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的故事范文

中华的故事篇1

心理疗法

华佗善于应用心理疗法治病，有一郡守得了重病，华佗去看他。郡守让华佗为他诊治，华佗对郡守的儿子说：“你父亲的病和一般的病不同，有淤血在他的腹中，应激怒他让他把淤血吐出来，这样就能治好他的病，不然就没命了。你能把你父亲平时所做过的错事都告诉我吗？我传信斥责他。”郡守的儿子说：“如果能治好父亲的病，有什么不能说的？”

于是，他把父亲长期以来所做不合常理的事情，全都告诉了华佗。华佗写了一封痛斥郡守的信留下，郡守看信后，大怒，派捕吏捉拿华佗，没捉到，郡守盛怒之下，吐出一升多黑血，他的病就好了。

狗腿治疮

有一位极漂亮的姑娘，已经过了结婚的年龄，可是仍没有嫁人，因为常期以来她的右膝，长了个疮，不断往外流浓水。华佗看过后，她父亲问女儿的病情，华佗说：“派人骑马，牵着一条栗色的狗跑三十里。回来后，乘狗身子正热时截下狗的右脚，拄在疮口上。”不一会儿，有一条红色的小蛇从疮口中出来，进到狗的脚中，那姑娘的病就好了。

枪头化酒

后汉末年时，有人腹中长一结块，白天黑夜疼痛无比。临死时，他对儿子说：“我死以后，可以剖腹把那东西拿出来，看看到底是什么。”他儿子不忍心违抗父命，于是剖腹，取出一个铜枪头，约有三分之一升左右。华佗听说后，就前去了解。华佗看完，从小箱子里取出药放在枪头上，枪头立刻化成了酒。

漆叶青黏散

华佗一生有弟子多人，其中彭城的樊阿、广陵的吴普和西安的李当之，皆闻名于世。吴普着有《吴普本草》，李当之着有《李当之药录》，樊阿喜针灸，这三个弟子后来均成为有名望的医家。

为了将医学经验留传于后世，华佗晚年精心于医书的撰写，计有《青囊经》、《枕中灸刺经》等多部着作，可惜失传。吴普遵照华佗的医术治病，许多人被治好救活了。华佗对吴普说：“人的身体应该得到运动，只是不应当过度罢了。

运动后水谷之气才能消化，血脉环流通畅，病就不会发生，比如转动着的门轴不会腐朽就是这样。因此以前修仙养道的人常做”气功“之类的锻炼，他们摹仿熊攀挂树枝和鸱鹰转颈顾盼，舒腰展体，活动关节，用来求得延年益寿”。

樊阿精通针疗法。所有的医生都说背部和胸部内脏之间不可以乱扎针，即使下针也不能超过四分深，而樊阿针刺背部穴位深到一二寸，在胸部的巨阙穴扎进去五六寸，而病常常都被治好。樊阿向华佗讨教可以服用而且对人体有好处的药方，华佗便拿“漆叶青黏散”教给他。

药方用漆叶的碎屑一升，青黏碎屑十四两，按这个比例配制，说是长期服用此药能打掉三种寄生虫，对五脏有利，使身体轻便，使人的头发不会变白。樊阿遵照他的话去做，活到一百多岁。

【结束语】华佗的故事其实大家都耳熟能详了。世人对他的评价可谓是很高，对他高超的医术可以说的上是膜拜了。关于它的成语中“妙手回春”“起死回生”等就是对他最高的赞誉了。

中华的故事篇2

电视专题片《同心共筑中国梦》借助翔实的解说资料、珍贵的历史影像和鲜活的百姓故事，真实呈现出各民族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拥抱在一起的生动局面和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的时代风貌。

 

中华民族是一个大家庭，脱贫、全面小康、现代化，一个民族也不能少。

 

电视专题片《同心共筑中国梦》于8月24日在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晚间黄金档首播，次日在央视新闻频道、中文国际频道重播。该片通过具有民族特色的场景和生动鲜活的百姓故事，真实呈现出各民族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拥抱在一起的生动局面和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的时代风貌。

 

《同心共筑中国梦》由中共中央宣传部、中共中央统一战线工作部、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摄制。该片分为《辉煌历程》《共同繁荣》《手足相亲》《携手圆梦》四集，从不同角度生动展现了百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各族人民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不懈奋斗的历史进程，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民族团结进步事业取得的伟大成就。

 

据悉，为更好地进行主题表达，《同心共筑中国梦》摄制组从上百位人物故事中进行采访筛选。在内容创作上，该片运用了大量珍贵档案和历史影像，如云南十万多群众参与扩建新机场、新疆各族人民捐款买飞机支援抗战、百战百胜的回民军队和骁勇善战的内蒙古骑兵为民族解放冲锋陷阵等。这些珍贵的影像画面，直观表现出在中国共产党的带领下，全国各族人民同心一体，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在实现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国家富强的伟大征程中，成为不可分割的命运共同体。

 

