决策分析理论范文

决策分析理论篇1

关键词：外交决策；利益相关者；利益相关者理论

中图分类号：D8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257-5833（2016）01-0023-11

DOI：10.13644/31-1112.2016.01.003

在经济学的企业管理与决策分析领域，有一种著名分析框架：利益相关者理论。该理论有一个基本观点，即企业的健康生存和长远发展，离不开企业决策者对企业所有利益相关者（The Stakeholder）（而不仅仅是股东与职工）的利益进行全面考量和综合权衡。利益相关者理论起源于西方经济学家对企业有效决策和社会责任的争论，最早由美国斯坦福研究所提出一个“利益相关者”概念，并逐渐发展成一个独立的理论分支，后经弗里曼、多纳德逊、米切尔、克拉克森等众多学者持续努力，于20世纪90年代形成了比较完整的利益相关者分析框架（The Stakeholder Approach），从而引起广泛关注，并对美国外交决策产生一定影响。鉴于该理论在很大程度上专注于一般性解决企业的有效决策和管理问题，其逻辑内核与外交决策有共通之处，本文尝试将其转化为一个外交决策分析框架，以在某种程度上缓解目前外交决策分析的理论框架不足问题。

一、外交决策分析需要利益相关者研究

肯尼兹・沃尔兹提出了国际政治的结构现实主义理论，对国际关系理论与外交政策理论进行了区分。沃尔兹认为，国际政治理论注定是体系层面的理论，这种理论可以对国家行为进行趋势性解释，但无法判定特定国家在特定时间和特定地点的具体行为。要解释国家的具体行为，需要在体系理论的解释框架内，建立起有效的外交决策理论。只有将体系理论框架与外交决策理论相结合，才能准确解释国家的具体行为。这一观点催生了两类研究取向：一是基本接受沃尔兹的体系理论，在此之外，再建构一个独立的外交政策理论，两个理论相结合，共同解释或确定国家的具体行为；二是基本抛弃沃尔兹的体系理论，将其提出的“体系变量”糅合到一个综合了体系因素、国家因素甚至个人因素的复杂解释模式中。

从表面上看，两种研究取向似乎难分伯仲，后者甚至在解释国家具体行为方面更加“擅长”一点。但是，从理论的本意和理论建构的要求看，前一种研究取向更值得重视。理论研究的基本宗旨是找出关键变量，建立以关键变量为核心的变量关系假设。由于界定关键变量和建立准确变量关系非常困难，理论研究一般要求建立一个（而不是多个）核心假设，然后以该假设为前提，推导出系列推论，建立起一个理论体系。所以，理论研究不苛求单个理论能解释由很多变量共同作用导致的“综合结果”，只要求一个理论能准确揭示一对变量关系。在关键变量尚未合理确定和准确界定之前，在准确变量关系尚未明确建立的情况下，将多个“变量”糅合在一个分析框架内，只能增加分析难度，没有多少实际意义。所谓“新古典现实主义”的研究方式，问题正在于此。

那么，一个标准的外交理论应是什么样子的呢？把握三点非常重要。一是外交理论必然是理论，既然是理论，就不能过于详尽地进行政策描述和过程追踪，而必须寻求外交决策领域的一般性解释，建立起通则式分析框架，这是理论的应有之义。二是外交理论研究必须基于政策分析确立关键变量，建立起以关键变量为核心的准确因果关系假设，否则，提出的理论必然缺乏足够的解释力。三是外交理论的核心假设最好是一对而不是多对变量关系，否则，变量关系的数量越多，就越难以进行深入透彻的分析。根据这三条标准，新古典现实主义的一些分析模型，如斯蒂芬・洛贝尔（Steven Lobell）分析霸权衰落的政治经济学模式、杰弗里・托利弗（Jeffery Taliaferro）的风险平衡理论等，虽然都提出了通则式分析框架，但在关键变量的界定与确认以及变量关系的建立上都存在一些问题。

那么，对外交决策理论建构而言，什么样的变量才是关键变量呢？外交决策领域的关键变量，应是驱动国家外交决策和引领国家外交行为的核心要素，而这个要素应首推国家利益。古今中外很多著名学者都认识到，人们的行为主要是由利益驱动的，所谓“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说的就是这个道理。而“国家也是人”，其行为也由利益驱动。在外交决策领域，国家决策者几乎每天都要面对两个重大问题：一是如何准确界定某个国际事件所隐含的国家利益；二是如何有效处理和应对这一国际事件以更好地实现国家利益，这种考虑几乎贯穿外交决策选择的始终。这说明，国家利益是驱动国家行为的关键因素。鉴于此，外交理论建构需要围绕国家利益这一关键变量展开。

但是，国家利益不是一个独立存在的变量，它必须依附在特定的人身上，我们只有分析承载特定国家利益的人，才能更好地解释国家行为，所以，外交决策分析需要研究承载特定利益的人――利益相关者（Stakeholders），研究利益相关者围绕特定国家利益展开的行为以及他们的行动策略。这意味着，外交决策理论建构有必要围绕国家利益和利益相关者展开。

围绕利益相关者建构外交决策理论，有必要借鉴企业决策管理的利益相关者理论。但是，企业决策管理的利益相关者理论有很多细分研究路径，至少包括规范性利益相关者理论、解释性利益相关者理论和工具性利益相关者理论等不同分析取向，那么，我们应该借鉴哪一个分析路径来构建外交决策的利益相关者理论呢？本文的答案是工具性利益相关者理论。因为以爱德华・弗里曼（Edward Freeman）的经典“利益相关者”定义为基础的工具性利益相关者理论，比较契合本文提出的国家利益分析偏好和外交决策的实用主义本质。

工具性利益相关者理论围绕利益相关者这一核心概念，以更好地维护和实现公司利益为出发点，通过分析甄别利益相关者并判定其重要性、利益需求和合理满足方式，深入阐发了公司涉外决策的定位、依据和策略等问题，可以比较方便地转化为外交决策分析的利益相关者分析框架。

工具性利益相关者理论研究的主要问题是公司决策者如何更好地为公司做决策。该理论假定，公司是一个具有特定利益目标（包括确保公司健康运转和合法盈利等）的组织，在以国家经济法规为基础的经济市场中依法自主经营、自负盈亏，公司决策者作为公司的主要成员和重要利益相关者，代表公司进行决策，确保实现公司利益。与此类似，国家外交决策分析也重视国家决策者如何更好地为国家做决策以更好地实现国家利益的问题，由此我们可以合理假定，国家类似于经济市场中的公司，是一个具有特定利益目标（包括确保国家健康运转、经济发展和国家安全等）的组织，在以国际法、国际机制和权力分配为基础的国际体系中自主进行外交决策、自担后果与风险，国家决策者作为国家的重要利益相关者，代表国家进行决策，以确保国家利益得以实现。经过这样的类比，我们就可以借用工具性利益相关者理论对国家的外交决策进行分析。分析的基本思路是，国家决策者如何以更好地维护和实现国家利益为出发点，通过分析甄别利益相关者并判定其重要性、利益需求和合理满足方式，来确定外交决策的定位、依据和策略等。

为叙述方便，本文直接将工具性利益相关者理论简称为利益相关者理论（The Stakeholder Theory）。

二、利益相关者理论的基本分析框架

利益相关者理论假定，具有独立决策权的个人，是理性利己的逐利者。他们有自己的合法权利和财产，并可以通过权力（影响力）主张来实现自己的合理利益。国家决策者作为具有独立决策权的个人，既有代表自己的个人利益，也有代表国家的角色利益（国家利益）。国家决策者可以在平衡个人利益和国家利益的基础上，通过利益平衡和利害关系权衡，有效实现和维护他所代表的国家利益。在此基础上，该理论假设，国家决策者只有合理解决利益相关者的利益关切，才能制定有效实现国家利益的相应行为策略。而所谓合理解决，是指决策者根据利益相关者的不同重要性级别（利害关系权衡），有针对性地制定不同的应对方案，以满足不同利益相关者的合理利益需求，从而推动其为实现组织利益积极贡献、避免消极作用。

（一）利益相关者的界定

根据弗里曼的经典定义，利益相关者（Stakeholders）是指可以影响某一组织目标或被该组织目标影响的任何组织或个人。这一定义是站在经理人和决策者的角度做出的，体现出理论创立者的功利主义考虑：如果个人或群体能够影响到某一组织或被某一组织影响，决策者就应该关注他们、制定一种特定的策略来应对他们，以更好地实现组织利益。

在这个定义中，弗里曼将利益相关者默认为与某一组织的利益相关。但从本质上讲，这个定义的核心是利益，而不是组织，组织只是以某一利益为核心聚拢起来的一群人，任何以某一利益为核心聚拢起来的一群人（不管聚拢方式如何），都有利益相关者。所以，我们可以抛开弗里曼的组织外衣，更加一般地界定利益相关者，即利益相关者是指可以影响某一利益目标或被某一利益目标影响的任何组织或个人。经过这样的一般化处理后，我们可以很容易地将利益相关者概念应用到外交决策分析中去：外交决策领域的利益相关者，是指可以影响某一国家利益目标或被某一国家利益目标影响的任何国家、国际组织或个人。而界定并追求这一利益目标的国家，我们称之为“利益主导国”。

需要指出的是，利益主导国与国家决策者是不等价的，正如公司经理人与公司是不等价的一样。国家决策者作为利益主导国的重要利益相关者，也有自己的利益，而且他的有些利益与国家利益是不重合的，甚至是相冲突的。明白这一点，对于我们深入理解利益主导国的外交政策具有重要意义。这也是利益相关者理论所强调的重要方面之一。

那么，我们应如何甄别和确定利益主导国的利益相关者呢？

首先，我们可以根据某些国家、国际组织或个人是否与利益主导国某一利益目标的维持或实现具有有效的机制联系或规范约束，确定其是否为契约型利益相关者（Contractual Stakeholders）。这类利益相关者要么处于利益主导国的相关决策机制内，要么与利益主导国存在明确的协议合作关系，如沙特阿拉伯国际油价目标的沙特决策者、沙特外交部、OPEC成员国、合同消费国（根据双边供货合同和约定价格进口沙特石油的国家）等。其次，我们可以根据某些国家、国际组织或个人是否与利益主导国某一利益目标的维持或实现具有非机制联系，确定其是否为公众型利益相关者（Community Stakeholders）。这类利益相关者通常与利益主导国具有间接而非直接的利益关系，如沙特阿拉伯国际油价目标的国际压力集团、国际媒体、普通石油消费国（根据国际市场价格从国际石油市场购买沙特石油的国家）等。

再次，我们可以根据某些国家、国际组织或个人是否主动介入利益主导国的利益维持或实现活动，确定其是否为自愿型利益相关者（Voluntary Stakehdders），这类利益相关者通常在利益主导国的利益主张或实现活动中主动投入人力物力，如美国亚洲再平衡战略目标中的美国、日本、菲律宾、美国总统、日本首相等。

最后，我们可以根据某些国家、国际组织或个人是否被动卷入利益主导国的利益主张或实现活动，确定其是否为非自愿型利益相关者（Involuntary Stakeholders）。这些利益相关者往往不得不对利益主导国的活动做出反应，如美国亚洲再平衡战略目标中的中国和朝鲜等。

