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10-29 22:26:30
论文摘要:人口老龄化已成为当今世界各国经济发展过程面临的共同性话题，就上海而言，未来上海市人口老铃化带来的影响已逐渐凸显，人口老龄化带来的养老金匾乏，劳动力不足以及社区为老服务发展滞后的矛质已开始成为制约上海市经济发展的瓶颈，老龄化带来的影响将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长期存在，缓解人口老龄化带来的影响以及寻求可行性办法解决老龄化人口的赡养问题已成为政府和社会必须要解决的问题。
据《2008年上海市老年人口和老龄事业监测统计信息》公布，截至2008年12月31日止，全市户籍人口1391.04万人。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300.57万人，占总人口的21.6% ;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214.50万人，占总人口的15.4% ; 7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160.65万人，占总人口的11.5%;80岁及以上高龄老年人口53.44万人，占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的17.8%，占总人口的3.8%;100岁及以上老人836人，其中男性175人，女性661人。按照人口学测算标准，老年人口的年龄起点一般定为60岁或者65岁，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占总人口比重达到10%或者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占总人口比重达到7%的国家或地区被称为进人老年型社会。上海远远超过这一标准，其分别超过测算比例的11.6%和8.4%，上海的老龄人口已经是其总人口的1/5，上海市城市发展已进人真正的人口老龄化时代。
一、上海市人口老龄化的现状
按照上海市老龄科学研究中心公布的2008年最新上海人口生命表测算，未来10-巧年上海市步人老龄人口的数量会急剧增多，即将进人人口老龄化高峰时代。由此带来的经济增长与劳动力短缺矛盾、等待领取养老金养老的老年人口与社保基金严重不足矛盾以及外来新增劳动力人口与上海市现行户籍政策等矛盾，都将给政府现行社会政策带来巨大挑战。
从上海市老龄科学研究中心公布的最新人口检测统计数据来看，在上海城市人口老龄化过程中，近年来已表现出了新的特征。
1.从老龄人口总数来看，上海市60岁以上老龄人口占总人口比例逐年增高
从已有数据来看，近年来上海市老龄人口呈递增趋势，平均每年新增老龄人口数已超过10万人。截至2006年底，上海市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275.62万人，占总人口的20.1 %，比上年增加9.25万人，增长3.5% ; 2006年到2007年末，60岁及以上人口增加了11.21万人，增长4.1%;占总人口比重从20.1%增至20.8 % ; 2007年末到2008年末，60岁及以上老龄人口增加了13.74万人，增长4.8% ;占总人口比重从20.8%增至21.6%，达到300.57万人。据预测，到2010年上海老年人口总数将达312万人，约占总人口的23%。这一比例直向世界第一长寿大国日本的老龄化水平看齐。2020年，上海老年人口数字将攀升至500万，而上海老龄化发展的趋势要到2025-2030年间才会达到高峰。
就其原因而言，从世界范围来看，上海市这一老龄化符合世界人口老龄化趋势，可以讲，现在60岁及以上老龄人口大多出尝于1949年前二战结束世界人口出生高峰期所生人口，上海解放前与解放后，作为中国最重要的经济命脉，一直保持着劳动力的充足状态，由于二战结束后短期的和平以及解放后发展大上海而迁入上海市的青壮年人口生育意愿的极高状态，使得当时出生的人口极多，呈现出一个高峰状态，随着时间的推移，60年后的今天正好进人一个人口的老龄化时期。
2.从老龄人口年龄结构来看，上海市女性老龄人口多于男性，城市独居女性老人越来越多
从上海城市老龄人口年龄结构来看，女性老龄人口多于男性老龄人口，并且呈现出随着年龄的递增，女性老龄人口所占整个城市老龄人口的比重越来越高，高龄女性人口越来越多。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中，男性占46.9%，女性占53.1%;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中，男性占45.3%，女性占54.7 % ; 7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中，男性占43.6%，女性占56.4% ; 8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中，男性占38.9%，女性占61.1%;10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中，男性占20.9%，女性占79.1%。由此我们可以很显著的看出，由于男女性别人口总数的不对等以及男性实际生命比女性短等现实因素的考虑，未来相当长一段时间内，上海市进人老龄化人口中，女性比男性多的现状仍然要维续一段时间，未来上海市的城市独居女性老人数将越来越多。
3.从人口抚养系数来看，上海城市老龄人口抚养系数越来越高，总人口抚养系数越来越高
人口抚养系数是指人口中处于被供养年龄(一般指15岁以下和64岁以上)的人口与处于劳动年龄(15-64岁)人口的比，也被称为年龄抚养系数。如果只计算巧岁以下人口与15-64岁人口的比，则该比值称为少儿抚养系数;如果只计算64岁以上人口与15-64岁人口的比，则该比值称为老年抚养系数。相关数据显示，200(〕年人口普查上海市15-59岁劳动年龄人口抚养60岁及以上人口的老年人口抚养系数为26.1 % ， 2005年老年抚养系数为27.2% ，2006年老年抚养系数上升到28.1%，比上年增加1.0个百分点，2007年末，老年抚养系数再次上升到29.4%，比上年增加1.3个百分点，2008年末，上海市老年抚养系数为30.8%，比上年又增加了1.4个百分点。也就是说2008年开始，平均3.33个上海劳动适龄人口就要养活1个上海老龄人口，加上人口生殖过程中的少儿抚养系数的存在，上海城市总人口抚养系数一直在增加。
4.从城市人口未来发展趋势来看，“纯老家庭”日渐增多，高龄人口显著增加
由于现代医疗技术的发达以及人口生活质量的提高，近年来，上海全市“纯老家庭”越来越多，也即意味着老年人总数在上升，2004年上海市“纯老家庭”总人数为70.%万人，时隔2年后2006年上升到78.72万人，2007增加到84.37万人，2008年上海市“纯老家庭”人数为86.38万人，比2004年首次统计增加了15.42万，其中80岁及以上“纯老家庭”人数达24.26万人，比2004年首次统计增加15.06万人。从已有数据以及上海市人口生命表推测来看，由于家庭养老习惯的变更，未来上海市纯老家庭总数还将有个上升的趋势，同时高龄人口也会进一步增加，这部分“纯老家庭”老人的生活照顾问题也将是研究与解决城市人口老龄化政策必须要考虑的现实性问题。
5.从老龄人口地区分布来看，城市不同地域间老龄人口差异显著
从上海市老龄人口分布来看，截至2008年末根据已有数据，老龄人口最多的依次为浦东新区40.6万人、杨浦区22.9万人、徐汇区20.74万人、普陀区19.21万人、阂行区18.82万人、虹口区18.26万人、宝山区17.72万人、崇明县16.82万人、闸北区15.17万人、南汇区14.41万人、黄浦区13.5万人、长宁区13.33万人、嘉定区12.3万人、松江区10.88万人、奉贤区10.59万人、金山区10.51万人、青浦区9.46万人、静安区7.72万人、卢湾区7.57万人。据《2008年上海市老年人口和老龄事业监测统计信息》数据，"2008年末各区县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占该区县总人口比重前三位的依次是静安区、卢湾区和崇明县，分别为24.9%，24.4%和24.3%;老年人口比重增加前三位的依次是金山区、宝山区和普陀区，与上年比分别增加1.0，0.9和0.9个百分点。2008年末各区县80岁及以上高龄老年人口占该区县总人口比重前三位的依次是静安区、卢湾区和黄浦区，分别为5.5% ，5.5%和5.1%;高龄老年人口比重增加前三位的依次是普陀区、长宁区和杨浦区，与上年比均增加0.3个百分点。2008年末各区县高龄老年人口占该区县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比重，前三位的依次是黄浦区、卢湾区和静安区，分别为22.9% ，22.3%和22.2%;比重增加前三位的依次是长宁区、普陀区和杨浦区，与上年比分别增加0.7，0.7和0.6个百分点。
二、上海市人口老龄化带来的影响
人口老龄化现象是世界各国面临的共同性问题，从上海来看，人口结构中的日益老龄化现象已经给上海城市化过程中经济社会发展带来了严重挑战。
1.老年人增多，上海市社会保障体系面临重新调整，财政负担将进一步加重
上海市现在户籍人口1391.04万，上海的社会保障体系在全国来说已经发展的比较健全，但从上海社会保障体系内部社会保险方面来看，现在上海的社会保险分为:①城市社会保险;这部分大约缴纳的人数为450万人，主要是针对上海市城市在籍人口缴纳的。②城镇社会保险;这部分人群主要有180万，主要是上海城市郊区大量农转非的失地农村人口。③农村社会综合保险;大约为200万人左右，主要是原来是农村户口的人群缴纳的农村保险，大多集中在区县郊区地域。④综合保险;这部分保险主要针对的是在上海市的流动人口而开设缴纳的，大约为350万人。⑤医疗保险;自愿参加，即在上海工作的人群都可以成为医疗保险的对象。
而现在上海的城市退休领取养老金的人口已经达到了206.51万，占老年人口的68.7%、全市户籍人口的巧%。根据2008年上海市老年人口和老龄事业监测统计信息显示，2008年上海市60岁及以上老年人领取小城镇社会保险人数为33.38万人，领取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人数为30.96万人，领取征地养老的人数为19.21万人;全市60岁及以上老年人从上海市最低生活保障及其他养老保障中获得城镇最低生活保障的人数为0.77万人，获得农村最低生活保障的人数为5.20万人，获得城镇高龄无保障老人养老保障金人数为5.71万人，农村无保障老年人获得老年农民养老金补贴的人数为32.52万人，农村五保老人获保障人数为0.29万人。初步测算一下，上海现在单就户籍人口来说，用①中城市社会保险450万人群缴纳的部分保险金来养这206.51万人，差不多就是2.18个城市人养1个退休老龄人口，仅依靠征收社会保险金的形式返还社会保障已经“失灵”，政府不得不财政补贴兜底补偿社保基金的不足，加上财政在②③④⑤上的投人，上海市目前在社会保障体系财政负担已相当严重，已经出现了社保基金严重穿底的现象，“社保基金严重穿底，仅2008年上海市级财政收入为上海社保基金托底170-180亿元，占到了市级财政收人的17%-18%左右，而预计今年还需要增加60-70亿才能把社保基金的窟窿补上。在未来相当长一段时间内，依靠并提高财政支出比例为上海社保基金托底的情况将长期存在，甚至会越来越严重，最根本的理由就是上海的老龄化问题。”(上海市市长韩正，2009卢由此来看，目前上海社会保险资金不足，社保基金中用于养老、助老、护老医疗费用支出的严重不足，现实社会养老问题的不到位，未来养老金缺口长期存在已是不争事实，社会保障体系在人口老龄化以及政府财政负担不断加重的过程中面临着重新调整的挑战。 2.人口老龄化带来的上海市现有家庭结构模式的变化，年轻人负担将越来越重
在目前社会保障体系还不健全的情况下，人口的老龄化带来的直接一个后果是家庭抚养负担的加大，一方面，国家在老年人养老保障、养老金资金供给严重不足，另一方面，社区为老服务以及社区其他公共服务供给的严重不足，都使得老年人养老服务再一次回到了家庭养老的层面。而由于医疗技术带来的人口寿命的延长，居家养老模式必然会带来现有家庭结构模式的变化，居于中下层的劳动适龄人口抚养负担未来将越来越重。
