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查研究制度范文

调查研究制度篇1

调查研究是公司领导联系基层和群众的重要途径。开展调查研究对公司党委和公司实施科学决策，提高工作效率和工作质量都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为实现调查研究经常化、科学化、规范化，特制定本制度。

第二条调研任务

围绕公司中心工作和内外经营环境中的重点、难点、热点问题，真实反映公司改革发展进程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和新经验,为公司党委和公司决策服务，为基层反映情况、解决问题、指导工作。

第三条调研内容

正职主要了解公司各单位生产经营、党建和思想政治工作等总体情况；副职重点了解分管业务工作情况和承包单位安全生产、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党风廉政建设、稳定工作，以及职工普遍关心关注的热点、难点问题；督导管理局重要会议及文件精神的落实；及时总结承包单位的工作经验，提出合理化建议，帮助指导工作；参加基层单位组织的大型会议，如民主生活会、年度总结大会、职工代表大会，以及党团员义务劳动等。

第四条调研时间

正职每年不少于60天，副职不少于80天。

第五条调研形式

1、集体调研：公司每年至少组织2次大型的生产经营或思想政治工作集体调研；或根据工作需求组织跨业务领域的课题调研。

2、分头调研：按领导分管业务组织有关部门进行专项调研活动。

第六条调研要求

1、坚持深入基层，尊重实际，面对现实，听实情、出实招、办实事、求实效。

2、重视调研情况的分析、总结、上报，负责组织的大的型调研课题要在10日内写出调查报告，一般的调研课题要在3天内写出调查报告，调研中发现的重大问题，要及时向公司党委和公司反映。

3、轻车简从，不给基层添麻烦；调研时一般不在基层就餐，确需就餐的一律工作餐，不上烟酒。严禁以调研为名吃、拿、卡、要。

4、加强理论、业务学习，熟练掌握调研程序、方式、方法和技巧，使调研工作更全面、更深入、更准确、更有创意、更富实效。

第七条调研考核

1、基层调研情况，年终作为干部考核的依据之一。

2、每年公司领导正职向管理局党委，副职向公司党委至少提交1项有价值的调研成果或决策建议。

第八条附则

1、本制度由公司党政办公室负责解释。

调查研究制度篇2

【摘要】 目的 编制饮食方式调查表，并对该表进行信度和效度检验。方法 采用现场调查的方法在北京地区选取943份样本，3个月后随机抽取32人对饮食方式调查表重测。结果 探索性因素分析和专家经验支持饮食方式调查表包含“膳食平衡”和“饮食有节”两个维度，Cronbach’s α系数分别为0.82和0.67，3个月重测信度分别为0.73和0.55。亚健康组较多地采用不良的饮食方式。结论 饮食方式调查表有较好的信度和效度指标，可用于成人饮食方式的评估。

【关键词】 饮食方式调查表;膳食平衡;饮食有节;信度;效度

Abstract：Objective To develop Eating Habits Inventory (EHI) and study its reliability and validity. Methods A sample containing 943 people was investigated by sampling investigation method， and 32 of them were selected randomly and recompleted the inventory after 3 months. Results There are two dimensions in EHI， that are “Balanced Diet” and “Regularly and Moderately Eating”. The theory structure was confirmed by Exploratory Factor Analysis and the experts on this area. The Cronbach’s α coefficients were 0.82 and 0.67， the test-retest reliability were 0.73 and 0.55 (P0.05). These data was analyzed by Stepwise Regression Analysis. Subjects from subhealth group had unhealthiest eating habits. Conclusion Eating Habits Inventory has a good reliability and validity， and is suitable for eating habits self-assessment for adult.

Key words：Eating Habits Inventory;balanced diet;regularly and moderately eating;reliability;validity

无论实践经验还是实证研究均表明饮食习惯与发育和健康关系密切[1-2]。全面、有效的饮食行为方式评估工具可用于危险因素的筛查、体质调养、疾病预防和干预等方面。中医理论中有诸多关于饮食养生的论述，现代也有许多关于饮食保健的研究。本研究根据中医饮食养生理论和现代研究结果，提炼可操作的行为指标，编制标准化的饮食方式调查表，用于成人饮食养生方式的评估。

1 资料与方法

1.1 研究对象

采用现场调查的方法在北京地区取样，共回收有效问卷943份，回收率为94.6%，获知情同意。其中男性325人(34.4%)，女性618人(65.5%);已婚726人，未婚184人，离异25人，丧偶5人，缺失3人;汉族884人，少数民族57人，缺失2人;平均年龄(40.65±9.96)岁。3个月后随机抽取32人重测，初次于2008年10月实施。

1.2 研究工具

①自编“饮食方式调查表”，选项采用Liket法，4个等级设置为：完全符合、基本符合、略有符合和极不符合;②既往疾病史，以及近2年的体检表结果;③刘保延课题组编制的《亚健康状态调查问卷》[3]，并采用其亚健康操作定义、纳入和排除标准及亚健康隐结构模型进行本研究健康组、亚健康组和疾病组的确定。

1.3 项目编制方法

①制定编题计划：通过文献查询和专家访谈的方法确定编制饮食方式调查表的目的和饮食方式的含义;②设计测验蓝图：确定各个维度的内容和比例，及双向细目表;③编写测验项目：根据分目标查询文献，编制测验题目;④确定预测验项目：经过专家论证，确定题目，题目数要达到正式测验的2～3倍;⑤预测验：选择100人进行预测;⑥维度调整：根据预测验探索性因素分析和专家意见的结构进行项目的维度归类;⑦项目分析与修改：根据预测样本计算项目难度、区分度和探索性因素分析结果，结合专家意见修改或删除项目。

1.4 质量控制

按照统一的程序培训测试人员10名，一对一发放问卷并回收，向被试解释调查目的和保密性原则，宣读指导语。第一轮审核不合格的问卷进行补填，第二轮审核仍然不合要求的予以剔除。

1.5 统计学方法

采用SPSS14.0进行探索性因素分析、通俗度、α系数、配对t检验和逐步回归分析。

2 结果

2.1 题目拟定

根据文献整理、访谈和开放式问卷等方式收集资料，并经3轮专家论证，合并类似题目，删除重复无关题目后，拟定23个题目。

2.2 结构探索与确定

样本的KMO(Kaiser-Meyer-Olkin)为0.77，Bartlett球形检验的卡方值为5 593.00(df=276，P

2.3 项目分析

采用公式P= /XMAX×100%对样本进行项目通俗度分析，膳食平衡的平均值为62%，饮食有节的平均值为88%;采用相关法分析法(题目和总分相关系数r题总)作为项目区分度分析指标，所有题目相关系数双侧检验P

2.4 信度检验

采用Cronbach’sα系数检验自评表的同质性信度，膳食平衡和饮食有节分别为0.82和0.67。对重测样本进行间隔3个月的重测信度检验，2个因素总分的前后测相关系数分别为0.73和0.55，双侧检验均达到0.01显著性水平;配对t检验的t值分别为0.82和1.68，双侧检验均未达到0.05显著性水平。

2.5 效度检验

根据亚健康判断标准将被试划分为健康组、亚健康组和疾病组，这3组在饮食方式调查表的2个维度均存在组间差异，LSD事后检验发现在2个维度均显现出亚健康组得分显著低于健康组和疾病组(膳食平衡中疾病组与亚健康组显著性水平在临界值，P=0.51)，而健康组和疾病组的得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2。表2 不同健康状况被试间的饮食方式差异比较注：**P

3 讨论

《内经》提出了“五谷为养，五果为助，五畜为益，五菜为充，气味合而服之，以补精益气”的膳食配伍原则。这是古人对合理膳食结构的一种认识，其中蕴含着食物要合理搭配、种类要丰富多样的寓意。“饮食有节”也是中医饮食养生理论的重要内容，贾氏[4]通过对相关文献的梳理和取证，认为“饮食不节”的内涵应确定为饮食不适度、饮食不合时宜、饮食无节律和饮食过杂4个方面，其中饮食不适度包括饮食量不及、饮食肥甘厚味的不适度、饮食的寒热不适度、饮食五味的不适度。本研究根据中医饮食养生理论及《中国居民膳食指南》[5]编制题目。探索性因素分析和专家建议均支持饮食方式存在2个维度，即膳食平衡(调节饮食的均衡性)和饮食有节(饮食有规律，量和口味有节制)。因此，该调查表具有较好的内容效度和构念效度。数据还显示了饮食方式调查表具有良好的项目区分度、一致性信度和重测信度。膳食平衡维度的通俗度及内部一致性都好于饮食有节维度。其主要原因为：饮食有节维度希望考察偏颇的饮食行为，如口味、饮酒、素食等，因此部分题目通俗度高于90%;且该维度为了较全面地评价饮食行为，在一定程度上牺牲了内部一致性。此外，数据也显示了饮食有节维度不如膳食平衡维度稳定性好，说明了饮食有节维度更易受环境的影响，从另一个角度说明该维度可能对干预更为敏感。不同健康状况被试间的饮食方式差异比较的结果表明：合理的饮食结构性和健康饮食行为习惯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健康状况，特别注意的是亚健康组表现出不良饮食方式，而疾病组与正常组的饮食方式差异无统计学意义，这可能是由于患病者在饮食方面加以注意。这一结果也支持本研究的理论假设，因此从这一侧面可以表明饮食方式调查表具有较好的预测效度，也是一个较为敏感的行为指标。

参考文献

[1] Susanna Conti， Maria Masocco， Paola Meli， et al. Eating habits and lifestyles：a multivariate analysis of the data from an Italian population-based survey[J].Nutrition Research，2004，24(7)：495-507.

