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事诉讼程序的内在价值范文

时间:2023-12-06 16:57:02

民事诉讼程序的内在价值

民事诉讼程序的内在价值篇1

关键词:宪法/民事诉讼/正当性/正当程序

内容提要:民事诉讼“开始”、“过程”和“结果”的正当性和正当程序保障一体化为“民事诉讼的正当性和正当程序保障”,体现了民事诉讼的“道德性”要求。具有普遍认同的道德基础的民事诉讼,才真正具有正当性。因此,我国《民事诉讼法》修正应当遵行现代宪法原理和正当程序保障。

如今,国际社会和诸多国家正积极致力于民事诉讼法的“宪法化”事业,尤其注重从现代宪法原理的角度来构建现代民事诉讼的正当程序,并要求在司法实务中予以严格遵行。

本文根据现代宪法原理,运用比较分析的方法,考察和阐释现代民事诉讼正当程序的内涵及其保障原理,试图为我国修正《民事诉讼法》及司法改革提供参考意见。在本文中,笔者从“正当性”出发,就民事诉讼正当程序及其保障原理展开讨论。

“正当性”(legitimacy)的基本内涵是:某事物具有被相关人员或社会成员认同、信任、接受或支持的属性。民事诉讼的正当性和正当化意味着“纠纷的解决或审判在整体上为当事人以及社会上一般人所承认、接受和信任的性质及其制度性过程”。[1]

民事诉讼的正当性在于界说民事诉讼在开始、过程和结果方面具有能被当事人、社会上一般人承认、接受和信任的性质或属性,而其正当化在于界说运用何种方法和程序使民事诉讼的开始、过程和结果能被当事人、社会上一般人承认、接受和信任。

满足或符合正当性要求的诉讼程序,就是“正当程序”(dueprocess)。正当的诉讼程序之法制化,则是具有正当性的诉讼法。依据这样品质的诉讼法进行诉讼,可以在很大程度上保证诉讼的正当性,正所谓“法律是正当化的准则”。

先前一些学者的视角关注的是民事诉讼“过程”、“结果”的正当性及“过程”的程序保障。笔者认为,由于民事诉讼程序均由开始、过程(续行)和结束三个阶段构成,因此,民事诉讼的正当性和正当程序保障应当包括:(1)“开始”的正当性和正当程序保障;(2)“过程”的正当性和正当程序保障;(3)“结果”的正当性和正当程序保障。

一、关于民事诉讼“开始”的正当程序

(一)民事司法救济权与民事诉讼正当程序

为保障和实现司法公正,必须确立和维护司法的消极性,即“不告不理”原则。另一方面,只要当事人按照法定的条件和程序,向法院提讼或申请执行的,法院就应当受理而“不得非法拒绝司法”,即“有告即理”原则。

因此,关于民事诉讼“开始”的正当程序及其保障原理,主要是从程序上充分保障当事人行使民事司法救济权。所谓民事司法救济权,或称民事司法请求权,主要是指民事权益受到侵害或者发生争议时,当事人(受害者或者纠纷主体)享有获得诉讼保护或司法救济的权利。

根据所解决或处理的案件,可将民事诉讼程序划分为民事审判程序(民事争讼程序、民事非讼程序)和民事执行程序。[2]与此相应,民事司法救济权包括:(1)民事诉权。当事人行使此权(即)所启动的是民事争讼程序。(2)非讼程序申请权。当事人行使此权所启动的是民事非讼程序。(3)执行申请权。当事人行使此权所启动的是民事执行程序。

民事司法救济权是一种法定请求权。如果生命权、自由权和财产权等基本权受到侵害或发生争议而得不到充分及时保护,就不成其为权利。因此,宪法和法律赋予公民生命权、自由权和财产权等基本权的同时,也赋予公民在这些权利受到侵害或发生争议时拥有平等司法救济权。在法律效力层次上,司法救济权与生命权、自由权和财产权等基本权利是相同的。

民事诉讼“开始”的正当程序保障是指,在公民或当事人的民事权益受到侵害或者发生争议后,能够平等和便利地获得民事诉讼救济。这就要求民事诉讼程序的启动要件(要件、非讼程序申请要件、执行申请要件)不得过分严格,以方便当事人获得诉讼救济。只要符合法定的要件、非讼程序申请要件或执行申请要件,法院就得及时受理当事人的或申请。

就要件而言,我国现行民事条件包含了一些诉讼要件,如当事人适格等。在法院立案或受理阶段,对包含实体内容的当事人适格等诉讼要件,双方当事人之间无法展开辩论,往往需到法庭言词辩论终结时才能判断其是否具备。以此类诉讼要件为要件,使得我国现行要件过于严格而成为“难”和妨碍当事人行使诉权的一个重要的制度性因素。[3]

现在,我国许多人士主张,提高当事人进入法院的“门槛”(主要是指提高“要件”),防止大量“无需诉讼解决”的案件涌入法院,以减轻法院的负担。在现代法治社会,“国家治理”当中有个非常重要的内容是“保民”。把当事人进入法院的门槛抬得过高,实际上是把需要诉讼保护的公民挡在法院的“门外”。以民事诉讼来“保民”(解决民事纠纷、保护民事权益),应该像“治水”一样去“疏导”而不是“堵塞”,这既是国家治理之道,也是民事诉讼之理。[4]

(二)民事司法救济权的宪法化

根据当今通行的权利理论,与“(正当)请求”相对应的是“职责”,比如司法机构负担受理当事人司法救济请求的职责。在请求权的场合,被请求方负有特定的义务或职责来满足权利请求。如果无人担负这类义务或职责,请求权实际上形同虚设。在现代权利主导的公法关系中,公民享有请求国家或国家机关履行其职责的权利,比如要求给予公平对待、请求司法救济、要求公平审判、要求维持治安秩序等,相应地,国家或国家机关承担的是必须履行的而不是可选择的、以体恤为特征的职责。[5]

在现代法治社会,国家具有保护公民之责,即承担着在公民的权利遭受侵害时给予充分及时保护的职责,或者说国家(或法院)负有“不得非法拒绝司法”的义务或职责。司法救济权作为公民(或当事人)请求国家(或法院)给予司法救济的请求权,体现了公民(或当事人)与国家(或法院)之间存在着公法上且为宪法上的权利义务关系。

目前,民事司法救济权的宪法化主要体现在民事诉权的宪法化上。笔者认为,民事司法救济权的宪法化还应当包括非讼程序申请权和执行申请权的宪法化。限于篇幅,下文主要阐释民事诉权的宪法化问题。

诉权的宪法化是现展的趋势之一,而且日益呈现出普遍性。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国际社会开始重视维护和尊重人权,诸多人权公约将诉权或司法救济权确定为基本人权(详见下文)。与此同时,诸多国家的宪法直接或间接地肯定司法救济权为“宪法基本权”。比如,《日本国宪法》第32条规定:任何人在法院接受审判的权利不得剥夺。《意大利宪法》第24条规定:任何人为保护其权利和合法利益,皆有权向法院提讼。《美国联邦宪法》第3条规定了可由联邦法院审判的案件或争议的三个条件,只要某个案件或争议同时具备了这三个条件,就可向联邦法院提讼,从而间接规定了公民的司法救济权。

宪法学界多肯定诉权或司法救济权的宪法基本权地位。我国宪法理论一般认为,诉权是公民在权利和利益受到不法侵害或妨碍时,向有管辖权的法院提讼,寻求法律救济的权利。[6]有宪法学者将诉权视为“司法上的受益权”,即公民的生命财产自由如遇侵害,则可行使诉权请求司法保护。还有学者认为,诉权是消极的司法受益权,即诉权是公民请求法院保护而非增加其权益的权利,仅为消极的避免侵害的权利。在日本,人们将本国宪法第32条所规定的权利称为“接受裁判的权利”,并将此项权利列入公民所享有的“国务请求权与参政权”,强调此项权利对应的义务是法院“不得非法拒绝审判”。[7]

诉讼法学界从宪法的角度来看待诉权或司法救济权问题,始自对第二次世界大战历史灾难进行反省的德国的司法行为请求说。此说主张,诉权是公民请求国家司法机关依照实体法和诉讼法进行审判的权利,现代法治国家原理要求宪法保障任何人均可向法院请求司法保护。[8]受德国司法行为请求说的影响,日本学界根据本国宪法第32条,提出了“宪法诉权说”,将宪法上“接受裁判的权利”与诉权相结合以促使诉权再生,从而在宪法与诉讼法的联结点上成功地建构起宪法诉权理论。[9]

我国诉讼法学界具有代表性的观点认为,当事人享有诉权的法律根据首先是宪法,诉权是宪法赋予公民所享有的请求司法救济的基本权利。宪法和法律在赋予公民自由权、人身权和财产权等基本权的同时,也赋予公民在这些权利受到侵害或发生争议时寻求诉讼救济的权利,所以诉权是一种宪法意义上的救济权。[10]

(三)民事司法救济权与民事纠纷解决选择权

在多元化民事纠纷解决体系中,以调解、仲裁等非诉讼方式(ADR)来解决民事纠纷,是否侵害纠纷主体或当事人的民事诉权或民事司法救济权呢?

笔者认为,若纠纷主体或当事人自愿选择非诉讼方式来解决民事纠纷,则不构成对其民事诉权或民事司法救济权之侵害。因为一个理性的和谐社会应当向其成员提供多种民事纠纷解决方式,让纠纷主体根据法律的规定按照自身利益的需求,选择相应的民事纠纷解决方式,即纠纷主体或当事人享有民事纠纷解决选择权。

若法律强制规定纠纷主体必须采用非诉讼方式(“强制ADR”)来解决纠纷,则需有充足的合理根据。比如,对婚姻纠纷、亲权纠纷等人事纠纷,以调解为诉讼审判的必经程序;其正当根据在于调解能够不伤和气地解决纠纷,能够维护纠纷主体之间的关系和睦、感情融洽。“强制ADR”仅限于“适用”的强制,并非指纠纷主体必须接受“强制ADR”处理的结果,纠纷主体不服处理结果的则可请求诉讼救济,所以不构成对纠纷主体民事诉权或民事司法救济权之侵害。

具有既判力的ADR结果(比如仲裁调解书、法院调解书、仲裁裁决书等),若其程序或实体存在重大违法或显著错误的,则纠纷主体还应能够获得诉讼救济。比如,我国《仲裁法》允许当事人请求法院撤销仲裁裁决书,若法院同意撤销的,则纠纷主体可就原纠纷(或申请仲裁);《民事诉讼法》允许当事人请求法院按照民事再审程序撤销违反合法原则或自愿原则的法院调解书。

二、关于民事诉讼“过程”的正当程序

民事诉讼“开始”的正当程序保障仅是民事诉讼正当程序第一方面的内容。民事诉讼正当程序第二方面的内容是民事诉讼“过程”的正当程序保障,包括审判过程的正当程序和执行过程的正当程序。当事人合法行使民事司法救济权进入诉讼程序后,在诉讼过程中还应当能够获得充分的正当程序保障,即获得公正方面的程序保障和效率方面的程序保障,分别对应于程序公正和程序效率两个基本程序价值。当今国际社会的共识是,当事人获得公正和效率方面的程序保障属于程序性人权、宪法基本权或者程序基本权的范畴。

(一)程序公正与程序效率

1·程序公正

民事诉讼过程的正当性和正当程序保障首先体现为程序公正及其制度化。在现代民事诉讼正当程序中,程序公正的标准或要求主要有法官中立、当事人平等、程序参与、程序公开、程序比例等。(1)法官中立。法官中立是指法官与自己正在审判和执行的案件及其当事人等没有利害关系。保证法官中立的程序制度是回避制度。维护法官中立,旨在消除法官偏私对其审判和执行的影响,保证法官能够公平地对待各方当事人。(2)当事人平等。当事人平等是指当事人具有平等的诉讼地位,主要表现为:当事人享有平等的诉讼权利和承担平等的诉讼义务;对于当事人相同的诉讼行为,应当适用相同的诉讼法规范并产生相同的诉讼法效果。①诉讼当事人平等是公平审判的先决条件之一。(3)程序参与。根据程序参与原则,当事人及相关第三人享有程序参与权,相应地,禁止法院“突袭裁判”。程序参与权大体上包括接受程序通知权(即诉讼知情权)和诉讼听审权(或称听审请求权)等。接受程序通知权的主要内容是当事人及相关第三人有权及时充分了解诉讼程序进行情况。诉讼听审权的主要内容是受到诉讼结果影响的当事人及相关第三人有权提出程序请求、主张事实、提供证据和进行辩论。(4)程序公开。程序公开包括审判公开和执行公开,以及对当事人的公开和对社会的公开。笔者主张,对当事人的公开可纳入当事人程序参与的范畴。正当程序既是一种公开的程序,又是一种能够保守国家秘密、当事人隐私和商业秘密的程序。(5)合乎比例。比例原则要求目的与手段之间的均衡,实际上是公平正义观念的一种体现,其主要内容是目的与手段之间的关系必须具有客观的对称性。在民事诉讼中,比例原则体现为禁止国家机关制定或采取过度的制度或措施,并且在实现民事诉讼目的之前提下,要求法院司法行为对当事人及相关第三人造成的损失减少到最低限度。程序公正的价值均须制度化,比如将法官中立制度化为回避制度。不仅如此,违反程序公正价值及相应程序规则制度的,即诉讼程序上有重大违法的,往往成为上诉理由或再审理由。比如,我国《民事诉讼法》第179条规定的再审理由包括: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的主要证据未经质证的;审判组织的组成不合法或者依法应当回避的审判人员没有回避的;违反法律规定,剥夺当事人辩论权利的;未经传票传唤,缺席判决的;等等。

2·程序效率

在保证诉讼公正的前提下,程序效率或诉讼效率追求的是及时进行诉讼、节约诉讼成本。诉讼成本被喻为生产正义的成本,是指国家法院、当事人和证人等诉讼参与人进行民事诉讼所耗费的财产、劳力和时间等,包括货币成本和非货币成本。

正当程序保障包括:(1)诉讼公正或慎重判决、慎重执行方面的程序保障;(2)诉讼效率或及时判决、及时执行方面的程序保障。就后者而言,从当事人角度来说,属于当事人程序利益的范畴。当事人程序利益既包括如审级利益等程序利益,又包括节约当事人的诉讼成本。

