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文学经典网络化之路,也就是被解构之旅。解构,主要表现在经典情节与经典人物被刻意变形。诸葛亮的《出师表》被改作《出师表之网站加薪版》;曹操乃韩信转世(《曹操乃韩信“转世”的八个理由》);梁山好汉排座次,股份公司兴起,晁盖继续担任梁山泊有限公司董事长,及时雨宋江为新任的公司总裁,智多星吴用为公司业务总监,入云龙公孙胜为公司策划总监(《名著人物乱弹:梁山好汉排座次一人股份公司兴起》);王熙凤对宝玉一腔痴情,喜欢“他忧郁的眼神,恍惚的深情,一脸的痴气,我知道,他读的懂女人的心,看到他,我仿佛回到了从前,水边梳头的女儿”,因而使了调包计,自己得不到的,也不让黛玉得到(《乱弹红楼———熙凤篇(纯粹女人)》)。这种变形,在《西游记》的网络化中表现得异常典型。网络《西游记》中,唐僧师徒四人的关系被刻意地更改了。经典《西游记》第十四回“心猿归正,六贼无踪”中有:“那猴早到了三藏的马前,赤淋淋跪下,道声‘师父,我出来也!’对三藏拜了四拜。”“我出来也”,虽仅四字,但设身一想,被压了五百年,如今重获自由,对于不服天不怕地、天性爱自由的“齐天大圣”来说,这种兴奋之情溢于言表。取经路上,因为神通悬殊、性格差异以及环境等多方面的原因,悟空、唐僧师徒曾几起争执,悟空也曾几次离开取经队伍,但最终共同取得真经;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每次悟空去而复返,师徒感情就增加几分。这也证明唐僧与悟空师徒感情甚笃,两人的感情基础也正在于唐僧助悟空解五百年困厄之苦,悟空又是取经路上第一等功臣。这种师徒真情,在《唐僧传》却变成了合同伙伴关系,相互利用,各取所寻。师徒之情在其他网络西游记故事中同样也已荡然无存。《唐僧传》中通天河一劫,妖怪设计,唐僧连人带马跌落到了大河的深处,而他的三个徒弟则齐崭崭跃到了云端,不顾师傅生死。《悟空传》中,孙悟空、猪八戒、沙和尚三个徒弟直呼唐僧为“秃头”,唐僧身陷困境他们也不营救。师徒感情如是,师兄弟之间的感情便可想而知了。《唐僧传》中,进入乌鸡国前师徒四人开会,当谈到妖怪的问题时,师兄弟三人相互推诿。为区分真假美猴王,唐僧要念紧箍咒,猪八戒说:“念吧,我会开心的。”让沙僧挑担,沙和尚立刻圆瞪双眼。谁来挑担,最终要由大将与元帅的级别高低来决定。
在《悟空传》中,沙和尚甚至成了玉帝安排来监视孙悟空的,在灵霄宝殿上两人大打出手。人物的变形孕育于情节的改变之中,同时又推动了情节的改变。《唐僧传》的第三部对原著进行了整体性的颠覆。经典《西游记》中,唐僧是师傅。《唐僧传》中,他成了被启蒙的对象。如其所言:“……如何生活,我还得向几个徒弟学习呢!”经典《西游记》是寻找真经的“西游记”,而《唐僧传》的第三部则是唐僧寻找“人间烟火”的西游记,是唐三藏的破戒之旅。在刘伯钦家里,唐僧被骗吃了熊肉。有了这一餐的实践,他知道了“肉食的博大精深”。随后,荤戒大开,过了一回吃野味的瘾。在五指山,又破了酒戒。到了高老庄,见到了猪八戒的妻子和两个儿子,唐僧对悟空说:“瞧,这才是真正的天伦之乐!”悟空颇有感触地说:“师父,其实你当年回到长安时,就该娶妻生子,到这时,有儿女绕膝,那是何等景观!”沙和尚制定了生子计划,徒弟几个也为唐僧作此打算。到了三打白骨精之地,唐僧又念旧情,“不是白骨精,是白衣少女,是一个很漂亮的白衣少女!”悟空这时也变了:“垒坟的事交给我吧,当初是我将这个女孩打死的。”坟垒好了,唐僧采了一朵白花,恭恭敬敬地放在坟前,两颗泪珠滴落下来。“八戒捧起一捧泥土,洒向坟头,喃喃地说:‘美人儿,老猪来看你了,你还记得老猪吗?’”“唐僧叹了口气:‘我们走吧,留下一段真情让它停泊在树木间。’”在女儿国,八戒向唐僧传达获得激情的方式:“男人不坏,女人不爱”。唐僧也要立志成为强壮的男子汉。吃了火焰山上的哈密瓜,“师徒四人的情欲像火焰一样升腾起来”。唐僧希望:“前要再有一个女儿国就好了。”悟空脸上升起一团红云:“老孙也准备要成家了。”八戒则沉浸在与盘丝洞女妖戏水的美好回忆中。师徒四人到盘丝洞中去怀想。唐僧想在里面睡上一觉。沙和尚则认为:“没有妖精了,真没劲!”唐僧梦中与蜘蛛精七妹相会。与七妹有了梦中云雨,“泄了真阳”。师徒四人在无底洞里盘桓,唐僧要寻找“红衣少女”鼠精的一两件遗物作念想。他颇有感慨:“……沿途竟有那么多的女子喜欢我,只可惜那时我的心锁得太紧了。”又对徒弟们发了命令:“我以前把你们管得太严了,现在放宽点,让你们去寻欢作乐吧!”在天竺国,唐僧去看望公主,公主因对唐僧的情难圆,出家做了尼姑。因而有了两人的一段对话。公主由痴情而把情看破,而唐僧却成了痴情之人。唐僧回到大雁塔里,将重返取经路的一幕一幕回忆了一遍,他突然觉悟了。唐僧走出大雁塔,理直气壮地说:“是到了该把千百年的恩怨情仇了结的时候了!”经过变形,《西游记》之经典在网络中已荡然无存。
二
传统文学经典的网络化解构,表现为两个突出的特征:现代化与肉身化。现代化,是与当前时空的嫁接。如刘备开了一家蜀汉电影公司(《刘备:我这一辈子》);“单极世界”、“世界霸权”之类的话被用来形容三国时的战势(《三国演义之舌战群儒》);贾府之中,贾母厉行改革,要在府内选拔一名总管,其中文凭是重要的标准,王熙凤从北静王府拿到了美容大学管理专业的硕士(《王熙凤进修文凭》);慕容雪村《唐僧情史》把唐僧与桃花精的关系按《我的野蛮女友》来演绎。这种现代化,首先表现为语言的现代化。在网络文学经典中,现代口语、歌曲被大量使用。唐僧对白骨精心存真情,要“留下一段真情让它停泊在树林间”。八戒告诫唐僧“男人不坏,女人不爱”。观音赠唐僧袈娑,上面有种种宝贝,唐僧问“这些东西该不是人工培养的吧”。孙悟空要把花果山搞成一个旅游基地。唐僧见到人参果,问:“一只果子含多少维生素?比得上十个鸡蛋否?”车迟国前,猪八戒劝孙悟空少惹事,“平平淡淡才是真”。过通天河后,唐僧遭受了奇耻大辱,开会总结,他要求三个徒弟的检查要“触及灵魂”。师徒四人离了通天河,高唱流行歌曲:跟我走吧,天亮就出发,有一个地方,那就是快乐老家……孙悟空打杀了两个蟊贼,唐僧命其为他们垒了新坟,念经:“吸气,我知道张三的灵魂犹在呼气,我知道王五的身躯已去我知道他俩已经解脱解脱是一种幸福吸气我也一样难受呼气事情已经发生阿弥陀佛张三、王五安息吧!”孙悟空指责假美猴王“昨天的你我重复昨天的故事”。师徒四人离别,唱起了“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八戒传授唐僧《酷语宝典》:“看不懂不叫看不懂,叫———晕;完了不叫完了,叫———歇菜;不满不叫不满,叫———靠……”唐僧活学活用:“八戒,为师今天对你不满,应该是:我靠,你这猪头三四五,你就流你的口水吧,想要老三背你,你歇菜吧你!”文学经典与现代时尚相结合,给经典加入了异样的元素。其次表现为叙事方式的现代化。网络化的文学经典大多不再采取全知全能视角,不再是类似于史的叙述,而是把名著经典的故事叙述单位、由这些故事所引申或有意篡改的叙述单位纳入到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的叙事框架之中。如糖所著的《沙僧传》,运用天上时光—流沙河岁月、天庭—流沙河双时空的方式叙述。#p#分页标题#e#
原先单线的叙述结构在网络看来太过简单,不能从叙述本身获取快感,他们要把自己所编织的“文学世界”立体化、多层次化。于是,在传统文学经典的网络化中,两种文体风行。一是传记体,为单个人物立传,有《悟空传》、《唐僧传》、《唐僧情史》。如此,叙事视角变换,从群体视角转换到个体视角。《唐僧传》其实是写唐僧的三次“西游记”。第一次尚是取经之旅;第二次则成了欲望之旅,唐僧要充分感受“人间烟火”;第三次,也就是小说的第四部,命名为《觉悟》,其实是反思之旅。二是日记体。《沙僧日记》、《八戒日记》、《悟空日记》等等,颇有前几年所流行的“隐私”写作之风。传统经典网络化变形的特征之二是肉身化。《西游记》、《三国演义》中都没有“性爱”空间,网络之作则把它作为重点,在改编过程中对性爱特意渲染。比如,关公多年前爱上了一个风尘女子张妃,而张妃爱上了心理医生刘备。桃园三结义是一个预谋,是一个女人和两个男人间的相互关系的最后出路。“因为这两个男人我不知道应该选择哪一个!最后我决定两个都要,一个都不能少。我实现这个目标的方法是:把自己也变成男人!因为只有这样才能让自己同时和这两个男人融洽地生活在一起。———就这样,我吃下了从华陀那里买来的变性药———颠倒乾坤丹”。(《张飞之隐秘情史》)网络版《西游记》也成了各个取经人的情史。如沙僧的情史、悟空的情史、八戒的情史等等。《悟空传》中,悟空与紫霞、猪八戒与阿月,都有一份生死相依的恋情。天篷与阿月相恋了八十万年。《悟空日记》中,悟空与紫霞、金禅子与九天玄女,都萌发了真情,猪八戒也找了牛魔王的妹妹作情人。唐僧与乌鸡国公主之间引发了“一夜情”,公主说:“……我们只是互相利用各取所需而已。我需要你抚慰我婚前的惶恐,你需要体验生活的反叛……”八戒要调戏盘丝洞的妖怪,盘丝洞的妖怪要调戏唐僧。无底洞里的鼠精要与唐僧婚配。月宫里的玉兔化作天竺国的公主也有了一梦情缘。今何在版的《唐僧传》中,唐僧则与桃花海誓山盟。乌巢和尚声称:“你们四人一马代表着天界的情与爱。”这其中最有象征意味的,是对佛法的代言者、一心向佛的唐僧进行肉身化、情欲化的改写,把高僧的“道貌岸然”剥下来。红孩儿把唐僧脱得一丝不挂,而唐僧的魂魄偏又要去见观音。
