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楼梦的历史范文
时间：2023-10-18 13:47:08
红楼梦的历史篇1
关键词：红楼梦；曹雪芹；现实现世
红楼梦是曹雪芹写的一个梦，这个梦又非真的梦，红楼梦这本书根据现实现世而写，是现实的红楼演绎。读红楼梦我们感悟宝玉的经历与所见、与宝玉身边的有着各种性格的人们、与对人生的感悟，有时我们会想想作者，作者经历的那个红楼“现实现世”。这本书的光芒是作者赋予的，他是曹雪芹。如果我们去宇宙的虫洞，会不会看到两个生命共同的存在，一个是14岁的宝玉另一个是14岁的曹雪芹，这边宝玉在和晴雯撕扇子，那边曹雪芹也在和晴雯撕扇子。两个生命体同时进行。如果你很幸运的坐在太空飞船上看到会敬畏生命和感悟人的生命的精彩，即使有遗憾也是那么的精彩。当生命经历大的遗憾的时候你会感叹为什么会这样呢？和感叹我这一生经历了什么？我想这是红楼“现实”到红楼“梦”的主要原因。
根据红学家们的研究，我们都知道贾宝玉就曹雪芹。红楼现实到红楼梦首先可能是曹雪芹想自传的记录自己的经历。如甄宝玉住在江南。曹雪芹的家被抄前就住在南京。曹雪芹的暗示就是让人认为他是写他自己，同时记录贾家家族的历史，从兴到亡的历史。
反省家族败落的原因，这是曹雪芹写红楼梦的另一个原因，家族为什么败落，它曾经那么的繁华。这个家族又是什么时候开始堕落的，为什么堕落，从一点一点的事情上反思。从红楼梦里我们可以看到里面有曹雪芹是怎么陈述和探究根源的。
红楼梦是红楼“现实”的忏悔。红楼梦是忏悔的书，在里面有曹雪芹借宝玉来表达童年的忏悔。红楼梦第三十回，金钏儿和宝玉的谈话被王夫人听到了，金钏儿就被王夫人打了一巴掌。宝玉特别没有道义感，一看自己惹了祸，只管一溜烟儿地跑了。宝玉肯定悔恨自己当时没有感觉到事情的严重性。没有体会到金钏儿会怎样。古代的穷孩子一旦卖到人家做丫头，如果被赶出去，就表示她做了不道德的事情，真的只有死路一条。可能老年的曹雪芹都在悔恨，当初就该勇敢的在母亲面前承认自己的错。金钏儿是曹雪芹永远忘不了的痛，挥之不去的记忆，最想更改的记忆。
人们的人生都会有让一生遗憾的事情，曹雪芹也有人生的遗憾。他通过宝玉写出了对一些人没有关怀过的遗憾。《金刚经》有一句话是：“应无所住而生其心。”这句话正是宝玉的本性，更是曹雪芹的本性，他们都怜爱着生命中的每个人。红楼梦中名字中带玉的都不是很简单，绝对是作者也就是曹雪芹重视的。红玉就是之一，通过写红玉表达以前从没注意过她的遗憾，宝玉以前怎么没有注意这个丫头呢，在写《红楼梦》的时候曹雪芹肯定在感叹。所以他要把有关她的都写下来。
曹雪芹把红楼现实写出红楼梦的另一原因是回忆童年的美好。在看了宝玉的童年精彩的经历后，不可否认，曹雪芹的童年确实很有趣。换做其他的人也会经常的回忆。现在苦，只能回忆以前的美好。根据心理学理论，人经历不好的境遇的时候会一遍一遍的回忆以前的美好的经历和生活，让自己少的感受现在的痛苦的生活，起到精神上麻痹自己从而得到片刻的愉悦。被抄家后曹雪芹回忆自己童年的美好，生活悠闲惬意，不会因生计苦恼，还有一群爱自己的人，还有一群经常吟诵诗歌的知己。想想现在的生活怎么不想回到过去。
把红楼现实变成红楼梦还旨在赞美生命中遇到的女子。生命中花一样的女子。歌颂记录让人们知道有这么一些美丽的女子。比起曹雪芹记录自己的历史，曹雪芹更想记录他生命中的女子存在过。那个葬花的黛玉、扑蝶的宝钗、睡卧石头上的湘云还有那个抱红梅的薛宝琴，这些一幅幅美丽的画面，曹雪芹一生都会记得。
在曹雪芹编织的红楼“梦”中我们醒来，感悟着曹雪芹的红楼“现实现世”。感动着曹雪芹写《红楼梦》的感情，是那么的深情。人生没有重新开始，只有回忆。我们跟着曹雪芹去回忆、去反省、去感叹、去流泪亦或是去大笑。我们的人生在感悟了曹雪芹的人生后而变相的加长了，间接的、像是也同曹雪芹笔下的宝玉经历了一遭红楼“梦”。一个美丽的梦。
参考资料：
[1] 曹雪芹，高鹗著.《红楼梦》中国艺术研究院红楼梦研究所校注[M].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1997，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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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红楼梦学刊编辑委员会编.《红楼梦学刊》[M].红楼梦学刊杂志社出版，2015，1.
[4] 蒋勋著.《蒋勋说红楼梦》第一辑到第七辑[M]上海三联书店出版，2011，8（1）.
[5] 王蒙著.《红楼启示录》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M]安徽教育出版社，2010，9（1）.
红楼梦的历史篇2
学如何迈向21世纪？这是一个为当今红学界所普遍关注的热点话题。在’97北京国际《
红楼梦》学术研讨会上，笔者曾在《拓展红学研究的文化视界》一文中提出了融合文献
、文本、文化“三文”研究于一体的初步构想，得到了红学界前辈和青年同仁的热忱鼓
励与回应，至本次’99全国中青年《红楼梦》学术研讨会，则进而列为会议的中心主题
。下面试图从理论与实践两个方面就这一主题展开更为深入的研讨。
一
《红楼梦》文献研究，主要是指有关这部小说的背景、作者、版本、源流等材料的
勾稽考证。“文献”一词最早出现于《论语·八佾》：“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徵也；
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徵也。文献不足故也。”朱熹认为，这里的文献包括历朝的文件
和当时贤者的学识。宋末元初学者马端临在《文献通考·自序》中对此作了进一步明确
的界说：“凡叙事，则本之经史而参之以历代会要，以及百家传记之书，信而有证者从
之，乖异传疑者不录，所谓文也；凡论事，则先取当时臣僚之奏疏，次及近代诸儒评论
，以及名流之燕谈，稗官之纪录，一话一言，可以订典故之得失，证史传之是非者，则
采而录之，所谓献也。”析言之，“文献”之“文”是指书本记载；“文献”之“献”
是指口传议论。统言之，都是指用于考证而又可信的历史遗传下来的各种材料，所谓“
信而有证”，“以订典故之得失，证史传之是非者”是也。
今天的“文献”概念较之马端临的定义又发生了一些变化，大体是指历史文件，即
马端临所说的“文”部分而不包括口传言论即“献”部分。在《红楼梦》的文献研究领
域里，也主要是指尽可能地搜集得到的历史遗留下来的有关《红楼梦》的文献材料，对
其做一番具体而深入的考证工作。朱谈文先生认为《红楼梦》的文献学研究目的是要“
探导追溯并力图再现作者曹雪芹创作《红楼梦》的背景，构思及成书过程，因而其研究
范围包括作者家世和生平、《红楼梦》的社会历史背景、情节素材和人物原型、作者的
创作思想、《红楼梦》的成书过程和版本源流等内容。” （注：《论红楼梦文献学研究
之前景》， 《红楼梦学刊》93.1。）鉴此，她把《红楼梦》的文献研究归纳为背景研究
、作者研究、版本研究、成书过程研究与创作思想研究五个方面。但更严谨地分类，成
书过程与创作思想研究可归于作者研究，另外须加上溯其源而推其流的本源研究与传播
研究两个方面。
与文献研究注重于外部研究不同，文本研究注重于作品自身的研究。“文本”一词
是从西方引进而来的一个文学概念，主要是指由文学批评进行分析和讨论的一个现成的
文学作品。不过，无论是在西方还是当代中国，文本这一概念的使用存在着相当大的歧
异乃至混乱，但追本溯源，应以最早倡导文本研究的新批评派的界定为基础。新批评派
认为文本是一个由独立的词语组成的物体，是一个客观的有自身结构而与社会、读者没
有关系的独立存在，所以新批评派的文学批评又被称为“文本批评”（textual critic
ism）、“客观批评”（objectivism）或“客观主义理论”（objective theory），根
据文学作品与作者、读者三者的关系，新批评派认为因关注的重心不同，就会产生不同
的批评：当批评家关注作品产生过程，努力追踪作者个人经历以与作品相印证，便是“
传记式批评”；当批评家关注作品产生的背景，重在研究作品产生的具体历史—社会条
件，便是“历史—社会式批评”；当批评家关注作品与读者的影响，如果以自己充当读
者身份记录下读后感，便是“印象式批评”；如果研究各种读者对作品的反应，就是“
文艺社会学”。新批评派所关注的是作品本身，认为作品即“本体”，它包含了自身的
全部价值与意义，因而无须关注和研究作品产生之前的历史—社会背景与作者生平身世
、创作意图与创作过程，也无须关注与研究作品产生之后对读者的影响以及读者的阅读
效果，否则，就会产生“意图谬见”与“感受谬见”。所谓“意图谬见”就是“将诗与
其产生过程相混淆，……其始是从写诗的心理原因中推导批评标准，其终则是传记式批
评与相对主义”；所谓“感受谬见”是指“将诗与其结果相混淆，即混淆诗本身与诗的
所作所为……其始是从诗的心理效果推导批评标准，其终则是印象式批评与相对主义”
。（注：参见赵毅衡：《新批评——一种独特的形式主义文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6年版，第79页。）批评家应努力摈弃“意图谬见”与“感受谬见”，只在作品自身
中寻求意义。因此文本研究的核心就是把文学作品视为独立于历史、社会、作者与读者
之外的客观存在，以作品自身为研究对象。毫无疑问，新批评派这一试图切断文学作品
的创作之源与接受之流而专注于作品自身的静态研究，在理论上明显失之片面和狭隘，
在实践中也是难以真正实施的，但对扭转片面注重文学的外部研究而转向作品自身的内
部研究，却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和启示意义。同样，对于长期以来文献与文本研究严重
失衡的红学研究而言，也不无借鉴之处，这就是应该把《红楼梦》作为一部相对独立的
小说作品，着重就作品本身展开研究，具体包括人物形象、情节结构、叙事模式、语言
艺术、美学风格、艺术价值、主题意蕴研究等各个方面。
较之文献研究与文本研究，文化研究具有更为广阔的学术视野，更加注重对文学作
品内涵的深层开掘。关于“文化”这一同样来自西方的概念，无论在内涵还是外延上的
歧义乃至混乱比之“文本”更甚。英国人类学家泰勒于1871年在《原始文化》一书中采
用描述性的方法最先对文化作出了一个经典性的界说：“所谓文化或文明乃是包括知识
、信仰、艺术、道德、法律、习俗以及包括作为社会成员的个人而获得的其他任何能力
