决策分析理论范文

决策分析理论篇1

关键词：SWOT理论：五种力量模型

一、华泰公司简介

华泰公司自身拥有一支高素质的科研开拓队伍，现有的人员中具有高级技术职称人员3人，中级职称15人，初级职称25人，工人40人，均有生产技术、科研与生产的经验，有从事喷射混凝土速凝剂的技术开发和生产的实践经验。

企业从事混凝土早强剂、速凝剂、25号普通硅酸盐水泥制造、销售等业务。从公司的利润指标看，公司的业务规模连年增长，但其净利率水平不高，资产的利用效率较低，业务收入的增长并没有给公司带来利润的同比增长。主要原因是原来的两个产品，是比较成熟产品，进入门槛低，市场竞争激烈，管理费用、销售费用逐年增加，经预测以后几年的利润将逐渐减少。资产的利用率低，导致单位产品负担的成本较高。为改变这种不利局面，要想保持公司活力，提高公司的发展后劲，形成公司的核心竞争力，开发具有知识产权的新产品是必须面对的问题。

二、企业投资新产品决策理论在华泰公司的实施

决策作为一个过程，通常是通过调查研究，在了解客观实际和预测今后发展的基础上，明确提出各种可供选择的方案，以及各种方案的效应，然后从中选定某个最优方案。常用的战略分析的工具包括很多方面，包括著名的PEST分析，五种力量模型、价值链分析、雷达图分析和因果分析等多种工具。在本案例进行决策过程中，主要运用了SWOT分析和五种力量模型分析。

所谓SWOT(态势)分析就是将与研究对象密切相关的内部优势因素、劣势因素、外部机会因素和威胁因素，通过调查一一罗列出来，并依照一定的次序按矩阵形式排列起来，然后运用系统分析的思想，把各种因素相互匹配起来加以综合比较分析，以便在分析所得结论的基础上，提出针对研究对象的威胁

“五力”模型的理论是由麦克尔・波特于20世纪80年代初提出的，波特指出，一个行业中存在5种基本的竞争力量，行业内部的竞争状况取决于5种基本竞争力量的相互作用，即潜在进入者的威胁、替代品厂商的威胁、顾客讨价还价的能力、供应商的讨价还价能力和行业中现有的竞争者之间的抗衡。

根据华泰公司实际情况，运用决策分析理论进行评估(本文将SWOT和“五力”模型两种理论决策工具结合起来，其中优劣势分析，放在五种力量模型之一：新进入者中进行分析；机会和威胁的分析，放在五力之二：目前行业竞争者中进行分析)。

华泰公司在开发新产品、实施战略整合的决策过程中，相对于竞争对手和外部环境同样存在着优势、劣势、机会和威胁。面临着如何利用自己优势进行正确的市场定位问题。下面结合决策理论，介绍华泰公司逐步放弃原有的项目(乙方案)，实施战略转型进入具有自己知识产权的“喷射混凝土速凝剂”新产品的项目，所采取的策略(甲方案)。

(一)五力之一：新进入者

本公司是“喷射混凝土速凝剂”新产品的项目的新进入者。

1、华泰公司的技术优势分析。该公司技术人员针对现有的速凝剂存在的问题，研究并已成功开发出适合喷射混凝土速凝剂，试制的“喷射混凝土速凝剂”产品经“徐州市建设工程检验中心”检验，各项质量性能指标均符合并高于国家建材行业标准JCA77－2005喷射混凝土速凝剂的要求，广泛应用于矿山井下巷道、铁路公路隧道等工程。该产品经过徐州矿务集团、上海地铁工程等实际现场实验试用，用户反映良好。目前“喷射混凝土速凝剂”技术申报发明专利已获授权，专利号：ZL03132155.0，填补了国内空白，国内领先。

2、华泰公司开发新产品劣势。公司的生产规模较小，无法很快形成规模经济，从而明显减少成本提高效益的目的，公司的技术人员学历层次偏低，从事技术开发的人员太少，固定资产前期投入太多，筹资能力较弱，公司缺少优秀的销售人员，缺乏具备一定专业、较高理论层次营销人员等。经分析，企业的劣势，经过努力是可以克服的，华泰公司优势明显大于劣势，正力大于负力。

(二)五力之二：目前行业竞争者

目前，国内生产喷射混凝土速凝剂的厂家已有30－40家左右，生产规模大多数在2000－3000吨，少数厂家的产量达5000吨左右。2004年国内年产总量约8万吨，生产厂家大约有30家，主要分布在华北、华东、中南和东北地区。

1、华泰公司的发展新产品机会分析。国内的行业竞争厂家虽然多，只对该企业的老产品有很强的竞争性，现有生产厂家生产的速凝剂采用的配方以铝氧熟料和明矾石为主要原料，工艺中明矾石需要进行破碎煅烧加工后使用，原料成本和生产成本都较高。公司开发的新产品克服了上述老产品的缺陷，符合国家的产业政策，且该产品优异的新性能和性价比满足了市场的需求，发展潜力巨大。当前该新产品在国内企业尚未形成一定规模，相对的巨大的市场需求量，再加上产品优异的新性能和性价比，对华泰公司来说开发出来新产品市场无疑是一个非常好的时机。

2、华泰公司发展新产品的威胁分析。目前市场竞争局面对该企业有利，并不是没有风险，国内市场巨大，但由于该厂目前生产规模较小，无法迅速进行规模生产，满足全国市场的需求，筹措资金能力不强。其中有的竞争者在资金的筹措、营销策略等方面都比较有优势。企业目前投入的研发资金严重不足，有可能影响产品的后续开发，及完善生产技术工艺，以及知识产权的保密等问题，这些都是企业应该注意和防范的威胁。经分析后，该公司必须抓住机会，努力将不利因素降到最小，使产品的技术水平不断提高，并逐步形成系列化，扩大产品的应用范围，以优良的产品和高效的服务扩大市场的占有份额，提高产品的市场竞争能力，树立品牌，防范市场风险，才能在行业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结论：正力大于负力。

(三)五力之三：供应商

原来老产品速凝剂的主要原料明矾石，供应商主要在山东苣南县等地，产地以外的地区速凝剂生产厂家所用明矾石要加上较高运输费用，增加了原料的成本，并且供应地单一，讨价还价的余地很小。

“喷射混凝土速凝剂”新配方主要原料为发电厂沸腾炉渣，徐州市全国著名的能源基地，有几十家热电厂，所产生的沸腾炉渣均作为废料处理，占用大量的耕地，污染环境。新产品正好解决了废弃炉渣的环保问题，同时解决了老产品的速凝剂上原来存在的问题。供应商很稳定，成本极低。

结论：此力是有益的正力。

(四)五力之四：替代产品

新的“喷射混凝土速凝剂”产品本身就是原产品的替代品，填补了国内空白，国内技术领先，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只要企业不断进行研发投入，技术水平不断提高，并逐步形成系列化，扩大产品的应用范围，即使今后出现新的替代品也来源于华泰公司。结论：此力完全是有益的正力。

(五)五力之五：购买者

对徐州周边地区各煤矿每年速凝剂需用量的不完全统计：兖州1200吨、枣庄3240吨、皖北1800吨、淮北5400吨、大屯1440吨、徐矿3240吨、天能：1200吨、鲁能1200吨、永煤2040吨、中煤五公司960吨等。合计32880吨。

喷射混凝土速凝剂在公路隧道施工、土建工程、地铁等工程、水利电力涵洞等方面消耗用量较大。且每年都必须保持大的补充量。由此看来，喷射混凝土速凝剂还有巨大的潜在市场有待开发。

结论：购买者集中，而且有很好的市场，正力大于负力。

三、选择投资新产品，采取甲方案

决策分析理论篇2

关键词：外交决策；利益相关者；利益相关者理论

中图分类号：D8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257-5833（2016）01-0023-11

DOI：10.13644/31-1112.2016.01.003

在经济学的企业管理与决策分析领域，有一种著名分析框架：利益相关者理论。该理论有一个基本观点，即企业的健康生存和长远发展，离不开企业决策者对企业所有利益相关者（The Stakeholder）（而不仅仅是股东与职工）的利益进行全面考量和综合权衡。利益相关者理论起源于西方经济学家对企业有效决策和社会责任的争论，最早由美国斯坦福研究所提出一个“利益相关者”概念，并逐渐发展成一个独立的理论分支，后经弗里曼、多纳德逊、米切尔、克拉克森等众多学者持续努力，于20世纪90年代形成了比较完整的利益相关者分析框架（The Stakeholder Approach），从而引起广泛关注，并对美国外交决策产生一定影响。鉴于该理论在很大程度上专注于一般性解决企业的有效决策和管理问题，其逻辑内核与外交决策有共通之处，本文尝试将其转化为一个外交决策分析框架，以在某种程度上缓解目前外交决策分析的理论框架不足问题。

一、外交决策分析需要利益相关者研究

肯尼兹・沃尔兹提出了国际政治的结构现实主义理论，对国际关系理论与外交政策理论进行了区分。沃尔兹认为，国际政治理论注定是体系层面的理论，这种理论可以对国家行为进行趋势性解释，但无法判定特定国家在特定时间和特定地点的具体行为。要解释国家的具体行为，需要在体系理论的解释框架内，建立起有效的外交决策理论。只有将体系理论框架与外交决策理论相结合，才能准确解释国家的具体行为。这一观点催生了两类研究取向：一是基本接受沃尔兹的体系理论，在此之外，再建构一个独立的外交政策理论，两个理论相结合，共同解释或确定国家的具体行为；二是基本抛弃沃尔兹的体系理论，将其提出的“体系变量”糅合到一个综合了体系因素、国家因素甚至个人因素的复杂解释模式中。

从表面上看，两种研究取向似乎难分伯仲，后者甚至在解释国家具体行为方面更加“擅长”一点。但是，从理论的本意和理论建构的要求看，前一种研究取向更值得重视。理论研究的基本宗旨是找出关键变量，建立以关键变量为核心的变量关系假设。由于界定关键变量和建立准确变量关系非常困难，理论研究一般要求建立一个（而不是多个）核心假设，然后以该假设为前提，推导出系列推论，建立起一个理论体系。所以，理论研究不苛求单个理论能解释由很多变量共同作用导致的“综合结果”，只要求一个理论能准确揭示一对变量关系。在关键变量尚未合理确定和准确界定之前，在准确变量关系尚未明确建立的情况下，将多个“变量”糅合在一个分析框架内，只能增加分析难度，没有多少实际意义。所谓“新古典现实主义”的研究方式，问题正在于此。

那么，一个标准的外交理论应是什么样子的呢？把握三点非常重要。一是外交理论必然是理论，既然是理论，就不能过于详尽地进行政策描述和过程追踪，而必须寻求外交决策领域的一般性解释，建立起通则式分析框架，这是理论的应有之义。二是外交理论研究必须基于政策分析确立关键变量，建立起以关键变量为核心的准确因果关系假设，否则，提出的理论必然缺乏足够的解释力。三是外交理论的核心假设最好是一对而不是多对变量关系，否则，变量关系的数量越多，就越难以进行深入透彻的分析。根据这三条标准，新古典现实主义的一些分析模型，如斯蒂芬・洛贝尔（Steven Lobell）分析霸权衰落的政治经济学模式、杰弗里・托利弗（Jeffery Taliaferro）的风险平衡理论等，虽然都提出了通则式分析框架，但在关键变量的界定与确认以及变量关系的建立上都存在一些问题。