[2] Marja Vanhalaa， Raija Korpelainena， P?ivi Tapanainen， et al. Lifestyle risk factors for obesity in 7-year-old children[J]. Obesity Research & Clinical Practice，2009，3(2)：99-107.

[3] 刘保延，何丽云，谢雁鸣，等.“亚健康状态调查问卷”的设计思想与内容结构[J].中国中医基础医学杂志，2007，13(5)：382-387.

[4] 贾海骅.中医学“饮食不节”概念内涵研究[J].中国中医基础医学杂志，2007，12(12)：894-895.

调查研究制度篇3

特定问题调查既可以由人代会组织，也可以由人大常委会组织，是人大及其常委会的一项法定职权。它既是人大及其常委会行使监督权的一种形式，或者说是人大及其常委会的一种监督形式，又是人大及其常委会调查研究制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对于其他各种调研形式，人代会受会期和各种主客观条件的限制，不可能自己组织进行，只能授权同级人大常委会组织进行，或者在人大常委会领导下，由人大专门委员会、常委会工作机构或办事机构组织进行。因此，特定问题调查以外的其他各种调研形式，多数是人大常委会组织进行，或者在人大常委会的领导下，由人大专门委员会、常委会工作机构和办事机构组织进行。这些也可以称为人大常委会的调查研究制度。

关于特定问题调查，因为已有前文专门论述，本文不再重述，而重点论述人大及其常委会其他形式的调查研究。

一、关于人大及其常委会调查研究的法律规定

除特定问题调查以外，关于人大及其常委会其他方面和其他形式的调查研究，有关法律规定如下：

（一）宪法、全国人大组织法都规定，全国人大代表应当听取和反映人民群众的意见和要求；代表法规定，代表应当采取各种方式听取人民群众的意见。

这里虽然没有直接使用调查研究这一概念，但众所周知，调查研究是听取意见和要求的方式之一。WWW.133229.cOM

（二）全国人大组织法规定，全国人大各专门委员会对属于全国人大或者全国人大常委会职权范围内同本委员会有关的问题，进行调查研究。

（三）地方组织法规定，各专门委员会在本级人大及其常委会领导下，对属于本级人大及其常委会职权范围内同本委员会有关的问题，进行调查研究。

（四）监督法规定，常委会听取和审议专项工作报告前，委员长会议或者主任会议可以组织本级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和本级人大代表，对有关工作进行专题调查研究；常委会可以安排参加专题调查研究的代表列席常委会会议；地方各级人大常委会审议撤职案，可以由主任会议提议，经全体会议决定，组织调查委员会，由以后的常委会会议根据调查委员会的报告，审议决定。

监督法还规定，根据在执法检查中发现的突出问题，本级人大代表对“一府两院”工作提出的建议、批评和意见中集中反映的问题，本级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提出的比较集中的问题，本级人大专门委员会、常委会工作机构在调查研究中发现的突出问题，人民来信来访集中反映的问题，社会普遍关注的其他问题，各级人大常委会每年选择若干关系改革发展稳定大局和群众切身利益、社会普遍关注的重大问题，有计划地对有关法律、法规实施情况组织执法检查。

（五）预算法规定，县级以上各级人大常委会有权就预算、决算中的重大事项或者特定问题组织调查。

（六）立法法规定，列入常委会会议议程的法律案，法律委员会、有关的专门委员会和常委会工作机构应当听取各方面的意见。听取意见可以采取座谈会、论证会、听证会等多种形式。常委会工作机构应当将法律草案发送有关机关、组织和专家征求意见；

应当收集整理分组审议的意见和各方面提出的意见以及其他有关资料。列入常委会会议议程的重要的法律案，经委员长会议决定，可以将法律草案公布，征求意见。

虽然这里也没有使用调查研究这个概念，但是，显而易见，座谈会、论证会、听证会，发送有关机关、组织和专家征求意见，收集整理各方面提出的意见以及其他有关资料，公布法律草案征求意见，都是很重要的具体的调查研究方法。

（七）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加强对法律实施情况检查监督的若干规定》中规定，执法检查组要深入基层、深入实际、深入群众，采用听取汇报、召开座谈会、个别走访、抽样调查、实地考察等多种形式，了解和掌握法律实施的真实情况，研究法律实施中存在的问题；对执法检查中发现的重大的典型违法案件，委员长会议可以交由专门委员会或常委会办事机构进行调查等等。该法不仅明确规定了人大及其常委会调查研究中特定问题调查、执法调研、专题调研、工作调研和一般性调研等五种具体形式，还规定了调查研究的“三深入”原则——深入基层、深入实际、深入群众，还规定了听取汇报、召开座谈会、个别走访、抽样调查、实地考察等多种具体调研方法。

（八）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加强中央预算审查监督的决定》中规定，经委员长会议专项批准，全国人大常委会预算工作委员会可以对各部门、各预算单位、重大建设项目的预算资金使用和专项资金的使用进行调查。

（九）《全国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守则》规定，全国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要经常进行调查研究，听取群众意见和要求。

二、对人大及其常委会各种调研形式的分述

（一）立法调研

立法法所规定的调研，主要是指法律法规草案提交人大或其常委会审议后和审议过程中，需要做和可以做的调研。

立法法关于立法时进行调研的规定，虽然具体是针对全国人大常委会规定的，同样也适用于有制定地方性法规权的地方各级人大常委会，即拥有地方性法规制定权的地方各级人大常委会也应按照立法法的有关规定办。

立法调研可以由相应的人大常委会组织，也可以由相关专门委员会组织；按立法法的规定，还可以由常委会的工作机构（本文作者认为，这包括人大常委会、专门委员会办事机构——下同）组织；可以组织调研组进行调研，也可以不组织调研组，直接召开座谈会、论证会、听证会，将法律草案发送有关机关、组织和专家征求意见，收集整理各方面提出的意见以及其他有关资料。

立法法还规定，列入常委会会议议程的重要的法律案，可以将法律草案公布，征求意见。这既是民主立法的重要措施，也是一种很重要的具体的调查研究方法。广大人民群众可以通过信函、电话来参与，也可以在网络上给有关网站发帖子、自办博客、发送电子邮件来参与。

上级人大常委会、相关专门委员会、常委会工作机构组织调研组在进行立法调研时，在组织座谈会、论证会、听证会听取各方面意见时，上级人大常委会工作机构将法律草案发送有关机关、组织和专家征求意见，收集整理各方面提出的意见以及其他有关资料时，上级人大常委会公布法律法规草案征求意见时，下级人大及其常委会包括没有法律法规制定权的县级人大及其常委会、乡镇人大，都应该努力协助做好有关工作，发动本级人大代表、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专门委员会组成人员，本行政区域的广大人民群众，积极参与相关立法活动，协助收集和整理信函、电话、网络提供的信息，集思广益，帮助上级立法机关把法律法规制定好。

有法律法规制定权的人大及其常委会要主动邀请有关人大代表参加立法调研。立法调研主要是听取各方面的意见，是汇总各方面的意见和信息，因此，不管意见的价值大小、是对是错，都要汇总起来，供法律法规起草机关和审议机关参考。

（二）执法调研

执法调研是近几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全国人大各专门委员会和地方人大共同创造的一种带有监督作用的调研形式。

执法调研的作用类似执法检查，但程序简单得多，人数可多可少，少则可以两三个人；时间可长可短，最少可以几天就完成；牵涉面较小，不占用“一府两院”很多时间和精力，因此，组织起来容易得多，可以真正做到轻车简从。

