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字历史的研究报告范文

汉字历史的研究报告篇1

关键词中外文献，中文资料，朝鲜文，日本汉字资料，俄罗斯档案

改革开放30年来，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方针的指引下，如同其他学科一样，明清时期东北民族史研究也取得丰硕的成果。然而，随着东北民族史研究的深入，一些新的理论和实践问题也不断出现。如何解决这些新的问题?就必须将明清时期东北民族关系研究同东北亚区域史结合起来，从政治、经济、军事、民族、宗教、文化等诸层面综合探析，阐述问题。同时，要广泛地翻检中外文献，发掘新史料，方能深化我们的认识，从理论与实践结合上开拓研究新领域。中国编辑。

众所周知，史料是历史科学的基础，也是史学研究的前提。离开文字的、实物、非物质文化遗产等资料，就不可能揭示扑朔迷离的历史真相，更谈不上学术的突破与创新。从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梁启超高举“新史学”的大旗，引进西方学术理论与方法，展开了对千百年来传统史学的一场大革命。随之而来的，是甲骨文、汉晋简牍、敦煌吐鲁番文书、明清内阁大库档案等一大批文献资料的相继发现，开辟了史学研究的新领域，运用王国维提倡的“二重证据法”，解决了许多重大的历史疑难问题，极大地促进了“新史学”发展。陈寅恪在《敦煌劫余录序》中强调：“一时代之学术，必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取用此材料，以研求问题，则为此时代学术之新潮流。治学之士，得预此潮流者，谓之预流(借用佛教初果之名)，其未得预者，谓之未入流。此古今学术之通义，非彼闭门造车之徒，所能同喻者也。”这就表明学术研究主要把握两点：一是使用新资料，一是要有问题意识。在20世纪初叶文化启蒙运动中，傅斯年推崇乾嘉训诂考据学，又吸纳欧洲蓝克学派客观历史主义的理论和方法，将史料提升到与史学同等的地位，主张“史学便是史料学”。这就说明史学先贤们对史料的高度重视。因此，可以说发现和引用新资料是史学之树常青的首要条件。

西方学术理论和方法的传人拓宽了我国学人的视野。深入研究我国明清时期周边民族关系史，尤其东北地区尚有不少是跨境民族，诸如蒙古、鄂温克、鄂伦春等，仅凭某一国家的单方资料是不够的，必须广泛地发掘中外文献新资料，这样方能使研究向纵深发展。20世纪二三十年代，孟森先生研究满洲先世史，撰写了《明元清系通纪》《清朝前纪》《满洲开国史》等名著，就是比较充分地利用卷帙浩繁的《明实录》《清实录》《朝鲜王朝实录》，特别是征引朝鲜文献，理清了清朝先世活动的轨迹，订正了日本学者研究的一些舛误，拓宽了清前史研究的视野，取得令人瞩目的成绩。吴晗研究建州三卫史，为补明代官私文献记载之不足，也利用《朝鲜王朝实录》中的丰富史料，辑录《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12册，由中华书局刊印。日本学者研究东北满洲等民族问题时，除了依据中国资料外，也是较早地注重整理与征引朝鲜等国文献，出版了影响颇大的研究成果。例如，稻叶岩吉的《增订满洲发达史》，和田清的《东亚史研究》，以及池内宏的《满鲜史研究》，并记录出版了《明代满蒙史料李朝实录抄》15册，这是研究东北民族史的重要参考资料之一。中外史学先哲广泛地利用中外资料撰写鸿篇巨作，为东北民族史研究打下坚实的基础，也为学人树立了效法的楷模。

明清时期记载东北地区民族关系的中外文献颇为丰富，中文资料概括起来可分成三大类。

第一类，王朝官修典籍，包括实录、起居注、会典、国史等政书。还有大量的档案、方志等。如自《明实录》抄录成《明实录邻国朝鲜篇资料》。从《清实录》辑出《达斡尔、鄂温克、鄂伦春、赫哲史料摘抄》、《清实录邻国朝鲜篇资料》等。《廿六史中朝关系史料选编》、《中国正史中的朝鲜史料》等已结集出版。万历《大明会典·主客清吏司》记载女真、蒙古等民族，以及朝鲜、日本、琉球等国朝贡往来。五朝《大清会典》及则例、事例均记载东北周边民族和国家的交往。这里要重点强调的是档案新史料的利用。辽宁省档案馆等编辑《明代辽东档案汇编》罔；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所藏明清档案丰富，所藏明代档案已同辽宁档案馆藏明档汇聚一起，将千余件官府文书、簿册等，汇编成《中国明朝档案总汇》出版，外交类内容，保存了《朝鲜迎接天使都监督厅仪轨》，比较翔实地记录了出使缘由、使臣头衔、往返途程、礼节仪式等，弥足珍贵。一史馆以清档为主，其中朱批奏折和军机处录副两大宗档案，基本完成数据库建设，在该馆内网上可以快速检索相关的民族史资料。该馆还陆续出版了此方面满汉文的资料选编，例如，20世纪90年代以来代刊布的《清代中朝关系档案史料汇编》及《续编》，本世纪初印出满文档案翻译的《清代西迁新疆察哈尔蒙古满文档案全译》《清代鄂伦春族满汉文档案汇编》、《清官珍藏海兰察满汉文奏折汇编》等。

第二类。私人撰述，包含诗文集、笔记、日记等。明清时期关于东北地区的重要史料多辑入《辽海丛书》《续辽海丛书》《长白丛书》等丛书中。边官、使臣等留下的奏疏、塘报、文集、笔记、日记等都颇有参考价值。如明万历年间边官、寓居辽海三十余年的郑文彬汇聚相关讨伐“虏寇”之事，参以己意，编纂《筹边纂议》8卷，续集1卷，记述东夷、西戎、北狄、北虏情况。此类边官文集资料颇丰。清康熙时期4次奉钦差出使朝鲜的使臣阿克敦，将从北京抵达汉城的经过，彩绘制成《奉使图》，每幅彩图上，配以诗歌，图文并茂，是一部优美的朝鲜社会生活的历史图卷，非常珍贵。晚清时期，私人日记数量颇多，涉及民族资料不少。例如，李豫等辑校的《韩客诗存》是从晚清人诸人的日记、文存中辑录的史料。如董文涣著《韩客诗存》、《韩客文存》《砚樵山房日记》等刊载的与朝鲜使者交往唱和的资料。还要注意从诗词等文学作品中收罗资料，以诗文证史。明人吴明济选编《朝鲜诗选》，其中收入111位作者，340首诗，记述了朝鲜的社会风情。邝健行等选编的《韩国诗话中论中国诗资料选粹》，所选由高丽毅宗到韩国光复时期的56种诗话，绝大多数是朝鲜时代的。这些资料凸现了中朝两国士大夫文化交流的密切。

第三类，考古资料、实地考察报告等。如宗室盛昱踏雪勘查古迹碑文，汇集《雪屐寻碑录》，其中收录朝鲜附清金氏家族主要成员的事迹碑文。新中国成立之初的20世纪50年代，学界在全国展开了大规模的民族普查工作，搜集了大量的民族原始的影像、图片资料，撰写了多种调查报告，以及编纂了各类民族简史，其中包括东北地区各个民族。我国古代典籍浩如烟海，蕴藏着许多尚未发现的有关民族关系的宝藏，仍然需要进一步广

泛而深入的搜索。

研究东北民族史外国所存中外文资料，尤其要重视邻国朝鲜王朝的文献记载。因为汉字很早就传人朝鲜，朝鲜自三国时期到朝鲜王朝，官私著述皆用汉字记录，汉字文献特别丰富。加之朝鲜与明清两朝关系密切，官私文献多载中国诸多史事，可补中国文献记载之阙，而多涉东北地区民族问题，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

朝鲜时代的文献也分成三类：

一为官书。《朝鲜王朝实录》《承政院日记》《日省录》《经国大典》《龙飞御天歌》《同文汇考》《万机要览》《备边司誊录》《通文馆志》《新增东国舆地胜览》等，这些卷帙繁多的编年体官书，较细致地记载朝鲜与周边诸多民族交往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民族、宗教、人物等丰富的史事。提供许多新鲜的史料。例如，王钟翰从《朝鲜王朝实录》中辑出《女真史料选编》。朝鲜世宗时代的《龙飞御天歌》中记录了元末明初，居住朝鲜东北境一些女真部落首领的名称，与朝鲜关系等。这对考证东北古民族迁徙、部族名号、及古地名等，此资料尤显重要。郑麟趾受世宗之命，主持编修《高丽史》，这部纪传体的高丽史，以独特的视角，记载高丽与宋、辽、金、元、明北方民族交往，资料为多部正史所未载。明朝出使朝鲜使臣与朝鲜接待官员之间唱和之诗，朝鲜王朝汇编成多卷本《皇华集》，反映两国高层次官僚文人的文化交流。已经出版多卷本的《朝天录》《燕行录》为朝鲜来华使者的记闻，内容涉及明清时期许多领域。二是私著。“丁卯虏乱”“丙子胡乱”等重大事变，朝鲜官员都留下较为丰富的笔记，不少是手抄本分藏于高校图书馆。朝鲜士人文集数量可观，已刊《韩国历代文集丛书》三千册、《韩国文集丛刊》200册(另200册，2010年出齐)。我国学人林宏刚等从中集录中国资料，主编出版了《韩国文集中的明代史料》(13册)、《韩国文集中清代史料》(17册)①。檀国大学东洋学研究所从中国二十五史中辑出《韩中日关系资料集·二十五史抄》(上、中、下三册)②。此外，还有大量的朝鲜族谱、姓氏大同谱等，反映东北民族的迁徙。由明“九义士”冯三仕之后裔冯荣燮编辑的《朝宗岩文献录》三集(续集、后集)㈣，记载在朝鲜明朝遗民“尊攘之义”的活动，以及该国尊周的情况等，内容十分丰富。

三系碑刻文物。仅壬辰倭乱纪念明朝将领功劳的《杨经理(镐)去思碑》等就有多块，《清太宗功德碑》(满蒙汉文、现立首尔市汉江南岸三田渡)等碑也为数不少，许多碑文收入《朝鲜金石总览》(上、下册)等，均记载东北民族关系史事。

明末清初，中国商船前往日本长崎贸易，该国要求商人报告中国发生的事情，或交材料，或口述情况，方准通商。后将此资料汇聚就形成了日本的汉文文献《华夷变态》，其内容广杂，可作研究明清之际历史的参考素材。20世纪三四十年代，日本学者在东北亚地区开展民族历史、古迹文物、地理山川等调查，发表大量的勘查报告，对研究东北亚民族史颇有参考价值。例如，鸟居龙藏考察报告《东北亚搜访记》《满蒙古迹考》，间宫林藏《东鞑纪行》等。1939年，田川孝三在中国东北地区采访近代中国、日本、朝鲜关系资料，包括档案、文献等，成果颇丰。这一阶段，日本学者还编写一批有关东北历史地理、民族等方面的书籍，例如，满洲事情案内所编《满洲地名考》《满洲国习俗》《满洲佞说上民谣》，铁路总局编《满洲地名索引》，铁路调查课编《满蒙全书》，细谷清著《满蒙佞说集》，峰簇良充著《满洲民族变迁史》，善瞵协会编《满洲l二於于为蒙古民族》，岩濑弘一郎著《满洲地名考察》(前、后编)等等，皆有参考价值。

俄罗斯档案的整理，20世纪七八十年代出版了《十七世纪中俄关系》《俄中两国外交文献汇编(1619-1792年)》《历史文献补编——十七世纪中俄关系文件选译》等㈣。俄人军官、商人、探险家等东来，留下不少记载黑龙江的游记。如P·马克著《黑龙江旅行记(1825--1886)》，考察这一带的历史地理、民族社会状况等。1966年，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所出版了郭廷以主编的《四国新档·俄国档》，事涉及中俄交往及东北民族等问题。1969年始，苏联科学院远东研究所等编辑相续出版了《十七世纪俄中关系》第1卷、第2卷，计7册，收罗了1608--1689年有关中俄关系的国书、诏书、训令、出使报告等，尽管编者删节一些史事，但对中国、蒙古与俄罗斯各个领域的交往仍有一定的参考。

汉字历史的研究报告篇2

章可乐古墓群考古发掘的重大学术意义，就如报告《序言》的作者，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前所长刘庆柱研究员所说，它的墓葬群的时代序列、青铜文化特点、葬俗、总体的文化风貌、可供文物、考古、科技与民族史等各学科展开综合研究的丰富资料，早已引起海内外人士的高度关注，不仅媒体纷纷追踪报道，而且人选“2001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和首届“中国考古新发现学术报告会”。

这里，笔者要强调的另一层意义则是，贵州上古民族的文明史，它是以司马迁《史记・西南夷列传》和两汉书有关“夜郎”的记载而闻名于世，但因后续史料缺失，夜郎王国又成了千古之谜，无论史家如何从古籍搜索都难揭开其神秘的面纱，今唯有依靠考古发掘才能使我们心目中的夜郎国面目日渐丰满。眼下的《可乐报告》，就是战国秦汉时期分布于黔西北的土著民族的数百座墓葬群的发掘收获，它的发现与研究，无疑是夜郎时代考古取得重要突破的标志。先睹为快，笔者试将阅读心得陈述如下与同好分享，不当之处，也敬请方家指正。

一、编写体例的创新

首先，笔者认为该报告有一较好的编写体例结构，《赫章可乐二年发掘报告》由贵州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著，文物出版社2008年6月出版发行，该书为16开精装本，有正文476页，文后有彩色图版75幅，黑色图版12幅(定价420元)。全书分六编十数个章节，对发掘收获作了分门别类的描述和分析概括。

