投资环境分析范文
时间：2023-10-02 08:35:52
投资环境分析篇1
投资环境也称投资气候或商业环境，是对投资者在投资时外界包括硬环境和软环境在内的外部条件综合描述。对投资环境的研究始于发达国家跨国公司在二战后的迅速发展，而“投资环境”概念最早由伊西?特利法克和彼德?班廷于1968年提出，建立了一个用以评价国家投资环境的指标“冷热分析法”，通过包括政治稳定性等七个因素在内的系统来评价一国的投资环境。罗伯特?斯托伯夫则于1969年提出“等级尺度法”，选取八项构成投资环境的要素后分别进行赋值，对一国的投资环境优劣程度进行打分。综合不同评估指数并合理化设置评价方法成为近年来评估投资环境的主流研究法，如Goberman和Shapiro综合利用人类发展指数等多个指数，综合评估了投资环境。国内多采用AHP层次分析法、可拓综合评判法等定量评估投资环境。投资环境的概念综合了多种影响投资的直接和间接因素，如，包括了地理位置、自然资源、人力资本等因素的自然禀赋影响因素，包括市场化程度、税收负担、基础设施、资金融通等经济因素以及政治形势因素等。
近几年?a能持续高速增长使我国对海外资源与国际市场的依赖性持续增加，而中亚国家不仅有丰富的能源和矿产资源，也有潜力巨大的国内市场。这些客观条件在很大程度上契合了我国目前经济去产能的目标;从政治角度看，中亚五国地处欧亚大陆的核心，是我国“一带一路”战略中丝绸之路经济带的重要节点。因此，从政治角度和经济角度来看，对中亚五国的投资合作基础良好。对中亚五国投资环境的分析与评估，能为中国企业在“一带一路”战略框架下的走出去行为，提供一定的理论指导。
二、 指标概述
本文将在已有研究基础上，选择政治环境、安全环境、宏观经济发展程度、外商投资环境以及基础设施发展水平五个指标构成的投资环境评价体系模型，对中亚五国的投资环境进行分析与评估。其中，政治环境是指一国在特定时期内的政治环境是否平稳，如是否面临政府更迭风险、换届选举是否能顺利进行等;安全环境是指来源于国际国内，影响一国安全的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的外部情况与条件。将用《2015年全球恐怖主义指数报告》中对各国遭受恐怖主义威胁以及国内恐怖袭击活动的强弱程度的得分和排名来衡量;宏观经济发展程度是一国企业生存、发展的社会经济基础，可用一国名义GDP与实际GDP增长率来衡量;外商投资环境指标可用一年内进入到该国的FDI流量来衡量;交通基础设施水平是指一国在能够协助社会生产的顺利进行、居民生活与出行而提供的公共交通服务系统的完善程度。可用公路、铁路、航空、水运等指标综合衡量。数据来自对《全球竞争力报告2015-2016》中公路、铁路、航空、水运和基础电力五项数据指标分别赋以0.4、0.3、0.1、0.1、0.1的权重后加权求和而得。赋值区间为1-10，10代表最高发展水平。
三、 基于投资环境指标的中亚五国投资环境分析
1. 中亚五国投资环境现状。流入中亚国家的外资主要进入到石油、天然气、制造业、钢铁、电力和银行等行业，所流向的国家通常有丰富的石油和天然气储备。如哈萨克斯坦在1993年～2010年期间吸收了80%以上流入中亚地区的FDI。
政治稳定性方面，中亚国家的政治局势普遍稳定，总统长期执政，政府更迭风险较小。哈、乌、塔三国总统长期执政，但哈萨克斯坦的“哈里发战士”组织的影响无法在短期内消除，而乌兹别克斯坦总统卡里莫夫的去世将引发该国政治局势动荡。吉尔吉斯斯坦曾在2005年发生“颜色革命”，且国内政局在2010年再次发生动荡，尽管目前国内政局开始逐渐稳定，但仍面临新旧政权交替和政党冲突风险;土库曼斯坦国内政局相对较为稳定，未来面临的政局动荡风险较小。该区域内普遍存在的政府腐败和民族、宗教冲突等因素也将增加在区域内投资收益的不确定性。
安全环境方面，中亚地区总体经济发展速度较为缓慢，经济基础薄弱，导致国内矛盾较为突出，社会稳定性较低，恐怖袭击活动较为频繁。国际方面，民族问题错综复杂，国际恐怖主义和宗教极端势力也长期盘踞在该地区，并与中国的“东突”势力联系紧密，是“东突”势力最主要的国外基地之一和国际恐怖主义向中国渗透的主要通道。而在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势力干涉下的“颜色革命”影响到中亚国家政局的稳定性和政府执政力度。来自宗教极端主义、民族分裂主义和国际恐怖主义的“三股势力”对中亚国家形成了长期的安全环境隐患。但近年来，中亚地区开始着手改善国内民生条件、促进经济发展的努力，五国的安全环境开始有所改善。其中在内陆地区的乌兹别克斯坦以及经济实力较强的土库曼斯坦的安全环境较好，基本没有面临恐怖主义威胁，而经济对外依赖度较高的哈、塔、吉三国的安全环境相对较差，但也显著低于全球平均水平。《2015年全球恐怖主义指数报告》对中亚五国的恐怖主义威胁程度排名与得分见表1。
宏观经济发展方面，世界经济在金融危机后发展长期疲软，全球经济增速从2010年的5.1%下降至2016年的3%。尽管实施了一系列诸如拉动内需、加强基础建设和促进出口等经济增长刺激政策，但受累于全球宏观经济形势以及全球大宗商品价格走低、俄罗斯在乌克兰事件后受国际制裁因素的影响，中亚五国在2007年～2016年的宏观经济增长态势仍不容乐观。从经济总量来看，哈萨克斯坦的名义GDP远高于其余四国，但从2014年始呈下降趋势，乌兹别克斯坦的经济总量持续上升，而其余三国的经济总量规模较小，且均在波动增长趋势;从经济增长率波动角度看，中亚国家总体呈波动下降趋势，其中乌兹别克斯坦国内实际GDP增长率总体表现较为平稳，而其余四国的经济增长均经历了大幅波动。如2008年的金融危机导致中亚国家经济增长率下降，其中，土库曼斯坦的实际GDP增长率发生大幅下降，说明该国经济对抗外部冲击的能力较弱。
外商投资环境方面，五国中仅有哈萨克斯坦由于投资政策制定、法制方面较为完善，且经济基础较好，能源储量丰富等因素使得进入该国的FDI流量显著高于其余四国，而天然气资源较为丰富的土库曼斯坦的FDI流入量次之，其余三国的吸引外资能力较弱。在外商直接投资的市场准入度方面，五国的经济发达程度与其对外资的准入限制呈正相关关系，即经济越发达，对外资进入本国的限制也越多：其中，哈萨克斯坦对外商投资的准入限制最高，市场准入度是五国中最小的，准入度次之的是经济发展状况次之的乌兹别克斯坦，而经济发展较为落后的土、吉、塔三国则对外资的限制进入最少，市场准入度也是最大的，其允许外商投资者在国内不受行业限制地投资，投资范围可以覆盖国内各经济领域。
交通基础设施水平方面，中亚五国均为内陆国家，没有出海口，交通运输方式以铁路、公路为主，且货运能力有限，交通运输基础薄弱。仅哈萨克斯坦在交通运输、通信、互联网等基础设施建设方面较为完善。乌兹别克斯坦国内公路通车里程4.3万公里，无高速公路，通行能力较差;铁路总长6 000公里，空运较为发达，且电力供应相对充足，能少量出口邻国;土库曼斯坦国内公路通车里程1.4万公里，无高速公路，铁路总长仅为4 000公里，电力资源丰富，在满足本国需求的前提下，向伊朗、土耳其和阿富汗等国出口。对五国基础设施综合指标计算结果见表2。
2. 中国对中亚五国的投资现状分析。从投资存量角度来看，中国对中亚五国投资总量较其在亚洲地区的总量偏低;在投资量增长率上，中国对亚洲地区的投资在金融危机、“一带一路”与国际产能合作的国家战略的冲击下出现大幅波动;对中亚五国的投资在2005年～2006年期间有大幅波动，在2008年～2009年金融危机影响下大幅下降后开始逐年上升。但伴随2012年中亚五国投资环境恶化，对该地区的投资增长有所回落。
从投资流量角度，2000年前，中??企业对中亚国家投资规模基本低于万美元，但投资流量自2003年始持续波动上升，中国对亚洲地区和中亚五国投资的流量总量分别呈现出波动上升和波动中下降的趋势，而两者的增长率均在波动中下降。其中，全球金融危机促使部分中国企业的海外投资回流至亚洲地区，使得投资流量在2008年有较为明显的增长，而“一带一路”战略从理念提出到实施，刺激了中国在亚洲地区的投资流量总量增长，总量在2014年达到峰值;对中亚地区投资流量总量则在2012年到达峰值，随后逐年下降，原因可能是在当年在国家对中亚国家FDI政策刺激下，增加了对其在采矿、公路建设等基础设施领域的投资的影响，但随后在世界经济整体发展趋势放缓、中亚国家内部分化日益严重以及2013年的乌克兰危机等利差因素的影响下，中国对中亚五国的投资流量增长从2012年后大幅下滑，并持续保持低位。
从对中亚五国的主要投资行业与企业角度来看，中亚国家独立之初，中国对中亚国家的投资主体以中小企业为主，投资领域集中在轻工业产品贸易、餐饮服务等行业中，投资规模较小。伴随着中石油在1997年对哈萨克斯坦进行大规模石油和石油相关基础设施的大规模投资的进行，中国对五国的投资主体形成了以中石油、中石化等大型国有企业为主，向能源资源开发、基础建设、工程承包等领域投资集中的特点（具体见表3）。
四、 对策建议
通过上文分析可知，中亚五国的投资潜力较大，但也存在如经济基础薄弱、基础设施发展水平落后、政府腐败、法制环境不健全等问题，中国企业需要在充分评估其投资环境后进行投资。
1. 政府层面。中亚五国在制度、法律、发展水平和开放程度等方面差异显著。各国利益诉求不一，经济体之间缺乏合作的内在动力以及有效协调机制，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缓慢，也制约了区域内各国利用优势互补进行协调发展。因此，可以通过顶层设计对区域进行投资政策制定和产业布局，如将能源资源和矿产类投资项目重点布局在哈萨克斯坦、土库曼斯坦等“环里海石油圈”内交通运输基础相对较好，且运输成本较低的富油气国内;工程类项目可以主要布局在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哈萨克斯坦;水电工程建设可以在水资源储量丰富的塔吉克斯坦。