地方各级人大常委会、人大专门委员会、常委会办事机构，都可以进行执法调研，重大的典型违法案件，主任会议可以交由专门委员会或常委会办事机构进行调查。

执法调研一般应成立调研组来进行，要深入现场，进行实地考察，取得第一手感性资料。调研组要在调研中区分对错是非，给“一府两院”执法情况以客观、公正、真实的评价。因此，执法调研不到现场不行，通过其他方式和渠道得到的信息，只能参考，不能代替实地调查研究。

执法调研的一个不可缺少的程序是，调研组必须向派出它的人大常委会或专门委员会或常委会办事机构提交调研报告。一般的说，调研组也会向被调查的“一府两院”或其部门反馈意见，但不直接处理问题。对调研过程中发现的重要问题，派出调研组的人大常委会或专门委员会可以跟踪了解解决和处理的情况。这些程序都与执法检查类似。

当然，执法调研比执法检查的强制性和权威性要弱一些。常委会办事机构组织的执法调研也不能与人大常委会或专门委员会组织的执法调研完全等同。但从这些年的实践看，执法调研的监督作用仍然很明显，对于推动“一府两院”改进工作仍然非常有效。

（三）专题调研

专题调研是指各级人大常委会、人大专门委员会、常委会工作机构和办事机构就专门问题进行的调查研究。专题调研首要的工作是确定调研的题目，即调研的专门问题。目前，全国和地方各级人大常委会、专门委员会、常委会工作机构和办事机构一般都是根据：（1）过去执法检查中发现的突出问题；（2）本级人大代表对“一府两院”工作提出的建议、批评和意见中集中反映的问题；（3）本级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提出的比较集中的问题；（4）本级人大专门委员会、常委会工作机构和办事机构在调查研究中发现的突出问题；（5）人民来信来访集中反映的问题；（6）社会普遍关注的其他问题，来确定若干关系本行政区域改革发展稳定大局和群众切身利益、社会普遍关注的重大问题，进行专题调研。

专题调研应强调组织调研组深入实际，进行实地考察，取得第一手的感性资料。因此，专题调研不深入到群众中去不行，通过其他方式和渠道得到的信息，只能是参考，不能代替实地调研。

（四）工作调研

工作调研是为了进一步做好人大工作，就人大工作本身进行的调查研究。

随着人大工作制度化建设的发展，为使人大代表、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人大专门委员会组成人员更好地行使职权，也日益要求他们与搞好调查研究联系在一起。例如，对人大代表、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提出议案，要求他们通过视察、专题调研等活动，深入实际，调查研究，在认真酝酿并充分准备的基础上提出；对人大代表提出建议、批评和意见，也要求他们通过视察、专题调研和代表小组活动等，深入实际，深入基层，调查研究，了解本行政区域内的重要情况和问题，了解人民群众的意见和要求，在此基础上提出。目前，在全国人代会上，把提出的议案以及建议、批评和意见分为三类：一类是通过专题调研和集中视察后形成的；一类是通过座谈、走访、征求意见形成的；第三类是结合本职工作、总结实践经验提出的。

应该说，各级人大及其常委会日益重视调查研究，而为了更好地履行职权，各级人大代表、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人大专门委员会组成人员也日益自觉地参与调查研究。工作调研包括人大常委会办事机构对人大代表、人民群众来信来访的调研。

（五）一般性调研

宪法、全国人大组织法规定，全国人大代表应当听取和反映人民的意见和要求；代表法规定，人大代表应当采取各种方式听取人民群众的意见。这里虽然没有直接使用调查研究这一概念，但众所周知，调查研究是听取意见和要求的方式之一。《全国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守则》则明确规定，全国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要经常进行调查研究，听取群众意见和要求。

一般性调研有时没有特定的任务，无任何限制地听取人民群众的意见和要求，但有时，也可能会围绕一个问题，听取人民群众的意见和要求。开展一般性调研，人民群众的什么意见和建议都可以提，什么问题都可能涉及。在这个基础上，可以选择一些人民群众普遍关注的热点、焦点、难点问题，深入进行调研。所以，两种情况有可能转化。在各种调研形式中，一般性调研有时是基础，随着一般性调研的深入，可能转化为立法调研、执法调研、专题调研和工作调研。

三、值得研究和探讨的问题

在各级人大的共同努力下，人大及其常委会的调研制度日益健全，全国和地方各级人大都在努力开展调查研究，已经形成良好的风气。但是，人大及其常委会的调研制度还有一些问题需要探讨和研究，以使人大及其常委会的调研制度更加健全，例如：

（一）进一步明确被调查的国家机关的权力和责任、社会团体与公民的权利和义务

宪法规定，全国人代会组织的调查委员会进行调查的时候，一切有关的国家机关、社会团体和公民都有义务向它提供必要的材料。

全国人大议事规则也规定，全国人代会组织的调查委员会进行调查的时候，一切有关的国家机关、社会团体和公民都有义务如实向它提供必要的材料。

预算法规定,各级人大有权就预算、决算中的重大事项或者特定问题组织调查，有关的政府、部门、单位和个人应当如实反映情况和提供必要的材料。

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加强对法律实施情况检查监督的若干规定》中规定，有关部门和地方应支持执法检查组的工作，提供真实情况和其他必要的帮助。应该说，这个原则也适用于各级人大常委会的调查研究。

制定这些法律时，在我国法律体系中尚未正式出现公法私法、公权力私权力的概念。立法法规定，立法应当科学合理地规定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权利与义务、国家机关的权力与责任。权力与责任是公法的基本法律规范，权利与义务是私法的基本法律规范。这是我国法律第一次提出要科学合理地区分公法私法的基本法律规范。

因此，从公法私法的角度看，在人大及其常委会调查研究时，如实反映情况和提供必要的材料或者说提供真实情况和其他必要的帮助，是享有公权力的有关的国家机关或者说有关的政府、部门、单位的职责，对只有私权力的单位、个人或者说社会团体和公民来说，则是其法律义务。

对国家机关或者说有关的政府、部门、单位来说，如果它们不如实反映情况和提供必要的材料、不提供真实情况和其他必要的帮助，或者说不履行职责，其承担法律责任的方式是给予行政处分，或者剥夺其部分或全部权力。

对只有私权力的单位、个人或者说社会团体和公民来说，如果它们不如实反映情况和提供必要的材料、不提供真实情况和其他必要的帮助，或者说不履行义务，应该规定一定的强制手段和承担法律责任的形式，还应该规定他们应享有的权利，例如，为其保密，防止提供意见的人遭受打击报复等。

（二）明确各种调研方法的组织程序和具体要求

听取汇报、召开座谈会、个别走访、抽样调查、实地考察是人大及其常委会经常采用的行之有效的调研方法。随着信息化的发展，具体的调研方法更加多种多样，可以采用电话记录、视频会议、电子邮件、各级人大的网站、公民博客等形式进行。来信来访也是调研的一种渠道。

这些调研方法的组织工作和运作程序很不相同，有的简单，有的复杂；对组织方、参与方的要求，除了前面所述的若干基本原则外，一些具体要求也不太一样。例如：

关于抽样调查，需要确定调研题目、调研人群、调查表栏目、抽样的百分比，调查数据的统计，调查结果的公布等。

关于座谈会、听证会，需要确定座谈或听证的题目、时间、地点、会议程序、主持人、参加人员，需要安排会议记录、参考资料发放、发言整理和上报等工作。

调查研究制度篇4

在市场经济迅猛发展的今天，市场上的情况千变万化，在近年来推行的政府财政体制改革中，部门预算、政府采购以及国库集中收付这三项制度的相关改革给我国财政管理，包括各项财政资金流动状况的记录、查询、审核等提供了很大的便捷和现代化的管理手段，为我国财政资金的规范利用和国库管理效率的提高提供了基础条件。但是，与此同时，部门预算制度、政府采购制度以及国库统一支付制度的改革也在很大程度上给预算单位会计制度带来了新的挑战和问题，使我国原来的预算单位会计制度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尴尬境地，如果不尽快落实预算单位会计制度改革，只会使我国的财政管理出现更多的信息漏洞和效率低下问题。本文在研究财政体制改革对预算单位会计制度改革影响的基础上提出了深化预算单位会计制度改革的相关措施。

