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事起诉状范本范文

民事起诉状范本篇1

公司民事起诉状范文一原告：何x，男，汉族，1971年11月19日出生，身份证号：4305x91113，地址：x229号3单元602号;范x，男，汉族，1964年02月03日出生，身份证号：432x4570，地址：xx村6组17号;彭x,男，汉族，1962年04月02日出生，身份证号：43x217,地址：x开发区45号。

被告：x实业投资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某某，地址：x工业厂区。

诉讼请求：

1、依法判定dg市xx实业投资有限公司双倍返还原告押金及赔偿原告投资损失合计人民币500万元;

2、本案诉讼费用全由被告自行承担。

事实与理由：

原告(原告三人之间的关系为自然合伙人，合伙人略有变动，有相关合法变更手续证明)于20xx年06月10日与被告签订了《**客运站租赁合同》。

截至今日这段时期内，原告屡次强烈要求被告严格按合约履行自身的职责和义务，被告却充耳不闻、视而不见，完全视合约为一纸空文，严重违反了合同的各项约定，亦严重损害了原告的经济利益，被告的行为已属严重违约。

原告不得不向人民法院陈述事实，主张自身的合法权益，其中，被告严重违约事实主要体现在如下几方面：

1、交付的建筑物及附属物问题重重 根据合同法诚实信用、等价有偿的原则，被告交付给原告经营使用的建筑物应该是合法合规合标的。

时至今日，被告交付原告使用的建筑物主体工程及附属物都未合格验收，主体工程合格验收证仍迟迟未见下达。

车站在原告连续经营长达一年后，被告的施工人员依然驻守在车站，还隔三差五地进行相关项目的施工和整修，就连消防许可证亦是不久前才审批下来。

与此同时，被告拥有车站物业相关的资料和手续只有部分与原告沟通或移交过。

截至目前，原告全然不知车站的建筑物及附属物究竟还有多少手续仍未办理完毕或合格验收。

2、协助办理的营业执照与合同约定大相径庭 **汽车客运站与事实上由被告协助办理的dg市**汽车客运站有限公司完全是两码事。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运输条例》、《道路旅客运输及客运站管理规定》、《广东省交通厅实施〈道路旅客运输及客运站管理规定〉办法》相关规定，等级、简易站的站名为地名+标志名+(汽车)客运站，如广州汽车客运站，配客点的站名为地名+配客点名称+(汽车)客运配客点，如dg汽车客运配客点。

而以范才云为法人注册的dg市**汽车客运站有限公司营业执照，其经营范围为客运站(配客点)，而合约上所签约的**汽车客运站，只有等级和简易站才能配有该名，而目前经营范围上明确规定为(配客点)的**客运站，按照法律规定只能配用dg市**汽车客运配客点这一名称，而不是现注册的dg市**汽车客运站有限公司这一名称。

显现，合约上所签署的**汽车客运站跟实际营运的dg市**汽车客运站有限公司在法律规定和实际经营范围方面完全是南辕北辙、极不吻合。

3、核心经营租赁物迟迟未实际履行 《**客运站租赁合同》明确提出：乙方承包甲方出资成立的**客运站及dg市**镇公共汽车有限公司、dg市**客运有限公司。

而事实上，原告现经营的dg市**汽车客运站有限公司是由原告出资成立(法人代表为范才云)的，被告只是充当一个协助办理的角色。

可想而知，就连原告租赁的核心经营标的物，被告从一开始就未交付，也未交付任何由其出资成立的公司给原告实际经营使用，难道不是蓄意欺诈和有意违约吗?同时租赁期间，合同约定由被告出资成立的dg市**客运有限公司，虽未明确什么时间成立、如何成立等问题，但原告经营车站长达一年之久后，被告对dg市**客运有限公司的成立没有任何反应和作为，甚至避口不谈或虚与委蛇。

而**客运站实际经营的需要，客运有限公司的成立便显得迫在眉睫、弦在箭上。

如果客运有限公司成立不了，原告根本就无法以客运公司的名义向政府部门申请相关营运线路的经营权，也就是说在客运有限公司未成立之前，原告根本无法正常开展自身的线路业务，致使原告进驻车站长达一年之久依然连续巨额亏损、债台高筑，蒙受了巨大的经营压力和经济损失。

被告的不作为和违约行径，严重有悖原告承包车站经营的初衷，原告就连一个核心业务的客运有限公司都没有，拿什么去谈车站实际性的经营和润利呢?

4、其它违约事实 《**客运站租赁合同》中的第十三条其他约定中的第四款：该客运站可先以临时配合点名义进行营运，并开始报验，一年后，政府部门方可按客运站的营运情况进行验收，达到标准后，方授予三级站的资格。

其文字中的配合点按规定应为配客点，不知被告是有意为之，还是故意混淆视听，以此来逃避法律事实。

同时，一年之后，**汽车客运站虽经相关部门验收后，但因主体工程未合格验收和消防资料不齐等原由，三级站资质亦迟迟未见授予下来，被告完全对这一约定视而不见、置若罔闻;《**客运站租赁合同》中的第十三条其他约定中的第八款：甲方应负责与**镇政府沟通，确保所有途径**、并在**境内经营客运的车辆务必进入**汽车客运站，由乙方统一管理。

合约规定被告必须履行义务，商请**镇政府及相关部门进行协调等。

而事实上，被告对这一约定没有任何积极作为的表现，直至20xx年07月15日，在原告自身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投诉和上访政府各主管部门后，才有了目前车辆初步进站的事实。

5、实际损失金额 原告实际投资和经济损失折合人民币500万元(见损失清单)。

综上所述，被告已严重违反合同多项约定、损害了原告的切身利益，致使原告蒙受了巨大的经济损失。

根据《民法通则》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的宗旨原则和相关规定，被告行为已属严重违约，同时，被告的违约事实确凿清楚，证据充分肯定，原告现依法向dg市人民法院提请民事诉状，请求dg市人民法院秉公依法办理和审判。

此致：

公司民事起诉状范文二原告：

名称：______地址：_____________电话：___

法定代表人：姓名：__________________职务：___

委托人：姓名：________性别：_____年龄：___

民族：___职务：___工作单位：________

住址：__________________电话：___

被告：

名称：______地址：_____________电话：___

法定代表人：姓名：__________________职务：___

诉讼请求：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事实和理由：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此致

_____人民法院

原告人：_______(盖章)

法定代表人：_____(签章)

____年__月__日

附：合同副本____份。

本诉状副本___份。

其它证明文件__份。

注：①事实和理由中应写清合同签订的经过、具体内容、纠纷产生的原因、诉讼请

求及有关法律、政策依据。

②原告应向法院列举所有可供证明的证据。证人姓名和住所，书证、物证的来源及由谁保管，并向法院提供复印件，以便法院调查。

③本诉状适用于被告为法人或其它组织。

公司民事起诉状范文三原告：______

被告：______

案由：______

诉讼请求：________________

事实与理由：_______________

证据和证据来源，证人姓名和住址：_______________

此致

_______人民法院

起诉人：

年月日

附：本诉状副本_____份

民事起诉状范本篇2

    起诉人向法院提交起诉状材料,法院或立案法官拒绝接受立案材料,这是实践中一个较为普遍的现象。从违法的成本和风险角度分析,不收诉状或许是法院最好的办法。因为,第一,在法院不收诉状的情况下,起诉人不能证明自己曾前去法院递交诉状;第二,起诉人无法行使《行政诉讼法》第42条规定的对不予受理案件的上诉权,因为法院并没有下发不予受理的裁定;其三,立案法官不会因此受到违法、违纪惩处。问题的关键是,《行政诉讼法》及解释也没有规定法院一定要接受诉状。似乎这是应有之义,法院当然应当收受起诉人的起诉材料,似无需规定。但是,当这个所谓“应有之义”在现实中出现问题或成为一个制度漏洞时,我们就应当在法条中给予明确。试以起诉人的材料不齐这一情况进行分析说明。《若干解释》第32条第4款规定:“因起诉状内容欠缺而责令原告补正的,从人民法院收到补正材料之日起计算。”该条旨在规定法院的立案审查期限的起算时间,但不是很明确地规定了法院的材料告知权力或义务(从法条上看不出该规定是法院的权力还是义务或既是权力又是义务)。据此规定,起诉材料不齐的,法院可责令起诉人补正材料,那么这又存在两种情况。一是法院告知需补正材料的同时先把起诉人的材料收下,并出具收据或发放材料补正清单之书面通知。二是法院告知需补正材料之后将起诉人的材料先全部退回,由起诉人资料备齐后再提交法院。这两种方式,立案法官采用任何一种都不违反规定。显然,第二种方式对起诉人不利。因为立案法官无形中拒收了诉状,起诉人将无法证明自己曾经前去法院提交过起诉材料。法院甚至可以以材料不齐为由让起诉人反复补正材料从而拖延立案。起诉人的权利何以救济?其不能提起上诉,因为法院没有作出不予受理的书面裁定,起诉人只能申诉,但即使申诉也无法证明自己曾多次前往法院立案。这就使起诉人陷入有理说不清的无助境地。

    二、收了诉状不给“收据”

    与上一个问题一样,看似是小问题,实际上是起诉人行使诉权的一大障碍。收了诉状一定要给收据吗?根据现行《行政诉讼法》及其解释,答案是“不一定”。因为现行《行政诉讼法》及其解释没有规定人民法院收到起诉人的起诉材料之后,一定要给起诉人收据或类似书面凭证。据此,起诉人前往法院提交起诉材料后可能空手而归,若遇法院拖延立案、不予答复的情形,起诉人无法证明自己何时来到法院递交了起诉材料。《若干解释》第32条规定,人民法院应当在七天之内决定是否受理起诉人的起诉,起算时间是“受诉人民法院收到起诉状之日起计算”。人民法院收到起诉状不给收据,使得这一起算标准因为没有起诉人的监督、参与而成为人民法院的单方标准,当事人的诉权将因此难获救济。因为法院没作出不予受理的裁定,起诉人不能根据《行政诉讼法》第42条的规定提起上诉,也难以根据《若干解释》第32条第3款的规定“向上一级人民法院申诉或者起诉”,因为起诉人无法证明曾向法院递交过起诉状。笔者认为,诉讼程序的进行虽然是在法院的主导下,但是应当加强起诉人的参与,因为起诉人的参与本身也是对人民法院依法行使审判权的监督。收了诉状后给付收据,就体现了起诉人对审判权的参与和监督,并可有效维护起诉人的诉权及其救济的权利。因此,应当设置法院出具收据的义务。

    三、文本上缺少书面告知制度

    在起诉与受理环节,法院与起诉人的沟通及其决定的传达,务必使用书面形式,才能有效约束司法行为,防止法院违法行使权力或借故拖延立案或不予立案。在起诉与受理阶段,法院与起诉人的沟通和来往主要是在“决定受理或不受理”、“责令补正材料”、“告知变更原被告”、“告知管辖法院”、“告知诉讼权利义务和举证须知”等几个方面。现行《行政诉讼法》没有规定法院应当以书面的形式(包括送达书面决定)告知起诉人上述事项。《民事诉讼法》对于以上几个方面也没有相关规定。我们或认为这是不言而喻的事情,无需明确规定。但其实际上导致了行政诉讼的受理行为得不到切实的规范和约束。由于没有书面告知或决定制度,法院可能口头责令补正材料,口头要求起诉人另向其他法院起诉,口头要求变更被告甚至口头决定不予受理,虽不违反现行法规定,但上述告知或决定如果错误、违法,起诉人因没有书面证据难以证明曾被法院告知错误事项、被加重起诉证明责任、被告知错误的管辖法院或者应受理而不受理,而导致难以补救受到侵害的诉权,欲究责任而不能。因此,本文非常注重建立法院书面告知制度,使每一个司法行为因为有了书面载体而不敢随意作出。完善书面告知制度是完善责任追究制度的前提和基础,有利于规范司法行为、约束司法自由裁量权,防止法院利用制度漏洞刁难起诉人、增加起诉和受理的难度。