“各族人民亲如一家，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定要实现的根本保证。”从雪域高原到塞外草原，从天山南北到西南边陲，在党的带领下，我国各群众的生活迎来历史性变迁，实现了历史性跨越。专题片《同心共筑中国梦》深入少数民族群众和民族地区，既呈现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对各族人民生活的改变，也呈现了文化创新发展对增进文化自信的重要作用，勾勒出各民族广泛交往、全面交流、深度交融的美好画面，生动展示了各族群众爱国守边的感人故事。

 

该片从个人、家庭、民族等不同层面不同角度切入，映照出新时代各族儿女对伟大祖国、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中国共产党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同。

 

《同心共筑中国梦》借助翔实的解说资料、珍贵的历史影像和鲜活的百姓故事，描绘出在党的领导下全国各族人民同心同力共筑中国梦的壮丽诗篇。

中华的故事篇3

有个叫马拯的读书人，爱好游历山水。这一天，他来到五岳之一的南岳衡山。衡山风景秀丽，马拯忘情山水，在松林间转悠，不知不觉到了黄昏，看来这个晚上他是走不出去了。

马拯正着急，忽然看到前面大树上搭着一个窝棚，上面一个猎人正朝他示意。马拯一低头，看见原来就在前面不远是猎人设的一个陷阱，马拯吓了一跳说：“好险！”

猎人从树上跳下来，问道：“你是什么人？怎么天黑了还在林子里转悠？”

马拯把自己贪恋山水而忘了时间的事说给猎人听了。猎人说：“这里老虎很多，十分危险，你一个人不要再走了，就在我这里过一夜吧。”猎人边说，边走到陷阱边，架好捕虎用的机关，然后带马拯登上大树的窝棚。马拯一个劲道谢。

半夜里，马拯从睡梦中醒来，忽听得树下叽叽喳喳有许多人在讲话，声音越来越近。马拯警觉起来，借着月光，看见前面走来一大群人，有男有女，有老有少，总共怕有几十人。这些人走到马拯和猎人栖身的大树近旁时，忽然走在前面的那人发现了陷阱，十分生气地叫起来：“你们看！是谁在这里暗设了机关陷阱，想谋害我们大王！真是太可恶了！是谁竟敢如此大胆！”说着，和另外两个人一起将猎人设在陷阱上的机关给拆卸

下来，然后才前呼后拥互相招呼着走过去了。

待这伙人走后，马拯赶紧叫醒猎人，把刚才的一幕告诉了猎人。猎人说：“那些家伙叫做伥，他们原本都是被老虎吃掉的人，可是他们变作伥鬼后，反而死心塌地为老虎服务，晚间老虎出来之前，他们便替老虎开路。”马拯听后明白了，他对猎人说：“那他们刚才所说的大王一定是老虎了。老虎可能不多久就要来了，你赶快再去把机关架好。”

猎人敏捷地从树上下来，把陷阱上的机关重新架好，刚登上大树，只听一阵狂叫，一只凶猛的老虎从山上直窜过来，一下扑到陷阱的机关上，只听“嗖”的一声，一支弩箭弹出，正中老虎心窝。只见老虎狂暴地跳起，大声吼叫，叫声直震得松林发抖，老虎挣扎了一阵，倒在地上死了。

老虎巨大的哀叫声，惊动了已走了很远的伥鬼们，他们纷纷跑回来，爬在胸口还流着血的死老虎身上大哭起来，边哭还边伤心地哀号着：“是谁杀死了我们大王呀！是谁杀死了我们大王呀！”

马拯在树上听得明白，不由得大怒，他厉声骂道：“你们这些伥鬼！自己是怎么做的鬼还一点不知道，你们原本就死在老虎嘴里，至今还执迷不悟，还为老虎痛哭！真令人气愤！”

中华的故事篇4

从2013年开始，北戏根据首都文明办组织编写的《中华美德故事》系列丛书，秉承“讲好故事，事半功倍”的理念，将中华传统美德以戏曲、话剧、音乐剧、舞剧等形式生动地呈现在舞台上;以文化人、以文育人，创排了《中华美德故事汇》系列演出。参加演出的学生们在教师指导下，以满腔的热情，精美的艺术表现形式，集中表达了爱国奉献、助人为乐、敬业守法、爱护环境、孝悌礼让、英勇斗争等优良中华美德，取得了良好的社会反响，受到了观看演出的学生和家长的欢迎。

2014年推出《中华美德故事汇》第一辑，北戏从《中华美德故事》系列丛书中精选了12个古代、近代和当代故事，创排演出了京剧专场、评剧专场和综艺专场三台剧目。京剧专场包括京剧《荀灌娘》《苏武牧羊》《赤桑镇》《草原小姐妹》;评剧专场包括《孔融让梨》《雷锋》《一杯茶》《长霞》;综艺专场包括音乐剧《一个真实的故事》、话剧《希望》《北京欢迎你》和舞剧《八女投江》。

2015年推出《中华美德故事汇》第二辑，精选了《中华美德故事》系列丛书中5个美德故事和一个当代美德故事，创排演出了京剧《花木兰》、评剧《刘胡兰》、河北梆子《岳母刺字》、话剧《汉子》、音乐剧《洪战辉带妹求学》、舞剧《昭君出塞》。 中华美德故事汇之舞剧《八女投江》