1 财政体制改革对预算单位会计制度改革的影响

1.1 部门预算改革给预算单位会计制度改革带来的冲击 部门预算的改革可以说拓宽了政府在财政预算方面可以直接管理的范围，通过部门预算改革后，以往只要与财政预算中的款项发生交易关系的部门，现在都有政府直接管理，政府能够第一时间清楚地了解到各项预算拨款在每一个部门的使用情况，避免了长期存在的各级部门预算不相符、脱节、预算交叉、重复等情况的出现。预算主体的地位由上级政府牢牢掌控，但是该政府会计必须满足一级政府的条件。这样一来，以收付实现制为基础的预算单位会计制度失去了原有的效用，预算编制的公开化使其暴露出了很多不尽如人意的缺陷，因此，难以实现财务信息的准确管理。

1.2 政府采购改革给预算单位会计制度改革带来的影响 政府采购改革的落实于深入开展催生出了很多以往没有的业务项目，使原有的预算单位会计制度面临新的境况。其一，政府在货物采购和付款过程中经常遇到相互不符合的情况，不是款项已支付后未收到货物，就是无法在货物运到时及时支付款项。在这种情况下，预算单位采取收付实现制无法将已收到货物但未付款项的物资记到账上，使物资管理相对滞后，在核算过程中就会出现相关的信息漏洞。其二，预算单位现行会计制度对单位年终结转事项的处理无能为力，经常会出现年终结算虚增的现象。其三，自政府采购改革开展以来，出现了比以往更多的资金来源，而不同的来源作为不同的试点存在着会计处理方面的相互差异，但最终都是由政府集中支付，因此容易出现预算单位资金流入政府财政的趋势。

1.3 国库集中收付制度改革对预算单位会计制度改革的影响 国库集中收付制度改革给政府提供了直接下达预算单位应求资金的渠道，使得政府成为直接管理预算单位各项款项的主体，直接将预算指标和用款额度下发到预算单位，或从国库中拿出资金直接拨付给商品和服务的供应商，预算单位无需自己进行收付款项，同时也改变了过去主管单位拨款中截留下拨款的情况。这种由间接变直接的支付手段使原有的预算单位会计制度措手不及，无法应对改革中带来的新问题。

2 深化预算单位会计制度改革的措施

2.1 调整会计预算制度，端正会计主体地位 由于公共财政体制改革的深入开展和政府会计主体的越发突出，必须端正政府的会计主体地位，明确会计主体的结构组成。行政单位会计与财政总预算会计应统一合并为政府会计，扩大政府会计体系范围，纳入以往属于预算管理范围内的预算单位。

2.2 制定全面规范的政府预算准则 预算会计的地位逐渐被政府会计取代，为此，必须建立起规范统一的政府预算准则，来规范会计核算的行为。以为各级政府会计核算提供便利为基准，设计通用的政府预算准则，准则应将业务放在主体地位，参照事业单位会计标准以及《企业会计准则》，使以往独立的会计制度融合统一起来。

2.3 用权责发生制监管预算 参照西方国家经验，适当引入权责发生制，已成为现代预算单位会计制度改革的趋势，对预算单位的会计监管意义重大。将权责发生制作为会计核算的基础，结合国外经验和国内实际，将预算会计账户作为政府会计的主体，配以足以反映资产负债账户情况的体系，促进会计工作质量的提升。

2.4 建立健全政府财务报告体系 在预算单位会计制度不完善的今天，实际上只存在预算会计回报体系，而缺少规范的政府财务报告制度。没有报告的提供，就无法对政府财务资金流转具体信息的解读和分析，政府财务信息得不到全面、精准的信息反映，无法给公共财政机制改革提供信息数据的借鉴。必须要建立健全政府财务报告体系，将政府财务收入与支出详细、完整地呈现出来，升级会计报表形式和内容，完善资产负债表、收入支出表以及其他附注表。新增现金流转表、政府营运表和其他会计报表。与此同时加强各方面对政府财务运用的监督。

2.5 为预算单位会计改革匹配完善的设施 深入预算单位会计制度改革不仅要从体系制度上下手，建立健全相关法律法规体系，明确政府的会计主体地位。保证政府财务运用得到有效全面的监督，更要着眼于相关的配套设施，保证预算单位会计制度改革是全面彻底的。加快相关财务管理制度与预算管理制度的改革步伐，关注政府职能的转变，从根本上加快政府的会计改革进程。当然，别忘了与时俱进，利用现代化信息科学技术带来的方便条件，提高预算管理工作的效率与质量，多起用现代化人才，坚固预算单位的发展根基。

调查研究制度篇5

我市农民合作经济组织也称农村合作经济组织，始创于上个世纪90年代，属于初创阶段，在总体上存在两种意义的组织形式。一是，由供销社系统组织建立的市、区（县）三级农村合作经济组织协会网络。如市农村合作经济组织协会组建于20__年经市委市政府批准，由涉农部门、科研院所、龙头企业、农民专业大户及农村各类专业合作经济组织自愿组成，市民政局核准登记的社团法人，会长由市供销社主任担任，会员超过600余个。二是，由农民自发组织成立的各类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包括专业协会、行业协会、专业合作社等，有些专业合作经济组织也是供销社系统组建的农村合作经济组织协会会员。本文以下重点研究专业合作经济组织。

一、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的现状

根据书面调查结果统计，除供销社系统组织建立的市、区（县）三级农村合作经济组织协会网络外，全市各类专业合作经济组织895个，会员119314人（个）。其中，专业协会554个，会员74157人（个）；行业协会144个，会员8292人（个）；专业合作社197个，会员36865人（个）。专业合作经济组织的现状具有以下特点：

（一）在组织类型方面，广大农村依托各种有利优势和特长，建立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发展农村经济。如，五常大米协会利用地区、品种、技术优势生产的大米，已经申请注册商标、绿色无公害认证和原产地标识。双城市五家奶业生产者合作社，与落户当地的瑞士雀巢公司合作组成公司+合作社+农户的经营格局，解决奶户销售鲜奶、奶牛防疫和科学饲养等问题。有的村民委员会、村集体经济组织在迫切寻找新的组织形式过程中，本着入社自愿、退社自由、独立经营、自负盈亏的原则，创办起各自的农村合作社。科技能人带头成立合作社会。有关部门投资合作兴办的，如，呼兰区依兰农机作业合作社，由农机部门投入农机具，通过集体和农户入股兴办，为社员提供优惠的机耕作业服务。

（二）在功能类型方面，专业合作经济组织主要以服务型为主，为农民提前、产中、产后服务。如统购种子、化肥、饲料，联系市场，统一价格销售农副产品等。其中，极少数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具有实体因素，如尚志市小九食用菌专业合作社，由班子成员和大户成立加工企业，以每袋1元钱的保护价格向农民收购食用菌，经加工后销售，农民得到稳定的销售渠道和销售价格，企业获得利润。

（三）在产业类型方面，专业合作经济组织以种植业和畜牧业为主，其余为加工业、运输业、渔业等。种植业420个，占46%；畜牧业260个，占29%；其余产业的专业合作经济组织215个，占25%。

（四）在发起和引领组建方面，专业合作经济组织有的是由农民和乡村自发组建的，有的是在有关部门引领和指导下组建的。由农民和乡村自发组建的483个，占53%；其余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在供销、农业、农机、科技等部门引领和指导下组建，占47%。

（五）在登记管理方面，专业合作经济组织有登记的，也有不登记的；有在一个部门登记的，也有在几个部门同时登记的。在有关部门登记的专业合作经济组织624个，其中，在农业部门登记的291个，占登记总数的46%；在民政部门登记的164个，占登记总数的26%；在工商部门登记的是指专业合作组织中的企业而不是专业合作组织本身，有35个，占登记总数的5%；在其他部门登记的134个，占登记总数的23%。

二、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存在的问题及其原因

（一）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的概念、组织形式、分类等方面缺乏统一认识。由于过去我国长期以来未出台有关农民合作经济组织方面的法律、法规，什么是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应当具备什么条件，如何进行分类等问题，人们缺乏统一认识，在实践中处于探索阶段，我市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存在民办与管办并存，协会与合作社的名称使用混乱，本质是协会叫合作社，反之叫协会，以及专业协会与行业协会划分标准不统一等，这些问题的存在也是导致本次调查数据不够科学、准确的重要原因。

（二）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尚未依法登记。现有的农民合作经济组织有些虽然在相关部门登记，但均不是在法律、法规规定的部门进行登记，不具有法律地位，限制农民合作经济组织成为真正的经济实体，在市场竞争中受到限制。如，工商部门不是对农民合作经济组织进行登记，而是对农民合作经济组织中成员成立的企业，按照对企业的管理方式进行登记。民政部门是对具有协会性质的农民合作经济组织，按照对社团管理的方式进行登记。农业等部门的登记既无法可依，也不能赋予农民合作经济组织法律地位，只是为了便于管理，起到统计作用。