（二）利益相关者的重要性衡量

确定了利益相关者，我们还需要确定利益相关者的重要性级别，以便利益主导国可以参照其制定针对利益相关者的行为策略、确保其利益实现。为此，我们借鉴美国学者米切尔和伍德（Mitchell&Wood）的研究成果，选取三个指标对利益相关者进行评分，并根据分值高低确定利益相关者的重要性等级。这三个指标分别是：合理性（Legitimacy）、影响力（Power）和紧急性（Urgency）。

合理性指标是指某一利益相关者是否对利益主导国的某一国际利益具有法律的、道义的或其它特定方式的合理索取权，例如，中国作为利益主导国推动“一带一路”建设，离不开“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参与和支持，这些沿线国家因此具有要求分享中国建设利益的合理理由，所以符合合理性标准。影响力是指某一利益相关者是否拥有影响利益主导国某一国际利益的地位、能力、资源和相应手段，例如，在中国“一带一路”建设中，沙特作为利益相关者，具有中国需要的大量能源资源，对中国具有吸引力；该国可以以这些资源为筹码与中国讨价还价，对中国产生影响力。紧急性是指某一利益相关者的诉求能否立即影响利益主导国的利益从而迅速引起该国决策者的重视，例如，在中国建设“一带一路”的过程中，如果沙特因某事决定立即关闭其沿线通道，或能够立即召开双边高层会谈讨论此事，就会立即引起中国重视，沙特会因此具有较高的紧急性；反之，如果沙特因某事只能进行不痛不痒的交涉，则可能无法立即引起中国重视，其紧急性程度也会较低。需要指出的是，一个有意义的利益相关者，至少需要符合以上一项指标，即要么对利益主导国的某一利益拥有合理索取权，要么能够对利益主导国的决策者施加压力，要么能够迅速引起利益主导国决策者的重视，否则就是无效的利益相关者，不值得重视。

在以国家和领土边界共识为核心的当代国际社会中，绝大多数国家日益融入国际机制和国际规范网络，在这种情况下，合理性因其界定国家利益分享者身份和确定国家索取利益的权利，成为国家主张与确认利益的基本依据，所以，在上述三个指标中，合理性最基本也最重要，其权重也应属最大之一。其次，在国际社会中，影响力（权力和吸引力）对一国合理利益的实现具有决定性作用，所以，该指标也至关重要，也值得利益主导国高度重视，权重也是最重要之一，可与合理性相当。紧急性指标也比较重要，但与合理性和影响力相比，其权重稍低。在有些情况下，利益相关者如果没有足够的合理性和影响力，单凭紧急性很难得到利益主导国的足够重视，例如，一个集中精力发展经济的国家可能会对绿色环保组织的抗议活动充耳不闻。根据以上分析，我们可以给出上述三大指标的相对赋值。如果我们将衡量利益相关者重要性程度的总分值设定为100，那么，以上三种指标中每个指标的总分可以分别设定为：合理性40、影响力40、紧急性20。当然，具体到不同的利益相关者，其每一单项指标的具体分值也不尽相同，有的高一些，有的低一些，但最高不能超过该项指标的设定值，如合理性指标的单项取值最高只能是40，影响力最高只能是40，紧急性最高是20。三个指标的最低取值则有可能是0，表示某一利益相关者在某一指标衡量的方面没有任何重要性。将每个利益相关者各项指标的实际分值相加，就可以得到衡量其重要性程度的相对数值。

根据不同利益相关者对上述三个指标的拥有和符合程度，我们可以将他们分为三类。

第一类：决定型利益相关者（Definitive Stakeholders）。该类利益相关者同时符合事关利益主导国某一利益的合理性、影响力和紧急性三项指标，其满分分值为40+40+20=100，重要性程度最高。

第二类：预期型利益相关者（Expectant Stakeholders）。该类利益相关者仅符合利益主导国某一利益的两项指标。这种利益相关者还可以细分为三小类，分别是主要预期型利益相关者、依靠预期型利益相关者和危险预期型利益相关者。主要预期型利益相关者是指同时符合利益主导国某一利益的合理性和影响力指标的国家、国际组织和个人，其满分分值为40+40=80。依靠预期型利益相关者是指同时符合利益主导国某一国际利益的合理性和紧急性指标的国家、国际组织和个人，其满分分值为40+20=60。危险预期型利益相关者是指符合利益主导国某一国际利益的影响力和紧急性指标，但不符合合理性指标的国家、国际组织和个人，其满分分值为40+20=60。可见，主要预期型利益相关者比依靠预期型利益相关者和危险预期型利益相关者重要，依靠预期型利益相关者则与危险预期型利益相关者的重要性差不多。从总体上看，预期型利益相关者（第二类）的重要性程度，要低于决定型利益相关者（第一类）。

第三类：潜在型利益相关者（Latent Stakeholders）。该类利益相关者仅符合事关利益主导国某一利益的一项指标，具体也可分为三小类：可相机对待的潜在型利益相关者、休眠的潜在型利益相关者、苛求的潜在型利益相关者。可相机对待的潜在型利益相关者是指仅符合利益主导国某一国际利益的合理性指标但不符合影响力和紧急性指标的国家、国际组织和个人，其满分分值为40。休眠的潜在型利益相关者是指仅符合利益主导国某一国际利益的影响力指标但不符合合理性和紧急性的指标且暂时处于休眠状态的国家、国际组织和个人，其满分分值为40。苛求的潜在型利益相关者是指仅符合利益主导国某一国际利益的紧急性指标但不符合合理性和影响力指标的国家、国际组织和个人，其满分分值为20。在潜在型利益相关者（第三类）中，可相机对待的潜在型利益相关者与休眠的潜在型利益相关者重要性相当，但比苛求的潜在型利益相关者重要。从总体上看，潜在型利益相关者（第三类）的重要性程度，要小于预期型利益相关者（第二类），更小于决定型利益相关者（第一类）。

要真正确定利益相关者的重要性级别，还需要对利益相关者的上述指标进行细化。借鉴美国学者格兰特・萨维奇（Grant Savage）等人的相关研究成果，我们设想出合理性、影响力和紧急性三大指标所对应的若干可识别的经验内容，并以此对利益相关者的重要性等级指标处理如下（见表1）。

根据表1，结合前面总结的三大类利益相关者，即第一类的决定型利益相关者、第二类的预期型利益相关者和第三类的潜在型利益相关者，我们就可以大体确定具体利益相关者的重要性积分和等级顺序。

（三）针对利益相关者的对策制定

制定针对利益相关者的有效行为策略，需要明确三大问题：一是利益主导国的利益目标是什么；二是利益相关者有哪些、其重要性级别如何；三是利益相关者的主要关切及其对利益主导国的态度如何（支持、中立还是反对）。

首先是利益主导国的利益和目标。现代国家在国际社会中的基本利益，主要包括涉及国家生存与发展的国家、国家安全、国家发展三大方面。国家利益主要指利益主导国在其合法领土上的自决权。国家安全利益主要指利益主导国的合法领土及其边界不受外来军事侵害和威胁、国家政权不受外来颠覆和控制、国民生命财产和国家资产不受外来侵犯和剥夺等。国家发展利益是指利益主导国按照本国道路和模式无害地建设自己国家、促进国家经济和综合实力增长的权利。在这三大方面利益之下，现代国家会有复杂多样的各种具体利益，需要在实证分析中具体分析、细化和确认，此处不再赘述。关于利益目标，利益主导国的每个利益都会有一个具体目标，例如，在国家发展利益之下，中国需要从国外进口石油，从哪里买、从何处运、进口多少，都需要制定具体目标。除此之外，还有一个重要方面，即利益目标的属性问题。利益相关者理论在承认利益主导国的某一国际利益具有利益相关者并对其进行界定和划分的同时，就预设了其内在的“多赢”属性（决策者只有合理满足了所有利益相关者的利益，才可能更好地实现自我利益和本国利益）。在以国家和领土边界共识为核心的有序国际社会中，行为体追求“多赢”利益目标，符合其长远最佳利益，追求单赢或独占将得不偿失。所以，“多赢”是利益相关者理论在制定行为策略时的一个基本出发点。利益相关者决策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在确保利益主导国最佳合理利益的基础上，通过对利益相关者进行确认和分类，对其进行定性，根据酌情合理满足其利益需求且有利于利益主导国利益实现的原则，制定“多赢”的应对策略。

其次是确定利益相关者的人选及其重要性级别。我们可以根据前面提出的利益相关者定义甄别谁是利益相关者，然后根据操作化后的三大指标计算出利益相关者的综合得分，并根据综合得分确定其重要性排名，排名越靠前越值得重视。总分值低于10分的利益相关者，基本上可列为无足轻重者。总的来说，决定型利益相关者（第一类）重要性排名较高，利益主导国必须始终高度重视其愿望和诉求，并设法在条件许可范围内安抚或满足他们，否则会直接危及利益主导国自我利益的维持或实现。在预期型利益相关者（第二类）中，主要预期型利益相关者虽然缺乏足够的紧急性，但他们希望受到决策者的重视，也有能力和手段主张自己的利益、参与相关国际谈判，所以，决策者也应给予其足够重视。依靠预期型利益相关者缺乏足够的权力支撑其利益诉求，但可以获得其他更有权力的利益相关者支持或寄希望于该国决策者同情等办法实现其相关利益，如结盟、发起或参与多边活动、呼吁良知等，决策者也不应忽视他们，而应密切关注其发展动向并及时应对。危险预期型利益相关者没有合理的利益诉求，但他们会通过暴力手段满足自己的不合理要求，危害性较大，决策者应高度重视并设法将他们摆平。在潜在型利益相关者（第三类）中，可相机对待的潜在型利益相关者拥有合理的利益诉求，利益主导国可酌情决定是否或在多大程度上需要发挥他们的作用、满足他们的要求。休眠的潜在型利益相关者没有合理诉求，但有对利益主导国的利益维持或实现进行强行干扰的潜能，所以决策者应未雨绸缪，制定针对他们的应对预案。苛求的潜在型利益相关者既无合理诉求又无足够影响力，但能直接引起利益主导国的注意，他们令人厌烦但不太危险，除非他们能够随着时间推移，展现出一定的合法性或获得某种影响力，决策者可不必对其给予太多关注。

第三是要明确和重视利益相关者的利益关切及其对利益主导国的态度。

关于利益相关者的利益关切，马克斯・克拉松（Max Clarkson）提出了利益主导国需要遵循的几个甄别和对待原则（所谓的“克拉松原则”）。这些原则包括：第一，利益主导国应积极监控所有利益相关者对其的关注，并在决策及落实中适当考虑他们的利益；第二，利益主导国应该多听取利益相关者的想法，了解他们的贡献，与他们进行开诚的沟通；第三，利益主导国所采用的行为策略应建立在对每一个利益相关者及其支持者的关切和权力的深刻理解之上；第四，利益主导国应认可利益相关者可自主开展活动并获得相应报酬的规则，对他们在相关利益活动中所担负的责任和利益的分配问题上应该努力做到公平公正，重视它们各自可能遭遇的风险和可能遭受的损失；第五，利益主导国应与利益相关者协同合作，采取得力措施使所开展的活动给他们造成的风险和损害最小化，当损失不可避免时，应该给予他们适当补偿；第六，利益主导国应与利益相关者一起避免介入或开展可能侵犯其他利益相关者合法权利的或不为其他利益相关者接受的活动；第七，利益主导国应承认决策者自身也是利益相关者，他们自己要完成的任务与他们对其他利益相关者的利益所应负有的法律和道义责任之间，可能存在冲突，决策者应该通过开诚沟通、及时通报、激励措施以及必要时第三方介入解决的方法，处理所发生的此类冲突。