其中颇有意淫的味道。唐僧几遇色劫,从蝎子精到女儿国国王,取经之旅又成了色劫之旅。《唐僧传》的第一部,唐僧与观音相遇,观音称自己为他的师姐,并说要送他两件礼物,而此语让他猜测:“师姐不会送我一枚戒指吧?”有意无意之间,他想到了男女之间的定情之物。“玄奘心里面又涌起一阵感动,竟痴痴地望着观音,不知该说什么好。”而另一方面,“观音眼里游移出一丝暧意,她读出了玄奘脸上的感动”。这是一见钟情的画面。唐僧在黄袍怪的山洞里见到宝象国公主百花羞,两人萌生爱情。百花羞将书信交到唐僧手中,深情地说:“能在山洞里见到长老这样善良美丽的男人,真是一种缘份呀!”百花羞引着唐僧来到后洞,临别,她忍不住在唐僧的脸上吻了一下。唐僧感到一种火辣辣的疼痛,他的心里闪过一道亮光。唐僧走了十几步,忍不住回头一瞥,但见百花羞还痴痴地站在那儿,双目顾盼多情。唐僧第一次感到了女人的真实。取得真经后的唐僧,却感觉到“我唐僧活了快一个花甲了,生活中总觉得缺了点什么”。八戒点中了他的心思,缺的是“人间烟火”。这种肉身化中,还包括了一层含义,即低俗化,把佛法的庄严华妙破解,与现世欲望生活紧密结合。比如,网络“西游记”颇为关心现世社会中的“人情”,佛法、天道都要让位于此。明白人所作的《悟空传》中多处设置这样的情节。悟空要收黑熊精,菩萨为其求情。“孙悟空将行李一推说:‘这西天我不去了,一碰上妖怪就有人来说情,你说这个经如何取法?’唐僧朝孙悟空使了个眼色:‘徒弟,你可得记住一句名言:千万不要得罪菩萨,她能保证我们一路顺风!’”对于黄风岭上的妖怪,悟空揶揄说:“它是如来佛祖看油灯的,后台硬着呢!菩萨说是来领它回去的。”唐僧也感叹了:“路上遇着的妖怪,一个比一个后台硬!难啦!”镇元大仙听唐僧说观音是他师姐,冷笑:“原来你们的关系还这么广,横向联系不错嘛!”遇到白骨精,孙悟空到观音那儿问是否可打,探听她有没有后台,观音强调说:“不是硬后台,她连软后台也没有,她根本就没有后台!”红孩儿,孙悟空知他没有后台,才敢打杀他。通天河遇险,孙悟空首先想到的是找观音:“我可以猜测,以往那么多的妖怪都是你放出来的,我不找你找谁?”“你要害人,可不是那种害法呀!”小雷音寺遇险,唐僧让悟空先打听妖怪的出身。悟空说:“他原来是东来老祖殿前的黄眉童儿”,唐僧称之为“名门正派”,要悟空“谨慎处理,要照顾一下老祖的面子”。在这种变形中,包括佛法在内的一切,都不可执着。取经之路中历劫、修行都被全盘否定了。
八十一难只不过是如来佛的障眼法而已,是游戏,而游戏之后并没有幸福可言。(慕容雪村《唐僧情史》)唐僧感慨:“孙悟空有几百年没来看我了。西天路上,我这徒弟曾无数次救过我的命。我们没想到那是游戏,我们如此投入,抱头痛哭,相对嬉笑,但直到结局才明白,一切原来都是虚幻。取经路上的一切山,一切水,一切妖魔鬼怪,都是如来设的障眼法。”经历了金角大王、银角大王一难,唐僧望着老君的背影,悄声对几个徒弟说:“听出味了吗?他们都在合伙算计我们!”佛家的历劫,此时成了“合伙算计”。取经路上,虽有险,但没有艰难感,如此也就没有了劫,反倒充满了游戏感。唐僧认为这些难都“既然是例行公事,我们也就来个逢场作戏!”(《唐僧传》)在这背后又是对佛法的否定。《悟空传》中天杨与玄奘斗法,玄奘获胜,但他的获胜其实只是误打误撞。也正因为如此,玄奘胜利后许下的意愿却是:“要那诸佛,都烟消云散。”
三
网络经典大都通过戏仿的手段完成了对原来经典的颠覆。20世纪80年代以来,以大卫佐克(DavidZuck-er)为代表的著名电影小组ZAZ,普及了模仿嘲弄经典影片的喜剧电影类型,超越了传统意义上的拙劣模仿和滑稽效果的含义,使“戏仿”成为一种具有通俗化与后现代倾向的典型叙述方式。“戏仿”又名“滑稽模仿”、“戏拟”,源自英文parody,在《牛津英语大词典》(OED)中,对“parody”这一词条做出了如下两个解释:一是指导致了滑稽效果的模仿(imi-tation),可以用于诗(verse)或文(prose),也可用于戏剧或音乐剧;另一种含义是指拙劣的模仿。解构主义哲学家们的阐释是:“戏仿”(Parody)成为“仿拟”的特殊形态,从修辞意义上说,就是戏谑性仿拟。戏仿电影,是以“超文本”方式来改造传统、颠覆经典。戏仿,如今已超出了电影界,在网络上流行。《大话西游》即是戏仿《西游记》的代表之作。后来的网络西游记大都与其有或近或远的渊源。《大话西游》本身不是网络原创的文学艺术。但它因网络而流行,这似乎能说明其与网络特征相一致。经典的网络化招致了许多批评。如有论者认为这是肆意亵渎经典,对中国传统精神文明造成了损害,还有的认为其违背了中国宪法中对宗教信仰自由的相关规定等等。在表层意义上,这与网络经典对原本经典的戏仿中所体现出的“没大没小”有关。这种“没大没小”,恰恰基于网络的技术特性、人文特性。网络是一种技术,但它渗透到每个人生活的空间,化入其中。技术一旦走出实验室走入人类社会就不可避免地带有人文性。技术改变着人类的思维方式。网络对人类的改变是多方面、多层次的。#p#分页标题#e#
电脑网络的发展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一是以主机为中心的集中处理式网络,二是以客户机/服务器为中心的分布式处理网络,三是以因特网为代表的网际网。因特网是Internet的译音。Internet又译为“国际互联网”或“网际网路”。它所代表的并非某种新的物理网络,而是“网络的网络”。因特网依靠TCP/IP协议实现已有各种通信网络的互联。凡是符合TCP/IP标准的网络,都可在一定条件下连入因特网,成为它的组成部分。在实践中,由因特网派生出内联网(intranet)与外联网(extranet)。内联网主要是指利用因特网技术(TCP/IP协议、Web浏览器等)所构建的内部网络,外联网则是指若干内联网通过一定的安全机制相互连通。如果说因特网所代表的是作为总括的网络间性的话,那么,内联网与外联网便将网络间性具体化了。第三阶段则发展到了蛛网重叠和触角延伸的方式。打破了往日信息垄断的中心话语模式,促成了个体话语、小众话语对主流媒体话语权力的消解。散点辐射、触角延伸的方式是消解中心话语的方式,也就是本雅明所说的后现代社会中“主体的非中心化”。权力话语可以是官方话语,在中国报纸、电视、电影还都属于这一类,也可以是精英话语、知识分子话语。因而,网络空间,有学者称之为“没有重量的空间”:“物理世界是一个有重量的世界。一块石头、一张桌子或者一幢房子之所以各安其位,即是因为它们的重量。重量已经是这个世界秩序的一部分:重量的差异决定了位置的高低上下。人们无法看到一座纪念碑矗立在一个鞋盒之上———后者承受不了前者的重量。通常,重量与体积成正比。工业社会诞生了许多雄伟的巨型景观。摩天大楼、巨轮、疾驰的火车、钢铁与水泥混合的桥梁,这些巨型景观的吨位是惊人的。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工业社会是一个制造重量的社会。然而,进入网络空间之后,一切景观都迅即化为没有重量的比特。比特可以复制、移动,或者远程传送,就是没有重量。活动于网络空间的人物也仅仅是一些没有身体重量的比特。因为没有身体———面容、四肢、骨骼、血肉之躯———的到场,种种个人信息失去了认证的可能。”[1]
正因为如此,网络空间表现出自由平等,突出地表现为发言权平等———这个空间的讲坛不再由一批文化精英把持,官衔与财富的数目亦非权威的证明,所有的人都有权力将自己的“帖子”公布出来。不少网民都有这种体验:看到自己键盘上敲出的文字转瞬之间发表在聊天室里,心中惊喜交加。这意味着一种权力的回归。网络空间不仅改造了传统社会的政治结构,并且颠覆了传统社会的文化结构。1936年的时候,本雅明曾经对艺术作品的机械复制表示了极大的惊叹;然而,如今却是谈论艺术作品电子复制的时候了。本雅明认为,机械复制废除了作品的“原真性”,作品脱离了独一无二的时间与空间而成为复制品。这些作品不再神圣,不再具有宗教式的礼仪意义,作品的展示价值远远地超过了膜拜价值。电子复制比机械复制更为容易。因此,电子时代的艺术复制品更为廉价,同时得到了更为广泛的传播。艺术垄断的解除产生了更为开放的文化民主。如果说,在主体中心化的时代,支撑话语中心化或者是官方的意识形态或者是精英知识分子的道义责任感的话,那么,在非主体中心化的时代,其话语形式形成的动力何在呢?重要的一点是游戏情结。“游戏”这一语词越来越变成现代思想的关键语词之一,它似乎成为了理解存在、思想和语言的奥妙的通道。大游戏是说:存在就是游戏。不仅人生,而且万物都在游戏。海德格尔认为存在或世界的本性就是游戏,并具体表现为天地人神四元的游戏,称天地人神的纯真的生成的镜子之游戏为世界。人类很早便有游戏活动,小自戏耍、模拟、表演,大到节庆、竞赛、狂欢等。可以说,游戏是人类社会生活的一种基本职能,人类文化的发展伴随着游戏因素。
