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邦项羽的故事范文

刘邦项羽的故事篇1

最近，我读了《史记故事中的大启发》这本书，在帝王中，我比较佩服刘邦，刘邦身上有着凡人不具备的特点——勇气与善于用人。他在乱世中果断的加入了反秦斗争，打出了大汉天下，做了凡人做不了的事。

刘邦一生中，有一个重要的命运转折点，那就是鸿门宴。刘邦先于项羽攻下秦朝的都城咸阳，项羽怀疑刘邦想雄踞一方，打败自己，于是设下鸿门宴邀请刘邦赴宴。刘邦猜到，项羽是想在鸿门宴上杀了自己，按理应该不去赴宴，可是，如果刘邦不去，则被项羽抓住了把柄，当时，项羽有40万大军，而刘邦只有10万军队，项羽必定挥师猛进，直取咸阳，砍刘邦的首级，就像鸡蛋碰石头，刘邦的一切大业都要毁于一旦。所以，刘邦必须冒险去赴鸿门宴，和项羽坐在一起喝酒、谈笑风生，取得项羽的信任，度过难关，再图后事。正是刘邦的果断决定，才成就了他后半生的伟业，这就是勇气！

然而，光靠勇气是不够的，这样的人只是一介武夫，难有大的成就，他还需要靠人才的辅佐，还要善于用人。实际上，刘邦只是一个匹夫，没有高强的武功，没有高深的学识，更没有历史，但是，他会用人，谋士的意见他都虚心听取，多学习，多借鉴。刘邦手下有一大批充满智慧的谋士替他出谋划策，有一大批能征善战的武士替他拼杀疆场。而项羽刚愎自用，自以为是，手下只有一个他信得过的谋士范增，还不信任他，不重用他，虽然有比刘邦多得多的军队，却变成了一个真正的匹夫。这样大的差距注定了项羽必输的结局，最终被刘邦打败，留下千古遗憾。

李世民曾经说过，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见兴替；以人为镜，可以知得失。我们从刘邦的故事中悟出许多有用的道理，只要我们多学习，多研究，我们就能成为王者。

刘邦项羽的故事篇2

刘邦能从屯官混到皇帝，除了在用人手段上，还有他个人的能力及性格。史书记载，刘邦是“流氓皇帝”，正是这“流氓皇帝”的称号，使得他在一些事情上敢作敢当。大丈夫能屈能伸，才能在社会上有立足之地。项羽击溃秦军主力后，引兵入关，听说刘邦已定关中，项羽大怒，进驻鸿门，欲攻刘邦。而此时的刘邦见项羽的40万大军围攻过来，考虑到实力悬殊，便委曲求全，他听从张良的意见，亲至鸿门谢过，愿意对项羽称臣。当时，项羽看刘邦怯懦下来，自以为是，就拒绝了谋士范增趁机剿杀刘邦的意见，这便是历史上有名的“鸿门宴”。正因为项羽的意气用事，才给了刘邦喘息的机会，使大汉军队不断庞大起来，后来与之争雄。

刘邦没有项羽的勇武过人，却做了皇帝，这跟他的为人处事有极大关系。刘邦为人圆滑，在一次项羽抓住了刘邦的父亲及妻子，并以此为要挟让刘邦退兵，说如果汉军不退兵，楚军将把刘邦的父亲煮了。众军士都以为刘邦会下令撤兵，然而，在两军阵前，刘邦根本不予理会，还对项羽说，我的父亲就是你的父亲，你要煮我的父亲，也分给我一杯汤喝！也是这话，让项羽放掉了刘邦的父亲及妻子。这或许是计谋，但更是刘邦的心计，他为了实现自己的理想，可以放弃一切，这便是在楚汉相争之时项羽败得一塌糊涂的一个重要原因。

刘邦不但用人手段高超，而且自我炒作手段也很高明。刘邦善于给自己做广告，从史记上不难看出，多有传奇色彩的故事发生在刘邦身上，正是这些富有传奇的故事，在当时的社会起了效应，使很多人尾随而来，为刘邦的心中大业添砖加瓦。现在，我们静下心来细细品味，很容易发现，这些故事的制造者应当为刘邦本人，或者是他的同党。史记中曾记载，陈胜、吴广起义时，陈胜就派人造假象，“大楚兴，陈胜王”的呼声使数千民众从四面八方涌来，支持陈胜的揭竿起义。既然在早出刘邦多年的陈胜能做这样的假广告，刘邦为何不能？于是，刘邦就常对人说自己是真龙天子，紧接着，又编出一大堆的传奇故事。再有，当时秦始皇的相士，算出东南方向有王气，秦始皇便下令去东南方向镇压王气，在丰县修建了厌气台。刘邦抓住这个机会，带领着几百造反民众在那里东躲，给人留下一种假象，他就是秦始皇所说的王气，天下贤士闻名而来，辅佐他左右。善于炒作，制造声势，才能为实现理想铺平道路，两千年前的刘邦就想到了这点，足以说明，刘邦这个人的聪明，能从平民做到皇帝，这也是情理之中。

平民出身的刘邦，在建立基业以后，能体会到民间疾苦。所以，大汉成立之初，刘邦就采取了许多重要措施，如“减轻田租，什五税一，‘与民休息’，凡民以饥饿自卖为奴婢者，皆免为庶人，士兵复员归家，豁免其徭役”等，与此同时，还继续推行秦代按军功授田宅的制度，规定商人不得衣丝乘车，并加重税等，恢复残破的社会经济，稳定封建统治秩序。他还剪除异姓诸侯王以加强统一的中央集权国家。刘邦认为秦朝不分封子弟招致孤立败亡，于是汉朝裂土分封九个同姓诸侯王。在一些大臣的建议下，还把关东六国的强宗大族和豪杰名家十余万口迁徙到关中定居。刘邦治国的经验也相当丰富，究其原因，应该与他平民出身的身份有关，在安定国家方面，他深信民安方能定国的策略。所以，在对老百姓的政策上，刘邦能以民为本，以民为重。可见，刘邦不管是在打仗，还是治理上，都有自己的独特之处。刘邦得天下后，并没忘记家乡父老对他的养育之恩，登基后的某年，还能回老家宴请那些亲朋高邻，并作词“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安得猛士兮守四方。”以飨父老之恩，充分体现了君民一体的治国理念，使老百姓甘心情愿臣服大汉。刘邦虽然平时待人粗暴无礼，但能对臣民赏罚分明，这也是一个作为明君的重要见证，有着公平的一面。

刘邦之所以能够得天下，还有一个十分重要的原因，那就是在对待百姓的问题上，刘邦表现得比项羽更宽厚、更仁慈。自古以来，得民心者得天下。项羽打败章邯以后，一次就坑杀秦兵卒20万，有“杀人魔王”之称；攻入咸阳之后，又火烧阿房宫，大肆进行破坏；特别是他杀死了反秦义军所立的楚怀王，大大孤立了自己。这样，项羽一再失信天下，他又怎么能够获得天下百姓的拥戴而取得成功呢？与项羽相反，刘邦入咸阳，与民约法三章，封存府库，秋毫无犯，自然就获得了百姓的拥护和爱戴，从这个意义上说，刘邦夺取天下也是必然的。另外，刘邦的爱民之心还表现在他的“和亲政策”上。“和亲政策”乍看起来好像软弱无能，其实其中却包含刘邦的大智慧和一片仁慈爱民之心。当年，刘邦初定天下，经年的战乱破坏，国力凋敝，人民厌战，急需休养生息，可此时北部的匈奴属于马上民族，他们居无定所，驱之而去，转眼又来，极难根除，与其与之交战空耗国力民力，不如采取和亲政策稳定边疆，与民生息，发展生产，待国力强大了再决胜负。正是由于和亲政策的坚定执行，才为后来汉武帝北击匈奴积存了实力，最后大获全胜。在和亲政策上，刘邦失去的是面子，可是最终他却赢得了天下。孰轻孰重，聪明人不用细讲，也自然明白。