假设某个案件按照正当程序及时审判,所付出的诉讼成本是10万元,而迟延审判所付出的诉讼成本却是12万元,那么,因为迟延审判多付出了2万元的诉讼成本,其中包括当事人多付出的诉讼成本和国家多付出的审判资源等,从而在事实上既侵害了当事人的财产权,又浪费了全民所有的审判资源。

因此,缺乏效率的民事诉讼程序是不合理的,尤其是面对着现代社会中“权利救济大众化”的要求和趋势,缺少成本意识的民事诉讼或司法制度更容易产生功能不全的弊病。[11]许多国家和地区的民事诉讼法典中规定了促进或提高诉讼效率方面的要求。比如,《日本民事诉讼法》第2条规定:法院应为民事诉讼公正并迅速地进行而努力;当事人进行民事诉讼,应以诚实信用为之。我国澳门地区《民事诉讼法》第8条第1款也规定:在主导或参与诉讼程序方面,司法官、诉讼人及当事人应相互合作,以便迅速、有效及合理解决争议。

在民事诉讼程序制度的设计方面,应当体现降低诉讼成本或提高程序效率的价值或理念。摘其要者说明如下:(1)建构公正的诉讼程序。按照公正程序进行审判,当事人能够获得正当性,可以减少不必要的上诉或再审,从而降低诉讼成本,提高诉讼效率。这体现了诉讼公正与程序效率之间的一致性。(2)根据案件的性质和繁简而设置相应的繁简程序。根据正当程序保障原理和诉讼费用相当性原理,对于诉讼标的较大或案情较复杂的案件,适用比较慎重的程序来解决,而对于诉讼标的较小或案情较简单的案件,适用简易程序来解决。(3)设置合理的要件、上诉要件、诉讼要件、执行申请要件等。这些要件若不具备,则驳回诉讼或终结程序,从而避免无益的诉讼或执行,以节约诉讼成本或执行成本。(4)建构合理的诉的合并和诉的变更制度。诉的合并制度为在一个诉讼程序中解决多个纠纷或者多个主体之间的纠纷,提供了现实可能性。诉的变更制度既能使纠纷得到适当和充分解决,又可降低诉讼成本。(5)规定法官促进诉讼的职责和当事人促进诉讼的义务。对法官迟延诉讼的,当事人应当拥有异议的权利。对当事人拖延诉讼的,可能产生“失权”的后果,并且对方当事人应当拥有异议权,法官也应当及时予以制止并责令其矫正。

3·公正保障与效率保障之间的关系

公正方面的程序保障与效率方面的程序保障是相统一的。如上所述,按照公正程序审判能够提高程序效率,缺乏效率的诉讼程序也是不合理的;同时,只有符合公正与效率要求的诉讼程序,才是正当程序。培根曾言:“(法官)不公平的判断使审判变苦,迟延不决则使之变酸。”[12]

诉讼迟延和成本高昂,会使当事人抛弃诉讼救济,转向其他救济途径。诉讼迟延也会使证据消失,比如物证会腐败消散,当事人及证人记忆会淡忘等,以至于无法证明案件事实,不能实现正义。法谚“迟到的正义非正义”,是指应当及时实现正义,迟延实现的正义是残缺的正义甚至是非正义。在现实中,“迟到的正义”不能及时保护当事人(特别是弱者)的合法权益,其后果如莎士比亚所云:“待到草儿青青,马已饿死。”因此,迟延的权利保护等于拒绝权利保护。

但是,程序公正与程序效率之间也存在着冲突。偏重慎重的程序和多审级的程序,在满足诉讼公正的同时,往往要付出更多的诉讼成本。偏重简捷的程序,在满足程序效率的同时,可能有失诉讼公正。法律和诉讼的最高价值是公正,应在维护程序公正和实体公正的前提下追求诉讼效率。因此,一般说来,对于诉讼标的额越大案情越复杂的案件,当事人和国家就越愿意适用公正程序保障比较充分的诉讼程序,由此得到正确判决的可能性也就越大。而对于诉讼标的较小、案情较简单的案件,则更应强调经济性的解决。

(二)获得正当程序审判权

在诉权的宪法化和国际化的进程中,有些人士将诉权等同于接受裁判的权利或获得正当程序审判权。多数观点认为,接受裁判的权利或获得正当程序审判权是内涵更丰富的权利,除了包含诉权的内容之外,还包含诉讼当事人享有的获得公正和及时审判的权利,即诉讼当事人有权获得依法设立、有管辖权、独立、公正的法院的公正、及时审判。

诉权(包括民事诉权、行政诉权和刑事诉权及宪法诉权)和获得正当程序审判权在《世界人权宣言》、《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及世界贸易组织诸协议中均有明确的规定。根据世界贸易组织诸协议等国际条约的规定,各成员应采取的措施包括制定及时、有效的救济程序以“阻止侵权,或有效遏制进一步侵权”,这些程序的执行应依公平合理的原则,且“不应是毫无必要的烦琐、费时,也不应受不合理的时限及无保证的延迟的约束”。值得一提的是,提高诉讼效率或促进诉讼也为《欧洲人权公约》和《非洲人权》等国际条约所肯定。同时,许多国家和地区也将其作为宪法上的要求及正当程序和法治原理的内容。比如,《西班牙宪法》第24条明文规定了促进诉讼原则;德国把促进诉讼视为法治国家原理的一项要求;日本根据其宪法第32条从司法救济权的宪法保障角度来理解当事人要求促进诉讼的权利;美国则从正当程序的角度来促进诉讼。尽管我国宪法没有明确规定司法救济权或获得正当程序审判权,但是从我国宪法有关法院及诉讼制度的规定,以及我国已加入有关人权的国际公约这些事实,均可看出我国宪法事实上是肯定并积极维护公民(或当事人)的司法救济权或获得正当程序审判权。

笔者一直主张,我国宪法应当明确规定司法救济权或获得正当程序审判权,从而突显司法救济权或获得正当程序审判权的宪法性地位和价值。把司法救济权或获得正当程序审判权提升为宪法基本权利,将促使法院通过履行其司法职责来有效实现国家“保民”之责。

三、关于民事诉讼“结果”的正当程序民事诉讼正当程序

保障第三方面的内容是民事诉讼结果的正当性和正当程序保障。民事诉讼结果的正当性和正当程序保障主要是保障实体公正与实现诉讼目的,与此相关的是维护诉讼结果或者确定判决的既判力。

(一)保障实体公正与实现诉讼目的

民事诉讼结果的正当性首先体现为法院判决结果的正当性,其主要内容和要求是充分保障实体公正(实体价值)与实现诉讼目的。民事诉讼结果的正当性是评价和判断民事诉讼程序在实现民事诉讼目的方面是否有用或是否有效的标准。

民事诉讼价值包括程序价值和实体价值。程序价值包括程序公正和程序效率等。实体价值主要体现为实体公正。通常所谓的诉讼公正或司法公正,实际上包括程序公正和实体公正。所谓实体公正,通常是指法院裁判结果的公正和执行名义内容的完成,主要体现为法院判决认定事实真实、适用法律正确及权利人实现了法院裁判所确定的权利,其别强调和遵守相似案件应作相似处理的公正标准。

民事诉讼的实体价值或实体公正体现了民事诉讼价值与民事诉讼目的之间的关联性,即在民事诉讼正当程序中,通过维护实体价值来实现民事诉讼目的。宪法是确立民事诉讼(法)目的之根本法律依据。宪法保障公民享有自由权、人身权和财产权等基本权利。民事诉讼目的则在于极力保障宪法所确立的法目的之实现,或者说民事诉讼目的应限于宪法所确立的目的之框架内。

因此,民事诉讼目的可从两个方面来理解:(1)对当事人而言,保护民事权益、解决民事纠纷是其运用民事诉讼的直接目的;(2)对国家而言,国家具有保护公民之责,所以国家设立民事诉讼制度首先应当遵从当事人的诉讼目的,至于保护民事权益、解决民事纠纷以外的目的(维护法律秩序、促成民事实体法发展、确定公共政策、推动社会改革等),则多由国家来考虑。民事诉讼实体价值的独立性主要体现为实体价值有其独立的内容及相应的评价标准。

民事诉讼实体价值是否实现,诉讼结果是否具有正当性,其评价标准主要是实体法标准。法院判决所依据的案件事实是否真实,适用实体法规范是否正确,若撇开实体法标准则无法作出合理评价和正确判断。此外,实体价值的评价标准还来自于实体法以外的社会评价体系,如情理、道德、传统、宗教、社会效果等。

一般说来,正当程序能够赋予诉讼结果以正当性,符合程序价值的诉讼程序能够产生符合实体价值的诉讼结果。在正当程序充分保障下,或者在遵行程序价值的诉讼中,当事人能够平等和充分地陈述诉讼请求、主张事实、提供证据和进行辩论,从而最大限度地再现案件真实。与诉讼过程和诉讼结果的一体性相适应,程序价值与实体价值之间也是相辅相成共同实现。在正当程序中,践行直接言词审理原则,当事人之间、当事人与法官之间直接对话并相互说服,诉讼法与实体法相互作用,共同决定法院判决的内容或结果。现实是,体现程序价值的正当程序并不必然能够实现民事诉讼的实体价值。民事诉讼中充满了诸多价值之间的冲突,如谋求真实与追求效率之间的冲突、追求实体真实与维护程序公正之间的冲突等。譬如,当事人无正当理由超出举证期限所提供的证据、违反法定程序收集到的证据,因其具有非法因素,纵有关联性和真实性,原则上也不被采用。程序价值与实体价值发生冲突时,就需要权衡利弊作出选择。

考虑到诉讼程序和诉讼过程的独立价值和诉讼安定[13]的要求,考虑到在获得实体公正的概率上正当程序远高于非正当程序,所以不应为了追求个案实体价值而放弃程序价值。以放弃程序价值为代价换得个案实体公正,是否符合“两利相权取其重,两害相权取其轻”的权衡标准,不无疑问,因为“人类自由的历史基本上是程序保障的历史”。强调和维护正当程序的保障是现代法治的内在要求,“正是程序决定了法治与任意之治的分野”。

因维护程序价值而过分牺牲个案实体公正,这样的程序设计是否合理正当也值得怀疑。因此,需要根据具体案情作出合理选择。比如,虽然原则上不采用原告无正当理由超出举证期限所提供的证据,但是若该证据是本案唯一的或重要的证据,不采用则无法查明案件事实,原告的合法权益因此将得不到保护,此时就应当采用该证据(当然,原告还应当负担因迟延提供证据所产生的诉讼费用)。

(二)维护确定判决的既判力

在民事诉讼中,经过正当程序审理所获得的诉讼结果、实体价值和诉讼目的尚需通过确定力或者既判力来巩固。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确定力或者既判力程序原则也属于正当程序保障的范畴。

有关具体案件的诉讼程序或诉讼行为不能无休止地进行下去,须得有个终结点,即“判决确定之时”(亦即判决不得上诉之时)。法院判决处于不得通过上诉来变更或撤销的状态,叫做判决的确定,此时的判决即确定判决,我国称之为生效判决。由于维护确定判决既判力具有充足根据和重大意义[14],所以法治国家原理要求充分维护确定判决的既判力,即以维护既判力为原则性要求,严格规定其适用例外(即严格的再审)。以维护判决既判力来实现诉讼和法律安定性的做法,在现代法治社会具有普遍意义。一般说来,相对于破坏法律和诉讼的权威性和安定性而言,在具体案件上忍受错误判决的危害要小得多,所以维护既判力成为法律原则。

维护既判力不应绝对排除对个案正义的追求,虽然在原则上要求维护诉讼的安定性和判决的既判力。因此,在维护既判力原则之下可以设定合理的法定例外,即对于确定判决可以通过再审程序和其他法定程序途径(如当事人异议之诉、第三人异议之诉等)予以撤销或变更,给当事人和第三人最后一次诉讼救济的机会,以维护其实体权益,同时也可实现判决的合法性和正当性。

在现代法治社会,当民事权益受到侵害或者发生争议时,当事人能够平等和便利地进入诉讼程序,经过正当程序的审理,得到正当的诉讼结果,并能得到执行。因此,民事诉讼具有正当性则意味着当事人的民事司法救济权与诉讼价值、诉讼目的之共同实现。

民事诉讼是民事诉讼法和民事实体法相辅相成、共同作用的领域。在此领域,当事人之间、当事人与法官之间充分对话和相互说服,然后法官利用判决将对话的结果或说服的内容固定下来并表达出来。正因为法院判决是在正当程序中当事人与法院共同作用的结果,所以其才具有正当的法律效力,即“通过程序的正当化”。[15]可见,过程与结果的一体性是民事诉讼的本性。

民事诉讼程序的内在价值篇2

摘 要:基层部分法院开展小额速裁试点工作后,2012年《民事诉讼法》修正案颁布,在第一百六十二条作出规定,基层人民法院和它的派出法庭审理符合本法第一百五十七条第一款规定的简单的民事案件,标的额为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上年度就业人员平均工资的百分之三十以下的,实行一审终审。从目前的司法实践与立法来看,我国针对小额案件与简易案件都适用简易程序,没有完全满足小额诉讼的价值需求,也未体现独特的程序要求,且违背了程序设置与案件类型相适应的法理。本文正是从目前的司法环境、立法状况出发,探讨我国民诉法以后规定独立于普通程序、简易程序的小额诉讼程序。

关键词:小额诉讼;一审终审;独立价值;独立程序

小额诉讼是依标的额大小和案情复杂程度而划分出来的一类案件,依通说认为,它是指由基层人民法院的小额诉讼法庭或者专门的小额法院审理数额较小的案件所适用的专门程序。[1]对此类专门程序的研究和立法,很多国家和地区走在我国的前面,如德国、日本、韩国以及我国台湾地区、香港地区都在自己的民事诉讼法中单独规定了小额诉讼程序,抑或是规定了专门的《小额诉讼诉讼程序法》,形成了普通程序、简易程序以及小额诉讼程序三大诉讼板块。 在我国,自2011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部分基层人民法院开展小额诉速裁试点工作指导意见》,部署在基层部分法院开展小额速裁试点工作后,2012年《民事诉讼法》修正案颁布,在第一百六十二条作出规定,基层人民法院和它的派出法庭审理符合本法第一百五十七条第一款规定的简单的民事案件,标的额为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上年度就业人员平均工资的百分之三十以下的,实行一审终审。从目前的司法实践与立法来看,我国针对小额案件与简易案件都适用简易程序、没有完全满足小额诉讼价值体现需求,而只是一审终审作为其标志性特点,且违背了程序设置与案件类型相适应的法理。笔者与课题组成员走访、电话联系数家基层法院民庭的小额案件的审判工作,经过分析并与域外经验地对比,确实发现有必要建立独立于简易程序、普通程序的小额诉讼程序,而非新民事诉讼法中将小额诉讼规定在简易程序中。