2016年将继续推出《中华美德故事汇》第三辑5个新剧目，以京剧、评剧、昆曲、话剧、音乐剧的5种不同的剧种形式呈现给大家。

迄今为止，《中华美德故事汇》系列舞台剧总共演出了百余场，观众人数超过3万，已经成为首都未成年人精神文明建设的品牌舞台剧。

用艺术的形式弘扬美德

2012年，首都文明办出版了《中华美德故事》丛书，旨在推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不断增强中华美德教育的针对性、有效性和吸引力、感染力。 中华美德故事汇之评剧《刘胡兰》

2013年6月，当时首都文明办主任、北京市文化局局长陈冬同志，到北戏进行工作调研时指出，北戏要用少儿戏剧场这样一个平台，打造一个面对少年儿童的艺术教育基地，在演出的内容上有所选择，在演出中弘扬正能量、弘扬传统的中华美德、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结合北戏的艺术教育资源，结合中华美德的主题，通过舞台艺术，将中华美德以艺术的方式展现出来。让来少儿戏剧场观看演出的小观众受到既有德育又有美育的教育。

《中华美德故事汇》（第一辑）的创排，得到了首都文明办特别是滕盛萍主任的坚强领导和全方位支持，学院各系部师生在不影响教学的前提下，利用业余时间，勤奋创排，反复修改，历时9个月。 2014年3月20日，滕盛萍主任和陈冬局长亲临现场审查，对节目品质给予了充分肯定，提出进一步加工修改要求，指示北戏以少儿戏剧场为主阵地，辐射社会演出阵地，进学校、进社区巡演，面向全市青少年儿童传播中华传统美德，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普及传统艺术。滕盛萍主任观看演出后指出，《中华美德故事汇》系列剧的创排是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体现，要建设好核心价值观，就是要通过载体塑造“精神之魂”。本场《中华美德故事汇》的演出和推广就是很好的载体，将美德和国粹京剧等艺术形式结合更是一个创新举措。她还强调了演出“走进来”和“走出去”的重要性，希望《中华美德故事汇》能在更广泛的领域发挥更大的作用。 中华美德故事汇之京剧《花木兰》

首都文明办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工作处处长常建军悉心指导《中华美德故事汇》系列演出，他指出，为了进一步加强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以立德树人为根本，不断深化“中国梦”学习教育，大力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华美德故事汇》系列演出既有深入郊区小学校、社区的巡演，也有在国家大剧院、长安大戏院等专业剧院的演出。加入到京津冀协同发展的行列后，还有到天津市的交流演出，累计超过3万多中小学生现场观看了演出，深受广大少年儿童的欢迎。与此同时，中央、市属新闻媒体对此进行了多次宣传报道，形成了广泛的社会影响。可以说，《中华美德故事汇》系列舞台剧已经成为推动首都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的靓丽品牌。 中华美德故事汇之京剧《赤桑镇》

常建军处长认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根基与土壤，《中华美德故事汇》系列剧的创排正是用不同表演艺术形式立德树人的载体，是对未成年人进行德育和美育教育的创新探索。北戏具有综合艺术门类教育资源以及少儿戏剧场平台，鼓励和激发老师在教学之余，发扬工匠精神，积极开展“《中华美德故事汇》系列品牌剧”创作、排练、演出以及巡演，不断提升以青少年儿童为主体的观众的思想道德建设和艺术欣赏水平，发挥了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发挥北戏对于社会美育和德育的教育功能

从2013年开始《中华美德故事汇》系列剧的创排开始，北戏每年都为此创排大量的原创剧目。这对北戏各系部都是一种挑战和实践的机会。作为北戏的院长及《中华美德故事汇》系列舞台剧的总策划刘侗院长，是如何看待这件事的呢？

刘院长说：“谈到《中华美德故事汇》的创排，首先要感谢首都文明办一直以来，对我们学院建设的关怀和支持。他们本着对青少年成长的关注，结合我们学校少儿戏剧场的特点，选择了我们做实践的平台。这一系列的创排、演出、巡演一直遵从的原则就是，从《中华美德故事》丛书中挑选剧目进行编创。让孩子演出给孩子看。将纸面上的故事通过不同的艺术表现形式生动地呈现给小观众，震撼孩子们心灵的同时，得到美德美育的教育。北戏在文化教育事业上发挥了学校对于社会美育和德育教育的功能。 中华美德故事汇之音乐剧《一个真实的故事》

“在创排《中华美德故事汇》系列舞台剧之前，我们院校的教师大多没有创作经验。这几年，通过这一活动，提高了教师的教学能力，对于学生创造力的培育也发挥了重要作用。在学校排戏和剧团剧院排戏是不同的。剧团剧院排一出戏可以长久地做下去，学校则不相同。因为学生在学校只有几年时间，每年教师要面对新的学生重新排演。一拨孩子长大了，毕业了，下一拨到来就要重新排演。比如创排京剧《少年马连良》是2012年10月份排出来的，之后又经过了2次大的修改。从2012年到今年4年时间，已经是第4拨孩子排演过这一剧目了。对学校来说，排戏除了服务社会、丰富艺术创作的剧目，最重要的是用剧目来训练学生、培养学生。《中华美德故事汇》系列舞台剧的创排锻炼了教师也改变了学生。从剧本的创作、舞台排练、舞台安排、舞美灯光的配合，让孩子们在舞台实践中掌握更多的技能，得到更大的锻炼。这一系列剧的编排、演出，都是在保证正常教学之外的课外时间进行的，广大教师为此付出了艰辛的劳动。”

