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开信范文

公开信篇1

1946年9月，我离开上海首途赴美以前，曾致你一封信，促你停止内战，为中国人民计，应即组织一个民主联合政府。然而你的答覆只是继续内战和独裁。

1947年5月，因为你捕杀学生和教授，封闭报馆，并且剥夺人民的一切自由，那时，我在旧金山发表一封告全国同胞书，在这封信里面揭发你的独裁行为，我再度呼吁中国和平民主。

1947年8月，我接到你派来美国的特务人员一封恐吓信，严厉地警告我，要是我再来抨击你的话，那么，我的性命将会危险。我却把这封信放入字纸篓里。自此以后，我在言论上更加毫不迟疑地和大声疾呼地抨击你的政策了。

你又用个人的命令召我回国，又凭著你个人的决断，开除了我的党籍。这对我是无所惊奇的。

1948年正月一日，在香港已成立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由国民党的元老领袖李济琛将军任主席，我也很光荣地当选革命委员会中央委员，誓矢奋斗，以推翻你的反动政权，务求在中国建立真正民主和平。

1948年正月十四日，我正式宣布与你的政府完全脱离关系了。从现在起，我将攻击和反对你到底。

回忆过去的事，或者你会激发天良吧。1927年，你辞职了，因为你的部下都不听你的命令，而你的亲信僚属像何应钦，也要来反对你。然而我却促你回来，并支持你任陆军总司令职。国民革命既尚未成功，那么，我希望你能领导著国家向前推进的。可是，你这时已开始背弃孙中山先生和中国国民党了。现在我已感到支持你的罪过，而要向中国人民负起责任，协助他们把你赶走。

1931年9月日本侵略东北以后，许多国民，包括我自己，为著国家而呼吁抵抗。可是你却坚持著屈膝的不抵抗政策。那时我不管你的政策，在北方组织抗日军，领导他们作战，迭奏肤功。

1935年，你要求我参加南京政府，我同意了，唯一的条件——我们必要立即采取抗日政策，你接纳了我的条件，可是，你仍要拖延著抵抗，并且继续压制抗日运动。

1936年12月，你在西安被一些你的嫡系将军们所领带著你的嫡系军队捉住。许多你的亲信在南京都主张轰炸西安，那么，你的性命是会完结的。那时，我力排众议，反对这种主张，打电报给捉囚你的人员，愿以身作质。你答应了抗日，但你对之仍甚冷淡。事实上，在抗日战争期间，你对抗战是没有信心的。

我记得十分清楚，国民政府由南京撤退，一天，我们举行了一个会议，林森主席向各高级官员话别时，他带著一副很忧愁的脸容。那时你也怨怼著执行抵抗政策，咆哮大怒：“这是抗日的结果了。他们要抵抗，且看他们现在怎么？”

在多年的战争中，你常常秘密地努力从事准备与敌人谋和。而你的对内政策却是一个独裁者。

政府的腐败与无效能，你是不能辞其咎的。实际上，这种罪恶是由你所促成的啊。

你只要人们忠心于你，不管他们怎样腐败，在你左右没有人敢对你作任何批评，在你的字典里面是没有法律和正义的字样，并且凭著你的意旨随便捕杀人民。所有民主运动，你严加压制了，没有言论自由，报纸、会社或任何人等作了批评，便呼之为共产党。

抗日胜利以后，你撕毁了政治协商会议全部决议案和诺言。1946年夏天，马歇尔将军为著调停而努力，曾八次登牯岭到你的避暑地见你，可是你却蓄意欺弄美国人的。

过去两年，你从美国人那拿了亿万元花费了。这种援助款项大部分是入了你的腐败官吏的私囊。

还有一层，你使用美国武器和飞机打内战，不知炸杀了多少中国民众？

最近，你曾派遣中国主教、牧师和宣传人员到美国来，从事联络某些大杂志和报纸的老板，这种作风是诱惑美国人认为你是跟共产主义斗争了。事实上，你是为著你个人的利益，而推进美国与苏联卷入战争。

现在你打内战已是失败了，而你的崩溃之期已逼近了，我知道你仍希望美国援助；但这也不能拯救你的。

我写给你这一封信，或者是最后的一封信，并不希望改变你的政策。不过，为要向你提示一个最后的机会，以拯救你自己吧！

下野，立刻离开中国，把所有的交还人民！如果你仍是基督信徒的话，那么，你应该向上帝招认你的罪过。你可退休在南美洲某些地方，最好是阿根廷，以终余年。

谊属老友，又是教兄，我向你提这最后的献议，并盼望你以理智来接纳它。这不仅是为著你自己，而且为著四万五千万中国人民。

公开信篇2

这场“公开信风波”的来龙去脉是这样的：“大花猫”受够了郑州连续多日的重度雾霾，忍无可忍之下，在自己的QQ空间写下《致郑州市长马懿的公开信》。这位已经退休的宣传官员、新闻工作者，想用这样一篇言辞犀利的公开信，唤起政府对空气污染问题的重视。

“市长大人，你也在郑州生活，你外出活动也会同市民一样，呼吸污浊的空气，不知你有何感想？我们这些普通市民，不瞒你说，对你和你的政府对雾霾的治理非常不满。你可能听不到，许多人都在埋怨你，指责你，谩骂你。”

批评之声贯穿全文，但这封公开信不只是情绪化的吐槽。在信中，“大花猫”还给出了三点建议――“坚决关闭污染企业，终结其存在，不使其死灰复燃；市区汽车分单双号，隔天轮驾，尾气排放减半；所有建筑工地，无尘管理，专人监管，并对监管人员实施监督追责。”这些吐槽和建议，通过上万的转发，一并传入了郑州市长马懿的耳中。

市长回应之前，他的秘书先为市长“代言”，第一时间予以回应――“老百姓提点意见，我们虚心接受。发点牢骚，就是骂骂我们又怎么样？把工作做好就行了。”秘书没有辩解，反而有一丝坦诚接受的意味。

一句“骂骂无妨”，代表了官方积极“受训”的姿态，让不少网友心生好感。@二次清零为此点赞，同时也告诫不能一听了之：“‘骂骂无妨’，比起老虎的屁股摸不得也是个进步。但不能‘听听无妨’，听了、改了、改好了，才是正确的态度，千万不能一听了之。”

令“大花猫”意想不到的是，郑州市长马懿本人也很快给出了回应。23日晚7时，郑州市环保局官方微博@绿色郑州了一篇《郑州市长马懿致郑州市民的公开信》。在信中，马懿对郑州市的空气污染治理做出了承诺，称“治理空气政府责无旁贷”“进一步采取强有力的措施”――有媒体将这番表态理解为“军令状”。

“回应了，态度还不错。但基本都是官话套话，没有任何具体的措施。”时评人@盛大林对这位市长的回应，既满意又不满意，满意之处在于官方姿态有所降低，不再是粗暴回应，更没有压制舆论，可谓亲民；不满之处在于，回应中仍然没有给出具体举措，并且像是面对舆论风暴的敷衍之举。

无论敷衍与否，至少这“一来一往”的良性互动，让很多人眼前一亮。前有电视问政，现有公开信问政，这些沟通方式，均显示了官民之间的对话水平在提高。潇湘晨报评论员@王聃看到了“批评与回应”的两大利好：“一方面，向市长喊话，既是在行使公民监督政府的权利，也是在表达某种对于公共事务的热情；另一方面，来自市长方面的主动应答，展现出了一种可能，那就是，在治霾一事上，管理者和市民完全可以达成现实的交流和监督。”

言辞激烈的市民公开信，得到了市长理性诚恳的回应，这在当下来看是个很好的结局，对其他地方来说，也不乏借鉴价值。然而，更普遍的现实是，当前的“批评与回应”机制尚不健全，要么是民众对公共事务不够热心，要么是热情被扼杀在一次次的无人回应之中。

“是时候与时俱进了”，时评人@董宏达建议，市长们要“学会听骂声”，虽然“谩骂”很刺耳，但却是忠言，“市长大人应该从公开信反映的情况中有所思，从市民骂声中有所悟”。

新京报评论员@敬一山则提出，要在机制层面破解官民沟通的障碍。“很多地方政府‘关门决策’，并未将民意纳入决策渠道，市长到底忙了些什么，市民无从知晓、无从监督。若市民有其他渠道反映意见、在日常决策中拥有话语权，可能也就无须采用公开信的形式了。”

