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的哲学思考范文
时间：2023-11-10 17:50:45
关于的哲学思考篇1
关键词：诚信；欺骗；马克思主义哲学；唯物辩证法；物质与意识关系原理
社会上一些假冒伪劣、欺骗等现象时有发生，新闻媒体屡有报道，难怪有人发出“好人遭殃”“老实人吃亏”的感慨，感慨之余，人们不禁要问，诚信到底还是不是人们应遵守的美德？还有没有市场？我们应如何把握和对待？这些疑惑与迷茫下的诚信危机，应引起我们的注意和思考。
一、诚信的正确性和重要性
（一）诚信的涵义反映了物质和意识的关系原理
辩证唯物主义认为，物质决定意识，意识对物质具有能动的反作用。正确的意识能促进事物的发展，错误的意识则阻碍事物的发展。这就要求我们想问题办事情要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
诚信，即诚实守信，就是不欺骗，不歪曲事实，在此基础上，说到办到。看来，要做到诚信，在一定意义上与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相吻合的。以事实为依据是办好事情的前提，只有在事实基础上，才能得到正确的判断和理论，依靠正确的判断和理论才能解决好问题，推动事物的发展。任何虚假和伪装都将注定其唯一命运——失败。回顾中国近代史，共产党的真诚与国民党的虚假形成鲜明对比，在力量极大悬殊的情况下，共产党由弱到强，最终取得全国革命的胜利。很难想象一个没有诚信，充满欺骗的人如何能真实正确地反映分析客观事物，即使最简单的道理，让这些人说出来也会完全扭曲、变形、颠倒，结果只会害人害己害社会。
（二）诚信体现了事物的联系原理
辩证法告诉我们，世界上任何事物都与周围其他事物联系着，整个世界是一个相互联系的统一整体，孤立存在的事物是没有的。
学校开设各学科的联系；社会各行各业的联系；经济政治文化的联系。联系充斥着整个世界，事物是相互联系的，一个人诚实守信，就能得以多助左右逢源，克服种种困难，有不利变有利，有被动变主动最后取得成功。否则，只能遭人唾弃、斥责，处处碰壁，甚至走向绝境，或许也能得逞一时，但决不能得逞一世，最终逃不掉惨败的命运。
在经济快速发展，商战日趋激烈的今天，以诚为本，信誉至上，更是商家立于不败之地的法宝。经营的好坏，是生存还是被淘汰，都与经营者的诚信密切相关。海尔集团，其前身为青岛电冰箱总厂，把检测出库存不合格的冰箱全部砸掉，以“诚”字获取快速发展而闻名全国。美国大公司假账丑闻，令该公司股票大跌。一切的一切，无不道出“诚信是金”的道理。
（三）诚信与欺骗的并存符合矛盾的观点
唯物辩证法认为：矛盾即对立统一，矛盾无处不在，无时不有，无论什么事物都包含既对立又统一的两个方面。分析事物时要学会用“两分法”“两点论”，而不是“一点论”。
根据辩证法，诚信与欺骗这两个方面同时存在就不足为奇了，属正常现象。我们不可能保留事物矛盾的一方而抹去另一方。正如，生与死，不会因为人们热爱渴望生命就能够长生不老。科学技术是一把“双刃剑”造福人类的同时，也给人类带来了威胁和伤害，不可能因此就不发展科学。所以，诚信存在，与其对立的另一方面就肯定存在，我们要能够正视，能够客观的对待。
辩证法告诉我们，矛盾的两个方面有主次之分，事物的性质是有矛盾的主要方面规定的，因此，我们分析事物，不仅要看到矛盾的两个方面，更要分清分清矛盾的主要方面和次要方面，即哪是主流，哪是支流。
我国的思想道德建设，诚信正义是主要的，一直是人们所赞扬的高尚品德，受到广大人民的推崇，当然我们也并不否认欺骗之类社会阴暗东西的存在，但充其量只是社会副产品，是支流，丝毫不影响人类高尚的道德情操。正像乌云遮不住太阳一样，阻碍不住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向前发展。看问题时，不能因为看到不好的一面就全盘否定，就丢掉了信心，失去了勇气。要能够用马克思主义科学观点，分清主次，明辨是非，不做“一叶障目”的愚人。
二、诚信的界限问题
辩证唯物主义认为：矛盾具有特殊性，不同的事物具有不同的特点，同一事物在不同的发展阶段各有不同的特点，需要我们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诚信中有两种情况，就需要具体对待。一种情况是诚信外延的内缩。我们看下面现象：一个人本着诚信的原则，告诉病人一个别人一直隐瞒的真相——该病人换了不治之症，使病人在巨大的精神压力下快速死亡。对犯罪分子、对敌人仍讲诚信，对方在不断欺骗还深信不疑。这种所谓的“诚|”，实质是一种迂腐，是一种危害他人和社会的一种行为。“诚”的愈深，危害就愈大。表面上看，似乎属于诚信范畴，实质则不是，这种“诚”要不得，应去掉，称之为诚信外延的内缩。
另一种情况是诚信外延的外扩。看以下现象：一支部队陷入敌人包围，士气消沉将要全军覆没，将领骗士兵说援军到了，于是，一鼓作气冲出了包围。又如，欺骗一位老母亲说她已死于战场的儿子还活着。欺骗犯罪分子使之绳之以法。在这些事例中，我们能说“欺骗”不是代表善意、真诚和正义吗？特殊情况下，表面是欺骗，但实质与诚信一样，利人利己，是可取的，称之为诚信外延的外扩。就是把特殊时候的欺骗归入诚信范畴，使诚信的外延扩大，如此，于情于理才说的通，才令人信服。
人们在纷繁芜杂的社会中，在各种各样的事情面前，一定要根据不同的情况，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把握好诚信外延的内缩与外扩，理清头绪，有理有节，褒善除恶，伸张正义，弘扬诚信美德。
三、如何培养诚信品质
（一）从外部环境和自身修养两方面着手
充分发挥家庭和学校的教育作用，使学生从小就不断接受良好道德品质的熏陶，培养诚信美德。加强社会宣传，净化社会环境，形成良好的社会道德氛围。通过法规来约束和打击不良现象的滋生与蔓延。
由辩证法内外因关系原理可知，对诚信品质的培养，除了依靠客观诸多因素外，关键是要在自我修养中逐步提高。要经常进行内省，努力做到慎独。所谓内省，指自觉地进行思想约束，内心时时反省，检查自己的言行。古人云：“内省不疚，夫何忧何惧？”“君子博学而日参乎己，则智明行无过矣。”诚信只有在自我严格要求自我反省中才能培养形成，并在独处无人监督情况下，依然诚实守信，这就是慎独，慎独是诚信的真正最高境界。
（二）从小事做起
诚信品质的培养要从每个人做起，从每件小事做起。一点一滴的积累，逐步培养，循序渐进。量变是质变的前提和基础，量的积累达到质的飞跃。“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千里之堤，潰于蚁穴”就是这个道理。
（三）道德建设与法制建设相结合
社会主义建设中，道德与法制二者相辅相成相互促进，要想正确分析事物，就必须坚持两点论，学会两分法。与诚信格格不入的现象，例如：制假售假、走私、偷税、骗税、有隐患不报、出现事故欺上瞒下等等，要依法严肃查处严厉打击，对不法分子形成震慑的同时，促使其提高道德品质，培养诚信道德意识，形成良好的社会道德风尚。
在诚信的问题上，只要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做指导，就能获得全面科学清晰的认识。让我们共同努力，为现代社会的文明进步而做出贡献。
参考文献：
[1]《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
[2]《中学政治》
关于的哲学思考篇2
中国哲学的主体部分在先秦到民国时期，而中国哲学的源头在先秦时期。要想研究中国哲学或者想对中国哲学有些了解，必须阅读繁体字的古籍。这对我辈来说是一件很痛苦的事，因为我们从小接受的是简体字和白话文，面对繁体字的古文，无异于文盲。字都不认识，理解就更谈不上了，所以研究中国哲学得先过文字关。
文字关对于中国哲学研究者来说至关重要，因为要探讨中国传统哲学中的哲理（主要是从古籍中获取），必须先认识文字以及理解文言文的字面意思。尽管，对于哲学研究来说，不能仅停留在文字表面意义上，但只有通由文字的字面意思才能深入理解其中的深刻内涵。这就要求我们要道德攻克文字关。中国学生学（特别是中国大陆的学生）学习研究中国哲学，应当尽量阅读繁体字的文言文，如杨伯峻繁体字版的《论语译注》、《孟子译注》，以及新编诸子集成那套繁体古籍。如此，可使我们逐步习惯于阅读繁体字，为以后独立研究古籍奠定基础。中国哲学研究者不能靠别人翻译出来的作品作为自己研究的基础，因为翻译成白话文的古典著作多少掺杂着翻译者的理解，不能如实反映原意。这就要求我们要尽量接触古籍原典并从中获取我们真正想要的东西。
除此之外，中国哲学研究者的视角不能仅限于中国哲学而忽略或轻视考据学者对于中国文言古籍的研究考证工作。
汉字自创立起经历了数千年历史，其间，随着社会的发展发生了一系列变化。比如说，古籍中某个字因为避讳、通假、传抄等原因在字形及字义上发生的变化，著作的真伪问题以及著作出现的时间问题等，这一切都涉及到考证、训诂等方面的专门的学问。虽然能不要求中国哲学研究工作者对于这些专门学问有多高的造诣，但是也不能忽视这方面的研究成果，因为这些问题直接关系到研究者能否对文言古籍有明确的认识与理解。在哲学研究中，往往因为对一个字的不同理解而使原文的意思发生很大的变化，这就要求我们在进行哲学研究时要尽量吸收古文字方面的考证训诂成果。
中国哲学研究基础方面的问题还包括：以什么样的态度来研究中国哲学、在进行哲学研究时应坚持怎样指导原则或指导思想以及确定研究中国哲学研究的目的等，笔者认为，这几个问题对于初入中国哲学门径的研究者来说至关重要。因为，本文由收集整理这几个问题会始终贯通于研究者的研究工作，以至于影响其研究思路。
哲学是时代精神的精华，毫无疑问中国哲学是中华文化的精华。由于中国特殊的国情，在对待中国哲学的态度上，从近代乃现代国人仍有些不理性之处。由鸦片战争开启的中国近代史上发生的一系列可歌可泣的重大历史事件促使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如经济基础、政治制度、社会性质乃至思想文化上的巨大变化。中国的有识之士一方面积极参加救国保种的伟大事业；另一方面对思想文化领域进行深刻反思，反思中国为什么会陷入被动挨打的境地，反思中国革命如何从逆境中引进了先进的指导思想，反思的结果突出的表现在新文化运动中。
