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法考试改革范文

司法考试改革篇1

 

一、我国法学教育模式以及存在的问题

 

(一)我国的法学教育模式

 

从世界范围来看，目前存在两种法学教育模式：一是以英国和美国为代表的英美法系实践型模式，该模式的培养目标是律师，因此其教育性质是职业教育，教育层次设置于研究生学习阶段，以案例、专题和模拟辩论为主要内容，以学生与教师的互动为目标，主要培养学生的法律实践能力;另一种是以德国和法国为代表的大陆法系学术型模式，该模式的培养目标是法律精英即法官，教育层次设置于本科学习阶段，强调对理论知识的讲授，同时锻炼学生分析和解决案件的能力。我国是大陆法系国家，法学教育借鉴德国和法国的模式，即精英教育。但是随着我国法学界干脆重视司法考试的作用，逐渐将精英教育目标与职业教育结合起来，因此吸收了案例教学和讨论学习等英美法系教学模式。

 

(二)我国法学教育模式存在的问题

 

1、法学教育目标不清

 

我国教育目标是培养既能从事法律职业，即成为法官、检察官和律师，又能进行理论研究，即成为学者的复合型人才。这种目标的双重性使得法学教育内容和方式等环节无法体现法律职业的要求，更多追求的是学究性理论教学，这使得教学内容中理论性强，实践性弱，无法培养和锻炼学生的思维能力。大部分法学本科生需考取硕士研究生或司法考试才能实现法律职业，其余学生只能从事非法律职业。有数据表明几所著名法学院本科生毕业后从事法律职业的比例很小，如2010年中国政法大学是13.57%，北京交通大法学院是2.88%，北京大学法学院是21.43%，清华大学法学院是4.94，①造成法学教育资源的极大浪费。据《2013年中国大学生就业报告》公布的数据表明，2012届本科毕业生就业率最低的专业是法学。②这类现状最根本的原因是法学教育定位不清导致严重脱离市场需求。因此我们应当让法学教育从单纯强调形而上的“学术派”走向触手可及、更多解决实际问题的“务实派”。

 

2、法学教育方式问题

 

我国法学教育方式属于“填鸭式”教学，理论与实践严重脱节，学习更多依靠死记硬背。这种教学方式可以使学生系统地掌握法律知识，但不能培养学生的法律思维能力和判断能力。芮沐在民国初期就曾指出：“本国各学校法科着重知识的灌输而不及方法的传授，此端为本国法律教育最大弊端。”③尽管在近几年的教学改革中也采用了案例教学和讨论学习的方式，但是主动权仍然掌握在老师手中，无法充分调动学生的积极性。在现有的考核模式中，一般是对学生的记忆力进行测试，而不测试学生的判断能力和思维能力。

 

二、以司法考试为导向是地方院校法学专业的生存和发展的迫切要求

 

(一)就业率成为衡量地方法学院系教学质量的重要指标之一

 

据统计截至2008年11月，全国共设立法学院系634所，法学本科生30万人左右，法律专科生达22万多人。④在法学院和法律系越办越多的情况下，法律专业学生越来越多，就业压力越来越大。近几年，法学专业一直被就业蓝皮书课题组列为红牌警告专业。同时从我国法学教育的发展困境来看，法学教育的改革应当改变过去过于重视学术教育，而建立侧重法律职业的法学教育模式。特别是在法律专业学生越来越多和就业压力越来越大的现实情况下，司法考试就显得越来越重要了。我们的调查问卷显示我系2015届法学本科生的98%的学生参加了2014年的司法考试，其中有90%以上的学生参加司法考试是为了以后为就业拓宽渠道。司法考试对法学专业学生具有如此的吸收力，我们无法忽视司法考试的重要性。

 

(二)司法考试制度对教学方法和考核方式的影响

 

1、教学方法

 

我国司法考试制度建立之前，只有律师资格考试是作为律师职业准入的标准而存在的，而对法官和检察官没有职业准入标准。在司法考试制度建立之后，提高了法律职业的准入水平，这不仅需要法学理论知识，还需要相应的法律职业能力。法律职业能力的培养不仅需要法学理论知识培养，更需要法学实践能力的培养。这就要求老师在课堂上不仅要讲理论，更要讲实际，因为法律知识要到实践中才能发挥最大作用。老师在讲授知识点时要结合贴近现实的案例，分析如何理解案件，如何找到相应的法学知识点去解决案例。这样不仅有利于学生对法学理论知识的理解，更让学生学习到正确思维方法，以便于提高其思维能力和应变能力。

 

2、课程考核方式

 

目前法学课程的考核题型主要有单项选择、多项选择、填空、判断、简答、论述、案例分析等几种，此类型主观命题过多，命题难度不高，教师评卷随意性大，同时也无法反映学生真实的学习效果，特别是无法反映学生的理解能力和逻辑思维能力。而近几年我国司法考试第四卷论述题出题越来越具有开放性和务实性，如2008年的裸聊案(2008年)、2009年信用卡透支案以及2010年行政协商和解案等，从评分来看没有设置统一的标准，只需要学生“自圆其说”即可。这种多角度、跨学科的考题需要法学教育要突破以往单一的考核方式，合理选择考点，合理配置考试题型的比例，特别要注重对学生思辨能力的培养和对综合知识的运用。

 

三、司法考试背景下“民法”课程改革的思路与具体做法

 

(一)改革的思路

 

建立以司法考试为导向性的法学教育改革，采取怎样的教育改革方式显得非常重要。针对司法考试对法学教育职业化的要求，我们在思考应当如何调整教学计划和教学内容，应当如何设置课程内容才能体现对法律人才的要求，应该偏向应试还是偏向职业技能的培养，应该如何融通两者的目标。结合我院公安院校的特性以及我系的具体情况，以培养专业复合性和实用性为目标，从教学理念、课程教学计划和教学内容、课时安排、教学手段上积极做出改革尝试，以实现民法教学内容的司法考试导向。

 

(二)具体做法

 

1、教育理念

 

民法课程的总体教学目标是着力培养学生具体扎实的民法素养，通晓我国民商法理论和实务，掌握民法相关实践技能，具备常见的实践问题的处置能力。能够在各级政府部门、司法部门和律师事务所等从事民法实务操作和法律工作。把对法学理论学习颇感兴趣、想致力于法学理论研究的学生定位于理论型方向，引导并支持其继续攻读法学硕士学位;把有志于从事律师和司法实践的学生定位于实践型方向，重视其理解能力和逻辑思维能力的培养，加速其案例分析能力处理实践问题能力的形成，使学生能够在独立思考下完成对案件的合理判断，并要求其能通过司法考试。

 

2、课程教学计划和教学内容

 

在司法考试中民法所占的分数比例一般都在90～100分之多，故有“得民法者得天下”的说法。题型为单选题、多选题、不定项选择题和案例分析。在应对司法考试中时学生的功利性很强，认为只需要记忆重点内容就可以轻松过关。

 

首先，需要对司法考试中民法内容重点考点进行了分析，总结出考点所反映出的理论性知识以及综合性知识的运用，在此基础上制定出相应的民法教学计划。

 

其次，在教学方式上注意把复杂问题简单化。目前法学本科生多为90后，缺乏一定生活经验，而法律是生活经验的高度抽象，如何能让他们在短时间理解成为民法教师必须解决的一道难题。因此教师首先把民法教材由厚读薄，总结出民法知识点的大概框架;在讲授中逐一向学生讲解，让学生对民法有大概的框架性知识，如若老师讲解所有知识点，学生可在框架性知识的引导下自我学习;最后，老师讲解知识点时要结合实际把复杂问题简单化，以有利于学生理解和思维能力的提高。

 

最后，要慎重挑选民法案例。案例所涉及知识点的多少和质量的高低直接影响案例教学的质量。选择适应司法考试需要的民法案例要符合以下要求：第一，新颖性。由于近几年民事法律规范修改的频繁使得在法律适用上出现新的问题，因此在选择教学案例时要紧跟实际生活，以此引发学生们的兴趣;第二，教学性。选择适应司法考试的题型和题量的民法案例，最好能在一个案例中出现多个教学知识的重点和难点，能够使学生通过讨论一个案例来提高其分析能力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3、课时安排

 

在与司法考试内容相融合时，需要对各科门的课时做出适当调整，对有利于培养学生判断能力和思维能力并在司法考试中所占分值较大的课程，应多设置课时;而且课程先安排部门法，如民法、刑法、行政法、民事诉讼法、刑事诉讼法、行政诉讼法，法理学和宪法学放在后面。从2015届法学专业学生的问卷调查来看，96.3%的同学认为在学习法理学和宪法时无法理解，这是因为法理学和宪法的高度抽象性和原则性使刚入门的学生感觉为“摸不着头脑”。让学生先学习部门法，深刻理解什么是法律，再来学习法学理论课就好理解得多。因此民法可以从大二上学期提前到大一下学期，商法可以从大三上学期提前到大二下学期。

 

4、教材的选择

 

我们认为教材的选用是否适当直接影响着一门课程目标的实现和功能的选择。目前民法教材大多偏重于理论，涉及实践应用内容较少。因此在适应教学目标的转变和衔接司法考试过程中，地方院校更应选择实践性强、内容简洁的教材，以便于教学和学生的自我学习。

 

5、考核方式。我系民法课的试题类型为填空、单项选择、多项选择、简答、论述、案例分析等。类型命题主观过多，改卷随意性大，不能反映学生真实的学习能力和思维能力。因此我们为了衔接司法考试的内容，按照司法考试的题型和题量对民法课程的考核方式进行改革，重点考核具体案例以及民法知识运用的能力，逐步提高学生的判断能力和思维能力，并使他们逐步适应司法考试的题型和题量。

 

司法考试改革篇2

关键词：法律教育；司法考试；精准教学法

中图分类号：G642.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1502(2011)05－0096－06

关于法学本科教育的发展方向主要有两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中国法学本科教育的定位是素质教育(或称通识教育、学术性教育)，强调培养具有一定学术背景的法律人，同时为法律高级人才的培养打下良好的基础；另一种观点认为，中国法学本科教育的定位是职业教育(或称应用性教育、精英教育)，强调应当让学生获得从事法律职业所必须具备的能力，这种能力对于法官、律师、法学研究工作者具有同等重要的意义。两种观点的取舍在法学教育界引起了激烈的争论，各有一批法学家和法教育机构支持，从而形成了中国法学本科教育的不同模式。法学本科教育培养目标之一是有职业倾向的基础型法律人才，这种职业倾向应当是多元化的。从社会需求来看，社会对法律人才的需求是多元的，大体上有三类：一是应用类法律人才，即实践型法律人才和复合型法律人才；二是学术类法律人才，主要指法律教师和法学研究人员；三是辅助类法律人才，主要是辅助法官检察官和律师工作。司法考试是国家统一的法律职业资格考试，一种从事法律职业的资格考试而非任职考试。通过司法考试，是法学毕业生迈向法律职业的第一道门槛。国家统一司法考试，特别是在考试的形式、科目、内容以及考试的通过率等方面，都会对法学教育产生影响并提出挑战。本文结合笔者个人的教学经验，谈谈民事诉讼法本科教学如何适应国家司法考试的要求进行教学内容、教学方式等方面的教学改革。

