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教育市场调研范文

家庭教育市场调研篇1

关键词：家长学校建设；办学模式；调研；思考

前苏联教育家马卡连柯说“家庭是重要的地方，在于人从这里走向生活。”可见，家庭是人最初接触生活和接受教育的环境，是人生的第一个课堂。家长是儿童的第一任教师，家庭教育是孩子成长的起点与基点，它与学校教育、社会教育同等重要。就整个家庭教育工作来说，家长学校是其中最重要的一环，它是家长普遍接受系统家庭教育理论、知识、方法学习，提升科学教子水平的主渠道和主阵地。

为了深入了解当前我市家长学校建设与办学状况，总结已有的办学模式和工作经验，通过分析现状，发现问题，探究对策，进一步推动形成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家长学校工作格局，夯实家庭教育工作的重要基础，今年9月至10月，市妇联联合市教育局等部门组成专题调研组通过问卷调查、召开座谈会和实地考察等多种形式赴各县（市、区）进行深入调研，共发放问卷1000份，回收966份，回收率为96.6%。参加座谈会的有各地家庭教育工作领导小组成员单位负责人，家庭教育讲师团成员以及部分中小学、幼儿园领导等同志。调研组还查阅了市、县（市、区）有关家庭教育和家长学校建设的相关政策文件、台帐资料和专家论文。现将调研情况反映如下：

一、我市家长学校建设的基本情况

近年来，我市家长学校建设稳步发展、办学质量逐步提高，有效地促进了家长综合素质和家教素养的提升。20XX年，全市共建有家长学校XXXX所，当年培训家长XX万人次，中小学校和幼儿园家长学校办学率均达到了100%，城市社区和行政村建立家长学校的比例分别为98.52%和99.88%。

（一）近年来的主要做法、经验与成效

1、组织架构日趋完整、工作机制运行良好。近年来，在各级党委政府的重视和关心下，我市健全了家庭教育工作的领导管理体制，形成了党政领导，妇联、教育主抓，多部门合作，社会力量参与的家庭教育工作格局。全市家长学校指导服务的工作网络已基本形成。去年，市教育局还更名建立了“嘉兴市禾馨青少年心理健康与家庭教育咨询中心”。同时，各地相应成立家庭教育、家长学校组织机构，纷纷出台家长学校建设工作实施意见、社区家长学校管理办法等文件，促进了家长学校组织网络的快速形成和工作机制的良性运转。市级各成员部门进一步明确在家长学校建设与管理中的分工，积极发挥优势、各司其职，合力推进。特别是妇联、教育两家紧密合作，通过联合发文、联合调研、联合督查、联合培训等形式，切实推进家长学校规范化建设。

2、考核评估逐步规范，示范效应初步显现。为保证家长学校的健康发展，打造我市家长学校建设品牌，我市积极培育和评创各级示范家长学校。今年6月，我市制定下发了《嘉兴市示范家长学校（家庭教育指导机构）评估办法》和新一轮示范家长学校评选通知，通过学校申报、组织推荐、考核验收、专家评估等环节，推动形成各地争创、命名表彰、逐级评创、上下衔接的机制。“十二五”以来，全市已创建示范家长学校省级17所、市级10所，营造了浓厚的创建氛围。各地各部门积极探索，亦形成有效的评创机制。秀洲区规范开展区级示范评创，命名数量以评审结果确定，不安排具体指标，并且每两年进行一次复查，不合格的取消称号。

3、师资队伍不断壮大，服务质量保证有力。目前，我市的家长学校师资主要有三种。第一种是专职教师。主要是中小学、幼儿园的班主任或者分管德育的 校长（园长）。为进一步提升师资教学水平，打造一支高素质、专业化、品牌化的师资队伍，今年上半年，市教育局在教师继续教育培训中专门开办了家庭教育讲师团培训班，对学校从事专兼职家庭教育辅导的教师进行业务培训。第二种是各类讲师团。现有各级各类讲师团队伍XX多支，成员X万多人。其中由市、县两级妇联建立的家庭教育讲师团针对不同年龄段学生特点和家长需求每年推出授课菜单，常年深入学校、社区和农村，传播科学家教理念，普及家庭教育知识，是活跃在家庭教育第一线的主力军。第三种是志愿者和社工队伍。各级关工委组建的“五老”（老战士、老干部、老教师、老劳模）队伍，通过搞调研、作讲座、指导年青教师等，积极为家庭教育事业发挥余热。同时，市妇联的“阳光家庭社工事务所”、团市委的“拾星者”未成年人教育社工事务所的社会工作者，也从不同的视角，不同对象着手关注家庭教育，参与家长学校建设。

4、宣传氛围日益浓厚，活动品牌深入人心。为普及现代科学家庭教育理念，市妇联依托各级家长学校主阵地，通过组织百场家教讲座、优秀家教案例征集评选、知名专家走进南湖大讲坛、嘉兴在线名家访谈、送家教知识下乡、家庭教育团辅巡讲等形式，深入开展贯穿全年的“科学家教城乡行”活动。此项活动已连续多年被列为嘉兴市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十件实事。据统计，近两年全市共举办各类家庭教育讲座766场，受益家长11万多人次。同时，每年家庭教育宣传实践月期间，各地围绕“为国教子，以德育人”主题，组织家长学校积极开展“双合格”活动，通过评选家庭教育工作先进集体、先进个人、“好家长、好儿女”等活动，举办“农村家庭教育节”、“社区家庭读书节”、家庭亲子运动会等活动，进一步提高家长素质和家教知识知晓率。

5、理论研究初显成果，实践运用灵活创新。家庭教育理论研究可以为家长学校建设实践提供强有力的理论支撑。为此，市家庭教育学会每年开展家庭教育优秀论文评选，定期举办学术交流，积极探索家庭教育和家长学校办学规律。“十二五”期间，我市有21项课题被列为省级家庭教育课题。学会成立三年多来，理论研究成果丰硕，共征集到论文629 篇，已出刊优秀论文集3册。学会专家团还连续三年参与市妇联系列亲子穿越活动的策划，先后为“童心向党、红色穿越”、“传承文化、城市穿越”、“嘉兴记忆、亲子穿越”三场主题活动进行家庭教育板块的内容设计和现场辅导。

6、家长意识明显提高，教子方法有所改进。随着我市家长学校的发展与家长学校质量的提高，家长的科学家教意识与素养不断得到提升。本次调研对家长的问卷反映，家长愿意参加家长学校的的比率占77、9%；有54%的家长希望在家长学校学习如何改变家长教育理念和教育方式；希望学习内容重点为心理健康教育、亲子沟通方法、学习方法指导的分别占22.55%、23.48%、25.07%。这些都说明了家长科学家教的学习意识在提高，家教的理念在更新，家校协作教育主动性也在增强。从这些数据也为家长学校的办学新方向和办学新模式提供参考。

（二）目前具备的几类家长学校建设与办学模式

1、从网络布局上看，有一体多翼模式。“一体”就是从纵向脉络来看，以家长学校总校为主体统筹一个区域的各级各类家长学校，制定计划、设计内容，分工落实，避免交叉与重叠。如嘉兴市社区家长学校总校作为全市社区家长学校的指导机构，对各地分校以及周边学校起到示范引领和指导辐射作用。“多翼”就是从横向内容来看，有学校家长学校、社区家长学校、企业家长学校、农村家长学校等不同类型的家长学校，而这多翼中又以学校和社区两翼最为重要。

2、从资源整合上看，有辖区共建模式。各地从实际出发，注重挖掘辖区资源、培育区域特色，探索灵活多样的共建办学模式。为推动社区家长学校规范化建设，今年市妇联以南湖区为试点，开展“书香飘万家、亲子共成长”社区读书活动，将亲子阅读作为社区家长学校建设的突破口，立足社区现有的场地、设施等，积极整合辖区内各种资源，组织开展周末社区亲子读书会、亲子沙龙、专家讲座等，推动社区家长学校授课的规范化和经常化。又如平湖市曹桥街道行知小学、行知中学通过建立本区域家庭教育联动机制，立足陶行知教育实践基地资源，与区域内镇街道、村(社区)联合开展活动，把陶行知的家庭教育理念传播到基层，形成良性互动机制。

3、从举办形式上看，有现代多元模式。根据不同家长群体的不同需求，我市已形成更为多元和现代化的家长学校办学模式。如：嘉善县针对新居民人口较多，新二代教育问题比较突出的问题，开设企业家长学校，推出“家教30分钟微课堂”，利用午休时间普及家庭教育知识。同时，各地还在社区开办“爷爷奶奶家长学校”开展隔代教育；针对新婚夫妇开设婚育学校；利用社区宣传栏建立橱窗家长学校等等。随着信息技术的进步、生活习惯的改变以及时间管理的需要，各地又在发展上述传统实体家长学校的基础上，向虚拟空间延伸，借助广播、电视、网络、QQ、论坛、微博、微信等现代媒介，探索更为灵活多样、方便快捷的家长学校办学模式。

4、从微观教学上看，有立体互动模式。为丰富教学形式，提高授课效率，我们探索将传统常规的单向教育方式与更加立体多样、双向互动和体验式的教学方式相结合。如家长团体辅导就是针对实际问题，就不同年龄孩子身心发展规律，对家长进行案例式、连续性的科学教子辅导的有效方式。去年，市妇联与市家庭教育专家顾问团合作，首次尝试将团队辅导课引入家长学校教学，开展了“爱的阳光”走近新居民子女家庭教育专题辅导活动。通过小组建设、心理游戏、角色扮演、现场评析、互动分享等环节，为新居民家长传授家庭教育中有关情绪管理、心理疏导、沟通引导等方面的技巧和方法，反响热烈。同时，我们还借助省内优质家庭教育资源，与省家庭教育杂志社合作开办多期“父母茶座”，引导学校、幼儿园家长学校提高办学水平。

5、从学校层面上看，有家校合作模式。各级教育部门重视家长在学校教育中的特殊作用，指导各中小学校、幼儿园建立家校合作的长效机制，积极探索学校与家长、家长与家长的互动方式，进一步提升教育实效。如各家长学校通过QQ群、远程教育、家长会、报告会、家长论坛、家长开放日、家长热线、家访等形式经常性地开展活动，加强家校沟通。如桐乡国艺幼儿园反哺式家校合作、嘉兴一中的家长论坛等为家长学校注入了新的活力。 特别是嘉兴市实验小学创新建立了家长互助成长小组，通过整合家长资源，激发家长社会活动的潜能，开展学习交流等活动，帮助家长在互助中成长，形成了家校合作互动的良好模式，受到家长的欢迎。

二、家长学校建设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从我市家长学校建设和办学模式的调研情况来看，目前各地中小学、幼儿园、社区（村）各类家长学校普遍建立，并且得到广大家长和社会的认可，也取得了显著成绩。但是从总体上看，办学质量还不平衡，与国家的要求，同全国家教工作先进地区相比，尚有较大差距，有些问题亟待进一步解决。

（一）全市家长学校组织管理不够规范

全市各级都成立家长学校总校、分校，并设立领导小组。组织网络是架构起来了，但目前管理还不够规范、发展不平衡，影响家长学校内涵的提升。部分办学单位还没有真正把家长学校工作纳入整体工作计划和岗位考核的内容，还没有形成健全的会议、研讨、学习制度，还存在着无经费、无教材、无教师等“三无”现象。不少学校往往以家长会代替家长学校，内容也大多局限在通报学生学习成绩，告知家长注意事项等方面。而调研显示，有88.27%的家长希望每年至少有一次及以上参加家长学校学习。从全市层面来说，今年6月份刚刚下发《嘉兴市示范家长学校（家庭教育指导机构）评估办法》，家长学校的规范化建设还需要一个较长的推进过程。

（二）家长学校师资力量还较薄弱

目前，学校家长学校的老师一般由班主任或者德育校长担任。这些老师大多是学科教学的带头人，但是由于没有系统学习过家庭教育理论知识或者没有接受过专门的培训，缺乏与家长交流、传递科学家教理念的经验，未必能担当起家长学校的教学任务。至于社区举办的家长学校，要面对不同学龄段孩子的家长，办学教学的困难更大，对师资的要求也就更高。受到学校、社区家长欢迎的家庭教育讲师团成员一方面数量偏少，另一方面他们在本单位往往承担着较重的教学、管理、科研任务，很难有宽裕的时间投入家长学校的教学。