外商直接投资环境优化方面，除哈萨克斯坦外，其他四国的FDI流量与存量指标表现较差，原因可能是对中国的直接投资抵触、投资政策制定透明度不高、官僚主义盛行和行政效率低下等问题。因此，为了促进中国企业在区域内国家的投资和保护企业投资利益，政府应与投资国之间积极签订或修订区域性的投资准入与保护协定，协助企业熟悉和了解各国相关投资政策和法律制度，同时，可以通过中国企业在东道国建立的民间商会、海外投资者协会等不同渠道，对中资企业投资目的进行明确宣传，并从制度层面制定企业在投资国的经营行为规范，为中资企业树立良好的企业形象。
为中亚地区的开发与投资构建多个融资渠道。除土库曼斯坦之外，其余均为上合组织成员，从2006年开始，上合组织通过国家开发银行、中国进出口银行对塔吉克斯坦的公路、电网修复、吉尔吉斯斯坦的水泥厂建造以及乌兹别克斯坦的土壤改良等方面执行了9亿美元的贷款，上合组织也为受2008年金融危机和全球大宗商品价格走低的影响的中亚国家经济恢复提供了大量贷款帮助。但企业对外投资来源单一，且中小企业较难获取资金，因此，可以通过协助中亚国家加入WTO等方式，搭建规范有序的区域经济合作平台，依托上合组织联合其金融机构，通过建立中亚区域投资合作基金，利用亚洲开发银行的贷款等为投资企业提供多渠道融资支持。
2. 企业层面。从企业经营策略角度来看，中国企业在中亚地区开拓市场，是中国企业整体“走出去”战略实施的一个部分。因此，在中亚地区投资的企业应该构建国际投资格局，建立一个长期、可持续发展的投资平台。需要避免出现“价格战”等不可持续的竞争手段;在中亚地区经营的企业可以通过在投资东道国履行其社会责任以树立中国企业积极的社会形象;企业在经营过程中，要熟悉和了解东道国投资相关的法律法规，利用法律手段进行维权。
投资环境分析篇2
关键词：淮南市 投资环境 SWOT分析 对策
1 投资环境分析的重要性
投资环境是投资赖以进行的前提，直接影响着投资效益。
投资环境，是指投资者进行生产投资时所面临的各种外部条件和因素。它既包括经济方面的，也包括自然、政治、法律，社会、文化和科技方面的。投资环境是各种条件和因素的一个综合体。对投资者来说，必须考察各国各地区不同的投资环境，把资金投向有利的环境中。对欢迎外来投资的国家和地区来说，要创造良好的投资环境，吸引各方面投资，以解决资金不足的困难，繁荣本国本地经济。
影响和决定投资环境的因素有很多，具体来说，主要有以下几点：一是社会政治因素。国家安定，社会稳定的地区，因为投资风险小，自然是吸引投资者的重要原因之一。二是市场因素。健全的市场、合理的价格体系、完善的市场结构与规模、良好的消费习惯等，都会对投资效益产生直接影响。三是资源因素。如资源的储量、开发水平、目前的利用状况等。四是交通运输通信因素。这是投资的循环和神经系统。五是资金因素。包括资金多少、来源、途径等。六是劳动力因素。主要是指劳动力的数量和素质。七是经营管理水平、吸收先进技术的能力、经营服务状况等。
招商引资是资源型城市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途径，良好的投资环境是吸引外商投资的决定性因素之一。淮南市作为安徽的重要城市，国内的能源之城，起着承东启西的作用。所以有必要对淮南市投资环境进行SWOT分析。
2 淮南市投资环境的SWOT分析
SWOT（strengths Weakness Opportunity Threats）分析法，又称为态势分析法或优劣势分析法，用来确定企业自身的竞争优势、竞争劣势、机会和威胁，从而将公司的战略与公司内部资源、外部环境有机地结合起来。我们也可以用SWOT分析法对淮南市投资环境进行分析。
2.1 淮南市投资环境的优势分析
2.1.1 政策环境 良好的政策环境是吸引投资者投资的主要原因之一，为了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引进外资，淮南市人民政府在积极改善投资硬环境的同时，也在努力改善投资软环境，提高办事效率，简化办事程序，制定了一系列投资优惠政策，为中外投资者提供便利、快捷的服务。
2.1.2 自身基础与区位优势 良好的自身基础为淮南招商引资提供了坚实保障。作为国家14个亿吨煤基地和6个煤电基地之一的城市，淮南煤炭资源极为丰富，煤炭探明储量153亿吨，远景储量444亿吨，是全国首个投产的亿吨煤基地。淮南着力形成以沿淮工业带、合淮工业走廊为主线，以现有的七个省级开发区为重点，以多园区为补充的“T”型产业布局。其中，舜耕山以南重点建设高新区和低碳区，舜耕山以北至淮河以南重点建设加工区和服务区，淮河以北重点建设重化工区。高新技术产业有所发展，循环经济成长良好，文化旅游业大有起色。淮南朝着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城市方向迈进。
2.1.3 经济、社会、市场等宏观环境 从经济环境看，淮南市结合现有的产业基础及未来产业发展导向，制定了加快培育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实施意见，明确了重点培育和发展电子信息、新材料、节能环保、装备制造、公共安全、生物、新能源、新能源汽车等战略性新兴产业，为今后淮南市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提供了指导性意见。
从社会环境来看，目前淮南市已建立多个政务服务中心，为广大企业和市民办理各种证照提供便捷、高效的“一站式”服务，为经济建设开辟绿色通道，为优化淮南投资环境，促进转型发展做出应有贡献。
淮南市政府进一步提升政府效能，优化投资环境，一切从发展大局出发，从方便群众、有利于客商出发，以争创全市项目审批工作“手续最简、程序最少、时间最短、服务最优”为目标，着力打造服务效能型机关，扎实推进机关服务职能化。
从市场环境看，加快培育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是加快产业转型升级、推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关键之举，也是提升经济综合实力，保持经济又好又快发展的重要支撑，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长远保障。目前，淮南市正在大力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即以重大技术突破和发展需求为基础，引领和带动那些对经济社会全局和长远发展意义重大，知识技术密集、物质资源消耗少、成长潜力大、综合效益好的产业。
2.2 淮南市投资环境的劣势分析
2.2.1 经济总量较小，第三产业比重不高 经济总量仍然偏小。淮南2013年GDP为819.4 亿元，在安徽省17个市中排名11位；财政实力不强，面对经济转型、城乡建设、环境改善、民生保障、公共服务提升及其它经济社会事业的发展，资金缺口较大。
三大产业中，第二产业比重大，第三产业特别是现代服务业发展缓慢。“十一五”期间，第三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由2005年的35.63%下降到2010年的27.8%，下降了7.83个百分点。工业结构上，煤电工业比重大，其他工业比重小，全市煤电工业增加值占GDP比重由2006 年的35.4%提高到2010年的46%，占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的比重由83%提高86.5%，形成了全市经济过于依赖煤电工业的局面。
2.2.2 环境承载压力大，经济发展方式亟需转变 煤炭资源的大量开采、火力发电及粗放的经济发展，严重地威胁着城市生态环境安全；另一方面，随着城镇地域的扩展，配套市政基础设施建设的滞后，农业生产中化肥、农药的使用及畜禽水产养殖污染物分散排放等对整个市域的水环境造成了较大的负面影响。然而，长期以来，淮南环境基础设施建设进展缓慢，污水处理工作有待进一步加强。
目前淮南市政府正在进一步加快淮南市投资环境建设，转变以往粗放型经济发展方式为集约型。
2.2.3 城矿乡差异明显，民生保障亟需完善 居民生活水平不均衡，城乡收入差距逐年扩大。2005年至2010年，当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比农民人均纯收入分别高出5813元、7408元、8306元、8563元、9153元和9631元，呈逐年攀升之势。农村发展与城乡一体化建设有待进一步加快，民生保障和公共服务等社会事业发展有待进一步改善。
2.3 淮南市投资环境的机会分析
2.3.1 国家战略机遇 “两型社会”建设的大背景有利于淮南推进投资环境建设。2003年，安徽省启动了“生态安徽”建设工程，成为我国中西部地区首个生态省建设试点省。并于2004年将该工程列为省“861”行动计划六大工程之一。国家和安徽省强力推进“两型社会”建设的行动，为淮南改善投资环境建设营造了浓烈的政策氛围。
2.3.2 区域发展机遇 淮南市距离合肥市、蚌埠市等都非常近，自身在工业、电力、交通、水利方面都具有优势，可以借皖江城市带之力、占合肥经济圈之机、拥合淮同城化之利，提升整体竞争力的重要载体，有利于促进淮南整体竞争力的提升。
2.4 淮南市投资环境的威胁分析
2.4.1 资源环境约束日益突出 经济持续快速增长与资源环境约束的矛盾日益突出。经济将持续增长，城市人口也将不断增加，“三大基地”与“六大产业”的发展，造成资源能源消耗量和污染物产生量的持续攀升，加剧城市环境压力，污染物总量削减任务艰巨。
2.4.2 节能减排压力进一步增大 “十二五”节能减排压力对淮南投资环境建设提出了更高要求。安徽“十二五”主要污染物减排目标任务已明确，即：到2015年底，全省单位生产总值能耗比2010年下降16%、碳排放强度下降17%，化学需氧量排放量削减7.2%，氨氮排放量削减9.9%，二氧化硫排放量削减6.1%，氮氧化物排放量削减9.8%。