、习惯在内的一种综合体。”时至今日，有关文化的定义更是日趋纷繁甚至凌乱不堪，
但人们还是比较认可文化由物质型文化、制度型文化与精神型文化构成的三方法，文化
的核心是价值观念。由于《红楼梦》具有特别突出的文化包容性和文化深邃性，因而在
文献研究与文本研究之上进而走向文化研究，显得尤为重要。其研究范围也相当广泛，
主要包括神话文化、宗教文化、儒家文化、家族文化、民俗文化、饮食文化、艺术文化
研究等方面。《红楼梦》文化研究的最高层次，是从文化哲学的高度对《红楼梦》所蕴
含的人类文化精神进行深度发掘与阐释，这较之一般的文化研究更有价值，更有魅力，
当然难度也更大。
文献、文本、文化研究虽然各有不同的研究范围与研究重心，但彼此又是相互衔接
、依次递进的，而且彼此也有明显的交叉叠合之处。因此，《红楼梦》文献、文本、文
化研究的融通与创新这一论题的确立与研讨，既反映了当代学术研究从分到合的必然趋
势，也反映了红学研究世纪转型的内在要求。
二
《红楼梦》文献、文本、文化研究的融通与创新，是一个面向21世纪的前瞻性论题
，同时从这一特定视角回顾与反思一下二百年来尤其是20世纪的红学历程，我们可以看
到，一方面的确成就巨大，另一方面也留下了诸多缺撼乃至教训。其中既有人为的主观
因素，也有受制于不可逆转的客观条件的无奈。
本世纪初，当红学界依然为“索隐派”搅得浑浑噩噩之时，颇具哲人眼光的王国维
却在他的《红楼梦评论》一文中开始了跨文化的比较研究。作者最先引入西方哲学解读
《红楼梦》，从对《红楼梦》神话文本的注重到对其形上哲理蕴义的体悟；从对中国大
团圆传统的批判到对《红楼梦》作为最高悲剧的定位；从以西方悲剧理论阐释《红楼梦
》的审美价值到与西方基督教文化的比较……都使该文在探索《红楼梦》为全人类所共
有和共享的多重文化象征意义方面，获得了以前和当时红学研究者所未有的独创性与深
刻性，从而开启了具有现代学术品质的红学研究之先声。
然而，学术的发展是一个持续性的过程，《红楼梦评论》在当时固然“先锋”，但
毕竟是孤军奋战，缺少必要的学术背景和学术群体的支撑。直到1921年，留学西方的胡
适以中国传统考据学融会西方实证主义研究方法，通过大量的文献考证，初步澄清了《
红楼梦》作者曹雪芹身世等一系列问题，并以此确立了“自传说”的学术根基，他的《
红楼梦考证》也就成为旧红学结束、新红学开始的标志。从《红楼梦评论》到《红楼梦
考证》，红学研究在建立新的范型方面终于舍弃文化研究而走上了文献研究之路，新红
学选择了胡适而不是王国维作为自己的学术奠基者。
从学术发展的进程来看，这是历史的必然。因为新红学的实证研究，虽然吸纳了西
方实证主义的研究方法，但其主体仍是传统的考据学。比如胡适为了澄清《红楼梦》作
者曹雪芹的身世以及与此相关的诸多问题，广泛搜集了当时所能搜集得到的大量资料，
然后通过综合论证，得出新的结论，与由清人发展至极致的考据学仍是一脉相承，因而
可以为诸多具有较好国学根底的学人所效法。实际上，新红学之后的文献研究基本上也
都是由胡适开创的实证研究逐步拓展而来，诸如周汝昌先生的《红楼梦新证》、冯其庸
先生的《曹雪芹家世新考》这些文献研究的集成之作，皆以传统考据学为基本方法，耗
费作者大量心血精心构作而成。而且，在本世纪的风风雨雨中，因文献研究较少涉及理
论观点而始终未受太多的干扰和冲击，所以能延续不断而一枝独秀。
也正因为新红学的建立是以文献考证为基点，新红学的延续实际上也就是文献研究
的延续，因而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与盛况空前的文献研究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文本研究
受到明显的冷落。到了本世纪中叶，藉助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传播与运用，延续新红
学而来的研究方法得到了矫正与更新，然而当时红学界所关注的热点却转向《红楼梦》
产生的历史—社会背景以及作品的历史政治内涵——以新批评派的理论观之，就是从所
谓的“传记式批评”转向“历史—社会批评”。在这样的学术氛围中，一方面是红学研
究的日趋兴盛，尽显显学之盛势；另一方面则是在非文学化中进而走向泛历史化、泛社
会化、泛政治化。尽管较之新红学的文献研究已发生了明显的学术转型，但也不可能真
正走上文本研究之路。
在本世纪末期的八、九十年代，红学界通过反思五十年代以来红学研究的坎坷之路
，才逐步开始重视文本研究。然而“文化热”的勃然而兴，又将正处于转折时期的红学
研究的重心引向文化研究一端。首先是红学圈内的学者力图借助文化学的新理论、新方
法，以拓展红学研究的新路径、新境界；同时也有许多红学圈外的学者以《红楼梦》为
范本，以此检验文化学理论之成效，或以此探索中国传统文化之精神。于是内外合一，
此呼彼应，共同促进了《红楼梦》文化研究的兴盛。
通观20世纪百年红学史，当我们在充分肯定所取得的巨大成就的同时，也应清醒地
看到其中的缺憾：一是在世纪初期、中叶、末期三次红学研究重心的确立与转移过程中
，文本研究一直未能从边缘进入中心，未能得到应有的重视；二是文献、文本、文化研
究各自为政，不相往来，乃至相互轻视，或相互指责；三是受制于客观形势，出现过多
的外部干扰，影响了学术研究的正常进行与深入开展；四是少数研究者违规操作，学术
失范，甚至走火入魔，损害了红学研究的声誉。其中，第四种情形往往由红学圈外引起
，可以暂且不管；第三种结果是时代使然，无可奈何。就第一、第二点而言，从红学研
究的最新发展动态来看，情况也正在发生变化，随着回归文本研究呼声的高涨，红学研
究的重心正在逐步由外部的文献研究转向内部的文本研究，而且已初步显示出文献、文
本、文化研究三者从分到合的演化轨迹。究其原因有二，一是文献研究已取得了相当大
的成就，可以为文本与文化研究提供借鉴，而文献研究本身由于材料的局限，再要深入
一步相当困难，因为原始材料的发现毕竟是有限度的。二是就研究者而言，青年学者往
往缺少老一辈训练有素的考证功力，但多视角、多层次的文本研究与综合研究正是他们
的长处与兴趣所在。学术主体的新陈代谢，意味着红学研究世纪转型的势在必然。
三
《红楼梦》文献、文本、文化研究的融通与创新，目的在于通过回归文本研究寻求
与文献、文化研究三者的有机融合，真正消除曹学与红学的分野，打破外学与内学的樊
篱，从而拓展红学研究的新路径，建构红学研究的新格局。就融通与创新的关系而言，
创新是融通的目标，也是宗旨；而融通则是创新的前提，也是途径。具体地说，《红楼
梦》文献、文本、文化研究三者之间的融通方法，就是以文献研究为基础，以文本研究
为轴心，以文化研究为指归。
在21世纪的红学研究中，文本研究将占据其中最重要的地位——轴心地位。所谓红
学，原本即是以《红楼梦》这部著作命名的，虽然曹雪芹创作了《红楼梦》，但反过来
也是《红楼梦》创造了曹雪芹，曹雪芹的名字因《红楼梦》的流传而流传，因《红楼梦
》的显世而显世。而作为读者，他对于《红楼梦》的认知、体悟也首先来自于《红楼梦
》这部作品本身，因而居于红学研究轴心地位的应是文本研究。离开文本，就成为无本
之木，无源之水。然而在红学研究的发展史上，恰恰是《红楼梦》作品本身的研究受到
忽视，受到冷落，人们总是过于注重《红楼梦》的外部研究，过于注重其历史内涵以及
由此引申而来的政治内涵，似乎忘记了《红楼梦》原是小说，原是文学这样一个不言自
明的事实。也正因为如此，近年来红学界屡屡发出的回归文本研究的呼声确有相当的针
对性。
但是，《红楼梦》又是一部非同一般的非常奇特的小说。一方面，作者在创作《红
楼梦》中留下了太多的不解之谜，比如曹雪芹的生平身世究竟如何？他究竟为何又如何
创作了《红楼梦》？后四十回究竟出于谁之手？哪个版本最接近于他的原作？这些问题
本身即具有令人遐思、引人探胜的无穷魅力，不管它最终有否答案；同时这些问题也直
接关系到对《红楼梦》作品本身的理解，关系到《红楼梦》文本研究的深度。举一个例
子，《红楼梦》老是出现“金陵”，表明作者有一个难以释怀的“金陵情结”，由于文
献研究对于作者童年时期金陵生活的初步勾勒，便使我们有可能对作者难以释怀的“金
陵情结”有更深的体悟，实质上，那是延绵不绝于曹雪芹一生的童年情结，家族情结。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不管是过去还是将来，文献研究都是文本研究以及文化研究的重要
基础。尽管长期以来文本研究很不理想，但在已取得的一些重要成果中，文献研究作为
知人论世之资也功不可没。
另一方面，《红楼梦》作为中国文化的艺术经典之作，比之中国文学史上任何一部
小说都更具有蕴含中国文化精神的广度、深度与力度，是中国文学史上最富有文化底蕴
与智慧的一部长篇小说，甚至称之为“文化小说”也当之无愧。因此，在从文献研究回
归于文本研究的同时，还必须超越文本研究而指向文化研究。诚然，人们至今对文化的
内涵与外延还存在着诸多不同的看法，而对于文化研究的价值取向与方法也会有种种不
同的选择，但文化研究在探索文学作品的潜层意义方面已充分显示出了文献与文本研究
所难以臻达的独特优势，它可以帮助我们从更高的视点，更广的维度，更深的层次对文
学作品进行审视和解读。由于《红楼梦》首先回溯神话文化之本原，同时又广泛吸纳了
宗教文化而最终逼近文化哲学，因此，对《红楼梦》的深层文化底蕴的探索应着重围绕
神话学研究、宗教学研究与哲学研究三个层面依次展开。笔者曾在《探寻文学世界的形
上意义》一文中指出：“文学世界深层的形上意义是文学作品的生命，文学作品有否这
种深层的形上意义，这种深层形上意义的深刻程度及其表现的完善程度，是最终衡量文
学作品有否永恒价值与魅力的关键。概而言之，推动作家不断从形而下向形而上拓进和
升华的最重要的两种力量是宗教精神与哲学精神，两者同时成为支撑文学世界的两大精
神支柱，就如一个等边三角形底下左右的两角，失去任何一角都会导致整个三角形的倾
塌。”（注：见《文本与文化》，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版，第31页。）就《红楼梦》
而言，宗教学与哲学研究都是为了探索其文化精神的深邃性，而一同追溯至神话学研究
，则是为了进一步探索其文化精神的本原性，最终与宗教与哲学研究殊途同归。
文献、文本、文化研究的从分到合，以及三者从自发的融合到自觉的融通，实际上
意味着对原有红学研究传统的一次新的学术重建。文献研究的视角，是从作品之外看作
品，文本研究的视角是从作品内部看作品，文化研究的视角又回到作品之外看作品，这
是一个否定之否定的依次展开、相互融通、不断超越的过程。从文本之外回到文本之内
，是回归文本的第一次否定，是对长期以来文本研究一直受到忽视、受到冷落，未能从
