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事诉讼状范文
时间：2023-09-23 09:00:09
民事诉讼状篇1
[关键词]答辩状 不提交 答辩失权制度 诉讼效率 诉讼公正
一、我国关于答辩状的法律规定
关于答辩状，我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三条规定：“被告在收到之日起15日内提出答辩状。”“被告提出答辩状的，人民法院应当在收到之日起5日内将答辩状副本发送给原告。被告不提出答辩状的，不影响人民法院审理。”该条虽然规定了被告提出答辩状的时限，但没有明确规定被告在此期间不提出答辩状的法律后果。而且从该条内容看，被告的不答辩不会影响法院的审理程序，所有的程序都仍然按法律既定的程序进行，因此，被告即使不提出答辩状也不会有什么不利影响，可以照常行使答辩权。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三十二条规定：“被告应当在答辩期届满前提出书面答辩，阐明其对原告诉讼请求及所依据的事实和理由的意见。”。尽管该司法解释用了“应当”一词，但由于其对不提交答辩状的法律后果也无任何规定，因此，该条规定在运行中成了倡导性的条款。被告不提出答辩状，对其权利依然没有什么影响。
由此可见，根据我国现有法律的规定，被告可以不提交答辩状，不提交答辩状对被告没有任何不利影响，更不会丧失答辩权。
二、我国民事诉讼答辩制度的问题
由于我国法律没有规定开庭审理前不答辩的不良后果，致使司法实践中，不提交答辩状成了一般状况，而提交答辩状却成了特例。这导致了很多问题，此制度的缺陷日渐明显。
1.答辩突袭妨碍了司法公正
实践中有些人不是不能提交答辩状而是出于诉讼策略的考虑，在开庭前故意不进行答辩，在开庭时再进行答辩“突袭”。原告的意见和依据在时就已经很明确，被告有足够的时间研究对抗的理由、法律依据和证据。在被告不依法提交答辩状的情况下，被告的观点和理由却成了秘密。由于原告在开庭时的答辩突袭，被告丧失了深入研究被告答辩意见的机会，很容易导致在法律依据上没有深入的认识，在证据上没有充分的准备，甚至直接导致败诉。
我国没有规定答辩失权制度，但规定了证据失权制度。《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三十四条：“当事人应当在举证期限内向人民法院提交证据材料，当事人在举证期限内不提交的，视为放弃举证权利。”由于被告不提交答辩状，原告在无法获知也无从揣测被告观点的情况下，就会丧失准备相应证据的机会，进而可能造成败诉的结果，这对原告来说是不公正的。正如美国学者所指出的那样，“突然袭击不仅使对方当事人措手不及，而且使法官亦无从准备，如果双方之诉讼能力有强弱之差别，一方是具有丰富经验的律师，另一方是初出茅庐的新手，面对突然袭击，这种案件审判的结果，是辩护律师强者获胜，而正义却被淹没。”
2.被告不答辩使得法庭审理焦点不明确，导致庭审效率的低下
要提高开庭审理的效率，就必须做好开庭前的准备工作。根据有关规定合议庭成员在开庭前“应当认真审核双方提供的诉讼材料，了解案情，审查证据，掌握争议的焦点和需要庭审调查、辩论的主要问题”，但由于被告可随意不提交答辩状，往往造成法官无法庭前掌握争议的焦点。进入庭审后，要求法官在几分钟内的一轮诉、辩之后立即归纳出争议焦点是不现实的。因为焦点不明确，庭审调查难以围绕实质内容，致使庭审节奏缓慢。
3.被告不答辩，导致原告举证没有针对性
民事诉讼证据规则第三十四条规定“当事人应当在举证期限内向人民法院提交证据材料，当事人在举证期限内不提交的，视为放弃举证权利”，“对于当事人逾期提交的证据材料，人民法院审理时不组织质证”；该规则第四十三条进一步规定“当事人举证期限届满后提供的证据不是新的证据的，人民法院不予采纳”。在被告依法提交了相关证据的情况下，原告可能可以推测到被告答辩的观点，也有可能无法揣测被告提出这些证据的真实意图。在对被告观点把握不透的情况下，为了避免证据失权有些原告不得不将收集到的一切与案件有关的材料全部提交给法庭。这样做的结果使得在庭审中，相当多的无关证据占用了大量的庭审时间。
三、构建答辩失权制度的可行性和必要性
1.被告不提交答辩状的原因决定了我国可以修改现行答辩状制度
被告没有在答辩期间提出答辩状有以下几种原因：（1）出于诉讼策略的考虑，不提出答辩状。这种情形故意的不作为，而且是基于理性的考虑。（2）因没有什么不良后果而怠于提交答辩状。（3）没有能力准备答辩状。我国地域宽广，人口素质参差不齐，有一些人因为交通不便、文化素质或其他原因而没有能力提交答辩状。其中，前两种情形都与我国没有规定答辩失权制度有关。由于缺乏答辩失权的压力，答辩人提出答辩状的主观积极性也就差得多。第三种情况的存在是我国没有建立答辩失权制度的一个原因。但也不能因此而在制度设计上允许所有的被告不提交答辩状。对于因文化素质而不能提交书面答辩状的可以向状一样，以口头形式提出，由人民法院记录在案并向原告送达。对于因交通不便等其他原因不能提交书面答辩状的可以规定一些特例的方式免除其不答辩的消极后果。前两种情况是我国当事人不提交答辩状的主要原因，因此，我国有必要构建答辩失权制度，强制其提交答辩状。
2.构建答辩失权制度是完善审前准备程序的必然要求
世界上许多国家都采用十分重视审前程序的完善。虽然英美的审前准备程序具体做法不同，但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即是当事人在审前准备程序中的准备是全面而充分的，双方当事人在庭审前可获知对方的观点和证据，而一旦进入审理阶段，原被告双方都不能再提出新的观点和证据。目前，我国已经确立了审前程序加开庭审理程序的审判模式。但由于我国答辩制度的缺陷使得证据失权等审前制度没有起到应有的积极作用，反而因各种制度不能相互配合而在一定程度上妨碍了诉讼公正。证据失权制度和答辩失权制度都是审前准备程序的组成部分，我国法律仅规定证据失权制度而不规定答辩失权制度在某种程度上侵害了原告平等权。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三十二条和第三十四条，在开庭审理前被告不提交答辩状的不会失权，原告不知道对方的防御方法因而不能有针对的提出相应证据就要失权，这是对原告是极其不公正的。按时提交答辩状是权利义务平等原则的要求，是民事诉讼法证明规则的要求，是发挥民事诉讼程序基本作用的前提。我国应针对现行法律规定所产生的消极影响，以国外相关规则为借鉴，建立一套符合我国国情的答辩制度。
四、外国的答辩失权制度
答辩失权，即被告答辩权利的丧失。世界上许多国家都规定了答辩失权制度。从各国立法情况看答辩失权有两种具体的做法：一种是确定答辩状提出的期间，当法定的答辩状提出期间届满后，被告就丧失答辩权。答辩失权的直接法律后果是法院将答辩的不作为视为被告承认原告的诉讼请求。美国、英国、法国等国家和地区采取的这种做法。如《美国联邦民事诉讼规则》第12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被告人应当在接到传唤状和诉状20天内向对方当事人送达答辩状；第8条第二款规定被告的答辩应包括以下内容：“当事人应以简明的措辞对每一请求作出答辩，并应对对方当事人主张的事实加以自认或否认”“否认应明确地针对否认的主张和事实。”并在第8条第4款规定，对必须回答的诉状中的事实主张，除关于损害赔偿的金额数的主张外，在答辩状中没有否认，即视为自认。我国香港特别行政区民事诉讼制度则规定，被告人应当在受到令状后的14天内提出答辩状（抗辩状），原告再针对被告的答辩状（抗辩状）在14日内提出答复书。如果被告没有答辩期间提出答辩状时，原告可向法院的司法常务主任申请不应诉判决，以判决被告败诉。法国和德国也有类似规定。1976年12月，德国民事诉讼法第331条第3款规定，如果被告没有将其抗辩的意向通知法院，法院就可根据原告的特别请求，缺席判决原告胜诉，这种请求可以作为状的一部分提出。
另一种做法是，有管辖权的法院在案件受理后即确定当事人双方出庭的第一次期日，在第一次期日时，要求被告到庭并提出答辩状。没有在第一次期日到庭或到庭后不提出答辩的，及丧失以后答辩的权利。奥地利民事诉讼法第243条规定，被告必须在第一次期日中对原告的状提出相应的答辩状，如果在该期日没有提出答辩状的，被告将丧失抗辩权。日本也有类似规定。
上述国家中无论属于英美法系还是大陆法系，均将争点的整理视为准备程序中极为重要的一环，为达此目的，各国先后建立起了适合本国国情的答辩失权制度。这有利于提高审判效率。
五、对我国答辩状制度的构想
我国现行答辩制度的缺陷已经显而易见。有人针对我国民事诉讼法把答辩看成是一种权利，并贯穿诉讼的全过程的做法提出应把答辩规定为一种义务，不答辩即违反义务，因而应承担一定的不利后果。世界上很多国家采纳的仍是答辩是一种权利的做法。笔者认为，提交答辩状是被告的一项权利。为了避免权利滥用从而妨碍诉讼，可以采取答辩失权制度。所谓答辩失权即若被告不按法律规定的期限行使答辩权将会导致答辩权的丧失。这比将答辩看成是义务更符合我国一直把答辩看成一项权利的习惯。
关于答辩失权制度模式的选择笔者认为综合各国的情况来看，以英美等国为代表第一种做法更符合我国的需求。英美等国确定答辩状提出的期间，当法定的答辩状提出期间届满后，被告就丧失答辩权。该模式将能一次解决的问题绝不分成两次。这样可以使法庭准备阶段和审理阶段真正独立，促使双方在开庭尽可能充分展示自己的观点和证据，因而更有效率；第二种做法不能解决被告不提交答辩的问题。我国现行规定是法庭审理前可以不提交答辩状，因而被告一般不提交，如果以后规定在第一次口头辩论前可以不提交答辩状，那么又会出现被告在第一次口头辩论前不提交答辩状的情形。只会无端的多处一个口头答辩程序。
答辩失权制度除应当包括被告不提交答辩状的即丧失提出答辩意见的权利，法官应当依据原告的和证据进行判决的基本规定外，还应包括以下几项具体内容：答辩状的形式应既包括书面形式又包括口头形式。只有既不提交书面也不进行口头答辩的才会导致答辩失权的效果；在答辩期限上，确立答辩失权制度时，我国应规定比15日长的答辩期限。由于不答辩会产生严重的后果，甚至会直接导致被告败诉，所以应给被告留较长的准备时间，笔者以为至少在20天以上。原告的一般是经过较长时间酝酿和考虑的，被告的答辩也不能仓促为之；为避免虚假答辩，必须规定答辩行为对以后辩论行为的约束力，在没有特殊事由的情况下，不得原来的答辩状。否则变更后的答辩无效。
六、结语
答辩失权制度不是一项单独的制度，提交答辩状只是审前准备程序的一个组成部分，在各项审前准备制度相互协调的情况下，才能真正实现诉讼的公平和效率。因此，法律在确认答辩失权制度时，证据失权制度也要作必要的调整，证据发现等制度也要进一步完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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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事诉讼状篇2
原告：
愤怒的毛驴，雄，3岁口，汉驴，原籍东北那旮旯驴，从事论坛清道夫工作多年，目前单位，法之光论坛。
温柔的母驴，雌，4岁口，蒙古驴，原籍东北那旮旯，从事推磨相夫教子等工作，目前单位，我在线
委托人：，全国公务员共同天地
法子，女，地球人，22岁，阿伦族，律师，无花果律师事务所。
