居民生活满意度调研范文
时间：2023-11-26 20:34:14
居民生活满意度调研篇1
【关键词】 移民；住房条件；社区服务；生活环境；生活满意度
作为我国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1958年建设的全国三大磷矿生产基地之一的贵州开阳磷矿，在贵州省委省政府规划的“十二五”期间，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从原有的老工业生产模式积极转为可循环的生产模式，建立了“大水工业园”工业园区。为减少、减轻因历史原因乱采乱挖形成的地质灾害，以及工业生产对居民生活的影响，于2010年正式启动“开磷矿区地质灾害生态移民搬迁”项目，从根本上将受地质灾害隐患威胁的人口降到最少，推动和谐矿山建设和可持续发展。
移民涉及多方面问题，其中移民的生活安置是衡量移民成败的标准。移民生活安置是对移民工作效果的社会评价，是对整个移民过程的效果进行整体性衡量和判别的标准，也是为实际移民工作提供的规范化参照体系，不仅能对以往研究起到有效累积的作用，也能在政策制定中发挥广泛的前瞻性预测作用，更能对以后的大型工程移民起到拨正、引导和评估的作用，从而最大程度地消除实践与知识之间的鸿沟。[1]因此，深入研究移民中的生活现状对于搞好移民工作，促进社会稳定具有重要意义。
本文选择移民的生活安置作为研究的重点，期望利用相关调查资料来研究已经搬迁的移民家庭在搬迁后的生活安置现状，通过对已移民搬迁的居民和未搬迁的居民的生活满意度的对比调查，分析城镇移民家庭的生活安置状况，以及移民对自己生活安置的满意度，了解移民搬迁存在的问题，希望对西部大开发所带来的诸如工业区移民问题的解决有所作用。
一、研究方法
1、研究对象
以开阳磷矿和规划后的搬迁住地开阳县环湖开磷小区中的居民为研究对象，采取抽样调查的方法，抽取120名居民进行调查，发放问卷120份，回收问卷106份，剔除无效问卷14份后，获得有效问卷106份，有效回收率为88% 。在本次调查中，62份来自未搬迁居民，44份来自开阳新住户。（被试类别详见表1）
2、研究工具
本研究选用生活满意度量表的分量表B（LSIB），[2]并根据研究被试本身及其所在地区的特点进行了一定的修订。问卷由19个题目构成，分为居住条件、社区服务、生活环境等三个维度。本研究中问卷的系数为0.818。
3、施测过程与统计分析
本研究在对以往国内研究进行文献调查的基础上，主要采用问卷法、个别访谈法和走访方法对调查地区进行分批测量，再汇总整理获得有效问卷。数据处理采用SPSS19.0分析软件，主要包括描述统计，独立样本t检验，单因素方差分析，相关和回归分析等。
二、结果
1、移民生活满意度的性别、文化程度、年龄差异比较
在经过独立样本t检验及方差分析处理后的数据表明，移民总体生活满意度及住房条件、社区服务、生活环境三个维度在性别变量上均未存在差异；而在年龄变量上，移民总体生活满意度存有显著差异（F=4.06， P=0.009），且55～75和75～95岁的移民总体生活满意度高于15～35和 35～55岁的移民；同时，在文化程度变量上，移民的生活满意度（F=3.58， P=0.017）和社区服务（F=3.77， P=0.013）两个因子均存在显著差异，且小学、初中文化程度移民的总体生活满意度以及所知觉的社区服务水平显著高于高中、大学文化程度的移民。
2、移民与未搬迁居民的生活满意度的差异比较
研究数据表明，移民家庭在社区服务、生活环境及总体满意度方面都要优于未搬迁的居民。在社区服务、生活环境方面，开阳的移民居住地都得到了较大幅度的改善，移民家庭对此现状比较满意。
3、移民总体生活满意度与各因子的相关分析
数据结果显示，移民总体生活满意度与住房条件、社区服务、生活环境各维度均存在显著正相关（P
4、移民总体生活满意度与各因子的回归分析
由表4可见，以移民总体生活满意度作为因变量时，依次进入回归方程的是社区服务和住房条件，总体的解释率为21%，两个变量的解释率依次为17%和4%。
三、讨论
1、移民生活满意度的性别、文化程度、年龄差异
本研究发现，移民生活满意度存在小学、初中文化程度显著高于高中、大学文化程度的情况，具体表现社区服务维度上。这表明文化程度较高的居民更注重社区服务的水平和完善，较之小学、初中文化程度的人，对生活有着更高的要求。另外，研究结果还表明，55～75和75～95岁的移民总体生活满意度显著高于15～35和 35～55岁的移民，这与Spann.M、Molock.SD不同年龄组待迁移民心理应激的研究结果相似。[3]分析其原因可能是：和老年人相比，年轻一辈面对的生活压力及负面情绪较多，对物质和精神生活的追求也多，因此，对住房条件和生活环境的要求也就越高，这在访谈中得到了印证。
2、移民与未搬迁居民的生活满意度的差异比较
在移民总体生活满意度和各维度的相关分析和回归分析中，数据分析显示，生活环境、住房条件、社区服务三个维度与移民总体满意度均存有显著高相关。其中，社区服务这一维度对移民总体生活满意度的解释率最高。然而，在移民与未搬迁居民的生活满意度的差异比较中，只有社区服务和生活环境存有显著差异。究其原因，有以下几点：（1）在住房条件方面，对于移民搬迁住房问题的解决办法，2010年开磷地质灾害生态移民领导小组的搬迁方案一号文件有详细的实施细则，按搬迁批次为一个单位，每户居民派代表进行抓阄摇号选房，家庭成员中有颈部以下瘫痪，依靠轮椅出行的可优先选房，体现了以人为本的原则，并且新住房按原住房大小置换，多余部分再以优惠价购置，如不想置换选到的住房，可以等息烽的置换房再摇号换取，因住房安排的公证合理，两地居民对于住房条件的满意度没有发生明显变化；（2）在社区服务方面，因为居民搬迁时是按原家属区来进行的，这就致使原本的社区服务受到影响，如，居民都享有医疗保障补贴的待遇，但生活在移民新区县郊的居民们求医略有不便。但经过政府增加了相关基层医疗机构，使得社会服务工作得到了显著改善，移民享受到了更加完善的社区服务；（3）在生活环境上也表现出了明显的差异，原居民对于多年矿山的乱采乱挖所造成的地质灾害深有体会，泥石流，山体滑坡和洪水经常发生，还有新建设的“大水工业园”虽可进行可持续生产，但工业废气造成的空气污染还是严重影响了矿区居民的健康。因此，这次搬迁安排细则，也将搬迁按离工业园由近到远的顺序进行安排，让最易受到影响的居民早日搬离。与此同时，开阳移民安置地在绿化环境上下了功夫，临近环湖公园，依山傍水。
四、建议
生活上人们最关心的是住房及环境条件。物质丰富、生活和谐是人人都希望的。贵州开阳磷矿进行的移民搬迁安排虽然是真实有效的，但在管理安排上也有漏洞，移民在某些方面的满意度并不理想。针对本次研究的结果，提出以下相关建议：
在住房方面，工程建设要保质保量，着重基础设施。如贵州冬天气候潮湿阴冷，易有凝冻天气，对住房的隔热保暖，水管和配电线路的规划和质量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必须把搬迁移民款用在刀刃上。这需要政府的监督、建设方的自律。
在社区服务方面，存在医疗方面的缺乏，还在矿区的居民对于社区工作的意见和环境改善的要求。为增加移民居民对社区医疗服务的利用，建议相关部门领导对移民居民多做走访调研，实时了解居民的医疗需求，设立社区医疗门诊。组织当地居民和医生与移民多进行交流，促进相互信任，对经济特别困难者、突发大病者、严重意外事故患者给予医疗救助。[4]基层医生根据移民卫生习惯和饮食气候改变对移民进行健康教育和医疗服务辅导，可以收到很好效果。
在生活环境方面，我们要清醒意识到，大力发展工业并不是牺牲环境，反而环境才是我们更应该关注的，经济发展富了人民但不能以人民的健康为代价，贵州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不能因工业发展而遭到破坏，居民生活依仗的不仅是经济的发展，还有生活环境。生态移民工作必须根据资源环境容量及其资金投入状况科学规划移民规模及进度。[5]
从本次调查中，我们发现移民与非移民各项比较差别都不大，说明今后移民安置还是尽量选择就近当地安置，不仅是人文环境，更多的是心理归属感的问题。虽然有很大可能外迁到富裕发达的地区，但社会环境的巨大改变，以及居住、生活、医疗、工作等方面的问题不能得到及时、圆满的解决，对移民心理和生活都会产生冲击，引起适应困难。因此，政府也应从移民的角度出发，尽最大努力改善移民生活中的各方面问题，切实保证移民的利益。
【参考文献】
[1] 何贤举.三峡移民可持续发展研究探究[D]重庆：西南大学，2005.
[2] 汪向东，王希林，马弘.心理卫生评定量表手册[J].中国心理卫生杂志，1999（增刊）35-38.
[3] Spann M，Molock SD， Barksdale C.Suicide and African American teenagers：risk factors and coping mechanisms[J].Suicide Life Threat Behavior，2006.36（5） 553-568.
[4] 袁长海，史瑞峰.三峡移民与当地居民生活满意度、健康状况与医疗服务利用比较[J].中国卫生政策研究，2012.5（1）56-61.