在新文化运动中，“打倒孔家店”成为时代的响亮的口号。这一口号反映了当时知识分子把中国落后的原因全然归结于中国的传统文化，并把它作为批判对象。同时，由于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李大钊等早期无产阶级的先行者将马克思列宁主义传入了中国，并逐渐被广大人民群众所接受进而成为中国革命的指导思想。此后，中国传统文化在中国始终处于弱势地位，直到近年来中国增强文化软实力口号的提出，中国传统文化作为影响中华民族数千年的文化思想才重新得到一定程度的重视。
中国传统文化作为影响中国国民性的主导文化，已经渗透到国人生活的方方面面，不能被轻易否定，况且在中国传统文化影响下的中华民族曾经在世界上拥有伟大的成就、中国哲学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为中华民族乃至全世界提供了丰富的智慧。不过，随着社会的进步，中国哲学或中国传统文化中毕竟包含一不合时宜的地方需要加以甄别与剔除。因此，我们要在尊重中国传统文化或中国哲学的基础上努力“取其精华，去其糟粕”。
以什么为指导思想对于中国哲学的研究来说直接关系到研究的方向和结果。我国学者在较长时间内都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来撰写中国哲学方面的论文或著作（如冯友兰在马克思主义指导撰写的《中国哲学史新编》），这是由我国特定的国情所决定的。但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的做法并意味着真正把握住马克思主义的本质，相反，有些学者只是用马克思主义的某些论断为标准来评判中国哲学，从而产生了“戴帽子”、贴标签等不良现象。这种情况不仅不能正确引导中国哲学研究工作，而且严重破坏了学术研究的民主、自由的氛围。
近年来，中国哲学研究者无论在撰写论文还是著作方面都尽量用中国哲学所特有的话语方式来探究并评判中国哲学，张立文主编的《中国哲学史新编》就是其中一例。这里并不是反对把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思想，而是反对机械的用马克思主义为中国哲学帖标签。
我们要善于把握马克思主义的本质，用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具体问题具分析等基本原理和方法指导中国哲学乃至其他学科的研究工作。
至于中国哲学的研究目的，用张载的“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世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来说明最恰当不过。中国哲学作为中华民族文化的精华凝聚着几千年中华民族的伟大智慧，是中华民族经济、政治、文化及科技集中体现。研究中国哲学，就是要让中华民族的智慧继续为中国人民造福，“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研究中国哲学，必需厘清中华民族集体智慧发生、发展以及演变的轨迹，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推进中华民族文化的发展，“为往世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
关于的哲学思考篇3
内容提要: 在哲学取代权威成为法律制度的基础的今天，哲学也成为了侵权法的时代标签，哲学方法论武装的状况和水平便也成为了突破侵权法理论困境的根本前提和衡量侵权法制度体系是否成熟的重要标志。侵权法的哲学基础是由人性奠定的，需要从人性中找寻制度的表达方式;侵权法中蕴含着丰富的道德元素以及那些被相信可以作为侵权法规范的正义观念;社会事实是侵权法抽取其生命之液的秘密根茎，生活世界给予其真实的内涵和正当性基础。侵权法理论的根本所在，需深刻洞察人们对其所身处的这个时代的社会理解力和价值观，并最终回归改善社会现实的智识努力。当代侵权法作为努力实现社会正义的工具，其最重要的目的在于补救人格尊严的损害，促进社会平等，加强人类团结与合作。
引言
随着政治、经济、社会及文化的不断发展和演进，侵权法背后的利益衡量与价值判断趋于多元和复杂，在理论与现实紧张关系的拉扯之下，侵权法开始表现出自负与贫困的双重面向，一方面，侵权法通过不断扩展适用领域而侵入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另一方面却是人们极力逃避侵权法的适用而寻求损害的极端救济方式。中国语境下的侵权法实践更是发人深思，一些侵权法轶事，如侵权法的罗生门———“彭宇案”、肖克军案、药家鑫案、三鹿奶粉案以及更为极端的“张海超开胸验肺”案，甚至令人扼腕叹息。探究侵权法的现实境遇会促成对侵权法理论与实践之间实质关系的深刻理解，即:生存于这个世界上的人们应当如何行为及如何相互对待。可以说，侵权法与人的自由和人格尊严紧密相连，因而有着一张“人类的面孔”;侵权法与人的日常生活亲密接触，因而说侵权法是“社会的形象”;侵权法反映民众的个性、思想、情感、态度和文明程度，因而具有“文化的神经”。无论是大陆法系还是英美法系，侵权法都在构筑其市民社会的生活秩序和安全结构方面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在哲学取代权威成为法律制度的基础的今天，哲学成为了侵权法的时代标签，哲学方法论武装的状况和水平便也成为了突破侵权法理论困境的根本前提、衡量侵权法功能迷思的深层标准、考察侵权法制度体系优劣的重要标志以及破解侵权法实践难题的思想资源。
随着侵权责任立法嘈杂的争论之声渐趋平静，侵权法的研究开始淡出理论的整理而专注于文本的解释，侵权法解释的新时代已经开启:力透文本的文字表达而进入妥切适用法律规范的现实世界。对于侵权法来说，无论是法学方法还是法律方法，为了避免“方法论上的盲目飞行”，需要先行“搜寻法律制度的哲学基础”。［1］(p.80)努力保持法学领域自主性的时代已经过去，侵权法早就开始了与社会科学甚至自然科学的合作。侵权法学需要哲学上广博的基础知识，否则，就会使得侵权法由于先天不足而导致浅盘性格:离开哲学，侵权法学只是一种无根的骄傲。哲学对于侵权法绝不仅仅是一种方法，也反映出一种态度和深度。对于哲学性问题，侵权法必须通过社会实践给出答案。侵权法背后隐含的人性基础、社会事实基础和价值基础是侵权法丰厚的哲学资源，只有从侵权法的哲学关照中命定其当代的社会担当，我国的侵权法伦理政策和立法技术才会更加接近正义。
一、侵权法的哲学基础由人性奠定
法是人类社会特有的现象，它的产生与发展、制定与实施都无法脱离人的要素，这就决定了任何法的研究，如果要上升到哲学的高度，都必须从人的本性出发，这样才能探查到法的根基，并寻找到开启法律理解之门的钥匙。关于这一点，霍姆斯的论断是精辟的:“法律从人类本性的需要中找到了它的哲学。”［2］(p.134)
侵权法正是通过其理论生成和制度演进一次次地向我们展示其对人性关怀的坚持，侵权法从未停止关于人性的追问，其中除了概念，我们还能真切感受到历史、哲学和社会的启蒙。侵权法的哲学基础是由人性奠定的，需要从人性中找寻制度的表达方式。侵权法最终是对人起作用，因而需要思考采取什么方式对待人，这一切的关键还在于对人的认识，它决定了侵权法的出发点和方向。因此，实证法在逻辑上首先要预设人的形象，作为法律秩序的必要前提条件。侵权法作为一种规范性秩序，包含一种应然性———建立在人性的认识基础之上并符合人性，预设了作为规范的承受者和受约束者的人类形象:自然人、经济人和理性人。侵权法预设的抽象平等的自然人特征暗合了形式正义的要求，与私法的自由权利和意思自治理念天然相依，为过错责任和自己责任打下了坚实的伦理基础。就法律制度来说，它不仅仅是一种满足人们现存欲望和抱负的制度图式，而且也是一种塑造人们未来欲望和抱负的远景规划。侵权法应当为人的自由保有空间，正确解决人的活动与损害补偿之间的平衡关系，为人充分发挥聪明才智和创新能力营造制度氛围。正是由于这种“追求经济利益的人”在侵权法中居于中心地位，侵权法即使意图使其对自己的行为后果负责，也不应阻碍其追求经济利益的动力。侵权法必须深刻清醒于这样的制度使命，积极克服或抑制人性中可悲的弱点，而绝不是迁就它们，否则，要么是人性将侵权法引向歧途，要么是侵权法把人性导向深渊。人既然是有理性的，那么便是可以归责的，当其意志和智力处于不良状态并造成损害时，就可以将责任归于其上。正是这种自主决定与自己负责的观念奠定了过错责任原则的人性基础，并表达了侵权法制度的责难倾向。
经由近代侵权法发展而来的现代侵权法，就人性的理解始终内含着相互矛盾的方面，直至当代。一方面，侵权法需满足尊重人性这一基本要求，因而赋予所有人以抽象平等的法律人格，并将责任限定在可预测的风险范围内，通过自己责任原则与过失责任原则的制度化来反映这种思想。另一方面，侵权法还需克服近代侵权法在现代社会所起到的“轻视人性的作用”，基于侵权法制度在现实运行过程中带来的社会恶果的反思，随时追补人性理解的偏差以避免侵权法制度持续制造对人性的威胁，并在这种反思的基础上形成制度的平衡，进而在侵权法体系内生成了过错推定责任与无过错责任，并在体系外通过责任保险、社会保障等援助性制度共同搭建社会安全网络，尝试搭建人性的回归之途。当代侵权法不断受到现代性问题的挑战，其对人性的理解也不再是单向度的简单认识，呈现出多维立体的面向并因此而变得深刻和完整:个体性与社会性、利己心与有限的利他心、理性与经验。人的个体性存在确证了侵权法中的自我人格———人的尊严、自由与侵权法的人权标准，人的社会性存在注定了侵权法的社会化发展趋势。侵权法制度中利己主义要素和利他主义因子均有所体现，并通过相应的规范、标准等立法技术和司法实践反映出来。侵权法所要表达的正是人性中相互矛盾的两种诉求，一方面承认人的一己私利并予以保护，同时限定有节制的责任范围为人们追逐利益划定自由的疆界以实现个性化的幸福追求;另一方面也要小心呵护人类稀薄的利他之心，通过各种理念的强化培植人们的性格和美德，创设好的制度环境引导和说服人们追求向“善”的幸福生活。在认识论的视域里，人性中既有理性的因素又有经验的因素，二者是辩证统一的。对人性的这一层面的认识，会影响到侵权法制度的选择模式和功能的作用范围。侵权法中的利他主义的立法表现已清晰可见，如某些领域的高标准注意义务和好撒玛利亚人的国外立法实践。