（三）家长学习家教理念和方法缺乏足够耐心

目前，大多数家长都愿意学习科学家教理念与方法，但因为工作忙等原因，主动学习的热情还不高。调查显示，家长自己找书等资料学习的只占16.1%。家长普遍都把自己提高家教水平的希望寄托于家长学校学习，同时又希望得到立竿见影的学习效果，反映在调查中主要是对每次的学习时间不愿意长，近50%的家长只愿意每次学习两小时左右，每学期有一至两次参加家长学校。希望课程实用，见效快。

（四）家长学校宣传教育阵地缺乏常态化

全市各级有关部门和家长学校，在理念上都重视了家长学校建设，并体会到利用好各类宣传网络强化家教宣传与教育，营造浓厚氛围的重要性。但由于各种因素，使得这些宣传与教育还只是“点点星星”，未连接成片。如媒体宣传大多停留在对家教事件的信息报道上，缺少专题栏目和窗口。短信通讯平台互动大多是学习的提醒和成绩的通报，对家长的家教指导极少。互联网平台还没有一个完整的网站，只是以开设专栏的形式进行，质量与流量都达不到家长的期望。

（五）家庭教育经费、工作人员严重不足

目前，全市的家庭教育工作经费投入严重不足。2009年成立的嘉兴市家庭教育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设在市妇联，并由妇联牵头开展相关工作，但是每年工作经费只有4万元，位列全省倒数第二。各地家长学校目前也尚未有专项经费，抑制了家长学校的发展。此外，妇联、教育等部门都没有配备专职人员负责家庭教育工作，市妇联妇儿权益部仅有两名工作人员，却要承担妇女维权、儿少工作和妇儿工委等三大块工作任务；市教育局家庭教育工作归口基教处，该处虽有5人，但要承担大量的基础教育工作已很难腾出精力专门抓家庭教育，致使对家长学校建设难于形成有效的管理。

三、加快推进我市家长学校建设的意见和建议

家长学校，作为普及家庭教育知识和开展家长教育及家庭教育指导的主要阵地，其重要程度不言而喻。针对目前我市家长学校建设中存在的问题，我们提出以下意见和建议。

（一）示范引领，推动家长学校的规范化建设

针对目前家长学校建设过程中，办学管理不够规范，地区发展不平衡等问题，亟需加强示范引领，推动家长学校的制度化、规范化建设。首先，要明确家长学校的领导和管理。按照国家、省有关文件的要求，家长学校由所在地的妇联和教育行政部门共同牵头管理。教育行政部门负责中小学、幼儿园等教育机构中家长学校的指导管理，妇联和关工委共同做好社区（村）家长学校的指导管理。因此，各地应当从本地实际出发，进一步明确分工，责任到位，使各类家长学校的领导管理落到实处。其次，要严格按照《嘉兴市示范家长学校（家庭教育指导机构）评估办法》的要求，积极开展示范家长学校的创建工作，特别是在办学经费的保障、师资队伍的培训、教学计划的安排、教材的制订等方面争取当地党委政府的重视，努力实现突破。第三，要加强家长学校的督查工作，充分发挥示范家长学校的引领、辐射、带动作用。借助全国、省、市示范家长学校创评的契机，开展家长学校督查，督促办学单位切实做好家长学校的建设和管理工作。

（二）整合资源，形成家长学校建设的合力

家庭教育是一项系统工程，不是哪个办学主体的“独角戏”，只有融入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的“大合唱”中，形成社会化开放式的工作格局，才能取得实质性的进展。因此，各办学主体要共同联手、密切合作，建立协同配合、共同育人的家长学校模式，达到相互促进、整体发展的效果。要统筹规划，整合教育资源。办学主体多元化的发展格局要求除了主要依靠中小学、幼儿园等教育机构建构家长学校外，还应依靠社区（村）、社会机构、行业组织和行业研究会办学，扩大家长教育的范围，并建设各个系统相互沟通、协调、支持和互补的局面。例如，由教育部门牵头，统筹行政部门与各种社会力量，建立各级家庭教育指导行业协会、家庭教育中心等，从宏观上整体规划和协调本地区的家长学校建设和发展事宜。同时，各种办学模式也要互相借鉴，共同发展。例如，中小学、幼儿园主办的家长学校可以根据自身发展的实际，充分挖掘、合理利用和吸收借鉴大众媒体、新媒体主导的办学模式的优点，将传统的家长学校授课与电视教学、网络教学相结合，使家长学校真正成为家庭教育发展的便利平台。

（三)提升质量，促进家长学校的内涵发展

家长学校内涵发展的核心是提升教育质量与效益，这就需要把握好家长学校的师资队伍、教学内容以及教学方式方法等问题。首先，要加强师资队伍建设。一方面，要加强家长学校专职教师的培训，建议将家庭教育专题培训纳入教师全员培训计划，提高家长学校专职教师科学家教的理念和教授家教知识的能力。另一方面，要拓宽渠道，发 展壮大家庭教育讲师团队伍、志愿者队伍，同时聘请优秀家长为兼职教师，重视发挥他们在指导和推进家长学校建设中的作用。其次，要完善教学内容。教育部门可以根据不同年龄段孩子家长的具体特点，制订家长学校的教材。教材尽可能深入浅出、通俗易懂，做到既讲理论、讲规律，又讲方法、讲操作，真正帮助家长解决家庭教育实践中遇到的各种问题和困难。第三，要创新教学方式方法。家长学校除了要教授必要的家庭教育知识以外，还需要遵循实践性和实用性原则，通过教学的体验、分享、互动等环节，就教育技能与方法多做介绍、说明和指导，不仅让家长多听、多看，更应注重让他们多做。

（四）强化保障，确保家长学校良性运作

2011年由全国妇联、教育部等8部委联合颁布的《全国家庭教育工作“十二五”规划》要求，“各省、市、县财政中设立家庭教育专项经费，保障各地家庭教育工作获得必需的财力支持”，要“探索建立多渠道经费筹措机制，采用政府投入、社会力量参与、项目化运作等方式，拓展家庭教育经费渠道”。这种以政府投入为主导、社会各界以及家长资助与支持为辅的多元投资共建机制在理论上解决了家长学校经费紧张、办学困难的局面，但还有待在实践中落实。首先，各级政府要设立专项经费扶持家长学校建设，尤其是保证具有组织、协调功能的市家庭教育指导中心、县（市、区）一级家长学校总校的正常运作。其次，结合家长需求强烈的现实，允许家长学校有限制地收取一定的费用。也可以探索按照市场运作模式，让家长学校以法人身份参与到成人教育市场的竞争中，通过“政府拨一点款、家长交一点费、学校出一点力”,这样“三个一点”来解决经费问题，从而确保家长学校的良性发展。

（五）凸显特色，探索家长学校建设品牌

家庭教育市场调研篇2

一、我区家庭教育工作的现状

（一）主要工作。

近年来，我区妇联紧紧围绕《新浦区儿童发展规划》和《市家庭教育工作“十五”计划》，针对新形势下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教育的新情况、新问题，在推进家庭教育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取得了一定的成效。

一是加强组织建设，形成条块结合的家教组织网络。我区妇联十分重视家庭教育工作，注重家庭教育组织网络的建设，先后牵头成立了新浦区家庭教育研究会、新浦区实施“小公民”道德建设计划活动领导小组等家教领导和研究机构，定期召开会议，研究部署家教工作。各乡镇、街道也成立了“家庭教育指导中心”。有的学校、社区还建立了家教领导小组、社区家长学校、家教指导服务站、“母亲课堂”等家教组织。区、乡镇、街道、社区学校形成的三级组织网络，为深入开展家庭教育工作提供了组织保证。目前，全区已建立各级家庭教育领导机构113个，其覆盖率为100%。全区有51所学校、幼儿园建起了家长学校，办学率为100%，家长参学率为98%，各个社区都建立了“母亲课堂”。

二是办好家长学校，大力普及科学的家庭教育知识。家长学校是传播科学育儿、科学教子知识的重要载体。为全面推进我区家教工作，我区各家长学校本着教学时间上求活、教学内容上求新、教学效果上求实的宗旨，合理安排教学时间和教学内容，有针对性地搞好教学，并通过丰富多彩的家教活动普及家教知识，诸如家教知识讲座、家教经验交流会、家长园地、家长开放日、悄悄话信箱、各种竞赛和论文研讨活动。特别是海宁中学、建宁小学家长学校通过建立学校、家庭联系卡，设立心理教育咨询台、家庭教育咨询台、学习方法咨询台，宁中家长报专门解决家长提出的各种问题，变家长被动参与为主动参与，成效显著。家长学校通过上述活动，使家庭、学校形成合力，真正达到了普及家教知识，传授科学育儿经验，优化家庭教育环境，促进少年儿童健康成长的目的。2005年海宁中学被评为全国示范家长学校。

与此同时，我区抓好示范家长学校，通过对这些示范家长学校的重点指导，总结经验，树立典型，以点带面，全面推广，使家长和学校充分认识到家庭教育的重要性和必要性，推动了全区家长学校的兴办和发展，提高了家长学校的办学水平和质量。全区有4所家长学校被评为省优秀家长学校，2所家长学校被评为省家庭教育先进集体，有7所家长学校被评为市优秀家长学校，有20所家长学校被评为市合格家长学校。

三是积极探索社区家教工作。社区是未成年人生活的主要场所，社区家教工作一头连着学校，一头连着家庭，做好社区家教工作意义十分重大。2004年5月26日区妇联、区关工委、区教育局联合在海宁社区举行全市首家“家庭教育指导中心母亲课堂”揭牌仪式以及首期母亲课堂开学典礼活动。通过创办“家庭教育指导中心母亲课堂”，不断拓展家庭教育阵地，努力构建学校教育、家庭教育和社会教育密切结合的教育网格。2005年为了进一步深化社区家庭教育工作，制定下发了“家庭教育进社区工作意见”。2005年“母亲课堂”开课48场，听课家长2043人次，组织家教咨询活动19场次。形成家教调研论文8篇。这项活动的开展得到市妇联、市文明委的高度重视，2005年10月份，市妇联、市文明委在我区召开了社区家庭教育现场会。我区海宁等四个社区被评为“家教示范社区”。

（二）存在问题。

我区家庭教育工作虽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与新时期发展的要求相比还有一定的差距。2005年6月，我区对家庭教育工作进行了一次调研，通过这次调研，我区家教工作存在的问题可以归结为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从家庭教育的实施主体（家长）来看，尽管目前大多数家长都意识到家庭教育的重要性，认为良好的家庭教育对孩子的健康成长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但是由于缺乏正确的家庭教育理念，造成他们在家庭教育中存在着种种不容忽视问题。具体表现在：

一是认识不当。由于受应试教育的制约，使众多的家庭更多地关注孩子“成才”而不是“成人”，过度看重学习成绩的好坏、名次的位置，部分家长对孩子的期望值过高，望子成龙、望女成凤现象严重，忽视了对孩子品德修养和心理素质的教育。家庭教育目标的偏离，使不少家长落入“重身体轻心理，重智育轻德育，重物质满足轻精神需求，重智力因素轻非智力因素”的误区。

二是方法不当。部分家庭教育的方法失当，弱化了教育的效果。有的家长对孩子采取物质刺激，考试取得名次或完成某件事情，均以物质奖励；有的家长封建家长作风严重，家长至尊，不顾孩子的自尊，有的甚至认为“棍棒下面出孝子”，对孩子动辄打骂、训斥、体罚；有的父母在对待子女教育的态度上不一致，使孩子无所适从；有的家长过分溺爱，纵容子女，更有甚者在充当“反面教员”。

三是管教不当。调查中发现，有些家长由于工作节奏快，强度高，压力大，或忙于生意场而无暇顾及孩子，更谈不上与孩子一起玩耍、交流、沟通，疏于对孩子的教育管理。有些家长对市场经济新形势和未来社会竞争的认识偏颇，对于孩子好斗逞强、贪小便宜、耍小计谋等行为倍加鼓励，助长了不正当思想意识的形成。有的家长过分纵容子女，对于子女不正确的言行不管不问，放任自流。由此养成了孩子重享受、好攀比的不良心理，有的甚至养成追求品牌、迷恋网吧、不求上进、粗暴蛮横的不良习惯。特别是部分单亲家庭、流动人口家庭、贫困家庭子女教育问题相对突出。