利益相关者对利益主导国的态度可能存在以下情况：支持、中立、反对，利益主导国的应对策略也会不一样。对利益相关者态度的判断，可以遵循“听其言、观其行，且行大于言”的原则，根据其公开表态和实际行动两个方面，判断其是否支持或反对利益主导国（见表2）。

根据表2所列出的利益相关者态度情况，参考萨维奇等人的研究结果，我们把利益相关者分为四种态度类型：支持型、非支持型、混合型、无足轻重型。支持型是指持支持态度且重要性积分大于10的利益相关者；非支持型是指持反对态度且重要性积分大于10的利益相关者；混合型是指在某一利益维持或实现过程中，支持其某一方面而反对另一方面（部分支持或反对），且重要性积分大于10的利益相关者；无足轻重型是指持中立态度或弱支持/反对态度或重要性积分小于等于10的利益相关者。

综合考虑利益相关者的重要程度、利益关切和所持态度，利益主导国可以确定对利益相关者的应对策略。

一般而言，利益主导国对支持型利益相关者的策略应是战略配合。支持型利益相关者一般与利益主导国具有较多的利益共同点或较大的利益置换项，乐见利益主导国实现利益目标，是利益主导国可以信赖和依靠的力量，所以，利益主导国的基本策略应是迎合其利益关切，团结和调动他们，共同推进相关利益维持或实现。当然，利益主导国也需要根据三大指标对支持型利益相关者进行专门的重要性排序，排名越靠前越值得重视。

利益主导国对非支持型利益相关者的策略应是战略防范。非支持型利益相关者一般与利益主导国缺少利益契合点，且利益冲突明显，存在从事抵制活动的动机。所以，利益主导国应重点防范其可能的破坏活动，并通过适当的利益补偿和利益交换并酌情进行行为压制，促使其向放弃反对甚至给予支持的方向转化，将其可能造成的损失降到最低。同样，利益主导国也需要根据三大指标对非支持型利益相关者进行专门的重要性排序，排名越靠前越值得重视。

利益主导国对混合型利益相关者的策略应是战略磋商。混合型利益相关者在某些方面与利益主导国存在利益共同点或利益置换项，但在另外一些方面存在利益冲突或不同意见。对此，利益主导国应积极协调，充分沟通，并在此基础上，酌情通过利益满足、利益补偿、行为压制等手段，稳定和巩固其支持方面，缩小和改变其反对方面。利益主导国也需要根据三大指标对混合型利益相关者进行专门的重要性排序，排名越靠前越值得重视。

利益主导国对无足轻重型利益相关者的策略应是战略监控。监控的重点是防止其发生对利益主导国不利的变化。有的无足轻重型利益相关者可能被反对型利益相关者利用，有的则可能通过主动发起联盟活动提高自己的影响力，还有的可能随着时间的推移获取了足以产生质变的合理性、影响力或紧急性，等等，对此，利益主导国应密切关注其动向，并及时对变化结果做出评估。但是，在无足轻重型利益相关者能够产生重要影响之前，利益主导国只需给予其最低限度的满足即可。必要时，利益主导国也可以根据三大指标对无足轻重型利益相关者进行专门的重要性排序，对排名靠前的要更重视一些。

三、利益相关者理论评价

从1984年弗里曼正式提出利益相关者的经典定义及其分析框架以来，至今已逾30年。在这30年间，经过几代学者的持续努力，利益相关者分析框架不断发展完善，至今已形成了较为成熟的利益相关者理论，为我们引入进外交决策分析提供了现实可能性。利益相关者理论的最大特色，就是能够紧扣绝大多数社会事实的核心要素“利益”以及利益的核心载体“利益相关者”展开分析，通过对不同利益相关者的甄别、定位和定性，确定合理的行动策略。这样不仅可以提高决策分析的针对性和有效性、避免“隔靴搔痒”，还可以指导决策者制定出更有针对性的行为策略，更好地维护决策者所代表的国家或组织的利益。

在外交决策分析领域，利益相关者理论的应用空间很大。外交决策面对的问题至少可以分为两类，第一类是利益主导国在根据本国需要主动发起某种利益界定和实现活动时，决策者如何合理决策以推进其利益顺利实现。例如，美国如何推行亚洲再平衡战略、中国如何有效维护对黄岩岛的领土，等等。第二类是一国在面对某利益主导国驱动的某个国际事变时如何准确界定并有效主张和实现自己的利益。例如，在美伊核谈判中中国的利益何在、如何进行有效维护和实现；在西方国家军事干涉利比亚内战时中国的利益何在、应如何应对，等等。在这两大类问题中，利益相关者理论都可以派上用场。在第一类问题中，国家的身份是利益主导国，其主要任务是确定如何甄别、衡量和定位利益相关者，并根据其重要性级别和立场制定恰当的策略推进其利益实现。在第二类问题中，国家以利益相关者的身份出现，国家决策者面临的主要任务是如何准确甄别和界定本国利益，以及如何在参与应对国际事变的过程中与利益主导国斗智斗勇，合理、有力、快速地主张和实现自己的利益。在这里，国家决策者需要根据利益相关者理论提供的方法，大体估算自己的重要性程度，并尽可能提高自己的重要性程度（合理性、影响力和紧急性），提升自己实现利益的能力。

决策分析理论篇2

关键词 投资决策 投资期权

将期权理论引入资本投资决策的理论研究越来越引起国内有关学者的关注。但从目前研究的情况看，国内学者大多否认以NPV法为核心的传统投资决策方法，而从其他途径寻求解决问题的方法。相反，近年来国外学者却并不完全否认传统的投资决策方法，而是将其与期权理论结合，对其进行改进，从而更好地解决资本投资决策问题。这种改进方法的关键是确定基于期权理论的资本投资决策准则。本文将利用资本投资决策的期权特性来对投资决策重新进行评估，从而为投资决策提供依据。

1 现阶段投资决策的特征分析

1.1 投资的不可逆性

所谓投资不可逆性是指当环境发生变化时，投资所形成的资产不可能在不遭受任何损失的情况下变现。资产专有性是造成投资不可逆的重要原因之一。因为资本所形成的资产都存在一定程度的专有性，而专有性资产在二级市场上的流动性较差。换言之，这些具有某个企业或行业特性的资产很难为其他企业或行业使用，投资后很难收回而变为沉没成本。现阶段投资的不可逆性更加突出，每个企业都想开发出具有市场独占性的产品，以获得超额利润。这种产品往往是以前是市场从未出现的，对其的投资也是前所未有的。所以新产品的开发一旦失败，其投资不可收回也就不言而喻了。例如：银根紧缩可能使国内外投资者无法出售资产以收回他们的资金。

1.2 投资的可推迟性

所谓投资的可推迟性是指投资项目在一段不很长的时间内可以被推迟的可能性。也就是说投资机会是可以选择的。多数投资选择并不是那种“now or never”的机遇，即“要么现在投资，要么永远不投资”。这是说投资者在投资时机上有一定的回旋余地。投资者可以推迟行动以获得有关未来的更多信息。在大多数情况下，只要某项投资存在可推迟性，则在面临外生风险的情况下，企业就可能通过推迟现在的投资以期获得更多的收益。

1.3 资本的未来回报是不确定的

理论上，确定性是指投资者知道其投资在将来的所得回报或收益的概率为1的情况。因此，在严格确定的概率意义上，不确定性是至少有两个不同的可能发生的价值状态的联合。一般地，不确定性有两个方面：“好”的一面和“不好”的一面，就不确定性变量的性质角度而言，可把不确定性分为经济上的和技术上的不确定性。经济上的不确定性与经济的总体运行(产业价格、运行成本)相互关联。技术上的不确定性与经济行业的总体运行不存在相互关联性。这种不确定性是由决策过程内生的。不确定性主要产生于信息的不完全性。因此，在作投资决策时，对投资回报的任何估计总是不精确的。投资的这种不确定性与期权有着密切的相关性。一般来讲，投资的不确定性越大，期权的价值就越大。

2 投资决策的期权特性

期权是一种选择权，期权最核心的特点是，期权持有人有选择买或卖的权利，而并非义务。换言之：期权最后是否被执行，完全取决于持有人，如果最后不执行，其最大损失仅以付出的权利金为限。公司得到一个投资机会如同拥有一种购入期权，它拥有可选择在未来某个时间购入一项资产的权利(但不是义务)，以求从项目中获得利润流的权利。因而，投资决策权类似于金融市场中的期权。其中，企业为获取某一投资机会，需先期进行可行性研究、技术和人力资本积累、资本投入等，这相当于支付的期权费。企业在已获得这一投资机会后，就拥有了选择投资或放弃投资的权利，即相当于拥有了买方期权。企业可以在有利的条件下进行投资，即相当于行使期权，此时投资机会具有的价值就丧失，转化为投资的成本，而最终获取的投资收益则可能很大。企业也可以在不利的条件下不进行投资，即相当于放弃期权，损失的也只是已支付的期权费。

3 基于期权理论的投资决策与传统投资决策理念的比较分析

传统投资决策方法是指以净现值(NPV)法为核心、根据NPV大小判断一项投资计划是否可行的一系列方法的统称。它是目前国内外投资决策所普遍采用的方法。按照这种方法，一旦NPV非负，项目即可投资；反之，则投资不可行。

举例说明：假设一个投资项目投资额为110万元，1年后，该项目产生的现金流有两种可能性：市场向好为180万元，若不景气为60万元，以后一直保持不变。从目前测算，其现金流为100万元。项目的寿命为1年。再假定市场向好、向坏的概率各为50%，无风险利率为8%。由资本资产定价模型(CAPM)估算出的资金成本为20%。

由传统的NPV法则，可求出：

NPV＝E(C1) /(1＋k)－I0

＝(0.5×180＋0.5×60)/(1＋0.2)-110

＝－10

因为NPV＝－10

由期权理论，可以用二项式定价模型求出其价值。因为该项目相当于一个看涨期权，当现金流上升并超过执行价I1时，便执行，否则放弃。在第0年决策时，现金流为100万元，小于I0 ＝110万元，故放弃并等待。1年后，若市场看好，现金流为180万元，则投资，收入为E+＝180－I1＝180－110×(1.08)＝61.2万元；而向坏时，现金流为60万元，放弃投资，E-＝0；S+＝180/100＝1.8，S-＝60/100＝0.6。在不严格的情况下，可以不使用连续复利。由二项式期权定价理论可得：

P＝[(1＋r)－S- ]/( S+－S-)

＝[(1＋0.08)－0.6]/( 1.8－0.6)＝0.4

项目价值为：

C＝[P E+＋(1－P)E-]/(1＋r)

＝(0.4×61.2+0.6×2)/1.08=22.67(万元)

