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明节的由来故事范文
时间：2023-12-08 09:39:51
清明节的由来故事篇1
1、大力推行绿色生态殡葬、文明低碳祭扫，切实保障祭扫安全有序。把清明节期间群众的文明、低碳、安全祭扫作为应急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充分发挥公墓管理全体工作人员的主观能动作用，紧紧依靠有关部门的协调和参与，强化应急救援人员的安全保护能力，加强通往墓区道路的清障工作，提高科学指挥水平，积极倡导家庭追思会、网络祭扫、鲜花祭扫、踏青遥祭等文明低碳的现代祭扫方式，实现祭扫文明、低碳、安全、和谐、有序。
2、落实应急工作责任制，坚持统一领导、分工负责的原则，在民政牵头下，明确交警、公安、消防、工商、交通、卫生、教育等相关部门参与安全祭扫保障工作中的职责，充分发挥公墓管理工作人员在清明节期间处置突发公共事件中的作用，防止踩踏、火灾等突发公共事件的发生。
3、完善应急保障机制，坚持依法规范、依法管理原则，严格执行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对清明节期间突发公共事件的报告、控制、处置等依法实施管理，一旦出现突发公共事件，确保发现、报告、指挥、处置等环节紧密衔接，做到快速反应、科学应对。
二、组织领导
县民政局成立清明节工作领导小组，进行统一组织、协调清明节期间公墓内部的各项管理工作。局长任组长、分管局长任副组长，进行总负责、总协调，其他相关人员为成员，按分工做好各自工作。联系各有关单位，根据部门职能进行分工协作、明确责任、落实到位。确保清明期间群众祭扫活动安全有序地进行。
三、清明节期间可能引发的公共突发事件
1、交通安全事故。由于通往公墓的公路狭窄，公路两旁菇农生产原料随意堆放，更加剧了道路的拥堵，加上市民的生活水平不断提高，越来越多家庭出车扫墓，车流人流混杂，极易引发交通事故。
2、山林火灾。由于现阶段群众祭扫活动的习俗大多数还以焚烧香烛、纸钱等为主，墓区内树木茂盛，极易引发火灾。
3、拥挤踩踏事故。由于祭扫人员较多，在人流量高峰时段及墓区狭窄地段容易引发拥挤踩踏事件。
4、群众打架斗殴事件。由于祭扫人员较多，容易就一些小的误会、口角、拥挤摩擦升级为群体性的打架斗殴事件。
5、祭扫人员摔伤、突发疾病事件。墓区山高路陡，容易发生不慎摔伤、扭伤；扫墓时一些祭扫人员特别是老年人和儿童会因自身的身体状况不佳而引发身体不适，诱发一些突发疾病。
四、应对措施
1、认真落实祭扫活动工作安排。
由“清明节工作领导小组”进行统一组织、协调清明节期间的各项管理工作。公墓管理单位要严格实行24小时值班制、夜间巡防制等，向社会公布值班电话；在墓区主要路口设置墓区指示牌、警示牌，修缮墓区道路、防护栏；在墓区主干道和显眼地段悬挂张贴安全警示标语和横幅，对祭扫群众广泛宣传清明扫墓期间注意事项，大力弘扬文明祭扫新风。
2、针对交通安全事故的应急措施：
（1）公路两旁随意堆放的香菇原材料，由交通（路政）管理部门先行治理，提高道路通行能力。
（2）提醒市民尽量采取骑车或步行前往祭扫的方式，以免在停车中给自己带来不便。