法为我狂，男，地球人，24岁，查克拉族，律师，头上有法律师事务所。
被告：天下第一楼购物总汇，地址船底，法定代表人，做梦的魔鬼
诉讼请求
1．请求被告支付被告侵权损失赔偿费用22910442元。
2．请求被告支付被告推磨误工费gxy510元。
3．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
事实和理由
事实经过：愤怒的毛驴和温柔的母驴乃合法夫妻，二驴历来恩恩爱爱。最近大街上流行红尘的鱼牌花格驴皮大衣，愤怒的毛驴有心为爱妻购置一件。2005年2月3日，相亲相爱的原告夫妇二人一道去天下第一楼购物，二驴心情如盛开的葳蕤，一路且歌且止，说说笑笑到了天下第一楼。到了购物总汇大门口，爱美的原告母驴拿出铜镜，想在廊檐上梳理梳理自己的驴毛，愤怒的毛驴伸出自己长长的冷嘴，为原告母驴吹风，权且当作电吹风，原告母驴之驴毛一飞冲天，简直如剑动风吟，原告愤怒的毛驴越发激动，竟一心想使母驴成为曙光女神，于是，猛得后退一步，仰起窄窄的驴脑，只听喀，全国公务员共同天地嚓一声，驴角撞在廊檐的灯柱上，齐刷刷断了四分之三。原告愤怒的毛驴疼得瞪大了菜菜虫般的毛驴大眼，倒在地上，痉挛不已，一眨眼工夫缩成如同一头小小猪。母驴急招一辆木兰，将亲爱的毛驴送进最件的驴医院，花去驴币22910442元，耽误了自己推磨工作，误工费按照上年驴工平均收入为驴币gxy510元。看着爱人瞬间的变故和如此巨大的损失，心疼得母驴简直法疯，想起愤怒的毛驴平时对自己的海天一色般的爱，想起生日那天毛驴送给自己的612朵rose,原本清水含烟般的脉脉驴眼竟不再水静流深，她抛却平时无头虫班的懦弱，亮开热爱毛驴之明明白白我的心，竟壮起一副驴胆，要打一场驴告人的民事官司。
诉讼理由：既然购物中心为人类与驴类同等服务，敢问人类，购物中心建筑物设计时应充分顾客之基本通行安全，灯柱设计时如何不考虑驴类头上之触角，而不放宽廊檐与灯柱之间之合理通行距离？而此种灯柱廊檐距离之设计既不合驴类之建筑物法，亦不近驴类之基本驴情，实为不尊重驴类基本权利，侵犯了驴类购物通行安全基本保障权。而原告愤怒的毛驴对此合理距离有充分的信赖权益，而今此权利由于人类对驴类不应有的疏忽，而造成原告毛驴之一切损失。
证据名称、来源、证人和住址
1事故前愤怒的毛驴一张头角昂扬的照片
2事故后愤怒的毛驴一张半截头角的照片
3羊驴专业户的关于原告愤怒的毛驴事故前和事故后变化的证人证验
4两截残留的驴角
5灯柱上两个驴角碰撞留下的痕迹照片
此致
思考组织人员人驴法院
民事诉讼状篇3
一、民事诉讼伪证目前状况
1、频发率高。自去年来，该院民事庭共审结有证人出庭的案件379件，其中有伪证行为的案件162件，约占案件总数的40%以上。而在书证、物证、视听资料、证人证言、当事人陈述、鉴定结论和勘验笔录七种证据形式中，又数证人证言的伪证频发率最高，占“伪证案件”的70%.
2、制裁率低。要创建诚信社会，就必须对违反诚信的行为及时进行制裁。要维护正常有序、真实高效的诉讼秩序，提高人们对司法公正的信赖值，就必须对伪证行为进行制裁。然而，在当前民事诉讼中，法院对伪证的制裁力度不容乐观。据2005年来的数据统计显示，该院民事庭对伪证进行制裁的案件仅为3件。
3、威慑力弱。由于法律漏洞、制裁率低等原因使得众多民众对伪证行为没有提起足够的重视，再加上人们向法院提供虚假的证据材料，往往和经济利益或其他利益有着密切关系，受利益驱动，人们越发对“伪证”的后果弃之不顾，从而愈发减弱了伪证制裁的威慑力。
二、伪证泛滥的主要原因
1、法律规范疏漏，约束不力。《民事诉讼法》第一百零二条规定摘要：“诉讼参和人或者其他人有下列行为之一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据情节轻重予以罚款、拘留，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一）伪造、毁灭重要证据，妨碍人民法院审理案件的；（二）以暴力、威胁、贿买方法阻止证人作证或指使、贿买、威胁他人作伪证的……”。《最高人民法院有关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八十条规定“……当事人或者其他诉讼参和人伪造、毁灭证据提供假证据，阻止证人作证，指使、贿买、胁迫他人作伪证，或者对证人、鉴定人、勘验人打击报复的，依照《民事诉讼法》第一百零二条的规定处理”。通观民诉法和民事证据的相关司法解释，对于伪证行为的制裁规定仅限于此。由此可见，我国的立法对伪证的形式的列举过于简单，并未针对具体的情形作出相应的规定，使某些伪证行为被排除在法律制裁之外。而且对伪证制裁的形式也过于简单，轻重幅度把握不到位，仅有的罚款和拘留两种形式操作性不强，警示力不大。
2、法庭认证困难，“打假举步维艰”，造假轻易识假难。一个虚假的证据，需要另一组相应的证据来证实，这就无疑给法官的认定设置了另一道高墙。法官虽然可以运用自由裁量权排除疑点证据，但是，假如要将疑点证据拿来作为伪证制裁，就必须搜集其它证据来证实其认证的正确性，由于对伪证认定是一个“可有可无”的巨大的工程，导致了很多法官不愿投入更多精力对本诉外的事实进行调查，笔者曾为此采访过几位法官，发现这在民事案件中是一个很普遍的现象，约占整个民事证人出庭作证案件的63%.其中一个法官就碰到过这样一个离婚案例。一方人指使其他人将婚后债权“1万元”说成“2万元”，而这一过程恰被该院一名干警听到，明知证人做伪证，但通过何种手段去认定证人作伪证，成了困扰该案承办法官进行伪证制裁的一大难题。
3、社会根源。当国际政治欺骗、各种经济骗局、日常说谎成为一种广泛存在的社会现象时，诉讼作为一种社会活动必然会受到社会生活其他方面的影响。结合我国历史原因及社会背景，具体而言，伪证的社会根源主要有摘要：①全民法律观念未真正树立，国民文化素质高低不均，由此而引起的证据意识不强，对伪证现象缺乏应有的抵制和斗争。②社会风气无根本好转，虽然经过普法活动，进行过法制宣传教育，但许多地方普法流于形式，因而在整个普法过程中，真正自觉学法、守法的不多。③中国的传统家族观念、义气主义严重。家庭成员、亲朋好友之间在法庭上“有难”，一般人通常都会越过法律义无反顾地冒险“帮忙”。④对证人的保护制度不健全，证人的社会压力大。证人作证具有很大程度的公益性质，往往只是出于社会正义或他人利益的要求，而和本身无利害关系，在这种既没有强制作证制度，证人平安又缺乏保护的前提下，证人一般不可能顶着过大的压力（对方当事人往往会动用威胁、欺侮、殴打、或打击报复等各种手段），冒着身家性命去维护和自己无关的个人和集体利益。
4、制裁制度的漏洞。就现存整个庭审流程来讲，伪证制裁看似裁判行为的旁枝末节，不去制裁似乎也无关大碍，反倒是对伪证制裁错误，会导致被制裁方迁怒于法官个人，从而使得法官倾向于对伪证采取置之不理、“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态度，一则明哲保身，再则省时省力。
三、伪证案件引发的思索
从笔者所调查法院今年发生的几起典型伪证案例来看，当事人制造假证的主要目的主要有两种，一是为了对付案外第三人，借助诉讼达到转移财产的目的。这种伪证的特征是原被告双方串通一气，伪造债务，制造官司，除非案外人提出异议，否则整个诉讼活动很难查出漏洞。另外一种制造假证的目的是一方当事人为了从官司中获得更为有利的结果（如更多的经济补偿），而故意和案外第三方串通，欲瞒天过海，骗取法庭的信任，这一类伪证绝大数的受害方当事人会有强烈的反击，但多数会苦于没有证据对方事先预备得几近无懈可击的证据而让法庭左右为难。笔者拟从一起典型案例进行分析。
2003年，曹某的妻子周某、母亲赵某向法院李某、吴某财产损害赔偿（毁林），曹某以其妻、母的人身份参加诉讼，在诉讼过程中，原告曹某为骗取法院判决李某等人多赔付青苗补偿费，指使他人绘制虚假的毁林示意图，并在伪造的毁林示意图上见证签字、加盖村小组的公章，将其妻周某的毁林面积1亩虚构成7.8亩，造成法院采用原告方伪造的证据错误判决被告多赔付14280元青苗补偿费给原告。今年2月，该县人民检察院指控曹某犯妨害作证罪，向法院提起公诉。
从上述伪证案我们可以看出一般民事伪证案的如下危害摘要：
1、妨害了诉讼秩序，影响了法律尊严。当事人随意伪造证据、制造假象，蒙骗法官，并使之做出错误的判定，这已经是对法律的亵渎和对法官的戏弄，而案中的原告曹某不仅自身随意漠视法律，而且还指使十余人为其造假，更是对法律的集体践踏，严重影响了法律的尊严。
2、浪费了诉讼资源，造成当事人讼累。上述伪造毁林示意图引发了两个案件，历时三年多，启动了民事诉讼、执行、公安侦查、检察指控、刑事诉讼等五个程序，严重浪费了司法资源。且因受害方远在新加坡，庭审期间，先后多次托人或亲自往返于法院和各部门之间，为各个证据的论证和质证耗费了大量和人力和物力，影响了正常的生活和工作。
3、动摇了法制信心，污染了社会风气。曹某的伪证案不仅让十余名为其造假的证人戏弄了一回法律，也让当地的一片知情村民亲自感受到了法律的软弱可欺。虽然曹某最终因妨害作证罪被绳之以法，但在当地的社会上仍产生真真假假、真假难辨的恶果，动摇了包括证人、当事人在内的社会公众对法制的信心和期望。
四、防治民事伪证行为的办法策略
伪证现象的大量存在，严重干扰了司法正常活动，影响了法制社会的进程，极不利于和谐社会的构建。针对当前民事诉讼中伪证行为严重破坏民事诉讼的严厉性和公正性的现象，笔者认为应采取以下办法策略摘要：
（一）建立民事伪证预防制度。老实信用作为民法的一项基本原则，是对当事人负有真实义务的直接体现。因此，当事人不提供伪证和证人如实作证是法律规定的义务。为了预防伪证行为，要加大法制宣传力度。我国80%的人口在农村，文化素质较低，法律意识淡薄，很多人出具伪证带有盲目性，或者私心杂念，根本不知道其危害性及违法性。因此，有必要将提供伪证的法律后果在诉讼时明确告知当事人。
（二）推广宣誓制度。“法律必须被信仰，否则将形同虚设”，同样宣誓也必须被信仰，否则也就被形同虚设。在诉讼程序中，对证人作证前采用宣誓制度是具有积极意义的，这已经为世界许多国家的司法实践所证实。如美国《联邦证据规则》第603条规定，证人作证前要通过宣誓或虽不宣誓但以某种旨在唤醒证人良知和加深证人责任感的方式进行；日本民事诉讼法要求在宣誓书中必须说明证人是本着良心作真实陈述的。在我国历史上也有宣誓的习俗，现实生活中有关党团组织、公务人员仍保留了宣誓仪式，司法实践中，有的地方法院也作了多年的探索。所以实行这项制度有一定的历史和现实基础。虽然中国式宣誓的约束力还远不及西方国家，且在我国这样一个“法律至上”的国度，誓言能否约束心灵还是一个争论较大的话题，但证人作证前，向法庭宣誓保证至少可以引起证人本身的重视，强化证人作证的严厉性和法律制裁的警戒性，增强证人的责任感。而且，规范而庄重的庭宣誓形式能够使证人意识到作伪证的严重后果，加深其作伪证的心里惧怕感，从而唤醒良知和潜在的正义感，预防伪证的发生。针对目前我国证人作证的责任心、义务感不强的具体情况，我们可以在立法上制定出相类似的规范办法，将当事人的举证行为和随意供证行为纳入法律规范的轨道，“强制”推广宣誓制度。