居民生活满意度调研篇2
关键词：幸福感；影响因素；二元Logistic回归
中图分类号：F1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596（2017）04-0067-04
一、幸福感影响因素研究现状
古希腊时期梭伦将中等财富视为幸福应具备的五个要素之首，莱德博在20世纪60年代的研究也表明，高收入者体验到较多的正向情感，而低收入者体验到较多的负向情感。此后，便展开了在国家内和国际间对收入与主观幸福感关系的研究。西方对SWB的研究始于20世纪50年代，经历了研究的描述阶段和理论建构阶段，目前已经进入了理论深化阶段。
学者苗元江（2004）认为幸福首先必须有物质生活条件，性别、文化、目标、健康、婚姻与人际关系都影响着幸福感。学者陈有真、贾志永、周庭锐（2009）从幸福感的内涵和结构出发，认为影响幸福感的因素包括：人格特质因素、社会人口因素、经济因素、情形性因素和体制性因素五大类。学者王健、孟庆跃、Winnie Yip等人（2009）通过对调查数据采用Logistic回归分析发现文化程度、相对经济状况、失眠状况、心情抑郁和时间压力对农村居民的主观幸福感有影响。学者温晓亮、米健、朱立志（2011）则通过对世界价值观调查数据中1990―2007年的中国部分数据进行分析后发现：近20年来中国居民的主观幸福感呈下降趋势，性别、年龄、健康、婚姻、教育和工作，以及相对收入和社会失范都影响着主观幸福感。学者边燕杰、肖阳（2012）从生命历程论、社会融合论、地位分化论的视角分析对中英两国居民的主观幸福感进行比较分析，认为年龄、健康、地位分化、社会融合程度影响居民主观幸福感，且英国居民的主观幸福感平均水平高于中国居民。学者刘美秀、王夏华、汪正忠（2013）通过对CGSS2006的数据进行统计分析，认为教育水平对幸福感的影响先呈现促进效应后转变为抑制效应。学者陈文、陈华（2013）通过问卷调查研究发现，经济收入与居民的主观幸福感有关系，但与幸福并无必然联系。而居住环境、睡眠时间、健康状况和社会支持是影响其主观幸福感指数的4个主要因素。学者陈志霞、李启明（2013）采用主观、心理和社会幸福感综合幸福感量表分析发现，不同城市类型、社区类型、文化程度、婚姻状态的居民幸福感具有不同的特点，经济收入、人格特征、社会支持和城市管理是影响城市居民幸福指数的重要因素。学者徐映梅、夏伦（2014）从“收入-幸福悖论”现象出发，基于人口学、经济、家庭、工作、人际关系和情感等因素的综合分析框架分析，发现协调好经济与居民需求之间的关系能够切实提升居民主观幸福感。学者党云晓、张文忠、余建辉等人（2014）以北京为例，基于大规模问卷调查和个体主观幸福感影响因素框架的分析发现：不同社会经济属性个体的主观幸福感差异明显，户籍归属地、制度因素、工作时间和迁居对个体幸福感均有显著影响。学者杨东亮、韩枫（2015）基于京津冀地区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发现：流入地区差异、教育程度、流动距离对幸福感有显著影响，而性别、年龄、户口、流入时间则没有显著性影响。学者杨建科、雷鸣、张磊、边燕杰（2016）基于对2010年的西部综合调查数据的实证分析，发现西部居民与东部相比，幸福感总体不高。认为身心健康、身份特征、地位差和社会融合依然是影响西部居民幸福感的重要变量，是从更高层次上影响西部居民幸福感的重要维度。2016年，学者孙计领在《“新常态”下政府如何提高人们的幸福感》一文中利用中国数据调查（CGSS）2013年的数据，通过实证的手段研究了民生满意度对于居民幸福感的影响因素，研究表明提高收入并不一定能够一直提升居民的幸福感，但提升居民满意度是提升幸福感的一个非常稳健的方式。在影响民生满意度的微观个体因素中，公共服务充足度、均衡度、便利度、普惠度的满意状况对于民生满意度均有显著的正面影响；收入和民生满意度呈倒U关系；受教育程度、阶层认同和主观家庭经济地位对于民生满意度有显著的负面影响。
综合而言，现有的关于幸福感影响因素的研究，大都认为经济收入、教育程度、户籍归属地、生活满意度以及阶层认同等是影响居民幸福感的主要因素。所以，本文以CSS2013的调研数据为基础，以农村居民为研究对象，归纳已有的关于幸福感影响因素的研究成果，选取社会人口因素、经济因素、个人主观感受因素三个维度，15个因素作为自变量，采用二元Logistic主成分回归，对影响因变量幸福感的自变量直接进行剔除，只保留影响因素。
二、研究设计与变量测量
（一）数据来源与样本概况
本文主要采用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于2013年所做的“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CSS2013）数据，该调查采用概率抽样的入户访问方式，调查区域覆盖了全国3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2013年最终获得样本10206个。我国西部区域包含12个省、市、自治区，本文主要研究的对象是西部地区，但由于CSS2013年的调查数据未包含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所以本研究的对象是内蒙古、陕西、甘肃、青海、宁夏、四川、重庆、贵州、云南、、广西11个西部地区。删去缺失值之后有效样本为6968，样本构成基本情况如表1所示。
（二）测量变量
1.因变量。本研究的因变量是居民幸福感，在CSS2013调查问卷中，关于居民幸福感的问题是“总的来说，我是一个幸福的人，您同意这个说法吗？”一共有7个备选项，分别是：1表示“非常不同意”，2表示“不同意”，3表示“不太同意”，4表示“比较同意”，5表示“同意”，6表示“非常同意”，8表示“不好说”。在这里，我们将比较同意、同意和非常同意的选项归为“幸福”，将其余的选项归为“不幸福”。所以，本文研究的因变量为一个二分类变量。
2.自变量。本文在此选取了社会人口因素、经济因素以及个人主观感受三个维度共14个自变量来分析影响农村居民幸福感的因素，自变量的具体情况如表2所示。
三、研究结果
结果如表3所示，教育程度、婚姻状况、养老保险、医疗保险、阶层意识、对未来的预期、生活满意度、居住地环境满意度是影响农村居民幸福感的主要因素。性别、年龄、家庭人口数等社会人口因素并未通过显著性检验，对农村居民的幸福感不产生影响。学历越高，其幸福感越高，但是对于农村居民而言，教育程度的影响不是很大，这可能和农村居民对于教育的认识有关。长期以来，农村地区因为教育资源、教育机会以及家庭经济的影响，“读书无用论”依然长期存在，很多人并未接受更高的教育，再加上周围人接收教育的水平没有太大的差异，农村居民主观上的对比并不强烈，所以致使教育水平的影响程度不太高；有配偶居民的幸福感要明显高于无配偶居民的幸福感，且结果显示，婚姻状况是影响农村居民幸福感比较重要的因素。在经济因素中，家庭收入和家庭收支情况都并未通过显著性检验，这也一定程度上也验证了学者陈文、陈华的研究，经济收入对于居民主观的幸福感有影响，但是对幸福并无影响；是否有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也是影响农村居民幸福感的主要因素，长期以来，农村地区一直存在着“看病难、看病贵”的现象，人们的医疗支出占了总支出很大的一部分，致使农村居民在其他方面可用的资产减少，一旦医疗和养老的压力有所减轻，对于农民幸福感的提升影响很大；个人主观感受因素方面，农村居民的阶层意识对于农民幸福感的影响很大，自我归结为社会上层的农民相比于自我感觉为下层的居民幸福感更高；对未来充满希望和信心、预期高的居民其幸福感更高；生活满意度越高，幸福感越高；对居住地环境越满意，其幸福感越高。影响农村居民幸福感主要因素的程度从高到低依次为：阶层意识（1.237）、婚姻状况（0.655）、生活满意度（0.524）、对未来的预期（0.395）、医疗保险（0.243）、养老保险（0.217）、居住地环境满意度（0.073）和教育程度（0.018）。
四、结论
居民生活满意度调研篇3
一、调查对象的基本情况：
1.调查地点：珠海市拱北区，珠海市香洲区邮政大厦附近居民
2.调查对象：珠海市拱北区华达花园部分居民、文华书店部分顾客、珠海市香洲区邮政大厦部分居民
3.调查内容：个人基本资料包含性别、年龄段、受教育程度等，其他如生存状况满意度(如职业、收入、社会保障等)、生活质量满意度(如健康状况、居住状况、医疗状况、教育状况等)、精神紧张程度、心态等、人际以及个体与社会的和谐、主观幸福感状况，对目前状态是否满意、最关注的社会问题等等。
4.调查方法：随机走访调查、问卷、采访、参考资料。问卷均采用选择题形式，分为单选和多选。本次调查共发出问卷50份，实际回收的有效问卷为50份，有效回收率为100%。在此基础上进行数据汇总并获取了所有有效被调查的居民基本资料，如性别、年龄段等。
二、基本经验：
1.随机走访调查，应有礼貌，出示相关证件（如学生证），表明用意，避免不必要的误会；
2.不是每一次的随机调查都会一帆风顺，遇到更多的是闭门羹，是挫折，十分需要我们发扬锲而不舍的精神，善始善终，坚持就是胜利！
三、存在的基本问题：
1.随机走访调查，遇到很多闭门羹，还好越挫越，勇坚持下来；
2.调查数据统计单调、枯燥无味。
四、结果与分析：
1.基本统计学数据结果
本次调查一共发放调查问卷50份，剔除无效问卷共回收有效问卷50份。对调查的学生统计学变量所得数据进行统计后
2.总体分析：
根据上表的调查结果显示：接受调查的居民对作为珠海人的身份认同感，感到强烈认同的占20%，感到认同的占58%，然而没有归属感的占14%，这说明为数众多的珠海居民认同自己的珠海人的身份，深深印上珠海人的烙印。感觉自己家庭生活幸福度非常满意率为18%，满意率为64%，一般占12%，不满意占4%，很不幸福为0%。对目前的幸福感打分，32%的珠海居民打91~100分，24%的珠海居民打81~90分，20%的珠海居民打71~80分，24%的珠海居民打61~70分，4%的珠海居民低于60分
调查数据说明随着珠海经济的快速发展，人民生活水平得到了明显改善，许多居民都感到生活幸福。从调查对象的分类看，有以下特点。
女性居民幸福指数高于男性，女性居民平均幸福指数为91.42高于男性居民平均幸福指数的82.41。对目前的幸福感，16%女性居民打91~100分，然而14%男性居民打91~100分；16%女性居民打81~90分，然而10%男性居民打81~90分；10%女性居民打71~80分，12%男性居民打71~80分；女性居民没打低于71~80分，然而20%男性居民打61~70分，2%男性居民打低于60分。
年轻居民幸福指数高于中、高年龄居民。18－25岁居民的家庭生活幸福指数(包括非常幸福，幸福)最高为79.1%，一般的为13.6%，不幸福的为3.4%，26－35岁的居民认为自己家庭生活幸福指数(包括非常幸福，幸福)为62.5%，一般的为37.5%，不幸福的为0%;36－45岁居民自己家庭生活幸福指数(包括非常幸福，幸福)占60%，一般的为37.5%，不幸福的为2.5%;46－55岁居民自己家庭生活幸福指数(包括非常幸福，幸福)占57%，一般的为53%，不幸福的为0%;56－65岁居民自己家庭生活幸福指数(包括非常幸福，幸福)占66.6%，一般的为33.4%，不幸福的为0%;66岁以上居民自己家庭生活幸福指数(包括非常幸福，幸福)占58.6%，一般的为33.4%，不幸福的为8%。高学历居民幸福指数高于其他学历居民。学历越高幸福指数越高。大专、本科及以上居民认为自己生活幸福的占88%；高中以下学历为76%。
家庭月均收入高的居民幸福指数高于家庭月均收入低的居民。家庭月均收入在2000－4000元的居民认为自己生活幸福的占68.4%；家庭月均收入在4000－6000元的居民认为自己生活幸福的占66.7%；家庭月均收入在6000－8000元的居民认为自己生活幸福的占80%；家庭月均收入在8000－10000元的居民认为自己生活幸福的占80%；家庭月均收入在10000－15000元的居民认为自己生活幸福的占83%；家庭月均收入在15000－20000元的居民认为自己生活幸福的占85%；家庭月均收入在20000元以上的居民认为自己生活幸福的占66.7%。这表明在当前生活条件下，居民收入直接影响着对幸福的感受。挣到“钱”才能挣到“幸福”，但是也应当看到，也不是越有钱，人们的生活就越幸福。
3.分析影响居民幸福指数的因素
（一）居民觉得幸福的主要因素
1)生活水平提高。居民对目前生活水平满意的占57%，觉得一般的占20%，不满意的占23%。居民的消费水平不断提高。衣、食、住、行都有了不同层次的追求，许多家庭买了汽车，购买汽车的梦想对许多家庭已经不是遥不可及的梦想了。居民收入增长。居民对家庭月收入满意率为32%，一般占42%，不满意占24%。居民收入是生存的前提，幸福的源泉，和谐的基础。他们认为，家庭收入稳步增加，日子一天比一天好，这些都是多年来的期盼。
3)住房条件改善。居民对目前住房满意率（包括为非常满意和满意）为44%，一般占36%，不满意占14%，非常不满意占4%。他们的住房环境、房屋质量都得到了不同程度的改善，生活压力和负担也相对少了许多。
4)家庭和睦幸福。居民对自己的家庭满意的占非常幸福率为18%，幸福为64%，一般占12%，不幸福占4%，很不幸福为0%。家庭和睦也是影响幸福指数的重要因素，家庭和睦也受很多方面的影响，经济的发展，生活水平的提高，很大程度上也影响了家庭的和睦幸福。
5)健康水平提高。随着收入水平增加，生活改善，珠海的医疗卫生事业发展，居民的健康水平显著提高。城市居民对自己的健康水平非常满意为10%，满意为70%，一般占14%，不满意仅占6%。这表明珠海市各项医疗普惠政策的有效实施，为广大群众病有所医提供了保障，使他们感受到身体健康、生活幸福。居住环境优化。居民对社区环境非常满意率为10%，满意率为28%，一般占48%，非常不满意占8%，不满意占6%。他们认为居住地的治安、绿化、卫生等方面与过去相比有了很大改观，但是也仍需要进一步加强。
7）珠海市的安全感（包括社会治安、人身财产安全等）。8%的居民感到很有安全感，56%的居民感到有安全感，38%的居民感到安全感不强，0%的居民感到没有安全感。珠海的社会治安总体令人满意，珠海居民感到有安全感。
（二）居民觉得不幸福的主要因素
调查对象最关注的社会问题是社会公平正义、人均可支配收入差距、社会保障体系、房价、医疗、教育公平、下岗再就业、社会安全、食品安全分别占44%、46%、50%、46%、60%、42%、28%、30%，46%从中可以看出，珠海市的居民最关注的社会问题中，教育公平首当其先，其次是社会保障体系，再者是食品安全、人均可支配收入差距、房价是关键因素之一。
1）物价增长过快。居民对目前的物价水平不满意率为64%，满意率为28%，其他未说明的占8%。物价水平与我们生活息息相关，与幸福指数紧密相连。物价增长过快导致物价不稳定，也直接影响着居民的幸福指数。
2）城市房价居高不下。居民对城市房价最不满意，满意率占13%，比重占70%，其他未说明的占7%。珠海虽然不是个大城市，但房价也高，房价未公开透明，有些地方价格和价值严重背离。住房问题也是影响居民幸福指数的因素之一。
3）工作职业满意率低。居民对工作职业现状非常满意率为10%，满意率为32%，一般占42%，不满意占8%，非常不满意占6%。珠海市居民的工作职业满意率不高。城市行业、职业工作人员的收入的差距，对居民工作环境和从事职业的满意度和幸福感有着很大影响。
五、对提高珠海市居民幸福指数的建议：
通过这次调查发现，影响居民幸福指数的因素有很多，造成居民之间幸福指数差异的因素也有很多，如收入、住房、生活、工作、健康、家庭、物价等各方面都会影响珠海市居民幸福指数。
珠海市近几年的发展可以看出珠海市的发展状况很好，但城市居民的幸福指数也反映出了很多问题，如收入、住房、生活、工作、健康、家庭、物价等。通过对这些问题的分析和总结也是可以推动该市经济的发展，总之，我觉得这方面需要很大程度上依靠政府。下面是对这次社会调查的作出的一些总结，以及建议和措施：
1、增加居民收入。这主要要靠政府，加快推进经济的发展，促进该市城居民充分就业。结合珠海市现时的产业基础和土地资源状况，在推动现有一些企业增资扩产、提升水平的同时，扩大就业机会和空间。加快社区商业布局发展，扩大其城市居民就业渠道。也可以激励群众自主创业，提高其城市居民收入。
2、正确引导经济发展。目前在经济方面居民表现最不满的是物价和房价，政府要发挥宏观调控作用，正确引导经济发展，政府还要充分了解居民生活的现状，并采取相应的措施，每个地方的经济发展水平不同，所以应对的措施也不同。
3、提高居民健康水平。都说健康是福，很多因素影响居民健康，比如生活条件，医疗条件，工作压力等。居民生活条件好了，生活水平提高了，工作压力小了，居民区的医疗条件好了，也会影响到居民的幸福指数，居民的幸福指数也会有所提高。
4、提高居民文化水平。根据这次调查可以发现，居民的文化水平也会影响居民的幸福指数，居民文化水平高低会直接影响到居民的就业问题和精神文化素质，也会影响到他们自身的收入、生活、工作、健康等方面的问题。
统计表
1.调查对象性别:男性占58%，女性42%。
2.调查对象年龄段:随机调查的居民在18－25岁年龄段的为36%，26－35岁年龄段占16%，36－45岁年龄段为0%，46－55岁年龄段为2%，56－65岁年龄段为2%，66岁以上年龄段为4%，
3.调查对象受教育程度是：初中及以下为26%、高中或中专为48%、大专占14%、本科为14%、硕士及研究生为0%、博士为0%。
4.调查对象中职业是公务员、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含文教卫研究单位）、企业管理人员、工程技术人员、工人及商业服务人员、军人、其他分别是12%，18%，18%，2%，14%、2%、58%。
5.调查对象的家庭2011年月平均收入（指全部收入）大约是：家庭月均收入1000＿2000元为0%，家庭月均收入2000－4000元为36%，家庭月均收入4000－6000元为24%，家庭月均收入6000－8000元8%，家庭月均收入8000－10000元20%，家庭月均收入10000－15000元为2%，家庭月均收入5000－20000元占2%，家庭月据收入20000元以上为2%，
6.调查对象对其目前的家庭月收入水平是否满意度:非常满意率为4%，满意率为28%，一般占42%，不满意占24%。
7.2011年调查对象的家庭主要投资选择是（多选题）：房产、股票、银行存款、子女教育、健康、其它分别为28%、30%、32%、30%、28%、34%。
8.调查对象对其现在的职业的满意度：非常满意率为10%，满意率为32%，一般占42%，不满意占8%，非常不满意占6%。
9.调查对象对其现在的住房条件的满意度:非常满意率为8%，满意率为36%，一般占36%，不满意占14%，非常不满意占4%。
10.调查对象对其居住地的社区环境（包括绿化、净化、文化等）的满意度：非常满意率为10%，满意率为28%，一般占48%，非常不满意占8%，不满意占6%。
11.调查对象对居住在珠海的安全感（包括社会治安、人身财产安全等）：8%的居民感到很有安全感，56%的居民感到有安全感，38%的居民感到安全感不强，0%的居民感到没有安全感。
12.健康水平提高。随着收入水平增加，生活改善，珠海的医疗卫生事业发展，居民的健康水平显著提高。城乡居民对自己的健康水平非常满意为10%，满意为70%，一般占14%，不满意仅占6%。
13.调查对象对珠海医疗条件和医疗服务的满意度：非常满意率为2%，满意率为38%，一般占40%，不满意占6。各项医疗普惠政策的有效实施和医疗服务有改善，为广大群众病有所医提供了保障，但仍待提高，为珠海居民创造个好的医疗环境。
14.家庭和睦幸福。调查对象感觉其的家庭生活幸福度非常幸福率为18%，幸福为64%，一般占12%，不幸福占4%，很不幸福为0%。
15.调查对象对其的事业取得的成就满意度：非常满意率为4%，满意率为26%，一般占36%，不满意占14%。
16.调查对象对其的业余生活满意度：非常满意为10%，满意率为62%，一般占36%，不满意占2%。
17.调查对象对其的人际交往满意度：非常满意率为14%，满意率为72%，一般占22%，不满意占0%，说不清楚占0%。
18.与过去相比，今年的精神紧张程度变化:42%的居民认为压力更大，8%的居民认为压力更小，34%的居民认为没什么变化，0%说不清楚。
19.对未来的幸福的信心程度。78%的居民坚信自己的未来将会比现在更幸福，18%的居民认为变化不大，0%认为不幸福，4%少数的居民则对自己未来的表示没想过.