项目价值C>0，故该项目不能拒绝。

具体做法是期初不能投资，但也不能否决这项目，而应保留该项目的投资权。或者，应该以C＝22. 67万元的价值出让该项目的投资权。

启示：由上分析可见，以NPV法为核心的传统决策方法忽视了投资的不可逆性和可推迟性，因而在实际运用中存在着缺陷。而将期权理论引入资本投资决策，可弥补传统的投资决策方法不考虑投资不可逆性和可推迟性的缺陷。资本投资大多具有不可逆性和可推迟性。这十分类似美式看涨期权的特性。为了寻找更有利的投资机会，推迟资本投资的权利就是一种期权——可称为资本投资期权。当一个企业进行一项不可逆的投资时，它就执行了投资期权，也就放弃了等待新的信息的机会，而新信息可能会影响投资效果的好坏和投资时间的选择。这也意味着即使市场条件发生逆转，该企业也不能不投资。这种期权价值的损失是一种机会成本，应作为投资成本的一部分加以考虑。即是：对一项不可逆的、同时是可推迟的投资而言，推迟投资的权利就是投资期权，且这种期权具有的价值必须在投资决策中予以考虑。

4 对传统资本投资决策准则的改进

4.1 项目的价值构成

任何项目的价值来自如下三个方面：首先，来自项目的盈利价值( in-the-money-value)，该值仅为现在(t=0)投资时项目的NPV；其次，来自项目本身所形成的内含的期权价值，如信誉、市场地位等；最后，因资本成本和价格运动所带来的期权的价值。因此，在评估投资期权价值和进行投资决策时，必须考虑投资期权的价值。

真实NPV (The True NPV)＝项目的基本NPV (The Basic NPV)＋（内含的）期权价值＋（因资本成本和价格运动所带来的）期权价值

4.2 可推迟项目的价值构成

我们知道，考虑投资时间期权的价值(The Value of the Investment-Timing Option， ITOV)，推迟投资将增加投资项目的价值。基本NPV按现行(t=0)折现率对项目的所有现金流折现后计算而得。真实NPV与基本NPV之间的差值即为投资时间期权的价值。一个可推迟项目的真实NPV等于考虑了投资时间期权的NPV(The Option Adjusted NPV， OANPV)，而OANPV可按美式看涨期权来估价。可用公式表示如下：OANPV=NPV+ITOV。

4.3 基于期权理论的投资决策准则的确定

由于项目推迟的不确定性，则无论利率多大，OANPV总不为零。当利率等于OAIRR(The Option Adjusted IRR)时，期权的价值为零，因为此时期权充分盈利，即为了保持期权而推迟投资所得正好抵消了未立即执行期权并实现正的NPV在价值上的损失。例如：如果当商品市场价格等于约定价格时，期权的价值为0，此时期权已充分盈利。保持期权而推迟购买所得正好抵消了未立即购买而消费商品而有的损失。也就是说如果OAIRR小于IRR(内部收益率)可保证随时执行期权有足够的价值。

这样，对于现行的短期利率r，有OAIRR准则：若rOAIRR，则推迟投资。注意，这一决策准则实际上是执行美式看涨期权的标准准则。当ITOV=0时，OANPV=NPV，这时对于给定的现行短期利率来说，该项目的NPV达到了它的最高值。此时，如果拥有投资时间期权(ITO)的企业投资该项目，那么该企业就能充分利用项目中隐含的所有期权的价值。这种情况发生在OANPV=NPV时，而此时在ITO的寿命期间内可能不止存在一个利率。这就定义了该项目接受域，即OANPV=NPV时所对应的利率范围。由此，可得到OANPV准则：若ITOV=0，则进行投资；若ITOV>0，则推迟投资。

总之，在给定现行短期利率的基础上，投资项目的NPV能达到了它的最高值，期权能充分盈利，则进行投资；否则推迟投资。

5 改进的投资决策准则的意义

改进的投资决策准则，有助于识别更多的有价值的投资机会。改进的投资决策准则中包含了对未来不确定性的定价和对增长期权的分析，它通过给不确定性赋值，将那些灵活性价值大于投资现金净损失的项目识别出来，为企业和国家找到了更多的有效投资机会，拉动了有效投资需求。

改进的投资决策准则，有助于弥补传统投资决策工具的不足，为项目评枯、决策及经营管理提供更客观有效的分析结果。

决策分析理论篇3

【关键词】食品安全 期望价值理论 决策

一、期望价值理论的基本论述

特沃尔斯基和卡尼曼在20世纪70年代后期提出了期望价值理论，它着重反映和描述人们的实际决策过程。大量的行为决策实验研究表明，人们在决策过程中，系统性地违背了理性期望效用理论的假设前提。只有从行为决策的角度才能对这些研究结果及行为规律做出解释。期望价值理论的提出，在一定程度上对个体决策与偏好的实验结果提供了合适的解释，是对理性期望效用理论的某种替代。

二、关于奶粉造假的抉择

首先了解一下为什么添加？蛋白质太不容易检测，所以需利用元素含量来检测。蛋白质是含氮的，只要测出食品中的含氮量，就可推算出其中的蛋白质含量。蛋白质平均含氮量为16%左右，而三聚氰胺的含氮量为66%左右。常用的蛋白质测试方法“凯氏定氮法”是通过测出含氮量乘以6.25来估算蛋白质含量，因此，添加三聚氰胺会使得食品的蛋白质测试含量虚高。三聚氰胺的花费只有真实蛋白原料的1/5。三聚氰胺是一种白色结晶粉末，没有什么气味和味道，所以掺杂后也不易被直接发现。

接下来运用前景理论的期望价值函数来对添加三聚氰胺决策的通过进行分析。

是否大于0决定了在理性决策下是否通过三聚氰胺的添加方案。其中L为因添加三聚氰胺可直接获得的利益增量，α为添加三聚氰胺事件被曝光的概率，M为添加三聚氰胺后被曝光所造成的客观损失。然而在实际决策过程中，人们并不总为理性所支配，因此前景理论中的期望价值函数可更准确的描述人们的决策行为。（以下期望价值函数中，影响因素并非全部列出，而是重点被揪出来构成函数，而单独出现的R，C，L，N等也均表示价值函数和权重函数的乘积。这些可以较简易的识别理解，稳定性较强，此处便不一一赘述）。

（一）企业是以盈利为目的，在决策过程中关注的是收益和损失。对于三鹿而言，参照点首先是自己的成本，其收益必须要大于成本。笔者找到了一些影响其价值的相关因素，并用其来构建理论中的价值。所得函数如下：

其中R为总收益，C为总成本，L为主观上认为因添加三聚氰胺可直接获得的利益增量，β为认为添加三聚氰胺可获利的主观概率，π（α）为三鹿认为添加三聚氰胺事件被曝光的主观概率，V（M）为添加三聚氰胺后安全部门查获后主观上所形成的价值的损失估计。L的具体值受到对添加的三聚氰胺的分量的约束。α为被曝光的概率，而曝光可能因为被安全卫生部门检查发现超标，也可能是由于竞争对手或者内部人员等知情人的泄露，还有可能就是因为大量出现的类似病症矛头直指产品。对于决策者来说，π（α）作为一个主观指标，必然经过其对社会相关信息的综合分析考量得出一个数值，由于当今的社会监管制度不够完善，被检测出概率较低，而且即使被检测出，企业也会采取一系列的手段抑制消息的传播，利用贿赂等手段来解决，那么相应的损失值会增加。对于知情人的透露，其概率也是非常小的，企业一般会在发生前就做好预防的措施。知情人往往也是利益相关者，他们个人更倾向于隐藏而非暴露，当然若是暴露造成的损失较大，企业在掩盖其行为时也需支付很大代价。再就是因为有深受其害的小孩被发现，追本溯源三聚氰胺被曝光。综合这些因素，企业会确立起自己的π（α）和V（M）。显然，相比于不添加三聚氰胺，添加对于企业决策者来说能够带来更大的收益，所以才选择了添加三聚氰胺。

（二）除了这最基本的首要因素，更重要的是作为乳制品的龙头老大，要相比于其他企业，其目标至少是以赚得比同行业更多为决策基础的。建立如下模型：

三、就函数提出的减少食品安全问题的分析建议

根据所列函数可知，为减少三聚氰胺添加的可能性，社会各界均应做出相应努力：安全卫生部门应加大监督检查力度，选择合适的检测方法，避免有害物质的添加；应提高社会的整体素质，唤醒昏睡群众的良知；人们也要主动关注食品的质量，使用时多关注生产的流程。

更为严重的情况是如今造假也成了一种创造，现在还有比三聚氰胺更先进的造假产品，能"耐水洗化验"，能"抗氨氮反应"。与其花这些时间去研究造假，不如脚踏实地的研究。企业本就应不断地开发新技术，利用正经方法来提高质量，莫总是投机取巧添加有害物质来获取短期利益，涸泽而渔 ，做一次性买卖。

参考文献：

[1]张所地.管理决策理论、技术与方法[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13.

决策分析理论篇4

【关键词】人力资源、系统工程、模糊理论

1.引言

用定量定性相结合的系统思想和方法处理大型复杂系统的问题，无论是系统的设计或组织建设，还是系统的经营管理，都可以统一地看成是一类工程实践，统称为系统工程。系统工程是从整体出发合理开发、设计、实施和运用系统科学的工程技术。它根据总体协调的需要，综合应用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中有关的思想、理论和方法，利用电子计算机作为工具，对系统的结构、要素、信息和反馈等进行分析，以达到最优规划、最优设计、最优管理和最优控制的目的。

系统工程是以大型复杂系统为研究对象，按一定目的进行设计、开发、管理与控制，以期达到总体效果最优的理论和方法。近年来，随着对系统工程认识的深化及其本身的丰富和发展，系统工程的应用已经广泛深入到人力资源的管理、规划、培训、评价的各个方面，同时推动了人力资源理论和实践的发展。系统工程的理论、技术及方法已经成为人们认识人力资源、规划人力资源、解决人力资源问题的重要理论基础和分析工具。

2.基本决策问题

决策，就是针对某一问题，确定反映决策者偏好的目标，根据实际情况，通过科学方法从多个方案中选出一个最优（或满意）的方案的过程。决策分析技术首先在60年代初用于石油和天然气等重要工业部门的决策问题，随后被引入美国的火星无人探险和将核动力引入墨西哥国家动力系统的可行性研究等项目中。当前，决策技术在经济管理、城市发展、航天技术等众多领域都得以了广泛的应用。决策分析一般有四个步骤：（1）形成决策问题，包括提出方案和确定目标；（2）判断自然状态及其概率；（3）拟定多个可行方案；（4）评价方案并做出选择。

常用的决策分析技术有：确定型情况下的决策分析，风险型情况下的决策分析，不确定型情况下的决策分析。

（1）确定型情况下的决策分析。确定型决策问题的主要特征有4方面：一是只有一个状态，二是有决策者希望达到的一个明确的目标，三是存在着可供决策者选择的两个或两个以上的方案，四是不同方案在该状态下的收益值是清楚的。确定型决策分析技术包括用微分法求极大值和用数学规划等。