应当说，考古学研究有其特有的专业语境和学术要求，这一点《可乐报告》与过去的考古大型报告没有本质的区别。但报告者力求创新并竭力施惠于后学，于每编目下又特辟“发掘者说”一章节，其中披露了通俗易懂的专业心得介绍，目的是更好地能将所获考古资料供同行和跨学科的研究者使用。此外，作者以“学术，天下之公器”为己任，还专辟“田野疏漏项清点”一节，其自我批判和严谨的科学态度，真可谓虚若怀谷，令人敬佩!这也是在过去的专业考古报告中所罕见的风范。

当然，就此而言，笔者也要指出其中的遗憾，那就是报告中叙述数十年的发掘探索的经历过程，还是过于简略。我们不能不指出，中国迄今为止，难见一部较完备的中国考古学史，有趣的考古探险历程、曲折跌宕的惊世发现，都因当事人的离去而永远尘封黄土，此因为是堆积如山的文物考古报告都略去文物背后的人与事，从而使考古仅仅是成为了少数学者的专利。事实上，学术史的总结，是每一门科学得以继承发展的基本前提，它不仅是使前人的业绩贡献彪炳于史册，使前人的优点缺憾为后人明鉴。更重要的是能使后继之科学和真理得以光大发扬。从这一意义上说，读了《可乐报告》的有关章节，它使我更容易联想到李济先生的《西阴村史前的遗存》、《安阳》等著作，有一种归真返璞之感。的确，中国要多产生一些类似于英国学者伊文思《克里特发掘记》、贾兰坡、黄慰文《周口店发掘记》这样雅俗共赏的作品，才有可能会产生公认的中国考古学史，要实现这一目标，看来还不能不从文物考古的调查、发掘报告的写作入手。

第二点，笔者在此着重谈一下《可乐报告》的科学文化价值。

二、《：可乐报告》的科学价值

可乐墓葬群有数百座，时间跨度从战国早期延续到西汉时期，这近500年间，除了史籍不过几千字的记载，基本上可说是贵州地区历史的空白。《可乐报告》能提供的重要史实很多，最重要的是它初步确定了黔西地区战国秦汉墓葬的历史编年。因为此问题不能很好的解决，任何夜郎时代问题的研究都不免是空中楼阁。

《可乐报告》的年代分期手段，主要是采用地层学(如墓葬的打破与叠压关系等)、器物类型学比较结合绝对年代测年数据作出分析判断，因而其结论是科学的。它不仅有综合性的分期论述，也有个别文物深入的类型学分期，如揭示柳叶形铜剑演变的时代序列就十分清晰(159页)，令人信服。美中不足的是因出土陶器还不算多，报告所揭示的考古学文化的发展演变面目还不够十分丰满，用图表方式表述还稍有欠缺，而这一点恰好是命名一个新的考古学文化最有说服力的基点。因此，作者只好谨慎地说，可乐的发现要确定为一种新的考古文化的条件还不够充分(6页)。

《可乐报告》历史编年的确立，意味着，夜郎时代前期的历史可追溯到公元前四至五世纪。其上限要早于《史记》的记载二百多年。

《可乐报告》最耐人寻味的章节是“发掘者说”，其中披露了以往报告多忽略的细节。如提醒读者注意第二工区墓葬密集，打破关系极多令人吃惊。这很容易促使读者作进一步的思考：这种现象或可能反映，当地居民的流动性大，过往流徙的古代族群可能不止一支。或因时局动荡，不易形成稳定的社会秩序。

《可乐报告》对考古发掘的现象描述也很仔细。如当地土壤偏酸性，葬具骨骸难以保存，但发掘者根据木痕及漆皮遗迹，仍可推断出时人是行棺木葬，并使用了漆器。这意味贵州地方使用漆木器的历史至少可以追溯到公元前五至四世纪左右(如M308)。作者没有使用制造的字眼，显得很谨慎，并指出，贵州地方早期的漆器可能是与巴蜀产品的输入有关。又如，分析制作精美的人物纹图案铜戈，指出其结构与实战铜戈明显不同，根据其出自首领级的墓葬，报告者认为这应当是巫师的法器(150页)。此可谓真知灼见。因为，图案中的人物似为作正面蹲蛙形的神人，此与广西左江花山壁画人像多作蹲蛙形相类，《准南子・说林训》就有“鼓造(注：一曰嘏蟆)避兵”之说。

总之，由于发掘者的仔细观察，表明可乐甲、乙两类墓葬的主人，其葬俗已受到了内地中原文化的影响，这是前夜郎时期当地族群与内地人民有所交往的开端。因为葬俗中采用漆木的棺椁制度本为殷周文化、巴蜀文化与荆楚文化的特点。又如，发掘者通过对遗迹的分析，还发现墓中有涂撒红彩的葬俗。

《可乐报告》对众多的墓葬分作甲、乙两类描述。甲类墓的数量很少，其随葬器物大体上可区分为四种：1、本地特有器物(有特点的是各式单耳罐、高直颈圆肩小圜底壶，18页、28页)；2、滇式器物；3、巴蜀式器物(有铜鍪等，18页)；4、内地汉式器物(有铜带钩、五铢钱、汉式菱形剑格、铁锸、仿博山炉陶器等，23页)。甲类墓呈现出复合的文化相，这意味该遗存与周边文化有着密切的关系。就此，《可乐报告》对其基本文化面貌作了广泛的比较分析。例如，可乐的墓葬形式虽然与内地中原等 地的墓葬同为竖穴土坑墓，但它更具有川、桂、滇等南方先秦两汉墓的特点。同时作者还特别强调，可乐甲类墓有个别陶器(BII式罐)与四川石棺葬文化的同类器相似，这是值得注意的现象。为了揭示器物背后的人和史实，作者结合《史记》、两汉书的有关记载，认为这是汉武帝先后开发西南夷时征发入迁的巴蜀移民的遗存(38页)。

然而，笔者却认为这一因素是与氐羌系先民的遗存有关。如可乐的单耳陶罐也较接近川西南米易弯丘、凉山喜德拉克大石墓出土的同类器。结合《史记・西南夷列传》的记载，当时的夜郎与滇等相邻的所谓“靡莫之属”皆为相似的农业民族，与之互动的西边民族主要是游动的氐羌系民族，夜郎地紧邻西汉之“k道” (以今四川宜宾为中心)，即古代k人的聚居地，《史记・司马相如列传・集解》引晋人徐广曰：k人，“羌之别种也”，夜郎地区出现氐羌系文化的一些因素，这应当就是不同族群互动的反映。

《可乐报告》指出，可乐甲类墓的出土物以陶、铁器为主，随葬较多的汉式铜钱，且多见铁生产工具，这是与同期相邻的滇文化偏重铜器、盛行用贝币有明显的不同，其时代在汉武帝开发夜郎前、后期之间(元狩五年――元鼎末年或稍后)。这些铁工具经金相分析，有铸铁脱碳钢、韧性铸铁，可根据器物功能选择使用，反映了西汉中期当地铁加工技术的熟练程度。不过，报告者又结合占多数的乙类墓出土的铜、铁器的比例分析，认为当时的铁器还未能取代铜器的大量使用，这应当是早期使用和制造铁器的时代特征。此结论事实上是解决了贵州古代史的一个重要问题，即确定了贵州地区进入铁器时代当在战国早中期的公元前四世纪左右(如出有铜柄铁剑、铁器等，127页)。又如，可乐出土的铁戈及柳叶形铁剑就是在当地生产的仿巴蜀式兵器(103页)。可乐出土的一批铁农具，也为汉式，表明它们是由内地中原传入。

《可乐报告》结合史载，将少数的甲类墓的主人推断为应募入迁的兵士和“豪民”，即内地的原汉移民。这有较充分的道理，因为最能反映其文化特征的陶器，基本上属于汉墓器形风格。

另一方面，为了更好揭示出土文物背后的人与事，报告者还注重借助民族学方法。如分析甲类墓的工具铁(爪镰)的用途，就借助了贵州从江、榕江一带侗族、苗族使用的“摘禾刀”与之比证。

三、《可乐报告》与贵州上古民族史研究

《可乐报告》最重要的发现是数量占大多数的乙类墓，即地方民族墓葬。其中反映了丰富的地方民族文化习俗等信息。例如，这些与汉墓有所不同的竖穴土坑墓，规模小，且多呈不太规则的长方形；存在套头葬俗和其他特殊葬俗。套头葬俗即是用可乐居民贵重的典型铜器――铜釜置于墓主人的头顶，这是可乐人区别其他地区民族最奇特的葬俗。此外，还有用石块垒筑墓坑的个别墓，它使人会联想到广西武鸣马头先秦墓葬多见的此类习俗。

在其中的套头葬大墓(M274)所见的巨型铜釜十分引人注目，这一批为数不少的套头墓葬，其中有9座的时代上限皆可断为战国晚期(122页)。其大铜釜的肩部铸有两只威猛的圆雕立虎双耳。这表明，古代可乐人与相邻的滇人贵重铜鼓有所不同，也不同于贵重铜鼎的内地中原的汉民族。史载古代的巴濮人有崇虎习俗，今川东等地发现的巴人铜器上，多见有虎纹装饰主题，但也没有见过如此生动写实的虎造型，这表明，古代可乐人与楚国西南之古代巴濮人有相似的崇虎文化习俗，这可为探讨战国晚期“楚将庄F王滇”史迹及可乐人的族源提供一条新的线索。而且，此大墓已使用了棺木葬具，与不见棺木葬具的小墓形成了等级差别。

另一方面，我们从可乐墓葬出土的铜器组合，也发现它与云南的滇文化有密切的关系。如可乐见有用数量不等的铜洗(盆)作葬具，汉代最有名的“堂狼洗”是产自滇东北的昭通。可乐墓葬出土的铜戈也可以称为滇式戈，它与滇池地区出土的铜戈如出一辙。此外，两地互见的器物还有铜釜、铜手镯等。当然，最能证明墓主人独特性的还是可乐居民使用的日用陶器。如它的尖突腹单耳圈足罐(CII式)、敞口束颈平底单耳罐(K4:1)，均为其特有，也是它与滇文化的最大区别。不过，可乐的陶瓶和D型陶罐却与云南昭通地区的滇文化遗存很相似。此外，与数量少的可乐甲类墓不同的是，可乐乙类墓的随葬品偏重铜器，少用陶器，这也同滇文化的葬俗很相似。尤其是铜发钗的大量使用，也足证可乐居民与滇、邛都等族群同为“椎髻之民”。《史记・西南夷列传》说：“滇王者，其众数万人，其旁东北有劳浸(《汉书》作“劳深”)、靡莫，皆同姓相扶”，此可乐出土文物可作一旁证。

出土文物多为无言的史料天书，要揭示其真面目，必须要借助许多学科的方法和手段。不抹杀前人贡献，力图借助多学科的专家共同解开可乐地下发现之谜，《可乐报告》的作者为此也作出了艰辛的努力。如为了复原出土陶器的制作工艺，不仅请教了远方同行专家，还借助了自然科学的分析方法。青铜器研究也是如此。如青铜器的失蜡法铸造工艺，它在近代仍然不失为先进的精密铸造技术，它在中国何时出现，至今仍然是悬而未决的科技史难题，可乐出土了距今二千多年前用失蜡法铸造的青铜器，无疑可为解决此问题提供了一个新证。再如，可乐乙类墓出土的兵器铁戈、柳叶形铁剑，都是中国现代考古发现中的较罕见例子(156页)，它们反映，可乐居民在战国时期从邻近地区引进冶铁术之后，已能独创制造出先进的铁兵器。正如鉴定者指出，可乐出土金属器的科技考古研究，事实上是丰富了西南地区冶金技术的研究成果，对于阐明该地区上古的冶金技术史提供了又一批可贵的资料(206页)。此外，通过对出土丝织品等织物的鉴定分析，专家不仅发现战国到西汉时期蚕丝和麻的使用，还发现了羊毛织物(215页)。这些都是阐明西南夷民族上古手工业发展水平的有力证据。

复旦大学的专家还对可乐墓葬的出土人骨作了DNA鉴定，虽然目前尚未取得有效的成果，但它毕竟为探明西南夷上古民族的遗传基因及其种族特征作出了可贵的尝试。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的有关专家也对遗址的植物孢粉及碳十四年代作了检测，这对复原当时的生态环境及遗址的断代都大有助益。

《可乐报告》可解决的古代史问题是多方面的。如文中指出(92页)，史汉所云，巴蜀至黔之夜郎通道，当在秦开五尺道时，但可乐已出土了一批巴蜀式柳叶形青铜剑，可证蜀商“持窃市夜郎”， “贾椎髻之民”富甲一方的历史，甚至可追溯到战国中期的公元前三世纪以前(125页)。可乐甲、乙类墓也出有一批汉式带钩，它们大多出自战国墓(122页)，其也当从巴蜀或楚地输入。

又如，南方丝绸之路的何时开通，也是一个尚待继续研究的重要课题。著名学者如方国瑜先生等人认为西南地区当在公元前四世纪已开通了民间道问，然而，汪宁生先生却认为西南滇地丝织业的产生则晚见于《南诏德化碑》。笔者认为，可乐墓葬(如M277等，117页)、云南晋宁石寨山等地墓葬已多出有战国秦汉间的丝织品实物(也见载于《华阳国志・南中志》永昌郡条)，这表明该时期的西南夷各族已熟知养蚕丝织业当为不争的事实。