一、域外立法体例和机构设置的经验分析

在大多数国家和地区的立法中,都规定了与普通程序、简易程序相并列的小额诉讼程序,而与我国现行立法中在简易程序中规定小额诉讼程序有较大区别。日本将创设小额诉讼程序作为民事诉讼改革的重点,在新《民事诉讼法》(1996年修订,1998年1月1日起实施)第六编中增加了关于小额诉讼程序的规则;我国台湾地区于1999年修订民事诉讼法时,在第二编"第一审"程序中增设了第四章中增设了"小额诉讼程序";韩国与1973年制定了专门的《小额诉讼程序法》。可见韩国对于小额诉讼程序的重视程度。从这些国家的针对小额诉讼程序的立法模式来看,它们无不有意地将小额诉讼规定为专门的程序。究其原因,笔者认为,主要受传统的程序法理二元分离适用理论,对于非诉案件仅能适用非诉法理按照非诉程序进行审理,而小额诉讼是在非诉法理影响之下人产生,故对于两套完全不同的法理基础的程序必然要求适用不同的程序,故有必要对其进行详尽的规定。

二、小额诉讼的独立价值

正如耶林所认为,目的是全部法律的创造者,每条法律规则的产生都源于一定的目的,即一种动机。因此之所以会有小额诉讼这类案件的存在,就在于需要通过特别程序的设置来实现特殊的目的,以体现独特的价值。

(一)实现程序双重效益之价值

效益是源于经济学的一个词汇,表征的是成本与收益两个范畴的关系,包括经济成本与经济效益两个要素。一旦经济学与法学相结合,效益在司法领域对社会公平、正义价值实现地推动。司法领域的经济成本是指在整个诉讼过程中所主要消耗的人力、物力、财力和时间等司法资源的总和。而收益便是社会整体正义的实现,而非指个案中正义的实现。

所有的案件都需要实现效益的价值,但小额诉讼案件不仅自身需要实现诉讼的效益价值,而且其通过促进司法资源的分享,实现其他案件效益价值,故小额诉讼案件自身具备双重效益价值。程序效益的提高与"非诉化审理"的出现无不相关,非诉化审理有利于在保证公平价值的前提下,最大限度地降低诉讼成本。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各国民事司法理念出现"当事人控制论"转向"法官控制论",主要内容包括程序法上的非诉化和实体法上的非诉化,指在法官引导诉讼的进行,并针对权利义务存在与否以及权利义务范围的大小由法官自由裁量。"许多国家在小额诉讼程序中均承认法官在一定范围内可不必调查证据或者不适用证据规则,可以直接根据衡平法理作出裁判,这就是实体意义上的非诉化体现。"[2]我国基层法院办案压力极大,并且又宥于有限的司法资源,故小额诉讼的这种非诉化程序的实现可为其节约更多司法资源,而将更多的司法资源分配至疑难案件。

(二)充分保证当事人接近正当机会权利的价值

宪法明示或者默示地赋予每个公民实现正义的基本权利,这种权利在很多国家被宪法化,被作为是当事人基本程序保障权内容之一。这种权利让每个公民都拥有接近正当机会之权利,便要先允许当事人进入诉讼程序,小额诉讼程序便是为了充分保障宪法中基本权利的实现而产生。宪法赋予公民实现正义的权利,具体地实现必须赋予当事人裁判请求权,它包含请求法院受理案件的权利以及请求法院保障结果正义的权利。在普通程序中,甚至是简易程序中,当事人都需要花费大量的时间、精力和费用,这往往会使小额诉讼程序的当事人望而却步。因此如果不建立小额诉讼程序,众多小额案件纠纷得不到解决,当事人的实体权利和程序权利得不到保障,也相当于剥夺了当事人请求司法裁判的基本权利。[3]

(三)实现费用相当性之价值

小额诉讼的存在是为了充分体现费用相当性原理,"费用相当性原理是指在当事人诉讼程序或由法官利用审判制度的过程中,不应使法院或当事人遭受期待不可能之浪费或利益牺牲,否则,显受如此浪费或牺牲的人得拒绝使用这种程序制度。"[4]在司法实践过程中,部分当事人不愿选择诉讼途径来实现自己的权利,不仅是因为存在一些人为的因素,更为重要的是基于对诉讼成本的考虑,如果救济的成本远超过了所需救济的利益,此种救济是一种不经济的救济,也不利于对司法资源的合理分配,不能从整体上促进社会效益的增加。

小额诉讼程序之存在有利于当事人合理地预期自己所存在的诉讼风险。首先,小额诉讼针对标的额有一定的限制,故当事人能合理地预期自己所应当支出的诉讼费用。其次,小额诉讼制度通过对诉讼程序的简化而降低诉讼成本,能够让法院合理地规避不必要的费用支出风险。

三、程序设置上的独立要求

自2011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部分基层人民法院开展小额速裁试点工作指导意见》,部署在基层部分人民法院开展小额速裁试点工作后,新民诉法吸收了该项试点工作的经验,在简易程序中规定了小额诉讼程序并作为是完善简易程序的措施之一。立法体例中有关小额诉讼的制度内容仅有一条,并且是规定于简易程序之中。,由此可以证明小额诉讼的审理程序仍适用简易程序。但是依照各国在小额诉讼上的司法与立法经验,小额诉讼程序比简易程序还要简单,但为了平衡公平与效益价值,其在程序地设置上也需要更多的技术性规范,不能一味地追求速裁结果而忽略其应有的程序。

(一)独立的受案范围

依新《民事诉讼法》的规定,小额诉讼案件不仅要求案件事实清楚、权利义务关系明确、争议不大的简单民事案件,而且要求表的额为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上年度就业人员平均工资的百分之三十以下,根据一般理解,此规定是指民间借贷纠纷,而尚未明确规定其他合同之债、侵权之债是否适用。但根据制度本身价值所在和各国实践,一般认为应当排除侵权之债以及其他合同之债地适用,因为此类债的诉讼标的往往权利义务关系不够明确,案件事实也会存在争议。(下转第54页)

(上接第19页)(二)独立的审理期限、审理方式

如果将小额诉讼程序适用简易程序,依民事诉讼法有关简易程序审理期限地规定,那么小额诉讼案件的审理期限也将是三个月,这显然与小额诉讼案件制度本身的目的背道而驰,小额诉讼案件如果需要花几个月时间去审理,不仅有浪费司法资源之嫌疑,对当事人而言也是不小的一笔诉讼成本,相比所追求的救济权利而言,可能得不偿失。

新民诉法尚未明确规定小额诉讼的审理方式,因为小额诉讼案件事实清晰、权利义务关系明确,故可以采用比简易程序更为建议的程序,笔者认为,如果当事人在出庭的时候有困难,可以通过视频等方式替代出庭;可以选择更为灵活的出庭时间,如果有特殊困难的,经法院许可可以再法定节假日、双休日或者晚间进行开庭审理。

(三)独立的救济途径

新民诉法规定小额诉讼案件实行一审终审,从诉讼效益的角度来说,这无疑是节约了大量的诉讼资源,并且有利于迅速地化解社会纠纷。但这无疑与我国民事诉讼法中的两审终审是相违背的,并且剥夺了当事人的上诉权。因此,如何在现有的基础上,即发挥一审终审的作用又充分地尊重当事人寻求救济权利。

途径一,在适用小额诉讼程序时,应当附加当事人选择适用此类程序的条件,也即赋予当事人程序选择权。这一条件的附加是协同主义思想的体现,它要求当事人为诉讼主体的前提之下,法院、律师以及诉讼参与人互相配合、和谐地解决民事纠纷,赋予当事人一定的选择权,也必然要求当事人承当一定的诉讼风险,即一审终审的风险。

途径二,法院在审理小额诉讼案件适用一审终审的前提之下,应当赋予其提出异议的权利,类似与行政法中的行政复议,如日本的《民事诉讼法》规定:"对于小额诉讼案件的终局判决,不得控诉......在两周的不变周期内可以向作出该判决的法官提出异议的申请。"日本针对小额诉讼案件也是采取禁止控诉的态度,但承认当事人提出异议的权利(也成为不服申明制度)。

四、结语

在纠纷解决机制多元化的当今,小额诉讼程序作为一种新型制度有其独特功能并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因此我国民诉立法中不可忽略该制度的存在。无论是从各国体制来看还是从法理上对小额诉讼制度价值的分析来看,小额诉讼程序制度都有其独立于普通程序和简易程序的必要性,而不应该像新民诉中简单地依附于简易程序。此外,小额诉讼程序有其独特的程序要求,这是简易程序中所不能满足的,因此也进一步证明小额诉讼制度独立存在之必要性。

参考文献:

[1]齐树洁 .民事程序法研究[M],科学出版社,2007.176页.

[2]齐树洁 .民事程序法[M],厦门大学出版社,2007.178页.

[3][意]莫诺・卡佩莱蒂 .当事人的基本程序保障权和未来的民事诉讼[M],徐昕译,法律出版社,2000年.11-23页、40-47页.

[4]邱联恭 .司法之现代化与程序法[M],台湾三民书局,1992.272页

民事诉讼程序的内在价值篇3

关键词:法理基础 正义 效率诉权

一、构建小额诉讼程序的必要性

小额诉讼程序是指基层法院的小额诉讼法庭或专门的小额法院审理诉讼标的额较小或具有其他特定性质的案件所适用的一种简易化的诉讼程序。小额诉讼程序是“与简易程序的某些规定有相似,但性质上它绝不是简易程序的附属程序,也不是简易程序的分支程序” ,它是一种与简易程序并列存在的独立的第一审程序。

民事诉讼立法修改工作在如火如荼地进行着,根据法工委扈纪华女士的介绍,目前启动的民事诉讼法修改工作中涉及的问题较多,其中之一便是关于小额诉讼程序。按照现行《民事诉讼法》的规定,民事审判适用普通程序原则,但在司法实践中,基层法院中大部分案件是适用简易程序进行审理的。但现行《民事诉讼法》关于简易程序的规定非常简单,仅仅只有五条,即使后续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简易程序审理民事案件的若干规定》,这些法律法规也都难以完全解决当事人要求快速、公正审理案件的需求与法院力不从心的突出矛盾,远不能满足对简易民事案件审判的要求。

鉴于此问题,为了减轻法院和当事人的负担,做到案件繁简分流,无论是理论界抑或实务界关于构建小额诉讼程序的呼声越来越高。法院为了缓和案件大幅度上升、审判力量相对不足的矛盾,自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开始进行了小额诉讼程序的尝试。如1994年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制定了《城市小额钱债法庭工作实行办法》,在广东省推行这一制度。1998年,海南省海口市中级人民法院在海口市新华区法院设立小额债务巡回法庭,专门负责审理10万元以下的小额债务案件。在最高法院正式确立试点前,还有一些法院试行小额诉讼程序,如上海浦东法院。该法院在民事庭专门安排人员进行小额诉讼处理,他们的对象就是标的额比较小的金钱给付案件,采用的就是比简易程序更简单、成本更低、审理程序更灵活的这样一种审理方式。随后,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在基层法院进行小额速裁试点的要求,从2011年5月1日起,广东省高院选取了案件数量多、案件标的额差距较大的广州番禹法院、深圳罗湖法院、佛山禅城法院和东莞第一法院作为首批小额速裁试点的基层法院。前述司法行为以及现在各地法院所进行的速裁程序,小额程序、小额速裁程序等等,虽然名称并不完全一致,但都是关于小额诉讼程序的探索。尽管这些探索并未对立法产生较为显著的影响,毕竟目前小额诉讼程序在立法上仍然是缺失的。但不容置疑的是,这些探索反映了我国民事司法领域的矛盾现状,法律人渴望寻求一种新的制度来解决这一矛盾。

但是,一种制度的理想与现实运作、所承载的功能和效果,在特定体制和文化背景下可能会存在较大的差异。当我们试图借鉴某种国外的制度时,首先应当了解它的基本原理及在特定社会背景下的实际状况,分析利弊及其原因。1任何一种事物都要有其自身产生和发展的理论基础,缺乏理论基础的事物有如空中楼阁,无法维持长久。小额诉讼程序制度的产生当然也必须要有特定的理论基础支撑。这也是笔者接下来将展开论述的内容。

二、小额诉讼的法理基础

在我们探讨小额诉讼的法理基础之前,我们有必要首先了解一下小额诉讼产生的背景。

小额诉讼程序起源于美国,被称为“迄今为止我们所看到的最优秀的制度”2。诉讼迟延和诉讼费用是美国民事司法的两大弊端。在美国,民事司法改革的主要内容包括三个方面:一是加强对案件的管理,改革证据开示制度,改变诉讼当事人对诉讼的控制,转为法官对诉讼的控制,以此来改变当事人滥用证据开示程序拖延案件审理的状况;二是大力推广和使用ADR来解决纷争;三是大力推广和利用小额诉讼程序。小额诉讼程序是国家提供的一种廉价的司法救济途径。其设立一方面为普通人接近和使用诉讼制度提供了机会,减少了人们走向纷争解决机构的困难或障碍。另一方面,它又尽可能地使国家的司法资源得到合理应用。近几十年来,美国的小额诉讼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小额诉讼的案件范围由最初的几十美元、一百多美元提高到现在的几千美元。小额诉讼的程序不断得到优化。此外,为便利日间因工作关系无法到庭的当事人,许多州还增设了夜间和休息日小额法庭。3随后,英国、日本和我国台湾地区等国家或地区的司法改革中,均借鉴美国设立了小额诉讼程序。我国也应将构建小额诉讼程序作为民事司法改革的重点之一。

由此可见,小额诉讼程序是应时代的需求而产生的,具有历史的必然性。当然,现今世界各国小额诉讼呈蓬勃发展之势并不仅仅是基于现实的需要,若没有法理基础,小额诉讼将难以获得司法者的偏爱。因此,笔者将主要从三个层面来阐释小额诉讼的法理基础。

(一)司法公正与效率的博弈

在当代中国,社会主义法的基本价值体现为对秩序的维护,对自由的保障,对效率的促进,对正义的全面实现,对人权的保护等等。法的价值是一个整体,具有多样性和位阶性,在某些情况下会发生矛盾和冲突,会出现位序排列的难题,这需要法学家和法律工作者结合具体情况来进行整合与选择。4

“正义只有通过良好的法律才能实现”,“法是善良和正义的艺术”。这些古老的法学格言和法的定义表明法是或应当是实现正义的手段,法律最重要的价值在于实现正义。那么,小额诉讼具体是怎样体现法的价值呢?