那么，对外交决策理论建构而言，什么样的变量才是关键变量呢？外交决策领域的关键变量，应是驱动国家外交决策和引领国家外交行为的核心要素，而这个要素应首推国家利益。古今中外很多著名学者都认识到，人们的行为主要是由利益驱动的，所谓“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说的就是这个道理。而“国家也是人”，其行为也由利益驱动。在外交决策领域，国家决策者几乎每天都要面对两个重大问题：一是如何准确界定某个国际事件所隐含的国家利益；二是如何有效处理和应对这一国际事件以更好地实现国家利益，这种考虑几乎贯穿外交决策选择的始终。这说明，国家利益是驱动国家行为的关键因素。鉴于此，外交理论建构需要围绕国家利益这一关键变量展开。

但是，国家利益不是一个独立存在的变量，它必须依附在特定的人身上，我们只有分析承载特定国家利益的人，才能更好地解释国家行为，所以，外交决策分析需要研究承载特定利益的人――利益相关者（Stakeholders），研究利益相关者围绕特定国家利益展开的行为以及他们的行动策略。这意味着，外交决策理论建构有必要围绕国家利益和利益相关者展开。

围绕利益相关者建构外交决策理论，有必要借鉴企业决策管理的利益相关者理论。但是，企业决策管理的利益相关者理论有很多细分研究路径，至少包括规范性利益相关者理论、解释性利益相关者理论和工具性利益相关者理论等不同分析取向，那么，我们应该借鉴哪一个分析路径来构建外交决策的利益相关者理论呢？本文的答案是工具性利益相关者理论。因为以爱德华・弗里曼（Edward Freeman）的经典“利益相关者”定义为基础的工具性利益相关者理论，比较契合本文提出的国家利益分析偏好和外交决策的实用主义本质。

工具性利益相关者理论围绕利益相关者这一核心概念，以更好地维护和实现公司利益为出发点，通过分析甄别利益相关者并判定其重要性、利益需求和合理满足方式，深入阐发了公司涉外决策的定位、依据和策略等问题，可以比较方便地转化为外交决策分析的利益相关者分析框架。

工具性利益相关者理论研究的主要问题是公司决策者如何更好地为公司做决策。该理论假定，公司是一个具有特定利益目标（包括确保公司健康运转和合法盈利等）的组织，在以国家经济法规为基础的经济市场中依法自主经营、自负盈亏，公司决策者作为公司的主要成员和重要利益相关者，代表公司进行决策，确保实现公司利益。与此类似，国家外交决策分析也重视国家决策者如何更好地为国家做决策以更好地实现国家利益的问题，由此我们可以合理假定，主权国家类似于经济市场中的公司，是一个具有特定利益目标（包括确保国家健康运转、经济发展和国家安全等）的组织，在以国际法、国际机制和权力分配为基础的国际体系中自主进行外交决策、自担后果与风险，国家决策者作为国家的重要利益相关者，代表国家进行决策，以确保国家利益得以实现。经过这样的类比，我们就可以借用工具性利益相关者理论对国家的外交决策进行分析。分析的基本思路是，国家决策者如何以更好地维护和实现国家利益为出发点，通过分析甄别利益相关者并判定其重要性、利益需求和合理满足方式，来确定外交决策的定位、依据和策略等。

为叙述方便，本文直接将工具性利益相关者理论简称为利益相关者理论（The Stakeholder Theory）。

二、利益相关者理论的基本分析框架

利益相关者理论假定，具有独立决策权的个人，是理性利己的逐利者。他们有自己的合法权利和财产，并可以通过权力（影响力）主张来实现自己的合理利益。国家决策者作为具有独立决策权的个人，既有代表自己的个人利益，也有代表国家的角色利益（国家利益）。国家决策者可以在平衡个人利益和国家利益的基础上，通过利益平衡和利害关系权衡，有效实现和维护他所代表的国家利益。在此基础上，该理论假设，国家决策者只有合理解决利益相关者的利益关切，才能制定有效实现国家利益的相应行为策略。而所谓合理解决，是指决策者根据利益相关者的不同重要性级别（利害关系权衡），有针对性地制定不同的应对方案，以满足不同利益相关者的合理利益需求，从而推动其为实现组织利益积极贡献、避免消极作用。

（一）利益相关者的界定

根据弗里曼的经典定义，利益相关者（Stakeholders）是指可以影响某一组织目标或被该组织目标影响的任何组织或个人。这一定义是站在经理人和决策者的角度做出的，体现出理论创立者的功利主义考虑：如果个人或群体能够影响到某一组织或被某一组织影响，决策者就应该关注他们、制定一种特定的策略来应对他们，以更好地实现组织利益。

在这个定义中，弗里曼将利益相关者默认为与某一组织的利益相关。但从本质上讲，这个定义的核心是利益，而不是组织，组织只是以某一利益为核心聚拢起来的一群人，任何以某一利益为核心聚拢起来的一群人（不管聚拢方式如何），都有利益相关者。所以，我们可以抛开弗里曼的组织外衣，更加一般地界定利益相关者，即利益相关者是指可以影响某一利益目标或被某一利益目标影响的任何组织或个人。经过这样的一般化处理后，我们可以很容易地将利益相关者概念应用到外交决策分析中去：外交决策领域的利益相关者，是指可以影响某一国家利益目标或被某一国家利益目标影响的任何国家、国际组织或个人。而界定并追求这一利益目标的国家，我们称之为“利益主导国”。

需要指出的是，利益主导国与国家决策者是不等价的，正如公司经理人与公司是不等价的一样。国家决策者作为利益主导国的重要利益相关者，也有自己的利益，而且他的有些利益与国家利益是不重合的，甚至是相冲突的。明白这一点，对于我们深入理解利益主导国的外交政策具有重要意义。这也是利益相关者理论所强调的重要方面之一。

那么，我们应如何甄别和确定利益主导国的利益相关者呢？

首先，我们可以根据某些国家、国际组织或个人是否与利益主导国某一利益目标的维持或实现具有有效的机制联系或规范约束，确定其是否为契约型利益相关者（Contractual Stakeholders）。这类利益相关者要么处于利益主导国的相关决策机制内，要么与利益主导国存在明确的协议合作关系，如沙特阿拉伯国际油价目标的沙特决策者、沙特外交部、OPEC成员国、合同消费国（根据双边供货合同和约定价格进口沙特石油的国家）等。其次，我们可以根据某些国家、国际组织或个人是否与利益主导国某一利益目标的维持或实现具有非机制联系，确定其是否为公众型利益相关者（Community Stakeholders）。这类利益相关者通常与利益主导国具有间接而非直接的利益关系，如沙特阿拉伯国际油价目标的国际压力集团、国际媒体、普通石油消费国（根据国际市场价格从国际石油市场购买沙特石油的国家）等。

再次，我们可以根据某些国家、国际组织或个人是否主动介入利益主导国的利益维持或实现活动，确定其是否为自愿型利益相关者（Voluntary Stakehdders），这类利益相关者通常在利益主导国的利益主张或实现活动中主动投入人力物力，如美国亚洲再平衡战略目标中的美国、日本、菲律宾、美国总统、日本首相等。

最后，我们可以根据某些国家、国际组织或个人是否被动卷入利益主导国的利益主张或实现活动，确定其是否为非自愿型利益相关者（Involuntary Stakeholders）。这些利益相关者往往不得不对利益主导国的活动做出反应，如美国亚洲再平衡战略目标中的中国和朝鲜等。

（二）利益相关者的重要性衡量

确定了利益相关者，我们还需要确定利益相关者的重要性级别，以便利益主导国可以参照其制定针对利益相关者的行为策略、确保其利益实现。为此，我们借鉴美国学者米切尔和伍德（Mitchell&Wood）的研究成果，选取三个指标对利益相关者进行评分，并根据分值高低确定利益相关者的重要性等级。这三个指标分别是：合理性（Legitimacy）、影响力（Power）和紧急性（Urgency）。

合理性指标是指某一利益相关者是否对利益主导国的某一国际利益具有法律的、道义的或其它特定方式的合理索取权，例如，中国作为利益主导国推动“一带一路”建设，离不开“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参与和支持，这些沿线国家因此具有要求分享中国建设利益的合理理由，所以符合合理性标准。影响力是指某一利益相关者是否拥有影响利益主导国某一国际利益的地位、能力、资源和相应手段，例如，在中国“一带一路”建设中，沙特作为利益相关者，具有中国需要的大量能源资源，对中国具有吸引力；该国可以以这些资源为筹码与中国讨价还价，对中国产生影响力。紧急性是指某一利益相关者的诉求能否立即影响利益主导国的利益从而迅速引起该国决策者的重视，例如，在中国建设“一带一路”的过程中，如果沙特因某事决定立即关闭其沿线通道，或能够立即召开双边高层会谈讨论此事，就会立即引起中国重视，沙特会因此具有较高的紧急性；反之，如果沙特因某事只能进行不痛不痒的交涉，则可能无法立即引起中国重视，其紧急性程度也会较低。需要指出的是，一个有意义的利益相关者，至少需要符合以上一项指标，即要么对利益主导国的某一利益拥有合理索取权，要么能够对利益主导国的决策者施加压力，要么能够迅速引起利益主导国决策者的重视，否则就是无效的利益相关者，不值得重视。

在以国家主权和领土边界共识为核心的当代国际社会中，绝大多数国家日益融入国际机制和国际规范网络，在这种情况下，合理性因其界定国家利益分享者身份和确定国家索取利益的权利，成为国家主张与确认利益的基本依据，所以，在上述三个指标中，合理性最基本也最重要，其权重也应属最大之一。其次，在国际社会中，影响力（权力和吸引力）对一国合理利益的实现具有决定性作用，所以，该指标也至关重要，也值得利益主导国高度重视，权重也是最重要之一，可与合理性相当。紧急性指标也比较重要，但与合理性和影响力相比，其权重稍低。在有些情况下，利益相关者如果没有足够的合理性和影响力，单凭紧急性很难得到利益主导国的足够重视，例如，一个集中精力发展经济的国家可能会对绿色环保组织的抗议活动充耳不闻。根据以上分析，我们可以给出上述三大指标的相对赋值。如果我们将衡量利益相关者重要性程度的总分值设定为100，那么，以上三种指标中每个指标的总分可以分别设定为：合理性40、影响力40、紧急性20。当然，具体到不同的利益相关者，其每一单项指标的具体分值也不尽相同，有的高一些，有的低一些，但最高不能超过该项指标的设定值，如合理性指标的单项取值最高只能是40，影响力最高只能是40，紧急性最高是20。三个指标的最低取值则有可能是0，表示某一利益相关者在某一指标衡量的方面没有任何重要性。将每个利益相关者各项指标的实际分值相加，就可以得到衡量其重要性程度的相对数值。

根据不同利益相关者对上述三个指标的拥有和符合程度，我们可以将他们分为三类。

第一类：决定型利益相关者（Definitive Stakeholders）。该类利益相关者同时符合事关利益主导国某一利益的合理性、影响力和紧急性三项指标，其满分分值为40+40+20=100，重要性程度最高。

第二类：预期型利益相关者（Expectant Stakeholders）。该类利益相关者仅符合利益主导国某一利益的两项指标。这种利益相关者还可以细分为三小类，分别是主要预期型利益相关者、依靠预期型利益相关者和危险预期型利益相关者。主要预期型利益相关者是指同时符合利益主导国某一利益的合理性和影响力指标的国家、国际组织和个人，其满分分值为40+40=80。依靠预期型利益相关者是指同时符合利益主导国某一国际利益的合理性和紧急性指标的国家、国际组织和个人，其满分分值为40+20=60。危险预期型利益相关者是指符合利益主导国某一国际利益的影响力和紧急性指标，但不符合合理性指标的国家、国际组织和个人，其满分分值为40+20=60。可见，主要预期型利益相关者比依靠预期型利益相关者和危险预期型利益相关者重要，依靠预期型利益相关者则与危险预期型利益相关者的重要性差不多。从总体上看，预期型利益相关者（第二类）的重要性程度，要低于决定型利益相关者（第一类）。

