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的人生态度范文

苏轼的人生态度篇1

关键词：苏轼 诗歌创作 陶渊明 渗透

从陶渊明创作的诗歌学习中可以发现，他是一个人品和诗品俱佳的作家，其德行和作诗理念影响着一代又一代的作家。苏轼是宋代的文坛巨匠，他曾经在《与苏辙书》中说过这样的话，即“吾与诗人无所甚好，独好渊明之诗。”以及“吾于渊明，岂独好其诗也哉？如其为人，实有感焉……”由此可见，苏轼在诗歌创作中受到陶渊明作诗理念和为人德行的影响之深。

一.苏轼作品中的陶渊明

苏轼作品主要包括诗歌和苏词两种，从苏轼创作的两千多首诗歌中可以发现，其多部作品中均有陶渊明的出现，例如在诗歌《次韵答孙侔》中说道“但得低头拜东野，不词路中伺渊明。”在诗歌《李杞寺丞见和前篇复用元韵》中说道“陶潜自作五柳传，潘阆画入三峰图。”五柳先生是陶渊明自号，陶渊明著有《五柳先生传》，五柳是宅前有5棵柳树的意思。诗歌《陶骥子骏佚老堂二首》中的“渊明吾所师，夫子乃其后”更是将陶渊明奉为自己的先师，可见陶渊明在苏轼心中的地位不仅仅停留在对其诗歌创作的影响，还表现在对其情感和生活的影响。

二.陶渊明理念对苏轼诗歌创作的影响

1.陶渊明

陶渊明，名潜，字元亮，自号五柳先生，他是东晋时期著名的诗人和散文家，同时也是田园诗派的创始人，陶渊明的诗歌散文具有自然质朴和意境深远等突出特点。年少时，陶渊明就有大济苍生的远大理想，他凭借着自己的才华和学识赢得了官职，但是身处动荡的年代，使他的远大理想和满腔抱负难以实现。在进入官场以后，其不为五米斗折腰，也从不食官场的嗟来之食，即使身处混乱的官场仍然没有受到官场环境的影响。陶渊明的品性高洁，对官场的腐败深感痛心，但是在生活条件的限制下无法实现改正官场不良作风的志向。为了不与官场同流合污，其一直都过着半仕半隐的生活，通过诗歌表达自己的美好理想，改善着人们的心境和情感。

2.苏轼

苏轼是北宋的才子，字子瞻，号东坡居士，是文学家和书画家，列位“唐宋家”之一。在学习苏轼的作品时经常会给人留下豪迈、洒脱和豁达的感觉，由于受到生活的影响，在苏轼的作品中可以顿悟到深刻的人生哲理。苏轼在21岁时凭借其独特的学识和个人智慧进入到了官场中，他在官场上的政绩十分卓越，但是由于其写了一些反对王安石变法的诗歌和文章，使其遭遇了牢狱之灾。尽管苏轼在官场上经历了较大的失意，出狱后的生活也是十分艰难，但是由于其具有豁达的情怀，可以在诗歌创作中满足自己精神上的需求。在苏轼经历了仕途上的失意以后，其创作出的诗歌和文章具有了明显的哲理性和人生领悟，例如千古名篇《赤壁赋》和《念奴娇.赤壁怀古》等。

3.陶渊明和苏轼之间的关系

通过上述内容，总结了苏轼诗歌中的陶渊明，即在苏轼的作品中经常会提及苏轼，尽管二人并没有处于相同的时代，但是苏轼对陶渊明的感情好像并没有受到时代的影响。作为后辈，坡对陶渊明非常崇敬和仰慕，他的作品必然会受到陶诗的影响和启发，例如他创作了124首和“陶诗”相关的诗。从人生境遇来看，在上文对苏轼和陶渊明的人生介绍中可以发现，陶渊明和苏轼均经历过官场上的失意，同样是壮志难酬，因此在诗歌情感地位表达中，壮志难酬以及对美好的期待无疑是陶诗和苏诗的共同之处。

陶渊明的经历和人生体悟给予了苏轼很大的启发，苏轼自己觉得其在精神层面上与陶渊明是相通的，因此在创作诗歌的过程中他经常会以陶渊明的作品作为学习对象，感受着陶渊明的心境和情怀。苏轼在评价陶渊明半仕半隐的生活状态时是这样说的“欲仕则仕，不以求之为嫌；欲隐则隐，不以去之为高；饥则扣门而乞食；饱则鸡黍以迎客。古今贤之，贵其真也。”

4.苏轼诗歌创作中陶渊明理念的渗透

陶渊明在诗歌中曾有过这样的自我评价，即“性刚才拙”和“守拙归园田”等，这完全是陶渊明自谦的提法，而苏轼与陶渊明相似，在评价自己的过程中也采用了“而我懒拙病，不受砭药除”以及“拙于林间鸠”等内容，这种影响不能说完全受到陶渊明的影响，但是其中存在的关系也是不言而喻的。

其次，由于陶渊明是田园诗的创始人，每每谈论到陶诗时都会被其作品所反映出的情感所吸引。鲁迅曾评论过陶渊明说，陶渊明的态度是一般人学不会的，但是苏轼在作品《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中对陶渊明的生活态度则是赞不绝口并直抒胸臆，意在以其为榜样作为学习和模仿的对象。诗歌创作来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当苏轼的生活态度受到陶渊明的生活态度影响时，陶渊明理念对苏轼诗歌创作的影响自然也会表现出同步的特征。

综上所述，本文主要通过苏轼和陶渊明的生活态度，人生经历以及作品特点等多个方面论述了陶渊明理念对苏轼诗歌创作的影响。

苏轼的人生态度篇2

一、苏轼及其所处的时代背景

北宋是中国历史上第二次政治力量大对峙的时代，是各民族大融合的时期，北宋的统治者推行“崇文抑武”的基本国策，出现了大批文人志士，无论在文章、诗词还是绘画、书法上，北宋在中国文化史上都是十分辉煌的一段时期。

苏轼，字子瞻，号东坡居士，四川眉山人，是北宋时期的著名文人，在众多文化领域卓有建树，论散文，苏轼被誉为“唐宋家”；论诗词，苏轼与黄庭坚并称“苏黄”，是宋代杰出的诗人，又与辛弃疾并称“苏辛”，共同引领豪放派词风；论书法，苏轼同黄庭坚、米芾、蔡襄被后世赞誉为“北宋四大家”，并居于榜首。苏轼年少时书法师承王羲之、王献之作品，后借鉴唐代褚遂良、徐浩墨本，落笔纯净清新，风格从容幽雅，再现晋唐风规。中年时，转师唐代颜真卿、五代杨凝式，笔力更加苍劲，逸气横霄。在尽摹先人书法后，苏轼另辟蹊径，成为“尚意”书风的引导者和实践者，引领了宋代书法的审美和发展，成为宋人“尚意”书风的旗手，黄庭坚曾评价苏轼：“本朝善书者，自当推第一”。

二、苏轼书法中的“尚意”精神

（一）“意”之所指

宋代书法的“尚意”是对唐代“尚法”创作理念的革新，对于前朝书法的“尚法”精神，苏轼的态度是并不否定，而是求变创新，不死守法度，而苏轼所倡导的创新也是将古法烂熟于心后的自创一格，“意”不拘于形。

由此可见，苏轼所倡导书法精神的“尚意”，其中的“意”是指文人的主观意识，实质是书法家的意趣和审美追求，将所闻、所见、所感融于作品之中。苏轼认为，一幅书法作品，最重要的不是汉字的规格，而是汉字形态所表现出的书法家的精神面貌和状态。正如苏轼在《论书》中所说：“书必有神、气、骨、肉、血，五者缺一，不为成书也”。

（二）苏轼书法作品中“尚意”精神的体现

苏轼坚信笔法无需固定的模式，只应以书写便利为原则。就苏轼笔法的研究来看，苏轼用笔“不合古法”，与前朝古人用笔的固定模式不同，而是讲究以人为本，从书法写作的需求出发。苏轼执笔随意，单钩斜执，而没有采取当时整个社会通行的双钩执笔，一切以长时间、持续的写作需求为要，使得写作时轻松、省力，适合大量写作，文人也不会感到疲惫，更不会影响文章、诗词的创作，中断创作过程，能充分体现在笔法上苏轼对于“尚意”精神的追求。苏轼不是循规蹈矩，死守陈规的，而是体现其个人写作习惯和创作意旨的。

苏轼被后世誉为“宋四家”之首，其中最重要的原因便是他所倡导的“尚意”书风，苏轼以“尚意”旗帜引领了宋代的书法作品的整体走向。苏轼对于书法作品的评价往往以其精神和表现的内容来定，苏轼认为，书法作品的“形似”只需要下功夫临摹前人的优秀作品，但要做到“神似”必须具备理解书法作品的学识、能力和修养。