众所周知,效率与公正是既相适应又相矛盾的法律价值。一方面,以效率为标准配置司法资源,促进社会纠纷得到解决,化解当事人之间的矛盾,并在此基础上树立司法权威。另一方面,如果把效率绝对化,不考虑公平,就可能导致程序正义与实体正义的完全分离,造成社会不稳,影响以至从根本上损害效率。这种法律价值张力必然导致司法陷入困境。因而,需要运用各种机制来衡平正义与公正价值,尽可能缓和它们之间的张力,扩大它们之间的互补性。在效率和公平之间,我们应当尽量扩大它们之间的适应性,缩小它们之间的矛盾性。在良好的制度与机制设定下,这是有可能做到的。

有观点认为:小额诉讼程序在追求效率的同时,必然以牺牲一部分公正为代价。这种观点对立法部门影响较大,因为至今尚无小额诉讼的立法。实际上,这种理解是不准确的。“迟到的正义非正义”,若一种诉讼制度无法保障当事人的实体权利及时得到维护,那么,该制度便形同虚设,无任何实际意义。我们应当认识到,小额诉讼的构建并非以公正和效率的价值冲突为基础,程序的简化并非必然以牺牲公正为代价,只有当小额诉讼程序将效率视为其唯一的价值取向,当小额诉讼程序成为一种可以不顾及当事人意愿而强制性适用的制度时,效率的价值就可能覆盖、损害和牺牲小额诉讼程序应当具有的其他价值和功能,程序的简易化就会以损害程序保障和司法的正当化为代价。显而易见,小额诉讼程序的价值追求并非如此。

小额诉讼程序的设计应当把效率放在第一位,否则就失去了该制度存在的意义。但小额诉讼制度之所以追求效率,致力于快速解决纠纷,正式为了更加公平公正地实现正义。

资源是稀缺的,司法资源亦是如此。现代法治社会以司法制度为基本依托,世界各国无不注重配置和优化司法资源,平衡司法成本、提高司法效率、为社会提供公正、高效和便捷的司法服务。然而,司法资源短缺确是各国普遍存在的基本事实。这种短缺是绝对的,因为任何一个社会都不可能通过无限增加司法资源的供给,满足社会利用诉讼解决纠纷的全部需求,司法资源的增加并不必然导致正义产出随之增量,而且这种昂贵的需求还可能被不断地刺激出来,甚至可能使司法陷入恶性循环或危机。5对于大多数国家而言,司法的供求失衡和危机是20世纪后半期的普遍现象,随着司法需求的扩大,很多法治国家都在推动以“接近正义(司法)=Access TO Justice”为口号的司法改革,希望通过法律援助、集团诉讼、简易化等,使司法的利用更加平等、广泛和便利。6小额诉讼程序的广泛运用正是简易化改革的产物。在我国,有关司法资源配置也面临着供求失衡的问题。7我们在立法上应当重视这一问题,可以通过具体的制度设计来合理配置有限的司法资源,小额诉讼程序也就应运而生。小额诉讼程序作为扩大司法利用、降低司法成本、提高司法效率的立项制度,受到决策层、社会公众、学术界和司法实务界的一致推崇。目前,在民事诉讼法修改工作中,增设小额诉讼程序已基本达成共识,8但在具体制度细节设计上仍存在许多理论和操作性问题。

(二)民事纷争的程序设置应与案件类型相适应

某一事物的形式与内容之间的合理性与妥当性取决于该事物发展的内在规律性。作为诉讼程序之设计而言,它的形式与内容应当服从于该项程序的功能和特质。9

我国已有关于简易程序方面的法律规定,但是否有必要再专门设立小额诉讼程序呢?回答是肯定的。与普通程序相比较而言,我国关于简易程序的规定仅仅只是简化了某些方面,从诉讼理念、诉讼方式和诉讼费用等,与普通程序无明显差别。10而小额诉讼程序与普通程序有质上的区别。20世纪70年代之后,诉讼数量与日俱增,发达于美国的小额诉讼程序在世界范围内发展很快,韩国、日本、新加坡等国家也相继引进了这一诉讼制度。并且纵观两大法系,从传统的立法模式来看,英美法系的小额诉讼程序更倾向于从普通程序中独立出来;而大陆法系的小额诉讼程序更倾向于将其视为普通程序的简化或简易程序的再简化。11

民事纠纷因诉讼费用减少、立案条件降低等多种作用影响而大量涌入法院的倾向,在社会转型期传统的非诉讼纠纷解决体系趋于衰退甚至解体,而新的替代性机制建立之前,这已经是难以从根本上改变的现实。具体而言,近年来在民事一审收案量快速增长、不少法院“案多人少”负担沉重等现实情况下,如民事一审案件的受理数量从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一直逐年快速增加,到1999年达到5054857件的高峰之后略有下降,到2004年这个数据为4332727件。但是从《诉讼费用交纳办法》开始实施的2007年起,民事一审案件受理数又从下降或持平转变为快速增长的趋势。到2008年这个数据已突破1999年的高峰值,达到5412591件,2009年又上升到5800144件,2010年则创出了609万预见的新高。12,现行立法有关简易程序的规定愈发不能满足当事人和法院便捷迅速、成本低廉,地处理大量少额、简单纠纷的迫切要求,所谓“简易不简”的问题更加明显。13因此,此次民事诉讼法修订,应当增设小额诉讼程序,使其在立法上区别于简易程序。对于标的额小的案件采用小额诉讼程序,将进一步提高办案效率,为老百姓提供便捷的司法救济。

(三)保障当事人的诉权

在强调纷争的程序设置应与案件类型相适应的同时 ,根据处分原则 ,还应赋予当事人一定的程序选择权,来保障民事当事人享有宪法意义上的裁判请求权。14所谓程序选择权是指当事人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选择纠纷解决方式的权利以及在诉讼过程中选择有关程序或与程序有关的事项的权利。15承认当事人一定范围内合意选择程序的权利 ,使当事人有平衡追求实体利益和程序利益的机会。一方面,诉讼标的额小未必意味着案件是不重要的或简单的,有时也会涉及重要的法律关系和社会公共利益;另一方面,以数额为限对于贫困者来说不够公平:尽管对国家来说该数额很小,不值得动用正式的司法资源,但对于特定的当事人来说却可能事关重大,剥夺他们的部分诉讼权利是不公平的。16小额诉讼程序是国家提供的一种廉价的司法救济途径。其设立不仅尽可能地使国家的司法资源得到合理利用,而且为普通人接近和使用诉讼制度提供了机会,减少了人们走向纷争解决机构的困难或障碍。

三、小结

以上笔者阐述了小额诉讼程序所赖以存在的三大法理基础,但不可否认的是,任何一项制度都会有利有弊,小额诉讼程序也不例外。例如,在现今法制尚不完备的情况下,小额诉讼程序可能会引发滥诉的后果;由于诉讼范围的限制,即使小额诉讼程序正常运作,所能够解决的纠纷也十分有限,不足以整体减轻法院的压力;以及小额诉讼程序无法解决其他诉讼固有的局限性等等。但瑕不掩瑜,我们不能够仅仅因为该制度存在某些方面的不足就武断否决这一制度。构建小额诉讼程序是既是大势所趋,也是真正立足国情,基于我国司法实践的需求。与此同时,我们也不能盲目推崇该制度而忽略其固有的弊端。综上所述,小额诉讼程序在现代社会中的作用是不能抹杀的。笔者认为,在构建小额诉讼程序时应当充分发挥其优势,扬长避短,通过立法技术来规避小额诉讼的弊端,在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上建立适合我国国情的小额诉讼制度,使更多的当事人能够便利、高效地“接近正义”,我们应当充分发挥小额诉讼制度在解决纠纷过程中的积极作用,同时为法院分流负担,合理配置司法资源。

参考文献:

范愉:《小额诉讼程序研究》[J],载《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3期。

2 [日]谷口安平:《程序的正义与诉讼》[M],王亚新等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130页。

3 章武生:《民事简易程序比较研究》[J],载《现代法学》第25卷第1期,2003年2月。

4 张文显主编:《法理学》[M],高等教育出版社2007年版,第293页。

5 参见[英]朱克曼主编:《危机中的民事司法》[M],傅郁林等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6 详细资料及分析参见范愉:《纠纷解决的理论与实践》[M],清华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3、4章。

7 范愉:《司法资源供求失衡的悖论与对策――以小额诉讼为切入点》[J],载《法律适用》,2011年第3期。

8 同上。

9 毕玉谦:《关于在民事诉讼中设立小额诉讼程序的思考》[J],载《法律适用》,2006年/8总第245期。

10 章武生:《民事简易程序改革的若干认识误区之剖析――兼论我国多元化民事简易程序体系的建构》[J],载《中国法学》,2004年第6期。

1 袁春兰:《两大法系小额诉讼程序的比较分析》[J],载《河北法学》,2005年4月,第23卷第4期。

2 参见《中国法律年鉴》各年版以及最高人民法院网站上的《人民法院工作年度报告(2009年)》及《2010年全国法院审理各类案件情况》等司法统计数据。

3 王亚新:《民事诉讼法修改中的程序分化》[J],载《中国法学》,2011年第4期。

4 刘敏:《裁判请求权――民事诉讼的宪法理念》[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9页。

5 廖中洪主编:《民事诉讼法•诉讼程序篇》[M],厦门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319页。

6 范愉:《小额诉讼程序研究》[J],载《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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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事诉讼程序的内在价值篇4

论文关键词 小额诉讼制度 应然价值 实然价值 制度完善

2012年8月31日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八次会议通过决议,修改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下称《民事诉讼法》),自2013年1月1日起施行。《民事诉讼法》在此次修改中亮点很多,小额诉讼制度就是此次修法的亮点之一。基本条款设计即“基层人民法院和它派出的法庭审理符合本法第一百五十七条第一款规定的简单的民事案件,标的额为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上年度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百分之三十以下的,实行一审终审。”将小额诉讼制度引入我国的《民事诉讼法》既是对国外先进民事诉讼制度的借鉴,又结合了目前我国法院办理民事诉讼的现实制度需求。本文拟对我国《民事诉讼法》小额诉讼制度特点及存在的问题、价值及其完善进行分析,以求对小额诉讼制度的认识进一步深化。

一、小额诉讼制度的特点及存在的问题

(一)特点

1.成本低、效率高。诉讼成本决定当事人是否提起诉讼的一个重要因素,尤其是在民事诉讼中。从国外小额诉讼制度的相关规定来看,法院对在该程序下提起的民事诉讼一般只收取少量的诉讼费或不收取费用,而且由于案情的简单,双方也不需要聘请律师以及进行鉴定等,由此则免去了律师费、鉴定费等费用。因此,在小额诉讼程序中当事人能够以较低的诉讼成本获得司法裁判。 由于程序的简化,案件能够在较快的时间内得以解决,司法资源也得到节约。在有限的司法资源前提下,更多的纠纷得以解决,提高了效率。

2.特定的适用范围。小额诉讼程序有着特定的适用范围,仅限于债权债务纠纷,而且诉讼标的额较小,具体限额由法律做出规定。修改后的《民事诉讼法》规定了“标的额为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上年度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百分之三十以下”。

3.程序简便灵活。小额诉讼程序一般都在基层的法院按常识化方式进行。具体体现在诉讼的各个环节,如起诉书、答辩状等可书面方式、可口头方式,开庭、休庭时间灵活,法官在案件的审理过程中,可让原被告直接对话,不适用严格的证据规则等等,这些简便灵活的方式目的就是通过灵活、简便的手段迅速解决纠纷。

4.注重调解。法官在办理小额诉讼案件时,其自由裁量权较大,在审判与调解一体化的情势下,法官能够更加主动地介入诉讼,积极进行利益衡量,引导、规劝促成当事人和解,弱化双方当事人的对抗。在了解双方当事人的主张之后,往往会在他们争执不下时,直接提出赔偿建议。

(二)可能存在的问题

小额诉讼制度自身存在的价值,已为越来越多的国家所采纳。但不管是英美法系还是大陆法系,小额诉讼制度都存在一些问题,对其评价也是褒贬不一。

第一,关于公正与效率的关系。公民以平等的权利享受国家提供的司法资源是现代法治的一个重要特征。小额诉讼程序为当事人接近司法资源提供了一个便捷的途径,在节约当事人成本的前提下,保证了实体权利的实现。但是,小额诉讼程序在公正与效率的排序中,选择了效率优先。与普通程序相比,该程序在更大程度上体现了一种程序的不完整性,弱化甚至排除了当事人的某些权利,如上诉权。

第二,法官容易滥用自由裁量权。小额诉讼案件的特点以及追求效率优先的价值取向使得法官在整个诉讼程序中具有较大的自由裁量权,而双方当事人的权利则受到一定的限制。法官的权利在立法中的扩张,在实践中更容易出现自我膨胀,这种现象为法官自由裁量权的滥用埋下伏笔,尤其是在法官的业务水平和道德素养普遍不被信任的情况下, 自由裁量权更容易勾结司法腐败而导致司法不公。

第三,容易诱发滥诉。小额诉讼程序的设立初衷从当事人角度来说主要是以其简便、快捷、高效的优势,提供一种更加经济的司法救济途径;从法院角度来说,这种程序的设置能够缓解案件的繁多和程序的复杂带来的压力。但是,当诉讼变得更便宜和更快捷时,许多人可能会因此而易于提起诉讼。