第三类：潜在型利益相关者（Latent Stakeholders）。该类利益相关者仅符合事关利益主导国某一利益的一项指标，具体也可分为三小类：可相机对待的潜在型利益相关者、休眠的潜在型利益相关者、苛求的潜在型利益相关者。可相机对待的潜在型利益相关者是指仅符合利益主导国某一国际利益的合理性指标但不符合影响力和紧急性指标的国家、国际组织和个人，其满分分值为40。休眠的潜在型利益相关者是指仅符合利益主导国某一国际利益的影响力指标但不符合合理性和紧急性的指标且暂时处于休眠状态的国家、国际组织和个人，其满分分值为40。苛求的潜在型利益相关者是指仅符合利益主导国某一国际利益的紧急性指标但不符合合理性和影响力指标的国家、国际组织和个人，其满分分值为20。在潜在型利益相关者（第三类）中，可相机对待的潜在型利益相关者与休眠的潜在型利益相关者重要性相当，但比苛求的潜在型利益相关者重要。从总体上看，潜在型利益相关者（第三类）的重要性程度，要小于预期型利益相关者（第二类），更小于决定型利益相关者（第一类）。

要真正确定利益相关者的重要性级别，还需要对利益相关者的上述指标进行细化。借鉴美国学者格兰特・萨维奇（Grant Savage）等人的相关研究成果，我们设想出合理性、影响力和紧急性三大指标所对应的若干可识别的经验内容，并以此对利益相关者的重要性等级指标处理如下（见表1）。

根据表1，结合前面总结的三大类利益相关者，即第一类的决定型利益相关者、第二类的预期型利益相关者和第三类的潜在型利益相关者，我们就可以大体确定具体利益相关者的重要性积分和等级顺序。

（三）针对利益相关者的对策制定

制定针对利益相关者的有效行为策略，需要明确三大问题：一是利益主导国的利益目标是什么；二是利益相关者有哪些、其重要性级别如何；三是利益相关者的主要关切及其对利益主导国的态度如何（支持、中立还是反对）。

首先是利益主导国的利益和目标。现代国家在国际社会中的基本利益，主要包括涉及国家生存与发展的国家主权、国家安全、国家发展三大方面。国家主权利益主要指利益主导国在其合法领土上的自决权。国家安全利益主要指利益主导国的合法领土及其边界不受外来军事侵害和威胁、国家政权不受外来颠覆和控制、国民生命财产和国家资产不受外来侵犯和剥夺等。国家发展利益是指利益主导国按照本国道路和模式无害地建设自己国家、促进国家经济和综合实力增长的权利。在这三大方面利益之下，现代国家会有复杂多样的各种具体利益，需要在实证分析中具体分析、细化和确认，此处不再赘述。关于利益目标，利益主导国的每个利益都会有一个具体目标，例如，在国家发展利益之下，中国需要从国外进口石油，从哪里买、从何处运、进口多少，都需要制定具体目标。除此之外，还有一个重要方面，即利益目标的属性问题。利益相关者理论在承认利益主导国的某一国际利益具有利益相关者并对其进行界定和划分的同时，就预设了其内在的“多赢”属性（决策者只有合理满足了所有利益相关者的利益，才可能更好地实现自我利益和本国利益）。在以国家主权和领土边界共识为核心的有序国际社会中，行为体追求“多赢”利益目标，符合其长远最佳利益，追求单赢或独占将得不偿失。所以，“多赢”是利益相关者理论在制定行为策略时的一个基本出发点。利益相关者决策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在确保利益主导国最佳合理利益的基础上，通过对利益相关者进行确认和分类，对其进行定性，根据酌情合理满足其利益需求且有利于利益主导国利益实现的原则，制定“多赢”的应对策略。

其次是确定利益相关者的人选及其重要性级别。我们可以根据前面提出的利益相关者定义甄别谁是利益相关者，然后根据操作化后的三大指标计算出利益相关者的综合得分，并根据综合得分确定其重要性排名，排名越靠前越值得重视。总分值低于10分的利益相关者，基本上可列为无足轻重者。总的来说，决定型利益相关者（第一类）重要性排名较高，利益主导国必须始终高度重视其愿望和诉求，并设法在条件许可范围内安抚或满足他们，否则会直接危及利益主导国自我利益的维持或实现。在预期型利益相关者（第二类）中，主要预期型利益相关者虽然缺乏足够的紧急性，但他们希望受到决策者的重视，也有能力和手段主张自己的利益、参与相关国际谈判，所以，决策者也应给予其足够重视。依靠预期型利益相关者缺乏足够的权力支撑其利益诉求，但可以获得其他更有权力的利益相关者支持或寄希望于该国决策者同情等办法实现其相关利益，如结盟、发起或参与多边活动、呼吁良知等，决策者也不应忽视他们，而应密切关注其发展动向并及时应对。危险预期型利益相关者没有合理的利益诉求，但他们会通过暴力手段满足自己的不合理要求，危害性较大，决策者应高度重视并设法将他们摆平。在潜在型利益相关者（第三类）中，可相机对待的潜在型利益相关者拥有合理的利益诉求，利益主导国可酌情决定是否或在多大程度上需要发挥他们的作用、满足他们的要求。休眠的潜在型利益相关者没有合理诉求，但有对利益主导国的利益维持或实现进行强行干扰的潜能，所以决策者应未雨绸缪，制定针对他们的应对预案。苛求的潜在型利益相关者既无合理诉求又无足够影响力，但能直接引起利益主导国的注意，他们令人厌烦但不太危险，除非他们能够随着时间推移，展现出一定的合法性或获得某种影响力，决策者可不必对其给予太多关注。

第三是要明确和重视利益相关者的利益关切及其对利益主导国的态度。

关于利益相关者的利益关切，马克斯・克拉松（Max Clarkson）提出了利益主导国需要遵循的几个甄别和对待原则（所谓的“克拉松原则”）。这些原则包括：第一，利益主导国应积极监控所有利益相关者对其的关注，并在决策及落实中适当考虑他们的利益；第二，利益主导国应该多听取利益相关者的想法，了解他们的贡献，与他们进行开诚的沟通；第三，利益主导国所采用的行为策略应建立在对每一个利益相关者及其支持者的关切和权力的深刻理解之上；第四，利益主导国应认可利益相关者可自主开展活动并获得相应报酬的规则，对他们在相关利益活动中所担负的责任和利益的分配问题上应该努力做到公平公正，重视它们各自可能遭遇的风险和可能遭受的损失；第五，利益主导国应与利益相关者协同合作，采取得力措施使所开展的活动给他们造成的风险和损害最小化，当损失不可避免时，应该给予他们适当补偿；第六，利益主导国应与利益相关者一起避免介入或开展可能侵犯其他利益相关者合法权利的或不为其他利益相关者接受的活动；第七，利益主导国应承认决策者自身也是利益相关者，他们自己要完成的任务与他们对其他利益相关者的利益所应负有的法律和道义责任之间，可能存在冲突，决策者应该通过开诚沟通、及时通报、激励措施以及必要时第三方介入解决的方法，处理所发生的此类冲突。

利益相关者对利益主导国的态度可能存在以下情况：支持、中立、反对，利益主导国的应对策略也会不一样。对利益相关者态度的判断，可以遵循“听其言、观其行，且行大于言”的原则，根据其公开表态和实际行动两个方面，判断其是否支持或反对利益主导国（见表2）。

根据表2所列出的利益相关者态度情况，参考萨维奇等人的研究结果，我们把利益相关者分为四种态度类型：支持型、非支持型、混合型、无足轻重型。支持型是指持支持态度且重要性积分大于10的利益相关者；非支持型是指持反对态度且重要性积分大于10的利益相关者；混合型是指在某一利益维持或实现过程中，支持其某一方面而反对另一方面（部分支持或反对），且重要性积分大于10的利益相关者；无足轻重型是指持中立态度或弱支持/反对态度或重要性积分小于等于10的利益相关者。

综合考虑利益相关者的重要程度、利益关切和所持态度，利益主导国可以确定对利益相关者的应对策略。

一般而言，利益主导国对支持型利益相关者的策略应是战略配合。支持型利益相关者一般与利益主导国具有较多的利益共同点或较大的利益置换项，乐见利益主导国实现利益目标，是利益主导国可以信赖和依靠的力量，所以，利益主导国的基本策略应是迎合其利益关切，团结和调动他们，共同推进相关利益维持或实现。当然，利益主导国也需要根据三大指标对支持型利益相关者进行专门的重要性排序，排名越靠前越值得重视。

利益主导国对非支持型利益相关者的策略应是战略防范。非支持型利益相关者一般与利益主导国缺少利益契合点，且利益冲突明显，存在从事抵制活动的动机。所以，利益主导国应重点防范其可能的破坏活动，并通过适当的利益补偿和利益交换并酌情进行行为压制，促使其向放弃反对甚至给予支持的方向转化，将其可能造成的损失降到最低。同样，利益主导国也需要根据三大指标对非支持型利益相关者进行专门的重要性排序，排名越靠前越值得重视。

利益主导国对混合型利益相关者的策略应是战略磋商。混合型利益相关者在某些方面与利益主导国存在利益共同点或利益置换项，但在另外一些方面存在利益冲突或不同意见。对此，利益主导国应积极协调，充分沟通，并在此基础上，酌情通过利益满足、利益补偿、行为压制等手段，稳定和巩固其支持方面，缩小和改变其反对方面。利益主导国也需要根据三大指标对混合型利益相关者进行专门的重要性排序，排名越靠前越值得重视。

利益主导国对无足轻重型利益相关者的策略应是战略监控。监控的重点是防止其发生对利益主导国不利的变化。有的无足轻重型利益相关者可能被反对型利益相关者利用，有的则可能通过主动发起联盟活动提高自己的影响力，还有的可能随着时间的推移获取了足以产生质变的合理性、影响力或紧急性，等等，对此，利益主导国应密切关注其动向，并及时对变化结果做出评估。但是，在无足轻重型利益相关者能够产生重要影响之前，利益主导国只需给予其最低限度的满足即可。必要时，利益主导国也可以根据三大指标对无足轻重型利益相关者进行专门的重要性排序，对排名靠前的要更重视一些。

三、利益相关者理论评价

从1984年弗里曼正式提出利益相关者的经典定义及其分析框架以来，至今已逾30年。在这30年间，经过几代学者的持续努力，利益相关者分析框架不断发展完善，至今已形成了较为成熟的利益相关者理论，为我们引入进外交决策分析提供了现实可能性。利益相关者理论的最大特色，就是能够紧扣绝大多数社会事实的核心要素“利益”以及利益的核心载体“利益相关者”展开分析，通过对不同利益相关者的甄别、定位和定性，确定合理的行动策略。这样不仅可以提高决策分析的针对性和有效性、避免“隔靴搔痒”，还可以指导决策者制定出更有针对性的行为策略，更好地维护决策者所代表的国家或组织的利益。