我们从宋人对于书法作品的功能要求来看，宋代的文人是极力主张书法作品对于个人抒怀写性、自得其乐的功能作用。我们从苏轼所说的话语中能感受到他对于作品对情感的抒发和情绪的表达的重视程度。

三、以苏轼书法作品为例进行分析

苏轼最为后人称道的作品之一便是享有“天下第三行书”美誉的《黄州寒食诗帖》，现馆藏于博物院。元丰三年苏轼因“乌台诗案”被贬至黄州，苏轼在黄州的生活非常清苦，这无疑是苏轼仕途中的低谷时期，创作了《黄州寒食诗》。

诗帖中第一首诗第一行落笔时笔画收束，结构紧凑，尖利瘦劲，字形较小，也是苏轼在黄州艰苦的生活的真实写照；从“已过三寒食年”的“年”字起，笔画开始舒展，可以感受到苍劲有力的笔法，苏轼也开始慢慢抒发自己内心的抑郁和苦闷；“萧瑟卧闻”处起，整个笔迹较前面，字形扩大，笔墨浓重，表明苏轼当时情绪的压抑已不是短期之事；而第一首的最后两行，字体回小，笔势收敛，明显在控制自己的情绪。

四、结论

在北宋朝廷政策软弱，政治昏暗的时期，苏轼仕途屡屡受挫，几经贬谪，生活中几任妻子相继离世，经历过清苦平淡的生活和大起大落，不平凡的生活经历虽带给苏轼艰辛，也给他带来了文章、诗词创作以及书、画创作的独特感受。

在书法上，苏轼总结前朝“尚法”等书法创作精神，在大量临摹习作和根据生活经历感受后创新实践，倡导并切身践行的“尚意”书风更是引领了整个时代的书法精神，并被当时文人所推崇，开启了新的书法“尚意”时代。被后世誉为“宋四家”之首的苏轼引领的“尚意”书风不仅留给后世经典作品，更启发了后世的书法创作精神。

苏轼的人生态度篇3

关键词：女子形象;东坡词;别样诠释

词与文坛初遇之时，便已然一袭袅袅婷婷的女子姿态。至花间、柳氏，词之妆容愈加妖冶，声线愈加娇软，词人笔下的女子无不沾染着浓重的脂粉气，而苏轼独能“一洗绮罗香泽之态”（胡寅《酒边词跋》）。于是后人便多从这一个“洗”字着眼，论述的主要为苏轼革新婉约词风的贡献或其“要非本色”的词学批评之类，对女性本身在东坡词中的存在价值则少有论及。然而东坡词中的女儿态“洗”尽铅华后自有其无可取代的气质和本色，且看苏轼如何在词中对此作出别样诠释。

一、女儿身里的词人本心

除却苏轼早期“颇具柳七郎风调”的锤炼技艺之作和部分谑浪游戏的赠妓作品外，真正得以进入东坡词的女子实在是经过词人一番苛刻甄选的。最终能得到“主考官”垂青的女眷佳人，如今看来，每个形象似乎都有着苏轼自己的影子在内。

“闲窗下、敛云凝黛。明朝端午，待学纫兰为佩。” （苏轼《人娇・赠朝云》）

“纫兰”意象取自《离骚》，所谓“纫秋兰以为佩”，香草美人，实为屈原自比。故此词中“待佩韧兰”的女子，想必也有着高于一般庸脂俗粉的人格追求，而这一份追求正是隐藏在“敛云凝黛”的女儿身里苏轼本心的发声。

“万里归来颜愈少。微笑。笑时犹带岭梅香。试问岭南应不好。却道。此心安处是吾乡。”（苏轼《定风波》）

当被问及岭南的困苦生活，一句“此身安处是吾乡”使得寓娘这一流离失所却不屈不挠、乐天知命的形象跃然纸上。在这里，歌妓获得了独立的人格和高贵的品质，她的乐观旷达与苏轼流落黄州时笑对困境的心态是何其相似，便让读者在其身上看到了苏轼的影子。

杨海明先生评价苏轼的《洞仙歌》时，曾指出词中雅化后的花蕊夫人有着士大夫文人的若干气质，这亦能证明东坡词中的抒情人物形象与创作主体是走向统一的，超凡脱俗的女子外表下跳动的是一颗旷达绝尘的词人本心。

二、物态化后的女子高品

以花喻人、以人拟花向来是文人墨客笔下“女儿态”的惯用表达。苏轼在这一类咏物词上亦是以“不俗”为目标，以洗绮罗香泽之态。因此，作为“女儿态”喻体的自然不能是一些“浮花浪蕊”，东坡词里的花多是气质清冷、品性高雅的梅花：

“玉骨那愁瘴雾，冰姿自有仙风。”（苏轼《西江月・梅花》）

“暗香浮动月黄昏，堂前一树春。”（苏轼《阮郎归・梅词》）

正因为梅花有着“冰姿”、“玉骨”、“暗香”的特征，词作中的女子形象便自然而然地被赋予了一种不与梨花般俗艳女子同流合污的“高情”。

苏轼更是独具匠心地选择了石榴花形容美人高洁幽独的姿态：

“石榴半吐红巾蹙，待浮花浪蕊都尽，伴君幽独。艳一枝细看取，芳心千重似束。又恐被、西风惊绿。若待得君来向此，花前对酒不忍触。共粉泪、两簌簌。”（苏轼《贺新郎》）

花自幽独、美人孤眠，花与美人所共有的迟暮凋残的命运又寄寓了一种深深的不遇之感，即使无人问津，也要坚守高洁的人格。

正如明代李攀龙所言：“如虢国夫人不施粉黛，而一段天资，自是倾城。”（《草堂词余集》）苏轼咏物词中表现出来的女儿姿态，便如其所咏之花一般，浑然天成，别有一番高品。

三、男子词中的女儿柔情

东坡词最为世人所称道的乃是其充满男子气概的豪放词作，然而在苏轼的笔下，即便是满篇豪言壮语里亦不乏有“女儿态”的柔情闪现：

“遥想公瑾当年，小乔初嫁了，雄姿英发。羽扇纶巾，谈笑间、强虏灰飞烟灭。”（苏轼《念奴娇・赤壁怀古》）

“红粉尊前添懊恼，休道。如何留得许多情。记得明年花絮乱，看泛，西湖总是断肠声。”（苏轼《定风波・送元素》）

红粉佳人作为映衬词中主要男性形象的风流意气（感慨沧桑）的柔情点染，是对词本体女性化特征的别样展示。刚性美与柔性美达成一种和谐的平衡，正所谓“换取红巾翠袖，英雄泪”（辛弃疾《水龙吟》），在这一过程中所剔除掉的，恰好是过分的香艳和靡靡之音。

另有一类较为特殊的男子词叙写的是友人间的阔别之情，而苏轼独开以女子柔情歌咏友情的先河，成就了独特的艺术美感：

“浮世事，俱难必。人纵健，头应白。何辞更一醉，此欢难觅。欲向佳人诉离恨，泪珠先已凝双睫。但莫遣、新燕却来时，音书绝。”（苏轼《满江红・正月十三日雪中送文安国还朝》）

“翠娥羞黛怯人看。掩霜纨，泪偷弹。且尽一尊，收泪唱《阳关》。漫道帝城天样远，天易见，见君难。”（苏轼《江神子・孤山竹阁送述古》）

两首词中所描述的女子在离别时缠绵悱恻之情态，只是一衬笔，意在突出词人送别友人的不舍之情。男儿所不能言的深情借女子的口吻道出，艳而不俗，哀而不伤。

通过以上对“女儿态”的三类诠释，可见女子形象和女性化特征在东坡词里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无论是有别于花间的词品气格还是作为豪放词的柔情点染，“女儿态”在东坡词别样的诠释里沉淀下的重度与厚度，在一定程度上也正成全了东坡在词史上的深度与广度。

参考文献：

[1][宋]苏轼.苏轼词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

[2]王水照，朱刚.苏轼诗词文选评[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

[3]杨海明.唐宋词史[M].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98.