《可乐报告》在概述完出土文物之后，总要述“一些值得关注的文化现象”，它实为作者研究文物 的心得，极具启发意义，读者皆可在此基础上作进一步的专题深入探讨。其中披露的出土文物，尤其可为研究古代夜郎地区的对外交通提供不少可贵的资料。如可乐的玉块装饰品，作者指出它最接近广西平乐银山岭等地墓葬所出的玉块。又如，可乐乙类墓也出土了一批各色玛瑙装饰品，贵州不产此原料，其也当为南方丝绸之路的外来输入品。《史记・南越列传》说当时的赵氏南越国东西万余里，西南之滇、夜郎皆臣属之，出土物亦可证两地人民早有交往。又如可乐274号墓出有汉文“敬事”印章，字体具有战国书体风格，该墓属首领级(153页)，这也意味着当时汉文化对黔西地区已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另一方面，作者在确定数百座墓葬的分期编年时，也归纳出这些文化遗存的主要特征，即占大多数的可乐乙类墓可代表一个相对独立的族的共同体。它有套头葬的独特葬俗，有一组能代表其自身与众不同的文化器物，如圆雕双虎耳大铜釜、带镂空卷云纹剑首的柳叶形剑、尖鼓腹圈足单耳罐等，同时它也深受巴蜀文化和滇文化的影响，如它的鼓形铜釜、铜戈，甚至是剑首的镂空卷云纹也见滇文化。如前所述，其铁器、柳叶形铜剑、直内三角援铜戈也源自巴蜀地区。虽然作者对墓葬群的遗物和遗迹现象也作了许多推论，但皆言之有据，不属主观臆测。如对乙类墓作了四种身份等级的划分(135页)，却没有对其完全定性。可谓立意谨慎。

作为考古及历史工作者，不能回避的重要问题就是对可乐遗存的地望、族属及其社会性质作出推断。报告者认为，可乐遗址出土有西汉“建始”(前33～29年)年号等铭文瓦当和大型衙署建筑遗迹，故可将此地推定为汉武帝时期建立“汉阳县”之县治地，这也是言之有据的推论。可乐乙类墓的族属，报告者仍然是维持前人的观点断定其为濮系民族(394页)，即史汉所载之“椎髻之民”。此外，《可乐报告》还将可乐遗存同几个相邻地区的墓葬群(如威宁中水、普安铜鼓山)作了文化特征的比较，其结论是：它们尽管处于相邻近的地区，也存在一定的文化交流，但彼此主要的文化内涵却分属于不同的体系(399页)。

这些分析判断对于我们理解古文献中关于古代夜郎地区复杂的族群关系是十分有益的。如《史记・西南夷列传》载：汉武帝开发夜郎地区时，“乃拜(唐)蒙为郎中将，将千人，食重万余人，从巴蜀i关入，遂见夜郎侯多同。蒙厚赐，喻以威德，约为置吏，使其子为令。夜郎旁小邑皆贪汉缯帛以为汉道险，终不能有也，乃且听蒙约。还报，乃以为犍为郡。”后来，汉武帝罢西夷，“独置南夷、夜郎两县一都尉，稍令犍为自葆就。”可乐地区最接近巴蜀之犍为郡中心区，这里是否就是西汉王朝在黔西所置最早的县治，且归属于犍为郡管辖，这都是我们可以考虑的问题。同时，我们也意识到，夜郎国作为一个较大的部落联盟体，其内部还存在着较多的小邑族群。这从《史记》、《汉书》就可举出“劳浸”、“靡莫”、“且兰”、“漏卧”等名称。

关于可乐墓葬群反映的社会性质，报告者在述评前人的多种观点之后，最后将可乐乙类墓的社会性质界定为“复杂的酋邦制” (从童恩正之说)。即它不同于奴隶制，又超越了原始氏族制的阶段。并指出，即使在汉武帝开发西南夷之后，在当地推行郡县制，其原有的酋邦制社会结构也未被强行废除(402页)。笔者认为这是符合考古发现与文献记载的判断，如《汉书・食货志》载：“汉(元鼎间)连出兵三岁，诛羌，灭两粤(越)，番禺(今广州)以西至蜀南者置初郡十七，且以其故俗治，无赋税。”

不过，报告者对于可乐遗存的发现是否可命名为一个新的考古学文化或“夜郎文化”仍然是心存疑虑的。其主要原因是：可乐遗存的发现还不够典型丰富，其空间分布范围究竟有多大，目前也是个未知数。何况，墓葬中也未能找到说明墓主族属身份的直接证据。因此，《可乐报告》只能暂将其界定为“夜郎时代的地方民族文化遗存”。

笔者认为报告上述的初步结论是可以理解的。尽管如此，我们仍然认为，可乐考古的发现与研究，对于探索古代夜郎的历史，还是迈出了关键的一大步。这些发现虽然按考古学惯例命名为“可乐文化”或按古族名命名为“夜郎文化”的条件尚未成熟，但它们与夜郎的历史紧密相关则是毫无疑问的。因为，从可乐考古遗存的时间和空间分布状态来看，它都与夜郎国的时空分布相重合。可乐考古遗存的独特文化面貌既可作为族的共同体存在的依据，同时它不见于夜郎历史民族区之外，这也意味着它代表的即使不是夜郎的主体文化，也是“夜郎旁小邑”的文化，或为“劳浸”、“靡莫”之属也未必可知。因为内地中原人由蜀入滇、黔的路线，首先就必经云南昭通(汉之朱提)至贵州威宁、赫章一线。可乐就处于《史记・西南夷列传》记载唐蒙“从巴蜀i关入，遂见夜郎侯多同”的地区。

与此同时，《可乐报止》也给读者留下了许多思考的余地和尚待解开的千古之谜。如文中指出，可乐遗存和同时期的云南滇文化遗存，都见有很多青铜器用细薄的孔雀石小圆片作图案镶嵌物，这样精致的小圆片是如何加工出来的至今无人能作解答。又如，可乐居民盛行佩戴装饰品，但不知何故却体现出喜欢不对称佩戴的习俗(164页)。其多见大型发钗，为西南考古所罕见，给人对可乐人盛装头饰以较大的想像空间。又如，将威宁中水遗存与可乐遗存作比较，因乌蒙山之隔，相邻之两遗存就呈现出不同的文化相，这是族群的差异，还是不同地理文化类型的体现?都是值得学者今后继续探索的课题。可乐遗存与黔西南之普安铜鼓山遗存的比较也是如此，这是否意味“夜郎”是一个包括了多种族群的集团?诸如此类的问题很多。提出问题与解决问题同时并举，这也是《可乐报告》的一个突出倾向。

汉字历史的研究报告篇3

【关键词】 计算机平面设计 汉字 艺术

一、引言

随着社会的发展和历史文化的进步，汉字本身逐渐成为了一种特殊的表达语言，其背后逐渐带有了相应的视觉属性。作为记录和表达的符号，汉字本身在悠久的历史文化中一直在不断的传播、演变和发展，同时也是我国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一个标志。

汉字本身蕴含了点线、律动和意境的美感，其所涵盖的艺术气息，是独特且丰富的。在计算机平面设计中，汉字的应用具有独特的艺术价值，并且在不断的发展过程中，汉字本身的艺术价值也得到了更加深入的发挥。

二、计算机平面设计中汉字的使用艺术

2.1对汉字的可搭配性进行发挥

在计算机平面设计中，汉字本身的应用是整个设计中的重要一部分。汉字本身具有独特的图形和写法，其已经成为了重要的设计素材。多种不同的写法、结构、图形以及书法等形式，其相比其他类型语言文字类型更加丰富，可以结合不同设计作品的具体需求进行调整和搭配，具有很好的适应性。在计算机平面设计中，要结合视觉设计的具体需求，对汉字进行科学的设计和应用，给人们一个更加广阔的遐想空间，让设计理念得到更进一步的提现，让整个设计作品迸发出更加优秀的创意火花。汉字本身对于视觉信息的传达有着至关重要的意义，并且也是平面设计中一种常用的沟通方式。在以往汉字出现的历史中，早期的汉字本身作为图形符号，经过长时间的演变和积累，逐渐的图形化和成熟化。汉字本身传达了人的情感和交流，承载了我国历史文化的发展，其已经逐渐成为了我们日常工作生活中所必不可少的一部分内容。我国传统文化历史悠久，汉字具有着深厚的背景和文化内涵，其对世界的影响力也是不容小视的。

2.2汉字应用于包装和海报设计

在计算机平面设计中，包装和海报是较为常见的应用场景。很多商品的包装都可以找到汉字的文字，汉字已经成为了包装设计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内容。汉字可以对事物进行直接的体现，通过视觉的途径来对产品的特点进行传达。通过文字在包装上的应用，设计师将汉字融入设计主题，打造出丰富多彩的图形，其既可以更好的吸引消费者，同时也能让设计的理念和价值得到更好的实现。在海报设计中，汉字的应用可以让整个海报作品更加动人，内容更加丰富。在进行海报设计的过程中，图形与文字的表达的运用都是非常重要的，同时也是衡量设计方案的一个重要指标。汉字本身呈现出独特的样式，将汉字加入汇入到海报中给人一种总体的视觉上面的享受，能满足设计者的设计初衷也是一个重要，其内在的属性已经决定了视觉语言所能够具有的一些形式以及不同的内容，加上汉字外部的造型结构设计，这样结合是视觉语言特有的表现方式。

2.3汉字应用的发展

汉字本身蕴含着深厚的文化历史背景，其也是我国悠久历史文化传统的弘扬。汉字本身的发展是一个不断进步的过程，其既汲取着其他文明的优势，同时也保持自身的传统文化的本质。汉字本身也在逐渐受到国外社会和研究学术的关注，并且在世界范围内也从另一方面代表了我国历史文化的发展。在商业化时代下，计算机平面设计的发展随着技术的发展和文化要素的增加，其涉及过程和环境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多种类型的标识语言的运用，给予了设计师更高的挑战。汉字的有效运用，可以更好地凸显出设计理念和文化特色，体现出设计者自身的思维。通过汉字来对于设计理念进行诠释，可以更好地提高设计的整体效果，提高设计作品的艺术气息。在对汉字进行研究和应用的过程中，设计人员要积极地研究我国传统历史文化，深入的学习汉字演变和发展的规律，并在此之上，不断地学习和吸取其他文字和文化的理念，持续地丰富和创新，真正的让汉字应用的艺术性得到更好的提高。

三、结束语

总而言之，随着时代的发展，计算机平面设计中，汉字的应用发生着更多的变化，并且其也逐渐成为了计算机平面设计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一种视觉信息的传达方式，通过计算机屏幕设计的平台，汉字可以更好的实现对信息的传递，达到视觉沟通的目的。汉字本身逐渐从图形符号转化为图形化的内容，应用于平面设计中，其艺术性的体现需要进行全面的保证。

屏幕设计人员要对于汉字信息的艺术性进行科学的把握，认清文字应用的重要趋势和方向，以更加科学的手段，将汉字应用的艺术性进行更好实现。

参 考 文 献

[1]刘青.浅谈平面广告中的字体设计[J].美术教育研究.2012（02）

[2]孙童，敖翔，蒋盼盼.论书法元素在平面设计中的运用[J].工业设计.2011（11）

汉字历史的研究报告篇4

中华文化博大精深，而在这历史的长河中，汉字一直存在着，生命力非常顽强，历史不断发展，汉字也在不断进步当中，是中华文化的一个象征。千百年以来，历史发展的痕迹都是靠着汉字记录下来的，给后人们留下了宝贵的财富。对于过去文明的发展，想要有所研究的话，必须基于汉字，所以汉字非常重要。把平面设计跟汉字结合起来，利用多种表达的方式，表现出民族创新以及中国特色。这一作为，对了以后平面设计的发展有着巨大贡献。如今，社会不断发展，创新和面向国际这两点成为人类对于欣赏艺术所共同要求的，因此，这就需要我们利用图形化的汉字来使得平面设计的水平在原有的基础上得到提升。

关键词：

平面设计；汉字；使用艺术

0、引言

从古至今，历史在不停变化，而社会也在不断发展，在我们进行表达和记录的时候，文字成为了最普遍的符号，在历史长河里，最能够传承和表达的信息，文字的传播效果无疑是最好的。中国的汉字就是从一个简单的符号，慢慢地形成了一种独特的表达方式，成为了利用视觉来传达的语言,也成为了我国的代表和品牌。除此之外，文字所包括的种种特征也总是能把中华文化很好表现出来。

1、汉字产生及发展的过程和包含哪些设计元素

1.1汉字的产生以及发展

对于中国汉字起源以及发展，需要追寻到史前时代中的陶文以及刻画的符号，在中国古代，汉字大致可以分成三个阶段，最开始就是秦始皇统一了文字，那时候汉字开始从最原始的符号慢慢变成代表着意义的一些文字。到了今天，汉字经过历史长河的洗礼，在使用方面具有很大的价值。后来就是汉朝和魏朝之后，手写类的文字慢慢演化出来并且趋于完备。最后的阶段便是诞生以及发展了印刷体，这与工业化以及大众传播相适应，变得成熟以及完善。

1.2汉字和现代的平面设计

文字在平面设计中属于不可或缺的一个部分。在平面设计中，图形、文字结构、书法等一些都可以直接运用。汉字具有的特殊图形以及写法在全球都被公认是非常重要的。和英文相比较而言，文字具有非常多的写法，还能够还变成不同的字体来达到作品提出的要求。在进行平面设计的时候，汉字能够提供遐想以及创作的素材，在设计中处处体现着创意，把汉字尽情表现。举个例子来说，中国银行的标识就是非常好的文字变成图形的一个代表之作，给人印象深刻，让人看到这个图形就会想到中国银行，是非常精彩的古代和现代相互融合的作品。

