防治大气污染的方法范文

防治大气污染的方法篇1

关键词：大气污染防治；原因探析；防治对策

1 我国城市大气污染的现状和特点

我国的大气污染状况呈现出以城市集群为中心的空间分布特点，尤其是京津冀、长三角和珠三角的大气质量比较差，这些地区一个突出的特点就是经济比较发达，工业化程度比较高，伴随着大量的能源消耗，普遍出现污染物超标、大气悬浮颗粒物的含量超出排放标准的现状。在主要污染物的组成方面呈现出以二氧化硫和固体悬浮物为主的特点，这种情况的出现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我国的能源结构长期都是以煤炭为主，加上这几年城市中机动车的数量猛增，导致许多城市的污染类型由煤烟型向汽车尾气型转变。此外。我国大气污染的基本特征还包括北方相对来说比南方的大气污染要严重；季节上冬季大气污染状况比夏季要严重；城市经济发达程度越高，大气污染相对越严重。所以，我国的大气污染防治工作的形势依然严峻，总体的污染物排放量大，以煤烟为主要污染源的状况仍然没有得到解决。

图1 主要大气污染物及其来源

2 大气污染的原因探析

我国大气污染的形成原因多种多样，既有深层次的经济结构、能源消费结构问题，也有环境保护意识不高、相关治理措施和防治措施不到位等表面原因。所以探析深层次的大气污染产生原因是有效解决大气污染问题、提高空气质量的基础。

2.1 环境保护意识和绿色经济的发展程度不高

大气环境是关系人类生存的重要物质基础，良好的大气质量一旦遭到污染，即使付出巨大的人力和物力，也难以恢复到原来正常的水平。长久以来我国的经济发展方式都是以高能耗粗放型经济为主，产生了大量的资源消耗和环境污染问题。但是，大气污染的防护工作一直没有被提上日程，很多地方政府没有环境保护的意识，所以在制定一些地方性的城市规划和经济发展规划时只关注经济的发展，缺乏相关的防护措施的规划和法律法规的制定。

2.2 能源消耗结构不合理，能源利用率不高

以煤炭为主的能源大量消耗是造成我国大气严重污染的原因之一，煤炭资源在我国整体的能源消耗中接近于四分之三，而煤炭的主要使用方式就是直接燃烧，煤炭直接燃烧会产生大量的二氧化硫、烟尘等污染物质，严重威胁大气质量。

2.3 大气污染的防治机制建设工作不到位。

一直以来，有关我国大气污染防治的法律法规和相关标准不完善、防治政策和防治机制不健全、防治措施的执行和政府监管不到位，使得大气污染治理和防治成果和效率有限。同时国家对环境保护、清洁能源开发、污染物排放等方面的财政投入长期不足，导致一些环境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

3 大气污染的防治对策和解决办法

3.1 建立健全环境保护的法律法规，加强政府的监督管理的力度

目前，我国政府和环保部门对大气污染防治工作的重视程度有所增加，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大气质量和大气污染的现状有所改善。同时我国已经初步的建立了相对健全的大气污染防治与大气污染治理的法律法规，例如：国务院已经针对大气污染制定了大政方针，相关的防治任务和治理措施已经明确，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已经签订了大气污染防治的目标责任书，将大气污染防治的任务分解到地方，确保各项指标的责任落实。但是，这些环保标准和环境保护的法律法规的执行力度有所欠缺，在一些地方没有得到重视和实施，只重视经济发展忽略环境保护的情况仍然有所抬头。

3.2 加强大气污染监测体系的建立，强化污染预警应急体系

由于我国的大气环境的承载条件和承载能力有限，伴随着城市化进程的不断加快，城市化规模越来越大，人们的日常生活和经济发展都需要燃烧大量的能源，造成污染物的集中大量排放，如果遇上大雾等不利的天气条件，污染物不容易扩散会导致严重的大气污染，严重损害人们的身体健康。所以有必要提高大气污染的监测能力，形成完善的、覆盖全国范围的空气质量检测体系。面对极端不利的天气条件，特别是严重的雾霾天气，要做好污染物类型、污染范围和污染趋势变化的研究和分析，及时向市民空气污染监测预警信息，并启动空气质量严重污染的应急预案，提醒市民做好污染防范工作，将空气严重污染造成的损害降到最小。

3.3 多项措施齐落实加强污染源的控制和管理工作

要对企业的违规排放、超量排放和其他环保违法行为加大处置力度。首先，要加强公众的舆论监督，积极向市民宣传大气污染的严重危害，提高市民的环境保护意识和对环保违法行为的监督意识，加大全民对大气污染防治工作的关注程度。其次，环保部门要加大对企业环境污染状况的检查监督，提升环保执法力度，尤其是对那些能耗高、污染大的企业，及时的依据环境保护法和相关环保标准、环保法规对其采取强制性措施治理和整改，促使其达到或满足大气污染物的排放标准，杜绝大气污染物的超标排放。

要加大对交通污染源和生活污染源的控制力度和治理力度。随着城市中的汽车数量越来越多，尾气污染成为了一种新的空气污染源，控制尾气污染要控制城市中的汽车数量，或者控制城市的人口规模，另外还可以推广新能源汽车，推广无铅汽油等对空气污染较小的汽车燃料，从根本上解决汽车尾气污染造成的大气质量下降问题。对于生活污染源，可采用集中供热的方法，这能在一定程度上减轻因为煤炭的大量燃烧造成的污染问题。

4 结语

大气污染以及大气污染防治工作关系着国计民生，人代会和党代会上多次提出要把生态文明建设纳入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布局和规划当中，说明生态文明建设和物质文明建设同样重要，兼顾生态文明发展的核心理念是发展资源节约、环境友好的绿色经济，实现经济发展、生产力提高、人民生活幸福的美丽中国建设目标。针对大气污染防治问题，一方面要依靠政府提高对可持续发展理念的充分认识，下大决心，出台更加有力的政策，扎实推进污染防治工作；另一方面也依靠对新能源的积极探索、经济发展结构的努力改善以及政府财政的大力支持。

参考文献

[1] 金建琼.浅议工业发展中的环境保护策略[J]. 绿色科技. 2013（08） .

[2] 常佩静，张斯莲，王多民，潘明. 2010 年沙尘天气对巴彦浩特空气质量的影响[J]. 内蒙古气象. 2012（03） .

防治大气污染的方法篇2

 

1 我国雾霾的概况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作为一个煤炭大国，能源消耗越来越多，与此同时，大气污染也越来越严重，尤其是近几年，大气污染典型地表现为雾霾污染，并呈现出愈演愈烈的趋势。以 2015 年冬季为例，雾霾污染尤为严重，全国各省市的空气质量均堪忧，北京市首次雾霾红色预警，中小学全部停课，这样的现象在以往是不存在的。其他省份如河北、河南、山东、江苏等地同样出现了严重的雾霾天气。

 

2 我国雾霾治理法律的现状

 

从我国现有的立法来看，多部法律法规涉及到雾霾污染。这些法律法规主要有：(1)2014年4月24日，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八次会议表决通过了《环保法修订案》，新法已经于2015年1月1日施行;(2)《大气污染防治法》。《大气污染防治法》的立法目的是防治大气污染，保护和改善生态环境、生活环境，促进社会和经济的可持续发展;(3)2013 年《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该计划由国务院，是新形势下专门针对大气污染治理而制定出来的总体计划;(4)地方性规定，如《四川省灰霾污染防治实施方案》、《北京市大气污染防治条例》、《山西省落实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实施方案》等;(5)地方政府制定的相关条例，也可以看作《大气污染防治法》的重要组成部分或实施细则，如《南京市大气污染防治条例》等规定体现了地方政府细化上位法的努力。

 

3 我国雾霾污染法律治理存在的问题

 

(一)现行大气污染防治法立法滞后

 

虽然《大气污染防治法》经过两次修改，但立法总是滞后于经济，现存法律的实施也存在一定的困难。地方保护主义严重，违法成本低、守法成本高，政府协调机制与企业和公民还不能达到统一战线，在治理工作中不能做到同时治理、同时行动。

 

(二)现有立法缺乏具体操作细则

 

纵观我国《大气污染防治法》其中多处表述为具体规定由国务院制定，而这一说法，使得很多治理工作并不能得心应手，反而多添空泛之谈。因此在修订《大气污染防治法》中，应当增添对具体解决措施的详尽解释，避免一些法条过于抽象，缺乏事实细则，使具体问题得到具体分析，使《大气污染防治法》形成系统而完备，建立完善的法律、制度的协调和统一。