苏轼的人生态度篇4

苏轼一生最大的成就不在于他大量的文学创作、独一无二的人生经历，而在于他于困境中修炼而成的“超然、乐观”的人生智慧。这才是他留给后人最大的精神财富，也是他感动一代又一代读书人的可贵之处。正如王国维在《清真先生遗事・尚论三》中说：“三代以下诗人，无过屈子、渊明、子美、子瞻者。此四子者，若无文学之天才，其人格亦自足千古。故无高尚伟大之人格，而有高尚伟大之文章者，殆未有之也。”

一、超然物外的人生哲学

“超然”是坡密州任上的思想精髓，并成为他日后身处逆境的精神支柱。熙宁七年（1074），苏轼从繁华的杭州来到山东密州这片贫瘠的土地，政治失意，生活困顿。如何面对人生的困境？如何找到人生的快乐之道？苏轼在《超然台记》中给出了很好的答案：超然物外、无往而不乐。

超然物外，体现了苏轼置身逆境的旷达心态和超越意识。尚永亮在《贬谪文化与贬谪文学》一书中评价：“所谓超越意识，既是一种人生理念，更是一种生活态度，……也就是说士人虽身处逆境，却能不为所累，超然物外，与世无争，在精神上达到一种无所挂碍的境界。”

（一）超越外物

“人之所欲无穷，而物之可以足吾欲者有尽。美恶之辨战乎中，而去取之择交乎前，则可乐者常少，而可悲者常多，是谓求祸而辞福。”（苏轼《超然台记》）物之有尽，而人欲无穷，“一为寿，二为名，三为位，四为货”（《列子》卷七），这些近乎疯狂的贪欲，最终会让人失掉心性，“是谓求祸而辞福”。正如《庄子・让王篇》所讲：“今世之人，居高官厚爵者，皆重失之，见利轻亡其身，岂不祸哉？”苏轼审视人生的忧乐、福祸等辩证关系，为当下人生找到一条不累于物的价值取向。

“彼游于物之内，而不游于物之外；物非有大小也，自其内而观之，未有不高且大者也，彼挟其高大以临我，则我常眩乱反覆，如隙中之观斗，以焉知胜负之所在，是以美恶横生，而忧乐出焉，可不大哀乎！”（苏轼《超然台记》）。“游于物之内”，人易被口腹所役、名利所驱，人异化成物的奴隶，便“丧己于物”，“失性于俗”（《庄子・缮性》）。正如苏辙《超然台赋》所写：“天下之士奔走于是非之场，浮沉于荣辱之海，嚣然尽力而忘返，亦莫自知也，而达者哀之。二者非以其超然不累于物故耶？”因此要使人达到“无所往而不乐”的境界，就应该“游于物之外”。

（二）超越自我

“游于物之外”，即超然物外。只有淡化对物的欲望，泯灭万物之间的差别，等齐贫富、美恶、福祸、忧乐等，才能“天地一指也，万物一马也”。（庄子《齐物论》）。“非必怪奇瑰丽者，糟啜漓，皆可以醉，果疏草木皆可以饱。”（苏轼《超然台记》）万物的差别性消失了，苏轼消除了分别心，忘记了自我。《庄子・齐物论》：“今者吾丧我，汝知之乎？”唯有“丧我”，“故得而不喜，失而不忧”、“故生而不悦，死而不祸”，进入“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的“齐同万物”、“道通为一”的境界（庄子《齐物论》），也即“心斋”、“坐忘”必然要达到的“虚明”、“大通”境界；唯有“丧我”，才能“独与天地精神往来而不敖倪于万物”、“游心于淡”、“游于无穷”，达到心灵和精神的绝对自由――“逍遥游”，从而达到“至人无己”的最高境界（《庄子・逍遥游》）。

超然物外绝不是与生俱来，而是苏轼在经历了磨难后超越困苦超越自我才拥有的。“超然物外”蕴含着苏轼超出常人的大智慧：苏轼汲取了儒、释、道三家的精神营养，“超然物外”思想明显受庄子的“齐物我”哲学观的影响，也渗透融合佛道淡泊虚静的人生理念，体现出智者的灵动与达者的圆融。其儒家的用世之心一直未泯，展现出一种热爱人生的入世情怀。济之以苏轼独有的人生修养和人生经历，形成了属于自己的人生哲学。

董仲舒说：“圣人何其贵者？起于天，至于人而毕。毕之外谓之物，物者投所贵之端，而不在其中。以此见人之超然万物之上而最为天下贵也。”（董仲舒《春秋繁露・天地阴阳》）。苏轼以超然自适的人生态度，构筑起自己的精神家园。

二、超然物外的人生境界

刘永济在《唐五代两宋词简析》中说：“东坡一生在政治上遭遇，极为波动，时而内召，时而外用，时而位置于清要之地，时而放逐于边远之区，然而思想行为不因此有所改变，反而愈遭挫折，愈见刚强，挫折愈大，声誉愈高。”

苏轼一生经历坎坷，在新党与旧党斗争的漩涡中，几经沉浮。元丰二年（1079），苏轼因乌台诗案被贬黄州，罪贬黄州对苏轼的打击几乎是毁灭性的，他仍唱出了“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苏轼《念奴娇・赤壁怀古》）的时代最强音。“莫嫌荦确坡头路，自爱铿然曳杖声”（苏轼《东坡》）；“莫听穿林打叶声”，“也无风雨也无晴”（苏轼《定风波・三月七日，沙湖道中遇雨》），苏轼抛开了物质和世俗的负累，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处变不惊。绍圣元年（1094），吕惠卿等人诬告苏轼“讥斥先朝”，苏轼被贬南荒惠州，“岭南万户皆春色，会有幽人客寓公”（苏轼《十月二日初到惠州》）；“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苏轼《食荔枝二首》之二），苏轼总能以审美的眼光将自己的生存窘境诗化、美化，找到当下生活的满足与惬意。绍圣四年（1097），62岁的苏轼被贬到“非人所居”的儋州，“大率皆无”的生活环境几乎把他推向生存的绝境，但苏轼随遇而安，“天其以我为箕子，要使此意留要荒。他年谁作舆地志，海南万里真吾乡”。（苏轼《吾谪海南，子由雷州，被命即行……作此诗示之》）；“我本儋耳人，寄身西蜀州”（苏轼《别海南黎民》）。“九死南荒吾不恨，兹游奇绝冠平生”（苏轼《六月二十日夜渡海》），历经沧桑的苏轼已是“无论海角与天涯，大抵心安即是家”，其人生已实现了“无往而不乐”的逍遥境界。

东坡虽屡遭贬谪，身处逆境，却始终履险如夷，达观超然，以从容的心态面对贬谪生涯中的种种窘境与苦难，随遇而安甚至随遇而乐，成就了苏轼在黄州、惠州、儋州所创造的生命奇迹和人生境界。苏轼总结自己一生：“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苏轼《自题金山画像》）

超然物外，使苏轼以一种“随缘放旷，任意逍遥”的达观态度，在逆境中重新发现生命的意义、审视生命的内涵，从而乐由心生。

三、超然物外的快乐人生

吴熊和、萧瑞峰在《唐宋词精选》中说：“苏轼善于从普通的日常事物中，发掘出生活本身的诗意。同时还善于从富有诗意的生活中，提炼出某种富于启示的人生哲理。”

超然物外，体现了苏轼乐天知足的生活态度。纵观苏轼一生，政治上屡遭打击，生活中常临绝境，但无论环境何等险恶，他都能“乐在其中”。常乐无求，他以乐观与欣赏的心态对待自然，便“凡物皆有可观，皆有可乐”；他以乐观与豁达的心态对待生活，便“糟啜醴皆可以醉”；他以乐观与超然的心态对待世事，便没有美恶、去取、大小、祸福的烦恼。苏轼在《后杞菊赋》中写道：“人生一世，如屈伸肘。何者为富？何者为美？何者为陋？或糠核而瓠肥，或梁肉而墨瘦。……吾方以杞为粮，以菊为糗。春食苗，夏食叶，秋食花实而冬食根，庶几乎西河、南阳之寿。”苏轼在逆境中始终没有放弃对生活的热爱，故能化苦为乐。

现代社会，物欲横流，“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司马迁《史记・货殖列传》）我们应以超然的心态，静观喧嚣之美。“人生世上，势位富贵，盖可忽乎哉！”（《战国策・苏秦始将连横》）我们应以超然，摆脱外界虚名浮利的诱惑。“雁过留声，人过留名。”（马致远《汉宫秋》）其实我们应明白：比名声更重要的是，回归到你自己，保留一种内在的从容和淡定，才能真正品尝到精神的快乐。可如今仍然有许多人忙于追逐名利、权势：一些高官出于对金钱的无限贪欲，层出不穷，将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抛之脑后；一些知识分子制不住世俗利益的诱惑，学术造假、抄袭等屡见报端，学术的尊严被践踏。这些人快乐吗？他们不快乐。他们为名所累，为利所惑，在对“物”无止境追求的时候，恰恰忘记了人本身，最终一无所有，甚至丧失生命。苏轼的“超然物外”恰是拥有快乐的秘笈。

正因苏轼“超然物处”，故能在困境中求生存、逆境中求崛起、抑郁中求达观，在人生的舞台上荣辱皆忘，处变不惊，穷通得失淡然处之；面对多年的贬谪生涯，他看透人生却不厌恶人生，他追求解脱，却又始终对生活抱着乐观的信念。这就是苏轼的人格魅力，也是他留给后人宝贵的精神财富。

