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明节的故事传说范文

清明节的故事传说篇1

关于清明节扫墓活动，你要知道的事!

为保证清明节扫墓活动安全、文明、有序地进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三十九条的规定，以及省、市关于做好清明工作的要求，清明期间交警部门和民政部门将对进入市福荫园公墓的机动车辆实施交通管制，现就有关事项通告如下：

清明

1、交通管制措施

清明节期间4月05、06、07、08、14、15、21、22、28、29、日，共10天对福荫园公墓的周边道路及内部道路实行交通管制如下：

福荫园大道与环茂路交汇路口至福荫园大型停车场路口实施双向行驶，即福荫园大型停车场车辆及仙鹤园停车场内车辆必须从福荫园大道北行出环茂路后东行;福荫园大道福荫园公墓办公室路段至逸仙路垃圾综合处理基地路口路段实施单向行驶，即福荫园公墓内小型停车场车辆只许由福荫园大道南行，从福安一区与垃圾综合处理基地交界出口驶出逸仙路;

在环茂路与玉泉路交汇路口实施交通管制，禁止所有车辆经该路口往福荫园公墓方向行驶;

环茂路、福荫园大道两侧禁止停放任何车辆。为方便市民停放车辆，清明期间开发区玉泉路道路两侧可作为临时停车区停放车辆。

2、注意事项

尽量避开扫墓高峰期，灵活安排时间，错峰拜祭，以保障交通畅通和人员安全;

遵循交通指示行驶，车辆按停车线有序停放，服从现场执勤民警和工作人员的管理，自觉维护交通和治安秩序。

倡导文明、无烟祭扫，严禁在墓区内燃烧大型纸扎品，爆竹须到指定地点燃放，拜祭完毕须熄灭烟火，防止引发火灾事故;

保管好自身财物，注意照顾好小孩、老人，避免意外事故发生。

清明节都有哪些活动

清明，是我国民间重要的传统八大节之一。这八个节日分别是上元、清明、立夏、端午、中元、中秋、冬至和除夕(春节)。清明节，据传始于周代，距今已有两千五百多年的历史。《淮南子•天文训》中说：“春分后十五日，斗指乙，则清明风至”。《岁时百问》也说：“万物生长此时，皆清洁而明净。故谓之清明”。

清明节，按照传统习俗，需要携带酒食果品、纸钱等物去祭拜祖先和培土扫墓。上供祭拜、烧纸、放鞭炮之后，再折几枝嫩绿的新枝插在坟上，以示人丁兴旺、后继有人。有的地方，还在回家后用香灰或灶灰撒一道在大门处，以防鬼魅入宅。关于清明上坟的这一特殊民俗，唐代大诗人杜牧在《清明》一诗中说：“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行人欲断魂”。既指出了清明时节的气候变化，又道出了路上行人的悲伤心情。

清明节的得名，还源于我国24节气中的清明节气，即冬至后的第105天，故清明这一节气前后长达半个月之久。传统的清明，除祭祖、扫墓外，还有踏青、荡秋千、踢蹴鞠、打马球、插柳等一系列民俗活动。

清明节的故事传说篇2

关键词：姜女庙；孟姜女传说；燕行录；山海关

作者简介：皮庆生，男，历史学博士，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副教授，从事民间信仰、文献学研究。

中图分类号：K248 K24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504（2017）03-0141-08

一、前言

山海关地区的孟姜女传说出现于明代中后期，用顾颉刚先生的话来说，它属于孟姜女故事最后起的地方，“但到现在三百余年中是最占势力的”[1]（P33）一系。对该地姜女庙和孟姜女传说的记载，较早的是清初的地方志，如康熙《畿辅通志》卷九，《永平府志》卷六、十、二十一都谈到孟姜女庙，介绍了关外孟姜女故事的梗概。民国十八年（1929）的《临榆县志》则记载了姜女庙修建的详细经过，附录了最早的三通庙记（张栋，万历二十二年；张时显，万历二十四年；程观颐，康熙八年），以及多篇清人诗作。1

显然，关于早期山海关孟姜女传说的地方文献并不多，所以学者们也将重心放在民间流传故事的搜集与整理上2，或者使用今人收集的口传故事来分析山海关孟姜女的才女形象与燕赵文化和齐鲁文化之间的关系，对其演变情况则无法做更深入的研究。[2]

值得注意的是，朝鲜使臣在前往北京的途中，大多要去姜女庙参观，并留下相关记录，从郑士龙的《望夫石》诗，到李容学对19世纪晚期姜女庙的记载，至少有80余种燕行文献记载了使臣们对姜女庙的观察，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地方文献的不足。对于这些文献，王国彪曾利用其中的燕行诗来勾勒明清孟姜女传说的主要内容，惜该文掌握的材料不够全面，只能简单列举诗中所述的孟姜女传说，无法揭示其流传、演变的情况。[3]本文拟全面梳理燕行日记和诗歌中关于姜女庙和孟姜女传说的记载，结合相关地方文献，以揭示明清时期山海关姜女庙和孟姜女传说演变的大致情形，并对燕行文献的性质略加讨论，希望对孟姜女传说和燕行文献的研究有所帮助。1

二、燕行使臣所见姜女庙

燕行使臣最早提及山海关孟姜女的记载，是明代后期的两首诗。一为郑士龙（1491―1570）的《望夫石》，作于嘉靖二十三年（1544），诗中点出望夫石是孟姜女望夫精诚所化，这里的传说有“近诬”的嫌疑，这是我所见最早的一首燕行使臣吟咏孟姜女故事的诗篇。2第二首是裴三益（1534―1588）所作《望夫石》，诗中叙述了孟姜女故事的梗概，作于万历十五年（1587）。[4]（卷3，P531―532）两首诗仅言望夫石，未言及祠庙，或许说明孟姜女故事在关外已经流传，与地方自然景观勾连在一起，但还没有出现人造的庙宇。

至万历二十六年（1598），有三人在日记或诗中专门记录了贞女祠的存在，都很简略，只知道庙额为“贞女祠”，由张栋所建，张时显重修，贞女祠在前，后有观音庙，庙后有振衣亭。根据随后的几种燕行录，我们可以了解明末贞女祠的大体情况，祠额为“贞女祠”，或“贞女孟姜祠”，贞女祠内有“石心松节”（赵梦麟书）“姜母金石”（李开芳书）两块题匾，都是为了表彰孟姜女的贞节。祠中孟姜女塑像的旁边，“有一小婢，抱伞侍立，乃自陕东来时与之同行，与之同死者也”[4]（卷2，P498）。塑像左右，有万历年间张栋和张时显的碑记，门外有“石心松节，匪石不转”的对联。贞女祠后为观音庙，既有观音大士的金像，又有妙法莲华的变相，有老僧五六人守庙。[4]（卷9，P294）

清代姜女庙的演变，大体可以分为前后两期。康乾为兴盛期，庙宇时有修葺，康熙、乾隆为之题咏甚多，这里遂成为山海关外著名的古迹和教化之地。燕行使臣也注意到姜女庙的变化与清廷的重视密切相关：“皇帝置行宫，去岁行沈阳时，所历行宫，皆重修，故金碧所在炫耀。”“闻此祠本是颓废一小屋，自乾隆历临之后，建构丹彩十倍于前云。”[4]（卷55，P584；卷52，P382）这个时期的姜女庙规模扩大，金碧辉煌，逐步形成贞女祠、观音殿、望夫石一线的整体布局（由南向北），东面还出现了清帝行宫（乾隆时），庙前则有其他神灵的祠庙。嘉道以后姜女庙地位有所下降，庙宇走向衰败，到了道光末年，这里已经是“庙宇甚荒凉”，东墙下的楼阁，原为行宫，由于皇帝不再有巡幸之举，也是“颓落不修”。3

在这个过程中，姜女庙及其附属建筑也发生了一些变化。先来看姜女庙的附属建筑，除了前述乾隆在庙东侧为巡幸所建行宫之外，最重要的是主轴线上的建筑。明清碑刻逐渐从祠中移置于贞女祠与观音庙之间的庭院中，观音庙内的塑像也不断增加，最初只有观音，明末清初改供佛像，乾隆之后供三尊金佛和数十小佛像，“佛皆金身、绿长髯”[4]（卷57，P254）。北面的望夫石上，刻着帝王、地方官员的诗句，供游人观摩。由于这些题刻十分醒目，燕行使臣往往不厌其烦地抄录在日记中。随着姜女庙影响的扩大，有人在庙旁建了一些民间祠宇，如乾隆年间出现的催生娘娘庙[4]（卷70，P116），正殿南墙外则有天后庙、药王庙。[4]（卷65，P89；卷71，P88）

姜女庙内部的变化则主要体现在塑像、楹联与壁画三个方面，为免枝蔓，以下只谈最重要的变化。明清的姜女像一直是村女素妆，“头冒棋子布巾，衣白绫衣，面白而带悲苦憔悴之色，令人怜悯”[4]（卷57，P253）。康熙三十八年（1699），姜女像为坐像[4]（卷28，P518），道光三十年（1850），姜女庙已衰败，“有一白面女像，身穿白衣，手持一封书，临海而立，宛然有垂泪被面饮泣⒕之状”[4]（卷90，P443）。塑像由坐而立的原因已不可知，或许是为了适应孟姜女故事中望夫的主题。神像傍侍立者在明末是一位侍女，至康熙五十一年，已经变为两童子，“左者持伞，右者持带，两童即贞女之子，而伞像行，带像其夫所服常服，而女持来也”[4]（卷31，P381）。两人的身份或曰是孟姜女的一子一女，或说是二子。另外，大约在乾隆末年，祠中又设了一尊塑像，据说是范郎。[4]（卷58，P73；卷80，P501）姜女庙的楹联最醒目的是庙门外的一幅对联：秦皇安在哉，万里长城筑怨；姜女未亡也，尚留片石流芳。它出现在康熙三十八年之前，据传是文天祥的笔迹（或云明钱塘人宋纪所书）[4]（卷31，P381），后来移到祠内[4]（卷38，P261），至嘉庆初，使臣们发现庙中已找不到这幅对联。[4]（卷65，P91―92）庙门外的对联已改作“要知一点烈女心，试看千秋望夫石”[4]（卷38，P260），庙中孟姜女塑像旁一直是“万古无心夸节义，一身有死为纲常”，这是乾隆御诗的节选。[4]（卷62，P83）有三位使臣还提到墙上的壁画，崔德中发现“四面壁上，画姜女勤苦之状矣”（康熙五十一年）[4]（卷39，P481），俞拓基看到“彩画贞女行迹于四壁上”（乾隆十九年）[4]（卷38，P87），李押的观察更为仔细，他在日记中写道，“四壁画其往来辛苦之状，至谓姜上诉天帝，秦皇之死，蒙恬之戮，皆其报也，语多荒诞不经”（乾隆四十二年），不仅谈到壁画的具体内容，似乎壁画上还有文字。[4]（卷52，P379）这是一个比较连续的记载，说明庙中壁画一直存在，上面是孟姜女的故事。不过，后来的使臣在四壁看到的都是牌匾或诗句，再也无人提及壁画，应该是被题诗取代了。[4]（卷41，P62；卷74，P145）

如果将燕行文献与地方史料结合起来，我们可以看到明清姜女庙的变化过程。根据方志所载碑记，最初庙宇的修建者张栋、张时显，以及崇祯十三年将山海关列女十九人纳入庙中y祭的范志完，都是地方长官，庙额则是“贞女祠”，显然是官方试图利用姜女庙来推行其教化理念，属于明代中后期“孟姜女立庙运动”一部分。1所以，明清时期的姜女庙一直由官方控制2，无论庙宇的结构、碑刻、塑像，还是匾额楹联、壁画，都是官方主导的。乾隆御制的“万古无心夸节义，一身有死为纲常”一联，反映了官方的宗旨在强调孟姜女的贞节。但民间因素也并未缺席，它们无处不在。庙中碑记的内容，其来源主要还是民间传说，而且不断添加新的要素，只是还有一些道德评价而已。假托文天祥所作的那幅对联，痛斥秦始皇修长城导致民怨，不一定完全符合官方的意图，所以它的位置从显眼门柱移至祠内两壁，最后干脆消失了。壁画的内容在叙述孟姜女传说始末的同时，宣扬因果报应，甚至将秦始皇之亡、蒙氏之死都归因为孟姜女上诉天帝，难怪被朝鲜使臣斥为“荒诞不经”[4]（卷52，P379）。在康乾鼎盛之后，姜女庙中的民间因素也更加突出，甚至祠后的佛殿也出现了怪异的神像，徐有闻在嘉庆二年（1797）在这里看见“坐四佛像，或抱幼儿，或举人眼，极为可怪”[4]（卷62，P233）。@些“荒诞”“可怪”的因素出现在官方教化之所的姜女庙，不仅与朝鲜使臣所持的儒家伦理不符，亦非官方宣传的贞节观念，可能反映了民间的宗教心理，这种情况主要出现在乾嘉后期，或许与清帝巡幸减少，地方官府重视不够，控制松驰有关。

三、明清时期山海关孟姜女传说的演变

燕行使臣去姜女庙，不仅是为了游览古迹，对孟姜女的故事也很感兴趣，他们在日记和燕行诗中对山海关流传的孟姜女故事有很详细的记载，我们据此大体可以了解明清时期山海关孟姜女传说的大致情形。