刘院长认为，创排剧目要坚持规范和身心健康两原则。他说：“我们在《中华美德故事汇》系列剧目的创排过程中，一直要求必须坚持两个收获――一是在艺术手段上，创排的剧目必须是规范的，要对正规教学有帮助，要非常规范地运用艺术手段。让孩子们在学习过程中，将基本功练扎实，不仅仅是学会，更需要有所提高。这是教学的收获，提高了基本功。另一方面，因为剧目出自《中华美德故事》系列丛书，这些故事本身就是非常好的主题，可以让孩子们在非常健康的排戏过程中成长，通过排戏得到了美德的教育，收获了身心的健康。”

弘扬正能量，弘扬中华美德，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说起来简单，但是要做到结合美育进行创作并非易事。美德故事经过艺术创作后应该得到更好的诠释，要让小观众能够真正受益，必须要有创新的精神。对此，刘院长说：“对美德故事的创编，从戏剧舞台的角度出发，要赋予这些故事新的内涵，从新的角度演绎，从而提升整体剧目的高度。从内心世界来诠释它们，遵循艺术创作的规律，要将深刻的主题、鲜明的思想进行好的包装，升华它的意义，让大家爱看。这也是我们创排这一系列节目应该主张的教学和创作的思想――创新很重要。一味地传承不符合社会的发展需要，未必能传承下去。在传承中结合时代、观众的需要，不断创新，这是艺术发展的一个必然规律。”

正是因为北戏创排的《中华美德故事汇》系列舞台剧，将经典的美德故事赋予了创新的艺术手法，让所有剧目更贴近当今时代的发展，赋予传统以新的生命，才使这一系列剧目受到青少年的欢迎。

团结合作 集体意识

《中华美德故事汇》系列剧的创排和演出，对于北戏来说是一件需要学院各系部共同完成的项目。它涉及学校教师、学生、后勤等所有人员，是一件全院配合的大型项目。我们采访了这一项目的制作人、北戏演艺中心业务部主任廖维。

记者：为什么说创排《中华美德故事汇》系列剧对于北戏原创剧目有推动作用？

廖维：《中华美德故事汇》给我们学校的教师提供了一个创作的平台，不仅在艺术教育上得到了能力的锻炼，对他们进行艺术创作也提供了一个机会。学校在2013年各系部创排完成了《中华美德故事汇》第一辑的剧目之后，后续进行了很多原创剧目的创作。

北戏的每一个系部都参加了《中华美德故事汇》小型剧目的创排，虽然每个剧目只有20分钟，但却是“麻雀虽小，五脏俱全”。它们的创作、打磨、编排、演出，为更大型剧目的创排打下了基础。北戏这几年创排的京剧《南海子》、舞剧《夕照》、话剧《少年、少年》，都是在《中华美德故事汇》小剧目的创作基础之上更进一步的提高。《中华美德故事汇》具有实验性，它短小，但是也需要相当多的时间来打磨。可以说它是一个基础，促进了后面那些大型原创剧目的创作完成，它累积了经验。这些大型原创剧目都是北戏教师们在《中华美德故事汇》的小剧目创作基础上进行的，在小剧目实践的基础上推进的。例如舞剧《夕照》就是在《中华美德故事汇》中创排《八女投江》的基础上推进的。《夕照》的服装和人物造型设计等等全部都由我们学校的教师完成，受到了业内专家的认可与肯定。《中华美德故事汇》系列舞台剧的创排将所有的专业系部结合起来，几乎调动了学校的全部资源，它的创排、演出成功激发和锻炼了教师的创作热情和创作能力。

记者：在《中华美德故事汇》的创排和演出工作中难点是什么？

廖维：《中华美德故事汇》创排最大的难点是北戏师生创作能力的不足。这种不足表现在两方面：一是老师们在剧目创作上缺乏经验;二是学生们的创作能力和表现能力。学生不是演员，我们在自己的学生中择优选择演员，他们几乎都是第一次演音乐剧、舞剧和话剧等等，要想完全地呈现导演和编剧的创意很难。加上表演需要综合各方面素质，这对学生来讲非常难。所以我们在剧目进行创作时，一方面综合调动全院之力，互相支持，互相帮助共同完成剧目创作。同时，也邀请专业的创作人员进行协助，以保证演出创排的高品质。其实正是因为这些难点的存在，教育、锻炼和激发了本校老师的创作潜能，也极大地培养了本校学生的创作和表现能力，彰显了艺术职业教育的功能和作用。经过《中华美德故事汇》的演出，使很多优秀的学生脱颖而出。