20.调查对象最关注的社会问题是社会公平、正义、人均可支配收入差距、社会保障体系、房价、医疗、教育公平、下岗再就业、社会安全、食品安全分别占44%、46%、50%、46%、60%、42%、28%、30%、46%。
21.调查对象对作为珠海人的身份认同感，感到强烈认同的占20%，感到认同的占58%，然而没有归属感的占14%。
22.对目前的幸福感打分，32%的珠海居民打91~100分，24%的珠海居民打81~90分，20%的珠海居民打71~80分，24%的珠海居民打61~70分，4%的珠海居民低于60分
幸福指数调查问卷数据分析
1.调查对象性别:男性占58%，女性42%，调查对象男性多过女性，男女比例接近1:1。
2.调查对象年龄段:随机调查的居民在18－25岁年龄段的为36%，26－35岁年龄段占16%，36－45岁年龄段为0%，46－55岁年龄段为2%，56－65岁年龄段为2%，66岁以上年龄段为4%，珠海居民以18－25岁年龄段居多，年轻化，富有活力，劳动力丰富。
3.调查对象受教育程度是：初中及以下为26%、高中或中专为48%、大专占14%、本科为14%、硕士及研究生为0%、博士为0%。接受调查的居民文化素质不是很高，受教育程度多为高中或中专。
4.调查对象中职业是公务员、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含文教卫研究单位）、企业管理人员、工程技术人员、工人及商业服务人员、军人、其他分别是12%，18%，18%，2%，14%、2%、58%，调查的居民中以其他的职业较多，其次是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含文教卫研究单位）、企业管理人员。
5.调查对象的家庭2011年月平均收入（指全部收入）大约是：家庭月均收入1000＿2000元为0%，家庭月均收入2000－4000元为36%，家庭月均收入4000－6000元为24%，家庭月均收入6000－8000元8%，家庭月均收入8000－10000元20%，家庭月均收入10000－15000元为2%，家庭月均收入5000－20000元占2%，家庭月据收入20000元以上为2%，居民的家庭2011年月平均收入（指全部收入），多数集中在2000－6000，收入不是很高。
6.调查对象对其目前的家庭月收入水平是否满意度:非常满意率为4%，满意率为28%，一般占42%，不满意占24%。这说明大多数居民对目前的家庭月收入水平不是很满意。
7.2011年调查对象的家庭主要投资选择是（多选题）：房产、股票、银行存款、子女教育、健康、其它分别为28%、30%、32%、30%、28%、34%。居民的家庭主要投资以健康为先，其次是股票、银行存款、子女教育，说明珠海居民的投资的多元化性，健康意识增强。
8.调查对象对其现在的职业的满意度：非常满意率为10%，满意率为32%，一般占42%，不满意占8%，非常不满意占6%。珠海市居民的工作职业满意率不高。
9.调查对象对其现在的住房条件的满意度:非常满意率为8%，满意率为36%，一般占36%，不满意占14%，非常不满意占4%。居民的住房条件仍待改善提高，为居民提供一个更加舒适的环境。
10.调查对象对其居住地的社区环境（包括绿化、净化、文化等）的满意度：非常满意率为10%，满意率为28%，一般占48%，非常不满意占8%，不满意占6%。居民的社区环境仍待改善提高，为居民提供一个更加舒适的环境。
11.调查对象对居住在珠海的安全感（包括社会治安、人身财产安全等）：8%的居民感到很有安全感，56%的居民感到有安全感，38%的居民感到安全感不强，0%的居民感到没有安全感。珠海的社会治安总体令人满意，珠海居民感到有安全感。
12.健康水平提高。随着收入水平增加，生活改善，珠海的医疗卫生事业发展，居民的健康水平显著提高。城市居民对自己的健康水平非常满意为10%，满意为70%，一般占14%，不满意仅占6%。表明珠海市各项医疗普惠政策的有效实施，为广大群众病有所医提供了保障，使他们感受到身体健康、生活幸福。
13.调查对象对珠海医疗条件和医疗服务的满意度：非常满意率为2%，满意率为38%，一般占40%，不满意占6。各项医疗普惠政策的有效实施和医疗服务有改善，为广大群众病有所医提供了保障，但仍待提高，为珠海居民创造个好的医疗环境。
14.家庭和睦幸福。调查对象感觉其的家庭生活幸福度非常幸福率为18%，幸福为64%，一般占12%，不幸福占4%，很不幸福为0%。家庭和睦也是影响幸福指数的重要因素，家庭和睦也受很多方面的影响，经济的发展，生活水平的提高，很大程度上也影响了家庭的和睦幸福。
15.调查对象对其的事业取得的成就满意度：非常满意率为4%，满意率为26%，一般占36%，不满意占14%。珠海居民的事业满意率低。
16.调查对象对其的业余生活满意度：非常满意为10%，满意率为62%，一般占36%，不满意占2%。这表明大多数的居民的业余生活丰富，多姿多彩。
17.调查对象对其的人际交往满意度：非常满意率为14%，满意率为72%，一般占22%，不满意占0%，说不清楚占0%。珠海居民的人际交往关系良好。
18.与过去相比，今年的精神紧张程度变化:42%的居民认为压力更大，8%的居民认为压力更小，34%的居民认为没什么变化，0%说不清楚。这说明大部分居民的压力增大。
19.对未来的幸福的信心程度。78%的居民坚信自己的未来将会比现在更幸福，18%的居民认为变化不大，0%认为不幸福，4%少数的居民则对自己未来的表示没想过，这说明大多数的珠海居民对未来抱有很大的信心，乐观，充满希望。
20.调查对象最关注的社会问题是社会公平、正义、人均可支配收入差距、社会保障体系、房价、医疗、教育公平、下岗再就业、社会安全、食品安全分别占44%、46%、50%、46%、60%、42%、28%、30%，46%从中可以看出，珠海人最关注的社会问题中，教育公平首当其先，其次是社会保障体系，再者是食品安全、人均可支配收入差距是关键因素之一。21.调查对象对作为珠海人的身份认同感，感到强烈认同的占20%，感到认同的占58%，然而没有归属感的占14%，这说明为数众多的珠海居民认同自己的珠海人的身份，深深印着珠海人的烙印。
22.对目前的幸福感打分，32%的珠海居民打91~100分，24%的珠海居民打81~90分，20%的珠海居民打71~80分，24%的珠海居民打61~70分，4%的珠海居民低于60分
幸福指数调查问卷数据分析
1.调查对象性别:男性占58%，女性42%，调查对象男性多过女性，男女比例接近1:1。
2.调查对象年龄段:随机调查的居民在18－25岁年龄段的为36%，26－35岁年龄段占16%，36－45岁年龄段为0%，46－55岁年龄段为2%，56－65岁年龄段为2%，66岁以上年龄段为4%，珠海居民以18－25岁年龄段居多，年轻化，富有活力，劳动力丰富。
3.调查对象受教育程度是：初中及以下为26%、高中或中专为48%、大专占14%、本科为14%、硕士及研究生为0%、博士为0%。接受调查的居民文化素质不是很高，受教育程度多为高中或中专。
4.调查对象中职业是公务员、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含文教卫研究单位）、企业管理人员、工程技术人员、工人及商业服务人员、军人、其他分别是12%，18%，18%，2%，14%、2%、58%，调查的居民中以其他的职业较多，其次是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含文教卫研究单位）、企业管理人员。
5.调查对象的家庭2011年月平均收入（指全部收入）大约是：家庭月均收入1000＿2000元为0%，家庭月均收入2000－4000元为36%，家庭月均收入4000－6000元为24%，家庭月均收入6000－8000元8%，家庭月均收入8000－10000元20%，家庭月均收入10000－15000元为2%，家庭月均收入5000－20000元占2%，家庭月据收入20000元以上为2%，居民的家庭2011年月平均收入（指全部收入），多数集中在2000－6000，收入不是很高。
6.调查对象对其目前的家庭月收入水平是否满意度:非常满意率为4%，满意率为28%，一般占42%，不满意占24%。这说明大多数居民对目前的家庭月收入水平不是很满意。
7.2011年调查对象的家庭主要投资选择是（多选题）：房产、股票、银行存款、子女教育、健康、其它分别为28%、30%、32%、30%、28%、34%。居民的家庭主要投资以健康为先，其次是股票、银行存款、子女教育，说明珠海居民的投资的多元化性，健康意识增强。
8.调查对象对其现在的职业的满意度：非常满意率为10%，满意率为32%，一般占42%，不满意占8%，非常不满意占6%。珠海市居民的工作职业满意率不高。
9.调查对象对其现在的住房条件的满意度:非常满意率为8%，满意率为36%，一般占36%，不满意占14%，非常不满意占4%。居民的住房条件仍待改善提高，为居民提供一个更加舒适的环境。
10.调查对象对其居住地的社区环境（包括绿化、净化、文化等）的满意度：非常满意率为10%，满意率为28%，一般占48%，非常不满意占8%，不满意占6%。居民的社区环境仍待改善提高，为居民提供一个更加舒适的环境。
11.调查对象对居住在珠海的安全感（包括社会治安、人身财产安全等）：8%的居民感到很有安全感，56%的居民感到有安全感，38%的居民感到安全感不强，0%的居民感到没有安全感。珠海的社会治安总体令人满意，珠海居民感到有安全感。
12.健康水平提高。随着收入水平增加，生活改善，珠海的医疗卫生事业发展，居民的健康水平显著提高。城市居民对自己的健康水平非常满意为10%，满意为70%，一般占14%，不满意仅占6%。表明珠海市各项医疗普惠政策的有效实施，为广大群众病有所医提供了保障，使他们感受到身体健康、生活幸福。
13.调查对象对珠海医疗条件和医疗服务的满意度：非常满意率为2%，满意率为38%，一般占40%，不满意占6。各项医疗普惠政策的有效实施和医疗服务有改善，为广大群众病有所医提供了保障，但仍待提高，为珠海居民创造个好的医疗环境。
14.家庭和睦幸福。调查对象感觉其的家庭生活幸福度非常幸福率为18%，幸福为64%，一般占12%，不幸福占4%，很不幸福为0%。家庭和睦也是影响幸福指数的重要因素，家庭和睦也受很多方面的影响，经济的发展，生活水平的提高，很大程度上也影响了家庭的和睦幸福。
15.调查对象对其的事业取得的成就满意度：非常满意率为4%，满意率为26%，一般占36%，不满意占14%。珠海居民的事业满意率低。
16.调查对象对其的业余生活满意度：非常满意为10%，满意率为62%，一般占36%，不满意占2%。这表明大多数的居民的业余生活丰富，多姿多彩。
17.调查对象对其的人际交往满意度：非常满意率为14%，满意率为72%，一般占22%，不满意占0%，说不清楚占0%。珠海居民的人际交往关系良好。
18.与过去相比，今年的精神紧张程度变化:42%的居民认为压力更大，8%的居民认为压力更小，34%的居民认为没什么变化，0%说不清楚。这说明大部分居民的压力增大。
19.对未来的幸福的信心程度。78%的居民坚信自己的未来将会比现在更幸福，18%的居民认为变化不大，0%认为不幸福，4%少数的居民则对自己未来的表示没想过，这说明大多数的珠海居民对未来抱有很大的信心，乐观，充满希望。
20.调查对象最关注的社会问题是社会公平、正义、人均可支配收入差距、社会保障体系、房价、医疗、教育公平、下岗再就业、社会安全、食品安全分别占44%、46%、50%、46%、60%、42%、28%、30%，46%从中可以看出，珠海人最关注的社会问题中，教育公平首当其先，其次是社会保障体系，再者是食品安全、人均可支配收入差距是关键因素之一。
21.调查对象对作为珠海人的身份认同感，感到强烈认同的占20%，感到认同的占58%，然而没有归属感的占14%，这说明为数众多的珠海居民认同自己的珠海人的身份，深深印着珠海人的烙印。
居民生活满意度调研篇4
关键词：社区治理 便民服务 供给需求 居家养老
一、研究背景
（一）问题提出
党的十报告明确提出，在城乡社区治理、基层公共事务和公益事业中实行群众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教育、自我监督，是人民依法直接行使民利的重要方式；发挥基层各类组织协同作用，实现政府管理和基层民主有机结合以改进政府提供公共服务方式，加强基层社会管理和服务体系建设。[1]通过社区建设促进社区发展进而促进社会发展，是国际上的通行做法。[2]目前，很多的地方政府都在努力探索便民服务的活用和创新，以期更好地展现政府“以人为本”的理念，[3]提高居民的居住满意度。[4]但是，由于社区便民服务存在社区居民参与度不高、[5]政府管办不分离或者政府对社区投入缺乏、[6]社区建设不完善[7]等一系列问题，迫切需要理清社区服务供给与需求的关系，探索政府与市场在社区和社区便民服务建设中的地位和作用，为相关管理部门提供社区基层服务参考。