苏轼的人生态度篇5

【教学目标】

1、知识技能：掌握本课生字词，会认14个字，会写13个生字，积累词语；能复述课文

2、过程与方法：讲授法、谈话法

3、情感态度价值观：体会文中苏轼所题对联中对于方丈前后态度变化的讽刺，学习使用与人交谈时表示谦虚和尊敬的词语，体会对联这种艺术形式的独特之处

【教学重点】

体会文中苏轼所提对联中对于方丈前后态度变化的讽刺

【教学难点】

体会文中苏轼所提对联中对于方丈前后态度变化的讽刺；学习使用与人交谈时表示谦虚和尊敬的词语

【教学难点】

多媒体课件

【教学过程】

一、 激趣导入，引入课题

从前有一个少年非常聪明，他认识很多字，读了很多书，于是他写了一副对联“识遍天下字，读遍人间书”。后来，有个老人拿着一本书拜访这个少年，这书中有许多字这个少年都不认识，于是，他很羞愧，就在他的对联前面加了几个字，咱们看——嘿，是不是很巧妙啊！你们知道这个少年是谁吗？对，他就是大文豪苏轼。今天咱们要继续学习《灵隐题联》，再次看一看这个与苏轼有关的故事。

二、 复习生字，梳理课文

1、PPT出示生字词，同学们开火车认字

2、请同学们默读课文，然后告诉老师，这篇课文讲了一个什么故事？ 

三、 朗读课文，理解内容

1、我们都知道苏轼是个大文豪，他平时不仅喜欢读书写诗，书上告诉我们，他还喜欢——访僧问禅，与人探讨佛理。访僧问禅是什么意思啊？探讨呢？ 

2、灵隐寺是个什么样的地方？你能不能找到一些词语来形容这里的美景？庭院清雅、花木繁盛

3、这里的环境可真好，难怪苏轼见了这样的环境心中舒畅，可是呀，这里的环境让苏轼心中舒畅，这里的方丈却让苏轼心生不悦。这是为什么呢？因为方丈的态度不好。你在哪里看到的？请同学们将表示方丈态度的句子画出来。谁来读一读？

作者是怎么描写方丈对苏轼的怠慢的？皱了皱眉，这是神态描写，朗读时咱们最好也皱上眉头。“哼了一句”，这是什么意思？这位方丈话都不愿意说，只是哼了一句“茶”。

板书：坐、茶

你们说说，他这种表现我们称为什么？——以貌取人。请同学们再读一遍。通过作者对方丈的动作、神态、语言描写，通过同学们的朗读，这个以貌取人的方丈简直活灵活现啦！

5、面对方丈的态度，苏轼有什么反应？——心生不悦，站着攀谈，谈着谈着，方丈的态度有没有什么变化？将表示方丈态度的句子画出来。谁来读读？

这时候方丈堆出了笑脸，什么是堆？那，同学们，堆出了笑脸，说明……方丈满脸都是笑，变得很客气了。这一次，他说：居士，请坐！又吩咐小和尚说：敬茶！

哎？有没有细心的小伙伴发现，这两句有什么区别？多了一个请和一个敬。还有呢？标点也不同了！我们说感情强烈的时候使用感叹号，这时候方丈的态度已经发生明显变化了，咱们该怎么读？

板书：请坐、敬茶

请和敬是敬语，你还能不能找一找，看看还有没有其他的表示尊敬的词语？对别人要尊敬，自己要谦虚，那你能不能找出表示谦虚的词语？ 

6、面对方丈的客气，苏轼又有什么反应？——依然未就坐。就这样，方丈与他又交谈了一阵，方丈越发觉得这位书生非等闲之辈，得知这是苏轼之后，方丈的态度又有什么变化呢？

双手合十，躬身施礼什么意思？谁能来模仿一下？眼拙是表示谦虚的词语。模仿动作并朗读

之前啊，方丈还只是哼了一句，现在却请苏轼上坐，敬香茶

板书：请上座、敬香茶

你觉得这个方丈是个什么样的人？

以貌取人，这短短一会儿功夫，方丈的态度发生了三次变化

7、那对于这样以貌取人的人，苏轼是什么反应？坐了片刻，起身告辞。眼看着苏轼要走了，方丈请他留下墨宝，他留下了一副对联。他写对联时的动作和语言时怎样的？方丈的态度呢？

8、看到大文豪苏轼写下的对联，方丈这下可高兴了吧？方丈并不开心，你觉得方丈心里会想些什么？这告诉了我们什么道理？ 

9、接下来请同学们一起从右往左再一次朗读这副对联，观察对联有什么特点？

10、介绍对联。

对联啊，就是我们讲的对子，是写在纸上、布上或者刻在柱子上、木头上的对偶的语句。对联有上下两句，咱们一般从右往左读。咱们再读一遍。

你在别的地方看到过对联吗？ 

四、 课后作业

1、 给家人讲讲《灵隐题联》的故事。

2、 搜集并积累有趣的对联。

【板书设计】

14、灵隐题联

坐 请坐 请上坐

茶 敬茶 敬香茶

苏轼的人生态度篇6

关键词：士；知识分子；批评；人格宽容

Abstract: In modern society， judgment of the intellectuals is made according to whether they can put forward criticism and suggestions based on knowledge and tr uth. Moreover， it is highlighted that what the society needs is actually the cri ticism from intellectuals. So the tolerance toward intellectuals is， in fact， th e tolerance of their criticism. Studies of Sushi， a famous intellectual in China 800 years ago， who advocated “criticizing the faults of one’s times and predi cting misfortunes even in prosperous time”， show that the belief of modern inte llectuals is just the continuation and development his life orientation. Actuall y， Su Shi’s idea had the glorious flavor of modern reason.

Key words: scholar; intellectual; criticism; personality toleran ce

提起中国封建士大夫阶层的杰出人物，我首推苏轼。回顾苏轼的一生，应该说是坎坷的 一生，辛酸的一生，但也是辉煌的一生。苏轼终生都在坚持自己的改革主张，总要把自己认 为的“当世之过”顽强地揭露出来，因而既受到新党的排挤打击，旧党也一点没有轻放过他 。如他自己所说，旧党对他的迫害，有时甚至比新党当初对他的迫害更“阴毒”(参元三 年十月《乞郡札子》)。陆游把苏轼的一生总结得恰如其分：“公不以一身祸福，易其忧国 之心。千载之心，生气凛然”。(《放翁题跋》卷四《跋东坡帜》)

一个人同时被两种互相敌对的势力所不容，并时时受到无情的打击和迫害，这是一种特 殊的现象，姑且称作“苏轼现象”吧。用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观点分析研究“苏轼 现象”，给苏轼一个正确的定位，充分肯定“苏轼现象”的意义和价值，探讨“苏轼现象” 的历史延续，将有助于进一步认识知识分子究竟应该怎样做人、做事、立功、立德和立言， 为社会做贡献。

一

“言必中当世之过”，是苏轼做人、做事、作文和立功、立德、立言的核心思想。苏轼 是北宋皇帝的臣子，他竭力想做个忠臣，处处为君着想。不过他做忠臣，和别人有所不同。 他欣赏孟子所说的“我善养吾浩然之气”(《孟子公孙丑上》)，他说有了这浩然之气，“ 则王、公失其贵，晋、楚失其富，良、平失其智，贲、育失其勇，仪、秦失其辩。”(《潮 州修韩文公庙记》)他认为具有浩然之气的人，才能在文学、政事上有所成就，才能在立德 、做人上为后人所敬仰。浩然之气使苏轼挺直腰板做人，理直气壮说话，光明正大做事，始 终坚持不以一身祸福，易其忧国忧民之心做人的准则，永远向社会开口，或建言，或批评， 成为诤言詈当世之过的楷模。

苏轼的批评锋芒无所不至，归纳起来，大致有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抨击社会不公。苏轼是一位留心观察社会，救时济世的作家。在他留下来的2700 多首诗中，真切描写人民穷困悲惨生活，揭露地主无穷盘剥、官府苛征重敛的作品，占有相 当的篇幅。

其二，讥刺当世之过。苏轼性格耿介，一贯直言得失。早在仁宗朝应试制科时他就毫不 掩饰地警告宋统治者：“国家无大兵革，几百年矣。天下有治平之名，而无治平之实；有可 忧之势，而无可忧之形，此其有未测者也。”〔1〕(P226-227)苏轼把国家比喻成一 个“忧然不乐”的病人 ，自己说不清哪里不舒服，一般人也看不出他的言语饮食、起居动作与常人有什么差别，但 扁鹊、仓公那样的高医却一看就知道，他已病入膏肓，危在旦夕了。要想治好他的病，“固 非鲁莽因循苟且之所能去也。”〔1〕(P226-227)他认为“天之所以刚健而不屈者， 以其动而不息也。”〔1〕(P226-227)天 下万物皆生于动。对于祖宗的成法，应当遇时而变，随时而进。否则，国家将会穷蹩，历史 也会止步。同时，苏轼还指出了“不耕之兵聚于内而食四方之贡赋”〔1〕(P272)的 弊端，并忠告宋政府 ：农民是天下之本，人们的衣食住行都依赖他们。现在国家白白养活庞大的军队驻于内地， 既不使征战，又不使生产，这岂不是“弃财”吗?国家强迫那些年老体衰的士兵蹈赴战场去 送死，这岂不是“弃民”吗?这种愚蠢的做法，应当立即停止。此外，苏轼还对冗官制度、 官府无穷的差徭、繁苛的律令等提出了尖锐的批评。