刘邦项羽的故事篇3

传统观点认为刘邦是由于项羽“妇人之仁”而被放走的。如认为项羽是“沽名”，苏轼认为项羽是“君人之度”。这样项羽就成了“刚愎自用”“妇人之仁”“有勇无谋”“优柔寡断”的代名词。但我认为鸿门宴上刘邦不是被项羽放走的，而是自己走掉的，只是这个“走”不是盲目无序地走，而是有头脑、有准备地走；不是慌慌张张地走，而是游刃有余地走。

为何这样讲？请看宴会始末刘邦的精彩表现。

宴前，当刘邦从张良口中得知项羽要攻打自己时，虽大吃一惊，惊恐万分，但他毕竟城府很深，而且很善于用人。故在危机关头他沉着争取部下张良的意见，并细细地询问项伯的年龄，机智敏锐地做出自己的打算（“公为我呼入，吾得兄事之”。“约为婚姻”），可见他是一个头脑冷静、目中有人的人，也是一个善于应变、做事果断的人。这一“拉拢利诱”的策略确实高明，不但让项伯把敌我之别、血缘之亲抛诸脑后，而且还让他替己说情、为己开脱，甚至还让他在危急时能出手相护、为己所用。再者刘邦亲往鸿门谢罪，这是一个大胆的决策，非此不足以阻止项羽进攻。刘邦在宴会前的精彩表现，足以说明他后来的“走”是有准备、有头脑地走，而非盲目地走。

宴中，刘邦“先破秦入咸阳”，是“有大功”之人，但在同为诸侯王且小他二十多岁的项羽面前却谦词卑礼，不惜自贬身份，多次称臣，并屈尊面北而坐，这真是能屈能伸大丈夫也，而这一竭力迎合项羽沽名钓誉、好大喜功性格的做法，也展现了刘邦知人知己的一面。更耐人寻味的是，刘邦宴前对项伯说的话（吾入关，秋毫不敢有所近，籍吏民封府库，而待将军。所以遣将守关者，备他盗之出入与非常也）与宴会上樊哙对项王说的话（今沛公先破秦入咸阳，毫毛不敢有所近，封闭官室，还军霸上，以待大王来。故遣将守关者，备他盗出入与非常也）如出一辙，可见赴宴之前刘氏集团早就召开了秘密会议，把赴宴应该说的话早就做了一番统一，目的是通过不同的人对项羽做的同一解释，进一步打消项羽的疑虑。自己的屈尊，樊哙的进一步解说斥责，不但使项王理屈词穷，“未有以应”，还让“都尉陈平召沛公”，可见项王对“刘邦起如厕”毫无疑心，甚至对樊哙、张良的离席也都毫无防备。刘邦的精明再次得到体现。

宴后，刘邦对张良说：“我持白璧一双，欲献项王，玉斗一双，欲与亚父。会其怒，不敢献。公为我献之。”准备礼物为了显示自己的诚意，拉进与对方的距离，以打消对方的疑虑，这更表明刘邦是有备而来的，这都为他的有序而走做好了充分准备。

不过细读《鸿门宴》结尾，确有一处令人生疑——都尉陈平出账召沛公，怎会没有发现刘邦已走？发现之后怎不报告？之后他又去了哪里？文后注解：“陈平，当时是项羽的部下，后归刘邦，官至丞相。”这一注解本身就做了最好的解释，我们可以猜测陈平此时已有降刘之意，因而放走刘邦，这也许是陈平后来官至丞相的原因之一。

有人也许会说这不是陈平放走刘邦的吗？怎能说刘邦是自己走的？翻查《史记》，可知项羽不是陈平效力的第一位君王，在《史记》里演绎了一段用人史上的“陈平三迁”。“三迁”的背后，演绎的是各抗秦集团领袖用人的智慧和韬略。

陈平先后事魏和楚，然为何最终事汉？我想忠贞和操守只有在面对虚心纳贤的明主时才有真正的用武之地！所谓“良禽择木而栖，良臣择主而事”。没有刘邦虚心纳贤和善于用人的智慧，陈平怎会投靠刘邦，又官至丞相？

所以，刘邦之独特在于忍他人所未能忍，用他人所未能用，他的成功凭的是自己以柔克刚的智慧。这一智慧不但帮他走出了鸿门宴上危机四伏的险境，而且也走出了刘氏一统天下的锦绣河山。

刘邦项羽的故事篇4

关键词：楚汉战争；社会阶层；贵族；平民；中央集权

中图分类号：K23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1-862X（2014）03-0122-005

公元前209年，陈胜吴广起义开启了秦末政治进程。这一时期，由于地缘性政治势力的整合，贵族势力开始形成影响力并迅速取代农民阶层，掌握了反秦起义的领导权，致使诸侯反秦起义演变为六国复国运动。秦王朝灭亡后，出身贵族的项羽与出身平民的刘邦逐渐成为两大敌对的政治军事集团。项羽出身楚国贵族，有着较高声望；刘邦出身布衣素族，得到了平民阶层的大力支持。二人不仅出身不同，处事风格也有较大差异，特别是在构建新的统治秩序上，二人更是有着根本分歧。刘邦最终战胜项羽，再造统一的中央集权政治，是平民阶层的先进性战胜了贵族的落后与腐朽。本文着眼于秦汉之际的宏观历史背景，就其中若干问题展开探讨。

一、秦末六国旧贵族影响力的形成

秦汉之际，六国旧贵族拥有巨大的社会号召力和影响力，这是由春秋战国以来形成的社会基础和社会阶层的分化形成的。

所谓贵族，是商周以来形成的社会上层的统称，《礼记・王制》曰：“王者之制禄爵，公侯伯子男，凡五等。天子为王，下辖诸侯。”[1]122先秦社会是一个贵族等级社会，贵族拥有世袭的爵位和采邑，享受特权。如楚国封君之制，根据《史记・春申君列传》记载，“考烈王元年，以黄歇为相，封为春申君，赐淮北地十二县”[2]2394。黄现《唐代社会概略》对贵族的概念也有过论述：“中国历史上，所谓贵族阶层，夏、商、周有之，魏、晋、南北朝，亦有之。前者之贵族，皆系公侯伯子男，以及诸侯之世臣。”[3]92

平民阶层最早是由西周时期“国人”演变而来，春秋以降，国人参与政治的程度得以提升，成为春秋时期影响列国政治的一支重要力量。到了战国时期，国野制被郡县制取代，国人、郊人阶层演变为地主阶层和农民阶层。列国先后推行的变法运动，使得贵族垄断政权的世卿世禄制先后在主要诸侯国不同程度被废除，取而代之的是以平民为主体的官僚制度，频繁的兼并战争使得军功地主崛起，成为战国中后期各国一支重要的政治力量。同时，私学的兴起与百家争鸣局面的出现，特别是“士”阶层的兴起，使得平民阶层在政治、军事、思想文化各方面都发挥了重要的影响力，成为战国中后期社会结构的主体。

秦汉之际，面对反秦起义风起云涌的浪潮，以六国旧贵族为代表的贵族势力仍然发挥了巨大的号召力和影响力，成为领导反秦起义的中坚力量，这是由几个方面的因素决定的：

（一）秦王朝关东统治政策的失败

秦王朝建立后，如何制定政策，统治风俗制度、文化传统均与秦国不同的山东六国故地，统治集团内部有过争论。由于战国中期以来，以秦国为代表的关中地区与山东六国长期的对立情绪，并没有随着秦王朝的建立而消弭，相反，由于秦王朝通过推行郡县、统一文字、严刑峻法、迁徙六国豪强等大一统措施，反而激化山东六国故地的反抗情绪。秦始皇去世后，东西方矛盾进一步激化，进而成为秦末社会的主要矛盾。