我们可以很容易想象得出，未来上海市人口抚养系数将越来越高，随着独生子女政策实施20多年后政策效应的显现，以及由于现代医疗技术的进步和人口生活质量的提高而带来的人口寿命延长，未来独生子女A和B结婚，处于劳动适龄人口的他们将要抚养其下面的小孩C以及可能4-8个其上面的老人(A和B各自的父母以及各自父母的父母)，由此，上海市未来劳动适龄人口家庭结构将发生变化，家庭总抚养系数也将越来越高，年轻人负担越来越重。
3.本地劳动力就业人口减少、外地劳动力的引入，上海市社会政策体系面临重新调整
由上海市15-64岁人口抚养比30.8% ， 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214.50万人，可以测算出来，15-64岁之间的劳动适龄人口为696.43万人，剔除一部分高学历尚在就学以及失业人口来说，也就是讲目前上海市真正在籍适龄劳动力就业人数不足650万人口，未来经济发展过程中，本地适龄劳动力不足将成为上海市经济发展后劲不足的制约因素，目前来看，外来劳动力的流人可能会为此缓解一部分压力，但是外来人口的流人又会要求上海市现行社会政策进行新的一系列调整，例如，外来人口人沪户籍问题、外来人口会保障以及其未来养老服务养老金问题、外来人口子女人学问题、外来人口的社会公共服务问题、外来人口的住房、道路交通、社会治安综合治理问题等等，都使得未来上海保持经济发展强劲势头，弥补劳动力不足必须要进行解决的政策调整问题。
4.城市人口的日益老龄化，未来可能阻滞上海市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
上海市越来越多的超过总人口1/5人口老龄化问题，使得上海市人口结构逐渐发生了变化，人口结构的变化将带来就业人数的变化，就业人数变化将会引起链锁反应。而面对全球经济一体化和信息经济的来临，高端产业在上海的发展，改造和淘汰传统产业都会使一部分人失去工作，而这一时刻恰恰在当家庭收人出现危机时又面临大量家庭养老问题的出现，政府又无力去全部解决社会养老问题。此时的人口日益老龄化将会影响到上海市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另一方面，人口老龄化使得我国目前的社会投资结构、产业结构面临着重新变更的现实，“鉴于目前我国的产业发展都是着眼于近期的人口状况和国内外的需求而建立发展的，随着人口老龄化趋势的进一步发展，原有的一些产业将不再需要甚至大量缩减，而原来没有的或者很薄弱的一些产业，却需要大量发展。”因而，在社会产业结构、投资结构发生变化过程中所带来的转型期的社会问题也必将会表现得进一步明显起来，典型的就是上海市社会发展过程中人口、资源与环境之间的矛盾将有可能进一步加大。
三、应对上海市人口老龄化的对策思考
从世界范围来看，人口老龄化已是当今世界各国共同需要面对的问题，由人口老龄化而带来的如何应对老龄化趋势，尤其是在为老服务方面已是各国都在积极探讨的话题。然而对于上海而言，提前应对人口老龄化，发挥上海目前的资源和劳动力优势发展社区为老服务事业，可能是应对上海目前人口老龄化的一项可行性办法。
1.完善现有老龄人口养老服务体系，发展社区养老服务业
截至2008年底，上海市全市养老机构共计582家，其中，政府办287家，社会办295家，床位数共计80554张，平均每千位老人占有床位26张;全市居家养老服务机构共计229家，平均13125人享受1家居家养老服务机构服务;社区助老服务社共计234个，平均12844人享受1家社区养老服务社提供服务;老年活动室全市共计5547家，平均542人使用1家老年活动室;全市老年医疗机构(老年护理院、老年医院)共计71所，平均每所为42334位老年人提供医疗护理服务;全市为60岁及以上老年人开设的家庭病床达41300张，平均每73人享有1张家庭病床数;全市共有老年学术组织、老年协会、老年文艺团队、老年体育团队、老年体协共计19706个，平均每153位老年人占有1个社团。因此，从总体上看，目前上海市养老、为老、助老服务体系严重不健全，为老服务的设施严重不足，服务的项目和内容也严重不健全，服务的质量和数量远远不能满足市场需要，还难以应对未来人口老龄化高峰的到来，因此，从长远来看，要在社区兴办社会化养老机构，发展老年人社区养老服务，发展社区养老，社区助老为老服务，在满足各个层次老年人需要的基础上，发展以社区服务为主体的老年服务体系，建立以社区养老为主，鼓励个人、家庭自助养老，实施社区助老、帮老，国家与社会资助养老等四级养老服务体系。
2.完善现有社会保障体系，健全养老金保障机制
通过前文分析可以看出，就上海而言，健全养老金保障机制，解决人口老龄化问题的根本途径还是需要动员全社会的力量，构建和完善现有社会保障体系，特别是建立健全社会保障资金的来源渠道和资金的管理方式，就目前来说，上海急需要尽快拓展和完善现有养老保障金资金的来源渠道，上海可以借鉴发达国家的一些经验。比如为了缓解养老金的压力，西欧各国养老保险体系实施的职业养老保障基金机制很好的解决了一部分资金的来源问题。“所谓职业养老保障基金，又被称为企业补充退休金，一般由雇主和雇员共同承担缴费费用，在西欧国家，通常该基金是从出资企业中独立出来，由企业的雇主组织和工会协商建立，通过储蓄、政府债券等多种投资渠道，提高基金的收益率，使职业养老保障基金保值增值。近几年，西欧各国更是通过财政激励和与有关合作方达成协议来提高职业养老保障基金，并取得了很好的效果。比如英国，职业养老基金的覆盖面就极广，达到75%，资产规模超大，超过GDP的80% 。上海也应该从制度方面完善制度设计、加强制度创新、鼓励支持发展企业年金缴纳制度、配套实施个人商业养老保险等多种形式的养老保险机制，形成国家、企业和个人相结合的多维养老保障体系，健全养老金保障机制。
3.延长退休年龄，实施柔性退休制度，延缓老龄化高峰
据相关部门测算，五年后上海市首批独生子女父母开始依次进人退休年龄，并开始领取养老金，届时老年人中八成以上为独生子女父母。十年后，独生子女父母数量将进人高速发展时期，每年将有20万一30万独生子女父母进人老年阶段。局时上海将在全国最早面临独生子女父母养老问题，家庭成员照料者严重不足将是未来最严峻的问题之一。从独生子女社会承受力来看，独生子女面临着前所未有的社会抚养压力，既要负担好几个老人的赡养问题，又要承担子女教育负担还得承担自己的生活成本，独生子女的生存压力空前高涨。另一方面，按照国家现行统一退休标准，上海市男性人口年满60岁实施退休，女性人口年满55岁实行退休，从家庭结构和人口年龄结构来说，随着经济的发展以及社会的全部进步，还按照旧的退休标准实施退休制度，已经不能满足现有年龄结构和经济发展需要。从社会职业结构来看，60岁左右的人还能继续在社会中发挥重要推动作用，45-65岁年龄段的人仍然还可以在社会重要部门岗位发挥作用，因而，上海能否延长退休年龄或者实施柔性退休制度，鼓励并规定达到退休年龄的人口可以自愿选择是否退休，实施老年人继续再就业，以达到减轻独生子女抚养负担，减缓提前进人老年生活的老年人数增长速度，同时还能够起到活跃老年人晚年生活的目的。
4.借鉴国外养老模式，未来考虑实施“居家养老”“倒按揭”等养老模式
关键词：公共政策 中国 人口 老龄化
1 当前中国人口老龄化现状
当65岁以上人口占总人口数的百分之七及以上或者60岁以上人口占总人口数百分之十以上时，标志着国家进入老龄化。近年来，中国人口在年龄结构上逐步发生变化，从上个世纪七十年代起，我国老年人口在总人口中所占比例逐年升高，开始出现人口老龄化的问题，在本世纪中老龄人口所占比例增高趋势迅猛，人口老龄化日益显现，在我国第六次人口普查得到的数据为，我国六十岁以上的人口数高达一亿七千多万，占总人口数的13.26%，标志着我国如今已进入老龄化的高峰期。并且经专家研究表明，倘若不采取有效的政策进行抑制，我国的老龄化问题在今后相当长一段时间内会愈演愈烈，变成一个严峻的社会问题，对于我国的社会、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发展都产生巨大影响。在我国进入二十一世纪以来，人口老龄化问题的发展引起专家学者的巨大关注，其解决政策在学术界产生巨大的争议，并且如今人口老龄化问题被和人口发展策略放在一起讨论，认为人口老龄化即将成为社会中普遍存在的现象，与社会经济体制相矛盾，对社会的发展带来挑战。
2 中国人口老龄化的形成原因
社会人口老龄化的产生有许多方面的原因，对于我国来说，计划生育政策的实行对于人口老龄化带来了巨大的推动作用，这一点与众多发达国家和许多其他发展中国家是不相同的。由于新生儿的出生率在政策实行的短期时间内大幅度下降，导致人口老龄化问题的迅速生成，这点和发达国家由于人口死亡率和人口出生率同时较低导致的缓慢形成的人口老龄化是不同的，由于人口老龄化问题来势汹汹中国面对的问题就更加严峻。随着生育率的大幅度下降，中国的少儿群体人数相对较少并且增长缓慢，从70年代的计划生育政策执行以来，我国就一直保持着这种低生育率。
然而由于社会经济的发展，人民的生活条件更好了，老年人有更好的生活条件进行养老，使老年人的平均寿命大大提高，并且随着医疗水平迅速提高，国家大量引进了先进的医疗设备和医疗技术，新型高效的针对性医疗药品也不断地开发，为老年人生病的治疗和康复进行保障，导致死亡率大大下降。诸多因素导致了我国老龄人口的人数不减少反而增加，同时面对的是低生育率，青壮年的人口数由于低新生儿率的影响逐渐减少，结合庞大的老年人口数量，我国的人口年龄结构产生巨大的变化，呈现的便是我国老年人口的比重大大升高，出现了严重的人口老龄化问题。随着老年人口比例的不断上升，中国人口老龄化的趋势日趋严峻。
3 人口老龄化对社会的影响
人口老龄化的本身并非是问题，这只是一种社会人口比例的动态变化，是社会发展过程中的一种必经的状况，是一种正常的社会状态。然而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在逐步发展到了一定程度后，将会给社会带来相应的问题，也就是人们所说的人口老龄化问题。人口老龄化问题的根源是老龄人口数量的庞大以及所占比例的较高，这对于社会的经济、政治、社会稳定以及文化等方面都会带来很大的影响。
3.1 人口老龄化对经济的影响
在社会中，主要劳动力无疑是青壮年群体，老年人是社会的一个帮助对象，由于身体条件的约束，老年人对于社会经济的创造较为微弱，主要依靠家庭和社会的供养。由于中国老龄化趋势发展迅速，社会财富的创造不能满足对老年人的供给，对老年人抚养金的巨大额度的支付给所占较小比例的年轻人带来巨大压力，社会的现代化建设跟不上人口老龄化发展趋势，经济发展仍处于较为落后的状态，和人口老龄化的问题形成了巨大矛盾，尤其在欠发达地区，经济的发展不能够满足对老年人的抚养需求，造成地方财政赤字，导致经济危机。实际上人口老龄化程度的高低并非直接决定老龄化带来的压力对于社会的影响，必须与经济基础相考虑，具有充裕的社会经济资源，则对于老龄化带来的经济压力社会可以轻松面对。然而我国并不具备足够的经济条件，因此即使老龄化程度低于美国等发达国家，仍要面临远远大于美国等发达国家的老龄化带来的社会经济压力。据研究表明，以AECI指数来对老龄化经济压力进行判断的话，中国以2.4的指数远高于按美国的-5.1，并且经专家学者研究，我国在未来40年会达到老龄化经济压力的高峰，给社会生产力带来空前的压力。
3.2 人口老龄化对政治的影响
老年人口数量以及所占比例的变化对于国家的政治和制度等方面产生巨大影响，首先国家的政策对于不同年龄层的群体之间的利益会产生巨大冲突。老年人口比重的增大导致老年群体在我国所占的地位越来越高，导致的影响越来越大，在政党等政治力量之间的政治势力争夺战中，老年群体成为了争取的对象。由于社会政治民主化的进步，老年人对于政治的关注度逐渐提高，其参政意识也随之不断地增强，这导致老年人参加政治事务成为政治团体中的一部分具有了很大的可能性，导致政治团队中的年龄群体有了重新的格局，因此对于老年人群体的利益有了更多的争取力量和机会，对于国家的政治制度和政治结构都有很大的影响，有可能以牺牲未来几代人的发展潜力作为求得政治上稳定的代价，给社会的政治稳定和公共安全带来威胁。
3.3 人口老龄化对社会稳定的影响
由于全球化和城市化的发展，全球的资源紧张和社会经济的震荡都对人口老龄化所造成的社会影响带来了更大的推动作用，导致其对社会稳定的影响不断被放大。城市化的进程使我国农村的劳动力不断地聚集到城市以谋求更多的工作机会和发展，这对于人口老龄化带来的城市青壮年劳动力的缺乏带来了一定的弥补，然而这对于农村中青壮年劳动力无疑是巨大的打击，农村中生产力极度匮乏，呈现的是极其低下的经济收入状况，农村老年人由于生产能力和生产技能的缺乏在生产过程中获得的收入极其微薄，并且农村中社会保障金的发放也有一定的难度，由于老年人口基数过大，老年人抚养金常常得不到足够的保障，并且农村人口社保额较少，在面对如今严重的“空巢”状况，农村社会稳定和公共安全遇到了巨大的挑战。