其三，批评文辞不实。真实是文艺的生命。苏轼十分重视文艺的真实性。他极力反对晚 唐以来西昆体“浮巧轻媚、丛错采绣”的不良文风。但同时他对发展到了另一极端，流为迂 奇怪僻的文风亦极为不满，认为这是一种“新弊”。因为在苏轼看来，唐宋古文运动的倡导 者提出“复古”的目的不过是要求创作回到表现现实生活的正确道路上来，现在很多人“用 意过当”，竟又把迂奇怪僻当作追求的目标。矫枉过正，必然会走错路。旧弊也好，新弊也 好，都是苏轼极力反对的。他在《书吴道子画》中，就曾极力赞赏吴道子的人物画，“得自 然之数，不差毫末”，并且把吴道子画人物的真切比喻成“如以灯取影，逆来顺往，旁见侧 出，横斜平直，各相乘得”。这些说法，虽然偏颇，但从他所推崇的实质看，却道出了一条 严肃的美学原则：文艺必须忠于生活。

其四，自责言之闪失。以批判而见长的苏轼，一生不仅无情地解剖别人，解剖社会， 揭露社会的弊端和阴暗面，同时也在无情地解剖自己，向世人曝光自己皮袍下藏着的那个“ 小”字。苏轼自幼受良好的家庭教养，早年就立下了“救时”、“济世”的宏图大志。他与 那种依红、偎翠的风流文人和撮权贪禄的庸俗官吏不同。他自谓“始不自量，欲行其志”， 〔2〕(P1324)“少小不为身，宿志固有在”〔2〕(P1171)。他的宿志就是：“ 笔头千字，胸中万卷，致君尧舜，此事何难?”〔3〕(P282)“雨顺风调百谷登，民不 饥寒为上瑞”〔4〕(P223)。正因为有这种理想和抱负，他才敢于看见不 顺眼就指责，发现错误就批评。真有点“论时事不留面子”的意味。直到老年，他把这种批 判的锋芒引向了自己。这是否说明他想否定自己一贯的主张——“言必中当世之过”?答案是否 定的，反而从另一个角度证明了苏轼至死不渝所坚持的“指归在批评”的坚定立场。人愈老 ，他这种批判思想愈加成熟，批判锋芒愈加犀利深刻。他老来的诗文，并不是要否定自己所 推崇的批判精神，而是要批判包括自己在内的儒教通病，即“空文而少实用”和“少有中理 ”的“偏见”之论。这种严于律己的自我批判意识，正是对自己负责，对社会尽职的具体表现。

二

苏轼之所以终生坚持“言必中当世之过”，处“盛世”而作“危言”的人生价值取向，原因 是复杂多样的。

首先是良好的家庭教育和文化修养。苏轼对人生和社会的主人公意识和强烈的责任感， 如何“救时”、“济世”，苏轼从父亲那里找到了答案：即要看准当世之过究竟在哪里 ，同时还要敢于把它一针见血地指出来，且要指得准确、中肯，起到“凿凿乎如五谷必可以 疗饥，断断乎如药石必可以伐病”的作用。“言必中当世之过”，在今天就是作家干预生活 ，干预政治。具体指对现实生活中的重大错误缺点不能熟视无睹；对种种不合理、不公平的 现象不能不加批评、揭露；对被一种倾向掩盖着的另一种倾向——尤其是消极倾向——不能 不提示并引起社会的普遍关注。从这里可以看出，生活在12世纪的苏轼，已有了强烈的问题 意识，这和当代知识分子是一脉相通的。当然，苏轼“言必中当世之过”的态度和目的是积 极的，建设性的，与其“致君尧舜上，再使风雨淳”的忠君思想是相统一的。

父亲的教诲使他树立了“救时”、“济世”的宏图大志，博览古今和良好的文化修养又 炼就了他直言极谏的铮铮铁骨，养成了他论人论事，客观、全面，既肯定优点，更强调缺点 的思维品质。他在《韩愈论》里有这样几句名言：“嗟夫，君子之为学，知其人之所长，而 不知其蔽，岂可谓善学耶?”主张具体分析，一分为二，不搞绝对化，苏轼的思想是非常现 代化的。正因为如此，他论先秦诸子百家，评李、杜、韩、柳等文坛宿将，始终坚持自己作 主，拿出眼光，好处说好，坏处说坏的评价原则。这在《商君说》、《书学太白诗》、《记 子美陋句》、《评韩柳诗》等篇章中均有详细的表述。

其次是宦海沉浮，坎坷人生所养成的平民意识。 政治上的种种磨难，更拉近了苏轼与贫民百姓的距离。贬黄州后，亲友绝交，疾病连年，饥 寒并日，“人皆相传已死”〔5〕(P656)；谪海南时，自度“垂老投荒，无复生还之 望”，乃至“处置后事”，与儿子决别。〔2〕(P1695)“政治上的打击和失意，使苏 东坡有机缘与下层生活靠近，扩大视野，体察艰苦生活。难怪他在《次韵孔毅甫久旱已而甚 雨》中概叹：“我虽穷苦不如人，要亦自是民之一”。

苏轼自居于平民，妥当与否，姑且不论，但这种思想和意识都是非常宝贵的。它决定了 苏轼能以常人的眼光，常人的心态和常人的生活方式去审视他人、他事和自己。这样就容易 做到，看见什么说什么，实话实说，错就是错，对就是对，假就是假，真就是真，绝不会把 丑的说成美的，把恶的说成善的，于人于己，向来如此。正像鲁迅所说的，“老百姓虽然不 读诗书，不明史法，不解在瑜中求瑕，屎里觅道，但能从大概上看，明黑白，辨是非，往往 有绝非清高通达的士大夫所可几及之处的。”〔6〕(P350)贫民意识使苏轼说实话， 说真话，而且置生死祸福于不顾。常说，敢说人生社会的弊端，这在苏轼身上似乎已经个性 化了。

其三是自由独立的人格力量。苏轼一生因直言屡遭不幸，虽然，亲戚朋友曾良言苦劝， 即使他反对的政敌，也曾暗示他应该收敛一些，但他初衷不改，依然故我。苏轼对苦难并非 麻木不仁，对加诸其身的迫害也不是逆来顺受，而是以一种全新的人生态度来对待接踵而至 的不幸。在艰难的岁月中，苏轼实现了社会责任感与个性自由的整合，形成了独特的苏轼人 格。这种独特的人格其内涵是非常丰富的。它对国家(君王)要讲责任，对人民要讲良心，对 个性要讲自由。这种人格使苏轼永远不满足现状，时时向社会开口，批评错误，弘扬正义。 这种人格也保证了他在被贬谪中，仍不忘立德、立功、立言。他先后在杭州、密州、徐州、 湖州任地方官，除灭蝗救灾、抗洪筑堤、捐助修桥外，文学创作也颇丰盛。尤其对黄州时期 苏轼的思想，后人议论歧出：有的认为佛老思想占主导地位，有的认为儒家思想占主导地位 ，有的认为以佛济儒，还有的认为是各种思想的“大杂烩”。其实，这一时期是苏轼思想、 人格形成的重要时期。不论对待佛老、心灵，还是对待社会、现实，他都与前人不同。苏轼 以特有的机制，把儒家“用之则行，舍之则藏”、“穷则独善其身”，道家的“任其性命之 情”和“齐一万物”，以及佛家的“四大皆空”、“万法平等”等易于导向消极的思想赋予 了积极的内容，将其作为一种认识自我、发展自我、显扬自我的理论根据和精神支柱，从而 实现了对传统儒道两种人格的超越，建立了一种执著现实而又超越现实、追求心灵自由而又 不逃避人生的新的士大夫人格。这种人格对正统的封建伦理秩序起着潜在的破坏作用，恰好 契合了他信奉和追求的“言必中当世之过”、指归在批评的人生价值取向。

三

《左传》中说，人生有三不朽：曰立功、立德、立言。苏轼何功、何德，其不朽世人皆 知，但功德之不朽又毁誉难定，就是盖了棺也未必能定。中国历史上对苏轼的时褒时贬，就 是明证。所以不少国家都把为自己民族创造灿烂文化的“立言”人视为真正的不朽者。当然 “立言”之“言”也毁誉难断，但与功德不同，“言”的毁誉越难断，它也就越可能不朽。 就是功德之不朽，其实也得靠“立言”来存留。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才从苏轼所立之“言 ”，来评判其所立之“功”与“德”，并提出了耐人思考、探讨的“苏轼现象”。