现代侵权法对近代侵权法一路扬弃而发展到当代，其始终坚持对人性的关怀与尊重，伴随人性的历史性发展而完成了制度的启蒙。然而，为了完成预设的制度使命，侵权法在努力克服传统体系因对人性认识的单向度而导致的不良后果的过程中，呈现出价值悖反与社会生活失衡的矛盾运动态势，甚至出现“无过错的过错责任”这种异化的侵权法制度，最终反而走向了人性的背离。当侵权法的这种矛盾性格表现为外在体系无法与内在体系相合致时，当其制度规则的运行结果已经背离了人们的道德直觉和伦理期望时，侵权法便被一片危机之声淹没了。不可否认，侵权法不仅仅为个体的权利和利益提供保护，它还具有积极的伦理功能:完善人性，使人具有更多的美德。如果不能将侵权法作为“一套个人对待他人的行为有关的伦理原则”［3］(p.26)来看待的话，就可能导致其背离人性从而引发伦理性危机。因此，现实生活中人的多义性与抽象掉了人的差异性的侵权法之间的矛盾应该受到足够的关注:侵权法的类型化应与人的身份和角色相关联;侵权法的物化趋势必须摒弃对人的尊严的漠视;侵权法需要关注个体的内心感受和社会的理解。
二、侵权法规范蕴含丰富的道德元素及正义观念
侵权法是追求正义的各项努力的记录，起源于人类对伦理观念的表达，其规则充斥着大量的道德术语。侵权立法历经数千年的发展，其自身演化的历史进程记录着人类社会受损利益救济机制变迁的轨迹，其规范起源于公共道德观念的一种表达，其体系是人类通过道德努力而获得的。伴随社会的突进和时代的变迁，侵权法的道德基础早已超越亚里士多德的矫正正义和康德的权利哲学，以理性为基础所凝练的道德共识———分配正义、共同体正义和社会正义已稳稳地高坐于侵权法的理念大堂。
实现正义素来被认为是侵权法的基本制度使命。古代侵权法由最初的同态复仇到报偿正义的损害赔偿，体现了人类的修养:是人类从野蛮、盲目的狂热和复仇心向节制、自制和正义的进步。传统侵权法深受古代哲学思想的启蒙，从其产生之初便被烙上了清晰的道德印记，这样的影响至今没有消散，甚至仍然主导着侵权责任基础的理论之争。亚里士多德矫正正义观因其所蕴含的、可供发掘的丰富道德思想而成为道义论侵权责任理论的哲学基础和近代侵权法的思想渊源。阿奎那拓宽了亚里士多德矫正正义观的思考范围，为其填充了神学自然法的思想内容，提供了一种更好的侵权法表述。欧洲大陆的侵权法更直接的历史根植于启蒙时期自然法学家的批判研究，理性自然法学派对侵权责任的分析，直接影响了近代民法的制定，为大多数欧洲国家侵权法接下来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并最终成就了欧洲大陆的民法典。
18世纪康德提出了有力的平等自由概念，并视其为权利、正义与法律的道德基础后，康德的道德与法哲学已成为近现代侵权法理论的重要支柱，直至当代仍然是侵权法学家论证侵权责任本质时无尽的思想宝藏，有非常多的极具影响力的现代追随者。从哲学基础上看，侵权法中过错责任的张扬正是自由意志哲学发展的现实产物，是人的道德标准对法律不断浸润的结果。康德把法律的权威性渊源建立在伦理和道德的基础上，他的法哲学概括起来就是尊重人，因为只有承认人的道德法则的存在，才能揭示出人的自由意志的本质。“人性尊严”所包含的“把人当作目的”之人性观，以及个人承担责任、受道德义务、社会责任约束的理念，均来自于康德的思想。康德的意志自由理论，以及根据意志自由理论而形成的对于人的权利与责任的法律观，奠定了近代侵权法的权利观念和责任观念。侵权法既要为行为自由划出必要的界限:此界限要最大限度地满足个人自由，又要维护必要的社会秩序和社会公平。温里布在《私法的理念》中声称:侵权法复杂的体系中隐含着矫正正义和康德的权利理论，他的目的就在于展现这种隐含的道德秩序并使之具有可理解性。
曾经在侵权法取得精神支配力量并促成其文化自觉和实证化潮流的理性主义自然法，经历了18世纪末历史法学派到19世纪末概念法学这样一个理性主义不断张扬的理论发展过程，至20世纪逐渐失去了公共意识的确认，在被掏空伦理内涵后发生崩溃并导致法律危机。现代技术主义的立法造就的是脱离生活质地的法律表达，异化为与民众生活相分疏的工具理性，人们接受了法律的制度拜物教。实证主义法律方法的训练使得法官对社会的实际需求漠不关心，对现实世界里不同利益和价值之间的冲突冷眼相对，将自己置身于政治与道德的论战之外。于是，侵权法开始转向新的哲学和法律意识以寻找文化的更新和正义的替代品。实现正义素来被认为是侵权法的基本制度使命，只是侵权法通过制度所表达的内容随着人类对法与正义关联的认识提升，不断会有新的元素渗透进来，侵权法的正义观在社会演进过程中不断丰富着内涵。体现分配正义观念的侵权法实体规范逐渐被整合到私法的、矫正正义的理论框架中去。当侵权法理论被要求揭开侵权实践的面纱时，承诺实现个人正义的侵权法呈现在人们面前的却是其持续制造的人与人之间不平等的社会恶果，微观的个人正义导致了宏观的社会不正义，作为私法之道德部门的侵权法变得极为空洞。20世纪以后，侵权法学理论的研究发生了一场哥白尼式的革命，倾向于受害人的意识形态开始占据上风，人们不再从侵权行为本身而是从受害人所遭受的损失中寻找责任的基础，受害人被置于侵权法的核心地位。侵权法应关注实践“随之而来的社会后果”，［4］(p.48)完全忠实地遵循个人责任的规则和原则可能会以其他法律和道德价值(例如对非法或者不道德的行为的威慑)为代价，而且还会以更大的社会和经济价值，例如健康与教育为代价。新的贫穷理论认为贫穷很大程度是不公正的制度造成的，宪法将福利国家托付给法律制度，人身伤害与死亡的责任在世界范围出现了社会化的趋势，侵权法被注入政治哲学的正当分析，“抽象的个人主义正义原则向着新的正义观念转变”，［5］(p.6)共同体正义和社会正义观念在侵权法领域与个人正义发生融汇。
三、社会事实赋予侵权法真实的内涵和正当性基础
侵权法的概念和理论并非由人的思维凭空塑造出来，侵权法的规范也绝不是在别人起草的文本上加盖自己的图章那么简单，无论是概念诉求还是形而上学，侵权法都是为了说明我们对世界的理解并描述世界的真实存在方式。侵权法需更多地考虑所依据的或被适用的社会事实，并通过对它的诠释进而影响社会的伦理和文化。为了通过法律达致正义，我们就必须系统地阐释当下时代的社会理想，并且努力确使法律的制定能够在实践中推进和保障这种理想。侵权法作为一种意义体系，应将不同社会事实状态下的伦理诉求传达于规则世界，同时藉由制度性安排满足价值追求，进而实现形上意义与形下利益的制度性和谐。侵权法学无时不在时代思想的浸淫之中:17、18世纪的人们信赖的是理性，19世纪的人们崇尚的是进化，20世纪人们开始向往福利国家，21世纪人们渴求一种安全和谐的社会氛围。镶嵌于工业化与城市化进程中的中国社会现实之中的侵权法，既要关注现代的问题同时也要关注未来的问题:在风险中谋求安全，在和谐中促进发展。侵权法应该通过它的理论创新、立法决策和司法判断将人们的思维和社会的进化引至这样的方向。
侵权法的规则世界必然要与伦理诉求建立起联系，而沟通二者的只能是社会生活的需要。以主体性哲学为基础的近现代侵权法认同担当责任的自由，侵权法中的过错责任正是以否定的、强制的形式限制个人滥用自由的行为，其价值在于协调人们之间的意志和自由。伴随社会事实的不断更新，侵权法的规则世界出现了与生活世界某种程度的背离，主体之间不同的伦理诉求无法在这样的制度体系内求得和谐共存。基于对侵权法中主体性哲学的反思，侵权法的叙事方式开始发生变化:从人与人之间交往秩序的角度出发，呈现出主体间性的语言结构。沟通与协商的交往理性成为搭建在侵权法规范与社会事实之间的一座浮桥，伦理诉求于其上得以表达并达成相互妥协，侵权法在获得社会认同的基础上保持着与外部社会的动态适应性。侵权法是关于人与人之间关系的责任体系，因此侵权责任是一个人际性的概念和实践，需要关注行为人、受害人以及更为广泛的共同体和社会等多方面的关系，表现出对平等的执着追求。主观间性所指的主体不再是自主的主体，而是作为关系性的主体，使在关系性中得到定位的人，能以自己的语言言说法律，通过主体间性的叙事方式在自我与他人之间建构侵权法的规范世界。这里所说的“关系”，实际上并不是从外部强加某种特定的地位乃至角色的类型性关系，而是通过彼此间的行为积累起来的具体的关系。“沟通也许会增进对于有益信赖和互惠互利来说必不可少的信任。当你在行动之前进行沟通时，就是向对方当事人表明你关注他的利益，他对你信任程度很可能由此得到提高”。［6］(p.93)在此意义上，要不辜负信赖，或是想继续保持这种关系的话，就不能不考虑对方，这种对相对方的照应，可以被视为侵权行为责任的基础。事实上，侵权诉讼已经成为人们命名社会问题的工具，如环境污染、医疗损害、食品安全，甚至性骚扰，早已通过侵权法的谈判桌得以进入公共讨论的渠道，最终创造了更为有效和妥当的救济机制的产生时机。作为一个伦理的规范系统，侵权法规范本身要经得起伦理的检验和评估，其制度体系充满了责任伦理的细胞。责任伦理的提出基于人类责任缺失的某种反思和自觉，赋予人类责任意识和伦理关怀，具有前瞻性、自律性、关护性和整体性。这种伦理观念强调人们对自然、他人和社会的自觉关爱，注重人与人相互之间的理解与信任，意在养成人类负责任地行为并勇于担当责任的品性。侵权法的正当化一方面系取决于健全的个人责任伦理原则的体现程度，另一方面又取决于其对理想的人类和社会目的的促进程度。在社会责任的伦理观念中，只有伤害者和被伤害者，没有事不关己的旁观者。当代中国已然显现出诸多的“风险社会”症候，而整个侵权法领域基本上还在运用19世纪的法律体制应对20世纪晚期形成的“风险社会”及其所带来的危机，侵权法并没有内化于“风险生产秩序”之中，而是远离秩序成为一个驻足观望的他者。如此下去，侵权法恐怕很难逃脱放纵风险的指摘。（注：张铁薇:“风险社会与侵权法的新理念”，载《光明日报》2007年1月14日学术版。）面对这样的社会境遇而又诉求和谐社会的当代中国，应该认真思考一下侵权法的制度使命，使得置身于“风险社会”的侵权法能够努力兑现其时代精神，致力于调整其规范性基础并转换其现代性范式，而这一切则应首先建基于对侵权法制度理念的重新认识之上。