第二、从家庭教育的组织、管理和引导来看，我区家庭教育工作也存在着不少问题，主要表现在：

一是各级各类学校家长学校的数量不少，但教学质量参差不齐。我区现有各类家长学校51所，大部分家长学校都能发挥应有作用，但也有少数家长学校以家长会代替家长学校，很少开展活动，并且教学形式单一、教学内容针对性不强，无法担负起传播科学的家教知识和方法，帮助家长提高自身素质的重任。

二是缺少专项经费，使现有的各种家教组织和网络发挥的作用受到一定制约。我区现有家庭教育研究会等领导和研究机构，没于没有专项经费，无法经常地、有效地开展活动，探索家庭教育的新趋势、新规律，使家庭教育工作的针对性、科学性和实效性有待于进一步加强。

三是目前我区宣传家庭教育知识的专刊、专栏不多，缺少一些可供孩子参与实践的栏目。

四是缺少具有一定规模、影响力较大的少年儿童活动场所、实践基地，许多孩子在课余时间和节假日可去之处太少。

二、建立有效的家庭教育机制

全国妇联关于贯彻《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的若干意见》的意见中明确了妇联开展家庭教育工作的重点是家庭道德教育，主要对象是家长，特别是母亲；主要任务是帮助家长提高素质，更新家庭教育观念；主要领域是面向家庭、面向社区。最近新委办（2006）25号下发的《关于进一步推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工作方案》的通知中，将各项任务分解到区直各部门，其中由区妇联牵头落实的目标任务重点就是发展家庭教育。我们要切实担负起指导和推进家庭教育的重任，改进家庭教育的管理，建立有效的家庭教育机制，从制度上保证家长教育理念和技巧的稳步提升，进而推动我区家庭教育水平的不断提高。

其一，加强领导，健全家教组织网络。我区要强化家庭教育的组织机构、骨干队伍。近期将根据区和有关部门领导分工的变动，尽快调整新浦区家庭教育研究会、新浦区小公民道德建设领导小组等家教领导机构，进一步明确各成员单位的职责，检查落实《市家庭教育工作“十五”计划》、《小公民道德建设计划》，使其真正发挥作用。要加强家庭教育指导服务机构、家长学校的建设和管理，此外，要充分挖掘社会资源，推动创建各类家庭教育组织，如：流动人口家长学校、双休日家长学校、暑期学校、亲子学苑、家庭教育指导咨询站等，形成以各类家庭教育协调机构为主干，各类家庭教育工作指导站和服务中心为触角，各类家长学校为阵地的条块结合的家庭教育组织网络。要积极培训和培养家庭教育骨干，形成一支专兼结合、素质较高、结构合理、覆盖面广的家教工作队伍。

其二，依托阵地，不断提高家长素质。家长的素质关系并制约着家庭教育的水平。各级各类家长学校、亲子学苑、家教指导站是广大家长获取家教知识的重要渠道。当前要花工夫加强对现有各类家长学校、家教指导服务机构的建设和管理，提高家长学校的教学水平。要继续开展示范家长学校挂牌活动，积极探索社区家庭教育工作，办好社区家长学校、家教指导服务站和亲子学苑。要依托各类家教阵地，组建家教讲师团进行巡回报告，积极推广成功家长特别是注重思想道德教育方面的典型和经验。要精心设计和组织各种内容丰富、主题鲜明、形式新颖、有感染力的主题宣传教育，广泛深入地向广大家长传授家长教育行为规范?传授如何营造温馨和睦、民主宽松、有利于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的家庭人文环境的经验，帮助家长树立正确的教育观、成长观，提高科学教育子女的水平。

其三，加大投入，广泛开展未成年人道德实践活动。要争取各级政府加大对家庭教育事业和家庭教育工作的政策支持、经费投入。尤其要根据《新浦区儿童发展规划》的要求，加强农村中小学图书阅览室等场所建设等等。要从提高儿童思想道德水准入手，以儿童道德实践活动为主导，按照"小公民道德建设计划"精心设计适合未成年人特点、具有吸引力的道德实践活动，引导他们参与道德实践，加深道德体验，提高道德修养。要注重发挥小公民道德建设示范基地的辐射作用，实现家庭德育教育和社会道德实践的有机结合。

其四，突出重点，加强调查研究和政策理论研究。加强家庭教育研究是推进家庭教育工作的基础。当前要重点围绕家庭道德教育，家庭教育理念，家庭教育原则，家庭法制建设，家庭、学校、社会三结合教育模式以及单亲家庭、流动人口家庭、贫困家庭子女家庭教育等课题进行深入研究，并将理论成果推广应用到实践中，推进家庭教育社会化、科学化、法制化。此外，还要针对指导和推进家庭教育这一长期任务，重视和加强家庭教育研究会的建设，组织和依靠专家学者开展家庭教育理论与实践的课题研究，积极探索新形势下家庭教育工作，建立有效的组织协调、资源保障、督促检查、信息反馈和激励等工作机制。

其五，扩大宣传，营造有利于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的社会氛围。要充分发挥大众传媒在推进家庭教育和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中的宣传教育和舆论引导作用。一方面开办家教园地、父母之友、家长课堂等家庭教育专题、专栏节目，引导和帮助家长树立与社会相适应的教育观、人才观和价值观以及"以德育人"、科学育人的理念，使先进教育思想和科学的家教方法走进千家万户。另一方面，要加强对网吧、电子游艺等游乐场所及音像制品、出版物的管理，创作生产、推荐一批健康科学的、有利于未成年人成长进步的图书、音像制品，努力为未成年人提供更多更好的精神食粮，不断优化未成年人生存、保护和发展的环境。各级妇联组织要切实承担起指导和推进家庭教育的责任，认真实施全国妇联提出的"，六个一"行动：推出一批家庭道德教育从书、培训一批家庭教育工作骨干、组建一批家庭教育讲师团、树立一批"以德育人"的好家长典型、表彰一批家庭教育工作先进集体、创建一批家庭教育工作示范县。并通过举办形式各异的家庭互动实践类活动，如亲子活动、家庭运动会、家庭艺术节、孝敬父母好儿童、教子有方好家长报告会等等，使家庭教育实现知识性、趣味性、科学性、教育性的统一。

家庭教育市场调研篇3

中国是新兴转型经济体，在经济制度和文化方面与西方发达国家有着诸多相异之处。究竟哪些因素影响中国家庭的市场参与，目前尚未有学者开展系统研究，有待于学术界进一步地理论探讨和实证检验。本部分试图理论分析制度(包括集体主义文化和金融市场化水平)与人力资本(包括性别差距，教育水平和投资者情绪)如何影响市场参与(包括市场参与几率和市场参与深度)，提出相关研究假设。(一)制度因素随着制度经济学的发展，制度的定义已从早期狭义的成文规范(如法律法规)扩展到广义制度，非成文的制度，宗教，文化纷纷被纳入制度的研究范围。下面我们主要从非成文的制度因素(集体主义文化)和成文的制度因素(金融市场化水平)分析制度因素如何影响金融市场参与几率和金融市场参与深度。1．集体主义文化金融投资活动蕴含着一定程度的风险，而人对风险的认识影响着自身的市场参与活动。人对风险的认识主要来自以下两个方面，一是风险感知(RiskPerception)，二是风险偏好(RiskPreference)。文化对人的风险偏好发挥着重要影响，文化的作用使得不同地域文化传统下人群对风险的认识并不相同。学术界普遍认可Hofstede(2001)对文化所做的研究分析。Hofstede(2001)把文化归结为五种要素，其中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位列文化的五种基本要素之中。Weber＆Hsee(1999)以中美两国居民作为研究对象，在五个领域对中美两国居民之间的风险偏好差异进行研究分析。研究发现，在投资领域中国人比美国人更加偏好风险。他们认为这是中国传统文化中集体主义文化的体现。集体主义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有着悠远的历史。中国曾经是一个自然灾害和战乱频繁的国家，为了更好地应对自然灾害与战乱，在历史演进过程中，社会自然而然地形成了集体主义文化。在集体主义文化的影响下中国家庭习惯聚族而居，在生活中，由于血缘或者姻亲而形成的人际网络成员相互支持，分担风险，共同应对可能存在的自然灾害与战乱，相对应的集体主义文化下的中国大家庭普遍存在利益共享机制。相比英美等个人主义文化影响下的投资者，集体主义文化使得中国投资者风险规避的程度降低。对金融市场参与来说，中国的集体主义文化可以为投资者提供更大的缓冲空间，当某个个体投资失败时，周围的人际网络可为失败的投资者提供更多的援助，从而形成了集体主义文化下所特有的缓冲垫(Cushion)，这种缓冲垫使得中国家庭在金融投资领域显示出较少的风险规避，倾向挑战风险。综上所述，我们提出如下研究假设:H1a:家庭规模越大，市场参与的可能性越高。①H1b:家庭规模越大，市场参与深度越深。2．金融市场化水平中国经济制度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经济转型过程中政府对金融市场的管制逐渐放松，通过修正不适合市场经济发展需要的政策法规，从而促进金融中介和实业的发展。金融市场化水平与家庭金融活动密切相关，在计划经济下政府对各种金融活动的监管全面而又严格，过于繁复的审批和监管抑制了金融投资行业的发展，同时抑制了居民投资的积极性和可能性。在中国，虽然较以前政府对金融市场的干涉有所减少，但仍有相当程度的管制措施。政府对投资者的市场准入资格、可投资金融产品的种类，以及投资的额度均有严格的监管要求。金融市场化改革正是克服计划经济体制遗留弊病的重要方式。通过不断的市场化改革，拓展居民投资渠道，发掘市场对资本资产的定价功能，平衡和保证投资者合理的收益。金融的市场化程度是反映金融市场发展的重要指标。一个地区的金融市场化程度决定了投资者可投资方式的多寡。地区金融环境越发达，投资者的投资渠道越丰富，市场参与的几率将会越高。同时，市场发达，市场竞争会为投资者提供更好的服务，因此投资者的市场参与程度将会更深。综上所述，我们提出如下研究假设:H2a:金融环境越发达，市场参与积极性越高，家庭参与金融市场的可能性越高。H2b:金融环境越发达，家庭持有金融资产的规模越大，市场参与的深度越深。(二)人力资本人力资本最早由贝克在1964年提出并发展了相关的人力资本理论。人力资本概念借鉴了实物资本(PhysicalCapital)的概念。贝克认为能够直接或间接改变人的认知模式的因素，都可界定为人力资本的影响因素，人力资本的研究范围从早期的教育等因素，逐渐扩展到更广泛的心理认知等因素。我们主要分析人力资本中的性别差距，教育水平和投资者情绪等因素如何影响市场参与几率及市场参与深度。1．性别差距(GenderGap)性别差距是影响人力资本的重要因素之一。现有心理学和行为金融研究文献指出女性在风险规避的表现上远高于男性，同样女性在风险偏好上也倾向于选择竞争性较低的事务性工作。在日常生活中女性不会主动去挑战风险，表现出风险规避的性格特点，而男性则表现出强烈的风险追求意愿(Babcock＆Laschever，2003)。多位研究人员通过实验方法观察到在竞争环境中女性与男性的工作绩效存在显著差异，在竞争环境中女性工作绩效低于男性工作绩效(Gneezy＆Rustichini，2004;Croson＆Gneezy，2009)。Babcock＆Laschever(2003)研究发现，女性在工作中比男性更少地发起协商(InitiateNegotiations)。在控制年龄因素之后，他们发现女性发起协商要求改善自身条件的频次是男性平均水平的二分之一到四分之一。大量的经验证据指出，女性习惯于被动接受外来的挑战，而不会主动寻找挑战。在风险规避方面，女性显著高于男性。投资活动是一种高风险的活动，女性所特有的认知模式特点使得女性可能在市场的门外止步不前。由于性别差异在风险偏好以及规避水平上的表现，女性市场参与的可能性要低于男性，同时在参与深度方面也会低于男性。综上所述，我们提出如下研究假设:H4a:女性与男性在认知模式上的差异，使得女性较男性市场参与的可能性偏低。H4b:女性与男性在认知模式上的差异，使得女性在金融市场参与深度方面低于男性。2．教育水平现代金融活动是一种智力密集的投资活动，投资活动的复杂程度使得众多的潜在投资者望而却步。VanRooijetal．(2011)通过对荷兰银行的家庭调查数据研究发现，教育水平的欠缺，尤其是金融教育的欠缺影响了人们对现代金融的了解和认识，降低了市场参与度。同时，他们指出绝大多数荷兰人对现代金融的知识缺乏全面深入的了解，而仅停留在一些浅显的基本金融名词上，如利率和通货膨胀。这种认知水平限制了居民的家庭金融决策(Decision-Making)，从而影响了市场参与。Grinblattetal．(2011)以芬兰所特有的数据为研究对象，在控制家庭财富、年龄等因素之后，研究发现IQ水平与市场参与正相关。他们指出，高教育水平的人由于具有较好的认知能力，对投资高风险金融资产表现出明显的偏好，倾向投资高回报的风险资产。现代行为金融理论借鉴心理学的基础理论，通过对投资者金融认知能力和认知水平的传导机制分析，普遍认为教育水平是影响家庭投资决策的重要因素。综上所述，我们提出下面研究假设:H4a:教育水平越高的家庭，参与市场的可能性越高。H4b:教育水平高的家庭，市场参与深度较高。3．投资者情绪。近年来，经典投资理论中的严格理性假设受到挑战，诸多学者将注意力转到投资者如何在部分理性或非理性的情况下进行投资分析。Black(1986)认为上市公司的股价是理性投资者和非理性投资者互动形成的。传统理论假设投资者完全理性，而实际情况却是市场氛围的形成不仅仅有理性的投资者，同时还有非理性的投资者对市场添加噪音。在市场参与方面，历史的交易记录影响投资者的认知过程，由于投资者对交易历史的观察，对投资者情绪产生正面或负面的影响，通过人际交往，使得乐观或悲观的情绪在成员之间相互传递，从而提高或抑制了投资者市场参与的情绪，增加或降低潜在投资者参与市场的可能性，影响了金融市场的参与几率和参与深度(Guiso＆Sapienza，2008)。投资者情绪会对金融投资活动的市场参与产生影响。在投资者情绪高涨时，容易形成过度自信，参与深度提高;在投资者情绪低潮时，容易对市场反应不足，降低参与深度。整体市场的投资者情绪会通过投资者的家庭成员或社会人际网络的作用，直接或间接地改变投资者情绪，从而导致投资者过度自信或反应不足，偏移最佳的投资策略，影响市场参与的几率和市场参与的深度。综上所述，我们提出如下研究假设:H5a:投资者情绪高涨(低落)，家庭市场参与的几率上升(下降)。H5b:投资者情绪高涨(低落)，家庭市场参与的深度上升(下降)。