 

(三)大气污染责任主体不明确

 

在《环境保护法》中，制定了关于环境污染行为所应当承担的法律责任的规定，但是并没有关于环境破坏所应当承担法律责任的有关规定，环境的污染问题可以经过一定时期的治理，但是环境的破坏却要难以恢复，大气污染同样如此，一些大气污染事件高发区，长时间定会造成生态失衡，针对这一问题，我国法律还没有相关的规定。

 

(四)大气污染赔偿制度不健全

 

政府在进行引导治理大气污染防治工作中，尚未对受侵害人进行扶持和引导，导致一些污染主体不明确或者无力承担赔偿额度，以及因因果关系不明确无法进行赔偿，这在一定程度上使受害者丧失环境权益。此外，环境赔偿执法问题困难也是处理损害赔偿的瓶颈所在。

 

(五)大气污染监测体系不完善

 

尽管我国颁布了相应的法律法规管理大气污染，但真正的环境监测体系并未完全建立起来，大气污染监测控制技术尚不能达到良好的标准，对治理工作造成一定的阻碍。

 

4 解决雾霾污染防治问题的法律制度对策

 

(一)加快《大气污染防治法》的修订

 

环境法是公法，因此在讨论环境法问题中，要结合民法、刑法和行政法方面来看待环境污染问题。在污染者付费的制度中，污染单位对于排污造成的资源浪费和环境恶化，要对污染群体做出相应的补偿。在今后完善《大气污染防治法》中要将破坏大气罪单独设立新罪名，更加详细规定具体的惩处措施，切实做到有法可依。

 

(二)增强执法的可操作性

 

在此状况下，政府在做决策时，要尊重国家和公民等利益的相关主题，符合环境治理原则和生态环境的需要，作出切合实际可行的方案，充分发挥行政调解、市场调解和非政府间调解的大调解格局，维护公民的环境权益和企事业单位的环境利益，才能使执法工作得到最大程度的配合。

 

(三)明确各类大气环境责任主体

 

针对不明确责任主体的情况，我国政府应当建立政府型赔偿制度。对责任主体不明确，大气污染事件因果关系不清晰，侵害人无力赔偿等现象，政府应当发挥及时，充分和有效的手段帮扶被侵害者，使受害者得到应有的补偿。

 

(四)建立完整的法律监测体系

 

PM2. 5的关注指数急速飙升，对于完善其监测系统的要求也越来越高，在完善系统的同时，也要加强对PM2. 5的法律支持。国务院环保行政主管部门制定相应的国家环境质量标准，对于不同地区制定地方环境质量标准。同时完善各地区的监测指数和质量标准，对于相对发展迅速的城市，提高监测设备，严格环境标准，限制机动车尾气排放以及废气的排放，建立起完整的PM2. 5监测体系

 

(五)注重与国际大气污染立法衔接

 

世界各国都在致力于不断改善空气质量，共同应战大气污染带来的挑战。我国则需要积极参与《气候公约》谈判和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的相关活动，更进一步加强气候变化领域的国际接轨，借鉴美国、英国和日本等发达国家的治理经验，积极推进实行清洁生产道路，提高科学技术水平，在绿色生产和技术转让等方面，加强与发达国家的合作关系，以高效便捷的方式，幵展合作的原则，净化全球空气质量。

 

防治大气污染的方法篇3

关键词：大气污染防治；制度；命令—控制；市场诱导；公众参与

中图分类号：D9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3）10-0118-02

一、中国大气污染防治法律制度现状

（一）命令—控制制度执行无保障

命令—控制手段是世界公认的、比较有效的、且应用最广泛的污染控制手段。这种模式强化行政监管机构的权力和执行手段，赋予行政机构强有力的执行权和处罚权，主要通过设定综合性或单行的环境标准、制定环境规划、高效的行政处罚、多样化的行政强制执行手段、定期或不定期的现场检查和限期治理、突发性环境污染应急预案等方法实施。

中国在采用命令—控制手段防治大气污染时，取得了很大的成效，但在该制度的执行上存在不少问题，突出表现在：一是环保行政机关强制执行权不够。中国环保机关在财政和人事安排上都受制于地方政府，而各地空气污染大户往往也是地方政府的利税大户，有些本身就是国有企业，实施处罚的主体和被处罚的对象都归属于政府，这使得环保行政机关在严格执行空气质量标准上处于两难境地；二是环保行政机关处罚所依据的环境标准不能满足环境质量的要求。与国际标准相比，中国目前有不少环境质量标准比较滞后。以空气质量标准为例，中国在新制定的空气环境质量标准中增加了PM2.5的数据，但是与其配套的监测方法标准、规范却无法满足需要，由于缺乏仪器适用性检测技术要求，中国在规范PM2.5的监测工作方面存在很大的纰漏。目前中国还没有针对PM2.5连续自动监测系统技术要求的相关标准[1] ；三是缺乏对环境行政机关的监督制度。大气污染防治涉及到企业、政府和公众的利益博弈，作为监管者同样具有“经济人”的特性，同样会“权力寻租”或为“机构俘获”，需要建立广泛的环境行政监督制约制度，在环境行政机关怠于履行职责时，由监督机关督促其履行职责。中国的环境行政机关一方面权力配置不够，影响了其职责的发挥，另一方面，也有行政不作为。以大气污染防治为例，中国现行《大气污染防治法》第5条规定：“任何单位和个人都有保护大气环境的义务，并有权对污染大气环境的单位和个人进行检举和控告。”这里并没有明确将政府机关列为监督的对象 [2]。

（二）市场诱导制度不够健全

命令控制手段作为一种最早和应用最广泛的防治手段，在长期的适用过程中逐渐暴露出弊端。最典型的是由于其强制性，无法激发出被监管者的积极性，不考虑污染防治成本的个体差异，实行统一的环境标准，造成防治成本高的污染者尽量逃避监管，与监管者“躲猫猫”，而对防治成本低的污染者也缺乏激励。尤其是在中国以GDP为导向的资源配置模式中，对环境与经济的博弈，政府倾向于经济优先，但环境污染又不得不治理，折中的结果是实行较低的环境标准，污染成本要远远小于预防成本，造成企事业单位宁可缴纳排污费和罚款，也不进行环境预防治理。

（三）公众无法参与大气污染防治，相关制度严重不足

在环境治理领域中，既可能出现政府失灵，也可能出现市场失灵。市场经济人利益最大化的本性会造成监管者为被监管者“俘获”，出现权力寻租，而环境污染的形成本身就是市场失灵造成的，因此，对污染治理，需要独立于政府、市场的第三方参与。第三方主体因其公益性、独立性、草根性而避免了政府的权力寻租，因其特定的维护环境公益的宗旨和目标、成员的专业性和敬业精神避免了市场的盲目性和自利性。中国大气污染防治法对公众参与的典型规定是“任何人和单位”都有权对污染大气环境的单位和个人进行检举和控告，但却没有具体的法律规范规制检举和控告的对象、程序等实施条款，导致该条规定成为无法实施的空中楼阁。比如，公众参与必须具备的条件之一是获得充分的环境信息，但在实践中，政府不公布甚至拒绝公布环境信息很常见。2012年11月，北京市志愿者由于无法获得广州市李坑垃圾焚烧发电厂的环境信息而广州市环保局案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3]。

二、欧美发达国家的大气污染防治法律制度

（一）实行严刑峻法

欧美大气污染防治法最典型的特征是对大气污染防治实行严格的管制措施。以PM2.5为例，中国的是年均35μg/m3，美国原执行的是年均15μg/m3，但美国联邦环保局在2012年12月，进一步降低该标准为 12μg/m3。美国还不断修订工业锅炉、焚化炉和水泥窑等污染设施需要达到的清洁空气标准，以及工业锅炉最大可行控制技术标准等，以切实实现空气质量标准。在执法上，欧美对大气污染实行刑事处罚、禁令、高额罚金等制度，处罚对象极其广泛，被惩罚的对象小到个人，大到巨型跨国公司，乃至市县、州政府甚至联邦政府，都可能受到美国环保部门或者司法部门的巨额罚款。如2011年3月，根据《清洁空气法》、《资源保护和回收法》以及《综合环境反应法》等，美国政府向通用汽车公司罚款5 100万美元。而中国的大气污染事故很少有受到重罚的，以2009年福建仙游血铅污染案造成多达203人血铅超标的情况下，罚金总额也才2 750万元人民币[4]。