侵权法是各个阶层的社会成员都有着强烈情感的主题，从机动车事故到专家不当行为责任诉讼，到性骚扰以及名誉侵权，其介入社会生活之深以至于会触及到文化的神经。“在美国，很少听到关于改革合同法或废除财产法的政治运动，但几乎每星期都被淹没在关于侵权法目的的故事与攻击之中，人们被侵权法新的改革主张或者彻底放弃侵权法的激进观点所包围着，侵权法甚至成为总统竞选中频繁出现的话题。”（注：leslie bender.tortlaw＇s role as tool for social justice struggle 1998 washburn law journal，p.106．）随着经济的高速增长和社会的深刻变革，文化的重要性和文化元素的影响力渐趋凸显并日益受到人们的重视，侵权法不能低估自身的文化意义，文化共识可以获得侵权问题解决的社会力量。侵权法这一法律体系作为文化的反映物之所以为公众所关注并能够成为政治性话题，其中的一个原因便是它能够充当文化态度的指示灯，表达社会大众的物质欲望和精神诉求。侵权法深刻介入社会各个阶层和各个领域的日常生活与社会生活，其实践背后往往隐藏着很高程度的文化冲突，纠纷解决的表面虽然呈现出诸如过错、因果关系、举证责任等规则性探讨，而这些技术上的争论正是对于文化分歧的一种伪装，它们以“碎片化”(马赛克)的方式存在于侵权法思考与侵权纠纷解决的方式中。这种分歧以社会关注的形式表现出来，并深刻影响了立法与司法的态度。“同命不同价”、“错误出生”以及“高空抛物”等侵权纠纷的表达方式已经呈现出侵权法的文化迹象，不同群体表达的不同态度已经折射出社会冲突的文化征兆。在美国，产品伤害及医疗损害的诉讼已经越来越成为公开的文化战争。回顾美国工人赔偿法产生的历程，正是由于人们使用了“残疾的工人、贫穷的寡妇”这样的修辞表达了一种文化与态度，最终说服了美国侵权法的重构:工人赔偿法最终脱离侵权法而独立发展［7］。侵权法对于复制了各种文化分歧的相互对立的观点的选择与折衷———从原则、制度到规则，现实地代表了一种寻找社会灵魂的努力。文化共识是人与人之间的社会维系力，也是侵权法制度获得有效性的基点。法律制度可以表达文化也可以生成文化，侵权法通过各种理念的强化和规则的训诫能够塑造人们的社会品性，引导和说服人们过良善的生活。
四、结语:哲学关照下的侵权法及其未来
侵权法一旦抛弃哲学，就会失去改变历史和社会的力量，等于没有认真思考“为什么”就直接给出了“怎么样”的回答。侵权法学的研究如果失去哲学的导向作用，我们会发现自己或者在法律的丛林中迷失了方向，或者在社会事实的乱麻中丧失了判断的能力。侵权法理论进化和制度演变也正是由于侵权法本身的哲学在起作用:哲学通过理论化身规则潜入实在法。因此，经过哲学“过滤”后所生成的理论才会促进侵权法的解释和发展。对哲学和侵权法之间联系的关注能够开启哲学进入侵权法领域以挽救其命运的多方途径，或许侵权法并不需要哲学的挽救，但哲学确实能够教会我们如何表达在侵权法中所面临的难题。思辨性的哲学论证为侵权法问题的解决提供了正确的方法论，开放性的哲学思考奇特地照亮了侵权法学的方向，侵权法实践在哲学目光的注视下发生着内在的变化，开始从哲学批判性的思维中受益并促成了理念的更生和理论的演变。侵权法调整个体之间因伤害的发生而导致的关系问题，表面上是一个单纯涉及到相关两方当事人的微观问题，但从社会的视角观察，实质上是人与人该如何对待的宏观问题。尽管司法体系运用侵权法的作用在于解决诉讼当事人之间的双边关系，但它在精神上和效果上往往具有公共性。法院对侵权案件所作出的赔与不赔只是分配损失的标志性开端，它最终会在法庭之外的社会中发挥作用。
侵权法理论的根本所在，需深刻洞察人们对其所身处的这个时代的社会理解力和价值观，并最终回归改善社会现实的智识努力。20世纪末，侵权法已经反映出社会冲突与矛盾的新动向，以往以物质占有和利用关系为中心的冲突协调开始向社会权贵这一问题移动，侵权法努力想干涉制度性压制以及不平等的社会问题，希望破解影响社会团结实现的治理难题，其中包括不同的共同体或阶层之间的关系问题。侵权法呈现出一种移动态势，即从主要是一种补偿机制(正如20世纪人们所理解的那样)，面向21世纪开始渐变为主要是一种加强社会平等和人格利益的机制。侵权法，正如其在当代的理论化发展一样，已经经历了作为物质损害的一种补偿救济机制的阶段。当代侵权法作为努力实现社会正义的工具，其最重要的目的在于补救人格尊严的损害，促进社会平等，加强人类团结与合作。侵权法应更加致力于建构人性化的规则体系，加强社会平等与团结意在推进社会文化的发展，促成和谐的人际关系。基于社会道德对协作的要求，侵权法的制度设计应注重人际关系的修复和信赖关系的维持。人的可诱导性能够成就侵权法的塑造力，这种塑造力具备创造未来的功能，可以将人的行为和人际关系导向美好。
镶嵌于中国现实中的侵权法，应思考的是如何致力于有效解决社会疾病而不是向社会输送更多的社会问题。我们的侵权法立法体系与司法实践曾在社会中生发很多歧义，如“同命不同价”、“撞残不如撞死”、防御性医疗等，这些命题某种程度反映了侵权法所承载的社会功能，其中一些质疑通过修辞学或逻辑学根本无法解释过关。（注：参见张铁薇:“侵权法的自负与贫困”，载《比较法研究》2009年第6期。）考夫曼的提示也许可以给我们一定的启发，“历史经验昭示，不仅古典的自然法，而且传统的法实证主义都不灵了。具有一成不变的规范体系的自然法，可能在一个结构非常简单的社会还转得开，之于一个带着极其敏感的经济体系的高度复杂社会，则可能显得不够用。另一方面，法实证主义虽在19世纪末取得了很大的立法成就，因为当时的立法者仍受浓烈的道德意识所引导，然而，在我们这个存有各种专制的时代中，此一前提不复存在，恶法不仅仅是课堂上的例子，而变成为现实，那种纯形式的法律概念已不听使唤了”［8］(p.119)。侵权法作为社会工程和社会规划的一部分，负责任的立法和司法绝不应忽视侵权法在社会中的作用，也许一两个“彭宇”的个人责任与财富转移并不会使其沦落为社会底层，但是这样的判决显然会极大地搅扰人们的心理从而形成一种不良的社会生态。侵权法需要努力缓解社会的不平等但也不能蔓延一种道德恐慌，至少在确立不平等规则时要考虑社会理解与接受的能力。我们既不希望看到受害者躺在病床上绝望地呻吟，也不希望人与人之间形成一种对抗性的戒备和紧张关系。当侵权法最终不得不面对离散社会或者对某些无赖更有利的指责时，侵权法的“危机”就会变成“危害”。侵权法带来的社会负作用才是其今天的问题所在，毕竟和谐社会无法与侵权法绝缘。
举足轻重的侵权法正处于快速演进之中，刚刚告别的20世纪已经做出了“危机”的警示，当侵权法不得不用矛盾的制度和解释应付现实的不尽权利索取时，我们在生活中便失去了一套有关常识性对错的、具有内在一贯性的法律体系，古典侵权法精心构建的理论大厦正在失去它有序的结构，侵权法已经由概念的有序堕入混乱的理论困局。有学者批评美国的侵权法，“运用于日常决策的法律带来了糟糕的决策，进而引来更多的法律问题，将人们与判断是非的直觉隔绝开来。”“法律淹没了我们的日常生活，无所不在。”［9］(p.7)这样的现实，除了要反思侵权法权利文化、责难文化和赔偿文化过度繁荣，制度构想执着于损害赔偿的单向度思维模式而丧失了对社会团结的敏感性之外，是否还需回到思考的原点考察一下侵权法制度的所能问题:侵权法的边界———侵权法要解决什么样的问题?在多大范围内能解决问题?如果缺乏可靠的法律边界，不信任将会影响人们的日常交往。人们便开始相互防备对方，进而开始畏惧法律。非法律调整范围的消失也许正是侵权法扩张的核心问题，一个秩序良好、人际关系和谐的社会需要多元的社会规范来调节和整合，法律、道德、宗教、伦理等均有规范社会成员行为、协调和化解社会利益矛盾的功能，它们是丰富多彩的社会生活不可或缺的调控器。任何社会如果只剩下法律，这个社会必将是机械的、冷冰冰的社会。我们从一个法律制度中最多可以期待的就是“建立一个能使善良的人可以自由自在地实施良善行为的空间”，“设想一个仅仅由法律制裁和正式制裁加以推动的社会，等于是设想一个骨头彼此相互摩擦的社会。我们需要具有某种软骨组织，以期缓和不近人情的突然打击，而只有当法律秩序不像摧毁所有非正式社会控制制度那样毫不怜悯，那样强人所难，这一希望才能实现。”［10］(p.449)美国一直以来所奉行的是拼命讨好所谓的受害者的司法哲学，而正是这种哲学的实践结果伤害了整个社会，当涌入侵权法空间的诉求逾越了某种界限时，造成了整个美国过度膨胀的“诉讼社会”。因此，有人批评美国的侵权法，是它“培植了一个讨价还价的赔偿市场”，一个“诉讼社会”。［11］(p.319)侵权法的哲学性思考也使得我们开始清醒于这样一个事实:私法无法抹去人们眼中的每一滴泪水，侵权法能做的事情是有限的，它不能解决它所面对的每一个问题。
注释:
［1］［美］庞德:《庞德法学文述》，雷宾南、张文伯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2］［美］伯纳德·施瓦茨:《美国法律史》，苏彦新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
［3］［澳］彼得·凯恩著:《侵权法解剖》，汪志刚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
［4］［美］詹姆斯·戈德雷:《私法的基础:财产、侵权、合同和不当得利》，张家勇译，法律出版社2007年版。
［5］［美］罗斯科·庞德:《普通法的精神》，夏登峻等译，法律出版社2010年版。
［6］［美］亨利·马瑟:《合同法与道德》，戴孟勇、贾林娟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7］［美］约翰·法比安·维特:《事故共和国——残疾的工人、贫穷的寡妇与美国法的重构》，田雷译，上海三联书店2008年版。
［8］［德］阿图尔·考夫曼、温弗里德·哈斯默尔:《当代法哲学和法律理论导论》，郑永流译，法律出版社2002年版。
［9］［美］菲利普·k·霍华德:《无法生活——将美国人民从法律丛林中解放出来》，林彦、杨珍译，法律出版社2009年版。
［10］［美］理查德·a·爱泼斯坦:《简约法律的力量》，刘星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关于的哲学思考篇4
关于当前人大工作的几点哲学思考
