220份，回收有效问卷192份（其中普通员工问卷156份，中层管理人员问卷36份）。调查结果汇总如下：

四、结论

根据前述问卷调查，我们可以得出如下结论：（1）对普通员工和中层管理人员而言，影响其融入群体的主要指标基本一致。主要包括对企业使命和价值的认同感、和公司决策层对话的可能性、企业内部平等性、对衡量工作业绩方法的认同度。（2）影响普通员工和中层管理人员融入群体的主要指标存在一定的差异性。大多数被调查的普通员工认为员工背景特征的相似性是影响其融入群体的一个很重要的指标，这符合前人的研究成果。但被调查的中层管理人员却认为员工背景特征的相似性对于其融入群体不是那么重要。大多数被调查的普通员工认为，参与企业管理的可能性不是影响其融入群体的重要因素，但对于中层管理人员却恰恰相反。（3）采取相应措施提高社会融合度。企业应根据影响员工社会融合度的指标不断改善经营管理，完善内部工作流程和信息传导机制，加强企业文化建设和岗位培训，提高员工知识水平和结构，使其更多地参与到企业的管理来，创造条件提高企业员工的融合度。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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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调查研究概述篇8

【关键词】药物依赖；同伴推动抽样法；艾滋病／性病。

【中图分类号】R195.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0515(2010)2-007-05

药物依赖，世界卫生组织称为药物滥用，是指非医疗用途的、长期的、反复的、并不断增加药物剂量为特征的强迫性自行摄入行为。药物依赖行为，特别是共用注射器药物依赖的方式造成了多种疾病在全球持续流行和传播，给全世界造成巨大的健康损害和经济损失，是近年来备受关注的公共卫生问题。据2007年中国艾滋病疫情评估，因静脉注射感染艾滋病约占年新发艾滋病感染者人数的40.2％。自1989年在云南省瑞丽县吸毒人群中发现HIV感染者以来，云南省一直是中国艾滋病疫情的重灾区。全球范围内的许多研究者在这一人群中开展了与共用针具、不安全、多性伴等行为有关的研究和调查。

目前我国针对药物依赖者的相关文献资料主要来源于戒毒所，但我国绝大多数的药物依赖人员集中在社区，他们处于自然状态下，所以来源于戒毒所的调查资料在一定的范围上就显得不科学也不准确而在社区自然状态，药物依赖行为不仅是一种违法行为，同时也受到世俗的道德批判，因此社区中的药物依赖人员更愿意将自己的身份或行为隐藏起来，形成与外界相对隔绝、常人难以接近的社会网络，这就是所谓的难以接近人群(hard-to-reach pop-ulations)和隐蔽人群(Ilidden populations)。而要了解这类人群的行为特征、开展针对这些人群的调查研究．其挑战就在于获得代表性良好的样本。以往我们在调查研究中常用的概率抽样对普通人群的流行病调查较为适用，而对于药物依赖人群这样的难以接近人群和隐蔽人群就需要很大的样本量才能接触到其真实特征，浪费了大量人力、财力；另外，因为这类人群隐蔽．难以确定调查的样本量。所以，针对这类人群的调查研究所面临的首要挑战是设计出既可行、偏倚程度又尽可能低的抽样方法。

既然概率抽样方法不适用，那我们来看看非概率抽样的方法。随着统计学的不断发展，学者们已经研究出许多较为成熟的非概率抽样的社会调查方法，能够通过少量的分析样本，即可准确地估计和描述总体人群的特征。现在国外的很多研究机构更多的采用同伴推动抽样法(respondent driven sampling，RDS)对药物依赖人群和男性同性恋者等难以接近人群的行为进行调查研究。以下将对这种新方法和国内常用的非概率抽样方法进行比较，对今后针对难以接近人群的调查研究工作提供理论借鉴。

1 同伴推动抽样(respondent-driven sampllng)

同伴推动抽样 (respondent driven sampling，RDS)是一种新的流行病调查方法。该方法来源于1958年Coleman设计的链式推举法。用于研究社会网络的特征。1982年，Sniiders进一步补充说明了链式推举法更适用于推断社会网络的结构而不是其特征。随后Heckathorn和Broadhead分别于1994和1995年在美国康涅狄格州和俄罗斯雅罗斯拉夫尔市的IDU人群中对此法进行了改良而形成了RDS法11引。自2005年赵金扣教授等在北京市男性同性者调查中实施以来，现已逐渐被我国广大学者接受．成为研究隐藏人群的一种重要的抽样研究方法。