演出中，学校安排由我们部门组织、协调《中华美德故事汇》系列剧演出，这需要学校相关部门的老师围绕这个主题开展工作，就有了工作之间的磨合和集体团队意识的锻炼。除了以各系部为主体进行主创和排练之外，还有幕后工作的团队。比如说排演场的老师、图书信息中心的老师、音响灯光老师、摄影宣传老师、后勤服务老师，包括安保老师等等。这里值得一提的是舞美系、舞美队的师生们，他们一直在幕后默默奉献，每一个剧目都离不开他们。所有舞美系灯光和化妆等专业的学生都在演出中得到了锻炼。比如在我们巡演工作中，刚开始会有一些欠缺和疏漏。在演出了十几场之后，这些学生都知道该做哪些工作，师哥师姐会自发地指点、帮助师弟师妹。学生们通过演出得到了专业、职业上的锻炼。

《中华美德故事汇》系列演出因为涉及不同系部，目前在少儿戏剧场的演出剧目中演员和服务人员是最多的，以第二辑的演出为例，演职人员接近400人。每个剧目都涉及不同系部自己的一套班子，演员一多，化妆的、舞美的、服务的人员也跟着就多了。演出的时候化妆在后台是无法完成的，就需要利用舞美系的教室，包括时间的安排也相应要长。化妆班只有将近20个孩子，要化200多人的妆，还要负责抢换服装。在工作的组织上难度很大，涉及各个部门的协调。还有在时间安排上的协调，少儿戏剧场每周末都有演出。这台节目只有在上一台节目结束之后才能进景装台，所以只有周一到周五能进行排演。一台节目，5到6个剧目都需要走台合光，而且不同艺术门类的要求不一样，需要有很明确的分工。比如舞剧我们安排的时间就会多一些，因为舞剧的光会比较难，它的合光要求比较高，其他剧目安排的时间就必然要少一点。但为了保证艺术水准，最少要保证多少时间进剧场，这就需要磨合、调整和协调。因为不同剧目涉及不同的系部，所以必须要全员调动相互协调，才能保证每一个剧目在舞台上呈现的质量。我们在实践中摸索着前进，不断地总结经验，希望将工作做得更好。

记者：你认为排演《中华美德故事汇》的意义是什么？

廖维：这个项目是有延续性的，从2013年开始到今年已经是第4年了。

《中华美德故事汇》的创排，对我们学校的教师和孩子来说是非常有意义的。教师在艺术教育之外，有了创作的空间。孩子们跟着创作排练，了解了创作是怎么一回事。无论老师还是学生，在创排的过程中，都知道了打磨一个精品的不易。也了解了团队之间、部门之间需要不断磨合，体会了我们学校职业教育实践的理念。在演出和创作实践中，让学生更早地成为一个真正的演员和创作人。参加过创编、演出的学生和那些没有参加过的学生差别是很大的。

中华的故事篇5

    被撞两次后出人命

    据判决书记载：2004年6月1日，陈谦华去南京购买机械配件，晚上8时左右返回溧阳。因配件重，陈谦华无法携带，遂通知丈夫华林开拖拉机来接回货物。

    不巧的是，当时华林正好喝过酒。但华林自认为没有问题，开着拖拉机上路了。装完货物后，劳累一天的陈谦华坐上了拖拉机。当拖拉机开出200米后，拖拉机车厢尾部突然被重重撞击了一下。

    原来，当时华林驾驶拖拉机左转弯时，与其同方向行驶的一辆跃进小货车因避让不及，撞了上去。拖拉机随即失控，越过道路中间隔离带，冲向道路另一侧。不幸的是，反方向车道刚好有一辆福田货车正常行驶至事发地点。福田货车与拖拉机发生猛烈碰撞。拖拉机被撞出数米远，陈谦华被抛到了路边，受到重创。

    送到医院后，医生发现对伤者已经无法进行抢救了。

    父亲承担一半责任

    华达获知母亲死于车祸后，对肇事司机感到非常愤怒。但是交警的事故认定书却让华达一下子蒙了：父亲也是事故的责任人之一。

    交警认为，华林酒后无证驾驶拖拉机，并违反拖拉机不得载人的规定，其违法行为与事故有因果关系；另外跃进小货车司机吕正阳对路面情况观察不清，未确保安全，与事故有因果关系。因此，华林和吕正阳均负事故同等责任，其他人没有责任。

    为索赔儿子状告父亲

    正当华林处于深深的自责和悲痛之中时，却收到了法院的传票。原来儿子华达为了替亡母讨公道，和外公外婆一起向法院递交了诉状。3名被告中除了吕正阳以及保险公司外，华林发现自己的名字也赫然在列。

    儿子告诉父亲，为了让母亲早日安息，为了让法院分清事故中该谁承担多少赔偿责任，必须将父亲也列为被告。从感情上讲，他不想告自己的父亲的，只是为索赔方便。父亲接受了。法院于日前判决，因为吕正阳投保了第三者责任险，保险公司承担10万元的赔偿；吕正阳和华林分别再赔偿原告近3万元。（文中人物为化名）