什么是@敬一山口中的其他渠道？在南昌铁路局工作的@江南浪子万军给出了几点建议――“建立‘民意直通车’，积极正面回应市民诉求；让市长‘微服出访’成为‘新常态’，定期公布市容市貌、市政建设存在问题及整治方案，积小胜为大胜。”

当然，在这一过程中，也少不了积极参与问政的公民群体。为了公众利益，每一个普通人不仅要关注现实中的雾霾，更要观察政府运行中出现的“雾霾”。公民更主动地发声，政府部门才更容易正视问题。批评与回应的渠道、机制越完善，整个社会才能越发良好地运转下去。

公开信篇3

近年来，公民就公共议题频频上书公权机关或发表公开信，已构成公民社会迅速成长的历史性标记。这波来自民间的建言献策、参政议政热潮，正在有声有色地开掘中国民主生活的新景观。

“意见时代”的开启

公民上书、发表公开信等等，并非新生事物，但这类特别的公民表达由孤立事件渐成井喷之势，却是近期发生的耀眼景象。数月来，在一系列关涉民生、人权的公共事件中，倾情呼吁、踊跃建言的公民行动接踵而至，奉献了一桌桌意见的盛宴。

2006年10月下旬，在持续数月的养路费论战中站立潮头的学者周泽、律师宋成军分别上书全国人大常委会，要求审查养路费合法性；同年12月10日，5位法学学者发表公开信，呼吁对连杀11人的犯罪嫌疑人邱兴华进行司法精神病鉴定；在此期间，广东、河南、上海等地的一些律师也纷纷上书有关机关，吁请改变一些不合理现象或制度。

进入2007年后，维权斗士郝劲松的一封公开信划上了“春运涨价”的最后休止符，但来自民间的质询势头丝毫不减：1月14日，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高家伟向交通部长发出公开信，要求公开养路费的征收、用途等信息；1月19日，重庆律师王彦致信铁道部长，就火车站票座票同价不同服务的现象提出质疑……

公民上书、发表公开信等等，正在改变着中国社会的民间表达方式。对于这些为公民权利、公共利益等公共议题而大声疾呼的发言者，笔者愿创造这样一个称号――“意见公民”――来表示对他们的敬意！

追溯起来，目前广泛采用的“公民上书”一词，发轫于2003年的孙志刚事件。当时，3位法学博士和5位学者先后向有关机关提交建议书，最终促成了收容遣送制度的终结。而“三博士上书”、“五学者上书”的说法，亦在大小媒体流传开来。这两起上书事件以鲜活的形象向人们演示了公民监督权、建议权等民主权利的实现路径。此后，公民向有关机关提交呼吁书、立法建议书、违宪审查建议书等上书行为层出不穷。有统计表明，孙志刚事件了结后至2006年底，在短短三年多时间里，见诸报端、仅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提交的各类公民建议书就有15件。

与发生在一百多年前清光绪年间的那场“公车上书”相比，现代社会的所谓“上书”行为，思想意识和行为方式早已发生了深刻的变迁，它不是忠君，也不是跪谏，而是积极平等地参与公共生活，展示的是现代公民品格和现代民主精神。而近期不断浮出水面的公开信，更是以鲜明的质询色彩，使意见诉求更为公开和有力，折射出更为成熟和自信的民主意识。

激荡澎湃的民间建言浪潮，迅速崛起的“意见公民”群体，开启了一个崭新的民意时代、“意见时代”。以公开信挑战“春运涨价”的郝劲松对此评价说：“这是社会进步的重要表现，它反映了公民意识的觉醒，公民意识正成长为推动社会变化的洪流，而公民运动的兴起，也必将使宪法和法律获得变革社会的巨大力量。”

那些“敢为天下先”的发言者

孙志刚事件的最终解决，并不仅仅在于抚慰无辜者的冤魂，更在于借助公民建言的力量废除了一项“劣制”。这是中国民主法治史上一个里程碑式的标志，它提供了一个通过个案公正推动制度变迁的成功样本，并在此后的实践中不断被复制。

在孙大午非法集资案中，有关律师和学者两次上书，吁请民间金融制度的松绑；在黄静命案中，一些网民发出的呼吁书，直指司法鉴定制度的改革；在邱兴华案中，5学者发出的公开信，旨在推动程序正义、人权保障等现代司法理念的深入人心；而最近出现的要求养路费信息公开化的学者公开信，亦蕴含着推动政务信息公开化的深意……

就孙志刚事件上书的三博士之一、现任中国政法大学教授滕彪如此解释当年的行为动机：“不是抗议，而是公民在制度的缝隙之内进行的法律实践。不是煽情，而是旨在引起深入讨论和推进制度变迁。这可以看成是一次用言语完成的行动。”

类似滕彪这样的知识精英、公益人士，一直是公共参与的中坚力量，在他们身上，既深植着“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的传统血脉，亦承载着当代知识分子的责任担当。其中，拥有法律思维的法学知识分子，能够从宪政、法治、人权等高度直指问题症结，在诸多公共事件中成为最踊跃、最有力的发言者。

颇为引入注目的是，在“意见公民”的阵营中，律师的身影开始日趋活跃。2006年与2007年之交短短的一个多月时间里，就出现了4次律师上书事件。律师以公益、民权代言人的身份参与公共生活，不仅符合现代民主、法治社会的政治趋势，而且律师自身的职业特点，也使他们在诉讼等实践中更易发现弊端所在。可资佐证的是，2006年5月，“齐二药”假药事件造成11名患者死亡的惨剧，为受害人提供法律援助的5位广东律师痛感目前的“补偿性赔偿”制度难以遏止制假者，于5月31日上书全国人大常委会，呼吁在《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引入惩罚性赔偿制度，以提高法律威慑力。

随着公民民主意识的提高，“意见公民”已不仅仅是知识阶层或精英人士的“专利”，越来越多的平民百姓也开始加入民间表达的行列。其典型标本当数反“乙肝歧视”的集体上书事件。2003年8月13日，在国内最知名的反“乙肝歧视”维权基地――“肝胆相照”网站上出现了一份要求维护乙肝病毒携带者平等权益的建议书，到11月20日，这份建议书已获得1611名公民签名支持，并递交至全国人大常委会、卫生部和国务院法制办。在该建议书及相关因素的促动下，2005年1月出台的国家公务员体检标准，特别规定了禁止“乙肝歧视”的条款。

在民间意见表达的合唱中，一些行业协会、利益集团或利益群体代表等等，也在努力张扬着自己的声音。比如，2006年12月，一位叫李肃的民营企业老总在征集同行意见的基础上，向有关机关提交了一封公开信，要求解决民企的“原罪”问题。与站在道德高地上的公益发言者相比，这些意见表达虽然带有强烈的“利益”色彩，但也往往触及了不合理的公共政策。在利益多元化的年代，这类民间意见不仅是合理的存在，也使社会的民主生态更加丰富多彩。

成也民意，毁也民意

无论是公民上书，还是发表公开信，通过媒体这一传播平台，往往能激发广泛的社会关注和公众参与。不过，这种开放的舆论环境，即使“意见公民”可能获取民意的支持，同时也使其本身面临民意的检阅。

在涉及普通百姓切身利益的“春运涨价”、“养路费”等议题中，那些挺身而出的呼吁者赢得了一呼百应的拥护。而在邱兴华案中，发表公开信的5位学者却身陷民意“谴责”的风暴，有的指责他们企图为“杀人恶魔”翻案，也有的批评他们“干预司法”。一些义愤填膺的网民甚至抛出一些颇为“恶毒”的建议，比如，对这些学者做精神病鉴定，或者让邱兴华住到这些学者家中。

公开信作者之一，北京大学教授贺卫方指出：“与民意、与流俗做抗争往往会有很大的一种风险。”但他同时认为：“法治社会的建立不会是一帆风顺的，需要法律人忍受许多压力，坚韧不拔地去投入、付出热情。”

除了被民意误解，“炒作”、“做秀”之类的指责也成了一些“意见公民”的“原罪”，这种在民主领域出现的“有罪推定”思维，在很大程度上与中国传统的政治文化有关，它并不利于公民社会的成长。耐人寻味的是，当PK之类的娱乐“民主秀”广受追捧之时，许多人却无法接受社会生活中的“意见明星”、“公民英雄”。在构建民主社会的进程中，我们的确需要从宪法权利的高度重新认识公民的建议批评权，需要多一些理想主义、少一些政治冷漠，更需要从“动机猜测”转向“结果判断”――哪怕一些建言议政者藏有一些私念，只要其意见有利于公共利益和社会进步，也应该得到社会的尊重和支持。