在外交决策分析领域，利益相关者理论的应用空间很大。外交决策面对的问题至少可以分为两类，第一类是利益主导国在根据本国需要主动发起某种利益界定和实现活动时，决策者如何合理决策以推进其利益顺利实现。例如，美国如何推行亚洲再平衡战略、中国如何有效维护对黄岩岛的领土主权，等等。第二类是一国在面对某利益主导国驱动的某个国际事变时如何准确界定并有效主张和实现自己的利益。例如，在美伊核谈判中中国的利益何在、如何进行有效维护和实现；在西方国家军事干涉利比亚内战时中国的利益何在、应如何应对，等等。在这两大类问题中，利益相关者理论都可以派上用场。在第一类问题中，国家的身份是利益主导国，其主要任务是确定如何甄别、衡量和定位利益相关者，并根据其重要性级别和立场制定恰当的策略推进其利益实现。在第二类问题中，国家以利益相关者的身份出现，国家决策者面临的主要任务是如何准确甄别和界定本国利益，以及如何在参与应对国际事变的过程中与利益主导国斗智斗勇，合理、有力、快速地主张和实现自己的利益。在这里，国家决策者需要根据利益相关者理论提供的方法，大体估算自己的重要性程度，并尽可能提高自己的重要性程度（合理性、影响力和紧急性），提升自己实现利益的能力。

决策分析理论篇3

关键词 投资决策 投资期权

将期权理论引入资本投资决策的理论 研究 越来越引起国内有关学者的关注。但从 目前 研究的情况看，国内学者大多否认以npv法为核心的传统投资决策方法，而从其他途径寻求解决 问题 的方法。相反，近年来国外学者却并不完全否认传统的投资决策方法，而是将其与期权理论结合，对其进行改进，从而更好地解决资本投资决策问题。这种改进方法的关键是确定基于期权理论的资本投资决策准则。本文将利用资本投资决策的期权特性来对投资决策重新进行评估，从而为投资决策提供依据。

1 现阶段投资决策的特征 分析

1.1 投资的不可逆性

所谓投资不可逆性是指当环境发生变化时，投资所形成的资产不可能在不遭受任何损失的情况下变现。资产专有性是造成投资不可逆的重要原因之一。因为资本所形成的资产都存在一定程度的专有性，而专有性资产在二级市场上的流动性较差。换言之，这些具有某个 企业 或行业特性的资产很难为其他企业或行业使用，投资后很难收回而变为沉没成本。现阶段投资的不可逆性更加突出，每个企业都想开发出具有市场独占性的产品，以获得超额利润。这种产品往往是以前是市场从未出现的，对其的投资也是前所未有的。所以新产品的开发一旦失败，其投资不可收回也就不言而喻了。例如：银根紧缩可能使国内外投资者无法出售资产以收回他们的资金。

1.2 投资的可推迟性

所谓投资的可推迟性是指投资项目在一段不很长的时间内可以被推迟的可能性。也就是说投资机会是可以选择的。多数投资选择并不是那种“now or never”的机遇，即“要么现在投资，要么永远不投资”。这是说投资者在投资时机上有一定的回旋余地。投资者可以推迟行动以获得有关未来的更多信息。在大多数情况下，只要某项投资存在可推迟性，则在面临外生风险的情况下，企业就可能通过推迟现在的投资以期获得更多的收益。

1.3 资本的未来回报是不确定的

理论上，确定性是指投资者知道其投资在将来的所得回报或收益的概率为1的情况。因此，在严格确定的概率意义上，不确定性是至少有两个不同的可能发生的价值状态的联合。一般地，不确定性有两个方面：“好”的一面和“不好”的一面，就不确定性变量的性质角度而言，可把不确定性分为 经济 上的和技术上的不确定性。经济上的不确定性与经济的总体运行(产业价格、运行成本)相互关联。技术上的不确定性与经济行业的总体运行不存在相互关联性。这种不确定性是由决策过程内生的。不确定性主要产生于信息的不完全性。因此，在作投资决策时，对投资回报的任何估计总是不精确的。投资的这种不确定性与期权有着密切的相关性。一般来讲，投资的不确定性越大，期权的价值就越大。

2 投资决策的期权特性

期权是一种选择权，期权最核心的特点是，期权持有人有选择买或卖的权利，而并非义务。换言之：期权最后是否被执行，完全取决于持有人，如果最后不执行，其最大损失仅以付出的权利金为限。公司得到一个投资机会如同拥有一种购入期权，它拥有可选择在未来某个时间购入一项资产的权利(但不是义务)，以求从项目中获得利润流的权利。因而，投资决策权类似于 金融 市场中的期权。其中，企业为获取某一投资机会，需先期进行可行性研究、技术和人力资本积累、资本投入等，这相当于支付的期权费。企业在已获得这一投资机会后，就拥有了选择投资或放弃投资的权利，即相当于拥有了买方期权。企业可以在有利的条件下进行投资，即相当于行使期权，此时投资机会具有的价值就丧失，转化为投资的成本，而最终获取的投资收益则可能很大。企业也可以在不利的条件下不进行投资，即相当于放弃期权，损失的也只是已支付的期权费。

3 基于期权理论的投资决策与传统投资决策理念的比较分析

传统投资决策方法是指以净现值(npv)法为核心、根据npv大小判断一项投资计划是否可行的一系列方法的统称。它是目前国内外投资决策所普遍采用的方法。按照这种方法，一旦npv非负，项目即可投资；反之，则投资不可行。

举例说明：假设一个投资项目投资额为110万元，1年后，该项目产生的现金流有两种可能性：市场向好为180万元，若不景气为60万元，以后一直保持不变。从目前测算，其现金流为100万元。项目的寿命为1年。再假定市场向好、向坏的概率各为50%，无风险利率为8%。由资本资产定价模型(capm)估算出的资金成本为20%。

由传统的npv法则，可求出：

npv＝e(c1) /(1＋k)－i0

＝(0.5×180＋0.5×60)/(1＋0.2)-110

＝－10

因为npv＝－10<0，故应拒绝该项目。

由期权理论，可以用二项式定价模型求出其价值。因为该项目相当于一个看涨期权，当现金流上升并超过执行价i1时，便执行，否则放弃。在第0年决策时，现金流为100万元，小于i0 ＝110万元，故放弃并等待。1年后，若市场看好，现金流为180万元，则投资，收入为e+＝180－i1＝180－110×(1.08)＝61.2万元；而向坏时，现金流为60万元，放弃投资，e-＝0；s+＝180/100＝1.8，s-＝60/100＝0.6。在不严格的情况下，可以不使用连续复利。由二项式期权定价理论可得：

p＝[(1＋r)－s- ]/( s+－s-)

＝[(1＋0.08)－0.6]/( 1.8－0.6)＝0.4

项目价值为：

c＝[p e+＋(1－p)e-]/(1＋r)

＝(0.4×61.2+0.6×2)/1.08=22.67(万元)

项目价值c>0，故该项目不能拒绝。

具体做法是期初不能投资，但也不能否决这项目，而应保留该项目的投资权。或者，应该以c＝22. 67万元的价值出让该项目的投资权。

启示：由上 分析 可见，以npv法为核心的传统决策 方法 忽视了投资的不可逆性和可推迟性，因而在实际运用中存在着缺陷。而将期权 理论 引入资本投资决策，可弥补传统的投资决策方法不考虑投资不可逆性和可推迟性的缺陷。资本投资大多具有不可逆性和可推迟性。这十分类似美式看涨期权的特性。为了寻找更有利的投资机会，推迟资本投资的权利就是一种期权——可称为资本投资期权。当一个 企业 进行一项不可逆的投资时，它就执行了投资期权，也就放弃了等待新的信息的机会，而新信息可能会 影响 投资效果的好坏和投资时间的选择。这也意味着即使市场条件发生逆转，该企业也不能不投资。这种期权价值的损失是一种机会成本，应作为投资成本的一部分加以考虑。即是：对一项不可逆的、同时是可推迟的投资而言，推迟投资的权利就是投资期权，且这种期权具有的价值必须在投资决策中予以考虑。

4 对传统资本投资决策准则的改进

4.1 项目的价值构成

任何项目的价值来自如下三个方面：首先，来自项目的盈利价值( in-the-money-value)，该值仅为现在(t=0)投资时项目的npv；其次，来自项目本身所形成的内含的期权价值，如信誉、市场地位等；最后，因资本成本和价格运动所带来的期权的价值。因此，在评估投资期权价值和进行投资决策时，必须考虑投资期权的价值。

真实npv ( the true npv)＝项目的基本npv (the basic npv)＋（内含的）期权价值＋（因资本成本和价格运动所带来的）期权价值

4.2 可推迟项目的价值构成

我们知道，考虑投资时间期权的价值(the value of the investment-timing option, itov)，推迟投资将增加投资项目的价值。基本npv按现行(t=0)折现率对项目的所有现金流折现后 计算 而得。真实npv与基本npv之间的差值即为投资时间期权的价值。一个可推迟项目的真实npv等于考虑了投资时间期权的npv(the option adjusted npv, oanpv)，而oanpv可按美式看涨期权来估价。可用公式表示如下：oanpv=npv+itov。

4.3 基于期权理论的投资决策准则的确定

由于项目推迟的不确定性，则无论利率多大，oanpv总不为零。当利率等于oairr(the option adjusted irr)时，期权的价值为零，因为此时期权充分盈利，即为了保持期权而推迟投资所得正好抵消了未立即执行期权并实现正的npv在价值上的损失。例如：如果当商品市场价格等于约定价格时，期权的价值为0，此时期权已充分盈利。保持期权而推迟购买所得正好抵消了未立即购买而消费商品而有的损失。也就是说如果oairr小于irr(内部收益率)可保证随时执行期权有足够的价值。

这样，对于现行的短期利率r，有oairr准则：若r oairr，则推迟投资。注意，这一决策准则实际上是执行美式看涨期权的标准准则。当itov=0时，oanpv=npv，这时对于给定的现行短期利率来说，该项目的npv达到了它的最高值。此时，如果拥有投资时间期权(ito)的企业投资该项目，那么该企业就能充分利用项目中隐含的所有期权的价值。这种情况发生在oanpv=npv时，而此时在ito的寿命期间内可能不止存在一个利率。这就定义了该项目接受域，即oanpv=npv时所对应的利率范围。由此，可得到oanpv准则：若itov=0，则进行投资；若itov>0，则推迟投资。

总之，在给定现行短期利率的基础上，投资项目的npv能达到了它的最高值，期权能充分盈利，则进行投资；否则推迟投资。

5 改进的投资决策准则的意义

改进的投资决策准则，有助于识别更多的有价值的投资机会。改进的投资决策准则中包含了对未来不确定性的定价和对增长期权的分析，它通过给不确定性赋值，将那些灵活性价值大于投资现金净损失的项目识别出来，为企业和国家找到了更多的有效投资机会，拉动了有效投资需求。

改进的投资决策准则，有助于弥补传统投资决策工具的不足，为项目评枯、决策及经营管理提供更客观有效的分析结果。

总之，期权理论 应用 于投资决策，不是对传统方法的否定，而是在保留传统投资分析方法合理内核(货币时间价值等)的基础上，对传统方法固有局限性(忽视投资的不可逆性和可推迟性)的重大突破，增加了投资决策的灵活性和合理性。

参考 文献

1 郁洪良. 金融 期权与实物期权[m].上海：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3

决策分析理论篇4

关键词 投资决策 投资期权

将期权理论引入资本投资决策的理论研究越来越引起国内有关学者的关注。但从目前研究的情况看，国内学者大多否认以npv法为核心的传统投资决策方法，而从其他途径寻求解决问题的方法。相反，近年来国外学者却并不完全否认传统的投资决策方法，而是将其与期权理论结合，对其进行改进，从而更好地解决资本投资决策问题。这种改进方法的关键是确定基于期权理论的资本投资决策准则。本文将利用资本投资决策的期权特性来对投资决策重新进行评估，从而为投资决策提供依据。