马克思主义哲学是被历史和实践证明了的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其正确性和先进性在中国社会主义事业的巩固和壮大的过程中得到了深刻的印证。在新形势和新局面下，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仍然是我们开展各项工作所必须坚持的指导理论。笔者以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几个观点为工具，联系我国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发展现状和当前的人大工作实践，作了如下几点浅显的思考。思考之一：正确处理整体与部分的辩正关系是推进人大工作的重要前提。整体与部分是一对使用极其广泛的辩证法范畴。马克思主义哲学认为，整体与部分是互相对立又互相依存的，整体由部分组成，而离开了整体的部分就会失去存在的意义。整体与部分的辩正关系体现为两者互相包含、互相转化以及整体不一定等于部分之和。具体到人大工作，整体是人民代表大会、人大常委会、人大机关、人大代表组等各级人大组织，部分则是人大代表这样的个体。整体与部分互相包含的辩正关系表现为，人代会和常委会由代表和委员组成，而每一个代表或委员又是因为人代会或常委会这样的整体的存在而具有了身份和职位上的实际意义；人大及其常委会要通过代表和委员来行使职权，代表和委员的履职行为同时又代表着人代会和常委会这样的整体。这说明人大工作中组织行为与个体行为是密不可分的，既要重视集体职权的有效行使又要充分发挥代表的作用。整体与部分的互相转化的辩正关系表现为，每一个人大组织作为一个整体的同时，又作为一个部分而存在。如县级人大在该县的行政区划内是一个整体，而放之于全市人大系统，则成了一个部分。这就要求人大工作要摆脱部分的局限，要有更强的全局观念和更宽广的视野。整体不一定等于部分之和的辩正关系，直接体现在人大职能作用的行使上。人大的履职原则是集体行权，宪法和法律赋予人代会和常委会的许多职权不是单个的人大代表所具有的。人大代表在人大及其常委会的组织和指导下，积极履行法定职责，人大的整体职能作用就会得到充分实现，体现出整体大于部分之和；反之，如果人大代表个人素质不高、履职意识不强，人大的整体职能作用就难以实现，体现出整体小于部分之和。通过辩正分析可以看出，必须正确处理好整体与部分的关系，兼顾整体和部分，通过组织支持为代表履职创造条件，通过代表积极履职来保证整体职能作用的发挥，使整体与部分的作用发挥有机统一起来，才能推动整个人大工作水平的提升。思考之二：从量变到质变是推进人大工作的基本思路。量变质变规律是马克思主义哲学认识世界联系和发展的基本规律之一。量变和质变的辩正关系可以简要地概括为：量变是质变的必要准备，质变是量变的必然结果；质变必然引起新的量变，为新的量变开辟道路。由量变引起质变、质变再推动量变是一切事物发展的基本状态，也是开展人大工作的基本思路。当前，我国尚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民主政治建设有待进一步深化，政治体制上的关系还需要进一步理顺，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也处于发展和完善的过程之中，人大在行使法定职权的方式和方法上还需不断地探索和实践。客观上，开展人大工作还存在着这样那样的困难，法定权力的行使有时还有流于形式的现象。有的同志气馁了，甚至对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失去了信心，这实际上是在回避量变的过程，放弃持之以恒的量变积聚只能是功败垂成。量变质变规律说明，实现法定职权行使到位，有效推进人大工作，必然是一个从不断的量变而引起质变的过程。我们可以认为，人大监督权、决定权等每一次的行使、新工作方法的每一个尝试都是一次量变的过程，只有通过人大工作者不懈地努力和不断地尝试，才能突破度，才能实现质变。因而，开展人大工作不能因为暂时的困难而有所放松和退缩，而应该从每一个细微的环节做起，重视每一项职权的规范行使，重视每一个有效的方式方法的创新，通过工作中的积极量变来促进质变的发生。随着经济和社会的发展，人大的性质和地位在不断地被人们所认识，人大的作用正越来越充分地发挥，这正是量变质变规律的现实体现。可以说，有意识地运用量变质变规律来指导实践，是推进人大工作的必由之路。思考之三：对立统一性是开展人大工作的根本特性。对立统一规律又称矛盾规律，是马克思主义辩正法的实质和核心。马克思主义哲学认为，矛盾无所不在，对立统一是事物存在和发展的基本形态，是事物内部本质的联系。对立统一性是开展人大工作的根本特性，因此，人大工作不能回避矛盾，而应该善于认识矛盾，正确地利用矛盾来认识问题和解决问题。开展人大工作要正视矛盾的存在。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性质与特征表明，人大与“一府两院”是产生与被产生、监督与被监督的关系，这本身就是一对很明显的矛盾，人大开展工作、行使职权必然与“一府两院”是“对立”的。然而，矛盾的对立统一性又决定了，人大与“一府两院”又统一于推进国家和社会发展，统一于建设社会主义事业。认识到这种对立统一，开展人大工作才不会害怕引起矛盾而畏首畏尾，才能理直气壮地依法行使权力，也才能真正在“对立”中实现统一，使人大工 作与“一府两院”工作做到同心、同向。开展人大工作要正确分析内部矛盾与外部矛盾的关系。内部矛盾又称内因，外部矛盾又称外因。就人大工作而言，内因是包括人大组织与人大工作者在内的人大自身的因素，外因则是一切政治的、经济的外部环境。马克思主义哲学认为，内因是事物发展的根本原因，外因必须通过内因才能发挥作用。因而，推进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完善和人大工作水平的提高，根本上还在于我们人大自身，在于我们人大的组织程度和人大工作者的自身素质与履职能力，而把行权不力归咎于外部环境的不成熟是不正确的。开展人大工作要善于运用矛盾。马克思主义哲学在阐述矛盾的特殊性时指出，每个事物都有它的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每个矛盾都有其主要方面和次要方面，决定事物发展的根本作用来自于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开展人大工作，要达到较好的效果，也必须正确运用矛盾的特殊性原理，善于抓住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经常强调的人大工作要围绕和贴近党委、政府中心就是这个道理。因而，在发展是第一要务的当前，人大工作紧紧围绕发展做文章，不仅是新形势的客观需要，也是矛盾规律的必然要求。
关于的哲学思考篇5
生态农业作为一种理论范式和实践模式进入中国是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在将近30年的发展历程中，生态农业在中国获得了很大发展，但也面临着继续发展的难题。作为典型的传统农业大国，中国在推进生态农业发展的过程中面临着相较其他国家更大的传统阻力和更多的制约因素，这极大地影响着中国农业现代化的进程推进，同时也在相当程度上阻碍了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和城镇化的进程。
就其本质而言，生态农业小仅仅是一种生产方式，其更体现了一种哲学思想，和一种新的发展理念。事实上，正如马克思所强调的“小管自然科学家采取什么样的态度，他们还得受哲学的支配”，因此在如何推进生态农业发展的问题上，哲学必须有其独特的思考，而相较于其他学科而言，哲学所关注的是生态农业发展更为根本、更为宏大的层面，即从各种制约生态农业发展的表象因素背后的哲学原因中思考在实践层面如何规避小利因素以将生态农业顺利推向前进。
生态农业，作为一种理论，是对哲学上人与自然关系狭隘观点的超越，是对石化农业的扬弃，也是对传统农业理念的部分回归。而其作为一种实践，尤其是想在中国实施的一种农业现代化的选择，其面临着相较于其他国家更为复杂的情况。马克思主义哲学始终强调理论与实践的统一，而生态农业以一种新的理论范式想在中国转化为一种实践模式，需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加以注意，以求扬长避短，顺利地将生态农业在中国推广发展起来。
首先，就发展优势而言，在理论层面，我国具有丰富的传统农业哲学思想和马克思主义生态观的正确引导。一方面，我国作为典型的传统农业大国，农业实践的历史源远流长，小仅积累了丰富的技术经验，而且在实践中形成了一套较为系统的农业发展理论，可以作为当前发展生态农业的经验参考。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生态观中的辩证实践、唯物主义以及人与自然和谐统一的理念可以为我们提供发展生态农业的正确理念指导和方法论指导;在实践层面，良好的资源环境条件和相对成熟的技术条件可以为生态农业的发展提供便利。我国幅员辽阔，小同地区气候、地貌、资源等差异性较大，因而各地可以探索小同的发展模式;同时，我国农民在对传统生态农业技术熟练掌握的基础上，又经过将近30年的发展，逐步探索研发了一批新型的农业技术，能够为我国发展生态农业提供技术支持;就理论与实践结合层面的优势讲，我们经过将近30年的试点经验，总结出了以“整体、协调、循环、再生”为主要特征的系统发展模式，奠定了生态农业建设的坚实基础。同时，中国历来强调的“重农”传统，在现代尤其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得到了大力提倡，中央每年的一号文件都锁定在“三农”问题，为生态农业发展注入了强大的政策助力。而随着政策的倾斜，社会各界保护生态环境的呼声要求也越来越高，并开展了类型多样的宣传教育活动，广大农民在这种宣传教育活动中生态意识小断得到增强。以上措施都为发展生态农业打卜了广泛的群众基础，也形成了良好的生态文化氛围。
关于的哲学思考篇6
【关键词】生态文明 主体性哲学 生态人
【中图分类号】F205 【文献标识码】A