    四、法院对于有立案争议的案件一般不予立案,工作思路狭窄、有明显惰性

    对于有立案争议的案件或者说拿不准是否应当立案的案件,法院应当怎样处理?基于法院受理行政案件的惰性,法院通常对此类案件不愿意受理,但又不想直接作出不予受理的决定,给起诉人以上诉的机会,为自己的决定带来责任风险。“对于随着形势的发展和法治的进步,行政行为的方式不断丰富,行政管理的领域不断拓展,人民群众的司法需求不断增长,行政争议的特点不断变化。”③因此,有立案争议的案件也必然增多,如何处理此类案件成为行政诉讼立案工作应当积极面对和有效解决的问题。笔者的意见是对于立案与否有争议的案件,应当先行立案,由法院行政庭组成合议庭之后进一步研究审查,认为不应当立案的,可以裁定驳回起诉。④这样旨在突出诉权的价值,使得行政争议被更加理性地妥善对待。有“驳回起诉”断后,不必担心不符合立案条件的案件被审理而宣判。

    五、法院诉前协调妨碍正常立案、甚至故意拖延立案

    调解被誉为法治建设的东方经验。中国法律文化中,调解是一种非常重要的纠纷解决方式,纵然有仲裁、诉讼等近现代成熟的纠纷解决管道,但是调解这一古老的纠纷解决方式在中国法律文化和实践中仍然占据着重要的一席之地。尤其是在当今所谓“大调解”的制度框架和指导思想之下,调解开始渗入诉讼程序的各个环节。几乎每个法院都建立了诉前调解机构,并配备专门法官,专司调解事务。凡存在调解可能的案件都会被送到诉前调解机构给予先行调解,以期化解纠纷于无形,协调矛盾于和谐。行政诉讼实践中也存在大量的诉前协调(之所以称协调,因为现行《行政诉讼法》明确规定,行政诉讼不适用调解)。⑤法院在遇到征地拆迁、移民、乡镇机构改革等重大行政案件或涉及多人的行政案件时,往往会在受理之前向上级或同级党委或政府反映,由其自行组织或责成法院组织人员对起诉人进行协调,俗称“说服教育”。法院没有组织立案,反而进行“协调”,其目的除了解决争议之外,也可能包含希望起诉人放弃起诉。我们不否认诉前协调的功能作用,但是,诉前调解也可能成为法院拖延或拒绝立案的手段,成为起诉人行使诉权的羁绊和障碍。我们认为,诉前调解需经过当事人的同意方能进行,而且在合理期间内未能协调成功的,应当立即立案审理。

    六、起诉材料完善制度缺失,法院未尽到初步审查和审慎告知义务

    起诉人起诉提交的材料不齐在实践中是大量存在的现象,尤其在当下中国,民众对法律的知晓程度低,往往不知道如何提起诉讼或提起诉讼需要提交哪些材料。实践中,很多当事人因为材料不齐被“不予立案”或“驳回起诉”。“材料不齐”甚至会被人民法院利用,借故拖延立案或不予立案。因此,诉状不规范、材料不齐竟成了起诉人提起行政诉讼的一大阻碍。我们委实不应该让“诉状不规范、材料不齐”伤害到起诉人的诉权。

    1.《若干解释》第32条第3款“起诉状内容欠缺”的理解

    本文认为这句话应当根据立法本意做扩大解释。据字面含义,是指“起诉状”内容欠缺或不完整,如诉状中无具体的诉讼请求、无明确的被告、原告身份信息没有记明等等。但我们认为,立法本意绝不只是指起诉状内容欠缺,同时隐含了除起诉状之外的其他起诉材料不齐的意思。须知,起诉人起诉时除了提交起诉状外必然会提供其他材料,如证明行政行为存在及其内容的材料、原告身份材料等等。立法只关注起诉状内容欠缺而不问及材料欠缺的做法是不全面的。起诉状内容欠缺可以责令补正,其他材料欠缺当然也是可以责令补正的。总之,我们认为,《若干解释》的这个规定应当扩大解释和理解,如果这种扩大解释似过于超越字面含义,那么不如在修法时给予专门规定。所谓材料不齐,须首先明确起诉人需提交哪些材料。这些材料是起诉人根据法律、法规及司法解释的相关规定应当提交证明符合起诉条件的证明材料。如果没有提交或提交不完全,便称之为“材料不齐”。为了方便起诉人起诉,对于诉状的内容、格式以及提交哪些起诉材料应当做最低限度的要求。⑥然而这不是本章要探讨的主要内容,本章主要探讨人民法院应当在此事上何以作为。人民法院应当积极帮助起诉人起诉,而不是放任起诉人因诉状不规范、材料不齐而遭遇不予受理的后果。

    2.《若干解释》第32条第3款“责令原告补正”的理解

    这句话是规定了人民法院的权力还是义务?抑或既是权力又是义务呢?解决这个问题很重要。从“责令”一词语气来看,仿佛这是人民法院的权力。但从整个法条来看,该问题着实难以回答。该法条的表述是“因起诉状内容欠缺而责令原告补正的,从人民法院收到补正材料之日起计算”。这个法条出现在这里,目的是为了规定立案审查的期限,似乎根本无意在“责令原告补正”这个事情上为人民法院授以权力或科以义务。既然立法本意无心于此,我们不再擅作揣测,但很明显该法条至少没有认为人民法院有义务责令原告补正材料,而本文恰恰主张人民法院有此义务,《行政诉讼法》的修改不仅应当规定人民法院的这个义务,还应当进一步明确人民法院应当积极帮助起诉人行使诉权,“大力推行诉讼引导和指导、权利告知、风险提示等措施,由于起诉人法律知识不足导致起诉状内容欠缺、错列被告等情形的,应当给予必要的指导和释明,不得未经指导和释明即以起诉不符合条件为由予以驳回。”④人民法院放任起诉人因诉状不规范、材料不齐而遭遇不予受理的后果,同样是漠视人民权利、惰于行政审判权的表现。

    3.人民法院应尽初步审查义务,积极帮助起诉人获得立案

民事起诉状范本篇3

人向法院提交状材料，法院或立案法官拒绝接受立案材料，这是实践中一个较为普遍的现象。从违法的成本和风险角度分析，不收诉状或许是法院最好的办法。因为，第一，在法院不收诉状的情况下，人不能证明自己曾前去法院递交诉状;第二，人无法行使《行政诉讼法》第42条规定的对不予受理案件的上诉权，因为法院并没有下发不予受理的裁定;其三，立案法官不会因此受到违法、违纪惩处。问题的关键是，《行政诉讼法》及解释也没有规定法院一定要接受诉状。似乎这是应有之义，法院当然应当收受人的材料，似无需规定。但是，当这个所谓“应有之义”在现实中出现问题或成为一个制度漏洞时，我们就应当在法条中给予明确。试以人的材料不齐这一情况进行分析说明。《若干解释》第32条第4款规定:“因状内容欠缺而责令原告补正的，从人民法院收到补正材料之日起计算。”该条旨在规定法院的立案审查期限的起算时间，但不是很明确地规定了法院的材料告知权力或义务(从法条上看不出该规定是法院的权力还是义务或既是权力又是义务)。据此规定，材料不齐的，法院可责令人补正材料，那么这又存在两种情况。一是法院告知需补正材料的同时先把人的材料收下，并出具收据或发放材料补正清单之书面通知。二是法院告知需补正材料之后将人的材料先全部退回，由人资料备齐后再提交法院。这两种方式，立案法官采用任何一种都不违反规定。显然，第二种方式对人不利。因为立案法官无形中拒收了诉状，人将无法证明自己曾经前去法院提交过材料。法院甚至可以以材料不齐为由让人反复补正材料从而拖延立案。人的权利何以救济?其不能提起上诉，因为法院没有作出不予受理的书面裁定，人只能申诉，但即使申诉也无法证明自己曾多次前往法院立案。这就使人陷入有理说不清的无助境地。

二、收了诉状不给“收据”

与上一个问题一样，看似是小问题，实际上是人行使诉权的一大障碍。收了诉状一定要给收据吗?根据现行《行政诉讼法》及其解释，答案是“不一定”。因为现行《行政诉讼法》及其解释没有规定人民法院收到人的材料之后，一定要给人收据或类似书面凭证。据此，人前往法院提交材料后可能空手而归，若遇法院拖延立案、不予答复的情形，人无法证明自己何时来到法院递交了材料。《若干解释》第32条规定，人民法院应当在七天之内决定是否受理人的，起算时间是“受诉人民法院收到状之日起计算”。人民法院收到状不给收据，使得这一起算标准因为没有人的监督、参与而成为人民法院的单方标准，当事人的诉权将因此难获救济。因为法院没作出不予受理的裁定，人不能根据《行政诉讼法》第42条的规定提起上诉，也难以根据《若干解释》第32条第3款的规定“向上一级人民法院申诉或者”，因为人无法证明曾向法院递交过状。笔者认为，诉讼程序的进行虽然是在法院的主导下，但是应当加强人的参与，因为人的参与本身也是对人民法院依法行使审判权的监督。收了诉状后给付收据，就体现了人对审判权的参与和监督，并可有效维护人的诉权及其救济的权利。因此，应当设置法院出具收据的义务。

三、文本上缺少书面告知制度

在与受理环节，法院与人的沟通及其决定的传达，务必使用书面形式，才能有效约束司法行为，防止法院违法行使权力或借故拖延立案或不予立案。在与受理阶段，法院与人的沟通和来往主要是在“决定受理或不受理”、“责令补正材料”、“告知变更原被告”、“告知管辖法院”、“告知诉讼权利义务和举证须知”等几个方面。现行《行政诉讼法》没有规定法院应当以书面的形式(包括送达书面决定)告知人上述事项。《民事诉讼法》对于以上几个方面也没有相关规定。我们或认为这是不言而喻的事情，无需明确规定。但其实际上导致了行政诉讼的受理行为得不到切实的规范和约束。由于没有书面告知或决定制度，法院可能口头责令补正材料，口头要求人另向其他法院，口头要求变更被告甚至口头决定不予受理，虽不违反现行法规定，但上述告知或决定如果错误、违法，人因没有书面证据难以证明曾被法院告知错误事项、被加重证明责任、被告知错误的管辖法院或者应受理而不受理，而导致难以补救受到侵害的诉权，欲究责任而不能。因此，本文非常注重建立法院书面告知制度，使每一个司法行为因为有了书面载体而不敢随意作出。完善书面告知制度是完善责任追究制度的前提和基础，有利于规范司法行为、约束司法自由裁量权，防止法院利用制度漏洞刁难人、增加和受理的难度。

四、法院对于有立案争议的案件一般不予立案，工作思路狭窄、有明显惰性

对于有立案争议的案件或者说拿不准是否应当立案的案件，法院应当怎样处理?基于法院受理行政案件的惰性，法院通常对此类案件不愿意受理，但又不想直接作出不予受理的决定，给人以上诉的机会，为自己的决定带来责任风险。“对于随着形势的发展和法治的进步，行政行为的方式不断丰富，行政管理的领域不断拓展，人民群众的司法需求不断增长，行政争议的特点不断变化。”③因此，有立案争议的案件也必然增多，如何处理此类案件成为行政诉讼立案工作应当积极面对和有效解决的问题。笔者的意见是对于立案与否有争议的案件，应当先行立案，由法院行政庭组成合议庭之后进一步研究审查，认为不应当立案的，可以裁定驳回。④这样旨在突出诉权的价值，使得行政争议被更加理性地妥善对待。有“驳回”断后，不必担心不符合立案条件的案件被审理而宣判。