（3）在交通高峰时段（早上7点至下午5点），交警部门对通往太阳山公墓路段进行交通管制和疏导工作，大型机动车禁止通行，派专人引导机动车安全停靠至指定地点，尽量避免拥堵情况的发生。
3、针对墓区火灾的应急措施：
（1）指派专人对各墓区进行不间断巡查，劝阻祭扫人员不安全用火行为，在祭扫形式上，要摒弃烧纸、烧香、点香烛等传统祭奠方式，采用“鲜花祭祀”、“无烟祭祀”、“家庭追思会”等文明、环保、健康的祭祀方式，发现隐患及时处理和报告。
（2）在各墓区放置灭火器材，及时清除墓区绿化内的干枯树枝、杂草，检查更换老化的电线线路，及时消除各种安全隐患。
（3）万一发生火灾事故，各墓区巡查人员立即赶到现场有序疏散祭扫人员，小的火情用灭火器材进行扑灭，大的火情迅速通知、引导消防部门灭火。
4、针对拥挤踩踏事故的应急措施：
（1）及时疏散密集人群，提醒年老体弱者不要单独到墓地祭扫。
（2）踩踏事件万一发生，迅速组织救援并立即报警，通知救护车和医务人员抢救伤员，避免事态进一步恶化。
5、针对祭扫群众打架斗殴事件的应急措施：
打架斗殴事件一旦发生立即报警，由公安人员到场调解处置。
6、针对祭扫人员摔伤、突发疾病事件的应急措施：
（1）在一些危险地带设置警示牌，提醒祭扫人员注意安全；
（2）准备充足的开水和避暑药品免费提供，预防祭扫人员因天气炎热而引发中暑等身体不适，诱发一些突发疾病。
（3）一旦发生祭扫人员摔伤、突发疾病等事件，立即组织人员看护或护送到安全地带，并通知医护人员到场救护。
五、注意事项
清明节的由来故事篇2
关键词:吴伟业；戏曲创作；“诗史”观
中图分类号：J809文献标识码：A
吴伟业是清初文人剧的代表作家，同时也是才华横溢的诗人，尤用力于“诗史”创作，以独具一格的“梅村体”诗史享誉文坛。其戏曲创作与“梅村体”诗史创作之间的关系，已为历来论者所注意，但现有研究往往只强调戏曲对“梅村体”的影响。而笔者认为，吴氏此两种文体创作间最根本的内在联系，恰恰在于“诗史”观向戏曲创作的渗透。
一
吴伟业戏曲创作之所以会受到“诗史”观的影响，大概有两个方面的原因。首先，其三种剧作均作于顺治元年至顺治十年这段时期内，[注：关于三剧作期，目前唯一可考的材料是李宜之于顺治十年所作的《秣陵春序》，其中曾提到：“别有杂剧几种”，据此可以确定三剧作于顺治十年以前；又三剧皆以抒发亡国之痛、故国之思与兴亡盛衰之感为主题，故必为明亡后所作。]而这十年，也正是“梅村体”诗史创作的高潮期，深深植根于诗人内心的“诗史”观自然会渗透到其他文体的创作中。譬如此时期的词作，便带有明显的“诗史”特征。对此，前人已多有评述。[注：吴伟业《吴梅村全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第537，564页。]那么，戏曲创作也不例外，同样会受到“诗史”观潜移默化的影响。
其次，更深层的原因则在于吴伟业对戏曲文体的认识。他强调戏曲与诗歌同源同质：
汉、魏以降，四言变为五七言，其长者乃至百韵。五七言又变为诗余，其长者乃至三四阙。其言益长，其旨益畅。唐诗、宋词，可谓美且备矣，而文人犹未已也，诗余又变而为曲。……传奇、杂剧，体虽不同，要于纵发欲言而止。