（2）风险型情况下的决策分析。这类决策问题与确定型决策只在第一点特征上有所区别：风险型情况下，未来可能状态不只一种，究竟出现哪种状态，不能事先肯定，只知道各种状态出现的可能性大小（如概率、频率、比例或权等）。常用的风险型决策分析技术有期望值法和决策树法。期望值法是根据各可行方案在各自然状态下收益值的概率平均值有大小，决定各方案的取舍。决策树法有利于决策人员使决策问题形象化，可把各种可以更换的方案、可能出现的状态、可能性大小及产生的后果等，简单地绘制在一张图上，以便计算、研究与分析，同时还可以随时补充和修正。

（3）不确定型情况下的决策分析。如果不只有一个状态，各状态出现的可能性的大小又不确知，便称为不确定型决策。常用的决策分析方法有：a.乐观准则。比较乐观的决策者愿意争取一切机会获得最好结果。决策步骤是从每个方案中选一个最大收益值，再从这些最大收益值中选一个最大值，该最大值对应的方案便是入选方案。b.悲观准则。比较悲观的决策者总是小心谨慎，从最坏结果着想。决策步骤是先从各方案中选一个最小收益值，再从这些最小收曾值中选出一个最大收益值，其对应方案便是最优方案。这是在各种最不利的情况下又从中找出一个最有利的方案。c.等可能性准则。决策者对于状态信息毫无所知，所以对它们一视同仁即认为它们出现的可能性大小相等。于是这样就可按风险型的方法进行决策。

3.模糊理论框架

模糊逻辑推广了二直逻辑，可以具有无穷多个中间状态，是处理确定性和不确定性的有效工具。利用专家知识和实际经验来定义相应的模糊集的隶属函数。模糊并不意味着所获得的结果是模糊、不精确或甚至是完全不准确的。但是，它也不同于二进制逻辑，仅能区分真假（1、0）两种状态，模糊逻辑理论具有描述不精确状态的语句。对于人力资源决策者来说，往往很难在候选人中评判出谁更适合空缺的职务，现在建立在模糊理论基础之上的个人能力评判矩阵和个人指标的权重求出评判指标，就得到候选人的综合指标，从其综合评判结果中挑出最佳候选者出任空缺职位。

常用的模糊综合评判方法可以归纳一下几方面得步骤：

(1)先给出备择的对象集：X＝，X是需要评判的全体对象。

(2)确定因素集（判据集）U＝，即被评判的对象的品质是由那些因素决定的。

(3)求出评判矩阵R，R可以看为集合X到集合U的模糊关系。R F（XxU）,用各项判据对每个评判对象进行评价。 是对象 对于因素 的特征指标。可以把 看为对象 具备 的程度，即 对于因素 的隶属度，于是每个对象都可求出m特性指标。

i=1,2,…,n , j=1,2,…, m 可以把它看作集合U的一个模糊集。

(4)确定评判函数f：[0，1]（全体实数集）,f 是一个m元函数，m自变量都在[0,1]区间取值，对应的函数值可取任意的实数，即

i=1,2,…,n ,d R 评判函数是根据排序择优的要求确定的如何进行评判的计算方法。

(5)计算评价指标 把对象 的m特征指标 代入评判函数f,得到相应的函数值 ,它就是对 的评判指标。即对 作总体评判的数量依据。

4.模糊决策分析

一个事物的状况往往与多种因素有关，所谓综合评判，就是对多种因素所决定的事物或现象做出总的评价。 对一个事物的评价，常常要涉及多个因素或者多个指标。人力资源中会根据候选者的学历，工作经验，专业技能，敬业精神等，看成是由多种因素组成的模糊集合（称为因素集u），再设定这些因素所能选取的评审等级，组成评语的模糊集合（称为评判集v），分别求出各单一因素对各个评审等级的归属程度（称为模糊矩阵），然后根据各个因素在评价目标中的权重分配，通过计算（称为模糊矩阵合成），求出评价的定量解值。上述过程即为模糊综合评判。当今社会，已经进入到人才竞争的社会。企业主只有拥有高素质人才，并且能够用好人才方能在竞争中取

得胜利，才能完成百年老店的宏伟大业。下面举一例说明运用模糊综合评判来选择人才。 如，某企业想在本企业中提拔一名中层管理干部，有6候选人A,B,C,D,E,F.

学历 经验技能 敬业 沟通能力

根据预先想要要候选人的综合素质指标，对四项判据特征规定权数依次为（0.2,0.3,0.2,0.3）,根据不同的职位，权数会做出相应的变化，由于是要选择管理干部，经验技能和沟通能力相应的权重高，如果是选择技术人才，那么经验技能和敬业的权重可能会高些，于是求出评测指标得：

通过以上综合评判的结果，得出B候选人的综合指标更适合空缺的职位。由此，在人力资源系统工程中，运用模糊的理论能好好地为决策提供理论依据。

展望

系统工程的创立，则是发展了系统理论的应用研究。它为组织管理系统的规划、研究、设计提供了一种有效的科学方法。运用模糊的思想到实际的人力资源系统管理中，将拓广系统工程的应用天地。

【参考文献】

[1]钱学森等编. 论系统工程. 长沙：湖南科学出版社，1982.

[2] 刘 林 编著. 应用模糊数学.西安.陕西科学技术出版社，1996.

[3]汪应洛主编. 系统工程(第3版). 北京: 机械工业出版社,2005.

【作者简介】

姚定江（1977-），男，贵州黎平人，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电力载波通信、音视频处理、数字电视、LCD的研究.

决策分析理论篇5

论文摘要:目前贫困大学生心理健康问题已成为社会、高校高度关注的热点问题。做好这一群体的心理疏导和调试，对和谐社会、稳定校园都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目前，在校贫困大学生的“心理贫困”突显出来，若不及时妥善给予解决，不仅影响学生身心健康和前途发展，还会给学校、社会带来不稳定的因素和不和谐的音符。因此，关注贫困大学生心理健康，帮助他们克服心理障碍，是全社会和各高校值得关注的问题。

l高校贫困学生心理障碍成因及表现

(1)经济负担压力。经济贫困是贫困学生心理问题产生的根本原因。他们大多来自于农村或城市的低收入家庭，生活拮据，读大学需四处举债。入学后面对和城市学生的消费水平的对比，使他们感到自卑，忧郁、焦虑、烦躁，有的甚至走向极端，心理不平衡，愤恨周围的一切，抱怨自己的出身，严重者可导致心理疾病。

(2)社会不公平性。经济的发展，出现了贫富差距悬殊，社会分配不合理等现象。部分贫困学生对上大学的实效和意义产生了怀疑，觉得即便自己如何努力也无法改变命运，认为找工作必须要依靠家庭背景和经济实力，对前途感到迷茫。由此一些贫困学生会对社会产生仇恨，开始厌学，厌世，用网络来麻醉自己或在不良群体中寻找刺激和慰藉。

(3)思想观念落后。城乡差异导致了理念上和教育上的差异。贫困学生大多思维比较禁锢，缺乏自信，把自己的贫困当作“身份证”，认为别人总是以有色的眼光来看待自己。自卑和自尊交错在一起，导致他们心理过于敏感，从而造成人际交往困难。过度的自尊也会让他们觉得接受别人的资助是羞耻的。

(4)家庭环境影响。不是所有贫困学生都会产生心理问题。不同的家庭教育会产生不同的结果。一些贫困家庭父母以不良的心态和行为方式教育孩子，干预孩子的思想和行为，那就造成了他们早期人格发展的扭曲，使他们一生都处在痛苦之中。

(5)校园环境影响。校园文化具有一种潜在的教育力量，影响着学生的思想、行为、情感。在当今大学校园里，讲求吃喝、穿戴、娱乐等攀比风日益盛行。贫困学生因为经济上的窘迫，很难在这一消费群体中找到心理归属，进而容易产生心理失衡。

2克服高校贫困学生心理障碍的相关对策

(1)提供完善的资助体系。贫困学生最大的心理压力来源于经济压力，所以建立完善的社会、政府、学校资助体系显得尤为重要。国家应加大资助力度;社会各界落实好助学贷款政策:学校作为资助体系的具体实施者，应进一步健全“奖、贷、助、补、勤”和“绿色通道”等体系，并且配合监督和跟踪体系，确保每一笔钱达到真正贫困学生的手中。让完成学业的基本费用得到了保障，从而使贫困大学生从根本上消除经济原因引起的悲观、绝望、焦虑心理。

(2)建立平等的社会环境。要呼吁全社会都来关心和爱护贫困学生，净化社会风气，创建和谐的社会氛围，为每一名学生提供公平竞争的机会，让贫困学生的付出得到应有的回报。还应淡化“贫困生”这一特殊称谓，保护特困学生的经济隐私。各级教育部门和学校要探索建立与大学生家庭和整个社会联系沟通的机制，整合社会资源，让大家都来关心贫困学生的成长成才，为贫困学生健康成长营造良好的社会环境。

(3)营造良好的校园氛围。校园内应大力倡导平互爱，勤俭节约，自立自强的文明风尚:充分尊重贫困学生的人格，鼓励他们要正视贫穷，通过自己双手搭建自己美好的未来。还有鼓励其他学生关爱贫困的同学，帮助他们摆脱心理困惑，在学习和生活上积极为他们提供帮助。同时学校相关职能部门还应积极开展符合贫困学生心理特征和实际困难的校园文化活动，以全面提升贫困学生的综合素质，消除心理障碍，培养健全人格。

(4)强化思想道德教育。思想认识偏差是贫困学生产生消极心理的重要原因，我们应加强这一群体的思想政治教育，让贫困学生实现真正意义上的“脱贫”。针对他们人生观和价值观中存在的认识偏差，利用思政教学、党团教育、情感教育等帮助他们树立正确的观念意识:教会他们辩证的思考问题，合理定位自己:教育他们转变观念，正视贫困，自强不息:客观的看待周围的事物，建立良好的人际关系;应学会自我调适，提升自身幸福感。

(5)提供心理教育和咨询。高校应积极对贫困学生开展心理健康教育，帮助他们解除心理困惑，预防和控制心理疾病的发生和加重。第一，应提高他们的心理素质，普及心理学知识，开设心理学课程或讲座，通过教学和自学让贫困学生学会自我调节，增强自信;第二，在入学初建立贫困学生档案和心理健康档案，两种档案交叉并用，有针对性的进行早期干预和跟踪治疗。第三，完善心理咨询体系，正规、科学地进行心理健康教育和疏导，预防心理疾病产生。第四，设立大学生心理健康中心，配备心理医生，以便对严重的心理问题学生进行及时治疗。

决策分析理论篇6

Philosophia(哲学)是距今2500年前古希腊人创造的术语,是从希腊字“Φιλοσοφíα”(philo-sophia)转变而来,希腊语Philosophia是由philo和sophia两部分构成的动宾词组,philo是动词,指爱和追求,sophia指智慧。哲学是为具体科学提供世界观和方法论的指导。形象的说,哲学就是在你不知向左拐还是向右拐时,告诉你左拐有左拐的好处和坏处,右拐有右拐的好处和坏处,并没有为我们指明向哪个方向拐,却全面分析了利弊,以便权衡得失,给我们解决问题提供了一种思维方式[1]。