贞女祠创建前后的孟姜女故事形成有趣的对比。郑士龙、裴三益的《望夫石》写于建祠之前，对这里的孟姜女故事不太了解，认为孟姜女是本地人，丈夫筑长城而亡，妻子登台望夫化石而死。建祠之后，则比较统一：

女名孟姜，姓许，陕西人，夫名范郎。昔秦皇筑长城时，范郎死于役所，许氏手制寒衣，万里寻来，则夫已逝矣。积骨丛中呼号，觅尸葬之，因死于节，化为石，立海讨小[4]（卷8，P297）

上面这段文字尽管与方志所载的三通碑记略有不同，但确实反映了明代孟姜女故事的主要情节，这说明山海关的孟姜女故事与其他地区既是相通的，又有其地域特色，比如孟姜女“化为石，立海讨小保就是别处少见的。在这个传说的基础上，明清山海关的孟姜女传说还出现了一些异说或新的情节。

先来看孟姜女的故乡，几乎都说是陕西同官人，其依据应该是庙中的万历碑。1但也有人坚持说她是“齐人”：

望夫祠者，齐人姜女望夫处也，姜女之夫十年筑城，死而不归，姜女至于此地，思望哀号，久犹不去，因化为石，人怜其节，立祠云。

作者是天启四年（1624）出使的李渲，没有遵从庙中碑文之说，而是直接将姜女理解为齐人，应该源于传统文献关于杞梁之妻记载的印象。[4]（卷22，P184）康熙五十二年（1713），译官还听说“旧日往来时见石上有刻像，肖妇人忧悴状，后忽劈去，闻女是南州人，南人以为女生在吾邦，像不可留他域，讼于官，移之云”[4]（卷29，P292）。南州当是泛指，为了争夺孟姜女的籍贯，居然去告官，使得山海关的姜女庙铲去石上的刻像，所以日记作者也称“其言亦邻诞矣”，似乎不太相信。但是，康熙二年、二十九年都有使臣听说孟姜女与丈夫是南方人[4]（卷24，P409；卷24，P186），可见明末清初山海关地区关于孟姜女籍贯还没有形成统一的说法，乾隆年间陕西同官说才定于一尊，使臣都说姜女是陕西人，或陕西同官人。

差异较大的是寻夫的经历与孟姜女殉夫的方式。明末的故事说范郎筑长城，一去十年，姜女思夫，制寒衣，辞别舅姑，携一女婢前去寻夫，诗中也谈到路上的艰辛，比如“山m茧足风裂衣，满路沙尘迷彩藻。行投荒戍问伯也，握手庶慰平生恼”[4]（卷9，P43）。这可能是文人的想象，未必是见闻所得。大约在康熙晚年，出现了姜女携二子寻夫的传说，也有说是一子一女，与之相伴的是庙中有了二童子的塑像，二者谁先出现，尚难断定。[4]（卷31，P381；卷29，P292）在这个阶段，姜女殉夫有两种方式，登望夫石哭死与抱尸投海而死。前者最早见于张时显的碑记，“郎操版锸于辽，无返期。女矢心远觅，至则郎已物故矣。遂哭而死，土之人遴高阜祀之，因名曰望夫石”[5]（卷10《重修孟姜贞女祠记》）。明末清初的燕行文献基本沿袭该说，有的直接节录碑文。这个说法有一个变化，即郑士龙所说的“精诚化形躯”，形成了姜女望夫化石的传说。至于投海而死，今存张栋、张时显、程观颐的庙记均未提及，而庙中僧人已经传言孟姜女葬于海中。[4]（卷8，P297；卷2，P498）至康熙年间，出现了姜女负尸投海而死的说法，其依据是庙中清人所撰碑记。[4]（卷39，P481；卷36，P57）

不过，在雍正之前，姜女殉夫的两说并存，不分高下。在雍正七年前后，出现了范郎死于役，“暴骸六螺山下，梦感其妻许氏”[4]（卷38，P261）的情节 ，并为随后的日记和诗文反复提及，投海殉夫也成为主流。比如李在学于乾隆五十八年（1793）记录了一个完整版本，包含了孟姜女故事的基本要素：

俗传秦时范七郎从役长城，死于六螺山下，感梦于其妻孟姜。姜，陕西人也，携其二子跋涉数千里访其夫，闻已死，日夜哀怨，收其夫骸，将入海同死。负尸而s于此岩，二儿亦左抱右挈，同日投海而死。[4]（卷58，P74―75）

在这个过程中，民间传说又将孟姜女与秦始皇联系起来，卢以渐听到“俗传”的一个故事，即七郎是蒙恬所杀，而孟姜女死后诉于上天，导致秦亡、蒙氏之死。嘉庆六年（1801），李基宪还听说范郎赴长城久不归，“秦始皇闻其贤，欲纳之”，孟姜女不肯从。道光二年（1822）又增加了哭崩长城、滴血验骨的情节，咸丰九年（1859），又增加了孟姜女嫁给范郎三日，范郎参加筑长城之役未归，遗腹子十五岁又赴役不还，姜氏前去寻访，则父子俱死，最后赴水而死。[4]（卷41，P63；卷65，P89；卷80，P503；卷92，P42）

透过燕行使者的见闻，可知山海关的孟姜女传说有一个由简到繁的演化过程，其内容与姜女庙中的碑记、塑像、壁画密切相关。其中官方碑记整合了民间的故事，确定了孟姜女故事的基本框架，使孟姜女传说具有一个稳定的形态，各种异说或新的情节都可以纳入其中，官方、士大夫的权威与民间的创造性和谐共存。相比地方史料而言，燕行文献的记载更能呈现孟姜女传说的演变轨迹和多样性，孟姜女携二子寻夫或遗腹子的说法，在后来的传说中都很难见到，足见燕行文献对于认识孟姜女传说之重要性。[6]（P109）

四、朝鲜使臣对孟姜女传说的态度

朝鲜使臣参观望夫石、贞女祠，最初是因为交通便利与自然景观。望夫石在山海关外的平野中突起，很是引人注目，距八里堡与山海关之间的大路很近，这也是使者燕行的主要路线，使臣如果不急着赶路，往往抄小道游览。有些日记会谈到望夫石乃绝佳的观景之处：“北望医无千峰，东临渤海，西俯角山，南连山海，眼界漭阔，形胜清绝，实关外之第一名。”[4]（卷41，P63）徐长辅还根据店主的建议去姜女庙观日出，赋诗云：“红澜荡晓云迷，渤海东头眼更低。忽睹光明新气像，扶桑振起火乌楼。”[4]（卷66，P421―422）

当然，姜女庙更多的是作为地方古迹吸引着异域的使臣。望夫石、贞女祠相关的传说故事有不少变异，但所表达的夫妇之间的忠贞情感却是一致的，符合使臣所接受的儒家伦理教育，也成为他们在日记、诗歌中一再赞叹、吟咏的内容。所以，尽管使臣们对清朝的政教民俗有很多批评，但对康乾诸帝表彰贞女祠却无异词。有趣的是，他们以异域的眼光，敏锐地注意到孟姜女故事诸说之间的矛盾，他们的态度反映出传统儒家士大夫对于姜女庙与孟姜女故事的复杂心态。

在燕行日记和诗歌中，作者不断重复庙中碑记所讲的孟姜女故事的主要情节：孟姜女是陕西同官人，其夫参加长城之役而亡（后增死于六螺山），姜女制寒衣（后增托梦），千里寻夫（后增携二子），负尸暂憩于此，最后殉夫而死（哭泣或投海）。有的使臣在诗作中大胆地发挥，添加了一些细节，比如孟姜女的成长过程、寻夫经历，使孟姜女传说更为丰富，人物形象更加饱满。如李恒福于万历二十六年（1598）所赋长诗：

糟糠娘子称淑美，雪玉空闺徒自宝。郎情山重妾水清，妾守孤灯郎海岛。秋风日夕辽水寒，愁敛蛾眉谁为扫。羞人不敢说分明，夜向灯花心暗祷。曲砌萧萧断根草，蓬麻兔丝相颠倒。重复幕任组钏，一生不识堂前道。边城望望意奋飞，出门敛策辞姑考。山m茧足风裂衣，满路沙尘迷彩藻。行投荒戍问伯也，握手庶慰平生恼。[4]（卷9，《朝天录》，P42―43）

诗中写了孟姜女对丈夫的思念和寻夫路上的艰辛，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出门敛策辞姑考”一语，与他同时出使的李廷龟在诗中也有“寒衣裁罢寄无人，远别高堂白发考”，意思是做了寒衣却无人去送，只好辞别公公婆婆，亲自前往。雍正十年（1732），李显宜赋诗一首之后，又写了一组五首的诗，从诗中“四坐且勿喧，听我歌孟姜”“多谢后来人，事合登篇章”这一首一尾的用语来看，便知这是一组铺陈孟姜女本事的长诗，其内容与近代的孟姜女传说多有相合之处，很可能是源自使臣在庙中的见闻。[4]（卷35，P287―288、291―294）

另一方面，朝鲜使臣也提出孟姜女传说的歧异之处，或质疑，或用斩钉截铁的语气进行批评，以表明其荒诞不经。比如，他们都怀疑孟姜女与山海关望夫石之间的关系，毕竟唐代诗人王建所咏望夫石在武昌，使臣对汉文典籍也很熟悉，那么山海关的望夫石的真伪就成了问题。嘉靖二十三年（1544），郑士龙在诗中明确说“武昌风雨留真迹，辽海荒言却近诬”[4]（卷3，P40）。随后的使臣，无论是谈到望夫石，还是传说中孟姜女登石望夫的足迹，大多持怀疑态度，将之斥为“附会”“荒诞”“可怪”，或者直接说，“山头人化石，此事恐非真”[4]（卷36，P261）。当然，也有曲为弥缝者，“或云姜氏望其夫于此山，化为此石，此则与王仲初诗相似，而未知其孰是。行台云，此非真个望夫石也。仲初云，望夫处，江悠悠，而此无江，岂真望夫石耶？余曰：此则不然。古人之称江，不正如我东凡大川及海水来往处皆谓之江？今此石之下海水相通，望之苍苍，则独不可谓之江耶？”[4]（卷41，P63）这样的解释显然是软弱无力的，所以李在学干脆说：“姜女事迹之在此，虽无可信，而立祠设塑，亦足以风砺千古耶。”[4]（卷58，P75）

如前所述，明末清初的山海关孟姜女传说一直在望夫、化石、投海之间徘徊，朝鲜使臣通过对自然、人文景观的考察，认为姜女望夫合乎情理，批评化石说，更倾向于用投海殉夫取而代之。申厚命登览望夫石，发现“一石双峙，各可坐三四人，必非人化为石，似是望夫之女，日日等望于石上，故仍名之也”[4]（卷28，P122）。黄强调姜女是登望夫石“日夜悲呼，终至枯死”。石头的顶上可坐三四人，下面的岩石“有层层作阶之迹，此或后之好事者故为刻，而以此观之，古所云身化为石者，似无稽也”[4]卷37，P273）。金时让直接说“无化石之形”。1而投海殉夫与相关的石浮图，则反复出现在燕行使臣笔下，很少有质疑的，只有金舜协一方面说“记烈女之行者，虽近乎荒唐傅会”，同时也肯定海中的浮图乃是造化“留其迹”。[4]（卷38，P261）

朝鲜使臣在对待姜女庙、孟姜女故事时，有着一种求真的、怀疑的精神，前述望夫石真伪的讨论，就是很好的例证。他们对于庙中出现文天祥的对联，一方面认为联句表彰了孟姜女的贞节，所以不断在诗文中提起，另一方面也注意到文天祥为姜女庙题句在时空上有不合之处，也在诗文中将自己的怀疑和盘托出，“文山足迹未曾到此，何以有此题耶？岂在燕狱时好事者受其题而揭之耶？亦未可知也”[4]（卷52，P379―380）。m然没有否定，至少未敢直接判断其为真迹。2

最后要提到的是，朝鲜使臣对孟姜女传说的态度很可能受到中国文献的影响。比如李恒福“出门敛策辞姑考”一语，与张时显的碑记中一段话相应。张氏特意强调女子出嫁之后轻易不离家出行，而孟姜女“艰关万里，往行旅宿，必死与同穴，则所遭之不幸者，窃意姜女当时舅姑已没，可无井臼虑，不则安得事远征。又或以无后为郎惧，傥有子代行必属之矣”。而黄世康所撰的《秦孟姜碑文》刻意安排了寡姑去世、葬事既成之后寻夫的情节，以解决这一问题。3当然，使臣很可能并未见过黄文，但他们入庙后大都会阅读张栋、张时显的碑文，所以燕行文献对孟姜女故事的态度有时间接地回应了中国文献的叙述。而李在学的山海关望夫石真伪的态度令人不禁联想到此前乾隆的看法，“事虽不经，而有关风化，故咏之”，他的诗句“讹传是处也何妨”也在姜女庙的显要处镌刻[7]（卷13，《姜女祠》诗、《题望夫石》诗序），朝鲜使臣对孟姜女与山海关之间关系的态度，或许也存在中朝之间的相互影响。

五、余论：孟姜女传说和庙宇中的官民互动

募尉付十三年（1544）郑士龙的《望夫石》诗算起，到光绪二年（1876）李容学在《燕蓟纪略》记载了19世纪晚期姜女庙的情形，燕行使臣留下了大量诗歌和观察记录，使我们得以了解明清时期山海关姜女庙和孟姜女传说演变的大致过程。