便民服务与居家养老息息相关。作为居民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的基层群众自治性组织，社区居民委员会（简称居委会）承担了很多的工作和责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居民委员会组织法（1989）》和《北京市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居民委员会组织法办法（1991）》中明确规定居民委员会应当开展便民利民的社区服务活动，可以兴办有关的服务事业。但是，长久以来，由于居委会还承担了宣传国家政策、组织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活动、办理公共事务和公益事业、协调纠纷、维护治安、了解基层居民意见和建议等方面的工作，因此，居委会在实际开展工作的时候往往会面临人手紧缺、事务繁琐杂乱、项目实施滞后等一系列的问题，影响了便民利民社区服务活动的效率和效果，影响了居民对居委会工作的满意度评价。为了解决这些问题，深入了解居民对便民服务的需求，受北京市西三旗街道的委托，课题组设计了便民服务现状与需求的调查内容。在本文中，将会重点分析居委会常见便民服务设置情况、开展情况、居民知晓度、使用频率、使用满意度和便民服务宣传途径等问题，最后针对这些问题提出相关的政策建议。
（二）样本分布与研究内容
关于便民服务需求与现状部分的数据收集方法，课题组在进行一系列二手文献研究之后，采用PPS抽样调查抽取了街道200余位居民进行问卷调查，在剔除无效和不合格样本之后，共获得196份有效样本。
关于研究主题的“便民服务”，经过与西三旗街道便民服务中心负责人的沟通，依据该社区的实际情况，最终确定调查问卷中便民服务的内容主要涉及：
1.便民设施。包括邮局、商店/超市/便利店、农贸市场、学校、公共卫生间、餐馆/饭店/酒店、运动/健身场地、居民活动室、老年大学、社区卫生服务站、银行/储蓄所。
2.便民组织。包括老年人协会、老年人维权小组、志愿服务组织、文化体育娱乐组织、儿童活动组织、义工组织。
3.便民生活。包括服务热线、聊天解闷、法律援助、纠纷调解、便民理发、婚姻介绍、幼儿园和儿童托管、育儿知识培训、公益讲座、治安巡逻、就业帮助、家电修理服务、食品配送服务、上门护理、上门看病、上门做家务、老年饭桌或送餐、日托站或托老所。
二、便民服务现状与需求
（一）便民服务供给基础
便民服务包含与居民生活息息相关的日常服务。综合来讲，居民的便民服务需要集中在对社区便民设施、（居民或居委会提供的）便民组织和便民生活三个方面。由于不同性别、不同年龄和不同社会经济背景的居民对于便民服务的需求不同，街道和社区在为居民提供服务的时候往往会出现“服务内容多、服务事项杂、服务能力弱、服务评价低”的尴尬情况，在这种情况下，诞生了众多的便民服务市场化的企业和社会组织。提供多样化和差异化服务的企业和社会组织的出现促进了便民服务的发展，减轻了社区和居委会的工作负担，但与此同时也出现了服务质量参差不齐、居民权益屡受侵害的情况，迫切需要居委会的监督和管理。我们必须看到，社区便民服务的发展有着广阔的空间，市场差异化服务和便民服务之间并非不能并存，这也是目前西三旗街道努力探索推进建设社会治理创新园的切入点。
（二）便民服务供给现状
便民服务中心和以96156北京市社区服务热线为代表的线上线下服务方式的开通，体现了西三旗街道在管理创新方面所做的努力。西三旗街道作为拥有8万户籍人口、3.9万暂住人口、管理30个社区的服务机构，在便民利民服务的开展和实施过程中，进行了许多尝试。尤其是提出的“社会创新园”概念，通过市场化的运作和竞争将便民服务内容更细致化和高效化。西三旗街道开设了“西三旗街道社区服务信息网（96156北京市社区服务热线）”，该信息网主要面向居民提供便民生活的服务功能，这些服务可谓涵盖居民生活的方方面面，同时也涵盖了各个年龄段的需求。本次问卷调查首先了解了西三旗街道居民对于便民服务的知晓、使用和满意度等需求状况：
1.便民设施的设置情况
便民设施是社区便民服务的硬件设施。作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一环，在智慧城市、文明城市的建设过程中，“15分钟生活圈”的概念日渐被社区居民所接受。而以购物、就医、求学、健身、文化和金融服务为主的便民设施，就是保障“15分钟生活圈”概念得以推广和应用的重要举措。课题组在调研中发现，在西三旗街道被抽取调研的四个社区中，便民设施的覆盖率较高，居民对于该社区便民设施的15分钟可达性回答较为一致。西三旗街道的便民设施基本上能够满足大多数居民享受“15分钟生活圈”的需要（见图1）。除了老年大学之外，认为15分钟到达所需便民设施的居民比率都超过50%，尤其以对商店/超市/便利店、学校、餐馆/饭店/酒店和银行/储蓄所的15分钟可达性认可度最高。
2.便民组织的设置情况
便民组织是实现居民自我管理、自我教育和自我服务的重要体现，在社区工作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8]本次调研重点了解了居民对老年人协会、老年人维权小组、志愿服务组织、文化体育娱乐组织、儿童活动、义工组织等便民组织的认识。在回答“本社区有下列组织吗？”的问题中（见图2），有超过一半的被访者认为该地区没有“老年人协会”和“老年人维权组织”，而认为本社区没有“志愿服务组织”的比例最低，也就是说，超过九成的受访者认同本社区存在志愿服务组织的便民组织形式。志愿服务组织受到居民的认可度最高，但是社区也需要建立起维护老年居民自身权益的“老年人协会”和“老年人维权小组”等自我服务类型的组织。
3.便民生活
便民生活服务与居民的生活息息相关。除了问卷调查之外，通过与社区工作人员的访谈，课题组深入了解了便民生活服务的设置情况。通过访谈，课题组发现居委会工作人员表示常见的便民服务都可以通过拨打96156或者登陆西三旗街道社区服务信息网进行预约使用。但是问卷调查却显示，居民对关乎自己日常生活的便民生活服务的知晓率并不高。在回答“当地有便民服务吗？”这个问题时，认为“当地有”的前三位便民服务是治安巡逻、公益讲座和纠纷调解，分别占94.4%、76.5%和75.5%；除此之外，认为就业帮助、法律援助、便民理发和幼儿园儿童托管等便民生活服务“当地有”的概率均超过50%。而居民认为上门看病、上门护理日托站或托老所的概率最低（见图3）。可见在医疗和养老两方面，社区便民生活服务还有很多工作可以做。
（三）需求――居民对于便民服务的需求
为了了解居民对便民服务的需求状况，课题组使用了问卷中的便民服务的使用状况、需要程度和满意度来进行观察，具体情况反映如下：
1.便民设施
课题组首先了解居民对于“15分钟生活圈”等便民设施的可达性，进而进一步了解居民对于便民设施的满意程度。但是，考虑到便民设施存在硬性便民设施，如农贸市场、超市和银行等，也存在一些软性的便民设施，如绿化、公共卫生和文化娱乐，而这些软性便民设施以一种主观感受的形式存在，并不在“15分钟生活圈”的概念中，因此，在考虑居民对于社区便民设施需求满意度的时候，课题组将便民设施的概念进行了扩展。通过多重响应分析，居民对于社区便民设施的满意程度表现为：居民对社区便民设施满意度排名前三位的有交通状况、治安环境和便民购物，其中交通状况和便民购物属于硬性便民设施；而排在居民满意度较低的后三位的分别是公共卫生、环境绿化和健身活动场所，其中公共卫生和环境绿化属于软性便民设施。也就是说，目前的西三旗街道较好地落实了“15分钟生活圈”概念，在便民设施的配备方面较好地满足了居民对于硬性便民设施的需求，但是也需要在软性便民设施方面加大工作力度，以更好地满足居民对于便民设施的需求。
另外，通过交叉分析，发现年龄、受教育程度对于便民设施的满意度评价并无显著性差异，反而性别和健康状况在对于便民设施满意度的评价方面有着差别。女性的满意度高于男性，而健康状况较好的居民的满意度高于健康状况较差的老年人。
2.便民组织
被抽取的西三旗街道的四个社区中，志愿服务组织的认可度较高，因此在同意所在社区有相关便民组织的居民中（见图4），经常参加志愿服务组织、义工组织的比例最高，分别为79.89%和61.77%，但儿童活动组织、老年人维权小组、老年人协会即使有，居民“从不参加”的比率也非常高，超过4成。除众所周知的志愿服务组织之外，西三旗街道便民组织的参与率和认可度都较低。这可能有两个原因：一是考虑到“志愿服务组织”的高参与度，可能的原因是居民对于便民组织的知晓率低直接降低其参加便民组织的需求；二是现有的便民组织的相关活动或者设置情况，并不能很好地满足居民对于便民组织的需求。因此，西三旗街道应该因地制宜，从实际出发，发挥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整合便民组织的资源，扩大社区基层便民组织的影响力，以更好地服务社区居民。
另一方面，数据显示居民对于社区便民组织的知晓率和参加程度都比较低，这与我国的国情有一定的关系，也与社区便民组织的设置和发展情况息息相关。有样本反映，他们在遇到难题时会通过社区内部自发成立的非正式组织提供的非正式支持力量得到解决，而这种来源于非家庭成员式的非正式支持力量其实就是社区便民组织的雏形。虽然现有的数据并没有表现出居民对于便民组织的较高需求，但是社区便民组织仍然有着很大的市场前景，只要社区和街道进行适当的组织、引导和扶持，社区便民组织定会得到发展和壮大。
3.便民生活
从对社区便民生活服务的需求方面来看（见图5），排在前三位的依次为治安巡逻、家电维修服务和便民理发，有这三项需求的居民也均超过了5成，分别为59.7%、53.6%和53.1%，有婚姻介绍需求的居民比例最低，只有2成的居民选择了此项，这与我们的被访者年龄层次有着密切的关系，因为对于婚姻介绍的便民服务需求主要集中在20～35岁的适婚年龄阶段。居民回答“使用过”的前三位便民生活服务为治安巡逻、公益讲座和便民理发，这与表示“需要该项便民服务”的比例较为一致，可见，对于本次调研的居民群体来说，对治安巡逻、公益讲座、便民理发、家电维修服务和食品配送服务的需求较为强烈。便民理发、家电维修服务和食品配送服务均属于市场化运作较为成熟的服务类型，因此，作为政府部门需要加强对为居民提供此类服务的企业的监督，以切实保证居民享受该项服务时的权利不受侵害。尤其是对于老年人，社区和居委会需要发挥自我监督、自我教育和自我服务的功能，提前把好“服务质量”这道门槛。
居民对社区便民生活服务的满意度前三位为治安巡逻、公益讲座和纠纷调解，满意度分别为71.4%、49.0%和36.7%。综合图5的数据来看，社区居民使用情况较好、需要程度较高的便民生活服务的满意度也较高，如居民对于社区便民生活服务中的治安巡逻的使用情况、需要程度和满意程度的评价表现出一致性。课题组认为，在加强社区便民生活服务的框架指引下，可以以“治安巡逻”的组织和使用的成功经验作为案例进行推广复制，以加强对其他便民生活服务的运作，也就是说，政府部门需要重视便民生活服务“榜样的力量”。
（四）路径――居民了解便民服务的途径
社区的便民服务与居民生活息息相关。在建设“人人共建、人人共享”的文明社区、智慧社区、和谐社区的过程中，居民的参与决定了便民活动开展的效果，也就决定了文明、智慧、和谐社区建设效果。通过本次调研的“您是通过哪些渠道了解社区服务的？”发现，传统的“社区宣传栏”、“邻里告知”和“社区宣讲活动”依然是被调研社区的居民了解便民服务的主要宣传渠道，分别占30.7%、23.4%和23.1%，而通过“社区网站”知晓社区便民服务信息的比例最低，只有4.9%。这其中的理由，一方面是因为使用社区便民服务的群体主要是老年人，他们尚未熟练使用网络以获取信息；另一方面，相对于老年人，中青年更加倾向于选择市场化的差异服务，而对便民服务的依赖性较低，因此，已经熟悉使用网络的他们反而会较少关注社区服务的供给。但是，随着未来熟悉计算机和“科技依赖症”一代进入老年，“社区网站”将成为一个重要的宣传途径，也将是市场化运作企业的一个必争宣传入口。
可见，为了提高居民的参与度，目前西三旗街道迫切需要扩展便民服务的宣传路径，提高不同年龄、不同经济状况、不同性别和不同健康状况享受便民服务的效率，扩大居委会和社区影响力，只有这样才能更好地宣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塑造文明、和谐、友善的街道环境。
（五）反馈――居民对于社区便民服务的反馈
为了了解居民对于街道和社区对于便民服务的意见和建议，课题组在问卷设计中设置了“您认为所在社区的公共服务存在的主要问题是什么”和“您认为应采取什么措施来改善社区的公共服务”这两个问题来获取居民对于便民服务的反馈。从多重响应的数据结果来看，居民认为“社区服务市场化运作程度较低”是目前的社区公共服务中存在的最主要问题，个案选择比例接近60%，其次是认为社区便民服务“服务内容不够丰富，缺乏新意，不够多样”，个案选择比例也接近六成。因此，在可以改善社区公共服务的措施方面，“丰富服务内容，满足居民个性化需求”、“创新服务形式”和“加强社区公共服务的市场化运作”成为了居民认为最主要的措施。