2临床医学决策分析

2.1概述

临床医学决策是医务人员在临床诊疗过程中,根据自己掌握的国内、外医学科研的最新进展,进行诊疗方案的比较,并将自己认为最优者进行实践的过程。为什么要进行临床决策分析?在临床医疗实践中,许多事件的发生是随机的,对个体患者来说诊疗措施的疗效、远期预后常常是不确定的和不可准确预测的,究竟采用何种方案最好,很难简单作出决定。例如文献报道某种新的治疗措施可以提高疗效,但风险大,可能伴有严重的不良反应或者价格昂贵,然而传统的治疗方法疗效稍低但风险小,如何选择治疗方案?这都需要正确的决策分析[2]。

2.2步骤

决策分析一般分四个步骤:①形成决策问题,包括提出方案和确定目标;②判断自然状态及其概率;③拟定多个可行方案;④评价方案并做出选择。临床上最难的是风险型情况下的快速决策分析,这其中又以评价方案并做出选择为最难。风险型情况下,未来可能状态不只一种,究竟出现哪种状态,不能事先肯定,只知道各种状态出现的可能性大小(如概率、频率、比例或权数等)。常用的风险型决策分析技术有期望值法和决策树法。期望值法是根据各种可行方案在自然状态下收益值的概率平均值大小决定方案的取舍。决策树法有利于决策人员使决策问题形象化,可把各种可以更换的方案、可能出现的状态、可能性大小、产生的后果等简单地绘制在一张图上,以便计算、研究与分析,同时还可以随时补充和不确定型情况下的决策分析[3]。但都较复杂和不为医务人员所熟悉。

3医学决策中的哲学思考

3.1哲学思考

医学发展的历史,实质就是不断自我反思———哲学思考加科学验证的过程,临床医学尤其是外科决策中,如何认识并解决患者的疾病,做到最优化处理,往往涉及到哲学的思考即了解事物发生、发展的本质,抓住主要问题,最直接以最小损害或损失获得最大利益的目的。

3.2利弊论

3.2.1利弊论原理

唯物辩证法认为事物因内部矛盾引起发展[4]。事物矛盾的法则,即对立统一的法则是自然和社会的根本法则,因而也是思维的根本法则。矛盾论着重辩证的统一,一分为二的看问题。利弊论的原理是从不同的角度或立场来看与其利益相关联的矛盾即利弊,故利弊本质仍是矛盾,有矛盾的绝大部分特性,是矛盾的一种特殊形式。针对同一对象从不同利益角度或立场会存在不同的利弊结论。患者的利益总是在科学及社会利益之上(赫尔辛基宣言),故医学决策从医患双方角度作出最主要的利弊分析结论,尤以后者为基准。概括起来,临床医学决策中的哲学思考就是分析矛盾、比较利弊、权衡得失,从而得出最优化、最大获益处理策略即利弊论,其正确决策必须遵循利大于弊且差值尽可能大的原则。它必须建立在有丰富的医学理论知识和实践经验基础之上,且随医学知识和技术的不断提高而不断丰富其内容,从而使其得出的结论也更加全面、准确。它相当于效用分析决策法,后者是风险型决策的基本方法之一,是利用效用价值的理论和方法,对风险和收益进行比较,从而进行决策的方法。利弊论主要针对决策分析最难的地方即评价方案并做出选择,它用最简单的内容做最直接的比较,得出最实质的结果,具有精简、直接、非传统性特点。

3.2.2利弊论分析

利弊论分析方法关键是:①确定期望达到的主要获益目标;②分析可能出现的主要严重后果;③掌握各自的发生概率;④了解医患双方对目标及后果出现的支持与满意度。医方:设备条件、技术水平包括同病种医疗组实践成功率、严重并发症的防治能力等;患方:各脏器功能状态、伴随病、活动能力、经济能力、家人亲属的配合、患者及家人亲属文化教育程度、对风险的理解和承受力等。利弊论的分析步骤是从决策问题的整体出发,充分运用决策者的主观认识能力、经验、直觉等,用人类认识客观事物的逻辑推理规律指导决策过程[3]。其要求首先明确决策问题的基本结构,抓住关键要素,将问题简化。然后由浅入深、循序渐进地进行多轮分析,全面分析矛盾、比较利弊、权衡得失、得出决策。必要时运用决策树、效用函数、概率计算等简便的决策技术做出判断与推理,使决策分析快速见效。它强调对决策问题的整体思考和结构化,注重运用正确的分析过程。根据需要,利弊论循环运用思考(think)、分解(decom-pose)、简化(simplity)、具体论证(spceify)和反思(re-think)五个步骤,不断深入决策问题的本质,得出符合实际的结果。①思考:决策者必须花费一定的时间,认真考虑决策问题的性质,明确问题的结构,才能着手处理问题。②分解:将问题分解为若干要素,对这些要素做逐一探究,然后再将这些要素重新组合起来,分析彼此间的相互联系,弄清决策问题的来龙去脉。③简化:决策者的注意力应始终放在对最重要的决策要素的鉴别工作上。这些要素包括:主要的备选方案,可能达到的目的(获益———利)和可能发生的不确定性后果(损害———弊),掌握其发生概率,评估对医患双方的主观效用(支持和满意度)。④具体论证:对主要的备选方案及其可能结果(利与弊),医方和患方(患者及其家属)共同探讨、分析、确认和具体化,比较利弊、权衡得失,确定对医患双方的主观效用(支持和满意度),重视患方参与决策,必要时甚至让患方作出最后决策,既充分尊重患方的知情同意权,又让其共担风险。⑤反思:决策者应认识到在一般的决策问题中,决策者对方案的选择通常是比较不同方案的期望获益值的大小,然后选择其中较大者为最佳方案。但在许多场合,情况并不是这样,最佳方案的选择往往因决策者的价值判断而异。因为对同等收益,在不同风险的情况下,决策可能不同;在同等风险的情况下,不同的人对待风险的态度也不同,其决策也将不同。故决策过程的各个环节都包括了决策者的主观判断和预测,所以在各轮分析之间和决策终了之时,都要不断思考,找出分析过程中不符合逻辑思维规律的环节,根据新掌握的信息来修正原来的预测结果,如系患方做最后决策时医方需要作适当解释、引导、提供相关信息以供参考,以利其做出最有利的决策。但必须尊重患方合情、合理、合法的决定,即使它不是最好的决策。

3.2.3利弊论原则

利弊论必须遵循以下原则:①真实性,即制定及评价决策方案的依据必须是真实的,经过科学试验验证的;②先进性,即决策的全过程必须充分利用现代信息手段,必须是在尽可能收集并严格评价国内、外证据即在循证医学的基础上进行,使决策摆脱个体经验的局限性;③效益性,即决策过程中应遵循“汰劣选优”的原则,选择的方案必须是更有效、更安全、更经济的,以获得最大的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者为首选;④重要性,即对重要的临床问题进行决策分析,所选择的方案与其他备选方案相比,其差别应该具有重要的临床意义。

4利弊论的应用

医疗活动中我们总是在有意无意中已经使用了或正在使用利弊论来处理一些常见问题,如用药、补液、外科手术时机、术式的选择、术前签字谈话等。利弊论对于临床诊疗工作亦是一个很好的评估鉴定方法和手段。下面运用利弊论分析1例外伤后重度肝破裂引起失血性休克患者[5]的临床诊治情况。首先明确早期处理的关键问题是控制失血,保证体内有足够的血氧供应,维持生命;进一步再细分为出血与输血之间的比例,如何尽快控制出血以达到尽可能少的继续失血或不失血,分钟失血量与输血量之比将决定患者的生命。必须很好地作出手术决策包括手术时机、手术方式等。需明确以下几点:①患者创面大且可能已伤及肝门血管故不手术难以止血;②患者入院到输血估计要多少时间;③血量供应是否充足;④有无相应的肝外科人员、技术、设备等。传统观念是快速输液、输血,等生命体征稍平稳后再手术,其“利”为生命体征平稳后手术较安全,“弊”为可能在达生命体征稍平稳前患者即因失血过多而死亡。解剖上肝静脉直径为0.7~2.0cm,门静脉约1.0~1.2cm[6],普通输液管管径为0.3cm,输血管管径0.3~0.4cm,远小于肝内主要血管直径。如肝创面大而深且呈裂开状态,则创面出血血管总横截面积大,出血量多。

出血速度快者甚至3个通路输血仍比不上出血速度,故不能指望输血后待生命体征稍平稳再手术。何况输血前还有一段等待时间,且此时出血还在继续,快速输液后血压升高及凝血因子进一步稀释导致出血增加,故对传统处理方法来说弊大于利,不可取。现在提倡损伤控制性复苏[7-9](限制性补液、低压、延迟复苏、早期纠凝等)技术,用尽可能少的液体(即限制性液体复苏)将患者血压维持在能够勉强保持组织灌注的较低水平(即可允许性低血压),在到达手术室彻底止血前,只给予少量的平衡盐液维持机体基本需要,从而达到延迟复苏、减少出血和水肿目的。弊端是生命体征不稳有损伤各脏器功能且手术有可能使其加剧。但可允许性低血压已将前者降到最低,术中尽快控制出血,加快输血输液,采用损伤控制性手术[10-14]可使后者影响降到最小,故利大于弊。损伤控制性手术包括:①早期简化手术,以简单快捷的临时措施控制出血和污染后快速关闭腹腔;②复苏———ICU继续复苏;③二期确定性手术又叫计划性再手术,待患者生理功能稍稳定后实施,包括确切止血、切除失活肝组织、恢复胃肠道连续性、污染重的结肠损伤行腹壁造瘘等)。

决策分析理论篇7

〔论文摘要及时科学的卫生应急决策是卫生应急管理的核心。通过分析卫生应急管理的内在特征以及理性决策的特点，描述了理性决策在卫生应急管理中的普遥适用性，论证了卫生应急管理决策的动态系统和决策内涵的层级变化以及动态理性决策在卫生应急管理中的适用性，构造了卫生应急动态决策系统，提出了强化决策主体专业化倾向和完善决策支持系统是实现动态理性决策的关健环节，对目前公共卫生应急管理决策机制的完善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和理论指导意义。

突发公共事件的应急管理已引起当今世界各国的普遍关注。突发公共事件主要是指“突然发生，造成或者可能造成严重社会危害，需要采取应急处置措施予以应对的自然灾害、事故灾难、公共卫生事件和社会安全事件”。在这四类突发公共事件中，公共卫生事件备受关注。一般意义上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是指突然发生，造成或者可能造成社会公众健康严重损害的重大传染病疫情、群体性不明原因疾病、重大食物和职业中毒以及其它严重影响公众健康的事件闭。因为突发自然灾害，事故灾难和社会安全事件很可能同时也对当事人的健康构成威胁，因此同时也可能是公共卫生事件。

“管理就是决策”，应急管理就是应急决策。及时科学的卫生应急决策是卫生应急管理的核心，也是其他突发公共事件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关于突发公共卫生应急决策，一些研究者通过分析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突发性、紧急性、不确定性等因素，认为理性决策在卫生应急决策中具有局限性，不应作为核心的决策方法，本文即从理性决策和卫生应急管理的内在倾向性分析出发，来论证理性决策在卫生应急决策中的普遍适用性以及优化。

1理性决策

最早关于理性的论述应该说是隐藏在哲学理念中。古希腊时期的哲学家赫拉克利特曾指出，自然真理“隐藏”在事物之中，唯有人的“思想”而不是“感觉”才能获得它。赫拉克利特所指的“思想”其实就是“理性”。