走上媒体平台的“意见公民”，虽然可能遭遇民意的重重考验，但也催生了巨大的公共讨论效应，使议题本身在争辩中逐步接近真理。以“邱兴华案”为例，5学者公开信所引发的大规模社会激辩，使纷繁多样的民众司法观接受了一次深度检测。随着公共讨论的逐渐深入，“程序正义”等现代司法理念开始走进越来越多的心灵。新浪网的一次调查表明，60％以上的受调查者已认同5位学者的立场。

公开信作者之一、中国政法大学教授龙卫球认为：“在中国走向法治的进程中，必定会不断遭遇类似的议题，而每一次激辩都会将关于法治的理解推进到某一个细节、侧面，进而提升全民族的现代法治观念，推动中国法治现代化实践的不断前行。”

种种迹象表明，由“意见公民”所引领的各种公共讨论，吸引了一大批富于责任和理性、热心公益和民权、追求平等和公正的现代公民，这种特殊的训练，无形中提升着民众的公民意识和民主素养，为公民社会、民主社会的发育成长堆砌着坚实的人文基石。

民主需要良性互动

2006年上半年，北京刮起了一股清理打工子弟学校的“取缔风暴”，其间冲突不断。北京学者胡星斗和律师李方平在实地调查的基础上，于9月16日向北京市政府提交了一份公民建议书，呼吁采用渐进方式慎重解决打工子弟学校问题。四天后的9月20日，北京市副市长赵风桐即约见胡、李两人，基本肯定了他们的意见，并决定重新调整方案。

这是公权机关与“意见公民”良性互动的一个范例，但是，并不是所有的公民上书、公开信都能得到回应。在现实生活中，一些民主观念淡薄的公权机关，仍然缺乏广纳民智、从善如流、接受质询的胸怀，一些“官本位”意识浓厚的公权执掌者，依然对“意见公民”采取不理不睬的冷漠态度，甚至私下里斥之为“刁民”。

面对这样的现实，人们期待，所有的公权机关都能够从宪法权利的高度认识言论自由、批评建议等公民权利，同时进一步完善公民建言献策、批评建议的处理机制，在制订、调整公共政策的过程中反映其合理的意见诉求。

从更深的层面而言，民间自发的意见表达，也需要与更高层次的民意管道相嫁接，激活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等民意代言人的话语权。可资佐证的是，2006年发生的银行卡跨行查询收费风波中，公众潮水般的不满并未能挡住收费者的脚步，而2位全国人大代表的一纸紧急建议，却使事件很快出现转机。

事实上，体制内外的意见表达已出现融合之势。以“肝胆相照”网站为例，2006年年初，该网站派人专程赴京，向主要由医药卫生界人士组成的农工民主党求助，并成功获得支持。在这年3月召开的全国政协会上，农工民主党以党派名义提交了一份提案，要求规范乙肝检测、反对乙肝歧视。此后不久，劳动合同法草案向全社会公开征求意见，“肝胆相照”网站又及时做出响应，向立法机关提交了4条修改建议。

公共权力与民间意见的良性互动，也需要民间意见本身保持节制、审慎的美德。上书也好，公开信也好，并不能仅仅停留在激情呼吁的层面，而是更需要意见诉求本身的合理性、建设性、可行性。从某种角度而言，一个万马齐喑、噤若寒蝉的社会是可悲的，但一个意见泛滥、众口喧扰的社会也是危险的，因为它很可能混淆公众的判断力，造成“劣币驱逐良币”的逆向选择，甚至在一些不成熟的意见裹挟下发生决策失误。对中国社会而言，这种变质民主同样是不堪承受之重。

公开信篇4

20*年国家公务员考试申论部分共分四小题，题目提供了十几段关于怒江水电站及外国水电站的相关材料，要求考生回答如下问题：

一、对于怒江水电资源问题存在重大争议，重大争议的焦点是什么？支持和反对的理由各是什么？500字，15分。

二、根据给定材料9-10分析对于搞好水电资源开发有何重要启示，200字，20分。

三、某职能部门对于反对开发怒江水电资源的意见进行了答复，请问该答复中存在的明显问题是什么，应该如何修补。500字，25分。

四、以人与自然为主题进行论述，要求队某种错误倾向进行阐述，并给予澄清。1000-1200字，40分。

附：20*公务员国考申论考试资料来源

水电专家对《提请依法公示怒江水电环评报告》公开信的回复

2014年8月25日，在历时两年多的“保留怒江生态江”的伪命题争论真相大白之后，一批NGO组织和极端环保主义者，再次利用社会各界对怒江问题的关注，征集到了66个NGO组织、99名个人的签名，向国家有关部门发出了一封《提请依法公示怒江水电环评报告》公开信。与此同时，缅甸泰国等地的一些NGO组织也向我国有关机构，提交了要求相似的公开信。为了满足写公开信的群众的要求，我们国内的一些支持怒江水电开发的NGO组织，找到态度较为中立的中国投资杂志社，希望它们出面主办一次正式的会议，把有关的设计、规划、环评以及当地政府、群众的代表都请来，就怒江开发以及环境影响评价的具体问题，展开交流、沟通、探讨甚至辩论。

10月22日旨在让极端环保人士了解任何怒江规划环评细节的中国水电开发与可持续发展高峰会议如期举行，然而非常遗憾，公开信的撰写者们以信息不对称为由，拒绝参加会议，在积极要求信息公开之后，又主动放弃了怒江开发问题的知情权。这使得环保NGO们和一些不明真相的群众，至今仍然对怒江开发中的各种问题缺乏必要的了解，因此也难免对我国的怒江水电开发还存在各种误解。为此，我在归纳、总结会的各位代表发言之后，对《提请依法公示怒江水电环评报告》的全部内容，分段一一对应的予以答复，希望解除公开信的撰写者和广大公众对怒江开发的误解。因为本文是逐段答复，篇幅较长，为了说明问题个别地方也难免有重复叙述，请大家见谅。如有不当之处，欢迎大家讨论。

根据《中国水电开发与可持续发展高层论坛》会议代表的意见，分段对《公开信》的答复如下：

《公开信》第一段说“自2014年以来，怒江水电开发的规划引起了社会各界的极大关注，这条遥远江河的命运牵动了无数人的心。有关怒江是否应该建坝、如何避免建坝带来的环境和社会影响的讨论，促进了中国大型建设项目决策机制的完善。据悉新的怒江水电开发规划已经经过规划和环保部门审查。我们认为，对于这样一个涉及当代和后代利益、引起社会广泛关注、且潜在影响巨大的项目，应该按照相关法律规定和国务院依法行政的原则要求，向社会公示环境影响评价报告，在公众充分知情并作出评议后方可做出决策。”

会议代表答复：

有代表认为：由于我国电力体制改革之后的水电舆论宣传工作缺位，致使我国怒江水电开发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困难。2014年以来，国内外的各种反坝组织串通一气，勾结个别政府官员，制造了一系列的有关怒江生态江的谣言。这些谣言通过某些不负责任的新闻媒体大肆传播，误导了公众，欺骗了领导，严重的干扰了国家正常的怒江水电开发工作，已经对国家的发展造成了巨大的损失。对此，怒江人民早已深恶痛绝。今年4月陆佑楣、何祚庥院士、方舟子博士等一批专家、学者考察怒江之后，通过在云南大学的报告会和向中央反映情况，才扭转这种谣言惑众的局面。因此，公开信中“有关怒江是否应该建坝、如何避免建坝带来的环境和社会影响的讨论，促进了中国大型建设项目决策机制的完善”的说法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我们也应该看到，怒江开发决策上的挫折也是我国电力体制改革之后水电开发工作受到国内外反坝势力严重干扰、破坏的深刻教训。

现在，我国的怒江开发问题的信息公开程度几乎超过任何一个国家项目，争论的程度，甚至可以说已经超过了三峡。不仅各种层次上的听证会、论证会、研讨会开过许多，整个社会对怒江的认识，也经历了一个被误导和逐步澄清的反复。如果现在有人还要说我国的怒江开发决策不够公开、透明，完全是不符合事实。即便是那些在公开信上说不了解情况要求公示的人里面，我们也可以看到有很多人曾经以怒江问题专家的身份到处演讲，为什么在自己造的谣言被揭穿之后，又跑出来要求什么知情权了呢？我们还可以看到有人甚至亲自参加过怒江规划的环境评价工作。他们也嚷嚷着要求什么公示环评报告，是不是有些滑稽？