一、法学本科教学与司法考试

国家司法资格考试主要测试考生所应具备的法学专业知识、法律案例分析、法律文书撰写、从事法律职业的能力。它向法学教育界传达这样的信息，即法学教育是应用教育，必须以培养应用型人才为主。对此，有学者提出法学教育不是职业教育、法学教育不同于法律教育。其依据是：其一，法学教育是理性教育，法律教育是感性教育；其二，法学教育是理论教育，而法律教育是实践教育；其三，法学教育是关于法学领域中的“为什么”的教育，法律教育是关于法律领域中的“是什么”的教育；其四，法学教育要培养的是法学研究工作者，而法律教育要培养的则是法律工匠。其言外之意是我国的法学教育是一种素质教育、人文教育，而以司法考试为导向的法学教育则是一种低层次的职业培训教育、法律工匠教育。从教师“愿意把最好、最有用的知识传授给学生”的职业角度，从个人潜心学习法律多年并形成的一些粗浅理解来看，笔者同意这种观点。但是，换个角度，学生如何看待法学教育与司法考试的关系呢?

按照现行制度，法学院本科生在三、四年级就有资格参加司法考试。假如司法考试合格率像日本曾经坚持的那样压得很低，只有2％－3％，那么只有极少数非常自信的学生才在本科阶段参加司法考试，不会对教育产生太大的影响。但目前中国司法考试合格率已经达到20％以上，跃跃欲试的本科生会不在少数，其影响就不能忽视了。在我国多年来就存在着法学本科生“招生热、就业难”的问题，而通过司法考试，必然能增强法学毕业生在就业市场的竞争力。目前社会上司法考试辅导班的质量参差不齐、良莠不分，并且价格高昂。为了“一次性”通过司法考试，许多学生会选择参加“全封闭班”、“保过班”，其动辄几千元甚至上万元的学费成为家长一笔不小的“就业准备经济支出”，而辅导班的学习环境、居住安全等也存在着一些隐患。因此，法学本科教育中应该增加以司法考试为参照的学习内容。

二、民事诉讼法本科教学课程计划的修改

民事诉讼法本科教学，以理论性和程序性的知识点讲授为重点，着重研究民事诉讼理论和民事诉讼程序，培养学生运用诉讼手段保护合法权利的能力。从教学内容来看，民事诉讼法的教学内容和司法考试的考察内容基本一致，分为民事诉讼法基本理论、当事人理论、管辖理论、证据理论、程序理论、执行理论、涉外民事诉讼理论等几部分内容，这体现了民事诉讼法的教学和司法考试对民事诉讼法的考察具有一致性的特点。

但是由于司法考试侧重案例考核，民事诉讼法的教学中需要加大案例教学的比重。目前，以天津财经大学法学院为例，民事诉讼法课程的授课时间为48课时。在短短的48课时里讲解22章的内容(涉及上百个知识点)，而且要做到内容讲解全面，知识点讲解透彻，每堂课的内容安排都非常紧凑。为了满足加大案例教学的需求，有两种方法可供选择：一是增加现有课程的课时量(例如，海南大学的民事诉讼法课程，其本科教学学时为72学时)，将课堂讲授课程分为民事诉讼法理论课和案例讨论课两部分，两部分的课时比例可以在2：1到1：1之间，其中，民事诉讼法理论课的比重较大。案例讨论课上可进行学生讨论、案例竞赛、课堂辩论、习题讲解等多种形式的教学活动的探索。二是开设专业课和选修课来分散课程内容。在某一门课程内容太多的情况下，可以将该门课程分成两个或两个以上的课程来加以讲解和学习。目前，在法学本科教育中，民法、商法、经济法等课程已开设专业课和选修课。民事诉讼法课程可以开设证据法、ADR、仲裁法等课程。但是，在进行课程划分的时候，有两个问题需要考虑：(1)民事诉讼法的各部分内容之间联系性较强，如果强行分割会破坏学习的连续性；(2)民事诉讼法的各部分内容没有与之相对应的独立的国家立法。这两个问题无疑是制约民事诉讼法课程划分的重要因素。

三、民事诉讼法本科教学应突出“精准教学”的特点

本科法学教育，多年来承继重理论轻实务的传统，所开设的课程侧重于法学理论，而司法考试比较注重考察考生对法律知识或司法解释的理解力，从考试方式看，则比较多地反映出是在考察考生对有关法条和司法解释条款的记忆力。这些知识的掌握和能力的培养，显然不是目前大学法学教育所强调的。另外，选择题(包括单项选择题、多项选择题和不定项选择题)要求答案的唯一性，“准确性”是出题者对考生的基本要求和答案的评判标准。为了能够准确地回答问题，学生必须做到准确地记忆法条、准确地辨析概念、准确地判断程序。因此，民事诉讼法理论教学方式中应突出“精准教学”的特点。

(一)概念的精准辨析

进行概念的精准辨析，可以分成以下几个过程：

1.概念层级分类。即区分上位概念和下位概念，采用层级的方法，将概念进行归类和比较。以管辖制

度为例，如果将管辖作为上位概念，其下面可以有三层下位概念：第一层下位概念为法定管辖和裁定管辖；法定管辖的下位概念为级别管辖和地域管辖，裁定管辖的下位概念为移送管辖、指定管辖和管辖权转移；级别管辖的下位概念又可以分为最高人民法院、高级人民法院、中级人民法院、基层人民法院一审管辖的案件，地域管辖的下位概念又可以分为一般地域管辖、特殊地域管辖、专属管辖、共同管辖、协议管辖。

将概念进行层级分类，其目的是帮助学生在头脑中形成诸多概念的结构梳理，并不能直接回答司法考试中的试题。为了准确答题，下一步需要做的是概念的细节比较。

2.概念细节比较。即将同一层级的概念之间进行区分比较。例如，级别管辖的下位概念是最高人民法院的管辖范围、高级人民法院的管辖范围、中级人民法院的管辖范围、基层人民法院的管辖范围。四级法院的管辖范围属于同一层级的多个概念，为对其进行准确区分，可进行“三步比较法”：第一步比较，依据级别管辖的一般准则和特殊准则，得出基层法院管辖与另外三级法院管辖的案件范围差异――审案件通常由基层人民法院审理，中级人民法院、高级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法院只有在特殊情况下审理一审案件。第二步比较，依据法院的主要工作职能，得出中级人民法院与另外两级法院管辖的案件范围差异――中级人民法院仍以审案为主，在某些情况下会审理一审案件，但是，高级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法院的主要工作职能是指导监督下级法院的案件审理。第三步比较，依据是否重大案件以及是否对自己认为应该审理的案件具有管辖权，得出高级人民法院与最高人民法院管辖的案件范围差异――高级人民法院审理本辖区有重大影响的案件，但对自己认为应该审理的案件没有管辖权。最高人民法院对全国有重大影响的案件和自己认为应当审理的案件均具有管辖权。经过“三步比较法”，可以清晰得出四级法院管辖范围的区别(见图1)，也可以直接解答司法考试的试题。

这里以司法考试中的一道单项选择题为例来进行1分析：

(2009年卷三第35题)关于民事案件的级别管辖。下列哪一选项是正确的?

A.第一审民事案件原则上由基层法院管辖

B.涉外案件的管辖权全部属于中级法院

C.高级法院管辖的一审民事案件包括在本辖区内有重大影响的民事案件和它认为应当由自己审理的案件

D.最高法院仅管辖在全国有重大影响的民事案件

将题目的选项与上图进行比较，发现A选项正确，符合级别管辖的一般准则和特殊准则；B选项错误，不符合中级人民法院的主要工作职能；C选项错误，最高人民法院才有权管辖自己认为应当审理的案件，高级法院无此职权；D选项错误，最高法院管辖在全国有重大影响的民事案件和自己认为应当审理的案件。

需要注意的是，概念精准辨析的方法在应对辨析型试题时发挥的作用较大，在应对案例式试题时发挥的作用较小。

(二)案例分析教学法中的精准法条记忆

1.案例分析教学法。案例分析教学法是对“满堂灌”的教学方式的一种改进。“满堂灌”式的教学方法在目前的法学教育中非常普遍，基本采用老师讲解、学生听课做笔记的授课方式。这种教学方法不利于促进学生对法律问题的独立思考和判断，与社会对法学教育的要求极不相符。而案例分析教学法能使教师和学生在课堂内实现理论与实践的结合。

案例分析教学法始于哈佛法学院，即教师根据教学内容选取真实判例或虚拟案例，让学生从分析个案中了解法律的基本理念、诉讼的基本原则和程序，引导学生自主探究性学习，以提高学生分析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案例教学法在培养高素质的应用型法律人才方面确实有独到之处，并被誉为掌握法律思维方法和法律技术的新型的最佳教学方法，目前已成为美国法学教育中使用最广泛的教学方法，称为哈佛模式。

回答案例分析题，首先要求学生要有能力分析案件涉及到哪些法律关系；其次要求学生知道我国现行法律体系内有哪些相应法律规定。笔者举一个合同案件的管辖的经典案例来分析：

A县与C，D、E、F四县相邻。A县某加工厂与B县某食品厂于1996年10月8日在C县签订一真空食品袋购销合同。其中约定：“运输方式：加工厂代办托运；履行地点：加工厂在D县的仓库。”“发生纠纷的解决方式：在E县仲裁委员会仲裁，也可以向C县和E县的人民法院。”合同签订后，加工厂即在其设在E县的分厂进行加工，并在F县车站发货。食品厂收货后即投入使用。因真空食品袋质量不合格，致使食品厂已封装和销售出去的袋装食品大量腐败变质，损失6万多元。两厂之间协商多次未果，食品厂的法定代表人即找到律师陈某咨询。最后提出：“怎么都可以，但必须在我们B县法院打官司。”现问：

(1)按照我国现行法律规定，此纠纷应通过仲裁解决还是应通过诉讼解决?请说明理由。

(2)E县法院是否有管辖权?为什么?