18世纪的哲学家们将“理性”从认识论引申到其他领域，认为凡是合乎自然、合乎人性的就是理性。后来的经济管理学者们认为个体人的决策行为应该是合乎理性的，决策者在决策时可以获得完全的信息支持，个体根据完全信息进行计算和分析，按最有利于自身利益的目标在既定方案集中选择决策方案，获得最优结果。这种完全理性假设是传统管理科学的逻辑起点，但超越现实的完全理性假设显然是绝对和理想化的。于是，有限理性、过程理性、渐进理性、适应性理性等理论紧随而出，其中以赫伯特·西蒙等为代表的有限理性最具影响力。享有“决策之父”之称的诺贝尔奖获得者西蒙认为管理就是决策，而决策取决于理性，理性是有限的，理性决策就是用评价行为后果的某个价值体系，去选择较令人满意的备选行为方案。比较其他各种“理性”流派，论述各有不同，但普遍认为理性的实质就是基于某种原因的逻辑性分析。

有限理性为人们决策提供了一个更契合实际的参考点和新的思维框架，同时也为管理决策指出了一条通途，有限理性与决策的藕合机理始终是管理学研究者乐此不疲探讨的领域。根据对“理性”概念的历史分析，可以认为理性决策是一种有明确的决策目的，有充分的思维依据，能够对决策对象进行观察、比较、分析、综合、抽象与概括的一种决策方法，是一种建立在证据和逻辑推理基础上的思维方式。

通过分析，可以得出理性决策实现的要素有:明确的目的性，信息的完整性，推理的逻辑性，决策的客观性。同时分析公共卫生突发事件的特点，理性决策依然是公共卫生突发事件决策的主要决策方式。

2理性决策在公共卫生应急决策中的适用性分析

公共卫生应急管理具有内在特殊属性，适用于理性决策，现分析如下:

(1)决策者身份的特殊性。公共卫生突发事件的处理是公共决策者、政府，这和私人决策是不同的，应该更加重视强调程序性、合法性、合规性、逻辑性。这就决定了决策者在决策的时候，虽然也受到普遍意义上的个性气质、心理特征、偏好习惯的影响，但是理性客观依然是公共决策者的核心要求。

(2)卫生事件特定的目的性。公共卫生突发事件牵涉到人们的健康，而健康很多情况下具有不可逆转、不可弥补的价值，这就要求决策要有更高的成功概率。而理性决策在众多的决策方法中，由于其逻辑的推理性具有更高的成功概率。

(3)执行决策的约束性。决策的执行力往往取决于决策的可操作性。应急处理中的约束因素，如人力，财力，地理方位，信息管理、技术等都要充分了解和评估，而不是主观臆断。

(4)决策者知识和认识的限制性。当前公共卫生事件的起因可以说纷繁复杂，有毒物质的威胁、传染病的快速传播、水和空气的污染、工业事故、自然灾害、意外或者故意制造的卫生安全事件、环境灾难等，作为安全管理者很难对每一种情况都很熟悉，这就需要专业人员对客观危害的分析和评估，经验和直觉往往和现实会有偏差。

(5)决策目标的确定性和统一性。决策者的价值取向影响到决策目标系统各要素的权重分配，而公共卫生事件的目的性很确定和统一。人民的健康总是第一位的。这也符合理性决策的一个必备条件。

(6)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复杂性和新异性。人类在地球上的生活方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卫生疾病的发生已经不再是稳定的和容易预见的。人口的激增、工业化的普及、迅速的城市化、恶化的环境、药物的滥用、生物世界平衡的破坏等，特别是微生物世界的平衡，“自20世纪70年代开始，新出现的传染病即以空前地、每年新增一种或者多种的速度被发现。现今有近40种疾病在一代人以前是不为人所知的”。这些都对决策者提出了挑战，决定了决策不能是随意的、主观的，必须进行科学分析、理性推理、参考咨询、统筹择优。

从以上描述可以看出，公共卫生危机管理的特点符合理性决策的适用条件和需要，理性决策的水平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决策的水平，进而决定了应急管理的水平。

3动态理性决策框架设计

决策大师西蒙在指出“决策即是理性”的时候，同时认为理性是有限的，应该在理性决策前加一个限定词。作为卫生应急理性决策，决策过程绝不是静态和一劳永逸的，根据卫生应急事件的特点，动态理性决策方法就是对理性决策的补充和优化。

卫生应急决策作为一种非常规突发事件应急决策，具有高度的动态性。突发事件应急决策具有明显的动态特性，是阶段性处置结果和突发事件发展趋势的动态博弈过程。认识突发事件应急决策系统动态作用机理有利于提高决策准确性和事件处理效率，发挥应急管理的整体效能

3.1基于决策目标变动性的框架设计

“应急动态决策行为具有比较明显的程序非常规化、目标动态化以及信息稀缺性等特征”。由于时间、资源的限制，卫生应急管理决策者们往往可能需要在决策的程序和步骤方面有所调整，虽然决策的核心方法依然是理性分析、科学决策，但在决策的具体方式就要有所优化和完善，强调动态性和调整性。

在卫生应急管理系统中，目标系统是核心，信息系统是关键，综合智囊系统，管理者作出决策，然后付诸实施，在决策执行的过程中丰富认识，根据实施过程和结果，把信息反馈到信息系统，管理者根据信息的变化调整决策目标，再次综合智囊系统，进一步作出决策调整，形成一个如图1所示的动态循环系统。

3. 2基于决策内涵层次性的框架设计

“突发事件本身的随机变化与动态性质决定了应急决策的资源调度是一个动态多阶段的复杂过程。在卫生应急的实际决策过程中，常常面临着比过去复杂得多的新情况、新问题，许多重大的问题需要及时、准确地做出决策，稍有不慎就会失去转危为安、化解危机的良好契机，使管理陷人被动。在处理公共卫生事件的过程的不同时段和阶段，决策的内涵也是不断变化的。根据决策内涵的变化，决策要求也是不断变化的。因此，卫生应急管理的决策非常注重及时性和即时性，层次性和递进性。

突发事件初期，无法尽快确定一个比较明晰的决策目标，决策者总是尽快控制局势，及时救助，防止事态的恶化，决策强调要“快，’;到了“事件处理层”，随着信息的增加和深人了解，进人事件的实质处理阶段，这时的决策要求就强调“优”，决策内涵也相应发生变化。到了应急事件处理的后期的“改进提升阶段”和“追本溯源阶段”，工作要求就要强调“实”和“真”，工作重心也相应调整。如图2所示，应急管理决策在不同层次的目标是不一样的，决策要求也是不同的，它是一个动态递进的过程。

4完善卫生应急动态理性决策系统的途径

虽然动态理性决策是卫生应急决策的必然选择，然而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紧急性与高度不确定性等特点也影响理性决策;而且无处不在的媒体效应使恐慌疑惑情绪的传播比卫生事件本身传播还要快，决策者有时也难以获得客观全面的信息并难免不受舆论情绪的影响。因此，实现科学合理的对应急事件的理性决策，还必须优化整个决策系统。从各个环节保障决策的科学性和时效性。

图3是卫生应急管理的动态理性决策系统分析图。如图所示，明确决策目标系统，优化决策主体系统，完善决策支持系统，强化决策保障系统是实现动态理性决策的重要环节，其中，优化决策主体系统和决策支持系统是保证理性决策成功的关键。

4. 1强化决策主体专业化倾向

中国的管理学专家这样来给决策下定义:“组织或个人为了实现某种目标而对一定时期内有关活动的方向、内容及方式的选择或调整过程。国外关于决策的权威定义为“管理者识别并解决问题以及利用机会的过程”。从两种定义的比较可以看出，决策的主体是管理者或领导者，同时也是决策成功的关键因素。因此管理者的素质决定着决策的水平，应急决策的非程序化和时间的紧迫性，未来决策的复杂性决定了应急决策的专业化倾向。

决策者的心理倾向、经验气质、人格魅力、知识智慧总会影响到决策过程，作为卫生应急管理的决策者，要掌握各个方面的知识，不仅要通晓卫生知识，还应懂得管理学的理论，学习教育、经济、传播、统计等方面的基础知识，了解历史、人文、地理、环境、自然科学。只有这样，才能视野开阔、观察敏锐、善于明辨是非。否则，对问题的有关知识一无所知或残缺不全，就不可能抓住事物的本质并做出迅速准确的决策。这些都决定了卫生应急管理的专业化倾向的重要性和必要性。

因此，科学及时地处理卫生应急事件有待于专业的卫生应急反应机构的设立和专业人员的培训。在世界的很多国家，都设有专门的卫生应急反应机构和负责人，负责以各种形式集中处理疫情信息，突发卫生事件信息的获取、诊断、病例管理、控制、风险评估、舆论沟通、组织分析、评定、检测以及，同时协调已经发生或者潜在的卫生事件的应对事宜。

4. 2完善决策支持系统

理性决策的前提就是信息准备。现在所有流动的要素中，信息应该是最快的，建立应急决策支持系统，是提高群体性事件应急决策水平的最有效方法。决策者在公共卫生应急事件中能够成功实现理性决策的关键环节就是及时、客观地获取信息。

决策支持系统主要有信息系统和智囊系统。信息系统建设既要强调信息的搜集提供，也应该根据管理科学，设置相应的参数和处理程序，在提供准确有用的信息的同时提供相应的智能决策结果。实现通讯指挥调度、医疗救治资源管理、医疗救治情况分析、健康随访分析、公共防治分析、物质保障分析、防治隔离分析、政府文件管理、疫情动态分析等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指挥决策的信息采集、信息统计、信息分析、信息展现等功能。进而在完善数据处理机制的基础上，形成完整的全国疫情、化学事件、食品安全事件、环境相关卫生事件、群体卫生事件预普及反应系统等。此外，理性决策的时间要掌握合理，理性决策并不是充分考虑后的决策，而是及时科学的决策，因此，智囊团的作用也很重要。卫生专业人员，决策者，安全官员要科学沟通，智囊团可以充分发挥其专业技能的作用，为决策提供意见和建议。

4. 3融合辅助决策方法

动态理性决策过程并不排斥其他决策方式方法，其中直觉决策就是动态理性决策的一个可选补充。虽然直觉思维与逻辑思维迥然不同，直觉思维不是以充分的信息为基础、按规定好的步骤前进为其特征的。但直觉思维也绝不是毫无根据的凭空想象、主观臆断、盲目决策，而相反，直觉是在认识过程中，人们头脑中原有的知识、经验和能力等在无意识或潜意识的状态下，未经逻辑推论而突然跃出所产生的认识上的飞跃，它不仅是基于现实观察的结果，更是人脑在既往经验和感性认识基础上形成的综合判断。“直觉思维总是以熟悉的有关知识领域及其结构为根据;使思维者可能实行跃进、越级和采取捷径，并多少需要以后用比较分析的方法重新检验所作的结论”