（三）完善有关立法。在强调证人作证义务的同时，也要对证人的合法权益给予切实的保障。一是进一步完善对证人及其近亲属的人身保护等权益保障方面的立法。要对证人及其近亲属的人身平安作出相关立法。为了使证人有彻底的决心作出真实的证言，就必须在作证期间由国家的强制力作保障，使证人在感到外在威胁的来临时，能够据此及时请求有关机关的保护，确保证人及近亲属的人身财产平安，解决出庭证人的后顾之忧。二是完善对证人出庭作证的经济补偿制度。首先，根据《民事诉讼法》第七十条的规定，有关单位的负责人应当支持证人作证，不得扣发证人工资、奖金等，以解决证人作证的经济顾虑。其次，应明确证人作证费用的补偿办法。由当事人承担该方证人的费用，可由当事人向法院交纳，然后由法院转交证人。三是确保证人因为作证所产生的其他损失应得到足额的赔偿。这里的其他损失主要包括精神损害赔偿和其他经济损失。从证人及其近亲属所受到的冲击的形式来看，他们有可能在同时在精神上和经济上受到损失，而只要这种伤害和损失是和作证相关联的原因引起的，就应当获得赔偿，以提高证人出庭作出真实证言的积极性。四是明确证人保护的责任机关，在诉讼前、诉讼终结后和侦察阶段，证人保护机关分别为就近公安机关和正在着手侦察的公安机关；在刑事案件阶段，证人保护机关为提起公诉的检察机关；在诉讼开始至诉讼终结阶段为审理该案的人民法院。通过以上办法提高证人出庭率，确保直接言辞原则落到实处，减少书面证言，从而减少证人伪证现象。
（四）健全伪证制裁制度。一是健全对伪证当事人的制裁制度。首先，在适用制裁办法时，应根据情节轻重，分别情形适用摘要：①民事责任。伪证行为是一种较严重妨碍民事诉讼的行为，故可对行为人施以罚款、拘留。北京市法院早在2003年就为妨碍民事诉讼行为开出了第一张伪证罚单。另对判决前的伪证一般可从轻处理，重在教育，可采用训戒，具结悔过等民事强制办法。②行政责任。对伪证行为人，人民法院可根据其弄虚作假的具体情况，以司法建议的形式，建议其在单位给予行政处分。③刑事责任。如上述曹某伪造毁林证据一案，其因提供伪证而造成了较严重的后果，触犯了刑律，构成了犯罪，就应当依法追究其刑事责任。其次，对伪证证人也要适用保护办法。作伪证固然为法律所不容，但新问题是在诉讼还没有开始或正在诉讼中，所有的证据还没有通过法庭的认证时，即证人还未被判定作了伪证之前，他同样应得到法律的保护，一则防止关键证据的流失，使钡有责任的保护机关不能以此为借口推卸责任。
再则，此举可以让“准伪证者”感受到以法院的人性化和法律的权威性让伪证证人及时悔悟，作出真实的证辞。二是建立对法官的“制裁”制度。当前对伪证制裁不力虽然有诸多的客观原因，但和法官本身怠于追究也有很大关系，如有的法官对伪证行为打击不力，淡化了对妨害民事诉讼秩序行为的处罚办法，即使查出了伪证，也只是批评了事，从而助长了伪证行为人的嚣张气焰，另外有的审判人员怕麻烦或为了及时结案，往往习惯主观臆断，对证据随意取舍，跳过出证——质证——认证的法定环节，从而多易出现纰漏，让伪证者有机可乘。因此，有必要建立一套对法官履行伪证查实职责的制约机制，以提醒法官引起重视，将对伪证的打击视为一项重要职责，对审判员该作为而不作为，审核证据不力而导致错误的，应承担相应的责任，以杜绝审判人员为作伪证者开绿灯的现象。
民事诉讼状篇4
民事诉讼调解作为我国一项重要的法律制度，在民事纠纷化解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新中国成立后，其作为解决民事纠纷的一种方式，受到了人们的高度重视，并取得很大的成就，被称为维护社会稳定的“第一道防线”。
一直以来，我国的民事诉讼调解制度本着“依靠群众，调查研究，就地解决，调解为主”的工作方针；以“合法、合理、自愿、分清是非和尊重诉权”为原则；它继承了“以和为贵，以人为本，重义轻利”的儒家传统道德基础，满足了“平和地解决纠纷”，以维护政权稳定和社会稳定的单一诉讼价值。具有省时、省力、节省司法资源、灵活、高效的特点。但令人担忧的是，随着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的不断发展，现行民事诉讼调解制度的缺陷和新问题日益呈现，因此，笔者认为，有必要切实解决新时期民事诉讼调解制度所面临的缺陷及新问题，通过法律、法规等手段来规范和完善我国的民事诉讼调解制度，为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化解矛盾纠纷的制度更好地发挥作用。
「关健词 民事诉讼 调解制度 现状 完善
一、民事诉讼调解制度的概念
民事诉讼调解是我国民事诉讼法的一项重要的基本原则。做好民事诉讼调解工作，对于及时化解矛盾，促进社会交易的正常流转，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在我国，民事调解制度分为诉讼调解和诉讼外的调解。《民事诉讼法》第九条规定“人民法院审理民事案件，应当根据自愿和合法的原则进行调解；调解不成的，应当及时判决”。
所谓的民事诉讼调解制度，是指人民法院审理民事案件的过程中，可以在查明事实，分清是非的基础上，根据自愿和合法的原则，主持并促使当事人双方达成协议协商解决的制度。它不是对抗性的，也不是权威压制型或者违背法律意识的“和稀泥”式的，而应当是当事人意识自治型的，尊重当事人的意识自治应当是现代调解制度的核心理念。
二、民事诉讼调解制度的价值地位及其发展方向
调解制度作为解决纠纷的一种机制，是中国固有的传统，更是被视为法院行使审判权的一种方式，在民事诉讼制度中占有重要位置。
自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进行了一系列的体制改革，在政治上，从高度集权型走向民主化，在经济上，从计划型走向市场经济化，随着社会价值的多元化、社会结构的分散化和社会关系的契约化，不仅有限的司法资源已不堪日益膨胀的纠纷所带来的重负，更由于当事人主体意识的觉醒，使现行调解制度已无法面对社会对于纠纷解决的公正和效率的要求，这必然要求调整和重构我国法院的调解制度 .
在民事诉讼制度的改革过程中，针对以前调解制度中存在的问题，整清思路，沿着方向进行改革，有些学者提出了“智者见智”，“仁者见仁”的理论，更有甚者提出取消法院调解制度。但是，从国外的民事司法改革的情况来看，当今世界各国纷纷扩张调解机制，谋求纠纷解决的多元化，积极促进和解，这已成为不少国家进行司法体制改革的重要目标，苏力先生指出“中国的法治之路必须注重利用中国的本土资源，注重中国法律文化的传统和实际” [注1].因此，我国在寻找现代法律制度时不应放弃自己的遗产，不应当抛弃调解制度，而应当对传统调解制度进行创造性的改革，充分发挥调解制度的自由和效率的价值地位。而在重构调解制度的同时，我们首先了解一下我国调解制度的历史沿革，研究调解制度形成的文化背景和经济基础，并分析现行调解制度的弊端，借鉴国外的相关制度，剔除制度之糟粕，吸收西方现代法律文明之精华，不断完善这国民事诉讼的调解制度。
三、我国调解制度的历史沿革及其形成原因
我国调解制度源远流长，久盛不衰，既有制度上的原因，又有观念上的原因。正基于此，我们有必要了解并研究我国所特有的这种解决纠纷机制。
（一） 我国调解制度的历史沿革
作为解决纠纷的一项制度，调解是中华民族横亘古今，最具有生命力，也最为世界所注目的法律传统。调解在我国具有悠久的历史，“早在西周的铜器铭文中，已有调处的记载，秦汉以来，司法官多奉行调处息讼的原则，至两宋，随着民事纠纷的增多，调处呈现制度化的趋势，明清时期，调处已臻于完善阶段” [注2].明朝还在各州县及乡设立申明亭，张榜贴文，申明教化，同时由乡官受理当地民事案件与轻微刑事案件，加以调处解决。
1911年，辛亥革命胜利后，孙中山先生开始全面引进西方法制，建立近代化的资产阶级政治体制。但是，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这套法律制度并未能在中国土地上生根发芽，传统的调解仍成为解决纠纷的首选。至抗战时期，在共产党领导的陕甘宁边区和各个解放区，人民政权之司法机构即已建立了调解制度，将审判与调解工作紧密结合起来，并倡导“马锡五审判方式”。1956年，最高人民法院提出了“调查研究，就地解决，调解为主”的民事审判工作方针；1964年，这一方针被发展为十六字方针，即“依靠群众、调查研究、就地解决、调解为主”。至此后很长一段时期，调解成为我国民事诉讼中法院审判工作的基本政策导向。在该政策指导下，一些法院片面追求调解率，以此作为考核法官办案质量高低的标准，由此产生了大量的强迫性调解案件。因此，1979年我国在起草《民事诉讼法（试行）》时，对“调解为主”的原则做了修正，将“调解为主”改为“着重调解”。这一原则的核心是要求法院立足调解处理民事案件，将调解贯穿于审理的始终，在万不得已时才以判决结案。但是，该原则虽在用语上避开了“调解为主、审判为辅”，但就其实质而言，仍然保持着调解为主、和解优先的作法，在实践中仍存在着大量的盲目性追求调解率而所产生的强迫调解。1991年我国开始修订《民事诉讼法（试行）》。立法机关再度对调解原则进行修改，规定“人民法院审理民事案件，应当根据自愿和合法的原则进行调解。调解不成的，应当及时判决”。理论界将其称为自愿合法调解原则。同时，立法机关还将有关调解的规定从“普通程序”前移至“总则”部分，这样，既可以避免将调解误认为开庭前的一个必经程序，又表明调解适用于包括一、二审、再审在内的审判程序。自愿合法调解原则突出了自愿调解，从而使这调解原则更加符合人民法院民事诉讼调解的本质，同时，它否定了“着重调解”，纠正了调解与判决的关系。自1991年以来，审判实践中以调解方式结案始终是我国民事诉讼中审理案件的一个重要手段。近年来，随着民事审判方式改革的推进，全国法院调解结案率虽有所减少，但与判决结案相比，仍占相当比重。（例如：就广西博白县人民法院2004年来说，该院共受理的民事案件共701件，审结675件，其中判决的有396件，调解结案的279件，占结案数的41.33%.）可见，长期以来，我国的民事诉讼调解是人民法院解决当事人纠纷的一项十分重要的制度。
（二）调解制度形成的原因
“法律根植于文化中，它在一定的文化范围内对特定社会在特定的时间和地点提出的特定要求产生反映”[注3].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下，解决纠纷的机制和方式是不同的。中国传统文化是一种强调和追求和谐的和合文化，传统的调解制度与中国古代的社会思想特别是占统治地位的儒家思想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儒家思想以重义轻利为价值导向，认为“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应当做到“存天理，灭人欲”。因此，当人们的权利义务关系发生争执时，当事人应当放弃自己的权利，不计较个人之利益得失，这就必然要求当事人通过和解互谅互让，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平息纠纷。儒家以中庸为人的最高美德，要求人们凡事不可过分，旨在维护和谐的局面。因此人们更多地选择调解来解决纠纷，从而形成了颇具特色的解纷机制和解纷文化。儒家思想扼杀和轻视人的权利，然而这种和合文化对于调节人际关系，促进社会稳定有序发展具有不可低估的积极作用。即使在今天，和谐对于人类社会生活仍有不可磨灭的作用。
此外，“个别因素对民事诉讼基本模式的特定作用是显而易见的，甚至成为决定民事诉讼模式特定化的基本因素，这就是经济体制”[注4].因此 ，除了文化的影响外，解纷机制更受到经济基础的影响，中国古代社会是一个以农业为本的自给自足的社会系统，长期以来实行“重农抑商”的政策，人们过着闭关自守的生活，农业文明的非竞争性和相互依赖性使得个人缺乏应有的独立性，权利意识淡漠，人们不可能选择诉讼作为解决纠纷的手段，而是息事宁人，通过折衷调和、互谅互让解决纠纷，顺应了自然经济的重秩序，重义务，轻权利的价值取向[注5].
