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费者保护条例范文

消费者保护条例篇1

金融危机爆发的过程中，银行监管不到位，致使各国银行消费者的权益严重受损，极大的影响了银行消费者们对银行的信心，一直以来被忽视的消费者保护问题逐步受到各金融国家的重视。2009年6月美国的《金融监管改革—新基础：重建金融监管》和《多德—弗兰克华尔街改革和消费者保护法》，又名《华尔街改革和消费者保护法案》和《多德—弗兰克法案》）改革方案的相继出台，其用意在于修补当下美国在危机中暴露出的金融监管漏洞，以此来改善美国金融监管现状。为了显示其保护金融消费者的决心，奥巴马政府几经周折，使得《多德—弗兰克法案》成为法律。为了配合立法，建立一家独立的联邦金融监管机构—消费者金融保护署，一部《消费者金融保护机构法案》也在09年的10月份与广大金融消费者见面。美国通过的《多德－弗兰克法案》，这一部被誉为美国大萧条时期以来规模最大、严厉程度也最高的银行业改革法案，其出台的目的就是要在一定程度上控制华尔街，成立专门机构为银行消费者提供一个良好的金融消费环境，打下坚实的金融法制基础，预防金融危机的发生。我国银行消费者保护的法律体系，主要包括《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民法通则》、《合同法》、《中国人民银行法》、《商业银行法》、《银行业监督管理法》等法律，《储蓄管理条例》、等行政法规以及规范性文件。目前，我国缺少金融消费者保护的基本立法。自经历了全球性的经济危机后，各国在后危机时代纷纷对金融进行改革。对比国外的新旧金融监管理念，对金融消费者的重视无疑是最明显的改变。无论是为了顺应国际的立法趋势，还是的金融立法，制定特别法并建立相应的机构来加强保护金融消费者权益是必要的。

制定我国的《银行消费者权益保护条例》

我国目前在银行消费者权益保护方面缺乏专门的立法，现有的《消费者权益保护法》都只是原则性的规定，在适用上不具备可操作性，真正遇到问题的时没有很好的方法可供解决问题。制定《银行消费者权益保护条例》，不仅其立法程序相对简单，而且还能充分考虑到银行消费者弱势群体的特征，结合实践操作中存在的问题，来制定具体的规定。这样针对性和可操作性都顾及到了，还填补了我国银行消费者保护领域的立法空白。根据我国的实际需要来看，应制定一部特别法《银行消费者权益保护条例》。该条例的内容包括：明确银行消费者的法律概念，明确银行消费者享有的权利，银行应尽的义务和法律责任，授权相关机构行使保护银行消费者权益的职能以及纠纷处理程序等。明确银行消费者的概念条例的制定就是为了保护银行消费者的权益，那么谁是银行消费者，这个代名词包含的涵义以及其所代表的群体范围如何界定，就是条例首先该考虑的事情。银行消费者是指在银行领域，非基于商业经营的目的购买金融产品或是接受金融服务的个人和家庭、小额投资者和法人。银行消费者与一般所称的银行客户不同：银行客户仅指当前与银行有业务关系的个体。银行消费者的范围很广，包括一切在银行开立账户的人，包括曾经、现在、将来与银行有业务关系的人群。将保护的范围从空间上进行扩大，可以起到尽可能保障安全的目的。银行消费者的主体范围包括但不限于直接或是间接为了日常生活而购买金融产品和服务的自然人。明确银行消费者需要重点保护的权利一是公平、平等交易权。银行消费者的公平、平等交易权是指银行消费者在与银行建立合同法律关系时，银行消费者有要求双方遵循平、平等的权利。二是隐私权。银行消费隐私权是指银行消费者在与银行交易的过程中，享有相关信息保密的权利。我国民法中还没有正式的将隐私权纳入到规范中，但是现实生活中，银行消费者的隐私权倍受侵犯，在此条例中有必要明确出来。并且，银行隐私权涉及到的保护期限也需要特殊对待，它起始于银行消费者与银行的合同法律关系的开始，但是并不能随着合同法律关系的终止而结束，因为即使交易结束了，银行消费者留存在银行的各种信息仍是需要保护的，即便是交易没有成功，银行也有义务保障银行消费者的隐私不受侵犯，所以这个保护期还应有一个后续保障阶段。三是知情权。银行消费者的知情权是指银行消费者在与银行建立合同法律关系的准备过程中以及合同法律关系维系过程中，享有获得必要知识和信息的权利，如产品和服务的所蕴含的专业知识和潜在风险，任何与产品风险挂钩的相关信息都包含在内。四是教育权。银行消费者教育权是指银行消费者享有获得与交易行为有关的专业知识的权利。包括银行法律法规、方针政策，以及如何维权的一切相关讯息。五是保密安全权。银行消费者的保密安全权指银行消费者在与银行建立合同法律关系的准备过程中以及合同法律关系维系过程中，享有的财产不受侵害，保持安全的权利。六是求偿求助权。银行消费者的损害求偿权是指是指银行消费者在消费过程中非因自己的故意或者过失而遭受人身、财产、信息损害时，有向银行提出请求赔偿的权利。由于银行消费者与银行之间实力悬殊巨大，显现的弱势更为突出，我们还应该为求偿求助权的实现赋予先行赔付的优待或者是限定一个实现期限，这样才能真正意义上保护其权益。明确银行的义务一是明确规定银行有保障交易公平、平等进行的义务。不得对银行消费者作出不公平、不合理的行为。这其中比较普遍的，也倍受关注的就是格式合同和格式条款的使用问题。首先，赋予银行监督委员会权力，在固定的周期对格式合同和格式条款进行审核和限制。银监会有权对不符合法律规定的合同或是条款责令银行进行修改、限制、禁止使用。其次，对因合同对银行消费者产生的增设义务，限制权利以及对银行免责的条款，银行有提示说明的义务。二是明确规定银行有维护银行消费者金融隐私权的义务。金融隐私权的内容指个人金融信息，包括个人的详细资料，在银行办理过的业务信息，各业务的价值信息，信用等级以及交易记录等。银行有义务对这些信息规范地进行收集和整理，并且对其进行分类。对属于涉及金融隐私的信息，需要保密管理。银行消费者对其自身的信息享有知晓权和更正权，未经当事人同意，不得随意公布其金融隐私信息。即便是相关部门有正当的理由需要调去相关的金融隐私信息也要经过法定程序才行。三是明确规定银行有信息公开的义务。这个义务包含有两个方面：一是说明义务。说明义务是指在交易合同签订之前，银行对银行消费者就此次签订的内容、风险、相关的法律规定等可能影响银行消费者判断是否签订合同的因素进行详尽说明的义务。二是信息披露义务。信息披露义务是指银行有将影响交易的信息公开的义务。我国己经有《商业银行信息披露办法》，该办法明确规定了银行在交易的过程中应规范的披露信息，且规定要忠于信息的完整性、准确性和真实性。四是明确规定银行有教育的义务。要对银行消费者进行银行法律知识、银行基本信息、维权途径的宣传与教育。不仅仅是银行，银行监督机构以及消费者保护协会，银行业协会等组织机构都有为银行消费者提供教育的义务。五是明确规定银行有保障银行消费者财产安全的义务。银行对其客户的财产具有保障安全的义务从《民法通则》和《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中都可以得到佐证。但是银行产品和服务快速地更新着，银行卡的普及、网上银行的推广还有金融危机后期涌现出的大量的案例使得我们有必要重新看待银行的这个义务。应明确银行在设备的更新、技术的升级方面的义务，为银行消费者提供一个稳健可靠的银行支付系统来保障其安全性，应制定我国的电子资金划拨法。六是明确规定银行要对银行消费者因银行方面的原因产生的损失承担相应的责任。在给银行规定义务的同时，还规定银行一旦侵犯了银行消费者的权益，或是不履行、不充分履行法律赋予的义务，给银行消费者造成损害的，还应承担相应的民事、行政、刑事责任。如银行利用格式合同或格式条款侵害银行消费者公平平等交易权所应承担的法律责任等。