首先，面对四项主要污染物和碳排放强度减排的硬性约束，传统产业的排放、耗能、原料需求等方面将面临一定的挑战；其次，随着工程建设的总量和速度明显放缓，“十一五”期间发挥了重要作用的工程减排的空间也已经很小。
2.4.3 沉陷区综合治理难度日益加大 随着大批现代化高产矿井相继投产和先进煤炭开采技术的快速应用，淮南市采煤沉陷区面积不断扩大。截止2013年底，全市采煤塌陷区面积约26.4万亩，占全市总面积的6.8%。从2011到2020年，全市需搬迁约42280户（约14.8万人）。因采煤导致地面农田和住房沉陷引发的矛盾日益加剧，影响了部分人民群众的生产、生活，也给社会平安、和谐稳定带来一定隐患，综合治理难度日益加大。
3 反思和对策
3.1 转变思想 思想是行动的先导，思想解放的程度决定着改革开放的程度；改革开放的程度，决定着经济发展的速度。要创造一个开放的经济增长环境，解放思想、更新观念，创造一种宽松的经济发展环境，抓住一切有利时机，做好优化投资环境工作。
3.2 改善政策 改善政策环境对优化投资环境起根本性作用。要充分发挥政府的主导作用，制定优惠政策并统一规划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特别是通过制定高新技术投资税收优惠政策，在一定期限内减免高新技术方面的税收，鼓励对高新技术投资，为外来投资创造好的政策环境。要提供超前的法律服务，创造一个具有投资吸引力的法制环境；要提高行政部门办事效率，创造一个具有投资吸引力的体制环境。
3.3 加强领导，将淮南发展纳入规范化、法制化的轨道 树立科学的发展观，从宏观上把握淮南的发展方向，实行资源有偿、有限、有序开发的方针，形成长效发展机制。同时，要通过杠杆规范与整顿市场秩序，建立统一规范的服务标准和完善的市场竞争机制，坚持开发与保护并重的原则，促进提高经营管理水平。
3.4 加强基础设施的建设，建立完善的服务体系 加强基础设施建设，促进多元化的产品、道路与快捷、方便、安全的交通体系有效结合，加强城镇和景区通道的快速化、景观化建设。在出租车、公交车、主要购物商店和餐厅等窗口服务行业，推行双语服务。完善路牌、交通标志、公交站牌等公共设施标牌的中英双语，实现图文标识无障碍。
通过SWOT方法对淮南市投资环境的分析，把淮南的优势展现给投资者，同时把淮南市所处的劣势解析出来，通过转化劣势为优势，打消投资者的顾虑。通过各种途径优化淮南市投资环境，这无疑对淮南市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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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环境分析篇3
【关键词】 环境治理； 投资效率； 规模报酬； 数据包络分析法（DEA）
中图分类号：F2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5937（2016）01-0069-05
经过30多年快速发展，中国一跃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面临资源约束趋紧、环境污染严重的严峻形势，日益积累的环境问题不断显现，社会各界和普通民众对环境生态保护与治理改善空前关注。为实现蓝天常在、绿水长流和经济社会健康协调永续发展，中国政府提出了生态文明建设的战略任务，倡导绿色循环发展，践行低碳环保理念，努力建设美丽中国。当前中央和各地方政府正以空前规模的投入实施大气污染、水污染等防治行动计划，以空前的工作力度和铁腕决心推进环境保护与污染治理。
因多年的规模粗放型发展，中国环境治理历史欠账太多，因此看似巨额的污染治理资金仍显不足；且中国幅员辽阔，各区域间的经济及环境污染情况有所不同，相同规模环境治理投资带来的治理效果也不尽相同。为客观反映区域环境治理的投入产出效益，科学合理配置资金和资源，实现有限投入的最优污染治理效果，需要对区域环境治理投资的效率进行系统分析和评价。因此，研究区域环境治理投资的效率，对于上级政府考评辖区内不同责任区域的环境投资治理绩效、回应社会关切，以及改进环境治理措施、优化资源配置、提高环境治理效率等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一、文献综述
关于环境治理投资问题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经济学角度的定性分析，研究环境治理投资的现状、发展与效益等，提出更好保障和促进其持续健康发展的政策建议、对策措施等；二是投资效率的定量分析，选取评价指标，采用现代数学方法定量研究、分析，提出建议对策。本文研究属于后者。投资效率的定量分析，主要以某区域为研究对象进行实证分析。刘立秋、刘璐（2000）首次采用数据包络分析法对我国环境保护投资的有效性进行了分析，评价了各决策单元的相对效率；董秀海等（2008）运用DEA的CCR模型对我国环境治理效率进行国际比较和历史比较分析；刘纪山（2009）、陶敏（2011）从投入财力角度，选取环境治理投资额和废水、废气排放达标量等控制绩效作为评价指标，运用DEA分析法，分别研究了中部六省和2008年我国省级行政区域环境治理投资的相对有效性；胡艳（2013）和王连芬（2012）选取环境治理投资的财力物力要素作为投入，以排放达标量、综合利用产值等作为产出，分别对我国省级行政区域和山东省各设区市的环境污染综合治理、废水治理、废气治理的投资效率，进行DEA分析评价；潘孝珍（2013）以人均环境支出规模指标作为投入，以废水、废气、废物治理完成量所占的比重作为产出，分析2010年我国省级行政区域环境保护支出的DEA效率，并采用最大似然估计的Tobit模型分析了影响地方政府环境保护支出效率的因素。
综上所述，对于如何评价区域环境治理投资的效率，已有不少研究和文献基于不同视角进行了探讨，并不断深入完善，以期为提升我国区域环境治理投资的运行效率，优化环境治理投资结构，提供科学决策依据和参考。但是，当前的研究：一是对区域环境治理投资效率评价的涵盖面较窄。严格意义上，某区域内的环境治理涉及废水、废气、固体排放物、污染土壤治理和城市生活垃圾无公害处理等多个层面。大多研究主要关注废水、废气治理投资，对于固体废物治理投资鲜有涉及，实际上固体废物对环境的污染亦相当严重，应予涵盖。二是评价指标选取，虽难以统一标准，但有些指标选取不够确切。投入指标常用投资额这个财力要素，忽视了治理设施及运行的物力要素；产出指标常用排放达标量的绝对数或相对数来表征，实际上排放达标量除与治理能力及效率有关外，更与污染量有关，用其表征既定投资的产出效益，不够确切；个别评价指标，不是来自现有政府统计设置的指标或难从其中加工提取，数据获取困难。三是运用DEA分析评价，一些研究假设规模报酬不变，选用CCR模型评价，而规模报酬可变应是我国目前区域环境治理的特点之一。四是大多研究仅从整体上衡量相对效率和规模报酬，未做进一步的探讨。实际上，当投资效率整体相对无效或弱效时，需从多个层面和维度对环境治理投资效率做深入的具体分析，方能为决策者提出可操作的针对性建议，为此应进一步分析技术效率、规模效率和投影值。
鉴于以上所述，本文在借鉴已有研究的基础上，以江西省各设区市2013年“三废”治理投入产出政府统计数据为研究对象，构建多层面的评价指标体系，并假设规模报酬可变，采用DEA分析法建立BCC评估模型，从多维度评价不同区域环境治理投资效率的相对有效性，并进一步分析探讨，以期为提升各区域的环境治理投资效率，推进生态文明建设提供决策参考。
二、评价指标体系构建
废水、废气、固体排放物治理是区域环境污染治理最主要的内容，是污染治理投资的重点和主体，更是政府和社会各界关注的焦点。考虑研究数据获取的可行性和数据的完整性，基于现有政府统计指标，本文从环境治理的主体层面――“三废”治理，探讨区域环境治理的投资效率。
在区域环境治理投资效率评价指标体系中，投入指标反映经济中对环境治理投入的物力、财力（投入的人力，数据缺失，未纳入），产出指标反映环境治理的综合治理及节能减排效果。在指标选取上，本文遵循以下原则：尽量全面反映评价目的，选取决定性、关键性的指标，投入与产出指标之间应逻辑相关而非数值相关；指标的数量应精而简，在每一评价方案中应满足“投入产出指标个数
根据上述原则，本文构建由三个评价方案组成的环境治理投资效率评价指标体系（见表1），分别对某区域的“三废”治理效率进行评价。
三、评价方法和评估模型
（一）评价方法和模型选取
区域环境污染治理的投资效率评价有多项投入指标和多项产出指标，而且投入与产出指标之间的具体函数关系难以确定，评价起来比较复杂。数据包络分析法（Data
Envelopment Analysis，DEA）是对一组具有多指标输入和多指标输出的同类决策单元的相对效率进行综合评价的方法。作为一种新的非参数评价方法，DEA有较大的包容性，不需确定各变量间的具体函数关系，能够排除主观因素的影响，只要确定合理的投入与产出项，就能计算不同决策单元的相对效率，并给出规模报酬的变化方向。鉴于DEA方法中相对效率概念的适用性，近年来在经济管理、系统工程、决策分析、产业绩效评价等方面逐渐应用，并成为重要的分析工具和研究手段。显然，数据包络分析法完全适用于区域环境污染治理投资的效率评价。本文选择DEA作为研究方法。
DEA常用的模型有两种：CCR与BCC。CCR模型假设规模报酬不变，为CRS模式；BCC模型假设规模报酬可变，为VRS模式。已有的区域环境污染治理投资效率研究，不少选用CCR模型。笔者认为，在环境治理和环保产业，随着投入规模的扩大，规模报酬增加并达到最优，渐趋饱和，继续投入则报酬递减。因此其规模报酬是变化的，故本文选用BCC模型。
（二）DEA―BCC模型的建立