研究设计

(一)数据本次研究数据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和全国工商联联合对全国所有省市自治区直辖市民营企业家的联合调查，调查范围广泛，涵盖民营企业家公司经营、家庭生活两个部分。本次研究使用的数据来自民营企业家生活情况调查部分的数据。该调查2000年开始，每两年更新一次数据。民营企业家属于中国先富起来的一部分，以民营企业家作为研究对象，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同时调查研究的抽样地域广泛，使得数据具有较高的研究价值。(二)变量设置关于因变量，我们使用市场参与几率和市场参与深度来考察市场参与情况。本文采用Hongelal．(2004)、Guiso＆Sapienza(2008)的方法，使用民营企业家是否投资金融资产度量市场参与几率，使用家庭金融资产规模的自然对数度量市场参与深度。关于检验变量，主要考虑非成文制度因素(传统集体主义大家庭文化)对市场参与的影响。我们使用家庭规模作为集体主义文化的变量，未使用户籍管理部门注册的家庭人口数据，而使用与企业家共同生活人口数量作为家庭规模的度量变量。此种度量方法较政府户籍管理部门登记注册的家庭人口数更加科学和合理。由于就业、升学以及外迁等情况的存在，在户籍管理部门所登记的家庭人口数并不一定与家庭实际人口数相符，采用共同生活人口数量作为家庭规模的度量方法显得更加合理和科学。制度因素中的金融市场化水平，本文采用樊纲等(2010)编制的金融业发展指数。人力资本中的性别因素，本文采用虚拟变量———男性为1，女性为0。人力资本中的教育水平，本文使用虚拟变量———如果接受过专科及以上的高等教育为1，否则为0。关于人力资本中的投资者情绪度量，学术界目前主要采用以下三种方法:一是采用权威专家组自行制作股市信心指数，如R．Shiller在美国编制的股市信心指数，根据其研究团队所制作的调查问卷对美国市场的投资者情绪进行度量;二是采用股票首次公开发行(IPO)当日收益率;三是采用封闭式基金的折价率。目前各种度量投资者情绪的指标都存在着一定程度的缺陷，难以全面度量金融市场整体的投资者情绪。或者指标度量的市场不适合中国市场，或者度量的投资者情绪仅仅是某个时刻，如IPO首日的收益率，或者仅对某种特定投资形式的投资者情绪进行度量。上述各种投资者情绪都难以符合本文数据与时限的要求。另外，在投资者情绪度量方面，Baker＆Wurgler(2006)提出了用开户数作为投资者情绪的度量方法，开户数在宏观上与股指的波动性一致，两个指标在本质上相类似。由于众多新投资者看到股指的涨跌变化，从而刺激了新投资者参与股市的情绪，这种情绪通过开户数表现出来。股指和开户数是投资者情绪的不同侧面。本文在度量投资者情绪时，以年度A股指数的变化率作为投资者情绪的变量。为了更详细地分析制度和人力资本如何影响市场参与，我们控制了行业、资产规模和家庭收入等因素。这些控制变量的选择，我们参考了先前的研究(Babcock＆Laschever，2003;Grinblattetal．，2011)。调查问卷所采用的行业分类方法是国家统计局所制定的行业分类标准，后文分析中我们所使用的行业分类标准与调查数据保持一致。参与金融市场另外一个重要的影响因素是风险的容忍度。对于两个有着同样风险偏好的家庭来说，如果甲家庭拥有百万财富，乙家庭拥有十万的财富，甲家庭财富数量级远远高于乙家庭的财富，当两个家庭投资同样数量的金融资产时，甲家庭对金融市场的风险容忍度必将远大于乙家庭的风险容忍度。家庭财富多寡是家庭在投资金融市场时必须考虑的一个重要因素，家庭财富多寡的影响来自动态和静态两个方面的影响。动态财富指的是家庭收入现金流的大小，而静态财富指存量财产的多寡。本文以企业规模的自然对数作为静态财富的间接度量变量。动态财富方面，我们采用家庭收入的自然对数。表1是对本文研究变量进行定义。(三)描述性统计与初步分析表2是本文研究变量的描述性统计表。从表2可见，有88%的家庭有参与金融投资活动;有43%的企业家接受过专科及以上的高等教育，超过一半的企业家为高中学历及以下，这与目前民营企业经营境况相符，绝大多数中国民营企业都从事着简单加工的制造业，在知识技术密集的高科技行业较少有民营企业涉足;在性别方面，有87.32%的企业家为男性;家庭规模方面，平均来说家庭规模为6.9人，这体现了传统文化中“聚族而居”的大家庭文化特点。(四)初步推断性统计分析表3中我们分别对影响金融市场参与几率和金融市场参与深度的因素进行了均值比较。相应的均值比较结果分别列示在表3的PanelA与PanelB中。在市场参与深度的均值比较过程中，我们以市场参与深度的中位数将样本分为两组:第一组是金融投资规模小于等于中位数，第二组是投资规模大于中位数。在金融市场参与几率方面，参与组与未参与组在家庭规模，金融市场化水平、教育水平、性别和投资者情绪均表现出显著差异。在金融市场参与深度方面，也有相类似的结果。在均值比较过程中，由于不能排除相关因素的影响，仅是较为粗略的统计分析，后文中我们将运用多元回归分析对变量之间的关系作更详尽的分析。图1至图3是我们对相关变量之间的关系所绘制的图示。图1是市场参与规模的频次图，从图1可以看到，市场参与规模大部分集中在20万以下，市场参与规模在20万以上的家庭频次相对较小。图2是全国各个省区之间市场参与规模比较，从总体上来看，民营经济较为发达，市场经济较为活跃的广东、浙江和福建等地区的家庭参与市场程度较高。图3是家庭规模与市场参与的关系图，从图中各个家庭规模组别箱式图的均值我们可以看到，随着家庭规模的增大，市场参与的程度逐渐提高。

模型设定与结论分析

为了验证本文所提出的研究假设，我们设定了如下实证模型:模型(1)是在控制相关变量下，实证检验制度和人力资本如何影响市场参与几率;模型(2)是在控制相关变量下，实证检验制度和人力资本如何影响市场参与深度。模型(1)中的因变量为是否进入金融市场(市场参与几率的变量)。我们应用Logit模型对模型(1)进行分析测试。模型(2)中的因变量是家庭金融资产的自然对数(市场参与深度的变量)。①其中，制度方面分别用集体主义(大家庭文化)(Fasize)和金融市场化水平(Institutions)作为变量;人力资本分别用性别(Gender)，教育水平(Edu)，以及投资者情绪(Sentiments)作为变量;αi是变量的系数矩阵;c是常数项;CV是控制变量，包括行业因素，公司资产规模和家庭收入;Τ是控制变量的系数矩阵;ε是方程残差。具体的变量定义参见表1。Logit(Invest)=c+α1Fasize+α2Institutions+α3Edu+α4Gender+α5Sentiments+Τ•CV+ε(1)LnFinasset=c+α1Fasize+α2Institutions+α3Edu+α4Gender+α5Sentiments+Τ•CV+ε(2)模型(1)采用极大似然法估计，模型(2)采用最小二乘法估计。上述模型的估计结果见表4。在表4中第I和第II列是依据模型(1)所进行的回归分析，第III和第IV列是依据模型(2)进行的回归分析。第II列和第I列相比，增加了相应的控制变量，第IV列和第III列相比，增加了相应的控制变量。从表4可见，关于控制变量对市场参与的影响与先前的研究基本一致(BabcockandLaschever，2003;Grinblattetal．，2011)，在此不再赘述。我们感兴趣的是制度和人力资本如何影响市场市场参与。从表4可见，在制度方面，中国传统集体主义大家庭文化显著增加了家庭市场参与的几率，从第I列和第II列中的集体主义文化回归系数来看，大家庭文化对家庭金融市场参与发挥了显著的正面效应，且在1%的水平上显著，这与研究假设H1a所提出的理论预测相一致。为了躲避战乱或自然灾害的侵袭，中国形成了集体主义的文化传统，而大家庭正是集体主义文化的体现。在大家庭文化中，家庭成员或姻亲之间相互援助，以求渡过难关，比较家庭规模较小的欧美工业国家，中国家庭规模的相对庞大能够帮助个体成员更好地缓冲投资风险。家族成员多的家庭更加倾向市场参与，同时市场参与的程度也更深入。上述研究结论与Weber＆Hsee(1999)所提出的理论猜想相符，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集体主义大家庭文化能够降低投资者的风险。从第I列和第II列中的金融市场化水平回归系数来看，金融业的发展水平对家庭参与金融市场起到了重要作用，回归系数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正。金融业的市场化改革改善了金融投资的供需方面。对民众来说，市场化改革放松了金融管制，民众对金融投资知识了解和丰富，增加了需求方面的因素;另一方面，市场化改革加强了市场的竞争，激励供给一方为投资者提供品种更加丰富的金融产品和更高的服务质量。金融市场化水平越高，家庭金融市场参与的几率越高，这与我们的研究假设相符，研究假设H2a得到验证。女性在认知上倾向低风险，女性对风险规避的意愿显著高于男性。由于在认知模式上的差异，女性对市场参与的兴趣明显偏低。尽管金融投资的收益高于普通资产收益，但由于高收益伴随高风险，在市场参与这一问题上，女性也显示出一贯的认知倾向，对金融投资“熟视无睹”。男性市场参与几率显著高于女性(回归系数在10%水平上显著)，这一结果符合心理学和行为金融的理论预期，假设H3a得到验证。此外，教育水平显著提高了家庭参与金融市场的几率。现代金融市场越来越复杂，投资活动已经从过去简单的储蓄变成了复杂的股票基金等投资形式，越来越复杂的投资活动对投资者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教育水平较低的投资者对概念复杂的现资产品望而却步，丧失了投资兴趣，从而研究假设H4a得到验证。我们并未观察到投资者情绪与市场参与几率之间存在稳定的关系，这可能是由于投资者的异质性原因造成的，未参与金融市场投资的家庭与参与市场投资的家庭在认知模式上异质，参与市场的家庭更加容易受到投资者情绪的影响，而未参与投资活动的家庭无论如何也不会受到投资者情绪的影响。市场参与深度模型的回归结果列示在表4的第III和第IV列，模型整体拟合优度测试F值通过了显著性检验，相对应的p值在1%水平上显著，说明模型整体估计有效。我们对变量进行BP异方差检验，检验结果显示变量之间不存在异方差现象。从回归结果可见，制度方面，在集体主义大家庭文化的影响下，家庭规模越大，市场参与的深度越深，研究假设H1b得到验证。金融制度发展越完善，投资者越乐意于扩大自身的投资规模，加深了市场参与深度。这与我们的理论预期相符。一方面，金融市场化水平越高，投资者对金融市场的认识理解可能更加全面和深刻，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无谓的损失;另一方面，较发达的金融市场必然拥有完备的投资者保护机制，能够更好地保护投资者利益。市场和投资者之间的良性互动，投资者具有更高程度的市场参与度，将会使金融市场变的更加繁荣，研究假设H2b得到验证。在人力资本方面，教育水平的回归系数在1%的水平上显著，说明较高教育水平对理解现代金融市场的复杂性具有优势。现代金融工具金融产品越来越复杂，需要投资者具有较高的认知能力，而教育可以提高投资者的认知能力，否则投资者将会对复杂的金融产品和概念望而却步。表4中第III和第IV列的回归结果显示，教育水平与市场参与深度之间存在显著正相关关系，研究假设H3b得到验证。性别方面，相关假设并没有得到验证，性别的回归系数在常规置信水平上不显著，这可能与进入市场的女性经过市场的自然筛选有关，明显表现出风险规避特征的女性已止步在市场之外，在样本比例也可以看出，社会中男女比例大致为一比一，而企业家群体里男女比例大致为九比一，大量表现出风险规避的女性不会参与市场，而那些进入市场的女性与男性相比，则没有明显的差异。换句话说，即能够进入金融市场的女性与男性相比，并不会出现显著的劣势或差别。投资者情绪与市场参与深度正相关，且在1%的水平上显著，说明投资者情绪对金融市场的参与深度具有显著的影响。市场的历史表现对投资者形成了好的或坏的市场预期，这种预期会影响投资者的市场参与深度。研究假设H5b得到验证。