随着以无功利为中心的审美原则的确立,德国古典美学的代表人物康德和席勒谈到了游戏的另一重要性质:自由性与超越性。康德在《判断力批判》中曾经对文学艺术与手工艺作了区分,指出文学艺术活动的本质是自由的游戏:艺术……人看作好像只是游戏,这就是一种工作,它是对自身愉快的,能够合目的地成功。依照康德的看法,文学艺术的游戏不仅带有自由表现性,还能将想象力与知性的严肃事情相联系,故能给人以许多启示。席勒进一步将审美与游戏和人的自由与全面发展相联系,他认为只有当人在充分意义上是人的时候,他才游戏;只有当人游戏的时候,他才是完整的人。席勒把审美的游戏冲动当成人性解放的前提,它超越了内在和外在事物的强制,将规律与需要结合起来,因而是自由的显现。审美的游戏活动能将理性的道德规范内化为想象力的自由表现。席勒试图以此来统辖与协调审美活动及文学艺术的娱乐消遣与理性教化。20世纪关于文学与游戏关系的讨论大体沿袭康德和席勒的思路,但更多地注意到游戏自由的生命表现性。荷兰学者胡伊青加甚至将游戏视为人类一种与生俱来的文化现象,认为人是在游戏中生成的。文学艺术就是这样一种游戏。德国哲学家伽达默尔认为,有生命的东西能够在自身中具有运动的动力,自行运动是一般有生命之物的基本特性。游戏便是一种自行运动,它并不谋求明确的目的和目标,而是生命存在的自我表现。他认为把艺术游戏同语言游戏相联系,能使人更容易地按照游戏模式去考虑世界经验的普遍语言性。何谓游戏?游戏的要义,是从肉体上、精神上体味自己的存在。一旦一种活动不为外在的目的,而仅仅停留其本身,从熟练之中体味到自己肉体的存在、由此体验到精神的快感,这就是游戏了。如中国的疱丁解牛,以“无厚入有间”,“道进乎技”就是如此。在网络空间,人的游戏感得到了极大程度的展示。其一,生存基础的虚无性在网络得到了极显明的体现。生存是游戏,生存的基础是虚拟性。在没有网络之前,生存目的的基础,在中国是自然,在西方是上帝。但中国的自然就是“自然而然”,其基础是不能落实的。西方的上帝,尼采宣布它已经死了。因而基础是虚无。而在网络空间,赛伯空间的非实在性,成为这种虚无最好的例证。其二,游戏的狂欢特征,在网络表现得极其充分。网络如同筵宴。巴赫金在研究拉伯雷时曾发感慨,只有在吃饭时才能说出自由的、真诚的真理。筵席本身的肉身化,消解了对神圣的虔诚。
四
网络对传统文学经典的解构,基于网络自身的特性。同时,又与近十几年来文坛“去经典化”的动向同声相求。“经典”,《现代汉语词典》释为“传统的权威性作品”;《辞海》释为“一定时代、一定的阶级认为最重要的、有指导作用的著作”;《辞源》释为“旧作为典范的经书”。经典体现了一种超越时间限制的规范与基本价值,同时又随时作为当前有意义的事物存在着。迄至近代,中国的知识传统大半以经典注疏的形态存在。经典仿佛是一道文化栅栏,代表了至高无上的权威与法则,而被当作社会生活的规范与原则。这使得“非经典”总是力图超越自身跃升为经典。网络文学对经典的解构与重构,与中国文坛的变动是同声相求的。或者说,网络文学对经典的解构是中国文坛变动的一个典型事件,中国文坛的变动推进了网络文学对经典文学的解构。这其中有三个值得注意的文学事件,即20世纪末的“重写文学史”、重排大师事件和1998年的断裂宣言。“重写文学史”虽然具体体现为对于一些作家作品的重新评价,但其核心是对于文学经典标准的修改。“重写”重点是重新评价那些原先因为“政治”原因而被抬得很高的作家(如郭沫若、茅盾、赵树理等),以及那些同样因为“政治”原因而被边缘化的作家。#p#分页标题#e#
“重新排大师”的情况同样是在突出“审美”标准的旗号下进行的一次对于经典标准的重写。这一方面是延续了“重写文学史”中的“淡化政治”的诉求,同时也反映了新兴的大众文化正在显示自己的力量,正在对精英化的经典标准提出挑战。[2]在1998年第10期的《北京文学》上,发表了由朱文主持发起的一个名叫“断裂:一份问卷和五十份答卷”的调查报告。这篇报告可以视作没有获得经典作家地位、没有在权威性机构占据优势位置的年轻一代作家,对于那些已经经典化、已经占据机构化权威地位的老一代作家以及他们经典地位的一次集体性挑战。这次调查的发起者以及接受调查的对象都是20世纪60年代以后出生的(在当时是30多岁)青年作家,又称“晚生代作家”。他们的问题设计以及对问题的回答非常集中地体现出颠覆经典、传统以及权威机构(如作家协会、大学等)的叛逆姿态。他们对于中国当代文学传统及其经典性作家采取了基本否定或完全否定的态度,也不承认大学、作协、茅盾文学奖、鲁迅文学奖等机构的权威性。韦伯曾经如此区分“牧师”与“预言家”:“牧师”代表业已确立权威地位的那些既得利益者,他们倾向于维护现存的文化秩序与文化经典;而预言家则代表挑战这种权威的人,倾向于摧毁既存的文化秩序与文化经典。布迪厄则继承与发展了韦伯的划分,并把他们分别命名为“文化的监护者”与“文化的创造者”,前者再生产并传播文化的现存合法形式(它们常常表现为经典作品),后者则力图创造、发明新的文化合法性形式(也就是重新经典化或再经典化)。中国文坛20世纪末的几大事件显露出“预言家”对“牧师”、“文化的创造者”对“文化的监护者”的挑战。
(一)忠贞不渝、忧国忧民的爱国思想,自强不息、刚健有为的民族精神。加强爱国主义情感和增强民族凝聚力是当代大学生道德教育的重要主题。中国传统文学经典作品蕴含丰富的道德教育资源。远古经典神话中,精卫填海,口衔木石,日复一日,坚韧不拔;夸父逐日,跋山涉水,道渴而亡,至死无悔;鲧禹治水,鲧逆天帝之命而救民,禹三过家门而不入,“卒布土以定九州,”终胜滔滔洪水;神农氏亲尝百草,“一日而遇七十毒”,一心为民,鞠躬尽瘁。儒家经典《周易》中“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的刚健有为的精神;《论语》中“士志于道”、“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殉道意识;战国屈原的《离骚》中“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的真诚炽热的爱国之情,至死不息的求索精神,独立不迁的人格追求;南宋爱国将领岳飞《满江红》中“怒发冲冠,凭栏处,潇潇雨歇。抬望眼,仰天长啸,壮怀激烈”,千载之下读之,凛凛充满生气;爱国诗人陆游的名作《示儿》中“死去原知万事空,但悲不见九州同。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毋忘告乃翁”的临终遗言。这些浩然正气、荡气回肠的爱国主义文学经典名作,如黄钟大吕,似江河奔涌,鼓舞着无数后人为国家兴亡,民族命运而奋斗不息。可以说,中国传统文化中,以儒家思想为代表的经世济时的入世精神和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使命意识,成为古代知识分子政治生活的重要原则。爱国和忧民历来是一脉相通,热爱祖国亦应热爱生于这片土地的人民。屈原《离骚》中“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的痛哭流涕;唐代诗圣杜甫《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中“穷年忧黎元,叹息肠内热”、“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悲愤之音;北宋名臣范仲淹《岳阳楼记》中“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忧乐之声;清代文人郑板桥《潍县署中画竹呈年伯包大中丞括》中“衙斋卧听萧萧竹,疑是民间疾苦声。些小吾曹州县吏,一枝一叶总关情”的民生情怀。这些现实主义的名篇名作中所蕴含至真至善的人性之光和悲悯天下的赤子情怀,至今涤荡着万千读者的心灵。可以说,自古以来,体恤国难,忧患时局,怜悯苍生,渴望和平,都是中国传统文学经典的永恒主题。传统经典文学所蕴涵的这种强烈的忧患意识、厚生爱民的普世价值,自强不息、刚健有为的进取精神,成为中华民族文化的重要源头和民族精神的重要根基。高校大学生通过对传统文学经典的阅读和学习,并将之转换为现代大学的人文精神,必将有助于培养当代大学生良好的社会责任感和崇高的历史使命感,从而把个人的道德升华与群体的道德完善统一起来,由此成为大学生群体为民族复兴而读书的强大精神动力。
(二)深沉含蓄、质朴浓郁的情感内涵,感人至深、纯洁至善的人性之美。文学经典作品在道德情感教育中有着独特作用。德国哲学家卡西尔曾说,伟大的艺术“向我们显示我们内部生活的各种形式。从一个新的广度和深度上揭示了生活:它传达了对人类的事业和人类的命运、人类的伟大和人类的痛苦的一种认识。与之相比,我们日常的存在显得极为无聊和琐碎。……不是感染力的程度,而是强化和照亮的程度才是艺术之优劣的尺度。”中国传统经典文学作品是一种具象含情、蕴藉含蓄的文学,它通过生动丰满的艺术形象塑造,以深沉含蓄、质朴浓郁的情感内涵,感人至深、纯洁至善的人性之美来打动读者的心灵。在传统的文学经典作品中,不少爱情名作都可以成为大学生爱情方面道德教育的资源。遥远的商周时代,《诗经•邶风•击鼓》中的“死生契阔,与子成说。执子之手,与子偕老”,诠释着传统中国人关于爱情生死相依、白头到老的誓约;唐代白居易《长恨歌》中“在天愿作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讲述着帝王与妃子之间的真挚爱情,启示人们,爱情其实可以不分阶层,超越时空。北宋文豪苏轼的《江城子》中“料得年年肠断处,明月夜,短松冈”,诉说着即使与相爱的人已阴阳两隔,但忠贞的爱情却永世长存。金代诗人元好问《摸鱼儿》中“问世间,情是何物,直教生死相许”,借生死与共的大雁形象谱写了一曲凄婉缠绵,感人至深的爱情之歌;元代王实甫《西厢记》中的崔张二人唱出了“愿普天下有情的都成了眷属”的呼喊,表达出封建专制时代青年男女对自由爱情的渴望;明代汤显祖《牡丹亭》里杜丽娘和柳梦梅的生死之恋,告诉了世间芸芸众生,爱情具有起死回生的伟大力量;清代曹雪芹《红楼梦》中,贾宝玉和林黛玉“他们心灵相通,思想一致,互相关心,互相交流,互相尊重对方的人格和意志,充满着愿为对方牺牲一切的高尚精神。他们海枯石烂、生死不渝的爱情,始终是以心灵上的契合无间作为最高的准则。”宝黛与二人以血泪与生命书写了中国古典文学中最真挚感人的爱情绝唱。传统文学经典作品中的爱情是荡气回肠、千古流芳,其至真至纯的情感力量将会陶冶和滋润大学生的心灵。除了爱情,其实亲情、友情和乡土情同样也是传统经典文学作品讴歌的重要主题。《论语》中“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的尊老敬老的美德,唐代孟郊的《游子吟》中“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临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的深情礼赞。千百年来,这朴素的反哺之心、质朴的母性之爱至今感动着我们的心灵。王勃《送杜少府之任蜀州》中“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启迪人们,真挚的知己不在于距离的远近,而在于心灵的相通;李白《送汪伦》中“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伦送我情”的深情放歌。今日读来,仍会让我们心灵为之悸动。传统经典文学作品艺术地诠释了中国传统文化中崇尚仁爱,注重亲情的民族心理,其真挚含蓄的情感追求,精湛美妙的表现艺术、都将唤起大学生的审美兴趣和情感追求,使他们在得到审美享受、情感愉悦的同时,也提升了自身的道德品质,升华了自身的精神境界。