四、目前我国民事诉讼调解制度的缺陷
民事诉讼调解在本质上是一种以合意为核心要素的解决纠纷的方式，这种合意是私法上意思自治原则在纠纷解决领域的延伸，与审判相比，贯彻的是一种当事人主义。我国现行的民事诉讼调解制度长期以来在维护社会安定和维持良好的社会秩序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但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法制建设的不断完善，人民群众法律意识的提高，现行民事诉讼调解制度开始日益显现其诸多弊端，严重制约了我国法制现代化的进程。其中，作为指导民事诉讼调解制度的根本，调解立法原则与调解制度在实施中存在的冲突是其弊端的根源。我国现行民事诉讼法规定人民法院调解必须遵循合法、自愿、查明事实、分清是非的原则。这三项基本指导原则与民事诉讼调解在司法实践中不断产生冲突。
1、在实践中合法原则与民事诉讼调解之间的冲突
合法是民事诉讼调解有效的前提条件，它既包括程序性合法也包括实体性合法。所谓的程序性合法，是指在调解的过程中应当符合民事诉讼法规定的要求；实体性合法是指在调解协议的内容上必须符合实体法的规定。我国民事诉讼法规定，法院调解贯穿于审判程序的全过程，也就是说，可以在审判程序的任何一个阶段进行。但这同时也就意味着调解并没有独立的程序，因此，民事诉讼调解具有非程序化的倾向，这给法官提供了过大的任意空间，产生了如下一些问题：法官过分依赖调解结案，导致案件反复调解、久调不决、诉讼效率低下；法官的双重身份，使其具有潜在的强制力，容易造成人情案、关系案，甚至可能侵犯当事人权利；调解的生效以当事人最后签收调解书为要件，因此只要在签收调解书前一方当事人反悔，调解协议就归于失效。而调解在本质上是属于一种契约，既然达成调解协议，契约生效，就没有理由反悔，否则就构成违约。所以，这种做法也与我国民法通则及合同法的规定所冲突。
另一方面，实体上的合法，更是与民事诉讼调解具有的合意解决纠纷的性质不相适应。因为“民事诉讼调解所解决的合理性，并非来源于用法律而形成的解决方案，而是来源于当事人双方对调解方案的认同”。[注6]如果在法院调解过程中同判决一样坚持同样的实体合法标准。那么有可能会在相当多的场合上，恐怕当事人之间是无法达成协议的。合意的形成过程，是双方当事人在自愿对自己实体权利处分的基础上而通过协商达成的，属于私法行为。只要是不为法律所禁止，即为合法。
2、在司法实践中自愿原则与民事诉讼调解之间的异化
我国民事诉讼将自愿原则处于调解原则的核心位置，它是法院调解制度能否健康发展，能否真正有效发挥作用的前提条件。自愿原则在实践中体现为程序上的自愿和实体上的自愿两层含义。在程序上，首先，这种自愿原则体现为当事人同意人民法院以调解来解决纠纷或者主动向人民法院申请用调解的方式解决纠纷。然而，在我国的民事诉讼调解过程中，法官担任着调解人和裁决者的双重角色，且目前，一些法院仍存在着追求结案率的现象，对错案追究责任等因素，这样，法官为了追求结案率和避免追究错案的责任等多方面的考虑，便会选择结案快、风险小、可规避法律问题又省时省力的调解诉讼模式。而当事人即使不愿进行调解，一般最终还是会接受，毕竟，现在的调解者就是将来的裁判者，若不选择调解，可能会得到比调解更不利的判决结果。其次，在自愿原则的支配下，当事人可在任意诉讼阶段提出要求调解，一旦进入调解程序，势必将中断原来的诉讼活动，这样便容易产生调解的任意启动，导致案件的诉讼程序缺乏连贯性，给人民法院的审判工作带来负面的影响。在实体上，这种自愿原则应该体现为当事人双方在人民法院调解达成的协议必须是互谅互让、自愿协商的结果。但是在司法实践中，法官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经常会利用其特殊的身份和地位向当事人施压，促使调解成功。这样就容易产生强制合意，在这种因素下达成的协议虽然也是当事人同意的，但也并非在意思表示真实的情况下来体现自愿原则。
3、在实践中查清事实、分清是非原则与民事诉讼调解的冲突
民事诉讼调解是建立在当事人双方合意基础上的较为灵活的解决纠纷的方式，并非一定要查清事实，分清是非。只要当事人之间的合意既不违反法律的禁止性规定，又不侵犯第三人的合法权益，应允许该调解协议内容有效。而查明事实，分清是非原则却明显带有浓厚的职权主义色彩，并且过于绝对，这与法院判决没多大的差别，若强调事实清楚而进行严格调查，则既耗时又耗资、牺牲了程序利益，这样，就忽视了民事诉讼调解本身具有的省时、省力、节省司法资源、灵活、高效的特点。民事诉讼调解制度相对于判决本身所具有的优势也就得不到充分、有效的实现。
五、完善我国民事诉讼调解制度的措施
在未来很长一段时期内，民事诉讼调解以其固有的灵活性及高效率，在解决民事纠纷中仍将具有十分重要的价值，仍将是与审判并立的另一种纠纷解决机制。而使法院民事诉讼调解制度适应市场经济要求，顺应民事审判方式改革，对现行法院的民事诉讼调解制度进一步改革、完善是十分必要的。
（一）把民事诉讼调解制度改革纳入民事审判制度改革的整体框架中
首先，作为人民法院处理民事案件的两种方式，调解与判决均是我国民事审判制度的组成部分，民事审判制度应是一个有着合理的内在结构、和谐统一的制度体系。经过改革与完善，调解制度同经过庭审做出判决的制度不应有任何相互抵触的地方。其次，在我国运行了几十年的民事诉讼调解制度，受制于诉讼结构，调解中法院与当事人的关系，反映的是计划经济体制下国家与经济主体的关系，国家干预色彩浓厚；而在当前市场经济体制下，社会结构、社会关系都发生了深刻变化，而由于我国采取职权主义的诉讼模式，因而诉权与审判权两者关系是不协调的，表现为审判权过于扩张，而诉权不充分并且缺乏保障。具体到调解领域，如果审判权凌驾于诉权之上，势必损害当事人在自愿基础上形成合意。因此，有必要从调整诉权与审判权的关系入手，摆正当事人与法院在合意解决争议过程中的位置。必须要改变当前法院在调解中的主导地位，法院只是为当事人间达成协议提供条件和保障，决定权在于当事人，法院不得强制或者变相强制调解。
（二）根据合意解决纠纷机制的特点及规律确定调解原则
我国现行的法院民事诉讼调解制度确立的三项原则中正如前文所论述的，唯有自愿原则是适当的，而事实清楚、分清是非原则与合法原则的规定是不恰当的，其根本原因是其未反映合意解决纠纷的本质特征及客观要求，相反却与这种诉讼机制不相协调甚至矛盾。
确立调解原则，关键在于抓住调解的合意本质，体现出公正与效率，使自愿原则真正落到实处。当事人间达成的合意，法官不得以所谓协议内容不合法为由，拒绝认可双方经自愿协商达成的协议，改变过去法官过于宽泛的自由裁量权。至于诸如欺骗、胁迫等情况下达成的协议不得生效，法律也应明确做出规定，以增强法院判断标准的客观性，避免主观臆断。
（三）建立法院调解制度的完备体系
期限。在一个案件中只规定一个调解阶段。期限以半个月为宜，在此期间内调解达成合意的，调解结案；调解不成的，转入下一程序，移交审判庭及时判决。
调解的启动。要赋予当事人以程序选择权。对于一审普通程序而言，进入诉讼程序后，选择合意解决纠纷还是审判，由双方当事人自由决定，并以向人民法院递交书面的申请为条件。法院及法官只作为一个公正、中立的第三方，可以提出建议，可以为双方调解创造条件。但是否达成协议，应完全由当事人自主决定。一旦当事人不愿以此种方式解决纠纷，即转入审判程序。
调解模式。应采取当事人主义的模式，完全保障当事人双方享有平等的诉讼地位。在调解过程中，调解法官处于中立、公正和消极地位，法官仅可拥有以下职权：提供机会，提出建议，提供必要援助。在当事人达成协议后，予以笔录承认其效力，该协议一经法院法定程序认可即产生与判决相同的效力。
生效的认定。双方签字，形成笔录即生效，与判决有同等效力。改变过去必须要最后一方签收调解书才为生效的做法。
调解的受案范围。对于涉及婚姻家庭关系的民事纠纷，如婚姻、抚养、赡养、收养、监护等，即使当事人双方不要求调解，法院也应主动进行调解；而对于涉及社会公益的民事冲突，如人事诉讼、公害等诉讼则不适用调解。
调解的救济。调解一经成立，当事人不得对已调解部分事项再生争执，既不得上诉，也不得对已调解部分的诉讼标的再提起民事诉讼。但是，在调解出现无效或可撤销的原因时，法律也应当予以救济。[注7]
综上所述：为了更好的节省有限的司法资源，实现民事诉讼调解制度的法律价值地位，维护和促进社会稳定，不能因现在有调解制度的诸多弊端而“因噎废食”，应当更加重视调解在我国解决纠纷机制中所发挥独特作用，总结经验教训，考虑我们的历史文化背景和经济基础，积极转变工作理念，创新调解制度的管理模式，加快立法进程，大胆借鉴国外的先进制度及做法，探索民事诉讼调解制度的专业化、社会化以及其建设之路，充分发挥民事诉讼调解在这新时期解决矛盾纠纷的功能和作用，使之不断地完善我国的民事诉讼调解制度。
注释：
1.苏力：《法治及其本土资源》，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6版第6页