修改我国的商业银行法建立银行存款保险制度

美国联邦存款保险公司（FederalDepositInsuranceCorporation,FDIC)是由美国国会在1930年大萧条时期大量银行被挤兑后创立的。为恢复存款人对银行系统的信任，根据《1933年银行法》建立了联邦存款保险公司。联邦存款保险公司由理事会负责管理，理事会成员内5人组成，其成员包括货币监理署总监、储蓄管理办公室主任以及总统任命的其他3名理事(含理事会主席)。美国法律要求国民银行、联邦储备体系会员银行必须参加存款保险，不是联邦储备体系成员的州立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可自愿参加保险。目前，新成立的银行都必须投保。实际上，美国几乎所有的银行都参加了保险。联邦存款保险公司对每个账户的保险金额最高为10万美元。2007年发生的金融危机，为缓解银行信贷紧缩，美国联邦存款保险公司（FDIC）决定为全美国银行提供担保，总额将高达1.4万亿美元，此举有望带动数千亿美元的银行债券发行，而花旗集团和高盛集团已表示计划发债，FDIC加强对银行债务的担保，在一定程度上等于让金融机构在进入市场时，贴上了美国政府“完全的保证和信用”的担保标签。我国对于存款保险制度的研究已经有十几年的历史了，而且在2007年的全国金融会议上也将此问题提上过议程，制度的相关设计方案也基本达成一致，但是我国还没有存款保险制度。美国的FDIC在金融危机中的优良表现为我国推行银行存款保险制度出台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契机，何况FDIC在本轮危机中的改革创新和强大的稳定金融作用更加预示着我国要尽快建立这一制度。综合世界各国关于存款保险制度的经验来看，要保证银行保险制度的顺利实施，就要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商业银行法，只有法的权威性和稳定性才能让银行存款保险制度的施行畅通无阻。在立法中要明确列出一些具体性可操作的条款，例如存款保险的范围、限额、保费等等。所谓的范围就是只对商业银行中的活期、定期以及储蓄存款这三类提供保险。它与商业保险不同，也不能取代商业保险中的财产保险，基于对金融稳定的作用，她的保险范围有严格的标准。所谓的限额是指，当投保的银行面临破产的境地时，存款保险机构对范围内的银行储户的最高清偿限额。基于此，存款保险机构对每一笔存款保险账户都要规定一个最高限额。所谓的保费就是银行向存款保险机构缴纳的一定的费用。针对不同风险的银行，根据一定的费率来计算保费，而费率的确定需要根据银行的风险系数、承受能力和国家金融系统的稳定程度来确定。通过法律规定设立一个中央存款保险机构。该机构依照存款保险法律规定，由政府出面建立，为的是保障中央集权，以便在全国的范围内统一制度、统一运作。由国务院直属管辖，属于不以盈利为目的的政策性金融机构。

明确规定银监会对消费者权益保护行使监督管理权

目前我国专门保护银行消费者权益的组织机构处于空白。各级消费者协会侧重于消费者非金融性商品消费和劳务消费的保护。应明确规定在银监会下设一个消费者权益保护局，享有对银行履行消费者权益保护义务的监督权和处罚权。规定消费者保护协会和银行业自律协会有权调解银行消费者与银行之间的纠纷；完善银行利用消费者个人信息的规定；完善银行信息披露的规定；完善银行项目收费标准；完善电子银行业务、电子资金转移业务中消费者权益保护的规定；完善信用卡的管理、银行理财业务等新型消费业务的规定；完善银行消费者投诉处理制度的相关规定等等。消费者权益保护局应该充分发挥监管职能，监督各大银行尽快按照银行消费者权益保护条例完善各自的规章制度，并且应该定期或者不定期的对银行执行相关银行消费者权益保护条例法律法规及其规章的情况进行监管。同时还需要设立一个消费者监督投诉平台，让广大的银行消费者参与到监督违规的队伍中来。美国的CAESAR系统就是一个消费者投诉信息共享系统，通过这个系统对银行消费者投诉信息的收集和总结归纳，资源共享，来帮助银行消费者更好的维权。目前我国银监会新确立的四项监管目标就把银行消费者的保护纳入其中，但笔者认为，我国还有必要将保护银行消费者的监管目标在法律中予以明确，使得保护银行消费者成为银监会的法定职责。再通过法律明确赋予银监会对银行销售行为的监督以及处罚权，一旦出现违规的行为，银监会消费者权益保护局应该及时给与处罚。

规范消费者发生纠纷的处理程序

各个国家都有自己的一套的纠纷解决机制，且基本上是鼓励银行消费者保护组织或是机构介入并给予帮助，以便捷、高效、调解为宗旨，努力把纠纷处理程序打造成为银行消费者排忧解难的利器。便捷有效的银行纠纷处理机制，我国不是从来没有，在北京奥运会期间，银监会就在6个奥运比赛城市建立起了一个消费者银行服务投诉联动处理机制，参与主体除了银行监督委员会还有银行业协会和金融机构。该机制费者首先向被投诉银行业金融机构进行投诉；对该金融机构处理不满意的消费者，可以向当地银行业协会投诉；对处理仍不满意的，可以向当地银行监管机构投诉。该机制在其存续期间取得了良好的效果。整个纠纷处理机制分为三步走，分别为内部消化，行业自律和行政处理。第一步是内部消化。当银行纠纷发生以后，银行消费者首先应该与相关银行进行沟通协商，以求获得问题的直接解决。银行受理了银行消费者的请求后，要由专门的部门或是人员对事情进行一个了解和调查，在一个合理的期限内给予对方答复。第二步是行业自律，也就是银行自律机构的处理机制。当银行反馈的结果并不能让银行消费者满意时，银行消费者可以向银行的自律机构提出纠纷处理的申请。消费者银行服务投诉联动处理机制有一个缺点就是没有把消费者保护协会纳入其中，完善后的纠纷处理机制，银行消费者可以在此阶段向消费者保护协会和银行业协会中任一个提出纠纷处理的申请，申请的方式口头和书面均可。如果可以促成双方协商最好，如果不能就在对事件进行一定调查后，由该机构出面组织双方进行调解。银行业协会的调解结果可以直接送达该银行，并责令其进行妥善处理，由于消费者保护协会只是一个民间组织，对银行没有处置权，消协的调解结果要交给银行业协会进行转达。整个自律机构的纠纷解决过程应该在公正、公开、无偿的原则下进行。第三步是行政处理过程，也就是由银监会介入处理的过程。如果第二步的调解结果仍不被银行消费者接受，那么消协或是银行业协会就自动会将纠纷以书面的形式提交到银监会。银监会派出专员对此事进行调查后作出调解结果，只要银行消费者接受该结果，纠纷就止于银监会，并且银监会能够强制银行执行调解结果。由于银监会的裁决权为最终裁决权，也就是行政终局裁决，如果银行消费者仍旧对此结果不满意，就只能提起诉讼。该过程不同于第二个过程是要收取一定的费用的。

银行消费者权益的民事诉讼制度

消费者保护条例篇2

1.1银行业金融机构明显存在侵犯消费者权益的行为。“过度销售”、“销售误导”、“充分告知”、“隐私保护”等方面分数明显偏低，消费者充分的知情权、自主选择权仍是消费者权益保护的重灾区。调查结果显示，主要体现在下述方面：一是银行在对消费者进行风险评估时，27.27%的消费者反映，银行存在根据其需要购买的产品来引导其在测评是选择相应的风险承受能力，45.45%的客户反映银行要么代为完成风险评估测试或是风险评估形式不规范。二是银行仍存在过度销售。高达73%的客户反映银行存在过度销售的行为。三是银行信息披露不到位，风险提示明显不足。高达85%的客户反映，银行在销售过程中对产品的风险提示明显不足甚至未做提示，而对于银行的产品介绍只有3%的客户清楚地知晓自己购买的产品情况，大部分消费者无法理解产品的具体内容和运作情况。

1.2监管部门对于消费者保护的作用显著偏低，监管部门对于消费者保护的效果不尽人意。其中，高达81%的消费者都认为监管对于消费者的宣传教育不够充分，同样高达81%的消费者认为监管对消费者保护的效果不佳，问责力度明显不足。

2银行业消费者保护不力的监管原因分析

2.1法律保护缺失，导致监管问责不力，消费者保护不足。对银行业消费者保护法律制度的缺失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一是银行业消费者保护基本立法缺位。目前我国尚无关于银行业消费者权益保护的基本立法。修订后的《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仍然没有将银行业消费者与其他消费者加以区分。《商业银行法》仅在第三章规定了对存款人的保护。《银行业监督管理法》仅在立法目的中有保护存款人和其他客户的合法权益的规定。二是作为银行业监管部门，银监会针对消费者保护的监管规制往往过于原则，缺乏针对性和强制力。特别是对于消费者个人信息安全和知情权两大最为关键的权益保护上，缺乏具体细化的监管规定，难以作为对银行业金融机构问责的有力依据。