第四,关于程序救济问题。根据修改后的《民事诉讼法》规定小额诉讼程序实行一审终审。在我国现行二级审判的程序体制下,很明显小额诉讼程序进行了简化。虽然从效率方面来看,审级的简化提高了法院的工作效率,但简化的程序并不能保障在该程序下决不出现判决上的差错,因此,对小额诉讼程序的救济还需要立法完善。

二、小额诉讼制度应然与实然价值分析

(一)应然价值

现代化法治国家一个重要标志就是它应当保障人们能够平等地获得公力救济。法治社会中,不管争议涉及的标的额大小,当事人都有诉诸法院以求公正裁判的权利,通过国家的司法救济获得平等的司法保护。“一种真正现代司法审判制度的基本特征之一必须是司法能有效地为所有人接近,而不仅仅是在理论上对所有人可以接近”。对于涉及利益较大的权利争议来说,当事人未求得公正的司法裁判而愿意适用相对复杂的普通程序或者建议程序,也愿意为此承担较高的诉讼成本。但对于日常生活中产生的轻微权利争议而言,当事人可能会因法律知识欠缺或诉讼成本过高而理性选择放弃诉讼。显然,这不符合现代法治国家提供司法救济的基本预期。民众不同的司法需求,决定了国家提供的诉讼程序保障须兼具两方面内容。普通程序、简易程序因其程序保障与救济的完备与精确而更可能实现实体公正,但当事人必须承担高昂的诉讼费用,忍受漫长的诉讼周期。对小额、简单案件而言,当事人则更愿意以最低诉讼成本,达到通过诉讼程序快速、便捷地解决纠纷的目的。因此,充分实现当事人所期待的程序效益,显然这就是小额诉讼程序的应然价值。

(二)实然价值

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我国近些年来民事案件急速增长,尤其是日常生活中公民之间小额的民事纠纷,更是有让法院应接不暇之势,法院面临着巨大的压力。如何在现有有限的司法资源条件下,保障公民能够利用国家提供的司法资源通过诉讼途径实现自己的权利,这无疑是一个重要的课题。在这种背景下,建立小额诉讼制度逐渐成为共识。此次《民事诉讼法》修改虽然引入的小额诉讼程序,但是,从条文规定来分析,其实然价值的考虑更多的则是缓解基层法院压力,而相对弱化了该程序所应当具有的更高效地保障当事人诉讼权利的深层次价值。

(三)我国小额诉讼制度的价值评价

纵观国外小额诉讼制度的发展,其主要价值在于“赋予当事人更加便捷的方式进入诉讼,国民可以更加容易地利用诉讼制度保护受到侵害的小额债权,避免因程序繁琐与费用巨大而被剥夺诉权,法院也不因诉讼标的额过小而放弃保护当事人实体利益的程序努力。” 所以,设立小额诉讼制度的初衷在于让国民能够平等地利用国家提供的司法资源,拉近司法与民众的距离,让司法在更加大众化、亲民化程序设置中实现权利保护。但是,无论是理论上已有的关于该制度的论述以及法律规定的修改,我国建立的小额民事诉讼关注点主要集中于民事诉讼的程序减负和分流,或者说重点在于减轻法院的负担。由此看来,在小额诉讼制度在我国民事诉讼中的价值定位存在偏差。

三、进一步完善小额诉讼制度的几点思考

(一)进一步完善小额诉讼程序

从《民事诉讼法》诉讼法的修改来看,小额诉讼程序与原有的简易程序有着诸多相似之处,但作为一项新的民事诉讼制度,其自身还有待不断的成长完善。此次《民事诉讼法》修改中,涉及新的小额诉讼制度的条文仅有两条,主要规定了以下几个方面:一是适用该程序的法院是基层法院及其派出法庭;二是简单的民事案件;三是案件的标的额为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上年度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百分之三十以下;四是实行一审终审。一项司法制度的建立及其完善是一个系统性工程,小额诉讼程序的顺利实施并准确实现其设立初衷自身尚需要进一步完善。比如在案件受理的方式,法律文书准备及送达,开庭方式、时间,审理程序或方式等都还需要进一步完善。

(二)设立专门的小额诉讼法庭

从国外有关小额诉讼的成熟立法来看,大多设立专门的“小额赔偿法庭”专门处理小额诉讼案件,即方面了当事人诉讼,又方面了法院对案件的审理。从我国目前的法院体系设置来看,基层法院大多设立有人民法庭,该法庭处理一些简单的民事案件。因此,可以考虑在人民法庭原有职能的基础上对其进行改造,根据不同地域范围及人口设立相当数量的小额诉讼法庭,提高诉讼效率。

(三)对小额诉讼程序的救济

民事诉讼程序的内在价值篇5

正如上文所述,程序安定应当成为民事诉讼制度的价值取向。不仅如此,我们认为,在与程序公正和诉讼效益的比较中,程序安定可以取得独立的、基本的、首要的地位。传统或现行的各国民事诉讼法在制度安排和程序构筑上大多体现了程序安定的要求。

(一)程序安定与程序公正、效益的关系

公正与效益是诉讼程序的两大价值取向。如果承认安定也是诉讼程序的价值取向,那么就必须回答:安定在诉讼程序的价值目标体系中的地位怎样?是具有独立的意义,还是从属于公正与效益或者说是下位阶的次价值目标?如果安定获得了其应有的独立地位,且并列于公正与效益,那么三者之间的冲突将如何协调?我们认为:

首先,程序安定与程序公正、效益有相互重合的部分,但从根本上说,程序安定是诉讼制度独立的价值取向。

学界对程序公正的要素存在不同的意见,但至少在三个要素方面取得了共识,即:(1)法官的中立性;(2)当事人双方的平等性; (3)诉讼程序的透明性。(注:可参见张令杰:《程序法的几个问题》,《法学研究》1994年第5期;顾培东:《社会冲突与诉讼机制》, 四川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90页;孙笑侠:《两种程序法的纵向比较》,《法学》1992年第8期;陈桂明:《诉讼公正与程序保障》, 中国法制出版社1996年版,第12~15页。)当我们对某一项具体的诉讼制度进行功能考察时,发现某些制度可以从程序的公正和安定去评价。以撤诉制度为例,我国的民事诉讼法第131条第1款规定:“宣判前,原告申请撤诉的,是否准许,由人民法院裁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144 条规定:“当事人撤诉或人民法院按撤诉处理后,当事人以同一诉讼请求再次起诉的,人民法院应当受理。”这样的规定,一方面违反了程序公正,原被告双方诉讼权利义务不平等,原告撤诉无须被告的同意,损害了被告的诉讼利益和实体利益。另一方面,原告可以就同一诉讼请求反复起诉,启动诉讼程序,破坏了程序的安定。

与程序公正相比,程序安定与诉讼效益重合的场合更多,因为安定本身往往意味着效益。程序的时限性和终结性作为程序安定的要素,同样也是诉讼效益的要求。国外学者在对放弃责问权、限制撤诉、一事不再理等民事诉讼原则或制度进行原因剖析时,总是把诉讼经济与程序安定结合在一起进行说明。

当然,也存在程序安定与程序公正、效益三者重合的情形。同样以撤诉制度为例,我国的撤诉制度不仅违反了程序公正,破坏了程序安定,且容易造成滥诉,既造成了当事人的讼累,又使国家的司法资源极大浪费。

但是,这种重合关系只能说明设计某一项诉讼制度时必须充分地考虑其多元的价值取向,并不能说明程序安定不是独立的价值取向,正如我们不能因为程序公正与效益的重合而否认公正或效益的独立意义一样。事实上,不少诉讼制度体现了或主要体现了程序安定的价值取向,甚至存在与诉讼经济冲突的情况。与程序公正的基本要素相比,程序安定的五个基本要素与之很少重合,独立意义明显。尽管程序安定与诉讼经济往往相伴而生,但考虑的角度或侧重点不同。如果只考虑诉讼经济,法官可能不顾程序的有序性和法定性进行运作。我国的简易程序和调解制度的程序安定性很弱,甚至是反程序的,却符合诉讼经济。对于下文将要论述的诉讼一成不变原则、禁止任意诉讼原则等就是仅从程序的安定予以考虑的。因此,我们认为,程序安定有其独特的价值和要求,应当成为诉讼制度独立的价值取向。

其次,程序安定是诉讼制度首要的基本价值取向。正如法律的基本价值序列中,安全或秩序总要优先于正义和自由一样,法律自身的安定或秩序要优先于法律的正义和效益。拉德布鲁赫认为在正义的观点、方便的观念和法律的确定性的观念发生冲突时,“法律观点的斗争的终止要比正义和方便来作出决定更重要。”(注:拉德布鲁赫:《法律哲学》(legal philosophy),第108页。 转引自埃德加·博登海默:《法理学-法律哲学和方法》,张智仁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 年版, 第162页。)根据法律哲学家列卡赛恩斯·谢契斯的意见, 法律的首要价值是安全。如果法律秩序不代表一种安全的秩序,那末它就不是一种法律;但一种非正义的法律却依然是法律。(注:转引自埃德加·博登海默:《法理学-法律哲学和方法》,张智仁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187页。)由此,我们不难得出这样的逻辑及其结论, 如果法律程序不安定,那么它就不是一种程序,当然也就谈不上程序公正和效益;但缺乏公正和效益,即使再专制或者繁琐的程序却依然是程序。因此,程序安定是诉讼制度首要的价值取向。

最后,需要指出的是,公正永远是程序最高或最终的价值目标,而效益则次于安定和公正。总的来说,一部完备的程序法在构思、设计具体程序时,至少应当考虑公正、安定和效益的价值要求。

(二)程序的安定与弹性

但是,程序的安定并不是程序的固定。程序的安定恰恰总是通过程序的固定和弹性之间的协调得以维持和实现。“因此,弹性不是安定的反对概念,相反地,两者应该相互联系。在一定的范围内,借助于制度的弹性可以保障其安定性。”(注:christian starck:《法制度的弹性》,载台湾《中兴法学》第42期,第42页。)对于程序的弹性,我们认为可以从两个方面去理解,一是指程序规范的不确定性;二是指程序安定的适当限制。

对于程序规范的不确定性的角度下之程序的弹性,这并不难理解。“以法律的弹性应付认识对象的复杂性、变动不定性和连续性,以一驭万,造成法网恢恢、疏而不漏的法律效果。”(注:徐国栋:《民法基本原则解释》,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29页。)任何法律都需要一定程度的开放性和弹性,程序法自然也不例外。适当的弹性条款的保留,正是保证了程序的安定。同时,为了能适当处理个别事件,也应赋予法官适当的自由裁量权限。在法院的判决中可否涉及开放性及弹性的维持呢?初看起来,答案是否定的,因为法院应该以法律为标准,评价及裁判他面对的已经在过去结束的案件。这样一项法律裁判必须明确,不允许具有弹性。对此,德国哥廷根大学法学教授克里斯帝·史塔克认为,考虑到法院的裁判理由以及最高法院的裁判在事实上所具有的先例拘束力,就显出弹性的需要。因此,判决应在记载裁判理由时尽可能谨慎,换言之,维持开放与弹性。(注:christian starck:《法制度的弹性》,载台湾《中兴法学》第42期,第47页。)

但是,“法律基于作为防范人性弱点的工具之特性必须警惕人”。(注:徐国栋:《民法基本原则解释》,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144页。 )程序规范或程序的这种不确定性或弹性应限制在一个很小的范围内。与实体法可以用基本原则作为“霸王条款”来弥补法律规范的不确定性不同,民事诉讼法属于公法,诉讼行为贯彻表示主义和外观主义,以“禁止任意诉讼”为原则。法官和当事人的诉讼行为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应有法律明文规定。过多的弹性条款只能导致法官恣意和当事人对程序的无所适从。

诉讼制度的三大基本价值取向,即公正、安定与效益并不总是配合得非常和谐。一旦在某项程序的设计中,三者发生了不可调和的冲突,那么,对安定的适当牺牲有时也成为一种必要。这样的情形往往发生在安定与公正直接冲突或者安定的局部损害能换来极大的效益的场合。比如说,既判力软弱势必造成程序的不安定,但我们不能因为程序的安定,而使一方当事人在任何有正当理由的情况下都失去重新获取公正审判的可能。因此程序安定的适度限制或者弹性是必要的。如果仅仅出于安定的理想,而抛却公正和效益,只能使程序变得固定僵化,最终走向了“恶法亦法”的极端。

(三)程序安定在民事诉讼法中的运用

当我们审视世界各国传统的民事诉讼法理论和现行民事诉讼程序时,可以发现一些原则或制度正是以程序安定为价值理想而设计的。透过对这些原则或制度的剖析,反思我国的民事诉讼的理念、立法和实务,这也是本文的目的之一。

1.讼争一成不变原则(注:本节参考沈达明编著:《比较民事诉讼法初论》(上册),中信出版社1991年版,第114页。)

讼争一成不变原则(immutalilit du iitige )是指诉讼程序一旦开始,程序的各个因素(包括当事人、诉讼标的和理由)及其框架不得改变。例如不能由第三人替代当事人,不得改变原先的诉讼标的或者提出诉讼请求。当事人有决定诉讼结构的自由,但一旦确定就应该保持下去直到诉讼结束。讼争确定的时间通常是在起诉人接到对方的答辩状之后。讼争一成不变原则的设立就是为了保持程序的安定,防止当事人提出新的请求去阻碍或推迟程序的展开。讼争一成不变原则同样适用于法官。法官的判决不得超过当事人的请求,亦不能不包括所有诉讼请求。法官不能主动地更换和追加当事人。

《法国新民事诉讼法典》禁止当事人在一审或上诉程序提出新的请求,但为了避免多次诉讼而允许提出追加请求和反请求,其条件是必须与原请求有关联,且应及早提出,便于对方辩论,而不是拖延诉讼的手段。

尽管出于“纠纷一次解决”即诉讼经济的考虑,世界各国对此原则有所突破和发展,但在我国,法官可以主动地更换和追加当事人、而当事人在诉讼中可以任意地变更诉讼请求的做法走得太远,值得我们检讨。

2.应诉管辖和管辖恒定原则

应诉管辖是指在第一审中只要没有专属管辖规定,即使违反管辖规定的诉讼,如果被告不提出异议就应诉本案,这等于表态承认接受该法院的审判,如同有协议一样,于是该法院就对之产生了管辖权。其目的在于程序的安定。我国法律虽没有明确规定应诉管辖,但在管辖异议中有所涉及。一般认为当事人提出管辖权异议的时间应在法院开始实体审理之前。这样,法院对当事人提出的异议进行审查后,不论本院是否有管辖权,都不会影响案件的审理和程序的安定。