关于公民的知情权问题，我们与写公开信的人没有分歧，推进社会的民主改革、公开、透明都是我们共同的努力目标。然而，任何权利都不是绝对的，公众知情权也是有限度的，推进公开、透明，民主决策毕竟要有一个过程。前几天我们国家刚刚宣布“灾害死亡人数”不再属于国家机密。这就是一个逐步公开、透明的过程。实际上，任何国家的信息公开程度都是相对的，都是要与一定的社会发展水平相适应的，绝对的公开透明在任何国家都是不存在的。由于怒江开发规划按照现行法律规定属于国家机密，目前不能公示。所以，从法律上说怒江开发的环评规划还不属于公众应该知情的范围。公开信中所谓“在公众充分知情并作出评议后方可做出决策”的说法，必须在遵守现有的国家法律范围之内，因此，公开信的要求不符合我国法律规定。

说到依法行政有代表指出：对于基本建设项目，国家几十部法律有相关的规定，各个部门都有相应的审批程序，国家在批准一个水电站，需要一个非常复杂的程序。从每个移民开始，村、乡、县、地区、省、中央各部委、一直到国务院，要开多少个会议，盖多少个公章，发多少个文件。关于水电环评，从规划开始、预可、可研、环境影响报告书都要审查，还有水土保持、鱼类、文物古迹、各种保护区影响等等专题审查。这都是法律规定。怒江的水电开发都必须严格的遵守所有的规定。

如果有人真正关心民众利益、国家利益，就必须深入了解现行的国家法律程序是如何设定，只有通过进一步改进立法和加强执法，来达到依法行政的目的。如果有人对现行的法律和程序并不关心，也不去了解，就凭自己的主观想象来空谈程序、公平，实际上是在谋求一种程序之外的“程序”。也就是说，任何一个人都可以说，我怎么还不知道你们要修电站，你们剥夺了我的知情权；我还没有同意修电站，他们就把电站修起来了，政府剥夺了我的参与权。等等、等等。我们觉得这样的思维方式误国误民，除了阻碍国家建设是不能解决任何问题的。

《公开信》第二段说“2014年8月，怒江准备进行梯级水电开发的消息一经传出，首先引起了环保界的关注。怒江梯级开发将造成天然河流渠道化、水库化，而这条江是中国最后两条尚未在干流上建坝的生态河流之一，其所处地区生物多样性密集，是三江并流世界自然遗产地，这自然引发对其环境影响的忧虑；与此同时，这里山高谷深，耕地资源极端匮乏，一旦筑坝，数万移民的出路和起码的生活保障令人担忧；怒江州少数民族人口占总人口的92%，多种宗教和谐共处，形成了独特而丰富的民族文化，一旦大规模搬迁，文化多样性的损失将在所难免；同时，由于这里属于地震、滑坡和泥石流多发地带，众多高坝的建设也必然引发对建坝的安全性和经济合理性的疑虑。”

会议代表答复：

客观地讲，《公开信》说“2014年8月，怒江准备进行梯级水电开发的消息一经传出，首先引起了环保界的关注”的说法并不完全符合事实。应该说在国际某些反坝环保机构的影响下，我国的一些反坝组织，从怒江问题开始了在全国范围内的有组织、有计划的反对建水坝活动。2014年9月3日，个别环保官员利用自己的职权，主要召集了一批具有反水坝思潮的专家、学者召开的怒江环评论证会，制造出了一系列怒江生态江的谣言。并在个别新闻媒体工作者的配合下，在社会上掀起了一股所谓“保留怒江生态江”的风潮，经过两年多来的反复争论、较量，现在这些谣言已经基本被揭穿。

然而，非常遗憾的是，想不到现在这封《公开信》竟然还要一再的重复某些谣言。例如：《公开信》说“造成天然河流的渠道化、水库化，而这条江是中国最后两条尚未在干流上建坝的生态河流之一，”现已查明，怒江的上游(干流)早已经建设了比如、查龙等水电站，怒江的下游缅甸境内的萨尔温江上，缅泰两国也正在联合建设“塔桑”等大型水电站。至于天然河流的渠道化、水库化，在很多情况下并没有什么不好的。只不过现在人们已经开始认识到，过去那种一味的追求河流完全的水库化、渠道化，也存在某些弊端。但是这决不能就说河流的水库化、渠道化就一定不好。会议代表强调水库就是一种人工湿地，它几乎能够具有天然湖泊的各种生态功能，其生态作用的好坏，我们在日常生活中都可以观察到(例如浙江千岛湖)。

《公开信》说怒江“所处地区生物多样性密集，是三江并流世界自然遗产地，这自然引发对其环境影响的忧虑；”这种忧虑是不必要的。“三江并流”世界自然遗产在2014米高程以上，现行的怒江水电开发规划最高之处，也不超过1950米。这些说法是早已经被揭穿了谣言。况且，由于贫困，目前怒江沿岸的生态已经遭到极大的破坏，现有开发规划所淹没的几乎都是贫瘠的山沟河谷。水电开发之后将减少陡坡垦殖和水土流失，是一种积极的生态保护措施。况且，现在怒江的民众在生存极其困难的情况下，还要承担高海拔地区繁重的自然生态保护任务，如果不发挥资源优势，进行水电开发，繁荣经济，这种生态保护恐怕很难持久下去。假如在两年之前，有人用什么影响“生物多样性密集特性和三江并流”的理由阻止怒江水电开发，也许还能欺骗一些人，可是，到现在如果仍然还有人要用这样理由阻止怒江的开发，完全是一种不负责任的煽动。包括美国大自然保护协会的国际生态专家们考察完怒江之后，都认为那里是开发水电资源条件最好的地方，尽快开发水电，改变怒江地区的刀耕火种的农业经济，才是对怒江生态环境的最有效保护。应该看到，怒江现存的生物多样性密集地区和三江并流自然保护区一般都现存在高海拔地区，怒江建坝不可能使全流域都被淹没，一般只是在局部地区的水位上涨，通过选择坝址和坝高。人们完全可以控制所淹没的范围，实现各种生态保护的措施。

《公开信》说“这里山高谷深，耕地资源极端匮乏，一旦筑坝，数万移民的出路和起码的生活保障令人担忧”。正是由于当地“山高谷深，耕地资源极端匮乏”的现状，使广大怒江农民极度的贫困。怒江州所属的四个县均为部级贫困县，其中峡谷内的三个县贫困程度犹深，农民人均年收入只有几百元。目前，怒江农民的出路和生活保障已经不仅仅是《公开信》说的“十分令人担忧”，而是亟待解决、刻不容缓的扶贫难题。然而，国家拨付的有限的扶贫资金，却很难在短时间内改变现状。只有依靠怒江自身的资源优势，搞好水电开发才能让怒江百姓从根本上摆脱贫困。与目前的贫困情况相比，水电开发之后不仅水库移民的生活可以迅速改变，而且怒江地区所有的民众都会在经济发展中受益。云南省各级政府已经做好充分准备，力保妥善安置怒江移民。所以，我们担忧的不应该是“一旦筑坝，数万移民的出路和起码的生活保障”的问题，而应该是“一旦不筑坝，怒江农民的生存现状和发展”的问题。

《公开信》说“怒江州少数民族人口占总人口的92%，多种宗教和谐共处，形成了独特而丰富的民族文化，一旦大规模搬迁，文化多样性的损失将在所难免”。任何文化都是一定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反应，社会的文明、发展进步是一个不可改变的规律，从社会总的现代化趋势来说，农民逐步向城镇化集中，是一个不可改变的趋势。随着人口的增长，怒江地区的少数民族的后代，也必然会通过上学、打工等形式走出怒江，逐步的融合到整个中国社会中去，这将是任何一个人都不可能改变的社会发展规律。文化多样性的保留，应该由当地民众自主地做出选择，特别是当有第三人用强调保护传统文化的理由，来阻碍某地区社会经济发展的时候，我们尤其要注意听取当地民众的意见。这就好像国外反华势力，曾经强调要保护西藏的独特文化，而指责我们不应该结束西藏的农奴制度，不能修建青藏铁路一样可笑。对于怒江人民来说，怒江开发所带来的经济发展，将会是怒江地区文化发展、文明进步的历史机遇。因此，与当地群众脱贫致富、向往现代化的强烈意愿相比，一批衣食无忧的极端环保主义者，以保护当地文化作为阻碍怒江发展的理由，确实不值得过分渲染。