2.2缺乏专门的银行业消费者保护监管机构，监管资源配置不足，专业化程度不高。当前我国金融监管部门主要侧重于对金融机构的规范性、风险性进行监管，对银行业消费者权益的监管较为薄弱。且金融分业监管体制虽能满足银行业、证券业和保险业的细致化监管要求，但很难从容应对金融混业发展引发的监管漏洞。另一方面，虽然，2012年3月，银监会获批设立银行业消费者权益保护局，但目前各派出机构尚未配备专职的消费者保护工作人员，监管人员对于银行业消费者权益保护的专业知识欠缺储备和更新，监管资源的分配不利于形成消费者权益保护监管的专业化优势。

2.3传统的监管方式无法实现对银行业金融机构消费者权益保护的有效监管。多年来，以审慎监管为重心的监管架构主要致力于机构或单体风险管控，对市场行为监管的重视不够，激励不足，规制不严。而风险为本的监管更多专注于过程管控，使得监管规制变成事后提醒而很难实现“监管前移”。然而，像银行销售理财产品过程中出现的欺骗和误导消费者，提供不适合的投资建议，泄露消费者信息和隐私等侵害消费者权益的行为，恰恰处于审慎监管和风险监管的盲区。传统的监管方式难以及时发现银行业金融机构的行为偏差，进而制止、纠正银行业金融机构侵害消费者权益情况的发生。

2.4消费者投诉渠道不通畅，缺乏有效的争议解决机制。消费者与商业银行发生纠纷后，银行业消费者较多地依赖于向监管部门投诉或是向银行投诉。然而，消费者投诉的效果，特别是监管部门的处理结果却不容乐观。目前，银监会主要依照《关于加强银行业客户投诉处理工作的通知》和《银行业消费者投诉处理规程》进行处理。但由于缺乏上位法依据，认可度和强制力有限，进而导致处理效果不佳，问责力度不够。

2.5金融知识匮乏、法律意识淡薄，造成消费者自我保护能力不足。金融产品相比一般产品涉及的专业知识较为复杂，而银行业金融该机构拥有涉及金融投资、数理统计、财务会计、法律等全方位知识背景的专业团队。因此，消费者在产品购买、定价、利益分配甚至诉讼等方面处于明显的劣势地位。同时，银行业消费者的法律意识普遍比较淡薄，对于金融产品和服务合同的重要性认识不足，导致银行业消费者事后的自我保护能力明显不足。

3加强消费者保护监管的政策建议

3.1完善现有金融法律首先要将金融消费者保护明确列入监管目标。金融消费者保护不仅是维护消费者个人利益的需要，也是防范金融风险、维护金融稳定的需要。金融监管的目标既包括维护金融机构安全稳健运行，也包括维护金融消费者合法权益的目标。应借鉴国际先进经验，创新金融监管理念，将金融消费者保护监管与审慎监管并重，并通过法律的形式加以明确、固定。其次，制定《银行消费者权益保护条例》。在《银行消费者权益保护条例》中明确银行业消费者的权益，突出强调银行业金融机构如实陈述、全面披露、平等对待、信息保密等义务，并赋予监管机构强制权和处罚权。最后，细化监管规则对消费者保护的要求。突出完善对客户信息安全保护和消费者特别是弱势群体知情权的保护要求，并增加相应的问责条款。

3.2提升银行业消费者保护监管的专业化我国在现行“一行三会”分业监管框架下，银行业消费者保护职能不仅缺乏相对审慎监管的独立性，还散落于多家监管机构。在各监管当局都已成立消费者保护部门的背景下，强化银行业消费者保护部门的资源配置，实现银行业消费者保护监管的专业化，形成在履行银行业消费者保护职能方面的专业优势，就显得尤为迫切和重要。

3.3践行以消费者保护为导向的行为监管行为监管是对审慎监管的必要补充。行为监管强调主动监管，实施提前干预，鼓励有序竞争。对我国而言，在分业经营分业监管的硬约束制度框架下，银行业实施行为监管应坚持“以机构监管为主导，以功能监管为支撑”的原则，提前介入、有选择地干预金融机构产品的销售和服务流程，形成新的监管切入点。从产品全流程入手，分析影响利益分配的各个环节，包括产品设计审批、市场营销、信息披露、售后管理、投诉处理等。重点纠正金融机构服务行为偏差，严格产品销售标准，细化金融服务标准，从源头上预防银行业金融机构侵害消费者权益的发生。

3.4理顺银行业消费者纠纷解决机制建议坚持“先机构后监管，先基层后总部”的原则，要求银行业金融机构明确各层级的消费者投诉受理程序规程。监管机构应督促银行业机构建立健全金融消费者争议解决机制，因为银行始终是处理消费者纠纷的第一道防线。其次，可以在监管部门的主导下，为金融消费者的纠纷提供一个自律性的协调机制。银行业协会可以设立专门的处理消费者投诉会员单位的机构，并制定相应的处理程序规则，为消费者投诉提供一个平台。三是各级监管机构在信访工作的基础上，增设专门的消费者投诉受理部门，对消费者投诉情况进行调查、核实、调解，督促有关金融机构限期解决问题。

3.5加强对银行业消费者教育由于我国银行业消费者群体大，金融法律知识缺乏，银行业消费者教育任务繁重。加强银行业消费者教育应该由监管者、银行业金融机构和行业协会共同推进，形成合力。首先，监管机构应积极开展金融知识普及宣传工作，为金融消费者提供高水准的信息咨询服务；增加监管工作透明度，强化金融知识普及，充分利用网络、电视、短信等渠道，深入开展银行业消费者宣传教育活动，主动做好宣传讲解。同时，更加重视金融基础教育，推动建立持续系统全面的消费者权益教育体系。其次，银行业金融机构针对金融消费者特别是弱势群体提供更多的金融基础知识和信息，制定专门的金融教育计划，在日常营销宣传中，注重对这部分群体个性化的咨询服务。再次，行业自律组织的作用也不容忽视。行业协会应协助监管部门组织银行业机构开展相关工作，代表行业与社会相关部门沟通协调，更好地发挥各方在金融消费者教育工作中的合力。

消费者保护条例篇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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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明:本网站内容仅用于学术交流，如有侵犯您的权益，请及时告知我们，本站将立即删除有关内容。 2014年3月15日，修改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正式实施，图为南京市民参加纪念“3・15”国际消费者权益日活动

67岁的何山半开玩笑地对《t望东方周刊》说，自己这辈子就受过一次表彰，那就是获得由消费者投票选出的“3・15” 金质奖章，得奖原因是他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以下简称“消法”）的出台作出了巨大贡献。

尽管如今距离“消法”颁布实施已过去20多年，但何山常被媒体问及的话题依然是“消法”。在他看来，这正是“消法”的价值所在，“20多年了大家依然如此关注‘消法’，证明它真正代表了消费者的利益。”

作为“消法”的起草者和推动者，何山见证了“消法”出台的整个过程，也深知这其中的种种复杂较量。于他而言，“‘消法’在中国消费维权行动中的地位和作用不言而喻，真正让十多亿中国消费者维权有法可依。”

八年“长征”

“消法”的制定跟当时的社会背景关系紧密。改革开放后，中国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商品交易深入民众日常生活，相伴而生的就是消费者在交易中的权益问题。“计划经济时期是生产什么分配什么就消费什么，也就不会产生消费纠纷，而市场经济则恰恰相反，这就直接推动了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诞生。”何山告诉本刊记者。

在“消法”的出台过程中，地方的行动先于中央，“地方消费者保护条例的先行出台对全国性‘消法’的制定是一个直接的刺激。”

1987年9月4日，福建省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七次会议通过《福建省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条例》，成为国内首个制定消费者保护条例的地方。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的王任重不仅在1987年5月亲自修改了该条例的初稿，而且批示各地参考。

此后，湖北、江苏、浙江等省份相继出台了消费者权益保护条例。根据本刊记者的统计，在1987～1989年的两年间，全国共有27个省份出台了相关条例、规定。

1985年4月，国务院法制局建议，由中消协起草一个“保护消费者权利条例”（以下简称《条例》）。此后一年，中消协先后对条例进行了十多次修改。

1992年1月，全国人大法工委告知中消协，同意在《条例》基础上起草《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并牵头成立“消法”起草小组，何山即在此之列。

“这是一个很大的进步，把一个条例变成一部正式的法律来起草，显示当时消费者权益保护工作已经引起足够的重视。”何山说。

原中消协会长曹天玷告诉本刊记者，在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消法”时，消协几乎出动全班人马一起讨论，“哪个组情况不清楚了，我们就跑到哪个组去说明，让代表们充分了解‘消法’。”

1993年10月31日，经历八年“长征”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经第八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四次会议全票通过，成为新中国首部全票通过的法律。