（二）六国复国运动的兴起

《史记・陈涉世家》中记载“天下苦秦久矣”[2]1950，秦王朝在关东的一系列政策没有协调好原六国各阶层的利益关系。秦王朝关东统治政策的失败，使得反秦起义爆发后其在关东的统治迅速瓦解。随着陈胜吴广建立张楚政权，反秦起义迅速演化为六国复国运动，因而原六国贵族依凭其旧有的社会影响力迅速形成势力。

（三）宗法制与地缘性政治势力的结合

地缘性政治势力的形成是秦末政治走向的一个显著特点，虽然随着战国各国开展变法运动，以宗法血缘为核心的贵族势力受到很大的打击，但是宗法制度作为联系血缘、宗族的重要纽带，在秦末成为地缘性政治势力和贵族势力的重要基础。纵观反秦起义时期各主要军事集团，领导力量都是所谓豪杰、强宗、贵人、名族，这些力量都是原六国上层贵族势力，这些贵族通过宗法血缘，在东西方矛盾加剧时通过六国复国运动掌握了地缘性政治势力的领导权，而这些都是平民阶层无法达到的。

贵族的号召力也为当时社会所广泛认可和接受。反秦起义初起，社会各阶层纷纷起兵组成武力，而各路武装都在寻找六国旧贵族作为领导者，例如项梁项羽起兵江东后，东阳人陈婴也组织了一支两万人的武装，陈婴在听取其母亲的劝告后，谓其军吏曰：“项氏世世将家，有名于楚。今欲举大事，将非其人，不可。我倚名族，亡秦必矣。”[2]298秦嘉也拥立原楚国贵族景驹为楚王，“立景驹为楚王，军彭城东，欲距项梁”[2]299。魏人周市也表示“天下昏乱，忠臣乃见。今天下共畔秦，其义必立为王后乃可”[2]2589。这样的例子比比皆是，足见当时贵族强大的社会号召力和向心力。

因此，秦汉之际，在东西方矛盾交织、六国复国运动兴起的历史背景下，原六国贵族阶层通过宗法制形成地缘性政治势力，在影响力和号召力上远远大于平民阶层。但是，由于战国以来士阶层、中小地主和农民阶层已经成为社会的主体，在社会制度和社会阶层已经发生改变的前提下，虽然贵族掌握了反秦起义的领导权，但是其主要依靠的力量却仍是平民阶层。

二、楚汉战争：新旧统治秩序的对立与冲突

秦王朝的统一，是战国以来局部兼并战争和局部统一的结果，秦王朝采取的三公九卿制、郡县制，统一文字、度量衡等大一统的政治举措，也是战国中期以来封建化改革的继承与发展。秦王朝的统一顺应了当时历史发展的潮流，但是由于秦王朝统一之后没有及时转变统治策略，正如贾谊所言“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4]35，导致了社会各阶层特别是关东六国故地民众的强烈不满，“天下苦秦久矣”，秦王朝的灭亡，是统治策略失当，并不是大一统政治的失败。

战国中期以来，各国通过封建化的变法运动，沉重打击了世袭贵族的势力，但是贵族仍然在社会具有广泛的影响力，而且各国都保留有大量的世袭贵族，如楚国“封君之制”，各级封君的食邑仍然广泛存在。秦王朝建立后，为了强化大一统，增强关中的实力，采取迁徙原六国豪强的政策，严重损害了六国旧贵族的利益。因此，当反秦起义的主导力量由农民阶层变为贵族势力之后，以项羽为代表的贵族势力在新统治秩序的建立上采取否定大一统的态度，而希望重新构建战国时期的政治架构。

刘邦作为平民阶层的代表，其政治集团更多倾向于重建统一的中央集权王朝。早在刘邦攻破咸阳时，“诸将皆争走金帛财物之府分之，独（萧）何收秦丞相御史律令图书藏之”[2]2054。萧何在刘邦入关后，即开始收集秦丞相府的图册典籍，可见刘邦集团在灭秦后已经开始着手调整统治策略，为建立新的政权做准备。汉三年，郦食其曾劝刘邦“复立六国后世”，也被张良谏止。类似的史料还有很多，说明刘邦及其政治集团并没有将恢复分封制作为新的统治秩序，而是希望建立新的大一统王朝。

楚汉战争不仅仅是刘邦项羽争夺最高统治权的战争，还是秦末两种政治路线的斗争，楚汉战争的结局，某种程度上影响着中国历史的进程。刘邦战胜项羽，是平民阶层的先进性战胜了世袭贵族的落后与腐朽，是大一统历史大势的胜利。

三、项羽失败：贵族身份的双刃剑

项羽出身楚国贵族世家，是秦末贵族势力的代表。正如前文所述，贵族势力在秦末政治进程中发挥着重要的影响力，陈婴曾言“项氏世世将家，有名于楚，今欲举大事，将非其人，不可，我依名族，亡秦必矣”，这正是项羽的雄厚政治资本。项羽充分发挥了贵族的号召力与影响力，迅速成为诸侯联军的统帅，成为秦朝灭亡后势力最为强大的政治军事集团，具备了建立新统治秩序的条件。项羽最终战败，与贵族的腐朽落后、局限性以及推行分封制贵族政治违背历史发展的潮流密切相关。

（一）项羽继承了贵族阶层的腐朽与落后

项羽及其集团势力的形成，得益于秦末贵族巨大的号召力与影响力，但是贵族政治也是一把双刃剑，世袭贵族对平民阶层的轻视，导致优秀的人才不断流失。以韩信为例，韩信“无所知名，羽以为郎中，数以策干项羽，羽不用”，项羽因为韩信地位低下并没有重视其才能，以至于原属于项羽集团的韩信、陈平等优秀人才纷纷投奔刘邦。

贵族的落后与腐朽还使得项羽在重大问题上的决策有着很大的随意性与局限性。项羽家族及其部下在政治斗争中更多强调道义而忽视利益。以鸿门宴前后项羽的决策为例，鸿门宴前一个晚上，项羽在得到刘邦军队中左司马曹无伤的密报后，作出“旦日飨士卒，为我击破沛公军”[2]311的重要决策，准备在第二天与刘邦集团决战。但是就在这个晚上，项羽的叔父、楚国左尹项伯却“夜驰之沛公军，私见张良，具告以事” [2]311，将己方重大军事情报提前外泄。项伯这样做的原因却是出于私心，如张良言：“项伯杀人，臣活之。今事有急，故幸来告良。”[2]312项伯从刘邦军营回来后，面见项羽时言“今人有大功而击之，不义也，不如因善遇之”[2]312。

分析这条史料不难发现，当项羽集团在作出消灭刘邦的重要决策后，作为项羽的叔父、楚国的左尹，项伯居然连夜前往刘邦军营，不但和盘托出本集团的全部决策，而且还与刘邦约为婚姻。项伯完全没有站在己方的立场考虑问题，向对手出卖了项羽和自己。而他这样做的原因，却只是为了报答张良的救命之恩。也就是说，项伯将贵族知恩图报的道义看得比政治军事利益更为重要，这充分说明了贵族的落后与腐朽。面见项羽的时候，项伯居然说刘邦先入关破秦“有功”，发兵攻打他是“不义”。他再一次强调了“义”，就是在强调贵族的行事准则。项羽为此“许诺”，放弃了先前发兵攻打刘邦的决策。前后对比，项羽的决策如此随意，也正是贵族的行事风格。

此外援引两条史料作为补充。项氏家族作为楚国贵族，曾为项羽部下的韩信对项羽行事风格有过分析，认为“项王见人恭敬慈爱，言语呕呕，人有疾病，涕泣分食饮”。[2]2612项羽儒雅有风度，具备贵族的气质和礼节，受其影响，项羽的部下也大都注重道义和名节。钟离昧作为项羽帐下大将，他在项羽战败后投奔韩信，韩信面对刘邦的猜忌和压力，“汉王怨，闻其在楚，诏楚捕”，逼迫钟离昧自杀，钟离昧乃骂信曰：“‘公非长者！’卒自刭。”[2]2627钟离昧认为韩信非“长者”，而长者是指有德行的人，具备“义”“德”的人一般都拥有贵族身份，钟离昧受项羽贵族行事准则的影响，用道义来要求出身市井的韩信，自然只能落得自杀身死的结局。