3.4 人口老龄化对文化的影响
自古以来，中国人传统是以孝为先，重孝道，在传统文化中具有浓重的尊老成分。在传统社会中，“孝”体现了中国社会的价值观，成为中国家庭关系中不可缺少的一个核心部分，赡养父母对于孩子来说是天经地义的事，是对父母多年来的养育之恩的报答。然而人口老龄化的情况导致我国在养老方面上从“用心”的重视文化和情感的模式逐步走向“用钱”的行为模式，老年人和他们的子女往往不住在一起，由于家庭观念中赡养父母的思想，子女们将金钱上的供养和帮助作为了赡养老年人的方式，和老年人情感之间的交流少之又少，子女和父母之间的联系仅在于金钱供养或是帮助照看孩子，导致我国数千年来的“孝道”的意义面临着巨大的挑战，和家庭的经济资源相挂钩。
目前社会中对于老年人的看法存在着严重的歧视，对于老年人的生存意义有了越来越偏激的看法，认为老年人的需求只是生存，对于老年人情感上的投入十分吝啬，子女对于探望老人这一基本的家庭交往都往往难以做到，甚至需要通过法律的规定来加以规范，甚至由于老年人给家庭带来的经济压力，子女对老人产生厌恶感，出现了漠视老人甚至虐待老人的现象的发生，导致“孝道”的严重缺失，对于我国传统文化是一种巨大的冲击。
4 应对人口老龄化的公共政策视角
人口老龄化状况的出现是一种自然的社会发展现象，当这种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趋势发展太过猛烈到达一定阶段出现的人口老龄化问题，需要社会对于这种变化做出及时和有效的反应，采取适当的政策和方法来适应这种变化并对自身进行相应的调整。然而我国现有的社会制度和政策体系不能适应当前老龄化社会的发展所需，导致了一系列上述老龄化问题的发生。因此必须对公共政策进行相应的调节，来有效地应对具有多样性和复杂性的人口老龄化的发展给社会所带来的问题。
4.1 不只停留在人口政策的调整
我国实施的计划生育等人口政策对于我国人口的调整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尤其是在特定时期的中国国情中，因此人们也习惯性地认为老龄化问题的解决应该依靠人口政策的进一步调整，来面对新的人口年龄层次分配情况。随着计划生育政策的长期实行带来的人口发展状况问题需要认真对待，采取相应的调整来面对老龄化的问题，然而人口老龄化不仅仅是生育政策的影响，还有人类寿命自身的延长方面的因素，仅仅依靠政策不足以改变人口老龄化的发展趋势，应该调整或者重构制度安排，并且整合公共政策来进行当前社会年龄结构和现有政策制度之间的协调工作。
4.2 不只调整对于老年人的政策
人口老龄化并非只是老年人的问题，是整个社会在经济、文化、政策等各方面需要协调的问题，并非仅仅通过对老年人的政策的调整就可以解决的。人生在各个年龄段的状态都是相互联系的，必须从各个阶段着手对人口年龄结构进行调整才能够应对人口老龄化问题带来的影响。人的晚年的生活能力和其早年的状态和继续是息息相关的，必须让青年一代们开始重视起健康方面，并且在社会生活和自身行为上进行相应的改变，注重经济条件的创造，有所积蓄，为老年时期做好储备。
5 总结
人口老龄化只是社会发展中的一个必然趋势，其本身并不可怕，但是若没有进行很好的控制在其发展到一定阶段时产生的人口老龄化问题会阻碍社会的发展。国家和社会必须予以相应的重视，积极采取有效的政策减少其对社会的负面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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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农村；老龄人口；养老；对策
中图分类号：F323.89 文献标识码：A doi：10.3969/j.issn.1672-3309（x）.2013.06.52 文章编号：1672-3309（2013）06-118-02
在我国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日益严峻的人口老龄化引起了社会各界的普遍关注与重视。养老问题作为人口老龄化的产物之一，给我国社会经济的发展带来了巨大的压力。农村是我国养老问题的重点，这是由于我国农村老年人生活比城镇老年人辛苦，经济收入低，养老保障制度不健全，同时也是由于我国农村人口的社会保障问题被长期忽视等因素造成的。解决好农村人口的养老问题，相应地就解决了当前中国亟待解决的人口老龄化及其养老问题。
一、农村人口老龄化研究背景
（一）问题的提出
人口老龄化是指人口中老年人的比例上升，它反映的是人口年龄结构的一种动态变迁过程。根据联合国的统计标准，在一个国家或地区内，60岁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10%或65岁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7%，那么就称这个国家或地区进入了老龄化社会。第六次人口普查显示，中国60岁以上老年人口已达17764万，占全国总人口的13.26%，比2000年人口普查上升2.93个百分点，其中65岁及以上人口占8.87%，比2000年人口普查上升1.91个百分点。占世界老年人口的1/5，居世界第一位。这表明中国已经进入了老龄化社会，并且有关专家预计今后中国老年人口将长期居世界首位，未来的几十年中，中国老龄人口的数量将急剧增加，将以每年3%的速度增加。到2050年，老年人口将达到41000万，占总人口的25.8%。需要养老的老年人的数量非常庞大，而且我国现有1000万的高龄老人（80岁以上者）需要照顾。这些体现了我国老年人口基数巨大、老年人口增长速度快以及高龄化趋势明显的特点。人口老龄化的发展、老年人口的增加、寿命的延长给我国社会经济和人民生活带来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
（二）中国农村老龄化的现状
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给我们以新的警示：当前农村人口的老龄化水平已经超过了城镇。这就是说，原来那种对城市人口老龄化水平高于农村的认识，已经变得不合时宜。人口的流动和户籍制度的改革，城市对农村剩余劳动力吸纳能力的提高，城市打工和做生意的比较收益的刺激，使农村有较高文化程度的青年人口，越来越多地移居到了城市。这在给城市带来新的活力的同时，也给农村人口的老龄化带来了促动。农村人口相对于城市老年人口，大多数农村老年人没有固定收入，没有储蓄，要靠劳动换取微薄的收入维持生活。一旦农村老年人因病丧失劳动能力，也就意味着这个老年人丧失经济来源。这给农村老年人们的生活带来了困难，从而使得农村养老问题更为严重。
（三）陕西省老龄人口的基本状况
第一，陕西省已进入老龄化行列。2010年陕西省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已达到318.38万人，占全省总人口比重的8.53%，据此判断陕西省已进入老年省份行列。第二，陕西省人口老龄化速度正逐步加快。1982年、1990年、2000年、2010年陕西省老年人口分别为133万、170万、214万和318万人，老年系数依次为4.57%、5.15%、5.94%和8.53%。目前陕西省65岁以上人口已达到318.38万人，已进入老龄化社会。据预测陕西省总人口数将于2020年进入人口高峰平台，老年人口将于2040年前后达到最高峰。
二、陕西省咸阳市秦都区东南坊村养老问题调查
（一）问卷设计
本次调查选取60岁以上的东南坊村老年人为对象，采用与老年人面对面交谈并带老年人填写问卷的方式完成调查过程。问卷主要分四个部分。第一部分是对农村老龄人口基本情况的记录，内容主要包括年龄、现常年居住地、原职业等情况。第二部分是对农村老龄人口健康医疗方面的若干问题，分别涉及身体状况、医疗保险、体检、就医以及医疗费用等情况。第三部分是老龄人口精神文化状况的相关问题调查，主要包含主要倾诉对象、是否有孤独感、日常生活以及老年人文化活动情况方面。第四部分是针对老龄人口的养老方式的部分，主要涉及居住方式、养老方式、经济来源、养老金等。
（二）调查结果分析
本次调查发放问卷200份，回收问卷192份，有效问卷184份，有效回收率为92%。
1.老龄人口基本状况：从性别构成上看，男性和女性分别占到39.13%和60.86%。被调查的老龄人口中女性比例高于男性。由此可见，农村老龄人口的构成中女性多于男性；农村老龄人口中33.60%的人年龄在60-64岁，35.56%在65-69岁之间，这也就是说将近七成的老年人口在60-69岁，这表明被调查的老年人中老龄人口的年龄相对较为年轻。
2.医疗状况调查结果：根据调查的数据，对医疗状况进行描述性分析，可得出84.8%的老年人认为自己的身体状况良好，同时，绝大数人都参加了医疗保险。尽管人们参加了医保，但是看病难的问题还是存在，人们普遍觉得就医费用过高，不太能承担医疗费用。与此同时，对农村老年人健康状况和年龄分布进行交叉分析。可以得出农村老年人的健康状况和年龄分布有着很大的相关性。对农村老年人的健康状况和年龄分布进行细化分析得出：年龄在60-69岁人的健康状况比较好，年龄在70-79岁的健康状况有所下降，年龄在80岁以上的健康状况普遍不好。
3.精神文化状况调查结果：农村老年人主要的精神慰藉依次来源于子女、配偶、朋友、其他亲戚和其他五个方面， 其中大多数依靠配偶和子女的慰藉；从这一层面上也说明农村老年人还是以传统子女养老方式为主。同时，78%左右的老人不参加老年活动。日常生活主要是带小孩、聊天和做家务，老年娱乐生活不丰富。
4.养老方式的调查结果：在被调查的农村老人中， 子女数量两个到三个及以上的比较多，老年人所希望的养老方式也是传统的与子女一起住，不愿意去养老院。该调查的农村老年人的经济来源主要由子女提供。对养老方式数据做交叉分析得出，农村老年人的生活满意度和经济来源有着很大的相关性。经济来源由退休工资和子女提供时，农村老年人对生活的满意度明显高于低保收入和其他的情况。其中，由子女所提供的经济来源的满意度又占半数以上。
（三）存在的问题
根据以上调查结果分析，对农村老年人在生活上出现的问题可以归纳为以下几点：
第一，经济来源方面，农村老年人的收入主要依靠家庭成员供养。随着现代家庭结构的变化，使老年人越来越难以依赖成年子女的经济供养生活，子女因工作的流动很可能不与老年父母住在一起，而置身于现代劳动的子女很难有足够的收入同时来维持自己和老年父母的开支。因此传统社会中“养儿防老”的观念和做法在这里受到现代化的极大挑战。
第二，医疗保健和生活照顾方面，老年医疗保健的问题是晚年生活的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由于老年人身体方面的变化出现了各种疾病，在寻求医疗保健服务的过程中时常遇到以下问题：（1）医疗费用高，长期的医疗费用是一般老年人经济状况能力所无法承受的；（2）医疗保健设施和服务缺乏，使得老年人在获得医疗保健服务方面存在着许多问题。
第三，精神文化方面，农村老年人在农村的娱乐生活有些单调，村上很少组织活动，即使组织老年活动也因为各种原因使得老年人积极性不强，参与率不高。因此，直接影响老年人的精神文化状况和总体生活质量。
三、对策建议
第一，发挥家庭养老在农村养老中的作用。从调查来看，家庭养老在目前农村养老中仍占主导作用。我们将从道德教化和加强法律实施两个方面加强子女对赡养父母义务的履行。
第二，加强新型农村医疗保险的实施，对农村老年人进行免费定期体检。首先，实现新农合在农村老年人中的覆盖率；其次，提高老年人常见病的报销比率；最后，对农村老年人进行免费定期体检。
第三，加强对农村老年人的娱乐文化生活和心理健康的关注。应加强农村娱乐文化和健身设施的建设，确保每一行政村建有一处“老年人活动室”和建设设施，供老年人使用。定期组织一些老年人喜欢的剧团等下乡演出，丰富老年人的晚年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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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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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蒋正华.中国人口老龄化现象及对策[J].求是，2005，（06）.