显然，在山海关姜女庙修建之前，已经有望夫石的相关传说故事。万历二十四、二十六年张栋、张时显主持庙宇的创建、修建，并为之塑像立碑，从而确定了山海关孟姜女形象及其传说的基本面貌：孟姜女，姓许，陕西同官人，其夫范郎赴长城之役死，许氏万里送寒衣寻夫，至此地哭而死。这是一个官方认可的贞女形象，所以祠额为“贞女祠”。这也是一个开放式的故事，随着时间的推移，孟姜女传说在寻夫、殉夫等情节上发生了一些变异，寻夫的过程越来越复杂，从独自上路，到两三人的（或一子、或侍女、或一子一女）集体寻夫之旅，路上的经历也越来越丰富，有一些长诗甚至描写了姜女寻夫途中的心情、景物、遭遇。[4]（卷9，P42―43；卷35，P291―294）与此同时，由望夫石演绎而来的登山望夫，哭夫化石的殉夫传说也不断更新，逐渐出现负尸投海而死的说法，在嘉道年间还有了秦始皇欲纳孟姜女为妻、姜女哭崩长城、滴血验骨等情节。结合《临榆县志》、《盛京通志》等本土方志所载诗文、碑记等资料，我们发现山海关地区孟姜女寻夫、殉夫等传说发生重大改变是在康乾时期，这是否与姜女庙得到清帝重视，庙宇不断修建有关，尚有待进一步论证。而且，这种变化不只是民间的口传，还进入到姜女庙的壁画和碑记中。从目前的研究来看，山海关的孟姜女传说与全国其他地区是有交流的，但这里的携二子寻夫、投海殉夫、石浮图等则有其地域特色。

姜女庙从建立伊始便有很强的官方色彩，万历年间的两通庙记中都提到“关内外部曲慕义者”、“关内外有慕义者”的捐助[5]（卷10），庙宇结构从孟姜女、观音共处一祠，到分处前后二祠，以及后来的不断扩建，前有孟姜女及其二子塑像，后有观音和诸佛塑像，一直有几位守庙的僧人，按理说应该是一处地方性宗教场所。但令人奇怪的是，我们在燕行诗文中从未看到汉人进庙烧香祈拜的记载，这是否反映了明清时期官方控制的姜女庙主要是教化场所，其偏房一度作为学堂也是一个很好的证据。[4]（卷42，P231）如果视姜女庙为一个祠庙建筑群，其宗教则由庙后的观音殿，以及乾隆之后陆续修建的催生娘娘庙、天后庙、药王庙等来承担。乾隆四十九年（1784），一位使臣看到二三十位女子前去姜女庙侧的催生娘娘庙“烧香祝子”，这是《燕行录》中难得一见的与姜女庙相关的宗教活动。[4]（卷70，P116）当然，主要由官方控制、作为教化场所的姜女庙与观音殿、催生娘娘庙等宗教性祠庙并非截然两分的，后者顺应了民众的宗教需求，成为姜女庙建筑群的重要组成部分。姜女庙由官方修建，其空间布局、塑像、楹联、壁画等都有强烈的官方色彩，但民间的表达也见缝插针地渗透进去。比如孟姜女的塑像从一位童子侍立到二子侍立，后来又新增其夫范七郎塑像，反映了子女、夫妻齐全的家庭观念，而壁画所绘孟姜女的经历，有上诉于上天，使得秦皇死亡、蒙恬被杀的故事，则透露出强烈的因果报应观，我们已无法得知主持塑像、绘画者是什么人，但塑像的变化与壁画内容与普通民众的观念是一致的。

当然，我们也注意到，学者们已经指出燕行文献存在一些问题，其中之一是使臣通常沿着同一路线进京，季节大抵相同，出使前往往会阅读前人的燕行日记和诗文，这就使燕行文献往往前后雷同，大量重复，如果将“这些见闻和感受当作‘当时当地’的资料，可能会有问题”[8]（P22―24）。这个判断无疑是正确的，值得高度重视。我们在阅读燕行日记时，也注意到这个现象，比如《燕行录全集》第95册所收光绪年间佚名所撰《燕辕日录》几乎照抄《燕辕直指》之文，而金景善的《燕辕直指》，应该是燕行录中比较有名的一种了，作者虽然未去桃花洞，但并不影响他写一则十分详尽的“桃花洞记”，长达数页。当然，作者也在记文最后写明“桃花洞诸胜既如此，而阻于风雪，未得一览，殊可恨也。”[4]（卷72，P159―164）明示此文乃抄录或删改他人记录而成也。毋庸置疑，《燕行录》中对姜女庙、孟姜女故事的记录也存在层层相因的现象，使臣们绕道进庙，往往行程匆匆，未必能够准确记住庙中的碑文、楹联、题诗，有些日记也谈到他们出行前已经阅读过其他人的燕行日记，辗转传抄在所难免。有时日记的作者连具体问题的讨论都相互“借鉴”，朴趾源曾对王建所咏望夫石的地点有所怀疑（乾隆十六年，1751年），李押（乾隆四十二年，1777年）和金景善（道光十二年，1832年）承袭其说，后者几乎是照录原文。[4]（卷55，P584；卷52，P381―382；卷71，P88）燕行文献前后相因的现象提醒我们在使用燕行日记时需要特别小心，但因袭之外的变化也可能说明一些问题。比如，李基宪在嘉庆六年（1801）发现庙中已无据传文天祥所书的柱联，并说是对照金昌业的《稼斋日记》得出的认识，这至少确定这副对联在嘉庆初已被人撤去，道光十二年（1832）金景善所见也是如此。[4]（卷65，P91―92；卷71，P87―88）而徐有素在道光二年（1822）燕行的日记中说还有这幅对联，细勘原文，相关记载极可能是对金昌业日记的删改。[4]（卷80，P502―503；卷31，P381）

总的来说，朝鲜使臣燕行文献丰富了我们对山海关的姜女庙与孟姜女传说的认识，其记录主要来自他们的“见闻”。[8]（P8―11）他们入庙瞻仰塑像，观看楹联、碑刻、壁画，留下对庙宇结构、塑像安排、楹联内容的详细记录，他们对孟姜女故事的叙述，往往是对明清碑记、壁画内容的概括，甚至直接照抄碑记原文，反映了明清时期被官方认可的孟姜女传说的版本。此外，他们还经常跟寺中僧人交流，所以日记中还会提到僧人讲述的孟姜女传说[4]（卷2，《朝天录》，P498），而不能确指的信息来源，则以“或曰”“谚传”“世传”“古今传以为”“故人称”“俗传”等方式来表述[4]（卷8，P297；卷29，P292；卷24，P409；卷31，P381；卷38，P262；卷52，P379），应该是使臣与庙中其他人员接触后获得的信息。这些长时段、多样化的记录，既为当代的采访故事续上了历史的源头，也有利于我们更好地分析民间传说的因革损益。

参 考 文 献

[1] 顾颉刚：《孟姜女故事研究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

[2] 巫瑞书：《各地孟姜女形象比较》，载顾颉刚等：《名家谈孟姜女哭长城》，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06.

[3] 王国彪：《朝鲜汉诗中的孟姜女传说》，载《民族文学研究》2009年第2期.

[4] 林基中：《燕行录全集》，首尔：东国大学校出版部，2001.

[5] 赵允v等修，高锡畴等纂：《临榆县志》，民国十八年（1929）铅印本.

[6] 黄瑞旗：《孟姜女故事研究》，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

[7] 阿桂、董浩等：《盛京通志》，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8] 葛兆光：《想象异域――读李朝朝鲜汉文燕行文献札记》，北京：中华书局，2014.

Abstract： Temple of Mengjiangnv in Shanhai Pass is the educating place controlled by government in Ming and Qing Dynasty， while religious function is played by surrounding Avalokitesvara Temple and Temple of Goddess Delivering Babies. The special arrangement， picture of god， antithetical couplet and wall painting of the Temple of Mengjiangnv is with official color and official stele integrates folk lore and defines the framework of the legend. Folk expression is infiltered into it and there are some changes such as seeking husband and suttee. the official and scholar plot is harmonious with folk creation. With local historical record of Ming and Qing Dynasty， record of Korean Yanxing Literature is helpful in sorting out the circulation and transformation of the legend and shows the trace and variety of it.

清明节的故事传说篇3

[abstract]: the story of butterfly lovers has been passed down over a thousand years and its form has changed a lot. the course of this variation can be mainly divided into three phases, each of which has its particular ending. this thesis discuss the evolvement of the endings and the themes, and then to explore the reasons of the evolvement. the stress is laid on the happy ending neglected by the researchers.

关键词：梁祝 同冢 化蝶 大团圆

[key words]: butterfly lovers, be buried together, turn into butterflies, happy ending

引语

优美的梁祝故事是我国著名的四大传说之一，其流传遍及全国，可谓家喻户晓。提起梁祝，人们自然而然地想起二人化蝶起舞翩翩的情节。但实际上，梁祝化蝶在整个梁祝传说的演变过程中只是一个阶段性的总结：在梁祝传说产生以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梁祝故事只有同冢之说；自宋朝梁祝化蝶说兴起后，同冢说与化蝶说日渐合流为“同冢——化蝶”说，为梁祝故事定下了基本框架，自此以后，梁祝故事虽然众说纷纭，但万变不离其宗。然而，清代以来，梁祝故事发生了明显的转折——“大团圆”取代了人们所津津乐道的以化蝶为代表的象征性结尾（相似的有化为鸳鸯、彩虹等说法）。这种情况在民间说唱中尤为突出。因此，本文觉得有必要梳理一下梁祝故事结尾的演变脉络，以廓清人们对梁祝传说只有化蝶结尾的误解，从而更深入地了解梁祝传说。由于前学对同冢、化蝶已有不少研究，故本文会将重点放在“大团圆”情节的分析上，对同冢、化蝶只略作梳理。

一 梁祝同冢

梁祝传说起源甚早。明代徐树丕《识小录》有记：“按，梁祝事异矣。《金楼子》及《会稽异闻》皆载之。”近人钱南扬先生考究《金楼子》一书乃南朝梁元帝萧绎（公元552——555年在位）所作，因而得出梁祝故事大概起源于东晋的论断，其说甚是。不过，由于《金楼子》和《会稽异闻》都已湮没，里面梁祝故事的庐山面目我们是无缘得见了。现在可考的关于梁祝的最早的记载，是宋张津《乾道四明图经》中所引唐代梁载言（中宗时人）的《十道四蕃志》：

“义妇祝英台与梁山伯同冢，即其事也。”

正如孟姜女传说起源于杞梁妻拒绝郊吊这一简单的记载，《十道四蕃志》也仅止于记载祝英台有“义妇”之名和梁祝二人同冢的事实——这是梁祝传说的原始核心。至于祝英台为什么会得到“义妇”的封号，她与梁山伯有何干系，她缘何会与梁同冢等问题，梁载言语焉不详。不过，简短的记载隐约说明了，梁祝二人确如后来传说所说的，生前没有婚姻关系。因为合葬之俗，古已有之。魏晋南北朝时，民间合葬风气很盛，如南朝刘宋孝武帝大明六年（公元462年）十月的诏书中，有“诏上林苑内民庶丘墓欲还合葬者，勿禁”之语。唐代时，合葬依然流行，白居易《赠内》诗就有“生为同室亲，死为同穴尘”之句。可见合葬，包括家族合葬、夫妻合葬，并不算奇闻轶事。梁祝事之奇，大概就在于两人生不同帷幕、死却同墓穴的遭遇。后世梁祝传说的流变，从根本来说都在这一传奇性中做文章。

时至晚唐，梁祝故事已初具规模。晚唐张读《宣室志》（见清代翟灏《通俗编》卷三十七“梁山伯访友条”所引）提到：

“英台，上虞祝氏女，伪为男装游学，与会稽梁山伯者同肄业。山伯，字处仁。祝先归。二年，山伯访之，方知其为女子，怅然如有所失。告其父母求聘，而祝已字马氏子矣。山伯后为鄞令，病死，葬贸阝城西。祝适马氏，舟过墓所，风涛不能进，问知有山伯墓，祝登号恸，地忽自裂陷，祝氏遂并埋焉。晋丞相谢安，奏表其墓曰：‘义妇冢’”。

这是现存文献资料中第一个有情节的梁祝传说。张读的记载表明，至迟在晚唐时梁祝同冢的简单事实已具体铺演为一个有情节的故事，具有了不同寻常的传奇性：祝英台女扮男装与梁山伯共读以及墓地自动开裂、祝投墓殉情。新添加的同窗情节是梁祝的“翅膀”。女子扮作男装与男子同学的情节迎合了人们的好奇心理，既在常情以外，又在人们情感接受的范围内。此类传奇故事很容易吸引人注意。[1]而且，它对传说的原始核心事实——“同冢”和“义妇”作出不同寻常的解释，一个传奇的“因”，使原来平凡无奇的事实带上传奇色彩、使本来不知所由的事实变得合情合理。在梁载言的记载中我们看不出有什么意味，可能梁祝初产生时只是一个关于“义妇”的故事。同窗而同冢的记载却把内涵模糊的“义”阐释为忠于感情，隐约带上了青年男女追求爱情的意味，折射出老百姓的愿望。这可能是梁祝主题的第一次转变。在后来的流传中，尽管梁祝的主题有种种的变化，但民间传说里，歌颂自由、追求爱情的主题一直最受老百姓喜爱。