(三)道法自然、天人合一的和谐境界,自由独立、飘逸洒脱的人格追求。中国传统思想尤其是道家思想追求人与自然和谐统一的人生境界,重视个体的生命价值和主体人格的独立。《庄子》中“独与天地精神往来,而不敖倪于万物”,蔑视名利,遨游于天地之间。东晋“隐逸诗人之宗”陶渊明《饮酒诗》中“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所呈现的诗意地栖居于大地之上超脱情怀,有助于处在高度发展的工业社会和信息时代的大学生调和内心情感,完善道德人格。王维《鸟鸣涧》中“人闲桂花落,夜静春山空。月出惊山鸟,时鸣春涧中”,诗人内在精神上的怡然自得,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处,都能给今天过于追求物质享受的人们带来诸多启示。此外,诗仙李白《将进酒》中“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的高度自信,《梦游天姥吟留别》中“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的傲岸个性,其以天马行空的笔法抒写着对理想人生的追求和对个体生命自由的强烈向往;宋代苏轼《定风波》中“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的旷达超脱的胸襟和超凡超俗的人生态度,也同样给予世人以智慧的启迪和哲理的感悟。当代大学生是中华民族走向全面复兴的主力军,大都有着报效国家、服务人民的责任感和使命感。但不可否认,大学生群体中也不同程度存在着追求物欲、功利性强等不良倾向。正如马尔库塞在其《单向度的人》中所说:“发达工业文明的奴隶是受到抬举的奴隶,但他们毕竟还是奴隶。因为是否是奴隶‘既不是由服从、也不是由工作难度,而是由人作为一种单纯的工具、人沦为物的状况’来决定的。作为一种工具、一种物而存在,是奴役状态的纯粹形式。”在某种程度上来说,很多人已经被高度发展的工业社会所异化,从而逐渐失去自我的主体性。马尔库塞所言的这种现代社会中的异化现象,其实在大学生群体中也不少见。不少人患上网瘾、手机依赖症,对于自然和现实社会,都漫不经心。在许多人越来越成为“单向度的人”的情况下,中国传统文学经典作品所蕴含的独特审美特性,有助于唤起当代大学生对真善美的向往和追求,丰富充盈他们的内心,疏解现代人的精神焦虑,从而建立起充满诗意的精神家园。这也将有助于完善大学生的道德人格结构,促进其心灵的内在和谐。
二、利用传统经典文学,探索道德教育的有效途径
以传统文学经典为载体对大学生进行人文和道德教育,有助于改变大学道德教育中的说教化倾向,提升道德教育的层次和水平,从而达到“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的效果。利用传统文学经典,我们可主要通过以下途径:
1.加强文学教师队伍建设,推进文学课程改革。中文教师在文学课程的教学中,应该改变“一言堂”的传统授课模式,注重引导学生主动参与对文学作品的解读、文学现象的阐发和文学问题的探讨,使学生成为文学阅读和欣赏的主体。此外,高校应该结合本校学生实际,以经典文学作品为主干,编写内容鲜活、形式生动文学教材,并将课堂教学与课下实践有机融合,为学生的自主学习提供了广阔的空间。
2.开设文学经典选修课程,完善大学通识教育。高校可开设《文学经典导读》、《唐宋诗词鉴赏》、《中国古典名著解读》等选修课程。这样既可以满足了当代大学生求知多元化的需求,又能对提高大学生人文素养和道德修养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3.充分利用网络技术,大力建设电子资源。高校还应该充分利用高度发达的网络技术,加强本校和学院的文学网站建设,积极引入外校优势课程资源,提供精品文学课程的影像视频、电子图书资料等,从而为本校学生文学课程的自主学习提供有力支持。
4加强校园文化建设,营造书香校园。高校可以充分利用传统文学经典的丰富资源,搭建立体化的文化平台。如推荐经典文学书目,组建文学社团,举办文学经典朗诵比赛,举办文学经典讲座、开展古典名著阅读交流会、举行古典诗词书画展、制作文学类电视专题片等多种形式,引导广大学生参与其中,从而营造书香校园。由此,广大学生走近传统文学经典,这既丰富了大学校园大的文化生活,又开拓大学道德教育的新渠道。中国传统文学经典,揭示了生命的本真状态,承载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洋溢着伟大的生命精神,艺术地诠释着对至真、至善、至美的追求,是高等院校大学生道德教育的重要资源。当前,在加强大学生道德教育的背景下,充分发掘并利用传统文学经典作品,并有机融于高校道德教育之中,将会有助于凝聚弘扬爱国主义情感,有助于传承发扬民族优秀文化,有助于提高大学生道德教育的水平,促进大学生身心的全面发展。
如果从1910年美国华工刻写在天使岛木屋墙壁上的汉语诗歌算起,海外华文文学的存在已有了一百多年的历史,在百年的文学历程中,无论是西方和东方,都出现过相当数量具有开拓性、令人瞩目的著名作家,当中有程抱一、陈舜臣等在历史上饮誉世界的文学大家,还有白先勇、王鼎钧、郑愁予、杨牧、洛夫、痖弦、於梨华、聂华苓、赵淑侠、余心乐、方北方、姚紫、吴岸、黄东平、司马攻、云鹤等一大批作家,他们中有的以其艺术的突破达到一个新的高度,有的在其所在国华文文坛上率先创作出具有开拓性、标志性的文学作品,从而确立了自身在海外汉语文学史上的重要地位,更有活跃在当今海外华文文学领域中具有独特个性和艺术影响的一批中青年作家,如严歌苓、张翎、虹影、陈河、抗凝(林达)、欧阳昱、陈大为、钟怡雯、黄锦树、林幸谦、黎紫书等。这些不同历史时期、不同地域的华文作家通过自己的创作,在世界各个地区和国家传播和扩大了华文文学的影响,参与这一领域文学的经典化过程。正是这些优秀作家作品的沉淀,为我们百年海外华文文学的经典化和经典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基础。海外华文文学是中华文化外传以后,在世界各地开出的文学奇葩,是一种处于中外东西文化交汇点上的独特文学现象,各种不同“质”的文化艺术精神、思想元素在这样一个平台上错综交织,丰富性、多元性、复杂性是它的突出特征。面对这样的“文学场”,特别是其中的优秀作品,要对其解读、研究、阐释,如研究者不能以开放的思维,突破传统的“国族”界线,就难以把握这一领域文学的特殊性。从现在我们读到的许多海外华文文学作品看,有三个明显的特点:①海外华文作家的作品,隐含着他们离家去国之后“离散”生涯的生命体验,是一种有跨越性的独特精神历程的形象叙写;②因其创作主体是在“本土”以外,处在各种“异”文化包围的环境里,有多种文化的参照与介入,多数作品具有反思性和多元性;③这些作品淡化了中国历史传统主题的内容,更多的是“离散”华人在外生存状态和生命意识的审美表达,在思维模式上,更加突出了人的主体性,在社会行为模式上,更重视现代价值的普适性和开放精神。这些只是我们在平时阅读中感受到的,今后要在学术的层面从整体上探讨这一领域的文学特质,认识其所形成的新的文学传统,还有待于学界同仁的通力合作,从广度和深度上作研究,既要从百年长度梳理其兴起、发展的文脉,也要通过具体文本的阅读,在众多文学作品中寻找、选择出那些具有路标式的文学经典,并对其进行系列的分析和阐释,从文化、文学上展示它们所蕴含的新的质素。由于历史的原因,以往学界对中国新文学传统和经典的研究,多从意识形态上看待问题,对其传统的形成和经典特色的论说,也多依附于革命历史的线索,因而在思维模式上不同程度存在“现代化革命大叙事”为主线的局限。在对新文学自身特质的寻找、分析中国新文学如何从古代文学蜕变过来的原因时,对其中的各种复杂因素,往往关注不够,少有从文学自身的发展去作更深入的追问,在一些经典著作的研究成果中,也少有从文学传统内在的变化和经典作家独特的人生解读展开其阐释空间。近十几年,一些现当代文学的学者,如黄曼君、陈思和、洪子诚等都曾在他们的著作中反思和论说过这些问题。黄曼君还特别倡导:要通过对经典著作的诞生、阐释和论述,揭示新文化特质与“诗性转向”的思、诗、史关系结构线索。也就是说,要从文化精神、审美诗性与史的定位,对文学经典的真正意义进行分析,通过对具体经典作品的阐释,进一步认识、展现中国新文学传统的特质。他们所论的虽是针对中国新文学传统的研究,但对我们今天开展海外华文文学传统和经典的研究,如何去突破那种原先可能有的思维定势和某种局限,也是很好的提醒和启示。经典作品是历史承传的标帜。文学经典既是文学传统的集中表现,也是建构文学史的一个重要路标。任何文学经典都是以“诗性”为核心的思、诗、史的结晶。探讨百年海外华文文学形成的新的文学传统,同样要通过经典化过程和经典文本研究,了解这一领域文学经典化复杂的历史变动,展示其在新的文化语境中,思、诗、史不同组合形成的新文学经典特质;从文化和审美的视角,认识其从“本土”到“域外”文学传统的变化、延伸和重构,特别是其独具的审美内容,那种跨界超越的美学品格,以及由此而表现出来的某种原创性,那种能够成为新的经典或新的文学经典性特征。