他认为由四言诗到五七言诗，再到诗余，到戏曲，其间只是篇幅越来越长。而“其言益长”的目的只是为了“其旨益畅”，即表情达意更加酣畅淋漓、“纵发欲言”，本质功能与诗歌并无不同。那么，究竟是什么样的情思意旨，让吴伟业觉得以其动辄几百言的长诗犹不能“纵发欲言”而要诉诸戏曲呢？其《北词广正谱序》给出了答案：“盖士之不遇者，郁积其无聊不平之概于胸中，无所发抒，因借古人之歌呼笑骂，以陶写我之抑郁牢骚。而我之性情爰借古人之性情而P旋于纸上，宛转于当场。”即对于世道和时事的“无聊不平之概”与“抑郁牢骚”。由于诗歌受篇幅的限制，以及作者个人对清初文网的顾虑，这种牢骚之气、不平之鸣，自然不能畅所欲言，太过显露。故而需要通过戏曲创作，借人物之口，一吐为快。以角色代作者立言，显然与戏曲“代言体”的内在规范――作者代角色立言：作者情感必须对象化为剧中人物的行动与思想感情――背道而驰，而与诗歌表现自我的抒情本质相同。正是基于这种诗、曲同源同质的文体观念，吴伟业在“诗史”创作之余，以“诗史”创作的思维方式进行戏曲创作，不仅进一步发抒其在“诗史”中尚且不能畅所欲言的“抑郁牢骚”，而且进一步探讨“诗史”所关注的“史”之兴亡过程与兴亡原因。戏曲创作的“诗史”化倾向，从题材的选择、结构的编织及思想倾向等层面来看，均有着明晰而深刻的体现。
二
从题材的选择来看，吴伟业三种剧作均取材于历史。以历史上与明清易代类似的朝代更迭为背景，以此历史过程中人物的命运遭际为主题。无论是《通天台》杂剧中南朝梁灭亡的历史背景，《临春阁》杂剧中南朝陈灭亡的历史背景，还是《秣陵春》传奇中宋灭南唐的历史背景，均与当下明清易代的背景极其相似，皆是南方小朝廷被北方国家所灭。而剧中主人公的身世遭遇，无论是《通天台》中满怀亡国之痛、沦落之悲的梁尚书左丞沈炯，《临春阁》中文采风流、亡国之际被逼自杀的贵妃张丽华与受贵妃知遇之恩、亡国后入山归隐的冼夫人，还是《秣陵春》中因“家国飘零，市朝迁改”而“栖迟不仕”的江南才子徐适，皆与吴伟业或其同时代人的身世遭遇极为相似。这样的题材选择及处理方式，与长篇“梅村体”诗史如《永和宫词》、《圆圆曲》、《萧史青门曲》、《听女道士卞玉京弹琴歌》等等，可谓如出一辙。
通过这样的题材选择及处理方式可以看出，剧作以历史折射现实，借古人身世遭遇抒写个人兴亡感慨的鲜明思想倾向，恰与“梅村体”诗史相同。当然，我们不应该像有些论者那样，将剧中“历史”一一坐实为“现实”，如以《临春阁》之冼夫人为明末女将秦良玉，陈后主为弘光帝；以《通天台》之梁武帝为明崇祯帝；以《通天台》之沈炯、《秣陵春》之徐适为吴伟业本人等等，但作者借历史折射现实的用意确是十分明显。其《秣陵春序》曰：“余端居无聊，中心烦懑，有所彷徨感慕，仿佛庶几而将遇之，而足将从之，若真有其事者，一唱三叹，于是乎作焉。”明确指出《秣陵春》的创作，旨在抒写个人之“中心烦懑”。若以“幽婚冥媾”、“非形非影”为荒诞不经，则是“夏虫不可语冰”，不理解作者苦心。故事虽以荒诞，但其中所反映的兴亡变迁、身世感受，却是“真有其事”，足以宣泄作者个人之“无聊”、“烦懑”。其《杂剧三集序》则从更加普遍的意义上论道：“余以为曲亦有道也：世路悠悠，人生如梦，终身颠倒，何假何真？若其当场演剧，谓假似真，谓真实假，真假之间，禅家三昧，惟晓人可与言之。”世道反覆，人生如梦，今昔颠倒，谁能说清昔者真而今者假，还是今者真而昔者假？恰如当场演剧，真假之间亦有“道”：故事虽是虚构，其中反映的世道、人生却是真实的。因此，吴伟业以这样的题材进行戏曲创作，只是“诗史”创作之外，反映易代历史、抒发兴亡感慨的另一种表述形式，创作宗旨及思想倾向与“梅村体”诗史完全一致。