差点夭折的条款

“消法”在起草的过程中曾因某些条款遭遇专家和有关部门的反对而多次修改，“这其中惩罚性赔偿是争议最大的，也是讨论最激烈的。”何山告诉本刊记者。

1992年受命负责“消法”起草工作之后，何山就一直在思考如何让“消法”能够最大程度上解决消费者的维权困境，“说实话，当初的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草稿只是个宣言式草案，主要强调消费者享有哪些权利、经营者负有哪些义务，缺乏可操作性。”

经过大量的走访调研，何山最终确定了一个目标，就是假货。“上世纪80年代假货横行，缺斤短两比比皆是，严重损害了消费者权益，必须打假。如何打假？运用惩罚性赔偿可能是最好的方式。”何山认为，只有对制假者从重处罚，才能根治假冒伪劣商品的泛滥。

惩罚性赔偿一经提出就受到了很多法学专家的支持。1993年3月27日，国家工商局将《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送审稿）》上报至国务院。送审稿将惩罚性赔偿称为额外赔偿，用三个条文分别规定了百分之五十、一倍、三倍的额外赔偿金。

但四个月后国务院法制局拟出的“消法”修改稿中，却删去了额外赔偿金一说。何山说，当时的国务院法制局局长杨景宇专门召开了一次工作会，听取专家对修改稿的意见。会上，多数专家提出不该去掉额外赔偿金一说。何山甚至直言，“国务院法制局的修改稿不如国家工商局的送审稿。”

真正的转折发生在1993年10月6日。这天下午，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律委员会在审完“消法”修改稿现有条文后，专门讨论是否写进惩罚性赔偿。最后在多数委员的支持下，时任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主任薛驹拍板定论，将惩罚性赔偿条款写入草案。

不过，在惩罚性赔偿数额的问题上，内部又出现了激烈争论。“有人认为赔十倍、赔五倍、赔一倍;也有人说，赔都赔不了，还赔十倍？能赔偿消费者所受到的损失就不错了，再增加赔偿数额恐怕行不通。”

最后决定赔偿数额为一倍。“一倍也是进步，有了这个开端，再不断完善惩罚性赔偿在不同情形下的适用情况。” 2015年3月13日，河北省文安县“3・15”国际消费者权益日活动现场，银行工作人员为群众讲解金融消费权益相关知识

在最终送交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的“消法”草案中，惩罚性赔偿被列入其中，规定为：“经营者提供的商品或者服务有欺诈行为的，消费者可以要求增加赔偿其受到的损失，增加赔偿的数额不超过其购买商品或者接受服务的价款的一倍。”

第八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四次会议上，最终写有惩罚性赔偿条款的“消法”草案全票通过。这也使得“消法”成为大陆法系国家保护消费者权益法典中首次出现惩罚性赔偿条款的法律。

“消法”升级

“随着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消法”在某些方面的弊端也就显现出来。”何山说，“毕竟老版“消法”是在上世纪90年代制定的，那个时候的消费环境与现在有天壤之别。”

2009年，国家工商总局牵头启动“消法”的修订工作。“当时网络购物的兴起带来了很多问题，而这些问题又是老版‘消法’中没有涉及的。”何山说，此后业内专家曾先后四次组织研讨会，讨论相关的修改内容。

2013年10月25日上午，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五次会议表决通过新修订的《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以下简称新“消法”）。

在他看来，新“消法”最大的亮点在于，对制假造假的惩罚性赔偿从两倍提高到了三倍。

与此同时，新“消法”还规定：商品价格三倍赔偿之外，若经营者明知商品或服务存在缺陷而向消费者提供，造成消费者死伤，消费者可要求经营者赔偿医疗费、误工费等经济损失，并加两倍的惩罚性赔偿。

除此之外，新“消法”对于网购消费者的权益保护也逐渐明确。新“消法”规定，经营者采用网络、电视、电话、邮购等方式销售商品，除了特殊情况，消费者有权自收到商品之日起7日内退货，且无需说明理由。但消费者需要为“反悔”埋单，承担退货运费。

这个在当初被称为“7日后悔权”的规定让众多消费者欣喜不已，也成为新“消法”的最大亮点。何山说，这一条款的出台完全考虑到了消费方式转变造成的消费者维权困境，在制订时曾引发激烈的争论，“有些电商平台对此有反对意见，毕竟当时中国的电子商务发展势头正猛。”

更令消费者惊喜的是，新“消法”规定，如果网络交易平台提供者不能提供侵权的销售者或者服务者的真实名称、地址和有效联系方式的，消费者可向网络交易平台提供者要求赔偿。

“这实际上是给了电商平台压力，督促它们把好质量关。”不过，何山也认为，这样的规定仍然存在问题，“只有在找不到销售者的情况下电商才承担责任，我觉得不管销售方能不能找到，电商平台都要承担连带责任。”

消费者保护条例篇4

我国加入WTO后，随着外资银行的大量涌入，国际上通行的银行服务收费模式引入进来，国内银行纷纷跟进，服务收费的盈利模式受到追捧。为规范银行业收费行为，2003年6月，银监会和国家发改委颁布了《商业银行服务价格管理暂行办法》。此后经年，银行业普遍扩大收费范围和提高收费标准，最终成为舆论焦点。针对广受社会舆论诟病的银行收费不合理、“乱收费”问题，2012年1月，银监会再立新规，颁布《中国银监会关于整治银行业金融机构不规范经营的通知》，旨在构建合理的银行收费制度，引导、规范银行收费行为，以保护金融消费者权益，促进银行业健康发展。

自2002年以来，我国城乡居民存款持续增长，从2002年的8.69万亿元增长到了2012年的40万亿元，逐渐进入消费升级时期。2010年，我国人均GDP超过3000美元，已步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金融产品的消费已由过去的少数人消费转向大众消费，由少量的消费变成海量的消费，产品由简单走向复杂。

与此同时，自2005年至2010年的数年间，国内五大国有银行、十二家全国性股份制银行全部上市，内部的盈利动机和外部的估值压力，都驱使银行管理层朝向边际收益最高的方向配置资源，扩大金融服务的范围、增加非利息收入，是其必然选择。此外，到2010年，国内大中型股份制银行全面实施了以满足“巴塞尔协议Ⅱ”要求为目标的发展转型，以节约资本消耗为导向的经营模式，驱动银行积极发展低资本消耗的业务。随着银行业转型发展的深入，金融产品与服务创新的步伐加快，银行与金融消费者信息不对称也进一步加剧，与此同时，“大银行、高收费”以及银行销售理财产品“买者自负”导致的投诉不断增多，金融消费者的权益不断遭到挑战。

2008年爆发的国际金融危机警示我们，涸泽而渔式地开发金融消费资源，不重视保护金融消费者权益，必将增加金融不稳定性。充分的金融市场竞争是改变金融消费者地位的根本途径，有效的金融监管有助于改善金融消费者的制度性环境。保护银行业消费者权益，需要建立具有我国特色的银行业消费者保护机制，建立对银行业消费者倾斜性保护的制度，建立有效的多层次纠纷解决机制，完善并执行银行业消费者保护的教育规划。

以上内容，《中国银监会银行业消费者权益保护工作规划纲要（2012～2015）》（银监发〔2012〕62号）均有部署。改进银行业服务质量，提高金融稳定能力，提升公众金融素质，支持行业发展，赢得社会尊重——围绕这一银行业消费者权益保护工作目标，银监会明确工作宗旨和原则，坚持以人为本，坚持服务至上，坚持社会责任，全面提升全社会的金融素质，培育银行业消费者维权的意识和能力；坚持科学发展，坚持行为监管，坚持行业自律，督促、引导银行业金融机构践行向消费者公开交易信息的义务，履行公平对待消费者的责任，遵从公平交易的准则。

同时，《纲要》重点搭建起了消费者保护的主要工作框架，明确了一些重要工作的“时间表”与“路线图”。例如：“在2～3年内，提出政策要求，制定操作规章，使银行业消费者权益保护工作有章可循”，“在3～5年内，争取出台银行业消费者权益保护条例或银行业公平交易法”，等等。

这些表述让我们看到，银监会保护银行业消费者权益的使命之剑已锵然出鞘，淡出行业管理，加强金融行为监管，中国银行业监管已进入一个新的境界，正在谱写新的篇章。随着监管转型的稳步推进，我国银行业将向着健康和可持续的方向不断发展。我们坚信，广大金融消费者的明天一定会更加美好，“中国经济升级版”的宏伟蓝图和中国人民的强国梦、幸福梦一定能够实现！