1.1　理论基础：

1.1.1　社会网络概念的引入：

RDS法源自于传统的滚雪球抽样方法，在抽样方式上承袭了滚雪球抽样法的基本形式。因为RDS法加入了社会网络的概念，解决了传统滚雪球抽样无法推论总体特征的问题。社会网络分析(socialnetwork analysis)是一种分析社会结构的理论和方法．它将个人或群体视为一个个点，将人与人之间、群体与群体之间的联系视为一条条连线。整个社会结构就可以视为由各个点及其连线构成的一张大网络(scott，2001)。RDS法根据社会网络理论，认为个人总是生活在一定的社会网络之中的，即使是这些隐藏人群也不可能是完全与世隔绝的个体，他们内部之间也存在相当的联系既社会网络。我们可以先找到在这个网络中较为资深的人员。从他开始摸索出他所在社会网络的特征，而一旦我们知道了构成这样隐藏人口社会网络的情况．我们也就可以对隐藏人口的总体特征有一个比较清楚的了解。米尔格拉姆(Milgram,1967：1-6)的研究表明一个人的社会网络通常包含5人，所以只要保证RDS的调查链足够长，那些在网络中相对封闭和孤立的人员也会被纳人到研究样本之中。

1.1.2　马尔可夫过程：

RDS方法中的网络招募方式被赫克索恩证明实际上是一个一阶马尔可夫过程(first-order Markovprocess)。马尔可夫过程是指每次事件发生某一状态的转移时，都只与该事件的上一状态有关，而与过去的状态无关。由此可以得出两个基本定律：第一，只要保证足够的调查轮次，无论调查招募者的起点情况如何，最终都可以达到样本的均衡状态。所以我们在研究开始选择的首轮调查对象无需刻意保持随机性。第二，通过RDS方法抽样可以很快达到样本的均衡状态，因为一阶马尔可夫链的收敛速度是很快的(Heckathorn,1997：174-199)。这个定律则表明RDS方法一般无需经过很多轮次即可达到样本均衡，再增加样本也不会得到更多新的情况。赵延东通过举例构建了招募转移概率矩阵证明，通常只需调查六轮即可达到样本均衡。

1.2　特点：

1.2.1　双重激励机制：

RDS法的一大特点在于其招募新受访者的机制，这种招募机制称为双重激励机制(dual incentivemechanism)。所谓双重激励，是从两个意义上说的。首先，每个受访者参加此研究后，不但可以在接受调查时得到一份奖励，还会因自己招募到新的受访者而得到奖励，这对他们构成了一种双重激励。其次，对除首轮调查对象以外的每个受访者而言，参加研究不仅会使自己得到好处。而且可以使他／她们的朋友――即招募者得益．这也对受访者形成一种双重的激励促使他们积极加入到研究中来。与传统雪球抽样法不同的是，RDS法不是要求这些初始受访者简单地推荐新的受访者，而是通过物质激励要求他们直接招募新的受访者来接受调查，这正是该方

法又被称为受访者推动法的原因所在。

1.2.2　网络招募方式：

依靠目标人群中首轮调查对象的网络关系去征募该人群中具有相同行为特征的其他成员。利用他们的网络关系影响调查对象，这样既可以减少调查对象的心理负担．增加应答率，还易找出隐藏较深或从未暴露的个体。得出这一群体的特征。首先，这类人群更愿意接受“朋友”的建议接受调查。这不但能使自己和朋友得益，而且作为有着相同经历的人，“朋友”已经接受了调查并且介绍自己参加，应该更“安全”。另外，在回答问题时也更容易减少排斥、抗拒心理，得到最接近真实情况的信息。

1.3　RDS法的优缺点：

首先，RDS法采用双重激励，比滚雪球抽样法的单向激励机制提高了征募效率。

其次．RDS法要求调查对象由同伴征募而不是由同伴向调查员指证，减少了招募过程中拒绝参加的比例．保护了应答者的隐私。减轻了应答者抗拒、排斥的心理，得到的信息也更接近真实，这也是其他调查方法难以达到的。

再次．RDS法不需要随机选择种子．只要种子是目标群体中的成员，无论用何种方法选择都不会影响抽样结果．通常只需5-6轮推荐后样本特性即达到均衡。

最后，RDS法要求的样本量较小、调查表简单，除需要调查的专业问题外，仅需附加少量问题即可达到调查目的。另外，该方法解决了多年来开展隐蔽人群调查面临的困境，可以用样本较为准确的推断目标人群的特征，是最接近于概率抽样的调查方法．为获取有效的人群估计和可比较的科学数据提供了有效的方法。