从结构的编织来看，三种剧作均采用了借离合之情写兴亡之感的结构模式，与“梅村体”诗史将个人情感与国家命运结合起来、以“一时之性情”抒写“万古之性情”的结构模式惊人地相似，实质即其记史与抒情并重之“诗史”观的体现。下面以《秣陵春》传奇与《通天台》杂剧为例，予以详细论析：
《秣陵春》写南唐学士徐铉之子徐适与临淮将军黄济之女黄展娘，在已成仙的后主李煜与妃子黄保仪撮合下的爱情故事。全剧虽以爱情故事为构架，但叙述重心却不在二人相悦相恋的过程，而是通过徐适的个人遭际及促使爱情产生、发展的外部因素，极力凸显鼎革变迁的历史背景，抒写徐适及其他先朝遗民的故宫禾黍之悲，借离合之情写兴亡之感。首先，从情节的安排来看，剧中有许多情节或无益于故事本身的展开，或游离于故事情节之外。譬如剧中仅李后主等人暗中安排徐、黄二人爱情婚姻的情节，就占了全剧近三分之一的篇幅，使整个故事显得繁冗、甚至杂乱。这样的情节结构，显然并非为了叙述爱情故事本身，而是为了插叙南唐的兴亡史，借以反映明朝的兴亡。再如《恨嘲》、《谄献》等折中关于真琦倚财仗势胡作非为、地方官吏贪赃枉法横行霸道的一些情节，《狱傲》、《县聋》等折中关于狱吏、官员凶狠残忍、欺下媚上的许多情节，与故事本身显然并无多少内在联系，实际上是为了反映当下的社会现实。其次，从人物形象的塑造来看，如对主人公徐适的塑造，作为爱情角色的形象不够丰满，但作为亡国遗民的形象却十分鲜明。作者不惜花费大量笔墨让他面对观众直接抒发亡国之痛、身世之悲，如其开场引子［瑞鹊仙］：
燕子东风里。笑青青杨柳，欲眠还起。春光竟谁主？正空梁断影，落花无语。凭高漫倚，又是一番桃李。春去愁来矣，欲留春住，避愁何处？
“欲眠还起”、“一番桃李”、“春光谁主”，正同于“梅村体”诗史“花落回头往事非” 的迷惘感伤。第十一折［泣颜回］：
藓壁画南朝，泪尽湘川遗庙。江山余恨，长空黯淡芳草。临风悲悼，识兴亡断碣先臣表。过夷门梁孝台空，入西洛陆机年少。
亡国之恨与身世之感融合在一起，幽怨凄婉，亦同于作者诗史所谓“风流顿尽溪山改”、“极目萧条泪满襟” 的亡国之痛，“恩深故国频回首”、“回首神州漫流涕”的故国之思，“富贵何常萧管哀” 、“斜晖有恨家何在”的身世之悲。又如第二折咏玉杯之［宜春令］、赋法帖之［三学士］、第二十一折叹沦落之［傍妆台］等，无不感伤时事，悲悼一身，沉郁感叹，催人泣下。即便是次要的正面人物，作者也不惜篇幅安排其直接抒发遗民情思。如第三折“末”角黄济出场引子［满庭芳］：
恩泽通侯，勋资名将，江东门第金张。歌钟零落，花没旧昭阳。老去悲看故剑，记当年、笳吹横江。伤心处，夕阳乳燕，相对说兴亡。