结论与政策建议

本文以中国社会科学院和全国工商联联合对全国所有省市自治区直辖市民营企业家的联合调查数据为研究对象，理论和实证分析了制度及人力资本对金融市场参与几率和参与深度的影响。研究发现，在制度方面，集体主义的大家庭文化对金融市场参与发挥了显著的正面效应。集体主义使得中国家庭偏向“聚族而居”。由于血缘或是姻亲形成的大家庭可以为参与金融市场的成员提供更好的风险分担，这种缓冲机制提升了家庭的市场参与几率和市场参与深度，家庭规模越大，家庭金融市场参与可能性越高，同时市场参与的深度也显著提升。另外，较高的金融市场化水平能够为投资者提供更多的投资机会，吸引投资者进入市场，繁荣了金融市场。市场与投资者之间良性互动使得投资者参与深度增加，金融市场更加发达，市场化水平更高。在人力资本方面，性别是影响市场参与几率的重要因素。女性所天生具有的风险规避特性，在金融市场参与上得到验证，女性较男性在金融市场参与几率中显著偏低。而在市场参与深度方面，男性和女性并未表现出显著的差异，从样本总体比例可以看到，在市场参与方面，男女比例大致为9∶1，大量表现出风险规避的女性已止步于金融市场之外，由于经过自然筛选的过程，在市场参与深度方面男性和女性之间并未表现出显著的差异。教育水平的高低会影响人的认知能力，现代金融活动的复杂性使得教育水平较低的家庭止步于金融市场之外，影响了家庭的市场参与活动。从研究结果来看，教育水平越高，家庭市场参与的可能性越高，市场参与深度也更深。投资者情绪对家庭金融市场参与并未发挥显著影响，这可能是参与市场和未参与市场的投资者之间的认知模式异质所致，经过自然筛选的过程，未参与群体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受到其他投资者情绪的影响;在参与市场的投资者群体中，参与深度受到投资者情绪的影响，在投资者情绪高涨时，参与深度加深，反之亦然。就目前中国金融市场来说，仍然存在着一定程度的行政干涉，发展金融市场，藏富于民需要更多的市场化行为。同时，教育水平是影响家庭市场参与以及参与深度的重要因素，就世界范围而言，金融产品投资活动变得越来越复杂，投资产品对投资者的学习能力和认知能力要求越来越高，而这一切与投资者的教育水平密切相关。为了减少投资者非理性以及盲目投资行为，市场监管部门应当加强对金融产品的监管和投资者的教育，使得投资者在进行投资活动时充分认识到投资品可能存在的风险，减少因为教育程度不足所带来的损失。除了上述影响因素之外，提高市场参与度的工作可从以下两方面做起:一方面要降低投资产品的复杂程度，降低参与金融市场的门槛要求;另外一方面要加强中介建设如基金与投资顾问的培养，对复杂的金融投资产品，要通过专业的金融中介来进行投资，减少中小投资者的直接投资，优化投资者的投资选择。

家庭教育市场调研篇4

关键词：失地农户；风险认知；影响因素

土地作为农户最基本的生产资料和劳动对象，不仅为农户提供了经济收入和就业机会，而且还承载着农户的各类社会保障功能。在当前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尚未完善的背景下，农户被迫失去土地是有很大风险的，这种风险源自于失地农户未来生计的不确定性大大提高。尽管农户具有一套有效的风险规避策略，但由于历史和社会的原因，我国农村的大部分劳动力文化素质偏低、劳动技能缺乏，处于弱势的失地农户很难正式在城市劳动力市场中就业，这必然导致失地农户未来生计缺乏稳定的收入来源。此外，进入城镇生活的失地农户家庭也同时失去了一种低成本的生活方式，生活的货币化和市场化程度大大提高，在生活中面临着更大的市场风险和诸多不确定性，尽管农户自身采取了种种应对策略，但处于弱势的失地农户仍可能经历无法预期的收入减少或福利损失，进而导致其生计不可持续。

“风险认知”是一个心理学范畴的概念，主要被用来描述人们对外界各种风险的感受和认识，它是人类了解某种特定风险，并进而对该风险产生评估与行动的过程。对于发展中国家的广大农户而言，如何规避风险是日常生活的一个重要部分。Kevin提出了一种由农户参与的风险地图分析方法，该方法能够快速地对农户面临的风险进行识别和评价：而后陈传波等对Kevin的研究方法进行了改进，利用开放式的农户访谈来让农户自己描述所面临的风险并对风险进行排序，然后对农户的风险描述进行识别和归类，并最终形成一张风险地图。随着风险认知研究的不断深入，各种风险管理分析框架被陆续提出来。世界银行提出了一个整合的风险管理分析框架，在该框架中，农户通常需要运用正规机制和非正规机制来规避风险，正规机制主要由公共机构提供，包括基础设施建设、公共财产资源管理、宏观经济政策、转移支付、以工代赈计划等；非正规机制以个人和家庭为主，采取的策略包括动用储蓄、变卖资产、借贷、生计多样化、迁移、寻求支持网络等。FAO在借鉴农户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和灾害风险管理框架的基础上，也提出了一个基于可持续生计的灾害风险管理框架，认为农户在遭遇风险冲击时会综合运用其所拥有的五大生计资本来应对，而农户能否规避风险则由家庭拥有的各种生计资产的质量和数量来决定。

尽管国内外学者围绕农户风险认知和风险管理进行了大量研究，但是专门针对失地农户生计风险认知问题的研究成果还比较缺乏。已有的文献大多围绕农户失地的风险类别及其分配差异进行定性分析，而对失地农户风险认知影响因素的研究还有待补充。从分析方法来看，国内关于失地农户风险认知问题的研究更多的还是定性分析，定量分析相对缺乏。有鉴于此，本研究拟利用来自湖北、江西两省的失地农户调查数据，在描述性统计分析的基础上建立二元Logit模型，就失地农户生计风险认知的影响因素进行回归分析。对于这一问题的实证研究，能为政府制定提高失地农户抵御风险能力的政策提供基础依据，因此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1.数据来源与样本描述

问卷调查设于2013年7月在湖北省襄阳市和江西省九江市进行。共选取上述区域内的12个村作为抽样点，在每个村随机抽取有土地被征用情况的农户进行问卷调查。调查内容包括：①农户家庭人口信息，如家庭人口规模、户主年龄、户主受教育程度，家庭成员健康状况、征地前后从事的主要活动、劳动力接受技能培训的状况等；②家庭的生计资本状况，如土地资源变动情况、征地补偿情况、家庭金融资产变化状况、家庭居住条件变化、家庭主要的耐用消费品和生产性固定资产情况、家庭社会资本的变化、家庭收入情况等；③农户对生计风险的认知情况，包括对某种风险的担心程度、风险是否发生、风险发生对家庭的影响程度以及农户采取的风险应对策略等。调查由受过培训的调查员进行入户访谈并填写调查问卷，调查共完成农户问卷630份，其中有效问卷621份，问卷有效率为98.57%。

样本农户的基本情况如表1所示。从家庭人口特征来看，被调查农户的户主以男性为主，说明男性当家作主的家庭占绝大多数：户主以中老年人为主，年龄主要分布在50～59岁和60岁及以上，分别占32.05%和31.88%：大部分户主受教育水平为初中和小学文化程度，户主受教育水平在高中（中专）及以上的农户并不多，说明样本地区失地农民文化水平比较低：另外，失地农户家庭人口规模以5人以上为主，占48.15%，而家庭规模在3人以下的比重非常低。从家庭征地补偿情况来看，58.94%的样本农户失去了全部的土地，农户所获征地补偿款以3万元以下为主，占全部样本的50.08%，所获征地补偿款在3万～10万元的占26.25%，获得10万以上征地补偿款的农户比重为23.67%，这表明样本地区农户获得的征地补偿并不高。从失地农户家庭年收入来看，家庭年收入水平主要集中在3万～10万元，该类农户占全部样本的56.20%，这说明绝大部分家庭的收入属于中等水平，高收入家庭比重偏低。

2.失地农户对生计风险的认知

2.1失地农户对生计风险分布的认知

借鉴国内学者在研究农户生计风险时采用的开放式访谈方式，让失地农户自己描述可能存在的生计风险，并对这些描述进行归类，调查结果如表2所示。失地农户最为担心的生计风险是家人患病产生大的医疗开支，占全部样本的63.77%，由此可见，尽管中国在农村地区实行了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但“看病贵、看病难”依然是困扰广大农户的普遍问题：调查样本中有61.13%的失地农户担心没有就业机会，且有54.08%的被调查农户对食品自给率存在担心，这表明土地被征用不仅给农户带来了就业的冲击，也让农户失去了一种低成本的生活方式，很多原本可以自给自足的农产品，如蔬菜、禽蛋、粮食等都需要到市场上去购买，生活的商品化、货币化程度提高了；有42.32%的农户表示担心农产品市场价格波动；人口老龄化的加剧和传统家庭养老功能的弱化也使得养老风险（47.50%）成为当前失地农户所面临的最主要风险之一；子女教育支出一直是农户家庭的一项主要经济负担，尽管中国教育制度改革成效显著，但依然有34.62%的失地农户担心子女上学的学费问题。总体而言，未来收入的不确定性和生活成本的提高使失地农户陷入各类生计风险的包围之中，失地农户最担心的生计风险排列顺序依次是：大病风险、就业风险、口粮风险、养老风险、市场风险和教育风险。

2.2失地农户对生计风险影响程度的认知

调查显示，失地农户普遍对未来可能发生的生计风险感到忧虑，表3是失地农户对“您认为下列风险发生对家庭的影响程度”问题的回答结果。失地农户在土地被征用后不得不进入城市劳动力市场选择非农就业，然而由于文化素质低、缺乏相应的非农劳动技能等原因，失地农民普遍就业困难，就业的不稳定会导致未来收入的不确定性提高。表3显示，失地农户认为就业风险对家庭的影响比较严重和十分严重的比重分别占23.24%和7.19%。另外，7.41%的失地农户认为大病风险对家庭的影响十分严重，这主要是因为家庭成员如果患上大病极易产生大额的医疗费用支出，这不仅会影响到农户的即期储蓄和消费，同时也会对农户的长期收入、消费、经营支出等产生持续影响。当然，被调查失地农户认为口粮风险（15.08%）、市场风险（11.62%）、教育风险（9.98%）和养老风险（6.76%）对家庭的生计影响也比较严重。