梁祝传说的细节在流传中不断充实，但在宋代以前，传说处于相当稳定的状态，同窗与同冢两个相辅相成的基本情节一直没有发生较大的变化。在梁祝故事的发源地，宁波地区，同冢的说法更是根深蒂固，直到明代，历代宁波方志中均只有同冢的记载。由此可见，梁祝传说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在其流传地——尤其是其中心发源地，给人们留下的印象仅是梁祝二人同冢的故事。不过，传说的主题一直在民间和官方两种文化间摇摆不定，同冢的结尾于不同的文化中呈现出不同的意味。[2]

二 梁祝化蝶

`从唐代至宋代，梁祝传说在情节上一直是单线发展的，由同窗和同冢两个基本情节构成。从流传地域来看，梁祝应是以宁波地区为中心，逐渐扩散流传开去。时至宋朝，梁祝传说进入了第二个发展阶段，表现为宜兴地区化蝶说的兴起、扩散。

最早在梁祝传说中提到蝴蝶的，现可考的是南宋薛季宣的《游祝陵善权洞》，其诗云：

“万古英台面，云泉响佩环。练衣归洞府，香雨落人间。蝶舞凝山魄，花开想玉颜。几如禅观适，游?戏澄湾。”

不过，薛季宣的诗没有指出蝴蝶与梁祝传说有何关系，真正显示出梁祝有化蝶新变的，应是南宋的咸淳《毗陵志》。

《毗陵志。古迹》（卷二十七）：“祝陵，在善权山，岩前有巨石刻云：‘祝英台读书处’。号碧鲜庵。昔有诗云：‘蝴蝶满园飞不见，碧鲜空有读书坛。’俗传英台本女子，幼与梁山伯共学，后化为蝶。其说类诞，然考寺记，谓齐武帝赎英台旧产建。意必有人，第恐非女子耳。今此地善酿，陈克有‘祝陵沽酒清若空’之句。”

宜兴地区的梁祝传说是从宁波地区流入，我以为是没可疑的了。梁祝何时传入宜兴，目前没有明确的说明资料，但是流传入宜兴地区的梁祝是一个爱情故事，这点却是肯定的。因为，流传中梁祝虽被掺和了许多与爱情无关的元素，统治者更利用它来宣扬封建伦理道德，但在民间，人们喜爱梁祝传说绝不是为了，或仅是为了故事中的忠义因素，人们传诵它首先在于那是一个动人的爱情故事，它满足了人们于现实中未能满足的情感欲望。梁祝故事在宜兴的流传情况也证实了这点：投墓同冢情节已不能满足人们对梁祝爱情的期待和认同[3]，因而被有意无意地淡化、忽略；为同冢而生、赋予传说爱情意味的同窗情节却得到强调；新加入的化蝶情节，使梁祝传说摇曳出全新的轻灵姿态，反映了梁祝爱情主题的回归和强化。

从现有的资料看来，宜兴地区记载的梁祝传说鲜少是一个完整的故事，一般只提到梁祝化蝶的结果，或是加上二人曾为同窗之语，至于梁祝化蝶前的故事、化蝶时的情景，则很少有详细说明。如：

明，《宜兴县志》卷九明邑令（一）谷兰宗《祝英台近词并序》云：“阳羡善权禅寺，相传为祝英台宅基，而碧鲜岩者，乃与梁山伯读书之处也。”其词有：“只今音杳青鸾，穴空丹凤；但蝴蝶满园飞去”之句。

又如明彭大翼《山堂肆考。羽集》卷三十四云：“俗传大蝴蝶必成双，乃梁山伯祝英台之魂，又说韩凭夫妇之魂，皆不可晓。”

与之相对，宁波地区关于梁祝传说的记载，基本都是一个完整的故事。推其原因，恐怕还是得从两个传说系统的结尾上解释。在宁波地区，同冢说因其起源最早，一直作为梁祝传说的核心积淀在民间记忆中。所以，宁波地区的梁祝传说，会通过渲染祝英台投墓时风云变色、地动山摇的轰烈来强调二人忠贞的爱情；后来一些文人要插手篡改传说的爱情主题，突出忠义，也不能忽略祝英台投墓的情节，至多在后面附会其他情节。但同冢并不算奇闻，本身不能引起人们的联想。要使故事具备流传的资本，只能在同冢的原因上做文章，把故事的前因后果交代清楚。但化蝶一说就不同了。精魂不灭，化为带有象征意味的物事的情节屡见于我国古代神话传说，如精卫、杜鹃的故事，又如《孔雀东南飞》里的鸳鸯。人们往往把自己的愿望、情感寄托在与愿望、情感有相通之处的物事上，由象征物完成现实中的不圆满，由此得到心理满足。对此类物化传说人们津津乐道，梁祝化蝶就是如此。人们为梁祝悲惨的命运唏嘘，即使二人同死的结尾也不足浇心中之块垒，所以引入化蝶说，以双飞蝴蝶象征梁祝的精魂、以蝴蝶的美丽象征二人忠贞的爱情、以蝴蝶的自由来补偿二人婚姻不能自主的遗憾，使梁祝能在想象世界中团圆相守。正因为这种强烈的象征性和丰富的联想性，再加上梁祝故事深入人心的缘故，化蝶说便轻易突破故事情节的限制而单独出现。不难理解化蝶说兴起后，其影响日益超过同冢说，甚至成为梁祝传说的一种象征性符号而流传至今。

至此，本来单线发展的梁祝传说变为双线发展；同冢说与化蝶说双峰对峙之势，一直持续到明代。[4]学界有观点认为，梁祝传说第二阶段的完成和传说正式成型以清代邵金彪的《祝英台小传》为完成标志。[5]但我以为，邵氏传记的意义更多体现在梁祝籍贯、活动地点等背景问题的调整统一。从情节的角度来说，梁祝传说的形成，应是以同冢说和化蝶说的合流为标志。广而言之，是以宁波地区为流传中心和以宜兴地区为流传中心的两种传说系统的合流。这种合流，如果说在宋朝时还不明显，那么在明代就已结出成熟的果实了。

冯梦龙在《古今小说·李秀卿义结黄贞女》里记载了一个梁祝故事，其中同冢与化蝶第一次流畅完整地出现（地裂——祝投墓——二人同冢——祝衣化蝶），二者水融，浑然一体，细节交代得相当清楚，和现在流传的传说已无大出入了。[6]

比冯梦龙稍后的徐树丕在《识小录》也记载了一个梁祝故事，更明显地体现了两个系统的糅合。它前半段文字与《宣室志》、宁波历代县志的梁祝记载相近：“梁山伯，祝英台，皆东晋人。梁家会稽，祝家上虞，同学于杭者三年，情好甚密。祝先归。梁后过上虞寻访，始知为女子。归告父母，欲娶之。而祝已许马氏子矣。梁怅然不乐，誓不复娶。后三年，梁为鄞令，病死，遗言葬清道山下。又明年，祝为父所逼，适马氏，累欲求死。会过梁葬处，风波大作，舟不能进。祝乃造梁冢，失声哀恸。冢忽裂，祝投而死焉。冢复自合。马氏闻其事于朝，太傅谢安请赠为义妇。和帝时，梁复显灵异助战伐。有司立庙于鄞县。”但在此之后，徐氏复说：“庙前桔二株相抱。有花蝴蝶，桔蠹所化也，妇孺以梁称之。”这大概可视为宜兴系统对宁波系统一种更高层次的回归：既认可宁波系统的权威，由是宣扬祝英台的节义和梁山伯的忠义，但又不割舍爱情的主题，二者平分秋色。

三 “大团圆”结局

（一）梁祝的尾巴——“大团圆”结局

化蝶说在宋朝兴起后，影响日益扩大，直超过起源更早的同冢说。二者合流为一体后，化蝶更成为一个经典结尾，使梁祝臻于成熟完善、成为我国四大传说之一。但如果我们凭着这种印象，以为化蝶是梁祝传说成熟后唯一的结尾、情节的纵向发展至此结束，那便错了。从清代到近代，是梁祝第三个发展阶段，——梁祝传说在化蝶以后，还多了一个梁祝“大团圆”的结局。

就目前所见，清代以前关于梁祝传说的文字资料流传下来的并不多，直接来自民间记载的更少，绝大部分是文人的收集、记载，或是方志，想是梁祝当时多以口头传说的形式流传之缘故。时至市民文化发达的清代，尽管口头传说部分仍然少有直接的文字资料，但描写梁祝故事的作品如雨后春笋般激增，其中多是戏曲说唱等民间文艺作品。正是这些民间文艺作品颠覆了今人对梁祝传说的想象。绝大部分作品不是以我们印象最深刻的、最推崇的化蝶为结尾。以路工先生编的《梁祝故事说唱集》为例，里面收入了六部完整的梁祝说唱作品，其中只有一部鼓词《新刻梁山伯祝英台夫妇攻书还魂团圆记》以化蝶结束故事，几乎所有作品在化蝶之后都拖了一条描写“大团圆”的尾巴，长短不一。

大团圆结局大概产生于清代，如清初（约1660年左右）流行的《梁山伯歌》就有了梁祝投胎再续前缘的情节。而直到近代，大团圆结局仍然流行。梁祝化蝶后大概有两个发展系统，一是阴断、还阳团圆。大概是说祝英台投墓后，马俊（或马文才等名）也舍命到阴司告状，由阎王判断三人姻缘纠纷后，各自还阳，梁祝有情人终成眷属，如弹词《新编金蝴蝶传》。另一个系统就是让梁祝还阳成亲后，还要经历诸多曲折，才能真正团圆。此种具体又可细分为两个系统：1，加入梁祝向梨山老母学艺等情节，如四川桂馨堂刻印的鼓词《柳荫记》，就有梨山老母相救、梁山伯再娶二妻、祝英台驰骋沙场等情节；2，模仿《琵琶记》等情节，写梁山伯赴考高中、祝英台寻夫团圆等，如木鱼书《牡丹记》中在“还阳配合”后，还有“彩楼招赘”、“山伯买马”、“?所逢夫”“荣贵团圆”等节。在同一系统里故事情节大抵相似，差别只在所写曲折的多与少、详或略。现将《梁祝故事说唱集》、《梁祝文化大观》里的《故事歌谣集》、《曲艺说唱集》[7]、《戏剧影视集》[8]里大团圆结局的作品（包括梁祝传说、梁祝佚事）按照上述系统整理如下表：

阴断、还阳还阳后历经曲折

具体情节学艺等高中拒婚、寻夫团圆等

传说、轶事《梁祝情深上天庭》

《结发夫妻》、《清官明断结秦晋》、《马俊告状》《尼山姻缘来世成》、《梁祝还魂团圆记》《祝英台疆场建奇功》、

曲艺说唱《梁山伯与祝英台全史》（民歌）

《梁祝生还结夫妻》（民歌）、《梁山伯歌》（民歌）、《梁山伯与祝英台》（民歌）、《新编金蝴蝶传》（弹词）、《新编东调大双蝴蝶传》、《的笃班新编绍兴文戏梁山伯》（绍兴文戏）、《双仙宝卷》（宝卷）《柳荫记》（鼓词）

《梁祝》（黄梅戏传统剧目）《梁山伯重整姻缘传》（民歌）、《梁山伯与祝英台》（潮州说唱）、《牡丹记》（木鱼书）、《客家人梁山伯与祝英台》（民歌）、《梁山伯与祝英台》（竹板歌）

（二）大团圆背后

大团圆结尾的出现，我以为有三个原因。

1．大团圆结尾与民间戏曲说唱的传播形式有关。

当化蝶说与同冢说合流为“同冢——化蝶”说后，几乎所有的梁祝传说都吸收了这一情节；大团圆等情节却不然。不难发现，梁祝大团圆的结局于传说中少见，以曲艺说唱作品为多。《梁祝文化大观·故事歌谣集》收入了54个梁祝传说、轶事，只有7个是还阳大团圆结局的；而在《故事歌谣集》、《曲艺说唱集》、《梁祝故事说唱集》所收的23种完整的（指具备梁祝同窗、婚姻不遂、同死化蝶等基本情节）汉族说唱作品中，就有13部以大团圆结局。而且，从上表可看出，说唱作品与传说表现出一种对应的关系：各个系统里的戏曲说唱作品，都有情节对应的传说。因此，我以为，大团圆结局是最先出现在说唱作品中，然后才影响到传说的。顾希佳在《传说群：梁祝故事的传说思考》提到：“历代民间故事的传播并不是一个完全独立而又封闭的系统，它是开放的，它和戏曲曲艺这样一些俗文艺的演唱活动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一方面，在口头故事范畴里一旦出现了好作品，立即就会有人把它们搬上舞台，用戏曲曲艺的方式加以传播。另一方面，凡是动人的戏曲曲艺作品，一经演唱，就又会深入人心，重新变成了人们口头讲述的好材料。”[9]大团圆结局，与代梁祝传说的重要传播形式——民间戏曲说唱有着密切联系。