关键词：老龄化；人口结构；社会问题；应对措施
文章编号：2095-5960（2017）02-0021-10；中图分类号：F062.6；文献标识码：A
“生育率降低以及寿命增长”产生了人口结构的老龄化问题，体现为老龄人口在社会人口中的比重显著增加，劳动力供给人口规模数量相对萎缩的现象（United Nations，2014）[1]。根据联合国《世界人口老龄化2015》报告显示，1980年全球60岁及以上人口占比为85%，2015年上升为123%，据预测2050年将会有215%老龄人口。老龄化的加剧冲击经济增长、储蓄、投资与消费、劳动力市场、养恤金、收、财富转移等，也会进一步激化社会矛盾。Peter Uhlenberg（1992）认为老年群体的财富分配提高会恶化年轻一代的社会公平状况，产生经济压力以及关怀负担[2]。
中国是全球人口大国，在人炸过程中享受到“人口红利”的正外部性，但随着老龄化程度加剧，劳动力供给短缺以及社保资金供应不足等问题逐渐暴露出来，于是中国不断放开人口政策，从 “独生子女”的严格计划生育状态逐渐转向宽松的“单独二孩”以及“全面二胎”政策。20世纪70年代伊始，日本人口年龄结构由稳定型逐渐演化为倒金字塔型，老龄人口比重增加的同时年轻劳动力剧烈减少，2010年左右日本人口达到峰值，至此日本总人口步入负增长时代。自从20世纪80年代泡沫破灭之后，日本经济陷入长期的低迷，人口老龄化加剧迫使其进行人口政策与经济政策调整，以抵抗劳动供给冲击与养老财政冲击。中日两国人口老龄化进程演进与社会发展阶段具有相似性，中国也可能会经历日本老龄化进程中的各种问题，因此通过对比分析两国老龄化进程与政策，可以为中国解决老龄化问题提供经验。
一、中日人口老龄化的过去、现状与未来的对比
（一）两国的人口增长率差异
本部分对比分析了中日两国过去、现在与未来的人口老龄化情况，所用数据来源于联合国经济和社会事务发展部①①数据来源：United Nations. World Population Prospects： The 2015 Revision， DVD Edition[DB/OL]. http：///en/development/desa/population/.2016-10-19。，其中2015年以前数据为现实的统计数据，2015年以后数据为预测数据。本部分主要从增长率、人口年龄结构、人口预期寿命方面分析。
通过对比发现，20世纪80年代以前，两国人口都经历过相似的增长高峰，但80年代后日本人口增长率持续下降，2010年后开始为负，并将经历漫长的负增长过程。与日本不同的是，中国人口在1995年经历了第二个增长高峰，但总体来看两国人口增长率在时间上的演进趋势具有趋同性，特别是两国都进入减速增长的通道过程中，趋同性现象比较明显。按照目前的人口增长率来看，2030年左右中国人口开始出现负增长，这比日本迟来20年，2050年两国人口增长率出现动态平衡，随后日本人口增长率回升速度要快于中国。
（二）中日人口的年龄结构
本部分将人口数量按照年龄分为4组构建人口结构的环状图。按照时间段从内环到外环排序，最内层是1955年的情况，最外层是2100年。通过环状图可以发现，1955年中国20岁以下年龄组人数占总人口的比重为47%，日本为46%，2015年则分别变为23%与17%，而从预测数据来看，2100年则分别为18%和18%；20到40岁的年龄组中，中国与日本分别从1955年的28%和29%变化到2015年的31%和23%，2100年则为20%和20%；40岁到60岁年龄组中，中日人口结构变化类似。将60岁及以上人口定义为老龄人口来看，中日老龄人口比重在1955年分别为7%和8%，2015年分别为15%和33%，预测数据显示2100年将提高到40%和41%。显然日本如今正在经历严重的老龄化过程，三分之一的人口处于老龄状态，未来两国老龄人口比重具有显著的趋同性。1990年之后，日本60岁及以上人口比重更为显著地上升，中国这一时期的该段人口也加速增大。
进一步将总体人口分为4个年龄组：0―19岁、20到39岁、40到59岁、60岁及以上4组，并以2000年、2020年、2040年和2050年分别作为四组年龄变动的拐点。通过方差分析发现，2015年前两国19岁以下以及60岁及以上的人口比重存在较为显著的差异，20到39岁之间的人口比重不存在显著差异。2015年后的预测数据中，19岁以下、60岁及以上的两组差异最为显著，20到39岁之间比重也开始呈现出差异性，40岁到59岁之间的差异逐渐减弱；2050年之后中日之间20―39岁、40到59岁、60岁及以上的人口差异性凸显出来；2090年的预测数据显示差异又开始减弱，19岁以下的差异几乎消失。
（三）中日预期寿命结构差异
表2分析了五个类型的差异：中日男性预期寿命、中日女性预期寿命、中日预期寿命性别差、中国人口内部性别、日本人口内部性别。按照2015以前、2015年以后、2050年以后、2090年以后以及所有年限作为五个阶段进行方差分析，本文发现2015年前中日两国预期寿命差异显著性依次为：中日预期寿命性别差的差异、中日女性预期寿命差异、中日男性预期寿命差异、日本人口内部性别差异，最不显著的是中国人口内部性别年龄差异。从2015年后预测数据分析发现，中日女性预期寿命、日本人口内部性别、中日预期寿命性别差之间的差异性非常显著，而中日男性预期寿命的差异性开始减弱，中国人口内部性别预期寿命没有显著差异性；使用2050年后的预测数据分析发现，只有中日男性预期寿命之间的差异性消失。总体来看，中日两国人口预期寿命存在显著的差异，从国别内部来看日本国内男女预期寿命差异性更大，中国男女预期寿命差异性较小。
图3显示了中日两国人口预期寿命趋势，进一步验证了方差分析中的结论。中日两国人口预期寿命都显著增加，其中女性人口预期勖比男性要高，尤其是日本人口内部的男女预期寿命差别更大。从图2中两国60岁及以上人口的变化与图3中两国人口预期寿命增长趋势对比发现，人口预期寿命增加与老龄人口比重增加具有相同的趋势。
（四）小结
通过对比中日人口演进数据发现，两国均正在经历人口出生率下降、老年抚养比上升、人口预期寿命增长等过程，但从速度、时间以及程度上，中日两国的人口特征则有较大的差异。日本更早进入老龄化社会阶段，2010年之后人口开始进入负增长阶段，而联合国预测值显示中国的人口高峰比日本迟来20年，在调整过程中除人口增长率存在差异之外，各阶段年龄水平人口比重与预期寿命也存在差异，但随着老龄化程度加剧两国人口结构会出现趋同现象。因此，中日人口出生率下降和预期寿命提高造成了中日社会老龄化过程加剧。
二、老龄化对中日两国产生的影响相同吗？
（一）老龄化加剧增大了两国养老金体系压力
1.中国养老金体系构成
1995年《关于深化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的通知》正式提出社会统筹与个人帐户相结合的养老保险制度改革方案，建立了职工基本养老保险个人账户。1997年《关于建立统一的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决定》提出“企业缴费比例一般不得超过企业工资总额的20%（包括划入个人账户的部分）、个人缴费比例1997年不得低于本人缴费工资的4%，1998年起每两年提高1个百分点，最终达到本人缴费工资的8%”；“按本人缴费工资11%的数额为职工建立基本养老保险个人账户，个人缴费全部记入个人账户”。2005年《关于完善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决定》提出“逐步做实个人账户，将个人账户的规模统一由本人缴费工资的11%调整为8%，全部由个人缴费形成，单位缴费不再划入个人账户。”中国养老金体系的建立深受经济制度改革的影响。计划经济体制下中国建立了养老保险制度的雏形，随后经过社会统筹模式初探、“统账结合”+“部分基金”改革以及破除“双轨制”等，中国养老金制度从“现收现付制”转向“现收现付”+“部分积累”制（雷根强，苏晓春，2010）[3]。2015年《国务院关于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的决定》进一步规定“单位缴费比例为本单位工资总额的20%，个人缴费比例为本人缴费工资的8%由单位代扣；按本人缴费工资8%的数额建立基本养老保险个人账户，全部由个人缴费形成”。
然而，在“统账结合”建立之前退休的“老人”没有建立个人账户，“统账结合”方案实施之前参加工作并于实施之后退休的“中人”部分缴纳了养老金，纯粹在“统账结合”之后参加工作的“新人”完全缴纳了养老金。由于养老基金账户需要支付这三类人员的退休金，但由于养老金处于混合运作模式，所以出现了个人账户与统筹账户之间基金的挪用，即产生了“养老金空账”的现象。根据李扬与殷剑锋（2013）的预测，2029年城镇基本养老保险将会耗尽，2050年累计缺口为802亿元[4]。随着老龄化进程的加剧，老龄人口增加与年轻劳动力减少的局面并行，收入方面意味着个人账户供给面临约束，支出方面上升的老龄人口比重增大了养老金体系的支取压力。
2.日本养老金体系构成
2015年《日本统计年鉴》（Japan statistical yearbook）显示日本保险金分为三个层级，第一个层级中，所有劳动年龄人口均要接受基本的国民年金（National Pension）保险，在劳动者老年之后会收到一个基本养老金，该类人员2013年总共为6736万人。其中第一层级也分为三类：第一类是按固定总量收取保费的20岁到59岁的自我雇佣者、农民以及非工作人员等，该保费2013年每月为15250日元，并在每个财政年度按工资和物价水平相应调整，该层级2013年为1864万人；第二类是按报酬固定比例收取保费的私营企业家和公职人员，2004年开始该账户年度增长率为0354%，2013年该层级为3912万人；第三类是第二类人员的配偶，由其配偶所在公司负担保险，该层级2013年为960万人。
3.老龄化对中日养老金体系的影响
本部分选取日本人口统计局1987年到2012年数据以及中国国家统计局1989年到2012年数据，将两国60岁及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作为“老龄化率”，使用年度GDP增长率作为“经济增长率”变量，养老金领取人数与参保人数比作为“养老金人数支出压力”变量，养老金支出占GDP的比值作为“养老金支出占GDP比”变量，研究了老龄化率、经济增长率对中日两国养老金压力的影响。
表3中的结果消除了自相关以及异方差影响，从养老金人数支出压力来看，两国老龄化率增加都会加大养老金人数压力比，但是日本所受老龄化率的影响程度更大，约为中国老龄化率影响的32倍；从养老金支出占GDP比重来看，老龄化率增加都会使得养老金支出占比加大，但是对中国的影响程度比日本大，养老金人数比增大对中国的养老金支出占GDP比的影响也更大。日本经济增长有利于显著缓解其养老金人数比压力，但由于中国目前的养老金问题还没有彻底暴露，GDP增长对中国养老金压力的缓解作用不显著。因此，从老龄化对中日两国养老金影响程度来看，日本养老金体系受到老龄化的冲击程度更大，中国所受冲击问题还未完全显露出来。
（二）老龄化加剧冲击了两国的社会生产力
1.老龄化对中日两国资本市场的冲击
一国的储蓄水映了该国的资本供给能力，表4中，通过构建人口老龄化率对储蓄率的影响模型，分析老龄化率对中日两国储蓄水平的冲击。所选样本来源于日本人口统计局以及中国国家统计局，样本区间为1970年到2013年，因变量为社会中储蓄占GDP的比例，自变量为经济增长率（GDP年度实际增长率）以及老龄化率，表中结果消除了自相关并通过了异方差检验。研究发现老龄化加剧对中日两国的资本供给产生了不同的影响：对于日本而言，老龄化加剧显著降低了社会储蓄率比重，而中国则相反，即随着老龄人口比重的增加中国储蓄率相应增加。
2.老龄化对中日两国劳动力市场的冲击
从另一方面来看，老龄化也冲击劳动力供给，从而对社会生产力造成冲击[5]。表5使用中日两国劳动力占总人口比以及经济增长率作为因变量，60岁及以上人口的比重作为自变量，研究了老龄化对中日两国劳动力市场的冲击状况，样本区间选自1990年到2014年。实证结果消除了自相关与异方差：
从劳动力市场受到的冲击来看，随着老龄化加剧，日本劳动力市场受到的冲击显著为负，而中国劳动力市场并未受到严重的负向冲击。尽管老龄化的加深冲击了中国劳动力的供给，但支撑中国三十多年发展的人口红利并未完全消失殆尽，而是随着中国老龄人口的增加而缓慢减少。1991年到2014年间，中国劳动力占总人口比重从538%连续上升到588%，意味着不断加剧的中国人口老龄化对劳动力市场的负向冲击还未完全暴露出来，老龄化对当前中国劳动力市场还未产生实质性的冲击。从老龄化对中日两国经济增长率的冲击来看，老龄化加剧会抑制两国的经济增长速率，但两者都不显著。
（三）小结
本部分用中国与日本人口相关数据，研究了老龄化率对晒的养老金体系、资本供给、劳动力市场的冲击。研究发现随着老龄化的加剧，日本社会所受的影响更为显著，中国社会所受影响还未完全显露出来，具体体现在：老龄化加大了日本养老金人数支出的压力，而中国养老金系统所受影响比较小；老龄化加大了日本资本市场供给压力，而对中国来说，老龄化率会提高储蓄资本的供给；老龄化造成日本劳动力显著减少，而中国现阶段还未受到显著负向冲击的影响。