（三）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管理部门职责不明确。目前对农民合作经济组织涉及多部门管理，如供销、农业、工商、民政、科技等部门，这些部门结合各自职能在引领和指导我市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的建立，发挥重要作用。但由于职责不明确，各自为政，对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的管理在总体上缺乏统一、科学的设计，不可避免影响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的发展。如，农民依托哪个部门建立农民合作经济组织有利于自身发展无所适从；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发展不平衡，有的村建立几个农民合作经济组织，覆盖该村主要的经济活动，有的村1个都未建立，农民苦于无人指导，不知道怎么办。

（四）农民合作经济组织自身存在的不足与困难及其原因。由于方方面面对农村合作组织的 宣传、培训、指导和扶持的力度不够，广大基层干部和农民对建立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的认识不够，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带头人的素质有待于提高；农民合作经济组织普遍存在启动资金不足、贷款难、销售社员的农产品还要纳税，以及内部管理、利益分配机制不健全等问题。

三、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的法制对策

目前国家已出台《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民专业合作社法》（以下简称《农民专业合作社法》），将于20__年7月1日起实行。《农民专业合作社法》有些内容比较具体、可操作，有些内容比较原则，根据《农民专业合作社法》有关规定，结合我市实际，对发展我市农民合作经济组织提出以下法制对策：

（一）规范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名称。按照《农民专业合作社法》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应当定义为农民专业合作社，是在家庭承包经营基础上，同类农产品的生产经营者、同类农业生产经营服务的提供者和利用者，自愿联合、民主管理的互经济组织。公务员和其他受委托在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担任理事长、理事、监事、经理和财务会计等公务的人员，应当退出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使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真正成为农民自愿联合、民主管理的组织。

（二）提高专业合作社依法登记认识。按照《农民专业合作社法》规定，登记机关为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登记办法由国务院规定。现有的农民专业合作社在《农民专业合作社法》施行后，只有依法到工商管理部门进行登记，才能取得法律地位。有关部门应当抓紧组织专业合作社学习《农民专业合作社法》以及配套办法，提高认识，自觉规定规范农民专业合作社，使广大农民专业合作社在《农民专业合作社法》施行后及时、顺利地进行登记，真正成为经济实体。

（三）《农民专业合作社法》在农民专业合作社机构，内部管理、利益分配等制度、机制方面，规定的比较全面、具体，有关部门应当按照《农民专业合作法法》规定大力培养农民专业合作社示范点，总结经验，以点带面，推广典型。

调查研究制度篇6

关键词：民主监督；高校贫困生；班级民主工作

高校贫困生认定工作是国家和高校进行学校资助工作的重点，虽然国家也出台了相关的新政策，但在实际工作中，许多高校仍然存在诸如：提供虚假证明材料，请客拉选票，无节制使用助学金等诸多不合理、不利于新政策实施的现象，致使确实贫困的学生没有得到资助，非贫困的学生却得到资助，且不利于学生正确人生价值观的形成，这些现象的产生与学校缺乏健全的监督机制有关。本文以昆明医科大学为例，以学生自主研究的形式，通过对自编问卷进行细致分析，意在提高贫困生资助效能，提高学生自我管理能力，构建和谐班集体，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人生价值观，提出班级民主监督机制的新构想。

一、研究方法

（一）被测试者情况

以班级为单位，随机抽取包括贫困生、非贫困生和评议小组成员在内的同学作为被测试者。在昆明医科大学中抽取2011级到2009级的学生850人，发放贫困生监督制度问卷850份，有效回收问卷825份，有效回收率97%。

（二）研究工具

自编昆明医科大学班级民主监督制度情况调查问卷。该问卷设置被测试者基本信息、生活费用情况、校内监督工作开展状况、学生对监督工作的态度及监督可施行内容5方面15个题目。满意度、符合度、了解度等程度题目，采用李克特五分法，百分比计数（100%，75%，50%，25%，0），加权平均数计算出具体值。

（三）研究程序

以班级为单位，将被测试者集中于教室，经知情同意之后，对抽取的被测试者进行集体施测。问卷无记名填写，并当场收回。对呈现规律性答案的，作答不符合题目要求的和未完成的问卷进行剔除。

（四）数据处理

将所有的数据输入spss18.0进行处理。采用卡方检验，提出具有统计学意义的题目进行分析讨论。在题项适合度检验（goodness of fit test）中，采用卡方检验，渐进显著性

二、数据分析与讨论

（一）现行监督概况

贫困生的资助工作应该是包括前期调查、认定和后期监督的系统工程[1] （P.79），其中后期的监督处理，在提高高校资助绩效方面有很重要的作用。在此次调查中，发现被测同学中有超过半数认为学校没有监督方面的措施。而学校相关负责人则认为学校有相关措施，主要是通过让受助者提供助学金使用情况说明，建立贫困生档案，随机抽取一定比例的贫困生通过信件、电话、实地走访等方式进行考核，对虚假现象进行严肃处理。这些措施也是大多数高校现行的主流措施[2]（P.176-177）。

（二）开展监督的意义

表1：贫困生监督工作的意义

说明：一人可为多种身份，故各身份人数和可大于总人数；本题为多选题，故百分比和可大于100%

表1表明：贫困生、非贫困生、评议小组对监督工作意义的看法存在差异，这可能与他们的利益点和看问题的角度差异有关。但总体上，实施监督工作可带来促进贫困生学习，养成良好的消费习惯，提高资助工作绩效等好处。相比其产生的负面影响――侵犯同学隐私，增加贫困生的心理负担等则显得利大于弊。这启示我们，在搞好贫困生认定的同时，不可忽略开展后期监督工作的作用。

（三）同学对实施民主监督工作的态度

表2：参与监督工作的偏好

在开展民主监督必要程度方面，调查采用李克特五分法（即100%――非常满意，0――没必要）。其结果显示：贫困生（53.6%）与非贫困生（65.86%）、评议小组成员（58.39%）在开展贫困生民主监督工作必要性方面存在差异。非贫困生最赞成开展监督工作，其次依次是评议小组成员，贫困生。但学生总体贫困生民主监督工作是赞成的，开展工作的必要性为58.91%，而进一步的调查（表2）显示，在同学们参与民主监督工作的积极性方面，贫困生相对积极性最高，其次是评议小组成员，而且55.50%的贫困生愿意接受其他同学的监督。总而言之，开展贫困生民主监督工作是大多数同学的意愿，只是贫困生的意愿相对其他两组同学稍弱。究其原因，主要是贫困生担心自尊心受到伤害，隐私被侵害等方面因素。

此项调查启示我们：1.开展班级民主监督工作可在贫困生中实行自我监督和互相监督，因为他们的参与积极性高而民主监督意愿稍弱；2.评议小组成员应在监督工作中起主导作用，这是他们在班级工作中显示出来的独特优势[3]（P.72-75）和对此工作的态度共同决定的；3.开展监督工作的过程中仍不可忽视对贫困生的人文关怀，需以贫困生接受的适当的方式保护和尊重贫困生的权力。

（四）监督工作的可行性内容

在进行监督可行内容偏好性调查中发现：贫困生、非贫困生以及评议小组在监督的偏好性差异很小（P>0.05），大家的偏好性差异由高到低依次是生活（36.5%），学习（31.4%），思想（27.6%），其他（4.5%）。这启示我们开展监督时考虑主要从生活，学习，思想方面入手。

三、结论

（一）问卷反应情况

在贫困生的监督方面，开展班级民主监督工作的意义较大，且利大于弊，同时也顺应了当下同学，老师和众多学者的愿望[4]（P.216-218）；在对待监督工作的态度方面，可以明确监督工作的主体是贫困生，而监督的主导力量应为班级民主评议小组，老师和非贫困生则具督促，辅助和参与作用。特别是贫困生乐于接受同学们的监督，很利于工作的开展；在监督内容方面，同学们主要赞成监督贫困生的生活，学习和思想三方面。

（二）由上述调查分析，可提出以下对班级监督机制的构想

1.受资助者情况反馈

（1）规范贫困生信息反馈。学校、班级，特别是各个院系应该积极设立意见信箱，公布投诉电话，电子信箱等方便同学们反馈信息，同时也规范反馈信息的途径。同时，相关老师应对同学反馈的信息作出积极的回应和相关的调查，走访等，核实情况，作出合理的处理。