(3)C县法院是否具有管辖权?请说明理由。

(4)D县法院是否具有管辖权?请说明理由。

(5)F县法院是否具有管辖权?请说明理由。

(6)A县法院是否具有管辖权?请说明理由。

(7)如果你是陈律师，能否满足食品厂提出来的要求?为什么?

本案涉及的法律关系包括：仲裁与诉讼的关系、合同案件的协议管辖、合同案件的特殊地域管辖、侵权案件的管辖。其中，关于仲裁与诉讼的关系和侵权案件的管辖，法律条文中规定的非常明确，学生在精准记忆法条的前提下即可准确答题。确定A县法院、C县法院、D县法院、E县法院、F县法院是否有管辖权，是本案的难点。

2.引入“记忆口诀”辅助精准法条记忆。对任何知识的考察，都必须以知道该知识为前提，因此对知识的记忆是掌握知识的一个必备前提。虽然法学教学的内容应注重学习方法的传授、法学思维的培养，但是结合法条的讲授更有针对性。精准法条记忆并非意味着就是死记硬背，而是在理解的基础上，进行触类旁通、举一反三的记忆，是能够灵活运用的记忆。精准法条记忆本身包含灵活的应用能力。为了进行精准的法条记忆，可以引入“记忆口诀”(例如，民事诉讼之地域管辖歌)等辅助手段来减轻学生的“背书”负担。需要注意的是，“记忆口诀”只能辅助教学，不能替代法律条文的讲授。“记忆口诀”文字简练，具有方便学生记忆的优点，同时，其文意晦涩、不易明白，教师在讲解“记忆口诀”时应多下功夫，可考虑以结合法律条文的方式(类似于语文老师讲授文言文时，逐句将文言文翻译为现代文的方法)进行讲授。

3.法条深度学习。通过精准法条记忆法，学生对于中等难度的案例分析题应该可以做到轻松面对，但是遇到综合性较强、难度较大的案例分析题尚有困难。为了帮助学生顺利解答司法考试第四卷的案例分析题，有必要对重点法条进行深度学习。以上文提到的案件为例，合同案件可以适用协议管辖和特殊地域管辖两种管辖制度，涉及法律条文多，法律关系复杂，回

答困难，具体分析思路如下：

合同案件如何确定管辖法院，需要从时间、条件、形式等方面进行深入分析：(1)如果合同中约定了管辖的法院，那么在该协议管辖生效的前提下，可以排除特殊地域管辖在该案中的适用。(2)协议管辖必须是双方当事人以书面的形式选择唯一的法院作为案件的管辖法院。(3)在协议管辖中，双方当事人可以从合同签订地、合同履行地、标的物所在地、被告所在地、原告所在地这五个地区的法院中选择一个法院进行管辖。(4)协议管辖不能违背级别管辖和专属管辖的规定。(5)当协议管辖无效时，合同案件适用特殊地域管辖，即由合同履行地或者被告所在地的法院进行管辖。(6)如果合同已经履行，需要区分合同的实际履行地和约定履行地。在两者不一致的情况下，应由实际履行地的法院进行管辖。(7)如果合同没有履行，则在约定履行地的法院进行管辖。(8)如果合同没有履行，当事人双方住所地又都不在合同约定的履行地的，应由被告住所地人民法院管辖(见表1)。

将案例中的多个法院进行分类整理，A县是案件的被告所在地，A县法院具有管辖权；C县是合同的签订地，同时，C县法院也是协议管辖中双方当事人选择的管辖法院。但是由于双方当事人选择了两个法院进行案件管辖，违背了协议管辖的条件，故协议管辖无效，C县法院不具有管辖权，同理，E县法院也不具有管辖权；D县是合同的约定履行地，但合同的实际履行地为F县，当约定履行地与实际履行地不一致的情况下，实际履行地的法院具有管辖权，因此，D县法院不具有管辖权，F县法院具有管辖权。至此，该案例分析题回答完毕。

(三)精准程序判断

如果将法律进行实体法和程序法的划分，民事诉讼法属于程序法之列。民事诉讼法的英文表达为civilprocedure law，直译即为民事程序法。以民事一审普通程序为例，该诉讼程序具有合议审判、审限较长、纠纷复杂、程序严格等特点。时间的先后性、诉讼环节的衔接性形成诉讼程序“独一无二”的魅力，证据、诉权、审判权等内容在诉讼程序中的穿插丰富了诉讼程序的内涵。为了对诉讼程序进行精准判断，可以分三步骤进行教学：(1)程序图，即先以程序图的形式向学生展示一审普通程序的诉讼脉络，帮助学生形成诉讼环节存在“时间先后性”的认识，强调诉讼程序的“一维”属性，即时间的不可逆转性。(2)三阶段集中讲解，即对一审普通程序分成审理前、审理中、审理后三个阶段集中讲解，强调诉讼程序中的重点和难点，可结合司法实务来讲解诉讼程序。(3)诉讼理论的对号入座，即将程序公正、诉讼效率、裁判的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等诉讼理论穿插到一审普通程序的讲解中，起到“画龙点睛”的作用。通过以上“三步骤”的教学，让学生在准确把握诉讼程序的基础上，还能对司法改革、诉讼公正等问题进行思考，提高学生的应用能力。

参考文献：

[1]霍宪丹，王红，建立统一的国家司法考试制度与法律教育的改革[J]，法学，2001，(10).

[2]徐鹤喃，郭立新，统一司法考试研讨会综述[J]，环球法律评论，2002，(春季号).

司法考试改革篇3

中图分类号：G649.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0592（2016）05-217-02

现代化的法治社会建设要求现代法律职业教育具备三个要素：健全的法学教育制度，科学、合理衔接法学教育和法律职业的司法考试制度，法律职业充分的身份保障制度。我们可以通过健全的法学教育制度、特别是高等教育制度来培养法律专业学生的整体人文素质，通过合理的司法考试制度来选拔优秀的司法工作人员，通过全方位的实践培训来提升司法工作人员的实践业务能力。

一、现代法治要求复合型的法律人才高等教育

随着我国社会的发展，以及建设法治国家的要求，需要具备多种综合素质的复合型的法律人才。这种法律人才应该具备三种基本素质：牢固的法律专业知识、全面的社会人文素质和扎实的法律实务技能。而成为真正的司法工作人员的第一步是大学阶段的法学教育。大学的法律教育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法律专业知识的学习

这是将来从事法律职业以及相关活动的基础和前提性知识准备，没有扎实的专业知识，就不可能真正领会到法律的真谛，不可能养成法律人的全面素质，不可能获得并增长法律思考与法律思维的能力，更不可能真正掌握自如地进行法律实践操作的技能，从而不能成为一个真正合格的法律人。这种专业知识的学习是法律教育的第一步，也是最基础的一步，这就要求高校教育进一步夯实学生的基础知识，培养学生基本的法律素养。

（二）更为广泛的人文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知识

对大学法学学生来说，仅仅具备专业知识是远远不够的，其还必须在获取专业的知识的同时，尽可能地扩展知识领域与范围，特别是需要广泛而全面地学习或吸取其他人文社会科学各个学科、以及自然科学各个学科的基础知识，因为这些知识在以后的司法工作中非常重要，它们是我们进行法律推理所必不可少的基石。这些知识能够为法学的学生提供理解法律、理解社会、理解生活的背景与辅助条件，并且对于学生加深对法律本身的理解以及对社会矛盾和社会纠纷的实质把握，都具有非常重要的帮助和促进作用，这对于将来学生变成司法工作人员之后，能够综合、全面、准确地把握和判断各种实际的法律争议和法律纠纷，恰当地处理相关的法律问题，意义重大。一个只能教条式地背诵法律条文的人，将来在实际工作中对法律实务的处理肯定也是机械而无生气的，这种处理方式难以有效地解决远比法律条文更为复杂的现实社会诸多问题，因此，教条的法律理解对社会矛盾的恰当化解、社会纠纷的合理解决、法律争议的正当了结、良好的生活秩序的长久维持等方面的帮助会非常有限。

高校法律教育应该全面关注学生的素质教育，加大其他专业优质课程的开设，帮助学生提升多学科思考的理论能力。同时，应该注重提升学生灵活运用所有知识解决复杂的实践问题的能力，特别是理论推理能力。

（三）与实务相关的社会知识

法律是一门实践性非常强的职业和学问，对于法律的掌握，除了专业的法律知识，还必须对社会现实具有全面、准确而恰当的把握与理解。这就要求学生在学习法律知识的同时，也注重对社会真切的把握，也就是说要有具体而全面的社会知识和社会经验。

这是当前阶段的大学教育最为缺乏的一种培养模式，因为大学比较缺乏实践操作的相关设施，大学教师也比较缺乏实践的操作能力。虽然现阶段有很多高校都可以帮助学生争取到进入司法机构实习，比如：检察院和法院进行实习的机会，但是，这种实习大都流于形式，对学生真正提升相关实践能力帮助不大。

所以，高校法律教育应该努力提升学生的法律实践能力，多开展模拟法庭、法律工作者现场讲座和指导活动，以更好地帮助学生提升自己的法律实务能力。

二、现代法治与司法考试改革

高校学生毕业之后，还不能直接参加司法工作，其还需要通过司法考试获得资格，这种司法考试是选取优质学生参加工作的过程。司法考试的目的是选拔人才，但是，在现代社会中，法律人才是由高等法学教育培养出来的，系统的法学知识和一定的法律技能都是通过学院式教育方法进行传授的，司法考试是对法学教育的产品进行再次筛查的过程。

因此，司法考试必然与法学教育发生千丝万缕的联系。只有设置一种科学的司法考试制度，才能更好地促进高校的法律教育改革。

对于司法考试制度，必须与法学教育、法律职业选任、司法公正、法治国家的建设结合起来加以认识，而不单纯地将其归结为一种考试形式本身。我国的司法考试受到了全社会的关注，是几乎所有法律工作者必须通过的一种考试。这种考试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并为法律职业共同体输送了大量有用的人才。但是，这种司法考试本身又存在诸多问题。

我们设置司法考试的目标应该是将从高校毕业的学生当中选拔出优秀的人才，输送到各自法律工作岗位上面。这种考试不是为了选取只会考试的人。现代化的法治建设需要那种既懂法律基础知识，又能够掌握相关技能，同时又具有强烈的公平感的复合型人才，而单一的司法考试形式似乎难以满足这种人才的需求。

司法考试是一种单纯的考试形式，由于考试的应试性特点，记忆性考题和应试技巧的考题占了考试的相当比例，很多人忙于应付考试，这就使得很多非法学毕业的学生能够比较容易地通过司法考试，这些学生虽然在基础法律知识上没有欠缺，但是，却可能缺乏我们日常的司法工作实践中所必需的公平正义的理念，以及通过领会法学的真谛来灵活处理现实的司法难题的能力。