追念往昔之荣显，悲悼今日之零落，沉痛的家国与身世感伤，与作者诗歌“旧事已非还入梦，画图金粉碧阑干。”的感叹如出一辙。在另一“末”角曹善才那里，作者以之代言的用意则尤为明显。曹善才是南唐仙音院服侍李后主的琵琶乐工，在剧中并无重要活动，其存在与否对剧情发展几乎无任何影响，但作者却单独为他安排了两出戏：第六折《赏音》和末折《仙祠》，纯粹抒写兴亡之感。第六折写曹善才弹唱亡国悲痛，［北骂玉郎带上小楼］(“小殿笙歌春日闲”、“山远天高烟水寒”)隐括李后主词成歌，优美典雅、凄婉哀怨，诉说无限凄凉的故国情怀，恰是作者诗歌所谓“劫灰重作江南梦，一曲开元泪万行。”。末折《仙祠》则写他在李后主庙中弹唱往事，如［集宾贤］：
走来到寺门前，记得起初仍臁V患赭黄罗帕御床高。那壁厢官员舆皂，这壁厢法鼓钟铙。半空中一片彤云，簇捧着香烟缥缈。新朝改换了旧朝，把御牌额尽除年号。只留得江声围古寺，塔影挂寒潮。
这与作者《杂感》：“故京原庙倚诸峰，走马惊闻享殿钟。岂谓尽驱昭应鹿，到来还问灞陵松。”《观象台》：“候日观云倚碧空，一朝零落黍离同。昔闻石鼓移天上，今见铜壶没地中……千尺荒台等废宫。”等诗意蕴相同，感今伤昔，抒发了“万事今尽非，东逝如长江”的无限兴亡感慨。在全剧结尾，作者自题一诗云：“词客哀吟石子冈，鹧鸪清怨月如霜。西宫旧事余残梦，南内新词总断肠。漫湿清衫陪白傅，好吹玉笛问宁王。重翻天宝梨园曲，减字偷声柳七郎。”即写其度曲之心境：悲故国之颠覆，叹一身之沦落，发兴亡之感慨。所以清末学者吴梅云：“余最爱《秣陵春》，为其故宫禾黍之悲，无顷刻忘也。”总之，就创作方法而言，让人物面对观众直接抒情，此正是借人物之口，“陶写我之抑郁牢骚”，与长篇“梅村体”诗史如《琵琶行》、《听女道士卞玉京弹琴歌》、《吴门遇刘雪舫》等以角色抒情的方式完全相同；通过对历史兴亡盛衰的反复致意，而形成一唱三叹的艺术效果，亦复与“梅村体”诗史的行文策略完全一致。就整体结构而言，如此大篇幅地抒写兴亡之感，渲染朝代鼎革的历史背景，将人物刻画成亡国遗民的形象，必然使一个才子佳人的爱情故事脱离自身的发展逻辑，而成为作者抒写个人“心史”、表现历史兴亡的载体，即借离合之情写兴亡之感，与“梅村体”诗史以个体命运反映国家命运、以个体一时沦落之悲抒写万古兴亡之感的结构模式完全一致，体现了鲜明的“诗史”化倾向。
《通天台》杂剧仅两折，写沈炯国破家亡、流落穷边，在通天台梦中被汉武帝召用，并与汉武帝宫女丽娟相遇，后来力辞出关的故事。全剧以沈炯的个人倾诉为叙述重心，结构随意，情节简单，明显缺少戏曲应有的情节冲突，以人物代言的用意较之《秣陵春》更加显豁。借沈炯之“歌呼笑骂”尽情抒写兴亡之感的同时，还进一步探讨朝代更迭的原因。如首折写沈炯因“国覆荆、湘，身羁关、陇”而沉痛哀怨、愁肠万斛，在通天台上对着汉武帝塑像哭诉亡国之痛与沦落之悲，追问梁亡原因，如［天下乐］：
好教我把酒掀髯仰面嗟，你差也不差？怎的呀，做天公这等装聋哑。文书房停签押，帝王科没堪查，难道是尽意儿糊涂罢？
在怀疑天公“糊涂”之余，又苦苦思索“为甚的，姓萧骨肉没缘法？”认为兴亡大事虽说“理数昭然”，但亦关“人事”：梁武帝佞佛，可是“到饥死台城的时节”，佛也没有来救他；朝廷不仅无汉武帝手下那样的将相，就是“自家儿子见父亲饿得这样田地”，也“偏不肯把兵来救搭，各自己称孤道寡”，将“锦片样江山做一会儿耍”。君主的昏庸及子孙们的各自“称孤道寡”、自相残杀，又何尝不是南明迅速灭亡的原因！“梅村体”诗史总结明亡教训即尝云：“王气矜天堑，边书弃御床”、“子孙容易失神州”。因此，就这种思想倾向而言，剧作也不过是“梅村体”诗史之外，总结亡国教训、反思兴亡原因的另一种表述。