（二）采取多种市场手段

美国的排污权交易制度最早就是在空气污染防治领域实施的。20世纪70年代美国为控制酸雨、降低空气污染又不影响发展经济，首创了泡泡政策、容量结余、银行储备、排放抵销等，取得了良好的制度绩效，成为各国争相借鉴的典范。排污权交易可以提高污染防治资源的使用效率，给由于技术改进等方法而超量减排的厂商以出售剩余的排污权的激励，而治理污染成本较高的企业，也可以通过从市场上购买排污权指标达到降低污染排放的目标。欧盟为减缓全球气候变暖而实行的碳排放权交易制度，是另一个经实践证明比较成功的环境经济法律制度，该制度的原理正是借鉴了排污权交易制度。除此以外，欧美还广泛实行种类繁多、功能各异的空气污染税，通过市场价格杠杆控制污染的排放。

（三）公众普遍能够参与大气污染防治

首先，欧美立法赋予公众有大气环境治理的参与权，如美国《清洁空气法》建立了“公民诉讼”制度，赋予任何公民可以就空气污染向任何“人”，包括厂商、州县、联邦政府等的权利；欧盟制定的《奥尔胡斯公约》（《在环境问题上获得信息、公众参与和诉诸法律的公约》）明确赋予各国民众与NGO团体对未履行公约的政府机构可提出控诉；其次，实行广泛的环境信息公开制度，以保证公众能够获得环境监管所需要的信息。美国有《信息公开法》、《国家环境政策法》、《行政程序法》等；欧盟颁布了《情报开放指令》、德国有《环境信息法》、英国有《信息公开法》等。再次，欧美国家政府支持和发展了数量庞大的环境NGO，这些环境团体以其专业性强、组织周密、财力雄厚等优势，成为公众参与的主力军。

三、完善中国大气污染防治法律制度的建议

（一）完善中国大气污染防治的行政监管手段

在中国这样一个各地区经济发展水平极不平衡、市场程度差异很大的发展中国家，对大气污染的基本防治手段仍然是行政监管，应该借鉴欧美发达国家的监管制度和方法，实行大气污染防治的严刑峻法。一是加重大气污染的处罚力度。要根据经济发展水平，对污染者实行重罚，迫使污染者不敢违法，从思想上主动杜绝靠污染转嫁和降低成本的苗头；二是实行多样化的行政监管方法。不断完善现场检查、限期治理、环境标准、行政指导、环境监测、突发性大气污染应急处理等命令—控制手段，不断优化和提高监管指标水平，完善监管配套技术法规；三是加大监督力度。把负有大气污染防治职责官员的履责情况同其职位变动挂钩，实行严格的环境行政监管问责制，对行政不作为和不当作为的官员要依法追究其渎职等法律责任。

（二）注重构建和完善大气污染防治的市场诱导手段

市场诱导手段是大气污染防治行政监管的重要补充，要不断构建适合中国国情的市场机制，引诱大气污染企事业单位主动积极地预防和治理大气污染。一是构建广泛的大气污染税费制度，逐步建立主要污染气体税收制度，如二氧化硫税，二氧化碳税等；二是不断完善大气污染排污收费和排污权交易制度，在大气污染总量控制的基础上，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大气污染产权市场交易制度；三是构建和完善有利于大气污染防治的绿色信贷制度、绿色消费制度、环境保险制度、绿色产品制度、绿色证券制度等。

（三）强化公众参与大气污染防治的制度建设

一是强化空气环境信息公开。应依据《政府信息公开条例》，不断完善环境信息公开的方式方法，可采取在环保部门网站主动公示，接受公民申请告知，在电视、广播、报纸等媒体公布等多种方式环境信息。除了涉及保密和知识产权外，相关环境信息都应该依法公开；二是支持和促进环境NGO的设立和发展。特别是降低和简化环境草根社团登记的条件和程序，完善环境NGO的组织建设，形成民主决策的体制和机制，强化其公益性、专业性；三是构建和完善环境公益诉讼制度。中国已经在2012年新修订的民事诉讼法中宣告建立了环境公益诉讼制度，但对于哪些组织和机关享有环境公益诉权还没有明确，需要相应的配套制度予以完善。

参考文献：

[1] 郄建荣.PM2.5监测方法标准规范欠缺 环保部拟发6项新标[EB/OL].http：///fzdt/newshtml/fzjd/20121112125311.

htm，2012-11-12.

[2] 张式军，曹甜.略论大气污染防治法的不足及其完善[C].2007年全国环境资源法学研讨会论文集，2004.

[3] 洪奕宜，岳岩.拖延信息公开引不满 “80后”环保爱好者状告环保局[N].南方日报，2013-01-19.

防治大气污染的方法篇4

一、认清形势，提高工作主动性

当前，我区大气污染形势依然十分严峻，防治任务依然十分艰巨，一些重点区域和重要部位的大气污染防治工作未得到有效落实，前期部分整改落实的问题，有反弹复发的趋势，部分单位在建筑施工扬尘治理、脏车入城管理、道路扬尘治理等方面仍然存在工作效率低下、信息沟通不畅、职责分工不明、推诿扯皮等现象。对此，各地各相关部门要进一步深化认识，充分认清我区当前大气污染防治工作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切实加大整治力度，突出重点，明确责任，主动作为，狠抓落实，确保大气污染防治工作取得实效。

二、明确职责，落实防治任务

各地各相关部门要进一步加强大气污染防治工作，坚决做到不留空档、不留死角，形成统一领导、分工负责、上下齐抓、全面共管的大气污染防控格局，确保全面完成整治任务。

区住建局：牵头负责建设施工项目大气污染防治工作；牵头负责广安区辖区内除主城区外的垃圾焚烧监管工作。

各城管执法大队：牵头负责城区土石方工程施工扬尘污染防治工作；负责依法查处城区建筑施工、道路扬尘、脏车入城、城区露天焚烧、烧烤、以及餐饮油烟等污染行为。

区交通运输局：牵头负责辖区交通工程大气污染防治工作；负责配合城管部门对脏车入城进行依法查处。

区民政局：负责辖区内民政工程项目大气污染防治工作。

区教科体局：负责教育、科技、体育系统工程项目大气污染防治工作。

区农业局：牵头负责乡镇秸秆焚烧监管工作。

区卫生计生局：负责卫生计生系统工程项目大气污染防治工作。

交警一、二大队：负责配合城管部门对脏车入城进行依法查处。

区运管所：负责配合城管部门对脏车入城进行依法查处。

各乡镇（街道）要按照属地管辖原则，负责辖区内扬尘污染、露天焚烧、油烟污染等工作，对发现的问题要及时督促整改，对于屡教不改、问题突出的单位要立即报相关执法部门依法处罚。

三、严明纪律，严格督查问效

防治大气污染的方法篇5

今年来，街道办事处坚决贯彻落实区政府关于大气污染防治工作各项决策部署，在区委区政府的正确指导下，在区政协的监督下，围绕《环境保护法》、《大气污染防治法》等法律法规和全区大气污染防治攻坚推进会议精神，切实强化责任，落实任务，明确措施，严格考核，不断改善环境空气质量，现将工作汇报如下：

一、大气污染防治工作开展情况

为进一步落实大气污染防治工作，办事处成立了大气污染防治领导小组，制定联席会议制度，定期研究解决大气污染防治工作中存在的突出问题，并按照《区大气污染专项整治实施方案》要求，制定出台《大气污染专项整治实施方案》，将任务分解下达到各片区和相关单位，落实环境保护“党政同责”和“一岗双责”制度。

一是抓人力和设备投入。自大气污染防治工作开展以来，办事处先后组织对公共区域裸露地面、拆违拆临建筑垃圾堆放点等进行防尘网覆盖30余次，出动人员1000余人，覆盖面积30万余平方米；街道新采购中型洒水车一辆，雾炮6台，招聘专职司机两人，截至目前出动洒水车200余次，对辖区内主要路段进行全覆盖喷洒，有效降低了PM10浓度。

二是抓责任主体。对辖区内所有工业企业和建筑工地进行了排查，确保所有工业企业裸露地面进行硬化或百分百全覆盖；按照厂区堆场、料场要建立围挡，实施覆盖、洒水、喷淋等要求，整改企业10余家。施工工地严格落实“四个一律”和“六个百分之百”的防尘降尘措施，辖区内共7个建筑工地均已落实属地帮包责任人制度。

三是抓污染源治理。此次行动开展以来，办事处对辖区内所有污染企业进行了逐一排查，共取缔散乱污企业8家，取缔30吨以下燃煤锅炉5处，取缔非法散煤销售点3处，禁烧区内所有烧烤转入室内，并使用环保炉具。