1.3设计元素的蕴含

在平面设计当中，汉字作为表达方式可以很好地传达视觉上的信息，因此也就成为了可以进行视觉沟通的一种很好的平台。在早期社会中，汉字就是一种像图形的符号，但是经过漫长的发展，汉字慢慢成熟，最终图形化了。如今我们还是会利用汉字来表达自己的情感，记录着种种事情，它在我们的生活中已经不可或缺了，对我们而言，汉字不再只是媒介，而是从小陪伴我们到大的文化

2、计算机平面设计里汉字的应用

2.1包装设计里汉字的运用

在设计中，人们的要求一直在提高，设计作品中汉字的使用很常见，能够应用在多个地方，我们经常能看到非常多与之相关的作品，譬如：商标中的logo，可以用汉字变形而来。包装设计中，汉字的应用也是非常重要的，我们平常看到的商品包装上有很多图案和图形，而在这么多图案中文字是无法缺少的，大部分时候都蕴含在了其中。同时，事物如果通过汉字表现的话就会很直观，在视觉中就直接表达了作品的意境，包装的设计也会和产品具有的相关特色相关联，所以，设计以及广告行业对于文字是非常重视的，很多设计师选择让汉字转化为图形，以此表现主体，吸引消费者注意，使其的设计理念和利用的价值都能得到最大的发挥。

2.2招贴海报的设计里面文字应用

在招贴海报里面，主要还是利用汉字图形化，这样可以丰富作品的内容。中华文化的内涵都在汉字图形化中表达了出来，凸显其寓意。海报设计中，图形以及文字都能进行表达，形象地呈现出设计方案中好的东西。就外形看来，海报的设计当中汉字在计算机软件应用里表现得也很关键，汉字本身就属于很独特的一种样式，在海报中融入汉字会给人带来一种视觉享受，这也是设计者最初的想法之一。汉字的内在属性让我们知道视觉语言可以有很多形式以及内容，另外，再对汉字的造型和结构进行设计，这样的结合，能够慢慢在演化中表现出来，在视觉语言中，这是一种特别的体现方法。

3、图形化的汉字应该如何发展

在中华文化中，汉字有着很重要的地方，而汉字也不断推动着中国文明向前发展。除此之外，汉字也支撑着书法的发展和进步，世界四大文明古国里面唯一留下来的就是汉字了，所以它值得我们去重视和保护。传统不是停滞不前不知道前进的，它有自己发展的进程，而汉字，一直在不停地进步和发展，汉字一边坚持着本身好的品质，另一边又对其他文化文字长处取长补短，是拥有博怀的文字。当然了，我们并不想在以后的日子里只能去博物馆看到各种象形文字，感受汉字的文化，更加不愿意在以后的日子里，汉字只是作为一种对象供中外汉学家进行研究，而没有其他的实质意义了。现如今，设计行业与商业表现出了很大程度上的重叠，因此，这就需要在这样的环境之下，设计师依旧坚定站在原处，不能让位。因为现在出现了太多的标识，所以科技也面临着很大的压力，给商业带来的挑战中设计师显得非常重要，设计师一定要把本身能力给提升上去，利用思维保证位置，把个性化设计在图形化的汉字中表现出来，把想法放入汉字中，更加透彻地诠释事物本质，给人们带来新的、便利的理解，同时也提高了商业宣传的力度。我们要明白，设计师的最高境界是随着自己的内心轻松表现设计内容，超越自己，在平面的设计中把图形化的汉字表现出来。

4、结束语

汉字在中华文化的组成中占领着非常重要的地位，而中华文化不断进步，也就表示汉字在不停进步。在平面设计里面，汉字是可以可以传递出视觉信息的，同时也是很好的平台去进行视觉上的沟通。在早期的时间里，汉字就是一种图形和符号，经常长时间的演变，到达今天这样成熟的阶段，紧接着出现了图形化在科技飞速发展的当今社会，我们要设计出来的作品一定要可以加大效益、提高速度以及节省时间。因此，在现在平面设计的发展趋势中，让文字变得图形化是非常有必要的，另外，设计师也需要掌握并且理解文字相关的信息，将其设计理念很好地融合到作品中。

参考文献

[1]浅谈平面广告中的字体设计[J].刘青.美术教育研究.2015(02).

汉字历史的研究报告篇5

简帛发现层出不穷

据文献记载，我国简帛的发现、整理和研究，可以追溯至2000多年前西汉景帝（前156—141年）末年的孔子故宅壁中经，但采用近代考古的科学方法进行有目的有计划地发掘、整理和研究，则开端于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迄今将近一个世纪。一个世纪以来，中国简帛的发现可谓层出不穷，共出现了两次大发现的高潮：一是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以前，二是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以后。出土简帛的年代涵盖战国、秦、汉、三国及魏晋。

战国简包括五里牌楚简37枚、仰天湖楚简43枚、杨家湾楚简72枚、长台关楚简229枚、望山楚简22枚、藤店楚简24枚、天星观楚简70枚、九店楚简344枚、随县楚简240多枚、临澧楚简数十枚、包山楚简448枚、秦家咀楚简41枚、石板村楚简4371片、郭店楚简804枚、新蔡楚简1300余枚等。

秦简包括云梦秦简1155枚（另有80枚残片）、天水秦简460枚、龙岗秦简283枚、木牍1方、杨家山秦简75枚、关沮秦汉简500枚、王家台秦简800余枚、周家台秦简389枚、木牍1枚、青川秦牍1枚等。

汉简包括敦煌汉简708枚（或云702枚、704枚）、居延汉简3500余枚、罗布淖尔汉简71枚、武威汉简600余枚、甘谷汉简23枚、银雀山汉简4974枚、武威医简78枚、木牍14方、马王堆汉简900余枚、木49枚、定县汉简一批、凤凰山汉简428枚、木牍9方、居延新简近两万枚、罗泊湾汉简十余枚、木牍5枚、阜阳汉简一批、大通汉简400枚、张家山汉简2787枚、胥浦汉简17枚、木牍2方、清水沟汉简一册（27枚）、散简14枚、悬泉置汉简35000余枚（有字者23000余枚）、帛书10件、纸文书10件、墙壁题记1件、尹湾汉简133枚、木椟24方、虎溪山汉简1000余枚、孔家坡汉简785枚等。

三国两晋简包括尼雅、楼兰简牍400余枚、纸文书728件、吐鲁番阿斯塔那晋木简1枚、南昌永外正街晋墓出土木刺5枚、木牍1枚、南昌阳明路三国吴墓出土木刺21枚、木牍2枚、鄂城出土三国吴木刺6枚、马鞍山出土三国木刺14枚、木3枚、武威旱滩坡出土东晋木牍5枚、高台晋墓出土木牍1枚、长沙走马楼出土三国吴简10万多枚等。

帛书包括斯坦因在敦煌汉代烽燧遗址中发现的几件帛书、长沙子弹库楚墓发现的“楚缯书”、敦煌马圈湾烽燧遗址出土的帛书1件、长沙马王堆3号墓出土的一大批帛书、敦煌悬泉置遗址出土的帛书10件等。

简帛的整理与研究硕果累累

随着大宗简帛的相继出土和陆续公布，引起海内外学术界的极大兴趣和高度重视。据粗略统计，近百年来，经过海峡两岸和国外学者几代人的共同努力，已发表有关简帛研究的论著数千种。这些论著大体上可分为简帛的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两个方面。所谓基础研究主要包括发掘报告、图版、释文、注释、语译、索引、字编、参考文献和论著目录等。而应用研究主要是应用新发现的简帛资料（包括简帛文字记载、实物以及器物、遗址、墓葬等），结合传世典籍研究当时的政治、法律、经济、军事、文化乃至科技、民族关系、中外关系、语言、文字、书法等各个方面。前者是前提，后者是归宿，两者相辅相成，互相促进。正如张政先生为《简帛研究》题词所云：“辨析字形，理解文义，玑珠重联，审系篇题，终成图籍，补史之逸。”简帛的整理和研究，大体上是沿着这样的轨迹进行的。

1949年以前，主要集中于敦煌和居延汉简的整理和研究。首批敦煌汉简虽然首先由法国汉学家沙畹率先进行整理和考释，但作出最大贡献的应该首推我国学者罗振玉和王国维。二人于1914年合著的《流沙坠简》一书以及王国维后来发表的系列论文，不仅对每枚简文分类详加考释，而且应用新发现的简牍资料，撰写出许多研究汉代制度和西北史地的论文，尤其重视把敦煌汉简所记载的内容和汉代烽燧遗址的情况联系起来，力图尽可能恢复汉代烽燧组织系统的原貌。《流沙坠简》一书的精辟考释和王国维研究敦煌汉简的系列论文，不仅为当时的东西方学者所望尘莫及，而且至今仍不失为近代简帛学的奠基之作。和敦煌汉简迥然不同的是，首批居延汉简的整理和考释，一开始便是由中国学者负责的。起初参加的学者有马衡、向达、贺昌群、余逊和劳干等人，因为抗日战争爆发，整理工作中辍。后由劳干一人完成全部整理和考释，先后于1943年和1944年在南溪石印出版了《居延汉简考释·释文之部》和《居延汉简考释·考证之部》。与此同时，劳干还发表了二十多篇研究居延汉简的论文。《释文之部》在变通《流沙坠简》一书的基础上，将居延汉简分为文书、簿录、簿籍、信札、经籍、杂类等六大类。《考证之部》和研究论文则沿用王国维所创立的“二重证据法”，进一步拓宽了研究领域，在居延汉简和汉代历史研究两个方面，均作出了巨大贡献。1949年以前，重要的论著还有《汉晋西陲木简汇编》、《罗布淖尔考古记》、《新获之敦煌汉简》、朝鲜古迹研究会《乐浪彩箧冢》、贺昌群《〈流沙坠简〉补正》、《烽燧考》、陈盘《汉晋遗简偶述》、《汉晋遗简偶述续稿》和劳干《敦煌汉简校文》等。

1949年以后，特别是随着七十年代居延新简和马圈湾等敦煌汉简的相继出土，居延和敦煌汉简的整理和研究仍呈方兴未艾之势，在应用简牍来研究历史方面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概括地说，在下列六个方面均有重大的突破：（一）、1956—1958年《内蒙古额济纳河流域考古报告》和1957年《居延汉简·图版之部》的出版，使人们第一次得知贝格曼田野发掘工作的详情，并能见到居延汉简的全部图版。（二）、1959年出版的《居延汉简甲编》（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首先公布了破城子、大湾、地湾、瓦因托尼、查科尔帖五地所出的1914枚汉简所属的出土地点。1980年出版的《居延汉简甲乙编》发表了首批居延汉简的全部出土地点，这对居延汉简的断简缀合、册书复原以及古文书学的研究，均有特殊重要的意义。（三）、早在《甲编》出版以后，就有学者曾撰文对《甲编》的释文进行补正，如陈直《〈居延汉简甲编〉释文校正》、陈邦怀《〈居延汉简甲编〉校语》、于豪亮《〈居延汉简甲编〉补释》等。当1980年《甲乙编》问世前后，又有许多学者接连不断发表有关补正释文的论著，如裘锡圭《汉简零拾》、于豪亮《居延汉简释丛》、谢桂华、李均明《〈居延汉简甲乙编〉补正举隅》等。从1979年起，为了整理新出土的居延汉简，谢桂华、李均明曾反复审读居延汉简各种版本的图版和释文，又得有机会见到尚未公开发表的居延新简的简影，于是将以往诸家释文逐一进行校订，最后编撰成《居延汉简释文合校》一书，在释文的准确性上有显著的提高。（四）、众所周知，首批发现的一万余枚居延汉简，完整的册书仅保留下来两种，即由77枚简（其中2简无字）编联成的“永元器物簿”和由3枚简编联成的“永光二年候长郑赦予宁书”仅由此两种简册可知，居延汉简绝大多数原本都是用细麻绳编联的册书，出土以后，因为麻绳腐烂断绝，原来的册书都变成了一枚一枚的散简和断片。为此，森鹿三以为将已散乱的简牍恢复到册书的本来状态，至少恢复到接近原来的册书的状态，这是居延汉简研究的首要前提和基础工作。当1957年劳干《居延汉简·图版之部》出版以后，森鹿三将全部精力倾注到了“通泽第二亭食簿”（簿书）、卒家属廪名籍（名籍）等簿籍的复原上，率先开了复原居延汉简簿籍册书的先河。鲁惟一继承和发展了森鹿三的这种研究方法，出版了专著《汉代行政记录》，从居延汉简中复原出多种完整或基本完整的册书。对居延汉简的断简进行缀合和册书进行复原，其意义正如永田英正在《汉简的古文书学研究》一文中所总结的：（1）在居延汉简中，从全体上来看，簿籍简牍占绝大多数；（2）簿籍简牍和它们所记载的内容相应，各自具有固定的书写格式；（3）所有的簿籍简牍并不是孤立的个别记录，而是被编联成册书的；（4）以简牍的书写格式为标准，有可能将大量的简牍归类集成；（5）随着簿籍简牍的移送和传递，就有可能形成文书。这就开启了通往对简牍进行古文书学研究的道路。（五）1998年，台北出版了《居延汉简补编》。《补编》弥补了以往历次刊布的首批居延汉简的图版和释文均未能核对原简的根本缺陷。为了尽可能为字迹日渐褪色的原简保留最好的简影资料，而采用红外线设备等先进科学技术，使以往用肉眼和放大镜无法看出或看清的字迹，清晰呈现，从而对以往诸家的释文多有补正，在释文的准确性上又有新的突破和提高。（六）1994年中华书局出版《居延新简—甲渠候官》，全书分为上、下两册，上册为简牍释文，下册为简牍图版，除收录居延都尉所辖甲渠候官治所（7933枚）与甲渠候官所辖的第四部和第四燧（195枚）这两处遗址所获的全部简牍外，还收录了如下五宗简牍：（1）1982年在甲渠候官采集的散简20枚；（2）甲渠塞第四燧采集的散简67枚；（3）1976年在居延都尉三十井塞次东燧所获简173枚；（4）1972年居延地区采集的散简7枚；（5）1972年居延地区采集的地点不明?纳⒓?4枚，合计8409枚。《居延新简—甲渠候官》的出版标志着居延汉简从此进入新简和旧简结合，进行综合研究的新阶段。