（2）评议小组报告制。评议小组成员应注意收集贫困生的生活、学习和思想方面情况，特别是受资助同学的资助金使用情况，有无抽烟，酗酒，沉迷网络，违规违纪，逃课旷课等不良行为，并定期向班主任汇报。

（3）受助同学联系制。学校学院可组织班主任，相关领导，学生党员等对受助同学不定期随机抽查访谈，以直接了解受助同学的学习，生活和思想状况，并可制定相关量化表进行评估。

（4）未受助同学联系制。重视与贫困生中未受到资助同学的交流，是一项集教育，安抚和贫困生互相监督为一体的工作，同时也是一个对评选过程的回顾，总结的过程。

2.定期或定量开展志愿者服务

贫困生是国家、社会和学校关心的群体，受资助者有回报社会，服务社会的权力和义务。学院，班级可通过联系学校或社会相关部门，组织其利用业余时间定期或定量完成一些力所能及的志愿者服务――义务劳动，义务助学，假期义诊，扶残助残，社区服务，导医等公益活动。从而培养他们的社会责任感和感恩之心[5]（P.50），提升他们的自信心和各方面能力。

3.班级内组建学习小组

评议小组可在学校老师的指导下，在各自班级内以年末综合测评成绩为依据，按成绩情况进行搭配成平均成绩基本相当的若干学习小组，以小组为单位进行互助学习，在学期末，又以各组综合测评成绩评优评奖，同时确定下学年学习小组的分组情况。通过此措施，既能提高同学们的整体成绩，形成良好学习氛围，又能加强同学们的互助交流，培养团队协作精神，更主要的是可以让贫困同学体会助人和受助的内涵，感受班级同学的温暖，在这个过程中树立正确的价值观，提升自己的自信心。

4.组织贫困生思想教育相关班级活动

为了组织贫困生进行感恩，诚信教育相关的各种形式的班级活动[6]（P.20-21），评议小组可在学校老师的指导下，通过引导班级贫困生主动筹划，申报，组织，开展到工作汇报的过程，达到休闲活动与感恩、诚信教育相结合的目的。同时也加强班级凝聚力，锻炼同学各方面能力等。

5.建立和完善班级监督制度

学校学院制定监督管理制度实施细则，使活动开展有依据，行动有目标，工作有重心有范围；同时，只有在不断的建立和完善班级监督制度的基础上，该监督措施的作用才能不断显示出来。另一方面，还需要制定与之相对应的鼓励办法。对开展过程中的先进个人或群体进行评优评选，以达到营造互助、自立、感恩光荣的氛围，都能不同程度推进班级监督工作的实施。

参考文献

[1]林顺虎，徐文英.试论高校贫困生的界定标准[J].内江 科技，2010，（6）.

[2]袁媛. 高校贫困生认定工作难点分析及对策思考[J]. 科教文汇，2010，（3）.

[3]金小平.独立学院贫困生工作的几个问题[J].金华职业 技术学院报，2008，（3）.

[4]韦丽红，陈志庆.论新国家奖助学金制度对大学生思 想的影响及其对策[J].高教论坛，2008，（6）.

[5]马雯，詹萍.高校贫困生提高全面素质的新尝 试――贫困生社团的建立[J].科教文汇，2009，（33）.

调查研究制度篇7

审前社会调查是我国刑事审判制度的新生事物，意在为非监禁刑依法准确适用提供规范支撑，同时又是少年审判程序区别于普通审判程序的一项特色制度。

一、审前社会调查制度的历史沿革及现实内涵

1984年5月，联合国在北京召开的“青少年犯罪与司法”专题专家会议，讨论、修改并确定了《联合国少年司法最低限度标准规则》（又称《北京规则》）。该规则第16条规定，对少年生活的背景和环境或犯罪的条件进行适当的调查。随后，2001年4月12日，为了贯彻《联合国少年司法最低限度标准规则》，最高人民法院颁布了《关于审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若干规定》，该规定首次认可审前社会调查制度。其后，按照《刑法修正案（八）》的有关规定及2009年9月2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颁布的《关于在全国试行社区矫正工作的意见》的要求，一些省市陆续颁布了有关审前社会调查的实施办法。2012年新刑诉法明确规定了对未成年人进行社会调查。此前的2007年7月，湖北省率先正式确立了审前社会调查制度。2011年5月23日，福建省社区矫正试行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福建省人民检察院、福建省公安厅、福建省司法厅联合印发了《关于适用非监禁刑审前社会调查的实施办法（试行）》，在我省正式以成文形式确立刑事案件审前社会调查制度。

综合以上制度规定，在省内司法实践中，审前社会调查可分为两类：一类是根据新《刑事诉讼法》第268条规定，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办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根据情况可以对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成长经历、犯罪原因、监护教育等情况进行调查；第二类是根据福建省《关于适用非监禁刑审前社会调查的实施办法（试行）》第2条规定，指县（市、区）司法行政机关接受审判机关的委托，对可能判处管制、缓刑、剥夺政治权利等非监禁刑的被告人的基本情况进行调查分析，向委托人民法院出具《审前社会调查评估报告》的活动。

上述两类调查既有联系又有所区别。一是调查主体，审前社会调查的调查主体为县（市、区）司法行政机关，但对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调查主体也可以是公检法本身；二是调查对象，审前社会调查制度的雏形是未成年人社会调查制度，而后延伸至非监禁刑被告人，即审前社会调查的对象为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及可能判处管制、缓刑、剥夺政治权利等非监禁刑的成年被告人，两类互有交叉（见图1）；三是调查内容，对于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主要侧重于家庭情况、成长经历、犯罪前生活状况、犯罪原因、监护措施等情况，对于成年可能判处非监禁刑的被告人，则主要侧重是否适用社区矫正。

二、长乐法院审前社会调查制度运行现状

（一）2010-2013年审前社会调查适用人数与适用率的总体情况

2010年-2013年6月，长乐法院（笔者所在单位，以下简称“我院”）共对845名被告人进行了审前社会调查，占犯罪总人数的30.24%。其中2010年适用审前社会调查人数为175人，所占犯罪总人数的比率为26.76%；2011年适用审前社会调查人数为224人，所占犯罪总人数的比率为27.72%；2012年适用审前社会调查人数为288人，所占犯罪总人数的比率为33.1%；2013年适用审前社会调查人数为158人，所占犯罪总人数的比率为34.2%。如图2所示，我院在2010年-2013年6月间，适用审前社会调查人数及适用比率均逐年上升。

而从2012年始，对未成年被告人的审前社会调查力求全覆盖，至2013年，我院实现对未成年被告人审前社会调查率100%。通过审前社会调查进一步核实未成年被告人的身份信息，并获取未成年被告人的犯罪背景与其他量刑考量情节，从而提高对未成年被告人适用刑罚的准确性。

（二）审前社会调查被告人户籍及受委托司法机关地区分布情况

审前社会调查的调查主体与被调查人的户籍有着极大关联。在进行审前社会调查时，司法行政机关多以户籍地为标准考虑是否接收进行审前社会调查（如表1）。本地户籍人员大多能在长乐市进行审前社会调查，并在适用非监禁刑时在本地进行社区矫正，而外地人口即使经常居住地在长乐市，也无法在本地进行审前社会调查，更无法被本地司法行政机关接收进行社区矫正。

（三）适用审前社会调查案件案由分布情况

案由分布广，以我院2012-2013年受理案件为例，共涉及故意伤害、交通肇事、危险驾驶、盗窃、抢劫、抢夺、诈骗、传播淫秽物品、贩卖毒品、放火、绑架、组织卖淫、强奸等16个案由。但同时，案由又体现出相对集中的特征，依然集中在盗窃等侵财型、故意伤害、交通肇事这三类案由（如图3）。一是该部分案由在我院审理的刑事案件中所占比例大、基数大；二是该部分案由的自身特殊性，如故意伤害案件所造成的伤情多为轻伤，在审理过程中大多数能与被害人达成协议，获取被害人谅解。交通肇事案件因其为过失引发的犯罪，案发后也多能与被害人达成调解。侵财型案件所涉及金额较小，法定刑较轻，适用非监禁刑的比例较大。

（四）审前社会调查案件适用程序情况

2012年我院审前社会调查案件适用程序中，简易程序与普通程序分别占进行审前社会调查案件的40%、60%；2013年简易程序与普通程序分别占进行审前社会调查案件41.38%、58.62%。

（五）审前社会调查委托、反馈及采信情况

若以我院委托本地与外地司法行政机关进行审前社会调查的委托率100%来计，2012年司法行政机关形成调查评估意见书回复给法院的反馈率为88.37%，而对最后是否适用社区矫正，意见采信率为80.15%；2013年反馈率为75%，采信率为67.5%。从委托到反馈再到采信这一流程中，比例逐渐减少。委托后无法反馈比例相对较大，外地无法回复的较本地比例大。另外，反馈后采信率较高。