剧中沈炯“往时文采动人主，此日饥寒趋路旁”的沦落，又何尝不是作者个人“畴昔文章倾万乘，道旁争欲识名姓。……憔悴而今困于此。”的命运写照！借其痛快淋漓地哭诉，宣泄的同样是作者个人的身世之感，同样体现出鲜明的“诗史”化倾向。另外，从体制形式上讲，《通天台》并不严格遵守北曲杂剧的惯例，比如：北杂剧一般四折，而此剧只两折；北杂剧男主人公称“末”，而此剧称“生”；北杂剧每套联曲只能由一人主唱，而此剧第二出则安排“生”、“旦”、“末”三人自由演唱。突破北杂剧的程式，固然与南曲传奇的影响有关，但也更有利于自由地表现历史兴亡。另一杂剧《临春阁》则通过贵妃张丽华与冼夫人君臣遇合的故事，来反映一代兴亡，同样是借离合之情写兴亡之感。
综上所述，吴伟业戏曲创作的真正用意并不在结撰故事本身，而是借历史折射现实、以古人古事传今事今情。无论是抒写个人情感以传“心史”，还是总结兴亡原因以明“史”之兴衰根由，皆“诗史”观之体现。吴伟业好友尤侗，曾这样描述其诗、词、曲作品：“今读其七言古、律诸体，流连光景，哀乐缠绵，使人一唱三叹，有不堪为怀者。诸曲亦于兴亡盛衰之感，三致意焉。盖先生之遇为之也。词在季孟之间，虽所作无多，要皆合于国风好色、小雅怨诽之致。故予尝谓先生之诗可为词，词可为曲，然而诗之格不坠，词、曲之格不抗者，则下笔之妙，古人所不及也。”不仅指出了其诗与曲两种文体创作抒发兴亡盛衰之感的共同思想倾向与一唱三叹的相同艺术效果，还看到了其诗、词、曲一致的艺境与风貌：情景交融，含蓄蕴藉，凄婉缠绵，而又佚丽典雅。通过上述分析可知，究其根源即在于“诗史”观向词、曲两种文体创作的渗透。
三
当然，吴伟业戏曲创作的上述某些特征，如其诗化倾向，也不能排除明代文人传奇长期以来的主观抒情化趋势的影响；其对明清易代史实的关注，也不能排除明清之际盛行的“时事剧”的影响，吴伟业本人就曾称赞过李玉的《清忠谱》“事俱按实”，但就题材、结构的具体处理方式及思想倾向而言，则主要源于其“诗史”思维。
正是由于“诗史”观的影响，就戏曲这一特殊文体而言，吴伟业剧作并不成功。无论是《通天台》、《临春阁》杂剧，还是《秣陵春》传奇，都没有处理好戏剧故事与其力图表现的历史兴亡之间的关系：为了抒发个人兴亡之感或探讨历史兴亡原因，作品往往忽略故事发展的自身逻辑，有些情节甚至游离于故事之外，致使结构松散，人物形象带有强烈的个人色彩，语言也过于典雅，故不太适合舞台演出，是典型的“案头之曲”；反过来，由于故事框架的限制，作品对历史兴亡的表现也受到很大影响。因此，作品中的“离合之情”与“兴亡之感”总给人以“两张皮”的感觉。说明吴伟业以“诗史”创作观念进行戏曲创作，并未找到一个很好的契合方式将诗歌之“抒情”、“叙事”与戏曲之“叙事”(编织故事)完美地结合起来。