三、中日两国政府应对老龄化的政策对比
（一）人口政策调整
1.提高人口生育率
人口老龄化的直接原因是人口增长率的下降，提升人口生育率、增加新增人口比重才能缓解老龄化对社会结构带来的潜在冲击。中国生育政策的演变经历了鼓励、紧缩、严控、放松等四个主要阶段。建国初期中国鼓励计划生育，但随后人口激增导致1962年《关于认真提倡计划生育的指示》提出计划生育措施，1970年开始实施“晚、稀、少”的紧缩人口政策，1980年调整为“独生子女”政策，1984年提出“晚婚晚育、优生优育、独生子女”政策，中国人口政策逐渐收紧。2001年《中华人民共和国计划生育法》将人口政策法律化（马小红，孙超，2011）[6]。随后，中国政府注意到逐渐显现出来的人口老龄化、性别失调与劳动力供给减少的现象，逐渐放开严控的人口政策。2013年十二届人大通过《关于调整完善生育政策的决议》，启动 “一方是独生子女的夫妇可生育两个孩子的政策”，2015年直接调整为“二胎政策”，中国人口政策又开始转向为宽松状态。长期独生子女政策不仅影响了中国人的生育意愿，也促使孩子抚养成本竞争性提升，据2016年腾讯新闻向客户端投放的10万份“中国人‘二孩’生育意愿调查”数据显示①①数据来源：http：///zt2016/2children/。，如果没有开放二胎政策，667%的80后不愿生育二孩，518%的90后不愿生育二孩，不愿生育二孩的原因中219%的受访者是因为“经济状况不允许”，24%的受访者是因为“在抚育一个孩子的时间精力不足”、153%的受访者因为“社会保障、社会福利不完善”，104%的受访者因为“基础教育设施不健全”。中国政府不仅要通过积极放开二胎人口政策提升人们生育意愿，更需要通过生育、医疗、社保等多项配套政策来提升人们的生育信心（黄文政，2015）[7]。如果一再延迟政策调整，老龄化加剧不仅会增加年轻一代的养老压力，也会迫使政府增加养老与医疗财政支出，中国还可能会陷入“低生育陷阱”（沈可等，2012）[8]，从而使老龄化冲击对经济的影响更加严重。
相对于中国政府提出的谨慎性人口政策，日本为应对老龄化和“低生育陷阱”提出更加积极的人口政策，通过提高生育、抚育的经济补贴，改善抚育条件以及育儿设施提高生育率。具体措施包括直接薪酬假期补贴：提高育儿津贴、延长育儿津贴领取年限、推出育儿假、提高育儿假薪酬、对抚育3岁以下孩子家庭采取税收优惠；提供社会照料设施，如成立保育园、幼儿园、配备育儿师、育儿中心、提供放学托管服务；提高政府财政支出，如政府负担50%幼儿园费用、超过部分按照家庭收入比例收取；文化倡导，提出女性的“姓氏选择权”，破除传统观念鼓励年轻女性结婚（Patricia Boling，1998）[9] 。
因此，中日两国政府在对待生育率的问题上存在着显著差异：中国政府的行动相对滞后和消极，日本政府在提高人口出生率的问题上反应更为主动积极。当前中国政府更多地集中在放宽人口生育条件，鼓励人们生育等措施，对幼儿出生后的医疗、社保、教育等各项公共服务的配套措施准备还比较迟缓，而日本政府则是通过比较积极和完善的配套社会政策来鼓励人们提高生育率。
2.引进外国劳动力
面临劳动力紧缺，日本配以优厚的就业政策以及福利措施吸引优秀外来者[10]。根据日本入国管理局数据，2012年日本境内登记外国人有9172146人，占日本2012年总人口的718%。其中，韩国人2315238人，占比252%；中国大陆人1626265人，占比177%；中国台湾人1503183人，占比164%；美国人747809人，占比82%；中国香港人462920人，占比50%。2012年日本中长期留日人员中比重较大的为：永久居住者307%、留学89%、定住者81%、日本人配偶8%、技能实习生74%。
中国的移民政策可以追溯到1964年的《外国人入境出境过境居留旅行管理条例》，1985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国人入境出境管理法》将在华境内外国人分为“短期居留”、“长期居留”和“永久居留”三类，规定拥有“定居签证”的外国人可以在中国永久居住，《外国人在中国永久居留审批管理办法》将永久移民政策限于四个大类别的人员：一是满足特定的中国投资数额与纳税条件，分为四种类型：鼓励型产业50万美元以上、西部及贫困县50万美元以上、中部地区100万美元、投资总计200万美元以上；二是在中国担任一定年限的高管或者研究员，三是突出贡献者与国家需要的人才；四是夫妻、亲子或亲属团聚人员。
与中国的移民政策相比，日本的移民政策相对宽松。1952年日本《出入国管理及难民认定法》（Immigration Control and Refugee Recognition Act）参照美国移民制度，期初弱化外籍人员作为社会成员参与日本社会的观念。由于跨境人口流动与签证逾期人员数量增加，日本1989年进一步修改法案以利于“技术”移民，通过“研修生”以及Nikkeijin（日本移民后裔）通道提供“非技术”移民（Chikako Kashiwazaki，Tsuneo Akaha，2006）[11]。根据日本入国管理局《有关永住许可的审批标准》规定，除一般道德法律、经济等基本原则上的规定，规定了与日本社会的公共利益、亲属团聚、难民庇护以及突出贡献人员等的入国标准，《有关“对我国的贡献”的标准》对“突出贡献人员”的范畴进行详细定义，包括公共外交、经济产业、教育文化、科学研究、体育事业等方面。
（二）实施延迟退休政策
从生命历程来看，劳动者在青年时期会集中接受教育，进行人力资本积累，在中年时期会通^工作积累财富并承担家庭、社会责任，在老年时期会颐养天年。然而劳动能力的衰减是因人而异的，部分劳动者老年之后，精力仍然充沛，身体还很健康，他们或许更愿意享受较高的工作薪资以及熟悉的工作环境，并不愿意直接退休。因此，需要积极调整老龄人口的认定标准，尽管不能改变生理上的老年认定，但可以配合薪酬政策以及社保政策，通过延迟退休政策、弹性退休政策，减少老年抚养比和减轻年轻劳动力的赡养压力，更高效地利用老年人力资源。
1.日本的退休政策
为抵御老龄化冲击，日本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逐渐提高退休年龄，并实施一系列老龄资源开发计划。1971年，日本通过企业补贴鼓励退休年龄从55岁延迟到60岁，1976年日本政府要求企业把55岁以上人员就业率提高到60%，1986年正式确定60岁退休目标，1990年政府鼓励从业人员延迟到65岁退休；1998年政府将社保基金支付最低年龄从55岁提高到60岁，2000年实施一系列老年再就业计划，2004年政府规定雇主有义务告知老年求职者设定年龄限制的原因以及将退休年龄提到65岁以上的条件，同时向65岁以下劳动者提供连续就业计划。2013年日本修正《日本老年人就业稳定法》，计划将退休年龄每三年提高一岁，直到2025年达到65岁。
2.中国的退休政策
1978年法律文件规定的中国职工法定退休年龄一直保持到现今状态。1978年《国务院关于安置老弱病残干部的暂行办法》和《国务院关于工人退休、退职的暂行办法〈国发（1978）104号〉》规定，中国法定退休年龄中男性最高为60岁，女性最高为55岁，通过将干部、工人以及自由职业者的退休年龄进行平均计算得到中国男性退休年龄为5556岁，女性退休年龄为4778岁。而根据全球经济指标数据库Trading Economics①①数据来源于：http：///israel/retirement-age-women。的数据显示，中国的平均退休年龄相对较早。随着人口老龄化、劳动力供应不足以及养老金支付缺口等压力的暴露，中国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2013年首提渐进式退休，并提出“提前预告、分步渐进、迈小步伐”的实施方式，2015年中组部、人社部联合发文，将正、副处级女干部和具有高级职称的女性专业技术人员退休年龄延长至60岁。人社部部长尹蔚民于2016年3月表示通过“小步徐趋、渐进到位”的方式延后法定退休年龄②②数据来源：http：///a/20160301/14242151_0.shtml。，“小步徐趋”意味着每年小幅度延长退休年龄，给劳动者充分的心理缓冲，“逐渐到位”意味着每年推迟几个月的时间，经过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再达到法定退休的目标年龄。
（三）“银色计划”对老龄劳动力资源再开发
1.日本积极推进老龄资源再开发
日本于1974年创建了“银色人力资源中心”（Silver Human Resources Centers），最初目的为 60 岁及以上老年人提供临时或者短期工作，90年代向老年人职业中介和直接提供工作的角色过渡，2004 年将其定位为服务于高龄劳动者的综合性职业介绍中心（张士斌，2014）[12]。“银色人力资源中心”缔结成员包括公司、家庭以及公共组织等，通过免费对老年退休者提供就业安置、技能培训课程、临时性工作以及相关服务来丰富老年群体的生活方式。该中心提供的工作为七大类：一般性工作、设备管理、特别知识、技术技能、办公室工作、门对门工作（Door-to-door）以及其他服务，比如汽车清洗、婚礼协助、门卫、产品控制、自行车管理员、翻译、编辑、木工、一般办公室工作、复印员、销售员、家政援助等。
2.中国“银色计划”反应迟缓
尽管中国政府意识到老龄化问题的严重性，但目前还没有统一的老龄劳动力服务标准与相关制度化的“银色人力资源中心”。中国部分地方社保局、退休干部管理办公室等机构提出建立“银色平台”、“银色数据库”、“银色人才网”等，比如福建、浙江、江苏、四川等部分地区开始实施相应项目，但他们只是作为辅助工作机构，缺少具体的法律文件以及其他核心职能部门的配合支持。从人口基数来看，中国“银色人力资源中心”计划比日本更具有可开发的潜力，因此人保部应当以老年大学、老干部活动中心为依托，推进老年继续教育项目，构建标准化的老年人才资源开发平台，激活老年人才供求市场，完善老龄劳动力的法律制度建设，消除年龄歧视并积极调整薪酬制度，加强老龄劳动力的工作健康监护。通过提倡终生教育机制、培育多元化的技能培训机构、创新用工模式以及工作类型，对部分已退休但身体健康、精力充沛的劳动者进行返聘，配合社保法律、劳动法等规章制度，为那些愿意再就业的老年人口提供就业平台。
（四）通过产业调整适应老龄社会发展
按照《日本统计年鉴》的行业统计方式，日本产值比重最大的制造业占比呈现收缩趋势，2005年占比224%，2012年为201%；产值第二大的社会服务业，从2005年的198%上升到2012年的2256%，产值第三大的批发零售业保持产值稳定，金融业和保险业逐渐下降，房地产业逐渐上升。产值比重最低的是农业，2005年到2012年保持在137%左右。如果按照中国的产业统计方式，日本第三产业比重从2005年的67%上升到2012年70%，第二产业从32%下降到29%，第一产业保持13%左右的相对稳定状态。而从中国全国人口就业的产业构成来看，2014年中国的第一产业就业比重为295%、第二产业就业为299%、第三产业为406%，可见服务业是中国当前劳动力就业最大的行业。
研究老龄化率对中日两国产业结构的影响，本文发现随着老龄化的加剧，日本第二产业比重显著下降、第三产业比重显著提升，第一产业比重不受显著影响；中国第一产业比重显著下降、第三产业比重显著提升，第二产业比重不受显著影响。
老龄化对日本产业结构的影响显著体现在二、三产业上，即影响第二产业年轻劳动力供应，但是日本积极的老龄劳动力资源再开发政策对第三产业吸收老龄劳动力起到了良好作用。老龄化对中国产业的结构影响显著体现在第一、第三产业上，而吸纳中国年轻劳动力的第二产业没有受到显著冲击。但是随着人口老龄化的进一步加剧，必然会冲击到中国年轻劳动力的供应，从而冲击到中国的制造业。
因此，我国应该积极调整产业结构，促进传统产业技术升级，实现劳动密集型向资本密集型与技术密集型转型，提高劳动者生产效率；积极培育适合中老年人就业的工作岗位，发挥服务业对老龄劳动力资源的承接作用，注重年轻劳动力向非老龄劳动行业转移，盘活劳动资源存量，并配套改革教育体系、医疗卫生体系等，提升增量劳动资源的质量。同时，促进第三产业的健康发展，积极培育服务老年人的相关产业，如医疗养护产业、生活关怀产业、日用品消费产业等，推进大健康产业的发展，提升老年劳动力的生活质量以及精神需求。
四、结论
本文通过对比分析中日两国的人口增长率、年龄结构以及预期寿命差异，发现两国老龄化过程在趋势上存在着相同的路径，日本社会的人口形态改变比中国提早约20年。人口出生率降低与预期寿命增加都加剧了两国的老龄化压力，体现在养老金压力增大、资本供应比重减小、劳动力市场受到负向冲击等，因此两国都面临着人口政策调整、劳动力引进以及老龄劳动力资源再开发的问题。