与此相应，在1949年以后，中外学者研究居延汉简的论著不断出版问世，限于篇幅，在此不能一一列举。而林梅村、李均明《疏勒河流域出土汉简》、大庭修《大英图书馆藏敦煌汉简》和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推出的《敦煌汉简》上、下册，则是研究敦煌汉简的重要论著。

另一方面，七十年代以后发现的简帛，诸如云梦秦简、马王堆汉墓帛书、尹湾汉墓简牍、郭店楚简等的研究也紧跟而上。（一）云梦秦简的释文公布伊始，便有许多学者撰写论文。据台湾东海大学吴福助教授统计，截至1995年止，已发表论著近千种。（二）马王堆汉墓帛书和竹木简，虽然还有三册没有发表，但经过20多年的整理和研究，业已取得丰硕的科研成果。其中，帛书《老子》、《黄帝书》既是整理发表最早的，也是海内外学术界特别关注和研究论著最丰富的两种帛书。《周易》和《易传》尽管发表时间较晚，但由于其在中国哲学思想发展史上的特殊地位决定，故一经发表，便成为研究热点。经过研究，《周易》经传和通行本大有不同。迄今为止，已发表的帛书研究成果数以百计。（三）尹湾汉墓简牍，仅就其数量而言，既无法与多达数万枚的居延和悬泉置汉简相比，也远不如云梦秦简、敦煌汉简、马王堆汉墓帛书和竹木简，但因为它们出自生前曾任东海郡功曹史的师饶墓中，不仅内涵异常丰富，而且特殊珍贵。自1993年春尹湾汉墓简牍发掘出土以后，连云港市博物馆为了将这批珍贵的简牍及早公诸于世，便迅速组织有关专家进行整理，于1997年由中华书局出版了包括全部简牍图版、释文以及文物、发掘报告、简牍尺寸索引等在内的《尹湾汉墓简牍》一书。此外，还发表了廖伯源《简牍与制度——尹湾汉墓官文书考证》等专著、论文集、书法集以及论文近百种。（四）郭店楚墓竹简的发现，引起海内外学者的极大关注。1998年5月《郭店楚墓竹简》由文物出版社出版后，立即受到学界的高度重视，迅速形成国际性的研究热潮。专著、论文层出不穷，学术会议接连不断，研究成果丰硕可喜。（五）《长沙走马楼三国吴简·嘉禾吏民田家》、《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藏简牍》亦已面世。上海博物馆收购的楚简和期盼已久的张家山汉简也将出版。我们深信这些简牍定会成为学者们密切关注的新热点。

简帛研究的展望

百年来，简帛学不论在出土、整理还是研究方面都取得了巨大成就，这是有目共睹的。与此同时，简帛研究中也存在诸多有待改进的地方，比如资料公布不及时、研究条件滞后、基础研究工作不扎实等。整理、研究简牍帛书资料，利用简牍帛书资料促进古代史研究，现在只是开始，可以说是方兴未艾，其深入发展还有待于将来。今后，这一领域发展的主要趋势是：

第一、加快简帛文献资料的整理和出版，缩短从简帛出土到全部公布之间的周期。目前，许多重要的简帛资料已出土很长时间，有的长达二十年，却由于种种原因，迟迟不见公布，严重影响了简帛研究的进程。希望各方人员通力协作，克服孤军奋战的局面，使出土简帛资料早日公诸于众。为了使大多数学者都能接触到简帛资料并应用于研究，每一批简帛资料除了出版包括图版、释文的精装本外，也应出版只有释文的简装本。另外，如同编纂《甲骨文合集》与《殷周金文集成》，简帛学界应考虑编纂包括秦汉简帛在内的《简帛集成》这样的大型资料汇编，为人们对分散的简帛资料进行比照和综合研究提供便利。

第二、借助现代高科技手段，改善研究条件。其一，采用红外线设备，提高简帛文字释读的准确率。其二，加快简帛资料数据库建设，使所有简帛资料都能上网进行图版检索和全文检索。这种方式比起手工翻检来，无论检索速度还是检索效果，都要优越得多。

第三、加强简帛资料研究的基础工作。主要包括发掘报告的撰写、简帛文字辨释、残碎帛片的拼接、断简缀合、简册复原、简帛内容考订、资料索引等。这方面的工作细微、琐碎，但它是研究的基础。有了翔实的发掘报告，有助于综合研究的开展。文字释读准确，内容理解无误，研究的结论才可靠。而残简碎帛的拼合与简册的复原，可以化腐朽为神奇，使无法利用的片言只语成为一句或一段有价值的资料。完备的资料索引，有助于研究者全面掌握每个课题的研究状况。

第四、加强实证研究，改进简帛研究的方法。尤其是对居延、敦煌汉简之类的档案文书来说，应运用古文书学方法，根据简牍的形状、书写格式、出土地点和内容类别，建立起古文书学体系，充分掌握每支简牍的性质，然后作相关研究。应努力综合所有简帛资料，与传世文献结合，进行更深更广的综合性研究。

第五、简牍帛书资料是宝贵的，但不应孤立地进行研究，必须加强不同学科之间的交流、合作、融合。简牍帛书资料的内容涉及到历史学、考古学、古文字学、古文献学、文书档案学、中医药学、数学、天文历法、法律等多种学科，每一位研究者应尽可能的做跨学科研究，不要局限于一个领域。同时，不同学科的专家之间应加强交流、合作，共同提高。

汉字历史的研究报告篇6

再一次超龄“服役”

1985年3月，我从北京市政协主席这个岗位上正式辞职下来。此前，中央宣传部一位负责同志打电话找我说，现在有些单位对任职年龄没有那么严格的限制，如北京图书馆（后改称国家图书馆）、大百科全书出版社、革命博物馆、故宫博物院等单位，急需调配第一把手，希望你任选其一。当时我答应考虑一下再说。

接着，北京图书馆副馆长胡沙也来我家，要我主持馆长这一职务。我认为国家图书馆应当由有名望的博学之士来任职，我不具备这一条件，因而未表同意。

这时，胡乔木也来找我，他说：你下来后不能没事做，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需要有人负责。我表示对文字改革工作没有专长，怕干不了。没几天，他又找我到中南海去面谈，要我去文字改革委员会工作，把文字改革工作抓起来。说实在的，我对去这个单位颇有顾虑，因为听说这个单位虽然不大，但人事关系不简单，粉碎“”后也没有得到很好的建设。更由于文字改革工作专业性很强，而里里外外的思想认识很不一致，尤其是1975年颁布的第三批汉字简化方案未能完全行得通。但因为胡乔木是我党颇有声望的理论家，深谙辞章文字，对文字改革极为热心，如今身居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等要职，已经“两顾茅庐”，我不便坚辞，答应先去试试。不料，1984年8月24日国务院正式任命，由我担任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主任。

历史渊源与新的认识

说起来，我与语言文字改革工作还是有点缘分的。在20世纪初期的新文化运动中，曾经热闹过一阵的拉丁化拼音文字代替汉字的运动，我并不生疏。1933年我在北大读书时，即接触过这一新事物。这种拉丁化拼音文字，是由我党20世纪20年代在苏联工作的同志为在苏联远东地区谋生的几十万中国劳工创制的。因为这些劳工大多是山东贫苦农民，他们由闯关东逐步转移到远东一带务工，大多数人是文盲。苏联当时为了在其国内的少数民族中消灭文盲，都是用俄文字母创制了拼音文字。我们在苏联工作的同志则采用拉丁字母，为中国在苏劳工创造了另一种新文字――拉丁化拼音。当年在北京大学教俄文的教授伯烈威是位苏联人，我是他的学生，从他那里看到了不少拉丁化拼音的读本和报刊。为了在国内消灭文盲，我当时就曾热衷于拉丁化拼音的宣传，并组织新文字研究会大力加以推广。我同时又是世界语的一个热心推行者。

随着新文字在秘密通信中的应用，我感到用拉丁字母拼写中国话，有它简便易学的先进性，但同时也有许多缺陷：汉字是讲平、上、去、入“四声”的，拉丁字母对“四声”无法表示，往往就模糊甚至改变了字的含意，这是一；其次，汉字中表意字很多，不只是“形声”，拼音难以表达本来的语意，尤其对一万多个成语更难表达。后来我就逐渐改变以前对拼音字母的迷信了（现在有了电脑，我对拼音字代替汉字的做法，更加从根本上产生了怀疑，当然这是后话）。何况我们的汉字文化已有几千年的历史，典籍及各种印刷品浩如烟海，如若普及拼音字，也就从文字上割断了历史文化，又如何能继承民族文化传统呢？再说，即便文字要实行拉丁化，也必须首先在全国统一语言。可是，当年我们一些热心拉丁化的同志却研究制定了一些地方方言的拉丁化方案，如广州、厦门、宁波等地一些热心拉丁化的同志，拟定了当地的语言拼音方案，并加以推广。他们当时没有想到，这样做下去，技术上能否行得通且不说，势必给全国统一的文字改革工作制造更多的障碍。对于继承民族文化的传统、促进社会的交流来说，起到恰恰相反的作用，背离了统一祖国语言文字的目的。因此，对于文字改革推行拼音化，我是持保留态度的。

此外，我还看到社会上胡乱简化汉字的现象十分严重，各种杂七杂八的简化字层出不穷。“”后期颁布使用的第三批简化汉字中那些不伦不类的字形，虽然已经废止，但在社会上仍有许多人在写在用，我认为亟须加以规范。不然，具有几千年文化传统的汉字，将会在我们这一代手中被糟蹋掉。

想到这些，我就更增添了到文字改革委员会去工作的顾虑，但同时又很想去同广大文字改革工作者一道，寻求一条文字改革的正确途径，使晚年生活更有意义。

从实际调查中寻求答案

我到文字改革委员会后，首先拜访了几位已退休的领导人。在交换意见中，不少人很是反对我对拼音化的看法，特别是其中我的一位北大的老同学对我的看法“上纲”很高，说“你丢了文字改革的大旗”，特别是认为我反对推行拉丁化拼音逐步代替汉字，就像丢掉了共产主义远大理想一样严重。他这是说我背叛了我们青年时代提倡新文字的这面旗帜。我在与文字改革委员会的工作人员交流中也有同样反映，认为我来了以后要砍文字改革委员会的“旗”。不过文字改革委员会中部分干部不赞成汉字拉丁化，但他们的意见不占主导地位。

对于简化汉字，也有不同认识，有些人还在积极修订补充《第二次简化汉字方案》。

既然有很大争议，我想一定要谨慎行事，对客观实际周密调查，对文字改革工作的历史和现状进行全面研究。首先我带着文字改革委员会的几位干部到广东调查研究，去考察学生别是小学中运用拼音文字和推广普通话的情况。我们发现，在小学，教师首先带头用普通话教学，效果很好。学生在学校用普通话，讲得很标准，只是到校外或在家庭，仍说本地方言。至于拉丁化拼音，只作为初识字时的注音工具，而不是当作文字使用。小学生只有在写作文时对还没有学过的个别汉字，才勉强用拉丁化拼音来代替。

我们在调查研究中进一步了解到，全国各地的语言发音区别很大，不但北方人听不懂南方话，就是一个省、一个县里往往语音都很不同，都有各自的方言。最严重的如福建、广东等地，两个村庄隔一座山，彼此语言就不通。考其原因，是这些地方还处于自然经济状态，他们村与村之间既不通商，又不通婚，相互没有交往的必要，也就不需要共同的语言了。但是，无论如何隔阂、闭塞，大家使用的文字都是汉字这种古老的方块字，而这正是我们民族形成统一的强大纽带。如果普遍推广了普通话，大家对汉字读音统一了，必将极大地方便于全国人民的互相交流，对四化建设无疑是十分必要的。

对于汉字简化方案，在调查研究中了解到，大多数人对“”中公布的第三批汉字简化方案持反对态度，说有些字“简”得大家认不出来，也很不好看。因为这个方案是“”中出台的，一些“左”派人士对胡编乱造的字采用得太多太滥，虽然现在已废除，但不良影响依然存在，有些人仍随意简化汉字，造成很多混乱。

中央批准了基本方针

回到北京，我们先向胡乔木汇报，当时国务院委托他代管文字改革委员会。

在汇报中，我说《第二次简化汉字方案》也不可行，应把1964年公布的《简化字总表》作为日常使用的规范用字，以便简化字有相当的稳定时期，以利社会应用。不然一个国家的文字总在变，使人无所适从。胡乔木基本同意我的意见，但他提出汉字简化改革还要不断进行，还可以改动一些字。我说，目前不宜大改，只能在广泛征求社会各界意见的基础上根据实际需要做个别字的改动。关于拉丁化问题，胡乔木想坚持拉丁化拼音逐渐代替汉字的做法，不同意我只把拼音作为扫盲识字和推广普通话注音符号的主张。我强调推广普通话是当务之急，至于是否实行拼音化，今后可以继续研究，绝非迫在眉睫。不过，不久胡乔木告诉我，他找国务院副总理万里就拉丁化问题交换过意见，碰了钉子。万里告诉他：“你在中央书记处会议上不要提，即使提出，也不会通过。”得到这一信息，我更增强了稳步改革、先不实行拼音化的信心。