三、审前社会调查制度运行实践中存在的问题

审前社会调查制度通过三年多的实践，审判机关和司法行政机关都进行了广泛而多层次的探索，在运行中凸显了以下问题：

（一）制度层面的问题

审前社会调查立法相对落后，甚至落后于我国审前社会调查的实践。有法可依是法律运行的基础，但目前针对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审前社会调查仅有原则性的法律规定，缺乏配套的制度设计；而对拟适用非监禁刑成年被告人进行审前社会调查的则只有部门规定，尚未全面纳入法律层面，使得该制度在适用中缺乏强有力的保障。一是我国新《刑事诉讼法》第268条及最高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476条虽然有对未成年人进行审前社会调查的相关规定，但其只有原则性规定，缺乏具体性，既没有审前社会调查的程序规定，也没有对调查评估意见书性质的规定及如何适用等的具体规定。二是对于非监禁刑适用审前社会调查制度的相关规定依托仍在两院两部《关于在全国试行社区矫正工作的意见》和2012年关于《社区矫正实施办法》以及省市地区自行拟定的相关规定。

（二）技术操作层面的问题

1.审理期限与调查时间的冲突

基层法院受理的刑事案件中适用简易程序的情况较为普遍。依刑诉法规定，简易程序的结案时间为20日内，对被告人可能被判处3年以上有期徒刑的，可以延长至一个半月。而根据《福建省社区矫正实施细则（试行）》规定，审前社会调查的时限为10天，虽然规定中第18条表明对适用简易程序审理案件的，调查评估时间相应减少，但首先该情况下获取的调查结论可能因为时间限制流于形式，其次实践中常有因调查情况复杂或外地人口需要邮寄至户籍地进行调查的情形，其所需时间更长。若因审限限制，导致对外地人员适用非监禁刑限制较大，显然对外口当事人不公平；另则公正与效率无法兼顾，审前社会调查的适用体现了公正，而审限的限制则与效率相挂钩。在顾及公正的情况下可能影响到当庭裁判率甚至是结案率。在我院实践中，因调查时间与审理期限冲突而造成在案件判决前无回复的约占无法反馈总数的40%。

2.外地人口审前社会调查的委托困境

作为经济相对发达地区，我院辖区外口较多，反映在刑事案件中，外口犯罪所占比例较大。2012-2013年，我院审理的刑事案件中，外地人口占总人数63.76%。外地人口因其户籍地与经常居住地的不一致，造成户籍地司法行政机关因其长期不在辖区居住无法进行实质性审前社会调查，而经常居住地司法行政机关又因其经常居住地难以确定和证明，以属外地人员，流动性较大拒绝进行审前社会调查，出现两地司法行政机关互相推诿、法院无所适从的情况。另外，从时间上来说，外地人口如若发回其户籍地进行审前社会调查，就常发生与审理期限相冲突而无法获得最终结论的情况，可能造成对外地人口适用非监禁刑的比例较本地人口低。从程序上来说，根据《福建省社区矫正实施细则（试行）》第24.条规定，在认定经常居住地时需要暂住证、村委会证明或租房协议等方可进行审前社会调查。但在司法实践中，外地人员由于“熟人社会”条件的限制，取得村委会证明的难度较大；或是由于缺乏相关法律知识，未能及时办理暂住证；或是由于流动性大及生活条件限制，无法签订长期租房协议。以上种种都将限制经常居住地的认定，从而无法在经常居住地对外地人口进行审前社会调查。

案例1：2012年5月，我院审理了被告人张某某故意伤害一案。1994年3月出生的张某某，户籍地为福建省霞浦县，因其父母先后出国，其辍学后于2009年开始住在长乐潭头的阿姨家，并在金峰上班。为此，决定在经常居住地进行调查，因被告人张某某居住多年却未曾办理过暂住证，亦无法得到其所在村委会证明，故我院向长乐市司法局出具了一份“关于被告人张某某故意伤害一案委托审前社会调查的说明”，并提交相关材料委托调查。潭头司法所通过走访，却出具了一份无法对被告人作出详细的审前调查的说明报告，并将材料退还至市司法局。后我院只能深入其经常居住地自行开展调查，通过走访村委，对其住所地邻居制作调查笔录，并向被告人打工店的老板了解其情况，最终获得调查结论。这一过程历时一个月多。其调查操作困难性可见一般。

3.审前社会调查报告的定性模糊

新刑诉法及司法解释和两院两部的意见及办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等对审前社会调查评估意见书（报告）的性质没有明确规定。审前社会调查结论的属性为何仍有待确认，理论界与实务界均对该结论是否需要进行庭审质证有着不同观点，因此各地做法不同。2012年，长乐市司法行政部门审前社会调查形成文书的名称由“审前社会调查评估报告”变为“审前社会调查评估意见书”。但名称的转变仍无法明确审前社会调查结论的性质。一种观点认为，审前社会调查评估意见书应当作为证据中的鉴定意见或证人证言进行质证。另一种观点认为，审前社会调查评估意见书不属于刑诉法规定的证据类型，仅作为一种参考，因此不需要进行庭审质证。为此，对审前社会调查评估意见书的定性仍在模糊阶段，因此造成对审前社会调查制度适用的可有可无，无法发挥其作用。

4.审前社会调查报告的效力纠结

审前社会调查为法院正确适用非监禁刑提供了重要参考依据，在获取未成年人准确信息方面也有着重要价值，但在司法实践中存在着审前社会调查机关与审判机关对调查报告（意见书）效力问题的不同看法。调查机关普遍认为，若调查结论为适用非监禁刑就可以判处非监禁刑，若结论认为不适用非监禁刑就不能判处非监禁刑，否则不予接收进行社区矫正；审判机关则认为以上做法危害司法独立性，但简单地不予认同，无助于被判处非监禁刑的被告人落实社区矫正措施，也不利于判决的法律效果、社会效果。

案例2：2013年4月，我院受理了被告人周某与毛某（女）强奸罪一案。两被告人系夫妻关系，户籍地均为贵州省惠水县。经审查，被告人毛某在本案中起辅助作用，且其案发后认罪态度好，鉴于被告人毛某尚需抚养两个未成年子女，家中还有两老人，其作为家中唯一的劳动力，综合考量案件被告人的犯罪事实、性质、社会危害程度，有可能对被告人毛某适用非监禁刑。因被告人毛某及其家中老人与子女均长期在长乐工作、生活，我院决定委托长乐市司法局进行审前社会调查，并提交了审前社会委托函、起诉书副本、村委会证明、租房证明等材料，司法局对毛某进行了调查评估后认为鉴于被告人毛某属外地人口，总体情况不稳定，同时所在村委会认为若其实施社区矫正对周围可能会造成不良影响，不同意在本辖区实施社区矫正，故司法局认为被告人毛某适用社区矫正的风险度为高，不适用社区矫正。法院经过审理后对被告人毛某判处有期徒刑一年，缓刑一年。在执行阶段，考虑到被告人毛某的特殊家庭情况，我院积极与司法局进行沟通，建议接收被告人毛某在经常居住地进行社区矫正，但司法局以风险高为由拒绝接收。我院只能将执行材料重新寄至被告人户籍所在地，并告知被告人回户籍所在地进行社区矫正。从具体情况看来，该做法无法做到最优适用社区矫正，不能根据被告人自身情况选择最适合、有利于被告人的社区矫正方案，从另一方面来说或将造成社区矫正措施的无法落实。

四、审前社会调查制度完善构想

（一）构建立法体系，夯实理论基础

1.构建统一又区分的立法体系。统一，即要有一个统领性法律对审前社会调查进行全国性规范，实现审前社会调查制度法律适用的一体化。区分，即要以对象与地区进行区分性立法。从对象上分析，未成年人是一个特殊群体，在实践中越来越重视对未成年人的审前社会调查，因此要将未成年人与成年人审前社会调查进行区分，在未成年人审前社会调查中加入对未成年人家庭情况及其个人信息的调查内容，建立具有特色的针对未成年人的审前社会调查。对未成年人适用审前社会调查的委托函应当区别于拟适用非监禁刑被告人审前社会调查委托函，相应的调查报告内容也应有所区别，要增加对被告人家庭情况的详细资料及教育情况等内容。在刑罚个别化原则的指引下，实现刑罚的个别教育、感化作用。从地区上分析，关于审前社会调查的立法的具体实施可以地区特色为参考，构建适合于各省具体情况的立法体系。