（二）贵族政治的局限性：缺乏对不同文化的包容

项羽统帅诸侯联军进入秦国故地，“西屠咸阳，杀秦降王子婴，烧秦宫室，火三月不灭，收其货宝妇女而东”[2]315，建立一种残暴的政治形象。考察项羽集团的作为，并不是简单的残暴所能概括，而是有其深刻的阶层属性和文化属性。

秦末政治的一大特色就是贵族势力与地缘性政治力量的结合，这种结合固然使得贵族势力迅速形成武力，但是也存在着地方主义的局限。正如秦王朝对崤山以东六国故地的歧视一样，项羽集团也对秦文化有着较深的仇恨，东西方矛盾在反秦起义中达到顶点。秦朝灭亡后，造成东西方对立的政治基础已经不存在，这就需要新的统治阶层采取措施弥合东西方矛盾，而项羽由于楚国贵族的阶层属性，在取得军事霸权后并没有采取有效措施，相反在一些重大问题上采取短视的政策，进一步激化了矛盾。

章邯统帅秦军投降后，面对这样一支武装力量，项羽集团并没有正确处理。“诸侯吏卒异时故徭使屯戍过秦中，秦中吏卒遇之多无状。及秦军降诸侯，诸侯吏卒乘胜多奴虏使之，轻折辱秦吏卒。” [2]310诸侯军队对秦投降士兵的侮辱，实质是对秦统治集团的报复，也是东西方矛盾的体现，项羽集团并没有从统一天下的角度进行包容协调，相反采取了极端的方式，“于是楚军夜击坑秦卒二十余万人新安城南”[2]310。而项羽以“富贵不回乡，如衣绣夜行”的理由拒绝定都关中，也就是放弃了融合楚文化、齐鲁文化、秦文化的机遇。之所以会有这样政策的短视，是因为项羽在政治上并不接受大一统的政治形态，而是以恢复楚国的霸权作为政治目标，当这一目标实现以后，项羽集团以征服者的姿态实施了一系列类似春秋战国时期“灭国绝嗣”的军事掠夺，这是由项羽的贵族阶层的属性所决定的，也是对秦文化的一种报复。

（三）贵族政治的落后性：分封制违背了历史发展潮流

当时，“关中阻山河四塞，地肥饶，可都以霸”[2]315 ，具备号令天下的政治优势和战略地位。但项羽并没有统一天下之雄心，而是“欲自王，先王诸将相”，项羽自立为西楚霸王，“王九郡，都彭城”，企图仿效春秋五霸，凭借拥有的军事霸权，构建一个以楚国为主导的分封制统治秩序。

关于中原地区的“统一”，西周时期就已经实现，只不过统一的形式表现为王权下的分封制。秦王朝的统一表现为“大一统”，就是建立了中央集权的封建王朝，这是战国中叶以来各国变法运动和兼并战争的必然结果，构建以三公九卿制和郡县制为主体的中央集权政治体制，也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中央集权的政治体制在关中地区的秦国故地推行最为彻底，但是在山东六国故地，由于变法运动的不彻底，保留了大量世袭的贵族阶层，秦末地缘性政治势力的重组导致的六国复国运动，使得当时各诸侯都想恢复春秋战国时期的邦国林立、诸侯割据的政治局面以维持各自的现实利益。

项羽作为贵族势力的主要代表，迎合了“诸将相”的利益诉求，并进行了变通，“天下初发难时，假立诸侯后以伐秦。然身被坚执锐首事，暴露于野三年，灭秦定天下者，皆将相诸君与之籍之力也。义帝虽无功，故当分其地而王之”[2]315。项羽以反秦起义时的军功为标准，对“初发难”时六国复国运动所拥立的诸侯进行重新调整，先后分封了十八诸侯王。项羽推行分封制，维护了贵族阶层的利益，却违背了历史发展的趋势，司马迁批评他“自矜功伐，奋其私智而不师古”[2]339，指出项羽不建立秦朝业已构建的中央集权的政治体制，重回分封制局面，是逆历史潮流而动，这也是导致其最终走向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项羽对建立新统治秩序的选择，是由其贵族身份所决定的，项羽最终战败，也是贵族势力干预秦末政治进程的失败。

四、刘邦的胜利与平民政治的先进性

刘邦虽然出身平民阶层，但是也融合了贵族政治的某些特征。刘邦充分运用了宗法制与地缘性政治势力，通过丰沛籍子弟形成丰沛集团作为核心力量。平民政治对不同文化的包容使得刘邦集团能得到更广泛的支持，选拔人才上更看重才能而非出身，使得刘邦集团人才济济。大一统的政治局面符合历史发展的潮流，刘邦集团顺应这一趋势，是战胜项羽的根本原因。平民政治的先进性体现在如下方面：

关中地区是楚汉战争中刘邦集团的后方基地，“关中事计户口转漕给军，汉王数失军遁去，何尝兴关中卒，辄补缺”[5]418，成为刘邦取胜的坚强保障。关中后方基地的巩固，与刘邦对不同文化的包容密切相关。关中地区是秦国故地，刘邦入关后，不杀秦王子婴，并采取“封秦重宝财物府库，还军霸上，约法三章，悉除去秦法，诸吏人皆案堵如故”[5]5的政治举措，一定程度上弥合了战国以来东西方矛盾，获得了关中各阶层的大力支持，“人又益喜，恐沛公不为秦王”[5]5。反观项羽，入关后“屠烧咸阳秦宫室，所过无不残破”，自然是“秦人大失望，然恐，不敢不服”[2]311。这一对比，显示出平民政治的先进性。关中这一秦国故地居然能成为刘邦的后方基地，正是刘邦文化包容政策的成功。

刘邦集团人才济济，文有萧何、陈平、张良、郦食其等，都堪称一时之选，武有韩信、周勃、樊哙、灌婴等，猛将如云。虽然张良属于韩国旧贵族，但是大多数谋臣武将都是平民阶层，萧何、曹参是秦王朝基层官吏，周勃、灌婴、樊哙都是社会底层平民。刘邦自身就具备了平民政治家的优秀品格，坚韧有毅力，虚心纳谏，唯才是举，重视并极力拉动“贤士大夫”阶层，选择关中作为后方基地，这些政治家的远见也是贵族出身的项羽所不具备的。

在如何构建新的统治秩序上，刘邦集团摒弃了贵族政治，顺应历史潮流，谋求建立新的中央集权的政治格局，政治上的先进性与时代性，与项羽谋求贵族政治的局限与落后形成对立，刘邦最终战胜项羽，既是平民政治先进性的胜利，又是历史潮流的必然选择。

五、新统治秩序的建立：汉初布衣将相之局

刘邦开创的政治格局，清代赵翼概括为“汉初布衣将相之局”。事实上，布衣卿相从战国中后期就已经开始出现。李斯、白起、苏秦等人就以布衣之身而致王侯将相，秦王朝通过三公九卿制、郡县制巩固了官僚制度，因此，汉初布衣将相之局，是顺应历史潮流的继承与发展，是大一统的政治局面的具体表现。

战国中期以来列国变法运动极大地提高了平民阶层的政治参与度，并改变了春秋以前以贵族为主体的社会结构。秦王朝虽然在官僚制度的建设上打破了“世卿世禄”的贵族政治，但是其统治的主体，仍然是世袭的王族、贵族，正所谓“下虽无世禄之臣，而上犹是继体之主也”[6]36。反秦起义领导权被以项羽为代表的贵族势力掌握，他们将秦王朝关东政策的失败归因于大一统政治的失败，因此掀起六国复国运动，希望通过重建列国回到春秋战国的贵族政治形态，这无疑是历史的倒退。