五、法院诉前协调妨碍正常立案、甚至故意拖延立案

调解被誉为法治建设的东方经验。中国法律文化中，调解是一种非常重要的纠纷解决方式，纵然有仲裁、诉讼等近现代成熟的纠纷解决管道，但是调解这一古老的纠纷解决方式在中国法律文化和实践中仍然占据着重要的一席之地。尤其是在当今所谓“大调解”的制度框架和指导思想之下，调解开始渗入诉讼程序的各个环节。几乎每个法院都建立了诉前调解机构，并配备专门法官，专司调解事务。凡存在调解可能的案件都会被送到诉前调解机构给予先行调解，以期化解纠纷于无形，协调矛盾于和谐。行政诉讼实践中也存在大量的诉前协调(之所以称协调，因为现行《行政诉讼法》明确规定，行政诉讼不适用调解)。⑤法院在遇到征地拆迁、移民、乡镇机构改革等重大行政案件或涉及多人的行政案件时，往往会在受理之前向上级或同级党委或政府反映，由其自行组织或责成法院组织人员对人进行协调，俗称“说服教育”。法院没有组织立案，反而进行“协调”，其目的除了解决争议之外，也可能包含希望人放弃。我们不否认诉前协调的功能作用，但是，诉前调解也可能成为法院拖延或拒绝立案的手段，成为人行使诉权的羁绊和障碍。我们认为，诉前调解需经过当事人的同意方能进行，而且在合理期间内未能协调成功的，应当立即立案审理。

六、材料完善制度缺失，法院未尽到初步审查和审慎告知义务

人提交的材料不齐在实践中是大量存在的现象，尤其在当下中国，民众对法律的知晓程度低，往往不知道如何提讼或提讼需要提交哪些材料。实践中，很多当事人因为材料不齐被“不予立案”或“驳回”。“材料不齐”甚至会被人民法院利用，借故拖延立案或不予立案。因此，诉状不规范、材料不齐竟成了人提起行政诉讼的一大阻碍。我们委实不应该让“诉状不规范、材料不齐”伤害到人的诉权。

1．《若干解释》第32条第3款“状内容欠缺”的理解

本文认为这句话应当根据立法本意做扩大解释。据字面含义，是指“状”内容欠缺或不完整，如诉状中无具体的诉讼请求、无明确的被告、原告身份信息没有记明等等。但我们认为，立法本意绝不只是指状内容欠缺，同时隐含了除状之外的其他材料不齐的意思。须知，人时除了提交状外必然会提供其他材料，如证明行政行为存在及其内容的材料、原告身份材料等等。立法只关注状内容欠缺而不问及材料欠缺的做法是不全面的。状内容欠缺可以责令补正，其他材料欠缺当然也是可以责令补正的。总之，我们认为，《若干解释》的这个规定应当扩大解释和理解，如果这种扩大解释似过于超越字面含义，那么不如在修法时给予专门规定。所谓材料不齐，须首先明确人需提交哪些材料。这些材料是人根据法律、法规及司法解释的相关规定应当提交证明符合条件的证明材料。如果没有提交或提交不完全，便称之为“材料不齐”。为了方便人，对于诉状的内容、格式以及提交哪些材料应当做最低限度的要求。⑥然而这不是本章要探讨的主要内容，本章主要探讨人民法院应当在此事上何以作为。人民法院应当积极帮助人，而不是放任人因诉状不规范、材料不齐而遭遇不予受理的后果。

2．《若干解释》第32条第3款“责令原告补正”的理解

这句话是规定了人民法院的权力还是义务?抑或既是权力又是义务呢?解决这个问题很重要。从“责令”一词语气来看，仿佛这是人民法院的权力。但从整个法条来看，该问题着实难以回答。该法条的表述是“因状内容欠缺而责令原告补正的，从人民法院收到补正材料之日起计算”。这个法条出现在这里，目的是为了规定立案审查的期限，似乎根本无意在“责令原告补正”这个事情上为人民法院授以权力或科以义务。既然立法本意无心于此，我们不再擅作揣测，但很明显该法条至少没有认为人民法院有义务责令原告补正材料，而本文恰恰主张人民法院有此义务，《行政诉讼法》的修改不仅应当规定人民法院的这个义务，还应当进一步明确人民法院应当积极帮助人行使诉权，“大力推行诉讼引导和指导、权利告知、风险提示等措施，由于人法律知识不足导致状内容欠缺、错列被告等情形的，应当给予必要的指导和释明，不得未经指导和释明即以不符合条件为由予以驳回。”④人民法院放任人因诉状不规范、材料不齐而遭遇不予受理的后果，同样是漠视人民权利、惰于行政审判权的表现。

3．人民法院应尽初步审查义务，积极帮助人获得立案

人民法院在收到诉状材料以后，应初步审查人的诉状是否规范、欠缺哪些材料，能够当场补正的应当当场补正，不能当场补正的应当当场一次性书面告知人需补正全部材料。这可避免人因诉状材料有小瑕疵而多跑一趟法院。此外，一方面，行政诉讼比民事诉讼有更强的专业性;另一方面，当下中国民众的法律知识欠缺，对于“民告官”不会告，很多人不知道提起行政诉讼要提交哪些材料以及如何选择被告、选择法院等。因此，在行政诉讼的制度设计上，法院还应当负有进一步的帮助义务，即帮助人完善手续和成就条件。例如，人的原告资格有瑕疵，应当让其他人做原告才符合立案要求，就应当告知人更换人;如果人选择被告错误，就应当告知人更换被告;如果人的状写得不规范，应当告知人状的书面格式，帮助当场完善状格式;如果人立案必需的材料需要向有关部门索取或者有其他特殊途径，应当告知人获取材料的上诉方式和途径，必要时，由人民法院开具介绍信给人，以便于其获取。这样可以避免人因材料有小问题被不予立案或立案后被驳回，导致反复，既增加人的诉讼成本，又增加法院的审理成本，浪费诉讼资源;同时也可避免人不知道如何获取材料或不知道如何备齐材料而对行政诉讼丧失信心和耐心，转而寻求上访等非理性的诉求方式。另外，鉴于民众法律意识不强、知识欠缺，法院在立案时还应当向人送达书面诉讼须知，详细告知诉讼权利义务、举证责任等事项，如当事人有疑问，还应当耐心解答。

七、不允许口头

相比较民事诉讼，行政诉讼更应该简便方式，使更多的行政争议在合法合理的轨道上予以解决。《民事诉讼法》第109条规定了口头，条件是当事人书写有困难。《行政诉讼法》却没有规定口头。由于人提起行政诉讼的难度要高于民事诉讼，所以为了减轻人的难度，可以允许口头。只有书面，没有口头，是不完整的，后者应当成为前者的补充，因为中国很多落后地区、偏远山区，人民群众的文化水平较低，人不会写诉状的情况并不鲜见。人口头陈述内容，由法院记入笔录，进入立案审查程序。九、结语《行政诉讼法》实施已有22年，实施中出现问题，导致近年行政诉讼受案率下降，行政诉讼未能成为解决行政争议的有效途径，从而引致案件居高不下。学术界对《行政诉讼法》修改的呼声很高，但似乎对行政诉讼受理和环节的问题重视不够。⑦撰写此文，意欲说明行政诉讼受理难是《行政诉讼法》实施中的一个突出问题和入口问题，应当给予足够的重视。如果受理难的问题不解决，其他制度即便设计得再好，恐怕也难派上用场，因为行政案件从一开始就没能进入诉讼程序中。

民事起诉状范本篇4

关键词：立案登记制度;民事立案;制度的完善

立案制度作为民事诉讼程序的关键环节，在保障诉权、提高诉讼效率、合理节约司法资源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实行了几十年之久的立案审查制度，抬高了法院受理案件的门槛，限制了当事人行使诉权的范围，“起诉难”、“立案难”等问题加剧了当事人和法院之间的矛盾，在法治不断健全的新环境下，显然已经不能体现立案制度的应有之义。

一、我国民事立案登记制度的概述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指出“改革法院案件受理制度，变立案审查制为立案登记制，对人民法院依法应该受理的案件，做到有案必立，有诉必理，保障当事人诉权”。法院接到当事人提交的民事、行政起诉状时，对符合法定条件的起诉，应当登记立案;对当场不能判定是否符合起诉条件的，应当接收起诉材料，并出具注明收到日期的书面凭证。需要补充必要相关材料的，人民法院应当及时告知当事人。在补齐相关材料后，应当在七日内做出决定是否立案登记。《民事诉讼法》第123条规定：“人民法院应当保障当事人依照法律规定享有的起诉权利。对符合本法第一百一十九条的起诉必须受理，符合起诉条件的，应当在七日内立案，并通知当事人;不符合起诉条件的，应当在七日内作出裁定，不予受理;原告对裁定不服，可以提起上诉。”

二、民事立案登记制度的完善

（一）存在的问题

一是当事人将案件提交到法院，是对法院的信任，也是为了解决自身的问题。可是我国目前立案难的问题难以解决。立案登记制增加法院办案压力。在大量的没有必要的案件或是可以通过其他纠纷解决机制处理的案件纷纷涌入法院系统的情况下，使得原本就稀缺的司法资源更加匮乏，办案压力的进一步加大会造成人员流失和办案质量下降。无救济则无权利，当前，民事纠纷居于首位，卢梭认为：“社会秩序乃是为其他一切权利提供了基础的一项神圣权利。然而这项权利绝不是出于自然，而是建立在约定上的。”[1]诉讼的提起并不需要双方当事人的同意，诉讼结果具有强制执行力，并且由中立的第三方居中作出，能体现公平正义，这是其他纠纷解决方式所不能比拟的。作为诉讼的开始，诉讼系属的形成始于法院的立案。作为提供司法服务的法院，应当尽量给予当事人启动程序的便利，而不是设置障碍[2]。

二是的确我们需要法院，法院能帮助我们解决很多问题，也是解决纠纷的主要场所。但是并不是所有的法院都能够帮我们解决问题。民事立案登记制下不再进行实质审查，降低了起诉门槛，使得当事人容易起诉，对滥用诉讼权的行为如恶意诉讼！虚假诉讼的防范更加困难，而公民的滥诉行为最终会影响司法权威，降低司法公信力。

（二）立案登记制度的完善

一是立案部门做好引导工作。对于一些诉状格式不符，诉讼请求不明确、缺乏起诉要件的案件，立案部门的工作人员应当向当事人进行释明，指导当事人补正、修改，一次性告知当事人应当补齐的材料。立案部门可以在立案大厅内张贴相关的通知和公示材料，让当事人对立案所需材料要求一目了然，提高当事人立案材料准备的效率。

二是有条件的、逐步实施立案登记制度，对民间借贷案件、合同类、知识产权类等法律关系较为简单明确或者当事人的法律意识较好、诉讼能力较高的案件首先放开进行立案登记制度。对婚姻家庭类、侵权类，行政诉讼等矛盾突出，案件事实比较复杂的案件，有条件、逐步进行立案登记制度。法院应该向社会公布诉状的范本，可以在网上正式的范本格式，好让不会写诉状的人们能够有一个参考的方式。但是，法院也要协调好当事人之间的关系，要保护当事人的隐私，对于不应该公开和不能公开的资料和信息予以保密，充分维护好当事人的合法权益。虽然，对于立案登记制度的完善问题是一个很艰难的问题，需要花时间和人力物力，但是我们也要做好这项工作。立案登记制不只是简单登记受理，而是对诉状是否符合法律规定的形式要件仍需审查。把好诉状质量关，实行立案登记制后，立案庭的功能除审查诉状、登记诉状、送达诉状外，一个很重要的功能应当是正确引导和疏导当事人进行依法诉讼，要求当事人树立正确的诉讼观念。确立诉讼风险意识，及时化解矛盾和纠纷，绝不可以无所事事。正确认识接收诉状、立案、受理的关系。切实履行法官释明的义务。

三、结语

人的诉讼权利应该得到充分的保障，所以我国的法制建设应该更好的为了人民，已维护司法公信。

参考文献：

[1]何兆武译.社会契约论[M]，北京：北京商务印刷馆，2014.