但是，也有文献报告由于没有严格按照同伴推动抽样方法的执行．没有精心选取研究开始时的种子，没有限制招募同伴的人数，也没有记录评估每个同伴招募者个人网络的大小．无法估计样本人群的入选概率，因而最终形成的还是一个非概率样本。另外，RDS法需要较多的费用，除了被调查对象本身的补助外还需基本等同的金额做为推荐奖励资金，所以在研究经费方面存在较大压力。并且该方法需要专门的统计软件进行分析，该软件并非国内业界人士所熟悉．在操作分析方面可能存在问题。最后，虽然国外的社会网络研究表明一个人通常的网络关系只有5人。但我国却没有相关的社会网络研究报道，这也可能使调查结果存在偏倚。但总的来说，RDS法是现在在难以接近人群和隐蔽人群研究中较新的研究方法，还有待完善和发挥更大的潜力。

2　滚雪球抽样(snowball sampiing)

在过去的几十年里，针对难以接近人群和隐蔽人群最常用的抽样方法就是滚雪球抽样，它是链式提名法(chain referral samples)的一种。Goodman于1961年对滚雪球抽样方法进行了优化而被广泛应用于针对难以接近人群的调查研究㈣。滚雪球抽样最主要的缺陷是存在很大的抽样误差，无法确保总体中所有成员被纳入样本的概率相同，因此无法根据样本来推论总体的情况。通常提供研究线索的调查对象更愿意介绍社会关系网络中社会地位、经济水平及行为特征与自己相同或接近的其他人的情况，使得最终获得的样本不具有代表性。在滚雪球抽样中．最终获得的样本特征深受最初选择首轮调查人员特征的影响。在抽样的实际实施过程中．滚雪球抽样所得到的样本也偏向于选择更合作的和具有更大社会人际关系网络研究的个体，潜在的或未暴露的个体就很难纳入到调查中，他们的危险行为和保护行为可能有所不同，导致在调查中产生严重的选择偏倚。滚雪球抽样所得到的结果不适合外推到更大人群中。

3　以机构为基础的抽样(facility-based sampling)

从不同的机构招募难以接近人群和隐蔽人群也是一种常用的抽样方法。选择恰当的机构进行调查，例如美沙酮门诊、针具交换点以及戒毒所是发现注射药物依赖者的重要来源。但是，这种以机构为基础的抽样方法存在较多偏倚难以克服。第一，是与当地的法规有关，即当地是否允许设立这些机构，以及是否允许在某一地点设置机构：第二，该人群是否愿意去这些机构寻求服务。例如，美沙酮门诊提供替代治疗服务．可能吸食海洛因的人愿意去，而吸食可卡因的人可能不去．所以以机构为基础的抽样存在会有选择偏倚。第三。在一些特定的地点，如政府机构、戒毒所等因被调查人员的心理负担较重．所做调查会存在应答偏倚。

4　时间地点抽样(time-location sampling)

因单一的以机构为基础的抽样存在较多偏倚．最近几年也有人开始利用时间地点结合的抽样方法．针对难以接近人群和隐蔽人群经常在特定时间聚集在特定地点的特征开展抽样调查，也称为时间空间抽样(1ime-space sampling)，例如注射药物依赖者常集中在“注射场所”等。因为可以计算所选场所及调查对象被选中的概率，因此时间地点抽样被认为是一种概率抽样方法。但是，除非这些人群中全部或比例非常高的人聚集或定期聚集在场所内．才可能包含在抽样框内；否则，这种抽样方法也存在较大的选择偏倚。理论上，若有足够的时间和资源是可以收集到包含所有场所在内的抽样框的，但事实上却很难达到．因为这些场所的目标人群是随时间的推移在不断变化的。另外，这样的场所也时常更换，调查中常出现找不到调查对象或重复调查的情况。5关键知情人抽样(key informant sampling)

1985年Deaux和Callaghan提出了关键知情人抽样，它是通过选择专门的有知识的应答者，从而了解其他人的行为．以减少应答偏倚。例如，通过调查社会工作者、咨询员、公共卫生官员或大众信息传播者来了解使用和方式。这种方法减少了社会期望偏倚(一种为迎合社会主流观点而有意夸大或掩饰某种行为导致的偏倚)。但是，这种方法也会增加其他一些偏倚：首先．关键知情人是专业人员的话，他们的专业定位会造成应答偏倚；其次，关键知情人可能缺少一些详细知识，如他可能知道其他人的性伴数。但中安全套的使用频率却不清楚；再次，关键知情人与潜在对象之间的选择不是随机的，例如若存在未被关键知情人了解的人员时。则关键知情人回答的信息代表性就很差，存在较严重的信息偏倚。

6　五种方法的列表比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