链接

2次大讨论

2002年3月美国花旗银行上海分行存款服务收费，导致储户起诉该行，并引发全社会的大讨论。由此，国内其他银行纷纷跟进，实施收费。2010年以后，国内银行业普遍扩大收费范围和提高收费标准，引发第二次大讨论。银行业消费者权益保护问题引起监管层高度重视。

取消11类34项收费

消费者保护条例篇5

1990年7月，时任商业部部长胡平在湖北省调研时，在商场买了双新皮鞋，并穿着在当地走访。次日回京到家一脱鞋，他就发现一只鞋的后跟已掉了一块，看来看去也没找到这双鞋的商标、产地和生产厂家。

胡部长的遭遇，只是当时千千万万消费者受侵权的一个缩影。

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市场经济迅速发展，但洪流滚滚，泥沙俱下，假冒伪劣商品潮水般地涌向全国各地。当时北京的一次检查中，在星级饭店和大型国营商场内被查的104款高档名酒样品中，只有4个是真的。除了假冒伪劣，短尺少秤、哄抬物价、预售诈骗、硬性搭售等种种不法行为，也在消费市场上滋生蔓延。甚至，不良商家为谋取钱财不惜危害人民的生命健康：发霉大米酿啤酒，粪池里腌大头菜……

政府对市场经济中出现的这些丑恶现象也给予打击，但多是扬汤止沸。制定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呼声日益高涨。

从1984年立法意向提出，到1993年在第八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四次会议上以127票的全票通过，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下称“消法”）是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第一次全票通过法律。

消法出台，使得广大消费者有了维权的利剑。1995年购假获双倍赔偿的“王海现象”更推动了消法的落实与普及，让消法更加深入人心，消费者维权意识得到极大的觉醒。近年来，仅通过消协渠道，为消费者挽回的经济损失每年就以10亿元计。

日前，消法正在经历其颁布20年来的首次修订。《中国经济周刊》特邀请三位消法制定的主要参与者，讲述当年消法制定的历程、艰辛和故事。

“地方包围中央”的立法过程

消法的制定过程颇为曲折，最初并不是想着直接立法，而是由国务院出台条例。而且，在各省份消费者权益保护条例“遍地开花”后，国务院的条例仍未能出台。后来，经过各方努力，同时由于消费者保护的理论和实践日臻成熟，遂决定由全国人大立法，消法制定被提上议事日程。

武高汉：国家性条例难产，地方法规纷纷出台

消法制定最初要追溯到1984年。当时，中国消费者协会（下称“中消协”）酝酿成立，时任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副部级单位，下称“国家工商局”，2001年4月更名为国家工商总局（正部级单位）]副局长李衍授准备出任会长，想请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王任重出任名誉会长。

我当时是李衍授的秘书，跟着李衍授去拜会王任重。王任重提出了几条意见，其中就包括：根据国外经验和国内情况，需要制定一部保护消费者权益的法律。

此后，我们和广东省消费者委员会的一位全国人大代表一起商议后，他写了关于制定消法的议案，在1985年3月提交全国人大。但是，全国人大在研究了这份议案后回复称，鉴于中国保护消费者的理论和实践还比较少，直接立法时机不够成熟，建议由国务院起草相关条例。

全国人大的意见经过国务院法制局（国务院法制办的前身）、国家工商局、中消协（已于1984年12月26日成立）层层转批，最后，时任中消协秘书长王江云指定我来草拟条例内容。

我当时35岁，初生牛犊不怕虎，因为之前已经开始研究国外消法，在此基础上，一个晚上就拟完了条例内容。现在回过头来看，这显然不合适。可以想象，我拟出来的“条例”遭到了各方“七嘴八舌”。后来，国家工商局、中消协开始组建专家队伍从事这项工作。我则退到二线，开始做与消法制定相关的记录、整理、意见汇总的工作。

一年过去了，条例始终没有出得了国家工商局。在此过程中，福建倒成了第一个吃螃蟹的地方。

1986年，福建省消费者委员会起草了当地的条例，但在福建省人大常委会上未获通过。理由是，全国都还没有呢，福建干吗往前冲。于是，福建省消费者委员会会长带着他们的条例到了北京。李衍授一看就同意，因为他们条例的主体架构都是我们平时研究确定下来的东西。

李衍授报给王任重，王任重特别赞赏，批示“此条例可供各地参考”。次年，福建省人大常委会通过了该条例，福建颁布了我国第一部专门保护消费者权益的地方性法规。

然而中消协拟的国家性的条例，仍然被各方认为不够成熟。但是，各地的情况却势如破竹，不出两三年，全国有二十几个省份出台了消费者权益保护条例，地方包围中央了。

在这种情况下，上面也开始抓紧了。1990年，国家工商局通过了一稿，报到国务院法制局。国务院法制局研究条例草案，特别是“消费者权利”这一章。全国人民都是消费者，这一章是给全国人民授权，这就超出了国务院行政管理的范畴。于是，国务院法制局给全国人大常委会正式写了报告：鉴于该法是要向全国人民普遍授权，由国务院出台条例不妥，同时鉴于消费者保护的理论和实践日臻成熟，建议由全国人大直接立法。全国人大法制工作委员会（下称“全国人大法工委”）同意了，将消法制定提上议事日程。

在此期间，学术机构也开始紧跟。时任中央政法管理干部学院教授谢次昌领衔成立消法研究课题组，并给全国人大法工委报送了消法草案建议稿。

张明夫：消法不出，等于我在中消协没做事

1991年，我从国家工商局市场管理司副司长任上去中消协工作，至1993年期间，担任中消协第三任秘书长。

消法不搞条例，而是直接立法的契机发生在1990年底。当时，有一部分同志坚持搞条例，认为条例相对容易出台。从中消协的角度，我们希望直接立法，有几个理由：第一，随着经济发展，保护消费者权益的力度需要加强，当时发生的坑骗消费者的事情太多，死人、致残、致伤的情况屡有发生；第二，保护消费者权益的条例，各地都有了，但不完善，需要一部国家制定的统一的法律；第三，对经营者的法律责任中，尽管当时已有产品质量法等很多法规，但对制售假冒伪劣产品和如何维护消费者的问题亟待完善；第四，消费者权益受到损害时，无法可依。

所以，我在中消协主持工作的三年间，推动立法是我最重要的工作。当时我跟同志们说了一句话：消法不出，等于我在中消协的工作没做。其他工作我可以丢掉一些，集中精力推动立法。我多次到国务院法制局、全国人大法工委，向领导说明为什么我们不能再搞条例，急需立法。

1991年的一天，河山给我打电话，说我们要求立法的情况，全国人大法工委研究过了，可以考虑列上日程。之后，我就和武高汉等同志一起去了全国人大法工委，那是我第一次见到河山，但在未来的一年多时间里，因为起草消法，我们紧密工作在一起。。

河山：消法建议稿，曾经放在全国人大法工委没人理

消法的诞生，是在中国市场经济确立的大背景下，但也不乏含有点偶然因素。

1991年夏季的一天，时任全国人大法工委民法室主任的胡康生，在经济法室看到谢次昌、武高汉等同志起草的消法建议稿，放在那没人理。他拿来以后把我叫去，问这个属不属于民法？我说消费者是自然人，经营者是法人，他们之间为平等主体关系，归民法调整，我们搞这个法不会和别的室发生冲突。就这么说定了，胡主任随即向上报批了消法立法程序。

第二天我给中消协打了一个电话。第三天，张明夫、武高汉等三位同志就到全国人大法工委来了。交谈后，张明夫感慨地说：“这部法我们盼了六七年，苦于无门，却不知道法工委是负责这方面立法的，现在总算找到了门，和你们联系上了，今天就算我们进了门。我们对立法有了希望。”

从胡康生交办这一天起算，至1993年10月31日第八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四次会议通过消法，我的工作一干就是两年半。

张明夫秘书长多次表示：“在我任职期间，一定要把推动消法的制定当作中消协头等大事来抓。”他说到做到，为消法的起草做了大量推动工作。

“加倍赔偿”差点写不进消法

消法的核心条款是体现于第四十九条的“加倍赔偿”，这一规定发展了民法通则“填平补齐”的赔偿原则，体现为“惩罚性赔偿”，是打击假冒商品、欺诈服务的重要举措。而将“加倍赔偿”写入消法的过程是非常艰难的。