管辖恒定原则是指第一审法院对案件有无管辖权,以提起诉讼为准。提起诉讼时,受诉法院有管辖权,案件就自始至终由其管辖,其后情况变化,不影响受诉法院的管辖权。否则,程序将无法保持安定。我国《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的通知中规定“案件受理后,受诉人民法院的管辖权不受当事人住所地、经常居住地变更的影响”,这正是对管辖恒定原则的规定。(注:我国民事诉讼法第36条关于移送管辖的规定,也可视为程序安定的要求。)

3.限制撤诉原则

对于撤诉的法律后果,尤其是撤诉后是否可以再起诉,是理论界有争议的问题。一种观点认为,撤诉所放弃的不只是诉讼上的权利,而且也包括其在实体上的权益,因此应当规定撤诉后即丧失再次起诉的权利。但更多的人主张,撤诉所放弃的只是请求法院对其与被告之间的争议进行裁判的权利。原告撤诉后,尽管其不再是诉讼法律关系的主体,但在实体法律关系中,他仍然是享有权利、承担义务的民事法律关系的主体。因此,其仍享有提起诉讼的权利。

我们赞成第二种观点的理由,但主张予以适当的限制。理由在于,如果原告总是就同一案件通过起诉频繁地启动诉讼程序,就会使程序处于极不安定的状态之中。事实上,世界各国对撤诉以及撤诉后是否允许再起诉大多有限制性的规定。在英国,原告在被告送过答辩书之后申请撤诉的,主审法官在给予许可时,一般以此作为要求原告就同一请求不得再行起诉的条件。(注:沈达明编著:《比较民事诉讼法初论》(下册),中信出版社1991年版,第167页。)美国法规定, 假如原告曾在任何联邦法院或者州法院自动撤回诉讼,那么同一要求的任何诉讼,将被告作为已就实体权利作了审理和判决,即按“一事不再理”原则处理。(注:米尔顿·德·格林:《美国民事诉讼程序概论》,江伟译,法律出版社1988年版,第151页。 )日本则规定原告的撤诉需经过被告的同意,并且“对本案已作出终局判决后撤回诉讼的,不得再提起同一诉讼。”(注:日本民事诉讼法第237条,参见兼子一、 竹下守夫:《民事诉讼法》,白绿铉译,法律出版社1995年版,第301页。 )但我国对撤诉后的起诉则无任何限制,这显然不利于程序的安定。具体的限制方法,可否从三个方面进行?一是规定撤诉需要经过被告方的同意;二是原告撤诉后,应承担被告方的损失包括精神损害。但被告自愿放弃的,不在此限;三是对撤诉后的起诉次数进行限制。

4.禁止任意诉讼原则和诉讼契约(注:参见拙文《诉讼契约论》,《清华法律评论》第2卷(1999年4月)。)

禁止任意诉讼原则(verbot des kon ventional processes)是指诉讼程序的审理方法及其顺序、诉讼行为的方式与要件等均由法律加以规定,不许当事人任意变更。此原则的理由在于:如果允许当事人任意变更,法院的工作效率与程序的安定性将无法得到保证。禁止任意诉讼原则总是作为否定诉讼上存在合意即诉讼契约(prozeβ vertrag )的理由而出现的。所谓诉讼契约,是指私人之间以直接或间接地以对现在或将来出现的民事诉讼或强制执行施加某种影响,并引发一定法律效果为目的的合意。(注:兼子一:《关于诉讼合意》,《民事诉讼法研究》第1卷,第239页。)

我们认为,禁止任意诉讼原则是就诉讼的形式方面而设立的。凡有关诉讼程序的进行方法,法律为确保诉讼程序的安定和统一,当事人实施诉讼行为时,应当受到限制。但这不否定当事人合意行为的价值及其法律上的意义。由于诉讼法中存在一部分为保护当事人便于诉讼和保护其利益而设立的“任意规定”,即使一方当事人违反了,如果对方当事人不提起异议,就没有必要视为无效。因为这样不但不危及程序的安定,而且有利于诉讼程序的稳定和诉讼经济。

民事诉讼程序的内在价值篇6

刑事案件错综复杂,案件性质、难易各不相同,如何选择适用不同的程序审理不同类型的案件,无论是在理论上还是实践中均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肖扬院长曾要求“积极探索被告人认罪案件审判方式改革”,为维护刑事被告人的合法权益,提高刑事办案质量和效率,两高及司法部于2009年联合制定了《关于适用普通程序审理“被告人认罪案件”的若干意见(试行)》。本文即以这类案件的审理程序为切入点,构想在我国刑事诉讼普通程序、简易程序之外,增设一个特别程序,一审终审。从刑事司法实践角度来看,在我国刑事诉讼法中设置特别程序具有可行性和现实意义,有利于刑事案件尽快审结,减少被告人羁押时间,节约司法资源,维护人权。本文试对刑事诉讼特别程序的价值目标、立法模式、适用条件及运作规则等作一简要阐述,如有谬误之处,敬请专家批评指正。 一、刑事诉讼特别程序的价值目标及目标间的冲突与协调 (一)刑事诉讼特别程序的价值目标 1、刑事诉讼特别程序的首要价值目标是提高刑事诉讼效率。人民法院通过适用简便、高效的特别程序,对事实清楚、证据充分且被告人认罪的刑事案件及时作出有罪裁判,终结审理程序,从而迅速实现打击犯罪的刑事诉讼目的。同时,通过特别程序的适用,节省了司法资源,减少了诉讼成本,缓解了刑事审判力量不足与案件数量不断增加的矛盾,也便于人民法院集中主要力量、主要精力审理重大、疑难、复杂的刑事案件,以全面提高刑事审判工作的效率。 2、刑事诉讼特别程序的另一价值目标是保护被告人的合法权利。被告人如果通过作有罪答辩,自愿接受快捷、一审终审的特别程序审理,可以迅速摆脱被羁押以及长时间正式审判的巨大身心压力,并可能得到比作无罪答辩较轻的处刑,这符合现代社会对人权保障的客观要求。 3、刑事诉讼特别程序还应以追求司法公正为价值目标。司法公正包括实体公正和程序公正。追求实体公正目标,体现为人民法院在适用特别程序时,同样应以查明犯罪事实并准确适用法律,不偏不倚地追究被告人的刑事责任为目标。而程序公正目标则要求通过公开、有序及高效的诉讼方式和过程实现刑事诉讼的目的。法官在依照特别程序审理刑事案件的过程中,应当以刑事诉讼当事人诉讼地位平等为基础,对公诉机关的指控、被告人的辩解、陈述及辩护人的辩护意见等给予同等的对待,对控辩双方的刑事诉讼权利予以同等的尊重和关注。同时也应要求双方承担对等的刑事诉讼义务。 (二)价值目标间的冲突与协调 事实上,如果人民法院依刑事诉讼特别程序处理具体案件,上述价值目标间肯定会或多或少存在冲突与对抗。因此,在适用特别程序时应当注意,不应将某一价值目标绝对化、片面化。同时,当价值目标间出现冲突时应当尽量予以协调,力求各价值目标能均衡、充分地实现。比如,为追求提高刑事诉讼效率的价值目标,特别程序中的被告人放弃通过正式的庭审程序受审,其诉讼权利的行使并不充分,但是该被告人部分诉讼权利的丧失,并非司法机关强行剥夺,而是被告人自愿选择的结果,因为被告人对特别程序的适用有权同意或者不同意。因此,我们不能片面认为适用特别程序就是程序的不正义,相反,这反倒可理解为是诉讼效率、程序公正等价值目标的一种协调与统一。又如,被告人作有罪答辩是适用特别程序的基础,这与追求发现案件真实、准确适用刑罚实现刑事诉讼实体公正的价值目标也有冲突。因为被告人作有罪答辩时,公诉机关的举证责任相对减轻,这可能导致有的被告人通过作有罪答辩而掩盖某些罪行或犯罪情节,影响法官对案件事实的准确认定。或者,无罪的被告人出于某种压力或原因,作出了有罪答辩,法官如果仅看重被告人的认罪答辩而对案件的事实及证据未予充分的关注,则有可能作出错误的有罪判决,从而冤枉无辜,放纵真正的罪犯,造成司法不公正。另外还应考虑处刑不均衡的问题,即同样危害程度的犯罪在适用特别程序所作的处刑可能与适用普通程序时的处刑区别较大,这也影响实体公正目标的实现。因此,为协调上述冲突,本文认为,在修改刑事诉讼法增设特别程序时,应规定适用特别程序的刑事案件必须具备犯罪事实清楚且证据充分的条件,即适用特别程序应当有事实基础,不能仅凭被告人的认罪便径行判决。同时,人民法院在对特别程序案件被告人定罪量刑时应当注意严格依法律规定的幅度处刑,不能因适用特别程序就处刑偏轻。 二、我国刑事诉讼特别程序的立法模式选择 设立刑事诉讼特别程序无疑需要通过修改现行刑事诉讼法而实现,本文认为,在有关增设特别程序的立法中应当体现以下几个原则: (一)特别程序应是刑事诉讼法中增设的独立程序。现行刑事诉讼法及相关司法解释规定的第一审程序包括公诉案件或者自诉案件的第一审普通程序及简易程序,根据刑事诉讼法第174条的规定,人民法院对于简易程序是“可以”适用,可见简易程序虽有其适用范围,但却与第一审普通程序并无绝对的界限,当人民法院认为一审刑事案件不应或不宜适用简易程序时,该案件即应适用普通程序。本文认为,拟增设的刑事诉讼特别程序在立法中的体现应当与第一审普通程序、简易程序一样,应作为一种有着特定适用条件的独立的刑事诉讼程序予以规定。即一审刑事案件可选择适用的程序有三种:第一审普通程序、简易程序和特别程序。三者有着各自的适用范围和条件,但并无绝对界限,一般来说,特别程序案件应是可适用简易程序或普通程序的案件中犯罪事实清楚,被告人认罪的,人民法院认为“可以”适用特别程序的案件。当案件未选择适用特别程序时,则根据案件性质、类型等依法确定按照简易程序或普通程序进行审理。简易程序及普通程序的适用依照现有刑事诉讼法的规定。但是,如果是在适用特别程序的过程中,发现有不宜适用特别程序的情形需转换程序时,则只能向普通程序转换。这与简易程序向普通程序转换类似。此外,关于审理程序的选择适用,主要由公诉机关在审查起诉阶段根据被告人是否作有罪答辩、可能判处刑期的长短及案件繁简等情况作出选择何种程序的建议,一般是就适用特别程序或简易程序提出建议,由人民法院决定。反之就按普通程序起诉。应当注意,特别程序虽与简易程序相似,也是以追求迅速审判为目的,但二者适用条件、审理程序、审理期限等均不尽相同,是各自独立的刑事案件审理程序。 (二)刑事诉讼特别程序仅适用于基层人民法院的处刑较轻(可能判处7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单处罚金)的无附带民事诉讼的刑事公诉案件。之所以作此规定,是因为对中级人民法院审理的可能判处被告人无期徒刑、死刑的案件或基层法院可能判处7年以上较长有期徒刑的案件,需要以完整的、正式的审理方式来保证案件的程序公正,从而保护被告人的合法权利。而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案件中附带民事诉讼当事人的权利主张及责任承担一般比较复杂,加上刑事部分与民事部分一同处理,不易迅速结案。自诉案件情况类似,当事人间的权利冲突较大。加上自诉案件被告人一般未被羁押,人民法院没有必须快速结案的压力。因此,上述案件应当排除对特别程序的适用。至于以7年有期徒刑为分界点,本文是根据实践中基层法院多数案件的处刑情况、刑法关于刑期分档的规定等提出,是否科学有待研究。 (三)适用特别程序的案件审理程序相当简化,并由审判员一人独任审理。因为适用特别程序的案件一般均事实清楚、证据充分且被告人认罪,较其他案件简单,同时特别程序不是正式的审理程序,案件审理过程中,诉讼参与人不必按照繁琐的程序进行诉讼,案件审理法官的主要工作是审查认定有无影响量刑的法定及酌定情节并对被告人准确处刑。因此,为提高诉讼效率、节约办案资源,对特别程序案件可以实行简便、迅捷的审理程序并由审判员独任审理。 (四)依照特别程序审理的刑事案件实行相对的一审终审。即被告人或公诉机关对人民法院依特别程序作出的判决,不能上诉或抗诉,但有在法定期限内(可确定为5日)提出异议的权利。若被告人或公诉机关提出异议,则该判决不生效,案件即转入普通程序进行审理,被告人、公诉机关对依普通程序作出的判决不服,可上诉或抗诉。反之,若被告人或公诉机关在法定期限内未提出异议,则依特别程序作出的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五)刑事诉讼法中增设的特别程序应规定被告人有对程序的同意适用权或请求适用权,即特别程序的适用应当以被告人同意为前提。这是因为适用特别程序作出的是有罪判决,且被告人在特别程序中行使的诉讼权利并不完整。因此,对特别程序的适用应是被告人就该种审判程序及相应的诉讼风险权衡后自愿作出的选择,而不是由司法机关单方作出适用的决定,这体现了刑事诉讼程序的民主和正义,也是对被告人刑事诉讼主体地位的保障。 > 三、刑事诉讼特别程序的适用条件及运作规则 (一)刑事诉讼特别程序的适用条件 适用特别程序应同时具备以下条件:其一,属基层人民法院审理的被告人可能被判处7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单处罚金的无附带民事诉讼的公诉案件;其二,起诉书指控的犯罪事实清楚,并有充分证据证实;其三,被告人作有罪答辩,即对指控的犯罪事实及罪名无异议,仅提出要求从轻、减轻处罚的辩解意见;其四,人民法院、公诉机关及被告人三方有适用特别程序的一致意见。但是,人民法院及公诉机关对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案件,应排除适用特别程序:1、被告人是未成年人的案件;2、辨别能力或表达能力受到一定限制的盲、聋、哑人犯罪案件;3、限制刑事责任能力人犯罪的案件;4、比较复杂的共同犯罪案件。 (二)刑事诉讼特别程序的运作规则 1、程序的提起。 ⑴特别程序的适用一般由公诉机关提出。公诉机关在讯问犯罪嫌疑人时,若其能如实供述犯罪事实并认罪,且案件符合可适用特别程序的其他条件,公诉机关可在告知该犯罪嫌疑人适用特别程序的利弊后,征求其是否同意适用特别程序。若犯罪嫌疑人同意,公诉机关可在起诉时建议人民法院适用特别程序,人民法院经审查认为案件符合特别程序的适用条件且并无应当排除适用的情形时,决定适用特别程序。 ⑵人民法院对于公诉机关起诉时未建议适用特别程序的案件,经审查认为符合特别程序的适用条件的,可在取得被告人同意后,向公诉机关提出适用特别程序的书面建议,取得公诉机关同意后即决定适用特别程序。 ⑶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主动请求适用特别程序的, 公诉机关或人民法院必须告知其作有罪答辩并适用特别程序可能产生的法律后果以及可能因此丧失部分诉讼权利。公诉机关或人民法院经审查认为符合特别程序的适用条件的,参照上述方法操作,由人民法院决定适用。 公诉机关对建议或者同意适用特别程序审理的案件应当向人民法院移送全部案卷材料和证据。开庭审理时,公诉机关应当派员出庭。 2、特别程序的运作规则 ⑴人民法院决定适用特别程序的,应当在决定之日起7日内开庭审理。在开庭前3日,人民法院应将开庭的时间、地点通知公诉机关、被告人及辩护人。 ⑵适用特别程序审理案件,应告知被告人各项诉讼权利及诉讼义务,并再次告知被告人如适用特别程序其会丧失部分诉讼权利,若被告人作出拒绝适用的表示,人民法院应即作出终止适用特别程序的决定。 ⑶开庭时,公诉人宣读起诉书后,在宣读、出示证据时,可仅就提取证据的时间、地点、机关、证据的名称和证明的事项作简要说明,不必宣读、出示证据的详细内容。 ⑷被告人作出认同起诉书指控的犯罪事实及罪名后,即转入法庭辩论,一般就罪轻及量刑进行辩论,控辩双方在发表公诉意见或辩护意见时,可省略对事实的综述以及对犯罪构成和法律适用的论证,直接提出对被告人应认定的罪名及量刑意见,控辩双方的辩论焦点可限于量刑意见。 ⑸法庭必须听取被告人的最后陈述意见。 ⑹对适用特别程序的被告人量刑时,可根据其具有坦白、认罪态度好的情节,判决时酌定从轻处罚。 ⑺适用特别程序审理案件应当庭作出判决。被告人、公诉机关在当庭宣判后5日内有权对判决结果提出异议,逾期未提异议该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人民法院即向被告人送达判决书。 ⑻适用特别程序的案件应在决定适用特别程序之日起15日内审结。 3、可能出现的程序转换 ⑴对依特别程序当庭作出的判决,若公诉机关或被告人在5日期限内提出异议,案件即转换适用普通程序审理。 ⑵如果在特别程序的审理过程中,出现不应按照特别程序审理案件的情形,也应即转换为普通程序进行审理。 ⑶人民法院在审理中发现可能得出被告人无罪的结论时,也应终止特别程序的适用,转换适用普通程序对案件进行审理,确保案件实现实体及程序的公正,切实保护被告人的合法权利。 程序转换后,原起诉书有效,公诉机 关不必另行起诉,人民法院按照普通程序的运作规则通知开庭审理即可。转为普通程序审理的案件,审理期限应当从决定转为普通程序之日起计算。