特别是，通过一次考试就确定考生的素质大小的做法最有问题。在现阶段，从中小学开始，机械的应试教育一直是我国教育的关键问题。学生们本应该在大学阶段摆脱这种应试教育的不良影响，尽量提升自己的综合素质，特别是人文综合素质。但是，我国的司法考试制度注重一考定终身的模式，而且，考试的题目大都是需要死记硬背的，这就又把大学教育导向了应试教育的不良模式之下。在这种考试制度的指导下，学生们只注重对法条的死记硬背，而不注重法条背后的诸多社会现实与理论问题。如果没有解决现实社会问题的足够的经验和理论基础的话，仅仅依靠几条干巴巴的法条，是难以成为一个合格的司法工作者的。

因此，我们应该完全避免原有的单词理论考试的模式，而采用一种两阶段的考试模式。我们应该采初试和复试两个阶段的考试，第一个阶段的考试应该主要考察学生对基本的法律知识的记忆和理解程度，但是，此阶段的考试重点也绝不应该只是对法条的背诵，而应该是法条订立的理论基础，以及如何灵活运用这些法条来解决问题；第二阶段的考试是复试，这一阶段主要考察学生熟练运用已有的法律知识，对社会现象和涉诉案件进行批评推理的能力，这一阶段的考试应该特别重视考生的综合业务能力，特别是对那些疑难案件的理解，通过主观题、特别是论述题的形式，考察学生深入分析诸多复杂的社会问题的能力。考生只有两次考试都合格，才能算通过考试。特别是第二阶段的考试，在阅卷中也一定要注意考生的发散性思考模式，注重考生的创新性思考，从而选拔出那些理论基础知识扎实，实践业务能力卓越的优秀人才进入我们的司法队伍当中。

而且，司法考试本身还应该注重通过灵活多变的考试形式来满足我国的现实紧迫的需求。比如，在国外完成法律学习的学生也许通过第一阶段的能力比较弱，但是，他们的国际法视野是我们急缺的，这就要求我们适当降低他们在第一阶段的分数要求，从而通过创新考试形式来选拔出我们需要的更多的法律人才。

司法考试的这种改革模式反过来也能够促进高校的法学教育改革，学生在考试指挥棒的指引下，在注重法律基础知识积累的同时，也会更加注重自身的法律思维、法律推理的综合能力的培养，从而更加满足建设现代法治国家的要求。

三、法治建设与法律实务技能培养

作为大陆法系的国家，我国现代化的法治建设要求司法工作人员能够具备高水平的业务能力来处理负责的社会现实问题，这种能力不光是在理论能力，更重要的是实践操作能力。我们可以通过司法考试来检测司法工作人员的法律专业知识，但是，对于实务技能，则很难通过具体的考试形式加以检测，必须通过专门的机构进行专业培养。

这种现代的法律教育的基本理念是：

第一，法律的实践和实务能力是通过具体训练来掌握的。

第二，高等法学教育的目标是培养复合型法律人才，重视理论法学教育，现有的大学法学院不具这样培养的相关硬件和软件，难以独立完成实务训练的任务，因此，需要设立更多独立的司法研修机构来专门进行实务培训。

这些司法研修结构不仅包括司法机关的培训机构，比如各级法院和检察院的培训学院，还包括各自社会团体和培训机构所组织的培训活动，以及司法工作这之间的相互交流。司法机关的培训机构组织比较严密，教育模式比较正规，通过它们的培训，司法工作者可以学习到各种实践业务能力和实践案件的分析；其他培训机构比较注重更为细微的层面提升司法工作者的业务能力，比如法律问题与现实的政治问题或者经济问题、以及社会问题之间的关联等；司法工作者之间的相互交流和帮扶是最常见，也最有效的提升业务能力的方式，通过这种交流，司法工作者能够时时处处考虑自身的不足，通过相互学习来不断的提升自己的实践业务能力。

司法考试改革篇4

 

讲授法是我国高校中刑法学教学的主要和常用方法，老师在法科生人才培养的方案内，按照培养方案规定的课时，通过口头讲授的方法，把刑法总论和分论的理论知识灌输给学生，而法科生只需要做好课堂笔记、临考前背诵相关知识点一般情况下就可以拿高分。

 

这种教学模式有其优点和缺点，优点是通过课堂教学，使得学生能系统把握一般性基础知识，培养其一定的逻辑思维能力，缺点是学生在此模式下，缺乏司法实践能力的训练，使得其理论不能联系实践。众所周知，司法考试考察的是考生的司法实践能力，法科生如想毕业前通过司法考试，这必然要求高校教学方法的改革。笔者认为双向互动式案例教学法是提高法科生实践能力的有效教学途径。

 

所谓双向互动式案例教学是指打破传统的以教师为主体的教学模式构建“以学生为主体，以教师为主导”的双主体教学模式通过经典案例剖析、学生之间的互动合作、教师的积极引导完成教学任务的新型教学方法。通过这种方法的教学，对学生而言，可以有效提高其的课堂参与度，使其积极思考问题，培养其分析刑法案例的能力，有效地提高学生的司法考试应试能力和理论分析实践的能力。对老师而言，通过这种方式的教学，可以及时发现学生学习时的不足，及时为其解决问题。同时也可以提高自己分析案例的教学能力，把自己培养成“双师型”教师打好良好的基础。

 

一、恰当合适的案例选择是做好双向互动式案例教学的前提和基础

 

举例教学是高校教师经常使用的方法，举例教学在老师授课过程中会经常使用的一个方法，其是就一个教学内容某个小知识点进行举例说明，以此帮助学生来理解某个具体的知识点。

 

而案例教学与举例教学内涵不同，案件教学首先需要教师在课前进行认真选择案例，使所选符合代表性和真实性。代表和典型性案例可以直观的反映学生必修的重要知识点。

 

通过对其案例的分析，可以帮助学生有效的掌握相关刑法原理和知识。而真实的案例是真实发生在自己身边的案例具有鲜活性和生动性的特点，对学生的吸引力一般较高，这样可以有效保证学生讨论案件的参与度。另一方面，挑选的案例应当具有可辩性与疑难性，而对这些疑难问题的学术上不同观点进行评析，可以有效提高学生的理论思考能力，同时能激发学生积极思维，提高学生的论辩能力。

 

二、科学开展对案例的讨论分析是互动式案例教学的关键

 

教师在具体的案例教学中，应该特别注重师生互动，通过对案例的分析来去发掘蕴含在发现案例中的争议焦点问题，从而运用所学知识分析争议点。

 

首先围绕所争议的问题，要求多名学生自己根据所学知识进行分析判断，在此过程中，鼓励学生存在不同意见和相互之间形成争议，进而形成一个活跃课堂良好氛围，但是老师在此中要注意把握分寸，不能失去对课堂的把控力。其次老师在学生发言过程中，可以在适当的时机提出相左的观点，引导学生进行深层次思考，这样可以使得学生对知识点理解更为深刻。在上述程序做完后，老师最后的分析阐述显得最为重要，深入的分析达到给学生答疑解惑的目的。

 

如此反复的互动教学，一方面学生在轻松的氛围中学到了知识，另一方面，学生通过案例的分析培养了他相关案例实践运用的能力，提升了法科生司法实践能力。

 

三、课堂学习过程结束后的归纳总结是双向互动式案例教学的应有之义

 

如果刑法学教学只重视前面两个过程，而没有对教学结束后进行归纳与总结，那么效果则不会达到所预期的良好效果，因为双向互动式案例教学本质上还要求师生在课堂结束后进行双向互动。众所周知，由于课堂教学的时间的有限性，制约了学生学习的时间和内容，如果真正要培养学生的知识应用能力，则必须要求其进行不断地进行反思与总结。在遇到疑惑时，学生应该有个途径和平台让教师答疑解惑。通过答疑解惑，教师也大有裨益。但客观上讲，在高校这样的教学模式下，师生课下交流机会较少，这就要求我们进行反思和构建课下师生交流机制的建立。笔者主要是通过网络或者电话和学生进行的互动。但这只是个人之力，如要建立有效师生交流机制，还需学校建构一个有效的平台。

 

总之，在司法考试内容的不断变革的时代背景下，笔者认为刑法学教学中，内容需要改革，同时更要改革传统教学方法，引入双向互动式案例教学，这样一方面可以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提高刑法学教学的课堂有效性，和培养学生刑法基本理论研究和知识运用的能力。另一方面，通过双向互动式案例教学法，对于教师而已，不仅可以培养良好的师生关系，同时也可以有效的提高自身的教学业务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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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法考试改革篇5

论文摘要：司法考试是我国 法律 职业准入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2008年国家司法考试在报名资格等方面做出调整后，对高校宪法学教学提出了新要求。目前，我国高校宪法学教学重点普遍偏离司法考试的命题重点，教学方法也较单调。鉴于此，高校宪法学教学改革应适应司法考试的要求，以规范和实践为重点，采用多种方式，突出对学生的规范分析能力和知识运用能力的培养。

司法考试是我国法律职业准人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2002年国家对初任法官、检察官和取得律师资格实行统一的司法考试制度以来，报名条件一直限制在已经取得本 科学 历的毕业生。2008年国家司法考试在报名范围等方面做出重要调整，规定“普通高等学校2009年应届本科毕业生可以报名参加国家司法考试”。司法考试报名资格的调整，有利于基层地区法律职业人员短缺、断档等问题的解决，也使法律院校的优秀毕业生在就业时有更多优先选择法律职业的机会，与此同时，这一调整也给高校法律专业各门学科的教学提出了新要求。其中，宪法学作为高校法学专业核心课程之一，在司法考试之卷一占有一定分值。因此，宪法学教学如何通过自身调整适应我国法学 教育 趋向应用的趋势，是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