    ■律师观点

    此举有利于索赔

    被告人、南京建康律师事务所交通事故专业律师徐安银和刘海涛剖析此案时认为，“应该来说，这是非常特殊的侵权案件。因为华林和吕正阳的违法行为，致使陈谦华死亡；但同时，华林失去了妻子，因此华林也是受害者。

    《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定：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人身伤亡、财产损失的，由保险公司在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责任限额范围内予以赔偿。超过责任限额的部分，双方都有过错的，按照各自过错的比例分担责任。

    如果受害者家属没有起诉华林，那就表明放弃追究50％的赔偿责任，这会带来被动。保险公司会认为原告只追要吕正阳承担的50％的赔偿款，而拒绝承担另外的赔偿责任。

    而华达起诉了自己父亲后，那么保险公司首先要在保险范围内先对事故的损失进行赔偿，剩余的部分再由华林和吕正阳来承担。这样，华林就可以承担最低赔偿款数目，也就是说，华家可以拿到最高的赔偿额了。

中华的故事篇6

近日，导演滕华涛接受了凤凰网《非常道》的独家专访。谈到转型拍电影，滕华涛坦言：“电视剧让我觉得，我该做的已经都做完了，我还在这占着这个地方待着，有点骗吃骗喝的嫌疑。”

中国人集体焦虑拍《等风来》讨论“幸福感”

滕华涛最新电影作品，名字为《等风来》。说到拍这部片子的初衷，滕华涛说是因为感受到周围的焦虑情绪。“我觉得我身边的好多朋友都不高兴，总体感觉这个社会处在一个比较焦虑的，而且是相当焦虑的状态，大家都着急，着急往前冲。但是你看尼泊尔尔这个地方，是全世界最贫穷的十个国家之一，但是它又是全世界幸福指数最高的十个国家之一。这种对比很好玩，所以我就把这个想法跟编剧鲍鲸鲸说，如果中国的几个人去了尼泊尔旅行的话会是什么样？然后我就说让她去看看，就这么—个想法。”

导演是“手艺活”拍电视剧 太完美有恐惧

从电视剧到电影，滕华涛完美转身。他喜欢挑战，“觉得有时候把一件事干到一个极致挺享受的，虽然也会有恐惧感，但还是挺享受的。”这其中也有爸爸对滕华涛的影响：“我翻会儿告诉我，你干导演啊，其实是一个手艺活。我以前小时候不太理解这个事，后来越拍越能理解这个东西。其实我就是—个工匠，拍到头了，可能也就是把这个碗给做好了，如果你再干一别的，手艺还在，还有挑战性，那多好啊，心里能更释然一点。所以就这么着开始转，要找合适的故事去拍电影，《失恋33天》那会儿及时的又跳出来了。”

“我们来讲一个故事，引人入胜”

无论是电视剧还是电影，滕华涛都做到了“流行不流俗”。问及他如何做到这点，滕华涛说他给自己的定位是讲故事的八：“我觉得讲故事的人和一个做学问或者做哲学的人的区别是，做哲学的是需要有—个深刻的理论，我们来讲一个故事，这个故事让你听得引人入胜，但是你听完故事，最好的—个结果就是这十个人里面可能有八个人站起来该忙什么就忙什么去了，今儿这故事讲得不错，但是有两人觉得这里边好像还说了点别的。”

在婆媳关系里藏哲理中国观众才能接受

滕华涛会想尽办法在故事中蕴含自己想要讲的哲理，在这一过程中他发现一件有趣的现象，就是你的哲理一定要有一个通俗的故事来做载体：“就是你一个深刻的主题和想法、中心思想，你把它藏在一个通俗的故事里边，甚至你把它藏在一个婆媳关系，儿媳妇和婆婆打架的这样一个故事里边，它也一定能找到那个支撑的和对应的点。但你要不藏，直接摆大道理，人家观众可能不爱看，看不懂，太深奥，他就可能已经不去理解你后面要藏的那个意思了。”

中华的故事篇7

“北京故宫胜在量，台北故宫胜在质。”这样的论断早在读《两个故宫的离合》前就听过。国民党在大陆解放前夕挑出最珍贵的故宫文物偷偷运往台湾不仅仅作为国民党注定败北的事实被谈起，更是作为国民党破坏国家统一的罪证被批判。“翠玉白菜”、“肉形石”和《清明上河图》——作为那批珍贵文物的代表它们被多少爱国人士魂牵梦绕。而对年轻人来说，台北故宫的魅力则更多地来自它不拘一格和诙谐的一面：2013年7月台北故宫博物院推出印有康熙朱笔御批“朕知道了”的胶带，迅速成为微博上的热门话题。政治博弈和流行文化就这样交织在人们对台北故宫的揣测和想象中，而北京故宫则是度量台北故宫的尺度，述说着圆满和残缺，分离和重聚，过去和现在。