所谓“苏轼现象”指的是：王安石掌权的时候，决意变法，苏轼明知自己“若少加附会 ，进用可必”。可是由于政见不同，改革想法有异，觉得很多新法以及具体办法已经成为“ 当世之过”，他就“上疏六千余言，极论新法不便”，以致得罪下狱(《杭州召还乞郡状》) 。司马光上台后，不顾一切废新法，苏轼从一贬再贬中骤迁回京，做了大官，可是他在民间 实践中看到新法的某些方面确比旧法利多弊少，而采取了有所维护的态度，认为原来“交契 最厚”的司马光一些极端做法又成了“当世之过”，便不惜与之力争，惹得司马光大怒，终 于再被旧党排斥了下去。苏轼对此有自己的看法：

昔之君子，惟荆(指王安石)是师，今之君子，惟温(指司马光)是随。所随不同，其 随一也。老弟与温知至深，始终无间，然多不随耳。

(《与杨元素》)

一个人同时为两种相互敌对的势力所不容，究竟是个人的悲哀，还是社会的悲哀?谁应该对 此负责?“苏轼现象”的启迪是多方面的。

首先肯定责任不在苏轼。因为苏轼并非难说话，与人不合作，也毫无半点“自恋症”的 影子。他从未夸张自己的出众，并把它发展成孤芳自赏、多愁善感、爱洁成癖、孤高冷漠、 蔑视他人等性格定势。他虽然也经常回视自我，但这种回视像目睹社会、人生一样，看到的 不是自己的出众，而是缺陷、过错，并及时地、毫不留情地把它——自己的和社会的过错— —统统揭露出来，提出救治的办法。毫无疑问，罩在苏轼生活上的阴影，对苏轼身心健康的 损害，重权在握的人应该负责，社会应该负责。黄平先生认为，从现代意义上看，知识分子 可分为三种类型：一类是技术型；二类是以批评现实生活为使命——相当于中国传统“清议 ”的批判型；三类是对学术、社会和自身进行检点的反思型。其实“反思”的目的也在于批 评错误，除弊兴利，所以，“反思型”知识分子也可以并入“批判型”知识分子。因此，福 柯把知识分子只分成两人类型；怀抱天下型和务实专微型。用现代人的眼光去审视苏轼，他 似乎应该属于以批判为能事的怀抱天下型知识分子。苏轼的身上，充分体现了封建士大夫和 当代知识分子“干预”和“介入”的功能。不过，苏轼怀抱的天下，一是宋王朝赵家的天下 ，二是百姓贫富苦乐的天下。这种人生态度和价值取向，是积极的，值得肯定的。

其次，从苏轼的“立功、立德和立言”中，我们看到了士大夫和知识分子其心理指向， 都具有强烈的忧患感与批判意识，对现有的一切都表示不满甚至于愤怒。这种心理指向，其 力量来源于他们自身，来源于他们自身的民间立场和人格力量。这种力量迫使他们殷切地渴 望在错误或苦难的理想废墟上重建一个新的精神王国，这种愿望促使他们自信地把除弊兴利 、扶助君王和拯救国家民族的义务毫不置疑地担在自己的肩上。苏轼追求人类对自然、社会 和人生保持着知识意义上的终极关怀，他把这种目标作为超越世俗对抗的最高境界，并以此 来规范和指导自己的社会批评(包括文学创作在内的精神生产)活动。众所周知，片面追求价 值目标，是封建士大夫阶层的传统，这种积习在苏轼身上表现尤为强烈。他一生自觉地倾向 于知识的功用性和价值性，并以旺盛的参与激情顽强地表现出来，虽九死而不悔。苏轼平生 受到两次严重的政治迫害。第一次是45岁那年，因“乌台诗案”而被贬黄州，一住四年。第 二次是在59岁时被贬往惠州，62岁时贬至儋州，到65岁才遇赦北归。这就 是苏轼有经世治国之才，而无经世治国之业的缘故。苏轼去世前作《自题金山画像》说：“ 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就其政治事业而言，这话当然有自嘲、反讽的意味， 但对文学家苏轼来说，其盖世功业确实是在这时候建立起来的，特别是长年生活在社会下层 ，其健全人格和民间立场，也就在这时候完善和培养起来了，这将成了他生活的精神支柱， 成了他永远进取，积极乐观的力量源泉。总之，苏轼的政治激情高于求知的热情。他对知识 的追求是由所谓的社会政治目标所牵引的，知识性受制于价值性，效忠君王，兼济天下，忧 国忧民，是求知和从事一切活动的目的。君王和国家的命运及老百姓的祸福是高于 一切的，参与国家的政治生活是最高的使命。苏轼用毕生的精力实践了“士以天下为己任 ”的格言，并成为他的心理基础，与君王国家同呼吸共命运成了一种人格的自觉。这种自觉 必然造成他“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的崇 高境界，以及关怀意志和批判精神。

再次，封建社会士人到了今天则演化为知识分子。因为士人受从屈原的“上下求索”到 顾炎武的“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文化熏陶，形成了舍我其谁的主人翁精神和精英参与意 识，这一点，在苏轼身上表现得最为强烈。但也有一部分士人因过分强化这种角色意识和参 政期望值过高，加之缺少必要的社会实践，缺少政治经验和解决社会事务的实际能力，不能 对一些政策和政府行为作出客观的评价，故在顺境时，可能切入社会发展的正常轨道，对社 会运行产生正向推动力，并由此激发自身的进取精神；逆境时，则易于回避矛盾，逃避现实 ，淡泊自守，或者由于过分的压抑而以变态的情感宣泄来参与社会，构成社会正常运行的阻 力，其典型代表当推阮籍等。封建士人这种充满张力的两极互相补充，相反相成，为当代知 识分子留下了深深的胎印，使他们的心态波动缺乏恒定的指数。但是，对今天知识分子影响 最深，最具有积极意义和最值得学习借鉴的恐怕非苏轼这类士人莫属了。

苏轼一生都在批评。批评当世，也批评自我。这正是现代人介定知识分子时最看重也最 不容忽视的一点。高尔基在强调知识分子应该肩负思想启蒙和精神创造的使命，并宁愿为此 牺牲自由与生命的同时，还特别指出，知识分子另一个使命就是批判。他公开宣称：“不管 权在谁的手中，我都保留我的批判地对待它的人的权利。”人们也许知道，“批判现实主义 ”这一术语就是高尔基创造的。他主张知识分子“应当站在政治之上，应当学会限制自己的 政治情感”；因为“政治——不管是谁搞的政治——永远是令人厌恶的，因为与之相伴的不 可避免的会有谎言，污蔑和暴力”。〔7〕这里应该特别强调的是，“站 在政治之上”超越政治， 决不意味着远离政治、躲进纯学术或纯艺术的象牙塔，而是要站在政治漩涡之外，对政治生 活和社会生活的缺失和阴暗给予勇敢的揭露和批判。封建时代的苏轼做到了这一点，而今天 的知识分子怎样才能做到这一点呢?这就要认识士人向知识分子的演变。事实上，在中国， 士人演变成知识分子的过程中，其痛苦遭遇不亚于当年的苏轼。从清末科举改制以后，由于 没有相应的配套制度，知识分子一度成了自由漂移者，其地位和尊严毫无保障，是肮脏的， 需要改造的。后来制度稳定下来，又被定性为“毛”，灰溜溜的，变成了依附物，彻底失去 了独立和自由。但是，知识分子不管怎么被歧视，被改造、被践踏，他们始终保留、继承并 发展了士人“向社会提见识”这一本质特长。正因为这一点，当代不少学者都认为，所有的 读书人都是知识分子，但并非所有的读书人在社会中都能起到知识分子的作用。曼海姆在《 意识形态与乌托邦》中指出，知识分子不从属于任何特定的经济集团，他们所以成为一个独 立的阶层，乃是因为他们恪守着知识和思想的信念，自觉地承担着社会发展的责任，肩负着 人类的道义。这个观点后来被霍夫茨塔纳更明确地表述为：知识分子是社会良心的代表。无 疑，这种看法突出了知识分子的责任与义务，似乎是从苏轼这一类历代知识精英身上抽象出 来的经典结论。这种看法突出了知识分子的责任与义务。它超越了把知识分子简单地认作“ 有知识的人”这种形式主义的看法，而提炼出知识分子的更高境界。这个境界至少包含三个 层面：①自觉地从事知识产品的生产活动，以寻求真理作为人生的最高目标；②把知识和真 理作为惟一的权威体系，除此之外，不屈从任何其他的权威，诸如宗教、权力等，同时依据 这个权威体系时时进行批评与自我批评；③以理性的态度对待自然、社会、人生，不同于任 何以功利条件为转移的其他阶层和阶级。以此去衡量苏轼，似乎已看到了当代知识分子的兆 头。知识分子与众不同的宝贵之处，就在于他们具有独立的学术人格和顽强的批判精神。我 们需要知识分子，本质上讲是需要社会批评；所谓对知识分子要宽容，实际上是指对社会批 评要宽容。八百多年前，宋王朝对苏轼不宽容，把他一贬再贬，改革开放前，对知识分子错 误的定位，把知识分子整肃得灰溜溜的；现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知识分子回到普通劳 动者行列，像社会其他劳动者一样，他们开始挺直腰板，大声说话，大胆做事，积极从事精 神生产和物质生产。苏轼的悲剧命运告诉我们，与其说知识分子要有独立人格，不如说社会 批评要有独立品格；与其说某代知识分子走向死亡，不如说带有这一代人格烙印的社会批评 走向了死亡。社会一旦听不到批评，前人创造的文明将会逐渐泯灭，或者变成文明废墟。

〔参考文献〕

〔1〕苏轼.苏轼文集(1)［M］.北京：中华书局出版社，1986.