3.失地农户生计风险认知的影响因素分析

3.1变量设定

失地农户在未来面临某些生计风险是必然的，大量的经验观察和实证研究表明，发展中国家的农户通常都是风险厌恶者，他们总是力图规避各种风险，而家庭或个人的生计资本状况是农户抵御风险、降低生计脆弱性的最重要基础，农户对生计风险的认知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家庭各种生计资本的综合利用。借鉴英国国际发展部提出的可持续生计框架中对于生计资本的界定，选择失地农户拥有的人力资本、自然资本、物质资本、金融资本和社会资本来分析影响失地农户生计风险认知的因素，有关变量说明及统计性描述情况见表4。

3.2模型构建

失地农户对各类生计风险的认知采用二分变量来表示，担心某种风险取值为1，否则取0，因此采用二元Logit模型是理想的估计方法。设失地农户对某种风险的认知为因变量Y，它的取值有两个选择（Y=1或0），构建二元Logit模型如下。

1）人力资本对失地农户生计风险认知的影响。户主年龄对失地农户的大病风险认知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而对就业风险和教育风险有显著的负向影响：户主受教育年限只对口粮风险有显著的负向影响，户主健康水平对农户大病风险、就业风险和养老风险认知都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对就业风险而言，户主的年龄和健康水平分别在1%和10%的显著水平上影响对就业风险的认知，且影响方向为负，这表明健康状况越好的农户越有可能在劳动力市场上找到工作，而户主的年龄越大越不担心就业风险可能跟大龄失地农民对工作性质和工资水平的要求低有关，很多被调查失地农民表示找一份工作并不难，他们对工作稳定性和工资收入的要求明显低于年轻的失地农民。户主的受教育水平越高越不担心口粮风险，这主要是因为受教育水平高的农户一般都以非农就业为主，日常的口粮消费商品化、货币化程度一直都相对较高。家庭人口规模对农户的大病风险、养老风险、市场风险和教育风险认知都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其原因可能是人口规模大的家庭往往人口负担率高，“上有老下有小”的家庭结构使得日常开支相对较大，对市场价格的敏感性也相对较高。另外，户主年龄对家庭教育风险认知有显著的负向影响，这主要是因为户主年龄大的家庭中子女还在接受教育的比重非常低，很多失地农户家庭的孩子读完初中后大多选择外出打工。

2）自然资本对失地农户生计风险认知的影响。土地是农户最主要的自然资本，其不仅具有生产功能、就业功能，更具有生活保障功能和养老保障功能。调查发现，有366个样本农户的土地全部被征用，占样本农户总数的58.94%：有255个农户只征用了部分土地，平均剩余耕地面积为0.29 hm2。失地程度在5%的水平上显著影响农户对口粮风险认知，且影响方向为正，这表明土地征收使得农户失去了一种低成本的生活方式，他们的生活完全被卷入市场经济的浪潮中，生活的货币化和市场化程度大大提高，失地程度在1%的水平上显著的影响农户对市场风险的认知也证实了这一事实。

3）物质资本对失地农户生计风险认知的影响。本研究选择房屋套数来反映农户的物质资本水平，根据本次调查的情况，31.12%的失地农户拥有2套住房，16.89%的失地农户拥有3套及以上的住房，而在土地被征用之前拥有2套住房和3套及以上住房的比例只有17.29%和2.63%。很多失地农户选择将多余的房屋用于出租赚取一定的租金收入，这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农户的财产性收入水平，因此，物质资本状况对失地农户的口粮风险和养老风险认知有显著的负向影响。

4）金融资本对失地农户生计风险认知的影响。本研究选择家庭总收入、现金和存款数额两个指标来反映失地农户金融资本的状况，从回归结果可以看出，家庭总收入、现金和存款数额对失地农户的各类风险认知基本上都是负向影响，其中家庭总收入对失地农户的就业风险、口粮风险和教育风险认知分别在1%的水平上显著，而现金和存款数额只对农户的市场风险认知在5%的水平上显著，说明提高家庭收入水平是失地农户规避各类主要生计风险的核心和关键。

5）社会资本对失地农户生计风险认知的影响。社会网络的规模和质量是体现社会资本的两个重要维度，本研究借鉴现有的经济学研究，用春节期间相互拜年的家庭数和能够提高资金支持的家庭数来衡量家庭层面的社会网络。回归结果显示，社会资本对失地农户的绝大部分生计风险认知都具有负向的影响，其中对大病风险、口粮风险和养老风险认知分别在10%的水平上显著，其原因主要是因为家庭结交和维持亲友关系也是一种有目的的投资行为，人们交朋友并不是随机的或任意的选择，而且能够给予资金支持的家庭户数越多，表明了农户“外源性融资”的能力越强，因此也越有能力取规避各类生计风险。

4.结论及政策启示

家庭教育市场调研篇5

关键词：教育回报率；家庭背景；户籍

中图分类号：G5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8X（2014）08-0152-01

引言

目前，中国存在着明显的收入不平等，而且有扩大趋势，又有着极其注重人情关系的文化传统，在我国，家庭背景对教育回报率的影响是不容忽视的。中国目前正处于城镇化的快速发展阶段，在人口流动、劳动力转移和新就业者择业过程中，教育回报率的城市差异发挥着重要。CHIP（China Household Income Proieot）数据估计了中国的教育回报率，在城镇地区大概为3.29%，农村地区大概4.02%。他们认为，城乡的教育回报率没有显著的差别，或者说，户口等因素对其工资所得没有显著的影响，甚至农村的教育回报率要高于城镇。关于家庭背景对教育回报的影响的研究目前在我国尽管有很多，但由于数据缺乏以及更新不及时，没有办法考虑能力和家庭背景对教育回报的影响，因而对教育回报的估计可能存在偏差。从国外的研究来看，这种偏差对教育回报的影响是不可忽视的。

许多社会科学家的研究表明家庭背景对收入和教育回报有重要的影响，但是关于这种影响的实证研究却很少，特别是在不同户籍下的家庭背景对教育回报率就更少。从现有文献来看，中国城镇的教育回报率都明显较低，本文大胆提出以下假设：户籍屏障假设，即户籍制度严重限制着出身于农村的人们的社会流动，在此基础上重点考察不同户籍下的家庭背景对教育回报率的影响差异。

根据上述家庭背景影响收入的特点和途径以及城镇化的发展，本文主要研究以下问题：在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不断完善和城镇化快速发展的今天，本文试图运用CGSS（2008）调查数据，利用Mincer方程对样本数据进行0LS估计。在控制了教育水平和父辈有关特征等变量时，根据不同户籍人群中收入差异的特点，讨论家庭背景对农村居民和城镇居民的个人收入和教育回报的不同影响。

一、计量模型与数据说明

（一）计量模型

现在国际上通用的私人教育收益率主要是明瑟收益率，即教育边际收益率，反应了教育者由于多受一年教育而增加的收入。我们用如下明瑟方程作为我们的计量模型

LnWage-α+β1×Educ+β2×Exper+β3×Exper2+u

其中，lnWage为收入的对数形式，Educ为受教育年限，Exper为难以观测并对收入有影响的变量（能力），我们用工作经验表示（即受教育者的年龄一受教育年数-6），u表示均值为零的随机误差项，α、β1、β2、β3表示各变量的回归系数（β1为教育回报率）。我们用父亲的受教育程度作为家庭背景的变量。

（二）数据说明

本调查所使用的数据来源于CGSS（2008）。CGSS（2008）的问卷调查涵盖了丰富的个体特征信息，主要包括个人基本情况、家庭基本情况、教育及工作、性格与态度、社会交往与求职五大部分，基本满足本调查对微观数据的要求。

此次调查范围涉及全国125个县（区），500个街道（乡、镇），1000+居（村）委会、10000户家庭，共6000人。

二、实证分析

本文用OIS对计量模型进行回归分析，表一报告了回归分析结果。

从表中可看出，在城市户口下，父亲受教育程度高的的教育回报率反而略低于父亲受教育程度低的，表明了家庭背景在城市户口居民的教育回报率所起作用不大。然而在农村户口下，父亲受教育程度高的教育回报率明显高于父亲受教育程度低的教育回报率，前者比后者高45.45%，可见，家庭背景对农村居民的教育回报率起着显著的正向作用。对于出生在农村的人们，如果家庭背景好，子女将会获得更多的受教育机会。

三、结语和政策建议

本文采用CGSS2008的数据，利用Mincer方程对样本数据进行OLS回归。通过以上的分析，我们基本可以得出以下结论。家庭背景对农村居民和城镇居民的个人收入和教育回报的影响存在显著性差异。对于城镇居民，父亲受教育程度的高低对教育回报率没有太大的影响。对于农村居民，父亲受教育程度高的，教育回报率为17.6%，父亲受教育程度低的，教育回报率为12.11%，后者比前者提高45.45%。通过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的对比分析，我们可以看出，家庭背景对农村居民的个人收入和教育回报影响更大。对于出生在农村的人们，如果家庭背景好，子女会获得更多的受教育机会。而家庭背景差的，高昂的学费已成为一个很大的负担，使得贫困家庭没有动力在子女身上进行人力资本投资。因此，政府应加大对教育的投入，特别是对农村居民的教育支出，让农村的孩子有更多的受教育机会，起到人力资本积累的作用。

参考文献：

[1]姚先国，黄志岭，苏振华.家庭背景与教育回报率――基于2002年城镇住户调查数据.中国劳动经济学.2006，（04）：19-29.

家庭教育市场调研篇6

论文关键词：筛选假设理论，农民阶层子女，高等教育机会，就业

 

随着高等教育规模的扩大，大学生就业形势日趋严峻，就业率持续走低。2009和2010年的高校毕业生初次就业率仅为68%和74%。据此推算，2010年尚有160多万毕业生未能按时就业。文章旨在从教育经济学筛选假设理论的视角审视农民阶层子女接受高等教育的状况及其就业存在的问题，提出相应的对策，以期为决策者提供参考。

一、筛选假设理论

筛选假设理论视教育为一种装置，本质上是一种信号，其主要作用是帮助雇主识别能力不同的求职者，以便把他们安置到不同的工作岗位上。筛选假设理论的前提是不完全信息，即在劳动力市场上雇主和雇员之间的信息不对称。当雇主要从求职者中选拔有适当能力的人去填补空缺岗位时，他对求职者的能力并非完全了解，在短暂的招聘过程中，只是通过简历或交谈了解求职者的显性情况行政管理毕业论文，如性别、种族，教育程度、婚姻状况、个人经历等，用人单位为了招到合适的员工，主观上往往更注重毕业生的学历、所学专业、毕业学校等，据此来鉴别、筛选和录用大学生，因此，毕业证书的作用尤为凸显，蕴含着丰富的社会资本和社会资源，是一种身份、能力和社会地位的象征，是用人单位了解毕业生和毕业生向用人单位展示自己素质和能力的基本依据。高校的层次和水平显著影响毕业生的就业竞争力。“985”、“211”院校的毕业生与一般普通院校的毕业生相比，用人单位更青睐于前者。“211”院校的毕业生是企业招聘的主要对象，占80%，而一般本科院校的毕业生仅占20%[1]。

二、农民阶层子女高等教育机会现状及其原因分析

高等教育机会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高等教育入学率；二是高等教育层次。近年来高校扩招主要集中于地方普通院校，他们在大众化过程中扮演了“主角”。高等教育入学机会的城乡差距正从数量上的显性不均转向质量上的隐性不均，主要表现为城乡学生就读院校的类型与层次上的差距。统计数字显示，重点大学农村生源比例逐年下降，且主要分布在教育资源、教育质量相对较弱的非重点地方普通高校。杨东平教授主持的“我国高等教育公平问题的研究”课题组研究表明，农村学生主要集中在地方普通院校与专科院校，重点大学的农村生源比例呈下降趋势[2]。“中国农大农村户籍学生比例一直维持在三分之一左右，而2011为28.26％，比2010年减少了5.98个百分点，近十年来首次跌破三成。”[3]