《公开信》说“由于这里属于地震、滑坡和泥石流多发地带，众多高坝的建设也必然引发对建坝的安全性和经济合理性的疑虑”。产生这样的疑虑，主要是前一段时间媒体不正常的宣传的结果。实际上我国的广大水利水电和地质工作者依据现有的科学技术水平，已经能够比较自如的应对各种复杂地质情况。在2014年的联合国北京水电与可持续发展论坛上，我国著名的地震学专家，陈厚群院士，曾经就社会各界对西南水电开发中表示出的对地质灾害问题专门撰文说“为在我国西部开发丰富的水能资源并进行脱贫致富，在高地震区进行高坝大库的建设是难以避免的”。同时他还通过对各种坝型的深入研究，明确地告诉大家“对高拱坝的抗震安全，并不存在难以逾越的技术障碍。”

相比之下，我们不能不指出，一些具有某些地质专业背景的学者，也在夸大其词地宣传水电建设中地质灾害的危险程度。实际上，按照科学道理分析，就是因为怒江山高水急，江水带有极大的能量，你不开发利用，它就得依靠不断的冲刷岸坡消耗能量。所以，造成怒江河谷不断地被深切，因而崩塌、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就会经常发生。这些地质灾害是在怒江河谷不断被深切的情况下，必然会出现的自然现象。如果人们把怒江的水能用来发电，势必会大大降低水能对岸坡的冲蚀能力，使得怒江河谷的快速深切、发育趋于稳定，最终会大大减少地质灾害的发生。从总的能量守恒的概念上说，怒江水电开发就是把江水切割岸坡的能量利用起来发电，造福人类。所以，怒江水电开发之后崩塌、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的减轻，将是不争的事实。

《公开信》第三段说“怒江巨大的环境、科研和美学价值，以及水电开发潜在的严重环境和社会影响，随着众多媒体的报道而进入到人们的视野。这条原本并不知名的遥远江河的命运成为了公众关注的焦点，人们希望能够了解更多的信息，希望在水电开发中避免重大的环境和社会影响。鉴于这项大型水电工程已经引起社会高度关注，且环保方面有不同意见，中央政府果断地在2014年2月暂停了这一工程。温家宝总理亲自批示，要求慎重研究，科学决策。之后开发商和相关部门被要求重新进行更加全面和详尽的环境影响评价。”会议代表答复：

关于公开信所担心的“环境、科研和美学价值，以及水电开发潜在的严重环境和社会影响”已经不是什么新鲜的提法了。我国在三峡建设的初期，就在这些问题上发生过激烈的争论。随着三峡的建功修建，事实已经做出了明确答复。三峡公司的负责人在会议上就这一历史问题的结论，作了较为详细的汇报、说明，而且这也是全世界有目共睹的现实。正是由于我国三峡建设的成功经验，整个国际社会对大型水电的开发已经有了新的认识。因此，在2014年的世界可持续发展高峰会议上，世界各国的首脑已经一致通过了肯定水电清洁的可再生能源地位文件。该高峰会议还列出具体的执行计划，要求2014年在中国的长江三峡召开了《联合国水电与可持续发展高层论坛》(后来因故改为在北京开会，会后到三峡参观)。在这种情况下，公开信确实不应该再重复那些早已经被国际社会否定了的污蔑水电开发的陈词滥调了。更不应该以此来质疑、阻碍怒江的水电开发。

应该看到，自从2014年社会上刮起的一股所谓“保留怒江生态江”的谣言，整个社会公众也经历了一次对怒江的再认识过程。2014年4月，一些水电专家和反伪科学工作者专门到怒江进行了实地考察，掌握了第一手资料之后，无情的揭露了极端环保人士的一系列关于怒江生态江的谣言。这些行动以及随后各级政府部门启动的怒江水电开发工作，就是落实温总理的“慎重研究、科学决策”的指示的具体体现。

《公开信》第四段说“怒江开发论证过程中，媒体充分报道，公众广泛参与，环保部门敢于承担压力，中央政府审慎负责，对此我们深表赞同，希望能够就此在中国水电开发和其他大型建设项目的决策中开启一个公开、透明、公众参与的新纪元。然而怒江工程叫停之后，有关怒江水电开发的论证和环境影响评价的文件和内容并未公之于众，公众完全无从了解开发商和地方政府准备如何避免环境损害，如何安置移民，如何保证水库的安全性和经济性。在经过数月的沉默之后，才从零星的媒体报道中看到了第二轮怒江流域规划环评专家审查会于2014年11月13日在北京举行的消息。《南方周末》援引与会代表的陈述，称他是在会议召开前突然得到通知赶来北京的，在会上发放了由国电公司北京勘测设计研究院和华东勘测设计研究院负责作出的环评报告和其他一些相关资料，会议结束之后都被收走，因此他甚至不能回忆起这次会议的全称。”

会议代表答复：

参加会议的代表认为：我们不能因为个别环保官员的反坝倾向，就制造政府部门之间对立的误导宣传。2014年9月3日，个别环保官员利用自己的职权，主要召集了一批具有反水坝思潮的专家、学者召开的怒江环评论证会，制造出了一系列怒江生态江的谣言。并在个别新闻媒体工作者的配合下，在社会上掀起了一股所谓“保留怒江生态江”的风潮，经过两年多来的反复争论、较量，现在这些谣言已经基本被揭穿。按照有关法律规定参加环评审查的专家，应该在专家库中随机抽取，参会专家不能代表任何个人或小团体的意见。显然，由于个别官员违反了这些法律程序，已经给我国的怒江水电开发和国家发展造成了极大的损失，我们应该对这些教训进行必要的追究和深刻的反思。防止这类个别官员利用手中的职权，制造谣言破坏国家发展的事件重演。

有代表认为：公开信埋怨怒江开发的环评报告至今未能公之于示，是没有道理的。因为怒江是国际河流，怒江水电开发规划属于国家机密，不经过一定的程序，不能加以公示。况且我国尚无重大工程项目公示的先例，具体操作上也有极大的困难(公开信所列举的圆明园环评报告公示，无论从哪一方面看都不能不说是一个失败的典型。整个事件，最后不得不以停止一切新闻报道而草草收场，这个教训我们应该吸取，不能再让一些极端环保谣言干扰正常的国家建设)。在这种情况下，为了能在不违反保密原则的前提下，满足一部分群众“了解开发商和地方政府准备如何避免环境损害，如何安置移民，如何保证水库的安全性和经济性。”的要求，《中国投资杂志社》出面组织了一个类似准听证会的研讨会“中国水电开发与环境保护高层论坛”。会议请来了怒江开发的主要规划设计人员、各方面的有关专家，和当地群众、政府的有关人员，可以解答极端环保人士对怒江开发的各种质疑。但是，当会议主办单位三番五次的邀请写公开信的组织和个人选出最有能力的代表来参加这次会议，环保人士们几乎都不肯来参加会议。曾经写信给总理误报有关怒江开发问题的北京市海淀区人大代表李小溪，代表极端环保人士回信说；“因为没有公示环评报告，信息不对称。时机不成熟，不能来参加会议”。公示环评报告是不可能的，而要求公示的人们又非要把这个违法要求，作为他们了解情况(满足公示的目的)的前提。这种逻辑，明显的是一个解不开的死结。

由此可见，极端环保人士们公开信上的所谓要求，如果不是口是心非的。他们就应该通过有水电设计、规划部门的专家参加的会议，掌握需要了解的具体情况，而不应该一方面拒绝出席专门让他们了解情况安排的会议，另一方面还非要求把国家机密公示。这种态度只能用来制造矛盾言，是根本不能够解决问题的。

《公开信》第五段说“这种决策过程不符合重大决策要求公众参与的法律规定，不符合国际通行的决策程序，不符合《行政许可法》的规定，不符合国务院《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倡导并正在认真实施的信息公开原则。2014年9月1日生效的《环境影响评价法》明确规定，“国家鼓励有关单位、专家和公众以适当方式参与环境影响评价”；“专项规划的编制机关对可能造成不良环境影响并直接涉及公众环境权益的规划，应当在该规划草案报送审批前，举行论证会、听证会，或者采取其他形式，征求有关单位、专家和公众对环境影响报告书草案的意见”，同时“应当认真考虑有关单位、专家和公众对环境影响报告书草案的意见，并应当在报送审查的环境影响报告书中附具对意见采纳或者不采纳的说明”。”