1 现阶段投资决策的特征分析

1.1 投资的不可逆性

所谓投资不可逆性是指当环境发生变化时，投资所形成的资产不可能在不遭受任何损失的情况下变现。资产专有性是造成投资不可逆的重要原因之一。因为资本所形成的资产都存在一定程度的专有性，而专有性资产在二级市场上的流动性较差。换言之，这些具有某个企业或行业特性的资产很难为其他企业或行业使用，投资后很难收回而变为沉没成本。现阶段投资的不可逆性更加突出，每个企业都想开发出具有市场独占性的产品，以获得超额利润。这种产品往往是以前是市场从未出现的，对其的投资也是前所未有的。所以新产品的开发一旦失败，其投资不可收回也就不言而喻了。例如：银根紧缩可能使国内外投资者无法出售资产以收回他们的资金。

1.2 投资的可推迟性

所谓投资的可推迟性是指投资项目在一段不很长的时间内可以被推迟的可能性。也就是说投资机会是可以选择的。多数投资选择并不是那种“now or never”的机遇，即“要么现在投资，要么永远不投资”。这是说投资者在投资时机上有一定的回旋余地。投资者可以推迟行动以获得有关未来的更多信息。在大多数情况下，只要某项投资存在可推迟性，则在面临外生风险的情况下，企业就可能通过推迟现在的投资以期获得更多的收益。

1.3 资本的未来回报是不确定的

理论上，确定性是指投资者知道其投资在将来的所得回报或收益的概率为1的情况。因此，在严格确定的概率意义上，不确定性是至少有两个不同的可能发生的价值状态的联合。一般地，不确定性有两个方面：“好”的一面和“不好”的一面，就不确定性变量的性质角度而言，可把不确定性分为经济上的和技术上的不确定性。经济上的不确定性与经济的总体运行(产业价格、运行成本)相互关联。技术上的不确定性与经济行业的总体运行不存在相互关联性。这种不确定性是由决策过程内生的。不确定性主要产生于信息的不完全性。因此，在作投资决策时，对投资回报的任何估计总是不精确的。投资的这种不确定性与期权有着密切的相关性。一般来讲，投资的不确定性越大，期权的价值就越大。

2 投资决策的期权特性

期权是一种选择权，期权最核心的特点是，期权持有人有选择买或卖的权利，而并非义务。换言之：期权最后是否被执行，完全取决于持有人，如果最后不执行，其最大损失仅以付出的权利金为限。公司得到一个投资机会如同拥有一种购入期权，它拥有可选择在未来某个时间购入一项资产的权利(但不是义务)，以求从项目中获得利润流的权利。因而，投资决策权类似于金融市场中的期权。其中，企业为获取某一投资机会，需先期进行可行性研究、技术和人力资本积累、资本投入等，这相当于支付的期权费。企业在已获得这一投资机会后，就拥有了选择投资或放弃投资的权利，即相当于拥有了买方期权。企业可以在有利的条件下进行投资，即相当于行使期权，此时投资机会具有的价值就丧失，转化为投资的成本，而最终获取的投资收益则可能很大。企业也可以在不利的条件下不进行投资，即相当于放弃期权，损失的也只是已支付的期权费。

3 基于期权理论的投资决策与传统投资决策理念的比较分析

传统投资决策方法是指以净现值(npv)法为核心、根据npv大小判断一项投资计划是否可行的一系列方法的统称。它是目前国内外投资决策所普遍采用的方法。按照这种方法，一旦npv非负，项目即可投资；反之，则投资不可行。

举例说明：假设一个投资项目投资额为110万元，1年后，该项目产生的现金流有两种可能性：市场向好为180万元，若不景气为60万元，以后一直保持不变。从目前测算，其现金流为100万元。项目的寿命为1年。再假定市场向好、向坏的概率各为50%，无风险利率为8%。由资本资产定价模型(capm)估算出的资金成本为20%。

由传统的npv法则，可求出：

npv＝e(c1) /(1＋k)－i0

＝(0.5×180＋0.5×60)/(1＋0.2)-110

＝－10

因为npv＝－10<0，故应拒绝该项目。

由期权理论，可以用二项式定价模型求出其价值。因为该项目相当于一个看涨期权，当现金流上升并超过执行价i1时，便执行，否则放弃。在第0年决策时，现金流为100万元，小于i0 ＝110万元，故放弃并等待。1年后，若市场看好，现金流为180万元，则投资，收入为e+＝180－i1＝180－110×(1.08)＝61.2万元；而向坏时，现金流为60万元，放弃投资，e-＝0；s+＝180/100＝1.8，s-＝60/100＝0.6。在不严格的情况下，可以不使用连续复利。由二项式期权定价理论可得：

p＝[(1＋r)－s- ]/( s+－s-)

＝[(1＋0.08)－0.6]/( 1.8－0.6)＝0.4

项目价值为：

c＝[p e+＋(1－p)e-]/(1＋r)

＝(0.4×61.2+0.6×2)/1.08=22.67(万元)

项目价值c>0，故该项目不能拒绝。

具体做法是期初不能投资，但也不能否决这项目，而应保留该项目的投资权。或者，应该以c＝22. 67万元的价值出让该项目的投资权。

启示：由上分析可见，以npv法为核心的传统决策方法忽视了投资的不可逆性和可推迟性，因而在实际运用中存在着缺陷。而将期权理论引入资本投资决策，可弥补传统的投资决策方法不考虑投资不可逆性和可推迟性的缺陷。资本投资大多具有不可逆性和可推迟性。这十分类似美式看涨期权的特性。为了寻找更有利的投资机会，推迟资本投资的权利就是一种期权——可称为资本投资期权。当一个企业进行一项不可逆的投资时，它就执行了投资期权，也就放弃了等待新的信息的机会，而新信息可能会影响投资效果的好坏和投资时间的选择。这也意味着即使市场条件发生逆转，该企业也不能不投资。这种期权价值的损失是一种机会成本，应作为投资成本的一部分加以考虑。即是：对一项不可逆的、同时是可推迟的投资而言，推迟投资的权利就是投资期权，且这种期权具有的价值必须在投资决策中予以考虑。

4 对传统资本投资决策准则的改进

4.1 项目的价值构成

任何项目的价值来自如下三个方面：首先，来自项目的盈利价值( in-the-money-value)，该值仅为现在(t=0)投资时项目的npv；其次，来自项目本身所形成的内含的期权价值，如信誉、市场地位等；最后，因资本成本和价格运动所带来的期权的价值。因此，在评估投资期权价值和进行投资决策时，必须考虑投资期权的价值。

真实npv (the true npv)＝项目的基本npv (the basic npv)＋（内含的）期权价值＋（因资本成本和价格运动所带来的）期权价值

4.2 可推迟项目的价值构成

我们知道，考虑投资时间期权的价值(the value of the investment-timing option, itov)，推迟投资将增加投资项目的价值。基本npv按现行(t=0)折现率对项目的所有现金流折现后计算而得。真实npv与基本npv之间的差值即为投资时间期权的价值。一个可推迟项目的真实npv等于考虑了投资时间期权的npv(the option adjusted npv, oanpv)，而oanpv可按美式看涨期权来估价。可用公式表示如下：oanpv=npv+itov。

4.3 基于期权理论的投资决策准则的确定

由于项目推迟的不确定性，则无论利率多大，oanpv总不为零。当利率等于oairr(the option adjusted irr)时，期权的价值为零，因为此时期权充分盈利，即为了保持期权而推迟投资所得正好抵消了未立即执行期权并实现正的npv在价值上的损失。例如：如果当商品市场价格等于约定价格时，期权的价值为0，此时期权已充分盈利。保持期权而推迟购买所得正好抵消了未立即购买而消费商品而有的损失。也就是说如果oairr小于irr(内部收益率)可保证随时执行期权有足够的价值。

这样，对于现行的短期利率r，有oairr准则：若roairr，则推迟投资。注意，这一决策准则实际上是执行美式看涨期权的标准准则。当itov=0时，oanpv=npv，这时对于给定的现行短期利率来说，该项目的npv达到了它的最高值。此时，如果拥有投资时间期权(ito)的企业投资该项目，那么该企业就能充分利用项目中隐含的所有期权的价值。这种情况发生在oanpv=npv时，而此时在ito的寿命期间内可能不止存在一个利率。这就定义了该项目接受域，即oanpv=npv时所对应的利率范围。由此，可得到oanpv准则：若itov=0，则进行投资；若itov>0，则推迟投资。

总之，在给定现行短期利率的基础上，投资项目的npv能达到了它的最高值，期权能充分盈利，则进行投资；否则推迟投资。

5 改进的投资决策准则的意义

改进的投资决策准则，有助于识别更多的有价值的投资机会。改进的投资决策准则中包含了对未来不确定性的定价和对增长期权的分析，它通过给不确定性赋值，将那些灵活性价值大于投资现金净损失的项目识别出来，为企业和国家找到了更多的有效投资机会，拉动了有效投资需求。

改进的投资决策准则，有助于弥补传统投资决策工具的不足，为项目评枯、决策及经营管理提供更客观有效的分析结果。

总之，期权理论应用于投资决策，不是对传统方法的否定，而是在保留传统投资分析方法合理内核(货币时间价值等)的基础上，对传统方法固有局限性(忽视投资的不可逆性和可推迟性)的重大突破，增加了投资决策的灵活性和合理性。

参考文献

1 郁洪良.金融期权与实物期权[m].上海：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3

决策分析理论篇5

关键词：行为金融学；上市公司；投资并购；投资者关系

一、 行为公司金融理论及其演进

行为公司金融作为公司金融领域里面的一个研究的热点，引起了人们的极大兴趣，但众说纷纭，尚未形成定论。行为公司金融理论最早始于人们对有效市场假说的反思与批评；其心理学基础主要是认知偏差、过分自信、视野理论（心理账户）三个。行为公司金融理论的基本关注对象乃是管理者的非理性管理与投资者德非理性投资以及这种管理与投资对公司资本配置与绩效的影响。

要较为全面的了解行为公司金融理论，必须对其理论基础进行充分认知，也就是其心理学基础。具体来说，一是认知偏差。人都厌恶损失，我们知道期望理论的基本内容就是人们在面对收益和损失的决策时都希望避免损失获得收益，但是这并不是人们完全绝对厌恶风险，在某些情况下也会选择赌上一把，但却是为了获得更大的收益，所以人们厌恶的不是风险而是损失。二是过度自信的相关问题，管理者对于自己的判断能力缺乏理性考量，过于有信心。投资者也在某些程度上认为其他投资者的决策都缺乏科学性与合理性，诸多投资者共同的心态就是只相信自己的决定才是对的，但事实却常常并非如此，甚至是背道而驰。过度自信问题的基本根源在于管理者、投资者对概率事件常常出现偏差性的预测与估计，对一些小概率事件过高估计其发生的可能性，并由此产生了一种错觉。三是心理账户，心理账户的基本定义是指财富所有者根据其拥有资金的来源、所在以及资金的用途等相关因素对说拥有的资金进行的一种特殊归类，传统的经济理论认为所有的资金都是等价的，但是人们并不认为这种等价实际存在，人们倾向于运用心理账户进行投资。

Barberis与Thale于2003年从行为金融学的基本理论里放宽理性经济人基本假设中的部分基本条件为基础，建立了新的分析模型，并用该模型对市场上的行为人决策进行更为全面深入的刻画。由此，行为金融学理论衍生出基于信念的模型以及基于偏好的模型，二者的区别在于理性假设修正的主要出发点不同。前者主要应用的心理学基础是情感心理学以及认知偏差及决策判断偏差；后者主要利用前景理论的一些假设来考虑投资者的偏好特征。