新兴西汉王朝的社会基础，以中小军功地主和自耕农为主体，正所谓“汉祖以匹夫起事，角群雄而定一尊。其君起自布衣，其臣亦自多亡命无赖之徒，立功以取将相，此气运为之也”[6]36。同时，刘邦以平民的身份认识到弥合东西方文化的重要，因此在攻占关中后，采取“约法三章”、封存府库等多项举措，甚至任命“秦吏”宣喻政令，因而赢得了关中父老的好感，“唯恐沛公不为秦王”。他采取措施弥合了秦文化与以楚文化为代表的关东文化的矛盾，楚汉战争胜利后更是采取定都关中的方式进一步巩固统一的局面。可以说，秦王朝的统一只是政治军事的统一，而刘邦建立的西汉王朝，除了政治军事的统一以外，还做到了文化认同的统一，而这正是贵族阶层所做不到的。

清代史学家赵翼对刘邦及其开创的政治格局大加赞扬：“于是三代世侯世卿之遗法始荡然净尽，而成后世征辟、选举、科目、杂流之天下矣。岂非天哉！”[6]36刘邦战胜项羽，从历史进程上看，是平民阶层战胜了贵族阶层，是布衣寒门战胜了世袭贵族，是中央集权的政治体制的延续与发展。汉承秦制，西汉王朝的建立，使历史进入了历史发展的上升期，开创了两汉持续近400年的大一统繁荣局面。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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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贾谊.新书校注[M].北京：中华书局，2007.

[5]班固.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94.

刘邦项羽的故事篇5

本文按情节发展可分三部分。

第一部分（1、2段），交代鸿门宴的由来。文章先指出刘、项两军的驻地及双方兵力，表明项羽占有绝对优势，战争的主动权在他手中。斗争起因是曹无伤告密。项羽听说“沛公欲王关中”，冒犯了他的尊严，当即决定进攻刘邦；他的主要谋士范增乘机揭露刘邦的野心，也力主进攻。二人认识上的差异，预示着他们对刘邦将采取不同的态度。战争似乎已经迫在眉睫，却忽然出现了转机。项伯为报私恩夜访张良，劝他逃走，而张良反以“为韩王送沛公”为借口，将消息通知了刘邦。刘邦于是拉拢项伯，以谎言为自己辩护。项伯同意调停，并嘱咐刘邦“旦日不可不蚤自来谢项王”。由是而有鸿门宴上的斗争。

第二部分（3、4段），写鸿门宴上的斗争。节奏发展得快，气氛的变化也快。开始很平和，刘邦卑词“谢罪”，项羽说出告密人，可见怒气全消，有和解意，且设宴招待刘邦。但范增蓄意欲杀刘邦，始而“数目项王，举所佩玉玦以示之者三”，继而命项庄舞剑，“因击沛公于坐”，气氛紧张。于是张良出招樊哙。樊哙闯帐，项羽知其身份和来意后，赐酒缓和气氛。樊哙一介粗人，却一切做得合乎礼法，且忍辱吃了生彘肩并慷慨陈词，为刘邦辩解，指责项王“欲诛有功之人”。“项王未有以应”，反而赐坐。至此气氛进一步缓和，但危机仍未解除。这是宴会斗争中的高潮。

第三部分（5、6、7段），述会后余事。其中包括刘邦逃席，间道至军；张良留谢，项王受璧而范增破斗；刘邦诛杀曹无伤。本文情节按项羽是否发动进攻、刘邦能否安然逃席两个问题逐层展开，波澜横生，矛盾迭出，扣人心弦。故事首尾相应，虽属节选，亦有相对的完整性。

鸿门宴上，双方的形势关系转换几起几落。

宴前（非正面交锋）——刘被动，项主动，两告两定。曹无伤告密是导火线，战云密布；项伯夜告却是一个转折点，缓和气氛。项羽攻刘的决定是一时之气，不久“风正云散”；刘邦见项羽的决定却是深思熟虑之举，次日即成行。

宴中（正面交锋）——刘被动，项主动，三起三落。范增“数目”“举玦”，一起；召项庄舞剑，意在沛公，二起；樊哙闯帐，项羽“按剑而跽”，三起。真是“黑云压城城欲摧”，似乎一场血肉横飞的争斗不可避免。但樊哙受赐、慷慨陈词竟让项羽“不忍之心陡起，相惜之念顿生”，刘邦的借故逃席更是将危险消弭于无形。

宴后（非正面交锋）——刘主动，项被动，两毁两受。借故离席毕竟是权宜之计，毁约逃席，脱身回营则彻底扭转了被动局面。项羽受璧既预示了情节的彻底缓和，也更强烈地体现了项羽的悲剧性格。至于张良受托，是其“忠心之举”，范增毁玉，则为“愤怒之为”。

本文主要塑造项羽的形象，集中表现了他自矜功伐的性格。因为秦的主力被项羽击败，各路诸侯都听命于他，承认他的“霸主”地位，所以入关后一听说刘邦“欲王关中”，触犯了他的尊严，立即决定进攻；而在获悉刘邦“籍吏民，封府库”，等待他来处理，便放弃了进攻打算。更由于自矜功伐，他不把刘邦视为主要对手，不想在席间杀死他，而刘邦又注意维护他的尊严，使他动了“不忍”之心，所以对范增的多次暗示“默然不应”，对项庄、项伯筵间舞剑也不表态。这种“不忍”之心甚至使他对樊哙采取了格外宽容的态度：赐酒、赐坐。自矜功伐而又“为人不忍”，虽一时成功，最后终不免失败。

司马迁是把项羽当作悲剧英雄来描写的，他曾这样评论道：“自矜功伐，奋其私智而不师古，谓霸王之业，欲以力征经营天下，五年卒亡其国。”本文虽只写出人物的一个侧面，却能窥一斑而知全豹。

刘邦的形象也写得很生动。去鸿门“谢罪”，虽有项伯居中调停，其实是身入虎穴，命运难卜，但仍如约而往；回到军中，“立诛杀曹无伤”，从这些事能看出他的坚决果断。他一向待人傲慢，这一回又是“先破秦入咸阳”，是“有大功”之人，但在项羽面前谦词卑礼，唯恐有所不到之处——在宴会上屈居下座，他安之若素，出而未辞也觉得于礼不合，这又表现了他能屈能伸的性格。至于他的狡诈多端，从骂鲰生、拉拢项伯、骂告密人等细节中，都表现得很明显。

本文善于在矛盾斗争中刻画人物。鸿门宴从始至终充满矛盾，扣人心弦。开头是杀机四伏，可是刘邦假意向项羽谢罪，紧张气氛骤趋缓和；待到项庄拔剑起舞，刀光剑影充盈宴厅，气氛又趋紧张；等到樊哙拥盾强行入军门，项羽按剑而跽，则把矛盾推向高潮。接着刘邦离席、逃跑，张良留谢，气氛逐渐缓和。作者正是在如此剑拔弩张的斗争中，通过每个人物的具体表现（语言、行动、神情），运用对比映衬的手法，鲜明生动地刻画了两个政治集团里主要人物的不同性格。如：刘邦和项羽，张良和范增。项羽“自矜功伐”又“为人不忍”。轻信项伯，许诺善遇刘邦，一不忍；听信刘邦，不应范增，二不忍；宽容樊哙，产生相惜之心，三不忍；不究逃席，安然受璧，四不忍。以上不忍皆缘自项羽自矜功伐，这一切不仅使他丧失了杀刘邦的时机，而且导致最终的“乌江自刎”。相比之下，刘邦则复杂多了：既胆怯又勇敢；既机智又狡诈（拉项伯是智，责告密者则诈）；既能屈又能伸；既知人善任又善纳忠言等。