会议代表答复：

公开信说什么“这种决策过程不符合重大决策要求公众参与的法律规定，不符合国际通行的决策程序，不符合《行政许可法》的规定，不符合国务院《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倡导并正在认真实施的信息公开原则。”

据参加会议的水电专家介绍，国际社会没有任何所谓通行的决策程序。国际社会确实曾经有一个，《水坝与发展新的决策框架》(DamsandDevelopment:ANewFrameworkforDecision-Making)。该《框架》是世界水坝委员会(WCD)於2014年11月的一篇水坝调报告以即决策建议，希望以此作为国际统一的建水坝标准。国际上的一些组织为了推广这一《决策框架》，2014年在WCD被解散之后，联合国环境规划署资助下成立了一个专门推广《水坝与发展--决策框架》的项目小组，简称DDP(DamDevelopingProgram)。该项目组的目的就是在全球推广《水坝与发展--决策框架》。然而，由于该《框架》从一开始就受到绝大多数第三世界国家的抵制，所以，DDP的工作始终没有得到大多数国家的认同。最后，DDP已经遭到国际社会的全面否定。例如：根据2014年在南非约翰类斯堡召开的世界可持续发展高峰会议的执行计划召开联合国北京水电与可持续发展的高层论坛，根据当前各国在水电开发中的具体问题，发表了《北京宣言》。

宣言的第12条指出“在水电的环境影响方面，我们承认一些水电工程曾对环境产生很大的不利影响。严格的环境影响评估、有效降低环境影响的措施和管理方案对可持续的水电开发至关重要。我们注意到，已有不少环境影响评估与规划的准则，但是这些准则并不是全球适用的。我们呼吁业主和政府部门在此方面择善而从。”明确地说。这一条是对世界水坝委员会提出的《水坝与发展---决策框架》的一个彻底否定。很明显，择善而从的意思就是不需要建立任何“统一的决策框架”。

公开信篇5

蒋经国思乡得到中共回应

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中国共产党逐渐调整了对台方针政策，大力倡导和加强两岸人民往来。1982年7月，蒋经国在悼念他父亲蒋介石的文章中写到：“切望父灵能回到家园与先人同在”，还表示自己“要把孝顺的心，扩大为民族感情，去敬爱民族，奉献于国家”。很快，中央对台工作领导小组组长邓颖超立即召集对台小组开会研究，建议由副组长廖承志给当年莫斯科中山大学的同窗蒋经国先生写公开信。

1982年7月24日，廖承志给台湾的蒋经国发出一封公开信――《廖承志致蒋经国先生信》。信是用电报发往台北的，并刊发在7月25日的《人民日报》上：

经国吾弟：

咫尺之隔，竞成海天之遥。南京匆匆一晤，瞬逾三十六载。幼时同袍，苏京把晤，往事历历在目。惟长年未通音问，此诚憾事。近闻政躬违和，深为悬念。人过七旬，多有病痛。至盼善自珍摄。

祖国和平统一，乃千秋功业。台湾终必回归祖国，早日解决对各方有利。台湾同胞可安居乐业，两岸各族人民可解骨肉分离之痛……当断不断，必受其乱。愿弟慎思。

吾弟一生坎坷，决非命运安排，一切操之在己。千秋功罪，系于一念之间。当今国际风云变幻莫测，台湾上下众议纷纭。岁月不居，来日苦短，夜长梦多，时不我与。盼弟善为抉择，未雨绸缪。“寥廓海天，不归何待？”

人到高年，愈加怀旧，如弟方便，余当束装就道，前往台北探望，并面聆诸长辈教益。“度尽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遥望南天，不禁神驰，书不尽言，诸希珍重，伫候复音。

老夫人前请代为问安。方良、纬国及诸侄不一。

顺祝

近祺！

廖承志

1982年7月24日

《廖承志致蒋经国先生信》的发表，引起海内外的极大震动。这封公开信，是中共对台工作的一个步骤，也是时任中共对台工作领导小组组长邓颖超按照中央和邓小平同志的部署作出的一个对台工作大动作。

早在1979年元旦，全国人大常委会发表了《告台湾同胞书》。1981年9月30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叶剑英委员长发表了对台工作的九条建议，即“叶九条”。在这九条意见中，第一次提出了以一国两制的方式来实现两岸的和平统一。“叶九条”的出台，从内容确定到时机把握，都恰逢其时。据知情者透露，已出任全国人大副委员长的廖承志，是这些政策出台的幕后推手。

廖蒋两家源远流长

廖承志之父廖仲恺是蒋经国之父蒋介石之“同志”，廖家与蒋家的渊源深厚。1924年，黄埔军校成立时，蒋介石与廖仲恺同为孙中山的得力干将。1925年，孙中山去世后，国民党内部左右两派一时水火难容，国民党亲共的左派代表人物廖仲恺惨遭右翼分子杀害，何香凝相信杀廖乃蒋介石幕后指使，但苦于拿不到证据，两家关系依然没变，但实存心结。廖、蒋两家后代虽有往来，恩怨情仇却是深深难解。

1949年新中国建立后，廖承志之母何香凝出任第一任华侨事务委员会主任委员，廖承志任副主任委员。“文革”结束后的1978年，华侨事务委员会恢复并更名为中央人民政府侨务办公室，廖承志受中央之命出任主任。

由这层家族关系，廖承志与蒋经国既是儿时的好友，又是莫斯科中山大学的同学。1930年冬天，廖承志进入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在那里，他结识了当时已在莫斯科生活、学习了5年的蒋经国。

当时的蒋经国是个热心于红色布尔什维克的中国共产党党员，这与廖承志一样。两个国民党高层人士的子女，在遥远的莫斯科共同追求着共产主义的未来，这份默契让两人结下了真挚的友情。莫斯科的冬天异常寒冷，两人便同盖一件廖承志的大衣，一起读书、一块儿入睡，这样的经历让两人情义渐笃。

与蒋经国同时在中山大学就读的同学中，还有一批人后来成为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包括邓小平等。

此时，廖承志站出来写信，民族大义是不可隐藏的。在新中国成立30多年，白话文一统天下之时，廖承志的这篇文言文公开信，对于还屡屡使用文言文的台湾，无疑有着较强的亲和力。廖承志的信文不仅展现了共产党强大的政治力量，也以同窗兄长的口吻对蒋经国鼓励和劝慰，甚至训斥，有相当的不可替代的私谊力量。

当然，廖承志致蒋经国的公开信虽是以个人名义发出，但实际上代表的是中共中央。邓颖超与廖承志一起推敲文句，文中引用了周总理当年在张治中给台湾故旧公开信中增加的“寥廓海天，不归何待”的话，引用了鲁迅的著名诗句“度尽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极为感人，又道理铿锵，这都是邓颖超的妙笔。正是在邓颖超领导的有情有义的对台工作步骤之下，海峡对岸的国民党当局终于放弃了“三不”政策，开放了对祖国大陆的探亲旅游，迈出了打破两岸阻隔的第一步。

宋美龄亲自给廖承志回信

廖承志的公开信转到蒋经国手中，蒋经国戴着老花镜，读着廖承志的信。信中回顾了国共两党两次合作的历史，阐述了中国共产党和平统一的方针政策，从国家、民族、个人的角度，力劝蒋经国“依时顺势，负起历史责任，毅然和谈，达成国家统一”，以便对历史作出交代：“千秋功罪，系于一念之间。当今国际风云变幻莫测，台湾上下众议纷纭。岁月不居，来日苦短，夜长梦多，时不我与。盼弟善为抉择，未雨绸缪。”言真意切，感人肺腑。蒋经国读了此信默不作声。

经蒋经国授意，台湾当局搬出时为国民党中常委的宋美龄，请她以长辈的名义给廖承志回信。1982年8月1 7日，宋美龄亲自给廖承志写了一封回信，阐述自己对祖国统一的态度，她在信中说：“经国主政，负有对我中华民国赓续之职责，故其一再声言‘不接触，不谈判，不妥协’，乃是表达我中华民国、中华民族及中国国民党浩然正气使之然也。”这封信自然是纠葛在国民党失败情绪中难以自拔，并借机攻击祖国大陆。

虽然台湾当局表面上不松动，但实际上已经开始考虑与大陆的来往沟通了。自廖承志公开信之后，到1986年10月，蒋经国的密使沈诚，这个正式身份是香港商人的黄埔第17期毕业生，已经三度北上。