民事起诉状范本篇5

一、引 言

民事诉讼中的送达，是指法院按照法定程序和方式，将诉讼文书送交当事人或其他诉讼参与人的行为。民事送达贯穿民事诉讼活动的始终，对整个民事诉讼活动的进程有着较大影响，是一项非常重要的民事诉讼行为。民事送达不论在程序上还是实体上都会产生相应的法律效力。程序上的效力表现为产生民事诉讼程序上的法律后果，如在我国，被告在签收状副本后，应当应诉，有权提出答辩状，同时答辩期间和提出管辖权异议的期间也于次日开始计算。传唤当事人出庭的传票送达后，当事人就应当出庭参加诉讼，原告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的，法院可按撤诉处理，被告反诉的，还可以缺席判决。被告拒不到庭的，法院可以缺席判决。在英国，“在高等法院提起的每一个诉讼都始于传票的签发，而传票或与之相当的文书的送达，作为法院管辖权的基础是必不可少的。如果传票不能依法送达被告，法院不能对其行使管辖权”：“法院认为法院受理案件的日期是文书送达的日期，而不是文书发出的日期”。实体上的效力是指产生实体上的法律后果。如具有给付内容的判决书送达后，债务人就有按判决书给付的义务；离婚调解书送达双方当事人后，就产生双方当事人之间婚姻关系消灭的后果。但也许是因为民事送达程序长期以来被认为缺乏足够的理论研究价值，人们并未给它以应有的重视，立法中对民事送达程序的规定只是寥寥数语（《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七章第二节做了8条规定），从而在实践中引发了一些问题。在重实体轻程序的时代，这不足为怪，然而，在越来越重视程序公正问题的今天，依然忽视民事诉讼送达程序就有悖潮流了。我们应该给予民事诉讼送达程序足够的重视。本文将就民事送达程序中存在的问题及如何改进与完善民事送达程序谈一谈个人意见。

二、送达人与受送达人的确定

虽然民事诉讼法并未明确送达人，但人们的概念中，人民法院为送达人是不言自明的。其实在国外，送达人并不限于法院，例如在美国，一般性的司法文书的送达被看成是当事人或律师的事情，送达的目的是向受送达人通知诉讼进程的情况和消息；在法国，也是由原告向被告送达传唤状。德国民事诉讼法第270条规定：“如果没有其他的规定，送达依职权为之”。在我国，送达是专属人民法院的职权，只能由人民法院按照法定程序和方式进行。司法实践中所使用的送达回证，抬头标明“某某人民法院”并加盖院章，落款注明填发人与送达人，这里的填发人和送达人，是某一个具体的人，也即实际填写、送达法律文书的行为人，或者称其为送达执行人或送达行为人更为恰当，他们一般是本案的承办人员（如审判员、书记员）或本院其他工作人员（如法警），也可能是其他法院的工作人员（在委托送达的情况下）。这里顺便谈一下法院内部管理问题？？应由法院哪个部门负责送达？有的法院是交立案庭送达，有的则交法警队送达，缺乏统一规定，以致一些基层法院在送达诉讼文书时各部门相互推诿，尤其是遇到当事人拒绝接收、地址不详、路途遥远等情况时，诉讼文书的送达更成为难题。关于民事诉讼送达的送达人为人民法院笔者并无疑义，但对于具体的送达行为主体，笔者认为有必要通过法律进一步明确。之所以要明确送达行为人，是因为送达是一项关系到当事人切身利益的诉讼行为，状、上诉状、裁判文书等是否送达、送达是否合法、何时送达，都对民事诉讼的进程有较大影响，不应该出现随便哪个法院工作人员都可以为送达行为的情况，而且对送达人来说，他负有及时合法送达诉讼文书的法定职责，因此明确这一法定职责具体应由谁承担是极有必要的。可以借鉴的例子是我国台湾地区“民事诉讼法”？？“送达除另有规定外，由法院书记官依职权进行，”根据我国人民法院机构改革的趋势，审判员与书记员的职能日益明确分离，书记员将要越来越多地承担起程序性工作，而民事送达，在现实中就主要由书记员承担，从民事送达自身的性质特点看，这一事务性为主的工作也的确适合由书记员承担。但不能不看到，单纯地把这一职责交由书记员承担并不现实。笔者认为，除书记员之外，审判员是应该有权从事送达这一诉讼行为的，而赋予法警这项职责也更有利于送达的进行。至于在法院内部管理上，对应诉通知书、当事人须知、状（上诉状）副本、举证通知书、出庭通知书、开庭传票等诉讼文书可由立案庭负责送达，对涉及强制性的诉讼文书如执行通知书及有关判决书、调解书、裁定书、决定书等亦可由法警队负责送达，以显示法律的尊严和威慑力。

再来谈谈受送达人。《民事诉讼法》同样未规定受送达人的范围。从《民事诉讼法》第78条规定可以看出受 送达人仅指当事人。但通常认为，受送达人包括当事人和其他诉讼参与人，在特别的情况下（民事抗诉案件）还包括人民检察院。对于受送达人来说，签收诉讼文书不仅是其应该履行的诉讼义务，亦是其享有的诉讼权利。司法实践中，我们常常见到的是受送达人拒绝签收法律文书的现象，这当然既不利于法院送达职能的行使，也不利于对对方当事人权利的保障，为此法律才特别规定了留置送达和公告送达这两种送达方式。所以笔者认为《民事诉讼法》有必要将签收诉讼文书作为受送达人的诉讼义务明确下来。另外，容易被忽视的是，签收诉讼文书不仅是受送达人的义务，同样是受送达人享有的一项重要诉讼权利。因为当事人只有收到诉讼文书并获悉诉讼文书的内容，才能确定自己如何行使诉讼权利和承担诉讼义务。如果送达不合法，当事人应当有权提出异议或主张权利。又如司法实践中时有发生的仅向当事人而不向当事人的人（主要是律师）送达裁判文书的情况，律师对此很有意见，但民事诉讼法却又并未赋予律师向法院要求送达裁判文书的权利。所以，笔者认为，《民事诉讼法》同样有必要明确赋予受送达人以签收诉讼文书的权利。这里还要引入一个概念？？送达回证的签收人。《民事诉讼法》第78条规定，“送达诉讼文书，应当直接送交受送达人。受送达人是公民的，本人不在交他的同住成年家属签收；受送达人是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应当由法人的法定代表人其他组织的主要负责人或者该法人、组织负责收件的人签收；受送达人有诉讼人的，可以送交其人签收；受送达人已向人民法院指定代收人的，送交代收人签收。”可以看到，实际签收法律文书、在送达回证上签字的人并不限于受送达人，除受送达人之外还有：受送达人的同住成年家属、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负责收件的人、诉讼人、受送达人指定的代收人。值得注意的是，受送达人的同住成年家属、负责收件的人以及指定代收人既不是当事人也不是诉讼参加人，无论如何不能归入受送达人的范畴，但在人民法院向其送达有关诉讼文书时，法律已经赋予了他们一定的义务？？在送达回证上签字，而且其签收行为将对受送达人发生法律效力。

三、留置送达问题

我国《民事诉讼法》在第79条对留置送达做了如下规定：“受送达人或者他的同住成年家属拒绝接收诉讼文书的，送达人应当邀请有关基层组织或者所在单位的代表到场，说明情况，在送达回证上记明拒收事由和日期，由送达人、见证人签名或盖章，把诉讼文书留在受送达人的住所，即视为送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82条对留置送达又做了补充规定：“受送达人拒绝接收诉讼文书，有关基层组织或者所在单位的代表及其他见证人不愿在送达回证上签字或盖章的，由送达人在送达回证上记明情况，把送达文书留在受送达人的住所，即视为送达。”从上述规定看，虽然《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中对留置送达的条件有所放宽，但留置送达还是要满足特定的条件，有着较严格的适用范围。条件一：受送达人拒绝接收诉讼文书。条件二：有见证人，且必须是特定身份的见证人？？有关基层组织或者所在单位的代表。之所以要对留置送达加以如此限制，无非是要避免法院对送达这一职权的滥用。但问题也随之出现，其一，按照法律规定，留置送达是在受送达人或法定签收人拒绝签收诉讼文书的情况下才能运用的送达方式，而司法实践中时有发生的是，人民法院送达人员送达诉讼文书时，受送达人不在其住所地。有可能是受送达人正好当时不在家，也有可能是受送达人地址有误或发生了变更，这种情况下，送达人员也采用留置送达方式，显然这与留置送达设置的初衷相背离，这种“留置送达”是不合法的。但不能不看到，相当多的时候，受送达人是故意逃避义务，尽量拖延时间以延缓诉讼程序及法院裁判文书的生效？？因为无法通过直接送达、邮寄送达、留置送达等方式送达诉讼文书时，法院只能采用公告送达方式，而公告送达期长达60日。如果任由恶意受送达人钻法律空子达到其目的，对对方当事人是不公平的。其二，《民事诉讼法》规定“送达人应当邀请有关基层组织或单位代表到场”，这里限制的是送达人，而“有关基层组织或单位代表”却无到场见证的义务。如此一来哪个基层组织或者单位愿意管这个“闲事”自觉履行见证义务呢？《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放宽留置送达的限制恐怕也正是基于此原因。其结果却是，“有关基层组织或单位代表”更加有理由拒绝见证？？反正不签名盖章法院也一样可以留置送达。而法院送达时甚至干脆不去“麻烦”有关基层组织和单位，直接记明留置送达了事。因此，司法实践中完全合法的留置送达少之又少，留置送达有形同虚设的危险。在抱怨有关单位的相关人员法律意识淡漠的同时，我们是否应该考虑现有留置送达本身的合理性呢？不妨参考一下其他国家的规定，如《法国民事诉讼法典》第656条规定：“如没有任何人可以或愿意接收文书的副本，经执达员查询受送达人的地址准确，并在送达文书上记明查询事宜后，已进行的送达视为向住所或居所送达”。其他国家和地区的民事诉讼法也有类似的规定。笔者认为，有必要进一步放宽留置送达的条件，一是规定在有两名以上法院工作人员（限于法官、书记员、法警）在场的情况下即可适用留置送达；二是规定在向经受送达人认可的地址送达时，一定时限内两次不同时间送达均无人接收，即可适用留置送达，从而免去公告送达耗时较长的弊端。

四、邮寄送达问题

邮寄送达是为许多国家民事诉讼法所肯定的送达方式，例如，《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规定，在当事人不指定代收人的情况下，通过邮局送达，视为有效送达。我国《民事诉讼法》在第80条对邮寄送达做了规定：“直接送达诉讼文书有困难的，可以委托其他人民法院代为送达，或者邮寄送达。邮寄送达的，以回执上注明的收件日期为送达日期。”司法实践中，通常对于法院距离受送达人住地较远的情况适用邮寄送达。但具体送达过程中，尚有一些实际问题难以解决，例如如何确定邮件中所含诉讼文书的种类（已有法院采用公证方式解决这一问题、是否必须受送达人本人签收等等。又如，作为已经送达重要依据的是邮局回执，而根据邮政部门的惯例，邮寄挂号信、特快专递等邮件，并不需要在递交收件人后向寄件人出具回执，法院只能通过邮件收据向邮局查询。以至于一些法院习惯将挂号邮件收据作为送达凭证附卷。而挂号邮件收据并不等同于邮件回执，前者是邮局签发给寄件人，表明邮件已被邮局收邮，是投邮者在一定期限（一年）可以查询和索赔的凭证。后者由受送达人署名签收，并注明了收件日期，是表明受送达人已经收到邮件（即送达法律文书的凭证）。大概是基于上述原因吧，除与邮局签有特定协议外，本市法院极少采用邮寄送达的方式。笔者所见的“邮寄送达”一般是这样的情形：①传票的送达。对远郊区县交通不便的当事人，将传票和送达回证同时寄交当事人所在村的村委会，要求村委会将传票转交当事人并在送达回证上签字然后寄回法院；②裁判文书的送达。在案件审理终结前当事人明确表示不愿来院领取法律文书并主动要求事先签送达回证留在法院时，法院在裁判文书制作完毕后寄给当事人。这种方式的好处是当事人省时省力省钱，法院亦能够如期结案。诚然，法官应该向当事人讲理说法，告知签收诉讼文书是当事人的义务。但如果当事人坚决不来领取诉讼文书法院也没有其他办法，只能派车派人送达，遇到当事人拒收又找不到见证人或当事人家中无人的情况，还得公告送达，裁判文书生效又要等上60日。所以虽然这种“邮寄送达”的做法很不规范，但在司法实践中却并不鲜见。