假设有k个区域的环境治理投资效率待评价（k=1，
2，…），即有k个DEA的决策单元（Decision Making Unit，DMU），每个决策单元“三废”治理有m个投入项、n个产出项。第k个决策单元DMUk的第i个投入项记作Xki（i=1，2，…，m），第j个产出项记作Ykj（j=1，2，…，n）。DMUk投入产出的相对效率记作Ek。核心是以相对效率Ek最大化为目标，寻找对DMUk最有利的投入产出权重组合，使得Ek达到最大值。建立的BCC模型如下：
目标函数：MaxEk
约束条件：（1）EK=■≤1，k=1，2，3，…
（2）Wkj≥ε>0，j=1，2，3，…，n
（3）Vki≥ε>0，i=1，2，3，…，m
其中，Wkj、Vki是未知变量，分别表示在Ek最大化的目标下，对DMUk最有利的第j个产出项Ykj的权重、第i个投入项Xki的权重，由实际数据计算而非事先给定。Uk0相当于Y轴的截距项，其正负代表决策单元的规模报酬；若Uk0
四、江西各设区市区域环境治理投资效率分析评价
（一）数据来源
江西省辖11个设区市，各设区市2013年区域环境治理的投入产出指标数据取自2013年的《江西统计年鉴》《江西环境统计年报》《江西环境状况公报》等统计资料。虽然各投入产出指标数据都有不同的量纲，但在DEA求解分析中，决策变量的最优效率值与投入产出项的量纲选取无关，而且采用实际数据便于根据DEA投影值进行投入产出分析，故本文未对原始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
（二）模型运算与结果
采用DEA计算软件DEAP Version 2.1，程序运行时选用适合DEA―BCC模型的Input Orientated及VRS选项。按照环境治理投资效率的三个评价方案，分别输入11个设区市的废水、废气、固体废物治理投入产出指标原始数据，运行计算相对效率值，并根据数值大小进行排序（如表2所示）。
（三）效率和规模报酬分析
1.废水治理投资
全省废水治理投资DEA相对效率均值达0.748，表示目前江西的废水治理投资效率较高，但离DEA相对有效尚有差距。数据显示，萍乡、新余、鹰潭和宜春的相对效率均为1，说明这些区域的废水治理投资效率达到了DEA相对有效，已投入要素利用效率高，投资规模安排合理；其他区域的相对效率均小于1，说明其废水治理投资效率有待进一步提高。吉安和抚州的技术效率为1，但DEA相对效率值不高，规模效率低是主因；且处于规模报酬递增阶段，可扩大投资规模提高效率。赣州、九江、景德镇、南昌、上饶的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均未达到1，说明这些区域已投入要素的利用效率不高，有待进一步提升；除上饶外，其他四个区域均规模报酬递增，应适当扩大投资，提高规模效率；上饶的规模报酬递减，应减少投资规模，调优投资结构。
2.废气治理投资
全省废气治理投资DEA相对效率均值达0.806，表示目前江西的废气治理投资效率较高，但并未达到相对有效率。其中，景德镇、萍乡、鹰潭和抚州四个区域的相对效率为1，其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均达到了DEA相对有效。新余、宜春和上饶三个区域的技术效率为1，说明已投入要素的利用效率较高，但规模效率小于1，且处于规模报酬递减阶段，因此这些区域不应再扩大投资规模。南昌、九江、赣州、吉安四个区域的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均小于1，且规模报酬递减，表明这些区域投入要素的利用效率偏低，投资规模不合理，应采用科学有效的方法提高已投入要素的利用效率，并压缩或控制治理投资规模，以达到相对效率最优。
3.固体废物治理投资
全省固体废物治理投资DEA相对效率均值只有0.269，表明江西目前的固体废物治理投资处于低效水平，需有关部门积极采取有效措施。11个区域中，景德镇和新余的相对效率为1，达到了DEA相对有效，说明其投资规模安排相对合理，已投入要素有效使用。南昌、萍乡和吉安的技术效率均为1，但规模效率远小于1，且规模报酬递减，这些区域应控制投资规模，合理调整投资结构，以达到治污规模的最优。九江、鹰潭、赣州、宜春和抚州五个区域虽然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均没有达到1，但规模效率接近于1，其相对效率低下的主因是技术效率太低，这些区域已投入的治污要素没得到有效使用，治理固体废物的技术手段较为落后，因此这些区域应把重点放在提高固体废物治理的技术效率上，积极寻求科学、有效的治污手段。上饶的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均远低于1，说明该地区不仅固体废物治理的技术水平低，而且投资规模安排也不合理，应引起高度重视。
（四）投影值分析
区域环境治理投资效率的DEA相对无效，可能是技术无效率或规模无效率。对于规模无效率，应按照规模报酬的变化方向扩大或减少投资规模，合理调整投资结构，实现规模效率相对有效或值较优。对此情况，本文不再分析。
对于技术无效率，需进一步分析既定投资规模下的投入产出量，提出调整改进方案，以实现技术效率相对有效或值较优。按照DEA投影理论，在既定环境治理投资规模下，运算得到的投影值对应于技术有效率时投入产出项理论上应达到的目标投入值和目标产出值，松弛变量对应于当前技术无效率时投入产出项的投入冗余值和产出不足值。由投入冗余值/实际投入值、产出不足值/实际产出值，分别得到当前技术无效率时区域环境治理投资的投入冗余率和产出不足率（如表3、表4所示）。
投入冗余率和产出不足率代表了当前的要素投入产出结构与技术效率相对有效时最优配置的投入产出结构的差距程度，可为提高投资效率提供调整的努力方向和改进力度。观察分析表3、表4，有9个设区市在“三废”污染治理的某些投入指标上存在投入冗余，而且一些指标的投入冗余率还比较高，表示该投入指标已投入要素的利用率低，可能存在浪费现象；另有9个设区市在某些产出指标上有的产出不足，有的严重不足，表示该产出指标的实际产出量与效率最优时的目标产出量之间的差距很大。这些区域在既定投资规模下，因已投入要素的投入产出比例不匹配，使DEA技术相对无效率。为提升投资效率，一方面，应调整投入产出结构，主要是适当减少对应指标的投入，减少浪费；另一方面，需加大管理和技术创新力度，提高技术和管理水平，提高已投入要素的利用效率，使冗余转化为有效投资，获得既定投资规模和已投入要素下环境治理产出的最大化。
五、结语
利用DEA方法的BCC评价工具能够对区域环境治理投资的效率进行科学合理评价，相对效率值反映投入项的总体运用效果，技术效率值反映已投入要素的利用效率，规模效率值和规模报酬方向可为决策者提供战略上的建议及指导，给出了提高技术效率应调整的方向和改进力度。实证结果表明，江西省各设区市的环境治理投资效率，尤其是废水、废气治理，有较高的投资效率，但地区差异明显，总体投入不足，技术水平不均衡，部分地区的投资结构不合理，技术和管理水平落后。因此，决策者应积极鼓励环境治理行业改进管理和技术，加强科技创新，提高技术效率；各地应结合实际，优化资源配置，发展合适的规模，调整投入产出结构，提高环境治理的投资效率，实现经济社会发展和资源环境生态的和谐，推进区域生态文明建设，促进江西绿色崛起和永续发展。
【参考文献】
[1] 潘孝珍.中国地方政府环境保护支出的效率分析[J].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13，23（11）：61-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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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王连芬，孙平平.区域环境治理效率的评价指标体系研究[J].统计与决策，2012（10）：60-62.
[4] 陶敏.我国环境治理投资效率评价研究[J].技术经济与管理研究，2011（9）：89-92.
投资环境分析篇4
He Qiuyu
（河北经贸大学商学院，石家庄 050061）
（Business College of Hebei University of Economics and Business，Shijiazhuang 050061，China）
摘要：非洲地区是近年来各国石油海外投资的重点地区，对于非洲地区石油投资环境的研究，有利于我国选择合适的投资区位，尽可能多的获得经济效益。本文在立足前人对投资环境分析的基础上，对非洲的石油投资环境进行了综合评价，并给出了投资环境最优的国家。
Abstract: Africa region is the key area of petroleum investment in recent years among many countries. The study of African petroleum investment environment, is helpful for our country to select a suitable investment location, and gets economic benefits as much as possible. This article is based on the predecessors' study of investment environment, and gives a comprehensive evaluation about African oil investment environment, and finally gives the optimal choice.