河山：“惩罚性赔偿”被审议通过后，大家像申奥成功一样激动

我最初见到的消法建议稿，大部分是宣言式的，缺乏可操作性。而立法是要解决问题。

如何制定好这部法律？我琢磨了半年，琢磨出一个头绪：当时侵害消费者权益的首先是假货，那么，保护消费者权益就要打假。如何打假？打假治假是多方面的，而运用惩罚性赔偿打假不失是方式之一。我国民间有“缺一罚十”的习俗，上升为法律就是惩罚性赔偿，把它交给广大消费者，就能成为打击假冒、保护消费者权益的强大法律武器。为了避免歧义，我特将“缺一罚十”在称谓上改为“缺一赔十”。罚，是行政、刑事词汇；赔，才是民事用语。

1992年3月全国人大会议期间，我约张明夫、武高汉到北京饭店，提出将惩罚性赔偿写入消法草案，动员广大消费者与伪假商品作斗争，张明夫、武高汉完全赞同。当年4月10日至12日，中消协在福州召开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起草座谈会。参加座谈会的领导、专家以及各地消协的负责人也都赞同在消法中体现惩罚性赔偿思想。

但惩罚性赔偿条文写进消法是颇为坎坷的。因为民法的传统就是缺一赔一，缺二赔二，填平补齐。惩罚性赔偿的思想，民法通则没有，大陆法系都没有。

1993年3月27日，国家工商局将消法送审稿报国务院，将惩罚性赔偿称为“额外赔偿”，用三个条文分别规定了百分之五十、一倍、三倍的额外赔偿金。1993年7月，国务院法制局拟出修改稿，删去了额外赔偿金。

时任国务院法制局局长杨景宇曾召开工作会，就消法制定听取意见。大家本着对立法负责的理念，提出不少尖锐意见。会议尾声时，杨局长点名让我发言，我说来之前胡康生主任有交代“只听不发言”，杨局长说这是内部讨论，执意让我发表意见。我只好从命谈了几点看法，因删掉了惩罚性赔偿条文，又在当时会场的气氛下，我不知天高地厚地说了一句，法制局的稿不如工商局的稿。杨局长很大度，会议总结时还提到我撰写的《论“缺一赔十”的惩罚性赔偿思想》的许多段落，并说专门就这一问题做了请示。

不过，由于对惩罚性赔偿认识不同，直到消法通过前的一个月，草案中仍未有惩罚性赔偿条款。此际，全国人大法工委副秘书长、中消协常务理事王著谦休假归来，我向她做了汇报，王著谦为写上惩罚性赔偿条款起了关键的作用。

1993年10月6日下午，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律委员会审议消法草案。对于是否写惩罚性赔偿条款，国家工商局副局长曹天玷等同志做了感人的发言。讨论后，法律委员会主任委员薛驹逐一向与会委员征询意见，多数委员赞成写入。当时会场气氛就像申奥成功一样，特别热烈，大家握手相贺。

惩罚性赔偿赔几倍？意见也不一致。曾有意见是区分不同情形赔，有的赔十倍，有的赔一倍，有的定数额赔偿。也有人说，赔都赔不了，还赔十倍？最后消法定为赔一倍。我认为一倍也是进步，它是个创举。

“消费者组织”数次被拦在消法门外

消法与“3·15”紧密相连，与消费者组织紧密相连。消费者组织为消法的出台做了许多工作，在维护消费者权益的过程中也起到很大作用。但是，“消费者组织”这一章在写入消法时，却几次被剔除。

张明夫：厉以宁的建议让消协腰板挺直

在制定消法的讨论中，难度最大的是第49条，其次就是第五章“消费者组织”。审议中，有些同志认为，制定消法是为了规范经济秩序，设立“消费者的权利”、“经营者的义务”章节都可以，但对消费者组织要写入消法，提出很多异议。

我当时为什么坚持要将这一章写入消法，原因是，虽然党和政府各部门很重视消协这个组织，但是实际开展工作，消协的人员和经费都很困难，不写入法律很难开展工作。

争论还集中在一个措词上。现在消法第三十二条规定，消费者协会履行七项职能。最初的表述，“职能”一词用的是“职责”，这也差点拦住了消费者组织写入消法。有人说，“职责”那都是指的国家机关、部门，一个社会团体怎么能有“职责”呢？后来，经济学家厉以宁提出把“职责”改为“职能”，这一章才得以通过。

为13亿消费者撑腰

消法出台后的最初几年，随着消费者运动的高潮迭起，消法在群众中深入人心，极大地唤醒了消费者的维权意识。

河山：我也买过假画索赔

1993年消法颁布以后，消费者运动经历了几次高潮：第一次高潮以1995年“3·15”北京电视台播放电视节目《悬赏打假》为标志。

第二次是半年以后，王海（后成为知名职业打假人）在北京购假索赔成功。

第三次，我自己在北京购买了两幅徐悲鸿假画，获得赔偿，并将增加赔偿的2900元捐赠给了中消协，作为打假基金。

第四次高潮由原福建省龙岩市公务员邱建东掀起，1997年1月，邱建东在北京出差期间，发现公话代办处未执行当时的邮电部夜间、节假日长话收费半价的规定，并分别向东城区、西城区提起诉讼，结果一胜一负。

第五次是关于商品房是不是商品，是否适用消法的讨论。2002年，河南省鹤壁市中院在一起商品房欺诈案中裁定双倍赔偿消费者，是全国首例终审生效的商品房双倍赔偿案。

第六次，汽车属于商品也得到了法律的支持。2005年12月，四川省高院判决涉嫌欺诈的汽车经销商应按照消法第四十九条规定对消费者做出双倍赔偿。

近期，我们又发现一起销售水货手机双倍赔偿消费者的案例，预计会成为消费者运动的下一次高潮。

武高汉：希望消法修订后，消费者能根据消法直接维权，不用再找这个局、那个部了

消法最大的亮点，是引入了“契约正义”的原则，来调节消费者与经营者的关系。在消法的鼓舞下，消费者的权益意识有了极大觉醒。消费者维权也发生了多重改变：过去消费者权益受了侵害，大多忍气吞声，现在可以选择投诉，投诉量连年上升；过去消费者购买的商品坏了，经营者给修好了，消费者千恩万谢，现在消费者还会向经营者要求赔偿误工工资、往返车费；消费者投诉的产品也从过去的物质商品，发展到服务，以及精神层面。不仅房子、汽车有人投诉，假唱、假球也有人投诉了。

希望这次消法修订以后，要具体，要让消费者根据消法直接就能维权，别再让消费者找这个局、那个部了。

消费者保护条例篇6

关键词：金融消费者保护局 金融消费者保护

2007年在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中，暴露出了诸多金融领域的问题，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对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的漠视。2010年7月16日，美国参议院通过《多得-弗兰克华尔街改革与消费者保护法》（以下简称《多德法》），其中所构建的独立的金融消费者保护监管体系成为了该法关于金融消费者保护的最大亮点。

一、美国金融消费者保护体系

根据《多得法》，在美联储的体系内设立一个独立的金融消费者保护机构：金融消费者保护局（CFPA）。作为美国联邦储备体系中独立的为消费者的存款、借款以及获得其他金融服务和产品提供保护的的行政机构，其目的就在于保证金融消费产品与服务的公平、透明和竞争力，最大的特点就在于该机构的独立性。根据《多得法》的规定，CFPA的独立性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一是独立的领导和决策权。二是独立的财务体系。三是独立的法律制定权。

此次的改革法案，立法者期望通过设立独立的金融消费者保护局，终结多年来消费者权益保护不受金融监管重视、保护效率低下、保护机构缺乏保护动力的局面，将对金融消费者权益的保护提到与金融风险监管同样重要的地位。

此次美国进行的金融监管体制改革，是对美国金融业在高速发展和扩张情形之下对金融监管方式的反思和修正。金融危机后美国试图寻找促进金融市场的发展与加强金融监管、降低金融风险之间的平衡点，《多得法》关于金融消费者保护的改革正是基于危机中暴露出的金融消费者保护方面存在的诸多问题而进行的。当局通过建立独立的金融消费者保护部门，统一了金融领域消费者保护的立法和监管主体，不仅解决了传统分权监管体制下监管目标冲突、监管权责不清、保护效率不高的问题；同时还对信息披露制度、消费者投诉制度、纠纷解决制度等进行了细化，强化了对金融消费者的倾斜保护。

金融消费者保护局的设立，将金融消费者保护提到了和金融监管同样重要的高度，这对于保护消费者自身权益，降低金融风险，改善金融机构形象，维护整个金融行业的持续稳定发展都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这一制度的建立正是美国金融监管理念中，关于国家干预原则在金融领域的有力实践。