接下来要探讨的是人民法院委托邮政部门送达的情况。 近年来，各地人民法院纷纷与邮政部门签订委托协议，以特快专递形式对部分诉讼文书进行送达。例如，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就采用了此种方式送达部分诉讼文书，邮局还专门为此 设计了投递单，其上列有案号、法律文书、证据材料、不能送达的理由等需填写的项目。这种送达方式与民事诉讼法中规定的邮寄送达有相吻合之处，又有一定差异，其作为一种新生事物出现，在具体应用中也产生了一些问题，引发了一些争议。提倡者有之，其理由是：邮寄送达是我国民事诉讼法规定的送达方式之一。随着人民法院受案数量逐年上升，需要送达的法律文件越来越多，送达这一诉讼程序问题，直接影响着人民法院审判质量和审判效率，影响着当事人诉讼权利的落实。邮局利用其固有的投递网络，会比法院自行送达效率更高，送达更准确。反对者亦有之，其理由有：这种送达方式导致送达主体资格不合法。送达主体是人民法院，送达文书既是人民法院的一项职权，同时也是法定义务。而法院的职权是不能授权委托邮政部门的，同时其法定的义务也不能有偿转让给邮政部门。这种名为邮寄送达实为委托送达的方式，混淆了委托送达与邮寄送达的法律关系，混淆了人民法院与邮政部门在诉讼文书送达中的法律地位，有损于法律的统一性和严肃性。这种送达方式实际采用了委托送达，邮政部门不具备受委托的主体资格，对此也没有司法协助义务，受送达人拒收时邮递人员不能留置送达，受送达人不在或下落不明，其同住成年家属代收效力或人民法院根据邮政部门证明而采用公告送达的效力问题，法律则没有明文规定，因此无法保证诉讼主体及时行使诉讼权利，履行诉讼义务。此种送达方式还会导致收件人和收件日期不明。根据法律规定，送达诉讼文书必须有送达回证。受送达人在送达回证上的签收日期为送达日期。邮件回执不能与送达回证等同起来，同时代收人的身份与受送达人的关系无法证实。因此，法院无法确定收件人是否收到人民法院的诉讼文书及日期。显然，这两种意见各有各的道理。综合考虑这种送达方式的应用效果，其方便快捷节省费用的优点还是受到了法院、当事人、舆论界的广泛好评的，它尤其适应了当前追求诉讼效率的价值取向，而且，邮寄送达在其他国家也是常见的送达方式，已为实践证明有其合理性，所以我们不应因噎废食，而是应该进一步总结经验，完善邮寄送达这种方式，注意在重视效率的同时不以牺牲程序规范性为代价。

五、公告送达问题

公告，是人民法院就某些诉讼活动或者特定的人和事，依法向社会公开和张贴的告示性司法文书。公告送达，是指人民法院以公告的方式，将需要送达的诉讼文书的有关内容告知受送达人的送达方式。公告送达是在受送达人下落不明或者用其他方式无法送达的情况下所使用的一种送达方式，其法律依据是《民事诉讼法》第84条。公告送达的具体做法是：将需要送达的诉讼文书的主要内容，如状、上诉状要点、开庭时间、地点等刊登于报纸、张贴于法院公告栏或者受送达人原住所地，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①送达诉状副本与送达开庭传票的公告。根据《民事诉讼法》的规定，人民法院应当在立案之日起（或收到上诉状）5日内将状（上诉状）副本送达对方当事人，并通知其应诉、答辩。但是，遇有对方当事人下落不明或者用其他方式无法送达状（上诉状）副本的，则采取公告送达方式送达。送达诉状副本的公告常常与送达开庭传票的公告合二为一：在送达诉状副本的同时将开庭的时间、地点通知对方当事人。公告兼有送达诉状副本和通知对方当事人应诉的双重作用。公告期间案件审理暂时中断，公告期满，审理程序恢复。受送达人未在规定期限内应诉答辩的，人民法院将依法做出判决。公告送达状或上诉状副本的，应说明或上诉要点，受送达人答辩期限及逾期不答辩的法律后果；公告送达传票，应说明出庭地点、时间及逾期不出庭的法律后果。②送达裁判文书的公告。人民法院制作的判决书、裁定书，必须依法宣告并送达当事人后，才能发生法律效力。对于下落不明或者采用其他方式无法送达裁判文书的当事人，采用公告送达方式，公告刊登之日即为结案日，公告期满则裁判文书发生法律效力。送达裁判文书的公告应说明裁判主要内容，属于一审的，还应说明上诉权利、上诉期限和上诉的人民法院。由此可知，法院诉讼公告是严肃的法律文件，对法院诉讼公告的内容法律有明确规定，不得自由发挥。不仅要依法制作和使用，而且要有一定的规范性，格式和内容必须是统一的、规范的、标准化的，以保证公告的严肃性和权威性。司法实践中公告送达是十分常见的，但公告送达欠缺规范性的问题也十分突出。最高人民法院办公厅制订的《法院诉讼文书样式》（试行）中，提供了两种送达公告的样式：公告送达民事诉状副本用（样式226）和公告送达民事裁判文书用（样式227）。这就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在民事上诉案件中如何利用公告传唤上诉人。因为从上诉人提出上诉到二审法院正式立案审理是要经过一个周期的，这期间上诉人的住所是有发生变更的可能性的，而流动人口的增加更增加了这种可能性，所以传唤到上诉人经常成为令书记员头疼的难题。甚至相当一部分上诉人提出上诉的真实原因就是为了拖延时间逃避义务，他们往往上诉后即“消失”。在现有的几种送达方式无法传唤其到庭参加诉讼的情况下，只能采用公告送达方式通知其开庭时间，并告知逾期不到庭参加诉讼将按撤回上诉处理的法律后果。而公告送达传票需要60日，此后法院做出的按上诉人撤回上诉处理的裁定仍须公告送达，于是又要等上60日裁定书方能生效。前前后后至少四个月时间过去了。再加上两级法院之间移送案卷的时间、第二审法院采用其他送达方式传唤当事人的时间，待被上诉人持二审裁定书申请强制执行时，至少已经是一年半载之后，即使侥幸能够执行回来，被上诉人得到的也只是迟来的正义。实践中对此已经有所“突破”？？诉讼文书样式中不是没有此种公告的样式吗？就自己创制？？在公告中确定一个开庭日期，同时告知上诉方逾期不到庭参加诉讼将按撤回上诉处理，并将该公告张贴于法院公告栏以及上诉人在上诉状中提供的住所地。严格地讲，此种公告是不符合民事诉讼法的规定的，但实践中之所以有这种“突破”，也是现有法律规定不尽合理、不尽明确的缘故，从诉讼经济、效率的角度考虑，对现有法律应该予以改进。

六、结 语

民事起诉状范本篇6

[关键词]海事诉讼时效；民事诉讼时效；期间；海事请求权

海事诉讼时效是指海事请求权人通过海事诉讼程序，请求海事法院保护其海事实体权利的法定有效期间。海事诉讼时效从本质上讲是消灭时效，是民事诉讼时效的特别时效。

一、设立海事诉讼时效制度的意义

法律规定时效制度由来已久。著名的罗马十二铜表法第六表第三条规定：“凡占有土地（包括房屋）二年，其他物品一年时，即因时效取得所有权。”此乃最早的关于占有时效的规定。到罗马帝国的狄奥多西时期，形成了消灭时效，即一切诉讼均须按期提出，否则诉权消灭，受法律保护之债权复归为自然债。近、现代的民事法律无不继受罗马法关于时效制度之规定。我国海商法作为民商法的特别法，设专章即第十三章规定了海事诉讼时效制度。此立法例在我国私法中绝无仅有，可见海事诉讼时效制度在我国海商法乃至整个私法中的重要地位。

设立海事诉讼时效制度，有利于促进海事请求权人及时行使权利。时效制度本质是对民事权利的限制。权利人怠于行使权利之状态在法定期间持续存在，即会产生与该状态相适应的法律效力，即随时效期间的届满，原权利人丧失受法律保护的胜诉权。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人，包括作为海事请求权人的自然人和法人，从根本上讲，都成为了追求其最大化合法利益的“经济人”。海事诉讼时效制度的设立，可促使海事请求权人及时行使权利，从而使海上经济流转正常进行，利于海上经济活动快速、规范发展。

设立海事诉讼时效制度，有利于稳定海事法律秩序，促进海上运输关系和船舶关系正常发展。若海事请求权人不行使权利之状态长期持续存在，势必会在此状态基础上产生各式各样的法律关系，而这些法律关系可能合法、或根据意思自治原则可能为法律所允许或不为法律所禁止。倘若多年后允许原权利人主张权利，则必然长期持续存在的不主张权利的事实状态和依此状态产生的诸种法律关系，造成海事法律秩序紊乱，有害海上运输关系和船舶关系正常发展。相反，在海事诉讼时效制度下，经过法定的或长或短的期间，致使原权利人丧失原权利，保护未主张权利的事实状态和依此状态产生的诸种法律关系，使长期存在之海商、海事法律关系稳定化、合法化，则显然有利于海运业的不断拓展与进步。

设立海事诉讼时效制度，是对普通民事诉讼时效制度的必要补充，是中国私法制度日趋完善之显性表征。海上运输跨国越境，距离远，风险大，涉外因素多，涉外性强。海上运输关系是一种特殊的民事关系，其中许多内容是民事普通法无法调整的，需由专门法律——海商法予以规范。我国海商法设专章规定海事诉讼时效制度，对各种海商、海事关系之诉讼时效作明确规定，弥补了《民法通则》规定的普通诉讼时效制度之不足，亦使我国海事诉讼时效制度与国际通行做法有较充分的接轨，为中国加入WTO后海运法律国际化奠定了基础。

设立海事诉讼时效制度，可使海事诉讼更高效、规范和合理。一般而言，海事请求权的长期持续不行使，必致证据湮灭，证人死亡，当事人举证维艰，法庭亦难查明事实真相。在海事诉讼时效制度之下，即可将时效替代证据，直接认定持续长期未行使海事请求权的人丧失权利，而不必为艰难的且常常是无效的调查取证工作，以提高海事法院审判效率，实现海事审判之合理性追求。在这里，执法的公正与合理、审判的效率与成本是相互矛盾的，在无法达致执法公正或追求执法公正的审判成本过高的情况下，退而求其执法的合理，无疑是适当的和高效的，与“公正与效率”的法院工作主题并不抵触。

二、我国海商法所规定的海事诉讼时效

我国海商法从第257条至第267条共11个条文较全面地规定了海事诉讼时效，另外我国有一些行政法规及最高法院的司法解释也规定了海事诉讼时效。现择其要者介绍于后：

（一）一年的海事诉讼时效期间

一年的海事诉讼时效期间有：1、在提单运输中货方向承运人要求赔偿的请求权或承运人向货方要求赔偿的请求权，自承运人交付货物或应当交付货物之日起算；2、海上拖航合同的请求权，自知道或应该知道权利被侵害之日起算；3、共同海损分摊的请求权，自理算结束之日起算；4、互有过失船舶碰撞引起第三人的人身伤亡，一船负连带责任而支付的赔偿额超过其过失比例，向他船追偿的请求权，自当事人连带支付损害赔偿之日起算；5、申请打捞沉船或申请发还捞起的原物及处理原物所得的价款的期限，自该船沉没之日起算，但妨碍船舶航行、航道整治或工程建筑的沉船，有关部门规定申请期限及打捞期限的除外；6、国外索赔人向港口索赔的，自编制记录的次日起算。