生态文明建设是我们新的历史任务。但是，什么样的人才是建设生态文明的合格主体？这个问题并不容易简单作答。人是最复杂的生物，“认识你自己”也是最为困难的事情。因此我们需要对“人”进行哲学反思，以便建构能够胜任生态文明建设重任的“新人”。
征服自然的人：生态危机的制造者
文艺复兴以后，近代主体性哲学确立。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将纯粹的思维（即意识）视为人的本质。这种对人的理解确立了主客二分的思维方式，思维的“我”是绝对的主体，“我”以外的世界都是客体，并且主体拥有对客体的绝对优先地位。这种思维模式落实到人与自然的关系上，就表现为把人与自然对立起来，自然成为被人征服、统治、奴役的对象客体。这是一种极端人类中心主义，是造成生态危机的思想根源。
这种人将自然当作可以任意索取的客体。近代主体性哲学认为有意识的人只可能对和他一样拥有人类意识的主体负责任，没有为无意识的自然界负责的道德义务，无意识的自然界是人类可以随意支配的客体。笛卡尔说过，“我们在认识了火、水、空气、诸星、诸天和周围一切其他物体的力量和作用以后（正如我们知道我们各行工匠的各种技艺一样清楚），我们就可以在同样方式下把它们应用在它们所适宜的一切用途下，因而使我们成为自然界的主人和所有者”①于是乎，在自然界中，人类把自己看做可以凌驾一切的暴君。人类可以恣意地驾驭奴役自然中的飞禽走兽、花鸟草虫，非生命体的矿物资源更是可以被人类任意征用。人的眼中只有自然的有用性，生态独立自存的内在价值被完全忽视。
这是一种机关算尽的人。为了精确地把握世界，这种人采取了数学的计算方式，“这种确证性必然是一种计算，因为只有可计算状态才能担保要表象的东西预先并且持续地是确定的。”②精于计算的人将自然界的事物看成纯粹的数量关系，本真的物性被冷冰冰的数字所遮蔽。这样，人就不会对于自然界中的动植物与无机物产生移情或者通感，只要在计算后承担最小的付出就可以了。在社会领域，这种人被简化为追求个人私利的“经济人”。经济人遵从的是经济理性，为了追求利润最大化努力使成本最小化。经济理性确实推动了近代资本主义的发展和人类财富的急剧增长，但是理性经济人总要实现自己的利益最大化，为了降低成本把大自然的馈赠视为免费的午餐，试图以零成本或者最小化的人力付出把自然界中的一切都纳入人类的经济系统，然后把生产出的垃圾不经处理就还给不能与他讨价还价的大自然。
这种人欲壑难填。马尔库塞把人在社会生活中的需求区分为“真实的”和“虚假的”两种。真实需要是指满足与人的生命紧密相关的需要和有意义的自我发展的需要，如在一定文化水平上的营养、衣着、住房等。“虚假的需要是指那些在个人的压抑中由特殊的社会利益强加给个人的需求：这些需求使艰辛、侵略、不幸和不公平长期存在下去。”③在虚假需求的诱惑下，人们过度消费、畸形消费，把消费当做自我满足的手段，把消费当做人生的最高乐趣。所以，再多的财富也不够多、不算多。这种虚假的需求成了当代消费社会经济发展的动力，致使“经济自我扩张”从来就没有上限。这意味着人永远会肆意攫取地球上的自然资源，人永远不可能与自然“和平共处”。
与自然和谐的人：生态文明的哲学根基
人不是自然之主。帕斯卡尔认为人仅是浩瀚宇宙中的一棵苇草，一滴水也能置他于死地。人完全没有资格把自己看成世界的支配者，人只有与自然和谐相处才能获得自身的发展。对此，中国古代的思想家早有体悟。张载在其名文《西铭》中讲到，“乾称父，坤称母，于兹藐焉，乃浑然中处，故天地之塞吾其体；天地之帅吾其性，民吾同胞，物吾与也。”④他的“民胞物与”思想将天地万物与人统一起来，物即为予，予即为物，从而达到天地人的和谐交融。马克思更为直接地论述过人与自然的关系，“自然界，就它自身不是人的身体而言，是人的无机的身体。人靠自然界生活。这就是说，自然界是人为了不致死亡而必须与之处于持续不断的交互作用过程的、人的身体。”⑤确实，人们无时无刻不与大自然保持物质能量的交换。人类呼吸着大自然的氧气，饮用着大自然的清水，吃着大自然的果实，又将人类二氧化碳等所有排泄物交换给大自然。人无法脱离自然生存，人和自然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关系，我们没有理由不去尊重自然、保护自然。
自然是一个充满活力的有机整体。当代生态哲学认为自然界是一个有机的整体。首先，自然界是一个生态系统，自然界的每一个单位都是互相联系着的。其次，自然界整体以及每一个构成部分都是有生命力的。生态系统遵循的是自组织规律，具有自身的主动性、创造性和演化的趋向性。在人类存在之前，植物界已经发明了光合作用，把水、阳光和空气等变成有机物质；花朵就聪明地利用蜜蜂在花朵之间搬运花粉，利用生态的系统性为自己服务。
人是万物之灵。墨迪曾经以视角主义的观点质疑过非人类中心主义，“所谓人类中心就是说人类被人评价得比自然界其他事物有更高的价值。根据同样的逻辑，蜘蛛一定会把蜘蛛评价得比自然界其他事物都高。因此人理所当然是以人为中心，而蜘蛛是蜘蛛中心论的。这一点也适用于其物种。”⑥实际上，非人类中心主义在思维方式上还是没有走出人与自然的二元对立。非人类中心主义看似将自然或者生态系统置于世界的中心，但这是一种头脚倒置的人类中心主义，因为它已经把自然界作为整体拟人化了，把人类的权利和道德观念强加给了自然界。现实中，自然界的各种生命体是不会为人类承担义务的，也是不可能去帮助人类建设生态文明。
生态危机是人一手制造的，生态文明建设的任务也必须由人来承担。首先，人类认识和改造自然是为了自身的生存和发展，善待自然归根到底是善待人类自己。其次，只有人才有能力来承担生态文明建设的责任。我们前面引用过帕斯卡尔的话来表明人类的有限性，但是帕斯卡尔还紧接着有下一句来肯定人的高贵性。“然而，纵使宇宙毁灭他，人却仍然要比至他于死命的东西更高贵得多，因为他知道自己要死亡，以及宇宙对他所具有的优势，而宇宙对此却是一无所知。”⑦我们应该剔除传统人类中心主义的沙文主义倾向，但我们应保持其作为行为担当者的含义，“所谓人类中心主义就是要评价使我们成为人类的那些因素，保护并强化这些因素，抵制那些反人类的因素，人之外的自然不会采取行动保护人的价值：这只能是我们自己的责任。”⑧再次，生态文明建设需要从人来入手。人和人之间的关系不仅直接决定了物质财富生产和分配方式，而且也决定了社会生产的目的，最终决定了如何处理人和自然之间的关系。正是人和人之间不合理的社会利益关系，才使人类生产的目的偏离满足人的基本生活需要的轨道，才造成了无度的生产和消费，最终导致对自然的戕害。公平正义的社会关系才是生态文明得以建立的关节点。
自我建构的“生态人”：生态文明的现实建设者
当代哲学认为作为主体的先验的“人”只是近代以来的一种发明，是一个意识形态的主观假定。福柯讲过，实际上并不存在一种握有、作为建构者、又到处可以找得到的普遍形式的主体。随着时代的发展，“人将被抹去，就像大海边沙地上的一张脸”。⑨这就是所谓的“人之死”。“其实，死去的只是“本质先于存在”的“人”。这种“人”的死去并不是一件坏事，他会为“新人”的诞生腾让位置。当代哲学的任务就是在解构先验的“人”的基础上重新建构一种适应当下形势的新主体。新主体应该具有以下特征：存在先于本质。人不像裁纸刀一样，在来到世界之前已经被规定了本质。人没有先验的本质，主体是历史和经验的产物，不同的历史语境和社会经验会造就不同的主体；主体是向外部开放的。这种主体不再将意识以外的世界视为外在的，原来所谓的外部既是解构先验主体的空间，也是建构新的自我的场所。个体与自然环境相关联，与社会存在相关联，也与文化历史相关联，人必须通过与外在的关系来建构自身的身份存在；主体的生成是不断主体化的过程。新的主体关注未来，立足当下情势，以目标为导向进行自我创造，在向未来的开放中获得存在的意义与正当性。因此这种主体不是静止不可动摇的，它是始终处在运动变化之中的。作为主体的人只有进行时而没有完成时，永远在自我建构的路上；主体是实践中的自主创造。创造力是人的最大特质，自我创造是一种典型的人类自主行为。人凭借其创造力可以对自己的处境作出自由反应，有意识地对所处的世界进行探索性实践，在实践中成就自己。
结合生态文明建设的历史担当，我们暂且把这种自我建构的主体命名为“生态人”。生态人就是以生态文明建设为导向，顺应生态发展的规律，通过自己的积极行动实现人与环境和谐共处的社会人。首先，生态人突出人的生态属性。生态人把自然界看作是一个生态系统，包括人在内的每一个物种在生态系统中都各得其所且相依相随。作为生态母系统下的子系统，人类社会的发展必须通过整个生态系统的和谐来实现。在经济发展上，生态人抛弃经济理性，转而奉行生态理性。“生态学有一种不同的理性，它使我们知道经济活动的效能是有限的，它依赖于经济外部的条件。尤其是，它使我们发现，超出一定的限度之后，试图克服相对匮乏的经济上的努力造成了绝对的、不可克服的匮乏。但结果是消极的，生产造成的破坏比它所创造的更多。”⑩其次，我们不能忘记生态人的社会属性。生态人是一个多层面的复合，生态人不仅承担生态文明建设的任务，还同时具有政治属性、经济属性、法律属性等。生态人不仅仅是个体的人，也包括企业、政府、社会团体等。围绕生态文明建设的中心，个体的人和不同层次的集体的人的不同属性综合在一起，构造出生态人的立体面相。我们突出生态人的社会属性主要是为了强调其历史担当性。只有人主动提高保护环境的意识并付诸社会实践，人与自然的关系才有可能和谐，也才有可能保证人自身的全面发展。我们突出生态人的社会属性的目的还是为了强调人的主动性和创造性。