四是抓增绿透绿。结合此次拆违拆临工作，办事处已经将所有拆违完成的公共区域、无人管理的裸露地面纳入增绿透绿计划，分批逐步进行绿化，目前已完成绿化5000余平方米。

五是抓重点区域。对办事处空气质量监测点周边2000米范围内进行了全部清扫和地面硬化，并每天定时进行路面洒水和防尘喷洒。确保重点区域不出问题。

五是抓应对重污染天气。落实重污染天气应急预案，按等级依次蓝、黄、橙、红四个级别预警，对应启动应急响应机制，实行重污染天气工业企业停产限产，保障发生重污染天气时能够有效应对。

二、存在的问题

虽然办事处在大气污染防治方面做了很多工作，也取得了一定成绩，但是还存在以下问题。

一是环保执法力量较薄弱。办事处环保办无执法权，执法中队人手不足，在污染源排查力度和散乱污企业关停力度上有待进一步加强。

二是过境货车缺乏监管。东外环大量渣土车、长途货车经过，是空气污染的重要源头之一，但一直缺乏监管，是办事处大气污染防治工作的一项难题。

三、下一步工作打算

在今后工作中，道将坚决贯彻落实区委区政府关于大气污染防治工作的各项安排部署，进一步突出重点、狠抓关键，以坚定的决心和超常的举措，把各项要求落实到位，坚决打赢蓝天保卫战。

一是压紧压实责任。深入贯彻《新环保法》《大气污染防治法》等法律法规，严格执行环保联席会议制度，定期调度、定期研判，统筹推进生态环境质量改善提升。健全生态环境建设考核奖惩制度，严格落实“一票否决”制，为抓好生态环境保护提供有力保障。严格按照“一岗双责”、“党政同责”要求，不断夯实党委、政府、部门和企业的责任，加快构建党委政府主导、部门齐抓共管、企业主体、社会共同管理的工作格局。 

二是突出重点任务治理。落实区政府目标责任制各项目标要求，采取切实可行的措施和方法，定期巡查裸露地面覆盖情况，定时洒水，加大淘汰城市建成区30蒸吨以下燃煤锅炉，2019年底完成淘汰。进一步加强散乱污企业巡查，发现一家取缔一家。进一步完善重污染天气应急管控方案，细化应急响应措施，组织指导企业制定“一厂一策”的停产限产实施方案，增强针对性和可操作性。

三是强化环保联合执法。严格落实新《环保法》及4个配套办法，实行最严格的生态责任制度，加强司法联动机制，不断提高办事处环保执法工作制度化、法制化、规范化水平，有效打击了环境违法行为。建立完善的联合执法机制，进一步加强源头预防、全程管控和综合治理，对采砂、钢铁等重点行业和环节加强把控，确保街道大气环境安全。

防治大气污染的方法篇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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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7年中国颁布了大气污染防治领域基础性法律文件《大气污染防治法》（下称《大气法》），后根据需要先后在1995年、2000年作出修改。《大气法》前两次修订分别间隔8年和5年的时间，而从第二次修订到现在已经有15年的时间。

在严峻的空气污染挑战面前，需要再次审视这项法律：哪些方面还需要加强和完善？哪些法律障碍还需要解决？ 如何更快地大幅减少污染，换来更清洁的空气？

2014年12月22日， 新修订的《大气法》首次提交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中国经济周刊》从多个渠道获悉，《大气法》修订将有望在今年完成。由清华大学、环保部环境规划院、环保部环境工程评估中心、复旦大学、 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环保部环境科学研究院、北京大学、环保部机动车排污监控中心、中国人民大学等十家中国清洁空气领域的核心科研院所发起成立的中国清洁空气联盟日前《大气法修订建议汇编》（下称“《建议》”）报告。

中国清洁空气联盟秘书处主任解洪兴告诉《中国经济周刊》，《建议》是希望突出《大气法》修订中需要关注的几个关键问题，并收集整理多方的建议，希望可以引发更广泛和深入的讨论，为法律修订提供有益的参考。

建言一

空气质量标准可否5年一评估

――之前的标准16年未更新

《建议》认为首先应该建立空气质量标准更新的长效机制。现行的《大气法》仅规定“国务院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制定和公布国家大气环境质量标准”，并未规定一个明确的评估和更新机制。之前的空气质量标准是在1996年修订的，16年后才更新，而在这16年间，影响我国空气质量的主要污染物以及空气质量对公众的健康影响均发生了较大改变，标准的更新在管理对公众健康有重要影响的PM2.5污染上显得有些滞后。因此建议《大气法》修订中应确立空气质量标准的评估和更新机制，如规定至少每5年评估一次是否需要修订标准，并确保评估过程和结果的公开及多方参与。

建言二

完善企业排污许可证制度

――只有新建期审批，缺少运营期监管

《建议》认为，现行《大气法》规定了排污许可证制度，但目前尚无更详细的规定。实践中，排污许可证制度是随着总量控制制度的建立而逐渐形成的，其制度形式和监管方式主要通过地方试点摸索而成，加上地方环境管理能力的限制，排污许可证制度并没有发展成为全面系统的监管手段，而是沦为简单的“发证―换证”流程，加之欠缺与其他环境管理制度的有机结合，因此未能有效服务于大气污染源的有效监管。

专家呼吁，排污许可证制度是发达国家行之有效的一种污染源监管制度，中国学了差不多20年了，但到现在没弄懂、没学会。在《大气法》修订中，应该对排污许可证制度予以完善，将其作为规范企业排污和政府监管的核心制度。

“目前的排污许可证仅仅是一张纸，而且是主要针对企业或者建设项目在新建期的一个前置的审批。目前我们非常缺乏企业和项目已经完成审批、进入运营期后的监管。”中国清洁空气联盟秘书处主任解洪兴告诉《中国经济周刊》，美国的排污许可证详细记录企业运营期间所有的排污设施和排污情况、各个排污设施所用的排污标准等信息，方便执法人员对企业进行监管。目前我们没有这样的监管体系，企业和项目运营之后的管理要求非常少。应该将排污许可证制度真正落实，使企业在运营阶段受到很有效的监管。 《中国经济周刊》记者 肖翊/摄

“我们业内有一个玩笑：排污许可证制度之所以没有被好好地推行，是因为翻译有问题，翻译成了‘许可证’，这样就让大家认为这是一个项目上马之前必须要获得的一纸证件，获得之后就安全了。”解洪兴说，中国要推行排污许可证制度，要把“许可证”的概念转变，它不仅是项目上马的时候要用的，而且是对项目长期运营监管的一套管理机制。

建言三

应责令污染者治污，赔偿受害者

――变“抓人关门”的处罚老路，为赔偿终身制

按照现行的《大气法》，最高处罚金额是针对造成严重空气污染事故的，“最高不超过50万元”。在此次送审的《大气法》修订稿中，这一条款已被取消。如何扭转“守法成本高、违法成本低”的现象，是社会各界关注的一个焦点。

环保部原总工程师、中国工业环保促进会会长、中国环境科学学会副理事长杨朝飞认为，修订《大气法》，解决违法成本低、守法成本高的问题，有几个原则要遵循：一是针对超标排污企业，所征收的环境税费一定要高于其治理成本，否则企业在治理污染上是没有积极性的;二是环境损害必须要赔偿，这种责任是终身的、不可推卸的，日本发生水俣病已经50年了，排污的企业到现在还在赔偿;三是必须没收违法者的非法所得，污染环境那部分的非法所得通过计算要全部没收，让违法者付出高昂的成本，甚至倾家荡产。

另外，国外对责任者的认定是越多越好，因为形成大的环境污染不是一个老板、一个企业赔得起的，相关连带责任人，包括给企业贷款的银行、保险公司，从企业分过红的股东，只要是企业造成环境污染事件，直接责任人赔偿不起的时候，相关金融机构、投资方等都要连带追究。

杨朝飞告诉《中国经济周刊》，此次《大气法》修订，对于执法部门来说是一个很重要的法律武器，但在执法中要转变一种观念，过去我们执法，谁违法了，就严厉处罚谁，该罚款的罚款，该判刑的判刑，但是我们的环境法治是为了解决大气污染，把企业罚破产了，把负责人抓起来了，最后的污染由谁治理呢？污染受害者的损失由谁赔偿呢？

“解决环境问题，不能仅仅满足于罚款和对有关责任人处罚，要让老百姓受到的损失得到补偿。我们的法律有很大的缺陷，对环境责任的认定有缺陷，把人处理完了，案件就算完了。”杨朝飞说。