（二）二年的海事诉讼时效期间

二年的海事诉讼时效期间有：1、有关航次租船合同和船舶租用合同的请求权，自知道或应当知道权利被侵害之日起算；2、有关海难救助的请求权，自救助作业终止之日起算；3、保险人要求海上保险赔偿的请求权，自保险事故发生之日起算；4、海上旅客运输向承运人要求赔偿的请求权，造成旅客人身伤害的，自旅客离船或应离船之日起算；造成旅客死亡的请求权，发生在运送期间的，自旅客应当离船之日起算；因运送期间内的伤害而导致旅客离船后死亡的，自旅客死亡之日起算，但此期限最长不超过旅客离船之日起三年；旅客行李灭失或损坏的请求权，自旅客离船或应该离船之日起算。

（三）三年的海事诉讼时效期间

三年的海事诉讼时效期间是关于船舶油污损害赔偿的请求，自损害发生之日起算，但在任何情况下，时效期间不得超过自造成损害的事故发生之日起六年。

（四）其他的海事诉讼时效期间

90日时效期间。在提单运输中，在一年的时效期间内或时效期间届满后，被认为有责任的人向第三人提起追偿请求的，自追偿请求人解决原赔偿请求之日起或收到受理对其本人提讼的法院的状副本之日起算。

中国海事审判史上曾有沿海、内河运输180日时效的规定。但最高法院于2001年5月22日决定：托运人、收货人就沿海、内河货物运输合同向承运人要求赔偿的请求权，或承运人向托运人、收货人要求赔偿的请求权，时效期间为一年，自承运人交付或应当交付货物之日起计算。此规定自同年5月31日起施行。

三、海事诉讼时效与民事诉讼时效的区别

（一）适用位序的区别。海事诉讼时效是民事诉讼时效的特别时效，应贯彻“特别法优于普通法”原则，在处理海事案件时优先适用海事诉讼时效。对海事诉讼时效没有规定的海商、海事案件，则应适用民事诉讼时效一般规定，即适用《民法通则》第135条所规定的二年时效期间。如海员劳务合同纠纷、船舶建造合同纠纷、以船舶作抵押的借款合同纠纷、海洋开发利用纠纷等案件，其诉讼时效即为《民法通则》所规定的二年。

（二）起算时间不同。民事诉讼时效的起算时间，从权利人知道或应当知道其权利被侵害时起计算，而海事诉讼时效的起算时间则较为复杂，一般情况下是从权利人知道或应该知道其权利被侵害之日起计算，但对提单货物运输纠纷、海上旅客运输中的人身伤亡和行李灭失请求权、船舶碰撞请求权、海难救助请求权、共同海损分摊请求权、海上保险赔偿请求权、船舶油污损害请求权等，则应根据不同情况分别进行计算。对此不同的起算方法，我国《海商法》和相关行政法规都作了明确规定，对此本文第二部分已作了说明。

（三）有否20年时效的规定不尽相同。在民事诉讼时效中，有最长时效20年的规定，即权利人不知道或不应该知道其权利被侵害，则从权利被侵害之日起20年之内，都享有权和胜诉权。在海事诉讼中，是否有20年诉讼时效的规定，学者们有不同看法。笔者主张，海事诉讼中也有20年时效的规定，但20年时效期间只适用于那些“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被侵害之日起计算”的海事请求权纠纷，即适用于航次租船合同请求权、船舶租用合同请求权、海上拖航合同请求权等纠纷，且前提条件是权利人客观上不知道或不应当知道其权利被侵害。对于其他的海事请求权纠纷，如提单货物运输纠纷、海上旅客运输中的人身伤亡和行李灭失请求权、船舶碰撞请求权、海难救助请求权、共同海损分摊请求权、海上保险赔偿请求权、船舶油污损害请求权等纠纷，则不存在20年的时效问题，因此等请求权不存在“不知道权利被侵害”的可能性。

（四）时效中断原因有异。这是两者最显性的区别，也是许多未经海商法训练的律师经常混淆、并在法庭上指鹿为马大闹笑话的问题。《民法通则》及其相关司法解释规定，民事诉讼时效因三种原因而中断，即权利人提讼或仲裁，权利人向义务人或其保证人、人、财产代管人提出权利要求，义务人同意履行义务。这就意味着：1、权利人提讼或仲裁后又撤回或仲裁的，民事诉讼时效中断，时效期间重新计算。2、只要权利人在时效期间内向义务人主张了权利，不论义务人是否同意履行义务，民事诉讼时效都中断。3、义务人在时效期间内同意履行义务的，民事诉讼时效中断。而海事诉讼时效的中断法律有更严格的规定，即仅在以下三种情况下中断：1、海事请求权人提讼或提交仲裁而中断时效，但撤回、撤回仲裁或被裁定驳回的，时效不中断。2、海事请求权人向义务人提出权利要求，且义务人同意履行义务的，时效中断；仅有请求权人的权利要求，而义务人不同意履行义务的，时效不中断。3、海事请求权人诉前申请扣船的，时效自申请扣船之日起中断，但是，扣船后未，申请人又申请撤销扣船，且经海事法院同意的，时效不中断。可见，海事诉讼时效中断要比民事诉讼时效中断严格得多，这是因为海事争议较普通民事纠纷更复杂，涉及的金额更大，为稳定社会经济秩序，促进海上运输业规范发展，需要尽快明确和了结当事人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从海事诉讼时效期间大多在二年以下也可以看出，海事法律比《民法通则》更着重于督促权利人及时行使权利。

民事起诉状范本篇7

一、检察机关是否享有民事诉权的论争--------------------------------------------(1)

二、赋予检察机关民事诉权的理论基础-------------------------------------------(2)

（一）诉权是检察机关法律监督权的必要构成，是检察机关成为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代言人的法律依据-------------------------------------------------(2)

（二）赋予检察机关以民事诉权不仅不违反“意思自治”的民法原则，

还是对“依法行使民事权利”原则的保障和落实-------------------------------(3)

（三）检察机关提起民事诉讼的条件和范围可以在法律上得到明确，

进而能够从法律上有效防止民事诉权对“意思自治”原则的侵害-----------(4)

（四）检察机关是唯一适宜享有民事权的国家机关-----------------------(4)

三、完善民事检察监督权，必须赋予检察机关民事诉权-------------------------(4)

（一）完善检察机关民事监督权、赋予检察机关民事诉权，

是平衡法制的天平，完善我国民事检察权的必要---------------------------(5)

（二）完善检察机关民事监督权、赋予检察机关民事诉权，

是保障并促进我国目前实行的新时期经济体制改革的必要-----------(5)

（三）完善检察机关民事监督权、赋予检察机关民事诉权，

是维护社会公共利益，维护社会的公序良俗的必要------------------(5)

（四）完善检察机关民事监督权、赋予检察机关民事诉权，

是对检察机关法律监督的完善---------------------------------------------(6)

（五）赋予检察机关民事诉权，是民事诉权理论发展的使然----------------(6)

内容摘要：随着我国步入市场经济社会，民事主体基于利益驱动，在民事活动中危害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的现象屡现不断。这些侵害现象能够得以存在和继续的主要原因之一，便是国家法律对损害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的行为缺乏足够的法律监督和法律制裁，致使国家所遭受的损失往往无法追偿，这已成为一个亟待解决的现实问题。目前，对于追究民事主体侵害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的民事责任问题，我国法律在行使追究权的主体方面尚处于立法的“真空”状态。这种立法缺陷，在一定意义上助长了民事主体利用民事活动侵害国家利益或社会公共利益的行为，既影响了我国良性市场经济的建立和发展，也不利于法律对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的维护。检察机关作为我国的法律监督机关，其对民事活动的监督权是我国宪法赋予检察机关的一项重要权能，但目前监督不利的现状迫使我们不得不呼吁应引起立法者的关注，笔者基于完善我国民事检察监督制度的良好愿望，建议立法者赋予检察机关民事公诉权。

关键词：检察机关；民事法律；诉权。

随着我国步入市场经济社会，民事主体基于利益驱动，在民事活动中危害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的现象屡现不断。这些侵害现象能够得以存在和继续的主要原因之一，便是国家法律对损害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的行为缺乏足够的法律监督和法律制裁，致使国家所遭受的损失往往无法追偿，这已成为一个亟待解决的现实问题。目前，对于追究民事主体侵害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的民事责任问题，我国法律在行使追究权的主体方面尚处于立法的“真空”状态。这种立法缺陷，在一定意义上助长了民事主体利用民事活动侵害国家利益或社会公共利益的行为，既影响了我国良性市场经济的建立和发展，也不利于法律对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的维护。根据我国宪法规定，人民检察院是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笔者基于完善我国民事检察监督制度的良好愿望，建议立法者赋予检察机关民事诉权，本文拟对其中若干问题试作探讨，以求抛砖引玉。

一、检察机关是否享有民事诉权的论争

早在《民事诉讼法（试行）》的起草期间，就有学者主张赋予检察机关一定的提起和参加民事诉讼的权力，但遭到反对。此后,在讨论《民事诉讼法》的修改期间，法学界对检察机关的民事诉权再次进行讨论和争辩,尽管1992年颁布的《民事诉讼法》赋予了检察机关一定的民事抗诉权,却仍然否定了人民检察院提起和参加

民事诉讼的主张。归纳起来，对检察机关应当享有民事诉权持否定观点的主要理由有以下四个方面：

第一，认为检察机关直接提起民事诉讼，是对当事人处分权的干涉，不符合民事诉讼的特点。民事诉讼有别于刑事诉讼的最本质的特点是采取了当事人自由处分原则，即在不违背国家法律的前提下，当事人有权自由处分其诉讼权利和民事权利。这一特点要求检察机关以法律监督者的身份充分尊重和保证当事人这一处分权利的实现，即使其代表国家干预，也应当在保证民事主体合法自由处分的前提下进行。而检察机关由于不具有可以处分实体权利的诉讼权利，其在诉讼过程中就很难照顾到当事人自由处分的意志和要求，如作为享有实体权利主体的原告人要求撤诉或者要求法院给予调解等，这也使检察机关在民事诉讼中的诉讼地位、诉讼后果等问题难于解决。

第二、检察机关提起民事诉讼不利于其更好地履行法律监督职能。检察机关由于提讼并参加诉讼，就必然成为民事诉讼法律关系的主体之一，成为程序意义上的原告，享有原告的诉讼权利并承担诉讼的义务。这样就造成了检察机关双重身份（程序意义上的原告和法律监督者）的出现，易在诉讼过程中造成混乱。而且检察机关提讼以后，若另一方反诉，或对一审判决提出上诉，检察机关就会处于被告的地位。这与检察机关的性质是不相称的。

第三、解决应当提起的诉讼而无人提起或者不敢提起这一问题，不能局限于由检察机关来越俎代庖，而应根据社会支持的原则，由各方面的社会力量支持应当的一方当事人提讼并行使诉权。

第四、检察机关在非因自身而引起的民事法律关系中，不具有诉讼当事人的法律地位，对于诉讼标的，其既不享有权利又不承担义务，因而就无权利可言，此外，我国民事诉讼强调调解，而检察机关对诉讼标的只有保护的权限，如果案件是检察机关提起的，法院就无法进行调解，这样就会给法院的审判工作带来很多困难。[1]

“否定说”的上述理由大多是针对“肯定说”而言的。这些理由多少都有失偏颇，且有过于片面或断章取义之嫌。笔者认为，完善我国检察机关的民事监督权、赋予检察机关民事诉权不仅具有其现实必要性和可行性，而且具有其扎实的法理基础，是我国检察制度发展的必然趋势。本文拟就其法理依据和可行性问题试作论述，但由于我国法学界对赋予检察机关民事诉权基本上持否定态度，且已有相当的理由支持，所以，我们在坚持自己的主张时，有必要、也必须对“否定”观点的理由进行商榷和反驳，以求得理性的认同。