用戏曲说唱等形式来演绎传说题材，是我国民间文学的传统。然而，正因为人们太熟悉梁祝，如果只原封不动地照搬传说、演绎一个为人熟知的故事大概会出现新鲜感不足的情况，继而影响说唱演出的受欢迎程度。其次，曲艺说唱不同于民间传说。民间传说一般短小精悍，少作铺排，以便于讲述。曲艺说唱则是一种表演活动，追求引人入胜的效果。如果故事内容太精简，表演则很难成气候。民间艺人以演出为生，演出长短将直接影响到民间艺人的收入，表演的时间越长、内容越丰富，自然越能吸引观众。因此，民间艺人往往会在原有传说的基础上加入自己的心得，翻空出奇、衍生枝蔓来吸引观众。所以，说唱作品通常都是长篇巨制，如十二本、长达一万五六千行的木鱼歌唱本《背解红罗》只算一般规模的作品，《阴阳宝扇》、《钟无艳娘娘》等木鱼书长至五十本到八十本。[10]化蝶后梁祝会再生波折，致使出现情节结构越来越臃肿的情况实在与民间说唱的传播形式脱不了干系。

由是也可解释，梁祝化蝶以后的情节何以给人似曾相识之感。以今天的标准来看，梁祝大团圆的结局实在是一条“狗尾”，且不论其思想意义，单就情节而言，它们毫无新意。如《梁山伯重整姻缘传》中祝英台埋葬公婆，“身带一把七弦琴”上京寻夫的情节与高明的《琵琶记》极其相似；鼓词《柳荫记》里梁山伯在路上与路小姐诗歌唱和结缘更是落入一般才子佳人的俗套。这是因为大团圆结局最早出现在说唱作品中，基本是民间艺人的创造。戏曲说唱等文艺样式在清代已经成熟，成为市民文化不可或缺的部分，而才子佳人、落难团圆等情节是当时戏曲说唱中最流行的情节。民间艺人一生浸淫其中，在表演、再创造时往往能得心应手，但他们对梁祝化蝶以后的想象又不免被流行的情节所限制，由此出现了不同作品情节相互因袭的情况。

2．大团圆结尾源于我国传统的审美心理。

民间艺人在翻空出奇时把流行的情节移植至梁祝传说，隐含着取巧的目的。取巧不只因为构思的懒惰，更重要的是他们深知，“历经磨难——大团圆”的情节模式最受听众欢迎，这样的移植省力又保险。大团圆的深层根据是民间艺人对民众心理的揣摩，即是说，戏曲说唱中的大团圆结局是民间审美心理的反映。

关于我国传统的审美心理，王国维有一段极精辟的议论：“吾国人之精神，世间的也，乐天的也，故代表其精神之戏曲小说，无往而不著此乐天之色彩：始于悲者终于欢，始于离者终于合，始于困者终于亨。”[11]

确实，我国的文学，向来没有西方悲剧的传统。流行于下层的通俗文学，尤其充满了一种天真的乐观。苦难并不可怕，那只是暂时的，磨难以后必定有美好生活作为补偿。好人有好报、一切都会有个说法的信仰形成了通俗文学“磨难——大团圆”的情节模式。在民间，梁祝传说的流传演变一直与民众心理息息相关，贯穿着民众爱好大团圆的精神。如梁祝刚产生时，同冢的结尾就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梁祝生不能相守的遗憾。而向来被认为是悲剧结尾的化蝶情节，其实也是一种想象的大团圆，只是民众的乐天精神表现得较为隐蔽而已。可见梁祝传说的圆满程度一直不断加深。但化蝶究竟还是想象中的满足。人们去观看（或赏听）说唱表演，乃是抱着最现实不过的目的——虽然他们未必有这种自觉。人们坐在台下，希望用台上的演出来安慰自己在现实生活中的不如意，以台上的悲欢离合发泄自己无由发泄的情感。所以，用想象来满足愿望的化蝶结局，对“世间的”、“乐天的”台下群众来说，还是显得过于虚妄。人们希望得到实在的满足，希望梁祝能在现实中团圆。[12]于是梁祝传说很自然有了这么一个大团圆结局。所以，我们现在也不必苛责梁祝的大团圆结局，梁祝从来不是一个纯粹的悲剧。大团圆不过是民众乐天精神的进一步发挥、团圆愿望的进一步现实化。

现在，人们多批判梁祝的大团圆结局，把它斥为封建糟粕。但只要我们谅解大团圆结局背后隐藏着的民众心理，我们也自然谅解当时对大团圆的想象。一种想象不可能脱离当时的社会文化，梁祝还魂后的情节只是很忠实地体现了封建社会对美满生活的定义。在封建社会，美满生活不止是爱情的满足——故梁祝还阳婚配往往是故事宕开局面的一个新起点，更重要的是以后梁山伯能高中状元，博得封妻荫子、衣锦还乡。在当时，无论是下层劳动人民还是上流文人，莫不以此种结局为真正的美满。

3．大团圆结尾是时代的产物。

或许有人会诘难：爱好大团圆，我国自古皆然；而梁祝流传逾千年，何以在有清一代才出现大团圆的情节。我以为，这绝不是偶然的现象。

在清代，封建社会逐渐走向衰败。在日薄西山的阴影下，程朱理学重挽晚明时的颓势，再次成为了官方哲学。如康熙皇帝和雍正皇帝就曾被人们称为“理学天子”。由于统治者的推行提倡，复苏的程朱理学制约了各种样式的文学创作，如文人戏曲创作就出现了回归明初注重伦理教化的创作倾向。梁祝大团圆正是士大夫文化和平民文化相互渗透产物，也是民间和封建文化一次前有未有的和谐。梁祝虽是民间传说，以其流传时间长、影响地域广的缘故受到文人的注意，屡屡被统治阶级利用为“化下”的工具，梁祝爱情的主题每每被篡改。但我们不能不承认，老百姓在一定程度上也认可经封建文化改造过的梁祝，冯沅君在讨论推动梁祝传说流传的动因时就指出：“这个故事所以能传得如此久远，全由人们钦佩祝英台的贞洁，合于烈女不事二夫的条件。”[13]这就是“上以风化下”的结果，封建文化渗入到民间，影响了民众心理。从同冢到化蝶，是梁祝对现实的浪漫的超越。在大团圆结尾，多数说唱作品都是从想象回归到现实的层面，梁祝的团圆与当时社会所定义的美好生活并无二致，暗示着只要遵从社会秩序，行为合乎道德规范（如祝英台守身如玉，行动不逾礼），就能如愿以偿得到一个皆大欢喜的结局，表现出对现有秩序的肯定。同时，大团圆的结尾糅合了诸多因素，既有梁祝为爱殉身的情节，又有诸如祝英台守节寻夫、梁山伯尽忠报国等宣扬封建礼教道德的情节，恰似一锅大杂烩，泯灭了不同主题的冲突，追求爱情和自由的要求与当时伦理道德的矛盾冲突在大团圆的喜庆中成了一个漂亮点缀，粉饰着末世的太平。可见，梁祝大团圆出现在日益衰败的清皇朝自有其时代渊源。 结语

行文至此，我们大概已明了梁祝故事自产生至近代，传说的结尾大概经历了三个演变阶段：同冢说——（化蝶说）——“同冢-化蝶”说——“大团圆”说。每次阶段性的变化，不止是故事形态的变化，往往伴随着故事主题的偏移，隐约是民众心理和封建文化斗争的反映。如同冢说最初是为了彰显祝英台的“义”，流传时老百姓把在现实中受到的压抑附会到传说中，乃把节义主题偷换为爱情主题，后复被封建文人利用来宣扬忠义思想；然而，民间还是不能舍弃梁祝的爱情主题，乃有了化蝶说的兴起……事实上，每次变化，都跟时代背景、民众心理息息相关，这也造成了梁祝故事主题驳杂、形态多变的情况。在研究时，我们必须留意到这点。

梁祝发展到近代，至少在汉族里，有着“同冢-化蝶”和“大团圆”两种结尾。不过，在今天，大团圆结局已鲜为人知了，化蝶却成为梁祝传说的代名词。我想，这大概同两种结尾的审美价值、背景文化有关。

在审美价值上，两者孰优孰劣，大概是不言自明的。化蝶使故事发展到最高潮时嘎然而止，余音袅袅，给人留下无限想象余地。而大团圆结局和其他说唱作品中流行的大团圆无甚区别，更致命的是，它一直和原有的梁祝传说呈断裂状态，最明显的例子就是作品中人物性格前后不一。若只看后半部分，我们根本想象不出自己看的是梁祝故事。

从背景文化来说，化蝶象征爱情有着深厚的历史文化内涵，代表了我国文化中极为人性化的一面，因此可以超越时空限制引起人们的共鸣。相反，主要出现在戏曲说唱作品中的大团圆结局植根于封建文化的土壤中，当失去了那种时代背景，也就失去了它的意义。首先，社会文化背景的改变使人们的趣味爱好、对美好生活的定义统统随之改变。如破除封建迷信后，梁祝阴断还魂的情节显得荒诞无稽，而求取功名、封妻荫子的大团圆也不符合现代人对美满生活的想象。民间演出以民众的爱好为转移，很自然地就变动了演出内容。其次，从前梁祝广泛流传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它表达了人们在现实中不能实现的情感欲望，给人们予来自想象世界的安慰。但在现代社会中，梁祝反映出来的不圆满几乎都得到了圆满解决，如女子受教育问题。补偿功能的失落使人们更注重梁祝的审美价值。再次，后来文艺工作者在原有的梁祝曲艺说唱作品进行整理、加工或者改写，推出了一些艺术性、思想性符合现代标准的新作品，[14]传统作品难免受到冷落，久而久之便失去舞台生命力，只剩下一个演出底本。

长久以来，梁祝研究或有意无意忽略梁祝大团圆这种结尾，或将其简单化处理、贴上封建糟粕的“标签”，甚至有意识地去“存精去粕”。刘魁立先生在谈民间文学搜集工作时说到：“观察某作品、某体裁的演变、发展过程常比一般地了解作品内容给我们的东西更多。只有根据准确记录的各种异文，才可能看出作品的演变过程和演变原因，看出时代留下的痕迹。……”[15]我以为民间文学的整理研究工作亦如是。如梁祝大团圆的情节产生于特定的社会文化背景，反映了当时的民众心理，本身有着宝贵的资料价值，对我们研究以前的社会文化、社会形态都有裨益。而且，民间文学研究不同于推广普及民间文学，研究必须在掌握真实反映原始作品面貌的资料后才能进行。如 “梁祝”与“白蛇传”，在流传中都曾改编为戏曲说唱作品，改编后情节都有从不圆满到圆满的趋势，在通俗文学中，这种例子并不是孤立的。为什么从传说变为戏曲说唱作品后大团圆的意味会大大加强？这与口头传说和戏曲说唱这两种不同的流传体裁有没有关系呢？……如果研究者见到大团圆就将其斥为糟粕，避之惟恐不及，那以上问题就很难为人察觉，研究自然也无法深入了。所以，梳理梁祝大团圆的结尾，无论是对认识梁祝传说的发展脉络、梁祝文化的深入研究，还是由此生发，研究民间文学的传播媒介等问题都有其重要意义。

注释：

[1] [1]容肇祖先生在《祝英台故事集序》中统计，南朝至唐女子扮男装的故事，见于明徐应秋《玉芝堂谈》、清赵翼《陔余丛考》计有5则，且记载中多有赞叹之意。可见，女扮男装，是古时的一种奇闻，大众对此持接受态度。

[2]如北宋徽宗大观间（公元1107年），明州知事李茂诚所写的《义忠王（梁山伯）庙记》，就是封建道德礼教插手篡改民间传说的典型。庙记中梁山伯被称为神，慕祝氏清白而求婚，求婚不遂，也只是感叹：“生当封侯，死当庙食，区区何足论也!”后更有梁死后帮忙镇压孙恩起义的情节，整个梁祝传说，都被李茂诚扭曲归结于“义忠”二字。

[3]从李茂诚《义忠王（梁山伯）庙记》后，投墓同冢的情节在官方文化中可谓是日益远离“风月”了。

[4]单、双线发展说最先见于罗永麟的《试论梁山伯和祝英台的故事》，他将《梁祝》故事的演变划分为三个阶段，认为，自东晋六朝梁元帝萧绎的《金楼子》到初唐梁载言《十道四蕃志》、晚唐张读《宣室志》等为梁祝故事发展的第一个阶段。由于封建文人要利用梁祝故事来宣扬封建礼教，以致使故事的情节主题，从唐代起单线发展为双线。从宋代李茂诚《义忠王庙记》到明清的戏曲、唱本和民歌，最后到清邵金彪的《祝英台小传》，是故事发展的第二阶段，梁祝故事到此才完全形成。而从清到现在是故事发展的第三个阶段。罗所谓的单双线是以民间自然流传和统治阶级宣扬两个流传渠道为划分根据的，具体表现为爱情主题和礼教主题两个发展方向。本文所说的单双线与罗说不同。本文主要是根据结尾情节的不同划分梁祝传说系统，一种是以宁波为流传中心的只有同冢结尾的梁祝，另一种则是化蝶的梁祝。两者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处于并存状态，于并存中相互影响。在同一个系统里可能包含多种不同的主题，呈杂糅状态。

[5]见罗永麟《试论梁山伯和祝英台的故事》，见《梁祝文化大观》学术论文卷。

[6]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冯梦龙所讲的梁祝故事根本是一个爱情故事，但结尾时仍不免赞叹英台贞节。主题的驳杂，可能是整理者加工的结果，但更可能是民间流传状态的真实反映。