关键词： 石油投资 非洲 投资环境
Key words: petroleum investment；Africa；investment environment
中图分类号：F2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4311（2011）32-0139-02
1我国石油投资环境的模型
1.1 模型的研究方法我国作为石油对外直接投资的投资方，为追求最大经济效益，必然要寻求一个理想的投资东道国进行投资，而这就需要考虑东道国的投资环境，以便做出最优的投资区位选择。关于投资环境评价的研究，大体上可分为定性研究和定量和研究两种方法。本文从石油行业的自身特点出发，考虑到评价方法的可操作性和客观性，构建了一套运用层次分析法和多因素评估法等方法的环境综合评价法，以期更好地说明各投资东道国的综合环境情况。
1.2 模型的构建思路在投资环境模型中，尤其是涉及石油投资环境模型中，政治和法律因素是首要考虑的影响因素。一国的政治不稳定、法律不健全，即使拥有丰富的石油资源也会对国外的石油投资产生严重的障碍。因此，本文在构建了针对我国石油投资环境的影响因素的基础上，根据香港中文大学闵建蜀教授的多因素评估方法，对非洲石油投资环境进行了综合评价。这种方法的主要步骤是：在具体评估东道国投资环境时，首先运用层次分析法对各类影响因素做出综合评价，给出权重；然后据此对该类因素做出优、良、中、可、差的判断；最后，在此基础上计算该国投资环境的总分数。其计算公式为：
G=■Wi（5Ai+4Bi+3Ci+2Di+Ei）
式中G为投资环境总分数；Wi为第i类因素的权重；Ai、Bi、Ci、Di、Ei分别为第i类因素被评为优、良、中、可、差的百分比。投资环境总分数的取值在11～55之间，愈接近55，则说明投资环境愈佳；反之愈接近11，则说明投资环境愈差。
1.3 影响因素与目标国的选择我国石油对外直接投资的具体原则有两个：一是以尽可能低的进入成本占有最大化的东道国石油资源，二是尽可能选择政治法律环境较好、基础设施较完善的东道国进行投资。作者在国内外学者研究的基础上，针对非洲地区石油储量排名靠前的6个国家，即阿尔及利亚、安哥拉、刚果、尼日利亚、苏丹和利比亚等，较有针对性地选取了12个影响我国石油对外投资环境的因素[1]，如表1所示。
2实证研究
2.1 各影响因素权重的确定首先，在深入分析实际问题的基础上，将有关的各个因素按照不同属性自上而下的分解成若干层次，上层受下层影响，层内各元素基本上相对独立，由此建立系统的层次结构模型。目标层为：石油投资环境综合评价，准则层为：政治环境、法律环境、成本因素和预期收益等四大类十二个具体影响因素，方案层则为：可供选择的六个产油国。其次，构造系统判断矩阵。根据层次分析法经典理论[2]，对各影响因素进行综合评价，给出判断矩阵。表2、表3是各层判断矩阵。
最后，通过对上述五个判断矩阵的计算，可以得出其对应的计算结果如下：
A：WA=（0.206，0.549，0.168，0.132）T，λmax=4.086，
CI=■=0.029，RI=0.90，CR=■=0.032＜0.1，满足一致性检验。
B1：W1=（0.280，0.300，0.053，0.202，0.116）T，CI1=0.046，
CR1=0.042＜0.1；
B2：W2=（0.667，0.333）T，CI2=0.001，CR2=0＜0.1；
B3：W3=（0.689，0.231，0.103）T，CI3=0.043，CR3=0.074＜0.1；
B4：W4=（0.667，0.333）T ，CI4=0.001，CR4=0＜0.1
依据上述特征向量的计算结果可以得出各影响因素权重的计算结果，见表4。
2.2 投资环境的评价依据各影响因素的权重和打分分值，可以算出各投资东道国投资环境的综合评价分值，再对各因素的得分进行求和汇总，得出各投资东道国的综合得分，如表5所示。
通过对表5的各投资东道国的综合得分进行比较可以看出，在选取的非洲六国中各国的排名顺序，投资环境优劣排名依次为：尼日利亚、阿尔及利亚、苏丹、安哥拉、刚果、利比亚。按政治环境排名前三位的国家是：尼日利亚、阿尔及利亚和苏丹；按法律环境排名前三位的国家是：苏丹、尼日利亚和阿尔及利亚；按成本因素排名前三位的国家是：利比亚、尼日利亚和阿尔及利亚；按预期收益排名前三位的国家是：利比亚、尼日利亚和安哥拉。在我国对非洲地区进行石油投资时，可以参考上述结论，依据石油投资项目的不同目的进行投资东道国的选择。
3文章的局限性
本文虽然是通过实证研究得出的结论，但仍存在一定的不足之处：第一，在运用层次分析确定各影响因素的权重时，构造的判断矩阵是人为给出的，难免存在一定的主观性。目前，理论界尚未找到较好的解决该问题的方法。第二，投资环境应该是一个动态的、不断变化的概念，而本文采用的仅仅是截面数据,无法完全跟踪动态的变化，可能会导致时效性较差。
参考文献：
[1]刘明慧，侯仔明．中国石油企业海外投资环境分析――以苏丹为例[J]．经济论坛，2010，（01）．
[2]张志强，冯孝刚．基于层次分析法的油气投资环境评价――以非洲地区为例[J]．经贸论坛，201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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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环境分析篇5
关键词：“走出去”；外部投资环境；营商指数；投资战略
中图分类号：F74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2）24-0174-04
中国目前已经在全球177个国家和地区境外投资企业13 000家，对外投资累积达到2 457亿美元。2004年以来中国共有14家企业在海外发生巨额亏损，14个项目累计亏损达950.5亿元，近千亿的损失实在令人触目惊心，而这可能仅是冰山一角。大连企业的境外投资情况也不容乐观。2011年4月，大连市国税局联合市外经贸局、市工商局等四家相关部门公布数据显示，大连多数境外投资目前都是亏损状况甚至“零收入”。
对于企业“走出去”的风险，究其原因，有企业自身经营方面的问题，如企业的国际化经营能力不足、国际化人才的短缺，但更重要的是“走出去”的企业自身缺少战略思维规划，特别是对外部投资环境——国外法律环境及经营环境缺乏系统的分析。
加快推进“走出去”开放战略，是大连拓展发展空间，实现老工业基地率先振兴，加快“三个中心，一个集聚区”建设的重要选择。本文基于大连企业“走出去”的发展战略，对其外部投资环境进行客观、科学的评价，帮助企业在进行境外直接投资、工程承包、劳务输出等方面的经营活动前了解外部的投资环境，根据产业、技术水平及产业链关系正确选择“走出去”的投资策略以及目标国家和地区，减少决策和经营中的失误，使得企业在海外走的更顺、更远、更好。
一、企业外部投资环境的评价标准与范围
投资环境是一个多因素、多层次组成的复杂系统，既包括地理位置、自然气候、资源状况、基础设施等有形的硬环境，也包括法律法规、办事效率、政策等无形的软环境。如何评估投资环境，目前世界各国尚未形成统一的标准。自20世纪60年代末，一些国家的政府、学者先后提出了若干个判断投资环境优劣的标准，并形成了多种评价模型和方法。比较有代表性的有：等级尺度法、三菱投资环境评估法、道氏评估法、雷达图分析法、因子分析法以及FDI潜力指数法等。根据世界银行外国投资咨询服务部（FIAS）的统计，目前世界各国及国际机构用于研究分析投资环境的指标有21套。近些年，世界各国、特别是发展中国家为了吸引外来投资，对交通、通讯等基础设施进行了大规模的改造，有形的投资硬环境得到了极大的改善。这导致在吸引外来投资过程中，投资软环境的作用日趋凸显。目前在国内外评价投资环境的实践中，越来越多的国家和经济组织倾向于将评价的重点放在软环境方面。
“走出去”是企业层面的微观经济行为，企业在“走出去”的过程中所感受的投资环境是与其经营直接有关的微观环境。从企业进行选址、注册登记、日常经营，到金融服务、纳税、知识产权保护等方面的法规，都将对投资者的投资意愿、企业的发展产生重要影响。因此，本文在对外部投资环境进行评估过程中将重点放在与企业经营关系密切的微观法规环境上。
世界银行与国际金融公司定期的全球营商环境（Doing Business）报告，无疑为我们评价各经济体的投资软环境提供了一个指南。该报告测量了不同经济体中关系到企业生命周期十个阶段的监管规则，这十个阶段代表了10项指标，每项指标由若干个二级指标组成。
具体评估指标如下：（1）开办企业（包括程序数目、时间、成本、实缴资本下限）；（2）申请建筑许可（包括程序数目、时间、成本）；（3）获得电力供应（包括程序数目、时间、成本）；（4）注册财产（包括程序数目、时间、成本）；（5）获得信贷（包括合法权利指数、信用信息指数、公共注册处覆盖范围、私营调查机构覆盖范围）；（6）投资者保护（包括披露指数、董事责任指数、股东诉讼指数、投资者保护指数）；（7）缴纳税款（包括纳税次数、时间、利润税、劳动税及缴付、其他税、应税总额）；（8）跨境贸易（包括出口文件数、出口时间、出口成本、进口文件数、进口时间、进口成本）；（9）合同执行（包括时间、成本、程序数目）；（10）办理破产（包括时间、成本、资产回收率）。