二、我国当前金融消费者保护的现状和存在的问题

对金融消费者的保护是社会经济、金融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结果。我国经济发展起步晚，金融业处于初级阶段，但发展迅速，特别是金融领域的不断创新和金融消费者群体的不断扩大，消费者与金融机构的联系越来越密切，矛盾和问题也越来越突出。

对消费者合法权益的侵害集中表现在消费者知情权、公平交易权、隐私权的侵害。同时金融消费者在金融领域由于处于明显的弱势地位，其自主选择权、损害赔偿权、受教育权等多方面权益均受到来自金融机构的侵害，这些不仅损害了消费者自身和合法权益，也给金融领域的健康发展带来了隐患。

目前在保护金融消费者的实践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1、立法上缺乏专门的规制。

我国目前在立法上没有专门针对金融消费者保护的立法，法律规制方面存在很大的空白。目前的金融消费者保护，一方面依据的是《中华人名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以下简称《消法》），另一方面依据的是相关领域的金融法律，例如《中国人民银行法》、《商业银行法》、《证券法》、《保险法》等，以及各金融监管部门自己制定的规章制度。

金融商品和服务具有很强的专业性和行业的特殊性，适用《消法》对金融消费者保护，其实践性和可操作性并不高；由于缺乏统一的立法，各监管机构依照各自的规章制度解决问题，无法对消费者的合法权益进行全面有效地保护，不仅不能解决相关纠纷，反而容易导致消费者与金融机构之间矛盾的激化。

2、监管机构的组成上，没有统一、高效的监管机构。

多年来我国在金融消费者保护的监管上，处在消协、工商、质检等部门和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的多重监管之下，全国没有统一的、专门的监管机构履行金融消费者保护职责，受理消费者投诉机制和解决纠纷。

一方面由于金融产品虚拟性和服务专业性强和特点，消协实际上无法对金融消费者提供有效地帮助和预警作用，消协自身职责和专业知识的局限性也其在金融消费者保护领域无法实现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与金融风险、金融行业稳定的统一。

另一方面我国当前金融体系实行的“分业经营，分业监管”的模式，伴随着金融行业的迅速发展，金融产品的不断丰富，在消费者进行金融消费的过程中，其权益的侵犯往往是多重的、复杂的，使得在消费者权益受损时各监管机构相互之间反映迟缓，容易产生监管漏洞。

3、信息披露的不充分和消费者自身素质不足

在金融消费领域，导致消费者权益被肆意侵犯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消费者对于金融市场信息知悉的不足。我国当前金融领域没有有效、公开的信息披露平台，消费者和金融机构之间缺乏有效地沟通和联系。因此不论是构建监管机制还是相关的立法，都应当充分激励金融机构向消费者充分披露相关信息。

同时，如果消费者自身无法理解金融产品和服务中相关的专业性和技术性问题，就会造成对产品和服务在方式方法、预期收益等方面理解的错误。目前绝大多数的金融消费者对于金融知识的了解极为有限，加上金融衍生品层出不穷，导致消费者在信息和专业知识方面处于弱势，其消费往往带有盲目性和侥幸心理，在选择金融产品时容易受到虚假宣传和欺诈行为的侵害。

三、美国金融消费者保护体系对我国的启示

通过借鉴美国金融消费者保护机制的立法实践，对我国构建金融消费者保护提出以下建议：

1、面对我国当前存在法律空白的问题，应当整合现有法律、法规，尽快出台专门的《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及其相关配套的制度。从法律层面规定金融消费者保护，明确“金融消费者概念及其权益范围”，明确监管机构的职权范围，规定金融机构和消费者的相关法律责任，从根本上解决金融消费者保护不足的问题。

2、仿照美国金融消费者保护局，构建我国的金融消费者保护机制。借鉴美国金融消费者保护局的模式，针对我国金融领域现行的“一行三会”的监管结构，设计由国务院牵头，在国务院内部成立金融消费者保护委员会，负责制定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条例、建立各监管机构之间的协调机制；同时在央行内部成立类似美国金融消费者保护局的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部门，授予其独立的监管权，依法对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进行监管；同时在各金融监管部门设立专门的消费者权益保护机构，负责监督各自行业内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的问题，并接受金融消费者保护局的再监督。在各行业协会内部设立相应的机构具体负责消费者保护工作的联络和纠纷的调解。

此外还应设立专门的信息披露部门，及时披露有关市场分析、纠纷解决的信息，以保护消费者的知情权不受侵犯。并成立专门的金融消费者教育办公室，开展对消费者金融知识及自我保护的教育和对金融机构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重要性的教育。

一个完善的金融消费者保护体系是金融业安全、稳定、持续发展的重要保障。我们应当认识到金融消费者的保护对于国家金融稳定和发展的重要性。在借鉴国外优秀制度的基础上，结合我国当前国情，尽快构建完善的金融消费者保护体系，以保护我国金融消费者权益，促进金融行业健康、长远发展，提高我国金融行业核心竞争力。

参考文献：

[1]http：//banking.senate.gov/public/_files/070110_Dodd_Frank_Wall_Street_Reform_comprehensive_summary_Final.pdf

[2]美国金融消费者保护局法律机制的介绍与启示[J].金融发展，2011年6期

[3]中国人民银行西安分行课题组.金融消费者保护：理论研究与实践探索[M].经济科学出版社，2011年5月版

消费者保护条例篇7

完善的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律体系

一些最早实施资本主义经济体制的国家和地区，例如美国、欧盟、德国、日本等，均有较为完善的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律体系，并且涵盖网络、电视、电话等非现场购物和金融消费等新的经营模式和新兴消费领域。

1、美国消费者权益法律保护体系

美国是典型的普通法系国家，除了大量判例法外，美国联邦和各州政府出台了大量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的制定法。如《联邦消费者信用保护法》和《统一消费者信用法》等。

美国的立法体系主要侧重于规制反垄断和反不正当竞争、食品药品安全、商品标示及商标管理以及契约法四个方面。美国是世界上第一个制定禁止独占经营的国家，从1890年的《谢尔曼法》到《克莱顿法》对价格歧视、独家交易及搭售等限制竞争行为的管制均体现了美国对自由市场竞争行为的保障。美国也是世界上最早对食品、药品和化妆品等特殊商品进行严格管制的国家，早在1938年颁布的《联邦食品、药物及化妆品法》就规定大量食品、药物及化妆品的质量标准和标示规范。其他如《医疗器材修正法》、《肉品检查法》、《家禽产品检查法》等等涵盖了消费者生活的方方面面。为了帮助消费者可以正确客观地对商品进行选择，从1870年开始，美国制定多部法令，对商品标示及商标予以规范，如《公平包装和标示法》、《酒品标示法》、《烟品标示及广告法》等等。美国作为一个主要的判例法国家也与时俱进，在制定法领域亦出现了许多与消费者契约有关的新规定。如1968年的《消费者信用保护法》、《消费者租赁法》、《家庭平等贷款消费者保护法》等。

美国消费者权益法律保护体系之完整，领域覆盖之全面，以及对消费者权益保护之细致值得我们借鉴和学习。

2、欧盟消费者权益法律保护体系

欧盟为了解决成员国直接法律体系的不一致，于2008年颁布了《消费者权利保护指令建议案》，融合包括消费物销售及《不公平竞争契约条款指令》、《消费者远距交易指令》及《访问买卖》等四个欧盟消费者保护指令。此建议案针对一些共同的事项，建立系统统一的规范标准，以克服各成员国法令不协调及差异性的问题。

欧盟对食品和环保方面的要求尤其重视，如2000年的《食品标示、表示及广告指令》要求食品在包装前，在标示及广告方面必须符合经过整合的标准，在包装上必须标明贩卖商、产品成份、质量、可能引起的过敏、有效期限及保存方式。2010年的《环保标示规章》要求，产品必须有环保标示，以使消费者得以识别高环保质量之产品。

另外，欧盟是对电子商务和远程交易领域规范最为完善的地区，例如1997年颁布的《消费者远距离交易保护指令》、2000年颁布的《电子交易指令》、2009年颁布的《电子货币指令》和《电信网络改革指令》都对电子商务和远程交易各个环节中消费者权益应该得到哪些保障作了详细的规定，并确立了消费者享有撤销权的立法理念，得到了全世界主要经济体的效仿。

活跃的消费者保护组织

消费者组织是由政府主导或消费者自发成立的，以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为宗旨的非政府机构。消费者组织对消费者权益的集体保护，是消费者合法权益的国家保护、经营者自律和社会监督相结合的重要方式。因此一般较为发达的成熟经济体都有极为活跃的消费者组织。