二、海外华文文学的经典化和经典文本研究
文学经典是经典化过程的结晶。开展海外华文文学的经典研究,首先是要对这一领域的经典化过程进行考察和研究。考察和研究海外华文文学的经典化问题,可以有多种角度,而其中的重要视角是文化上的从“一元”到“多元”。海外华文文学作为“离散”华人在域外生命体验的审美表达,是中外文化交汇的艺术成果,尤其是当中的一批有才情和智慧的优秀作家的作品,这种多元文化、互识互补的特色就更为突出,具有新的文学经典性的特征:从精神意蕴看,这些优秀的文学作品,都有一种多元文化跨界认同的开放品格,在文化和美学上呈现出不同程度的原创性;从艺术审美看,它们涵纳了多个地区移民作家复杂多彩的心灵世界和“离散”生涯独特精神历程的叙写,为读者提供了与中国本土文学不同的审美经验,有新的“诗学”内涵;从文学史的层面看,它们为世界文学史翻开了新的篇章。本世纪以来,国际学界不断质疑现有的“20世纪世界文学史”,认为当中存在明显的“西方中心论”印记,因而提出了重构新的“20世纪世界文学史”问题,其问题的内核正是:文化上应从“一元”到“多元”。而海外华文文学是20世纪兴起、发展起来的具有世界性的华文文学领域,具有着从“一元”到“多元”的“跨界”文化、文学特质,作为世界近百年发展中出现的新的文学元素,在现有成果的基础上,开展此领域的经典化问题和经典文本研究,既是“海外华文文学及其研究深入发展的关键”,也将为20世纪新的世界文学史的重构提供一个新的版块。因为这个新的汉语文学领域,有多种“跨界”的文化特质,早就突破了中国文学“国族”的范围,是新的20世纪世界文学史重构中不可忽略的内容。正如许多论者所言,文学经典的生成与确立,本质上是立足于审美接受的群体。而其之所以拥有审美接受的群体,前提是它自身是一个极其优秀的文本,有很高的审美价值,已成为一个开放性的平台,能在各个时代的读者中产生特殊的影响。用卡尔维诺的话说:“是一本每次重读都好像初读那样带来发现的书。”“是一本即使我们初读也好像是在重温我们以前读过的东西的书。”因此,笔者认为,在开展此项研究之初,必须着重关注和回答下列这些问题:①百年来这一领域已经出版的众多文学作品中,有哪些可称为经典?②这些经典是怎样诞生的?有何独特的人生解读和阐释空间?③在其存在的历史长度,审美群体对它的阅读、接受、传播和评价如何?④作品自身形成了怎样的跨文化超越的形态与模式?在审美方面有何原创性的贡献?而要回答上述这些问题,首先是要从这一领域大量的资料工作做起。饶宗颐先生在《文学与神明》一书中,曾具体谈到掌握材料在学术研究中的重要性。他说:“不论做什么题目,都要材料,这是基础。”还特别指出:对经典材料,更要反复地下功夫。“第一次或者了解不深、不透,第二、三次继续了解。有时需要十次,或者十次以上。”他认为“只有掌握了材料,才有立足之地”。我们进行海外华文文学的经典研究,同样要以材料为基础。其次是要“直面作品”,在文本的阅读上下功夫。通过对各种文学作品及其相关材料的阅读、比较、筛选,突出文学性,从中选择出更具有心灵感动、更具有审美内容,为社会、受众公认的有代表性的名著。“直面作品”,不是孤立地面对文本,而是将文本和历史结合起来(包括文学史、批评史、接受史和传播史),与这一领域的文学历史“对话”。因为同一作品,不同时代的人理解可能不一样,即使是同一时代、不同的人也会有不同的理解,就是同一个人,对同一作品,在不同时间、不同语境,理解也可能会有差异。所以,在这个过程,研究者就要去面对历史上这种种的差异,既要了解人们在各种不同情况下对同一部作品的不同评价,以及他们解读文本时不同的态度和方法,联系他们不同的“文化身份”(一般读者、批评家、专业研究者)、历史背景和文化语境,分析其差异的原因;还要关注本领域特殊的文化、文学问题(如流散者的生存、生活问题等),把握与这些问题相关的特殊文学现象,思考、研究“经典”的选择和确立的依据,阐明其在怎样意义上成为经典。由于百年海外华文文学是一个在文化上有多种中外混溶的世界性文学领域,因而还有一个如何从国际化角度看待经典的问题。任何经典都是思想和艺术秩序确立的范本,所以此一领域中的中外文化、文学传统的交融、对接(如古今传承、中外交接),以及因不同地区、国家历史时空的差异而衍生的多重文化观照结果等,也将是我们经典研究的“焦点”问题。也就是说,我们还要从世界文学的角度,通过本领域文学经典化问题的追问和文学经典研究,展示其作为这一特殊汉语文学领域经典著作独特的思想内涵、精神意蕴和审美品格,以及其所表现出来的原创性与新锐性、丰富性与超越性。
百年海外华文文学经典化问题的研究,是关于这一领域文学经典形成过程的研究。而经典的确立,是基于艺术的本体,也就是作品所达到的一种新的艺术高度。所以解读和阐释经典文本,展现其之所以成为经典的审美价值,是本课题研究最具意义的工作。西方著名学者纳博科夫认为:一部文学作品的经典性和审美价值,“最终要看它能不能兼备诗道的精微与科学的直觉”。“因为这样的作品才能给人一种既是感知的、又是理智的快感。”可见,作品的艺术本体和读者的审美接受,是文学经典研究的两个重要方面,中西方学者均有共识。由于海外华文文学是近百年新兴的文学领域,因而我们面对的是一种新的文学经典研究,所以我们的工作是要去开发一个新的“矿藏”,这就需要从最基础的“入门”工作做起,除上面所说的搜集资料、探清“史路”外,更重要的是要通过对各种文学文本的阅读、解读,特别是对其中的优秀文本的细读、精读和不断地重读,展示这一领域的优秀作家在文学作品中如何运用语言、结构、文体等创作手段和表现方式,组成不平凡的故事、情节和细节,使作品具有真正的艺术生命,怎样令人读了能产生情感的火花,引起了心灵的震颤。并通过各方面的比较,选择出其中的经典名作,将其拆开、窥探,研究其风格、意象、体裁,从作品的艺术设计和构造,深入到作品内里最具创意和精美的部分,揭示其文学和美学上的不寻常价值,阐明那些经典名作为何得以成为经典,以及它们是如何生成的。艺术的魅力存在于作品形象的骨骼和思想的精髓里,任何经典著作都是一个独特的“新天地”。我们要真正地了解和阐释它,就必须“进入”到这一个个的“新天地”当中去。作为海外华文文学经典著作的研究者,在艺术上我们要“进入”的是一块以往人们尚未涉足或涉足不深的“天地”,除了对其历史进程、文化交汇应有所了解外,还应该具有想象力和艺术感,也就是艺术感觉。因为有了艺术感觉,我们才会在阅读和研究时在自己和作者的心灵之间形成一种和谐关系,甚至随着不断重读和研究日深还成了艺术上的“知己”。记得纳博科夫在讲解经典著作时,曾用一段形象的描述,来说明优秀读者和优秀作家的那种难以言喻的共鸣感。他说:“在那无路可循的山坡上攀援的艺术大师,只是他登上山顶,当风而立。你猜他在那里遇见了谁?是气喘吁吁却又兴高采烈的读者。两人自然而然地拥抱起来了。如果这本书永垂不朽,他们就永不分离。”笔者认为,这种发自内心对艺术之美的共鸣感,对于文学经典的研究者来说,也是极其重要的。“文本是历史的,历史是文本的。”我们要从世纪长度探讨海外华文文学的特质及其所形成的新的文学传统。
在大的方面,一是要梳理百年海外华文文学发展的历程,明“史实”;二是要对体现其历史变化发展的文学经典进行阐释,立“标帜”。前者,学界已有若干或详或略的文学史问世;后者是近期才提出和被关注的问题。但从探讨此领域所形成的新文学传统的角度,这两者都十分重要,而且它们之间有着密切不可分割的联系。记得陈思和说过:“所谓文学作品和文学史的关系,大约类似天上的星星和天空的关系。”构成文学史的最基本元素就是文学作品,是文学的审美,“就像夜幕降临,星星闪烁,其实每个星球彼此都隔得很远很远,但是它们之间互相吸引,互相关照,构成天幕下一幅极为壮丽的星空图,这就是我们所要面对的文学史”。事实上,任何一个文学的“天空”,都离不开那些“星星闪烁”似的文学作品,它们是“史”的基础,“论”的依据,各种优秀文学传统的生命之“光”,没有它们的“灿烂”,我们就很难观赏到壮丽的文学“夜空”。所以我们在探讨百年海外华文文学存在、发展意义及其形成的新传统时,就不能不关注这一领域那些类似“明星”的文学名著,因为只有通过它们,才能观赏到这一特定“天空”夜幕中的深邃神秘。