刘邦项羽的故事篇6

项羽是古来有名的英雄人物之一。据史书记载，项羽少时很有抱负，他认为书、剑都不足学，要学“万人敌”，学兵法。他“身长八尺余，力能扛鼎，才气过人”。当秦始皇游会稽经过他的家乡时，他看到了，竟说：彼可取而代之也。表现了很大的胆略。他随叔父项梁起兵反秦时，年仅二十四岁。年青英勇的项羽，在不到三年的时间内，就击败了案朝的主力罩，并和刘邦等各路起义军共同灭了案朝。救赵之役，充分显示了项羽的饶勇善战。他的大军渡漳水后，令将士破釜沉舟，持三日食，以示有进无退，决无还心。在钜鹿城下和秦军几次激战，楚军无不以一当十，取得了巨大的胜利，使诸侯无不慑服，从此，项羽也就成为各路诸候军事上的领袖。他在秦朝的统治中建立了杰出的功勋，声威煊赫，自称为“西楚霸王”。在和刘邦争夺“天下”的楚汉战争初期，项羽拥有四十万大军，文有谋臣，武有良将，不谓不盛。当时的刘邦却只有十万军队，在军事上远不是项羽的对手。但战争的结局却是弱的刘邦消灭了强大的楚军，取得了“天下”；而叱咤风云的项羽自刎而死。原因何在呢？这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

关于项羽的失败，他自己归之于天命，说：天亡我，非战之过也。历史家们则曾经作过各种各样的解释。司马迁说他：“自矜功伐，奋其私智而不师古，谓霸王之业，欲以力征经营天下，五年卒亡其国……”。有人认为项羽在灭秦后，曾一下子分封十八王，自称西楚霸王，热衷于不适应当时社会发展耍求的分封制，是使他最后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也有人从战略k分析，指出刘邦有肖何等替他治理关中一带，不断地补充军粮和兵力，拥有巩固的后方，而项羽后方很不巩固；有人认为项羽曾经多次坑杀降卒，有一次竟坑杀秦降卒二十万；进入咸阳后，又曾虏掠秦宫内美女、珍宝，所以逐渐失去民心。而刘邦却竭力收揽民心，入关中后，即与关中父老约法三章，废秦酷法等。的确，这些都可以说是项羽失败的重要原因。但是否还有其他重要原因呢？现在让我们再来看一下项羽的对手——刘邦对项羽失败原因的评述吧。

刘邦夺得“天下”后，曾经在一次庆功的宴会上问群臣，为什么他能够胜利，而项羽却失败了？大臣王陵回答说：陛下您待人傲慢，不如项羽仁慈，但陛下能与天下同利，项羽则妒贤忌能，有功者害之，贤者疑之，战胜而不予人功，得地而不予人利，所以失败。刘邦不完全同意王陵的见解，于是说：公只知其一，不知其二，要说到出谋划策，决胜于千里之外，我不如张良；治理国家，安抚百姓，供给兵粮，我不如肖何；至于统兵百万，战无不胜，攻无不克，我不如韩信。三人都是人中的俊杰，但我能使用他们，这正是我能战胜项羽的原因，而项羽就是有一个范增，也不能为他所用，当然要失败了。刘邦的一席话，深为赴宴的大臣们所悦服，这也决非偶然。

前面说过，项羽手下原也有不少能征善战的武将和长于计谋的文臣，但项羽却不能充分发挥他们的作用。拿范增来说，他是项羽的主要谋臣，与项羽的关系至为密切，被称作亚父。范增忠心耿耿，经常献计献策，但项羽并不能很好地听取范增的意见。有名的“鸿门宴”，就是一例。当灭案后，项羽屯兵新丰鸿门时，范增即已看到刘邦“其志不小”，曾劝项羽从速进攻，不要失去良机。那时刘邦的力量较小，因怕项羽攻打，就亲到鸿门会见项羽，表示自己无意与项羽争霸，项羽信以为真，并为刘邦置酒。刘邦这时就象是刀砧上的鱼肉，处境危险极了。席间，范增曾再三暗示项羽杀害刘邦，但项羽却默然不应。由于项羽没有采纳范增的意见，范增愤恨说：“唉！竖子不足与谋，夺项王天下者，必沛公也！……”果然，这使刘邦脱险后得以积蓄力量，待机而动。后来，楚汉荥阳相持时，刘邦因缺乏军粮向项羽求和，范增认为这又是一个灭汉的很好机会，屡劝项羽急攻。但项羽却中了刘邦的反间计，怀疑范增与刘邦有私，不听范增的话，并稍夺范增权。范增大怒说：天下事大定矣，君王自为之！臣巳衰老，讲解职归田！便即离项羽回家乡去了，还未回到家里，路上就发病而死。项羽从此也就失去了一个忠心的得力的助手。项羽既放松了攻城，这就使刘邦有时间作新的部署，转危为安。又如，项羽分封前，曾有一个姓韩的儒生劝他不要东归，说关中形势好，可以建都称霸。这本是一个很重要的建议，但项羽却回答说：富贵不归故乡，犹如穿着漂亮的衣服夜间行走，有谁看得到！韩生不满意项羽的答复，出去后说了一句讽刺话，项羽一怒就把他杀了。这些例子都说明项羽在有利形势下，在有关成败的重耍时刻，由于不能采纳别人的计谋而坐失良机，误了大事。再如刘邦的重要谋臣陈平和大将韩信等人，原来也都是项羽的部下，但都由于项羽不能倡赖和重用，不能充分发挥他们的才能，最后都纷纷离开了他而归附于刘邦。

项羽不但不善于使用人，而且也不能团结人。分封诸王时，项羽就以个人的好恶为原则，将好地封给自己的亲信及各王派来助战的将领，却把原来的各王迁于“恶”地。彭越等人反秦有功，由于未直接助项羽作战，灭秦后，项羽竟不给以任何安置， 以至后来在楚汉相争时期，彭越便在项羽后方，助刘邦攻地劫粮，给项羽以严重威胁。

项羽既不能容纳别人的忠言良谋，又不能使用人、团结人，这就不能不使自己逐渐陷于孤立，削弱了自己的力量，增强了刘邦的势力。最后，兵败垓下，自刎而死 也就并非偶然了。

与项羽相反，刘邦原来的力量较弱，但他在团结人、使用人和采纳忠谋良策方面，却远胜于项羽。刘邦所以能够取得“天下”，其原因固多，但这一条却也是一个重要的原因。

早在反秦斗争的过程中，就由于刘邦能团结人，得到不少人的帮助，加强了自己的力量，因而能够较为顺利地向秦都咸阳进军。刘邦接纳郦生的故事就是一个生动的事例。刘邦过高阳时，家贫落魄为案里监门的儒生郦食其来见。当时，刘邦正在洗脚，态度傲慢。但当他听到郦生的批许“你既然耍聚集人联合灭案，就不该对长者如此不恭敬”等话后，便连忙整衣恭迎，并虚心请教灭秦计策。后来郦生跟着刘邦，确实出了不少主意。至于刘邦拜韩信为大将的故事，更说明了刘邦还能不拘成例地使用有特殊才能的将领。原来刘邦被项羽封为汉王后，很多将卒以为刘邦将长期安住南郑，纷纷离而东归，韩信自离楚归汉后，只当上一名小军官，很不得志，于是也跟着大家跑了。肖何因深知韩信的将才，就连夜把韩信追回来，并极力向刘邦推荐，说韩信是“国士无双”。刘邦采纳了肖何的建议，便筑拜将台，以隆重仪式拜韩信为大将，授以兵权。同样一个韩信，在项羽部下只是一个默默无闻的小军官，而在刘邦处却是统兵百万，所向无敌的大将，这是多么鲜明的对比。