2.张晋藩：《中国法律的传统与近代转型》，法律出版社，1997版第283页
3.（美）约翰。亨利。梅利：《大陆法系》
4.张卫平：《当事人主义与职权主义》，载于《外国法学研究》1993年第1期
5.对经济基础的分析，参见《当代中国的民事司法改革》第七章
6.李浩：《民事审判中的调审分离》，《法学研究》第十八卷第四期。
7.许小澜 庄敬重：参见《论我国民事诉讼调解制度及其改革》第二章
民事诉讼状篇5
住所地：＿＿＿＿＿＿＿＿＿＿＿＿＿＿＿
法定代表人（或主要负责）姓名：＿＿＿＿＿职务：＿＿＿＿＿＿＿
电话：＿＿＿＿＿＿
企业性质：＿＿＿＿工商登记核准号：＿＿＿＿＿＿＿＿＿
经营范围和方式：＿＿＿＿＿＿＿＿＿＿＿＿＿
开户银行：＿＿＿＿＿ 账号：＿＿＿＿＿＿＿＿＿
被告名称：＿＿＿＿＿＿＿＿＿＿＿＿＿＿
住所地：＿＿＿＿＿＿＿＿＿＿＿＿＿＿＿
法定代表人（或主要负责人）姓名：＿＿＿＿＿职务：＿＿＿＿＿＿
电话：＿＿＿＿＿＿＿
案由：＿＿＿＿＿＿＿＿＿＿＿＿＿＿＿＿＿
诉讼请求：＿＿＿＿＿＿＿＿＿＿＿＿＿＿＿
事实与理由：＿＿＿＿＿＿＿＿＿＿＿＿＿＿
证据和证据来源，证人姓名和住址：＿＿＿＿＿＿＿＿＿＿＿＿＿
此致
＿＿＿＿人民法院
起诉人：
年 月 日
民事诉讼状篇6
诉讼权利平等原则是我国现行民事诉讼法中确立的一项基本原则，具有统率具体诉讼程序和诉讼制度的功能。《民事诉讼法》第8条规定:“民事诉讼当事人有平等的诉讼权利。人民法院审理民事案件，应当保障和便利当事人行使诉讼权利。”从这一原则的立法内容上看，它有以下两层含义:
（一）民事诉讼法赋予当事人双方平等的诉讼权利
1.当事人双方共同享有的诉讼权利。如，请求司法保护、提供证据、进行辩论、提出上诉、申请再审与执行等诉讼权利，原被告均享有，是完全平等的。
2.当事人双方对等享有的诉讼权利。即某些诉讼权利分属于原告和被告各自享有，但又是相互对等的，以对等寻求平衡，达到诉讼权利的平等。如:原告享有权，被告享有答辩权，原告有权提出诉讼请求，被告有权反驳诉讼请求或提出反诉等。
（二）人民法院应当为当事人平等地行使诉讼权利提供便利和保障
在诉讼中，要求作为行使国家裁判权主体的人民法院必须做到:
1.履行告知义务。告知当事人他们所享有的诉讼权利有哪些、应如何行使、何时行使以及不及时行使将会产生的法律后果。
2.为当事人平等行使诉讼权利提供便利条件和机会。包括当事人行使诉讼权利在时间、场合、方式上等有相当的保障。
3.保持中立。在诉讼中，人民法院应与利益处于冲突状态的双方当事人保持“等距离”，处于一种超然的、不偏不倚的地位，对各方当事人平等对待，居中裁判。
（三）诉讼权利平等原则设置的深层机理
众所周知，诉讼作为解决争议的活动，实际上也就是在当事人之间合理地分配程序性和实体性权利和利益的过程，它本质地要求将公正作为其最高价值。而一项诉讼程序能够充分发挥当事人的积极性、主动性，保障裁判者处于中立地位，减少个人偏见，并将判决建立在当事人和社会公众乐意接受的基础上，那么，依照该诉讼模式设计的民事诉讼程序就是公正的[1].从《民事诉讼法》第8条规定及上述分析看，诉讼权利平等原则首先体现在立法上对当事人诉讼权利义务的平等分配，其次，又要求对当事人行使诉讼权利应有平等地保障。这样，诉讼当事人便具有了平等地行使诉讼权利的机会，这是程序公正的重要内容，也是民事诉讼程序公正理念的制度形态。世界各国无论采取职权主义诉讼模式，还是采取当事人主义诉讼模式，其立法都十分强调双方当事人的平等对抗，将双方置于平等的地位，使双方均等地获得攻防的手段和机会，诉讼制度本身对哪一方都要保持不偏不倚的立场，这是程序公正的必然要求，也是民事诉讼法的目的之所在。之所以要保持双方当事人之间的攻防平衡，从根本上讲是由于当事人双方各执一端、法院居中裁判这一等腰三角形诉讼结构所决定的，它最直观地体现着程序公正的最高价值理念。倘若在诉讼制度的设置上，原告的攻击力量大于被告的抗辩力量或与此相反，均会在一定程度上破坏当事人之间的攻守平衡，从而扭曲、异化民事诉讼结构并最终殃及程序公正的实现[2].
二、现行诉讼制度背离诉讼权利平等原则的体现及其矫正
检视我国现行民事诉讼法的规定，不难发现其中某些诉讼制度的建构并不完全符合甚至直接背离当事人诉讼权利平等原则:
（一）立法对被告提交答辩状行为的随意性规定
答辩制度是民事诉讼中被告对原告的诉讼请求及其所依据的事实理由阐明意见进行抗辩的一项制度，其目的在于对抗原告的攻击，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在我国民事诉讼法中，被告答辩却被设计为任意性规定，成为一项单纯的诉讼权利。《民事诉讼法》第113条规定:“人民法院应当在立案之日起5日内将状副本发送被告，被告在收到之日起15日内提出答辩状??被告不提出答辩状的，不影响人民法院审理。”此项程序制度的设计，使得被告通过状副本了解了有关原告的一切，然后通过选择不提交答辩状的行为（从我国的民事诉讼实践来看，被告一般均不按期向受诉法院提出答辩状），堂而皇之地隐蔽自己的观点和证据，造成原告事先完全不能知晓被告的主张和证据等而在庭审中束手无策，难以随着诉讼的进行而采取进一步的防御和攻击。因此，该制度设置的缺陷不仅凸现出立法对被告提交答辩状行为约束的软化，使被告答辩形同虚设，更为严重的是使原告因此而丧失了作为诉讼当事人原本均应享有的对对方当事人诉讼主张及抗辩的了解权，从而处于与被告相比并非公平的诉讼境地，导致当事人双方攻防力量实际上的不平衡，违背了民事诉讼当事人权利平等原则内在要求。因此，要实现此阶段双方当事人之间的攻防平衡，有效的办法即实行被告强制答辩制度。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32条规定已将被告答辩由民事诉讼法中的任意性规定转变为强制性规定，弥补了现行民事诉讼法答辩制度上的不足，将被告的答辩定性为诉讼义务，不再允许被告选择提交答辩状还是不提交答辩状，以期实现诉讼公正和诉讼效率。当然，这一规定仍有其不完善的地方:首先，本条未对答辩状的内容作出细致的格式规定。为了促使被告充分阐明其对原告的抗辩理由，防止被告运用诉讼技巧回避答辩要求，对于答辩状的内容与形式应作出明确规定。在此，可以在参照我国民事诉讼法对原告状内容与格式要求的前提下，借鉴其他国家民事诉讼规则中的有关规定。根据《美国联邦民事诉讼规则》第8条第2款的规定，被告的答辩状应包括以下内容:
1.对原告所主张的事实加以自认或否认。第8条第2款规定:“当事人应当以简明的措词对每一请求作出答辩，并应对对方当事人所主张的事实加以自认或否认”，“否认应明确地针对被否认的主张的事实”。
2.积极抗辩。积极抗辩是被告积极防御的一种手段。
它是指即使原告主张的事实是真实的，被告也可以以新的事实或法律证明其不承担责任，例如，原告主张被告违反合同，而被告以新颁布的法律为根据，提出如果履行合同就是违反法律的抗辩。其目的是事先向原告通知被告所主张的新的事实，让原告有所准备，以防止被告在法庭上突然袭击[3].
我国民事诉讼法在规定答辩状的内容时应包括被告对原告所提出的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作出具体的否认、反驳、承认，而且必须详细地表示出为证明被告的事实主张而将采用的各种证据方法。另外，我国的证据规定也未明确规定答辩的效力或被告违反答辩义务的法律后果，这样仍然会使该项规定缺少其刚性约束。因此，在重新构建我国的答辩制度时，除了应将提交答辩状定位为被告的一项义务外，同时还应明确规定关于答辩的效力。即被告在答辩期限内如无正当理由不进行答辩，则丧失程序上的抗辩权，此后不得进行答辩和举证，法院应当根据原告的主张和举证进行裁判。即被告无正当理由未答辩或未在法律规定的答辩期届满前提交书面答辩的，视为被告对原告诉讼请求和主张及其理由的承认。
3.立法在撤诉问题上对被告权利的忽视
我国《民事诉讼法》第131条第1款规定:“宣判前，原告申请撤诉的，是否准许，由人民法院裁定。”可见，原告撤诉权的行使不以被告接受为条件，但这一规定却使被告处于不对等的境地，因为请求公正裁判也是被告的权利。审判实践中，法院在决定是否准许原告撤诉时，基本上不征求被告的意见，更不给被告对此表示反对意见的权利。
原告申请撤诉的原因不一而足，从被告方来说，他为抗辩原告的诉请而参加诉讼，在财产上、时间上、精力上都有不同程度的付出，对诉讼结果有期待利益。尤其是当被告认为原告的毫无道理甚至是“恶人先告状”时往往便具有在法庭上击败原告，打赢官司，以证明自己无过错、无责任的强烈欲望，这种欲望使被告不愿让原告撤回，而是坚持要把诉讼进行到底，以弄清是非责任。撤诉只取决于原告和法院，就等于承认和允许原告可以通过撤诉手段轻易使被告丢失追求胜诉的权利和机会。另外，根据我国《民事诉讼法》第111条的规定，原告撤诉后并未丧失再次的权利，而一旦原告再次，被告将不得不再次遭遇诉累，这对被告显然是极不公平的，如果原告出于玩弄诉讼技巧及拖垮对方当事人之不良目的，视诉讼为儿戏，无理取闹，反复撤诉、，被告就更是倍受讼累之苦[4].