在居民的认识当中，在基础的便民服务中加入市场化的运作模式，继续扩展社区的组织服务形式和服务内容是发展便民服务的紧要任务。居民希望通过扩展便民服务的服务内容、增加服务形式和引入市场化运作来提高其享受便民服务的积极性和效率。而目前西三旗街道的社会创新园就是试图通过引进市场化运作方式来提升便民服务，这与居民的期望不谋而合。
三、政策建议
通过以上的调研，我们了解了西三旗街道便民服务供给和需求的现状、居民了解服务的路径和对便民服务的期待，同时也发现了目前已有的便民服务的问题。以西三旗街道作为一个“样板”，研究认为，目前可以从以下途径对社区便民服务进行改进和提升：
首先，街道和社区需要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提升社区便民惠民服务中心服务水平，强化基层组织服务能力。需要因地制宜，从实际出发，切实了解居民需求，充分发挥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整合社区及周边各类资源，促进基层公共服务、社会管理能力的提高，更好地满足群众需求，为群众提供优质、便捷的便民服务。
其次，社区便民设施基本上能够满足大多数居民享受“15分钟生活圈”的便利，但是也需要加强对于“公共卫生”和“环境绿化”等软性便民设施的投入建设；志愿者服务组织等便民组织发展较好，其他便民组织的发展并不成规模，需要加强对便民组织的引导和管理；在便民生活的众多服务内容方面，社区医疗、居家养老等服务设置方面还比较薄弱，建议街道有针对性地对这一领域进行进一步的扩展和强化。通过各种途径做好宣传，扩展便民服务的宣传路径，提高不同年龄、不同经济状况、不同性别和不同健康状况享受便民服务的效率，平衡社区便民服务的供给与需求的矛盾。
再次，街道或者社区居委会作为第三方要引进便民服务提供商的竞争，做好便民服务的价格公示，做好服务监督。考虑到社会创新园的建立（引入市场化运作）会为西三旗街道的便民服务发展注入新的活力和血液，产业和政府之间已经形成了良好的互动，而“社会建设文化先行”，我们建议西三旗街道可以摸索将现有的产业-政府-居民之间的互动发展为产业-学术-研究-政府-居民的互动模式，鼓励社会各界参与到社区便民服务的规划、发展、提升和推广的过程中来，争取将产学研民的社区便民服务创新互动模式建设成具有示范性效果的特色便民服务创新火车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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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民生活满意度调研篇5
【摘要】随着我国城镇化的加快，“村改社区”成为改善农村居民生活质量和推动城市化建设的重要途径和方法。本文以天津“村改社区”为例，探讨了“村改社区”过程中居住者的居住感受及其与新社区认同感之间的关系，发放700 份有效调查问卷，运用结构方程验证了居住适应性、生活便利性、多元需求满意度与社区居民认同感之间的关系，对于“村改社区”中的居民安置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关键词 村改社区；多元需求满意度；居住适应性；生活便利性；居民社区认同感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基于因子生态分析的乡村空间结构理论研究”（51178288）；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规划基金项目“城镇化背景下农民工就业能力与就业质量研究”(13WJA630046)；天津市科技计划项目“基于包容性发展视域的农村社会管理创新研究：以天津农村为例”(13ZLZLZF02600)。
【作者简介】王潇，天津城建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讲师，南开大学经济与社会发展研究院博士后，研究方向：农业经济、城镇化建设；焦爱英，天津城建大学城镇化与新农村建设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研究方向：城镇化建设。
一、天津“村改社区”发展现状
近年来，天津在成功探索以宅基地换房办法建设示范小城镇和全面实施示范工业园区、现代农业产业园区、农民居住社区“三区”统筹联动发展的基础上，陆续在东丽区华明镇与无暇街、武清区下朱庄街的43 个村实施了“集改股”、“农改非”、“村改居”城镇化发展战略，并持续推进“城乡一体化”的“三改一化”工作部署。其中的“村改社区”进程较快，截至2011年底，已有25个试点镇村基本建成，40万农民喜迁小城镇居住，取得了很好的效果。但是在这一过程中农民是否充分适应了这一生活方式的变化，“村改社区”后居民的认同度和满意度如何，当前学界并没有给予足够的关注，而高满意度和良好的适应性恰恰是该项工程能否顺利推进的关键所在。本研究立足于“村改社区”的实际情况，通过对三个地区居民居住满意度的研究，探索农民的居住满意度和对新社区的认同感，并分析影响满意度的基本要素。
二、研究模型构建与假设提出
（一） 理论分析与模型构建
从社会学的角度，社区认同体现了居民对社区的一种特殊情感，反映了居住在一定地域范围内的人们，基于自身生活和发展的需要，在相互沟通、相互交往、互帮互助的基础上所形成的心理上的依恋和归属感。更多的学者将注意力放在了社会认同理论的发展上，而对于社区认同的研究明显不足。贺雪峰（2003） 从社会资本的角度分析指出，旧有的农村社会关系的衰落和新型社会关系的缺失是造成当前农村地区社区认同度低的重要原因。董磊明（2004） 在其研究中认为，由于缺乏有力的外生组织和内生组织的整合，农村、乡镇很难实现其自身间的合作。作者虽然没有直接提出社区认同理论，但客观上将社区认同问题视为解决农民合作的重要手段。张桂蓉和程伟波（2006） 以长沙市社区为例，选取邻里之间的互助度、对社区建设的参与度、居民对社区设施的评价、居民对社区的认知和情感等要素作为衡量社区认同度的主要标准。栗志强（2006） 通过对郑州社区认同的研究，分析了流动人口对城市社区认同的影响。张良（2009） 对城市与农村地区的社区文化认同进行了比较，分析了城市社区文化认同对农村地区的借鉴意义。
“村改社区”模式中的居民社区认同感对于“村改社区”的顺利开展具有重要的作用。徐勇和邓大才(2006)认为，农民的吃、穿、住各方面的开支和收入都来自于他们所处的村庄环境当中，农民生产、生活、交往都离不开他们的“村庄社会环境”，生产、生活需要的满足水平将决定他们对于自身所处环境的评价。阎云翔（2006） 通过对黑龙江下呷村的实证研究认为，集体化之后，国家作用的减少催生了农民为保证私人生活而对所在村镇的小集体的依赖性，同时也滋生出一种极端实用的个人主义。张婷婷（2009） 认为，村民的社区认同和村庄的公共性会影响农民行动逻辑，另一方面，农民的需求和自私行为又会导致对社区认同度的提升。管义伟（2012） 在其研究中指出，强化农村社区公共服务，满足村民的生活需要，能够增强农民对所在社区共同体的认同感和归属感。此外，一些学者通过研究也显示出居民生活的主观感受，如适应环境、居住便利对于提高员工的主观心理感受，增强认同感具有正向的因果关系（黄雪娜、崔淼，2010）。
从本质上讲，村民之所以能够产生社区认同感，主要源自于社区满足村民们的基本需要，如衣、食、住、行等方面。通过分析并结合对天津地区试点乡镇“村改社区”实际情况形成以下假设：H1实施“村改社区”后，居民社区认同与社区生活的便利性存在正向的因果关系。
H2实施“村改社区”后，居民社区认同与居民居住的适应性存在正向的因果关系。
H3实施“村改社区”后，居民社区认同与多元需求的满足性存在正向的因果关系。
（二） 研究设计
1.量表开发。本研究针对居民社区认同、社区生活便利性、居民居住适应性和多元需求的满意水平构建测量量表。其中， 根据Arstein （1975）；Lhoman （1981） ； Marhsal （1997） ； Cooper（1988）；潘炳涛（2009） 等学者的研究量表设计，结合本研究的实地考察，从接受社区服务、参与社区活动、维护社区物业劳动及居住感受等6个方面构建居民社区认同的测量题项。从服务的便捷性、准时性、配套设施的完整性等方面构建社区生活便利性量表。结合黄雪娜、崔淼（2010），Putnam（2001） 等学者的研究，从居住方式、环境、就业方式、社区组织管理、物业管理及邻里关系等方面构建量表；参考Putnam （2001） 等学者的研究，结合实际情况，通过社区居民的居住条件、就业情况、精神需求和环境友好4个方面的满足性来考察多元需求的满意水平。
2.样本收集。本研究选择天津地区的3个“村改社区”的试点地作为调研的主要对象，通过当地社区居委会协助组织发放并回收。共发放问卷800份，回收有效问卷700份，其中，男女样本分别占52%与48%，比较均衡；年龄18～25岁、26～35岁、36～45 岁、46～55 岁、55 岁以上分别占比9.2%、17.9%、31%、27%、14.9%，以中青年为主；文化程度高中以下占78%，显示出社区居民接受文化教育程度不高，受访对象的政治面貌以群众为主，占71.3%。上述情况详见表1。
三、研究结果的分析和讨论
（一） 信度与效度分析
本研究运用spss18.0 进行综合信度系数值（Cronbach´s Alpha） 分析，居住感受各变量总体信度为0.924，信度非常好。各潜变量的信度结果分别是0.826 （社区生活便利性）、0.829 （居民居住适应性）、0.769（多元需求的满意度）、0.812（公民社区活动参与）。变量信度值都在0.70以上，且其中3个变量的信度值超过了0.80，说明所调查的居民感受的信度较好。
在效度分析中，本研究在各变量的量表选择上主要依托文献进行设计，具有较好的文献基础，从而确保本研究设计的内容效度。在因子分析中，各指标均落在预计的维度之上，与假设情况相同，且因子负荷明显高于0.6的最低临界水平，具有统计显著性（P<0.001）。分析结果显示了良好的一致性效度（Bagozzi et al.,1991）。
（二） 模型检验
本部分运用结构方程模型验证作者提出的假设模型中“村改社区”后居民的居住适应性、生活便利性、多元需求满意度与公民社区活动参与等变量间的相互关系，构建的假设模型如图1，通过检验，选取了CMIN/df值、RMSEA值、NFI值、CFI值、IFI值、PNFI值和PCFI值等指标作为最后的模型拟合评判指标，所获得的拟合指标如表2所示。其中CMIN/df 为2.368， 介于2.0～5.0 之间；RM?SEA 值为0.079， 介于0.05～0.1 之间； NFI 值为0.852， 大于0.8； CFI 值和IFI 值分别为0.902、0.901， 均大于0.9； PNFI 值和PCFI 值分别为0.760、0.808，均大于0.5，各项指标均证明模型拟合效果较为理想。
在运用结构方程建模时，需要考虑假设模型的各种竞争模型（侯杰泰等，2004），以确保对模型的不断修正，获取最优模型。为此，本研究提出了3个竞争模型（图2、图3、图4），进行比较，结果见表2。从表中可以看到在各项指标上，假设模型结构较为稳定。
在初始模型的路径分析中，居民社区认同与社区生活的便利性的路径系数为0.548，证明居民社区生活便利性越强，其对社区的认同感也越强烈；居民社区认同与居民居住的适应性的路径系数为0.313，证明居民居住的适应性越好，其对于社区的认同感就越强烈；居民社区认同与多元需求的满意度间的的路径系数为0.467，表明多元需求的满足性越高，居民的社区认同感就越强。通过分析研究发现3个假设的回归关系均得到了验证，即假设1、假设2、假设3成立。
四、结论
研究结果显示，社区生活的便利性、社区居住的适应性和多元需求的满意度与公民社区认同感具有密切的关系。具体来说，“村改社区”居民在新社区内的便利性、适应性、满足性与公民社区认同感具有显著的正相关关系。本研究对于当前“村改社区”建设具有积极的实践指导意义。
（一）“村改社区”建设提升了居民的社区居住满意度
从研究结果可以发现，“村改社区”建设对于提高居民的生活质量，提升居住满意度具有重要的积极作用。在“村改社区”的建设过程中，新社区的便利性和多元需求的满足将给居住者带来满足感。因此，“村改社区”的规划者与建设者应该将社区建设的重点聚焦在如何提升居民生活的便利性和需求的满足性上。研究客观上也反映了“村改社区”建设对于提升原村民的生活质量和居住满意度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是提升我国广大农村地区人口居住质量的有效途径。
（二）“村改社区”建设加强了居民对新社区的认同感
本研究检验了社区便利性、适应性、多元需求的满足性与公民社区认同感间的关系。研究结果显示，“村改社区”建设可以提升居民的总体居住满意度，这主要体现在社区的便利性、适应性和需求的满足上，并进一步增强他们的公民社区认同感。这对于刚刚失去土地和生活方式正在发生改变的村民来说，有利于稳定人心，促进“三改一化”的稳步推进，减少负面群体事件发生的可能性。公民的社区认同感将有助于“村改社区”的稳定发展，有助于和谐社区的建设和发展。