二、赋予检察机关民事诉权的理论基础

（一）诉权是检察机关法律监督权的必要构成,是检察机关成为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代言人的法律依据。

我国宪法将检察机关定位为法律监督机关，表明检察机关有权对一切法律活动进行监督，而其监督的出发点和目的均是为了国家的利益、人民的利益，均是为了社会的公共秩序和善良的风俗。如刑事案件由于直接涉及国家利益、社会公共秩序和人民的安危，故检察机关对刑法实施进行监督的主要权能便是代表国家行使刑事诉讼权。就特定的法律监督对象而言，如果没有诉权，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权将是一种被架空抽象权力，而法律监督本身将必然是疲软的、无助的。所以，对于检察机关基于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等而实施的法律监督权，法律应当同时赋予其相应的诉权，唯此，才能使国家利益或社会公共利益在受到民事主体以民事行为方式侵害时，检察机关能够作为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的代言人提讼进而达到起法律监督的目的。此时的检察机关并不代表任何当事人，其所代表的是国家和全体人民，其作为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的代言人是其能够享有并行使民事诉权的理论依据，目的则是保护国家的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目前，检察机关正在积极探索公益诉讼的司法实践，据不完全统计，经检察机关或支持的公益诉讼案件，法院已成功判决了一百余件，现已成为指导检察机关办理公益诉讼案件的示范判例。[2]

（二）赋予检察机关以民事诉权不仅不违反“意思自治”的民法原则，还是对“依法行使民事权利”原则的保障和落实。

我国宪法第51条的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行使自由和权利的时候，不得损害国家的、社会的、集体的利益和其他公民的合法自由和权利.”我国《民法通则》第6条和第7条分别规定：民事活动必须遵守法律，民事活动应当尊重社会公德，不得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破坏国家经济计划，扰乱社会经济秩序。”我国《民法通则》第13条规定：“当事人有权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处分自己的民事权利和诉讼权利。”由此可见，民事主体的意思自治不是绝对不受制约的，因而“民事权利不得滥用”原则就成为“意思自治”原则必要的并行原则。可见，检察机关的民事监督权的法律根据有二：一是宪法依据。即宪法赋予检察机关以法律监督权；二是民法依据。即民事主体必须依法行使民事权利，不得滥用民事权利。将后者作为检察机关民事监督权的根据，或许显得有些牵强，但这是立法缺陷所致。既然民法确定了民事权利不得滥用的基本原则，就意味着民事主体的民事活动要受一定的法律监督。如果当事人在民事诉讼中为不当的处分行为，依民事诉讼法的规定，人民法院可以实施监督权。但对那些未进入民事诉讼程序，却损害了国家利益或社会公共利益而有关行政机关的权利又无法企及的民事活动，我国民法并没有规定具体的监督机关。这一立法缺陷，使“民事权利不得滥用”的基本原则事实上难以得到落实，这或许正是我国民事经济秩序不容乐观、恶意违法的民事活动此消彼长且得不到应

有的民事制裁的原因之一。因此，法律就应当将作为法律监督机关的检察机关赋予具体的民事诉权。

（三）检察机关提起民事诉讼的条件和范围可以在法律上得到明确，进而能够从法律上有效防止民事诉权对“意思自治”原则的侵害。

为确保检察机关的民事诉权不被滥用，法律应当完善两个方面的立法：其一，从民法实体法上明确检察机关应当提起或可以参与的民事诉讼的具体情形。其二，在民事诉讼中对检察机关的民事或参与诉讼的程序作出特殊规定。就前者而言，立法机关在民事实体法上确定检察机关提起或参与民事诉讼的具体范围时，应当首先明确两个基本前提条件，并以此作为立法的指导思想：一是特定的民事主体有侵犯国家、社会公益或影响社会公共利益的行为存在；二是机制受阻。所谓机制受阻，主要有三种情况：一是当事人不敢，如有关国家机关利用职权侵犯当事人合法权益，而当事人因惧怕敢怒不敢言；二是当事人基于损公肥私而不愿，如在低价转让国有资产案件中，转让方和受让方均是为了私己的利益侵犯国家的财产权益，双方对这种侵权行为当然不愿；三是当事人不能，如精神病人等人的合法权益在受到监护人的侵犯而又无明确的其他监护人时，因其是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故不能亲自为有效的。总之，检察机关提起民事诉讼的范围原则上限于国家利益或侵害、影响社会公共利益但当事人又不的案件，而检察机关参与民事诉讼的范围则限于侵害国家利益或侵害、影响社会公共利益但当事人已的案件。笔者就于去年办理了某单位未经合法程序将国有资产擅自处理造成50万元国有资产流失的案件，此案经检察机关后，法院对检察机关所提取的证据予以采信，遂依法作出了买卖合同无效，双方返还财产的判决。[3]

（四）检察机关是唯一适宜享有民事权的国家机关。

如果民事活动必须受一定法律监督的结论是肯定的，如果对一定范围内的滥行民事主体的行为必须通过赋予当事人之外的国家机关行使诉权来予以解决的结论也是肯定的，或许还会有人诘问：能否由检察机关之外的其他国家机关享有此种情况下的民事诉权？如果因为行政机关怠于行使权力而使法律目的不能实现时，无论如何是不可能再赋予行政机关对解决同一问题以民事诉权的。而且，行政机关对涉及国家利益的民事侵权享有民事诉权，也与其行政性质不相符合。那么，依我国国家机关及其职权设置的现状，该民事诉权不可能赋予给立法机关——尽管立法机关对于行政管理具有一定意义上的监督权，但其立法权的法律定位决定了其不可以同时享有民事诉权。同样，该民事诉权也不可以赋予给人民法院，因为诉审分立的诉讼规则决定了作为行使审判权的法院不能同时享有诉权。

三、完善民事检察监督权，必须赋予检察机关民事诉权

面对现实生活中日益增加的侵害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民事违法现象，我们

不能不呼吁应引起立法界的关注和重视。笔者认为，从法律上明确、完善检察机关的民事监督权，并赋予检察机关民事诉权，是完全必要的，理由主要有以下四点：

（一）完善检察机关民事监督权、赋予检察机关民事诉权，是平衡法制的天平，完善我国民事检察权的必要。就现实而言，我国各级人民检察院的民事检察权很薄弱，其检察监督的范围仅仅限于民事审判活动，其方式仅为按照审判监督程序提出抗诉。然而，民事检察权仅有抗诉权能是不够的。从相当意义上讲，抗诉权针对的是人民法院的民事审判活动，其监督对象是法院。但民事监督权就其质而言，是对民事法律的实施进行监督，而民事法律包括民事实体法和民事程序法。因此，检察机关的民事监督权的行使范围应是对民事主体的民事活动和民事程序活动进行监督。目前，我国通过部门法所确定的民事监督权仅限于民事诉讼活动，并不包括民事实体活动。事实上，作为一个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国家，如果没有专门的机关对民事活动予以监督，国家利益就完全可能因民事权利被滥用而招致损失；如果没有专门的国家机关代表国家进行追诉，国家的损失就无法追回，国家利益将难以得到有效的保护。当前国有资产严重流失的现状，恰能说明民事活动缺乏法律监督机制的严重后果。由此说明，既然民事主体利用民事活动侵害国家利益是可能的，而且是客观存在的事实，既然国家的利益与其他民事主体的权益一样是需要保护的，那么，民事活动应当受一定的法律监督就是必要的，检察机关民事监督权和民事诉权的确立就是必须的。

（二）完善检察机关民事监督权、赋予检察机关民事诉权，是保障并促进我国目前实行的新时期经济体制改革的必要。当前我国正处在新旧两种体制的转换时期，在这个过程中，涉及到国有企业的进一步改革，国有资产的整合以及社会公共资源的合理分配、利用、市场经济体制的建构与完善、市场体系和市场主体的培育等一系列问题，其中不可避免地会出现社会公共利益和公民、法人、个体利益的激烈碰撞和冲突，市场秩序的混乱和不规范也是不可避免的，这就需要有公共利益的代表者的介入。同时，由于一些司法人员的腐败，致使一些民事、经济、行政纠纷的当事人不能行使自己的诉权，严重影响了司法公正，败坏了党和政府的形象，引起群众的不满，危及社会安定。所有这些问题的存在，客观上要求检察机关作为国家根本利益的代表者，行使国家诉权出面干预，以维护正常的经济秩序和社会秩序。司法实践中，以有多起由检察机关以原告身份代表国家提起民事诉讼的案件得到了法院判决的支持，实践证明了赋予检察机关民事诉权有其现实的必要性。

（三）完善检察机关民事监督权、赋予检察机关民事诉权，是维护社会公共利益，维护社会的公序良俗的必要。民事实体法调整的对象除财产关系外，还调整平等主体之间的人身关系。民法所调整的人身关系有相当一部分不仅涉及一个国家的公序良俗，还直接关系到公民的生存问题，前者如婚姻关系，后者如抚养、赡养关

系等。这些法律关系既决定着民事主体的个人利益，又常常影响着国家的公序良俗。对此，许多国家的法律都赋予检察机关以相应的民事监督权和民事诉权，其目的在于维护社会应有的公德、秩序和善良的风俗。此外，根据法律规定，检察机关还有责任对侵犯社会安定和社会秩序（包括社会经济秩序），可能导致社会不安定的因素进行防范与惩戒，如对产品质量侵权严重的案件、对垄断经营、劳动争议等纠纷，检察机关也应当享有相应的监督权和诉权，其根本目的在于维护社会的公共利益和公共秩序。概言之，民事主体滥用民事权利的行为具有损害社会公序良俗或社会经济秩序或社会公众利益的可能性和现实性，本着民事主体的权利不得滥用的原则和不得损害社会公共利益原则，法律有必要赋予检察机关对民事行为进行法律监督的权力和对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行为提起民事诉讼的权力。

（四）完善检察机关民事监督权、赋予检察机关民事诉权，是对检察机关法律监督的完善。如前所述，我国宪法将检察机关定位为法律监督机关，且立法本意是赋予检察机关对国家法律实施的全面监督权，其中必须包括民事法律监督权。鉴于刑事法律监督权通过刑法、行事诉讼法等部门法予以明确，因而宪法所确定的检察监督权得到了落实。然而，观念的滞后，造成检察机关的民事法律监督权迟迟得不到民事实体法的肯定和明确，使检察机关全面实施法律监督的宪法的精神不能有效的落实，进而使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权始终处于一种缺陷状态。倘若能够通过民事实体法明确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权，无疑将是对检察机关法律监督权的完善，同时也将是对“权利不得滥用”的民法原则的落实。

（五）赋予检察机关民事诉权，是民事诉权理论发展的使然。最初的民事诉权完全基于私权产生，只有享有实体权利的人才能享有民事诉权。然而，民事诉讼的自身发展，已使得民事诉权的主体不再限于实体权利的享有者，负有民事义务的被告同样享有诉权。而随着民事实体法的调整范围的不断扩大，随着民事权利被滥用与国家、社会公共利益等之间冲突日益凸现的现实，“利益者”的范围进一步得到拓宽，并且将这些“公共”的利益归于国家，由国家享有民事诉权，这些已为许多国家的法律所肯定。由此可见，民事诉权理论的发展不仅不排斥检察机关的民事诉权，恰恰相反，其使检察机关享有一定的民事诉权已成当然。我国法律赋予检察机关以一定的民事诉权，将只能表明我国的民事诉权理论在朝着世界诉权理论的发展趋势进步，反之，则只能说明我国的民事诉权理论固步自封，停滞不前。此外，世界各国民事检察制度的发展状况也表明，赋予检察机关以民事监督权和民事诉权是完全必要的。根据现有资料，许多国家已放弃了以往“不得干预私法”的观念，抛弃了绝对意义上的“自由处分”民事理念，代之以对民事活动实行或多或少的国家干预原则，由国家对民事经济活动进行宏观调控，由检察机关代表