因此，在撤诉问题上完全不考虑被告的意愿，不给他说“不”的权利，有违诉讼公正，也造成了诉讼资源的浪费，有悖于诉讼效益原则，更有悖于当事人诉讼权利平等原则。正确的做法是，人民法院在决定是否准许原告申请撤诉的问题上，应当根据诉讼阶段的不同酌情考虑被告的意见。在向被告送达状副本前原告申请撤诉的，法院原则上都得准许，在向被告送达状副本后原告申请撤诉的，法院应在征求被告的意见后进行审查再决定是否准许原告撤诉。唯有如此，才便于原告确定在什么阶段行使撤诉权，才利于保护被告的合法权益，给被告一个对应性的诉讼权利，弥补原告滥诉之后还可以通过撤诉逃避败诉的立法漏洞，同时也便于法院正确裁定是否准许撤诉。
（三）立法对法院依职权主动收集证据的范围和条件规定的不明确
《民事诉讼法》第64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当事人及其诉讼人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的证据，或者人民法院认为审理案件需要的证据，人民法院应当调查收集。”现代法治国家，就民事诉讼而言，皆采证据裁判主义，因此，证据在整个民事诉讼中，对人民法院和当事人来说居于核心地位已经成为不容置疑之事实，它是当事人据以证明自己的权利主张或抗辩理由成立、实现权利救济的法律基础，是进行诉讼攻击、防卫必要和有效的手段。双方当事人为维护其合法权益，证据的收集与提供皆应由当事人来自行负担且应直接与诉讼结果相关联。人民法院对诉讼证据的主动调查收集直接破坏了双方当事人之间在收集证据能力上的平衡状态，扭曲了民事诉讼的合理结构，使当事人和社会公众对法院的中立性产生怀疑。因为，法院作为案件的裁判者行使诉讼指挥权，不偏不倚地对待双方当事人并居中裁判，双方当事人作为案件的直接利害关系人各执一端而形成攻守关系，乃是现代市场经济国家民事诉讼的基本运作模式。在此架构之内，民事诉讼直接表现为当事人双方所提供的本证与反证之间相互较量的过程，而法院判决的作出也完全取决于本证与反证之证明力的强弱。如果法院主动“客串”了当事人之角色，必然使得原本只应有本证与反证这两方面之间的直接较量异变成为本证、反证及法院主动调查收集所得证据的三方面混战，从而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改变了本证与反证之证明力的强弱对比，打破了双方当事人之间的攻守平衡，使得审判权与诉讼权利之间的运作样式发生了恶变[5].另外，法院主动调查收集证据也容易造成法官对自己调取的证据先入为主，无法站在中立的立场上客观、冷静地评判证据。因此，民事诉讼法必须对人民法院主动调查收集证据的范围和条件明确加以界定。对于涉及可能有损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或者他人合法权益的事实以及与当事人之间的实体争议无关的程序事项，由法院依职权主动调查收集证据，其他与当事人实体争议相关的一切证据皆由当事人举证，如证据确属当事人及其诉讼人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需要由人民法院依职权调查收集的证据，应当依当事人的申请进行，而不得依职权主动为之。目前，这一立法精神已被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所肯定。然而，该规定毕竟只是一项司法解释，需要立法加以明确规定，防止法官对此权利的滥用，确保诉讼过程及结果的公正。
（四）立法对原、被告缺席采取不同的处理制度
我国《民事诉讼法》第129条规定:“原告经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的，或者未经法庭许可中途退庭的，可以按撤诉处理。”第130条接着规定:“被告经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的，或者未经法庭许可中途退庭的，可以缺席判决。”可见，我国立法对原被告缺席采取了不同的处理制度。而“按撤诉处理”与“缺席判决”这两种不同的处理方法所具有的法律后果是绝然不同的。按撤诉处理，所涉及的只是原告的权，原告的实体权利依然存在。按撤诉处理后，原告仍可再次提讼，而缺席判决的效力等同于对席判决，其解决的是当事人双方争执的实体权利与义务关系，判决一经生效，当事人不得对此再次提讼。显然，我国民事诉讼法对待原被告当事人缺席的处理方法与当事人诉讼权利平等原则是背道而驰的。笔者认为，在对我国缺席审判制度重新设计时，应当确保程序公正，无论原、被告哪一方缺席一视同仁，采取同等的立法态度。另外，在一方当事人缺席的情况下，法院是否作出缺席判决须根据到庭一方当事人申请，不能依职权决定。
（五）立法赋予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为再审程序启动的主体
再审程序建构的价值理念在于保障司法公正，维护司法权威。尽管多年来的审判实践证明，这一程序的立法规定，对纠正确有错误的裁判和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但同时也不难看到该程序自身固有的缺陷。其突出的一点就在于，我国现行的民事诉讼法在再审程序启动主体的规定上，除了有当事人之外，还规定有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当事人作为再审程序的启动主体，这是由其所享有的诉权而定，自无可争议，但是人民法院作为这一程序的启动主体则违背了“不告不理”的基本诉讼原则，因为法官在诉讼中的中立裁判角色决定其在启动程序方面只能是消极、被动的，否则，即与一方当事人无异，也容易使再审结果对其不利的一方当事人与法院形成对抗，使法院与双方当事人这一等腰三角形的诉讼结构蜕变成了线形结构，实际上也是法院对自身审判权威的自我否定，实难树立法院裁判的公信度及司法权威。另外，民事诉讼法赋予人民检察院以提起抗诉的方式来实施其法律监督权，启动再审程序，要求人民法院修正原生效的错误裁判，实际上是重新调整当事人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在诉讼中必然造成一方当事人的权利增加，对方当事人的权利相应减少。检察机关参与法庭调查和法庭辩论，在诉讼中必然形成被申诉方与申诉方、抗诉机关的双向对抗和申诉一方与抗诉机关的“并肩战斗”。这种格局，显然与诉讼主体地位平等原则相冲突，造成检察机关的监督权身份与当事人的身份混同。从这个意义上讲，检察机关实际上直接扮演了支持一方当事人的角色，具有明显的倾向性，很容易让人怀疑检察机关是申诉人的人，而不是法律监督者，检察机关对任何一方当事人立场的支持，对另一方当事人来说本身就是一种不公正，由于在这种情况下双方当事人并非是在一种平等的地位下参与民事诉讼，程序公正无从谈起，严重损害了民事诉讼当事人双方诉讼地位平等和诉讼权利平等的基本原则，违背了当事人平等对抗的民事诉讼基本原理。
鉴于上述分析，建议取消法院公权利启动再审程序的规定与做法，严格遵守审者不诉的基本法理，确保其中立性。而对于人民检察院通过抗诉启动再审程序的案件通过立法严格限制在保护公益的范围内，私法领域不能也不应该进行干预。
三、诉讼权利平等原则在司法实践中存在的不足及其完善
“徒法不足以自行。”诉讼权利平等的实现固然要求科学合理地设计相关的诉讼制度，但这些制度最终还需相关诉讼权利主体在诉讼过程中能够全面地平等地运行以及裁判主体严格的贯彻执行，才会使诉讼权利平等原则落到实处。司法实践过程中存在的以下问题不得不引起我们的重视并予以克服和改进。
1.法官私自会见一方当事人的问题。法官庭前接触一方或双方当事人从而可能受到来自于当事人的金钱、请客送礼等不恰当的影响并在内心形成偏见和倾向。
2.法院主动援引诉讼时效的问题。时效属于实体法范畴，但是否适用则属于程序法范畴。它是义务人的一种抗辩权，当事人有自由处分的权利。但司法实践中往往存在负有履行义务的债务人没有提出时效问题而法官却主动依职权适用时效，代替债务人行使抗辩权，这种做法既违背了“不告不理”原则，又破坏了双方当事人之间的攻守平衡状态，法官的地位明显地站在了义务人一边，其居中裁判将不复存在。
3.法官的自由心证问题。自由心证制度是指证据的取舍和证明力的大小，以及案件事实的认定，均由法官根据自己的良心、理性自由判断，形成内心确信的一种证据制度。它要求法官一要公平，即对无论哪一方提交的、对哪一方有利的证据，都应给予相同的注意而不能有任何偏私和成见；二要其心如秤，以双方当事人之证据分置于左右之秤盘并从而权衡何者具有较大之重量[6].另外还要求法官公开自由心证的过程，以示公正。但这一制度的适用，由于立法没有明确的规定，司法实践中，法官的操控权过大，直接关系到当事人的胜败。
4.庭审走过场流于形式的问题。民事诉讼法规定人民法院应当开庭审理民事案件（二审中可以不开庭的除外），要求人民法院在双方当事人及其诉讼参与人的参加下，由当事人公开地进行陈述、举证、质证、辩论，充分地发表意见、理由、依据，最后，由人民法院据此作出裁判结果。可司法实践中，有的法院由于庭前的不当介入，已形成了先入为主的观念，无视当事人的诉讼权利，不给予或者限制当事人平等地行使诉讼权利的机会，造成庭审只不过是走过场而已。随着我国民事审判方式的改革及立法的完善，应严加杜绝这种现象的发生。因为，对程序保障来说最重要的就是作为纠纷主人公的当事者能够有充分的机会参加程序，在表达自己的主张并提出有利于自己的证据的同时，又向对方进行反驳和辩论。只有在制度上充分地保障当事者享有和行使这种参加权利的前提下，诉讼程序的展开才能够为审判的结果带来正当性[7].
5.法院裁判范围不受当事人诉讼请求范围限制的问题。我国民事审判的现象，往往会有意无意地超出诉讼标的及当事人请求的范围，表现在有的法官经常会主动行使职权去解决当事人并未提出要通过司法程序加以解决的法律关系，如，原告只要求确认合同有效，但法院主动判决被告赔偿损失。这种做法对双方当事人来说，都是对其所享有的实体权利和诉讼权利的不当干预，或许，从表面上看，这样做更好地维护了原告一方的权益，但是，却严重地剥夺了被告一方的抗辩权，它是在被告毫无准备的情况下被判承担民事责任的，是极其不公的。程序公正是我们追求的永恒的价值目标，诉讼权利平等原则的贯彻正是这一价值理念的体现，为了实现诉讼权利的真正平等，至少在程序的设置上最大程度地满足和保障平等权利在诉讼中的行使，达到程序的公正。让我们引用美国哲学家戈尔丁的观点来结束本文:（1）对各方当事人的诉讼都给予公平地注意；（2）纠纷解决者应听取双方的论据或证据；（3）纠纷解决者应只在另一方在场的情况下听取一方的意见；（4）各方当事人得应得到公平机会来对另一方提出的论据和证据作出反应。
注释:[1]肖建国.民事程序价值论[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120[2]占善刚.诉讼权利平等原则新论[J].法学评论，1999，（2）.91[3]李汉昌.美国审前程序中值得借鉴的几个问题[J].法学评论，1998，（6）.[4]奚玮.论我国民事诉讼中当事人权利不平等倾向[J].中华社科论坛，2003，（3）.[5]占善刚.诉讼权利平等原则新论[J].法学评论，1999，（2）.93[6]齐树洁，钟胜荣.论民事审判方式改革对我国证据制度的影响[J].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诉讼法学、司法制度，1998，（9）.[7][日]谷口安平.程序的正义与诉讼[M].王亚新，刘荣军译.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91
关键词:诉讼权利/平等原则/程序公正
民事诉讼状篇7
【关 键 词】起诉状 答辩状 修改与补充
Abstract: The Pleadings is the start of f civil litigation.It’s the basic stage of Civil Proceedings to the whole judicial procedure.The pleadings shows high status in the Civil Proceedings,but Chinese Civil Pleadings is lack of perfection.The article intends to reconstruct our Civil Pleadings on the basis of importing and studying the Civil Pleadings of the USA.