〔2〕苏轼诗集(4)［M］.北京：中华书局出版社，1986.

〔3〕全宋词(1)［M］.北京：中华书局出版社，1965.

〔4〕苏轼选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

〔5〕苏轼文集(2)［M］.北京：中华书局出版社，1986.

〔6〕鲁迅全集［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

苏轼的人生态度篇7

一、抒情主人公形象的变化

元丰二年（1079年）发生“乌台诗案”后，苏轼谪居黄州，《卜算子》就是他初至黄州寄居在定惠院时月夜感兴之作。到黄州之初，因罪废，他灰心杜口，谢绝交往。又由于牵连甚广，这时，“平生亲友，无一字见及”，彼此音问，一时尽绝，苏轼不能不深怀幽居离索的内心隐衷。在《卜算子》中，作者描写了一只深夜徘徊于天，“拣尽寒枝不肯栖”的孤鸿，通过它塑造了一个孤独寂寞和高洁自许、不愿随波逐流的形象，是他贬谪生活中苦闷、孤独心理的写照。苏轼在前期一直是积极入世的，他少年得志后平步青云，本身又文笔非凡，辩才出众；而在“乌台诗案”时期，他的境遇一落千里，前一日还在兢兢战战想着怎样赴死，后一日便又被皇帝开恩贬谪到黄州，人生的遭遇很离奇，这对他内心有极大的摧残，所以我们看到了《卜算子》中孤独失意的“幽人”，在“漏断人初静”时咀嚼着无人可解的“恨”与哀伤。

而黄州团练副使，只是个虚职，没有官俸，为糊口苏轼只得开荒种田，却没有怨天尤人，而是自得其乐，取雅号“东坡居士”，大有“审容膝之易安”的满足。元丰五年三月，也就是他被贬黄州两年之后，东坡到黄州东南三十里的沙湖买田，途中遇雨，“同行皆狼狈”，独东坡杖藜徐步，心定气闲，并引以为乐，写下了《定风波》一词。

《定风波》塑造了一个雨中吟啸徐行、不畏艰难、镇定从容、旷达乐观的形象。这首词虽然是因一次道中遇雨的偶发小事而作，却表现了一种难得的轻松，一种高居于现实苦难之上，“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笑傲人生的乐观豪放，这正是苏轼后半生应世态度的写照。“回首向来潇洒处，也无风雨也无晴”，政治上的浮沉起落，人生的荣辱逆顺，在苏轼的心中早已泯然一物，平和泰然的内心让身处逆境的苏轼保持着旷达的心胸，傲岸的心性。苏轼家人大多信佛，可以说苏轼自幼便受佛教思想的浸润；被贬黄州后，与住于庐山的佛印禅师常相往来，两人吟诗唱和，参谒佛理。从《定风波》这首词中，我们看到了佛法对苏轼的影响，他写自己在雨中洒脱安然的态度，实际上暗示了面对人生际遇的风雨飘摇，能够处之泰然。料峭的春风，让人更加清醒，“山头斜照”给了他淡淡的喜悦，却不知，在经历了山路上气候变化莫测的洗礼后，作者内心始终保持“也无风雨也无晴”的淡定。能把“风雨”和“晴”反差如此之大的现象，在心中等同视之，面对世事宠辱不惊，还有什么可怕的呢？

二、词风的成熟演变

虽然苏轼诗词一直被归为豪放一派，但总体上苏轼诗词是风格多样的。在题材、立意、语言、境界等方面苏轼全面开拓了词的表现世界，且有时这种拓展是有意而为之的。他在《与鲜于骏》中说：

“近却颇作小词，虽无七郎风味，亦自是一家……颇壮观也。”

在被贬黄州之前创作的《《沁园春》（孤馆灯青）》《江城子·密州出猎》等词中，苏轼突破了晚唐以来的香软词风，洗尽软媚少骨的的儿女情，表现出刚强雄健、渴望建功立业的英雄气。这一时期是苏词的发展期，词风在豪放之中不失细腻真切的情感。而“乌台诗案”成了苏轼生活的重要转折点。沉重的政治打击使他在地理环境上越走越远，在心灵上也越趋于独立不群。这使他诗词的思想感情和风格再次转变。贬谪黄州，使苏词的风格进入了一种更加纯熟的境地。

《卜算子》是苏轼贬居黄州时心情与处境的写照，用比兴之法，借孤鸿衬托，表达其“幽约怨悱不能自言之情”（张惠言《词选序》语）。它的艺术很高妙。黄庭坚评此词说：“语意高妙，似非吃烟火食人语，非胸中有万卷书，笔下无一点尘俗气，孰能至此！”其抒情吞吐含蓄，深刻体现了传统诗词婉约深美的特点。

而佛老思想的浓厚使被贬黄州的苏轼心境变得超然物外，旷达自适，而苏词的格调也渐渐由豪放转为旷达，艺术表现手法上也更加洒脱自如，在意蕴上更能显示出对社会，对人生的透彻静观。《定风波》便是代表作。 这首词表面是写沙湖道中遭雨，实则展示了词人洒脱不羁的性格和旷达的胸襟气度。“莫听”“何妨”“谁怕”“任平生”，简洁鲜明地刻画了词人在风雨中“吟啸徐行”，对困境安之若素的形象。通过这首词，我们仿佛看到了在生活的道路中，在仕宦的起落中，苏轼总是保持着达观的处世态度，保持着对生命的美好的追求。他把这种对生活的深刻感受写入词中，词不再说“愁”而是言“志”，言旷达不俗之志。随之苏轼又创作了前后《赤壁赋》，旷达超然的情怀表现的更加鲜明。

苏轼的人生态度篇8

在初中语文学习中，我们主要学习苏轼的作品有《江城子・密州出猎》《水调歌头》《浣溪沙・簌簌衣巾落枣花》《浣溪沙・游蕲水清泉寺》《记承天寺夜游》。纵观苏轼的作品，不仅具有乐观、豁达的心态，也有对命运的不屈服，有对人生和社会的深入思考。本文从书中诗词出发，结合苏轼的其他作品和林语堂的《坡传》，分析他的情感与抱负，并探究其原因。

一、豁达、乐观的性格

《江城子・密州出猎》写于密州知州任上，当时他虚岁四十岁，因与王安石政见不合，自愿请求外任。这首词中描写打猎的盛况，抒发作者愿赴边疆打击侵扰之敌的情感。词中，无论是场面的渲染“锦帽貂裘，千骑卷平冈”，还是自我形象的刻画“左牵黄、右擎苍”，“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无不体现出作者满腔的英雄之志、报国之情。一个“会”字，也表达出作者“一定要，一定行”的决心和自信。

林语堂在《坡传》中就曾称他为“秉性难改的乐天派”，“忧患来临，一笑置之。”这在他的词作中表现得淋漓尽致。如《水调歌头》作于熙宁九年（1076），时苏轼在密州。因与变法派政见不合，被排挤出京师，至此已有五年，和弟弟苏辙更是七年未见。然而苏轼与其弟弟苏辙感情甚笃。中秋之夜对月饮酒，他想到政治上的失意，亲人的分离，感慨万千，于是便有了“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之语。“人有悲欢离合”正应和了“月有阴晴圆缺”，两者都是自然之理，无须感伤。人虽分离，但情却常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虽与亲人相隔千山万水，无法见面，但是两心相照，明月与共，通过月亮的传递却也近在咫尺。作品通过对中秋赏月所展开的奇思异想，书写了壮志难酬的苦闷和对弟弟的深切怀念，表现了积极豁达乐观的精神。又如《阳关曲・中秋月》：“暮云收尽溢清寒，银汉无声转玉盘。此生此夜不长好，明月明年何处看？”这首词写于熙宁十年（1077）。离别七年以来，兄弟首次相聚，并共度中秋佳节，此时此刻，月明星稀，天空辽阔，兄弟二人举杯痛饮，互诉离别之情。月团圆，人团圆，这是多么美好的时刻。但是，无奈“此生此夜不长好”，正如苏轼在前一年中秋夜怀念弟弟所写的“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集结了他深情而缠绵的人生感慨，同时也体现了他积极乐观豁达的人生态度。