但老龄化对中日两国社会产生的影响却存在着显著差异。首先，日本进入老龄化社会比中国早，因此其所受到的影响更大，老龄化加剧增大了日本养老金体系的压力，而从目前的数据来看中国所受的影响还比较小，但由于中国社保体系成熟较晚，劳动者的投保结构与老龄化共同增大了中国养老基金的空缺。其次，从以储蓄比重衡量的资本供给来看，日本资本供给显著受到了老龄化的负向冲击，而中国的情况完全与日本相反，老龄人口比重越多储蓄率越高，中国社会呈现出了更多的老龄风险防御的心态。再次，从劳动力市场所受冲击来看，日本劳动力市场所受冲击比中国更大，原因在于日本较早出现人口结构变迁，而中国当前的老龄化程度还尚未真正威胁到劳动力市场。最后，从应对老龄化问题的政策层面，中国目前的政策还相对迟缓，精力主要放在“该不该生”、“生几个”等问题上，而日本则是从医疗、教育和社保等方面综合为人口增长率的提升保驾护航；在人口政策方面，日本对海外人才的吸引政策更加多元化和更具有弹性，中国相关的劳动力引进措施还比较保守；在老龄人力资源再开发方面，日本1970年左右就开始老龄人口劳动力市场建设完善相关的法律文件，而中国官方的提法还处于雏形阶段，尚需进一步的政策支持与制度完善；产业结构调整方面，日本已经进入高度服务型社会，产业结构与当前的人口结构匹配程度较高，而中国则需要进一步优化产业结构，迎接未来的老龄人口高峰冲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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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稿日期：2016-09-03
基金项目：本文受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中国-中亚货币合作与人民币区域化和国际化研究”（71263050）资助。
关键词：人口高龄化；高龄化系数；高龄人口；高龄人口性别比
中图分类号：C9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1723（2013）03-0030-04
全球人口老龄化愈演愈烈，不仅只是表现在作为整体的老年人口总量的不断膨胀，更表现在老年人口自身内部结构的变化，尤其是老年人中那些活过80岁的高龄老人，他们被认为是当今世界上增长潜力最大、增长速度最快的人口群组
之一。
而近几年，中国的高龄化形势严峻，杭州市的高龄化趋势更不容小觑。2008年杭州市老龄化系数达到16.06%，高龄化系数达到15.07%。根据国际通用看法，杭州市已经进入老龄化社会并且存在比较严重的高龄化。
一、高龄化背景及解意
（一）高龄化解意
本文所阐述的高龄化概念是从老龄化概念中剥离出来的，将高龄人口定位为年龄在80岁及以上人口。而高龄化概念，则以60岁为老年人口起点年龄，80岁为高龄人口起点年龄，用高龄人口在老年人口中所占比例反映老年人口高龄化程度，这也正是目前学界的共识。
高龄化是老龄化进程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高龄化的显现，一方面表明老龄化现象仍在不断加剧，另一方面又预示着老龄化的性质与状态已经或正在发生改变。由于高龄化把研究的视点直接聚焦于老年人群本身，因此反应了老年人口的“增龄”过程。
据预测，在未来的几十年中，高龄人口将是增长最快的人群，且由高龄老人本身的特点决定，高龄老年人口问题将是21世纪一个需要特别关注的重要问题。
本文在对高龄老年人口的增长趋势和人群特征进行深入分析的基础上，提出了相应的预测模型和建议。
（二）研究现状和文献综述
高龄化属于新兴的概念之一，国外只有少数国家如日本对高龄化有较成熟的研究，如牧野笃《日本少子高龄化的变迁和现状》，而国内除台湾对高龄化有深入调查外，如钟俊文《台湾高龄少子化的影响及对策》，其他大多数调查对象局限于一般意义上的老龄群体，对高龄化的研究相对较少，如杨娜娜《中国人口老龄化现状及对策》。
在杭州市内，关于高龄化的研究并不深入，对于老龄化的研究也大多属于定性分析结合少量的定量分析，并且有相当比例的研究文献将目光放在社会养老问题上，如童宁辅《杭州市人口老龄化趋势的分析与对策》、张苏华《杭州市人口结构变化与老龄化趋势分析》等，结合统计学的定量分析较少。
因此本次研究对人口高龄化的几种典型指标进行计算，是对老年人口学的有益完善；将统计学与社会人口学相结合，有助于对高龄问题进行深入的定量分析以及预测。同时，本论文更能够为政府进行人口发展战略与社会养老保障提供参考，具有相当的现实意义。
二、杭州市高龄化现状
（一）老龄人口结构变动较大，高龄人口比例快速攀升
杭州市在20世纪80年代末便开始了人口老龄化的进程，90年代人口老龄化逐步加速，进入21世纪，老年人已经成为一个庞大的群体。
根据历年人口普查数据，杭州市2004年人口普查时，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仅为92.62万人，而到了2008年，该数字增至108.11万人，增长了15.49万人，增幅高于同期总人口增幅6.49个百分点。而高龄趋势则更为明显。2004年，80岁及以上高龄人口为11.95万人，高龄化系数为12.90%，而2008年高龄人口增至16.29万人，短短四年时间，高龄化系数达到15.07%，增长率为24.48%。年平均增长率为5.66%，增幅高于同期总人口增幅4.87个百分点。
图1 2003～2008年各年龄层人口增长速度
（数据经归一化处理）
从2003～2008年各年龄层人口增长速度的比较中可以清晰地看到，相对于老龄人口增长速度，高龄人口增长速度呈迅猛增长之势，是各年龄层人口中增长最快的群体。
这个现象正验证了1998年联合国秘书长科菲・安南在“99国际老年人年”启动仪式上的讲话：“世界人口在老龄化的同时，老年人口本身也在老龄化。”人口高龄化是妇女生育水平下降和人均寿命提高的必然现象，是社会进步和人口转变的必然结果。
（二）高龄人口性别比有所升高，但高龄人口女性化仍然严重
为了解读高龄人口的性别构成，我们引进高龄性别比，以每100名女性人口相对应的男性人口数来表示。
近几年高龄性别比均小于100。例如2007年，杭州市高龄人口性别比为73.6，即每100名女性高龄老人相对应于约74位男性高龄老人。
从动态的角度考虑，杭州高龄人口性别比在2003～2007年持续上升，从2003年的66.79上升至2007年的73.60，增加了10.19%了。这说明虽然老龄人口存在较为严重的女性化，但是这种人口性别结构内部的不合理正在逐步改善。
受到自然生理规律和多种社会因素的影响，现代社会中男性死亡率一般高于女性，这种差异随着年龄的增大而扩大，因此高龄人口性别比低是一个必然结果。然而不均衡的高龄老年人口性别比对于整个社会有消极影响，最明显的方面涉及婚姻状况和居住方式。与高龄男性相比，高龄女性的寿命更长，在制定应对老龄或高龄化的政策和项目时，高龄女性在养老、医疗等方面的劣势地位更应该得到关注。
（三）“高龄少子化”现象日益突出
所谓“少子化”，指的是由于出生率下降造成的儿童数量减少的现象，“少子数”即社会中年龄为0～14岁人群的数量。用来表示“少子化”的一个常用指标就是14岁及以下少年儿童数量占人口总数的比例。而高龄化衡量的是高龄人口数量增加导致的高龄人口比例相应增长的动态过程。若将高龄数与少子数相除的结果描述为“高龄少子化”系数，那么这个系数在一定程度上表示了社会两个极端年龄组的数量相对变化，描述了“高龄少子化”的程度。
根据2003～2007年高龄人口数与少子数，我们可以看到，在高龄化日趋严重的现今，“少子化”现象也突显出来，“高龄少子化”系数由2003年的12.66%急剧上升到2007年的18.9%（如表1）。
“高龄化”与“少子化”同时作用的结果就是人口结构发生巨大变化，人口“金字塔”也会转变为衰退型，一系列社会问题也会随之产生。赡养老人的费用在中国一般是由国家、企业、个人共同承担的，高龄化的日益严重会增加社会的负担，甚至使经济发展放缓，同时“少子化”使得使我国劳动力缺乏，社会也缺少活力，加重了“高龄化”带来的压力。
图2 2003～2007年“高龄少子化”系数变化
（四）高龄化程度远远高于同期中国平均水平
杭州市在老龄化进程中高于中国均匀水平。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时，杭州市65岁以上人口占常住人口比例为8.8%，在全国十五个副省级城市中排名第二。到2007年，杭州市65岁及以上的人口达到84.99万人，占常住人口10.8%，超过该年龄段人口比重在7%以上即进入人口老龄化社会的国际通行标准，杭州市高出3.8个百分点，与全国平均水平相比提前11年正式进入老龄化社会。
在杭州市高龄化现状的描述中，为了能够客观描述杭州市的高龄化水平，我们计算出2006～2008年高龄化系数、高龄人口增长速度、“高龄少子化”系数等指标从高龄化的现状、未来发展速度、高龄人口结构等几方面与全国平均水平相比较（如表2所示）。
从表2我们可以看到杭州市无论是在高龄化系数还是在高龄人口增长速度上都要远高于同期全国平均水平，这说明杭州市面临着更为严峻的高龄化形势。其中2006、2007年杭州市的“高龄少子化”指标比全国平均水平高出约10个百分点，这说明杭州市人口结构中高龄人口所占比重相当大，老龄人口本身的“老龄化”将日益显著，这为杭州市的养老保障体系的建设敲响了警钟，在未来，“两口人养七口人”的社会现象将更为突出。杭州市较为严重的高龄化也决定了杭州市更加需要加强高龄人口社会保障，重新审视高龄化问题，并在全国的高龄化工作中做出先驱作用。
三、基于灰色预测、Logistic模型的高龄化指标分析
（一）杭州市人口预测方法的选择
本文运用Logistic模型结合灰色预测模型――对杭州市几个年龄层的人口进行预测研究。Logistic模型是种群在有限环境条件下连续增长的一种简单模型，又称阻滞增长模
型，其数学模型为，其中，为种群数量，为种群自然增长率，为环境最大容纳量，代表时间。可以解得：
（1）
由于Logistic模型综合考虑了环境等因素对人口增长产生的影响，因此是一种被广泛应用的比较好的模型。 本文也将采用Logistic模型对我国人口进行分析。
另外，模型适用于对部分信息已知、部分信息不确定的灰色系统进行预测，尤其适合小样本数据建模。因此这种模型并不要求大量的历史数据，甚至允许有4个数据即可建模预测。模型的一般形式为：设时间序列有个观察值：
（2）
通过累加生产新序列：
（3）
则模型相应的微分方程为：
（4）
式中，称为发展灰数；称为内生控制灰数。
设为待估计参数向量，利用最小二乘法求解可得：
（5）
其中，
（6）
（7）
求解微分方程，即可得预测模型：
（8）
（二）杭州市人口及高龄化相关指标的预测
首先基于Logistic模型建立杭州市总人口增长模型。根据杭州市1978～2011年人口数据（如表3前34个数据所示），设定（万人），即假设极限人口数为5000万人，预测出至2017年的数据（如表3中最后6个数据所示）。
资料来源：杭州市统计年鉴
采用模型对2008，2009，2012～2017年的60岁及以上人口数，65岁及以上人口数，80岁及以上人口数据进行预测，结果如表4所示。
对数据进行归一化处理即得到图3，该图显示了2003～2017年三个年龄层人口的预测结果与变化趋势，从中也可以看出3个年龄层各自的增长速度存在着显著差异。
图3 2003～2017年杭州市三个年龄层人口变动趋势图
至此，已预测得到2003～2017年人口总数、60岁及以上人口数、65岁及以上人口数、80岁及以上人口数，因此可以得到60岁及以上人口数、65岁及以上人口数、80岁及以上人口数占总人数的比例，其中60岁及以上人口数分别占总人口数的比例即为老龄化系数，80岁及以上人口数占总人口数的比例及为高龄化系数。
四、高龄化指标预测结果分析
（一）老龄、高龄人群增长速度逐渐稳定且大幅高于总人口增长速度
从结果我们可以看到，老龄人口数年均增长速度将约为3.98%左右，高龄人口增长速度大致为7.89%，而总人口的增长速度则稳定在0.79%左右。可见高龄人口的增长速度无论相对于老龄人口还是总人口都呈现迅猛之势。这种趋势必然会导致老龄人口结构的巨大改变。
图4 2003～2017年老龄人口结构变动的条形图
图4显示了2003～2017年预测的老龄人口结构变动情况。从下至上年份从2003年逐渐至2017年，可以看到高龄人口在老龄人口中所占比例不断推移变大，显现了老龄人口本身的“老龄化”。
（二）高龄化系数增长速度明显高于老龄化系数
2003年老龄化系数和高龄化系数分别别是14.08%和12.48%，而发展至2017年，老龄化系数达到了21.26%，也就是说约5个人中就有一位60岁以上的老人，而此时，高龄化系数已经发展到20.92%。
高龄化系数的增长快于老龄化系数，这说明老龄人口本身的“老龄化”程度将逐渐比社会人群总体的“老龄化”更为严重，而这种现象却是目前仍未显现的。在将来的社会发展中，由人均寿命的不断延长引起的高龄化系数迅速攀升也将进一步凸显出来。
五、结语