Keywords:complaint;answer;amend and supplement
所谓诉答程序是指双方当事人以交换起诉状和答辩状的方法为诉讼开始以及确定诉讼争点的程序。①诉答是民事诉讼的起始程序，由于民事诉讼中奉行“不告不理”的原则，所以没有诉答程序就没有民事诉讼的启动。而且诉答程序的完善与否也直接影响着整个诉讼的进程，因为只有通过原、被告各自的“诉”、“答”才能明确并固定争点、举证责任及举证范围，才能确保诉讼的公正、效率与顺利执行。可见，诉答程序在整个民事诉讼中占有非常重要的位置。这一点在英美法系国家表现得尤为突出，因为英美法系国家民事诉讼的当事人的特点主要就表现在包括诉答文书在内的审理前程序上。然而在我国的民事诉讼中，不论是在法学理论界还是在实务界，一直就没有对诉答程序给予充分的重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以下简称“《民事诉讼法》”）关于诉答程序规定的条文甚少，主要体现在第108条、第109条、第110条和第113条。其中前3条主要规定了起诉状，最后一条则主要规定了答辩状。而在国外的民事诉讼法典中有关诉答程序的条文规定要丰富、全面得多。《美国联邦地区法院民事诉讼规则》②（以下简称“《联邦规则》”）中有专章论及诉答文书和申请书，即从第7条到第16条总计十条的内容，相比可见我国关于诉答程序规定的条文数量确实“少得可怜”。虽然“量”少并不必然代表“质”低，但当我们研读我国诉答程序的法律相关规定后并不能得到类似的任何“慰藉”。因为我国诉答程序的条文规定，不仅数量少，而且内容上的不具体、不明确、不全面以及不完善必然导致了司法实践中制度实施的软弱无力、低效。笔者拟借鉴先进经验，采取“大炼钢铁”的方式重新塑造我国的诉答程序，去除我国诉答程序这一“旧钢铁”所存在的瑕疵，也就是说，要借鉴美国民诉法中的相关规定，将“旧钢铁”放在“熔化炉”里“熔化”，随后再铸出崭新的、无瑕疵的“钢材”——新诉答程序。基于此道理，笔者将结合美国民诉法关于诉答程序的有关规定，围绕我国诉答程序所存在的制度瑕疵拟构造有中国特色的“与时俱进”的新诉答程序。当然本文更多的在于提出问题，完善、系统的诉答机制有待进一步探讨。
一、有关起诉状
提起诉讼、提交起诉状，是当事人启动诉讼程序的第一法律行为。起诉状是全面、详尽地反映原告诉讼请求和事实根据的最基本的诉讼文件，也是法院审查起诉和审判的重要依据，同时也是对方当事人即被告进行答辩的参照。起诉必须同时具备实质要件和形式要件，这些要件主要表现在起诉状中。《民事诉讼法》有关起诉状的规定集中表现在第108条和第110条，即起诉的条件和起诉状应当载明的事项。这些规定可谓言简意赅，但推敲起来，笔者认为个中疑问层出，而且存在以下漏洞与缺陷：
1、原告必须是与本案有直接利害关系吗？在我国的民事诉讼中，遗嘱执行人、财产管理人等虽然不是由其直接享有民事权益，但是按照法律的规定，其有权对这种民事权益进行保护，可以对之加以管理或支配，当这种民事权益遭受侵害或与人发生争执时，他们请求司法保护的依据何在呢？《联邦规则》第17条规定当事人适格，就是提出诉讼的人是真正具有利害关系的当事人的名义提起。所谓真正有利害关系的当事人就是对所提出的诉讼具有实体法律上的利害关系的人。这点规定同我国的相关规定是相似的，即都要求原告必须与本案有直接的利害关系。但是《联邦规则》第17条还规定了哪些人能够以自己的名义为他人的利益提出诉讼。“遗嘱执行人、遗产管理人、监护人、受托保管人、明示信托的受托人，为他人利益订立合同或以自己的名义为他人利益订立合同的当事人，或者经法律授权的当事人，可以为未参加诉讼的当事人的利益以自己的名义起诉。”我国司法实践中存在着这些非真正利害关系的当事人的起诉行为，却没有像美国民诉法这样的明确的规定，不能不说是在立法上的一个疏漏。
此外，值得关注的另一个问题就是有关公益诉讼的问题。所谓的公益诉讼是指特定的国家机关、组织以及个人，根据法律的授权，对违反法律法规，侵犯国家利益、社会利益或不特定多数人的利益的行为，向法院提起诉讼，由法院依法追究其法律责任的活动。公益诉讼主要是伴随着环境污染问题诉讼、集团诉讼等现代型诉讼的出现而产生。这些得到法律授权的特定的国家机关和组织、个人提起公益诉讼后，在民事诉讼中处于何种地位呢？是否是案件的当事人呢？美国对此问题采取了扩大当事人适格的办法 ，从40年代以来美国法律规定，提起诉讼的人不一定受法律上的权利义务影响，只要是具有事实上的利害关系（但应是超过一般的关心的性质）的人，也具有当事人适格。③ 可见，美国民诉法对提起公益诉讼的主体是赋予其当事人资格的，笔者以为我国民诉法对这一实实在在的问题也不应该回避和犹豫，赋予特殊主体以特殊的当事人的身份是实践的要求。
基于以上分析，笔者建议在修改我国的民事诉讼时，对原告的资格应以原则性规定与特殊性规定相结合的方式，将一般的当事人与特殊的当事人都包容在内。因为原告作为民事诉讼的发起人，对其资格的法律规定为避免滥诉局面的出现而不可规定的过于宽泛，但是也不能太保守，致使许多可以提起诉讼的人被拒之于法律的大门之外，致使他们的利益受到侵害而无求助之地，有损社会公正和社会稳定。
2、虚列共同被告进行恶意诉讼的问题。由于我国民事诉讼基本的管辖原则是“原告就被告”，所以在有共同被告的诉讼中，决定管辖法院的往往是其中一个被告，故实务中有原告就通过虚列被告的方式来争取有利于己的管辖法院，使本来没有管辖权的法院获得了管辖权。④对此种恶意诉讼我们可以通过加强对起诉证据的审查来制止。但是笔者以为这样会增加原告起诉证据的负担，所以我们可以另辟蹊径。既然存在着有些原告虚列共同被告争夺有利于己的管辖法院的问题，那么我们不妨要求原告对其意愿的法院拥有管辖权进行说明，只要其意愿的法院拥有管辖权具有法律根据，该法院便受理该案件。此种主张主要是借鉴了《联邦规则》第8条第1款的规定，即：提出救济请求的诉答文书均应包括“简明地陈述该法院管辖权的依据，但法院已经具有管辖权并且该请求不需要新的管辖权依据支持的除外。”
3、原告的诉讼请求和所根据的事实与理由空泛，不明确。这是实践中存在的另一大问题。有的原告为了争取在法庭审理中获得有利的主动地位，往往采用“突袭”的诉讼技巧。为了达到此目的，原告往往在起诉中含糊其词，语焉不详，这就给被告答辩带来了困难，被告不能充分的答辩，必然在诉讼中处于不利的地位，这就造成了平等的法律形式掩盖下的实质上的不平等。对此问题，如我们一味要求原告一方将起诉状中的事实、请求及其根据描述得具体明确，显得难度太大。因为这样要求的本身就涉及到“具体明确”的标准问题，即起诉状中的内容达到何种程度才足以使被告清楚明了，才算是“具体明确”呢？笔者认为，对此可采取换位思考的方式来解决，即：我们不妨以被告的认识为标准，只要其认为原告的起诉状中的内容清楚明确了，法律就不再干涉。那么如果被告认为原告起诉状的全部或部分内容不够具体明确，该如何解决呢？对此，我们同样可以在《联邦规则》中找到“治病良药”，即赋予被告请求明确陈述诉答文书内容的申请权。被告在接到起诉状后，如果发现起诉状内容不明确而无法回答时，可以向法院提出请求原告提供明确的陈述书的申请，申请中应当明确提出起诉书中不明确的地方及要求的范围。只要法院经过审查认为该申请合法正当，原告对此申请应该予以回复或答辩；如原告拒不陈述，可参照《联邦规则》的有关规定加以处理，《联邦规则》第12条第5款的规定，申请被准许并且法院发出命令通知之后的10日内或法院规定的其他期限内，如果接受命令的当事人不服从法院命令，则法院可以删掉申请书所针对的诉答文书的内容或作出其认为正当的其他命令。我国新诉答程序可借鉴这一规定来提高原告对起诉状的重视程度，也可在一定程度上减少滥诉现象的出现。而且这也是基于对双方当事人的诉权和诉讼权利平等保护要求而设定的，因为我们不能一方面要求被告答辩，另一方面却不给其明确的答辩对象。
二、有关答辩状
原告起诉后，被告就相应的答辩究竟具有什么法律属性呢？其是被告的权利？被告的义务？还是既是权利又是义务？我国《民事诉讼法》第113条第1款规定：人民法院应当在立案之日其五日内将起诉状副本发送被告，被告在收到三日起十五日内提出答辩状。同时第2款又规定：被告不提出答辩状的，不影响人民法院审理。据此可以看出，被告既可以提出答辩状，亦可以拒绝答辩。于是，我国的通说认为，答辩是被告的一种诉讼权利，被告行使该权利与否对其本身并无不利影响。虽然《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在第三十二条规定：“被告应当在答辩期届满前提出书面答辩，阐明其对原告诉讼请求及所依据的事实和理由的意见。”从“应当”一词上看，似已将答辩作为被告的一项诉讼义务，但该规定对此义务的法律后果都无任何规定。“如果没有规定制裁的命令，都就没有任何法律义务。”⑤因为从法理学上讲，义务与制裁是任何一个完整法律规范的必备要素。所以说，答辩在我国并不被视为被告的一项诉讼义务，充其量也不过是一种“不真正义务”。
由于我国将答辩定位为被告的一项诉讼权利，这就造成了司法实践中被告随意“弃权”现象。民事诉讼奉行的就是双方当事人平等对抗、针锋相对，通过原、被告各自的“诉”、“答”明确并固定争议焦点、举证责任等。原告自己的主张暴露在被告面前，而被告放弃答辩的权利，致使在庭审中原告只知“己”不知“彼”，被告一旦反击，原告则毫无准备，无以“应战”。这就从根本上使法律的天平发生倾斜，没有了平等的对抗，居中裁判还能确保吗？
所以，笔者建议将答辩作为被告的一项诉讼义务加以规定，更符合公平、公正和效率的诉讼原则。而一旦答辩作为被告的一种法定义务加以规定，则不答辩即应受到法律的否定性评价。那么被告不答辩到底应当承担什么样的法律后果呢？《联邦规则》第12条将被告在法定期间内向原告送达答辩状规定为被告必须完成的一项诉讼义务，美国民事诉讼奉行的是当事人主义，所以几乎不存在被告不答辩的情况，因而法律没有直接规定被告不答辩应当承担的法律责任，但是我们可以在对美国民诉规则对答辩状的主要内容的规定进行分析后，便可间接得到答案。
《联邦规则》第8条规定了答辩状的主要内容，其主要包括否认和积极抗辩。所谓的否认即是被告对原告所主张的事实的否认，答辩状的主要目的是否认原告在起诉状是所主张的请求。因此，被告在答辩状里除对原告所主张的损害赔偿数额之外，凡是没有否认原告在起诉状里叙述的主张，就视为被告自认。⑥ 据此，在我国的民事诉讼中，如果被告不履行答辩义务，那么原告有权向法院请求作出直接判决，法院经审查，被告无正当理由拒不答辩，可视为被告对原告诉讼请求的直接承认而判决被告败诉，这样做的好处就在于可以使一部分案件解决于审判之前，从而快速解决当事人之间的纠纷，同时减轻法院的工作负担。当然，如果被告在法定期间内未答辩确有客观阻碍，得向法院说明并提供证据证明，同时申请法院驳回原告的直接判决的请求，法院待查证后视情况可作出相应的处理。