建言四

解决环保执法缺钱、缺人难题

――环保部门应单设大气防治机构

杨朝飞表示，现在我们国家的环保执法面临一个很大的尴尬，即违法的人多，但是环境执法不到位。环境执法不到位将带来两个方面的社会不公平：一是在排污者与污染受害者之间出现了不公平的问题，排污者获得了超额的利益，而污染受害者却承担了环境的代价;二是在排污者之间也出现了不公平的问题。

在很多专家看来，环境执法不到位，原因很大程度上在于缺少具备相应素质的执法队伍。

环保部环境与经济政策研究中心政策部主任沈晓悦告诉《中国经济周刊》记者，企业肆意违法的成本低、环保部门压力大，执法能力不足。县一级的环保部门由于编制问题缺乏人员、技术、知识储备。“我国的公务员编制对于国家来说是各个部门总量控制的，环保部门要增加就必须要别的部门减少，所以虽然环保部门呼吁了很久，但是还是控制得很严格。”沈晓悦说。

《建议》认为空气质量管理应当按照科学指导决策的原则，推行空气质量达标规划管理的模式。若要决策有较好的科学基础，则需要大量专业的技术人员和专家的支持，包括监测数据分析人员、空气质量模型技术人员、经济专家、能源专家、交通专家等。

解洪兴告诉《中国经济周刊》，在美国，国家环保部门负责大气相关工作的政府环保人员超过1400人;在州层面，加州大气资源管理局有近1300人从事空气质量管理相关工作。相比之下，中国无论在中央层面，还是地方层面，从事空气质量管理的人员数量和美国相比还有一定差距，有较大的提升空间。

目前，虽然国家下达了很多空气污染治理任务，并划拨了专项经费开展空气污染防治工作，但开展空气质量政策研究和管理的人员数量却没有太大变化。大部分地级市的环保局都没有专门针对空气污染的部门，负责空气质量管理的人员非常有限。再加上专职科研人员的数量与能力的缺口大，因此许多工作落实困难。政府可以考虑在新《大气法》中提出建立区域或省级的空气质量研究中心，并通过政府采购服务的形式，推动环境服务业的发展，以缓解地方专业人员短缺的情况。

防治大气污染的方法篇7

内容提要: 我国《大气污染防治法》的修订正在进行之中，大气污染防治法的修订，仍存在一些有待解决的重大问题。除了基于气候变化问题对二氧化碳的规制作出回应，以及结合我国大气污染现状提出大气污染防治应引入分区管理制度外，现行《大气污染防治法》仍然呈现出以政府为主体，以污染企业为规制对象的单一化威权体制特征，其法律实施效果不佳，也不符合现代社会自我管制与和谐发展的要求。为此，需要加强市场激励机制的作用，为社会自我管制和公众参与提供条件，并基于行政责任和民事责任动因的不同，改变目前法律责任规定中重行政责任轻民事责任的现状。

我国《大气污染防治法》于1987年制定，之后随着我国大气污染防治形势的变化，于1995年和2000年先后修订两次。该法的修订于2009年再次被列入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五年立法规划和国务院2009年立法计划。目前，《大气污染防治法》的第三次修订正在进行，环境保护部已经完成该法修订草案的送审稿，全国人大环资委也在开展相关的起草工作。

近年以来，我国大气污染防治工作取得了较大进展，但由于大气污染形势的复杂化以及我国节能减排工作的紧迫要求，大气污染防治工作面临着新的挑战。尽管目前有关部门的起草工作已经取得了较大进展，但仍存在一些有待澄清的问题，如后哥本哈根时期是否应当规制温室气体的排放，以及我国大气污染防治法与大气污染现状的同步问题。wWw..cOM更为重要的是，环境保护领域的立法在总体上呈现出强烈的“命令控制型”形态，即有关法律规范以政府为主体，以污染企业为规制对象，呈现出“政府管制污染企业”的单一化威权体制特征，大气污染防治法也不例外。其法律实施效果不佳，也不符合现代社会自我管制与和谐发展的要求。本文就此开展一些讨论，以期为该法的修订提供帮助。

一、二氧化碳之性质与规制

在全球变暖的背景下，温室气体的排放控制是大势所趋。但是否将二氧化碳界定为大气污染物，国内外有很多争论，这些争论涉及到科学定义、管理成本乃至政治问题，必须慎重。从国外来看，尽管目前有许多争论，但美国联邦最高法院于2007年4月2日判定二氧化碳为空气污染物，并要求联邦环境保护局予以监管。另外，大多数欧盟国家已经开始征收碳税，部分国家也在考虑征收碳关税的问题。

从国内来看，大多数学者的观点是支持不将二氧化碳减排纳入《大气污染防治法》。例如，翟勇认为，控制温室气体和大气污染防治在三个方面不同：大气污染防治与温室气体控制的立法宗旨或者控制目标不同，二者的控制手段不同，法律责任也不同。《大气污染防治法》作为国内法，主要规范我国各种导致大气污染的行为，并进行相关管理活动；二氧化碳控制是国际法律义务，主要是发达国家的责任，中国开展减排活动只是道义行为，不属于法律义务[1]。常纪文也认为，二氧化碳不属于污染物质，因而碳排放问题不宜纳入《大气污染防治法》。他同时也提出，可以采取变通的方法，将二氧化碳定位于大气环境影响物质，而不是污染物质，这样即可将《大气污染防治法》更名为《大气环境保护法》，将温室气体的排放控制以及臭氧层的保护纳入其中[2]。周珂则认为，将温室气体控制写入大气污染防治法，不论从科学上还是法律上都是不合理的。从科学上看，污染物是指既会对环境介质又会对人体造成损害的物质，而二氧化碳并不具备这样的特征；从法律上看，如果将其作为污染物，就脱离了《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及《京都议定书》，因为针对跨境环境污染，国际上有另外一套法律规则[1]。

我们认为，在《大气污染防治法》中不宜将二氧化碳界定为污染物，理由如下：

第一，《大气污染防治法》规范的是大气“污染”行为，二氧化碳是大气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光合作用的重要成分，是人类赖以生存的重要物质基础。二氧化碳的作用是双重的，既有正效应，也有负面影响，其本身便是大气的一种重要组成成分，因此，将二氧化碳作为污染物这种说法是存在问题的。

第二，如果将二氧化碳界定为污染物，势必要类似于其他污染物，针对二氧化碳的所有排放行为全面实施环境法律规制，这不但包括排污收费(或征收碳税)，也包括排放超标的行政处罚等等，这在现实的环境执法中是难以操作的。

第三，尽管目前普遍认为，二氧化碳的过度排放可能导致温室效应的出现，但一方面科学证据并不明确，另一方面发达国家的人均排放和历史积累排放要远远大于中国。如果《大气污染防治法》将二氧化碳界定为污染物，势必导致中国在气候变化谈判中处于不利位置。此外，中国在气候变化谈判中强调自己为发展中国家，因此一直采取与其他发展中国家协调一致的策略。目前其他发展中国家并未将二氧化碳定义为污染物，中国也不宜把自己排除在外。

第四，可能导致温室气体效应的不只是二氧化碳一种，其他如甲烷、一氧化二氮以及氢氟碳化合物等，也具有温室气体效应。因此，在考虑温室气体减排方面，不能只对二氧化碳进行控制。

如前所述，一些学者认为不将二氧化碳界定为污染物并纳入《大气污染防治法》，并不妨碍在《大气污染防治法》中以倡导性条款鼓励二氧化碳的减排，环境保护部的草案也采取了这种立法思路。在《大气污染防治法》中以倡导性条款来鼓励二氧化碳减排，没有法律约束力，其实施意义也不大。因此，一个更为合适的策略，是根据国内相关法律以及各项国际公约的要求，单独制定针对温室气体或更广泛的应对气候变化的法律，其中可以包括碳减排、碳税、碳交易等内容；或者针对低碳发展问题，制定《低碳经济促进法》，在其中涵盖有关温室气体减排方面的内容。