也许，由一个局外人来书写这两个故宫的历史是才是最不偏不倚、最合适的。

班尼迪克·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认为，任何一个现代民族都是想象的、有明确界限的、且拥有主权的政治共同体（注一）。“想象”的成分在中华民族的构建中尤其突出。“孙中山为对抗西欧列强侵略中国，运用‘中华’的概念，将实际是多民族的中国人，整合成一个新国家的基础。所谓中华民族的人或民族，其实原本并不存在，这是为了定义革命所诞生的新共同体，而创造出来的政治概念”（野岛刚，29页）。虽为新共同体，中华民族的存在基础却是“旧”：在如今名为“中华”的这片土地上的波澜壮阔的历史与灿烂多姿的文化是消弥区域和阶级间隔，凝聚“中华民族”，应对西方文明强大冲击的关键所在。诚如野岛在书中所说：“在政治学上，权威是靠‘权力’和‘正统性’来确立的”（68页）。在古代中国，朝代更迭带来的是异姓皇室的统治，但唯一不变的是“天命”，而这作为中原文化系统被一代代传承下来；在现代中国，文化依旧是政治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是“用来证明政治权力的道具，也是权力与社会、权力与历史的指标”（210页）。在中国人生活的各个层面都被西方文明全面侵蚀后，文化更是I卫民族尊严的最后底线。故宫集聚了华夏物质文化史的精华，是中国文化遗产的杰出代表，没有比这更能说明政权的“正统性”了。北京故宫和台北故宫的诞生，正因为此。野岛认为中华政治中文化的内涵与其他国家提倡的“文化重视”不同，对此我并不同意。在任何一个现代国家，文化遗产都是构建民族历史和民族身份、维护“正统性”的重要工具。即使是拥有万世一系的天皇家族的日本，保护国家的过去亦是文化政策中十分重要的内容。例如，皇室陵墓一直得到各个政权的庇护，无论是过去以皇室私家领地的理由还是现在以文化遗产的理由。在中国，不过是因为大陆和台湾的对立更突出了文化蕴涵的权利斗争。

国民党和民进党围绕着台北故宫引发的一系列斗争更是耐人寻味，对于身处大陆的我们来说，亦非毫无关系。台北故宫的变迁，促使我们思考故宫和民众、中华文明和世界文明的关系。

撇去狭隘的党派斗争不谈，前台北故宫博物院院长杜正胜建立一个“以多元世界水平为目标的博物馆”的抱负实际上意义深远。中华二字含有的“璀璨世界文明中心”之意味，象征着中华文化中华夷思想这一基本概念。在故宫，这一价值预判表现为对中华物质文化史的单一、纯粹展示，这的确与其他世界闻名的博物馆（如巴黎的卢浮宫和纽约的大都会博物馆）迥然不同。在无法以世界文明中心自居的当下，中国如何证明中华文化之卓越？故宫是中华民族的瑰宝和骄傲，但是否能与其他举世闻名的博物馆相提并论？也许故宫不具备世界一流博物馆的实力是言过其实：毕竟以文化多元性来评价博物馆是西方国家在经历了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的掠夺后制定的标准，它未必适用于当今中国。我十分认同秦孝仪的观点：“多元化也许是世界博物馆的趋势，但一元的故宫以一元的华夏文化为特征，这是值得骄傲之处，不应视为弱点或负债”（43页）。我们应该从多元化趋势中学习的，也许应该是正视华夏文化自身的多元性：自古以来跨文化交流在中华物质文化史上留下了浓重的印记，我们应该承认“华”和“夷”的界限并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泾渭分明，用任何一个单一的朝代来概括中华文明的特点亦有失偏颇。在重回文明大国的道路上，中国应该有这样的气度。

至于如何打通中华文化过去和现在的任督二脉，前台北故宫博物院院长林曼丽提出的“Old Is New”值得学习：“为传统文物引进21世纪的技术，令其产生新的价值。各个文物都有其独特的背景和故事，应将文物的设计结合商品开发。文物艺术创作之初，也是运用当时最新的技术，因此今日的古典，其实是昨日的前卫。先进的技术从旧的东西得到养分，运用高科技可将人类遗产刻画入生活与心灵之中”。文物并不是死物，它们是经由时代浪潮拍打遗留在历史沙滩上的贝壳，镌刻着写满过去生活细节的年轮。它们亦为当下中国人的生活提供了无尽的素材，帮助我们重新定义何为中国人。主张与过去决裂的现代主义迄今已有一百余年的历史，它带来的虚无感促使了后现代主义的产生：既从传统中汲取养分，又不排斥现代主义的成果。在全球化的背景下，不同的文化、价值观被不断地并置与比较，那么我们该如何在这个日趋扁平的的世界中坚守中华文化的阵地？就故宫而言，走下国宝的“神坛”，拉近文物与生活的距离，或许是个不错的尝试。改为“依照年代顺序”来布置展品，亦有其可取之处：这让参观者对各个历史时期的时代精神有更直观的了解。

中华的故事篇8

关键词交通规则 交通事故 公共安全

案情:2010年4月20日6时许,犯罪嫌疑人王应华驾驶电动自行车与孙志珍驾驶的电动三轮车(受害人孙志莲乘坐)发生道路交通事故,造成孙志莲受重伤、孙志珍轻微伤,事故发生后,犯罪嫌疑人王应华弃车逃逸。