这种缺陷，拿《秣陵春》与稍后康熙年间同样借离合之情写兴亡之感的《桃花扇》传奇相比，可一目了然。无论是对历史过程的把握，对兴亡原因的探讨，还是对戏剧结构的编织，前者都比不上后者。孔尚任《桃花扇》，男、女主角本身就是历史兴亡过程的实际承担者。侯方域是东林子弟、复社名士，亲身参加了反阉党斗争和史可法幕府，以他的活动为线索可以集中反映南明王朝的各种矛盾和斗争；而李香君是秦淮名妓，以她的遭遇为线索则可以集中反映南明苟且偷安、腐化堕落的另一面。因此，他们的悲欢离合，始终与南明的社会形势紧密结合在一起，爱情故事发展的过程，同时就是南明兴亡变迁的过程。通过侯、李爱情故事本身，可以自然而然地展现出南明王朝从草创到灭亡的整个过程。全剧结构严谨周密：以男、女主人公的活动为贯穿始终的两条线索，以“桃花扇”为关合两线的枢纽，情节设置前后照应，人物形象鲜明丰满，“离合之情”与“兴亡之感”完美地结合在了一起。既是精致的美文，又适合场上搬演。而吴伟业《秣陵春》，男、女主角均非历史兴亡过程的实际承担者。徐适、展娘只是南唐学士之子、外戚之女，他们本人与南唐兴亡并无直接联系，爱情故事本身与南唐兴亡过程无关。所以，通过他们的爱情故事不可能像《桃花扇》那样成功地展现一代兴亡的历史过程；也不可能像《桃花扇》那样全面、深入地揭示一代兴亡的原因。但为了表现历史兴亡，吴伟业用荒诞手法为南唐虚设了一个幽冥世界，让已成仙的李后主为二人安排爱情婚姻，于是爱情故事的发生发展便完全靠“仙机播弄”，男、女主角均非推动剧情发展的决定因素，明显破坏了故事发展的客观逻辑；为了表现历史兴亡，不时插入的一些情节，如前文所述关于曹善才的情节以及反映明末清初丑恶社会现实的许多情节，则明显影响了故事结构的周密与严谨；为了抒写兴亡之感，人物缺少戏剧性动作而长时间地面对观众抒情，显然无视人物自身的性格逻辑，背离了戏剧“代言”的内在规范。所有这些，最终使全剧故事情节荒诞离奇，头绪纷繁，结构松散，“离合之情”与“兴亡之感”未能很好地结合起来。说明吴伟业尽管用“诗史”思维来创作戏曲，但并未在两种文体创作间找到一个完美的契合方式，许多时候只是将两种创作思维生硬地揉和在一起，致使作品时常脱离“戏曲”的范畴，而带有鲜明的“诗史”化倾向。
也正是由于这种“诗史”化倾向，吴伟业剧作的影响与流播，多局限在特定的文人士大夫圈内。当时，尤能引起一班由明入清、深怀兴亡之感的文人的共鸣。如吴伟业本人言，黄景P看到其剧作后即赠诗云：“征书郑重眠餐损，法曲凄凉涕泪横。”对其被迫出仕清朝之举，深表同情理解。钱谦益亦有诗云：“《牡丹亭》苦唱情多，其奈新声水调何？谁解梅村愁绝处？《秣陵春》是隔江歌。”冒襄的家庭乐班还曾将《秣陵春》搬上舞台，冒氏《同人集》卷十有《演秣陵春倡和诗・步和徐漱雪先生观小优演吴梅村祭酒秣陵春十断句原韵》，很多文人都参与了这次唱和。据吴伟业言，徐坦斋也曾“索余所作传奇，令儿童歌之以为乐。”而两种杂剧则未见有搬演记载。除此之外，《秣陵春》场上搬演的记载亦非常罕见。
清明节的由来故事篇3
关键词：吕熊；《女仙外史》；遗民意识
作者简介：程国赋，男，安徽安庆人，暨南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广东省高校“珠江学者”特聘教授；杨剑兵，男，安徽桐城人，暨南大学文学院博士研究生。
吕熊及其《女仙外史》学界多有论述。其中对昌熊的论述主要集中在生卒年、名、字等方面的考证，如杨锺贤的《女仙外史作者的名字及其他——与胡小伟同志商榷兼答周尚意同志》、章培恒的《女仙外史·前言》、徐扶明的《吕熊与女仙外史》等；对《女仙外史》的论述主要集中在主题思想、回末评点等方面，如杜贵晨的《女仙外史的显与晦》、刘倩的博士论文《“靖难”及其文学重写》、杨梅的硕士论文《吕熊与女仙外史》等。然而，学界在吕熊的明遗民身份、《女仙外史》的遗民意识及才学化等方面，或偶有涉及，但均未作深入论述。有鉴于此，笔者对此试加探讨。