[7]曲艺说唱集收入18种曲艺，计有25篇，情节完整的作品有12部，4部与《梁祝故事说唱集》相同，分别是弹词《新编东调大双蝴蝶》、《新编金蝴蝶传》、木鱼书《牡丹记》、鼓词《柳荫记》。

[8]戏剧影视集里收入戏剧52篇，计35个剧种，但大多数都只是演绎梁祝传说的个别情节；演出全本梁祝的有13部作品，以现代、特别是解放后改编过的作品为主。能确定是近代或以前的戏剧作品，只有传统黄梅戏“梁祝”（收在安徽安庆市黄梅剧院《黄梅戏传统剧目汇编》）和《的笃班新编绍兴文戏梁山伯》（注明是1920年以前流行的戏）两部，都是以梁祝“大团圆”为结尾。

[9] 《传说群:梁祝故事的传说学思考》，顾希佳，《民俗研究》，2003年02期。

[10] 《木鱼歌、潮州歌叙录》，谭正璧、谭寻编著，书目文献出版社，1982年12月第一版，p22。

[11] 《〈红楼梦〉评论》，王国维，《王国维文学论著三种》，商务印书馆，2001年3月第一版，p12。

[12]其实，这种现实说到底也是舞台上的现实，对台下的观众而言仍然是虚妄的。

[13] 《祝英台的歌》，冯沅君，收入《典藏中山大学民俗学丛书·下卷》，黑龙江出版社，p2682。

[14]周静书在《百年梁祝文化的发展和研究》（收入《梁祝文化大观》学术论文卷）中提到解放后梁祝戏曲作品的改编情况：“1951年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了《关于戏曲改革工作的指示》,要求各地‘广泛地收集、记录、刊行地方戏、民间戏曲的新旧剧本,以供研究改进’”，文艺界创作、改编、上演反封建题材的文艺作品形成了热潮，梁祝被改编为30多个剧种的剧本。

[15] 《谈民间文学搜集工作》，刘魁立，见《刘魁立民俗学论集》，上海文艺出版社，1998年10月第一版，p160-161。

参考书目：

1，《梁祝故事说唱集》，路工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8月新一版

2，《梁祝文化大观》，周静书主编，中华书局，1999年12月第一版

3，《典藏中山大学民俗学丛书》，叶春生主编，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4年2月第一版

4，《王国维文学论著三种》，商务印书馆，2001年3月第一版

5，《刘魁立民俗学论集》，刘魁立，上海文艺出版社，1998年10月第一版

6，《木鱼歌、潮州歌叙录》，谭正璧、谭寻编著，书目文献出版社，1982年12月第一版

7，《中国风俗通史·魏晋南北朝卷》，张乘宗、魏向东，上海文艺出版社，2001年版

清明节的故事传说篇4

关键词：初中历史 历史故事 历史教学

对于初中学生而言，由于其首次接触历史课程，故而其好奇心理较强，然而其往往会对历史学习内容的理解产生很多偏差。尤其是难以历史联系现实生活。除此之外，传统的历史教学活动往往都是单纯的讲解课本内容，难以有效激发历史学科的兴趣。而讲述故事的办法，则可以使学生更切实地了解一系列讲授内容，可以在课堂内容的学习过程中进一步集中精力。

一、在历史教学中运用历史故事的现实价值

1.讲故事符合初中生特征。作为传承记忆手段之一的故事，其借助于口头传播，可以在其传播过程中对价值观念、民族文化加以传递――这样的作用往往有着“历史记录”的意义。但故事与历史相比，其往往更注重描述事件过程，并对其趣味性、生动性方面加以“锤炼”。故而更加能体现教学效果，尤其是对初中生来说，其心理发展的特点往往更加符合故事性教学方式。由于其求知欲旺盛，故而很容易记住故事，记忆一些抽象性的概念也正好可以采取故事教学的办法。调查显示，讲故事的授课形式更易于被初中生接受，所以初中历史教学中完全可以借助于故事来做到“事半功倍”。

2.讲故事能使复杂、抽象变为具体、清晰。故事的特色在于将事件发展变化过程加以叙述，尤其是能够生动描述细节。借助于历史故事，能够把很多传统方式讲解的历史课中难以记忆的内容有效地变为故事情节，在“抽象概念具体化”的过程中提升学生记忆。而在对故事的理解过程中，学生往往可以“不知不觉”地重现历史事件场景，从而加深理解。

3.讲故事是历史教学中运用最广泛的教学方法。人类往往会用神话故事解读难以追溯的历史，而在这一过程中不难看出长期以来人们很习惯借助于故事来进行记录。为数不少的历史故事一方面体现了事件过程，另一方面也穿插着总结的经验教训和对人物、事件的评价。甚至可以说，讲故事也属于传授知识、经验的手法之一，也正因为此，故事方才成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

二、引入历史故事的原则

引入历史故事教学中同样也需要遵循原则，也只有如此才能达到教学目的。教师在备课时就应充分掌握了解课程内容，从而选取历史故事中紧密联系教学内容者。选取时也应兼顾其趣味性和真实性。以此来在保证故事实际性、合理性的同时帮助学生去结合历史与现实，以求真正做到生活中“以史为鉴”并对上课的效率加以提升。同时，选择故事的过程中还应讲究针对性，以求真正在讲故事的过程中有效地促进学生学习历史，并不失时机地提升其独立思考、思辨方面的能力。

三、历史故事的分类

1.按历史学研究的阶段分期分。目前，中国大陆初中历史教学内容多以历史研究学中“分期理论”作为基础，将历史以古代、近代、现代、当代等阶段来划分。为此，也应将初中历史故事同样按照上述方式加以划分，从而不至于混乱。

2.按故事的中心内容分。历史故事一般可分为“人物中心型”和“事件中心型”两种，前者多以故事主角的经历来展开事件，其主要作用在于帮助听者了解特定的历史人物，并从人物的角度来展示不同历史时期国民的状态。后者则讲究对事件过程和细节加以描述，主要对历史客观性、真实性加以强调。而这样的故事则可以帮助学生更好地把握历史场景，并在其间形成属于自己的认识。

3.按故事与史实的关系分。此方法可以将故事划分为史实性、传说性、虚拟性三种类型的故事。一般而言，初中历史教学中多采取前者，然而因为各种故事往往都有着夸张和虚构部分，其中很多细节真实性根本难以证实。所以教师可以一定程度上调整故事内容（前提是保证整体合理）。由于这样的故事来源在于真正发生过的历史事件，其中情节和人物都有据可查。故而教师可以对其叙述方式在讲述时做出相应调整，以之来有效加强学生的把握能力。传说性故事则多属神话范畴，难寻来源和相应文献，仅仅是口头传说而已。传说性故事则是真实程度难以考证的民间传说，但史料价值却不可低估――为数不少的传说的基础实际上就是当时的社会背景及一些相应的事件，故而其在历史教学中也是“用得上”的。而虚拟性故事则多为虚构故事，但其往往会借鉴一定的历史事实作为故事的背景或人物。此类故事的主要作用在于可以帮助学生发挥想象力。教师可以在此类故事教学中按照自己所需来对内容加以“整改”（前提是保证内容合理），从而使得其可以和历史事实相互符合。甚至可以说，这一类虚拟性故事实际上就是基于真实历史而开展的“再创造”活动。

四、选取历史故事的主要原则

1.内容生动，激趣动情。历史教学中应用历史故事这一活动的目的，在于有效地激发学习兴趣，所以必须在有效地保证生动性的前提下进行内容选择。故而，应选择故事中具备相应故事情节者作为课堂讲授对象。从这一点可见，符合学生学习兴趣是历史故事的选择原则。

2.主题明确，结构清晰。用于历史教学的历史故事要讲究条理清楚、情节清晰主题明确。在教学中有必要将整个故事的框架讲清，并尽量清楚地描绘其中的景象。同时，应有效地关注是否有鲜明的主题，以及故事内容是不是真正以这个主题作为中心。

五、结语

目前大多数初中生对历史课程往往很缺乏重视程度――这也是初中历史教学中的一个很大的教学问题。而教师在初中历史教学的课堂上引入一系列历史故事，往往可以有效地调动课堂气氛和提升课程所具备的趣味性，提升学生的理解能力。

参考文献：

[1]李亚军.初中历史教学的有效提问[J].科技创新导报，2015，（13）.

清明节的故事传说篇5

在这个活泼的生命季，“万物生长于此时，皆清洁而明亮”，天地以不可思议的力量化生万物，万物急不可耐地成长，这份生命的喷张与释放却又宁静、纯净。

每年的4月5日前后，甩掉冬衣的人们，头戴柳枝，踏青赏春。秋千架上的佳丽衣袂飘飘，墙里佳人的笑声朗朗，广场上斗鸡的喊声喧天，表面上那搏斗的是公鸡，实际上却是浑身散发着荷尔蒙气息的男人们。“乡村年少那知此，处处欢呼蹴鞠场”（陆游《残春》）。蹴鞠是清明节的保留节目，健儿的身影是这个生机勃发的时节最好的写照。

清明更是孩子的节日，天空明净，地气升腾，趁东风把纸鸢放了，折下柳枝，将那青色的皮儿剥离，做成柳哨儿，吹着满街疯跑；兜里揣着熟鸡蛋，四处寻伙伴对碰……

清明又是思念逝去亲人的节日。坟上新添的黄土，新压的黄纸，坟前甘美的贡品，纸钱燃烧的火光，都是对逝者的思念，提醒着你什么是阴阳永隔，也在提醒人们珍惜生命。清明，又占据了一年中最好的季节中最好的时间。这份思念和感伤在暮春三月的明媚阳光里，郊外墓旁的青草香中，同时提醒着我们什么是生生不息，什么是万物轮回。于是让我们懂得：珍惜当下！

过节就像是一场“生命的礼拜”，零零碎碎的日子，由固定的节日串起，生命就有了整体感，有了意义。清明节就是这样一个日子，将逝者和生者串在相同的时间里。

丰子恺先生曾风趣地将清明踏青称作“借墓游春”。然而时至今日，没有了“清明不戴柳，红颜成皓首”的单纯浪漫，没有了秋千上的惊鸿之“舞”，没有了斗鸡，甚至没有了春饼和熟鸡蛋，只有扫墓的风俗坚定地传承了下来。

清明原本只是一个农事节气。作为二十四节气之一的清明，出现于汉前，也许是因为清明正值暮春三月，是一年中最好的时光，因此，至迟在唐代，清明就被作为一个节日来庆祝了。诗人的笔下关于清明的歌吟更是层出不穷，杜牧的名诗：“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行人欲断魂。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千古传颂，成了清明节的招牌。

“寒食”是清明节的前一天，常常与清明合二为一。唐代诗人卢象《寒食》诗云：“之推言避世，山火遂焚身。四海同寒食，千古为一人。”说的就是介之推焚死绵山的故事。传说晋文公下令每年于介之推焚死之日禁火，这一天只能吃凉食，故谓之寒食。

当然这只是后人编造的故事，其实，清明时节禁火，源于古代的仲春改火习俗。古人取火不易，因此要一直在灶中保存火种，永不熄灭，只是到了每年的仲春时节，才熄灭旧火，重燃新火。古人相信，火种就像生命一样，只有新陈代谢，才能薪火常传，久经不熄。因为改火，所以要暂时熄灭旧火，这就是寒食禁火风俗的来历。唐代有诗《寒食》云：“春城无处不飞花，寒食东风御柳斜。日暮汉宫传蜡烛，轻烟散入五侯家。”说的就是寒食改火之际，皇帝将火种（蜡烛）赐给亲近贵臣，以示恩宠。也是薪火相传最具体的呈现。

清明节将生与死、欢乐与悲哀、旧火与新火相交织，看似矛盾的节日，背后是清晰而强大的逻辑，那就是生命的逻辑。因此，清明扫墓，祭奠彼岸的死者，是为了此岸生者的幸福。年华逝水，绵绵瓜瓞，生与死从来密不可分，轮回如连环。

清明节的故事传说篇6

关键词：贞节制度；节烈戏剧；节烈旌表制度；清代

清代文学家方苞在《岩镇曹氏女妇贞烈传序》中说：“妇人守节死义者，周、秦前可指计，自汉及唐亦寥寥。北宋以降，则悉数之不可更仆矣。”明清以来，在统治者的大力提倡下，旌表节妇、贞女、烈女得以法制化、制度化。清代统治者在明代节烈旌表制度的基础上，逐渐建立起一套完善的贞节制度用以表彰节烈妇女。由于统治者的提倡，清代产生了大量的节烈女性，笔记小说、戏曲中也涌现了大量的节烈女子形象。通过研究这些节烈戏剧，我们可以对清代的贞节制度有一个更加全面客观的认识。

郭英德《元明清戏曲小说中的女性形象》一文中列举了夏纶《瑞筠图》、吴恒宣《义贞记》来说明“这些节妇烈女充斥剧坛，组成一道耀眼的风景[1]”。清代统治者旌表节烈女子的从活动顺治初年就已经开始了，从顺治四年开始，每到节庆日清廷就会“恩诏”，表彰节妇。到后来的雍正、康熙等皇顺应民意扩大节烈女子的表彰范围。在上层统治者的鼓励下，地方各级官员和一些宗族组织也采取相应的措施表彰节妇、烈妇，社会各阶层逐步形成了表彰节烈的政治舆论氛围。在强大的舆论氛围笼罩下，文人们不可避免地产生了对政治的认同感，并将之付诸创作实践，这与郭英德的观点不谋而合，“明清文人传奇作家文学观念之所以自觉地与伦理教化认同，最重要的原因，是中国文人阶层群体在心理素质上过分形成了对政治的依附感和认同感。[2]”