接着，我向国务院副总理、兼任国家教委主任的汇报。我说过去中央对文字改革的基本方针有不同意见，在延安时，曾赞成实行拉丁化，但几次讲话都说：“这是一个重大问题，大家有不同意见，可以争论么。”马上表态：要按的意见办。

从这次实地调查来看，从许多语言文字工作者的认识和实践来看，我越来越强烈地感到，把广大语言文字工作者以至全社会对新时期语言文字工作方针任务的思想认识统一起来，把文字改革的步骤统一起来，实在是推进新时期的语言文字工作，使之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发挥应有作用的前提，刻不容缓。我根据调查所得，以及同上上下下包括一些专家、学者的反复研究，起草了一个题为《新时期的语言文字工作》的报告，主张大力促进语言文字规范化、标准化，稳步地推动文字改革工作。同时，向党中央、国务院申请召开一次全国性的语言文字工作会议。

正在这时，国务院于1985年12月16日发出将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改名为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简称国家语委）的通知，强调国家语委要“促进语言文字的规范化、标准化”。这对我是一个很大的鼓舞。

党中央对于语言文字工作极为重视。中央书记处看到我的报告稿和申请后，亲自主持中央书记处会议进行讨论。在报告里我说明了新中国成立后30年来文字改革工作的成绩、当前急待解决的几个问题和新时期语言文字工作的基本方针与几项任务。书记处许多同志发表了意见，最后做了总结，指出当前要促进语言文字的规范化、标准化，一是要大力推广普通话；二是汉字是国家的法定文字，已有的简化成果要稳定下来，规范用字，不准任意简化；三是拉丁化拼音只作为语音符号使用。他亲自签字批准了我的报告，并决定全国语言文字工作会议由国家教委和国家语委共同负责召开。这使我的胆子壮了许多，不再怕“砍旗”的责难和种种非议了。

统一思想，统一步伐

1986年1月，全国语言文字工作会议在北京举行。这是继1955年10月全国文字改革会议之后又一次全国性的重要会议。在开幕式上，万里代表党中央和国务院作重要讲话。我作了经党中央批准的题为《新时期的语言文字工作》的主题报告，国家教委副主任柳斌作了《教育战线要重视语言文字工作》的报告，胡乔木在闭幕式上讲了话。

我报告中所讲的，最主要的是以下四点：（一）语言文字工作必须积极而稳步地进行，对30年来的成果需要充分消化、巩固和发展。文字改革还要继续进行，但必须稳步进行，不能急于求成。（二）今后相当长的时期，汉字仍然是国家法定文字。《汉语拼音方案》是帮助学习汉语、汉字和推广普通话的有效工具，要进一步推行并扩大其范围，但它不是代替汉字的拼音文字。汉语拼音化的问题是将来的事情，现在不宜匆忙做出结论。（三）汉字要规范。要进一步拟订现代汉语基本用字表和常用字表，制订汉字属性国家标准，使汉语用字定量、定形、定音、定序。建议国务院正式宣布废止《第二次汉字简化方案（草案）》。今后对汉字简化应持谨慎态度，要在一个时期内使汉字的形体保持相对的稳定，以利社会应用。（四）推广和普及普通话是当前现代化建设的迫切需要。努力做到使普通话成为教学语言、工作语言、宣传语言、交际语言。

参加会议的中央有关单位和各省市的代表280多人热烈讨论了新时期语言文字工作的方针和任务，赞同我报告中所提出的观点。他们普遍认为，对这些重大问题统一思想，统一步伐，才能做好新时期的语言文字工作。

争论多年的文字改革的方针、步骤问题，至此告一段落。

任重道远，寄望后人

全国语言文字工作会议后，我们推动各地次第召开会议，传达贯彻会议精神。各省、市、自治区先后恢复和健全了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多数是由分管文教工作的副省长（或副书记）、副市长、自治区副主席兼任语委主任，这就大大加强了领导。国家语委、国家教委和北京、福建、吉林等地开办了多期语言文字工作干部培训班，使得推广普通话和规范汉字有了一支强大的队伍。

1986年2月，国家教委推广普通话办公室划归国家语委，这就有力地推动了各级学校推广普通话。尤其是4月公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明确规定了“学校应当推广全国通用的普通话”。

上海、福建等地先后开展了“我爱祖国语言美”等普通话比赛，促使普通话成为群众性的通用语言。后来我们还同有关部委发出了《关于加强开放旅游城市推广普通话的通知》，对这些城市的发展起了很好的作用。推广普通话是我们这一段的工作重点，成效显著。

同年5月，我们向国务院报送了《关于废止〈第二次简化汉字方案（草案）〉和纠正社会用字混乱现象的请示》。一个月后的6月24日，国务院批转了我们的《请示》，并发出通知说：“当前社会上滥用繁体字，乱造简化字，随便写特别字，这种用字混乱现象，应引起高度重视。国务院责成国家语委尽快会同有关部门研究、制订各方面用字管理办法，逐步消除社会用字混乱的不正常现象。为便于人们正确使用简化字，请《人民日报》、《光明日报》以及其他有关报刊重新发表《简化字总表》。”有了这个“尚方宝剑”，我们重新发表了《简化字总表》共计2235个简化字，只对1964年编印的《简化字总表》中的个别字（计6个字）做了调整。

根据国务院《通知》的精神，我们积极与各相关单位研究，制订了一系列规范用字的规定。如会同铁道部、交通部、海洋局、测量局和中国地名委员会联合颁发了《关于地名用字的若干规定》，与广播电影电视部联合颁发了《关于广播、电影、电视正确使用语言文字的若干规定》，与商业部、经贸部、工商行政管理总局联合了《关于企业、商店的牌匾、商品包装、广告等正式使用汉字和汉语拼音的若干规定》和《关于商标用字规范化若干问题的通知》等，将方方面面规范使用汉字的问题具体化、法制化了。1986年7月，福建开展了全省“敦促全社会文明用字”活动，对市区、城镇的商店招牌、店堂、橱窗、广告、海报、路标、站名等用字进行了一次普遍检查，并敦促有关单位对错处加以纠正。这就把上述那些规定付诸实践，逐步形成社会风气。对他们的成功经验，我们加以宣传推广。

在推广普通话和规范用字的实践中，也有一些具体问题需要加以研究解决。

一如：方言地区如何使用普通话？普通话在广播、电视中作为统一用语，但在方言特别严重的少数地区，如广州，又如香港，有相当数量的人还不太懂普通话，有些方言用普通话难以准确表达。1987年3月我们去广州时，当地同志提出了这个问题。经过研究，我们的意见是在特殊地区，在一定时期，可以有几个时段采用双语广播的办法，但比重不宜太大，不能减弱推广普通话的工作力度。与此相关的是电影、电视剧中，要力求少用方言，有些可用可不用的方言，应当力求不用。

二如：戏曲中如何推广普通话？我们提出，传统的地方戏曲如粤剧、越剧等，可一如既往沿用方言，不然就没有传统戏曲的特色了。新编的戏曲节目，则要尽可能推广普通话，减少方言语音。我们还组织编创和加大宣传一些提倡普通话的戏曲节目，如侯宝林早年的《戏曲与方言》就很有感染力。

三如：按《简化字总表》用字，遇到繁体字怎么办？我们说，一切书报印刷品，必须严格以《简化字总表》为准，个别旧习惯使用的繁体字，只可以在《总表》规定的用字后加括号注释。当然，古籍重新排印，仍应保持原来的字体和风貌。

四如：在书法艺术中，如何要求汉字规范化？我们与中国书法家协会、中央电视台、语文出版社在北京联合举行了一个“书法家谈汉字规范化座谈会”，与会的书法家们热烈发言，各抒己见。我在座谈会最后说：汉字既是书面交际的工具，又是一门书法艺术。作为书面交际工具，应该严格遵守规范，至于书法艺术，则可以百花齐放，不能强求一律。与此同时，我们提倡当代书法家多写规范的简化字。这一意见获得多数人的赞同。

五如：出版物上的数目字如何规范？因为在各种出版物中，甚至在同一种出版物中，混用汉字和阿拉伯字的现象相当普遍。我们与国家出版局等有关单位反复研究后，与六个相关单位发出了《关于出版物上数字用法的试行规定》，本着清楚、简便、适用的原则，规定“凡是可以使用阿拉伯数字而且又很得体的地方，均应使用阿拉伯数字；遇到特殊情形，可以灵活使用，但应力求保持相对统一；重排古籍、出版文学书刊等，仍依照传统体制”。这个《试行规定》在1987年1月1日后，引起广泛重视，但在使用的实践中仍有许多混乱现象。后来《试行规定》在1993年和1995年都有过修订，然而时至今日，似乎仍未彻底改变混乱现象。这也说明语言文字工作的未来是任重道远的，更不要说文字改革的将来如何继续了。

汉字历史的研究报告篇7

[内容摘要]媒介即文化。文明史就是媒介史。西方文化经历了3次媒介革命：拼音文字、机器印刷和电子媒介。人类社会经历了部落化和非部落化两个阶段，正在进入重新部落化的第三个阶段。拼音文字是视觉的延伸，产生了线性、逻辑、“理性”、分析、专门化的西方文化。印刷术产生了残缺不全的“谷登堡人”。电子媒介是意识的延伸，人类正在进入一个地球村。这是一个多元化的重新部落化的全球一体的美好新世界。麦克卢汉奇怪的媒介说终于得到认可。他反常的研究方法终于受到承认。 [关键词]文明；媒介；传播；媒介革命；重新部落化；研究方法 麦克卢汉（MarshallMcluhan，1911—1980）是西方传播学巨人。他在加拿大和美国大学里执教英美文学，默默无闻凡20年，直到1964年，因《理解媒介》的出版才一举成名，成为传媒追捧的风云人物。自此，他完全转向研究媒介、传播和大众文化。他的研究宏观上观察人类文明史和传播史，微观上透视大众文化、商业文化、娱乐文化、教育和政治制度的各个侧面。同时，他又用比较文化的镜子关照东西方文明和欧洲各国文化。 麦克卢汉的声誉沉浮颇具戏剧性。30年前，学术界对他的评价分为对立的两极。毁誉之声，别若天壤。90年代，他的声誉重新崛起。他的《理解媒介》已经成为经典。 历史证明，麦克卢汉是信息社会、电子世界的先知。20世纪的思想巨人。今天，他的预言一个个都实现了。他关于“地球村”、“重新部落化”、“意识延伸”的论述，无人能出其右。 有人说，“批评家要花30年的时间去理解麦克卢汉”(1)。中国人知道他快20年了，可是我们对他的研究几乎还没有开始。本文攫取一鳞半爪，评介他的媒介理论。但是，由于他的思想根植于人类文明的宏观背景之中，文章就离不开全景式的扫描。管窥不忘全豹，蠡测不忘大海，让我们纵深跳入人类文明的汪洋大海，去看看他的媒介史观和传播史官。 一、奇怪的媒介观 麦克卢汉首创了“媒介”这个词。他说的媒介“很怪”。一般所谓媒介指的是报纸、杂志、电影、广播、电视等几大媒体，这就是狭义的媒介。他说的却是广义的媒介，泛指一切人工制造物和一切技术。这使他有别于常人，也有别于其他的学者。仅举一例，就可以说明他的“媒介”是那么的宽泛无边、稀奇古怪。 他在《理解媒介》中列举细说了26种媒介，每一种媒介自成一章，且都用了一个奇妙的比喻。兹抄录于下：1.口语词：邪恶之花？/2.书面词：以眼睛代替耳朵/3.道路与纸路/4.数字：集群的侧面像/5.服装：延伸的皮肤/6.住宅：新的外貌和新的观念/7.货币：穷人的信用卡/8.时钟：时间的气味/9.印刷品：如何理解它？/10.滑稽漫画：《疯狂》漫画通向电视图像/11.印刷词：民族主义的建筑师/12.轮子、自行车和飞机/13.照片：没有围墙的妓院/14.报纸：靠透露消息的政治/15.汽车：机器新娘/16.广告：使消费者神魂颠倒/17.游戏：人的延伸/18.电报：社会激素/19.打字机：进入钢铁奇想的时代/20.电话：是发声的铜器还是玎玲作响的符合？/21.唱机：使国民胸腔缩小的玩具/22.电影：拷贝盘上的世界/23.广播电台：部落鼓/24.电视：羞怯的巨人/25.武器：形象之战/26：自动化：学会生存。 我们介绍他的文化观，必须要从他的研究方法、历史观和媒介观说起。 麦克卢汉在英美文学的园地里耕耘30余年，研究的是精英文化。但是，从上个世纪的20年代中期开始，他就逐步转向媒介、传播学和大众文化。这一转向既是出于他个人的爱好，也是因为社会的客观要求。美国是大众文化、商业文化和大众传播的沃土。在教学生涯的初期，他难以理解学生中流行的大众文化。为了了解学生，他逐渐移情于斯，同情、中情、献身探索、发现。经过20年的苦心经营，终于在西方学界卓然成为大家。 二、从研究方法说起 麦克卢汉有一句经典名言：“媒介即是讯息。”套用这一警语，似乎可以说：“媒介即是文化。”他诸如此类论断和表述比比皆是、令人费解，既晦涩难懂，又隽永深刻。他的语言风格汪洋恣肆，他的研究路子放荡不羁，九确实引起很大的争议。 “媒介即是文化”，这是他想说而没有点破的命题。为了证明这个命题，让我们先说他的研究方法，说它有何独特、为何独特、有何价值，又为何受到批评。他的方法和西方科学研究、经验研究、实证研究的传统背道而驰。在这一点上，他遭人误解、批评和攻击。 批评家对麦克卢汉的指责，集中指向两点。一是他无所不包的媒介定义，二是他反实证、反经验的研究方法。 他反常的研究方法，可以概括为：探索而不做结论，并置而不做分析，铺陈而不做归纳，发现而不做判断，定性而不定量，形而上而不做实证。他的叙述方法也一反常态，可以概括为：偏爱格言警语，不求明白如话；只用“艺术”语言，不求科学严密；只推出马赛克图像，不搞量化描摹。 读者最不习惯的，是他滥用警语、格言、典故、暗喻，还有莫名其妙的“麦克卢汉式”的语言。于是英语里增加了一个词：“麦克卢汉式”。这个戏说之词是法国人发明的，但是它很快不胫而走，在西方学界流行开来。 麦克卢汉对文化史的研究，综合了人类学、经济学、社会学、史学和文学的研究路子。他把社会史和文化史简约为传播史。他的历史尺度和跨度太大，难免大而无当，但是他毫不在乎。他喜欢信马由缰、天马行空，在广阔的历史时空中驰骋。他举起“杂家”的旗帜，公开批评“专家”。他不屑于当专家，因为他认为专家是畸形人。他讴歌整合一体的“部落人”，悲叹分割肢解的“拼音文字”、“谷登堡人”和“机械人”。他呼唤“重新部落化”的人。他希望研究人类的“无意识”、“意识的延伸”和“地球村”。 由此可见，虽然他对西方文化隐隐约约有一些批评，但是他真正关心的并不是彰否任何一种文化。他既不当卫道士，也不当吹鼓手；既不当掘墓人，也不当陪葬品；既不当法官，也不当辩护律师。他只当探索者，把自己发现的东西陈列在世人面前，由他们自己去做判断。 他宣告自己的方法反传统：“我以崭新的眼光重新考察人的延伸，几乎没有接受传统智慧中看待它们的任何观点。” 他把自己的探索方法叫做开锁匠的方法：“我从来没有把探索的结果当做揭示的真理。我没有固定不变的观点，不死守任何一种理论——既不死守我自己的，也不死守别人的……我的工作比较好的一个方面，有点像开保险柜的工匠的工作。我探索、倾听、试验、接受、抛弃。我尝试不同的序列。直到密码锁的制动栓落下来，保险柜的门弹开。” 他不屑于当专家：“我认为自己是一个杂家而不是专家。专门家圈定一小块研究领地，作为自己的地盘，对其他任何东西却不闻不问。” 他认为需要一种全新的研究方法：“我对文学和文化传统有道义上的责任，于是着手研究威胁文化价值的新环境。我很快就发现，这些新东西用道德义愤或虔诚义愤是挥之不去的。研究证明，我们需要一种全新的方法。” 他认为线性分析法不能用来研究媒介环境。他说：“一切研究环境的线性路子都没有用处，过去、现在和未来都是如此。科学界已经认识到需要统一场理论。它可以使科学家使用一套连续性的术语，借以把各个学科领域联系起来。” 三、麦克卢汉文明史观 “媒介是人的延伸。”按照他这个定义，弓箭是手臂的延伸，轮子是腿脚的延伸，衣服是皮肤的延伸，口语是思想的延伸，文字是口语的延伸，拼音文字是视觉的延伸，印刷术是文字的延伸，近代机械文明、民主政治和个人主义是印刷术的延伸，电子媒介是大脑的延伸，网络是大脑的延伸，如此等等。 这就是麦克卢汉的媒介史观，也就是他的文明史观。在他看来，文明史就是传播史，就是媒介演进史。 如是观之，人类文明经历了3次飞跃，也就是媒介的3次飞跃：拼音文字、印刷术和电子媒介。第一次飞跃是口语向拼音文字的飞跃，发生在两千多年前。这里所指的文字专指拼音文字，其他的文字不入此列。第二次飞跃是手写文字向机械印刷的飞跃，发生在16世纪。因为印刷机是谷登堡发明的，所以这一次技术变革叫做谷登堡革命。第三次革命发轫，于19世纪的电报，形成于20世纪60年代的微电脑，起飞于90年代的网络世界。 麦克卢汉的媒介传播期可以图示如下： 表1：麦克卢汉媒介传播四期说 口耳传播