民事诉讼程序的内在价值篇7

一、法理学上的价值分析

对法的价值,学者们有着不同的理解。价值表征了一种主体和客体之间的关系,揭示的是人的实践活动的动机和目的。法的价值是以法与人的关系为基础的。法对于人所具有的意义,是法对于人的需要的满足,是人关于法的绝对超越指向。其主体是人,客体是法。[1]

法学传统理论认为,法的价值首先指法的运用能够保护和促进哪些价值,同时指法所包含的价值评价标准,其次就是法自身所具有的价值因素,即形式上应有的品质。法的三个基本价值是秩序、公平和个人自由。[2]

法律中所存在的价值并不仅限于秩序、公平和个人自由这三种,但这三个价值最能体现法律的本质,也是一切法律所应具有的价值。具体到我国,则要加入效率价值。效率是诉讼之必需,也是我国一贯提倡的重要司法价值。这四者不是互相独立地体现在法律中的,而是作为一个整体在法律中发挥作用。认识法的价值属性是认识法的价值的重要途径。法的属性主要有属人性和社会性、客观性和主观性、应然性和实然性、特殊性和普遍性等。

(一)法律的公平价值

法学自诞生之日起就同公平、秩序之类的观念密切联系在一起,然而时至今日也没有形成一个普遍公认的公平概念。[3]公平观念的内容涉及社会、经济、政治、法律、文化、道德等方面,是人们在一定的社会现实的基础上概括和提升出的一套有关社会关系的理想模型或原则。罗尔斯将正义分为第一正义原则和第二正义原则。第一正义原则即平等自由原则,第二正义原则即机会平等和差别原则。[4]可见,法理学角度的公平价值远非公平的字面意思那么简单。

作为法律价值的公平是法制各个环节共同追求的价值目标之一,具体包括五个环节,即立法环节、司法环节、执法环节、守法环节和法律监督环节的公平。每个环节又有特定的公平要求,如司法环节要求法官公正司法,不偏听、不臆想、不受贿等,而法律监督环节则把正义作为重要标准。同时,公平是法律权威的来源和根据之一,也是法律批判的动力之一。不能保证司法这道最后解决争端的防线的正义性,就必然会导致社会的动乱。

(二)法律的自由价值

法的自由价值是其社会群体属性的一种体现。自由是指人在主体尺度与客体尺度大都同意的状态下进行思想和行为选择的范围和能力。[5]它高度发展的主要标志和根本条件是每个人的全面发展。法律自由价值的实现涉及很多内容,如保护被告人的程序权利、认可原告的撤诉权利等。

认识到法的自由价值,就不得不承认法在各种渊源中为了保护价值所作出的基本定位。关于法律如何确定自由,主要有伤害主义原则、法律家长主义原则和冒犯原则三种方式。伤害主义原则以伤害到他人为自由的界限。法律家长主义原则禁止自我伤害,即对于自我的伤害也不属于个体的自由。冒犯原则则是从某些行为未达到伤害的标准,但却冒犯到他人的角度出发的。这三种确定自由的方式各有道理,但都有盲区。法理学角度的自由不应该仅仅着眼于对他人或自己的伤害,而应更多考虑自由可能造成的结果,大致量化自由的界限。

(三)法律的秩序价值

从静态看,秩序是指自然、社会的事物和人处于适当的位置,形成固定的、有规则的、合理的关系;从动态看,秩序意味着自然、社会运动过程的一致性、连续性和确定性。秩序之于法律正如红绿灯之于城市交通。秩序是法律得以实施的重要内容,无秩序是法律混乱的表现。因此,法律需要秩序,并且通过自身的完善保障秩序的实现。

(四)法律的效率价值

受法律经济学的影响,从价值层面上说,所有的制度都应以有效运用自然资源,最大限度增加社会财富为目的。这就决定了法本身应具有最大限度实现资源的有效运用,以最小投入换取较大效果的价值目标。这也是最朴素的法的效率价值的表述。法的效率就是在程序和司法投入方面达到最大性价比,提高公平实现的速度和强度。

综上所述,法律的价值内涵丰富,对法律具有指导作用,主要包括正义价值、自由价值、秩序价值和效率价值。这些价值共存于法律体系之中,彼此之间经常会发生冲突。如何在具体的法律适用中解决价值冲突,是摆在法学研究者面前的难题。

二、民事诉讼强制措施的价值分析

(一)民事诉讼强制措施的应有价值

强制就是使人不得不放弃自己的意志而服从他人意志的一种力量。当一个人被迫采取行动以服从于另一个人的意志,即实现了他人目的而不是自己目的的时候,便构成强制。[6]民事诉讼中的强制措施就是法院为保障诉讼的顺利进行,排除诉讼过程中出现的各种妨害行为而行使的一种职权手段。

一般认为,诉讼程序的价值包括两个方面:内在价值和外在价值。内在价值即诉讼的公平和效率,外在价值即诉讼的结果和程序价值。而作为《民事诉讼法》重要内容的强制措施,自然也包含这些价值。

1.强制措施制度的公平和自由价值

强制措施自其在《民事诉讼法》中出现,就自然承担了维护诉讼公正的法律责任。一般认为,诉讼程序的理想在于追求公正,民事诉讼强制措施就是促进诉讼公平的一种手段。当法官在进行法庭审判和案件司法处理时,违反《民事诉讼法》进行的不法行为将受到民事诉讼强制措施的制裁。这就是立法希望构筑一个公平正义的司法过程的体现。

强制措施的公平和自由价值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对于故意扰乱法庭秩序、影响法官公正司法行为的制裁。在诉讼过程中,经常会有一方当事人或利害关系人企图得到有利于己方的结果而做出一系列行为干扰法官的审理,这些行为都会对诉讼过程产生影响,而且多是负面影响,比如在法庭大声喧哗、做出各种伤害对方当事人的行为、毁坏不利于己方的证据等。无疑,这些行为阻碍了诉讼的顺利进行和法官正确认定案件事实。如果不对其进行规制,必将使诉讼追求的“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受到干扰。第二,在庭审外进行各种不法行为,如妨害取证、执行、先予执行、保全等,将受到民事诉讼强制措施的严厉制裁。民事诉讼的正义不仅仅体现在庭审过程中,民事诉讼全过程都应坚持实体正义和程序正义的统一。司法人员为了保证诉讼的顺利进行和生效判决能够得以执行,会进行先予执行、保全以及取证。暴力或非暴力的不合作都有可能使宝贵的涉案财产、证据遗失,从而使真相难以还原,想要通过诉讼得到正义支持的当事人将受到损失。因此,对这些行为的规制是强制措施公平价值的重要体现。

2.强制措

施制度的效率价值

民事诉讼是当事人寻求救济的重要方式,然而,正义的实现都具有时效性。如何在保证公正的同时提高效率,是我国诉讼法学界的重要论题。当然,民事诉讼强制措施也必须体现其应有的效率价值,实现诉讼程序整体的有效进行。

效率价值在整个诉讼法中具有重要地位,但是,在各个具体制度中则需要多加权衡。诉讼的限时性决定了诉讼周期不是无止境的,再复杂的案件也必须有解决的时候。在强制措施制度中,如何既有效规制妨害诉讼顺利进行的不法行为,又维持诉讼流程的延续性和高效性,是值得深思的问题。所以,法律规定对于妨碍取证的行为人可以罚款、拘留等,意在通过这些手段加速执行方式的运行。而对阻碍法庭查清事实的行为人采取强制措施,也是为了确保诉讼的时效性。另外,故意哄闹法庭、妨碍程序顺利进行的行为人也会被采取必要的强制手段,以免造成诉讼的中断或拖延。

由此可见,民事诉讼强制措施的效率价值是其作为诉讼程序重要组成部分的应有之义,也是法律赋予它的基本价值之一。

民事诉讼程序的内在价值篇8

关键词:举证时限,制度价值,完善。

一、举证时限制度的具体含义

举证时限制度,是指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应当在法律规定和法院指定的期限内提出证明其主张的相应证据,逾期不举证,则承担证据失效法律后果的一项民事诉讼期间制度。①该制度具体应从以下几个方面加以理解:

其一,举证明限所针对的诉讼主体是民事诉讼中的当事人。举证时限制度是与当事人主义的诉讼模式相联系的。该制度的有效运转,要求必须严格划分当事人举证和法院查证的责任,贯彻“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将法院的调查取证权限定在一定的范围内。当然,在强调当事人举证责任的同时,必须保证当事人有校强的举证能力,通过切实可行的法律制度来保证当事人取证权的实现。只有这样,让当事人承担不按期举证的不利后果才具有可能性和正当性。

其二,举证时限所针对的,不仅是当事人提出己方所持有的证据材料的行为,还应包括当事人向法院申请其调查证据或申请命令对方当事人提出证据的行为。这样,在限制法院调查取证主观众随意性的基础上,明确了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由当事人来承担。

其三,举证的时间限度来自法律的明文规定。即法律明确规定当事人应在某一诉讼阶段或之前向法院提出证据的期限,具体的期限则由法院根据具体案件指定或由当事人协商确定,当事人应当在此期间尽最大努力提供支持其主张的证据。

其四、举证明限制度与一定的法律后果相联系。即如果当事人不能在规定的举证期限内提供相关的证据,那么将会产生诉讼程序上的法律后果,即该证据将不为法院所采纳,从而失去其证据的证明效力,自然,当然人应当承担不利的因举证不能产生的法律后果。没有一定法律后果的举证时限制度是毫无意义的。

二、制度价值

“公正、效率、秩序是法律的三种价值目标。在这三种价值目标中,公正是基础,效率是关键,秩序是保障。通常情况下,三者之间具有一致性,就证据制度而言,公正的证据制度最有效,公正、高效的证据制度最能实现秩序价值。诚然,在特殊情况下或对个案来说,三者可能会存在冲突,但我们追求的是社会正义,要实现的整体高效,要围护的社会秩序。因为法具有普遍性。”②就诉讼制度而言,衡量一项诉讼制度的好与坏,应当将它放入整个诉讼程序中加以分析。让我们考究一下举证时限制度在诉讼程序中的价值:

(一)举证时限制度有助于程序公正的实现

举证时限制度使证据不能完全的提出,案件事实无法真实的再现,因而作出的判决是不公正的?