生态人的建构与生态文明的建设是双向互动的，生态人能够建构合理的生态文明，生态文明建设也锻造出了新的生态主体。我们结合生态文明建设的实践，就生态人如何构建做出一些简单的勾勒。第一，经济发展的生态化。过去我们采取的是一种HE经济发展模式（Hyper-Expansionist“高度扩张主义的”），这是一种“资源―产品―污染排放”的物质单向流动的经济运行模式，虽然达到了高产出，也造成了高排放、高污染，结果是对自然的高掠夺和高破坏。现在我们应该采取SHE模式（Sane理智的，Humane合乎人性的，Ecological合乎生态学的），依靠新的科学技术，发展绿色循环经济，达到“资源―产品―再生资源”的物质反复循环流动，实现低排放、低消耗、低污染。第二，伦理道德的生态化。首先要树立正确的幸福观。幸福的境界应该是在物质保障基础上的精神满足。这样，人再也不会以从自然中索取为乐，自然才有可能免于当下人类的贪得无厌，才能得到休养生息。其次，我们应该树立正确的正义观。生态危机是因为人的欲望膨胀导致的对自然的无度索取。欲望不同于人的合理需要，是为了在人群中以差异的方式进行身份地位的区分，也可以说是为了制造或加剧社会不平等。因此，我们应努力消除人与人之间的不平等现象，实现社会范围内的公平与正义。第三，法律制度的生态化。首先要从制度层面保证经济效益和生态效益的有效对接，如党的十报告所言，“要把资源消耗、环境损害、生态效益纳入经济社会发展评价体系，建立体现生态文明要求的目标体系、考核办法、奖惩机制”。其次，我们需要完善环境保护的有关法律法规。重新修订的《环境保护法》已于2014年通过，明确将保护环境视为基本国策，规定一切单位和个人都有保护环境的义务，但是配套的法律法规和实施细则仍然有待制定和完善。另外，生态文明建设是一个世界性的课题。中国已经加入了三十几项环境和资源保护方面的国际公约，与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共同担当保护环境的义务。但是我们在与国际环保组织方面的合作仍然有待拓展和深化。
小结
作为一种新的人类文明形态，生态文明有着与工业文明不同的特点，生态文明更为直接地关系到每一个人的切身利益。因此，生态文明建设不仅需要顶层设计，更是普罗大众的行为，需要每一个人的参与，每一个人也都应当承担一份责任，每一个人也都会成为生态建设的主体。另外，生态文明建设是一个无止境的实践过程，生态人需要践行的是行动哲学，“坐而论道不如起而行之”，在参与生态文明建设的实践过程中自我决定、自我创造、自我型构，在与自然的和谐共融的关系中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
（作者为北京师范大学哲学学院副教授；本文系教育部留学回国人员科研启动基金资助项目和北京师范大学自主科研基金项目研究成果，项目编号：213007、SKZZY2013044）
【注释】
①周辅成编：《西方伦理名著选缉》，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年，第593页。
②[德]马丁・海德格尔：《海德格尔选集》，孙周兴选编，上海三联书店，1996年，第920页。
③[德]马尔库塞：《单向度的人》，张峰、吕世平译，重庆出版社，1993年，第6页。
④张载：《张载集》，北京：中华书局，1978年，第67页。
⑤《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272页。
⑥⑧[美]W・H・墨迪：《一种现代的人类中心主义》，章建刚译，《哲学译丛》，1999年第2期，第12～13页，第17页。
⑦[法]帕斯卡尔：《思想录》，何兆武译，1997年，第158页。
⑨[法]米歇尔・福柯：《词与物：人文科学考古学》，上海三联书店，2001年，第506页。
⑩Andre Gorz，Capitalism， Socialism， Ecology， London： Verso， 1994， Page 16.
关于的哲学思考篇7
关键词:国有企业;改革发展;哲学思考;经济效益
中图分类号:F121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2374 (2010)27-0137-02
0引言
国有企业经过三十多年的改革发展,转换了经营机制,加强了内部管理,进一步调动了广大职工的积极性,企业活力和市场竞争能力得到有效提高。特别是党的十七大以来,国有企业作为国民经济的骨干和中坚,越是在困难时期和关键时刻,越是发挥了对经济发展的支撑和带动作用。与此同时,我们也应清醒地认识到,由于计划经济时期造成的不良影响,以及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各种因素的制约,目前还有一些国有企业在市场竞争中面临不少困难和问题。比如企业机制问题、外部环境问题和历史遗留问题。所有这些问题,都是国有企业在改革和发展过程中无法绕过的问题,必须通过深化改革逐步加以解决的。
根据党的十七精神,结合当前学习胡总书记关于科学发展观系列讲话的要求,对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的问题进行必要的哲学思考,对于推进我们做好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的各项工作具有很大的启迪和促进作用。国有企业发展到一定的阶段,以科学发展观、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为指导,适时或超前地进行科学和理性的哲学思考是非常有必要的,有利于更好地总结经验,吸取教训,避免出现重复的失误,更有利于指导企业的各项工作,推进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工作向纵深发展,再上新台阶。
1 坚持辩证的观点,正确把握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的方向,进一步提高认识,坚定搞好国有企业的信心
辩证唯物主义告诉我们,世界上的一切事物都是现象和本质的对立统一,这是事物的客观辩证法。科学的任务在于帮助人们从现象中发现本质,从外部的联系深入到内部的联系,掌握事物的客观的必然性规律。因而,我们看事情就必须要看它的实质,而把它的现象只看作入门的向导,一进了门就要抓住它的实质,这才是可靠的科学的方法。我们可以从这一规律推理得知:要更快更好地解决国有企业在改革和发展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就必须要正确地运用唯物辩证法关于“现象和本质”的规律,客观认识各种问题的本质,全面准确地理解国有企业在改革和发展中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内涵,使国有企业的改革朝着正确的方向发展。
1.1把握本质,统一思想
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发展社会生产力,一切反映社会化生产规模的经营方式和组织形式都可以大胆利用,并要努力寻找能够极大促进生产力发展的公有制实现形式,而公有制的实现形式可以而且应当多样化。在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过程中,特别是在建立和完善现代企业制度的时期,应当牢固把握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本质特征,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这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本质特征,坚定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的方向,按照“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要求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从根本上解决计划经济时期余留的各种问题和深层次的矛盾,使国有企业真正转换经营机制,成为法人实体和市场主体,做到自主经营、自负盈亏,最终实现自我发展,自我约束。
1.2提高认识,坚定信心
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的实质就是要更好地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要求,建立和健全现代企业制度,进一步增强国有企业的活力和竞争能力。三十多年改革和发展的经验告诉我们,国有企业是国民经济的支柱,切实搞好国有企业,对于增强我国经济实力,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保持社会稳定,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因此,国有企业只能搞好和加强,而决不能削弱;只能使国有企业形成新的优势,而决不能使国有企业失去优势。要下定决心,而不能有丝毫动摇。要抓住机遇,而不能够失掉机遇,要通过不断的努力和不懈的探索,走出搞好国有企业的新路子。
2 坚持以经济效益为中心,全面推进国有企业的改革和发展,把党的基本路线贯穿于国有企业的各项工作中,并真正落到实处
辩证唯物主义认为,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推动着社会历史和人类各项事业向前发展,而社会的发展程度,归根结底是由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决定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国有企业,任何时候都必须要以经济效益为中心来做好各项工作。作为社会组织的一个细胞,国有企业首先是一种经济组织,然后才是一种社会组织。只有真正地贯彻落实现阶段党的基本路线,把握住“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这一主线,较好地成为一种有效益的经济组织,才能够有条件、有基础去完成自己应该承担的社会责任,为社会作出自己应尽的义务。因此,国有企业必须要以提高经济效益为中心,各项工作都要服从和服务于这一中心,其他工作如思想政治工作、综合治理工作、安全计生工作及担负其他社会责任等,都应紧紧围绕这一中心来开展,并由经济工作来推动。当然,以经济效益为中心,并不是说企业的其他工作不重要,可以忽视或者不用抓紧抓好。我们只是按照事物本来的辩证法则办事,强调辩证关系中的主要方面,提倡在各种矛盾中应该抓住主要矛盾,做好中心工作,以点带面,更好地推动其他方面工作,达到全面发展的目的。
3 坚持普遍联系和永恒发展的观点,主动沟通和协调,为国有企业的生存和发展创造良好的内外部经济环境