（三）“村改社区”居民的居住适应性影响社区认同感
在本研究对天津下朱庄、无暇街等地的访谈中发现，村民在搬迁前对生活环境的变化缺乏足够的认识，在迁入后需要一定的时间对新的生活方式进行适应，适应速度的快慢将决定其对新社区的认同程度。本研究通过调研发现，社区居住适应性与社区认同感具有显著的正相关。这意味着适应性强或者更快适应新环境的居民能够产生更强的社区认同感，因此这就要求“村改社区”建设要做好居民迁入后的快速适应问题。
注释
①性别：1 表示男，2 表示女；年龄：1 表示18～25 岁，2 表示26～35 岁，3 表示36～45 岁，4 表示46～55 岁，5 表示55 岁以上；文化程度：1 表示小学及以下，2 表示初中，3 表示高中（含中专），4 表示大专，5 表示本科及以上；政治面貌：1 表示共产党员，2 表示共青团员，3 表示民主党派，4 表示群众；家庭平均月收入：1 表示5000 元以下，2 表示5000～9999 元，3 表示10000～14999 元，4 表示15000 元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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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民生活满意度调研篇6
关键词:社区生活满意度;旅游社区;社区建设;皖南古村落
一、 引言
旅游的本质在于其文化性,没有文化的旅游是没有生命力的。作为一种具有特殊文化价值的旅游资源,古村落正备受瞩目,成为新世纪的旅游热点。各级地方政府结合国家提出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重要目标和任务,大力发展乡村旅游,拥有乡土建筑遗存的地区更是对古村落旅游开发投入了极大的热情。在市场需求和政府战略双重导向的推动下,古村落正日益发展成为国内重要的旅游地类型,皖南古村落便是其中的典型代表。
古村落一般位于交通不便、区域环境相对闭塞、经济相对落后的地区。与其它旅游地社区一样,古村落社区支持本地旅游发展的原始动因是发展地方经济,提高居民的收入水平。但是,研究旅游地居民感知与态度的学者们发现旅游所带来的影响不仅仅包括社区的经济利益,也包括基于社区角度的居民生活质量的改变(Jurowski & Gursoy,2004)。也有研究者就旅游发展对社区居民生活质量的影响展开了深入细致的探讨(Kim,2002)。
目前国内古村落旅游研究主要围绕着旅游开发展开,如:古村落旅游资源分析(吴晓勤等,2001;邱国锋,2001)、开发与产品设计(杨载田,1993;吴文智等,2003;梁栋栋等,2005)、旅游市场分析(卢松等,2004;冯淑华,2002)、景区管理(黄芳,2002;王莉等,2006)。近期古村落旅游的区域影响研究也引起研究者的关注(黄洁等,2003;卢松,2005)。但是关于古村落旅游社区居民生活满意度的研究尚鲜见。本文以世界文化遗产皖南古村落为研究案例,探讨古村落居民的社区生活满意度及其影响因素,在此基础上提出未来古村落旅游社区建设与工作的重点和方向。
二、 研究区域概况与研究过程
1. 研究区域概况
皖南古村落又称徽州古村落,是指地处安徽省境内长江以南地区,留存有明清时期建设的具有历史、艺术、科学价值的民居、祠堂、书院、牌坊、水口等建筑群的村落。其分布的中心地带为古徽州府一府六邑,即现在的歙县、黟县、休宁、绩溪、祁门和婺源六县。这一带是国内古村落保存面积最大、最完整的区域之一。作为皖南古村落的杰出代表,西递、宏村、南屏保持了完整的古村落原型,建筑艺术精良,具有与自然和谐统一的景观布局,构成了独特的人文景观,有着显著的地域文化特征,表现出独特的旅游观赏价值。三个村落的旅游发展背景如表1所示。
2. 研究设计
本研究主要针对古村落居民的社区生活满意度总体感知及其影响因素展开问卷调查。在预调查基础上,借鉴城市居民社区满意度以及国外生活质量研究的相关成果(单菁菁,2006;Kim,2002),结合古村落社区环境实际,列出影响古村落居民社区满意度的21个因素:经济收入水平、物价水平、住房条件、日常购物方便程度、就业机会、基础设施(水电、通讯等)、村民自治状况、人际关系、休闲娱乐设施(电影院、网吧等)、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公共休闲空间(公园、广场等)、文体设施(农村图书馆、篮球场等)、自然环境、村内环境卫生、村容村貌、消防设施、道路交通、社会治安、当地政府工作、医疗服务和学校教育(幼儿园和中小学)。问卷采用了Likert五点量表评分法,将各项因素的评价分成5个等级:最低为1(“非常不满意”),最高为5(“非常满意”)。2006年12月24日~31日,由南京大学博士生和硕士生组成的调查组一行10人来到西递、宏村、南屏进行实地考察,获得了较为翔实的资料。问卷内容主要由社会人口学特征(9项)、社区生活总体满意度及其影响因素(21项)两部分题项组成;主要采取方便抽样的方法,由调查员进行入户访问。对于具备一定文化水平的居民让其自己填写,遇到不理解的地方调查员当场解释;对于不具备填写能力的居民,由调查员逐题询问并根据受访者的回答代为填写,这样最大限度地保证了问卷的真实性和可信度。共发放350份调查问卷,得到338份有效问卷(见表2),回收率达96.6%;SPSS信度分析结果为,Cronbach’s Alpha=0.897,表明问卷题项设计是可靠的。本文中游客接待统计资料来源于黟县旅游局,社会经济等基本统计资料主要来源于西递、宏村、南屏景区管委会和相关文献资料。
三、 古村落居民社区生活满意度分析
1. 总体满意度分析
调查问卷显示,三个古村落中,有10.1%的居民对目前所生活的社区的整体状况表示“非常满意”,有34.6%的居民表示“满意”,有43.2%的居民感觉“一般”,有7.7%的居民感到“不满意”,还有4.4%的居民明确表示对自己所在社区“非常不满意”。总体上看,有四成多的成员对社区的总体满意程度较高,四成多的居民对社区满意程度一般,另有一成多的居民对社区满意程度较低。经计算,三个古村落居民的社区生活总体满意度平均值为3.36,处于“满意”和“感觉一般”之间,可以认为当地居民对社区生活总体满意度倾向于正面评价。
分别考察三个村落的情况:西递居民总体满意度达到3.58(标准差为0.84),宏村为3.30(标准差为0.92),南屏仅为3.09(标准差为0.94),差别较大,这与三个村落旅游发展水平、旅游经营模式、旅游利益分配、社区建设水平等方面密切相关。
2. 各组成要素的满意度分析
皖南古村落居民社区满意度各组成要素的统计分析结果如表3所示。在21个因素中,古村落居民对基础设施(水电、通讯等)、人际关系、社会治安、日常购物方便程度、道路交通和村内环境卫生这6项的评价最高,而对农村社区中的物价水平、休闲娱乐、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就业机会、当地政府工作、公共休闲空间、村民自治(参与事务管理)状况、文体设施这7项评价较低。其中,有半数以上的居民认为社区内的基础设施(水电、通讯等)(58.5%)、人际关系(54.2%)、社会治安(53.7%)、日常购物方便程度(52.5%)、道路交通(52.2%)和村内环境卫生(50.7%)等情况令人“非常满意”或者“满意”,较少的居民(9%~17%之间)对此持“非常不满意”或“不满意”态度。而这6项的评价得分均值(3.46～3.62)也都处于“一般”和“满意”之间或偏向于“满意”的水平(见表3)。另一方面,有半数以上(或接近半数)的居民对社区内的休闲娱乐(51.7%)、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56.2%)、就业机会(55.6%)、当地政府工作(55.4%)、公共休闲空间(57.7%)、村民自治状况(48.5%)、文体设施(71.6%)等情况“非常不满意”或“不满意”,其得分均值在1.97～2.46之间(见表3),由此可以看出,农村社区在休闲娱乐条件、政府在村民中的形象、就业和保障等方面还存在不少问题,需要进一步改善和提高。
四、 古村落居民社区生活满意度的影响因素分析
我们对所收集到的问卷数据进行相关分析,以了解各组成要素的评价值与居民总体社区满意度之间的关联度,并对结果进行了排序(见表4)。表4中各变量因素对应的相关系数代表着社区居民在该因素方面的主观评价对其总体满意度的影响程度。
表4显示,21项因素与居民社区生活总体满意度之间均呈现正相关关系,显著水平均通过了检验(P
五、 古村落旅游社区建设与工作的重点与方向
为了更清楚地认识这些因素在居民社区生活中的地位与作用,以及它们与居民总体社区满意度之间的关系,找出古村落社区工作中的重点和突破口,我们用居民对社区生活各组成要素的评价值为纵坐标,各要素与居民总体满意度的相关系数为横坐标,构建古村落居民社区生活满意度评价矩阵(见图1)。在该评价矩阵中,横轴以0.3为界,纵轴以3.0为界,分为四个象限,本文据此分析未来古村落旅游社区建设与工作的重点和方向。
1. 需要优先建设与解决的方面
位于第Ⅳ象限的是那些实际状况欠佳、居民评价较低、但对居民总体社区满意度有很大影响的因素,包括住房条件、经济收入水平、学校教育、村民自治(参与事务管理)状况、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这6项是古村落社区建设与发展中急需改进的因素,也是未来古村落社区工作中的重点建设方向。
这5项因素中,住房问题是目前困扰村民的一个大问题。由于古民居保护的需要,三个村近10年均未安排村民建房宅基地的指标。同时新区建设步伐缓慢,在本研究开展调查的2006年年底,西递、宏村新区规划刚刚通过不久,正处于建设之中(其中西递新区距原址较远,村民不愿迁入),南屏的新区建设则尚无头绪;而村民改善居住条件的愿望却日益强烈,有的甚至冒着违法的风险擅自建房。
三个村的公办学校情况均差强人意。南屏原来仅有的小学目前已被拆并到几公里外的西武小学,西递目前仅保留小学和幼儿园,原来的西递中学被拆并到县城的第二中学(西递中学原址为历史上西递的水口处,正在作为全县最重要的项目之一――西递水口园林恢复项目进行建设);宏村中小学、幼儿园的办学硬件条件是全县乡镇中最好的,但在本村村民中也存在着“一流的办学条件、二流的师资队伍、三流的教学成绩”的担忧;而对于子女教育特别重视是徽州的历史传统。
目前村民对于村民自治现状普遍不满,同时对于参与事务管理的愿望较为强烈,这在宏村、南屏突出地表现为对于旅游发展权利的诉求。这两个村落均在村民们不知情的情况下,由县政府和外来投资商(北京中坤集团)签订了30年的旅游经营权租赁合同,对此两个村的村民十分不满,尤其是宏村村民多次集体上诉,2001年先后上告到黄山市法院和安徽省法院,要求收回旅游发展权利,但均未成功。西递景区目前由村办企业――西递旅游公司经营,村民参与旅游发展的权利本应得到保障,但是访谈中发现,村民们对于西递旅游发展和村里重大事务并没有实际上的发言权和决策权,这些权利被高度集中到公司和村两委的负责人手里(村支书兼任公司总经理);村民全体代表大会1年实际上还举行不到1次,很多事情缺少征询的过程,往往是村干部直接将结果通知到村民。
目前,西递、宏村的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及经济收入水平在全县均处于较好的水平,但与村民们的要求还有较大的距离,村民普遍认为村民分红占门票收入的比重偏低;而南屏村民在这两个方面均几乎无任何保障,村民普遍对旅游发展持排斥态度。
本象限的5个因素对于古村落社区建设和旅游可持续发展至关重要,目前已不同程度地表现出其负面影响,是亟需解决的问题。
2. 需要重点维护和完善的方面
位于第Ⅰ象限的是那些实际状况良好、居民评价较高,同时对居民总体社区满意度的影响也较大的因素,包括村容村貌、道路交通、村内环境卫生、自然环境、基础设施、消防设施和医疗服务,这7项是当地社区工作需要进行保持和维护的因素。
皖南地区山清水秀、自然环境质量极佳。当地旅游景区开发的重要内容包括旅游资源环境整治、改善旅游地的水电、通讯等基础设施条件、提高交通的可达性等。多年来黟县政府瞄准“合力构筑全国一流旅游经济强县”目标,全力打造“中国乡村旅游第一县”品牌,目前该县已成为中国首批旅游经济强县。近年来,黟县古村落旅游交通瓶颈不断被突破,“舒适、便捷、安全”的交通环境正逐步形成。同时,县内各景区之间的道路正在加紧建设中,西递、宏村、南屏与县城以及相互之间已经形成了等级较高的旅游公路连接,也为村民的出行提供了良好的条件。
旅游经济收入为当地的社会公共事业提供了资金积累,如西递投资了60万元改造建设了西递卫生院和西递急救中心,为广大居民和过往游客提供卫生医疗服务。