大连企业走出国门进行跨国投资和经营，整体上还处于起步阶段，但涉及的区域却已遍布世界各地。落实到不同的行业及具体的企业，各自“走出去”的目的不同，且发展水平、营销方式和市场竞争力差别很大。针对这些特点，并基于世界银行营商环境报告，本文选择世界各地182个国家和地区作为评价对象。
按照发展水平，这182个国家和地区内高收入的有48个；中高收入的有48个；中低收入的有54个；低收入的有32个。按照所处地理位置，这182个国家和地区可以分为以下7组：东亚及太平洋地区，有23个；东欧及中亚，有24个；中东及北非，有18个；南亚，有8个；拉丁美洲及加勒比海地区，有32个；撒哈拉以南非洲，有46个；经合组织高收入国家（OECD国家），有31个。
二、外部投资环境的评价结果分析
投资环境分析篇6
【关键词】中江县 投资环境 评价
投资环境是指一个地区或经济体在一定时期内拥有的对投资活动有影响的各种因素和条件的综合系统①。投资环境有不同的分类方法，最普遍的分类是分为硬环境和软环境，硬环境包括城市的地理、气候、基础设施建设水平等因素，软环境则常指服务环境、制度环境、文化环境及诚信环境。软、硬环境的划分是相对的，并常常表现为互相影响、互相制约、互相促进的关系。投资环境的优劣不存在绝对的标准，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投资环境在发生变化，跨国投资和生产经营的方式也在改变，同一项投资对投资环境的要求也随之发生改变，所以，投资环境的优劣没有绝对不变的标准②。通过投资环境的分析和优化对策的研究，能使投资者对中江县投资环境有更全面和更客观的认识，针对薄弱环节使政策建议更具针对性。
一、中江县投资环境的硬环境分析
（一）地理区位
中江县地处四川省盆地西北部，介于东经104°26'―105°15'，北纬30°31'―31°17' 之间，西临成都平原，北依绵阳市，与金堂，广汉，罗江，三台，大英，乐至等县市相邻，隶属德阳市。全县总面积2063平方公里，总人口142万，其中农业人口126万，耕地总面积104万亩。该县主要种植小麦、红薯、玉米、稻谷等作物，气候温和，四季分明，雨量充沛，无霜期长，生态相对平衡。全县土地资源较丰富，土地利用适宜性强。天然气、石油、铜等为优势资源。
（二）基础设施
因为任何企业的任何行为都要依赖于所处地的基础设施状况。由此可见，基础设施的数量、质量和利用效率是企业区位选择和生产效率的重要决定因素。而交通是基础设施中最为基础的设施，它不但是县域内部之间要素进行有效配置的前提，而且是县域地区加快和外部沟通的重要桥梁。与周边县域相比，中江县处于成德绵经济圈，有多条交通要道贯穿，区域位置、交通条件优越，距成都市车程在1 小时以内，承接其产业转移能力强。同时，成达铁路、成南高速公路、正在修建的成巴高速穿境而过，省道罗桂公路纵贯南北、唐巴公路横跨东西。另外，四川省新规划的成都第二机场和成都市产业转移后备基地、亚洲最大的集装箱中心站及配套的物流园区紧邻中江，区位优势十分突出。
（三）人力资源
人才一是经济发展中最具有活力的因素，市场的开拓、产品的创新、劳动生产率的提高都离不开高质量的人才。中江是四川省德阳市版图最大、人口最多的县级行政区，紧靠成都德阳绵阳高新技术产业带中，是距成都1 小时经济圈最近的唯一百万人口大县。近年来， 中江的教育事业有了明显的进步，有两所独立设置的高职学校和中等职业学校，人才储备丰富，为县域招商引资环境的建设提供了充足的人才和劳动力资源。
（四）产业结构
随着西部大开发的深入和灾后重建以及成渝经济圈的建设开展，中江县经济发展迅速，其经济结构调整取得成效，工业调整改造步伐加快。2012年中江县经济总量227亿元，第一、二、三产业的比例分别为30.7%、42.1%、27.2%③。与2011年相比，第一产业实现增加值69.7亿元，增长4.3%；第二产业实现增加值95.3亿元，增长18.2%；第三产业实现增加值61.6亿元，增长11.1%。2013年全县工业实现增加值98亿元，比上年增长19%。规模以上工业实现增加值55.5亿元，比2011年增长21.9%。
（五）经济状况
目前中江的地方工业以食品、纺织、医药、机械电子、建材、印刷等六大支柱行业为主。个体私营经济行业分布广泛， 涉及工业、建筑业、交通运输业、批发零售业、娱乐饮食服务业等众多行业， 并初步形成了以食品、纺织、服装、建材等为主导的工贸体系。中药材成为全国无公害生产示范基地，食用菌、蔬菜成为四川省无公害生产基地。注册“中江挂面”、“中江丹参”和“中江白芍”原产地证明商标3 个，“中江丹参”还获得原产地地理标志，“玉屏”、“清河”和“绿白”特色农产品商标6 个，其中“绿白”甜油桃、枇杷还获得国家绿色食品认证，中江毛木耳获“四川名特产”称号。2012年中江县的成德工业园已签约项目26个，协议引资69.8亿元；实施工业项目40个，其中在建项目24个，投产项目16个。2012年全县全年共引进项目80个，到位国内市外资金51.02亿元。
二、中江县投资环境的软环境分析
（一）制度环境
政府行为在政治环境改善中的作用政治环境是投资者考虑的一个重要条件。因为一旦政治环境有什么变化，尤其是对投资者不利的变化，都会对投资者尤其是外来投资者带来政治风险，故而投资利益和安全的获得必须要有法律上的切实保障。完备的法律体系主要是要考察法规是否健全，如金融、审计、经营、进出口贸易、投资专利等法规的全面性、完整性和配套性。法律法制不健全、不完整给投资活动造成的危害是相当大的。一方面无法保障外来投资者的利益。投资者的心理是寻求合法性，得到法律上的保证。
（二）文化环境
投资环境分析篇7
[关键词] 风险投资金融法环境完善
一、风险投资的含义
风险投资（Venture Capital），也称创业投资，根据美国风险投资协会（National Venture Capital Association，NVCA）的定义，风险投资是由专业人员或专门机构向那些刚刚成立、增长迅速、潜力很大、风险也很大的中小型企业，主要是高科技企业提供股权融资并积极参与其管理，以期成功后取得高资本收益的商业投资行为;经济合作和发展组织（OECD）的定义为:风险投资是一种向极具发展潜力的新建企业或中小企业提供股权资本的投资行为。凡是以高科技与知识为基础，生产与经营技术密集的创新产品或服务的投资，都可视为风险投资。这样看来，其实“风险投资”更大程度上是一个经济学术语，而非法律术语。
简单地讲，风险投资就是投资公司寻找有潜力的成长型企业，投资并拥有这些被投资企业的股份，并在恰当的时候增值套现。风险投资的投资对象多为处于创业期（Start-up）的中小型企业，而且多为高新技术企业。风险投资是现代高科技项目的孵化器。风险投资制度的创立，极大地促进了科技产业化的进程，促进了知识经济的发展。
从法律角度分析，风险投资并不那么神秘，它实际上就是一种融资，风险投资按照引入阶段的不同分公司注册前引入和公司成立后引入，在法律上看，前者实际上就是引入一名股东，风险投资资金就是其出资。后者涉及的是公司资本的登记变更问题。
二、我国风险投资的金融法环境
一个良好的法律环境是人们热心利用资源、创建财富的前提条件。风险投资作为一种带有金融运作特点的特殊投资行为，对法律环境有着更高的要求。由于风险投资自身即具有较高的商业风险，所以风险投资公司绝不愿意同时面对较高的商业风险和法律风险，法律的健全与稳定与否是大多数风险投资公司在确定是否投资时考虑的一个主要因素。
风险投资涉及的法律法规极为广泛，以下主要从金融法方面介绍和分析我国风险投资的法律环境。
1.《证券法》环境
2005年10月27日我国对《证券法》进行了修订，但此次修订也主要是针对主板市场进行规范和完善，遗憾的是，二板市场的设立依然没有纳入《证券法》，而设立二板市场则是解决风险投资出口问题的有效途径。二板市场与主板市场的最大区别在于其极强的针对性，主要发行人为高科技领域内运作良好、成长性强的高科技企业，而对企业规模和过去的经营业绩要求较低。
我国《证券法》第50条规定：“股份有限公司申请股票上市，应当符合下列条件:（1）股票经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核准已公开发行;（2）公司股本总额不少于人民币三千万元:（3）公开发行的股份达到公司股份总数的百分之二十五以上;公司股本总额超过人民币四亿元的，公开发行股份的比例为百分之十以上;（4）公司最近三年无重大违法行为，财务会计报告无虚假记载。这种股票申请上市的条件不符合风险投资的客观规律，风险投资项目公司很难满足。
西方发达国家现在已经形成了完善的退出机制，大致分为四个层次:一是通过股票市场;二是通过二板市场;三是通过柜台交易市场，如日本、我国台湾地区的店头交易市场;四是地区性证券市场。而通过二板市场实现风险资本的退出则是主流形式。如美国的NASDAQ证券市场则是二板市场的典型，素有“高科技企业摇篮”之称，培育了美国的一大批高科技巨人，如微软、英特尔、苹果、思科、戴尔等，对美国以电脑信息为代表的高科技产业的发展以及美国近年来经济的持续增长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在NASDAQ巨大的示范作用下，世界各大资本市场也开始设立自己的二板市场。