当代的媒体传播力量强大,瞬间可以让一个事物或人物风光无限,也可以瞬时将其打人谷底。现代文学经典作品的传播方式也与传统文学经典作品的传播方式有所不同。媒体与大众舆论结合,而作为大众的读者也有意识或无意识地参与文学经典的建构。当代文学经典的建构已经离不开大众传播、媒体舆论对其的宣传,并在其推力作用下,文学经典的历史性被削弱,当代文学经典的建构呈现加速的趋势。大众传播媒介通过报纸、影视等众多传播工具向相对众多的人传播信息。相对于文学经典来说,这里的大众有两层含义:一是与文学评论家相对的一般读者群体;一是在信息传播中文学经典的被迫阅读者。大众在当代文学经典的建构过程中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它扫一破了少数文学权威人士对经典确立的垄断,扫一破了隐藏在经典确立背后的权力运作机制的操纵,使得广大读者有机会参与阅读和批评,从而为经典的调整甚至重构提供有益的阅读经验。”③在当代有许多文学经典都是大众推崇的结果。传统的文学传播方式是人际传播或者文本传播,但是在当代这个现代化社会里,文学作品的传播有互联网、电视等多种形式。这就大大扩大了文学经典的接受群体范围。比如文学经典《红楼梦》《西游记》等,虽然都具有很高的文学价值,但是却对阅读人群有较高的文学素养的要求,在它们被改编成电视剧后其接受群体大大增多,相应的其经典地位也就被更多人认同。在看到媒体舆论对文学经典化的积极作用的同时,我们也不能忽略与此同时产生的问题。在媒体舆论的大肆宣传甚至炒作之中,更多的文学经典被了解、被建构,但是我们也不难看到很多文学经典被夸大其文学价值,或者一些并没有达到经典要求的文学作品在媒体炒作中被迅速经典化。比如许多网络文学作品,因为有大量媒体舆论的支持被冠以经典之名,但其艺术价值并不高,所以很快失去其经典地位。对文学作品经典程度的过高评价最终结果只能是经典价值的削弱,所以无论传播媒体如何发展和普及,文学经典的传播都不应忽视其文学的本质和经典的品质。
二、商业力量对文学经典建构的推动
一部文学作品经典化的背后隐藏着各种权利争夺、话语权的争夺。在当代子L会这种权利的争夺、话语权的争夺更加赤裸裸。当今社会是以经济利益为主导的消费社会。在这个消费至上的子L会中,文学的生产方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文学经典的建构出现新的力量的制衡。商业力量对文学经典建构的推动不可或缺。可以说在当代文学作品的销售数量成为衡量一部文学作品好坏的标尺。文学经典除了自身的文学特征和经典品质外还要能迎合大众消费的要求,给商家带来一定的经济效益,流行性成为当代文学经典的一个新的特征。在消费社会中,作家成为生产者,作品成为商品,而印刷、出版等部门成为一部作品从文本变为商品的中间力量环节。传统作家更多的是为自身的思想排解和艺术追求而写作,目的比较单纯。当代的许多作家成为推动文学经典化的商业力量的重要组成部分。他们不再单纯追求艺术上的成就,而是开始或多或少的注重作品的经济收益。在利益的驱使下,一些作家开始与商家合作追逐共同的经济利益。作家接受商家的宣传包装,逐渐“明星化”。而一部文学经典在当代的建构中自身也要成为能够吸引读者眼球的商品。在文学经典转化为商品过程中,印刷出版等部门为追求经济利益可谓是费尽心思。比如当代出版的文学经典作品就有一个特点,那就是装帧越来越精美。为了吸引消费者,商家不仅在文学经典的文学价值上做足了宣传,而且在出版的经典作品中以精美的文字排版、插图,甚至配上影视剧照来增强读者的阅读兴趣。虽然有时候商业力量对作家、作品的包装推崇会造成部分文学经典化的假象,但是我们也不可否认一部装帧完美的文学经典作品更能吸引人们的注意,进而得到人们的认可。所以说当代文学经典的建构也离不开商业力量的推动。
三、总结
综上所述,在当代这个科技发达,日益全球化、商品化的社会,文学经典的建构除了自身要具有相当的审美价值、艺术价值外,还需要评论家或文学机构的推崇,大众传播、媒体舆论的认可以及商业力量对其的大力推行等文学经典外在因素的作用。虽然在这些力量的影响下,文学经典的建构过程会出现速度过快、名不副实等诸多问题,但我们要充分利用好这些外在力量使真正的经典作品不至于消逝,使文学经典发挥其应有的作用,达到文学经典建构的真正目的。
21世纪70年代西方首先发生了关于“经典”问题的论争,随后引发了广泛而热烈的讨论。那么什么是经典呢?“经典,按现代汉语辞典中的释义,是指权威性的着作。在英语中,classic作为形容词指最优秀的、杰出的、传统的、不朽的、典型的等,作为名词指杰作、名着、第一流的作家和着作、古典作品等。按这种词义来说文学的经典机制,可概括为是以文学中的杰作、名着为范本,以之来引导、评价整个文学活动的一种秩序和规则。”[2]由此可见,经典的形成常常需要漫长的时间和检验,经过若干时代的阅读、阐释、淘汰之后存留下来的。在经典的形成过程中,熔铸了人类历史文明和文化的精华。大众文化的发展和新媒介手段的产生无疑对经典文本构成了不小的冲击。那么,在大众文化的浪潮席卷全球,网络成为重要媒介的今天,经典有没有生存空间呢?“在后现代,文学经典没有消失,也不会消失。在人类文化中,任何一个时代都必须有传统文学经典的存在。这是人类社会文化存在和发展的自身需要。……物质生产需要前代留下的物质生产力,精神生产同样也需要前代留下的精神生产力,而文学经典就是这种精神生产力的遗产。因而,文学经典的存在是不能被解构的,人类世代的活动构成历史,在文学活动时代延续中又确立了文学经典的地位。文学经典是人类自身繁殖生产和再生产、延续人类生命活动需要的文学表现,即人类存在的必然性活动在意识形态上、在文学领域的表现,是现时代文学存在和发展的必要前提。从人类存在来看,在后现代社会,我们也不能割裂文化遗产、文学经典。”[3]在新的时代语境下,文学经典依然有它不可取代的地位,我们必须重视文学经典的价值。“从读者的体验讲,经典是那些能够启蒙益智,陶冶情操的书;能够使人在精神上变得成熟和深邃的书;能够使人或惊奇或震惊或愉悦的书……”[4]。高校作为文化传播的窗口和平台,更应该重视文学经典的讲授。
二、网络时代外国文学经典教学的对策
1.应擅于利用丰富的网络资源
新的时代,新的媒介,要求有新的思维和新的方法。网络时代虽然给文学经典的阅读和学习带来了冲击,但事物总是有两面性。当今时代,大众文化在摧毁文学经典神圣地位的同时,也无形中扩大着文学经典的影响面。过去只有受过比较高教育的知识分子才能掌握有关文学、哲学、历史的知识,而现在这些所谓只有精英人才才能掌握的知识也会通过大众文化为广大百姓所了解。比如央视《百家讲坛》栏目的开播及其很高的收视率就很好地说明了这一点。网络时代的到来,给我们的外国文学经典教学带来了冲击,但同时也给我们提供了优质便捷的共享资源。无论是教师的授课还是学生的自学都有了更宽广的空间。首先,网络为经典文学的讲授提供了丰富的资料库。在讲解一些经典作品的时候,我们可以利用网络下载一些图片、影视片断等,这不仅可以使授课更具直观性,更重要的是可以引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和热情。其次,网络可以提供便利的交流平台。网络为师生的双向交流提供了良好的平台,教师和学生可以通过电子邮件、QQ、飞信等多种方式交流,经济而且便捷。教师还可以建立一个自己的教学网站,在网站里可以给学生提供参考书目、教学课件、电子讲义,更重要的是可以直接和学生在网站上进行交流,学生彼此之间也可以就某一问题在网站展开讨论。
2.改善教学方法
在近几年的外国文学教学中,常常听到同行们感叹现在学生不爱听外国文学史课,但从笔者的教学经历来看,学生还是喜欢这门课的。笔者认为作为一名外国文学教师在授课中应该注意从以下三方面改善教学方法,提高教学质量。
(1)增加生动性。文学是人学,文学的本质是审美。文学作为人类文化的一部分,它也是文化的产物。我们平时所说的日常话语形式往往是回顾性的,它强化现实,代表的是现在和过去,而文学常常打破现实中的东西,表达的是一种希望。文学作为人学,它也是人类发展长河中情感经验和审美经验的积淀,所以文学是与人生相连的。基于此,教师在文学课的讲授中就应该融入自己的情感,充满激情,以情感去感染学生,和学生形成共鸣,引发他们的思考,而不是照本宣科,教条式的讲授。只有教师投入了自己的情感和理解,课才能生动、传神,从而激发学生想自己阅读作品的兴趣和冲动。
(2)拓展深刻性。在授课中,仅仅有生动性还不够,我们的工作对象是有独立思考能力和判断能力的大学生,如果仅仅是追求生动性,与影视相比我们肯定是无法望其项背的,深刻性是真正吸引学生的缘由。这就要求教师的授课一定要具有延展性和启发性,延展性就是要求对文学现象的解读要有广度和深度,能够拓展学生的思维,启发性就是要求授课能够引发学生的思考以及现实关怀。传统文学经典是当代人文精神的重要价值来源,在教授文学中穿插一些中西文化异同的比较分析,可以大大提高学生学习文学经典的兴趣,同时还可以给学生传达一种文化精神。
一电子媒介时代与现代文学经典的传播形式转换
在传播学视域下,文学经典的传播、阐释和流变深受媒介形式变化的影响。中国现代文学起初以报刊为主传播媒介,随着电子媒介技术的不断发展和成熟,影视、网络等新型传播媒介逐步取代了传统的传播媒介,媒介符号与话语模式的变革也构建了不同文学经典的呈现形态,自此现代文学经典逐渐以影视这种全新的电子媒介形态进入公众的视野。下面,我们将从现代文学经典的人物、叙事以及主题意义等角度阐释现代文学经典在电子媒介中的转换。
(一)镜像语言的转换与现代文学经典人物的形象解读
影视是一种直观性的媒介表现形式,它对现代文学的传播具有重要的意义,它用自己独特的艺术表现手法在现代文学经典作品的创作意图和艺术表达中渗入了不同元素,重塑了现代文学经典中的人物形象。
1经典人物性格丰富立体的跨世纪传播
鲁迅作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不可逾越的顶峰,他的多部作品堪称是我国现代文学的经典之作,他的作品寓意深刻,通常采用复调的叙事模式,作品中对人物性格、形象、心理等方面的刻画复杂多变,因此,对鲁迅文学经典作品的影视改编难度较大,对导演和演员都极具挑战性。1956年鲁迅逝世二十周年之际,北京电影制片厂导演桑弧拍摄了电影《祝福》,该片成功地将小说中的文字语言转化成了镜像语言,并对原著中的人物形象进行了更加多维立体的再塑造,淋漓尽致地还原了鲁迅原著冷峻、凝重的风格特征,是现代文学经典改编的成功之作。影片把握住了原著人物的神韵,用形象的画面和强烈的动作,塑造了善良、忠厚、生动的祥林嫂形象,并创造性地增加了砍门槛的情节,用镜像语言更加丰富、柔和地表述了祥林嫂这个人物的精神反抗性,准确解读了原著中所蕴含的渴望民众抵抗封建专制,树立起现代意识的期待。