刘邦项羽的故事篇7

自封西楚霸王的项羽，以乌江自刎为终。临死前他感叹“天亡我，非用兵之罪也！”那罪在谁呢？

英雄不英雄需要对比。象棋上的楚河汉界，说的无非就是项羽和刘邦之间的对决。力拔山兮气盖世的项羽是如何败给既贪财又好色的刘邦，的确值得一说，尤其是项羽的一些事儿。

反秦之初项羽攻襄城，初期久攻不下，待城破之时项羽一怒之下把襄城的男女老少都活埋了。后来又和刘邦一起率兵攻打城阳，攻下后杀了全城百姓。

反秦胜利之际，章邯等秦将率部向项羽投降，项羽担忧降兵反复，在新安城南就把二十几万秦朝兵将统统活埋了。项羽带兵入咸阳之后，还顺带杀了投降的秦三世子婴，最后席卷了秦朝的财宝和妇女东撤。

几年征战，起义军最终灭掉了泱泱秦国，项羽杀的人当然不止区区。但和战场上杀掉的那些人相比，对百姓和降兵的诛杀更能凸显西楚霸王的性格。从战无不胜到骄矜自傲，项羽已经到达了人生的峰顶，接下来呢？答对了，等待他的只有陨落。

难以理解的是，在打下咸阳之后项羽不是选择巩固疆土，求千秋万世。相反，是凯旋归去，分封诸侯。虽然三下五除二就把胜利的成果给瓜分了，但分得极其不公平。项羽还楚准备分封时曾有一句名言：“富贵不归故乡，如衣绣夜行，谁知之者！”意思是抢了这么多珠宝和女人，不回老家炫耀炫耀就没多大意思了。

而刘邦在避过了项羽的风头之后，盘踞关中，重用张良韩信等将才，休养生息。那些被分封得不爽的诸侯们，则日益地偏向项羽的对手。实力就这样此消彼长。

从历次活埋、屠城式杀戮看，项羽的性格应是斩草除根型的，但难以理解的是他屡次惟放过了刘邦。两次可杀之，两次又放之。而立主对刘邦除掉的范增，反倒是被刘邦用一顿猪肉就给离间了。

说项羽目光短浅吧，他第一次看到秦始皇游历时就对叔父说出了“彼可取而代之”的话。说他有勇无谋吧，破釜沉舟的大胜却是洞窥了兵法中“哀兵必胜”的真谛。这些历史的大人物的人格分裂就是这么严重。

楚国大将宋义对项羽曾经有过一次对比式的评价，他说：“夫披坚执锐，义不如公；坐而运策，公不如义。”这之后的结局是，项羽发动兵变斩了宋义，从此开始了带头大哥的生涯。但宋义的评价注定是给项羽的一生做了注解。

看看项羽做过的那些亲者痛、仇者快的事，他的结局并不算坏。要论差距，他和汉高祖之间也不是那么明显，但刘邦听得进去劝又爱惜人才，于是那些该“肉食者谋之”的事儿，手下人都给办了。

刘邦项羽的故事篇8

关键词：张良 秘书 品质 启示

刘邦称帝后，在与文武大臣讨论国家兴亡时，总结了自己战胜项羽打下江山的经验：“夫运筹策帷帐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镇国家，抚百姓，给馈饷，不绝粮道，吾不如萧何。连百万之军，战必胜，攻必取，吾不如韩信。此三者，皆人杰也。吾能用之，此吾所以取天下也。”[1]80汉初三杰在汉朝建立及汉初政治稳定过程中都做出了不可替代的重大贡献。尤其是刘邦最为倚重和信赖的谋臣张良，在功成名就后选择了激流勇退，进入了淡泊名利、清静无为的超然境界，实现了古代士人的人生超越。张良堪为秘书的典范，其身上所闪耀着的秘书的优良品质和素质，值得秘书工作者深入挖掘、学习和借鉴。

一、忍小忿而就大谋――秘书成就事业的前提

张良出身韩国贵族世家，韩国为秦国灭亡时，张良尚为一血气方刚的少年，其虽未在韩国做官，却表现出了非同一般的豪侠气概和爱国情怀，“悉以家财求客刺秦王”。[1]80秦始皇到东方巡游时，张良与他求得的大力士制造了震惊宇内的“博浪沙事件”：他们用重120斤的大铁锤行刺秦始皇，却误中副车。张良因此遭到搜捕，被迫隐姓埋名、逃匿下邳。此时，张良奇遇传授他《太公兵法》的圯上老人黄石公。据《史记・留侯世家》载，张良在桥上闲走，一位老人家故意将鞋子扔到桥下并呵斥张良替他把鞋捡回来。张良有些惊讶，想打他，因为见他年老，强忍了下来，下去捡回了鞋。老人又命令：“给我把鞋穿上！”张良就跪着替他穿上。老人家高兴地离去又复返，称赞张良：“孺子可教。”并约张良五日后相见，后又两次以张良迟到为由怒斥张良，最后一次张良不到半夜就先到了，老人家才以《太公兵法》相授。[1]359张良视若珍宝、刻苦研习，终于使自己具有超凡的政治韬略。这段特殊的经历，展现出了张良从事秘书工作的巨大潜质和杰出的情商，奠定了其成就大业的坚实基础。如若张良不敬老、不隐忍，安能得到并参悟《太公兵法》，并“运筹帷幄、决胜千里”，辅佐刘邦成就大业。

《史记・淮阴侯列传》又记：汉四年（前203年），韩信降服且平定了整个齐国，派人向汉王刘邦上书，以“齐伪诈多变，反覆之国也，南边楚，不为假王以镇之，其势不定”为由要挟刘邦封其为齐王，[1]551此时楚军在荥阳紧紧地围困着汉王刘邦，刘邦看过韩信的书信，勃然大怒，破口大骂：“我在这儿被围困，日夜盼着你来帮助我，你却想自立为王！”张良暗中踩刘邦的脚，并凑近刘邦的耳朵劝其隐忍，立即册封韩信为齐王，征调他的军队攻打楚军，才解了围困，扭转了局势。在当时的情势下，刘邦若与韩信关系破裂，不论韩信是拥兵自重抑或倒向项羽，一旦形成刘邦、项羽、韩信三足鼎立的局面，将不知鹿死谁手。作为刘邦的大秘书，张良对这一形势洞若观火，并能及时提醒自己的领导“忍小忿、就大谋”，审时度势作出明智的决策。在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张良显示出了大秘书的坚忍、机智和远见卓识。

《论语・卫灵公》言：“小不忍则乱大谋。”忍耐和包容是秘书工作者学习本领、辅佐领导、成就事业的重要情商。情商远比智商更重要。上等人，有本事，没脾气。作为一个有发展前途的秘书，接人待物时一定要忍让、谦虚，领导、同事批评指责时更要虚心接受，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千万不能有抵触情绪甚至火冒三丈、意气用事。坡《留侯论》有言：“古之所谓豪杰之士，必有过人之节，人情有所不忍者，匹夫见辱，拔剑而起，挺身而斗，此不足为勇也。世有大勇者，猝然临之而不惊，无故加之而不怒，此其所挟持者甚大，而其志甚高也。”[2]757-758此言作为对张良人格中的坚忍不拔、临危不乱、胸怀大局的评价甚为至当，忍让包容、从容淡定和大局意识是紧密相连、互为因果、浑然一体的，这些品质是秘书工作者成就事业的前提。

二、能谋善谏――秘书成就事业的关键

秘书学界有这样一种说法：高级秘书是动脑出点子的；中级秘书是动手摇笔杆子的；初级秘书是跑腿办事的。诚然，一个好的秘书必须首先具备好学识、好见识、好脑筋，宏观的思维、精明的处世能力，忠诚事业、领导等优良品质。张良的能谋善谏，无疑展现了一位高级秘书的政治风范。以下二三事，可见一斑。