一、国家统一司法考试政策调整后对高校宪法学教学的新要求

国家司法考试政策调整后，法律专业应届本科毕业生有机会在校报名参加统一司法考试，这一变化，给高校宪法学教学提出了更高要求。首先，司法考试越来越注重宪法思维能力的考查。据统计，2002年国家司法考试以来，关于宪法思维能力的试题已从最初的3道上升为现在的8道，相应的，要求宪法学教学中应着重学生这一能力的培养。一般来说，宪法思维是人们运用对宪法本身的认识来观察问题、提出问题以及分析和解决问题的思维方式。宪法思维作为法律思维的重要组成部分，又与一般法律思维有所不同，它不是法律思维在宪法学领域的简单翻版，而是对国家最根本最重要问题的法律思维。例如，2009年司法考试卷一(下文的试题都是第一卷中的)单项选择的第1题：应如何理解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提出“党的事业至上、人民利益至上、宪法法律至上”中关于“宪法法律至上”的重要观点。这道试题考查的基本知识点为宪法是国家的根本法，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结合本题所给选项，考生只要对宪法的法律地位有正确认识，并能够运用这一知识对宪法和法律的关系以及宪法与执政党的关系进行分析，很快就可以得出本题的正确答案：“宪法法律至上”是执政党在思想认识上的一个重大转变。其次，司法考试注重对宪法典和宪法性法律等知识问题的考查。例如，2004年第7题的考点是《宪法》第13条第3款，即“国家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依照法律规定对公民的私有财产实行征收或者征用并给予补偿”；第8、10、14、55题则是对《宪法》、《地方各级人大代表法》、《地方各级人大组织法》和《香港基本法》等法条的识记能力的考查。此外，2009年的司法考试又对《集会游行示威法》、《全国人大组织法》、《地方组织法》、《选举法》以及《立法法》等宪法性法律的有关法条进行了专门测试。因此，高校宪法学教学中不应忽视学生对法条的记忆和理解能力的培养。最后，司法考试与国家的 政治 生活、社会的现实情况有着密切联系，这就要求宪法学教学对当下

此外，在宪法学教学时数的分配上，应适当调整宪法原理部分的课时，将原来普遍的占总学时(高校宪法学的课时一般为54学时)1／3左右的课时压缩一半，以增加国家机构和公民基本权利的课时量。这样，不仅可以改变教学中普遍存在的“头重脚轻”现象，还与司法 考试 重心相吻合。

总之，教学内容的改革就是改变长期以来宪法学教学中普遍存在的重理论、轻制度和实践的惯例，适当缩短理论性知识点的教学时数，相应延长对制度性和实践性问题的分析课时，从而更好的突出宪法作为法的基础作用。

(二)教学方法改革

宪法学知识传授过程中，教学方法的合理选择和恰当运用对提高学生的实践技能至关重要。在英国和美国，法学在很大程度上是作为一门“技艺”而不是作为一种“学术”来传授的，这种认识对我国高校的宪法学教学也产生了一定影响。目前，一些高校已经开始着手打破以课堂为中心的“封闭式”教学体制，尝试着增加实践性教学环节，与此同时，在教学方法上也进行了一系列改革。

司法考试改革篇6

只要符合司法考试的报考条件都可以参加全国司法考试。取得国家统一的法律职业资格必须同时具备下列条件：

1、拥护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具有良好的政治、业务素质和道德品行；

2、具备全日制普通高等学校法学类本科学历并获得学士及以上学位，或者全日制普通高等学校非法学类本科及以上学历并获得法律硕士、法学硕士及以上学位或获得其他相应学位从事法律工作三年以上；

3、 参加国家统一法律职业资格考试并获得通过，法律法规另有规定的除外。

（来源：文章屋网 ）

司法考试改革篇7

【摘要题】海外来风

【关键词】法学教育/司法考试/法科大学院构想

【正文】

日本称法官、检察官、律师三种法律专门职业人员为“法曹”。欲成为法曹，首先要通过竞争率极高的司法考试，然后在司法研修所中经过一年半的司法研修，最终考试合格才能够最终担任法曹。在这种法曹培养制度下，法学教育与法曹选拔脱节，二者并无直接的联系。司法考试严格限制人数，（注：日本选拔的法曹人数历来较少，现行制度下，从20世纪60年代直到90年代初，每年司法考试合格人数只有500人左右。90年代以来开始增加合格人数，现在每年的合格人数为1000人左右。参见丁相顺：《日本法律职业选拔培训制度及其改革》，《人民检察》2000年第4期，第61页。）一方面塑造了日本司法精英型的特征，保障了司法的公正性，另一方面也导致了日本司法人数不足，司法救济不够的弊端。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日本国际和国内环境的变化，在规制缓和的大形势下，长期依靠行政指导制调整社会关系的日本开始了由“事前规制型”向“事后检查型”的改革。（注：关于日本司法改革的背景，参见2000年12月28日《法制日报》载《密切法律交流推进中日友好——访日本法务大臣高村正彦》一文，法务大臣高村正彦说：“人类即将进入21世纪，对于日本而言，面临社会、形势的复杂多样化以及国际环境的变化，当务之急是推进行政等各项改革，完成由‘事前限制型’社会向以个人责任为基础的‘事后检查型’社会的转型。具体到司法领域，日本将大力推进司法改革，完善法律制度体系，下个世纪，司法将在维护法治社会、保障国民权利等方面发挥更为重要的作用。”）这样，为了解决司法人数不足的问题，大学的法学教育与司法考试制度、法曹培养制度、司法制度开始联系起来，法学教育界和司法实务界提出了法科大学院构想。

一、日本法学教育的基本特征与改革

日本的法学教育是在法制近代化过程中建立起来的。日本法学教育在明治时期就形成了官方与民间法学教育的二元格局，经过明治政府的一系列统合措施，近代法学教育培养的法科学生为推进日本法制近代化过程和国家的近代化发挥了巨大的作用。（注：丁相顺：《日本近代法学教育的形成与法制近代化》，《法律史论集》2000年专集，法律出版社2001年版，第437页。）

二战以后，随着司法考试制度的建立和精英型法律家阶层的形成，在大学教育日渐普及的情况下，法学教育成为一种法律修养式的普及型教育，“日本大学本科阶段（四年制）法学教育的目的并不是培养法律的专职人才，而是一种为普及法学思维方式而开设的普通素质教育。实际上，可以说这种教育的目的只是为即将步入社会的学生养成法律思维(Legalmind)为此，在日本各大学法学院的本科课程设置中，除法律方面的科目以外，往往还包括与法律职业无直接关系的学方面的内容，四年制本科毕业生人多从事非法律工作”（注：[日]铃木贤：《日本的法学教育改革——21世纪“法科大学院”的构想》，这是作者于2000年12月参加“21世纪世界百所著名大学法学院院长论坛”国际研讨会时发表的论文。参见此次研讨会论文集。）。在现行司法考试制度下，不仅本科法学教育与法律职业无直接关系，而且生教育也与法律职业没有直接关系。研究生院培养的法学硕士研究生和博士研究生大多从事法学教育和研究工作。日本全国共有622所大学（国立大学99所，公立大学66所，私立大学457所），其中有93所大学开展法学教育，拥有法学部或者法学院。法律专业学生毕业后的去向大体可以分为三类：一部分充任中央国家机关和地方政府机构的公务员；大部分人在各种民间的或公司中就职；只有极少一部分的毕业生能够通过司法考试成为专门的法律职业家。（注：[日]铃木贤：《日本的法学教育改革——21世纪“法科大学院”的构想》，这是作者于2000年12月参加“21世纪世界百所著名大学法学院院长论坛”国际研讨会时发表的论文。参见此次研讨会论文集。）

虽然司法对于大学生可以给予免考修养科目的待遇，大学法学部所学到的基础知识也可以在司法考试中上，但是，大学基本上不与职业发生直接的联系。“重要的是以记忆为中心的司法考试。一次考试能否成功决定着一个人的命运，大学的法律教育基本上不起作用。”（注：[日]铃木贤：《日本的法学教育改革——21世纪“法科大学院”的构想》，这是作者于2000年12月参加“21世纪世界百所著名大学法学院院长论坛”国际研讨会时发表的论文。参见此次研讨会论文集。）

尽管在制度上，现行的法学教育与司法考试不存在直接的关联，但在某种程度上，二者也存在着若即若离的联系。法生要通过司法考试，大学的法学教育也是重要的知识积累。同时，由于法律职业的精英型特点，成为法曹是许多毕业生的理想，反过来，各个学校对司法考试合格人数也是相当重视的，司法考试的通过率成为评判法学部水平高下的一个重要指标，这也促使各个大学努力将教学目的服务于司法考试的需要。尽管如此；由于司法考试合格人数受到阻制，法学部致力于提高司法考试合格率的努力也是有限的，其着眼点只是通过提高司法考试合格率来提高学校的声誉，而学校的主要教学对象仍然是那些不可能通过司法考试或者是不对司法考试抱有奢望的大多数学生。法学教育与法律职业没有直接的关联是日本当代法学教育和法曹选拔的一个基本特征。

日本东京大学教授新堂幸司认为“日本大学法学部的毕业生成为法律家的比例极低，虽然有法学部之名，但是成为法律家的极少，多数都进入到行政官厅和”。（注：[日]新堂幸司：《“期待的法曹像”座谈会》，（日本）《实用法律学杂志——法学家》，1991年第984号，第42页。）早稻田大学原校长西原春夫教授认为，“按照我国现在的制度以及现状，司法考试不是大学的法学教育的出口，而是司法研修所培养法曹的入口。”（注：[日]西原春夫：《法学教育与法曹养成制度》，（日本）《法律广场》1980年第23卷第6号，第36页。）因此，在选拔和造就职业法律家的上，当代日本的法学教育体系显得有些力不从心。

由于司法考试的技术性特点，也出现了一些专门为参加司法考试的考生服务的补习学校。由于这些学校针对性强，比起在大学参加科班式的课堂教学来，更多准备报考司法考试的考生愿意参加各类司法考试补习学校。针对这种现象，一位美国学者指出，当代日本法律教育体系对于司法考试和职业法律家的培养存在若干问题，这些问题主要包括：第一，法学部教育有些“高不成，低不就”，也就是对于成为法曹的学生来说，没有受到充分的法律专业教育，而对于没有成为法曹的学生来说，受到的法律专业教育又太多；第二个问题就是出现了所谓的“双学校”问题，也就是大多数参加司法考试的法科学生同时在法学部和预备校之间上学，在当前司法考试和法学教育的体制下，并不能造就和选拔出具有丰富知识背景的学生，更多地是造就和选拔出具有法律技巧的学生。（注：[美]丹尼尔.福特：《对讨论问题的意见——从与美国的法学院相比较的观点出发》，（日本）《实用法律学杂志——法学家》1999年第1168号，第28页，第27页。关于日美法学教育与司法考试的关系，华盛顿大学教授丹尼尔·福特教授作了比较，他认为，现在日本法学教育的方式和弊端与司法考试有着密切的联系，在美国，虽然想成为律师的学生必须要刻苦，但是，并不是在学习之初强烈地意识到司法考试的问题，不是为了考试而去学习。在大学时期，学生们不仅仅学习自己的专业，还要学习一般的修养课程，以及其他专业知识。也就是说，在大学时期学生们并不十分在意司法考试，而是尽量掌握非常宽的知识。而在日本，虽然说司法考试冠有资格考试之名，但事实上却成为一种限制人数的竞争考试。而且学生们为了参加司法考试，不得不尽早地做准备。由于考试特别重视考试技巧，如果不是特别有自信力的人，想成为律师的话，理所当然地会忽视法学以外的课程了，集中准备司法考试科目。同时，为了掌握技巧，学生们会尽早地预备校补习。）法学教育与法律职业之间过分脱节，以及司法考试制度过于限制人数的做法客观上造成了法学教育资源的浪费和职业法律家素质的降低。