二、 当前我国上市公司在经营决策的主要困境

一是管理者非理性的公司进行管理。一般认为企业价值最大化受到一个重要因素的影响，这个影响因素来自于公司内部管理者的非理性行为。所谓非理性行为指的是人们会在基本的心理倾向上将固有得行为偏差达成一个共识，遗憾的是，上市公司的经营管理者在公司的日常生产和经营决策很难或者说根本无法察觉到其自身行为的心理偏差，从而难以采取措施对其经营管理及决策的非理性行为做出修正，在这样的情况下，管理者的生产经营以及决策结果旧带有不可避免同时也是不可忽视的主观性，换句话说，就是上市公司的管理者所采取的非理性的主观决策常常使得上市公司的经营决策中产生种种非理性的决策判断结果存在。显然，我们不难发现上市公司的经营管理者在其主观意识上经常性认为自己是正确的科学的合乎理性的，导致其先入为主的认为其在经营决策中所作出的决策也是可以令人满意的理性的结果，实际上，管理者的非理性决策也使得上市公司的决策带来不可控制的消极影响。尤其是上市公司的管理者的决策还往往受过度自信心理的驱动，在涉及收购、兼并以及重组等一些重大的投资决策过于乐观，导致投资决策出现失误。

二是投资者之间关系不明确。当前由于上市公司普遍实行职业经理人管理，从而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产权所有者与公司实际管理者之间的分离，由于缺少相应的激励措施及规制政策，使得所有者并不了解公司的具体运行情况，而管理者又缺少动力进行良好的经营管理或者存在寻租现象。

三是公司经营管理中容易出现违法违规行为。如部分上市公司的高级管理人员，甚至董事、监事在内，在2009年的半年报与第三季度报告尚未披露的时候，也就是这段时间尚属于禁止买卖本公司股票的窗口期，但是这些上市公司的高管人员却从事乐交易行为，甚至是短线交易这种违规交易，对本公司股份进行买卖，这些行为引发了市场的极大关注。事实上，这种违规操作的现象还大量存在。

三、基于行为公司金融理论的上市公司经营决策路径选择

一是要积极鼓励支持引导管理者的理性管理。一个有效的民主决策机制对企业权力的监督和控制来说是必不可少的。因此，必须进行咨询，尤其是在某些重大决策时，必须引进外部咨询。外部咨询的独立性，可以让与投资项目无任何利益关系的外部人士参与到项目的决策中来，从而可以避免内部高管人员进行自利的决策行为。

二是理顺上市公司与投资者关系。投资者关系管理(IRM)本应属上市公司自身的内在需求而产生的一种自觉行为,该是公司上市时就从娘胎里带出来的与生俱来的行为,是公众公司证券产品和社会形象在资本市场上的一项主动性和持续性的营销工作。与中国资本市场正向理性回归、投资者的股东意识逐步强化相比,大部分上市公司的IR意识至今仍相当淡漠,缺乏培育资本市场形象的自觉意识,尚未建立起与投资者长期沟通的工作体系,更未作出如何开展公司IR的战略安排。

三是上市公司经营管理要做到合法合规。上市公司的经营应该要实行必要信息公开化，合法合规，上市公司收购重组都必须有相应的较为健全的法律框架，法律环境的建设显得刻不容缓。近年来上市公司经营管理的实践表明，上市公司的市场价值对于其可能产生的并购重组行为都将产生显著的影响机制，这就要求上市公司的合规部门或者法务部门以及其他的负有监督责任和义务的部门对该公司的并购、重组甚至是日常的生产经营管理行为都要作合理的监管，从而在一定程度上促进和规范上市公司的生产经营管理。（作者单位：西南财经大学经贸外语学院）

参考文献：

［1］黄少军，行为金融理论的前沿发展［J］，经济评论，2003(01)；

［2］徐女原，行为金融理论及其对投资者行为异象的解释［J］，生产力研究，2004(10)；

［3］周杰，行为金融理论框架下的金融市场有限理性研究［J］，经济师，2005(03)； ［4］ 崔巍，行为公司金融:理论研究及在我国的实践意义［J］，中国软科学， 2010(04)；

决策分析理论篇6

关键词：决策 风险管理 决策分析四方盒

决策是人类一切活动的先导。在经济全球化、信息化不断加速深化的进程中，人们在决策时获得了更多的知识和资源支持，但是环境约束和信息干扰也同样增多，面临的决策风险也更多，风险影响程度也在系统化的加强，可以形象地说，在当前的“风险社会”中，不确定性和潜在的损失管控成为决策活动中与收益和目标实现等量齐观的重要方面。因此，加强决策活动的有效管理，对决策活动中的风险因素进行全面地识别和控制，从方法论上对决策活动进行优化，可以进一步提升决策活动质量，提升决策活动正收益的实现概率，增进组织和社会的整体利益。

一、决策风险及管理

决策风险是指在决策过程及方案实施中，能够影响目标实现或是带来损失的不确定性。“求木之长者，必固其根本；欲流之远者，必浚其泉源。”[1]要想实现目标任务，就必须从决策活动开始注意管理风险，防范风险发生和损失产生，才保证后面行动的有效和结果的实现。“制定决策的过程越完善，决策也就越合理”，“有效的决策管理不仅要减少灾难发生的可能性，更要增加决策的有效性”。[2]

决策作为人类为实现既定目标而选择行动方案并付诸实施取得结果的过程，不仅仅包括其中较为精彩的“拍板”、“拿主意”环节，也包括后面的方案实施及调整活动。一般的决策过程有以下六个阶段：提出问题，确定目标；收集信息；设计备选方案；论证和评估方案；选择方案；方案实施及调整优化。[3]决策风险管理，就是在决策过程及方案实施中，对能够影响目标实现或带来损失的不确定性进行识别并加以控制。

1.确定问题及目标的风险：主要指决策目标确定系统是否健全完善，目标选择是否符合实际、需要及发展远景。

2.信息风险：主要指是否形成完善的决策信息收集、处理系统。信息系统能否有效运作，做到直接材料和间接材料的相符印证；信息收集和处理技术能否保证可用信息的有效性及时性，信息处理技术及手段能否适应风险管理的需要。

3.方案设计风险：主要指决策方案的设计如何在实现利益最大化与投入有限性之间实现平衡，方案设计能否做到轮廓清晰、细节合理及如何实现这样的要求。

4.方案论证风险：主要指如何对决策方案进行全方位审查论证，定性定量相结合的评估如何实现；能否得到结构合理的评估专家组；决策方案的可行性论证如何在经济、技术、资金、人力资源实现平衡优化。

5.方案优选风险：主要指决策体制机制是否科学、高效运行，并处于不断的优化之中；决策者的责任追究制度是否完善并得到有效的落实；决策的监督制度是否到位。

6.方案实施过程风险：主要指实施方案选定之后，在执行过程中，由于环境变化、技术进步、资源供给及目标调整等，实施方案是否得到了及时有效的重估和优化，方案目标是否做到与资源、环境三者之间的动态匹配和适应。

二、决策分析四方盒

在当前纵深交错的管理理论中，尤其随着决策科学的深入发展，使得决策行为拥有了丰富的分析和应用工具，每一种理论都具有较为强大的优势和特点，分析工具的专业化、精细化，使得一种工具较难以在实践中全面性地透析决策面对的问题、环境，并保证目标的绝对实现。

本文综合运用系统方法论、比较方法论、假设演绎方法论及权变方法论组成“决策分析四方盒”，来对决策风险新的研究探析。假定有一条时间带从左向右延伸，在时间带上有一个决策分析盒；首先是将待分析的问题和目标任务放入决策分析盒中，进行锚定；决策分析盒底面是系统方法论，对问题和目标进行基础性的分析，认清问题、目标的全貌；与时间带方向垂直的决策分析盒前后两面是比较方法论中的纵向分析，对问题与目标的历史、过往相关资料和信息进行比较研究；与时间带同向的决策分析盒两面是比较方法论中的横向分析，对问题和目标进行当前环境和资源供给的对比研究，通过比较分析获得对问题与目标的性质和内容（要素、结构及关系）的准确把握；决策分析盒的上面是假设演绎方法论，综合系统方法论和比较方法论的分析结果，对问题变化和目标实现进行前瞻性地预测、推算；决策分析盒的六个侧面用权变方法论当作连线进行粘合，即将权变方法论全方位地贯穿于整个分析和决策的过程中。

图注：决策分析四方盒是位于时间轴上，底部是运用系统方法进行分析，前、后两面是横向比较方法，正、反面是纵向比较方法，上面是假设演绎分析，权变理论是四方盒的每条边线，融合于系统方法、比较方法及假设演绎方法的分析之中。

1.运用系统论分析，全面把握决策风险

系统是指由若干要素以一定结构形式联结构成的具有某种功能的有机整体，包括系统、要素、结构、功能四个概念。系统论基本原理主要指把所研究和处理的对象，当作一个系统，分析其结构和功能，研究系统、要素、环境三者的相互关系和变动的规律性。系统论运用完整性、集中性、等级结构、终极性、逻辑同构等，强调整体与局部、局部与局部、整体与外部环境之间的有机联系，具有整体性、动态性和目的性三大基本特征。[4]运用系统方法研究决策风险，主要是将系统方法贯穿于决策的全过程，将决策过程及对象的性质、要素、结构、环境进行全面剖析，力求把握影响决策的相关变量。

在问题界定和决策目标确定阶段：全面剖析决策问题，分析清楚问题的性质、内容、结构及相互关系，准确把握问题的本质，抓住问题的主要矛盾，切中要害。聚焦决策目标，科学慎重评估决策目标集，剔除价值较小、与决策目标关联度不高的目标选项，提高决策目标的准确性。

在决策方案设计阶段：增强方案设计主体的独立性，仅仅围绕目标实现、资源约束及风险程度进行信息收集处理、可行性方案设计及优劣性分析。多方听取意见建议，提高组织内部对决策目标的认可程度，增强决策的可行性。

在方案评估阶段：一是开展决策方案可行性的全方位论证与评估，提高方案评估活动的质量，不能以偏概全；二是强调引入外部力量，运用科学方法进行较为独立的方案评估与风险揭示，提高评估的独立性、科学性、准确性，增强方案与实践的切合程度。

在决策方案选择阶段：最大的风险就是决策者本身。决策者的素质、知识、经验及与决策目标的利害关系，都会影响决策的风险程度及目标实现。管理决策风险最有效的办法是民主决策，杜绝一言堂，提高参与决策的人员的平等性；建立和执行决策责任追究制度，增强决策者的责任意识。

2.运用比较研究，准确把握决策风险的性质和内容

比较研究是要抓住影响决策及目标实现的相关风险的特征和具体内容，准确分析各个风险因素在决策中的地位、权重、应对成本及相互间关系。比较研究主要有两种，纵向比较和横向比较。纵向比较是沿着时间的方向，用历史资料、统计数据（可以利用组织内部资料，也可以是同行业的外部相似性资料）分析决策风险，提高决策者对决策内容的把握程度，降低风险兑现的机率及应对成本。横向比较主要是以决策的规范化程序与风险管理模式为标准，对比性的分析风险因素及关系，提高风险管理的准确性。

3.运用假设演绎研究，前瞻性地把握决策风险的发展方向与趋势

假设演绎研究主要是对决策方案在未来情景中展开时可能暴露的风险进行一种“大胆假设，小心演绎”，以便控制决策方案在实施过程中引发决策时未预测到的风险出现，避免方向偏离、可期利益受损及不可控成本增加，确保决策目标实现。