2.实行未成年嫌疑人、被告人审前社会调查全覆盖为更好地兼顾未成年被告人、被害人及社会各方的利益，我国未成年人刑事司法模式应以恢复性司法模式为主、惩罚式司法模式为辅的组合设计。审前社会调查制度同时兼顾了被告人、被害人以及社会其他各方（如村委会）等的利益，根据未成年人相关法律规定，对未成年人的立法方针以“教育、挽救、感化”为主，因此立法时应当加强对未成年人的审前社会调查，在表述时将未成年人审前社会调查的适用由“可以”改为“应当”。从立法上保障对未成年人审前社会调查100%适用率，以支撑未成年人审前社会调查实践，最大程度保障未成年人的权益。

（二）完善调查流程，协调相关制度

1.前置调查启动时间，改变调查启动部门。公安机关较法院与检察机关有着天然的侦查优势，在侦查案件的同时更易获取与被告人相关的各项信息。在实践中常有侦查阶段法定人或亲属均参与调查，但到审理阶段无法联系法定人或亲属的情况。为此，应当将审前社会调查的启动时间前置，建立以公安机关为主，法院、检察机关为辅的审前社会调查程序（见图4）。这样既能有效解决调查时间较长与审理期限紧张之间的冲突，又能保障调查报告的质量，从而与检察机关的附条件不起诉等制度相协调，发挥社会调查的最大作用。

2.建立本地与外地司法局间直接委托关系。公检法部门审查拟适用审前社会调查的外口人员后委托经常居住地司法行政机关进行调查，本地司法行政机关若无法获取准确调查结果，就可直接委托户籍地司法行政机关进行调查，节省返回法院后法院另行委托的时间。这一程序善既有利于保护外口人员的适用非监禁刑的公正性，也有利于调查结论的准确性与及时性。

3.明确调查意见性质，发挥量刑辅助功能。从证据的概念上来看，审前社会调查报告不是证明案件事实的材料，因此不能作为证据；从报告的形成方式来看，意见书掺杂着调查人员与参与调查人员极大的主观性，在实践中较大成分存在因调查人员与被调查人员家属之间的人情关系，换取法院判处非监禁刑的可能。为防止造成调查人员权力寻租现象，审前社会调查评估意见书也不适宜作为与案件相关的证据。在立法中，应当明确其“参考”性质，充分肯定其在适用刑罚上的“酌定”作用。

（三）借鉴域外经验的理想社会调查模式

美国是审前调查制度的“开山鼻祖”。19世纪40年代“现代缓刑之父”John Augustus最先提出刑事案件应适用社会调查。他认为“法律的目的不是残忍地惩罚或报复，而是改造罪犯并预防犯罪”。他常出现在法庭的量刑听证程序中，花费大量的精力去确定哪些人是可以假释的，为法官提供详细的被告人“个人行为报告”，请求法官酌情缓期判决，并保释了将近2000名罪犯。John Augustus的善良之举推动麻省于1878年颁布了美国的第一部缓刑法，到1925年美国联邦缓刑法出台时，美国大多数州已经颁布了缓刑法，而与之相配套的量刑建议、量刑调查等，也已在美国形成了完整的制度体系。缓刑调查逐渐演变成了为整个量刑提供“量刑前调查报告”，从而形成了现代意义上的审前调查制度。到20世纪80年代，量刑前社会调查报告在美国已经形成了固定的格式，并且“量刑前社会调查报告”由警察中的“缓刑监督官员”完成。

调查研究制度篇8

关键词：特别事故;调查制度;人大特别委员会

中图分类号：D033.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2）24-0011-02

近年来，中国各类安全事故频发，重大事故屡禁不止，给人民生命和财产安全造成严重损失，制约了社会经济的发展。事故频发的原因之一是事故调查的不彻底性，导致类似事故反复发生，矿难事故尤为如此。鉴于此，本文提出改善重大事故调查制度的有效举措，即针对一些特别的事故启动人大特委会程序。

一、人大特委会调查启动的必要性

在中国，由于具体国情制约并未形成立法机关的常态化调查制度，但宪法规定了人大常委会可以组织特定问题调查委员会对特定问题进行调查。《宪法》第71条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或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认为必要的时候，可以组织对于特定问题的调查委员会，并根据调查委员会的报告，作出相应的决议。但全国人大还没有启动过这一程序，针对当前中国尚未形成完全意义上的第三方机构调查制度的现实需要，适时启动人大特委会程序尤为必要：

一方面，这些年来，针对各类重大事故，相应进行调查的主要是国务院或其授权部门成立的专项事故调查组，这实际上是典型的行政调查制度。专项调查组以政府的名义成立，体现着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越性，也确实发挥了一定的作用。但是，其缺陷也是显而易见的：首先，专项调查组是政府的附属部门，并不具有独立的主体地位，在调查过程中难以进行独立自主的调查，公正性难以保证；其次，调查组的调查多是一种上级查下级的行政系统内查，难以让人信服，而且，系统内查受到思维局限性影响较大，难以保证事故调查的客观性和彻底性；再次，在专项调查过程中，公民被视为行政调查客体，无权参与调查过程，既难以实现对行政权力的监督和约束[1]，更不能实现对灾难的彻底追问和反思。

另一方面，全国人大作为最高权力机关，对特定问题进行调查具有无可比拟的独立性、权威性和公正性，首先，特委会由人大授权成立，具有独立的主体地位，能权威、客观地对事故进行调查；其次，特委会是第三方性质的调查机构，能保证事故调查的客观、公正性；第三，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广大人民利益，本着人民利益至上的原则，能充分保证公众知情权，集全社会的智慧查清事故真相，实现调查的初衷。

二、特别事故中人大特委会调查程序启动的基本构想

鉴于目前行政调查制度存在一系列问题，人大特委会程序的启动显得更为迫切。依据我国宪法及相关法律的规定，结合国内外事故调查的普遍规律，特别事故中启动人大特委会程序的基本构想如下：

（一）特别事故的界定

启动人大特委会程序，要有的放矢选择特定问题进行调查，如果事无巨细，势必浪费人力、物力，甚至损害人大的权威[2]。根据我国《宪法》要求，只有在“必要的时候”对于“特定问题”才可以启动人大特委会程序。显然，比较特别、影响深远的重大事故可以归类于“特定问题”，这类事故的发生往往造成国家与社会的重大损失或者人员重大伤亡，而当前对此类事故的调查效果欠佳，可以尝试启动人大特委会程序。概括起来，人大特委会程序在两种情况下成立较为必要：一种是针对那些引发全国关注、有重大社会影响、处理起来又会对普遍化的制度建设产生影响的事故，如7·23动车事故；另一种是针对于现有的行政机关、司法机关不宜主持的重大性特定问题，如孙志刚事件[3]。本文所指的需要启动人大特委会程序进行调查的特别事故主要指前者，近几年发生的特大矿难事故，重大食品安全事件以及重大交通安全事故等都属于此类事故的范畴。

（二）特别事故调查委员会的组建

在确定对特定事故进行调查后，就要成立相应的调查委员会。调查委员会组建的关键在于确保其权威性和独立性。按照《全国人大组织法以及其议事规则》规定，组织特定问题调查委员会必须按照严格的程序。调查委员会可按以下程序组建：特别事故发生后，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提议组织特别事故调查委员会，且必须由大会主席团或者十分之一以上代表书面联名，然后由大会主席团将提议交付大会全体会议表决，以全体代表半数通过[4]。不过这一程序存在的问题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召开的要求较高，而且会议召开时间通常是固定的，而事故的发生却具有偶然性和不确定性。因此，更为合理的做法是在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上，提议组织特别事故调查委员会，且须由主任会议或者五分之一以上的常委会组成人员书面联名，然后由主任会议交付全体会议表决，以常委会组成人员过半数通过。在组织特别事故调查委员会的提议获得通过后，调查委员会成员的人选由大会主席团或者常委会主任会议在本级人大代表中提名，由全体代表或者常委会全体组成人员过半数通过[4]，调查委员会主席可由全国人大副委员长或类似的权威人员担任。此外，根据调查工作需要，调查委员会可以聘请与调查工作所涉及的有关专业方面的专家以及司法部门人员等参加调查工作。

（三）特别事故调查委员会的权利和义务

启动人大特委会程序的主要目的在于实现第三方权威机构对事故客观、公正的调查，以改善我国的事故调查工作，这同时给特别事故调查委员会的权利和义务规定提出更高的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