沈诚在国民党得势大陆的年代，曾在国防部预备干部局担任蒋经国的随从参谋，是一位退役少将。他奉蒋经国之命，以香港商人的名义，进出祖国大陆，暗中传递海峡两岸的信息，特别是在后一次，他得到了蒋经国的明确指令，要加速与大陆最高领导层的沟通，因此，他得到了会晤叶剑英、邓颖超、杨尚昆、邓小平等中共最高领导人的宝贵机会。

1987年3月19日，沈诚返回台北，将一封中国国家主席杨尚昆的信函亲手交到蒋经国手上。6天之后，也就是1987年3月25日，蒋经国对杨尚昆的信在进行了一番反复研读之后，在慈湖书房召见了沈诚，他觉得中共是有诚意的，国共两党中央层次对等谈判是可行的。

1987年下半年，蒋经国下令在国民党中央设立大陆工作指导小组，宣布开放对大陆探亲以及解除戒严。12月7日，蒋经国对沈诚说，1月初将在国民党中常会上讨论赴北京谈判的人选。

从廖承志的公开信，到杨尚昆的密信，再到蒋经国开放台湾民众赴大陆探亲，海峡两岸持续了38年的隔绝状态终于被打破了。

然而，意料之外的事发生了。1988年1月8日，蒋经国突然咯血逝世，隐伏在蒋经国脑中、与大陆联系沟通的计划也就秘而不可宣地无法实施了。

公开信篇6

全市各乡（镇）、---市社区管委会、市直各机关企事业单位、中省直驻---各单位计生协会：

正值“幸福工程”实施10周年之际，黑龙江省幸福工程组委会发表了黑龙江省人大常务委员会副主任、幸福工程黑龙江省组委会主任马淑洁给全省各界人士的一封公开信，此信热情洋溢、感情真挚，不仅反映了广大母亲的心愿，也代表了全省广大人民群众的心声。全市各级计划生育协会要把学习宣传贯彻‘公开信’作为当前的一项重要工作，积极响应马淑洁主任号召，立即行动起来，投身于全省关爱伟大母亲的行动中来。

1997年“幸福工程”在我市启动以来，已运行了三期，投入滚动资金27万元，累计周转金81.2万元。全市有97户贫困母亲连续俩年以上得到救助，她们的生活水平得到了明显提高，80%以基本脱贫，20%跨入了富裕户行列。“幸福工程”的实施，得到了人民群众的普遍欢迎，产生了良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为我市经济和社会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

由于历史和自然条件的原因，贫困人口和反贫现象还存在。目前，我市仍有贫困家庭4899户，贫困母亲2939人，而贫困家庭中贫困母亲的生活境遇是最艰辛的。关心贫困母亲生产生活，扶持这些家庭摆脱贫困，是我们全社会义不容辞的责任，这对于保持社会稳定，推进新农村建设，实现可持续发展，构建和谐社会都将产生重要影响。

在此，---计划生育协会倡议：全市的机关、企业、事业各单位计生协为贫困母亲捐款。向她们伸出温暖之手，献上一份爱心，让她们早日摆脱贫困，过上幸福生活。捐款要视本人和各单位的实际情况，量力而行，数额不限。

---市计划生育协会

2006年6月12日

虎计生协[2006]1号

关于转发《黑龙江省计划生育协会关于印发马淑洁同志致全省各界人士的一封公开信的通知》的通知

各机关企事业计划生育协会：

现将《黑龙江省计划生育协会关于印发马淑洁同志致全省各界人士的一封公开信的通知》，省幸福工程组委会主任马淑洁的《为了母亲的微笑》公开信，市委副书记、市计生协会会长魏凤兰的《倡议书》一并印发给你们，请各级计生协认真组织学习，积极响应倡议，并组织好募捐活动，届时，市计划生育协会将捐款汇往省幸福工程组委会。（全市的募捐截止时间6月30日，地点市计划生育协会，联系人肖凤云，联系电话5839682）

公开信篇7

《公开信》出炉

“当时北京市宣武区的几十个育龄妇女联名发出‘一对夫妇只生一个孩子’的倡议，后来听北京市委的人说，这个倡议其实从天津开始，天津说是从上海开始。其实当时中央心里也没底，觉得‘只生一个’是一件不可突破的事情。后来听到这些群众呼声，才豁然开朗。”当时正在国务院计划生育领导小组参与工作的张敏才介绍。

早在1978年年底，中共四川省什邡县委根据中央精神，已经制订出鼓励一对夫妇只生一个孩子的措施，国务院计划生育领导小组用简报的形式，向全国各省做了介绍，被记载在什邡县《六十年大事记》里。这意味着，早在1978年，中央已经萌生了“只生一个”的想法，群众的倡议或许只是中央将要推行“一胎”政策的一个先行策略。

在其中一次人口座谈会上，时任七机部二院副院长的宋健语惊四座，提出若再不控制人口，以后陆地上都没有立足之地了，只能站到水里去。随后的《北京晚报》对宋健在座谈会的言论作了专门报道，并配发漫画。

在这次会议上，宋健成为焦点，时任中共中央秘书长的胡耀邦点名宋健起草《公开信》。

参加《公开信》起草工作的，一共有8个人。初稿由宋健撰写，后由张敏才王连城执笔，胡乔木等人又作修改，最后提交书记处讨论定稿。

1980年9月25日《公开信》发表，1982年计划生育被中共十二大确定为基本国策，同年写入《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此后，全国各地，不分城乡开始实施“一对夫妇只生一个”的紧缩计划生育政策，对于超生家庭给予严厉的行政或经济处罚，成为一场波及中国大部分家庭、影响千万人命运的“生育革命”。

中央为何以《公开信》的形式，而不是中央红头文件的形式来政策，张敏才认为跟当时阻力太大有关。“《公开信》是对党团员的号召，将党团员放在主宾席上，让他们发挥领导带头作用，做群众的工作。这是解放后政府第一次使用这种形式政策。这也是胡耀邦同志的创举。”

“最好一个、最多两个”如何变成“只生一个”

20世纪70年代，中国实行“晚、少、稀”的人口政策。“晚”是男25周岁后、女23周岁后结婚，女24周岁后生育；“稀”指生育间隔为3年以上；“少”是指一对夫妇生育不超过两个孩子。1978年，中央又提出“最好一个、最多两个”的人口政策。

“一对夫妇只生一个孩子”从何时起取代了“最好一个、最多两个”的政策，30年来一直致力于人口研究的上海社科院经济研究院梁中堂看来，使事情发生改变的，是1979年1月在北京召开的全国计划生育办公室主任会议。

在这次会议上，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国务院计划生育领导小组组长陈慕华说：“全国要制订一个政策，首先要各省、市自己搞试行。”

从这一年的9月1日始，上海市开始实施独生子女政策，并发放《独生子女证》，凭证享受奖励待遇。据《中国人口与计划生育大事要览》记载，1978至1979年间，河北、辽宁、上海、北京、天津、江苏、吉林、山西等省、市先后作出有关计划生育的规定中都有提倡一对夫妇只生育一个孩子的要求或规定。

1979年6月1日，陈云在一次谈话时说，要“制定法令，明确规定只准生一个”，“先念同志对我说，实行‘最好一个，最多两个’。我说再强硬些，明确规定‘只准一个’。不这样，将来不得了。”

10月15日，邓小平会见外宾时指出，我们正在把计划生育、降低人口增长率作为一个战略任务。我们提倡一对夫妇生一个孩子。凡是保证只生一个孩子的，我们给予物质奖励。

在中共中央领导人的思想已经达成高度统一的情形下，这一年的12月15日至20日，陈慕华在全国计划生育办公室主任会议上指出：“过去我们说‘最好一个，最多两个’，现在提出来‘最好一个’，后面那个‘最多两个’没有了。”

不一样的声音

在“一对夫妇只生一个”成为全国上下的一致声音时，时任山西省委党校教师的梁中堂在1984年春节写出了题为《把计划生育工作建立在人口发展规律的基础上》的报告，呈给总书记胡耀邦，提出采取晚婚晚育和延长生育二胎的办法，完全可以把人口控制在12亿以内，从而建议放弃“一胎制”。

这一年7月，刚从美国学习归国、对统计学有很深造诣的马瀛通也写出《人口控制与人口政策中的若干问题》提交中央，重提20世纪70年代“晚、少、稀”的人口政策，并将本世纪末12亿人口的目标，改为12亿左右。