假设—演绎研究是保证决策前瞻性的重要方法。基于现实的问题和决策目标，着眼于决策目标能否实现，追求近似真实的情节演绎和风险预测，充分展示风险在未来环境的变化，延伸决策风险管理的时间和空间界限，提高决策风险管理的质量。

4. 运用权变理论，高效地做出决策

“权变”有“随具体情境而变”或“依具体情况而定”的意思。权变理论更多的是一种决策思维，为决策者提供一种开放性的思维方式。它要求决策者在设计方案时，确定一定的调整空间及资源预备；在分析和预测决策方案风险时，适当放大风险发生的概率及带来的损失；在决策方案实施过程中，建立和执行风险跟踪机制，实时监控相关风险因素的变化，并根据风险发生概率及时作出应对，避免或化解风险。权变理论是贯彻于决策全过程的，也是风险管理的重要方法，这对决策者的素质、知识、技能、经验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全变理在决策风险管理中的作用和运用，与肯·兰登提出的“BSF步骤（向后看、侧面看和向前看）”一样，是对决策风险进行的再控制。

决策风险管理中的系统研究、比较研究、假设演绎研究及权变研究是紧密联系、相辅相成的方法论集成。系统研究是基础，是为揭示决策风险的全貌；比较研究是关键，是为找出风险要点及主要的应对措施；假设演绎研究是核心，只有实施动态的决策风险应对，风险管理才是有效的；权变研究是保障，是为确保决策方案顺利实施及决策目标的实现。只有运用这样的决策风险管理方法集合，才能较为全面、准确、可靠，并富有前瞻性地管理决策风险，确保决策目标的实现。

参考文献：

[1]魏征（637）.谏太宗十思疏

[2][美] J·弗兰克·耶茨[M]，北京：中国劳动社会保障出版社，2004

[3]李建熊（2008）.公共决策风险管理浅析[J]

[4]申仲英，肖子健.自然辩证法新论[M]，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00

作者简介：

李建熊（1981-），男，陕西宝鸡人，硕士研究生，经济师。

决策分析理论篇7

关键词：岩质边坡；预应力锚索；加固技术；设计参数；

中图分类号：S611 文献标识码： A

1、前言

在水利水电、交通、煤炭、冶金等领域已大量采用预应力锚固技术，如长江三峡、黄河小浪底及漫湾水电站等一大批水利水电工程中，普遍采用了高强预应力锚索加固技术，然而边坡工程不及时加固或加固设计失误而造成边坡失稳的重大事故也时有报道。因此，作为岩土体改良重要手段的锚固理论与设计方法有待深入研究。

2、决策分析与锚固系统失效模式

2．1 简单风险决策分析的概念

简单风险决策，通常采用决策变量确定一个目标函数"%#，目标函数常以货币量来表示总受益或总费用。最优设计就是用决策变量的值确定受益多少，从中选择受益最大或损失最小的决策变量，其数学模型为：设决策变量集为X1,X2,……Xn;F(X1，X2，……Xn)

为目标函数，使式（1）成立的变量集即为最优变量集：

(1)

在岩锚设计参数中，决策变量通常包括锚固荷载、锚固角、内锚固段长度、锚固间距及锚固体安全储备(包括施工条件、环境因素等难以定量描述的因素对锚固系统失效的影响)，在确定决策变量时，还应该针对决策变量的重要程度给予每个变量一定的权重，以更好地反映变量在优化中的显著水平。但由于施工条件与环境因素很难以连续型变量的形式建立与锚固系统失效概率之间的关系，本文将施工条件与环境因素作为确定锚固安全储备的因素来考虑。

2.2决策模型

不失一般性，决策分析通常需要包括以下几部分的内容：可行方案的确定，与每一方案有关的各种可能结果，与每一方案及其结果相结合的有关后果的评价，决策准则的确定，所有方案的系统评价。本文运用决策树的方法建立决策准则，所谓决策树是指将所有决策分析中有关部分组合成一种系统的方式，应用决策树分析方法，有利于优化方案的分析与评价，采用设计的概率模型来估计后果的可能性，而每一后果的满意程度通过功利模型来衡量，一般问题的决策树如图1所示。图中为设计所选用的方案，为方案的可能结果，u（）表示相应于方案及结果的功利值。

图1 一般性决策树

在决策分析中，通常采用最大期望经济受益的准则即：设dij表示与第i方案有关的第j个后果的经济价值，Pij为相应的概率，则方案i的期望经济价值为

(2)

其最大期望经济价值为

(3)

2.3锚固系统可能的失效模式

根据岩锚成功与失败的典型实例，利用故障树分析方法，可以得到岩锚支护系统最可能的失效模式有以下几种：

（1）锚索内锚固段沿孔壁拔出（A） 锚索的锚固力主要依赖于内锚固段注浆体与孔壁之间的粘结力（握裹力）。通常因内锚固段长度不够或锚孔孔径偏小、预应力值过大等因素引起内锚固段沿孔壁拔出。

当然，施工质量低劣也是造成此失效模式的一个因素。

（2）钢绞线从注浆体中拔出（B） 注浆体的强度决定索体的握裹力，在注浆体达不到设计要求、施工时残存蜂窝结构及内锚固段长度不够等因素作用下，钢绞线有可能从注浆体中拔出。

（3）群锚失效（C） 一般而言，群锚加固岩质边坡，锚索布置的量越多、锚索间距越小、锚固效果越好。但是，在不同的岩体类型中，由于锚索内锚固段外端周围岩体拉应力的作用，锚索间距太小会引起相邻锚索的相互作用而导致内锚段形成整体拉裂面，从而使锚索整体失效。另外，锚索设计荷载偏小也可能导致锚索整体失效。

（4）钢绞线断裂（D） 造成钢绞线断裂的因素主要有钢绞线存在缺陷，钢绞线之间在张拉过程中受力不均以及设计荷载过大等原因。

3、岩锚支护参数的最优决策设计方法

3.1单束锚索预应力设计值得决策分析

不同荷载单束锚索的失效概率，根据国内外锚索加固资料的统计分析结果见表1。由表1可得：P(3000KN)=0.12;P(1000KN)=0.05。单束锚索的预应力值的具体优化过程如下：设某一边坡，单宽所需锚固力为M(KN),L为锚索所需的长度，由最大期望经济价值准则，便可确定哪一种预应力值。

由锚索失效造成的经济损失可由以下各式计算：1000KN,3000KN级

（4）

3000KN级

（5）

式中E1，E3分别为1000KN,3000KN级锚索的综合单位造价（元/KN·m）;P1(T), P3(T)分别为1000KN,3000KN级锚索的失效概率。计算结果表明，在不考虑施工条件时宜选择3000KN级锚索作为加固的首选手段。但在实际工程应用中，还应考虑如施锚区的岩性及施工条件等因素。

表1不同预应力值锚索失效概率统计值

3.2锚固角的最优设计

锚固角主要影响锚索长度的确定，在确定锚固角时，对应于不同锚固角所提供的最大抗滑力与最少投资时的锚固角为最优锚固角，可由以下各式确定：

（6）

式中T´为锚固荷载（KN）；为滑裂面倾角；为锚索与水平面之间的夹角即锚固角（水平面以上为正，水平面以下为负）；为滑动面内摩擦角。由式（7）：

(7)

可求得最大抗滑力锚固角为。但此时的锚索长度最大。为获得最经济锚固角，联合求解式（7），并令，取为极大值即可获得最经济锚固角：

(8)

3.3内锚固段长度的最优确定方法

内锚固段长度不仅影响锚索的长期稳定性，同时直接影响工程造价。研究表明，锚索轴力、剪力的分布集中在内锚固段外端2.0m范围内（占80%）。为计算方便，假定内锚段粘结力沿内锚段全长均匀分布（实际呈不均匀分布），并定义内锚段粘结力与单束锚索设计荷载之差为安全储备S，则有：

(9)

式中D为内锚段直径（m）；L为内锚段长度（m）；[C2]为岩锚间粘结强度（MPa）；Q为轴力（KN）。

剪力t=f(L,N)，则由可靠性理论将安全储备表示成功能函数为

(10)

为方便使用，可由式（11）确定内锚固段长度：

(11)

式中L为锚索的长度（m）；LO为满足一定FS的内锚段有效受力长度（m）；, 为单束锚索的荷载（KN）；FS为根据工程重要性所确定的安全系数，其他符号同上。

3.4锚固间距的确定

锚固间距的大小不仅取决于被加固岩体的范围，还与加固荷载的大小及与锚索内锚固段应力叠加相应的锚固间最小距离有关。在实际工程中，确定的锚固间距应尽量使外锚墩下的岩体在锚固荷载作用下的应力能够搭接而又不使内锚段形成统一的拉裂面。

本文应用决策分析理论将锚固间距表示成功利函数的形式：

（12）

式中W为被加固岩体的总加固力（KN）；S为可施作锚索的表面积（m2）；N为单束锚索的设计荷载（KN）；D 为锚固间距（m）。通过式（12）对D求偏导数，便可获得Dmin 。将Dmin与D1，D2进行比较，按式（13）确定合理的锚固间距D：

(13)

式中D1为锚索作用的扰动半径；D2为群锚加固内锚固段应力叠加的合理间距；Dmin为根据决策分析求得的最小锚索间距。

4、 结语

决策分析理论篇8

关键词：组织环境研究；变迁；决策分析学派

中图分类号：C93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5）16-0304-03

学者们对于组织与环境之间关系的看法经历了几个阶段。在不同的阶段中，不仅两者之间的关系发生了变化，对组织本身的看法以及对环境的界定也发生了变化。本文首先对组织研究中对环境因素的分析作以简单的梳理，之后将就法国决策分析学派对于组织与环境之间关系的看法进行分析。最后，笔者认为，虽然克罗齐耶将科层制作为一种文化现象来解释，但是他所属的决策分析学派的理论体系中并不能找到有效的概念工具来分析特定文化背景下的组织特征。

一、环境因素：从“不可见”到“弥散”

在这一部分，笔者想就组织研究中环境因素从不受关注，到被发现，并逐渐受到重视，最后与组织内部环境无缝衔接，共同构成集体行动的环境和领域的过程作以简单的梳理。

韦伯对科层制组织的研究虽然是在社会结构和经济结构发生巨大转变的历史背景下进行，并在某种程度上将科层制组织结构的形成与这种大的历史背景相联系。但其关注的焦点在于科层制组织本身，认为组织的效率与组织结构有直接的关系，而不受外部环境的直接影响。科层制作为一种理性的、追求效率的组织方式而存在，并以此为自身确立了合法性，科层制的组织结构总体上不依赖于外部环境。既不会因为外部环境的变化而取消科层结构，也不会因为外部环境的变化而降低自己的效率。韦伯对科层制的研究极大地影响了后来的组织社会学，也奠定了传统组织研究的三个假设：理性行动者、高度整合的实体以及与环境之间清晰的边界。后来的许多理论发展和突破都源于对这三个组织假设的反思。笔者认为这是组织与环境之间关系的第一个阶段――环境还没有被发现的阶段，即“不可见”阶段。

在20世纪40年代和50年代的人际关系的经验研究中，环境开始以某种反射形式间接出现（费埃德伯格，2005）。费埃德伯格认为：“这些研究集中在组织的内部过程上面，但研究者的临床式的、准人类学的研究取向，使得他们没能将其研究的组织看作是抽象的实体，与外部世界没有任何联系。”此时，环境因素作为个人在组织之外的社会特征的体现而存在和发挥作用。