边缘进入学术中心的反拨和矫正，这当然十分必要；但有道是“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
身在此山中”，仅仅站在作品之内看作品之局限，也正如仅仅站在作品之外看作品一样
，只有作品之内与作品之外视点的不断转换与比较，才能真正把握作品的精髓。有鉴于
此，在从文本之外回归于文本之内的第一次否定之后，还须继续走向从文本之内超越于
文本之外的第二次否定——否定之否定。第二次否定中的文本之外——文化研究，实质
上是在文献、文本研究基础之上的综合与超越。离开文献研究的基础和文本研究的轴心
，文化研究不仅会失去根基，而且会偏离方向。王国维的《红楼梦评论》虽然最先开启
了跨文化研究的先声，但由于缺乏文献研究的坚实基础，也缺乏对文本内部结构的具体
分析，结果造成了诸多疏失和误解。而在今天，我们既可借鉴前人之得失，又有更加自
觉完善的理论思维，可以在以文献研究为基础，以文本研究为轴心，以文化研究为指归
的学术重建中，寻求真正的融通，最终达到学术创新之目的。
四
为了主动适应和推动21世纪红学研究转型、建构21世纪红学研究新格局的需要，同
时也为了更好地把文献、文本、文化研究的融通与创新落到实处，笔者根据世纪之交红
学研究的发展态势，预拟出如下十大研究课题，以求教于红学界前辈与同仁：
1.《红楼梦》文献整理与研究。历经二百多年的积累，《红楼梦》文献像滚雪球一
样越滚越大，但在文献整理与研究上，包括《红楼梦》文献与红学文献两个方面都远远
没有跟上，比如至今竟还没有一部完整的《红楼梦研究著作提要与论文索引》，这不仅
给研究者带来极大不便，而且容易造成不必要的重复研究。学术研究必须像接力赛那样
一个一个接着跑而不能从零开始，文献整理与研究的基础工作尤其是现代化的信息网络
系统的建设至为重要。
2.红学史研究。红学史研究的开创性之作是郭豫适先生的《红楼研究小史稿》，尔
后又有一些论著陆续发表。在当今的世纪之交，应该有一部拥有新视角、新见解、新体
例的集大成的《红学通史》问世，它能全面、系统、深刻地把总结过去，反思现在，导
引未来结合起来，为21世纪红学研究的转型和发展辅平道路。
3.《红楼梦》渊源研究。《红楼梦》是中国小说、中国文学与中国文化的集成之作
，必须从中国小说、文学与文化三个层面同时展开渊源研究，我们才能更加切实地把握
其精神内核与本原。
4.《红楼梦》影响研究。从历时性的维度来看，《红楼梦》就如一个中继站，一方
面它最大限度地吸纳了其前中国文学与文化的精华，另一方面又广泛、深刻地影响于其
后的文学创作与文化发展。通过对后于《红楼梦》的小说、文学与文化三个层面同时展
开影响研究，可以更透彻地理解《红楼梦》。
5.《红楼梦》比较研究。将《红楼梦》置身于世界文学之林，参与与世界文学的对
话，可以进一步揭示其为全人类共享的文学与文化之价值。应在历史、实践与理论三个
方面同时展开研究，然后形成“比较红学”的系列成果。
6.《红楼梦》综合研究。《红楼梦》虽是小说，但又广泛包容了神话、历史、哲学
、宗教、伦理、医学、建筑、园林、民俗等等，从这个意义上看，誉之为“百科全书”
，确是当之无愧。因而在红学研究上，也应相应地运用多种学科的知识、理论与方法对
其进行综合研究。
7.《红楼梦》艺术研究。在过去的红学研究中，我们不仅在总体上忽略了小说自身
的研究，而且在局部上也过多地关注人物的道德评价。走向21世纪的红学，应对《红楼
梦》的艺术创作过程、经验与原理进行系统总结。今天的薄弱固然不足，但也意味着明
天更多的发展空间。红学界应集中力量对此进行重点研究，相信会有新的突破。
8.《红楼梦》意义研究。真正伟大的作家无不关注人类的生存价值与意义，无不充
盈着对人类命运的形上追问与思考，因而伟大作家之作品也都无不具有寓言性、预言性
与超越性，它永远是问号和感叹号，而没有句号。对于《红楼梦》内在意义的阐释也是
如此。在未来世纪，《红楼梦》的意义研究应更加关注其人类学内涵，并相应地更新与
完善阐释的视角、理论与方法。
9.《红楼梦》与当代创作研究。从明代“四大奇书”到清中叶问世的《红楼梦》，
中国长篇小说从成熟走向高峰，但在《红楼梦》之后，却一直向下坡滑，直至现当代，
虽屡有仿作出现，但少有真正得其精髓的扛鼎之作问世。究其原因当然是多方面的，但
我们是否有必要并如何从《红楼梦》中吸取精神养料呢？马克思说“希腊神话不只是希
腊艺术的武库，而且是它的土壤。”《红楼梦》之于后代尤其是当代小说创作也应发挥
同样的作用。这就要求红学界不仅关注过去，而且要关注现实，不仅满足于对《红楼梦
》的阐释，而且要进一步把《红楼梦》的精神养料转化为当代小说创作的精神血液，为
当代小说创作的伟大复兴作出独特的贡献。对于大多数红楼学人来说，这确是一个富有
挑战性而又非常有意义的崭新课题。
10.《红楼梦》现象研究。从《红楼梦》的问世、传播到接受， 它已在近二百年的
中国历史中形成一种独特的文化现象——《红楼梦》现象，这一现象已远远超越了文学
本身，也超越了文人圈子，而广泛渗透到日常生活，渗透到人民大众。对此，红学界也
同样应予更多的关注。
21世纪红学研究的突破与创新，直接取决于以上十大课题研究的进展。
作者工作单位浙江师范大学
红楼梦的历史篇3
《红楼梦》是 中国 历代以来唯一以一本书的 研究 ，而建立起一门专门学问的作品，这就是大家所称的“红学”。进入“红学”圈子的人，上至高层官员，国学大家，着名作家，下至普通的研究者，人数之众多，可与西方的“莎士比亚学”相比美。特别令人困惑的是，不论 政治 权力如何变化，不论意识形态如何“操控”，《红楼梦》的文学经典地位不可撼动，不像其他作品那样在权力的更替和意识形态的变动中起起伏伏，可以说《红楼梦》是经典的“长青树”，这里究竟存在什么奥秘？
《红楼梦》作为中国十八世纪的一部古典小说，其后成为文学经典的“长青树”，首先是它的艺术品质非同寻常。它所描写的是当时一个大家族的兴衰和一个爱情悲剧，题材并没有什么独特的地方，但他的描写、叙事和抒情，却带有高度的艺术印记。
《红楼梦》的艺术品质可以就以下四点来谈：
1 、《红楼梦》艺术描写的重大突破。它把客观性的描写和主观性的描写艺术地融合在一起。《红楼梦》对生活的描写，就像生活本身那样原始、丰富、多样和复杂，可以说达到了浑然天成的地步。虽然大体而言《红楼梦》只写了一个大家族的生活，但涉及的生活面是很宽的。我们甚至于可以说，生活有多么辽阔，《红楼梦》描写的世界就有多么辽阔。问题还不完全在作者反映生活的辽阔上面，而更在对待生活的忠实把握上面。即作者尊重生活固有的逻辑去写，“尊重”笔下每一个人物自身的性格轨迹，不把他们当傀儡，不把自己的好恶强加到人物上面，随意进行褒贬，哪怕就是对贾政、王夫人、王熙凤作者也能很客观地加以对待，让他们说他们所说，做他们所做，充分写出了他们的多样性和复杂性。不论作者同情谁，厌恶谁，决不把自己的感情倾向表露出来。作者喜爱林黛玉、贾宝玉、晴雯、鸳鸯等，但他尽力把这种喜爱隐藏起来；作者厌恶贾母、贾赦、贾珍、贾琏、王熙凤、薛宝钗等，他也尽力把这种厌恶隐藏起来。诚如曹雪芹自己所说的：“其间离合悲欢，兴衰际遇，俱是按迹循踪，不敢稍加穿凿，至失其真。”
《红楼梦》描写的客观性又不是“冷”的，它是“热”的。或者说它的描写又是最主观的，因为作者把自己对生活的诗情画意的审美体验，充分地艺术地渗透进对生活的描写中，形成了“冷眼深情”的艺术特征。或者说，作者通过对描写素材的进行了熔铸和提炼，加以审美化和诗化，似乎每一回都留下了曹雪芹诗人的体温，灌注了他的心血，让人感受到所描写的一切都是有生命的，生气勃勃的，趣味盎然的，读者不能不为他的描写所感染和感动。诚如作者自己所云：“字字看来都是血，十年辛苦不寻常”。这“字字是血”我们可以《红楼梦》中从字里行间体会出来。
最客观又是最主观，在《红楼梦》中形成了一个具有张力的冷眼深情般的艺术悖论，正是这艺术悖论，是《红楼梦》的生活世界既超越了客观的世界，又超越了主观的世界，真正寻找到艺术的世界。
2、“言情”小说模式的重大突破。中国古代描写爱情的小说很多，为什么这许多爱情小说都经不起 历史 和时间的筛选，《红楼梦》独能“脱颖而出”，二百多年来赢得无数读者的青睐，在文学史上获得崇高的地位，成为永远不被摧垮的文学经典呢？这里我觉得有三点是其他言情小说无法达到的：第一，《红楼梦》创造了言情小说的新范式。我们注意到，此前的小说、戏剧和诗歌也有不少描写爱情的优美篇章。但是，其范式是这样的：“才子”在一个偶然的机会遇到了“佳人”，或倒过来“佳人”在一个偶然的机会遇到了“才子”，两人一见倾心，瞬间产生了感情，于是暗中传递消息，表达彼此爱慕之心。但他们的心思或行动终于被人发现，因为违反礼教而受到阻绕，“必旁添一小人拨乱其间”，彼此相思、痛苦，其状十分令人同情。最后必是“才子”科甲及第，一般是中了状元，皇上知道了事情原委，终于赐婚，有情人终成眷属。这种范式的写法构成了一个“文学 社会 ”，如着名的《西厢记》、《牡丹亭》等，都属于这个“文学社会”，连朝鲜的《春香传》也无比如此。更不要说那些比这些作品更差的言情作品。有清一代所产生的言情、人情世态、才子佳人小说很多，如《林兰香》、《金云翘传》、《女开科》、《平山冷燕》、《情梦拆》、《风流配》、《春柳莺》、《玉娇梨》、《好逑传》、《吴江雪》、《定情人》、《玉之玑》、《赛红丝》、《锦香亭》等等，这些作品都是这样或那样地重复这个范式，而落入窠臼，逐渐湮没无闻。在这个范式里面所演出的各种各样的小说的意义都是有限的。《红楼梦》则冲破了这个陈旧的“范式”，开创了言情小说的“新范式”：贾宝玉与林黛玉则因经过长期的相互了解，并因都反对“仕途 经济 ”而相互爱慕。可他们的爱情终因违背了封建礼教的规定而遭到封建卫道士的扼杀而失败，并酿成了悲剧。林黛玉死了，贾宝玉出家了。这个爱情“新范式”的要点是：男女主人公的相爱乃是由于共同的思想感情的基础，和相互之间长期的了解和爱慕，但由于反人性势力的压迫或由于无法避免的原因 , 最终造成了悲剧。这个新范式容纳了 现代 爱情悲剧的要素，因而具有现代意义。实际上，《红楼梦》的爱情新范式一经流行，那种“才子佳人”式的“文学社会”就被拆解，而一个以《红楼梦》言情新范式的故事框架的“文学社会”就被确立起来。不论哪为作家，只要他写的是现代的爱情悲剧，就自觉不自觉地、或多或少地加入《红楼梦》新范式的“文学社会”中。鲁迅的《伤逝》、张爱玲的《金锁记》、鲁彦周的《天云山传奇》，差不多都是《红楼梦》新范式的变异。可以肯定，我们今后还会有新的“爱情小说”，特别是爱情悲剧，不论如何创造，很难跳出《红楼梦》新范式的“窠臼”，真是写不完的《红楼梦》。