2经典人物形象主体意识的尴尬转换
现代文学经典一般具备历史文化背景和时代的特征,在主题上呈现出时代性与史诗般的创作风格,充分体现了时代当下性与历史穿越性的统一。现代文学经典作品还十分注重在客观的历史语境和社会关系中刻画人物的性格和心理,把握人物的情感和行为,通过错综复杂的情节变化来凸显人物的多元和复杂性,创造出多维、立体的人物形象。19世纪三十年代创作的文学作品是现代文学中呈现出时代痕迹的最具代表性的作品。如茅盾的《林家铺子》《子夜》《春蚕》以及巴金的《激流三部曲———<家><春><秋>》等。茅盾的经典作品《子夜》于1981年被改编成电影,导演桑弧在创作时承袭了原著作者的思想,影片在人物塑造和情节冲突等方面都最大限度地忠实于原著,以小说中的典型人物吴苏甫作为中心人物,讲述了他从雄心勃勃到破产失败最终买办化的悲剧命运,准确契合了原著的主题思想。虽然电影用镜像语言对原著中最精彩的人物细微的心理刻画进行了准确清晰的视觉化转换,但是影片还是在新的社会语境中遭受了冷遇,并没有得到观众的赞同和欢迎。其原因在于电影中所塑造的主人公吴荪甫英雄形象与悲剧命运之间缺乏影像表述张力,在对人物的演绎过程中,未能将原著人物的艺术魅力和英雄魄力与社会矛盾的悲剧性诠释到位。经典原著塑造了一个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将吴荪甫这一个生不逢时的民族资本企业家的英雄形象放在当时复杂混乱的政治、经济等社会关系中去刻画,展示了他作为中国特殊时期的民族资产阶级的英雄代表所经历的悲剧人生是由那个特定的历史时期造成的,他的失败代表了中国当时的主流意识形态,是历史的悲剧。这一人物形象在改革开放时期上映是不合时宜的,吴荪甫所代表的警示意义在此时传播难以让经济快速发展中急于奋斗致富的观众产生共鸣,以至于遭到了时代质疑。
(二)网络技术与现代文学经典的叙事演绎
当代传播技术对现代文学经典的叙事演绎不同于传统意义上的现代文学经典,它主要借助文学的媒介性特点,通过媒介在文学作品、作者、读者、受众之间实现某种交流与交换,以达到互通的目的,这是文学在媒介日益发达的今天的一个至关重要的属性。在现代社会中,报刊、电子媒介、网络媒介、通讯媒介不仅是现代文学的一种传播性的工具,也是一个使现代文学弱化、迷失、失序、悬置与重构的后现代媒介阶段。它使现代文学经典在碎片式的微博解构、图像霸权的影视演变中丧失了原始的权威性,使文学叙事发生了形态上的蜕变。以网络技术为视角,在应用层面上运用超文本和超媒体可以对现代文学经典的叙事文本结构进行无限的衍生、拼贴,使文本叙事话语得到最真实的演绎。在印刷媒介中是不能够实现任意文本的相互链接的,文本中的“目录”“、注释”“、索引”也只是一种固定式的矢量链接方式。而应用网络技术中的超连接模式的电子文本的超链接则是一种多对多的映射模式,它远远超出整个单独的文学文本范畴,可以实现任意方向上的全放射性链接。当现代文学经典文本在被移植到网络之后,拓展了叙事的包容性,打破了顺序、完整、线性的原始叙事结构,在超链接技术下衍生出多种不同的新的叙事模式。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网络超文本技术使现代文学经典实现了“滑动”的超文本叙事。现代文学的网络超文本叙事突破了传统印刷媒介中的封闭性叙事系统,将现代文学叙事中的碎片信息完全由意指活动生成。二是网络超文本技术使现代文学经典形成了“复数”的超文本叙事。传统的印刷媒介中的现代文学作品在叙事中具有唯一性、中心性和统一性,是“单数”的文本叙事,而网络中的超链接技术则使得原本“单数”的现代文学文本成为了“复数”的超文本叙事。三是网络超文本技术对于现代文学经典而言是一种“可无限书写”的超文本叙事。传统印刷媒介中现代文学经典叙事是一种静止的、严肃的具有一定目的性的叙事,这种封闭的媒介使读者被禁锢在作品之外的阅读接受中,而网络中的现代文学则变成了一种动态的、开放的、可无限书写的超文本叙事。由此可见,网络时代技术的发展改变了现代文学的叙事方式,超媒体的运用突破了中国现代文学当代接受的时代性局限,使文学文本叙事更加丰富、生动且更具时代感。
二现代文学经典与电子媒介的技术解析
1现代文学经典艺术形式的影像化处理
在当代的社会和文化转型中,以“影像”作为表征的视觉文化视觉文化逐渐成为一种全新的文化势态,消解着文学经典的灵韵与深刻。在图像所建构的后现代话语中,以影像特有的直白与留白、运动的当下与潜在的记忆以及可视与不可视的时空结构等视觉理论中实现现代文学的视觉化创作,可以为现代文学经典的媒介形态转向提供新的视野和影像审美机制,从而建构起现代文学意义体认和影像感知体验的多语义交叉的审美范式。一些现代经典改编成的影视作品都在固定的影像框架中展示出一种与人文语境相契合的深刻文本空间形态。文学经典影视改编往往突破了传统视觉功能的感官审美属性,以直白、轻率的视听感官影像占据主导,以文本深刻的审美机制作为影像的主体,这种影视的直白与留白是对文学语义的再生。它突破了现代文学经典的单一性和文本叙事的压制,构建出影像表意的多元性和开放性的阐释空间,使现代文学经典在特定的历史语境中实现其审美价值。在现代文学经典的影视改编中,空间的建构也是影像形式建构中非常重要的内容。将时间经度与空间纬度动态结合,是影像时空表意机制内在逻辑的一种度量,也是对运动与记忆的审美体验的重设,它为现代文学影视改编提供了文本空间叙事的重要表述方式。影像这种时空的动态叠合的叙事策略打破了单一的、线性的因果联系叙事,它用共时性的交错形态取代了以时间推进为主的历时性叙事,在多元并置的空间中多维度呈现出了一种全新的感知形态。赋予影像以时空参与感,使影像运动的当下时空具备了潜在记忆无限开放的表征。
2现代文学经典在网络传播中叙事表意的拓展与变异
网络传播技术成功拓展了现代文学经典的叙事功能,在电子媒介传播中,对现代文学经典叙事表意功能的拓展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超链接技术与叙事表意“互文性”拓延。互文性即文本间性,是指文本之间的互文关系,它是文学作品中从文本的形成到阅读再到文学意义的生成和文化话语的参与的吸收与改造过程。在电子媒介时期,随着文本传播的效率和范围的变化,互文关系也进入了一个全新的领域。数字时代的电子媒介的传播方式是“树型网状叙事传播”,网络的超文本链接技术使现代文学经典实现了多维、立体的叙事模式,也使文本互文性进一步扩张,从而建构了一个超文本技术特有的叙事表意系统。二是电子媒介环境与叙事语言的“陌生化”。网络传播中的现代文学经典的文本语言具有一定的创造性,它以全新的表述形式来迎合数字时代人们的语言接受需求,增加了现代文学经典的体验感受和认知阻力,使现代文学经典叙事语言在传播中保持了生命的活力。电子媒介所建构的话语空间也使现代文学经典语言叙事更为“陌生化”。三是数字化语境推动了现代文学经典叙事模式“个性化”的演绎。现代文学经典的叙事模式在数字化传播中,不仅传承了原经典部分,也对文学文本进行了一定程度的再创造和极具时代性的演绎。以互联网为主的数字媒介削弱了精英话语权,增强了信息交流频率,有效拓展了人际传播范畴,它使现代文学经典的传播更为个性化,也丰富了现代文学经典的叙事模式和表意空间。
三结语
现代文学在中国社会文学史上占据了重要位置,随着电子媒介技术的不断发展,在新的媒体语境下,现代文学经典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新挑战。对电子媒介形态下的现代文学经典进行研究,可以构建一种开放的文学思想,修复和重建现代文学经典与大众之间的关系,拓展现代文学经典的审美经验,从而促进其精神价值的延传。
【关键词】高中语文;经典诵读;价值;途径
一、开展中华传统经典诵读的价值
1.时代对民族意识和民族思想的呼唤
在这个物欲横流、利益至上、价值观混乱的时代,人们精神世界的基石受到前所未有的冲击,许多人在混乱中迷失了人生的方向。这股思想意识的混乱也波及到学生的意识形态,面对纷繁变幻社会现象和巨变的社会结构,许多学生失去了自己的理想和奋斗方向,仅仅将学习和升学、生存联结起来,造成学生精神家园荒芜、人格存在缺陷、道德底线不断溃退、人生境界仅停留在求生的高度,削弱了学生的民族、社会责任意识,也影响了学生的自身发展。许多有识之士都提出了通过展开中华传统经典的诵读,从青少年开始重新构建人们的精神家园。
2.诵读中华传统经典的意义和价值
中华文明源远流长、文化积淀深厚,其中的许多文学作品记录了民族基因的最高智慧,凝结了古人对人生价值、人生态度、社会责任以及人和自然关系的观察和思考,流传至今仍放射出耀眼的光辉。指导高中生开展中华传统经典诵读,不但能够拯救现阶段的民族文化衰落、弥补中华文化断层,还有助于学生接受优秀古诗文的熏陶,不断充实精神生活,从古人的思想中汲取朴实而永恒的人生元素,实现心灵的回归,重建中华民族传统的道德意识形态和青少年的精神家园,塑造学生完美的人格,提高人生境界。从语文学习方面而言,诵读经典能不断提高学生的语言领悟能力,提高学生语言的敏锐性,丰富学生的积累,提高学生的审美情趣,不断全面提升学生的语文能力和语文素养。
二、开展中华传统经典诵读的途径