1、由政府主导设立的消费者组织

我国香港和澳门地区由政府主导设立了消费者委员会，注重各类消费信息和消费者教育工作。例如香港消费者委员会自1976年起每月出版《选择》刊物，公布产品测试结果、产品和服务表现、安全及其他方面的数据，供消费者参考。澳大利亚在联邦和各州的各行业均设立了保护消费者权益组织――欧姆巴斯曼（Om-budsman）。挪威政府设立消费者理事会，由政府全额拨款，专门从事消费者权益保护。理事会致力于推动价格信息透明化、服务合同标准化、商品检测常态化以及纠纷处理便捷化。

2、消费者自发设立的消费者组织

最有国际影响力的民间消费者权益保护组织当属成立于1953年的美国消费者利益委员会。该委员会总部设在密苏里大学，其主要工作是提供消费者报道、信息及情报，维护消费者在美国的经济权益，着重研究有关消费者利益方面的法律、政策，出版自己的期刊《消费者业务杂志》，并受理消费者的投诉。美国消费者利益委员会与美国消费者联合会、美国消费者联盟是美国三大消费者民间机构。这些民间机构在解决消费纠纷时，往往会采用向新闻媒体曝光、代表消费者向法院起诉等手段以获得声援。

这些政府或非政府消费者组织因其活跃的工作，对消费者的影响力、号召力较大，很多消费者组织的工作人员凭借出色的消费者权益保护工作获得了选民的选票当选议员，从而直接提出保障消费者利益的议案。

方便快捷的消费纠纷解决机制

在境外消费者权益保护工作做得比较好的国家和地区，都为消费纠纷制订了方便快捷且行之有效的仲裁制度。

例如我国的澳门地区就在消费者委员会下设立了“消费争议仲裁中心”，解决在澳门地区发生的，涉及金额不高于澳门币五万元的消费争议，仲裁裁决由一位兼职担任仲裁法官职务的法院司法官作出。又如澳大利亚的消费者保护组织欧姆巴斯曼（Om-budsman）以3人听证小组的形式解决小额、简单的消费纠纷。再如挪威的消费者理事会免费为消费者调解纠纷，但商家则需支付3000-4000克朗（1克朗约合人民1.03元），所以从经济上考虑一般经营者都愿意选择自行与消费者和解。一些疑难纠纷由理事会和相关行业协会各出两名代表，组成调解小组提出公允的解决方案。

笔者认为，仲裁作为一种国际通行的消费争议解决途径，受到了经营者和消费者的普遍认可。加之上海作为一个国际化的大都市，根据实际情况并借鉴境内外经验，设立便捷、迅速的小额消费仲裁庭，由经过专门培训的消保委工作人员担任仲裁员来解决小额消费纠纷是值得推行的。

除了上述三个主要方面，某些国家和地区还规定公益性媒体必须对消费者保护工作给予支持，例如美国、英国等国家规定，公益性电视频道每周必须保证一定的时段播放消费公益广告和消费教育节目。

消费者保护条例篇8

摘 要 在线交易作为一种新型交易方式,对传统消费者权益保护体系带来了很多新的挑战。西方国家对在线信息披露制度的规定较之我国有其先进之处,本文将详述之。

关键词 在线消费者 知情权 在线信息披露制度

在线交易作为一种新型交易方式,对传统消费者权益保护体系带来了很多新的挑战,迫使世界各国不得不重新审视传统交易模式下消费者权益保护制度,作出必要的修改与更新,以回应于在线交易下这些新的挑战。本文笔者就在线信息披露制度进行比较法分析,以求对我国在线交易领域的相关立法提供比较法视野的经验借鉴。

一、国外在线经营者自身信息披露的相关制度

1.经合组织的相关制度

经合组织(OCED)在《关于电子商务中消费者保护指南的建议》(以下简称“指南”)中规定,从事电子商务的企业应以易于接受的方式提供自身充分信息,最低限度应包括以下信息:a.企业的身份,包括企业的法定名称及用于交易的名称,主要的商业地址;b.电子信箱地址及其他电子联系的方法或电话号码以及有效的注册地址等;c.与企业进行迅速、简便和有效的交流方式;d.能适当和有效的解决争议、法律程序的服务,经营场所和法律实施的负责人及执行规章的官员;e.企业是任何有关自律性组织、商业协会、解决争议的组织或其他认证机构中的成员,企业应提供消费者适当的联系方式和核实组织成员简便的方法以及获知认证机构的有关法规和规则。

2.欧盟的相关制度

欧盟在《远程销售指令》中规定,在任何远程合同缔结前的适当时候,消费者必须被提供充分信息,其中包括:在线经营者应提供供应商的身份,在要求预付款的合同下,还需要提供供应商的地址,以确保消费者无论如何都必须能够得到供应商营业地的地址,在该地他可以提起诉讼。另外,还明确规定了经营者应予明示自身信息,应以与所使用的远程通讯方式相适应的清晰易懂的方式予以提出。

3.其他国家的相关制度

日本的《ECOM虚拟商店与消费者交易准则》中规定:电子商店必须提供足够信息,使消费者能充分知悉其交易对象为何者而提高电子商务的可信度。应该提供的信息包括:网络经营者公司名称、商店名称、地址、电话、传真、E-mail及依据商业法规所要求经营资格的内容。

我国台湾地区的《电子商务消费者保护纲领》中规定,企业经营者应至少披露以下信息:登记名称、负责人姓名及公司简介;公司所在地及经营处所所在地;电子邮件、电话、传真等联络方式及联络人;经营型态及核准证照号码;加入的自律机构或计划相关规定与措施及其会员资格确认方式。

二、国外在线商品服务信息和交易信息披露的相关制度

1.经合组织的相关制度

经合组织(OCED) 在《指南》中规定:可使用的和合适的交易信息应包括:a.分别列出企业收取和/或征收的总成本;b.非由企业收取和/或征收的针对消费者的既存其他常收成本提示;c.交付或履行期限;d.付款的期限、条件和方法;e.购买的限制、限度或条件,如父母/监护人许可条款,地域或时间的限制;f.正确使用的说明,包括注意安全和健康警示;g.有关有效售后服务的信息;h.有关撤回、终止、返还、调换、取消和/或退款政策信息的细节和条件;有效的担保和保证。

2.欧盟的相关制度

欧盟的《远程销售指令》中规定,关于商品服务信息和交易信息应充分披露:a.商品或服务的主要特性;b.商品或服务的含税价;c.适当的话,运输费用;d.付款、交货或履行安排;e.有撤销权;f.不按基本比率计算时,使用远程通讯的费用;g.要约或价格的有效期限;h.适当的话,长期履行或经常履行的产品或服务供应合同的最低期限。此外,欧盟指令还要求消费者必须在适当的时候收到适当履行合同所必需的书面信息,以克服电子信息的短暂性、易修改性。

3.美国的相关制度

美国的《BtoC 网络交易指导原则》中规定,交易过程的相关信息必须充分披露,包括:交易条件、交易流程,并告知消费者在何种状况下可以取消交易;以适当的语言表达所有相关讯息,即销往台湾省地区的商品或服务必以繁体中文表述,销往日本者,则必须以日文表述;交易信息必须妥适保存,并使消费者可以随时查询;价格信息透明,包括定价、运费、货币类别、附加税款等;物流处理信息透明,包括运送方式、运送时间等;退换货处理信息透明,包括退货、换货、退款等的相关规定,如鉴赏期长短、退换货流程等。若厂商不接受退换货,则必须在交易尚未完成时就明白告知消费者。

三、国内外在线信息披露相关制度的比较分析

关于在线信息披露的我国部级相关立法包括:《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产品质量法》,《公司登记管理条例》。

这些法律文件中的信息披露主要是针对传统交易模式下消费者知情权保护的特点而设计的,因而很多规定很笼统,操作性差,并且已经很多规定无法适用于在线交易的情形。如《公司登记管理条例》第53条规定,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应当置于公司住所或者分公司营业场所的醒目位置。在线交易模式下,在线消费者不可能到经营者的住所或营业场所去查阅经营者执照,这些规定显然在在线交易模式下是无法适用的。另外,北京市政府出台了《关于在网络经济活动中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的通告》,上海市政府出台了《上海市消费者权益保护条例》,分别对经营者在线信息的披露提出一定要求,但立法层次与适用空间的局限性,使得我国在线交易模式下消费者知情权保护方面的制度立法仍处于空白或低层次的探索阶段。消费者在线知情权的实现是依赖经营者信息的披露程度的,国外相对成熟的立法经验很值得我国借鉴。

参考文献:

[1]李双元,王海浪.电子商务若干问题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