对于建立我国二板市场一些反对的声音主要集中在对法律法规的不完善，上市公司信息披露不完善，监管水平等各方面的担忧。但这些方面恰恰不是关系着二板市场建立与否的关键问题。是否建立二板市场的关键是需求，也就是我们是否需要二板市场这样一个风险资本退出机制，至于建成之后的运转问题恰恰可以在建立之后来解决。就如现在我们已有的一板市场问题也非常之多，但是我们不能因此就认为建立深圳与上海证券交易所没有成功。所以只有首先建立起我国自己的二板市场才能在资本市场制度的改革上不断探索，才能在风险投资和对中小企业的技术创新支持上不断探索。从数据上看，到目前我国注册资金超过1亿元的风险投资公司已经超过了200家，仅2006年上半年，中国的风险投资额就达到7.72亿美元，再次创下历史新高，增幅高达128%。而私募基金上半年在中国的股权投资额也高达55.6亿美元。为此，投资公司拓宽风险资金的退出渠道也是必要的。
风险投资的成功模式应该是“科技＋风险投资＋创业板”市场。从现实情况看，我国尚无为风险企业设立创业板市场，主板市场对上市公司要求较严格，风险投资企业想通过主板市场退出非常困难；选择海外资本退出，成本过大；而从处理各方面关系看，协议转让退出比上市退出要复杂得多，因为这种方式要涉及原股东之间的关系，拟退出股东与拟受让方之间的关系、拟退出股东与项目公司经营团队之间的关系等，其中任何一个环节受阻都将影响转让工作。由于缺乏合适的退出方式，造成“风险资本风险企业增值（或亏损）风险资本退出再投资”的循环链的运行不畅，阻碍了风险投资的飞速发展，这也是我国第一家风险投资公司――中国新技术创业投资公司倒闭的主要原因之一。
去年下半年起，我国开始酝酿在现有的上海、深圳证券交易所专门设立高新技术企业板，旨在为高新技术企业提供一个上市条件相对较宽松的直接融资渠道。这说明我国也迈出了设立二板市场的步伐，但这与国际上的二板市场还有较大差距。今年4月19日，中国证监会副主席高西庆说，高新技术企业板需要改变提法，称为二板市场。这不仅仅是一种提法上的改变，这意味着该市场的上市规则和交易办法将进一步向国际上的“二板市场”靠拢。无论如何，很多方面的法律都还需要配套，比如如何对高科技进行评估和确定、如何进行股票上市的评审、如何确定交易程序等，这些工作还需要一定的时间。
当前，在我国设立二板市场这方面的著述十分丰富。在此，需要强调指出，二板市场必须是全流通市场。虽然二板市场不是专为风险投资退出而设立，但它是风险投资机构从原有公司退出以便进入新一轮高科技项目投资的重要保障。考虑到风险资本通过股权转让退出投资，风险投资机构投资于企业所形成的股权应视作公众股，相应地，二板市场中不再有公众股、国家股和法人股的划分，而是一个全流通市场。
总之，没有一个成熟的资本市场就谈不上风险投资。风险投资的一个特点是对高风险同时又是高回报的科技项目进行投资，培植成功后将其出售，收回投资，获得高额回报。如果投进去成长了，却没有一个退出机制，风险投资公司的资金投入几个高科技公司后可能就用完了，也就无法形成良性的风险资本的循环和扩张，何况风险投资并非都成功，当风险投资公司认为项目不成功或有比较利益更好的项目出现时，就更需要能及时退出，否则，风险资本就不敢轻易投入。这对国内的资本进入风险投资领域是一个十分致命的约束，在《证券法》中明确二板市场的设立意义重大。
2.保险法与商业银行法环境
发展风险投资，没有巨大的风险资金来源和通畅的风险资金筹集渠道是不行的。我国目前的风险投资资金主要来源于政府，很明显，政府不应该成为风险投资的主体。风险投资的介入主体应是民营企业为主，通过市场竞争发展起来。从国际上风险投资发展的成熟经验来看，政府主要是制定游戏规划，创造宽松的投融资环境以及制定相关的优惠政策营造引导民间资本进入科技风险投资业的环境，而不是充当投资主体。我国为什么会出现投资主体单一的现象呢？一方面是由于我国许多机构对风险投资不了解，另一方面是相关的法律规定束缚了我国养老基金、保险基金、商业银行和非银行金融机构的资金进入风险投资领域。如《保险法》第105条规定:“保险公司的资金运用，限于在银行存款、买卖政府债券、金融债券和国务院规定的其他资金运用形式。保险公司的资金不得用于设立证券经营机构, 不得用于设立保险业以外的企业。”。《商业银行法》第43条规定：“商业银行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不得从事信托投资和证券经营业务，不得向非自用不动产投资或者向非银行金融机构和企业投资”。我国的《贷款通则》、《养老基金条例》也有类似的规定。
基于以上分析，建议构造多元化的投资者结构，逐步由政府主导向“民营官助”为主的模式转变。要大力支持大型企业集团及高科技企业参与风险投资，修改《保险法》和《商业银行法》等相关法律法规，放宽对保险基金、信托投资机构、养老基金、捐赠基金等机构投资者介入风险资本运营的限制，多方面动员民间闲置资金，在扩大风险投资资金来源的同时，促进风险投资机构出资者结构的多元化。在此基础上，逐步将原有的政府主导型风险投资机构为主的模式向“民营官助”风险投资机构为主的模式转变。这将有助于确立我国风险投资运作的市场原则，及在一定程度上规避行政干预和“软预算约束”问题。
以上主要介绍和分析了我国当前风险投资的金融法环境。事实上，与风险投资法律环境完善联系较为紧密的还包括企业法、知识产权法及尽快出台《风险投资法》和完善税收法律法规等。在此就不再一一叙述了。
三、结论
发展高新技术企业离不开风险投资，发展风险投资离不开完善的法律环境。我国的风险投资法律制度建设，虽然起步晚，但发展很快，已受到我国政府的高度重视和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尤为可喜的是，一些滞后于发展现状的法律法规已经得到了修改，甚至有些地方如北京中关村等地进行了大胆地风险投资法律制度创新并取得了显著成绩。时代总是在不断前进，事物总是要不断发展的。自然，良好的风险投资法律环境也不是一成不变的，没有固定的模式，必须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发展。
为了更好地发挥法律对经济的保驾护航作用，建议根据国外的成熟经验和我国的实际国情，继续完善立法，弥补原有法律的漏洞和缺陷，争取在短时间内建立和完善一套风险投资的市场机制和法律制度，以促进我国风险投资业的快速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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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环境分析篇8
［关键词］中国；矿业企业；海外投资；投资环境
［中图分类号］F83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3283(2012)04-0031-03
近年来，中国“走出去”步伐不断加快，矿业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发展十分迅猛，但面临风险也在不断增加。由于国际经济形势纷繁复杂，多国财政状况恶化，中国企业在参与海外资源类项目时必然会面临更多的政策性风险。另外，中国企业对资源类项目的青睐，令资源类并购价格逐步上涨，再加上中国矿业企业对国际投资环境了解不够及适应不良，多数投资效益并不理想。因此，了解和熟悉国外投资环境，针对自身问题找出原因，有利于中国对外投资企业确定合适的投资目的地和作出正确的投资决策。
一、中国矿业企业海外投资现状
世界矿产资源总体来说空间分布不均衡，主要表现为区域分布和国家间分布不均衡。近年来，在全球的大型矿产开发项目中，矿业公司跨国开发的项目占2/3左右。中国矿业企业进一步加快了对外直接投资的步伐，但由于对国际市场风险认识不足以及自身竞争能力有限，多数矿业企业的投资效益并不理想。
（一）对外投资步伐较快
《2010年度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显示，2010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净额为688.1亿美元，同比增长21.7%，连续9年保持增长势头，年均增速为49.9%。截至2010年底，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累计净额达3172.1亿美元，其中，亚洲、拉丁美洲是存量最集中的地区，大洋洲和欧洲是存量增幅最大的地区。2010年采矿业对外直接投资虽然比2009年下降很多，但也占当年对外直接投资总额的8.3%，主要集中在石油天然气开采业、有色金属开采业和黑色金属矿采选业。截至2010年末，中国采矿业对外直接投资存量为446.6亿美元，占全部对外直接投资存量的14.1%。
据清科集团研究中心最新数据显示，2011年能源及矿产行业的并购案例数量为21起，占海外并购案例总数的19.1%，同比增长31.3%；从并购总金额来看，能源及矿产行业达147.2亿 美 元 ，占 海 外 并 购 总 金 额 的52.4%，同比增长63.07%。仅2012年2月，在能源及矿业行业就完成了4起海外并购。