二、大气污染分区管理

大气污染的发展有不同的阶段。早期的污染是煤烟型污染，即以粗颗粒物为主，这发生在19世纪工业化开始时；第二期的污染是由于能源革命造成的，即以硫酸盐与二氧化硫为主的污染；第三阶段是以1943年美国洛杉矶光化学烟雾为代表的污染，其污染物主要为氮氧化物与挥发性有机物(voc)，这些气体经过紫外线照射会形成光化学烟雾，其标志物臭氧浓度会非常高，最后的产物就是细粒子污染。国外经历了几十年甚至上百年，才从煤烟污染阶段过渡到今天的细粒子污染阶段。我们的工业完成了三级跳，城市大气污染在尚未摆脱第一期的煤烟污染阶段时，就跑步进入了第二期的污染阶段；在前两期污染还比较严重时，又加速进入了最新的光化学烟雾污染阶段。发达国家长达百年经历的三个阶段，在我国集中地压缩，从而同时出现，这形成了我国目前的新型复合型大气污染。（以上我国大气污染的现状，参见：城市空气污染调查：广州怎么了[j/ol]．新民周刊，2009(14)[2010－08－26]．http：//news．163．com/09/0415/22/56vnp7cd00011sm9_3．html．）

现行大气污染防治法在应对复合型大气污染上存在的首要问题，是缺乏对新情况的考虑。在我国经济发达地区，经济的迅速发展和汽车数量的增加，加剧了城市细微粒子污染，大气细微粒子已成为危害人体健康和环境的最主要空气污染物之一。我国现行空气质量评价体系中，仅有二氧化硫、二氧化氮、可吸入颗粒物三种指标，这已不能反映目前空气质量的实质。大气污染防治法的修订，应当有应对新型光化学烟雾污染的内容。

此外，我国目前的新型复合型大气污染，呈现为地区极端不平衡的复杂态势。在一些经济相对发达的地区，细粒子污染日趋严重，但大部分经济发展相对落后的地区所面临的污染仍然是第一、二期类型的污染。同时，由于大气的流动性，部分区域(典型的如京津冀、珠三角、长三角等地区)的大气污染呈现出趋同的特征。现行的大气污染防治法是以全国的总体情况为基础，按照行政区划管理而制定的，没有对不同区域做出不同的安排，这就造成了不同地区面对不同污染类型采取的却是同一类标准和制度，造成经济相对发达地区在应对新型大气污染时缺乏法律依据，同时各相邻地区的大气污染相互影响，区域之间的环境污染纠纷不断。因此，《大气污染防治法》的修订需要考虑是否可以按区域不同设定不同的大气污染防治要求，或者至少是为分区域管理和区域联防联动提供一定的空间和依据。

三、市场激励机制

在世界范围内，环境管理是一种公共事务管理的理解应该没有问题，公共管理不能等同于行政管理也是基本共识[3]。利用市场机制实现大气污染防治，是一个重要的政策和立法选择。从一些发达国家的实践来看，排污总量控制和排污权交易制度在大气污染领域是比较成功的，这是因为大气污染不像水污染那样受水系的控制，是没有边界的，且大型污染源较多，相对而言交易成本较低。

美国是较早利用市场机制进行污染控制的国家，也是比较成功的。美国环境管理的一个突出特点，是将污染防治与市场手段结合起来，通过经济激励形成了一系列创新性作法。经济激励主要有正激励与负激励两种，前者是给守法者以经济收益预期，在不降低环境目标的前提下，给予企业更大的守法弹性，其优点在于可以在满足一定环境要求的前提下，节省企业的守法成本。后者给企业设置不守法的经济损失预期，从而降低环境违法行为发生的可能性[4]。

在美国的环保法律法规中，许多激励手段都有所应用，美国早在上世纪70年代就开始实施了以气泡政策（“气泡”政策，即在进行废气排放时，以一个工厂所排放的所有废气为一个气泡，只要在这个气泡内的总污染量不超过法定标准，就不必理会该工厂内各个设备的污染情况如何。该政策赋予了企业一定的自由权，实现了环境效益和经济效益的有机结合。）和折抵政策（“折抵”政策，即对某一地区内所有工厂排放污染物的总量规定一个最高的限额，如果该区域某工厂污染物排放量很小，以致该区域内全部工厂所排放的污染物总和仍然低于上述最高限额，则即使该区域内存在某个排放大气污染物较多的工厂，则仍然允许该工厂继续存在。）等为基础的大气污染排污权交易。“气泡”政策和“折抵”政策反映了排污权交易一个最基本的思路，即在总量控制下，利用各企业减排成本的不同，调整企业的减排任务。

美国的排污权交易主要在大型点源之间进行，并集中于二氧化硫等主要污染物，这样可以大大减少交易成本。为保证交易的顺利进行，美国联邦环保署建立了一整套交易系统，包括排放源监测、指标分配许可等，以保证排污交易的公正、公开、规范化和低成本运行。此外，负激励手段也广泛得到应用，主要是经济处罚[4]58，并且处罚的额度相当高，因而所取得的效果十分明显。

我国传统上环境调控的行政驱动特征非常浓厚，特别是“十一五”以来，为实现节能减排的目标，国家陆续采取了一系列具有明显行政强制特征的手段，如对二氧化硫削减等方面所采取的各种强制性减排措施。这些措施虽然短期看成效显著，但从长远来看，这种运动式减排措施的实施成本高，且很难持续。近年来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化，我国环境法律体系也在向更多应用市场机制的方向迈进。在水污染领域，排污权有偿使用和交易的试点已经在一些地区开展，并取得了很好的效果。2008年《水污染防治法》较多地引入了市场手段，相关的立法经验值得《大气污染防治法》修订时借鉴。

现行《大气污染防治法》确立了逐渐将浓度控制转变为总量控制的思路，该法第15条明确了排放总量控制和排污许可证制度。但这一制度本身就存在着问题，比如总量控制区划定权限不合适、总量控制实施范围较小、违反规定进行排放的法律责任比较弱等；与此同时，还缺少建立在这一制度下的排污权交易体系的规定。在《大气污染防治法》的修订过程中，有必要借鉴国内外已经取得的经验，设计一套有针对性、高效、系统、低成本的大气污染排污交易体系。考虑到目前国内各地区、各行业情况差别较大，为了积累经验，可以在立法中鼓励从一些有条件的行业和地区做起，逐步扩大范围。

除排污权交易制度外，还应引入更多的市场调节机制和手段，比如比照合同能源管理模式，引入类似于节能服务公司的专业大气污染防治服务公司，为企业开展大气污染防治提供相关的建设和运营服务。再比如通过绿色信贷为大气污染防治提供有效的融资渠道。大气污染防治给企业带来一定的资金压力，对此，应通过立法鼓励各商业金融机构创新绿色金融产品，为企业开展大气污染防治提供融资渠道，政府可通过财政贴息等手段鼓励金融机构创新绿色金融产品。

四、社会自我管制与公众参与

社会自我管制兴起于20世纪六七十年代，它不同于国家威权管制，不是采用命令、禁止等强行规范，表现出“自愿性”与“公益取向性”的特点[5]。与国家威权管制相比，社会自我管制有其一定的优越性，这主要体现在几个方面：第一，由于信息偏差等因素的存在，行政机关在动用行政管制之时，对于管制对象之情势，因缺乏足够考量，而导致管制之失效；第二，由于客观情势的变化，行政管制之法律具有滞后性，不足以规范社会经济之发展；第三，现代社会利益之高度分化，传统威权等管制体制因缺乏足够的利益整合机制，而对各方利益之融合缺乏足够的考量；第四，威权管制须以国家制裁之力为后盾，加之缺乏必要之弹性，其运行成本颇高。社会自我管制机制可有效避免上述威权管制之不足，成为社会利益调节的有机组成部分[5]22－23。

大气污染的管理成本十分高昂，环境管理必然要从早期政府与企业的对立走向相互合作。作为污染者而言，由于公众环境意识的提高而使得它们不得不更重视自身的环境表现，这就为社会自我管制提供了良好的基础。目前发达国家企业和公众的环境意识较若干年前有了巨大的提高，排污者主动采取措施或与政府合作采取措施减少污染排放，为社会监督成本的降低作出了巨大贡献。近年来，国内相关领域的进展也值得肯定。例如，2007年上海市颁布了《上海市国家重点监控企业主要大气污染物排放自我监测报告的若干规定》，这是企业与政府合作减少污染排放的一个典型案例。此外，国内一些行业所开展的节能自愿协议活动，在减少大气污染方面也可以发挥重要作用[6]，《大气污染防治法》的修订应在这方面有所体现。

社会自我管制从本质上来说，是随着民主社会的发展，私人尤其是私人结成的社团与政府形成一种强有力的竞争，获得公益的代表资格，以实现在公益代表方面的平等性，并打破了政府作为公益唯一代表的垄断地位，成为制衡政府的一种力量而存在[7]，其可以分为私人、社团的自我管制和公众诉讼(私人、社团以公益之名义起诉)这两种公益代表机制[5]22。公众参与是实现自我管制的重要途径，但现行《大气污染防治法》中有关公众参与的条款非常少，只有第20条提出了在发生污染事故及可能危害人体健康和安全的情况下，要通报当地居民或进行公告。