从节烈戏剧中我们除了可以看见统治者对于女妇贞节制度的重视以外，我们还可以从节烈戏剧的发展中印证清代贞节制度的总体发展脉络。黄义枢在《清代节烈戏剧考论》中将节烈戏剧分为三个主要时期：清前期（1644-1735）、清中期（1736-1840）、清后期（1841-1911），并提出“按这种分期标准可以看出，乾隆之后的节烈戏曲数量呈上升趋势。”清代的贞节制度和贞节观念也是顺应统治者的需要不断发展的，在发展的过程中不断得到完善和加强。清代前期，统治者为了砥砺士风，扩大了节烈表彰的范围。到清代中后期，清朝士风、民风都开始走向衰颓，出于重振士风、教化民众的目的，统治者继续大力提倡妇女贞节，妇女节烈旌表的标准一再降低。此外，自乾隆大兴“文字狱”以来，统治者期望通过控制民众思想，达到巩固统治的目的。清代的剧作家们顺应潮流，在戏曲创作中希望通过传播节烈人物和事迹来教化民众。40余部节烈戏剧大部分只是当时文人的案头读物，这是戏剧家们的创作心理和创作态度的一种反映。可以说，清代节烈戏剧创作的数量和特点，反映了清代贞节制度建立和实施过程中，妇女贞节观念逐步加强，并逐步扎根于社会伦理道德观念之中，成为束缚妇女的一条沉重的枷锁。

节烈戏曲的大量创作和这些作品的分期体现了清代贞节制度的发展，上层统治者不断放宽节烈旌表的标准。但是旌表标准的放宽并不代表着统治者对贞节观念的放宽，恰恰相反，统治者希望通过完善的节烈旌表制度逐步固化了人们对于妇女贞节的认识。这一点我们可以从节烈戏曲的故事来源及具体内容中获得验证。虚构性是戏曲创作的重要特征，但是清代的节烈戏剧却大多数取材于真实发生的社会事件。根据黄义枢的研究清代节烈戏剧的故事绝大部分都实有其事，如沈受宏《海烈妇传奇》取材于清康熙年间常州武进县内发生的海烈妇拒奸致死案，汪宗沂《后缇萦南曲》取材于泰州蔡孕琦之女蔡蕙拦康熙驾为父申冤的故事。这些节烈故事虽然经过了剧作家的文学加工，但是我们通过故事情节还是能够感受到贞节观念在现实中对妇女的压迫和束缚。宋以来，社会舆论对于妇女的表彰和批判都逐渐集中到她们是否贞节上来，明清时期妇女的贞节益发受到重视，江苏《晋陵奚氏宗谱・义例志》明确写出奚姓娶妻，若“再醮来者”，家谱中书“侧室某氏”，剥夺再嫁者的妻子名分。清代统治者不断降低节烈旌表的标准，使更多节烈女性得到表彰，根本的目的是希望通过表彰扩大贞节制度的覆盖面，将更多地女性束缚在政府的贞节制度之下。

节烈戏剧大量涌现，体现出清代统治者对妇女贞节的重视。节烈戏曲再现了清代贞节制度影响下的妇女牺牲事迹，可以说，通过节烈戏剧看清代的贞节制度，我们看到了是一条逐渐加固的枷锁，锁住的不仅是清代妇女的婚姻行为，更是女性的自由思想。

注释：

[1]聂石樵. 古代文学中人物形象论稿[M]. 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281-323.

[2]郭英德. 是“风教”还是“风情”？――明清文人传奇作家的文学观念散论[J]. 中州学刊，1990（04）：78-82.

参考文献：

[1] 黄义枢. 清代节烈戏曲考论[D].福建：福建师范大学， 2011.

[2] 黄义枢. 清代节烈剧的成因和影响[J]. 贵州师范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01）.

[3] 黄义枢. 清代节烈戏曲与方志[J]. 宁夏大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12（02）.

[4] 宋清秀.试论明清时期贞节制度的积极意义[J]. 中国典籍与文化， 2004（03）.

[5] 郭松义.清代妇女的守节和再嫁[J]. 浙江社会科学， 2001（01）.

[6] 杜芳琴. 明清贞节的特点及其原因[J]. 山西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 1997（04）.

[7] 王传满.明清节烈妇女问题研究综述[J]. 广播电视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8（03）.

[8] 王传满.妇女节烈旌表制度的衍变[J]. 西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8（05）.

清明节的故事传说篇7

    传统戏曲中的这些曲词,比比皆是,如果我们把它们单独拿出来和宋词比较,非常相近,甚至有些本身就是词。它们和戏曲中的说白共同构成了戏曲的脚本。这些曲词在戏曲脚本中占的比重是非常大的,它们本身就是构成戏曲脚本的主体部分,这和作为叙事文学的小说以诗词作为表现手段不一样,比如《红楼梦》中古典诗词非常多,但它仍然是以古白话叙事为主;也和西方戏剧或是五四以来的话剧不一样,后者人物语言主要是以模仿、反应现实生活的日常用语。因此就产生这样一个疑问:传统戏曲脚本以诗词为主,怎么讲述故事?实际上,传统戏曲讲的故事更多是一个故事大概,或是类型化的故事,它的目的不在于为了讲故事而讲故事,这和西方戏剧通过注重生活细节和细节真实的表演来反映和再现生活是不一样的,是两种不同的审美情趣。传统戏曲不是为了讲故事而讲故事,讲故事的目的是为了抒情,或者说抒情在传统戏曲中处于更为重要的地位是非常重要的,于是,故事往往与诗歌和音乐一样,是为表达情感服务的,这与整个传统艺术精神相一致。因此,“以歌舞演故事”,剔除受西方戏剧理论的影响,传统戏曲应该理解为以歌舞表演故事,歌、舞以及故事都是服从于戏曲抒情需要,而非像西方的戏剧讲究故事的情节和冲突,讲究真实再现社会生活。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才能理解西方戏剧理论中的“三一律”、“第四堵墙”与中国传统戏曲“四折加一楔子”有着多么遥远的距离。

    音乐在传统戏曲中占有非常突出的地位。所谓“戏曲”即是“戏”和“曲”,前者是指故事,后者是指音乐。传统戏曲以歌舞表演故事,这“歌”即指诗歌,就是诗和音乐。王骥德《曲律》云:“唐之绝句,唐之曲也,而其法宋人不传。宋之词,宋之曲也,而其法元人不传。以至金、元人之北词也,而其法今复不能悉传。是何以故哉?国家经一番变迁,则兵燹流离,性命之不保,遑习此太平娱乐事哉。今日之南曲,他日其法之传否,又不知作何底止也!为慨,且惧。”③作者把唐诗宋词元曲称作“曲”,也即是音乐。中国古代诗乐不分,诗和音乐就像一个钱币的两面,比如诗经既是诗同时也是音乐。正因为如此,对于传统戏曲的欣赏,观众一般都习惯说“听戏”;今天我们看到传统戏曲多以折子戏演出,而较少对一出戏作完整的演出,原因就在于演员和观众重视的是音乐而非故事。

    同时,我们也要注意到,戏曲中的音乐,并非仅仅是指戏曲中唱的部分,戏曲中的“说白”也是音乐性的。传统戏曲讲究“唱”、“念”、“做”、“打”,“念白”其实就是旋律简单、没有伴奏的唱,演出中常常由“唱”带“念”,由“念”转“唱”,但这“念”绝不等同于话剧中的对白,其同样是具有节奏感的“音乐”,是具有节奏性、旋律性、音韵性的音乐语言,只是相对而言,它的音乐抒情感染力要弱于“唱”。戏曲中的“唱”或“念”,所表现的一般是剧中人的对话、自言自语或内心独白。尽管在表现形式上有“唱”、“念”之分,但就每一个角色而言,它都是同一个剧中人在“说话”;就整部戏的众多角色而言,则是互相有着交往的若干剧中人彼此间在“说话”。这当中,首先可以肯定的是这些人是惯于用与生活语言形态迥异的音乐化的声乐语言———“唱”来“说话”的④。这也是戏曲演员讲究字正腔圆的原因,和话剧演员的要求并不一样。话剧中的对白强调模仿现实生活、讲求真实的人物对话,与此相比,中国传统戏曲中的“念白”可谓“不是人话”,它是高度程式化的诗性语言。今天的观众感觉传统戏曲中的对白是“拿腔捏调”,实际上,我们不会把唐诗、宋词作为日常口头表达语言来审视,但是却自觉或不自觉地从日常语言表达的角度来看待戏曲中的“念白”,这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受到一个世纪以来西方话剧传统影响所致。

    那么,传统戏曲“以歌舞表演故事”,怎么样用“歌”演绎一个故事?音乐在其间的作用又是什么呢?音乐就其本质而言是情感激化的产物,歌咏之声表达的情志不是常规逻辑语言的叙事、达意、说理,而是用变化的音阶、节奏、旋律所组成的音乐语言来宣泄情感,是情感的直接语言。因为“凡属人类,不论他是到了怎样的文化程度,遇着说出来的话不能够满足他的内界要求的时候,他总是会由内界发出一些声响来,或欢笑、或愁叹,这些由人们内界发出来的自然的声响,就是音乐的元素,音乐是用来补救说话的缺乏的一种语言。”⑤音乐的长处在于描绘情感,描绘文字难以描绘的情感。因此当高度抽象化的语言符号难以表达感情时,音乐的补充随即开始。所以美学家们指出:“歌词配上了音乐以后,再不是散文或诗歌了,而是音乐的组成要素。它们的作用就是帮助创造、发展音乐的基本幻象,即虚幻的时间,而不是文学的幻象,后者是另一回事。……歌曲绝非诗与音乐的折衷物,歌曲就是音乐。……当一个作曲家为一首诗歌谱曲的时候,他把这首诗变成一支歌,原诗就不复存在了。这就是为什么肤浅的、伤感的抒情诗也能像那些不朽的诗作一样成为好的歌词。”⑥这一原则,当然也适用于戏曲中音乐语言和文学语言之间的关系,这也是有些唱词粗俗鄙陋、文理不通,但在戏曲演出中竟会深受观众欢迎的原因。

    其实,音乐在整个戏曲演出中固然为整出戏的主旨服务,但音乐本身的艺术性和可欣赏性也是非常重要的,以至于在“以歌舞表演故事”的戏曲中,观众在欣赏它通过剧情所塑造的人物、所反映的生活之外,还经常把更多的注意力倾注于赏鉴演员歌喉的优美。有些地区在生活用语中,把欣赏戏曲演出叫做“听戏”就是这个原因。再有,折子戏的演出和欣赏也非常有力地说明这一点。在折子戏中,观众对音乐的欣赏和重视肯定超过对整出戏的故事情节的关注。就好比今天的大型音乐节目“同一首歌”,即使我们把一台节目中所有演员的音乐组成一个具有文学性的故事,我相信观众还是非常清楚这是音乐会而非看电影。

    与戏曲语言的诗化、音乐化相对应,传统戏曲表演中的动作也是高度程式化、舞蹈化的。传统戏曲的诗化、音乐化决定了戏曲不是以真实地再现社会生活而表演故事,而是以抒情表意为主,与戏曲中的诗歌、音乐一致,表演者的动作也是高度程式化、舞蹈化的。

    在“以歌舞表演故事”的传统戏曲中,舞蹈和音乐的功能与地位相似。首先,戏曲中的舞蹈要服从于戏曲“表演故事”的需要,舞蹈在戏曲中以自身独特的表现方式和诗歌、音乐一起共同“表演故事”。作为一种特殊的艺术符号,动作的程式化既是戏曲艺术长时期以来的积累,也是形体语言在“三尺舞台”上不得已而为之的事情,就像经过符号化的语言文字得以成为交流的工具一样,动作如果不尽可能地程式化也绝无可能承担传统戏曲中如此高密度的信息传递。戏曲中的舞蹈与动作的程式化有着密切的关系,舞蹈有着自己的表现方式,它与音乐、诗各自在自己的领域内既紧密结合又最大程度地发挥各自的作用。《礼记》云:“诗,言其志也;歌,咏其声也;舞,动其容也:三者本于心,然后乐器从之。”同时他们也认识到,“歌之为言也,长言之也。说之故言之,言之不足,故长言之;长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⑦古人对诗乐舞的审美认知及其相互关系的理解,有助于我们认识戏曲中舞蹈的地位和重要性。

    既然传统戏曲以诗歌、音乐和舞蹈作为表现手段,就要遵从诗歌、音乐和舞蹈自身作为艺术的存在方式和内在规律。就像莱辛在批评《拉奥孔》时指出的那样,受自身艺术形式影响,雕塑《拉奥孔》所反映希腊神话中拉奥孔的痛苦和荷马史诗对此的表达是不一样的。因为二者使用的艺术材料不同,艺术表现美的可能性和方式也就有着很大的不同。雕像所表现的拉奥孔不像在荷马史诗里那样痛极大吼,是因为雕刻的物质的表现条件在直接观照里显得不美(在史诗里无此情况),因而雕刻家(画家也一样)须将表现的内容改动一下,以配合造型艺术由于物质表现方式所规定的条件。这是各种艺术的特殊的内在规律,艺术家若不注意它,遵守它,就不能实现美,而美是艺术的特殊目的⑧。同样,产生于传统文化中的中国传统戏曲和西方话剧相比,一个是以“歌舞表演故事”,一个是通过模仿现实生活的语言和动作力图再现生活,其间的距离恐怕不亚于雕塑和史诗之间的差异。