“任何一项诉讼制度真正永恒的生命基础在于它的公正性,公正是诉讼程序所追求的第一价值,公正在诉讼领域的意义始终带有根本性”。③当然,这里所讲的公正包括实体公正和程序公正,深入研究两者的关系便成为构建与完善我国的诉讼制度所必须面对而无法回避的问题。

程序正义和实体正义同时诉讼程序所追求的目标。法律程序的内在目的是查明真相与解决争执,实体正义应当以程序正义为前提,程序正义应当以实体正义为归依,英国有句古老的法律箴言:“正义不仅要得到实现,而且要以人们能看的到的形式得到实现”,反映的就是这种思想。一方面程序运行最终指向实体正义,另一方面,程序正义又是程序的目的,也就是说,程序正义虽然是实现实体正义的手段,但这种手段是必要的,是必须的,而不是可有可无,可随便取舍的,二者虽同为目的,但一个是过程的目的,一个是总体上的目的。从程序与结果的逻辑关系看,可以这样认为,由于实体结果产生于程序,因而没有程序公正就不可能有实体公正。当然,这并不是说程序正义一定能导出实体正义,在实践中,往往存在程序正义与实体正义难以兼顾的情形,这两种价值发生冲突而难以协调一致,这是完全可能的。因为,一方面,实体的正义一般并不象“分蛋糕的事例”中表现的那样单纯简单,而是很难实现简单显示“应当如此”的目标。并且,由于人类认识能力和实践能力有限,真正包罗万象、完美无缺的实体法是根本不存的,从而,什么是实体正义并不是很清楚,另一方面,尽管为了实现实体正义必须不断改善程序,但正如罗尔期“不完善的程序正义”理论所揭示的,在诉讼中,真实是程序之外的客观标准,无论程序设计的多么完美,错判总是在所难免的。因而就不得不在程序正义与实体正义间进行某种妥协,从而让“纯粹的程序正义”机理发挥作用,即在这种情况下,只要经过的程序是正义的,则由此得出的结果也被假定为正义的,或者说从理论上被赋予了正当性。

论证程序正义与实体正义关系的结论是程序正义只是结果正义的一项必要而非充分条件,程序正义与实体正义并非始终和谐一致,有时可能发生冲突,而必须有所取舍,在人们的取舍中,程序正义是不能被舍弃的。

“举证时限制度通过设置提供证据的期间,为双方当事人创设了进行诉讼行为的平等机会,实现诉讼过程上的平等。在举证期间内,双方都尽其所能提供充分证明其主张的证据,使他们互相了解对方所拥有的证据,从根本上保证了他们能够就对方的诉讼请求和证据进行充分的准备及辩论,防止在法庭审理中出现突然袭击而导致一方处理不利的诉讼境地”④举证时限制度的设置,充分保障了程序正义的实现,程序正义的实现也使法院判决被理所当然的视为是公正的。

举证时限制度采行证据适时提出主义理念,与该理念相对应的是证据随时提出主义。在该诉讼模式下,当事人提出证据或改变自己的诉讼请求可以不受诉讼阶段的限制,从而赋予当事人在举证方面的极大自由空间,造成了当事人诉讼权利事实上的不平等。在司法实践中,当事人持有证据但不主动向法院提交,而作为“秘密武器”当庭进行突然袭击,导致对方当事人无从准备而处于不利的诉讼地位,或在一审中故意不提交证据,而在二审、再审是提出,导致法院的一审、二审判决处于不稳定状态,拖延诉讼,使对方当事人疲于讼累。证据随时提出主义条件下很难保证程序公正的实现,该条件下法院的判决难以被认为是公正的。

(二)举证时限制度有利于诉讼效率的提高

举证时限制度的初即在于提高诉讼效率,降低诉讼成本。先谈谈诉讼程序中贯彻效率原则的必要性:

“效率,泛指日常工作中所消耗的劳动量与所获得的劳动效果的比率。效率反映的是投入与产出的关系,是指一个特定的投入量中获得最大的产出,即以最少的资源消耗取得重大的效果”⑤这些年,属于经济学范畴的效率概念不断被引入法学的研究中。“按照法律经济分析论者的观点,法律程序完全可以根据效率分析方式确定其合理性,即可以以‘交易成本’、‘投入产出’等经济范畴来加以评价。合理的程序应尽可能减少法律实施过程中的经济资源的耗费,节约司法活动的成本。”⑥

可见,一项诉讼制度是否贯彻效率原则成为衡量该制度合理与否的重要标准。所以,我们必须树立这样的诉讼观念:迟到的正义就是非正义。实际上,诉讼好比一场体育比赛,法官好比是裁判员,在特定的时候,特定的地点,必须拿出你的全部精力去赢得比赛,一旦这场比赛结束,不论你有多么强的实力,你是多么优秀的运动员,也不能改变这一结果。

举证时限制度不但明显降低了诉讼的成本,而且使诉讼效率得以提高。一方面,国家的投入显示减少:1)该制度强调当事人举证,一定程序上限制了法院的调查取证,从而节省了很多用于调查取证的费用;2)该制度使当事人提供证据集中于一段时间,如对开庭前证据加以冻结,便于一次开庭审理,避免了因随时提讼导致的诉讼成本投入。另一方面,提高了诉讼效率:1)该制度的证据失效效果,在事实上程序上限制了开庭后新证据的提出,有助于一次开庭集中审理,防止随时提出证据而造成的拖延。2)举证时限制度要求集中于一定时间举证,双方当事人能够充分了解对方的主张和拥有的证据,对诉讼结果的效益值有一个明确的估计,是否进入法庭的审理,当事人通过成本与预期效益相比较,很可能促使当事人的庭前和解。

证据随时提出主义条件下,当事人在举证方面的极大的自由,使审而不能结案的现象屡见不鲜,从而浪费了宝贵的诉讼资源,降低了法院的办案效率。所谓诉讼效率,指以最少的投入和最底的消耗去实再司法公正所要求的实体正义与程序正义的统一。司法实践中,证据随时提出条件下,多次的开庭和再审重审,不仅浪费了宝贵的诉讼资源,而且降低了办案效率。

(三)举证时限制度有利于程序安定价值的实现

举证时限制度运行的第一效果就是实现了程序的安定。

程序安定的必要性毋庸置疑。“如果法律程序不安定,那么它就不是一种程序,当然就更谈不上程序公正和诉讼效率。但缺乏公正和效率,即使再专制或烦琐的程序却依然是程序。”⑦公正永远是程序的最高目标,而程序安定价值同样不容忽视。总的来说,一部完备的程序法在构思上,至少应当考虑公正、效率、安定三种价值。

程序的不可逆是程序安定的一个重要体现。程序的不可逆性,指程序的某一环节一旦过去,或整个程序一旦结束,就不能再回复或重新启动。程序有强烈的不可逆性,表现在程序的展开对当事人和法官的拘束上。法官与当事人都要受过去言行的约束。即到一定的阶段后,当事人提出新的事实或证据可以被禁止,法官也不能随意的宣称已经过去的程序不算数而从头再来。

“众所周知,案件事实的再现必须依靠证据来实现,证据的提供需要一个时间过程,而法院判定事实则要建立在相对稳定的证据体系基础之上,相对稳定的证据体系则是限定于一定期间范围内所提供的证据。”⑧而这正是举证时限的核心所在。

证据随时提出主义条件下,当事人举证没有时间限制,这严重破坏了生效判决的即判力,损害了法院裁判的稳定性和权威性。二审、再审可以根据新证据改判和发回重审,使法院的裁判缺乏司法所要求的稳定性,法院的判决因当事人不断提供新证据而效力待定。稳定性是司法权威的核心内容之一,司法的权威受损必然会影响依法治国的进程,也使社会关系处于不稳定状态。

证据制度中采行证据适时提出主义并根据各国的不同国情将举证时限制度纳入其中,已经成为证据法发展的一个趋势。美国规定了最后一次审前会议,德国设立了准备性的口头辩论,日本规定了独立的审前准备程序。这些国家的举证时限制度不尽相同,各有特色,却无一例外的体现着证据适时提出主义的精神概念。

三、我国举证时限制度的评价与完善

(一)我国举证时限制度的现状

在追求客观真理的大背景下,我国民事诉讼法没有规定举证方面的时间限制,当事人不仅在一审可以随进提出证据,在二审甚至再审中都可以随时提出证据。这种对举证时限毫无限制的做法产生了诸多的弊端。为此,最高法院出台了《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该规定采行证据适时提出主义原理,并根据我国的国情做了必要的补充,从而初步构建了我国的举证时限制度。

其一,《规定》对举证的期限作了较明确的规定。(一),《规定》第3条原则上要求当事人有义务在合理的期限内举证;(二),第23、25、34条又对该举证时限作了具体的规定,包括当事人提交证据的期限,法院调查取证的期限,申请保全证据及鉴定的期限;(三),明确指出当事人增加、变更诉讼请求及提起反诉,应当在举证期限届满前提出;(四),第33和34条规定了举证期限的确定方式,采取原则上由法院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指定和当事人在法律规定范围商定的方法。

其二,规定了在举证期限里不提供证据的法律后果。(一),据第34条第一、二款的规定,当事人在举证期限不提供证据视为放弃举证,并对逾期提交的证据材料,除对方当事人同意质证外,法院审理时不组织质证,而未质证的证据,不得作为定案的证据;(二),明确界定了民事诉讼发第125条第一款第一项中“新的证据”的含义,将“新的证据”界定为由于客观原因而在举证期限内无法收集或发现的证据,排除了因主观原因而在举证期限内未能提交证据的适用;(三),对于增加、变更诉讼请求或提起反诉的,除当事人主张的法律关系的性质或岷山行为的效力与法院的认定不一致外,当事人应当在举证期限届满前提出;(四),由于当事人的原因未能到指定的期限内举证而导致案件在二审、再审期间因提出新的证据而被发回重审或必判的,对方当事人有权要求提出新的证据的一方当事人负责由此增加的差旅费、误工费、证人出庭费等方面的合理费用及由此扩大的直接损失。我国确立了较为完整的举证时限制度。

(二)评价与完善

最高法院出台的这一《规定》有其复杂的现实背景,难免对举证时限的规定还有一些不尽完善之处:

其一,对于“新证据”规定。(一)应如何理解和把握“新的证据”“新发现的证据”不仅是指在客观上没有出现的证据,也包括客观上已经出现但在通常情况下无法知道其已经出现的证据?我个人认为,从保护当事人合法权益的角度来看,应以后一种意见为妥;(二)规则第43条第二款与第41条第一项的后段相矛盾而没有规定的必要。因为二者适用的前提都是当事人确因客观原因无法在举证期限内提供证据,经法院准许,在延长的期限内仍无法提供证据,只是在用语上第41条第一项规定“在延长的期限内仍无法提供”,而第43条第二款款则规定“因客观原因未能在规定期限内提供”,而所谓“在延长的期内仍无法提供”自然是指因客观原因无法提供,而不包括主观原因。但在适用结果上,第41条第一项不加限制的当然属于新证据的范围,而第43条第二款则附加上“不审理该证据则可能导致裁判明显不公”的限制条件。这在实践中会使法院在“新证据”认定问题上产生混乱局面并与第41条第一项的规定相矛盾,而不会有任何益处。

其二,举证时限的重新指定。《规定》第35条规定:“在诉讼过程中,当事人主张的法律关系的性质或民事行为效力与法院根据案件事实作出的认定不一致的,不受上述举证时限的限制,法院应当告知当事人变更诉讼请求,当事人变更诉讼请求的,法院应重新指定举证时限。”规定在此情况下应重新指定举证时限的理由在于:“诉讼请求的固定与争点的确定直接相关,在开庭审理前,通过原告的状、被告的答辩及开庭审理前的证据交换,已经固定了双方争议的焦点,固定了双方提交的证据,从而固定了诉讼请求。然而,如果当事人变更了诉讼请求,则变更后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基础和证据体系就发生了变化,故有必要重新指定举证期限”。⑨

对于上述规定,可进一步探讨的几个问题是:“(一)在上述情况下,只规定了法院可重新指定举证期限,那是否允许当事人通过协商来确定举证时限呢?(二)法院告之当事人变更诉讼请求,在告知方式上是口头告知还是书面告知?(三)在内容上合议庭是应当准确无误的告知当事人法律关系的性质或民事行为的效力,还是只告知当事人这个可能性?我个人认为,前者无异于先定后审,后者则较为合理。

其三,关于举证期限应何进予以确定。《规定》中未予确定,仅在第33条第一款中对法院何时可以指定举证期限的情形有所涉及。该款规定“法院应在送达案件通知书时送达举证通知书及表明逾期举证的法律后果。”

依上述规定,对案件指定一个明确的举证期限时举证通知书的必备内容。而据《民事诉讼法》第113条的规定:法院应当在立案后五日内将状副本送达被告,也即是说举证通知书应当在五日内送达,所以举证期限应在立案后五日内完成。这显然是极不合理的:举证通知书送达时被告一般未作答辩,法院无法了解双方争议的焦点和各方取证的难易程度,更不利于当事人约定举证时限。

我个人认为,对举证期限的确定,应区别指定和约定两种情况加以对待。在应诉通知书下达被告后,当事人即可自行约定举证期限,之后法院依法对该期限进行认定。若直到答辩状提交后的若干天(3天)双方仍不能约定的,则由法院根据双方的争点和取证的难易程序依法对举证期限作出指定。我国举证时限制度的艰难确立,表明民事诉讼改革取得了进步,而民事诉讼改革的继续进行,必将使我国的举证时限制度更趋完善。

注释:

①江伟主编:《民事诉讼法》,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6页

②姜丽萍:《民事诉讼立法与公正、效率和秩序》,2001年中国诉讼法年会论文

③江平主编:《民事审判方式改革与发展》,中国法制出版社1998年版,第257页

④江平主编:《民事审判方式改革与发展》,中国法制出版社1998年版,第257页

⑤卓泽渊主编:《法理学》,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第301页

⑥王利明著:《司法改革制度》,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第75页

⑦陈桂明著:《程序理念与程序规则》,中国法制出版社1999年版,第20页

⑧江平主编:《民事审判方式改革与发展》,中国法制出版社1998年版,第254页

⑨最高法院民事审判第一庭:《民事诉讼司法解释的理解与适用》,中国法制出版社2002年版

文献来源:

①江平主:《民事审判方式改革与发展》,1998.9

②陈桂明:《程序理念与程序规则》,1999.6

③江伟主:《民事诉讼法》,2000.2

④江伟,杨荣新:《民事诉讼机制的变革》,1998.5

⑤王利明:《司法改革制度》,2000.9

⑥最高法院民事审判第一庭:《民事诉讼司法解释的理解与适用》,2002.8

⑦江伟主:《民事诉讼法》,2000.2

⑧姜丽萍:《民事诉讼立法与公正、效率和秩序》,2001.6

⑨江平主:《民事审判方式改革与发展》,199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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