一、电动车的肇事者是否构成交通肇事罪的主体

电动自行车是不是机动车,电动自行车肇事者的行为能否认定为交通肇事罪,一直是社会关注的热点问题。

非机动车,是指以人力或者畜力为驱动,上道路行驶的交通工具,以及虽有动力装置驱动但设计最高时速、空车质量、外形尺寸符合有关国家标准的残疾人机动轮椅车、电动自行车等交通工具。因此,电动自行车不是机动车。

刑法理论上一般认为,交通肇事犯罪强调的是行为人对社会公共安全的危害,其危险性具有足以造成不特定多数人伤亡的现实可能性,因此需要从交通肇事具有危害公共安全的本质属性这一点来把握。驾驶非机动车辆一般情况下由于其本身性能所限,是不足以危害公共安全的,但也并不是绝对不可能的,如果非机动车驾驶人的违章行为危害了交通运输安全,违章肇事,危害交通运输安全,导致法定的危害结果发生的,也应当以交通肇事罪论处。此外,《刑法》也并没有将交通肇事罪的犯罪主体限制在机动车驾驶员的范围内。以前,北京就曾作出过自行车撞死人按交通肇事判决的先例。因此,无论是机动车交通工具运输的人员还是非机动交通工具运输人员、或相关人员甚至是行人在触犯了国家交通运输管理法律法规,致人重伤或者死亡,只要负有主要责任以上,都可能成为该罪的犯罪主体,构成交通肇事罪,因而需要承担相应的刑事责任。

二、关于电动车的肇事者逃逸情形的定性

交通肇事后逃逸,是指行为人交通肇事构成犯罪,在发生交通事故后,为逃避法律追究而逃跑的行为。行为人交通肇事未造成严重后果而逃逸的,不属于本条所规定的情况,可作为治安处罚的从重情节考虑。本案犯罪嫌疑人王应华存在逃逸的行为无可置否。

该案根据现有证据,在发生事故过程中,驾驶电动三轮车的驾驶人孙志珍在明知前方犯罪嫌疑人王应华所驾驶的电动自行车偏向路中间行驶,仍没有对自己所驾车辆减速,反而想加速超过去,就在她驾驶三轮车绕过王应华的电动自行车时,自己的车身发生侧倾,翻到路东侧地上,致使乘车人孙志莲摔到路边钢筋堆上造成重伤。然而事故发生后,电动自行车驾驶人王应华却因畏惧承担事情的法律后果而弃车逃逸。

根据《江苏省道路交通安全条例》第四十五条第一款“自行车、电动自行车只准搭载一名十二周岁以下的人员。”之规定,受害人孙志珍驾驶的电动三轮车违反了该条例。以上述情况看,孙志珍的违章责任应大于或者等于王应华的责任。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一百三十三条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第九十二条一款:“发生交通事故后当事人逃逸的,逃逸的当事人承担全部责任。但是,有证据证明对方当事人也有过错的,可以减轻责任。”的规定,犯罪嫌疑人王应华也应当对此次交通事故承担主要责任。王应华因畏惧承担事情的法律后果而弃车逃逸的行为,成为了认定事故过错及责任的关键因素,故而,其逃逸行为使得其由同等责任或者主要责任转化为了承担此次交通事故的全部责任。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2000年11月份作出的《关于审理交通肇事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条的规定,如果是负事故全部或者主要责任,同时又有严重情形,如酒后驾车、吸食后驾车辆、无照驾驶、明知机动车辆机件失灵、明知机动车辆配置不全、明知是报废车辆而驾驶的、以及肇事后逃逸的等,有这些情形之一的,即使是造成一人以上重伤,也构成交通肇事罪。本案的犯罪嫌疑人王应华在事故发生造成受害人孙志莲重伤的情况下逃离事故现场,也应当认定犯罪嫌疑人构成交通肇事罪。

本案在集体讨论的过程中关于定性方面存在着分歧,因此特将此案向本院检察长做了汇报,并将案件具体情况向上级院进行了说明。

上级院经研究最终一致认为:实践中,对于交通肇事后行为人逃逸的,交通管理部门几乎认定其承担全部责任,但在刑法上还是应当查明事故的原因,不能仅根据交通事故认定书来认定构成交通肇事罪。该案通过提审犯罪嫌疑人和询问受害人及相关证人了解情况,应当认定犯罪嫌疑人王应华承当此事故的主要责任,孙志珍承担此事故的次要责任。该案关于犯罪嫌疑人王应华骑电动自行车致人重伤后逃逸构成交通肇事罪,是不可置否的。但如果双方达成民事调解协议,犯罪嫌疑人王应华能够积极赔偿受害人损失,将来对其处罚不会很重,可能会判处缓刑,或免于刑事处罚,甚至不排除不的可能,故可以对犯罪嫌疑人以构成犯罪无逮捕必要不予批准。

但是,鉴于本案的犯罪嫌疑人家属不愿意就民事部分进行调解对受害人予以赔偿,2010年5月12日,我院以交通肇事罪对犯罪嫌疑人王应华批准逮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