（二）海外投资风险较大，投资效益不够理想
近年来，中国对外投资风险不断加大。一方面，由于中国企业对资源类项目的青睐令其并购价格逐步上涨；另一方面，国际金融危机后，世界各国经济均受到不同程度影响，未来中国企业在参与海外资源类项目时必然会面临更多的政策性风险。如澳大利亚，为了改善其财政状况不断恶化的状况，财政部长斯旺在2010年5月公布的预算案中，拟通过大力征收资源税弥补财政赤字，从2012年7月1日起对资源行业征收高达40%的资源税，这将会导致资源类企业的税务成本大大增加。
对外直接投资的实践表明，除了少数企业外，中国矿业企业总体缺乏国际竞争力。具体表现为：磋商中的资源开发“走出去”项目2/3以上无疾而终，浪费了大量的资源；执行中的资源开发“走出去”项目2/3以上不成功或未达到预期效果。除缺乏政府统一管理和政策扶持、资金不足和人才缺乏等影响因素外，最主要的原因是对资源、法律和政治等风险评估不足，风险防范措施不到位。在矿业企业的对外投资中，由于自然资源的经济问题、自然资源的特性以及对国家的战略意义等因素，导致各国矿业政策不稳定，国别差异较大。另外，东道国语言文化及习惯、政治稳定性、投资环境（包括投资硬环境和投资软环境）、雇工和工会问题、社区、环保和安全标准的差异等都会带来巨大风险。
目前，我国矿业企业对外投资过程中识别和控制风险的能力普遍不足，准备不够充分。矿业企业通常没有稳定长远的规划，投资的随意性和盲目性较大。
二、中国矿业企业面临的海外投资环境
国际矿业投资环境评价包括资源开采现状与潜力评价、国际政治经济关系评价、国内政策法规评价、人文地理环境评价、运输条件评价和评价等。在评价的基础上，对世界各国及各地区的投资环境进行优劣排序，指出战略重点投资区，并详细列出各种影响因素的情况，对于矿业企业进行对外投资具有决策参考意义。加拿大Fraser 研究所每年年初都会该年度世界主要国家或地区矿业投资环境评价的调查结果，结果显示了全球主要国家或地区吸引矿业投资的政策潜力和矿产潜力（包括现行法规和土地限制条件下的矿产潜力和纯矿产潜力），成为矿业企业进行对外投资的重要参考依据。
2011年3月，加拿大Fraser研究所的2010/2011年度世界主要国家或地区矿业投资环境评价的调查结果表明，全球494家矿业公司在2009年和2010年的矿产勘探支出总额分别为18.6亿美元和24.3亿美元。本年度评估对象覆盖了全球79个国家和地区，其中美国、加拿大和澳大利亚是以州、省或地区为单位参与评估的，共有34个单位，其中非洲13个、拉美12个、亚太11个、欧洲9个。
（一）排名靠前的国家和地区的矿业投资环境
按综合情况考虑，2010/2011年度美国、加拿大、墨西哥、澳大利亚及其一些非洲国家的投资环境评价排名比较靠前。2009/2010年度最具矿产投资潜力的国家或地区排在前10位的分别是加拿大艾伯塔省、美国内华达州、加拿大萨斯喀彻温省、加拿大魁北克省、芬兰、美国犹他州、瑞典、智利、加拿大马尼托巴省、美国怀俄明州。总体来看，加拿大的矿产投资潜力非常大，在其13个省中，除4个省排在前10名，还有4个省排名也非常靠前，分别是纽芬兰岛-拉布拉多地区（第13名）、育空地区（第15名）、安大略省（第18名）和新斯科舍省（第19名）。
澳洲和加拿大具有良好的投资环境，具有行业优势和竞争优势的中国矿业企业对外投资应优先考虑该地区，但前提是企业具有跨国经营的丰富经验，否则，通过参股方式或选择东道国本土化模式应该是目前的较好选择。
（二）东南亚地区的矿业投资环境
从资源方面看，东南亚地区矿产资源极为丰富，特别是铜、镍、铝、钛，钾盐、石油和天然气，与中国有较强的互补性，受到我国矿业界的较多关注。中国矿业公司具有相对明显的比较优势，但对一些可能存在排华倾向的国家如蒙古、印尼和菲律宾进行投资时，应在风险因素方面多加考虑。
在东南亚地区，许多国家的矿业在其经济发展中占有重要地位，如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菲律宾和越南等。东南亚国家大多制定了矿业法，但许多国家的矿业法并不健全，需要进一步完善。目前，大多东南亚国家都已经建立起关于矿业权的许可证制度，通常是根据各阶段活动的内容授予相应的许可证。东南亚地区大多数国家的矿业权管理主要由中央政府部门负责，如菲律宾、缅甸和老挝；少数国家由地方政府（邦政府或省政府）负责，如马来西亚；有的国家正在由中央政府管理为主向由地方政府转移，如印度尼西亚。
目前东南亚地区矿业投资比较活跃的国家有菲律宾、印尼、越南和老挝，其中菲律宾矿业投资形势较好。中国矿业企业在其中很多国家有投资项目，且近几年投资项目数量呈明显上升趋势，一些大的合作项目，如在印尼的油气项目，菲律宾的镍矿项目，缅甸的镍矿项目、老挝的钾盐项目等，每项投资额高达几亿甚至几十亿美元。
近年来东南亚地区大多数国家的矿业投资环境有所改善，但亚太地区政策环境总体仍然落后于拉美和非洲地区。亚洲国家矿业投资的政策潜力指数排名一直较为落后，并呈普遍下滑的趋势。
（三）非洲地区的矿业投资环境
非洲矿产资源丰富，具有巨大的投资开发潜力。但由于历史及其他一些原因，非洲各国的矿业发展并不平衡。总体上说，南部非洲地区和西部非洲地区地质勘查程度与矿产开发程度较高，资源较丰富，而其他地区的地质勘查程度与矿产开发程度相对较低。南非是非洲地区矿产勘查投资最多的国家，其他矿业开发较活跃的国家有加纳、几内亚、科特迪瓦、坦桑尼亚、莫桑比克、赞比亚、塞内加尔、刚果、毛里塔尼亚和马达加斯加等。非洲的主要矿产品包括金、铜、镍、铁、铅、锌、铂、铀、煤、金刚石和磷矿石，以及铬、锰、铬、钴、石油、天然气等，其中金矿一直是非洲矿业投资的主要对象。
目前，除了矿产资源丰富外，在非洲进行矿业投资还有其他一些有利条件，如经济的较快增长和对外资的欢迎态度等。但该地区的政策潜力指数却呈现下滑趋势，主要原因包括基础设施落后、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差、民族主义情绪的影响等。非洲地区多年来一直与中国保持着良好的政治关系，然而可能更倾向于接受援助。在开发资源方面，非洲地区基于殖民史发展起来的文化传统、法律体系和政治环境的相容性则较差，而且相当多的国家属于欠发达地区，政局较为动荡。因此，去非洲地区投资开发必须依靠国家扶持，同时保持商业化运作。
三、对策建议
（一）认清投资环境国别差异，正确处理与东道国的关系
矿业企业所面临的投资环境国别差异十分巨大，考虑到中国矿业企业的国际竞争力，对外投资应首选中亚和东南亚地区，其次是澳洲和加拿大，再次是南美洲和非洲。当然，也要视实际情况灵活调整 。
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过程中遇到的最大问题，是如何处理与东道国的利益关系，这就要求矿业企业慎重进行国别选择，并派出矿业调查机构对拟投资的区域进行实地调查，建立东道国人才储备等，以确保决策的主动性和前瞻性。
(二)加强对东道国政策及矿业特点的认识和把握
在矿产业的发展中，资源的有限性和不可再生性、高风险性和复杂性、安全环保相对脆弱性都会引发东道国的特别关注。目前，各国政府矿产政策普遍收紧，国外矿业公司经营活动受到影响，矿产品定价权和话语权的争夺加剧。即使有些国家不得已放开政策，也会出台很多限制措施以及调整措施。因此，发达国家矿业政策多考虑完全市场条件下的合规性，强调对国内资源和环境的保护，对全球资源的控制和开发，对矿产资源的战略储备和资源的循环使用等。不发达国家的矿业开发潜力较大，但也越来越重视国家资源战略，矿业发展趋势则容易采取国有化、提升本国股份比例等手段，开发后容易遭遇政策变化风险。
（三）提升中国能源及矿业企业的行业集中度
由于矿业资源的不可再生性和不可流动性，垄断竞争型和寡头垄断型是跨国矿业产业的主要市场结构模式。原料行业中的铝、铜、水泥、钢铁、锡等行业都属于寡头垄断，如美国3家铝制品公司(美国铝业公司、雷诺、凯塞)的产量几乎等于国内的全部产量。
与国外形成垄断格局的市场结构相比，中国矿业行业高度分散，产业市场集中度偏低，国内竞争力不强，小规模矿业企业数目很多，几乎处于完全无序竞争状态，在“走出去”过程中，各行其是，付出的代价相当巨大。在对外投资中，中国企业很少进行联合收购，风险无法得到有效降低。民营企业对外矿业投资的局面更为混乱。这就迫切要求中国矿业行业提高国内能源和矿业企业的行业集中度。
（四）提高相关企业和从业人员的综合素质
与欧美企业相比，中国企业大部分从业人员对国际会计准则和相关企业法规相当生疏，投资并购时在技术上处于绝对劣势，且对西方文化和商业法规缺乏足够了解，意识不到调查和战略公关等对并购的重要性。
中国矿业企业应该制定切实可行的跨国战略和并购整合战略，侧重并购扩张，制定稳定、连续而长远的规划，减少随意性和盲目性，以化解各种风险。对于中国矿业企业来说，应该“学懂了再干”，而不是边干边学，遇到问题再补课。
针对海外管理人才缺失的问题，中国矿业企业既可以培养一批高素质复合型人才，担当公司海外经营的管理和业务骨干，也可以实施海外机构人员本土化战略，以有效解决信息不对称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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