3、典型、意境和意象同时并现。一般的作品或者创造典型，或者营构意境，或者塑造意象。唯有《红楼梦》三者兼而有之。《红楼梦》创造了贾宝玉、林黛玉、薛宝钗、王熙凤等许多典型，已经是十分可贵。但同样可贵的是，它还营造诗一般的意境．读者走进大观园，就会走进有情景交融所构成的或热烈或温馨或凄凉的或悲哀的意境中，让人体验到一种既熟悉又陌生的情感，使人达到物我皆忘的境界。在《红楼梦》还有那奇怪的写满字的石头，有绛珠草，有贾宝玉生下来就挂在脖子上的玉，有“太虚幻境”，有“正册”、“副册”……这些象征意象，给人以扑朔迷离之感，其中的文化和 哲学 意味都耐人寻味，至今仍是未能解开之谜。典型属于“知”的领域，意境属于“情”的领域，意象属于“意”的领域，《红楼梦》是人的全部心理功能的全部展开，是人的智慧的结晶。
4、汉语白话的成熟形态。《红楼梦》所使用的语言是白话。它的白话是最纯净的，最典范的，最丰富的，最生动的，最具有表现力的。《红楼梦》之前，没有产生这样的白话；《红楼梦》之后，白话则因受东洋和西洋文化与语言的影响，各种意识形态的影响，遭到各种“标准化”的影响，而遭到“污染”，失去了纯净的丰富的品质。我们现在很难想象还有谁能超越曹雪芹用纯熟的白话写出新的小说来。
以上四点，是我对《红楼梦》艺术品质的看法，应该说多数人都这样那样地肯定过《红楼梦》的文学价值。只有着名的“红学”家之一的胡适尽管拿《红楼梦》的考证来宣传他的研究 方法 ，可他对《红楼梦》的文学价值缺乏认识的，甚至认为“《红楼梦》在思想上比不上《儒林外史》，在文学技巧上比不上《海上花》（韩子云），也比不上《儒林外史》――也可以说，还比不上《老残游记》。”①这只能证明胡适并不十分懂文学或他持有文学偏见。他的这些说法与鲁迅等绝大多数人的看法相反，因此他的观点无法掩盖《红楼梦》的艺术光辉。
文学经典有两极：一极是作品的艺术品质，即作品的艺术原创性、意义的丰富性、艺术描写的特点、艺术展现的辽阔空间和艺术语言的生动性等。只有高度的艺术品质所产生的艺术魅力，才能征服一代又一代的接受者。这才能保证作品经得起历史和时间的冲刷而作为文学经典保留下来。一部艺术品质不高的作品，可能因一时的权力推崇和意识形态的推波助澜而喧嚣一时而成为经典，一旦推崇它的权力和意识形态过去，那么它就必然要跌回非经典的地位。《红楼梦》之所以能成为文学经典的长青树，是因为它的艺术品质这一极是经得起严格的审美检验的。离开这艺术品质这一极，无论谁权力多大，鼓吹得多么卖力，都无法保证《红楼梦》的文学经典地位。
文学经典的成立不仅需要文本的艺术品质第一极，还需要“文本接受”这第二极。如同“接受美学”所阐明的那样，当一个文本未被阅读之前，还不能成为审美对象，文本的艺术品质再高，也是没有意义的。只有当文本被读者阅读之后，其艺术世界被具体化之后，那么文本才构成审美对象，才真正成为作品。对于文学经典来说，它必须经过历代作者的持久的阅读、评论和研究，特别被一些具有权力的人、具有学者资格的人所评论和研究。《红楼梦》成为文学经典的长青树，就是它的艺术品质被众多读者所评论和研究，并非常幸运地形成了“红学”，从而使这第二极变得十分强大。因此考察几代“红学”及其背后的意识形态，考察它们从哪个角度切入《红楼梦》的艺术世界，对于解开《红楼梦》的文学经典长青树之谜，是十分重要的。
然而，要做到这一点，还需要从《红楼梦》的意义空间说起。《红楼梦》实际上围绕着贾宝玉和林黛玉的悲剧，描写了一个大家族贾府由烈火烹油之盛到“落了个白茫茫一片真干净”般衰败的过程。中国封建社会是由家族为单元的。所谓“齐家治国平天下”，就意味着，“家――国――天下”是一个链条，可以透过一个“家”看一个“国”，透过一个“家”与“国”再看一个“天下”。这样，曹雪芹的《红楼梦》由家族描写所展开社会生活的广度和深度都远远超越了许多小说。从这一个意义上看，《红楼梦》历史地具体地生动地描写了一个“家族”，其意义的多义必然是多元的，说不尽的。人们必然可以从中解读出不同的东西来。诚如鲁迅所言：对于《红楼梦》，“经学家看见《易》，道学家看见淫，才子看见缠绵，革命家看见排满，流言家看见宫闱秘事。”②
大家知道，乾隆年间，曹雪芹家道中落后，他在北京住了下来，化了十年时间，默默无闻写出了《红楼梦》前八十回，正如他自己所言“字字看来都是血，十年辛苦不寻常”。乾隆 56 年（ 1791 年），高鹗续成了 120 回本，并两度印刷。在冲破了封建统治阶级以“淫书”为名最初的“焚书毁版”灾难之后，《红楼梦》开始盛行，遍及海内。当时有“开谈不说《红楼梦》，读尽诗书是枉然”。此后，有所谓“索引派”的“旧红学”的解释，有胡适、俞平伯的考证派的所谓“自叙传”观点“新红学”，有 1954 年受到毛泽东支持的“革命红学”，还有更为激进的“文革”红学，有“文革”后的五花八门的新新红学，……，虽然对《红楼梦》的意义发生了争论，各种意识形态在这里角力，赋予《红楼梦》各不相同的意义，但它们都不能不说是这样或那样地抓住了《红楼梦》部分意义，而《红楼梦》作为“文学经典”地位则不但始终没有受到冲击，反而在争论中更更见灿烂和辉煌。各种意识形态都承认《红楼梦》是文学经典，都从《红楼梦》里发现了自己所需要的东西，而且都有其一定的理由和说服力。这难道是偶然的吗？这说明了作品本身的辽阔意义空间，引来不同读者对文本的不同接受，这是《红楼梦》建构为文学经典的另一极。
那么，具体说来，各派“红学”都是如何来接受和阐释《红楼梦》的呢？这种阐释是否都是勉强的？他们把自己的意识形态投射给《红楼梦》的时候，根据的理由是什么呢？
我们首先来看最早产生的“索引派”。“红学”中的索引派是把《红楼梦》中的本事与历史上某些实有的人物与事件相互比附。那么这种比附是否能从《红楼梦》的描写中找到它的道理呢？原来红学索引派的产生确有作品本身的某些原因。《红楼梦》第一回引作者的话说：“此开卷第一回也。作者自云 : 因曾历过一番梦幻之后 , 故将真事隐去 , 而借 " 通灵 " 之说 , 撰此石头记一书也。故曰‘甄士隐’云云 . 但书中所记何事何人 ? 自又云 : ‘今风尘碌碌 , 一事无成 , 忽念及当日所有之女子 , 一一细考较去 , 觉其行止见识 , 皆出于我之上 . 何我堂堂须眉 , 诚不若彼裙钗哉 ? 实愧则有余 , 悔又无益之大无可如何之日也 ! 当此 , 则自欲将已往所赖天恩祖德 , 锦衣纨裤之时 , 饫甘餍肥之日 , 背父兄 教育 之恩 , 负师友规谈之德 , 以至今日一技无成 , 半生潦倒之罪 , 编述一集 , 以告天下人 : 我之罪固不免 , 然闺阁中本自历历有人 , 万不可因我之不肖 , 自护己短 , 一并使其泯灭也 . 虽今日之茅椽蓬牖 , 瓦灶绳床 , 其晨夕风露 , 阶柳庭花 , 亦未有妨我之襟怀笔墨者 . 虽我未学 , 下笔无文 , 又何妨用假语村言 , 敷演出一段故事来 , 亦可使闺阁昭传 , 复可悦世之目 , 破人愁闷 , 不亦宜乎 ? ’故曰‘贾雨村’云云。此回中凡用‘梦’用‘幻’等字 , 是提醒阅者眼目 , 亦是此书立意本旨。”这段话对于一般的读者可能会觉得毫无疑义。但对于研究《红楼梦》的人来说，其意义是巨大的。作品中的确有“甄士隐”和“贾雨村”两个线索人物，看来作者的确是把真事隐去了，用假语村言写出来了，那么作者隐去的“真事”是什么呢？这就不能不使人去推测而想揭示其真事。其中又有“已往所赖天恩祖德 , 锦衣纨裤之时 , 饫甘餍肥之日 , 背父兄教育之恩 , 负师友规谈之德 , 以至今日一技无成 , 半生潦倒之罪 , 编述一集 , 以告天下人”等忏悔的话，似乎用此书回忆一个曾经兴盛过的家族的往事。这样，就怪不得有人去猜测这是否是写清初一个大家族的兴衰过程。于是早期索引派的“明珠家事”说、“傅恒家事”说、“和坤家事”说、“张侯家事”说相继问世。这些索引派总是通过小说人物与现实人物的所谓“关合处”，使小说与历史构成某种“互文”关系。
“红学”索引派的文化蕴含在于古写作文章的一种风尚，即所谓“文人感事，隐语为多；君子忧时，变风将作”。就是说，文章做法有隐有显，隐是一层，显又是一层。隐为谜底，显为谜。用今天的话来说，即通过文章的隐语来暗指某人某事，已发泄心中的感情，成为一种文化传统。所以索引派对于《红楼梦》的“真事隐去”、“贾语村言”特别加以关注，并由此切入展开对《红楼梦》的影射对象的解读，是有一定根据的，是 中国 写作传统的一种延续，根本不为足怪。至于说到后期的索引派，如蔡元培的《石头记索引》，明确提出《红楼梦》是一部 政治 小说，就更有另一重理由。那就是“排满”。蔡氏认为，《红楼梦》的作者“持民主主义甚挚”，“书中本事在吊明之亡，揭清之失，而尤以汉族名士仕清者寓痛惜之义”。如“书中红字多影朱字，朱者明也，汉也。”即“红”字影“朱明”王朝；“宝玉有爱红之癖，言以满人而爱汉族文化也；好吃人口上胭脂，言拾汉人唾也；小说中之人都以生活中人为依据，并有象征的作用，如贾宝玉“言伪朝之帝系也；宝渔者，传玉玺之义也，即指胤初。”③这种解读中已经隐含“反满”的意识形态，这对于“反满”、“反清王朝”的一代知识分子来说，自有他们的批评眼光，也与《红楼梦》所写的事件与细节有某些“暗合”。
“五四”新文化运动后，胡适、俞平伯的曹雪芹“自叙”说，相对于索引派的“旧红学”，被称为“新红学”。他们认为《红楼梦》是作者的“自传”。他们通过大量的曹雪芹家世的考证，力图说明《红楼梦》所写的人与事不过是曹雪芹自身的家世，是他的亲历亲闻亲见。应该说，这种“新红学”是有一定根据的。从大量的考证来看，曹雪芹的祖父曹寅是当时政府的重要官员，曾任“江宁织造”，很有权势也很富有，但后来获罪，最终被抄家，全家被勒令回北京。家族的这一由盛而衰的变故，对于少年的曹雪芹印象极深，体验极深，严重 影响 其日后的人生出路。 “新红学”从考证《红楼梦》作者的身世出发，得出结论：“《红楼梦》是一部隐去真事的自叙，里面的甄、贾两宝玉，即是曹雪芹自己的化身，甄贾两府即是当日曹家的影子。”④作者以“ 自然 主义”之笔墨，展现了一个封建世家由盛及衰的过程。这应该是一种“洞见”，它揭开了《红楼梦》“写实”的精神⑤，揭开了作品所展现的 艺术 世界与作者亲历亲闻、切身体验的密切关系，认为可以从曹雪芹家事的考证中，获得了解《红楼梦》的钥匙，为《红楼梦》的 研究 开辟了新路。胡适和俞平伯的“自传”说与《红楼梦》所描写的场景大体契合，也就具有了相当的价值。当然，这种研究是具有“五四” 时代 的意识形态性的，即从“五四”的新精神，特别是“个性解放”出发，更多关怀个人的身世变化，而与“索引派”往往关心影射某个家族不同。