开展中华传统经典诵读、沐浴文学之光、启迪人生智慧、丰富语文积累、提高语文能力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因此,要有计划、有步骤地安排诵读经典活动,力求做到课内课外相结合、校外校内相结合。让诵读经典活动,不但成为语文学习、校园文化建设的一部分,而且成为培养学生养成良好阅读习惯的抓手,让阅读成为一种生活习惯,伴随学生从校园走向社会,成为学生人生的“伴侣”。
1.每天定时进行文学欣赏
经典诵读和语文教学方向不完全等同,它在语文学习的基础上进行,又高于语文学习,更注重利用文学元素浸润学生的灵魂。语文教学注重知识的积累、学习方法的指导、解题技巧的培训,相对比较枯燥;而经典诵读则注重对古诗文赏析,学生从文学性、艺术性、情感的表达,或从古诗文描绘的意境、语言的气势或精美等角度进行赏析,提升学生对文字的领会、对人生的感悟、对社会的责任等,是更高层次的语文学习。教师每天利用课前或课后十分钟,或教师、学生讲解,或观看赏析古诗文的视频,以此为学生指明诵读经典的方向、示范诵读经典的方法。这些文学经典可以是来自高中《语文读本》的作品,也可以是电视热播的讲坛对象。比如,以《山鬼》为例分析屈原诗歌中“香草美人”形象,理解作为委婉设喻、曲折表达对明君的呼唤,以及暗喻自己高洁的情操和远大的抱负。也可以选择于丹讲论语的视频播放,引导学生从生活的角度去解读经典,理解古人的行为准则对当下的进步意义,从而带动学生的课下阅读。
2.课外阅读实行“任务”和“个人爱好”兼顾
目前的高中生学习、升学压力极大,很少有人能主动去阅读经典、汲取其中的营养,因此,教师布置“任务”就成为展开诵读经典活动不可避免的手段。但是,不是每个学生对每部经典著作都感兴趣,部分学生制度某部经典中某一份内容感兴趣,如果教师强迫学生阅读不感兴趣的东西,不但不能达到阅读经典的目的,反而增加了学生的畏难心理和敌对性。因此,教师在推进诵读经典活动中要坚持布置任务和个人爱好兼顾的原则,教师为学生划定阅读范围,给学生留下自己选择的余地。比如,教师可以安排某个阶段学生课下阅读《论语》。至于学生是阅读原著还是阅读翻译的文本,还是观看于丹讲论语的视频,就由学生自己选择,只要能达到了解其思想精髓的目的即可。
3.定期展开诵读经典集体活动
诵读经典活动不但需要渗透到每一天,还需要定期举办学校、年级或班级的集体活动。活动形式多种多样,可以就某一经典著作展开讨论,可以是阅读经典的心得感受,可以是和阅读经典相关的演讲活动,也可以是古诗文朗诵、背诵比赛等活动。这些活动的举办旨在出发学生的兴奋点、掀起诵读经典的浪潮,推动诵读经典活动的深入、持续发展。
4.鼓励诵读经典活动由校内向校外延伸
诵读经典活动不是课外作业,更不是学生必须完成的硬性任务,而是阅读习惯和爱好的培养。教师要引导学生利用星期天、节假日的大块时间进行经典诵读。为促使诵读经典活动顺利进行,教师可以配合学生的家庭作业和假期作业进行。比如,布置和经典阅读有关的日记和作文题目;鼓励学生观看“百家讲坛”讲解经典的节目,游览历史文化公园、和历史名人有关的名胜古迹等,这些活动都能在一定程度上激发学生阅读经典的兴趣,促使阅读经典活动成为学生的内心需求,实现由校内向校外的延伸发展。
三、经典诵读活动是语文教学的“回归”
古人提出的“文以载道”已明确了文学作品的育人功能。而经典诵读活动正是从古诗文的“文学”角度入手,注重以文化的浸润激发学生的阅读兴趣和探究欲望,实现学生的个性化学习,让学生自由从作品中汲取营养。在文化元素的浸润人文精神的熏陶、感染中,不断丰富学生的积累,逐步提高学生对文字的敏锐感知,丰富学生的情感,提高学生的审美情趣,从而全面提高学生的语文素养和语文能力。在一定程度上,经典诵读活动是超越应试教育的语文教学的回归,是实现语文学科提高语文素养的同时潜移默化实现育人功能的有效尝试。
总之,开展中华传统经典诵读活动,既是时代的呼唤和需求,也是语文教学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是语文学生的延伸和提高,是实现语文育人功能的良好途径之一。
参考文献:
[1]刘芳萍.试论开展中华传统经典诵读的文化价值及途径[J].中国市场. 2012(5)
一、文化政策的利好需要经典教育改革予以呼应
本世纪初,大力推进文化发展与创新,是我国的重要国策之一。传统文化的价值和主体文化建设受到格外重视,《国家“十一五”时期文化发展规划纲要》提出,要“重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和传统经典、技艺的传承”,“在中学语文课程中适当增加传统经典范文、诗词的比重,中小学各学科课程都要结合学科特点融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内容”。最新出台的《国家“十二五”时期文化改革发展规划纲要》再次强调,要“大力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
文化政策的利好与相关措施给中小学的经典教育带来全新的气象。传统文化经典选修课进入中学语文课程,相关校本课程与地方课程的开发、选修教材与经典读本的编写也掀起了一轮热潮。语文是人类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弘扬中华优秀传统,实施传统经典教育是语文学科的使命。但是,如何通过语文课程、教材与教学的改革,发挥语文在传统经典教育上独特的学科地位与优势,落实文化政策的相关利好,实现传统经典教育的现代创新,是个亟待研究的问题。
二、语文教科书中传统经典的“碎片化”问题
语文教科书中的传统经典始终面临多和少的矛盾。在现代学校制度下,学生学习语文的时间与教材容纳的选文数量都是有限的,教科书中文言文所占的选文比例也十分有限。据统计,人教社2000年版的中学语文教科书中,文言诗文占全部篇数的37.2%。中国传统文化经典却是一个庞杂无比的体系,如经史子集、诸子百家、唐诗宋词……内容博大精深。传统文化经典在现代语文教材“选文制”下被“碎片化”。
以人教版初中语文教科书(2007年版)为例。该套教材文言诗文总数为61篇,按朝代统计,先秦10篇,两汉5篇,魏晋南北朝11篇,唐14篇,宋12篇,元、明6篇,清3篇。其中,先秦作品分别选自《礼记》《孟子》《庄子》《墨子》《左传》《列子》《诗经》和《山海经》,除《孟子》《诗经》各两篇外,其余各一篇。
苏教版高中语文必修教科书(2008年版)中,文言诗文总数是35篇,包括先秦9篇,两汉3篇,魏晋南北朝3篇,唐9篇,宋9篇,元、明2篇。其中,先秦作品分别选自《论语》《孟子》《苟子》《庄子》《墨子》《左传》《楚辞》,除《庄子》《楚辞》各两篇外,其余各一篇。
从以上两例可以看出:第一,由于文言选文涉及的时代面太广,现有教科书中的几十篇选文对于传统文化只能作蜻蜒点水式的涉猎。第二,无论是人教版还是苏教版,选文最多的朝代都是唐宋,体裁多为诗词,这固然显示了对我国诗教传统的重视,但是,学生能否从十余首唐诗宋词中了解唐宋诗词文化?也许,凭十余首诗了解一位诗人尚可,但欲凭此管窥唐宋文学却几无可能。第三,传统经典重要的组成部分——诸子散文,教科书的选文明显过少,儒道等各家选文均只有一两篇,学生很难从中了解诸子百家的哲学精髓。
经典的碎片化,不仅指教材中选文总数少、分布散,还包括经典呈现方式的凌乱。语文教科书通行的做法,是将各个朝代的传统经典凑成所谓的“文言文”单元,比如把诸子散文与唐宋散文和诗词混编。这种编排的弊端显而易见,无论是单元内部还是单元之间都缺乏逻辑性。新课标教材流行按主题将现代文与文言文混编,比如在“探索”主题下,将《夸父逐日》《共公怒触不周山》与现代文《伟大的悲剧》《登上地球之巅》等拼成一个单元,强调选文之间内容的关联。但是,这两种单元组合方式,都破坏了经典本身的整体性与系统性,割断了经典所蕴涵的文化的有机联系,结果很可能是,学生学了12年的文言文,仅仅获得了传统文化的一些碎片,记住一些文学常识、名言佳句、实词虚词,却无法获得对一个时代文学或文化传统及其流变的整体把握,无法获得一张进入传统文化的“意义的地图”。
三、文言诗文教学取向的正确定位是经典重构的前提
导致传统经典教育“碎片化”的主要原因,在于经典的文化功能遭到解构。语文教科书的文言诗文,并不直接承担文化使命。20世纪的语文教学大纲或课程标准,对文言文教学取向的定位是“实用”——培养学生“初步阅读文言文的能力”。什么是“初步阅读文言文的能力”呢?1929年的语文课程标准解释为“养成了解平易的文言文书报的能力”。可见,20世纪初,语文教科书选编文言文,是因为当时报纸杂志公文上的文字多为文言文,当时文言文教学相当于古文的扫盲。由此我们就不难理解,文言文教学为什么会形成重视语言教学的传统,为什么要强调实词、虚词、句式的整理及翻译。
但是,在当代,文言诗文已经淡出日常的言语交流,丧失工具效用,其原有的教学取向应该重新审视并正确定位。
文言诗文的教学价值分三个层面:语言、文学和文化层面。语言层面的价值体现为,现代汉语的语言系统是从古代汉语的语言系统发展而来的,两者是源与流的关系。学习文言诗文,一方面可以让学生了解古今汉语的渊源,另一方面也有助于现代汉语的丰富与发展。文学层面的价值体现为,传统经典中有很多文学精品,这些作品,大都文质兼美,体现中国传统文人特有的文化心态、文学追求与审美趣味,具有很高的文学鉴赏价值。文化层面上,经典蕴涵着深厚的文化传统精髓,触及中华民族社会生活和精神生活方面本质性与典型性的东西,体现鲜明的民族文化特色与时代精神,对现代人的伦理价值和社会认知等产生深刻的影响。上述三个层面,文学层面涵盖语言层面,文化层面则涵盖文学层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