本文根据现有文献及杭州市统计年鉴数据对杭州市高龄化现状进行了分析，发现杭州市高龄人群增长速度明显快于老年人群增长速度而引起的老年人口结构变动的现状。通过对近几年高龄人口性别比的分析，得出结论，杭州市高龄人群男女性别比偏低，高龄女性现状较严重，但通过历年数据比较，发现这种现象在逐渐改善。在对高龄少子化指标进行分析时，发现杭州市高龄少子化现状正逐年严重，可见未来养老负担将进一步加重。为了对杭州市高龄化现状有一个更直观的认识，笔者选取杭州市的部分高龄化指标与全国的情况进行比较，发现杭州市高龄化的严重程度明显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并且在未来几年，杭州市老龄化及高龄化情况将更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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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我们对杭州不同区域和不同年龄段的老人采用问卷调查和人物访谈相结合的形式，分析调研所得数据，从杭州市老年人比例现状、养老设施现状并对急需养老、养老环境尚未形成、设施匮乏这两个层面进行分析，并对这三方面的问题进行阐述，最后归纳并提出目前所存在的关于养老设施供需矛盾问题、缺乏资金投入、文化娱乐设施投入不足、低收入人群生活质量、医疗卫生设施分布不均、身体健康与否这6 类问题的解决措施。
关键词 ：老龄化养老现状养老对策
1 杭州市老龄化背景分析及研究意义
1.1 背景分析
老年人口不断增长，老年人精神与物质需求得不到满足，子女的生活压力加大，社会失去活力，生产效率降低，养老资金缺口变大。但社会也会因为需要投入相关养老设施，会兴起夕阳产业。
杭州老年人口数量大且增长速度快。截至去年底，全市60 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口122.19 万人，比上一年同期增长6.72%。同时人口高龄化发展明显快于老龄化发展速度。
老龄化是一把双刃剑，若处理的完善，便可以推动社会发展；若处理不好，便可能会导致社会退步。因此，如何来正确认识养老现状、正确发现问题以及如何引导化解矛盾，这就需要我们进行系统科学的分析。
1.2 现实意义
我们依照调研得到的数据成果，为提高养老质量提出对策。例如培育完善社会保障制度和医疗保障制度，以便适应现代社会养老的要求；增加对低收入老年人群的政策扶持；加大对养老设施的资金投入等。虽然老龄化可能会给社会增加压力，但是也可以促进夕阳产业发展。
2 各国养老现状
以欧洲为代表的政府包揽的福利养老模式，目前也转向政府主导下、市场多方参与的形式。日本老龄化程度比我国更严重，其应对措施为介护保险政策，即对老年居住和服务设施详细分类，养老模式也逐渐从医院和机构养老向社区———家庭养老过渡。美国老龄化程度接近中国的水平，已形成了较为全面的养老居住建筑和服务设施类型，全面覆盖需要辅助生活的各阶段老年人。
3 杭州市养老现状
问卷调查与访谈相结合
问卷调查：通过问卷对四十五岁以上的人群进行养老状况的调查研究。了解其不同生活方式与收入状况、了解不同年龄阶段老年人的不同消费方式与娱乐方式、了解不同地区不同年龄段的老年人的养老方式之间的异同点。总计分发问卷2000 份，有效回收问卷1982 份，有效回收率为99.1%。
个人访谈：与当地的社保部门及部分老年人进行访谈，了解真实情况。
最后我们将各资料进行汇总，通过对比不同养老方式，进一步深究老年人养老条件差异与所选养老方式的关系，并从多角度进行分析，针对问题提出建议。
3.1 杭州老人比例（在全国、全省的比例）
杭州各年龄段老年人口比例
杭州已进入了老龄化社会，且老龄化程度日愈加重，人口年龄结构完全进入老年型时期。
从杭州老年人口的分布地图来看，杭州主城区的人口老龄化程度明显高于萧山、余杭。其中，上城区、下城区、拱墅区和西湖区的老龄化程度都已超过20%，上城区最高为24.46%，只有杭州经济开发区(下沙)的老龄化程度为3.29%。
3.2 养老政策服务体系
①完善养老保险制度，保障老年人医疗需要。享受低保的老年人和低收入家庭中的老年人参加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和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所需个人缴费部分，由政府给予补贴。
②浙江省出台《关于深化完善社会养老服务体系建设的意见》③，要求实施养老服务机构政策性保险制度。一是健全运作机制，二是发展养老机构责任险，三是加强财政补助。
③浙江省发出《关于促进养老服务业发展的通知》，文件明确规定养老服务机构将享受包括税费减免在内的政策扶持。
4 养老问题分析
4.1 政府养老基础设施尚未完善
4.1.1 养老机构设施
养老设施供需存在矛盾。养老设施布局未进行科学调查；机构选址、规模等事宜缺乏调查与论证。
社会养老机构活力不足。政策不到位、扶持力度弱，优惠政策形同虚设，制约养老机构作用的发挥。
西湖区、下城区、拱墅区、滨江区、余杭区在满足老年人的基本需求方面的比例是较高的，而其余则比较低，各个区的养老设施供需方面是有差异的，区与区之间设施分布的不平衡影响着养老水平的高低。
4.1.2 休闲娱乐与文化设施
文化娱乐设施场所比较缺乏，老年人活动场所不完善。
有35.32%的老年人在其住区附近难以满足其文娱休闲与文化的游憩场所。有的老年人得乘坐交通工具去较远的文娱设施场所，这会加重老年人的经济负担，同时尾气会使老年人增加呼吸道疾病发生率。
4.1.3 卫生医疗设施
医疗资源配置不合理，医院基本集中在市中心,不利于位于城市边缘的老人的就医；养老机构床位有限，有些社区医疗服务不健全；医疗卫生设施的供需存在一定矛盾。
4.2 个人养老状况差异明显
83.91%的老人有稳定的主要收入来源———社保，13.79%的老人在经济上是以依靠子女赡养。且老年人在个人社会经济水平不同的情况下他们的养老方式及质量都是不同的。
4.2.1 个人收入差异明显
有54.23%的老年人的收入在1000-2000 元之间。
由此可知其退休后收入水平趋于合理，同时也有17.91%的老年人在生活上存在一定困难。
月收入与月支出状况
有61.69%的老年人认为其收入够用，21.39%的老年人收支平衡及10.45%的老年人收支困难。总体处于收支平衡、有点困难与完全靠自己赚钱的状态，39.21%的这部分人的生活其处于温饱状态。
月收入水平与其所选养老方式以及月收入与理财观念（图6）。
如图6 所示，收入高的老年人主要选择养老福利机构与保险养老，理财方式也趋于多样化。但是在收入低于1000 元组的老年人中，养老以居家与家庭养老为主，其主要理财方式为储蓄，也享受不到现代化养老方式所带来的效益。
4.2.2 个人家庭状况差异明显
婚姻状况
如图7，有22.89%的丧偶人群与4.98%的离异人群，这类人群占1/4，在很大程度上有一部分人的晚年精神质
我们把老年人划为生活可以自理型、能够很好自理型、有一些病痛自理型。从上图中我们可以看出杭州市大概有34.67%的老年人的生活是可以自理，有将46.23%的老年人在生理上有一定病痛，总体上我们可以看出很多老年人都处在可以自理但是身体有一些病痛。
生理健康状况与生活质量关系
老年人的生活质量和生理健康状况有一定的关联性。当身体状况不佳时，会感到孤独，生活幸福感降低，悲观情绪上升。
5 杭州市养老发展对策
5.1 政府层面
①在开发、选址、确定规模、功能等事宜应先进性系统性与科学性的需求调查论证，对目前供需矛盾大的地区加大后续建设力度，确保养老基础设施在区域间供需平衡。
②完善养老机构政策，加大扶持力度，加大政府对养老机构资金投入力度，使相关优惠政策落到实处。
③加大对文化娱乐与休闲设施的投入力度，丰富老年人的晚年精神生活。
④完善布局医疗资源，在缺乏医疗资源的地区加大投入力度，尤其是一些城市边缘地区，努力完善社区医疗体系，构建一张完善全面覆盖老年人医疗体系。
⑤提高企事业单位退休金，完善现有社会保障体系，完善老年人福利制度，加大对低保户人群的关注度。
5.2 社会层面
①增加对老年人群的身体状况评估，将自理能力较弱者列入名单中，给予这些老年人更多的关注，为居家老年人提供全方位的养老服务。针对养老服务设施、养老服务需求及服务补贴系统，实现全方位监督与管理。
②目前阶段应该完善居家式养老工作，后期应该更多注重居家- 社区式养老服务体系。
③我们得在物质与精神层面对其全方位的照顾，由社区、社会组织、志愿者等提供帮助。改善老年人空虚精神生活，提升整个养老人群的幸福指数与生活质量，满足居民日益增长的社会化养老需求。
调研此课题，我们希望社会更多关注老年人养老质量。在养老之路上我们还要走很远，老年人口的不断增长，老年人对养老质量的要求不断提高，这些都需要政府及社会各方的参与才可以解决。老年人群的养老状况事关家庭与社会和谐与否，我们需要以更加积极的态度来处理在养老现状中所存在的各类问题！
注释：
①浙江在线，2012-07-14。
②浙江在线，2012-07-14。
③2012 年03 月05 日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网站。
④杭州卫生信息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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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人口老龄化；未富先老；老龄政策
一、我国面临严峻的人口老龄化问题
（一）中国人口老龄化的现状
人口老龄化，是人口结构变化的世界性发展趋势，即指老年人口在人口总体中所占比重不断提高的发展过程。按照联合国有关机构的规定，60岁以上的人称为老人。60岁及以上老年人占总人口10%以上，或65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占总人口7%以上的国家和地区，称为“老年型国家或地区”。老年人在总人口中所占比重日益增长的趋势称为人口老龄化，是指老年人的数量比其它年龄组的人数增加得更快，从而使老年人口系数增大的一个过程。
根据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结果，全国总人口为1370536875人，60岁及以上人口为177648705人，占13.26%，其中65岁及以上人口为118831709人，占8.87%。同2000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相比，60岁及以上人口的比重上升2.93个百分点，65岁及以上人口的比重上升1.91个百分点。①
中国是世界上老年人口最多、增长最快的围家。1980年以来，我国60岁以上的老年人口以年均3%的速度持续增长。据专家预测，到2020年．我国65岁以上人口比重将达到11.5%，2030年将为15.7%，2040年为21.3%，2050年则达到22.6%，到2030年时我国将进入“超老年型”社会，见下表。
资料来源：UN，World Population Prospects，New York，1999
（二）造成老龄化的主要原因
造成中国人口老龄化加速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最主要、最直接的原因有两个方面：第一，长期以来实行计划生育政策出现的较低生育率，计划生育政策是人口老龄化的催化剂。70年代初期中国计划生育的政策和严厉的控制措施，从而迅速使全国性的高生育率水平转向低生育率水平，我国特有的计划生育政策对人口老龄化起着十分关键的作用。第二，是经济的快速增长、科学技术的进步，人民医疗条件的改善和生活水平的提高，使人类在健康和长寿方面已取得了惊人的成就。
二、人口老龄化对经济社会的影响
（一）对养老、医疗保健事业的影响
现在实行职工养老保险，就是企业的职工交养老保险，占劳动者的比例不到20%。我们是属于未富先老，每年退休的人员以6%的速度增长，养老需要国家财政来弥补，是很沉重的负担。另外随着退休人员的增加，养老负担也越来越重。在总人口中，老年人具有高患病率、高伤残率、高医疗需求率的特点。随着人口老龄化，老年期常见疾病的防治成为卫生工作的重点之一。随着老年人口增加和寿命延长、老年期延长，因疾病、伤残、衰老而失去生活能力的老年人显著增加。根据卫生部调查，60岁以上老年人慢性病患病率是全人口的3.2倍，伤残率是全人口的3.6倍，老年群体中60%～70%有慢性病史，人均患有2～3种疾病。
（二）传统的家庭养老受到新的冲击
传统的家庭作为一个福利单位，表现在养老机制中的作用是天然养老组织，并成为中华文化的一大特色。支撑家庭养老功能的传统伦理“孝”的价值取向，是“天经地义”行为的最高准则，自然也是家庭成员关系的重要行为准则。“养儿防老”成为数千年来中国家庭保障的主要方式。目前中国家庭结构发生很大变化，很多地方出现了“4-2-1”小型化家庭结构，一对夫妻不仅要抚养小孩，而且要供养四个老人，其精力和财力均难维持家庭养老正常运转，家庭养老功能将日趋枯竭，这无疑会加重社会养老负担。
（三）人口老龄化对劳动力质量的影响