1954年在批判胡适唯心主义的运动中，胡适和俞平伯的“新红学”遭到严厉的批判。而当时青年教师李希凡、蓝翎为代表的“革命红学”观点则得到毛泽东的支持。从今天的观点看，对胡适、俞平伯的“新红学”的批判并不恰当。“新红学”一派观点完全可以存在和继续 发展 。但我们这样说的时候，又不能否定以李希凡、蓝翎为代表的“革命红学”。李希凡、蓝翎的“红学”观点当然是充满政治意识形态含义的，那就是到了封建 社会 运转到了后期，封建贵族阶级已经不配有更好的命运，他们的没落是 历史 发展的必然趋势。但是从这种意识形态催化出来的“革命红学”，也自有合理之处，也贴近作品本身，也成为一种“洞见”。李希凡、蓝翎最早的评红论文《关于〈红楼梦简论〉及其他》⑥写道：“红楼梦出现在满清帝国的乾隆盛世，并不是偶然的现象。乾隆时代正是满清王朝行将衰落的前奏曲。在这一巨变中注定了封建官僚地主阶级不可避免的死亡命运。这恶兆首先是有腐朽的封建统治集团内部的崩溃开始。曹雪芹就生活在这样一个时代，他的封建官僚家庭在这时代的转变中崩溃了，使他不得不过着贫苦的生活。自然，作为在富贵荣华中生长起来的曹公子，在‘贫穷难耐的凄凉’的生活中，对‘当年笏满床’的盛世是不无惋惜怀念的。作者通过书中许多人物的对白，时常流露出追怀往昔的哀感，这正是作者世界观中的矛盾所在。像其他伟大的现实主义大师一样，曹雪芹的同情虽然‘是在注定要灭亡的那个阶级方面’，但是他从自己的家庭遭遇和亲身生活体验中已预感到本阶级必然灭亡的历史命运。他将这种预感和封建统治集团内部崩溃的活生生的现实，以完整的艺术形象体现在红楼梦中。把封建官僚地主内部腐朽透顶的生活真实地暴露出来，表现出它必然崩溃的原因。作者用这幅生动的典型的现实生活的图画埋葬了封建统治阶级的历史命运。尽管这是一首挽歌，也丝毫未减低它的价值。”我之所以要不厌其烦地引用这段话，是因为从这段话中我们可以概括出“革命红学”的基本观点： 1 、腐朽的封建统治阶级必然灭亡论； 2 、阶级论； 3 、作者亲身体验论； 4 、挽歌论； 5 、现实主义论。应该说，“革命红学”的这些观点几乎统治了半个世纪，至今仍有它的价值，这是为什么呢？显然，这些观念尽管是充满政治意识形态的，但也是符合作品的实际的。从《红楼梦》具体感性的描写中，我们的确可以看到“封建统治集团内部崩溃的活生生的现实”，的确可以感受到作者用一幅“生动的典型的现实生活的图画埋葬了封建统治阶级的历史命运”，的确可以感到作者的描绘是“从自己的家庭遭遇和亲身生活体验”得来的，的确感到这是作者为自己所同情的阶级唱起了“一首挽歌”，的确可以感到作者整个描写是“现实主义”的。特别值得注意的一点是，关于作者亲身体验的观点，与胡适、俞平伯的“新红学”观点并无二致，实际上是把“新红学”的考证的结果原本地接受过来，这说明了“革命红学”与“新红学”之间的联系，而且是密切的联系。
从索引派的“旧红学”到“新红学”，再到“革命红学”，它们的意识形态的支持是完全不同的，“索引派”背后的封建社会写作文化传统，或者是“反满”的意识形态；“新红学”背后的意识形态是“五四”时期所形成的启蒙主义思想，“革命红学”背后的意识形态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马克思主义阶级论和唯物史观，但它们都支持《红楼梦》作为文学经典，都形成了对于《红楼梦》经典的“洞见”，都揭示出《红楼梦》所蕴含的某种意义。不同意识形态却都支持同一部文学经典，这种现象说明了什么？首先，这三者都指向“一个家族的兴衰”，可见“家族的兴衰”对于中国社会历史面貌的一种缩影，具有广阔的意义空间，不同的观点都可以从“家族的兴衰”中作出不同的解读。当然，描写家族的兴衰的作品不止《红楼梦》一部，还有别的作品也写“家族的兴衰”，为什么就不能获得与《红楼梦》相同或相似的阅读效果呢？
当然，这与《红楼梦》的艺术品质相关，与《红楼梦》的意义空间是否辽阔相关；但更为重要的是与文本接受状况相关。文本接受的权威性、普及性很重要。像《红楼梦》接受的权威性和普及性，是任何作品无法比拟的。如索引派的存在，与乾隆的阅读参与有关。索引派中的“明珠家事”说，广为流传，据说与乾隆有关。据《能静居笔记》作者赵烈文回忆，他曾听说过：“曹雪芹《红楼梦》，高庙末年，和坤以呈上，然不知所止。高庙阅而然之，曰：‘此盖明珠家事也。’”⑦这条记载的可靠性如何，很难断定。但起码有此传说，则是无疑的。另外毛泽东对《红楼梦》的阅读、评论是大家都知道的，以他领袖地位和在国内外的崇高的威望，他的正面阅读参与和文本接受，使《红楼梦》的文学经典地位更为稳固，也是在情理中的。“新红学”的创始人也非平凡之辈，胡适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领导人之一，在学术界颇有影响。更令曹雪芹感到幸运的是，他的《红楼梦》获得普通百姓的欣赏，自一百二十回的程甲和程乙本印出来后，不胫而走，红楼故事几乎家喻户晓。这就回答了为何以一个“家族的兴衰”的故事写的小说，而获得大家都认同为经典原因。由此也说明，政治意识形态对于文学经典的建构，不完全都是负面的，不都是偏见，有时候倒构成一种研究的视野，而生发出对经典作品的一种真知灼见，那种认为意识形态只是一味“操控”的看法并不是完全妥当的。
前面我们以《红楼梦》研究为个案，阐明了文学经典化的两极。但是“艺术品质”这一极与“文本接受”这一极不能连接的话，那么文学经典的建构仍然是不可能的。那么文学经典化这两极如何才能连接呢？这是一个必须进一步探讨的 问题 。我们知道有不少作品艺术品质并不差，但因文本接受情况不好，而不能成为经典。反之，有些着作文本接受情况很好，却因艺术品质差，而难以成为经典。这里的问题关键仍然是作品本身的思想意义是否开阔，可供挖掘的东西是否深厚，就是人们通常所说的某部作品是否“说不尽”，总之仍然要“回到文本本身”。只要是作品的思想意义无限辽阔，可供人们挖掘的东西很多，那么虽有意识形态风暴和文化权力的横行，也可能出现作品的意义“东方不亮西方亮”的情形，而在“文学经典”里立稳脚跟。最典型的就是西方的莎士比亚和中国的曹雪芹。如上所述，曹雪芹的《红楼梦》由于它所描写生活的广度和深度达到极致，艺术表现的客观性与主观性的所产生巨大张力等，因而是一部具有辽阔阐释空间的超越性的作品。它经得起不同意识形态的冲刷和解释，也经得起研究视角的探索与挖掘。换句话说，由于作品本身的艺术品质，它以多元的召唤结构，可以向各种研究视野敞开，从而形成文学经典化两极的对接。
“红学”流派除了上面所举的“旧红学”、“新红学”和“革命红学”之外，也许更重要的还有王国维开始的《红楼梦》批评，这种批评的视野和价值取向显出更为多样的形态，从这里也许我们可以更清楚地看到“两极”连接的桥梁。
例如，王国维的《〈红楼梦〉评论》，与前述的索引派和考证派专从作品外部下功夫不同，它力图回到《红楼梦》自身的价值结构。王国维评论的视野是叔本华的生命 哲学 。曹雪芹乃中国18世纪作家，叔本华是德国19世纪哲学家，他们之间有何关系呢？曹雪芹的“色空”观念与叔本华的生命哲学有和关系呢？但是王国维在熟读了《红楼梦》之后，在理解了叔本华之后，终于在生活与欲与痛苦三者为一的生命哲学，与《红楼梦》“之人有与生活之欲相关者，无不与痛苦相始终”的现实之间，实现了一次顺理成章的连接。
又如，夏志清的《〈红楼梦〉里的爱与怜悯》一文，也是着眼于《红楼梦》的内部的“爱”与“情”的层面。但《红楼梦》的中的“爱”与“情”会与基督教的教义有联系吗？当然一般人根本不会从这个视野去考察《红楼梦》。然而，夏志清的上述文章就是从基督教的教义的视野对《红楼梦》作出诠释。夏志清说：“《红楼梦》虽是一部言情小说，它最终关怀的‘圣爱’（ agape ）原胜于‘爱’ eros ，是怜悯与同情远胜于情欲。”这种诠释对于《红楼梦》提出的“意淫”的确可以对接起来。
我们来说说王蒙的“红学”研究。我们读王蒙的《红搂启示录》，觉得王蒙把《红楼梦》读活了。似乎他把红搂人物和事件看成是我们身边的亲戚、朋友、同学、同行等，他似乎在评论《红楼梦》，又似乎在评论我们经历过的生活本身。为什么会这样呢？曹雪芹曾想到二百多年后，会有人这样来解读他的书吗？按照我的观察，王蒙是按照现实的人、人的生活来理解《红楼梦》的。在王蒙那里，生活里有什么问题都可以到《红楼梦》中去寻找答案。印象非常深的是，他曾写了对王夫人的 分析 ，我读后，就觉得他是对照某个年生的人和事来写的。但王蒙否认这一点。他说他只是照作品所反映的生活本来的样子分析王夫人。王蒙提问：“为什么《红楼梦》偏偏提供了歧义性？同是着名中国古典小说《三国演义》《水浒传》怎么就没听说过被研究成‘密码’，‘缩微’，‘图是信息’？外国文学瑰宝多矣，怎么也没听说这种独特命运？”王蒙自己回答：“说来说去还是由于《红楼梦》相当全面、真实、丰富、准确、而又包罗万象地、规模宏大地反映了生活，反映了人。人们对《红楼梦》的兴趣就是对于世界、对于生活、对于人自身的兴趣。”⑧看来王蒙对于《红楼梦》的研究，也就是对于现实人生自身所存在问题的研究，他觉得红楼故事中的每一个人物，不过是现实生活中的一种角色。我们可以通过《红楼梦》种种人物来理解现实生活中的角色。王蒙的“红学”研究是通过人、生活本身在《红楼梦》文学经典两极之间搭起了一座桥梁。
上面所举三例，研究的视野完全不同，但都可以“艺术品质”和“文本接受”两极实现连接。这就说明对于文学经典化过程的两极，可能会因作品的不同而有不同的连接。我们不能肯定那种一概以外部的所谓权力作用、意识形态的“操控”的单一视野，来解释文学经典化问题。在文学经典化问题上，充分理解这两极及其连接是十分重要的。对于 目前 正在进行的文学经典问题的讨论，我们理应有更具说服力的精微的思考。
参考 文献 ：
① 《胡适红楼梦研究论述全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第290页。
② 鲁迅：《〈绛洞花主〉小引》，见《鲁迅全集》第 7 卷，人民文学出版社 1957 年版，第 419 页。
③ 蔡元培《石头记索引》中认为：“《石头记》者，清康熙朝政治小说也。作者持民族主义甚挚。书中本事在吊明之亡，揭清之失，而尤于汉族名士仕清者寓痛惜之意。”见《古典文学研究资料汇编•红楼梦卷》上，第 319 页，中华书局出版社 1963 年版。
④ 胡适：《红楼梦考证》（改定稿），《胡适红楼梦研究论述全编》，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8 年版，第 108 页。
⑤ 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说：《红楼梦》“盖叙述皆存本真，闻见悉所亲历，正因写实转成新鲜。”见《鲁迅全集》第 8 卷，第 196 页，人民文学出版社 1959 年版。
⑥ 李希凡、蓝翎文章发表于《文史哲》 1954 年第 9 期，《文艺报》同年 18 期加以转载。
⑦ 《红楼梦卷》第二册，中华书局，1963年，第378页。
红楼梦的历史篇4