在充分肯定严密的逻辑推理是获取最优化决策结果的合理方法的同时，也应该认识到卫生危机中的一些微观决策或者即时决策是纯理性的方法所较难解决的。事实上，在实际的决策过程中，“利用超理性和反理性决策方法的次数，远较用纯理性和有限理性决策为多”。这种理性决策的优化模式—“超理性和反理性”的思想基础就是直觉。直觉在理性决策中的补充应用就是决策者基于知识、经验和能力，在综合分析各种资源的前提下，凭借直觉或灵感来对头脑中即存的理性解决方案做出选择的过程，是理性决策水平得以飞跃的重要条件。

5小结

虽然突发卫生事件中充满不易做出理性决策的各种复杂制约因素，但是公共卫生事件的本质特点，要求决策者更要积极应对，充分发挥有利因素，做好预案工作，做出理性决策，使非常规性、非程序性的突发事件能够得到冷静、科学的处理，避免危机的进一步扩散和蔓延。为此，公共卫生应急决策者需要将理性分析的科学性和程序性与应急动态分析的艺术性和变通性有机地结合起来，才能在实际的决策活动中做出科学合理的决策。

决策分析理论篇8

一、引言

2010年3月，证监会通知规定：“各证券公司在发表宏观经济、行业分析、市场走势等意见，应审慎发表具体证券品种的分析意见，不得传播虚假、片面、误导性消息，不得对证券价格的涨跌或者市场走势做出确定性http://的判断。”2011年1月1日，证监会的《证券研究报告暂行规定》在我国证券市场开始正式实施。这个规定首次针对证券公司、证券投资咨询机构的证券研究报告的行为进行全面规范，并要求证券分析师（security analyst）要谨言慎行，按照证券信息传播的相关规定来发表具体评论意见和撰写研究报告，努力为投资者提供高质量的咨询服务。规定后，国内证券市场掀起了轩然大波，证券公司、证券分析师将面临重大挑战。证券分析报告在资本市场上的作用是什么？证券分析师研究报告是否会影响投资者决策？一时间，上述疑问成为学术界和实务界关注的热点问题。

随着中国证券市场的逐步发展和投资环境的不断完善，证券分析师行业迅速兴起，对资本市场的影响也不断增大。在信息不完全的市场中，证券分析师起到信息中介的作用，他们依靠自身专业知识通过信息收集和分析工作，缓解投资者的信息不对称程度，降低整个市场的信息获取成本，使资本市场更有效率。然而，基于信息有用性的假设，投资者在作出投资选择的过程中或多或少地都会参考证券分析师的投资意见或建议，证券分析师基于宏观经济、行业和公司经营和财务状况所撰写的证券分析师报告更是投资者进行投资的重要参考。因此，笔者认为，证券分析师预测报告无疑会影响投资者作出决策选择，进而影响资本市场的配置效率。本文期望在系统梳理该领域研究文献的基础上，进一步丰富和完善证券分析师研究方面的相关理论，更多地关注投资者在投资过程中的行为决策，构建证券分析师报告对投资者决策影响的机制框架。另外，考虑到我国的证券市场制度背景不同于西方发达国家，本文还从我国具体国情出发，为分析师行业的发展以及证券市场的进一步规范提供政策建议。

二、证券分析师报告研究综述

国外对于证券分析师的研究始于20世纪30年代，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已成为当代金融学研究中最活跃的一个分支。纵观国内外的研究，众多学者从不同的角度进行了有关分析师的理论和实证研究。而国内对这一领域的研究才刚刚起步，有很多方面需要加以完善，归纳起来国内外的研究集中在以下方面：

首先，分析师作为信息的提供者，其最重要的职责是对上市公司的盈余进行预测，因此许多学者从分析师的预测方面展开研究。terence lim（2001）研究了分析师理性与预测偏差之间的关系，建立了一个二次损失效用方程来对公司盈余预测进行建模研究。amhed，forbes（2004）在采用keane，runkle（1998）的基础之上检验了他们在建模策略中的潜在假设，并检测了分析师盈余预测是否具有理性。jeffery，reuven（2003）对大量相互矛盾的分析师盈余预测属性做出了更深层次的解释，认为许多异常和相互冲突的分析师盈余预测研究结果是因为研究者没有考虑到正确的分析师预测误差属性。

其次，对于投资者来说，分析师所提供的预测报告是有一定信息含量的，许多学者围绕证券分析师预测的投资价值和投资策略展开研究。bjerring，lakonisho和vermaelen（1983）研究了加拿大证券分析师的表现，认为由证券分析师推荐的股票回报率在扣除交易成本后仍高于整体市场回报。womack（1996）的研究指出，证券分析师所推荐的股票在其报告后有显著的价格运动，其中推荐卖出的股票比推荐买入的股票的价格运动更为明显。林翔（2001）通过对我国证券分析师的实证研究发现其报告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且认为我国证券分析师拥有一定的私有信息。朱宝宪和王怡凯（2001）对我国证券市场的媒体荐股建议效果进行了实证分析，认为短线投资建议推荐的股票组合收益要高于投资基金的收益。

最后，分析师的预测报告还会影响投资者的决策。givoly，lakonishok （1979）；penman（1980）；waymire（1984）认为，作为能在市场上获得的公开信息，分析师的报告可以用来预测一家企业未来的成长能力，可以减少投资者和管理者信息不对称的问题，研究表明投资者对于分析师预测有显著反映，说明投资者认为分析师预测有利于自身做出决策，会将分析师报告视为比较有价值的重要信息。lin，mcnichols（1998）；michaely，womack（1999）；d-echow，hutton，sloan（2000）指出，分析师报告可能会对投资者有负面作用，因为他们制作报告的潜在动机可能是为了取得佣金或投行业务，因此分析报告会存在偏差，甚至过分乐观。另外，投资者在使用分析师预测报告时会受到诸多因素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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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rishnan and booker（2002）研究了投资者基于分析师荐股报告做出短期决策的影响因素，发现只要荐股报告存在，就可以减少投资者过早卖出可获收益股的几率，在此基础上，可靠的报告可以同时降低过早卖出和过久持有的几率。chen，francis和jiang（2005）的研究表明，如果证券分析师的报告相比以前更准http://确、更频繁时，投资者就会更重视分析师的季度预测，而不是自身已形成的观念。ajinkya，gift（1984）认为，投资者在参考分析师报告的同时会关注分析师相关信息的背后动机。因为出于一些动机，分析师报告会存在一定偏差。kelley，michaela（1980）提出归因理论，即个体在理解某一行为时，一般都会探求该行为发生的原因。并且个人对这一行为做出反应时，之前的理解会发挥重要作用。这一理论可以解释投资者如何根据自身对分析师动机的期望来对分析报告做出反应。weiner（1985）指出，由于负面或预料之外的消息更容易产生归因效应，人们更倾向于对这些消息进行思考。

综上所述，国内外学者不论从理论方面还是实践方面都在分析师领域取得了丰硕的成果，然而现有研究并没有从心理学和行为学的角度来研究分析师预测对投资者决策的影响以及两者的交互作用（interaction），因此，本文正是沿着上述思路展开的。我们期望所得成果能进一步拓展本领域的研究，为我国构建有效的资本市场提出可行性建议。

三、分析师报告影响投资决策的机制分析：一个扩展的框架

总体上本文在研究不同类型的分析师报告对投资者决策的影响，在总结国内外研究现状后，拟从以下四个方面展开研究（如图1所示）。

（一）研究分析师预测的公布形式对投资者决策的影响

针对分析师预测的公布形式首先要区分不同的类型，并从中找出对投资者决策产生重要影响的公布形式。比如，在互联网及其发达的当今社会，很多信息都会以网络链接的形式来或者进行传递。然而，心理研究表明，信息的独特性可以帮助人们准确地回想信息并影响其作出决策（hyde和jenkins，1969；clements和wolfe，1997）。因此，基于上述背景，我们假设在资本市场中分析师预测可以选择是否以超链接（hyperlink）（不同的文件组合在一个界面的超链接）的形式来进行，即分析师的预测报告是否以一个文件界面来向市场传递信息。我们的研究期望探寻这种不同文件的独特性即超链接的产生是否会混淆投资者的决策的选择（wright，1991；mathew，1997）。也就是说，分析师公布预测的形式不同是否会对投资者决策产生影响以及影响的过程是如何产生的。

（二）研究分析师预测的公布时间对投资者决策的影响

一般来说，企业年报公布的时间是重要的时间点，即存在所谓的“盈余公告效应”。盈余公告效应是指股票价格在盈余公告之后受公告内容影响，收入预期误差为正的股票在较长时间内持续走高，为负的股票则是持续走低。或者说，它指的是上市公司财务报表中财务数据的公布能够导致股价产生长期的、持续的、方向一致的漂移，这个现象最初由ball和brown提出，此后的学者（rendleman，etc，1982；foster，etc，1984；bernard，etc，1989）以不同的方式验证了盈余公告效应的存在。因此，盈余公告效应表明了财务数据的公布对股价的影响。对分析师来说，其在年报公布前的分析师预测与年报后相比，影响可能不同。年报的公布时点是一个重要时间点，即同样的分析师预测在年报公布前后对投资者决策的影响是不同的。

（三）研究分析师预测的信息含量对投资者决策的影响

分析师预测的信息含量可以以不同的标准来衡量，如是否包括分析师盈余预测或股票评级、私人信息所占的比重以及分析师的声誉等等。在实践中，投资者也许会认为包括了分析师盈余预测或股票评级的预测信息会更加可靠，从而提高分析师预测的可信度。同时，投资者也有可能对包含有更多私人信息的分析师预测更感兴趣，认为这种预测报告更有价值。另外，那些声誉好的分析师更能够赢得投资者的信任，即存在所谓的“金牌分析师”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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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研究分析师预测公布的情景对投资者决http://策的影响

分析师预测公布时的情景在宏观上是指处于牛市还是熊市，而在微观上是指股票处于上升趋势还是下降趋势。也许相同的股票评级或盈余预测在不同的情景下，投资者会有不同的决策。

四、建议和结论

随着中国证券市场的逐步发展和投资环境的进一步完善，分析师报告对投资者决策的影响将会起到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当然投资者在交易的过程中也会越来越多地关注证券分析师的建议和意见，这就要求理论界对“证券分析师对投资者决策的影响”进行更加深入的研究，为投资者实践提供理论指导。

本文具有理论和实践的双重意义。从理论上来说：1.基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证券市场制度背景，有别于西方发达国家的资本市场环境，使得研究对于我国投资者更具实际意义，必将丰富与完善证券分析师相关理论研究；2.填补国内证券分析师报告对投资者决策影响的理论空白，不同于之前国内的研究将着眼点放在证券分析师一方，而更多的关注投资者在此过程中的行为决策，进一步为我国这一研究领域作出贡献。从实践上来看：1.为投资者提供更加详尽的理论分析报告，有利于其在进行投资决策时更加理性的对待证券分析师报告，从而作出最佳的投资决策；2.平衡证券分析师与投资者的关系，使得证券分析师在制定报告的同时能够从投资者的实际角度出发，设身处地得考虑到该报告对于投资者最后决策所产生的影响，有助于提升证券分析师的工作绩效；3.为进一步完善国内相关监管法律制度及条例提出理论依据，研究将从投资者实际决策的角度出发，使得监管机构能够更加全面地了解投资者对于证券分析师报告的影响过程，从而完善相关的法律法规，为中国证券市场创造更好的投资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