答辩状的又一目的是给予被告对原告的请求提供积极防御的机会。所谓的积极抗辩就是指即使原告的主张是真实的，被告也可以以新的事实证明其不承担责任的一种积极的防御方法。例如，原告主张被告违反合同，而被告以新颁布的法律为根据，提出如果履行合同义务就是违反法律的抗辩。所以主张契约的违法性是对违反契约请求的积极抗辩。⑦
基于以上分析，笔者以为新的诉答程序应当作如下规定：如果被告未履行答辩义务而原告也未提出直接判决的申请的，则在法庭审理过程中，被告不得以新的事实来抗辩原告的诉讼请求，如确属存在新的抗辩事实，但被告不能对其不答辩作出合理的解释且无法提供相应证据之时，被告即使提出新的抗辩事实，法院也不予以采纳。被告只能通过判决作出后的其他救济程序如二审、再审来主张其抗辩事实。
这样的做法与有的学者所提出的“答辩失权”制度是有相通之处的，对于答辩失权制度，有人批评道“对被告的要求过于苛刻、严厉”。笔者不以为然，在我国民事诉讼中，被告懈于答辩、马马虎虎、敷衍了事，或者“心怀不轨”故意不答辩以期在庭审中“出奇制胜”等不正常现象普遍存在的情况下，以这样严格的法律规定来约束被告的行为，未尝不是一个好的制约措施。再者，民诉法对原告的起诉同样也有严格的法律规定，所以说法律对原、被告双方仍然是公平的。
我们在规定了答辩为被告的一项诉讼义务之后，我国新诉答程序对答辩的具体内容也应该有相应的规定。因为与起诉状一样，答辩状亦是暴露案件事实，明确争点的重要诉讼文件。原告的起诉状应该具体明确，有理有据，被告的答辩状亦应该观点鲜明，针锋相对。我们可借鉴《联邦规则》第8条第2款的规定对答辩状的要求予以明确化，该款规定，当事人应当以简短明确的措词对对方当事人提出的每一个请求作出抗辩并且自认或否认对于对方当事人的事实主张。同样，如果被告的答辩状未达到法律要求的明确程度，原告也可以向法院提出请求明确陈述内容的申请。对此，我们完全可以直接在新诉答程序中直接吸收，因为这在各国诉讼法中具有共性，不应因国界之限，而抵制对它的引进和吸收。
三、有关诉答文书的修改与补充
原告提交起诉状或被告作出答辩状后，如果原、被告发现新的事实或者发现遗漏了争点，或需要增加新的诉讼请求、追加新的当事人，那么原、被告对其诉答文书可以进行修改与补充吗？这是个很现实的问题，可是我国的诉答程序里有关这点仍是一片空白，这不能不说是我国诉答程序的又一疏漏。
在美国普通法时期的诉答是严格禁止修改诉答文书的，但现在《联邦规则》采用发现程序后，诉答的机制发生了变化。联邦民诉规则第15条规定，当事人随时可以修改和补充诉答文书，并对修改的期间和修改后的追溯效力等作出了明文规定。“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笔者拟借鉴《联邦规则》第15条对我国民诉法中有关诉答文书的修改与补充这一法律空白进行填补。当事人要修改与补充诉答文书，其应该向法院提出申请，法院具有是否准许的裁量决定权。具体可分为对起诉状和对答辩状的修改与补充两类。
对于起诉状，若原告在起诉状送达被告之前提出申请，则法院应予以准许。若在起诉状送达被告之后才提出，法院则要酌情而定。如果原告的申请得到被告的同意，则法院予以准许。反之，则驳回申请。同时，法院在对原告的申请予以准许后，被告亦可提出申请要求合理延长答辩期间，以有充分的时间对修改与补充后的诉状进行答辩。
对于答辩状，因为法律并不要求对其必须进行再答辩，所以说被告要修改与补充答辩状，可以在其送达之前进行，亦可在其送达之后进行。但是对于“送达之后”这个期限，如果一直延伸到临近开庭审理再进行，则明显不利于原告方作准备。所以说可参照美联邦民诉规则规定一定的时间限制，如《联邦规则》第15条第1款规定：如果诉答文书是不允许应答的诉答文书，并且诉讼还没列入审判日程表，则当事人可以在送达后20日内作一次修改。
对诉答文书进行修改后，我们不能不面临着这样一个问题：如果当事人增加新的请求或新的当事人，那么这种修改的效力是否追溯到起诉时呢？答案在于法定时效期间内对方当事人是否接到将提出新的请求的通知。如果没有接到通知，则修改内容不能追溯到起诉时，处理新的请求和新的当事人应适用与原请求和原当事人不同的标准。在第一种情形下，如果新的请求与原来的请求属于同一诉讼原因，或者都是同一交易或事态所产生的应允许修改。（这时实际上是）法律推定对方得到通知，因为修改点与原先的诉讼文件之间有密切的关系。在第二种情形下，上述推定不能适用。新增加的当事人必须在时效期间完成之前得到某种方式的通知并且知道，如果当事人没有差错他本来会被指定为当事人的。总的说来，增加新的当事人受到严格的限制。⑧
《联邦规则》对当事人修改与补充诉答文书的时间规定的过于宽泛，甚至连开庭审理阶段也允许。如《联邦规则》第15条第2款规定，在开庭审理阶段，也允许当事人为使诉答文书与证据相一致而对诉答文书进行修改。笔者认为，我国诉答程序中对诉答文书的修改与补充的期限应该限定在开庭审理之前。在我国推进民事审判方式改革的今天，及时高效、连续集中是庭审改革的一项重要内容。如允许当事人在庭审阶段对诉答文书进行修改与补充，要么会使对方没有应对的准备而存在实质上的不公平，要么就会使诉讼拖延、不连续审理，从而不利于审判方式的改革。所以，在我国民事诉讼还未健全起一套科学完整的诉讼机制之前，对美国诉答程序中的关于诉答文书的修改可以延伸至庭审阶段这一法律规则，不应照搬照抄，而应限定在庭审之前，从而体现出中国特色。
结束语
《联邦规则》中的诉答程序当然也并不是十全十美的，但在我国的民事诉讼的诉答程序如此“贫瘠”的境况下，我们还是有必要借鉴他国的成功经验以补己之短的。笔者在归纳研读美国诉答程序所获启示的基础上，提出了重构我国诉答程序的设想，旨在达到抛砖引玉，并引起法学界同仁对我国诉答程序进行更深入探讨的效果。
注释：
①白绿铉：《美国民事诉讼法》，经济日报出版社1998年版，第37页。
②白绿铉：《美国民事诉讼法》，经济日报出版社1998年版，第183—302页。
③白绿铉：《美国民事诉讼法》，经济日报出版社1998年版，第65页。
④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课题组：《诉答制度的重构——兼论与民事证据制度的和谐》，载《人民法院报》2003年4月28日。
⑤李肇伟：《法理学》，台湾中兴大学1979年版，第306页；转引自程德文：《刑事证人出庭制度的问题与出路》，2003年全国诉讼法学年会论文。
⑥白绿铉：《美国民事诉讼法》，经济日报出版社1998年版，第48页。
⑦白绿铉：《美国民事诉讼法》，经济日报出版社1998年版，第49页。
民事诉讼状篇8
关键词:清代 讼师秘本 民事诉状 “黄岩诉讼档案”
一
2000年7月,因台风摧毁了浙江省台州市黄岩区的一些老旧房屋,意外发现了一批清代后期的诉讼档案,包括诉状的状式、副状、证据和审理的记录等司法文书约110余件。这批珍贵档案经第一历史档案馆修复后得到78份诉状,在法史文献专家田涛教授主持整理下,已由法律出版社出版。[1]“黄岩诉讼档案”时间跨度为同治十三年到光绪十五年(1874~1889年)。涉及的案情在今天看来绝大多数属民事案件,但清代并没有民事审判与刑事审判的严格分别,起诉一方总要夸大其词,以要求追究对方刑事责任的口气“具呈”。具体案由则不过是户婚、田宅、钱债之事为主,或由此而引起的打架斗殴、骂詈污辱及盗窃等轻微刑事案件。这些档案保存比较完整,并附带民事审判的程序等内容,将有助于进一步推动我国古代民事法史研究。有学者称,这是继巴县档案、宝坻档案、台湾淡新档案后第四次清代州县诉讼档案的重大发现。
清代黄岩县大部分当事人没有受过基本教育,其诉状当由代书、讼师或某些粗通文墨的亲友撰就。夫马进认为,自从明末出现讼师秘本《萧曹遗笔》以后300多年间,成为决定着社会最基层用于诉讼模式的书籍。清代流行的讼师秘本使得即使没有讼师这样的专业人员,当事人也可以写出讼师书写的一样的文书。而且讼师之类所谓的“隐秘”世界的语言及其技术也渗入到日用百科全书以及审判一方所使用的实用性书籍等所谓“公开”的世界里。[2]这说明诸如《萧曹遗笔》之类的讼师秘本对清代诉状的风格有很大的影响。在当时,讼师秘本成为指导代书、讼师或粗通文墨者撰写诉状最重要的“教材”。数十年来,有关清代州县的自理词讼问题引起不少学者的研究兴趣。但是,既有研究主要限于探讨衙门的司法审判过程与诉讼制度,[3]以清代当事人的诉讼行为为中心的研究不多。此外,尽管偶有学者认识到讼师秘本对清代诉状撰写(包括诉讼与司法活动在内)具有广泛影响,但是,在笔者有限阅读范围之内,尚未见到有关论及讼师秘本对清代(民事)诉状风格影响的实证性研究。[4]
为此,本文以新近公布的“黄岩诉讼档案”为考察中心,结合对黄岩诉状主要风格的分析,探讨清代讼师秘本有关撰写状词的特征,并同黄岩诉状的风格进行比较分析,探讨讼师秘本对清代诉状风格的影响。
二 在每份黄岩诉状的首行,均例有起诉时间、当事人(具呈人)姓名、案由及诉讼请求,这相当于起诉状的标题。以1号诉状为例,首行为“同治十三年(一八七四)十二月十八日徐延燮呈为噬修被殴泣求讯追事”。该标题表明当事人徐延燮于同治十三年(一八七四)十二月十八日向衙门呈交诉状,起诉案由是“噬修被殴”,诉讼请求是“泣求讯追”。其中最值得注意的是绝大部分起诉案由为四字句格式。这种形式在当时被称为“珠语”。由于状纸在印刷时已经按四字珠语预留了字格,因此几乎所有诉状的起诉案由均使用了四字珠语形式。试将其中具有典型珠语特征的起诉案由及对应的纠纷内容例表如下:
诉状编号纠纷内容起诉案由诉状编号纠纷内容起诉案由 7殴斗纠纷拂赊毁殴8财产纠纷霸噬肆蛮
10归宗纠纷听唆丧良13争水纠纷强戽水塘
17财产纠纷霸吞继产19财产纠纷恃势贪噬 23财产纠纷恃强霸吞24立继纠纷唆讼霸继
28债务纠纷欺寡诬噬31债务纠纷勒休负噬
32殴斗纠纷截路凶殴33嫁娶纠纷逼嫁串抢
34债务纠纷恃强吞噬36嫁娶纠纷图诈捏控
39财产纠纷刁告图噬40财产纠纷强占倒诈 43债务纠纷昧死噬款46债务纠纷顽伙噬款
47债务纠纷丧良蓄噬48债务纠纷恃强负噬
49殴斗纠纷忿理毁殴51房产纠纷逞凶占殴
52遗产纠纷因奸荡产54财产纠纷恃泼串诈
55房产纠纷挺凶勒诈56嫁娶纠纷朋谋贩卖
59失窃案件夤夜撬窃60地产纠纷惑众阻葬 63财产纠纷图诈挺捏67财产纠纷图烹诬制
68田产纠纷霸占捏控70债务纠纷负噬侧诬
在今人看来,上述诸如“图诈捏控”、“唆讼霸继”、“挺凶勒诈”等案由概述具有极强的视觉刺激,仅从这些案由概述判断,令人误以为是发生了诸如抢劫、敲诈勒索等暴力侵犯私人财产的刑事案件。然而,事实未必如此。比如,1号诉状当事人的起诉案由是“噬修被殴”,事实上只是因学生家长欠缴学费而引起的债务纠纷。但是,该纠纷一经珠语形式的修饰性概括,便成了“严重的斗殴事件”。再以55号诉状为例,起诉案由是“挺凶勒诈”,从字面上看,误以为对方当事人以暴力胁迫达到敲诈勒索的目的。事实上,在这整份诉状各种极富渲染力的文字表达背后,只不过是一件普通的房产纠纷。以极其严重的口吻(甚至是恶毒性的攻击)呈现的文字表达与案件事实间有巨大差距,这种现象在其它诉状中都有不同程度的反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