    其次,戏曲中的舞蹈本身就是一个自足的审美对象,具有独立的形式审美因素。戏曲中的每一个动作,都是高度程式化的,作为一种表现手段,这些程式化的动作一招一式都有着丰富的含义,和现实生活有着明显区隔,因而不能用现实生活的动作去作简单理解。同时这些动作又充分发挥着它们在形式美方面的优势,给人们提供有价值的审美享受。在一些情况下,戏曲内容与舞蹈二者应是互相结合,有机统一。但并非绝对的以内容为主、形式只能服从内容;或形式的价值只在于表现内容、为内容服务。事实上,在戏曲表演中,也允许、或应当让形式的美占据主导地位,而暂时少顾及内容方面的意义。这是在戏曲创作与表演的实践中被证实的,比如梅兰芳就认为“人们在欣赏戏曲时,除去要看剧中的故事内容而外,更着重看表演。……群众的爱好程度,往往决定于演员的技术。”⑨梅兰芳所指出的群众欣赏戏曲既“着重看表演”,又“看剧中的故事内容”,并着重强调“演员的技术”的作用,非常符合戏曲表演艺术的实际情况。

清明节的故事传说篇8

[论文摘要]秦琼是隋唐时期唐朝开国功臣，明清时期的小说作者们为他构思了各种各样的传奇故事，在中国的广大读者中产生了深远影响。本文对明清时期演绎隋唐历史的小说中秦琼故事的素材来源作了一个深入细致的探讨。

秦琼是隋唐时期的一个英雄人物，为唐朝开国立下了汗马功劳。明清时期，随着隋唐历史题材小说的出现，秦琼形象进入了小说中。作者们构思了各种各样的传奇故事，秦琼被塑造成一个德才兼备、英勇善战的英雄。随着这些小说的流传，秦琼这一英雄形象在广大读者中产生了深远影响。然而，历史典籍中记载的秦琼，不过是隋末唐初乱世英雄中的普通一员。那么，作者们是怎样创作出秦琼的传奇故事的呢?

我们知道，明清时期的历史小说，大都有着深厚的历史渊源和民间文学基础。历史渊源包括官修的史书和文人笔记。民间文学基础包括为广大民众所喜闻乐见的戏剧、说唱文学和民问传说故事。就这样，使得小说雅、俗兼顾，就可以引起上自官绅士人．下至市井细民的兴趣．最大限度地吸引读者。对明清小说中秦琼故事素材来源的考察，也拟从上述两个方面进行。

一、正统文人对秦琼的记载

我国古代小说与史传文学有一种特殊密切的关系。简单地讲，就是作者们往往以史实为基础．通过想象虚构进行发挥增饰，使质朴、平实的事件变得生动、曲折，使杰出人物变成传奇英雄。古代人们对史实的书面记录大致分两类：一是官修史书；一是私人笔记。这两类作品的作者，多为正统封建文人，他们在进行创作时，力求所记录的人物、事件真实可靠，关于秦琼的史实材料．亦是如此。

1．历史典籍对秦琼的记载。考察秦琼故事的史籍来源，可以从新、旧《唐书》和《资治通鉴》的有关章节人手。新、旧《唐书》对秦琼的记载，内容大致相同，而《资治通鉴》则没有超出二书之外。因此，我们可以依据新、旧《唐书》的记载，对秦琼做一些总结。

秦琼，字叔宝，隋代齐州历城(今山东济南)人。开始是隋将来护儿的手下，后跟张须陀攻打卢明月、孙宣雅、李密等反隋义军。张进击瓦岗军身死，秦琼归附裴仁基。并跟着他投降了李密。李密败亡．秦琼被王世充所得，因厌恶世充奸诈．与程咬金等人投了唐。秦琼追随李世民，讨伐刘武周、窦建德、王世充、刘黑闼，为唐朝开国立下汗

马功劳，先后被封为翼国公、胡国公，受到画像于凌烟阁的崇高待遇。为在细微处展示人物的精神风貌，新、旧《唐书》共同选取了几个事例，从不同角度对秦琼进行了刻画：

(1)叔宝母丧，护儿遣使吊之，军吏怪日：“士卒死亡及遭丧多矣，将军未尝降问，独吊叔宝何也?”答曰：“此人勇悍。加有志节，必当自取富贵，岂得以卑贱处之?”

(2)(秦琼)从通守张须陀击贼帅卢明月于下邳。贼众十余万，须陀所统才万人．力势不敌，去贼六七里立栅，相持十余日，粮尽将退。谓诸将士曰：“贼见兵却．必轻来追我。其众既出，营内即虚，若以千人袭营，可有大利。此诚危险谁能去者?”众人皆莫对，唯叔宝与罗士信请行。

(3)其后每多疾病。因谓人日：“吾少长戎马，所经二百余阵，屡中重创。计吾前后出血亦数斛矣．安得不病乎?”

可以看出．秦琼具有与众不同的品质与才能，并且有勇有谋，曾身经百战，出生人死，立下了赫赫战功。

2．正统文人笔记对秦琼的记载。由于受史传文学求真创作原则的影响。正统文人笔记在创作时也力求真实．因此早期文人笔记中一些人物、事件，往往被后世史家采用。在唐代文人笔记中。有一些关于秦琼的记载，如《隋唐嘉话》中秦琼解释自己的病因，《大唐新语》记录的来护儿吊慰秦琼和秦琼与程咬金“弃郑投唐”的事件，就被新、旧《唐书》共同采用。此外，还有一些不为史家重视的细枝末节，散见于各代文人的笔记中。

首先是秦琼的坐骑。古代将军行军打仗，拥有一匹品质优良的战马，无异于如虎添翼。秦琼身为名将，英勇善战，其坐骑自应不凡。唐代段成式《酉阳杂俎》记载：“秦叔宝所乘马号‘忽雷驳’，常饮以酒，每于月明中试，能竖越三领黑毡。及胡公(秦琼死后封胡国公)卒，嘶鸣不食而死。”宋代曾性记录此马“每月夜设二领毡，溪涧当前一跃而过”。虽然段、曾对马跃过的毡数记录不同，但可以肯定：此马善于跳跃，通人性，非常马所及。根据这些记录，作者们设计了秦琼为救李世民而纵马三跳虹霓涧的精彩情节。

其次是秦琼的兵器。《新唐书》记载：“每敌有骁将锐士震耀出入以夸众者．秦王辄命叔宝往取之，跃马挺枪刺于万众中。莫不如志。”可以知道。秦琼所擅长的兵器是枪，但是，大概这只是其使用的长兵器，另外，他还使用一种短兵器——铣鲵。明代彭大翼《山堂肆考》记载：“铣鲵，短兵也，形如小凿……秦琼尤善用之。”明代陈元龙《格致镜原》也有类似记载。由此可知，秦琼在兵器上是长短兼擅，武功不凡。这种兵器在《大唐秦王词话》、《隋唐两朝志传》等小说中被说成是“劈楞简”，袁于令《隋史遗文》则说是“瓦面金装锏”。作者们还设计了尉迟恭与秦琼“三鞭换两简(锏)”“秦琼潞州府途穷当锏”的情节，在《说唐演义全传》中。秦琼的双锏还担负起了“撑住李乾坤”的光荣而艰巨的任务。

最后是秦琼的作战。秦琼打仗时英勇神武，所向披靡。唐代吕温有《秦叔宝颂》：“洛内之役。龙战未决。秦公应变。临阵电拔。锐气尽来，我盈彼竭。成败反掌，存亡奄忽。虎来风壮。鳌转山没。遂作心膂。爰从讨伐。崩围陷阵，火进冰裂。翕如鹗耸，纵若鲸突。功成国定，万古壮骨。”

这首诗描写的是唐军攻打王世充占据的洛阳时的场景。在这场战役中．秦琼起了扭转战局的关键作用，他也因此建立了不朽功勋。

总结上面两个方面．无论是官修的史书，还是文人们的笔记，它们记载的秦琼事迹．或许有某种程度的夸张，但基本是写实的。它们共同为小说中的秦琼形象及其故事的演绎提供了真实性基础。

二、戏剧与民间说唱艺术对秦琼形象的塑造

如果说历史典籍、文人笔记中较为真实的记载构成了秦琼故事的坚实骨骼的话，那么，隋唐以来有关秦琼的民间传说、戏剧戏曲、说唱文学等．便是它丰满的血肉。我们知道，由于英雄人物的作用巨大，使得芸芸众生对他们产生由衷的景仰，对他们顶礼膜拜这种对有功于民、垂德于世的英雄的向往崇拜．积久便自然内化为一种集体的心理情结，即一些理论家们所说的“集体无意识”。这种情结的最常见表现形式就是对英雄人物行为、事迹的普遍传扬。所以，每一个英雄人物，在他生活的时代就会有许多崇拜者．他的英勇事迹也一定会以各种方式在广大民众中流传。

然而普通民众由于社会地位、文化程度、经济状况等多方面因素的制约．不能为自己所喜爱的人物、事迹作全面而细致的书面记录。于是，他们便通过口耳相传，用表演、说唱等方式来表达他仃j对英雄人物的喜爱和崇拜。所以。在民间传说的许多历史人物。往往越到后来．越具有浓厚的世俗气息和平民特征。秦琼这个人物，经历过隋末唐初的战乱．最后成为国家元勋。他的这种传奇经历．本身就能引起普通民众的浓厚兴趣，所以，对他的个人崇拜及其事迹的流传，肯定也经历了一个漫长而复杂的过程。

但是，在民间文学艺术作品中我们所能找到的关于秦琼的资料，宋代以前的很少，只能找到元明时期的一些戏剧作品，包括三部元明杂剧。明清时期一些文人的笔记中也有民间艺人们说唱秦琼故事的零星记载。

1．元明杂剧对秦琼形象的塑造。在元明时代的历史剧巾，以隋唐历史为题材的共有十二部．有秦琼形象的有元代郑光祖的《程咬金斧劈老君堂》、元明时期的《魏征改诏风云会》和《徐懋功智降秦叔宝》。下面，简单介绍一下这三部戏剧。

《程咬金斧劈老君堂》讲述李世民不听臣下识天机的渫士的预先警告，执意要外出打猎，南于追猎一只自鹿．来到李密的金墉城下。秦琼与程咬金等人奉命追杀被李密认为是前来窥视军情的李世民。程咬金把他追进了一座庙宇，发现他躲在老君堂里的祭坛后，举起斧头要砍他，这时．李世民的头顶有黄龙出现，被赶来的秦琼看到。秦琼认为李世民是真命天子，就阻止了程咬金，并把他交给李密。李密要处决李世民，被魏征成功地劝阻，因在南牢，甚至还拘留了前来求情放人的唐军使甩。这一举动，使得秦叔宝、魏征、徐懋功三个人觉得：李密是一个小人，天意在唐。于是，他们偷改了李密的诏令，放走了李世民。创作于明朝初期的《魏征改诏》取材与上面的剧本相似．有关秦琼的内容与此剧略同。

《徐懋功智降秦叔宝》剧写李密兵败身亡后，秦琼投降了王世充。王世充与唐军交战，秦琼勇猛善战，李世民想使其归附，于是派徐懋功去招降。但是秦琼出于忠义观念不愿投唐。于是，徐懋功就使用反间计，使秦琼受到王世充的猜忌．且马上就有杀身之祸，秦琼不得已而投唐。

上述戏剧。由于它们重点在表现激烈的的矛盾冲突，展示惊险热闹的曲折情节，对人物形象缺乏细致深刻的刻画，所以，秦琼在剧中很大程度上只是一个过场人物，缺乏典型鲜明的个性。但是．即使是这样，我们仍可以看到后世小说作者们多以戏剧中的秦琼形象及情节为基础，进行深度的艺术加工之后，用在自己的小说中。

2．民间说唱艺术对秦琼形象的塑造。此外，我们还可以从明清时期一些杂录、笔记中了解到．明清小说中的秦琼形象及其故事还参考了民间说唱艺术。秦琼故事中的《秦叔宝见姑娘》一段可以说是这方面的一个例子。袁于令的《隋史遗文》第十三、十四回写秦叔宝发配至幽州．幽州总管罗艺的妻子正是其姑母，姑侄得以相认。但据《新唐书》载，罗艺的妻子足孟氏，与秦叔宝并无瓜葛。这一情节，喧该是说唱艺人们的虚构。晚明著名的说书艺人柳敬亭所说的秦琼故事在当时影响就很大，这一点可由《桃花扇》第十三出《哭主》得到验证。柳敬亭对左良玉说：“若不嫌聒噪啊，把昨晚说的《秦叔宝见姑娘》，再接上一回吧。”这接上的一回，讲述的是秦琼在校场演练武艺的事。这说明，秦琼故事在柳敬亭时代已成为一个完整的说书系统。这就使我们有理由相信，袁于令在《隋史遗文》中多次提到的“旧本”，确实是存在的，并且早已在民间广泛流传。

三、结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