为了解决法学与实务脱节的，日本的各个大学也在探讨法学教育改革。几十年代以来，日本的生院法学研究科的专业设置开始发生变化。“以东京大学、京都大学、北海道大学等在战前被称之为‘帝国大学’的国立大学，和大城市中的主要私立大学为中心，开设了以面向实务为主的硕士专修课程……这些课程的设置起到了在职培训的作用”，⑩（注：[日]铃木贤：《日本的法学教育改革——21世纪“法科大学院”的构想》，这是作者于2000年12月参加“21世纪世界百所著名大学法学院院长论坛”国际研讨会时发表的论文。参见此次研讨会论文集。）日本的法学教育开始出现了重视实务的趋向。但是，在现有的司法和法学教育体制下，这种重视实务的趋向是非常有限度的。从总体上来看，日本现行的法学教育体制仍然是以“与实务保持一定的距离”，即重轻实务为特色的，“从事教学和研究的学者大多数人没有法律实务的经验”。（注：[日]铃木贤：《日本的法学教育改革——21世纪“法科大学院”的构想》，这是作者于2000年12月参加“21世纪世界百所著名大学法学院院长论坛”国际研讨会时发表的论文。参见此次研讨会论文集。）

由于法学教育制度与现今的司法考试制度联系在一起的。如果不进行彻底的司法考试制度改革和司法改革，任何教育改革也无法从根本上解决法曹素质降低和司法考试过分重视技巧的问题。如果仍然过度地限制合格人数的话，极其高的竞争率仍然会持续下去，真正想成为律师的学生们仍然会为了应付考试而。（注：[美]丹尼尔.福特：《对讨论问题的意见——从与美国的法学院相比较的观点出发》，（日本）《实用法律学杂志——法学家》1999年第1168号，第28页，第27页。关于日美法学教育与司法考试的关系，华盛顿大学教授丹尼尔·福特教授作了比较，他认为，现在日本法学教育的方式和弊端与司法考试有着密切的联系，在美国，虽然想成为律师的学生必须要刻苦学习，但是，并不是在学习之初强烈地意识到司法考试的问题，不是为了考试而去学习。在大学时期，学生们不仅仅学习自己的专业，还要学习一般的修养课程，以及其他专业知识。也就是说，在大学时期学生们并不十分在意司法考试，而是尽量掌握非常宽的知识。而在日本，虽然说司法考试冠有资格考试之名，但事实上却成为一种限制人数的竞争考试。而且学生们为了参加司法考试，不得不尽早地做准备。由于考试特别重视考试技巧，如果不是特别有自信力的人，想成为律师的话，理所当然地会忽视法学以外的课程了，集中准备司法考试科目。同时，为了掌握技巧，学生们会尽早地预备校补习。）因此，要解决日本法学教育与司法考试制度、乃至于解决司法制度中的结构性矛盾，必须将法学教育改革与司法考试改革联系起来解决。

1999年6月，根据日本国会通过的“司法制度改革审议会设置法”的规定，日本成立了“司法制度改革审议会”，负责“调查审议司法制度并向内阁提出改革方案”。该审议会围绕法曹一元化（从律师中选拔法官），参审制、陪审制，法曹培养等议题进行研讨，最终提出司法改革方案。正是在这种司法改革的背景下，日本法律教育界提出了法科大学院构想，并作为法曹培养的一个重要，与司法制度改革问题结合起来。

二、法科大学院构想

具备何种资质的法曹方可以适应21世纪司法的需要？日本法学教育界提出了各种看法，主要集中于具有丰富的人性和感受性，具有深厚的修养和专门的知识，具备灵活的思考力和说服、交际能力，对于和人际关系的洞察力，人权意识，掌握尖端的法律和外国法方面的知识，具有国际视野和语言能力。为了选拔具备这种资质的法曹人员，就不能象过去那样，通过司法考试这一个环节、一个点来选拔，而必须通过一个整体的过程来造就和培养。必须通过法学教育、司法考试、司法研修等程序的互相配合，通过连续的过程来选拔法曹。为了扩大法曹人员，实现司法改革的目标，也必须充分发挥高等法学教育的优势，所以，如何形成包括法学教育在内的立体法曹选拔、培训制度是司法改革的重要任务。充分利用现有的法学教育资源是实现法曹人员素质的提高和数量扩大的现实途径。从这样的基本理念出发，日本提出了将法学教育与法曹选拔培训有机衔接的方案，集中体现在法科大学院构想的方案设计中。

所谓法科大学院就是在各个水平较高的大学院（大学的生院）法学研究科的基础上，建立起专门培养法曹实务人员的高等法学机构。对法科大学院毕业生，可以直接或者间接付与法曹资格。并且，在法曹选拔和培养过程中，要以法科大学院培养的学生为主体，辅之于司法和司法研修制度，建立职业选拔任用的“流水过程”。

为了切实进行法学教育改革和探讨具体的法科大学院方案，当时的文部省设立了“法科大学院构想研究会议”，具体进行“法科大学院”的制度设计。2000年10月6日。“法科大学院构想研究会议”提出了报告，对日本型的法科大学院提出了基本框架构想，并且建议在2003年开始设置这种新型的法学教育机构。

日本法科大学院构想在制度设计上主要是以美国的Lawschool为模本。但是，日本的法科大学院设计方案保留了传统的法律本科教育体制，将法科大学院设置在研究生教育阶段。基本的制度设计是：非法律和法律专业的大学毕业生都可以报考法科大学院；法科大学院的学制一般为3年，例外时为2年；从法科大学院毕业就获得了参加司法考试的资格，在面向法科大学院毕业生的司法考试中，主要以法科大学院的为主，考试的合格率会大大提高；法科大学院的法学教育要以实务教育为主，在课程设计和师资选任上，都要服务于实务训练的需要；与过去一样，法科大学院毕业生通过了司法考试以后只不过是获得了参加国家司法研修的资格，这些合格者要作为研修生参加国家统一的司法研修，然后才能根据本人的意愿从事具体的法律职业。

由于新的法科大学院以培养型的法曹为主要任务。因此，对于课程科目的设置要体现出应用型的特点，其基本考虑主要是设置相应的学科群。开设的科目群主要包括：A.基础科目，也就是为系统掌握基础法律知识所开设的科目，包括宪法、民法、刑法、诉讼法、外国法等基本法律知识；B.法曹基本科目，也就是与法律职业共同的思维方式有关的科目，包括收集、整理、、使用法律信息能力的科目，例如，法曹伦理科目、法律信息的基础教育科目等；C.骨干科目，也就是为深化、理解基本法律领域里的法律学识，提高法律思维能力、分析能力的科目，包括宪法、民事法（财产法）、刑事法、商法（公司法）、民事诉讼法、刑事诉讼法等；D.先进尖端的学科领域课程，也就是培养创造性地解决现实的能力和培养多元的、多角度法律思维能力的课程，例如知识产权法，租税法，行政法，劳动法，执行、保全、破产法，环境法等；E.与国际相关的科目群，就是培养法曹国际视野的科目，例如国际法、国际私法、国际贸易法等；F.学科交叉的科目群，也就是培养法曹广阔知识背景，开拓学科视野的科目群，例如法与、法与医疗、法与家庭、法与公共政策等科目：G.实务关联课程，也就是在前述科目基础上，通过实践进一步提高法律思维能力，解决现实问题能力的科目，包括诊所式教育，民事、刑事演习，谈判技法演习等。

在这些课程中，A学科群的课程是所有法科大学院学生应该掌握的最低限度的法律知识，C较A学科群的学科划分更加细化，是为了提高学生解决问题、分析案件事实的能力而开设的科目，以事例研究、判例研究为对中心，不仅仅从上，而且要从实践的角度（从事实认定论和要件事实论等实务的观点着手进行的教育）开设的课程。对于C课程群，没有必要拘泥于各个实定法进行法学教育，可以合并设置课程，例如，开设民事法课程（将民法、商法、民事诉讼法课程作为一个科目进行讲授），刑事法课程（包括刑法、刑事诉讼法等），要重视实体法和程序法的有机结合，在对法律进行系统理解的基础上重视理论上的应用，并进行理论与实践的整合。

在这些科目群中，为了达到使全体法曹具有共同资质的目的，要以A、B、C三个学科群为核心课程群，并且兼顾D、E、F、G等学科课程。要求所有的法科大学院都要设置核心课程，所有的法科大学院也要开设G科目群。但是，根据各个学校的情况，对于具体的科目和内容可以有所侧重。可以根据各个大学的特色来设置D、E、F学科群。

法科大学院的方式要采取少数人制的教育，每一个科目听课的人数不能过多，基于科目的每个教学单元规模不能超过50人。在教学过程中，授课的方式包括讲义方式，少数人演习方式，学生独自进行调查、制作报告，教员对学生个别辅导等方式等。

法科大学院的入学者原则上要求大学本科毕业，但没有专业限制，入学者要通过方能够入学。对于考试的性质，“法科大学院构想会议”认为法科大学院入学考试并非要测试考生所掌握的知识，而应该是以测试学生的判断力、思考力、力、表达力为目的的素质考试。但是，为止，对法律专业和非法律专业的考生是否要采取统一考试的还存在分歧。“法科大学院构想研究会议”的基本主张是，为了保障法学教育的完整性，为了彻底保障入学考试的开放性，为了保障考试的公平性，对法律专业的毕业生和非法律专业的毕业生原则上要采取统一考试制度。为了保障非法律专业的学生能够进入法科大学院，在录取时可以规定录取一定比例非法律专业学生。

法科大学院要以现有的法学部为中心设置，但是为了保持法科大学院设置的均衡性，防止法科大学院设置过于集中在象东京这样的著名大学集中的城市，允许辩护士会与地方自治体等大学以外的组织一起成立学校法人，设置单独的法科大学院。并且在法科大学院之间，要允许各个法科大学院具有自己的特色，鼓励各个法科大学院之间的竞争。