从发达国家的环境保护公众参与历史来看，早期主要是以公众参与各种环境保护的集会、游行、抗议等方式为主；到了近期，公众参与环境保护的方式越来越多，领域也越来越广，从单纯反对污染发展到参与政府决策，并注重自身的环境友好行为。在这一过程中，逐渐形成了散在的公众参与、ngos(非政府组织)参与和社区参与三种形式。其中，ngos以其专业性、灵活性和凝聚力，形成政府和公众之外的一种富有行动力的“第三力量”，所发挥的作用也越来越大。（关于ngos的法律地位和作用，参见：郑少华．试论美国环境法中非政府组织的法律地位[j]．法学评论，2005(3)：120－123．）

环境保护公众参与已经成为许多国家环境法中的一项基本原则，并得以广泛落实。在日本，《大气法》中规定了居民有要求环保部门对污染源进行调查并公布调查结果的权利，有要求政府对可能造成环境破坏的开发计划和建设项目以及污染源实行限制的权利，有要求设立由居民代表组成的公害监督委员会的权利[8]。此外，日本大气立法中提出了在规定总量控制区、制定总控标准和拟定总量降低计划时，要进行“征询意见”、“公布周知”等，体现了立法中的民主原则和公众参与思想[9]，也值得借鉴。

公众参与条款的不断强化也是我国环境法律体系取得进展的体现，但从总体上看，目前公众参与还多停留在“专家参与”和宣传普及阶段，作为一般公众参与大气污染防治的具体途径和程序尚不十分清晰。此外，公众参与的关键不在于让不让公众参与，而是如何实现有效的公众参与。公众参与以后其意见是否能被接纳，公众如何能了解所受到的损害，如何要求停止污染损害，如何参与决策制定等，这些都要求法律中可操作性的规定进行保障。在《大气污染防治法》中，应将公众参与各个层面的大气环境保护行动的程序加以详细规范，以确保形成畅通的公众参与渠道。

基于现代环境问题的多发性、复杂性与政府管制之人力物力局限，通过有效的公众参与实现社会自我管制，离不开司法途径作为最后的保障。如果公众(包括公众团体)可以对环境侵害提起公益诉讼，促进政府实施法律，其本身既是公众参与的一种重要方式，也是社会自我管制的两种基本模式之一。我国2008年修订的《水污染防治法》第88条规定：“因水污染受到损害的当事人人数众多的，可以依法由当事人推选代表人进行共同诉讼。环境保护主管部门和有关社会团体可以依法支持因水污染受到损害的当事人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这一规定有所进步，但其实质只是代表人诉讼制度和支持起诉制度，而远非真正的公益诉讼制度。《大气污染防治法》的修订应在这方面有所突破，明确规定公益诉讼制度，并将其具体化。

五、法律责任问题

环境法律责任主要涉及环境刑事责任、环境行政责任和环境民事责任。2000年修订的《大气污染防治法》第46条到第65条，均为法律责任的规定。但在这总共二十条的法律责任规定中，有十六条完全是环境行政责任的规定，有二条是对造成大气污染事故责任人员的行政处分以及刑事责任的规定，有一条是出现自然灾害不可抗力情况下的免责规定，而仅有一条是关于环境民事责任的规定。这种法律责任的设置，正好符合前文所述之单一化威权体制特征。实践证明，此种依赖政府管制来实施的法律，其效果并非良好。

以行政责任为主，缺少民事责任的规定不符合我国环境状况的特点以及当前环境法的发展趋势，应当在法律责任中特别强化民事责任的相关规定。这主要是因为，这两种责任发动的动因强度悬殊。对于行政责任而言，尽管现行《大气污染防治法》中的规定很多，但由于担任政府公职的工作人员同样是有理性的、自私的人，政府不一定能纠正问题。公共选择学派的代表者布坎南早已指出，参与政治活动和参与市场活动的是同一个人，其品性不会发生变化，都受自利动机的影响。“政府及其公务人员在社会上的多重角色和身份使其在追求社会利益最大化和追求部门利益、个人利益之间存在着持久的冲突”[10]，而“人们奋斗所争取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11]。因此，这种冲突最为可能的结果，是政治参与人在政治决策和执行中将个人利益凌驾于社会公共利益之上[12]。更何况在大气污染中，行政机关的执法对象———污染企业———往往是地方经济发展和财政税收的主要来源，这是行政责任发动动因不强，实践中往往不能落实的首要原因。

除了“经济人”本性决定的部门利益、个人利益优先以及相应的“权力寻租”问题外，政府行政责任发动动因不强的第二个原因，是“在‘群’意识的指导下，干预者为了和所属群体的思维方式、行为习惯保持一致———为了‘遵循通则’、避免脱离所在群体而独立存在———他们或出于对‘木秀于林，风必摧之’的恐惧，或出于对‘不求无功，但求无过’的中庸之道的固守，于是导致经济职权运行中的决策滞后，执行滞后，效用滞后等现象屡见不鲜。”[12]35政府部门固有的低效率问题，也导致行政责任的发动动因不强。以上这些原因，都容易导致行政责任仅仅成为纸上的责任而无法实现。

民事责任则不同，民事责任赋予了个体主动的权利，基于个人爱惜自身及自己财产的本能，民事责任有很强的发动机制。私人在自身权益受到侵害时，较之于行政机关，往往会更加主动地通过各种途径(如诉讼、行政复议、上访等)寻求救济，能够使民事责任落到实处。与此同时，技术的不断更新和工业化大生产的加快，导致现代环境污染事故越来越频繁。与越来越多的污染点相比，政府环境执法的人力和物力均存在限制，而私人则不存在这方面的限制，能够更好地监督污染者守法。除了需要增加关于民事责任的规定外，《大气污染防治法》在修订中，还要注意关于民事责任设定的两个问题。

第一，根据现行《大气污染防治法》关于民事责任第62条的规定，即“造成大气污染危害的单位，有责任排除危害，并对直接遭受损失的单位或者个人赔偿损失。赔偿责任和赔偿金额的纠纷，可以根据当事人的请求，由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调解处理；调解不成的，当事人可以向人民法院起诉。当事人也可以直接向人民法院起诉”，民事责任的发动，仅限于单位或者私人在发生大气污染危害时“直接遭受损失”。其关于民事责任的规定，仍然继承了私法体系下的直接利害关系准则，仅赋予个体在私益受损的情况下请求调解和提起诉讼的权利。这样一种公私泾渭分明的规定，实际上忽略了现代社会中，公民私人、社团的公益代表性作用。现代社会的发展带来了社群主义为基础的社会力量的发展，环境法需要破除政府管制污染者的单一模式，发挥社会散在力量，发挥私人、社团在公共利益上与政府的竞争机制。所以，在民事责任的相关规定中，应当淡化“直接遭受损失”的要求。

第二，“守法成本高、违法成本低”一直是我国环境立法中存在的核心问题之一。这固然和行政责任中设定的行政处罚力度偏轻有关，但更重要的原因在于，行政责任的执法动因不强，可以在实践中发挥得更加淋漓尽致的民事责任却没有得到重视。因此，要解决违法成本低的难题，不妨换一种思路，即增强民事责任的威慑力，引入“惩罚性赔偿”制度。所谓惩罚性赔偿，也称示范性的赔偿或报复性的赔偿，是指由法庭所作出的赔偿数额超出实际的损害数额的赔偿，它具有补偿受害人遭受的损失、惩罚和遏制不法行为等多重功能[13]。当然，严格说来，惩罚性赔偿并不能算作一种纯粹的民事责任。所谓“惩罚”，应该是公权所为，而所谓“赔偿”，乃填充损失也，系“私法所为”，而惩罚性赔偿有机地溶入了“公法”与“私法”因素，演变成一种“社会责任”[14]。惩罚性赔偿制度既可以补偿受害人的损害，还能惩罚和遏制违法者的违法行为，事实上起到了私人协助政府执法的作用。大气环境保护作为政府监管能力明显不足的领域，非常适合惩罚性赔偿制度的运用。