中等职业学校的语文教材近些年来几经修改,但中国古代四大名著中的《红楼梦》、《水浒传》、《三国演义》的节选课均做了保留。这无疑体现了中国古典小说在中职语文教学中的重要地位。同时,又可以引导中职学生走进中国古典名著,在古典文化的海洋中遨游,从古代文化艺术的宝库中汲取营养。然而,现实的情况却不容乐观。多年来,每当课程到了这些节选课时,我都会对学生做一些调查,结果是一届不如一届,特别是《红楼梦》,读原著的几乎没有。不过,他们并不是不读书,也读,但读的大多是远离经典名著的言情小说,武侠小说,科幻小说,网络小说,以及街头乱七八糟的各类杂志,甚至是低俗刊物。更为严重的是,职业学校的学生非常普遍的存在重专业课轻文化课的现状,他们摆不正语文课和专业课的位置,理不清语文课与专业课的密切关系,不知道语文课作为交际工具的重要性,认为语文课没有多大用处,只要专业课好就可以走遍天下,却忘掉了自己之所以还有一些文化的根――语文,忽略了中国小说中的四大名著,或者只知其名,不知其内容。那么,如何利用好《红楼梦》节选课一《林黛玉进贾府》,让他们学会鉴赏中国古代小说,学会鉴赏小说的人物形象和小说的语言,学会自学,学会读书,读好书呢?德国教育学家阿道尔夫,第斯多惠说:“教学的艺术不在于教授本领,而在于激励、唤醒、鼓舞。”《红楼梦》博大精深、委婉含蓄,个中深味单凭一个节选课《林黛玉进贾府》去分析人物形象、小说语言是远远不够的。我认为,初识《红楼梦》,从而激起他们对文本的重视,进而激发学生自觉读原著的欲望才是根本。因此,我做了一些尝试,增加了《红楼梦》相关知识的详细介绍,达到了较好的效果。
二、教学过程
(一)激情导入
同学们,从小到大,我们学过不少文章,读过不少小说,从书中学到不少知识。但是,有一部中外闻名的古典小说,说它是中国封建社会的百科全书,不仅要当做小说看,而且要当做历史看。恐怕在座的绝大多数同学没有读过,它就是声誉之高,传播之广,影响之大,在中国文学史上几乎是空前的奇书――《红楼梦》。
(二)知识链接
课件一:奇书《红楼梦》
①登峰造极《红楼梦》
②包罗万象《红楼梦》
③绝无仅有《红楼梦》
④无与伦比《红楼梦》
1.天下奇书《红接梦》
①登峰造极《红楼梦》。这部书历来被列为四大名著之首。其以博大精深的思想内容和娴熟精湛的表现艺术,成为中国文学史上影响最大的巨著,现实主义的光辉典范,达到了几乎难以超越的高峰。
②包罗万象《红楼梦》。它反映中国封建社会生活的深度和广度是空前的,从历史发展的大趋势到建筑园林、诗词歌赋、琴棋书画、花鸟虫鱼、家具器皿、典章礼仪、饮食烹调、服饰、医药等,纷繁复杂,丰富多彩,涉猎之广,表现之广,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其文化积淀之厚,储存信息之大,无所能及。
③绝无仅有《红楼梦》。中国文学史上唯一一部自问世后,大量文人进行研究,并形成一门专业的学问《红学》,有很多学者一生倾注于《红楼梦》的研究,并成为红学家。从清朝的脂砚斋评《红楼梦》至今200多年来,研究《红楼梦》的著述已超过1000多万字,是《红楼梦》本身的10多倍。
④无与伦比《红楼梦》。《中国大百科全书》评价说,《红楼梦》的价值怎么估计都不为过。《大英百科》评价说,《红楼梦》的价值等于一整个欧洲。《美国百科全书》把《红楼梦》评述为世界文学无与伦比的伟大巨著。有评论家说,几千年的中国文化史,假如我们只有一部《红楼梦》,它的光辉也足以照亮古今中外。
这一展示立刻在课堂上引起了一番震动,大家议论纷纷,普遍反映就是一种震惊,就连平时听课不认真的学生也伸直了脖子,瞪大了眼睛在看在听。“想不到”“真厉害”是他们最多的议论。紧接着我就向他们展示课件二,我说,刚才大家议论纷纷,这个说想不到,那个说真厉害,但更让你想不到的是作者非同寻常的身世。
2.非同寻常曹雪芹
课件二:曹雪芹家世表
曹雪芹:名藩,字梦阮,号雪芹,又号芹圃、芹溪。大约生于康熙五十四年(公元1715年),卒于清乾隆二十七年(1763年),历康熙、雍正、乾隆三朝。他出身贵族世家,从曹雪芹的曾祖父曹玺开始,经祖父曹寅到父辈曹、曹,三代四人相继连任江宁织造达六十年之久。江宁织造,名义上是给皇室采办绸缎的官员,实际上控制着江南丝织业,并且充当皇帝的耳目,要经常密奏江南地区的情况,很被皇帝重视。
曹家全盛时期是在曹寅任职期间,曹寅的母亲孙氏当过康熙的奶妈,曹寅自己又做过康熙的伴读和御前侍卫。康熙在位六十一年,曾经六次下江南,其中四次是由曹寅接驾,并以江南制造府为行宫。曹寅死后,南他儿子曹承袭江宁织造,但不久死去,于是康熙又让曹寅的侄子曹过继至曹寅门下,继续任职,可谓关怀备至。但是,等到康熙驾崩,雍正继位后,对自己的弟兄和康熙的亲信横加打击迫害,曹家也牵连期间,从此就衰落下来。
雍正五年(1727年),曹雪芹十二、三岁时,其父曹被革去江宁织造,家产也被抄没,刚刚懂事的他从此也就失去了风光繁华的富贵生活。第二年,曹家从南京迁回北京,从此曹家一蹶不振,日渐衰落。在他一生最后的十几年,竟然流落到北京西郊香山脚下一个小村庄,生活更加困顿,到了“举家食粥”的地步。由贵公子降为“寒士”,曹雪芹深感世态炎凉,对封建社会有了更清醒、更深刻的认识,痛定思痛,呕心沥血,“披阅十载,增删五次”,写出了揭示封建统治阶级、封建制度没落的旷世巨著――《红楼梦》。
顿时,新鲜而又带有一些传奇色彩的曹雪芹身世,犹如一颗重磅炸弹使课堂炸开了锅,“老师,是真的吗?”“老师,曹雪芹见过皇帝吗?”“曹雪芹可真牛!”也许是同学们看多了康熙、乾隆的清官电视剧,略知一二的清帝史和强烈的好奇心驱使学生猎新、猎奇的欲望更加强烈。议论声此起彼伏,一时难以平静。“别吵了,让老师讲。”“老师,还有啥,你快讲吧!”望着同学们急切的眼神,激动的情绪,我打开课件三。
同学们,包括许多人,特别是你们这些年轻人,凡读过或听说过的,有不少人说,《红楼梦》就是吃吃喝喝,迎来送往,谈情说爱,家长里短,没劲儿,没意思。我要说,你们只说对了一点点儿,其实,这正是《红楼梦》的高明之处,它既没有《三国演义》的斗智斗勇,金戈铁马,也没有《水浒传》的刀光剑影、英雄豪气,更没有《西游记》的斩妖除魔,天地驰骋。作者却用他的生花妙笔,打破传统写法,不以离奇、曲折、跌宕、热闹取胜,而是通过大量的琐碎的日常生活描写,把众多人物和纷繁的事件有机地组成了一个完美的艺术整体,并且把高度的艺术性与深刻的思想性完美地结合在一起,使《红楼梦》成为我国古典小说历史上的空前高峰,并且表现了深刻的思想主题。那么,《红楼梦》的主题思想到底是什么呢?
3,各抒己见《红搂梦》
课件三:各抒己见《红楼梦》
1.自叙说 2.政治说 3.反封建说
4.封建家族衰亡说 5.爱情说 6.青年女性普遍悲剧说
关于《红楼梦》的主题思想,众多专家学者有多种说法:
①自叙说。这部书就是曹雪芹的自叙传,就是描写他们家由富贵变成贫穷而衰落的家族史。
②政治说。近代教育家蔡元培。书的本意在吊明之亡,揭清之失。
③反封建说。著名红学家俞平伯认为,该书描绘的是“封建大家庭的罪恶与婚姻不自由。”是一部反映封建大家庭罪恶的书。
④封建家族衰亡说。认为,曹雪芹写《红楼梦》的本意是想“补天”,想补封建制度的“天”,但是《红楼梦》里写的却是封建家族的衰落。
⑤爱情说。红学家蒋和森认为,《红楼梦》不仅是一首挽歌,而且还是一首颂歌,它歌颂了反封建的年青一代,以及他们在反封建主义的思想基础上所建立起来的爱情。因此,《红楼梦》是一首反封建爱情的颂歌。
⑥青年女性普遍悲剧说。红学家舒芜认为,该书写出了“封建社会的青年女性的悲剧。”
好了,关于《红楼梦》的主题,还有许多,不再一一介绍。一部天下奇书,200多年来,无数的人还在不断地不舍不弃地研究它,因为它仍有太多的谜没有揭开。今天,我们也只是微微的打开了《红楼梦》的一扇窗,课文节选第三回,也只是全书序幕的一个部分,要了解《红楼梦》庞大缜密,浑然天成的艺术结构,引人人胜,变幻发展的故事情节,为数众多,个性鲜明的人物形象,你们就必须先从我们课文的节选《林黛玉进贾府》开始,然后抽点时间,耐下心来,深入原著,反复阅读,才会有所收获。最后,请让我用曾任我国文化部部长的现代作家王蒙的一句话作为这节课的结束语:“《红楼梦》帮助你体验人生。读一部《红楼梦》,等于活了一次,至少是活了二十年。”
至此,这一套关于《红楼梦》的饕餮大餐,让学生们似乎醉了。下课铃声响起,意料不到的是大家纷纷报以热烈的掌声,我是意犹未尽,学生们是兴致勃勃,一些人把我团团围住,七嘴八舌,“老师,这课听着真过瘾。”“老师,下节课你还给我们讲这吧。”“老师,曹雪芹最后咋死了?“老师,再播《红楼梦》,我一定好好看看!”场面热烈,令人难以招架。“好了,好了,今天就到这里吧,红楼梦的故事实在太多太多,你们还是先把《林黛玉进贾府》预习好了再说。”最后艰难脱身。
三、教学反思
《林黛玉进贾府》节选自《红楼梦》第三回,是全书序幕的一个组成部分。毫无疑问,学习本课对于了解书中贾宝玉、林黛玉、王熙凤几个代表性人物性格及语言特点有很重要的作用。然而面对着一群对此书很懵懂的,学习主动性和自觉性较为一般的学生,无论是宏观大略,还是微观细致的教学方式,都不一定能达到理想的教学效果,一则,有关《红楼梦》、《水浒传》、《三国演义》、《鸿门宴》以及《雷雨》、《茶馆》等节选作品,涉及的相关知识很多,信息量很大。二则,现在,从上到下教学改革力度都在加大,课堂上增强学生的参一与性,以学生为主体,教师为主导,自主学习,合作探究的教育教学方式,很受师生的欢迎。但是,这种方式却因为诸多因素,使教学的进度在这些大课上,很难按照教学参考书上建议的课时完成。因此,吊起胃口,激发兴趣,千方百计调动学生学习的自觉性、主动性和积极性也就成为教学中的一个关键。《林黛玉进贾府》这一课之所以链接了这么多《红楼梦》的相关知识,也是基于这种思考。
在多年教学实践中,每逢类似小说、戏剧这样的大课,我都会补充相当量的知识,借以激发学生的兴趣,唤起他们对名著的渴望。比如经典话剧《雷雨》的节选,介绍作家曹禺,必有曹禺封建官僚家庭的出身和好学的品质,因为这与曹禺先生23岁大学期间就能写出中外闻名的久演不衰的处女作《雷雨》有关。分析到周朴园和鲁侍萍,必然联系到剧中的一个重要人物繁漪。因为,没有繁漪就没有鲁侍萍30多年后重回周公馆,没有繁漪就没有周朴园与鲁侍萍的矛盾冲突,没有繁漪就不好理解周朴园对鲁侍萍的“怀念”是真情还是假意,没有繁漪也就无法全面理解周朴园的人物形象特征。每每补充的这些东西,学生们常常听得是津津有味,兴趣盎然,课外预习课文,上网查资料,看视频,看书,也就为后面教学工作的开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这样的课看似占用了一些课时,但是,它对学生兴趣的激发,潜能的激发是不可低估的,事半功倍的教学效果也是显而易见的。
参考文献
[1]南开大学中文乐冲国小说史简编,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
红楼梦的历史篇5
关键词: 2005年 红学研究 研究综述