旅游发展使管理部门和当地居民认识到旅游资源保护的重要性。多年来,尤其是在获得世界文化遗产、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等荣誉之后,三个村从各种渠道争取到保护资金,加强古民居的保护工作,如西递、宏村争取到被列入安徽省861工程的古民居保护项目,总投资达4000万元。同时,当地政府和旅游公司均高度重视村容村貌、村内环境卫生的整治、管理和维护,当地居民也充分意识到自己所居住的古村落的价值,村民们愿意并自觉维护古村落的社会文化环境。如:2002年6月18日,西递村民在村老年协会的倡议下自发组织起来,以宣誓和签名的方式承诺“保护世界文化遗产、共创人类美好未来”,并郑重地给联合国秘书长安南发去电子邮件表达了这一愿望;2003年3月,村民代表大会通过了西递景区管委会制定的西递景区管理办法,该办法详细规定了当地居民的行为规范及奖惩措施。
第Ⅰ象限中的7项因素均与当地旅游业发展密切相关,是提高游客体验的关键所在,在旅游开发中一直受到较高的关注和重视;同时这些因素对村民的日常生活质量起到较为重要的作用,因此在这些方面需要保持和不断完善。
3. 需要逐步解决的方面
位于第Ⅲ象限的是那些实际状况不佳、居民评价较低,但对居民总体社区满意度的影响也相对较小的因素,包括物价水平、休闲娱乐设施、就业机会、当地政府工作、公共休闲空间和文体设施,这6项是当地社区工作中可以暂时搁置或稍后处理的因素。
对居民访谈的结果显示,大多数居民认为物价水平过高,同时也认为这是全国各地都普遍存在的问题。就休闲娱乐设施、公共休闲空间、文体设施等文化娱乐因素而言,农村普遍缺乏这些设施,同时农民的生活方式、行为习惯和城市居民有所不同,因而这些因素尚不构成影响他们社区满意度的主要因素。对于当地政府工作,居民普遍给予了较低的评价,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地的干群关系存在紧张的一面;不过,大多数村民认为现在腐败现象众多,且认为自己对于当地政府工作没有什么发言权,因此这对于他们的社区满意度的影响程度不大。
有些出人意料的是就业机会也落到了本象限中。在对居民的访谈中可以明显地感到,居民们对于旅游所产生的就业机会尚不满足,都希望能够更多地通过旅游来解决村民的就业问题,分享旅游带来的好处。例如,2006年宏村村民为了旅游摊位经营权问题曾与当地政府发生冲突;还有不少村民反映旅游发展征用了他们的田地,他们急需工作机会以维持生计。这些都给人留下了就业机会将较大程度地影响居民社区满意度的印象。然而数据分析结果却与此相反,其中的原因还需要进一步分析。
4. 需要不断维护的方面
位于第Ⅱ象限的是那些实际状况良好、居民评价较高,但对居民总体社区满意度影响较小的因素,包括与其他村民相处情况、购物方便程度和社会治安。
从整体上看,农村社区依然保存着淳朴的民风,村民生活在“熟人社会”之中,人际关系较为融洽;同时农村的社会治安状况较好,旅游乡村尤其加强了管理和社会治安力量;因此,古村落居民对这2项因素的评价结果较好地反映了实际情况。
目前,农村的商业网点布局日益活跃,如上海联华超市就在宏村的显著位置设立了网点;再加上旅游发展带来了大量游客,很多商业网点应运而生,在服务游客的同时也方便了当地居民;因此,这些古村落的居民对日常购物方便程度比较满意。
当一个因素长期地、稳定地处在评价的高位时,人们就会对此习以为常,从而将注意力和追求转向其它方面,而这个因素在人们总体生活满意度中的影响程度也就会逐步降低。本象限的3个因素在一定程度上就是这种情形的体现。
致谢: 南京大学地理与海洋科学学院杨效忠、唐文跃、蒋志杰、王艳、陈彩虹、曹靖、田谆君、刘传华、张宏磊等同学协助进行了皖南古村落居民问卷调查以及问卷数据输入等工作,在此表示诚挚的谢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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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idents’ Life Satisfaction and Community
Construction in Ancient Villages Tourism: A Case Study of a World Cultural Heritage, the Ancient Villages in South Anhui Province
LU Song1, ZHANG Jie2
(1. College of Territorial Resources and Tourism, Anhui Normal University, Wuhu 241000, China;2. School of Geographic and Oceanographic Sciences, Nanjing University, Nanjing 210093, China)
Abstract: Inspired by market demand and government strategy, ancient villages have gradually become an important type of tourism destination in China. The paper makes a case study of the ancient villages in south Anhui province. With the data collected it applies mean analysis, correlation analysis and matrix analysis methods to analyze ancient village residents’ life satisfaction and its influential factors,and proposes a focus and direction for future community construction in ancient villages. The result of the analysis indicates that: a. five factors, namely housing condition, economic income, the level of education, the participation of villagers in community decision making, and social welfare and security, should be the focus of community construction; b. seven factors, such as village feature, road and traffic, sanitation, physical environment, infrastructure, fire facilities, and medical services, need immediate strengthening; c. six factors including price level, recreation facilities, employment opportunities, the efficiency of local government, public leisure space, and sports facilities can be improved or added on a gradual base; d. interpersonal relation, shopping convenience and social security call for continuous maintenance.
居民生活满意度调研篇7
从表2可以看出，男性对乡风文明建设总体满意度高于女性；年龄较大的农村居民对乡风文明建设总体满意度较高；学历为中专的居民总体满意度较高，但样本数相对最小（n=39），样本数最大的初中学历者（n=207）的平均满意度则最低；从政治面貌上看，除“其他”类别人数较少排除比较外，中共党员的平均满意度最高，群众的满意度最低；长期生活在村里（10-12个月）的居民其平均满意度最高；在不同职业属性的人群中，包括乡镇干部和村干部在内的乡村管理者群体的满意度最高，而农村居民中人数总量最大的三个人群（从多到少依次是农业劳动者、农村务工人员、务农兼打工者）的满意度较低。
三、满意度影响因素分析
本文从农村居民个体的性别、年龄、学历、政治面貌、每年在村里的生活时间及职业等方面对其满意度情况进行了探讨。
通过单样本的K-S检验，研究发现此次调查的结果并不服从正态分布。由于研究样本的数据都属于有序分类变量，不服从正态分布且不为连续型数据，因此在对数据进行相关检验时采用Kendall相关系数检验。经过检验，发现农村居民的年龄、文化程度、政治面貌以及每年在村里生活的时间与乡风文明建设满意度之间存在相关关系。
农村居民的年龄与文化建设满意度存在相关关系，Kendall’s tau_b值为0.082，在0.05水平（双侧）上显著正相关。由表2可以看出，在18-40岁的被调查农村居民中，有52.0%的人对文化建设方面表示满意，在41-60岁的人中，表示满意的有58.5%，这一数据在61-85岁的人中增加到69.5%，这反映出被调查的农村居民的年龄越大对文化建设满意度越高的趋势。
农村居民文化程度与满意度的相关主要表现在民俗风尚方面。检验结果表明，Kendall’s tau_b值为-0.076，在0.05水平（双侧）上显著负相关，随着文化程度的增加，其满意程度呈现降低趋势。出现这种情况的可能原因在于，文化程度较高的居民对于现代新风尚的接受水平较高，对于民俗风尚方面的标准也相应较高，对传统民俗中存在的封建迷信不良习俗有着较明确的认识，因而对一些不符合新风尚的民俗更为敏感，从而其满意程度也就相对较低。而文化水平较低的居民则正相反，对一些不符合社会主义新风尚的传统民俗习以为常，并没有特别的认识因而其满意度相对较高。
政治面貌对农村居民乡风文明建设满意度的影响主要体现在思想道德、组织民主、社会治安以及环境文明四方面的满意度上，且在思想道德、组织民主、环境文明的满意度方面呈现出较强的正相关趋势（根据Kendall相关系数系数双侧检验，Kendall’s tau_b值分别为0.117、0.159、0.081、0.117，其中，政治面貌与社会治安在0.05水平上显著相关，其余在0.01水平上显著相关）。调查表明，除了其他党派的人过少（n=3）不参与比较，在呈现出相关趋势的四个方面中，群众和中共党员在四个方面表示“非常满意”与“比较满意”的人数比分别为66.5%和91.2%、60.2%和82.2%、81.3%和95.6%、71.1%和83.3%。从总体上说，群众在思想道德、民主法治和文明创建活动方面的满意度是低于中共党员的。
农村居民每年在村里生活的时间也是影响其满意度的因素之一。分析结果表明，被调查对象每年在村里生活的时间越久，对乡风文明建设的满意度越高。从调查结果来看，这种趋势主要表现在除了民俗风尚以外的其他所有方面。根据Kendall相关系数系数双侧检验，农村居民每年在村里生活的时间与除民俗风尚外其他几个方面的满意度均呈显著正相关，随着被调查对象每年在村里生活时间的增加，其满意度也在上升，其中与文化建设、组织民主两方面的相关性较为显著。这种情况一定程度表明，农村居民在村里生活的时间较长，可以更深入的了解当地文化活动开展的情况，对村组织行为的民主程度了解更深。
四、结语
居民生活满意度调研篇8
因而本文认为，基于保障房片区居民生活满意度视角思考保障房社区治理问题更具意义。一方面，对保障房片区居民来说，满意度调查研究有利于更充分了解并满足居民生活需求，提升生活满意度；另一方面，对政府来说，改善中低收入者的住房困境也需要通过提高其生活满意度来解决。目前，我国保障房发展重点仍在于大规模开发建设，忽视了保障房社区治理问题。在当前人口激增、住房需求庞大的背景下，合理规划保障房区域建设以及保障房社区治理服务不仅关乎保障房居民的住房需求，对社会和谐发展也具有重要意义。
一、南京市保障房片区居民满意度
影响因素回归分析
本次调查研究抽取南京市岱山、上坊、丁家庄、花岗四大保障房片区的1023位居民，针对居民生活需求，了解保障房片区居民生活满意程度。调查内容包括被访者基本情况、公共服务配套、社区治理等方面。
1.研究假设
选取1023位南京市保障房片区居民，对其生活满意度影响因素进行回归分析，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1：文化程度越高，保障房片区居民生活满意度越高。
假设2：交通耗时越高，保障房片区居民生活满意度越低。
假设3：认为社区生活便捷的保障房片区居民生活满意度高于认为社区生活不便捷的保障房片区居民。
假设4：社工走访频率高的保障房片区居民生活满意度高于社工走访频率低的保障房片区居民。
假设5：物业满意度越高，保障房片区居民生活满意度越高。