三、法科大学院构想与日本司法考试改革

由于在法科大学院构想中，只要取得了法科大学院的毕业文凭就自动取得参加司法考试的资格，换句话来说，在实施法科大学院构想后，要参加司法考试必须首先取得法科大学院文凭。那么，新的教育方式与司法考试的关系问题就变得十分重要。由于这一构想是将法科大学院作为法律职业人员资质提高的一个有机环节来看待的，因此，即使建立了新的法科大学院，也并不意味着要取消司法考试或者司法研修制度。不过，在法科大学院构想付诸实施以后，司法考试制度也必须随之作相应的调整。新司法考试的性质如《法科大学院构想的探讨报告》所言：如果设置了作为在客观上可以保障其教育水准的高级的法律专业教育机关——新的法科大学院，并且以在法科人学院中实际进行了充分的教育和严格的成绩评估为前提，新的司法考试要以法科大学院的教育为基础，新司法考试就是判断法科大学院毕业生或者预定毕业的学生是否具备作为法曹应该具备的知识、思维能力、分析能力、表达能力为目的的考试制度。从法科大学院构想的宗旨和新司法考试的目的出发，要求参加司法考试的考生参加考试的次数不能超过三次，在这一司法考试制度下，要保障法科大学院的毕业生具有较高的通过率。

实施法科大学院构想以后所建立的新法曹选拔、培养制度主要特点表现为：1.将打破过去一次决定胜负的司法考试模式，使法律专门人才的选拔形成“法科大学院”——司法考试——实务研修这样一个有机相联的过程。2.使大学的法学教育直接与法律实务人才的培养结合，有效地利用教育资源。这种法学教育制度的改革一方面将现有的法学教育与法曹培养直接联系在一起，可以在保障法曹资质的前提下扩大法曹的人数。

由于法科大学院构想与现行法学教育结合起来，因此，得到了法学教育界和法律职业界的支持。（注：事实上，正是各个大学法学部才真正推动了这一构想的实施。笔者在日本留学期间，就曾经参加了中央大学举办的法学教育改革与法科大学院构想的研讨会。据笔者统计，共有大约十几所大学法学部举办过大规模的法科大学院构想研讨会，有十几所大学法学部提出了自己的法科大学院构想。）可以说，法科大学院构想的实施是日本解决法曹人口不足和司法考试制度结构性矛盾的一个根本方向。如果日本司法制度改革审议会提出的改革方案得以实施，法科大学院、司法考试、司法研修将构成日本法曹选拔和培养的连续过程，在此基础上，如果法曹一元化能逐步落实，日本的司法制度将会发生根本性的变化。

结语

在上，日本通过司法和司法培训制度选拔出了精英型的职业者，通过国家统一司法研修制度，有利于形成共同语言和法律职业一体化的意识。（注：贺卫方：《司法的理念与制度》，见《培养高素质的法律家——日本司法研修所访问记》，政法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230页。）日本正是通过这些具有共同知识背景和共同体意识的法制精英自上而下地推进了法制化的进程。同时，在精英司法的模式下，法学也通过法制启蒙的方式夯实了法制现代化的基础。但是，在变革的大背景下，传统的少数精英型司法模式难以满足变革的需要。为扩大法曹规模、增加法律职业家人数，与法律职业不发生直接关系的法学教育将要在职业法律家培养方面扮演重要角色。培养司法实务人才的新目标赋予日本法学教育界以新的历史使命，法科大学院构想如果能够实施，必将给日本的司法和法学教育带来重大的变革。如果从比较法文化的角度来看，20世纪末，通过继受方式形成的具有成文法体系特征的东亚三国——中国、韩国、日本的法学教育界都先后提出法学教育改革的口号。中国法学教育界提出拓宽学生的知识面，培养复合型专业人才的培养目标，作为具体化的一个，自1995年中国法学教育界参照美国的LawSchool模式，开设了法律硕士学位，从实务的角度培养新型复合人才。与此同时，韩国也在1995年以来出现了导入美国LawSchool法学教育模式和创建法学专门大学院（研究生院）的设想。（注：[日]家藤新太郎、[韩]李东远、[韩]金炯斗：《韩国现在的司法情况》，（日本）《判例时报》第1000期，1997年7月1日。）在以成文法为主要特征的东亚三国几乎在同一时期出现这种法学教育改革构想决非偶然，而是面向21世纪的司法改革和法学教育改革双重作用的结果。为了迎接全球国际化、信息化的法治新时代.对法律职业人员的素质和数量提出了新的要求，东亚三国在进行司法改革和教育改革的过程中，不约而同地选择了重视实务教育的法学教育改革方向，虽制度设计各不相同，但基本理念和出发点具有许多共通之处。因此，从比较法律文化角度来说，日本的法科大学院方案以及韩国的法学教育改革方案，对中国法学教育改革具有对比和意义。

司法考试改革篇8

检察官行使检察事务之权限为检察权，在台湾地区检察官负追诉犯罪之责，其职权内容除侦查犯罪、提起公诉外，尚须出庭实行公诉、协助自诉、担当自诉、审核法院裁判是否适当合法，对错误之裁判予以救济，使法律得以正确适用，必至执行完毕，方使完成责任。是以在现行刑事诉讼体制下，检察官虽为公诉案件之原告，但与自诉人不同，其实施侦查提起公诉之目的，并非在于求得犯罪之补偿，或对犯罪人施以报复，而系在维护社会之秩序与刑事司法正义之实现，故检察官在具体刑事审判过程中，虽居于原告地位，实际上则带有“公益代表人”色彩，也因其代表国家行使侦查权，本质上系为维护国家统治权而存在，故法律授与检察官前述许多自诉人所不能拥有之权限，使成为一拥有庞大人力、物力或设备之强权机关。

然而检察官之职责，并非在于执行符合行政目的性、安全性与秩序取向之行政事务，而是针对符合司法正义之“法实现”与“法贯彻”导向之司法事务。法律与正义不只是检察官行事之框架，也是检察官之职责所要达成之目的，其行事态度与作为，不仅要符合宪法与法律之规定与精神，更要符合法理与正义。（注：林山田：《论检察机关与检察官》，《全国律师》1998年6月号，第101～103页。 ）所以检察官虽非法官，但作为司法体系主要成员之一，为展现司法作为之能力，扮演“法律维护者”角色，故必须具备与法官同等资格之人，始得任命为检察官。是以，《司法人员人事条例》第9条明定， 检察官之任用资格与法官完全相同。虽然在检察机关内部组织上，个别检察官不具有如法官之独立性，但是为使检察官能够胜任追诉犯罪之司法工作，务需透过立法，保障检察官之法律地位；同时有关检察一体所引发之内部指令权、外部指令权，以及职务收取、职务移转权之行使及其界限，以及检察权滥用之防止等，均有待于另订《检察官法》，以规范上列事项。此外，如能仿造大陆地区之法制，将《法院组织法》第五章“检察机关”之规定独立出来，另定《检察机关组织法》，应系可行之立法方向。

（五）落实法曹考训用制度

司法人员素质之优劣，关系裁判是否公正、公平，且影响司法威信，而现有法曹之考训制度，因事权分散，未能精确掌握实际需要，致司法人员素质参差，无法提高，其具体改进之道，可从下列三方面落实：

1.建立一元化司法考试制度

美国法学家庞德教授曾言：“正义并不是法官所造，而是由法官公司（judge and company）所造。 ”亦即法官常系本诸律师所提供的诉讼资料以及辩论，以维护正义，故法官（检察官）与律师，一在朝一在野，如鸟之双翼，车之两轮，他们同为法官公司之成员，不能偏废。由此足见律师在台湾是一种法律专业，与法官、检察官鼎足而三，担任维护法信、伸张正义之工作，在法治社会中，有其崇高之一面，未来如能仿日本建立一元化司法考试制度，对于法官、检察官及律师合一考选，并由司法院设司法人员研习所负责规划，应系可行之方案。

2.改进考试科目及方式

日本的司法考试，号称是全国最难的考试，司法考试事务由司法考试管理委员会负责实施，该委员会由法务大臣（即法务部长）、法务事务次官、最高法院事务总长根据日本律师协会推荐任命之三名律师组成。依日本《司法试验法》第2条规定，分为第一次考试和第二次考试， 第一次考试在每年一月举行，根据《学校教育法》规定的大学毕业程度，以短答式和论文式之笔试方法，试验一般教养科目，此次考试目的，是判断考生是否具有参加第二次考试之修养和大学毕业程度之一种预备考试，只有通过第一次考试，才能参加第二次考试。至第二次考试，则以法律科目为中心，判断希望成为法官、检察官、律师者是否具有必要的法律学识及应用能力，其考试采用短答式及论文式等笔试方法，以及口试方法进行。短答式约在每年五月进行，考试科目有宪法、民法和刑法。短答合格者再参加论文考试，该考试约在每年七月进行，考试科目为六科，除宪法、民法、商法和刑法为必须科目外，另有二科是自选科目，考生可以在民事诉讼法、刑事诉讼法两种中任选一科；行政法、破产法、劳动法、国际公法、国际私法、刑事政策六科中任选一科。在日本每年约有三万余人参加司法考试， 但考试合格被录取者在平成九年为746人，平成十年约800人，平成十一年约为1000人，合格率为应考人数的2.5％至3％，略低于台湾地区。为因应社会生活之多样化、快速化、资讯化、专业化及国际化的变迁需要，并兼顾考试权及司法权之独立性，促进法治建立，使法官、检察官、律师之考试科目及方式与前揭考试合一制度得以前呼后应，本文认为台湾“司法院”应与“考试院”协调，通盘检讨现行考试科目及方式，除通识科目外，选列各种特殊专业性法律学科为选考科目，且应将考试科目统一，如能参酌日本前开《司法试验法》之规定，以三试行之，俾测知考生基础学科的认知程度及考生理解力等遂行职务所必要之能力，并针对第二试结果为综合考察，必能更客观拨擢优秀之司法人才。

3.研议法曹、律师训练合一制

法官、检察官、律师工作的专业领域各有不同，虽目前司法官和律师的训练方式有别，然同为司法体系中不可或缺者，其训练方式仍无法满足三者彼此间实际上的需要，有待研究改进。如按照日本、韩国或其他先进国家的做法，及衔接前述考试合一制度、考试科目及方式的基本精神，法官、检察官、律师，应有共同研习审判、检察及辩护事务等课程的必要，如此可使三者在共同研习的过程中，非但可以相互了解各该领域的专业法律课程及业务分工，甚至足以促使三者日后对于整体司法业务之荣辱及使命感凝聚共识。目前三者合并训练，因囿于现行法令无法配合及训练课程的安排，有其难以兼顾或达到专业化要求的实际困难，因此司法院应积极研议和其他机关协调，期能付诸实行。