学界通过研究发现，社会阶层不同其子女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和就读高校的层次和类型的可能性亦不同。经济、文化和社会资本丰富的社会上层子女进入部属重点大学的机会高于社会底层子女论文开题报告范例。社会底层子女考虑到入学风险和就学成本，往往选择学费较低或相对冷门的专业，而上次社会子女更多地选择就业前景好的热门专业。

曾满超研究发现：农民阶层与非农民阶层子女高等教育机会整体可能性之比为5.6，进入全国重点高校可能性之比是9.2行政管理毕业论文，其中与党政干部子女的差距则分别达到17.9倍和31.7倍[4]。低社会阶层子女在高等教育内部分化中更多集中于低层次学校中[5]国家与社会管理者阶层子女进部属重点大学的机会是城乡无业失业半失业者阶层子女的18倍[6]。

“麦可思-中国2009届大学毕业生求职与工作能力调查”问卷统计分析表明：大学生所处的家庭阶层对其高等教育准入与结果有着明显的影响。农民与农民工、产业与服务业员工子女较多就读高职高专院校，管理阶层子女较多就读“211”院校[7]。文东茅研究指出：父亲具有专科及以上学历者的子女进入“211”大学的比例为32.8%，父亲中只受过小学或以下教育者的子女比例为15.3%[8]。高学历父母子女与低学历父母子女进入“211”院校的比例悬殊较大，二者相差10个百分点[9]。

（二）原因分析

1.城乡教育发展不均衡

长期城乡教育发展不平衡是导致我国城乡高等教育机会差距的主要原因。长期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的存在，造成城乡二元教育结构。城乡教育资源配置、教育机会、师资力量、教学条件和教学质量等严重不均衡，存在显著差距，导致农村学生从一开始就在高校入学机会竞争中处于劣势。

2.城乡教育观念差异

农村家长普遍存在教育短视行为，多从投资—收益角度考虑子女受教育问题。由于大学学费高昂，四年大学费用对于农民而言是一笔相当可观的支出，有的甚至“因教致贫”；加上高校毕业生就业形势严峻，相当一部分毕业生未能找到理想的工作或失业，就业后工资较低，甚至低于农民工工资。在权衡成本与收益之后，相当一部分农村家长认为上大学还不如外出打工实惠，进而不重视子女教育，“读书无用论”重新抬头，导致农村学生学习动力不足，学习积极性不高，进而影响其高考成绩和高等教育机会。

3.高考选拔制度隐性不公

近年来一批重点大学采取多元招生改革，如保送招生、自主招生、艺术招生以及高考加分等多种形式。一方面，招生过程不透明，不同程度存在人为操作的制度空间，优势阶层往往可利用其所拥?械娜Α⒕济和社会等资源对这些制度加以渗透，从而直接或间接地获得这些入学机会，而农村阶层则因缺Υ死嘧试炊τ诹邮啤B蘖⒆2捎帽录比即将城?(农村)子女所占比例与城市(农村)子女高考报名比例相除，研究表明城市子女在保送招生制度中获得的入学机会是农村子女的17.2倍。对2010年某“985”大学自主招生数据进行统计显示行政管理毕业论文，城市子女获得的入学机会是农村子女的8.2倍[10]。另一方面，不同阶层家庭背景、经济、文化及教育资源差异较大。优势阶层家庭收入高，经济殷实，为子女提供的教育投入也较多，其子女可以参加各类培训班、特长班。一是可能其综合素质，可以拿到多种技能证书，从而获得更多加分因素；二是可能提高学业成绩，获得高等教育机会较大；农民阶层则相反。结果导致“家庭背景、收入差异—家庭教育投资差异—教育投资质量差异—就业差异”恶性循环的现象。

三、农民阶层子女大学生就业状况分析

就业是民生之本。大学生就业不仅影响到每一位大学生的自我生存和发展,也关系到社会的和谐稳定。经济、文化和社会资本均处于劣势的农民阶层子女大学生就业状况如何呢？

闵维方等研究发现，不同类型高校的毕业生就业状态存在差距。“211”院校的就业率为84.8%；普通本科院校的就业率为70.9%；而专科学校的就业率为58.9%。家庭背景和社会资本显著影响就业。家庭经济状况好、社会资本丰富的毕业生更容易找到满意的工作，公务员子女的就业率与农民子弟的就业率相差14个百分点[11]。李炜，岳昌君研究发现：“211”重点大学的毕业生比普通本科院校的毕业生成功就业的概率大；家庭经济条件好,家庭社会关系广泛的毕业生更容易找到起薪较高的好工作 [12]。

社会阶层不同，其子女高等教育之后的结果亦有较大差距。家庭背景越好,就业率和起薪越高；行政管理人员和经理人员的子女大学生毕业时平均月工资高于农民阶层子女大学生400元和300元[13]。“麦可思-中国2009届大学毕业生求职与工作能力调查”问卷统计分析表明：从学生毕业后半年的就业状况来看，农民与农民工子女、产业与服务业员工子女中分别有35%和25%的毕业生未能就业，远远高出管理阶层子女未就业15%的比例。农民与农民工子女在就业质量上也处于弱势，2008、2009两届毕业生在毕业半年后平均月薪在各阶层中分别排在倒数第一、第二位[14]。

杨钋等对麦可思2009年全国高校毕业生就业调查数据分析表明，由于工作转换成本较高，弱势群体学生的就业流动性小于其他学生。“985”、“211”院校毕业生及父亲受教育程度较高的子女就业流动性远高于非“985”、“211”院校毕业生及父亲受教育程度偏低的子女的就业流动性。同时不同流动模式的实际收益也存在较大差异[15]。

郭丛斌，丁小浩研究表明，父母从事主要或次要劳动力市场的工作，其子女从事相同劳动力市场工作的可能性比较大；代际之间，从次要劳动力市场流向主要劳动力市场的难度比由主要劳动力市场流向次要劳动力市场的难度大[16]。马莉萍，岳昌君认为，家庭背景显著影响毕业生进入主、次要劳动力市场就业论文开题报告范例。家庭条件好，父母的受教育程度高、家庭社会资源丰富有利于毕业生进入主要劳动力市场就业[17]。主、次要劳动力市场收入存在差距。2011年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工资研究所的最新数据显示，我国收入最高和最低行业的差距已扩大到15倍，跃居世界之首[18]。

四、对策与建议

1.缩小城乡教育差距行政管理毕业论文，加快城乡教育一体化建设

缩小城乡教育差距是缩小高等教育入学机会城乡差异的重要举措。政府和教育主管部门应整合城乡教育资源，统筹城乡教育发展，促进城乡教育资源共享，合理调整学校布局，加快农村学校标准化建设，实现城乡教育均衡和协调发展，切实提高农村教学质量，打破城乡二元教育格局，实现城乡教育一体化。

2.解决好农村留守儿童及农民工随迁子女的教育问题

目前全国共有2000多万留守儿童。由于家庭教育的缺失以及学校管理与教育的落后等原因，留守儿童的学业成绩一般不理想。农民工随迁子女在城市一般就读于农民工子弟学校或相比较薄弱的学校，由于存在户籍等制度性障碍，农民工随迁子女尚须回原籍参加升学考试，因所学教材课程的差异，影响其升学考试成绩，因此，政府和教育主管部门应采取措施切实解决农村留守儿童和农民工随迁子女的教育问题，研究制订农民工随迁子女入学以及在输入地参加升学考试的办法。

3.规范高校招生程序

高校招生应遵循公平原则，规范招生程序；加强自我约束，实行公示制度，自觉接受社会监督。同时在采取多元录取机制时应考虑社会现实和公平保障条件，加大考测能力比重宜考虑各种复杂因素，在考测能力与公平客观之间寻求平衡点。“当高考日益侧重于考测能力的时候，应该承认勤奋刻苦的因素在高考成绩中所起的作用有所下降，而受教育条件和环境所起的作用在有所上升。”[19]

4.培养和拓展社会资本，提高综合素质

农民阶层子女大学生应建立良好的同学、校友及师生关系。积极参加社会实践活动，拓展交往领域行政管理毕业论文，提高社会交往能力，发展和配置社会资本。加强自身修养，提高综合能力。如社会交际能力、组织协调能力、外语和计算机应用能力、适应能力和就业能力等。

5.消除体制性障碍，营造公平就业环境

打破就业市场分割局面，推进人事制度、劳动用工制度、户籍管理制度、社会保障等制度改革，放宽政策限制，促进劳动力合理流动。规范就业市场，创造公平公正的就业市场环境，加强就业立法，禁止并监督劳动力市场中的就业歧视现象，规范招聘程序、公开招聘过程、接受社会监督。

6.建立就业援助制度，

党的十七大明确提出，要建立和完善面向就业困难群众的就业援助制度。农民阶层子女大学生作为就业困难群体的一部分，理应被纳入到政府的就业援助体系之中。政府应该从就业政策、就业岗位、就业服务以及失业保障等方面对其进行就业援助。

参考文献：

[1]王霆，杨玉梅，张瑾.高校毕业生就业状况及就业问题研究—基于企业用人单位、高校教师和毕业生的调查[J].黑龙江高教研究,2010（10）：93-97.

[2]研究表明：我国农村学生在重点大学比例下降[EB/OL].http://www.people.com.cn/GB/jiaoyu/1055/3178564.html.

[3]寒门果真难出贵子？国内多所大学农村生源减少[EB/OL].　http://www.edu.cn/te_bie_tui_jian_1073/20110829/t20110829_676296_1.shtml.

[4]曾满超.教育政策的经济分析［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0.278.

[5]武毅英,吴连海.高等教育收费对教育机会均等的负面影响及反思[J].复旦教育论坛,2006(2)：60-65.

[6]谢作栩，王伟宜.高等教育大众化视野下我国社会各阶层子女高等教育入学机会差异的研究[J].教育学报.2006(2)：65-74.

[7][14]35%农村生未就业家庭背景对就业影响渐明显[EB/OL].http://www.edu.cn/gao_jiao_news_367/20100812/t20100812_507500_1.shtml.

[8]文东茅.家庭背景对我国高等教育机会及毕业生就业的影响[J].北京大学教育评论，2005（3）：58-63.

[9]杜桂英.家庭背景对我国高等教育入学机会的影响—基于2009年高校毕业生的调研报告[J].国家教育行政学院学报,2010（10）：78-84.

[10]罗立祝.高校招生考试制度对城乡子女高等教育入学机会差异的影响[J].高等教育研究,2011（1）：32-41.

[11]闵维方,丁小浩,文东茅,岳昌君.2005年高校毕业生就业状况的调查分析[J].高等教育研究，2006（1）：31-37.

[12]李炜,岳昌君.2007年高校毕业生就业影响因素分析[J].清华大学教育研究,2009（1）:88-94.

[13]文东茅.家庭背景对我国高等教育机会及毕业生就业的影响[J].北京大学教育评论，2005（3）：58-63.

[15]杨钋,门垚，马莉萍.高校毕业生就业流动现状的分析[J].国家教育行政学院学报,2011（4）：75-80.

[16]郭丛斌,丁小浩.职业代际效应的劳动力市场分割与教育的作用[J].经济科学,2004（3）：74-82.

[17]马莉萍,岳昌君.我国劳动力市场分割与高校毕业生就业流向研究[J].教育发展研究,2011（3）：1-7.

[18]中国行业收入差距世界最高[EB/OL].http://www.chinanews.com/cj/2011/02-10/2833461.shtml.

[19]刘海峰.高考改革中的全局观[J].教育研究,2002(2):21-25.