假设6：社区安全度越高，保障房片区居民生活满意度越高。
2.变量选取
本次调查研究的因变量保障房片区居民生活满意度，主要通过“对目前生活环境及生活满意程度”这一问题测量。自变量是指对保障房片区居民生活满意度产生影响的各类要素，包括六个方面：文化程度、交通耗时、社区便捷程度、社工走访频率、物业满意度、社区安全度。
保障房片区居民文化程度作为一项重要的个人特征，对居民个人价值观、生活满意度等都将产生影响，因而通过“您的文化程度”这一问题测量。
交通耗时关系到住户外出的便利性，如果保障房社区地理位置偏远、交通不便，势必影响住户的日常生活和工作出行，降低住户的住房满意度。交通耗时通过“您上班途中平均所耗时间”这一问题测量。
超市、集贸市场、银行、卫生服务中心等社区周边配套设施的完善程度对保障房片区居民住房满意度同样存在较大影响。因此，将社区便捷程度作为自变量，并通过“在本社区，您是否感觉生活方便”这一问题测量。
保障房社区治理的核心是社^工作人员综合服务素质，社区工作人员能否积极开展工作，及时走访并了解居民生活需求对居民生活满意度的提高具有重要意义。社工走访频率通过“社工是否到您家走访过”这一问题测量。
目前，社区物业管理发展已经超出以房屋维修管理为主的服务范围，逐渐覆盖社区生活的不同层面。城市保障房物业管理和社区管理的联系更为紧密，由于保障房社区产权性质复杂，居民利益诉求多样，一定程度上增加了物业管理的难度，物业管理工作对保障房居民生活满意度的影响日益凸显。物业满意度主要通过“您对社区的物业管理满意吗”这一问题测量。
保障房社区通常较偏远，治安状况不理想，居民生命财产安全对其生活满意度的影响极为重要。因而将社区安全度作为自变量，通过“您在本社区生活觉得安全吗”这一问题测量。具体变量赋值情况见表1南京市保障房片区居民生活满意度影响因素回归分析变量描述表。
表1 南京市保障房片区居民生活满意度影响因素回归分析变量描述表
变量名称 赋值
文化程度 小学及以下=1、初中=2、高中及中专=3、大学=4、研究生=5
交通耗时 15分钟以内=1、16～30分钟=2、31～60分钟=3、61～90分钟=4、90分钟以上=5
社区便捷程度 方便=1、不方便=2
社工走访频率 经常走访=1、偶尔走访=2、从不走访=3
物业满意度 满意=1、一般=2、不满意=3
社区安全度 安全=1、一般=2、不安全=3
居民满意度 满意=1、比较满意=2、一般=3、不满意=4
3.南京市保障房片区居民生活满意度影响因素回归分析
对本次调查研究因变量“保障房片区居民生活满意度（Y）”进行线性回归处理，且由上文分析可知，文化程度（X1）、交通耗时（X2）、社区便捷程度（X3）、社工走访频率（X4）、物业满意度（X5）、社区安全度（X6）为主要预测解释变量。则因变量的线性回归方程式为：
Y= b1 X1 + b2 X2 + b3 X3 + b4 X4+ b5 X5+ b6 X6+ μ，其中X1…X6为6个预测解释变量， b1…b6表示回归系数，μ表示常数项。回归模型中的调整R2表示模型解释力，F值表示模型系数的显著性检验。
为了考察自变量对因变量的影响力，采取逐步纳入的回归方式：
模型一仅纳入文化程度，检验文化程度对保障房片区居民生活满意度的影响。此时，调整R2为0.011，F值为12.888（在1%水平上通过显著性检验），解释变量X1同样在1%水平上通过显著性检验。
模型二加入交通耗时，以验证交通耗时对保障房片区居民生活满意度的影响。加入后，调整R2为0.002，模型未得到改善，且交通耗时这一解释变量系数的t值仅为0.173，无法通过显著性检验。此时，模型二中的变量间可能存在多重共线性问题，故剔除交通耗时（X2 ）这一解释变量。
模型三进一步加入社区便捷程度，检验社区便捷程度对保障房片区居民生活满意度的影响。此时，调整R2由0.011提升到0.057，F值在1%水平上通过显著性检验，说明社区便捷程度对保障房片区居民生活满意度存在影响。
模型四加入社工走访频率，验证其对保障房片区居民生活满意度的影响。加入该变量后，调整R2由0.057提升到0.153，F值同样在1%水平上通过显著性检验，说明社工走访频率对保障房片区居民生活满意度存在显著影响。
模型五纳入物业满意度，验证物业满意度对保障房片区居民生活满意度的影响。此时，调整R2由0.153提升到0.221，F值可在1%水平上通过显著性检验，说明物业满意度对保障房片区居民生活满意度存在影响。
模型六进一步加入社区安全度，以验证社区安全程度对保障房片区居民生活满意度的影响。加入该变量后，模型显著性得到改善，说明社区安全度对保障房片区居民生活满意度存在一定影响。
根据上述分析可知，除交通耗时（假设2）外，其他假设均得到验证。由模型六Y=0.063 X1 +0.104 X3 + 0.257 X4 +0.165 X5+0.292 X6-0.368，可知南京市保障房片区居民生活满意度各影响因素中，社工到访频率（X4）、社区安全度（X6）两个解释变量的回归系数较高，均在0.2以上；社区便利程度（X3）、物业满意度（X5）两个解释变量的回归系数次之，在0.1～0.2之间；文化程度（X1）这一解释变量的回归系数较低，为0.06。可见，这五个因素对南京市保障房片区居民生活满意度存在影响，其中，社工到访频率和社区安全度对居民生活满意度影响程度较高，是南京市今后保障房社区管理工作中亟须加强、完善的地方。具体见南京市保障房片区居民生活满意度影响因素回归分析表2所示。
表2 南京市保障房片^居民生活满意度影响因素多层线性回归分析
变量 模型一 模型二 模型三 模型四 模型五 模型六
文化程度
交通耗时
社区便捷程度
社工走访频率
物业满意度
社区安全度
常数项
调整R2
F值 0.112***
（0.000）
0.080
0.011
12.888*** -0.043
（0.483）
―
2.411
0.002
0.248 0.103***
（0.000）
―
0.216***
（0.000）
0.908
0.057
31.892*** 0.088***
（0.002）
―
0.172***
（0.000）
0.315***
（0.000）
0.204
0.153
62.741*** 0.087***
（0.002）
―
0.142***
（0.000）
0.296***
（0.000）
0.263***
（0.000）
-0.339
0.221
73.395*** 0.063**
（0.017）
―
0.104***
（0.000）
0.257***
（0.000）
0.165***
（0.000）
0.292***
（0.000）
-0.368
0.290
84.658***
注：*表示在10%水平上显著，**表示在5%水平上显著，***表示在1%水平上显著。
二、保障房片区社区治理所面临的问题
随着南京市保障房片区交付，短时间内有大量居民入住，又多为弱势群体，客观上加剧了低收入人群的空间聚集，强化了社会阶层的居住分异，容易导致贫困过度集中和社会分割等问题。根据南京市保障房片区居民生活满意度影响因素回归分析结果，保障房片区社区治理面临着社区规模与社区服务效率、配套设施与居民需求、物管水平与质量要求不一致等矛盾和问题。
社区规模与社区服务效率之间存在矛盾。南京市规定“一个居委会规模一般在2000户左右”，而目前南京市四大保障房片区社区规模过大，如上坊片区已入住6000户（1.8万人），却只成立一个社区，社工23人；花岗片区已入住7000户（2万人），也仅成立两个社区，社工26人。四大保障房片区社区服务半径过大，客观上导致社工走访工作量加大，走访频率不高，服务效率低下。社工走访频率与居民住房满意度呈正相关，一方面，社工无法通过走访对居民生活现状进行评估；另一方面，居民对社区治理建设积极性不高，主动向社区反馈意见的居民较少。社工走访频率降低阻碍居民意见反馈，保障房社区服务效率低下，治理工作难以根据居民实际需求组织开展。
配套设施与居民需求之间存在矛盾。配套设施不足对保障房片区居民生活便捷程度产生影响，而社区便捷程度与保障房片区居民生活满意度存在正相关关系。四大保障房片区各类公建配套及商业建筑规划与实际建设投入情况间存在较大差异，如按照南京市《关于加快发展养老服务业的实施意见》要求，四大保障房片区总计应配建居家养老服务用房20698平方米，实际配建9810平方米，缺口达52.6%。社区便捷程度涵盖社区周边生活设施的配建完善程度，如大型商场建设、交通便利与否等，社区便捷程度低导致保障房片区居民生活成本增加，因享受保障房政策带来的住房优惠实际变成“负保障”，社会资源反向流动，公共资源配置不合理，同时，对政府公共权威也将产生负面影响，不利于社会和谐稳定。
物管水平与质量要求之间存在矛盾。南京市四大保障房片区共有10家物业公司入驻管理，其中，岱山片区物业费0.95元/平方米、花岗片区0.65元/平方米、丁家庄片区0.95元/平方米、上坊片区0.95元/平方米。物业管理与居民满意度呈正相关，而四大保障房片区居民普遍反映“物业费过高”、“保洁服务不到位”等问题。目前，南京市有关部门通过招标选择，确定物业费为0.95元/平方米，但部分弱势群体因为生活困难，无法承担物业费；部分农村拆迁户缺乏缴费意识，拒绝缴纳物业费。物业管理由于物管费征收困难，物业工作难以持续进行。监控摄像设备的购买安装、社区保安队伍的组建管理等涉及社区安保工作，威胁保障房片区居民的生命财产安全，降低社区安全度，进而影响居民住房M意度。
三、保障房片区社区治理的思路及对策建议
针对保障房社区治理面临的诸多困境，需要综合考虑保障房社区发展的内外部环境，引导社会参与，整合并发挥政府、市场、社会、社区自身的力量，实现多元协调的保障房治理格局。
依托城市经济基础，推进保障房片区产城融合。经济发展水平是保障房社区治理需要考虑的关键因素，经济宏观环境对保障房建设前的地理位置选择具有重要影响。南京市保障房社区选址基本在近郊地区，交通尚有不便，资源缺乏，保障房“负保障”现象严重，即虽然公民住房权利得到满足，但教育资源不足、交通费用上升等问题造成实际生活成本增加。因此，保障房社区管理应加强对居民生活需求的重视，改善社区环境，保障公平。由于实际经济水平的限制，以及目前我国保障房的性质仍然是保障公民基本住房权利，决定了保障房社区生活环境在很大程度上无法和一般商品房相比较。所以在一定经济基础上，可优先研究保障房片区周边产业规划，利用产业园区环绕的特点，将园区内的公共服务平台、设施向保障房片区倾斜，逐步推进保障房片区产城融合，降低居民生活成本。
协同多元管理方式，理顺保障房片区治理机制。进一步发挥并整合政府、市场、社会力量，引导民营企业、社团组织等参与保障房社区建设与治理，实现多元协调的保障房治理格局。通过购买服务等方式，由专业社会组织管理运营，吸引社会组织、志愿者为保障房片区居民提供更为专业、广泛的服务。一方面，根据保障房片区实际情况，采取不同的管理模式，如地域面积较大的片区，可设立新的街道单独管理；对于地域面积适中的片区，可以成立区政府派出机构管委会，由街道主要领导兼任管理；还可以成立社区居民自治管理委员会实行民主自治。另一方面，适当缩小保障房社区规模，建议按照1000户左右的标准设立社区，减少服务半径，提升服务效率，同时，保障房社区还应加强社区工作队伍建设，提高社工走访频率，保障居民生活满意度。
加强服务监督保障，完善保障房片区公共服务。监督体系不完善是保障房社区问题频发的重要原因，需要加强内外部监督。如物业管理方面，可以在选择保障房物业管理企业时注重准入标准的设定，并在选定物业企业后对其服务过程进行监督，防止物业公司因为已经得到物业管理权力而产生懈怠心理。在总结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探索编制以保障性住房为主的大型居住社区公共服务设施配置标准和办法，使之更符合保障房社区人口结构、经济状况和生活需求等。内部监督方面，推进居委会、楼委会等居民自治组织建设，鼓励居民成立监督团体，畅通居民诉求表达渠道，激发居民社会责任感，让居民参与社区治理。通过强化内外部监督，既能够保障居民生命财产安全，也有效提高物业企业服务意识，切实保证居民生活质量。此外，加强社区公建配套设施建设，整改完善体育健身器材、卫生环境；提高社区外部交通便利程度，加强周边活动场所建设；等等。
引导居民参与意识，促进保障房片区群体融合。保障房社区治理还需考虑居民自身意愿、社会参与等因素。长期以来，保障房社区过度追求建设规模扩大，忽视人性化管理，使得居民生活满意度较低。因此，在社区治理过程中，需要引导居民发挥主人翁作用，强化社会治理的自主参与意识和行为，鼓励居民为小区治理建言献策，以“小区是我家，治理靠大家”的心态投入保障房片区社区管理。结合社区居民的需求、意愿，开展分类管理和服务。可定期开展民意调查，分析了解居民实际需求，针对不同群体居民，提供更具专业性的服务。如对低保户、低保边缘户、残疾人等，提供一揽子服务，尽可能系统、全面地解决其生活困难问题；对征地拆迁农民、安置户，重点满足其公共服务需求；等等。同时，加强社区人文心理关怀，促进居民生活和谐，提升幸福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