在现代社会中，每个人因为参与了更多的公共生活，其身份角色相较于传统共同体内的身份角色更为多样。 “他们隶属于不同的社会阶层、不同的职业种类，以及不同的宗教团体，因而他们的行为，将这些根本不同的社会影响转变为组织环境。”因此，这一阶段的环境因素是组织成员的个人特质被带进组织过程、反射到组织行动中形成的一种影响因素，这时的环境因素是间接的。另外，区别于后来客观化外部环境的一点是，这时的环境因素虽然给管理带来了一些麻烦，但能通过管理手段和方式的变化进行调试，因此并没有给组织带来需要改变自身结构的压力。笔者认为，这是对环境因素研究的第二个阶段。

环境因素角色的下一次转变发生在20世纪70年代以后，这一时期的学者在对前人研究的继承和发展的基础上发展形成了以实证主义传统为主流的一系列理论流派，包括权变理论、资源依附理论、种群生态理论、制度主义理论等。这一时期最典型的特征就是环境与组织发生分离，环境是外在于个人的因素的集合，并将客观的要求强加在组织之上。对于这种强制，组织别无选择，只能去适应。笔者想结合新制度主义的观点，来具体分析这一时期环境的特点。

新制度主义以一个问题、一篇文章拉开了大幕。这个问题是“为什么现代社会中的组织越来越相似？”而文章是迈耶和罗恩合作的《制度化的组织：作为神话和仪式的正式结构》。在这篇文章中，两人试图解释自己发现的一个社会事实：现代社会中组织结构的趋同性。按照传统的效率逻辑，组织的结构应该与其生产和商品结构相适应。但是现代社会中既使生产完全不同商品的组织在结构上也越来越相似了。这些现象效率逻辑是解释不了的，因此二人从韦伯那里发现了组织的第二个逻辑：合法性。而合法性机制表现的就是组织与外部环境之间的关系。

“正式结构不尽是社会组织中的关系网络的产物。在现代社会，理性化的正式结构的要素不仅深深根植于对广泛的社会现实的理解，而且也反映了广泛的社会现实。现代组织的很多职位、政策、项目和程序都受到公众舆论、重要任务的观点、通过教育系统继承的合法性知识、社会特权、法律以及法院粗心或谨慎做出的判决的强化。诸如此类的正式结构要素是强有力的制度规则的表现形式，制度规则的功能就如同高度理性化的神话，制约着形态各异组织。”（梅耶和罗恩，1977）

组织在效率和合法性的双重逻辑下谋求生存和发展，通过分出或创造一部分结构要素来应对要求合法性，以求得资源和稳定性，提高组织生存的可能性。国家和专业组织对塑造组织环境起到主要的作用，组织被动或主动地接受强制和规范压力，适应客观化环境的要求，形成了在结构上的趋同。

这里的环境要素主要指诸如技术，社会经济条件，组织所处的领域、部门以及社会规范等较明确的客观性的东西。环境因素成为独立的存在，能够以提供激励或惩罚来强迫组织接受自己的要求，其对组织的影响不仅表现在重塑组织结构、影响组织绩效，还是关乎组织存亡的关键性因素。因此，这是环境因素研究的第三个阶段。

文化学派的观点可以代表对环境因素的第四阶段的理解。到这一阶段，环境已经涵盖了广义上的文化要素，包括价值观、信念、基本认知、观念、行为规范和行为模式等。这些文化要素存在于组织成员身上，随他们社会化的过程被内化，还能够通过更为宽泛的组织文化和社会文化，对组织过程和组织绩效施加影响。包含了文化内容的环境因素已经不单单是外在于组织，通过激励和惩罚的压力对组织施加影响的力量，它本身既内在于组织，又外在于组织，既通过对组织中行动者影响构成组织的内部环境，又构成组织生存的大环境。

在《使民主运转起来》一书中，普特南论述了一个地方的结社传统对于地区政府制度绩效的影响。通过“三个意大利”的对比，清晰地展现了结社传统，以及与之相适应的人们的行为方式、思想观念等，对当地经济和社会组织的形成、结构和绩效等的影响，即一个地区的文化对组织形态（或者说集体行动）的影响。它不仅体现在塑造了组织中个体的思维方式和行动模式，还体现在构成了一个组织生存和发展的大环境，而这个大环境并不是靠单个人或单个组织的努力就能改变的，一个社区的整体信任状况是长期历史发展和社区经验的结果。

组织内部的行动者已经与一般意义上的社会行动者没有区别。组织作为这种行动者集体行动的场所，其与传统意义上外部环境之间的界限在最大程度上消失了，组织的内部环境和外部环境通过文化要素形成流通和交流，相互影响，相互建构。因此，在这个意义上，组织内部成员也成为了组织环境的一部分。

二、决策分析学派中的环境

在这部分，笔者想论证的是法国决策分析学派通过将文化作为一种能力，提高了自己在相对宏观问题上的解释力，但正是由于它将文化作为一种能力内化进个人，或个人化的集体、组织和系统，使它对文化的分析存在缺陷。

法国决策分析学派挑战了传统组织分析的三种假定，即理性的行动者、高度整合的实体以及与环境之间有清晰的边界，将组织看做人类集体行动的一种形式而非特殊的形式，“如何理解存在于人类集体行动之中的组织维度，实际上相当于把组织――既是社会的目标，也是研究的目标――从根本上加以普遍化。”这种将组织加以普遍化的过程，使组织成为构成行动的一种环境抑或领域，而非集体行动的唯一环境或领域。虽然组织有自己的特点，但是它仍然同其他领域和环境一样，只是在为人们的行动（主要指集体行动）提供场所。为了超越上述环境因素研究的第三阶段（即环境作为客体的阶段），决策分析学派对环境因素进行了重构。

“环境特征不能被单独构想出来，独立于组织成员行动的诸种条件之外，可以这么说，正式通过这些条件，环境特征得以构成，抑或是得以展现出来。……为了理解环境的展现，人们必须重构互动的诸种具体过程，这种互动发生于在其各种层次上发挥作用的组织成员及与其相应的在环境的各种具体部门发挥作用的伙伴之间。……的确，组织的成员，并不与一个抽象的环境相互作用，而是在于优先数量的真实的人进行互动，这些人变成了他们拥有特殊地位的回应者。通过权力和交换的更持久的关系，与组织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这些同伴逐渐将环境的各部分完全都个人化了，在于组织交往的时候，‘代表着’他们环境的组成部分，于此同时，成为组织的‘中继者’或‘代言人’。”（《权力与规则》）

这样，环境与组织之间的界限模糊了，并能通过具体的互动达成相互建构。但是环境也因此变成了即时的、能够完全被个人化的东西，沦为策略性行动的工具。。

这种将环境即时化、个人化的结果，就是将文化排除在了所需要考虑的环境之外。因为文化与即时、个人化正相对立，像前述普特南对意大利政府绩效的分析研究在决策分析学派的理论框架内不能得到完全的解读。克罗齐耶在《科层现象》中指出，法国传统文化中关于个体关系和群体关系的观念和科层制的特征不谋而合，从而使得科层制在法国稳固发展并形成了具有法国特色的科层制。这一分析已经将文化和历史纳入了个体行动者，但是一旦进入决策分析的过程，历史和文化特征就被微观层次的权力分析取代了，文化作为宏观的背景因素被搁置了，而这样一来，文化就成为不可分析的了。

决策分析学派清楚地认识到了“组织现象的自主性”，“决策方法是一种将行动者的决策看作是理性决策的方法。‘非理性’的结果和‘诸种反功能’来源于诸种游戏的结构，这类游戏的结构造就此类决策并对其进行规制。”（《行动者与系统》）

组织现象的自主性的根源在于存在着诸种限制性的游戏结构，这些游戏结构的存在是为了在实现集体目标时获得最低限度的合作，并于此同时维持他们作为相对独立的成员的自主性。这种游戏结构的形成受到各种特征的影响，但它们也是“个体人际关系能力及文化能力的一种表现，也就是说，是经由家庭和社会培养得来的能力，在集体行动的结构内部，个体在参与游戏的过程之中，获得了这些能力，甚至创造了这些能力”（《行动者与系统》）。

为了避免决定论，决策分析学派质疑了传统文化研究的推论模式：从某种程度上说，在因果链的初端，是某一特定文化世界的文化特征、态度、标准和价值；这些态度和价值观在个体踏入世界时被接受和内在化，随后决定了他们对现实的观察方法，引导着个体对行动目标和手段的选择。决策分析学派为了在这种决定论中拯救行动者的自主性和变化的可能性，认为被置于行为条件中的个体并不是被动地实现这些态度和价值观，人类行为是克服困难的积极过程，即使游戏规则和存在于个人中的态度和价值观念限制了选择领域，但是总还是存在好几种策略可供选择。而在几种策略之中进行选择，就是行为的自由余地。

笔者认为，决策分析学派下一步的推论使它不能建立完整的文化分析：决策分析学派认为，从规则和个人观念及价值观的限制下拯救出来的自由余地，行动者在其中的活动是根据个人的强项和能力决定的。

“文化在此已不再是价值观的世界，也不是具体化的、不可触摸的标准世界。到最后，正是这些价值观和标准，指导着所观察到的不同行为并使之秩序化，并因此让人们能够理解。因为文化是由全部精神生活的元素以及感情、认知、智力、人际关系等部分所构成的，所以文化是个体在建立和体验与他人关系以及与他人交流过程中习得、运用、转换的手段与能力、价值观、标准和态度是其组成部分，但它们的地位会有所变化。在此，它们不过是构成个体和集体能力的元素而已，这些元素通过它的构成，对个人和集体的策略产生影响，但绝不对这些策略其决定性的作用。”（《行动者与系统》）

这种对于文化的独特解读和界定，使研究不同游戏的文化建构成为可能，也提供了在组织决策分析中进行文化研究的一种路径。更重要的是，还通过将这种文化能力分为个体的理性能力和与他人交流的能力，尤其是后者，使决策分析学派能够超越面对面的互动情景，研究相对宏观的问题。运用这种逻辑，普特南对三个意大利状况的分析，可以解释为具有不同关系能力的系统之间的对比：具有更高社会资本的社会，人们之间相互信任的程度更高，互惠规范更加完善，与他人交流的能力更高，集体或系统能力也更高；而社会资本缺乏的社会，人们之间的交流能力更低，集体或系统能力也较低。

但是这种将文化作为一种能力，通过个体能力、集体能力、组织能力能对文化环境的具象化和概念化，并认为其影响主要在于限制的做法，并不能完全表达文化的意涵。我们可以反问这种文化能力是否受限于更大的文化环境，而这种更大的文化环境是如何影响这些能力的，决策分析学派是否愿意分析集体能力或系统能力形成的历史根源等等。

笔者认为，决策分析学派对行动领域和实践的关注，在组织研究中消除行动与结构之间的二元对立的贡献是毋庸置疑的。但是因为仅仅将文化视作一种能力，以及对组织环境进行的“即时”、“个人化”的重构，使其只能在特定的文化背景下研究组织现象，而不能对该“特定的文化背景”进行分析。

参考文献：

[1] [法]费埃德伯格.权力与规则：组织行动的动力[M].张月，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

[2] [法]克罗齐耶，费埃德伯格.行动者与系统――集体行动的政治学[M].张月，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

[3] [美]罗伯特・普特南.使民主运转起来[M].王列，赖海榕，译.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1.

[4] 邱泽奇.在工厂化和网络化的背后――组织理论的发展与困境[J].社会学研究，1999，（4）.

[5] Meyer，John& Rowan，Brian，1977，“Institutionalized Organizations：Formal Structure as Myth And Ceremony”，American Journa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