 

家庭教育市场调研篇7

为创新开展家庭教育活动方式，引导家长和孩子共同体验运动的快乐，为其提供相互交流、共同成长的平台，进而为增强青少年体质、促进青少年健康成长创设和谐的家庭环境和社会环境，北京市妇联、北京妇女儿童发展基金会发起“阳光体育亲子运动会”系列活动，把丰富多彩的“运动”送到幼儿园，让亲子共享阳光体育，为孩子幸福童年奠基。

3月30日上午，“阳光体育亲子运动会”系列活动在北京妇女儿童社会服务中心正式启动。北京幼儿园女园长协会的园长们现场了解了更多国际前沿关于“玩的学问”。软式飞碟、健身器、棒球、曲棍球、躲避球、软曲棍球……孩子与家长们现场体验了各种形式的体育运动，并进行了软曲棍球亲子比赛。家长与孩子在运动中体验到别样的快乐，融洽了亲子关系。

福建省家庭教育研究会召开2012年常务理事会议

来源：福建省妇联儿童部2月15日，省家庭教育研究会召开2012年常务理事会，21名常务理事参加了这次会议，会议总结回顾了2011年省家庭教育研究会工作，并对2012年工作进行了研究部署。省妇联副主席包方、省家庭教育研究会理事长黄伟瑶出席了会议。

会上，黄伟瑶理事长从整合资源，建立家庭教育服务工作联席会议制度；构建平台，拓展家庭教育信息化服务；突出亮点，持续打造家庭教育公益大讲堂工作品牌；加强交流，推进闽台家教共发展；亲情关爱，为农村留守流动儿童办好事、实事等五个方面对2011年全省家庭教育工作总体情况作了总结。同时，对今年的工作从源头参与、理论研究、宣传普及、自身建设等方面提出了四点意见。

常务理事们围绕我省家庭教育工作“十二五”规划的征求意见稿，发表了各自的看法和建议。

为了补充新生力量，不断增强家教研究会的活力，会议通过增补了热心家教事业的、福州市格致中学党委副书记、特级教师郑捷为省家庭教育研究会新常务理事。

家庭教育市场调研篇8

[关键词]农村大学生 就业 户籍制度 职业定位

[作者简介]王新（1955- ），男，辽宁沈阳人，辽宁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研究员，研究方向为应用社会学；江楠（1978- ），女，辽宁沈阳人，辽宁社会科学院哲学所，助理研究员，研究方向为生态文明建设。（辽宁 沈阳 110031）

[中图分类号]G64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3985（2013）26-0094-02

“农村大学生”指的是在进入大学之前具有农村户口，就业之前生活主要依赖于农村户口的家庭成员。农村大学生的就业涉及“三农”、教育改革、社会保障等一系列问题，直接影响到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与城乡的协调发展。

一、农村大学生面临的就业困境

1.就业难使农村家庭巨大的教育投资难以获得回报，导致家庭更加贫困。一般情况下，一名大学生四年的学杂费大约需要4万元，这对于农村家庭来说是一个不小的负担，家里希望他们大学毕业工作后能收回这笔投资，改善家庭贫困的状况。这也使得农村大学生在毕业后，急于找一份收入高的工作，以减轻家庭负担。然而现实中，部分农村大学生就业困难，处于失业半失业状态，给农民家庭造成了沉重的负担，以至于部分农民中流传“读书同超生一样致贫”的说法。据《中国青年报》报道，零点调查与数据网共同的《2005年中国居民生活质量指数研究报告》结果显示，教育花费成为城乡居民致贫的首因。

2.就业难的现状使农村失学率上升，进而导致农村大学生数量减少。由于就业难，“读书无用论”沉渣泛起，并有蔓延之势。许多农村家庭的孩子辍学，直接步入社会打工赚钱，农村失学率有上升的趋势，同时大学中农村大学生比例在下降。2005年，教育专家杨东平进行调查显示：清华大学2000年农村学生的比例为17.6%，比1990年减少4.1个百分点；北京大学1999年农村学生比例为16.3%，比1991年减少2.5个百分点；而北京师范大学2002年农村学生的比例为22.3%，比1990年减少了5.7个百分点。农村的劳动力素质也开始降低。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的数据显示，从1988年到1995年，城镇劳动力中具有大学以上学历者所占的比例已从12.76%显著地提高到23.34%，而农村劳动力中具有大学以上学历者所占的比例却仅从0.49%上升到0.54%。

3.就业难使农村的大学生成为弱势群体。来自农村的大学生大多就读于非重点学校，部分农村大学生因学校缺乏“名气”很难找到稳定工作，只能临时漂在城市，从事一些低收入、非稳定、临时性的工作，并逐步被边缘化，沦为新的弱势群体。由于没有所在城市的户籍，缺少相应的社会保障，其处境与农民工十分相似。冷酷的就业现实使一些农村大学生丧失追求公正和平等的信心，甚至出现了某些极端的观念，如仇富心理、仇官心理等，这种分化不利于社会的稳定和协调发展。

二、农村大学生就业难的原因

农村大学生就业难是由多种因素引起的，这些因素往往相互交织，相互影响，共同导致大学生就业难的状况。

1.教育资源欠缺。国家教育资源分配不均衡，在城乡二元分割的体制下，城乡之间教育投资差距较大，农村地区教育投入不足，师资力量薄弱，与城市相比存在着一定的差距，造成农村大学生综合素质偏低，最终影响到农村大学生就业。有数据显示，2001年，我国普通小学生的平均教育经费城乡差异明显，城镇小学平均是1484元，农村为798元，城镇小学平均比农村小学高出86%。2002年全社会的各项教育投资共计5800亿元，其中用在城市的占77%，占总人口60%以上的农村只获得23%的教育投资。而且，中国教育在城乡之间、地区之间、学校之间、阶层之间的差距仍有不断增大的趋势，由此影响了农村学生以后的发展，虽然也有农村子弟考入名牌院校，但绝大多数农村学生还是进入普通院校，并受经济条件的制约无法继续深造，使得他们在日后的就业中处于劣势。

2.就业处于劣势。如今，找工作不仅看自身能力水平，还与家庭背景、人际关系等因素息息相关，家庭背景对就业影响日益明显，甚至举足轻重。城里大学生的父母或多或少有些社会关系，他们可利用这些资源为孩子铺路。例如机关招聘、国有企业，甚至一些私营企业招聘等，人际关系均占一定比重。而农村大学生父母对此无能为力，使得农村大学生某种程度上在就业竞争中处于劣势。北京大学“高等教育规模扩展与毕业生就业”课题组在针对2003年全国高校毕业生问卷调查中发现，家庭背景越好，毕业后的工作落实率和起薪率就越高，城里学生远远高于农村学生，父亲为公务员的大学生其工作落实率要比农民子弟高出14个百分点，父亲为农民比父亲为公务员的毕业生平均月收入少400元。另外，大学生求职时各种职业资格证书是加分的筹码，但农村大学生面对昂贵的培训、报名费只能望“证”兴叹，削弱了其就业的竞争力。

3.遭受户籍歧视。户籍制度的制约是导致农村大学生就业难的又一因素。中国的户籍档案跟随公民的一生，记录着工龄、奖惩情况、思想表现等，是评职称、调工资、出国政审的依据。很多基层单位通过扣留档案来限制大学生的流动。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大学生选择了不发达地区的工作，便要承担户籍、档案等限制带来的不能流动的风险。虽然农村大学生有明确的就业意向，希望留在城市就业，但是，用人单位往往对户籍有所限制，这些用人单位为了降低人才费用，经常选择有当地户籍的大学生，农村大学生只能望而却步。这种现象在北京、上海等大城市更为普遍。农村大学生找不到理想单位，只能选择工资低、工作环境差、社会保障待遇低的工作。

4.职业定位过高。很多农村毕业生宁可在大城市的一级劳动力市场失业，也不愿意回到农村的二级劳动力市场就业。迈克尔・皮奥里的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认为，整个社会的劳动力市场可以分割成一级劳动力市场和二级劳动力市场。一级劳动力市场也称主要部门，它在工资、福利、待遇、培训和晋升机会等各方面优于二级劳动力市场，并且一旦进入二级劳动力市场就难以返回一级劳动力市场，因此，即便是二级劳动力市场存在就业机会，失业者也不愿意在二级市场就业，而宁愿选择失业，从而出现了劳动力在二级市场的“自愿性失业”。这个理论适用于农村大学生就业状况。2008年，复旦大学对12所部属院校、地方性院校和职业院校的大学生择业意愿进行的调查显示：85.46%的大学生愿意选择北京、上海、广州、深圳地区就业，愿意到西部城市（西安、成都、重庆）就业的学生占到10.39%，希望到西部地区与人才紧缺、经济落后的边远地区的大学生分别仅占总被访大学生的4.98%和3.48%。由此可见，城市一级的劳动力市场对农村大学生的吸引力之大。另外，农村毕业生大多会选择工资高、工作环境优越、社会保障及福利待遇高的国家机关和“三资”企业就业，因为农村家庭倾尽全力支付了高额教育成本，迫切希望尽快有个好工作来“收回成本”，导致农村大学生对工资的期望值也较高，如果企业的工资低于他们心中的最低工资标准，那么他们会拒绝进入，这更加剧了农村大学生就业难。

三、解决农村大学生就业问题的对策

1.加强农村教育。增加农村地区基础教育投入，提高农村大学生的素质是改变农村大学生就业难的基础。财政教育资金要向农村义务教育倾斜，继续高标准、高质量普及九年义务教育。缩小中小学教育经费的城乡差异，保证教育财政资源城乡分配的均衡化。对于城乡贫困家庭学生的子女在学费、补助书本费和优秀学生奖励方面给予更多的财政资金支持。此外，国家政府应建立和完善促进农村大学生到新农村就业的政策和制度，从而提高农村的基础教育水平。如在基层工作满三年，可以在同等条件下优先录用为国家公务员、优先录取研究生、优先选干提干等。现在，边远、贫困地区的教育已经得到国家的重视，国家开始用一些优越的条件吸引大学生支教，如果能够以制度化的形式固定下来，农村学生的基础教育就会得到改善，农村学生素质的提高也会改善他们的就业现状。

2.规范就业市场。目前就业市场制度和法规仍不完善，应该把与就业有关的内容都以法律条文的形式明确下来，为毕业生就业创造规范有序、公平公正的市场环境。政策明确之后要培育、规范就业市场，规范市场供需主体的交易行为，建立公平就业的制度体系，确立一个公平竞争的环境以及规范、公平、安全的就业市场秩序，充分体现出公平、公正、公开的市场运行原则，不因出身不同而受到就业歧视。同时，用人单位在选拔过程中要做到信息公开、政策公开、程序公开、结果公开等，接受全社会的监督。政府职能部门，有必要对用人单位的招聘加强监督，尤其是对一些国有单位和垄断性高收入企业，让农村大学生有机会凭自身的实力与良好素质争取到他们理想的工作单位。

3.进行政策扶持。政府、高校、社会各界积极携手，建立开放、规范、有序的，有利于大学生就业的各种机制。因此，政府要出台相关政策引导大学生就业，加强人力资源市场的法律、法规建设，逐步消除各种就业歧视。政府还应从维护社会稳定和人本主义出发，对毕业后半年仍没有找到工作的大学生提供社会保障，让其在一定择业期限内享受失业保险待遇，给予其一定的生活补贴，使其积累经验，提高综合能力，度过就业前的困难时期。企业也应尽可能地吸纳更多的大学生就业，特别是贫困大学生就业。高校应为农村大学生的就业提供一个良好的就业平台，加强就业指导，还要适应市场和社会需要，调整教育模式和教育内容，培养能满足社会需要的人才，为他们的就业创造更好的条件。学校应拓宽信息渠道，为农村学生多提供一些就业信息，并加强与企业的合作，尽可能给学生提供实习的机会。

4.改革户籍制度。目前的户籍档案制度依然十分僵化，国有企业和事业单位的人事管理制度和用人机制的改革远远落后于市场经济体制，严重阻碍着就业人员在市场之间的互相流动。因此，国家应当在实践中不断深化推进人事制度，推进户籍制度改革，逐步建立以“市场导向、政府调控、学校推荐、学生与用人单位双向选择”的就业机制。这样农村大学生才能在择业初期选择二级劳动市场，增加职业岗位的选择性，解决其就业难问题。同时，用人单位要逐渐消除地域歧视，不能将户籍作为选人的一个标准，从而使农村大学生丧失了就业的基本条件。

5.转变择业观念。农村大学生自身存在着一些不足，也是影响其就业的因素之一。农村大学生要树立正确的择业观，客观认识现在的就业形势，寻找适合自己的工作岗位。本着实事求是、重发展、先就业后择业、扎根基层择业的理念。农村大学生应该提升自己的综合素质，努力拓宽知识，加强专业的理论与实践能力，努力培养创业精神和创新能力，全面提升就业竞争力。

[参考文献]

[1]赖德胜.劳动力市场分割与大学毕业生失业[J].北京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1（4）.

[2]陈敏.农村大学生减半莫让教育出现城乡断裂[N].珠江晚报，2009-01-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