辩证唯物主义认为,事物是不断运动、普遍联系和变化发展的。这一原理启示我们:国有企业要以改革为动力,不断自我完善、自我发展,要切实根据自己的内部条件、经济环境的客观要求,结合自己内部的实际需要,实施各项有效的改革措施;其次,国有企业要有良好的发展,就必须注重做好自己的工作,不要寄望环境的改善,而应该树立“危”中寻“机”的思想,抓住机遇加快发展;再次,要以系统论的观点,处理好企业内部兄弟单位之间、自身企业内部以及更为广阔的社会市场空间中的种种关系,特别是要巩固良好的“银企”合作关系和“企企”商业关系,为国有企业的改革发展提供新鲜的资金“血液”,确保资金流。
4 坚持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的观点,全面贯彻落实全心全意依靠职工群众办企业的原则
马克思主义认为,在生产力诸要素中人始终处于主导的和能动的地位,是生产力中“最活跃、最具革命性”的要素,任何物质要素只有同人结合才能形成现实的生产力。重视人的因素,尊重人民群众的首创精神,这一贯是我们共产党人的政治优势。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下的国有企业必须要全心全意依靠职工群众,充分发动和调动广大职工群众的积极性、创造性和主动性。其中,要着力解决的重点问题是如何将领导干部、管理者的意图、企业的决策转变成为职工群众的具体行动,将领导干部的积极性转变成为职工群众的积极性。这里面就有一个转变过程、转变机制、管理制度等问题。因此,要充分运用辩证法的系统性原理,不断优化结构,以实现整体的最佳功能;处理好不同层次的系统之间的关系,注意它们的区别和联系,抓住关键性层次;要完善好系统内部的运作机制,特别是激励机制和分配机制,发挥物质利益原则的驱动力作用,调动各层次员工的积极性,使他们共同为企业的经济效益的有效增长而群策群力,共同奋斗。
5 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不断加强和改进国有企业党的建设和党的领导,充分发挥政治核心作用,大力推进国有企业的改革和发展
要把中国的事情办好,关键取决于我们党。我们党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因此能永远立于不败之地,永远得到全国各族人民的衷心拥护并带领人民不断前进。要做好国有企业的各项工作,我们更要自觉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充分发挥企业党组织的政治核心作用,监督和促进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纲领落到实处,最终化为企业经济效益的提高,职工群众收入的显著提高。现阶段企业党组织的政治核心作用的发挥,应该集中体现在充分调动广大职工群众的积极性和监督党的方针、路线、政策在企业的具体实施这两项任务上。因此,国有企业要大胆运用党的“思想政治工作是经济工作的生命线”这一传统政治优势,以生产经营的难点、热点作为思想政治工作的重点,创新思想政治工作的方式、方法,了解新情况,研究新问题,总结新经验,开创新局面,把职工群众的潜在能力转化成为进一步提高企业经济效益的具体物质力量。其次,要建立健全组织机构及有关规章制度,真正发挥了监督保证作用,运用多种渠道、多种形式来监督企业经营班子的决策行为、经营行为等,确保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
马克思主义哲学是“长青之树”,实践才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我们只要在国有企业的各项实际工作当中努力做到以马克思主义哲学这一科学的理论为指导,以当前我们所从事的工作为中心,着眼于解决实际问题,不断深化对企业工作的认识,加深对党和国家有关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的方针政策的理解,并在实际工作中逐步加强我们各项工作的原则性、系统性、预见性和创造性。这样做会减少我们工作中的失误,会提高我们的工作质量和工作效率,有益于我们国有企业的生存、改革和发展。
关于的哲学思考篇8
【关键词】人生价值；价值观；真正的人生价值；实践；价值取向
中图分类号：G4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0278（2013）06-276-01
一、人生价值的涵义
人生价值是人生观体系中的一个重要的范畴，价值“具体”在人生观领域中表现。在一定意义上，人生的价值是人生的意义，评估人生“价值量”大小，可以理解人生的意义如何，理解人生意义大小。人生价值包括社会价值和自我价值两个方面，当二者统一时，也就实现了人生价值。社会价值指个人的活动对社会或群体的，他人来说所具有的价值。自我价值指的就是个人自身的生存和发展所具有的价值。重要的是，衡量人生价值的尺度是个人对社会和他人所做的贡献。也就认识到社会价值是人生价值中的重要内容。
其次人生价值是物质价值和精神价值的统一。无论是“社会”还是“自我”，都具有物质和精神两方面。因此，人生价值的两重性又进一步体现为物质价值和精神价值。
二、价值标准
（1）人生价值评价的根本尺度，是看一个人的人生活动是否符合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是否通过实践促进了历史的进步。
（2）人生价值评价的基本尺度，是劳动以及通过劳动对社会和他人做出的贡献，这是社会评价一个人的人生价值的普遍标准。
人是社会的人，总是生存和活动于各种各样的社会关系当中，并受到一定社会关系的制约。在实际生活当中，人们会选择自己的人生道路、通过一定的方式实现自己的人生目的，以独特的思想和行为赋予生活实践以个性特征。人的社会性决定了人生的社会价值是人生价值的最基本内容。一个人的生活具有什么样的价值，从根本上说是由社会所规定的，而社会对于一个人的价值评判，也主要是以他对社会所做的贡献为标准。
三、怎样实现人生价值，需要具备的条件
人生价值的目标的实现是一个实践的过程。而社会实践同时是确立人生价值目标的根据和源泉。即在社会实践中，人在价值关系中的主体、客置并不是固定不变的，因为人既是主体，又是客体，即是主客体的有机统一。
所以树立什么样的价值观会对我们有什么样的影响。要实现真正的人生价值就要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和世界观。并且要为实现所选择的人生价值目标做好艰苦奋斗的准备。
主客观条件都制约着人生价值，自然条件与社会条件，以及个人主观因素。主观条件是确立科学的人生价值目标，提高科学文化素质和实践能力，具备良好的心理素质等。客观条件主要是社会的政治，经济制度以及意识形态，舆论环境等。个人主观因素则是在一定的环境下个人的自我认识、自我改造、自我提高发展的能力，来满足个人对社会的索取与贡献。所以，无论哪方面的条件都要求着我们全面的塑造自己。
四、人生价值的贡献与索取
1.贡献是社会存在和发展的要求：社会的存在和发展，必须有一定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必须依赖于每个社会成员通过创造性劳动，作出贡献才能完成。如果社会成员只讲索取，不讲贡献，社会就难以存在，更不用说发展。2.贡献是人生价值的基本标志：人生价值包括个人对社会的贡献和社会对个人的满足，两者是辨证统一的。但是，社会对个人的满足应以个人对社会的贡献为基础，这是社会发展的客观要求。因此，人生的价值主要的并不是看社会给了他多少（拥有金钱财富的多少、权力的大小、地位的高低等等），而是要看他对社会做了些什么，贡献了多少作为评价标准。
人生的价值在于奉献。人们常说要实现人生的价值，但人生的价值究竟是什么？我认为，人生的价值就是奉献。谁对社会对人民的贡献大，谁实现的人生价值就越大。无论是一个政治家、科学家、企业家、艺术家，还是一个舍己救人的英雄，甚至是一个无私奉献的凡者，他都有自身的人生价值。也许有人会说：不！人生的价值在于索取。谁索取得越多，谁实现的人生价值就越大。诚然，谁索取得多，谁的财富可能也就多。但若他不用来造福社会，造福人民，造福桑梓，那么，即使财富再多，也是一文不值！爱因期坦说：“一个人的价值，应当看他贡献什么，而不应当看他取得什么。”他又说：“一个人对社会的价值首先取决于他的感情、思想和行动对增进人类利益有多大作用。”他还说：“人只有献身于社会，才能找出那短暂而有风险的生命的意义。”……所有这些对于人生价值的论述都是十分精辟的，对我们十分有裨益，值得我们深思体会。让我们以春蚕和蜡炬为榜样，以英雄人物为榜样，以革命领袖和亲爱的党为榜样，终生以奉献为乐，以奉献为荣，以奉献为己任，孜孜不倦地去追求人生的价值，努力地去实现人生的价值吧！
五、结论
我们应当坚持正确的人生价值取向。在当前，尤其是要处理好个人、集体、国家三者利益之间的关系，最后树立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义务感。从而，创造与实现人生的真正价值将不是难事，得到社会认可也会实至名归。也只有这样，所树立的正确价值观才能经得起生活中所有的考验，才能在向社会索取的同时更好的为社会，乃至国家做贡献。
最后，无论是自我价值与社会价值，还是物质价值与精神价值等，它们都是人的能动创造力实现的结晶，也是对人生目的和行为表现所做出的一种社会评价。正确认识哲学中所讲的人生价值，就需要正确的评价人生价值，因为它是人类社会进化的重要杠杆，也是正确的选择人生道路，实现人生价值的重要条件。而真正的人生价值实现需要在树立了科学的价值观之后个人对社会贡献达到了自我价值与社会价值的统一等。
参考文献：
[1]于沛.关于史学社会价值的理论思考[M].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
[2]英炜.人生价值哲学[M].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20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