2005年是红学研究极为热闹的一年,但从学术成果来看,却鲜有真正有重大价值的著述、论文、观点。在文献研究方面出现“草根红学”的新见解,但更多的是一些满足大众猎奇心理、追求轰动效应的奇谈怪论;在文本研究方面大多是对以往观点的重复,缺乏创新;对红学研究及红学史的反观与思考,是该年度红学研究最重要的成果。
一、文献研究
1.索隐派
索隐派研究是本年度的红学热点,其中最重要的是刘心武的“秦学”研究。
随着“刘心武揭秘《红楼梦》”于2005年4月份在央视《百家讲坛》的播出,刘心武的“草根红学”――“秦学”在红学界掀起轩然大波,也为本年度的社会上的红学热揭开了序幕。此后,刘心武出版《画梁春尽落香尘――刘心武解读〈红楼梦〉》(东方出版社2005年10月第2版)、《刘心武揭秘〈红楼梦〉》(东方出版社2005年10月第1版)、《红楼望月――从秦可卿解读〈红楼梦〉》(书海出版社2005年4月第1版)三部著作。其主要观点有:①从养生堂抱回来的秦可卿实则是废太子家族的公主;②贾元春揭发了家族藏匿秦可卿,并类似《长生殿》的情节,在逼宫的情况下,皇帝不得不以牺牲她来换取暂时的休战,贾元春成为两派政治斗争的牺牲品,并很可能被别人用绸巾、玉帛绞死;③脂砚斋与曹雪芹的关系十分密切,倾向于二人是夫妻关系。
针对刘心武的观点,出现了两种对立的意见。
一种是以主流红学家为代表的学者对其观点的批判,指出刘心武的研究是对周汝昌的研究的发挥,认为刘心武在小说中寻证历史的研究方法是错误的,反对将学术研究戏说化、娱乐化。《艺术评论》第10期以“红学界反诘刘心武”为题,数位中国清史和红学方面的权威专家接受采访或撰文,对刘氏的“红学”和“秦学”进行驳斥。如《平心而论刘心武――访中国红楼梦学会秘书长孙玉明》(贾舒颖)、《请告刘心武先生:新索隐派之路走不通――访红学家蔡义江先生》(陈晓红)、《史学需要“证”而不是“悟”――访清史专家张书才》(刘晓真)、《是谁把红学引入不归路?》(吴祚来)。《温州师范学院学报》第6期也集中发表了一系列对刘心武的探佚研究的批判文章。主要有:《娱乐氛围下的红学论争――刘心武现象之文化探析》(李虹)、《面对“秦学”,我们该思考些什么?》(吴祚来)、《红学的歧路与出路――刘心武“秦学”的理论困境与当代红学方向的选择》(赵建忠)、《与刘心武争鸣的态度、原则和意义》(郑铁生)。《红楼梦学刊》第6期刊登了《冯其庸、李希凡、张庆善访谈录――关于刘心武“秦学”的谈话》(胡晴),文中三位红学家也不约而同地对刘心武“秦学”进行了严厉批评。
另有一些学者肯定刘心武的“秦学”研究,认为刘心武找到了研究《红楼梦》的突破口,或是维护其研究的话语权。如《红学研究:究竟谁在误导公众》(陈林,《江淮时报》11月9日第10版)、《红学及“×学家”的终结》(朱大可,《中国新闻周刊》11月28日)。
2.考证派
(1)对曹雪芹生平、家世、著作的研究。陈林在其红学论文《破译红楼时间之谜》(2005年发表于网络,2006年出版)及《“一芹一脂大快遂心于九泉”――就〈破译红楼时间之谜〉回应读者驳难》(《中华读书报》,2005年04月20日)中提出:“现存百二回本《红楼梦》为一个有机整体,作者为曹雪芹之父曹\”,并就自己论文源起、“清白动机”、论证及写作思路、方法论的运用进行了详细交待。陈林的研究引起学界的广泛注意。周思源出面反驳,陈林随后推出答驳难书,这次论争被全文收录于第17期《新华文摘》。
(2)版本研究。本年度在《红楼梦》版本的细节研究方面取得了一些进展。如刘世德的《〈红楼梦〉戬本,一个“新”发现的抄本》(《红楼梦学刊》第6期),通过对戬本的研究,认为戬本的底本的成书或抄缮在程甲本问世的乾隆五十六年之前,程高二人扮演的角色只是整理者、编辑者,而不是续作者。王薇的《〈红楼梦〉德文译本的底本考证》(《红楼梦学刊》第3期)通过对《红楼梦》德文译本的仔细考证,得出德文译本《红楼梦》的底本为程甲本和三家评本的结论。胡文彬的《一部鲜为人知的清代抄本〈红楼梦〉――试魁手抄〈红楼梦诗词选〉的特别报告》(《红楼梦学刊》第3期)通过对试魁手抄《红楼梦诗词选》的研究,从中发现一部鲜为人知的清代抄本《红楼梦》的流传过程,而这部抄本不同于其它已发现的十余种早期脂评抄本和近人抄本《红楼梦》,这部抄本证明了脂评抄本《红楼梦》的存在年代和流传的范围。
(3)脂评和评点研究。吴晓龙《“狱神庙”脂评新探》(《红楼梦学刊》第4期)通过对大量材料的考证,认为:脂评中提到的狱神庙建筑在监狱之内,狱神为囚犯、狱卒和狱官共同信仰的公正之神。据此,《红楼梦》已佚的后半部有关“狱神庙”的情节中,宝玉和王熙凤在狱中最合理的身份应是未决犯,其获救或减罪的情节则有很多可能性,不能下绝对的结论。胡晴《〈红楼梦〉评点中人物塑造理论的考察与研究之一》及《之二》《之三》(分别刊登在《红楼梦学刊》第2、3、5期)对《红楼梦》评点中有关人物塑造问题的论述进行考察与梳理,呈现出《红楼梦》评点中人物塑造理论的基本面貌。刘继保《〈红楼梦〉评点的阅读模式》(《红楼梦学刊》第2期)则对《红楼梦》评点的阅读模式进行了考察。
二、文本研究
1.运用传统方法的研究
对文本的传统研究主要有两个特点:一是体现了一种越来越细化和精化的倾向;二是缺乏新意,多为对前人研究成果的继续和深化,甚至重复前人观点。
人物研究方面:对次要人物的研究则成为一个热点。如《〈金陵十二钗〉副册、又副册人物读解》(宋子俊,《红楼梦学刊》第1期)、《论〈红楼梦〉中的乳母形象――兼谈古代小说中乳母形象的发展与演变》(刘相雨,《红楼梦学刊》第4期)等。
思想内涵方面:本年度出版了众多“名家”解读《红楼梦》的书籍,但在内容上大多是对其以往论述的重复,很少有新颖的观点出现(有人统计,周汝昌的《红楼十二层》一书收文75则,最少有64则见于作者先前著作)。
在《红楼梦》对传统诗词曲的吸收与借鉴的研究,艺术性研究,以及鉴赏性的研究方面,大多是对前人研究的承袭,基本没有出现可喜的成果。
2.运用西方新理论的研究。
运用西方理论到红学的研究中是一个越来越普遍的现象。本年度对《红楼梦》的研究,已涉及了各种西方理论的运用:比较研究,如《自古红颜多薄命――林黛玉与玛格丽特形象比较》(杨茜,《红楼梦学刊》第1期);美学研究,如《论〈红楼梦〉的后现代美学价值》(周芷汀,《中国文学研究》第1期)等。其他还有运用心理学、叙事学、性别学、文化学等方法来研究《红楼梦》,都为红学研究提供了一些新的视角。但从整体来看,这种研究还是琐碎的、零散的,尚未形成系统性的体系。
3.对红学史的研究
部分学者开始了对红学研究及红学史的反观、总结与思考,这是本年度一个突出的现象。
(1)对研究成果的总结。陈维昭的《红学通史》(上海人民出版社,9月)细述了红学自诞生以来至2003年的研究历程,并对红学研究的不少问题进行了盘点和思考。《索隐派述评》(李虹,《红楼梦学刊》第6期)从索隐派发展历史入手,以小说的文学功能随时代变迁、社会环境之不同为基线,对索隐派作了整理性的述评。其他重要文章有:《王国维〈红楼梦〉研究的评价与反思综述》(高淮生,《红楼梦学刊》第6期)、《大观园研究综述》(王慧,《红楼梦学刊》第2期)、《25年来俞平伯〈红楼梦〉研究评述》(刘相雨,《红楼梦学刊》第1期)、《伊藤漱平的红学成果》(孙玉明,《红楼梦学刊》第1期)。《河南教育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刊登了一系列的红学综述性文章:《20世纪秦可卿研究综述》(崔莹,第6期)、《贾政、王夫人研究综述》(霍彤彤,第4期)、《〈红楼梦〉诗词研究综述》(李萍,第4期)、《〈石头记〉甲戌本研究综述――20世纪〈红楼梦〉版本研究综述之一》(胥惠民,第4期)、《20世纪曹雪芹家世研究综述》(徐军华,第3期)、《20世纪袭人研究综述》(赵静娴,第3期)、《〈红楼梦〉版本及相关问题研究述评》(段江丽,第3期)。
(2)对红学研究的反观和思考。由“草根红学”与主流红学的论争引起的这一层面的文章最多,百家争鸣,切入角度繁多,给红学研究展开了一个更为复杂和广阔的天地。(前文中对于“草根红学”与主流红学论争的研究在此不复赘述。)《红学研究中一般方法与特殊方法之间的关系》(孙伟科,《红楼梦学刊》第3期)认为:考证(特殊方法)和文学批评(一般方法)的关系需要辨析,但这两种方法的使用都必须有助于人们理解《红楼梦》的艺术性;“二书合成论”的观点否定了《红楼梦》是一部结构精严的小说,犯了将小说当作是科学考证对象的错误。《是“繁荣”,还是“泛滥”?――近两年“红学”论著出版一瞥》(任勇胜,《中国图书评论》第12期)从出版学的角度,对近期的红学研究热和红学书籍出版热进行分析,认为当前的出版“盛宴”只是“炒冷饭”,红学书籍出版热的根源在于当代媒体形态的巨变使图书逐渐承载了娱乐和即时性报道的功能,图书的商品属性凸显,出版者更多地考虑经济效益。这一定程度上破坏了出版的合理结构和秩序。其他主要文章有:《论红学中的“假问题”与“真问题”》(詹丹,《艺术理论研究》第5期)、《索隐、考证与“新红学”的本质――答王平兄兼论红学史诸问题》(陈维昭,《洛阳师范学院学报》第3期)、《〈红楼梦〉文化研究的定性、定量和定位问题》(郑铁生,《河南教育学院学报》社科版第4期)、《从“自传说”、“典型论”向新批评范式的转换看当代红学发展――百年红学若干个案的考察与反思》(赵建忠,《河南教育学院学报》社科版第4期)、《从“言以足志,文以足言”的传统语言观角度审视红学界“文献、文本、文化”研究融通的学术倡议》(薛海燕,《红楼梦学刊》第5期)、《红学:从盐古温到鲁迅》(钟扬,《红楼梦学刊》第4期)、《胡适评红的百年反思》(白盾,《红楼梦学刊》第4期)、《从新、旧红学的论争看红学突破问题――五四时期古典文学研究的反思之一》(苏芸,《广州大学学报》社科版第1期)、《1954年批判俞平伯〈红楼梦〉研究运动的回顾与反思》(杜敏,中共中央党校硕士论文)。
4.《红楼梦》的翻译研究
本年度《红楼梦》的翻译研究取得了一定成绩,从整体上来看,多注重语法、细节等的研究,而在宏观的文化、结构、情节方面的研究不多。这方面的主要文章有:《〈红楼梦〉中对联翻译的比较研究》(詹琦,四川师范大学硕士论文)、《会话含义理论指导下的〈红楼梦〉人物语言的语用分析及翻译》(张媛媛,广西大学硕士论文)等。这些文章都显示了《红楼梦》翻译研究的塌实进步。
红楼梦的历史篇6
关键词：胡适；新红学；实验主义；索引派
红学与敦煌学、甲骨学并称为上世纪初的三大显学，《红楼梦》是中国古典小说史上的巅峰之作，成书于18世纪中叶，旋即流行。五四之前以新、旧红学论争为前导，开启古典文学研究的新里程，随之而来的是研究风气渐浓，到晚清的光绪年间，已有“红学”一词出现。《京都竹枝词》所“开谈不说《红楼梦》，读尽诗书是枉然”，说的就是当时的情景。如果以五四为界划分新、旧红学，那么这旧红学可划分为三派：一是评点派，如脂砚斋、王希廉、张新之、陈其泰、姚燮等人；二是题咏派，如明义、叶崇仑、沈赤然、潘德舆、唤明等人；三是索隐派，如周春、徐时栋、舒墩、王梦阮、沈瓶庵和蔡元培等人。此外，还有如王国维借鉴西方美学理论来评价《红楼梦》这样的特例。但若说五四时期进行过激烈论争的旧红学派与新红学派，那么前者是特指以蔡元培为代表的索隐派，后者是特指以胡适为代表的考证派。以胡适的《红楼梦考证》为代表的一系列研究论著，否定了“索隐派”旧红学，创“（曹雪芹）自传说”之“新红学”，为红学的发展开辟了一条新的道路。