汉字历史的研究报告篇8

一

20世纪上半期中国现代史学发展最为重要的成就之一即中西交通史研究，本为元史及西北地理的派衍，但所受的直接影响，却为欧美、日本汉学家的研究成绩，“这一学问在中国本为新兴的，但在近数十年中，其成绩的表现已颇为惊人，在将来是一定可以驾欧美而上之的”。大量翻译外人论著亦属成绩之一，其特点可归纳为以下方面：首先，以法人、日人著述为多，俄、德两国的汉学著作鲜有汉译本。国人懂英文者虽不少，但英文汉学著作如玉尔（H.Yule）、劳佛尔（B.Laufer）、夏德（F.Hirth）者，亦少译为汉文。事实上，这些英文著作在民国学者间传阅甚广，或在国内影印发行，然而毕竟中译本较易流传，且便以不谙外文者参考。其次，译著以专题研究著作为主，通论性作品较少；以人名、地名、物产、路线、人物等考证性论著为多，中外文化交流史译本较少。再次，就文本形式而言，著作与游记并重。中西交通史研究发源于欧美、日本探险家对中亚地区的考古探险，这些探险旅行的主要成果则是游记或考察报告，对研究中亚地区民族、宗教、语言、艺术诸方面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故有些著名的游记和考察报告均有汉译本。最后，译界颇为混乱，学术规范也不严格，国内学者常以“译”代“著”，而不加以说明。有学者曾如此评论近代中国汉学译业，“盖通西文者多鄙弃汉学，而治国学者亦忽视西文，其或力足任此，亦视为劳而少功之业。而外人之著述，又或瑕瑜不掩，加以印行困难，解人难得，中国国学遂似与外国汉学者绝缘，实一不合理之现象”。若说“绝缘”，或略有过言，毕竟还有少许学者从事?译工作，但若与日本学界相比较，中国学者不热心于译业，则是不争的事实。

西域是连接东西方的枢纽地带，不仅因汉代交通西域而重要，而且是中国文化西传以及域外文化近如印度、远如欧洲传入东方的通道，因此西域史地向来是学者研究中西交通史的中心课题。民国时期出版较重要的西域史地译著如：钱稻孙译《慧超往五天竺国传笺注》（藤田丰八，泉寿，1929）及《西域文明史概论》（羽田亨，泉寿，1931）、贺昌群译《西域之佛教》（羽溪了谛，商务，1933）、向达译《匈奴史》（E.H.Parker，商务，1934）、梁园东译《西辽史》（E. Bretschneider，中华，1934）、傅勤家译《康居粟特考》（白鸟库吉，商务，1936）、王古鲁译《塞外史地论文译丛》（白鸟库吉，商务，1938）、何建民译《隋唐时代西域人华化考》（桑原骘藏，中华，1939）、张宏英译《中央亚细亚的文化》（羽田亨，商务，1941）等。

羽田亨的《西域文明史概论》、桑原骘藏的《隋唐时代西域人华化考》两种译著影响较大，多次再版，至今仍有参考价值。《西域文明史概论》（东京弘文堂书房，1931）据历次东西洋人在西域的探险报告，扼要地阐述西域文化的本质、来源及其演变。本书论点大体可立，然谓中国历代文明对西域无多大影响，其原因是为存有优劣之差，有商榷余地。羽田亨被国内学界誉为“日本中亚研究之第一人”。《大公报·文学副刊》曾为此书预告，并大力推介，“羽田氏书于佛教美术，及回鹘文化数章，皆见精彩”。钱稻孙译本尚未出版，《文学副刊》获钱之同意，选刊第四节“古代西域人种”，又得李秉中从日本寄来第八、九两章译文，亦陆续揭载。原著出版的同年，钱稻孙即译成中文，自印出版，列为泉寿译丛之一。1934年，商务印书馆印行郑元芳译本。有学者认为在西域史著作极缺乏的时期，羽田之书“实有亟切的需要，尤其是我国人更有阅读的需要”。

中国与南海诸国关系悠远密切，廿四史与其他旧籍多有记载，若能以科学方法加以研究，大有裨益于中西交通史探讨。国外汉学家于南海史地钻研之勤，著述之富，诚有过于吾国学者，如伯希和（Pelliot）、戴闻达（Duyvendak）、费琅（Ferrand）、柔克义（Rockhill）、藤田丰八、桑原骘藏诸氏，于此学享有盛名。而国内学者对此大多隔膜，“近世以来，华侨豪富虽崛兴而学殖愈荒落，若史地之考证，若科学之阐扬，莫不唯外人是赖；即吾国史书之纪载，外人反复?译利用，而国人则漠然视之，宁不可叹”。就国人研究南洋史地者而言，唯冯承钧著述最多，学问亦博，其他如向达、张星?亦有所贡献，但与欧美学者较仍相形见绌。国人翻译西人有关南海史地作品以冯承钧最多，收录于《西域南海史地考证译丛》，此外还有陈裕菁译《蒲寿庚考》（桑原骘藏，中华，1929），杨炼译《唐宋贸易港研究》（桑原骘藏，商务，1935），黄素封、姚!译《十七世纪南洋群岛航海记两种》（商务，1936），何健民译《中国南海古代交通丛考》（藤田丰八，商务，1936），等等。

《蒲寿庚考》在中西交通史领域享有盛名。凡五章：蕃汉通商大势、蕃客侨居中国之状况、蒲寿庚之先世、蒲寿庚之仕宋与降元、蒲寿庚之仕元及其亲族。桑原采用注释考证的方法，荟集大量有价值的中外史料，以蒲寿庚为经，以唐宋以来中国与阿拉伯诸国交通之史迹为纬，疏通证明，尤为详备。关于蒲氏事迹，藤田丰八《泉州之阿拉伯人》一文已先发其覆，但桑著视域开阔，考订精详，附注尤富，甫经问世，即震动国际。1926年，获日本帝国学士院赏，1928年东洋文库印刊英译本PuShou－Kêng，犪犿犪狀狅犳狋犺犲犠犲狊狋犲狉狀犚犲犵犻狅狀狊，狑犺狅狑犪狊狋犺犲狊狌狆犲狉犻狀狋犲狀犱犲狀狋狅犳狋犺犲犜狉犪犱犻狀犵犛犺犻狆狊＇犗犳犳犻犮犲犻狀犆犺狌狀－犮犺狅狌，狋狅狑犪狉犱狊狋犺犲犲狀犱狅犳狋犺犲犛狌狀犵犱狔狀犪狊狋狔，诚为一部不朽的名著。

桑著得到国内学者的推重，1924年陈垣在《元西域人华化考》谓“近日本桑原骘藏氏考寿庚事尤详尽”。陈裕菁译本对原著索隐钩沉，多有补证，以“裕菁按”，附于正文、注释和补注。陈裕菁为江苏镇江人，系近世著名学人陈庆年之子，他对译著的处理与冯承钧的做法相似，所加按语，是对原著的一大提升，带有研究性质。陈译本出版后，向达为之推介谓：“日本的学者对于中国典籍的解比西洋学者来得深；而其对于西洋资料的接触以及语言方面的修养，又比中国学者来得广。所以他们的成就有时竟可以胜过中西学者而自树一帜，我们讲东洋史，对于日本学者的成就，不能不虚怀承认。”1929年，向达曾感慨，“日本人桑原骘藏曾作了一部《宋末泉州提举市舶使蒲寿庚的事迹考》，以蒲寿庚为中心，叙述唐宋时代中国与阿拉伯人在海上交通的情形。若是有人以郑和为中心，而叙述元明时代中国与西方之交通，钩稽群籍，疏通证明，其成就一定不会比桑原的书坏。”嗣后，冯承钧寄望于向达致力于此事，不过一部由国人所写堪比《蒲寿庚考》之《郑和考》始终没有问世，仍需伯希和为国人了一本《郑和下西洋考》，然侧重版本及史料，于元明时期中西交通史未能展现，难尽向达之望。《蒲寿庚考》出版后，国内学者始重视这一历史人物，张星?、赵万里、白寿彝、罗香林均对蒲寿庚极有兴趣。罗香林据新发现蒲寿庚家谱，著《蒲寿庚研究》一书，是对桑著的一大推进，日人石田干之助不得不承认：“罗氏此一新著之出现，吾人以往只根据桑原博士之著作而草成之蒲寿庚、蒲寿晟等小传，遂不得不从新改写。”即便如此，桑著在蒲寿庚“发现史”中的地位依然不可动摇。

二

20世纪上半期，英文世界出版了大量中西交通史方面的论著，除张星?、向达、朱杰勤诸氏外，国人大多未从事译业，以嘉惠他人。法文汉学著作则有冯承钧翻译，日文汉学著作有少许留日学者?译，独英文汉学著作译成中文者颇少。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汉学家卡特（T.F.Carter）的《中国印刷术之发明及其西传》（犜犺犲犐狀狏犲狀狋犻狅狀狅犳犘狉犻狀狋犻狀犵犻狀犆犺犻狀犪犪狀犱犐狋狊犛狆狉犲犪犱犠犲狊狋狑犪狉犱，1925）实属异例，中译本尚未出版前，即引起国内学界的关注。

印刷术是中国对世界文明进步的一项重大贡献。关于研究中国的印刷史，从发明的背景、演变以及西传，卡著首先作了全面梳理，在国际汉学界声誉甚佳，长期以来被视为经典之作。荷兰汉学家戴闻达认为：“卡特氏之落笔着墨，至谨严不苟。……凡关于印刷术之发明及发展种种问题，均用新发现之资料考核。……其鉴别旧资料，增加新资料之法，至可称羡。此书更有一特长，即能使普通读者悉然无遗。”于是撮述其内容，加以评赞。