《浣溪沙・簌簌衣巾落枣花》是苏轼四十三岁时在徐州任太守时所作。这首词，讲的是苏轼有一次途径农村去谢雨的见闻。不仅有写景，还有记事。“酒困路长惟欲睡”“日高人渴漫思茶”“敲门试问野人家”，用这样简单的语句，既画出了一幅具有生活气息的农村风景图，又记下了敲门讨茶喝的经历。字面上表现了旅途的劳累，其实传达的却是积极喜悦之情，体现了苏轼体恤民情、爱民如子的情怀。

苏轼为人坦荡豁达，他因诗中有所谓的“讥讽朝廷”之语，被罗织罪名入狱，即“乌台诗案”。于是，于1080年二月被贬至黄州。在那里，他得到了樵夫野老的帮助，亲朋旧友的关心。山川景物的吸引，促使他敞开心扉，写了乐观呼唤青春的人生之歌――《浣溪沙・游蕲水清泉寺》。上片写暮春三月兰溪优美的景色和环境。作者选取了“兰芽”“沙路”“暮雨”“子规”等富有特征的景物，描绘了一幅清新的风景画。表现出作者热爱自然的人生情怀。下片由景入情，抒发人生感慨。“谁道人生无再少？门前流水尚能西！休将白发唱黄鸡。”表达了作者虽身处困境而老当益壮、自强不息的精神。这是不服老的宣言，这是对生活、对未来的向往和追求，这是对青春活力的召唤。他在逆境中还能表现出豪迈情怀，在政治失意后还能表现积极乐观的人生态度。这都是他乐观豁达性格的真实体现。

元丰六年，作者被贬至黄州已有四年。在那里，不得“签书公事”，也就是做着有职无权的闲官。在这种情况下，作者近乎流放，心情郁闷，但是他仍有进取之心，于是写了《记承天寺夜游》。文中对月夜进行了美妙的描绘，“庭下如积水空明，水中藻、荇交横，盖竹柏影也”。最后面对月光，作者抒发感慨，“何夜无月？何处无竹柏？但少闲人如吾两人者耳”，表达了作者安闲自若的心情。他在逆境中悠闲自得，进退自如，体现了他乐观豁达的人格魅力。

另外，一些悠然旷远、超尘出世的词作也透出他乐观豁达的处世态度。如《定风波》：“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 一蓑烟雨任平生。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山头斜照却相迎。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原是生活中一件极普通的小事：“三月七日，沙湖道中遇雨，雨具先去，同行皆狼狈，余独不觉。已而遂晴，故作此。”但其深层蕴含的却是词人的处世态度：处惊不变，失意淡然，坦然面对。词的上片写冒雨而行的心情，在铺天盖地的骤雨袭击下，诗人仍是那样的安闲自若，“一蓑烟雨任平生”，活脱脱一个履险如夷、坦然自若的仙人形象。词的下片写雨后景物和感受，骤雨已过，云开天晴，春风料峭，夕阳斜照，而酒意早已飘散。“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多么从容，多么豁达。

苏轼的达观，还表现在《念奴娇・赤壁怀古》和《赤壁赋》。在品味这些诗文的时候，我们很难找到或根本看不到被贬谪、被流放的罪官的落魄形象，我们看到的却是“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的千古英雄；我们看不到“在神奇的永恒面前”惊慌失措的俗人，却看到了敢于和天地自然平等对话的英雄豪杰，甚至是超然物外、羽化飞仙的仙人形象。虽然他的内心有过哀怨，有过矛盾，但在最后的时刻，乐观豁达总是取代了忧郁矛盾，最终获得了人生的思考和启迪。

纵观苏轼的作品，我们发现在人生起起落落、坎坷异常的情况下，他却始终能保持一种积极、乐观、豁达的心态，拥有一种精神的和超越。正如林语堂先生在《坡传》中所写“我偏爱的诗人是坡。在今天看来，我觉得坡伟大的人格，比中国其他文人的人格，更为鲜明突出，在他的生活和作品里，显露的越发充分”。坡的一生可以用这样两句话概括：“怀出世之态度，做入世之事业”。他的事业、成就、经历使他成为卓越之人，而其根本原因在于他的精神世界：通达人情、超凡脱俗、乐观豁达、得失随缘。他是一位哲人，有着良好的文学修养，卓越的艺术天赋，爱生活又善于生活的独特气质和坦然面对人生际遇，虽消极处世，却积极生活的那份豁达和超脱。

二、豁达乐观性格形成的原因

苏轼一生中升贬数次，仕途的坎坷，时局的黑暗，使其饱尝了人世间的人情冷暖，但是这些都没有影响他豁达乐观的性格。究其原因，我觉得主要有以下几点：

1.家庭环境的深刻影响

苏轼出生于一个极具文学氛围的知识分子家庭。父亲苏洵，因屡次落第，愤而烧毁自己的文章，后又努力攻读，成为著名的文学家。苏轼的母亲程氏也是一位很有文化修养的妇女，母亲的言传身教塑造了苏轼做人的基质。生活在这样家庭中的苏轼，幼年时不仅受到深厚的祖国传统文化的熏陶，而且也接受了儒家经世济时思想的教育，为他今后的人生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2.党派之争下的困顿失意

党派之争下的困顿失意让苏轼有了更深刻的人生思考，这也使他对沉浮荣辱有了更冷静、豁达的态度。深受儒家思想影响的苏轼怀着报国之情，踏上仕途。但是因为与王安石意见不合，作诗讽刺新法，被捕入狱，这就是有名的“乌台诗案”。苏轼几次濒临被砍头的境地，此后多次被贬，心灰意冷，困顿失意，不再对朝廷有过多的期望。在闲暇时间写下了《赤壁赋》《念奴娇・赤壁怀古》，我们看到的却是一世枭雄、横槊赋诗的曹孟德和风流儒雅“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的周公瑾。在“一年三百六十日，风刀霜剑严相逼”的险境中，苏轼洋溢了最有底蕴的乐观与豁达。尽管他时而哀怨凄婉，时而内心也翻起激烈的矛盾、波澜，但好在最终积极乐观排遣了郁闷、超脱取代了羁绊，成为了他思想的主流。

3.流放生涯中的豁达乐观

苏辙在《东坡先生墓志铭》中这样评价他： “其于人，见善称之，如恐不及；见不善斥之，如恐不尽；见义勇于敢为，而不顾其害。用此数困于世。然终不以为恨。”可见苏轼虽屡遭贬谪，屡次流放，可还是没有丝毫的怨恨与抱怨。甚至在逆境中他抱着“用舍由时，行藏在我，袖手何妨闲处看”的态度随缘自适。苏轼在《定风波》小序中写道：“沙湖道中遇雨，雨具先去，同行皆狼狈，余独不觉。”这“余独不觉”四字展示了“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的超然。他在《临江仙》中云：“人生如逆旅，我亦是行人。”只要抱定随遇而安的处世态度，努力保持宁静和自满自足，又有何惧？正是仰仗着这种处世态度，他才能安然度过被贬黄州的艰苦生活，后来则又帮助他挨过了更为艰难的远放岭南生涯。苏轼用他的乐观豁达化解了流放生涯中的苦闷和忧愁。

4.自身的思想性格

早年的苏轼就是一个乐天派。“往者不可谏，来者犹可追”，苏轼深谙这个道理，在《和子由渑池怀旧》中，“往者崎岖还急否，路长人困蹇驴嘶”一句表现出这样的一种精神：往事是不必过分怀念的，即使是怀念，也无非鞭策自己奋发向前罢了。对未卜前途怀着无限的憧憬，这就是乐观。苏轼的思想宏博开放，儒释道兼容并蓄。政治思想上，他以儒家思想为主。在人生修养上，则以释道思想为主。特别是身处逆境时，释道思想成了他的精神支柱。他以老庄的“齐得丧、忘祸福、混贵贱、等贤愚、同乎万物而与造物者游”以及佛家的“万物皆幻，四大皆空”来解脱自己，排遣苦闷，保持乐观豁达的胸襟和随缘自适的信念。但由于他性格耿直率真，从不苟合，所以虽有宏伟抱负却一直处于政治斗争、党派斗争的夹缝之间，不能有所作为。得意时少，失意时多，使得他的大多数作品都被注入了一种用以的旷达之情。

家庭的原因、流放和迫害以及自身的思想因素等使苏轼对人生有了更深刻的思考，这也使他对人生的荣辱沉浮有了乐观豁达的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