首先，劳动力人口的老龄化使愈来愈多劳动者体力出现衰退，对接受新知识、新技能也会产生影响，特别是对体力劳动者的影响更为显著。其次，劳动力文化水平普遍不高的劳动力老龄化，将不断扩大劳动力质量供求上的结构性矛盾，对经济的持续发展将产生一定的影响。最后，劳动力人口的老龄化，也将对劳动力的健康产生影响，主要表现在劳动力老化对总体生产率的提高与经济增长速度的加快将产生消极负面影响。
三、针对人口老龄化提出的战略对策
（一）加强老龄问题的宣传力度，营造和谐美好的老年人生存环境
加强老龄问题的宣传力度目的是让全社会了解我国日益突出并快速发展的老龄问题，及对社会经济、政治、文化带来的影响。引导和教育人民群众关注老龄问题，重视老龄工作，支持并参与老龄事业的发展，为最终解决老龄问题奠定良好的思想基础。老龄工作是一项群众性的工作，关心和帮助老年人是全社会的责任，要积极提倡中青年人为老年人服务，动员全社会都投身参与老龄工作，在全社会营造敬老、养老、助老的浓厚氛围。
（二）改革和创新社会保障制度
扩大城镇职工养老和医疗保险覆盖面，实现城镇各类职工养老和医疗保险一体化；加快建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和合作医疗制度步伐，力争全部农村人口养老和医疗保障应保尽保；切实做好民营企业职工养老保险的扩面；整体推进实现城乡养老和医疗社会保障一体化，确保城乡人民在年老以后的养老和医疗的社会保障。
（三）鼓励延缓退休，适度后移法定劳动年龄
为了保持养老基金的收支平衡，近几年来已经有三十多个国家、地区制定了提高领取退休金法定年龄的计划，其中美国每年提高2个月，计划到2010年提高到67岁，日本也争取在2025年前后把领取退休金法定年龄提高到70岁。目前，我国平均法定退休年龄是56岁，但是在这个年龄段中，大多数都还处在身体健康、精力充沛的状态之下。适度后移法定劳动年龄，除特殊部门之外，法定劳动年限应适当后移，以避免过早地将富于工作经验和体力的人员推入养老的行列中去。
人口老龄化是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无法回避的客观产物。人口老龄化是人类社会不可选择的，但人们在人类老龄化面前也绝不是无能为力、绝不是被动适应的。人类社会完全可以发挥主观能动作用，采取适当的对策来缓解矛盾化解困难，可以积极地化挑战为机遇，创造更加和谐美好的社会。
注释：
①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2011-04-28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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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延迟退休；劳动力市场；储蓄消费；经济增长；优势
一、人口老龄化对我国经济的影响及其分析
人口老龄化是21世纪人类社会共同面对的重大现实问题，是一个将深刻影响人类发展的长期性问题。人口老龄化的效应是改变劳动力与非劳动力之间的数量比例关系，即作为非劳动力的老龄人口比重将不断上升，劳动力比重将不断下降。这是劳动力资源结构的一次重大改变，而这种改变必然对应着经济资源配置的改变，即国民收入分配格局的改变。而正处在社会主义经济体制完善中的中国，必将面临一次重大挑战。人口老龄化程度的不断加深究竟会对我国经济发展产生哪些影响，如何引导积极影响、减缓消极影响，已经成为当前严峻的问题。
（一）我国人口老龄化问题的现状及其特点
人口老龄化是指一定的社会中的老龄人口比重相对较高的一种人口结构状况。目前国际社会广泛公认的一种定量标准是，如果一个社会中，65岁及以上的人口占该社会总人口的比重超过7%，或60岁及以上的人口占该社会总人口的比重超过10%，那么该社会就可称为是老龄化社会。按此标准，目前世界主要发达国家均已进入老龄化社会，同时一些发展中国家也已步入这个行列。
截止2013年末全国0-14岁人口为22329万人，占总人口的16.4%；15-64岁人口为100582万人，占全国总人口的73.9%，较2012年0-14岁人口增加了42万人，但比重减少了0.1个百分点；15-64岁人口增加179万人，老年人口不断攀升，人口老龄化程度加深。
我国进入老龄化社会以来，呈现出老年人口基数大、增速快，高龄化、失能化、空巢化趋势明显的态势，再加上我国未富先老的国情和家庭小型化的结构叠加在一起，养老问题异常严峻。少儿人口比重的下降与老年人口比重的上升同时影响总人口抚养比。2014年末，我国总人口抚养比为36.2%，比2013年增加了0.9个百分点；少儿抚养比为22.5%，比2013年增加了0.3个百分点；老年人口抚养比为13.7%，比2013年增加了0.6个百分点。
这些数据体现出我国人口老龄化的现象十分严重，劳动力与非劳动力之间的结构比例失调，对劳动力的供给、投资、分配、生产、经济发展的速度、消费结构等方面产生影响。因此，如何科学的估计我国人口老龄化问题对经济、科技、文化的发展的影响，如何制定科学的社会发展战略对策，使社会发展与经济发展相协调的可持续发展，目前已成为最严峻的问题。
（二）我国人口老龄化问题的分析
目前我国人口发展的特点呈现为总人口继续增长，自然增长率继续下降；少儿人口比例继续下降，老年人口比例继续上升；劳动年龄人口持续增长，人口抚养比呈下降趋势；人口老龄化速度快，地区间发展不均衡。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2014年末，全国总人口136782万人，出生率为12.37‰，死亡率7.16‰，自然增长率为5.21‰。2014年与2005年相比，9年中出生率降低了0.03个人千分点，但近两年有所反弹；死亡率由下降转为增加趋势，5年共增长了0.65个千分点；自然增长率降低了0.68个千分点。从20世纪90年代至今，中国人口已由高出生率、低死亡率、高自然增长率转变为低出生率、低自然增长率，中国人口已进入平稳低水平发展阶段。
日本是世界上人口老龄化程度最高的国家，中国的人口老龄化速度仅次于日本的老龄化速度。自改革开放以来，由于计划生育政策的有效实施，我国人口的增长速度得到有效控制，但进入21世纪以来，出生率的降低明显慢于死亡率的增长，同时60岁及其以上人口逐年增加，可以说计划生育政策在一定程度上奠定了我国将来人口老龄化的趋势发展。其次，人口老龄化的不断加深影响了劳动力市场的供给，我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生产要素低成本目前是我国对外经济发展的一大优势，如果人口老龄化问题得不到有效的解决势必会对我国的经济造成很大的损失。而日本通过修订老年人就业法案和改革养老金制度，不断调整与退休年龄有关的退休金支付年龄和水平，稳步地实现了延迟退休制度，对于我国延迟退休政策的推行具有一定的启示。
二、延迟退休政策对我国经济影响的方面
（一）延迟退休对劳动力市场的影响
延迟退休对劳动力市场的影响本质上是对劳动力供给的冲击。从短期来看，延迟退休年龄会挤占待业者的就业岗位，尤其是造成对年轻劳动力的“挤占效应”。但有的研究认为延迟退休不会挤占年轻人的工作岗位，是因为老年人腾出的岗位未必适合年轻劳动力，即使延迟退休对待业者不会有直接的挤占作用，然而会产生间接挤占待业者的岗位，比如当达到法定退休年龄的老年工作者退出工作岗位后，虽然没有合适的年轻劳动力来接替，但可以由一定工作经验的人来弥补，而有一定工作经验的人空出的岗位可以由年轻劳动力来替补；延迟退休在一定程度上可能会使老年劳动这处于不利位置，因为老年劳动者较青年人而言在技能、教育、健康等方面处于劣势地位，一旦延迟退休年龄，可能会使老年劳动者处于弱势地位，陷入更加不利的竞争地位。从长期来来看，由于我国老龄化程度不对加深，人口红利不断消失，加之实行多年的计划生育政策，导致新生人口数量减少，劳动力得不到补充，延迟退休可以增加劳动力供给，缓解劳动力不足的状况，并且促进人力资本的积累和充分利用，延迟退休可以使更多的老年劳动力继续发挥余热，节省对新员工的培训成本。
（二）延迟退休对储蓄消费的影响
中国近年来的储蓄率是不断增加的，这与中西方对于储蓄方面的观念不同有很大的关系，但同时与老龄化程度的加深是分不开的。我国的养老保障体制的不成熟也是导致高储蓄的一个原因，老年人的保障金太低，无法在这个物价持续上升的社会中得到应有的最低生活保障，那么他们宁愿将钱存起来获得保障，也不愿拿来消费，从而导致我国经济增长缓慢进行。在高储蓄的中国，人均GDP却远低于那些发达国家。因此，从理论上我们看可以分析出，在未来中国老年人口急剧攀升的情况以及养老保障制度改革缓慢的情况下，老年人更倾向于将钱存起来，这必将导致市场中的消费情况日益减少，国民需求量降低，经济发展低迷。因此，在一个人口老龄化加深，老龄人口较多的社会里，其总人口的购买力以及储蓄额都会下降，对贸易、投资均会产生相应的影响。如果采取延迟退休年龄的政策，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增加老年人的收入，从而刺激消费，改善老年人的生活质量。
（三）延迟退休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根据宏观经济中对于有关经济增长的理论，劳动力是经济增长的一个必不可少的因素。例如：美国经济学家丹尼森（E.F.Denison）把影响经济增长的因素归结为劳动、资本存量的规模、资源配置状况、规模经济、知识进展、其他影响单位投入产量。丹尼森根据美国国民收入的历史统计数字，对上述各个增长因素进行了考察和分析，得出美国在1929-1982中综国民收入增长率为1.90%，而其中劳动对于国民收入增长的影响为1.34%。由此我们可以得出劳动是经济增长的一个推动因素，人口老龄化必然会对经济增长产生很大的影响程度。延迟退休年龄可以缓解老年人口对经济增长的冲击，老年人继续在原有岗位发挥余热，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补充劳动力，形成有效的人力资本，促进经济增长。
三、我国实施延迟退休政策的优势
（一）合理配置和规划劳动力资源
由于我国地区间的老龄化程度的不同，因尽快建立合适的劳动力市场体系，老年型地区可以为年轻型和成年型地区提供老年智力人才和解决老龄问题的经验，年轻型和成年型地区可以为老年型地区输送劳动力以填补其“年轻人赤字”，实现劳动力资源的优化配置。重视劳动力人口年龄结构变化的趋势，为不同年龄层次的人口提供针对性的教育机会，特别是加强对年长劳动力的培训，加快其知识更新，提高就业竞争力，充分开发老年劳动力资源，为老年人口提供公平的就业机会和就业环境。同时，老年人所拥有的娴熟技术以及丰富的阅历和经验，是不可多得的社会财富，尽管精力上可能不如年轻人，但相对年轻人来讲，老年人才工作经验丰富，工作时可以立马解决实际问题，而且稳定性更高。让一部分力所能及的老人重返职场，不仅有利于缓解我国社会保障体系所面临的压力，还有利于解决老年人“空巢综合症”等心理问题。
（二）建立和完善我国养老保障体系
在我国，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建设步伐晚于城镇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建设。随着我国人口老龄化的到来，农村老年人人口的养老问题正在迅速地由传统的家庭问题演变成社会问题，农村老年人口对社会化养老保险的需求日益迫切，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农业大国，如何保障农村老年人的养老问题是政府应该重视的一个大问题。其次，完善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有效化解人口老龄化带来的风险，也是一个国家不可忽视的社会问题，因此，采取逐步延长职工退休年龄可以增强基本养老保险的基金积累，有助于构建一个多元化、多层次的综合型养老保障体系。
（三）加快发展第三产业
随着人口老龄化问题的逐年加深，需要调整产业结构来应对未来老年人口逐年增加的态势。老龄化产业收益低、与政府在老龄化产业发展的缺位是我国第三产业发展滞后的主要原因。为此，延迟退休政策的实施在促进老龄产业发展方面，可以促进政府加大政策支持力度。政府通过专项拨款、补贴等财政优惠，激发企业涉足老龄产业的积极性，通过税收优惠或减免，减少老龄产业的成本支出，提高市场竞争力。通过做实养老金帐户以保障养老金的可持续供给，努力使老年人的“腰包’’也鼓起来，进而切实将老年人的各类潜在需求转化为针对老龄产业的有效需求，进而形成养老需求有效拉动老龄产业发展的局面。中国作为发展大国更要努力做好产业结构的完善与发展，通过投资、补贴和税收等方面的安排，加快第三产业的兴起与转换，保证国民经济稳定与高速的最优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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