除了以上讨论的行政责任与民事责任的问题，考虑到环境污染的发展和变化，环境法律责任所涵盖的对象也应当有所拓展，在《大气污染防治法》修订时，还特别需要解决几个问题：第一，除人身和财产权利的侵害外，人类活动对于生态系统的损害及其补偿，应成为法规规范需要考虑的内容。比如，大气污染导致的酸雨对湖泊、森林、土壤等的损害，应通过某种方式建立补偿机制，从而对污染者形成压力。第二，科技飞速发展的同时，也给人类社会带来不可预知的风险。从一定意义上说，企业对于环境的污染，有时候是无法避免的，而当重大的环境侵害事件发生时，往往会出现企业无力承担经济赔偿的情况。更何况对于大气污染，基于空气的流动性以及不同污染物可能发生的协同作用，污染责任方往往难以确定。为此，需要考虑设定环境责任保险条款，将大气污染损害的风险进行社会化的分担。第三，与水污染和固体废物污染相比，大气污染物具有更强的流动性和隐匿型，在大气污染损害侵权事件中，受害者往往因缺乏技术、资金等，无法进行维权，因此，应强调政府公权力提供合理的救助。ml

注释:

[1]杜娟．气候变化与排放权交易高层论坛举行，全国人大环资委调研室副主任翟勇表示不赞同应对气候变化写入大气污染防治法[n]．法制日报，2009－12－12(3)．

[2]常纪文．修订《大气污染防治法》不应把二氧化碳作为污染物质对待[j]．今日中国论坛，2009(z1)：106－107．

[3]吕忠梅．水污染防治法修订之我见[j]．法学，2007(11)：136－143．

[4]秦虎，张建宇．以《清洁空气法》为例简析美国环境管理体系[j]．环境科学研究，2005，18(4)：55－62．

[5]郑少华．简论社会自我管制[j]．政治与法律，2008(3)：21－23．

[6]hu yuan．implementation of voluntary agreementsfor energy efficiency in china[j]．energy policy，vol．35，2007，35(11)：5541－5548．

[7]郑少华．动态社会契约论：一种经济法的社会理论之解说[j]．华东政法学院学报，2004(3)：51－62．

[8]李启家．日本大气污染防治立法新动向探微[j]．环境导报，2000(4)：12－15．

[9]方堃．中日大气污染总量控制制度比较及立法启示[j]．环境科学与技术，2005，28(1)：63－65．

[10]陈奇，星罗峰．“经济人”和“道德人”并重：行政监督中的人性理论[j]．政治与法律，2004(1)：40－43．

[1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82．

[12]胡光志，靳文辉．国家干预经济中“政府失灵”的人性解读及控制[j]．法学评论，2009(6)：32－37．

[13]王利明．惩罚性赔偿研究[j]．中国社会科学，2000(4)：112－122．

防治大气污染的方法篇8

从当初的承诺，到“十条举措”出台，再到《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下称《行动计划》）的，从这一系列的大动作、强举措中，可以感受到新一届中央政府的清新执政之风和务实为民之情，这也让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目标变得更为可期。

大气污染防治“史上最严厉”

近一年时间，中国在大气污染治理上打出一系列组合拳。

2012年12月，中国环保部、国家发改委和财政部联合了《重点区域大气污染防治“十二五”规划》（下称“大气防治十二五规划”），该规划要求以改善大气环境质量为目的，严格环境准入，推进能源清洁利用，加快淘汰落后产能，实施多污染物协同控制，大幅削减污染物排放量，形成环境优化经济发展的“倒逼传导机制”。

2013年6月14日，国务院常务会议部署了大气污染防治十条措施，从产业结构调整、淘汰落后产能、完善法律标准和区域联防等十个方面对大气治理作出要求。

“行动计划正是围绕PM2.5治理提出了具体的措施。”环保部有关负责人表示，国务院部署的十条措施即是行动计划定的十个方面内容，是《行动计划》的大框架。

与国务院此前已对外公布的大气污染治理“国十条”相比，不难发现，《行动计划》包含的目标更加详细，相对应的措施也更加严格。国家环保部根据该《行动计划》，部署一系列行动来治理大气污染，包括严惩环境违法行为，联合多部门建立并完善区域大气污染联防联控机制等。

《行动计划》对2017年前大气污染治理给出了详细治理蓝图，并对各省市降低PM2.5浓度提出具体要求：到2017年，全国地级及以上城市可吸入颗粒物浓度比2012年下降10%以上，优良天数逐年提高；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等区域细颗粒物浓度分别下降25%、20%、15%左右，其中北京市细颗粒物年均浓度控制在60微克/立方米左右。

《行动计划》还提出，到2017年，煤炭占能源消费总量比重降低到65%以下。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等区域力争实现煤炭消费总量负增长。到2017年，三大区域燃煤锅炉要基本实现天然气替代，非石化能源消费比重提高13%，煤炭利用要逐步实现洁净化。

为完成以上目标，《行动计划》制定了加大综合治理力度、调整优化产业结构、建立区域协作机制、将环境质量是否改善纳入官员考核体系等十条具体措施。《行动计划》还明确提出了“经过五年努力，全国空气质量总体改善”的行动目标。

防治大气污染，中央动了“真格”

《行动计划》不仅提出了大气污染防治的具体指标，而且还推出十个方面具体措施，目标明确、内容翔实、措施有力，充分体现了新一届中央政府防止大气污染的坚定决心。

在这份近10000字的行动计划中，既注重通过“减少”“淘汰”等措施治标，又注重通过“优化”“升级”“科技创新”等措施治本。而且，《行动计划》还明确规定“坚决停建产能严重过剩行业违规在建项目”、“严禁核准产能严重过剩行业新增产能项目”、“未通过环境影响评价审批的，一律不准开工建设；违规建设的，要依法进行处罚”……中央阻遏大气污染形势的态度鲜明，《行动计划》也更具可操作性。

此外，《行动计划》还特别强调要“分解目标任务”，由国务院制定考核办法并进行考核，“对于那些没有通过考核的地方政府，环保部门将会同组织部门和监察部门约谈省级政府和相关部门的责任人，予以督促。”《行动计划》提出组织部门参与考核要求，这更是一次重大突破，也充分显露出新一届中央政府“动真格”的气势。

全面部署机动车污染防治

“实施公交优先战略”“合理控制机动车保有量”“降低机动车使用强度”……与当下百姓生活密切相关的机动车污染防治，无疑是《行动计划》的重点之一。

当前，机动车尾气排放已成为中国空气污染的重要来源，是造成灰霾、光化学烟雾污染的重要原因，中国机动车污染问题已日益严重。据统计，2012年，中国机动车保有量达到2.2亿辆，排放氮氧化物640万吨，约占中国氮氧化物排放总量的30%。

同时，由于机动车大多行驶在人口密集区域，尾气排放直接威胁群众健康。据测算，未来5年中国还将新增机动车1亿辆以上，新增车用汽柴油消耗量1亿至1.5亿吨，由此带来的大气环境压力巨大。

针对机动车污染严重问题，《行动计划》提出，北京、上海、广州等特大城市要严格限制机动车保有量。通过鼓励绿色出行、增加使用成本等措施，降低机动车使用强度。大力推广新能源汽车，公交、环卫等行业和政府机关要率先使用新能源汽车。

采取划定禁行区域、资金补助等方式，逐步淘汰黄标车和老旧车辆。2015年底前，淘汰2005年底前注册营运的黄标车；基本淘汰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等区域内的 500万辆黄标车。2017年底前，中国范围内的黄标车基本淘汰。

《行动计划》对中国机动车燃油品质的提升提出了明确的时间表：在2013年底前全国供应国四车用汽油，2014年底前全国供应国四车用柴油；2015年底前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等区域内重点城市全面供应国五车用汽柴油；2017年底前全国供应国五车用汽柴油。 这将有助于解决长期困扰中国机动车尾气排放的瓶颈问题。

中国首部大气污染防治地方性法规将出台

北京环境状况备受关注。针对2013年以来，无论是在春季还是夏季，雾霾天气都会出现的状况，7月24日，由北京市政府起草的《北京市大气污染防治条例（草案）》提请北京市第十四届人大常委会第五次会议审议。

北京是中国大气污染最严重的城市之一，从19 9 8年开始分阶段地采取严厉的措施治污。从大气污染源的煤、车、工地、工业四个方面，先后采取了16个阶段、200多项措施来应对，包括老旧车提前淘汰、倡导公众少开一天车等。2001年实施的《北京市实施办法》，为该市大气污染防治提供了重要法律支持。尽管出台了办法，政府也在不断地进行整治，然而人们却并没有觉得空气质量有所提高。

由于正在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短期内难以出台，北京市人大常委会决定废旧立新，废止已有的《北京市实施办法》，根据北京市的大气污染状况及导致污染的具体原因，创设新的地方性法规《北京市大气污染防治条例》，并计划年内出台。这将是中国首部大气污染防治地方性法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