报告得到时任党和国家领导人的赞赏，并先后作出批示。

1984年9月23日至28日，在国务院第二招待所的老会议室，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召开了《人口控制与人口政策中的若干问题》论证会。马瀛通根据1982年人口普查的数据和每年抽样调查的数据，当场演示了报告里的测算，得出根据“晚、少、稀”的人口政策，到本世纪末人口不会超过12.3亿的结论。宋健领导的人口小组也派人参与，并无异议。后中央将原《公开信》中所提到本世纪末人口不超过12亿的目标，改为12亿左右。

也是在这一年，针对生育率上升，农村干群关系紧张，中央发出七号文件对“一胎制”作出调整，第一次明确使用“现行的计划生育政策”的表述方式：“在大部分农村地区，要逐步做到允许第一胎生女孩的再生第二胎……从长远看，如果能切实做到杜绝多胎，则允许生二胎并没有多大危险。”

据翟振武分析，政策放宽后，实际生育率并没有因此而上升，反而略微下降了些。例如执行“只生一个”政策的1981年、1982年和1983年，平均总和生育率为2.64左右，但1985年至1990年平均总和生育率为2.40左右，下降了约0.24。也就是说，只要生育政策向合理民情靠近一些，生育率不仅不反弹，倒是更低了。

而梁中堂1984年春节的报告并无得到中央回应，他于1985年再次写信至中央书记处书记胡启立和郝建秀，希望中央同意用“晚婚晚育加间隔的生育办法”在一两个县进行试验。

1985年3月21日，梁中堂接到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政策规划处的正式函件，同意在山西进行试点。山西翼城最终成为全国13个“晚婚晚育加间隔的生育办法”实施地之一。

公开信篇8

区档案局着重抓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的贯彻落实，采取了一系列重点工作措施，充分发挥政府信息对人民群众生产、生活和经济社会活动的服务作用，全面、深入、细致地做好政务公开工作。

（一）加强领导，实行政务公开工作责任制。我局专门成立政府信息公开工作领导小组，负责政府信息公开工作的计划安排和组织协调，定期召开会议，研究制定政府信息公开的工作计划、实施方案及具体措施等。为确保工作落实，建立了政府信息公开工作责任制，明确了责任分工，落实责任到人。加强监督检查，分管领导定期对政务公开工作进行督查，总结工作进展情况，发现问题及时纠正解决。

（二）全面公开工作指南，做好政务公开透明运行。在政务网上公开了机构信息、公开指南、法规规章、公文、执法依据、行政执法职权和责任分解、行政许可事项、行政事业性收费、档案职称公布文件等事项，实现了档案行政管理工作的网上公开。编制了行政职权目录和工作流程，将我局各项工作确定了政策依据、办理程序、办理时限、收费依据及标准，实现了工作公开透明运行。制定了“依申请公开”工作机制，确定了公开信息范围、公开程序及时限、网上公开受理流程、现场公开受理流程，实现了网上运行。

（三）进一步完善政府信息公开场所建设，高标准建设政府信息公开查阅利用平台。区文档中心为区委、区政府指定查阅政府公开信息的场所，认真贯彻落实《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坚持以人为本、服务民生，重点抓好民生档案服务工作，不断完善提升文档中心在政府公开信息和馆藏档案信息查阅利用方面的功能，高标准建设政府信息公开查阅利用平台。

1、举办区首届“档案馆日”活动。7月15日，以“开放、服务、参与”为主题，成功举办了区首届“档案馆日”活动。其中在“文档进万家”活动启动仪式中，我局组织编纂了《区公开文件汇编》，共收集整理107份文件，计33.2万字，制作成光盘连同档案知识明白纸送到各基层单位、社区和居民家中，方便基层单位和群众了解国家政策、查阅文档信息。《中国档案报》和电视台《新闻纵横》栏目进行了专门报道，该项工作成果获得年市档案系统优秀成果一等奖。

2、抓好档案信息“共享工程”。运用馆际远程联动查阅方式，充分利用馆内馆外两种资源，增强公共服务能力。积极开展网上查档和咨询答疑活动，年共接待查阅、咨询260余人次，文档查准率和群众满意率均为100％。

3、加强区档案信息网建设。完善充实“涉农专页”，新增涉农信息357条。其中，在档案信息网上“农民专页”上载249条档案信息，开辟“社区专页”，上载区域内惠民信息108条，并确保每个街道均有惠民信息上网共享。

4、实施文档服务便民措施，打造“资政便民，情暖人心”服务品牌。深入打造“资政便民，情暖人心”文档服务品牌，文档中心连年被评为区级“党员示范岗”和“青年文明号”等荣誉称号。实施《档案查阅服务便民措施》，主要内容包括五个方面：一是实行随到随查，为利用者提供最大方便。中心设置专职查档人员，设立设施设备完善的阅览室，工作流程和工作制度公开上墙，为利用者提供优质热情的服务。二是简化手续，提高服务效率。利用者持单位介绍信或身份证明可以查阅已开放档案或现行文件，查阅未开放档案时根据具体情况及时进行审批。三是实行电话、预约、信函查档制度，按时登记，及时反馈，落实首问责任制，提供最周到的服务。四是提供档案咨询服务，即时回答利用者提出的问题，想方设法为利用者解决问题。五是开展“一站式”档案信息服务。工作人员从接待利用者开始，提供登记、审批、查档到复印等一系列服务。中心从优化服务环境、提高服务质量、提升服务水平、强化综合素质等方面入手，严格落实首问负责制、服务承诺制、AB角工作制、岗位责任制、限时办结制等工作制度，推行提质、提速、提效和零差错、零违纪、零投诉工作法，全心全意地为广大群众服务。

通过上述措施，区档案局实现了政务工作公开透明，政府信息公开场所建设不断完善，建立起了比较先进的政府信息公开查阅利用平台，充分发挥了档案工作服务中心、服务大局、服务民生的作用。

二、主动公开政府信息情况

（一）政府信息公开的内容

1、公开机构信息。制定了政府信息公开机构信息和公开指南，内容包括工作机构的名称、办公地址、办公时间、联系电话、传真号码、网址和电子邮箱等，并在政务网、档案信息网等网络上进行公开。

2、公开工作内容。根据《市区人民政府关于公布第一批行政执法依据梳理结果的通知》（政发〔〕35号）和《区档案局行政执法职权和责任分解》（档字[]16号），将法规规章、公文、执法依据、行政执法职权和责任分解、行政许可事项、行政事业性收费、档案职称公布文件等事项，逐一录入政务网，实现了档案行政管理工作的网上公开。编制了行政职权目录和工作流程，将我局各项工作确定了政策依据、办理程序、办理时限、收费依据及标准，实现了工作公开透明运行。制定了“依申请公开”工作机制，确定了公开信息范围、公开程序及时限、网上公开受理流程、现场公开受理流程，实现了网上运行。

（二）政府信息公开方式

我局政府信息公开工作采取了多种渠道和方式：通过“政务网”、“档案信息网”进行网络公开；不断完善文档中心作为区委区政府指定查阅政府公开信息的场所建设，每年整理制作政府公开信息查阅指南、目录及区政府最新政务文件，实现网络查询，高标准建设政府信息公开查阅利用平台；提供政府公开信息（现行公开文件）、馆藏档案信息等内容的查阅利用服务，方便公众及时了解各方面文档信息；每年编发《区现行公开文件汇编》，制作成电子光盘，分发到各街道和社区；接待群众以各种形式提出查询事宜，包括：信函、电话、来访、电子邮件、网络查询等等。

三、依申请公开政府信息情况

制定了“依申请公开”工作机制，确定了公开信息范围、公开程序及时限、网上公开受理流程、现场公开受理流程，实现了网上运行。群众可通过当面申请、网站提交、电子邮件、传真、信函和其他形式申请信息公开。年，我局没有接到群众依申请公开政府公开信息情况。根据《市区人民政府关于加快推进政府信息公开工作的实施意见》（政发〔〕38号）和国家、省、市有关收费政策，我局对于申请公开政府信息的公民属于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对象或者确有其他经济困难情形的减免收费。

四、咨询和投诉情况

年，我局没有接到群众依申请公开政府公开信息情况，没有咨询和投诉情况。

五、申请行政复议和提起行政诉讼情况

年，我局没有接到申请行政复议、提起行政诉讼情况。

六、工作人员和费用支出情况

（一）从事政府信息公开工作人员情况：我局指定1人负责公开信息的按时和更新。区文档服务中心作为区委区政府指定查阅政府公开信息的场所，有3人负责场所建设、全区政府公开信息的整理、网络查询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