五、大陆地区司法完善之具体建言

（一）维护司法机关独立地位

司法权是国家司法机关之权力，现代民主国家之司法权，不但与立法、行政等权力不同，尤其标榜司法独立（judicial independence ），让司法官在不受干涉情况下，自由而公正的行使其职权，期能允当地适用法律，充分保障人权。所谓司法独立，不仅指法官应依据法律作成裁判， 不受当时政府政策及意愿干涉之职务独立（functionalindependence），更包括法官职位之条件及任期之适当保障，以确保法官不受行政干涉之身分独立（personal independence）， 乃至于司法整体应享有自治及对于行政机关之集体独立。俾使司法机关依法处理案件时不受外界干扰，以保证案件处理的客观性和公正性。对于司法独立，《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126条、第129条虽均规定“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审判权、检察权，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之干涉”，但尤嫌不够彻底，需要进一步努力。

（二）改进审判组织结构

民、刑事审判组织，即法院内部之独任法官、合议庭、审判委员会，乃诉讼程序是否公正之重要前提，而大陆采行“法院独立”原则，既有相当多弊病，在积极提高法官素质和水平前提下，应当尽速取消院长、庭长对具体案件之审批，以及审判委员会对具体案件之讨论。关于党政监督司法方面，亦应尽量降低其干涉，但不妨加强公众监督、法学家监督或舆论监督，使审判独立与社会监督间，保持适当之制衡。在审判组织之人员编制上，大陆从事审判工作之人员、助理审判员比例约占全院总人数之二分之一，但法官仍感到业务过重，对工作条件和生活待遇，并非十分满意；至于非审判业务之人员，因工作不能纳入《法官法》的调整系列，而感到若有所失，为解决此一矛盾，宜考虑改采台湾地区之分类管理制度，使法官按《法官法》实行专业分工，其他人员按照《公务员条例》实行业务类管理。两类人员分别管理，互不调动，使法官在《法官法》规范中，有较高之工资待遇、保险福利和任职保障，相信对大陆司法制度推展，必产生相当大之贡献。

（三）完善民刑审判方式

大陆因法律制定较迟，人民法律涵养不足，以致法院在办案时，形成一套“先定后审”、“先请后审”模式，即基本上先查清案件事实、分清是非责任，经调解无法达成协议，才于确定判决结果后开庭，以致于开庭审理几乎流于形式。虽然此种审理方式，在当时历史背景形式下，确曾审结许多案件；唯该方式既不符法律规定，效率又低，不但未能保障当事人诉权之行使，且难以保证裁判之公正，为此，加速改革和完善审理方式，已为当务之急。1996年7月15 日最高人民法院在北京召开全国法院审判方式改革工作会议时，曾提出“三个强化”，（注：王怀安：《审判方式改革是我国民主和法制建设在审判领域的重大发展》，载《走向法庭》，法律出版社1997年版，第23～24页。）如能贯彻执行，相信必能有利于提高办案品质和保证裁判公正。

1.强化庭审功能

以公开审判为重心，改变“先定后审”为“先审后定”方式，将诉讼活动的重心移到法庭上，把以往大量庭外活动转向法庭审判，事实查证和是非责任分清都在法庭，为法官的公正裁判提供程序保障。

2.强化当事人举证责任

法官的职责不是在全国性收集证据，而是在庭审中指挥双方当事人及其诉讼人进行质证，对于当事人不能自行收集或人民法院认为审理案件有需要时，始依职权搜集。在庭审中，法官于引导当事人举证时，要注意焦点鲜明，突出重点、分清层次。

3.强化合议庭职责

大陆之民、刑事审判，其合议庭是审理案件之审判组织，系审理除简单民事案件、轻微刑事案件和法律另有规定以外案件之审判组织。为强化合议庭职能，应建立并完善合议庭成员在审理案件中之分工负责制度。另方面适当放权到合议庭，使合议庭“又审又判”，有利于提高办案效率，保证办案质量。

（四）推动律师制度之深化

大陆地区《律师法》虽已于1997年1月1日起正式施行，为了配合律师法公布，司法部曾先后颁布《律师事务所在国外设立分支机构暂行管理办法》、《关于反对律师进行行业不正当竞争行为的若干办法》、《律师事务所名称管理办法》等，以供适用。期望大陆能确实达成律师法“完善律师制度，保障律师依法执行业务，维护当事人合法权益，维护法律正确实施，发挥律师在社会主义法制建设中之积极作用”等精神，加强律师工作之法制化、规范化、科学化管理，使律师制度能在稳定中成长。进一步深化律师工作改革，加快建立符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要求，和律师执业规律之律师管理体制，亦为当务之急。如应尽速依新公布之《律师法》，再召开全国律师代表大会，修改律师协会章程，使符合《律师法》规定，并朝向自律性组织而迈进。另外在律师资格问题上，改革和完善律师资格考试、录取制度，是保证其律师素质良窳之主要关键。在1995年，大陆地区曾进行两项重大改革，即一方面实行全国统一分数标准之录取方式，另一方面对律师资格考试之判卷评分工作实行大区集中、交叉评卷办法，有效地提高评卷质量，其成效相当良好。此外在改进律师收费制度、建立律师养成训练、允许自主经营、盈余归私，使律师能彻底改变“国家法律工作者”本质，朝向“自由职业者”一般的自主、自治和自律方面发展。

（五）淡化人民陪审制度

大陆地区人民陪审员制度是“作为人民群众参加国家管理的一种方式”，（注：娄必允主编：《人民陪审员办案手册》，人民法院出版社1993年版，第2页。）所以在1978年所修正之《宪法》第9条即明文规定：“人民法院审判第一审案件，依据法律的规定，实行群众代表陪审制度。”基此，人民法院对于第一审行合议审判之案件，即系采用“人民陪审制”，由职业审判人员与非职业审判人员组成合议庭进行审判，非职业审判人员称为“人民陪审员”，由年满23岁，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及未被剥夺政治权利的公民，经选举或邀请而产生。人民陪审员于执行职务时，与审判员有同等权限，如可直接审理、讯问当事人、参加案件评议、阅卷，对书记员工作的指导权等。（注：文敬：《法院审判业务管理》，法律出版社1997年版，第294页。）在其执行职务期间， 由原工作单位照付工资，无工资收入者，由人民法院给予适当补助。（注：参见大陆《人民法院组织法》第38条、第39 条规定。 ）唯从实践来看，现在有不少陪审员不是陪审某个具体案件才到人民法院执行职务，而是长期借调到法院工作，又没有陪审职称，此种作法主要为解决法院陪审人力不足而采取之变通方式，此与原来陪审意义已有相当区别；蕨因陪审员大多缺乏法律素养，又乏办案经验，易受感情支配和受当事人影响；再者很多审判人员认为陪审员水准低，无法在审判中起作用，遂不与其详介案情，亦不与之研究如何开庭，以致陪审制度有名无实，形同虚设。陪审制度既已难以发挥功能，未来修法时，应朝淡化并逐步取消民事陪审制度迈进，无需再宥于陪审制度所象征之民主意义，而使改革却步。

（六）提高司法人员整体素质

提高司法队伍整体素质，加强司法人员法律涵养，是司法改革过程中，要优先解决的问题，因为司法人员素质高低，决定司法质量好坏，故司法改革务需从提高司法人员素质下功夫，从制度上来保证司法队伍有较高的素质，在这方面，可以从完善法学教育，合理订立司法人员选拔、培训制度作起。

六、探索两岸司法改革之路（代结论）

在台湾地区，回顾过去数年，在全体司法人员、在野律师、学者专家积极参与司法改革，对于相关制度之建立及具体个案之处理，已有具体成效，逐渐获得国人之认同。尤其大法官加强其释宪功能，作出多号保障人民权利，维护运作之解释，对于司法制度之改革，善尽其宪法守护神之角色，赢得各界肯定；而各级法院成立自律委员会，以职务法庭方式实施法官个案评鉴，淘汰不适任法官，废除裁判书送阅制度及合理放宽各种管考规定，使法官在承办民、刑案件时，已能独立行使职权，凡此固为值得欣慰之处。

唯在即将迈入21世纪的时刻，政府施政一切都讲求以民意为依归，作为政府一环的司法，也应体认司法是为人民而存在，法院是为诉讼当事人而设立之观念，务需以“全民的司法”作为考量重点。基此，审判独立与风纪维护固然是从事司法工作之要务，提高裁判品质与增进国民信任亦为努力之方向，整个司法改革之目标，应积极朝向“建立廉洁公正的司法，实现公平正义的社会”（注：参见台湾“司法院”编印：《司法改革目标及改革进度》，1998年7月。）迈进。

大陆地区在改革开放以来，十分重视法制建设，重要法律、法规陆续颁布，终于告别“无法可依”的年代，十几年来，在司法机关广大干警、审判人员、检察人员等努力下，确为改革开放作出巨大贡献。但毋庸讳言，其司法制度尚有许多缺失出现，如同时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长任建新在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1997年3月11 日）上所作《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中所指出的：“一些案件审判质量不高，特别是少数经济、民事案件裁判不公；有些案件久拖不决，超过审限；在自身廉政方面还有薄弱环节，少数工作人员违法乱纪；法官队伍整体素质和司法水平尚不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同时指出，1997年人民法院的工作任务之一是“深化审判方式改革，大力加强队伍建设，进一步提高法官队伍素质，努力提高司法水平”。（注：任建新：《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载《1998年中国法律年鉴》第29～34页。）另中国共产党总书记在党的十五大报告中一再强调“依法治国，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发扬民主，健全法制，建设社会主义法制国家”、“坚持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是党和国家事业顺利发展的必然要求”、“推进司法改革，从制度上保证司法机关依法独立公正地行使审判权和检察权，建立冤案、错案责任追究制度，加强执法和司法队伍建设。”（注：：《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全面推向二十一世纪》，《1998年中国法律年鉴》第6～14页。）这些重要指示， 明确指明大陆未来推行司法改革之方向。

另在寻求司法改革之同时，依据北京大学法律系武树臣教授（现任北京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副院长）之见解，认为应遵循以下四大原则：（一）一切从国情出发，实事求是；（二）解放思想，善于思考，勇于实践；（三）注意吸收借鉴中国历史和外国优秀法律文化成果；（四）司法改革应在现行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有组织、有计划、有次序地进行。（注：武树臣：《启动裁判自律工程，探索司法改革之路》，载《武树臣法学文集》，光明日报出版社1998年版，第560～561页。）此四项指导原则，为吾等在探索大陆司法改革之路时，务需了解之重点，如此方能针对需要，提出可行之建言，供其学理或实务之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