国家对民事活动进行监督并在有关民事行为危及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等情况下，以提起民事或参与民事诉讼等方式进行干预。如前苏联、民主德国、美国、英国、日本等多个国家，都在法律或判例中规定了检察机关提起或参与民事诉讼的内容。如意大利、比利时、日本等国在法律上已经承认：当为公众需要时检察院在一部分案件中进行控告和在另一部分案件中不作为当事人而仅仅干预诉讼所具有的权利和义务。[4]事实上，无论是从与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的法律接轨的角度出发,还是从学习他国的成功立法经验从而完善我国立法的角度出发，均有必要扩大检察机关民事监督权的内容，赋予检察机关民事公诉权。

综上所述，如果设定民事诉权是必须的和必要的，那么，这个权力不可能赋予给检察机关之外的任何国家机关，只能赋予给检察机关。这不仅是我国检察机关目前的职能、地位、性质等法律定位的使然，即使有朝一日我国宪法重新定位检察机关的职能、性质等，以保护国家利益或社会公共利益为己任的民事诉权也仍然应当赋予给检察机关。这已为世界许多国家的民事诉权的发展和立法状况所证明，尽管各国对检察机关的性质认识不同，其实并不影响检察机关享有民事诉权。

参考文献：

[1]孙谦，检察理论研究综述，中国检察出版社，1990，353—356。

[2]河南省民权县人民检察院《调查研究》，2003年，第26期。

[3]河南省民权县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2001年。

民事起诉状范本篇8

我国对行政诉讼类型的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空白之处颇多。行政诉讼类型化的意义主要在于将行政诉讼类型作为核心线索，撑起行政诉讼的整体框架。并将行政诉讼类型划分为三类：给付诉讼、确认诉讼、形成诉讼。公益诉讼、当事人诉讼、机关诉讼等热点问题同时予以制度构建上的探讨。

关键词：行政诉讼类型 公益诉讼 当事人诉讼 机关诉讼 预防性行政诉讼

提到行政诉讼类型大家可能和笔者一样有些茫然失措，不知其所云，《行政诉讼法》法条中并没有明确规定，教材中也鲜有提及。随后想到在民事诉讼中将诉的类型划分为三类：给付之诉、确认之诉、形成之诉（变更之诉），至此笔者对行政诉讼类型有了初步的认识。

行政诉讼类型化是20世纪以来各国行政诉讼制度发展的共同趋势，行政诉讼类型有助于加强对公民权利的保障，强化对行政行为的司法审查，一国行政诉讼类型的多寡也反映出对公民权利保障程度的大小。而我国对行政诉讼类型的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虽然多数学者承认我国存在撤销之诉、变更之诉、给付诉讼等诉讼类型，但缺乏对行政诉讼类型的深入研究，大陆地区关于行政诉讼类型的研究空白之处颇多。

行政诉讼类型可以定义为根据原告的诉讼请求，对具有相同诉讼要件，适用相同审理规则和方式，并作出相应的判决的诉讼所做的分类，又称为行政诉讼的种类。从定义可以看出，行政诉讼类型的划分依据应该是原告的诉讼请求，不同的诉讼请求决定着不同的诉讼类型，不同的诉讼类型又对应不同判决种类。而有些学者主张基于目前的《行政诉讼法》有判决种类的规定，便依据判决种类确定相应的行政诉讼类型。在笔者看来这完全是本末倒置的做法，置原告的诉讼请求于不顾，而这种分类方法对行政诉讼法整体的架构和研究亦没有多大意义。

笔者认为行政诉讼类型化的意义主要在于将行政诉讼类型作为核心线索，完全撑起行政诉讼的整体框架，作为一条主线贯穿于《行政诉讼法》之中。有的国家《行政诉讼法》便根据行政诉讼的类型来谋篇布局，结构简单，清晰明了。

一、行政诉讼类型的两大模式

（一）英美模式

作为判例国家，不成文法发达，不区分公、私法，自然没有民事诉讼和行政诉讼之分，一般不规定诉讼类型，但英美法系在自身的司法实践中也形成了类似于大陆法系国家的行政诉讼类型的制度，即令状制。

在英国，从亨利二世时起，凡是向普通法法院提起诉讼，需取得国王的令状，始得其程序。令状便如同进入法院的门票，并且每种令状对应特定的诉讼形式和审理程序，如果当事人选错了令状同样无法得到救济。所以当时并非今天的“有权利就有救济”，而是有令状就有救济，这也是英国“程序先于权利”的原因。

美国法律承继了英国的法律传统，并适时的进行了改造。在联邦一级，令状已很少使用，但在很多州还保持着令状制度。

（二）大陆模式

大陆法系国家公、私法有明确的分野，民事诉讼和行政诉讼有比较明显的区别。20世纪以来，大陆法系国家纷纷建立各自的行政诉讼类型制度，比较典型的有法国、德国和日本等国家。

德国行政诉讼类型起初只有撤销诉讼，1960年联邦行政法院明确规定了撤销诉讼、课予义务诉讼、一般给付诉讼、确认诉讼、继续确认诉讼，及其他新诉讼类型。

日本的行政诉讼类型比较特殊，二战前日本主要以德国等大陆法系国家为蓝本，司法二元，由行政法院来审理行政案件；二战后则以美国为蓝本，取消行政法院，案件由普通法院审理，但在诉讼程序上适用与民事诉讼程序不同的行政案件诉讼特例法。日本将民事诉讼总体上分为主观诉讼和客观诉讼两大类，主观诉讼大致分为抗告诉讼和当事人诉讼。客观诉讼包括民众诉讼和机关诉讼。日本行政诉讼类型的规定值得借鉴的地方在于其法律中明确规定了抗告诉讼、当事人诉讼、民众诉讼、机关诉讼。接下来便按照这四种诉讼类型谋篇布局，在抗告诉讼类型之下，规定了相应的法院管辖、审理程序、判决种类、执行方式等内容。其他三种类型之下只规定与之不同的程序即可，简便易行，清晰明了。

二、我国行政诉讼类型研究

对世界典型国家诉讼类型的研究，目的在于对我国的行政诉讼类型制度的借鉴和探索。我国《行政诉讼法》未明确规

诉讼种类，只规定了判决形式。学者依据不同标准对行政诉讼类型主要有这几种划分：有的学者依据行政诉讼法第11条的受案范围即当事人的诉讼请求，并结合我国的判决形式，将行政诉讼类型划分为撤销之诉、变更之诉、履行之诉、确认之诉等几类，笔者之前也已提及；有的学者按照原告的诉讼目的，将行政诉讼种类划分为行政行为之诉和行政赔偿之诉；台湾地区学者蔡志芳教授根据我国行政诉讼法第11条和第54条的规定，将大陆地区的行政诉讼类型归纳为撤销诉讼、课予义务诉讼及一般给付诉讼。

这些分类都有其划分的道理，各有所长，很难判断究竟哪种分类更加精确。在此笔者有自己的观点，先前已述，依据判决形式来倒推行政诉讼类型是很不可取的。完全的借鉴其他国家已经运作成熟的类型而不结合我国的既有制度对大众的接受能力是非常大的挑战。依笔者愚见，可以依据当事人的诉讼请求并借鉴民事诉讼类型的分类，将行政诉讼类型同样划分为：给付诉讼、确认诉讼、形成诉讼。给付诉讼可以涵盖：履行判决、赔偿判决；确认诉讼涵盖确认判决；形成诉讼涵盖：撤销判决、驳回判决、维持判决、变更判决。可见所有的判决种类都可被这三种诉讼类型涵盖，并且和民事诉讼接轨，便于大众的接受，完全可以考虑这种分类方法。

三、行政诉讼类型的热点问题

（一）公益诉讼

公益诉讼是原告起诉并非因自己的权利或利益受到某种直接的侵害，而是为了维护客观的法律秩序或普遍的公共利益。我国宪法规定了社会主义的公共财产神圣不可侵犯；刑法中亦有“破坏环境资源保护罪”、“贪污贿赂罪”等类罪名，对严重侵害公共利益的犯罪行为予以打击；新修改的我国《民事诉讼法》适时的增加了公益诉讼的规定。而与此相比，行政诉讼在公共利益的保护上显得匮乏很多。

笔者以为行政公益诉讼制度的探索主要在于以下三个方面：

1、受案范围

对行政公益诉讼的范围，应采用列举加兜底的方式。其中，应明确列举的事项有：导致自然环境和自然资源遭到破坏的行为；导致违法出让、转让国有资产，或者非法侵占、毁坏公共财产的行为；导致食品、药品等公共卫生、公共安全受到危害，致使社会公众的人身权、财产权遭受到严重威胁的行为；导致行政相对人违法受益的行为；导致或者加剧垄断，干扰社会经济秩序的行为。这些事项主要是行政行为违法损害重大公共利益、又没有适格原告、现实需求也较为迫切的几类案件。

2、原告资格

将原告资格主要授予专业机关——检察院是比较合适的。由于我国公民的法治观念还不强，对是否符合受案范围的判断能力尚欠缺，将其提起的资格赋予检察院，对避免司法秩序混乱，提高诉讼效率大有裨益。况且人人都有原告资格，公益诉讼就容易变成“爱发牢骚者诉讼”。在检察院提起公益诉讼为主的情况下，可以将部分诸如消费者协会等社会团体作为辅助主体，分担检察院工作压力。

3、前置程序

我们会发现，对公益诉讼制度加以规定后，很多案件都可以纳入进来，不可避免的增加了检察院、法院的压力，为了不造成司法秩序的混乱，也是给行政机关改过自新的机会，减少诉累，检察院有必要起诉前向被诉行政机关提出检察建议，督促其采取补救措施。

（二）当事人诉讼

当事人诉讼，是指行政机关的行政行为导致平等主体之间的民事法律关系的产生、变更和消灭。即民事争议和行政争议同时存在。我国法院在处理此类案件的方法不同，大多在行政诉讼后告知当事人另行提起民事诉讼，或者是告知当事人先解决行政争议所依据的民事争议，之后再提起行政诉讼。这种做法增加了当事人的诉累，也造成司法资源的浪费，不符合诉讼经济原则。

设立当事人诉讼的主要目的是为了在解决行政争议的同时解决与行政权有关的特殊民事争议。原告提起的必须是行政诉讼，同时要求解决行政行为所涉及的民事争议。关于当事人问题，原、被告应是民事纠纷的当事人，行政机关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

（三）机关诉讼

机关诉讼其实涉及的是内部行政行为可诉性问题，目前被我国排除在司法审查范围之外。机关诉讼主要解决行政机关之前权限争议问题，按目前的处理方式：如果平级之间的争议由其共同上级决定，上下级关系则由上级决定，很明显有失公允，尤其上下级之间的隶属关系使之很难做出公正的处理。所以，在行政诉讼法修改

中有必要将内部行政行为纳入受案范围，对机关诉讼做出规定。

（四）预防性行政诉讼

预防性行政诉讼，顾名思义，在提起行政诉讼之前可请求法院采取诉前禁令，防止当事人的合法权益遭受进一步损害。英国的禁止令、阻止令等令状；德国设立了预防性不作为诉讼和预防性确认诉讼；我国三大知识产权法中也有诉前禁止令的规定。例如我国著作权法第49条规定“著作权人或与著作权有关的权利人有证据证明他人正在实施或即将实施侵犯其权力的行为，如不及时制止将会使其合法权益受到难以弥补的损害的，可以在诉前向人民法院申请采取责令停止有关行为和财产保全的措施。”；《新民诉》在诉前财产保全的基础上亦增加了诉前行为保全的规定。是故，确立预防性行政诉讼制度十分必要。

参考文献：

[1]吴华著：《行政诉讼类型研究》，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第13页。

[2]彭凤至：“德国行政诉讼制度及诉讼实务之研究”，台湾行政法院编纂1998年6月。

[3]应松年主编：《行政诉讼法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189-19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