一、胡适对“旧红学”的批判
胡适，现代学者，历史学、文学家，哲学家。五四文学革命和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代表人物之一。初名穈，学名洪骍，字希疆，参加留美考试后改名适，字适之，安徽绩溪人，1891年12月17日生于上海，1962年2月24日卒于台北。
胡适是个学识渊博的学者，在文学、哲学、史学、考据学、教育学、伦理学等诸多领域均有不小的建树。从1920年至1933年，胡适主要从事中国古典小说的研究考证，在北大，发表一系列明清小说考证文字，其中关于《红楼梦》的5篇，否定了“索隐派”旧红学，创“（曹雪芹）自传说”之“新红学”。为旧小说写序，作考证，在这方面胡适的贡献是很大的，而影响也很大。在旧时代，小说不能登大雅之堂。由于胡适和其他一些学者的努力，小说公然登上了文学的殿堂，同其他昔日高贵的文学品种平起平坐。总的来看，胡适考证《红楼梦》和中国传统小说的方法，既得自西方的实验主义，又是中国传统治学方法的继承。
胡适撰写《红楼梦考证》的时候，正是王梦阮、沈瓶庵的《红楼梦索隐》和蔡元培的《石头记索隐》等著作广为流行的时候。《红楼梦考证》一开头就宣称：向来研究《红楼梦》的人“都走错了道路”，“去收罗许多不相干的零碎史事来附会《红楼梦》里的情节”，“其实只做了许多《红楼梦》的附会”。接着，胡适就将这种“附会的红学”分作三派予以评介：
第一派即王梦阮、沈瓶庵，认为《红楼梦》“全为清世祖与董鄂妃而作，兼及当时诸名王奇女”。
第二派即蔡元培，认为《红楼梦》是“清康熙朝政治小说”，“本事在吊明之亡，揭清之失”。
第三派是乾隆年间就开始流行的“明珠家事”说，以贾宝玉为明珠之子纳兰性德。胡适对这三派一一作了批评之后，便“忠告”“爱读《红楼梦》的人”：“我们若想真正了解《红楼梦》，必须先打破这种牵强附会的《红楼梦》谜学！”
索隐《红楼梦》的“本事”始于乾隆时代，到了清末民初，已有多种说法，如说是金陵张侯家事、明珠家事、傅恒家事，以及顺治与董小宛等事。这其中，最有学术价值的当属蔡元培的说法。蔡元培在1915年撰写的《石头记索隐》中认为，《红楼梦》是“康熙朝政治小说”，所“本”的是康熙太子胤祁及明末清初江南的十二个名士等事。“作者持民族主义甚挚，书中本事在吊明之亡揭清之失，而尤于汉族名士仕清者寓痛惜之意。当时虑触文网，又欲别开生面，特于本书以上加以数层障幕，使读者有横看成岭侧成峰之状况”。他的索隐较此前的所有索隐都周详、审慎，鲁迅说是“旁征博引，用力甚勤”。
红学派为什么要索隐？其中当然有学术外之因素存在，例如政治斗争的需要；但《红楼梦》开篇就说书中有“真事隐”，因而试图揭发它所“本”何事，无可厚非，甚至实属必要。只不过旧红学派的索隐，尤其是蔡元培以前的索隐，绝大多数是些臆测附会，有害于学术发展，所以在倡导民主与科学的五四时代要批驳他们的谬误，理所当然。
二、胡适“新红学”的建立
胡适对“索隐红学”的抨击，是切中要害的。1922年，蔡元培发表《石头记索隐》第六版自序，对胡适的批评提出“商榷”。俞平伯随即发表《对于的批评》。随后，胡适发表《跋》（一）、（二），其（二）即是对蔡元培的答复。胡适的《红楼梦考证》问世后，新、旧红学展开了激烈的论争。赞同胡适的，大致认为他为红学提供了“考证”与“辨”的方法，有“伟大贡献”，“值得凌烟阁上标名”；反对胡适的，则认为他的考证难见作者“深心”，且小说不能等同自传，不能强加“附会”。值得提及的是，蔡元培读了胡适的《红楼梦考证》后并不服，撰写了《石头记索隐第六版自序》、《红楼梦本事辨证序》等文章与胡适商榷。他举王逸注《楚辞》为证，说明中国古代文学有影射事，索隐是“中国文人的习惯”；又举《品花宝鉴》、《儒林外史》等古典小说为例，说明索隐必不可少。他还辩解他的“索隐”并非臆测，而是用“三法推求”：“一，品性相类者；二，佚事有征者；三，姓名相关者。他说他指湘云是陈其年、惜春为严荪友，乃用第一法；指宝玉为胤、凤姐为余国柱，用第二法；指探春为徐健庵、宝琴为冒辟疆，用第三法。
红楼梦的历史篇7
说起“俎”，难免会想到司马迁《史记·项羽本记》中樊哙“人为刀俎，我为鱼肉”的感慨。然而太史公绝对想不到，“俎”字除了是个“刀砧板”外，还会成为一个姓氏。作为姓氏的“俎”念zǔ，也有念chuò，是百家姓之外的罕见姓氏。
关于“俎”姓的源头，最早的说法是起源于鲍俎氏。据考证，鲍俎氏是北魏时期少数民族的姓氏，孝文帝迁都洛阳后，对姓氏进行汉化改革，“鲍俎氏”就是在这个时期改为“俎”氏的。《魏书·官氏志》中记载：“后魏有鲍俎氏，俎氏为鲍俎氏所改”。
有趣的是，在河北磁县城北20里有一个黄鼠村，居民十有九个都姓“俎”。但黄鼠村的村民都将自己的姓氏读作“zhǔ”。和《辞海》、《新华字典》里的读音“zǔ”截然不同。那么，为什么会有这种读音的差异呢？说到这其中的缘由，就不得不提到“俎”姓的另一个起源。
根据《俎氏宗派家谱》中的记载，俎氏一族，祖先原本姓祝，居住在河北磁州（今河北磁县），为宋殿前都统祝靖。他的妻子是岳飞的姑母，岳飞遭秦桧谋害后，祝靖担心被株连，便改“俎”代“祝”。祝氏虽不得已而改姓，但改为“俎”，有取意“不忘祭祀祖宗，崇奉先人”的初衷，也体现出当时处境如“俎上肉”，受人欺凌压迫，无逃避余地的无可奈何。如此看来，黄鼠村的村民将“俎”读作zhǔ，实是有意而为。当地村民说，先人平常将姓氏读作“zhǔ”，是为不忘先祖；遇到官府登记就写“俎”，可免遭秦党所害。可见俎氏族人用心之良苦。
“俎”姓虽不为人熟知，但和大名鼎鼎的《红楼梦》却颇有些渊源。曹雪芹是这本世界名著的作者，已是世界公认的事情。但关于他的身份背景目前还是众说纷纭，终无定论。这其中，一种比较新鲜的说法让红学界颇为震动：《红楼梦》的作者系明末崇祯皇帝的太子朱慈烺。在明末战乱中，他和弟弟朱慈炯及奶妈、丫鬟一起逃到河北乐亭县的冯家哨，为隐藏身份，改名俎云阳。他号称是俎氏家族的第一人，寄寓以帝王之身祭天地先祖。而曹雪芹这个名字，也是他为隐藏朱姓所用的托名。
这个标新立异的观点来自一位俎姓的红学研究者：俎永湘。据他说，正是因为《红楼梦》和自己姓氏的密切联系，他才决定研究这本名著的。他历时14年著120万字的《红楼梦砧解》。用了各种历史、地理知识，证明《红楼梦》正是俎云阳隐居后，以隐喻的方式对明清之际历史的回顾和总结。“红楼梦”便是“朱楼梦”，是大明朝的梦，也是整个封建社会的梦。
红楼梦的历史篇8
【关键词】黄梅戏；《铁面金刚――金光悌审和|》；评赏
中图分类号：J82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7-0125（2017）01-0043-01
郭沫若先生说过，历史研究是“实事求是”，而史剧创作是“失事求似”。剧作家在创造剧本，并没有创造历史。历史上和|究竟由何人所审，在正史中并无确凿记载，如今可查阅到的相关文字资料也寥寥无几，但也有如《英山县志》中提到：金光悌“主持刑部二十余年，执法公平，不枉无辜，不纵有罪。任刑部尚书时，主审和|贪污大案，|托人夜送金八千，意欲托情免罪，光悌严词拒绝。”[1]正因如此，编剧依托这些资料充分发挥了想象力和创造力，将人物置于真实的历史时空之中，悉心揣摩人物的性格，审慎推测事件的细节，最大程度地顺应了历史真实，同时又加以艺术化的呈现，这一点是难能可贵的。
黄梅戏《铁面金刚》情节紧凑，引人入胜，塑造了一批性格鲜明的人物：执法如山的金光悌、贪婪狂妄的和|、勇敢隐忍的李洁、善良贤惠的金夫人……该剧的最大亮点在于将《红楼梦》的元素贯穿始终。《红楼梦》作为一本凝结了高超智慧与浓郁诗情的中国古典小说，与该剧反腐倡廉的现实题材本来没有紧密联系。然而，正因为和|与《红楼梦》鲜有人知的渊源，编剧将《红楼梦》融入此中，着实让人惊喜。历史上的和|将《石头记》改名为《红楼梦》，于是，该剧中，和|在家悠然自得地排演“红楼十二曲”，并沾沾自喜地自我吹捧：“雪芹十年石头记，我慧心一动点红楼。”此外，编剧将《红楼梦》中对人生的思索与剧中人物的命运相结合，可谓相得益彰。如和|被收监之后仰天长啸：“老天哪！真的应了那红楼一梦么。”随后唱道：“看穿的，及早抽身，痴迷的，枉送了性命。真可谓树倒猢狲散，落了个白茫茫大地真干净！”这一段唱词源自《红楼梦》，却恰到好处地吻合了人物当下的心境，让人忍不住拍手称绝。正因如此，使得《铁面金刚》区别于以往充满凛然正气的传统清官戏，平添了几分发人深省的哲思与缱绻幽然的诗意。
在该剧结尾，金光悌与和|发扬“书生意气”，在牢房中席地而坐，边饮边谈。这段谈话言辞简练犀利，却余味深长。对于因封建王朝君权至上而使得金光悌在整个剧中更像顺势而为的身份，和|毫不客气地点出：“你我都不过是皇上借子打子的一枚棋子”，但金光悌却坦然地以“何为忠何为奸，人心可鉴；何为廉何为贪，律法能勘”作答，字字铿锵。此处并没有一味地夸大人物在历史洪流中的作用，反而更有可信度，更让人钦佩。
《铁面金刚》的舞台调度可圈可点。舞美简洁大气，有时通过地面的高低区分人物身份的高低，一目了然，形象生动。动作戏的调度十分流畅，即便是人物繁杂的场面也丝毫不显凌乱，尤其可见导演的功力非同一般。如序幕中，演员依次上场打光念上一句台词，清晰地交代了事件核心的脉络和人物之间的关系。作为一出新编黄梅戏，除了采用黄梅戏的特色唱腔外，也引用了一些黄梅戏的传统元素，如该剧开头“师兄拉起师弟的手，就像观灯的小两口”便出自黄梅戏的经典传统小戏《观灯》。
剧中的主人公金光悌，由湖北省黄梅戏剧院的青年演员王刚担纲。他曾在黄梅戏《余三胜轶事》中独挑大梁，成功地融合了罗田东腔、汉剧、京剧，甚至鄂东民歌等不同唱腔。然而，向来擅长饰演小生的王刚在此戏中却需要压低嗓音，多用胸腔发声，才能展现剧中53岁金光悌的年龄特征，这确实是一大挑战。此外，因为剧本几经修改，加上受2016年7月份的洪灾影响，留给剧组排练的时间实际上还不到一个月。而在这部戏里，唱词有400多句，王刚一个人就占了266句。为了专心排练，他一个多月里一直住在英山，每天早、中、晚三班排练，中间几乎没有休息。
一直以来，黄梅戏大多旨在体现民间意趣和儿女情愫，而《铁面金刚》除了展现英山县的民俗风情外，更彰显了灵动大气的不凡格调。相信在进一步打磨之后，它能够更加完善，精益求精，成为黄梅戏舞台上的精品之作。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