刘邦破秦初入关中时，看到秦朝宫室中狗马重宝美女不计其数，便沉醉其中，不思进取，意欲留居之。樊哙劝谏刘邦搬出，刘邦置若罔闻。此时，强大无比的项羽正率领大军气势汹汹地向关中杀奔而来，其势锐不可当，刘邦与其相较无异于以卵击石。正当众人不知所措之际，张良挺身而出：“夫秦为无道，故沛公得至此。夫为天下除残贼，宜缟素为资。今始入秦，即安其乐，此所谓‘助桀为虐’。且‘忠言逆耳利于行，毒药苦口利于病’，愿沛公听樊哙言。”[1]360刘邦方还军霸上，躲过项羽的正面攻击。在随后的鸿门宴故事中，项羽意欲消灭刘邦，项伯前来报信，劝张良逃跑，张良则言“臣为韩王送沛公，今事有急，亡去不义”，[1]360随后引荐项伯给刘邦，巧借项伯从中周旋并向项羽美言“刘邦不敢背叛项羽”，又在“项庄舞剑”时及时找来樊哙，沛公不辞而别、借机逃走后又代其献宝谢罪，正是由于张良的高超智谋和赤胆忠心才使得刘邦虎口余生，免去灭顶之灾。张良还充分利用项伯的关系为刘邦谋得了汉中宝地，奠定了刘邦打天下的坚实基础。而项伯之所以帮助张良，乃因其“尝杀人，从良匿”。[1]359项伯乃项羽的叔父，亦是后来项羽集团的重要人物，张良对项伯有救命之恩。而项伯多次援助刘邦，间接都是张良之功。张良的为人仗义、广结朋友，为其日后辅佐领导成就事业积累了重要的人脉资源。

刘邦当上汉王，准备之国巴蜀、汉中，张良又献上良策：“王何不烧绝所过栈道，示天下无还心，以固项王意。”这使项羽放松了对刘邦的警惕，刘邦亦借机迅速发展壮大。

在楚汉激烈对峙中，张良劝谏刘邦争取黥布、彭越，笼络韩信，而“卒破楚者，此三人力也”。[1]361实因张良发挥了极其重要的参谋作用。

西汉建立后不久，刘邦封赏了二十余名功臣，而后因其余的人争功而暂停封赏。一天，刘邦在洛阳南宫里，从天桥上望见将领们三三两两坐在沙地上窃窃私语，就问张良：“这些人在说什么？”张良回答：“陛下不知道吗？这些人在密谋叛变。”刘邦很惊诧：“国家刚刚安定下来，为什么要叛变呢？”张良说：“陛下出身平民，依靠这些人夺取了天下，现在陛下做了天子，所封赏的都是萧何、曹参这些故旧亲朋，诛杀的都是陛下平时所怨恨的。现在这些军官在计算战功，而天下的土地不够全部封赏，这帮人怕陛下不能封赏他们，又害怕平时的过失被陛下怀疑而遭到诛杀，所以就聚在一起密谋叛变。”刘邦忧愁地说：“该怎么办呢？”张良说：“陛下平时最憎恨而且是人所共知的人是谁呢？”刘邦说：“雍齿。”张良便建议：“现在赶快先封雍齿，群臣看到雍齿受到封赏，就都放心了。”[1]362事后果然如张良所言，张良“先封雍齿”的提议成功化解了一场潜在的危机，安定了人心，加强了内部团结。对此，北宋政治家司马光曾给予高度评价：“张良为高帝谋臣，委以心腹，其宜知无不言；安有闻诸将谋反，必待高帝目见偶语，然后乃言之邪！盖以高帝初得天下！数用爱憎行诛赏，或时害至公，群臣往往有觖望自危之心；故良因事纳忠以变移帝意，使上无阿私之失，下无猜惧之谋，国家无虞，利及后世。若良者，可谓善谏矣。”[3]277显然，作为刘邦的大秘书和重要谋士，在向刘邦献策进言前，张良进行了深入的调查研究，“耳听八方，眼观六路”，确保了上报信息的准确性、及时性和可靠性，并善于选择容易被上司采纳的适当时机和地点，这是值得秘书工作者学习的工作方法。

张良所出的众多计策之中，“商山四皓定太子”亦深为后人称道。刘邦因宠爱戚夫人，欲费吕后所生的刘盈而改立戚夫人所生的如意，许多大臣谏阻未果，吕后坐立不安、不知所措，于是令建成侯吕泽来张良处寻求解决办法，张良一开始婉拒：“始上数在困急之中，幸用臣策。今天下安定，以易太子，骨肉之间，虽臣等百余人何益。”[1]362在吕氏的再三要求下，张良方为其画出良策：“此难以口舌争也。顾上有不能致者，天下有四人。四人者年老矣，皆以为上慢侮人，故逃匿山中，义不为汉臣。然上高此四人。今公诚能无爱金玉璧帛，令太子为书，卑辞安车，因使辩士固请，宜来。来，以为客，时时从入朝，令上见之，则必异而问之。问之，上知此四人贤，则一助也。”[1]362吕氏依其言，为刘盈请来刘邦素所敬仰的商山四皓，刘盈经常带着四皓上朝，终使刘邦发出“羽翼已成，难动矣”的慨叹，[1]363从而打消了变更太子的念头。在这一关乎国祚的事件中，张良很有自知之明，深知此时的刘邦已非楚汉相争时对自己言听计从的刘邦，而是贵为天子、富有四海、高高在上、不容置喙的刘邦，他在刘邦心目中的分量不可与当年同日而语，若直言进谏，非但不能令刘邦回心转意，还很有可能冒犯龙颜、忤逆龙鳞。作为深谙帝王之道政治谋士，张良采用了迂回的战略，找来了在刘邦心中非常有分量的人物，不费唇舌，就间接达到了谏诤的效果。张良不愧为秘书的鼻祖，熟读领导之心，并依据领导的心意行事，焉有不成之理？

三、功成不居――秘书安身立命的法宝

《史记・留侯世家》载：“汉六年正月，封功臣。良未尝有战斗功，高帝曰：‘运筹策帷帐中，决胜千里外，子房功也。自择齐三万户。’良曰：‘始臣起下邳，与上会留，此天以臣授陛下。陛下用臣计，幸而时中，臣愿封留足矣，不敢当三万户。’乃封张良为留侯。”[1]362“自择齐三万户”是刘邦对张良功勋的高度认可和奖励，而“臣愿封留足矣”则是张良功成不居的生动写照，齐地是富庶之地，留乃穷乡僻壤，有天壤之别，另外，“上已封大功臣二十余人，其余日夜争功不决”，[1]362层层对比，鲜明地表现了张良在名利面前的谦逊、恬淡，这是一种博大的胸襟、一种超然的境界、一种高超的智慧。面对领导的嘉奖，能够做到不居功自傲，并极力维护领导的权威地位，始终把自己定位于配角，是领导的赏识和栽培成就了自己的事业，没有领导的识才用才，才有何用，功又何来？这就是张良超群拔俗之处，风采焕然，垂范后世，高山仰止。

司马光评价说：“夫功名之际，人臣之所难处。如高帝所称者，三杰而已；淮阴诛夷，萧何系狱，非以履盛满而不止耶！故子房托于神仙，遗弃人间，等功名于外物，置荣利于不顾，所谓明哲保身者，子房有焉。”[3]271

壮士奋挥锥，报韩已落秦皇胆；大王烦籍箸，策汉终函项羽头。陕西汉中留侯祠正殿外的对联概括了张良的一生。[4]1同为三杰，淮阴侯韩信因功高震主不知收敛企图谋反而被诛杀，萧何最后身陷囹圄而仰天悲叹，他们皆因不知满足而不得善终。张良能做到视钱财如粪土、淡泊名利，明哲保身。“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张良的一生，给我们以无尽的启示。

参考文献

[1] 司马迁.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2009.

[2] 古文观止[M].阙勋吾，等，译注.陈蒲清，校订.长沙：岳麓书社，1988.

[3] （宋）司马光.文白对照全译资治通鉴（第一辑）[M].黄锦，等，译.北京：新世界出版社，2008.

[4] 张大可，徐日辉.张良萧何韩信评传[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