西方学者研究中国学术，条理之分明，系统之讲究，诚有过于吾国老生宿儒。然以汉文之艰难，书籍之广泛，纵使从事斯学数十载，亦难免有误解与挂漏之憾。如卡氏之作，处理如此复杂课题，又无先行者为之引导，其失误不可免。国内学者一方面高度赞誉此著，同时提出补充材料或修正意见。张德昌评论1932年英文修订版，认为卡特之书“不但在内容上取材丰富，而且在方法上开辟了一个新的途径”。邓嗣禹概括卡氏 著作四项优点：沟通中西印刷与文化之关系；善于鉴别材料与组织材料；论断谨严，图表适当；文字简明，便于观览。同时，他对卡著可议之点、缺点、疑误之点，一一指出。

向达在商务印书馆工作时期，即着手翻译卡著，部分译文刊登于《图书馆学季刊》和《北平图书馆月刊》，后赵万里得知，“请将全书转登，以广流传”。邓嗣禹称许向氏译文，“于信达雅三者均颇致力，殊属难得”。向译本并无印行单行本，10年之后刘麟生才出版完整中译本，据1932年修订本易名《中国印刷术源流史》，先连载于1936年《出版周刊》，商务印书馆1938年出版单行本。译者加按语十余处，拾遗补阙，有功原著；1941年，英文原版在北平影印发行，封面中文题名“中国印刷发明史”。当时西方的汉学著作很少能如卡特这部书那样，译前译后，均引起国内学者的广泛关注，书评不断，引征率甚高，反复重译，在中西交通史领域实享殊荣。

中西交通史研究之兴起，与19世纪中叶以来域外探险家对广袤的亚洲腹地的考察活动密不可分。在这些探险家中，有的是地理学家、考古学家、人类学家以及其他方面的专家。是时，新疆牵入英俄两国的争斗中，他们派探险家往新疆、蒙古各地调查旅行，起初在沙漠中偶然发见被流沙掩埋的古代城市遗址，渐引起学者的注意。俄人勒柯克（LeCoq）、英人斯坦因（AurelStein）、法人伯希和、日人橘瑞超，组织探险队，先后到新疆一带考察，皆有惊人的收获。各国探险的成绩，大多有正式报告印行。中亚探险旅行所产生的大量游记和考察报告，使这片原本令人陌生而神秘的地区在沟通古代东西文明中所起的巨大作用，突然呈现于世人面前，促进中西交通史这一学科的诞生。因此，有关中国边疆地区的游记、考察报告、旅行日志等文本对研究中西交通史意义不凡。民国学界翻译了不少这方面的书籍，如唐开斌译《游记》（青木文教，商务，1931），李述礼译《长征记》（斯文赫定，西北科学考察团，1931）及《亚洲腹地旅行记》（斯文赫定，开明，1934），孙仲宽译《我之探险生涯》（斯文赫定，西北科学考察团，1933），向达译《西域考古记》（斯坦因，中华，1936），郑宝善译《新疆之文化宝库》（勒柯克，蒙藏委员会，1934），冯承钧译《中国西部考古记》（V.Segalen，商务，1932）及《东蒙古辽代旧城探考记》（J.Mullie，商务，1930），“为中亚和中国的历史研究增加了不少的资料，并且影响了中国近代学者研究古代历史的态度”。

“敦煌盗宝第一人”斯坦因的《西域考古记》（犗狀犪狀犮犻犲狀狋犆犲狀狋狉犪犾－犃狊犻犪狀狋狉犪犮犽狊，1933），是上述诸种考察报告中最有影响的一种。是书据实物资料，探讨有关丝路地貌、地质变迁以及东西文化交流的史实。向达将这本较为通俗综合性作品译介给中国读者，很合国内学界的需要。不过，有学者认为，斯氏对中文以及古代中亚语言，一无所通，“斯氏的书最重要的我以为还是他的探险的经过，及对于实物的描述，考证方面，若要据为典要，应该很审慎的使用。”此外，斯坦因的书都异常之贵，卷帙浩繁，普通图书馆不易购备，且印数不多，得之不易，故1941年北京中原书店影印英文原版多种，如《古代和阗考》（犃狀犮犻犲狀狋犓犺狅狋犪狀）、《西域考古记》和《沙埋和阗废址记》（犛犪狀犱犫狌狉犻犲犱犚狌犻狀狊狅犳犓犺狅狋犪狀）。

三

译者群体在沟通中外学术中的积极作用，自不待言。季羡林回忆：“五六十年以前，冯承钧翻译了大量的法国学者关于敦煌吐鲁番研究以及中外交通史的论著。用力至勤，成就最大，大大地扩大了我们的眼界。至今学者恭受其益。其间还有许多学者，如向达、贺昌群、方壮猷、姚!、朱杰勤、王古鲁、张小柳、何健民等等先后翻译介绍了不少日本、法国、英国等国的学者有关这方面的论著，国内学人至今还感谢他们。可惜的是，从那时以后，学者大都忙于自己的名山事业，翻译介绍之事，只是偶一为之，像冯承钧先生那种锲而不舍终身从事的劲头，而今真已成广陵散了。”冯承钧的汉学译业广为人知，然而其他译者成绩也不俗，译作至今沿用，他们为中国的汉学译业所作贡献却罕为人知，有的甚至连生平亦不详。

何健民（1902—？），字黎峰，又名何涂生、何建明，福建人。国立中山大学经济学士，留学日本，获台北帝国大学法学士。归国后参加新亚细亚学会、中国经济研究会、社会科学社、黎明社等学术团体。历任岭南大学讲师，国立编译馆人文组编译、陕西武功农校教师等职，后赴台湾。他翻译中西交通史方面的作品有：《蒙古概观》（民智，1932）、《中国南海古代交通丛考》（藤田丰八，商务，1936）、《法显传考证》（足立喜六，国立编译馆，1937）、《隋唐时代西域人华化考》（桑原骘藏，中华，1939）、《匈奴民族考》（白鸟库吉，中华，1939）。此外，他还翻译田中忠夫、小竹文夫等人经济史论文。何氏是一位职业翻译家，并不研究中西交通史。后在台湾出版《西洋通史》、《中国近代史》、《中国文化论丛》等。

杨炼，生平不详，20世纪20年代曾在日本陆军经理学校留学。经他翻译的日本汉学著作计10种：桑原骘藏《张骞西征考》（1934）及《唐宋贸易港研究》（1935）、驹井和爱《中国历代社会研究》（1935）、藤田丰八《西域研究》（1935）及《西北古地研究》（1935）；足立喜六《长安史迹考》（1935）、滨田耕作《东亚文化的曙光》（1935）及《古物研究》（1936）、中原舆茂九郎《西南亚细亚文化史》（1936）、原随园《希腊文化东渐史》（1940），均在商务印书馆出版。1934—1936年间竟出版9种汉学译著，译本质量都不佳，大有率尔操觚为射利之嫌。

而一部成功的译著，其价值或有过于著述。朱杰勤《南洋史地的研究》一文说：

吾人处此南洋研究尚待开辟之中国，切不可轻视翻译，翻译名著对于文化之贡献，不下一己之创作，外国学者如伯希和、马伯乐、夏德、柔克义、戴宏达之流，其研究南洋史地，在某些方面实胜吾人。吾人对于彼等之大章，亦有翻译介绍之责任。近人冯承钧对于西北及南洋史地造诣精宏，岂不能专门著作，而彼好将法国之汉学权威者之研究结果择要翻译，以供国人参考。其重视翻译，务实不务名之处，至足为吾人效法。

冯承钧在汉学译业中具有独一无二的地位，而且对西北、南洋史地尤有造诣，却甘愿为他人做嫁衣裳，且以病困之躯，数十年志于译事，厥功甚伟，百年来无有第二人。冯氏的可贵正衬托出中国汉学译业的不景气，民国史坛不乏外语、专业具佳之才，然国人更愿意追逐名山事业，鲜有人将译事作为终生之业。

概言之，20世纪上半期汉学译业之弊病，大致有三方面：

首先，急功近利。急功近利者必趋易避难。大部头著作不愿译，难度大者亦不在考虑之列。考狄（HenriCordier）《西人论华书目》（犅犻犫犾犻狅狋犺犲犮犪狊犻狀犻犮犪）是国人了解西人汉学成果必备的工具书，虽常被学者提及，也曾在国内影印出版，但无学者或机构组织人员翻译；玉尔的《东域纪程录丛》（犆犪狋犺犪狔犪狀犱狋犺犲犠犪狔犜犺犻狋犺犲狉）是中西交通史的经典之作，除了张星?摘译部分外，无人过问这部相当有难度的杰作。国际汉学界公认的一流著作多未及时译介，而二三流或通俗性作品却大行其道；急功近利者必然好名利。东拉西扯些东西以欺国人，或译事草率。

翻译本非易事，绝非一部袖珍字典之助，即可轻率为之。若欲从事译业，须通晓外文，达到鉴赏原文的地步，尚需较好的国文功底，此外对所译内容应有相当认识，否则易望文生义。在民国汉学译界，如冯承钧、向达、张星?诸氏，译笔谨严，且对原著详加考订，并非常见；急功近利者必图快。“裁剪割裂”之作屡现，自言所作之文或书系以某西书为蓝本，或谓原书冗长，节译提要以利读者云云。既然以某书为蓝本，为什么不直接翻译更为省事？既然冠之以“著”，就应该多事参考，而未闻以一两本书为蓝本者可谓“著”。在近代学人中间，何炳松不止一次热衷此道，其《中国文化西传考》即节译利奇温（AdolfReichwein）之《十八世纪中国与欧洲文化的接触》（犆犺犻狀犪犪狀犱犈狌狉狅狆犲：犐狀狋犲犾犾犲犮狋狌犪犾犪狀犱犪狉狋犻狊狋犻犮犮狅狀狋狉犪犮狋狊犻狀狋犺犲18.犮犲狀狋狌狉狔，1925）一书，后人粗心不察，常视其为何氏的名文。以何氏的外语水平和国文程度，翻译利奇温之书，应不在话下，此举有功于学术界甚大，但他就是喜欢做“裁剪割裂”之事，害得国内不谙外文者读的尽是一些残缺的作品。

其次，以译代著。近代中外学界联络并非那么紧密，有些欺世盗名之徒竟以为可以掩天下人之耳目，掇拾外文书中一二章，翻译发表，撇开原著者，公然署己名，不加任何说明，误导学术之本源。清华国学研究院毕业者方壮猷将白鸟库吉发表于《史学杂志》第21、22期《东胡民族考》译为中文，分《匈奴王号考》和《鲜卑语言考》两文发表，只署自己的大名，送给陈垣审阅，陈以为作者不仅通德语、日语，又通蒙古、满洲、契丹语文，真了不起，便介绍给《燕京学报》1930年第8期发表。后被人揭发，经查内容系取自白鸟之文，而无任何提示，令陈垣很狼狈，被指摘为粗心大意。嗣后，方氏给《燕京学报》来函解释：“《匈奴王号考》一文，其主旨在说明冒顿以后匈奴模仿秦制之一点，虽取材有借镜之处，而文旨则系个人年来研讨较久所发见者。至《鲜卑语言考》一文，多取材于白鸟博士所著《东胡民族考》之前部，复因他事未及终篇，卒加以头尾而发表之。虽于绪论及结论中已略叙其原委，而语焉不详。原拟俟下篇完成时补叙，以琐事匆匆，久未如愿。因恐有掠美之嫌，特此声明。”此举似有欲盖弥彰之嫌，编委会并不认可方氏的自辩，刊登一则启事，郑重声明：“查本报主旨，在于发表研究心得，凡此类似翻译之文字而不声明其出处者自属不便登载，此后请投稿诸先生注意，苟非自己研究之结果，幸勿见赐也。”方氏的伎俩不仅蒙蔽了陈老法眼，险些也让金毓黻上当。1937年，金氏读到方氏《东北史纲》第二卷《安东都护考》，谓“取材颇丰，大抵以日人津田左右吉所撰《安东都护符》为主，又辅以他种之史料，既有条理，更多创获。余撰《史稿》亦至此题，于其取材之外，不能再有所得。”甚为赞许，两天后经仔细研读，却发现方著“悉以津田氏之文为蓝本，殆等于译作，别无新组织之可言”。

最后，重复翻译。从事翻译之事者本不多，加之不断出现多人先后译同一种作品，使中国读者失去更多接触域外汉学著作的机会。如羽田亨《西域文明史概论》、石田干之助《中西文化之交流》、桑原骘藏《隋唐时代西域人华化考》和《蒲寿庚考》、白鸟库吉《东胡民族考》、卡特《中国印刷术之发明及其西传》等，均出现两种中译本；以《马可波罗游记》为例，至少有张星?、冯承钧、李季三种汉译本，冯、李二氏译本均正式出版，而被公认为最有学术价值的张氏所译玉尔译本，只出版了《导言》及第1册，却没有出版社愿意承印，而无法问世；其他单篇论文重译现象更为严重，说明译界同仁缺乏必要的交流。这种状况虽可解释为中国学界关心域外汉学，热心沟通中外学术，但以当时国内学界实际情形考量，应该更多更全面地译介域外汉学。重译自然有其合理的一面，后出者转精，取代较为劣质译本，对学术也是一种推动。这种细致活在中国学界已充分掌握国际汉学的“发达”期，固然值得提倡，但在百废待兴，亟待域外新知补充动力的“饥荒”期，重译之举非但浪费人力，亦不利节约成本，以尽快融入世界学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