一、吕熊的明遗民身份
“遗民”一词最早源于《左传》。《左传》闵公二年曰：“卫之遗民男女七百有三十人，益之以共、滕之民为五千人。立戴公以庐于曹。”孔颖达疏云：“经、传皆云十二月狄人卫，卫人东徙渡河，收集离散，乃立戴公。”襄公二十九年又云：“曰：‘思深哉!其有陶唐氏之遗民乎!不然，何忧之远也?为之歌《陈》。’”孔颖达疏云：“《正义》曰：‘见其思深，故疑之云，其有陶唐氏之遗民乎!若其不是唐民，何其忧思之远也?非承令德之后，谁能如此深虑也?从上述“遗民”一词及其注疏来看，遗民最初是指亡国之民。后世文献基本承袭这一内涵。直至清初归庄在《历代遗民录序》中对王莽政权时的汉遗民进行分类，真正意义上的“遗民”内涵才清晰起来。此文将汉遗民分为三类，包括“生于汉朝，遭新莽之乱，遂终身不仕”者，“仕于汉朝，而洁身于居摄之后”者，“显于东京……以其不仕莽朝”者。另外，还出现了“遗民”与“逸民”内涵相混淆的情况，归庄在《历代遗民录序》中亦对其进行了明确区别：“凡怀道抱德不用于世者，皆谓之逸民。而遗民则惟在废兴之际，以为此前朝之所遗也。”
根据上述“遗民”内涵及“遗民”与“逸民”的区别，同时，结合清初的具体情况及《明遗民传记资料索引·叙例》对“明遗民”概念的界定，笔者认为明遗民至少应符合这样三个条件：一是必须于明亡(崇祯十七年，1644)前出生，卒于清朝；二是不在清朝出仕、应试，即不能拥有清朝的官衔与功名，但在南明任官、应试者或在清朝任官僚幕客者除外；三是一般为士人，即拥有一定知识的人即可，不必是上层士大夫。
在界定明遗民的三个条件后，我们再来看吕熊的生平材料。目前学界引用吕熊生平材料较多为乾隆十六年(1751)《昆山新阳合志》(藏国家图书馆)，但常常有不完整的遗憾。而道光六年(1826)《昆新两县志》、光绪六年(1880)《昆新两县续修合志》《昆山县志》等三县志中吕熊的生平材料，学界较少涉及。同时，谢正光等《明遗民传记资料索引》、《明遗民录汇辑》等均未收录吕熊。现据上述四县志及学界已有的研究成果，笔者认为吕熊完全符合明遗民的基本条件，其当为明遗民无疑。
(一)吕熊生于明亡之前，卒于清朝。对于吕熊的生卒年，学界颇有争议。杨锺贤《女仙外史作者的名字及其他——与胡小伟同志商榷兼答周尚意同志》称：“吕熊当生于明崇祯十五(1642)年，卒于清雍正元年(1723)。”据章培恒在《女仙外史·前言》中考证，吕熊生年当在崇祯六年(1633)至八年(1635)年间，卒年当在康熙五十三年(1714)至五十五年(1716)间。徐扶明《吕熊与女仙外史》称：“(吕熊)大约生于明崇祯十四年(1641)……大约卒于清雍正元年(1723)。”杨梅在其硕士论文《吕熊与女仙外史》中称：“吕熊生于崇祯十五年(1642)，卒于雍正元年(1723)，虚八十二岁。”总之，吕熊生年的上限时间为明崇祯六年(1633)，下限时间为崇祯十五年(1642)；卒年的上限时间为康熙五十三年(1714)，下限时间为清雍正元年(1723)，显然符合明遗民在时间上的条件。
(二)吕熊在入清后未曾人仕与应试。吕熊在人清后，曾做过清朝直隶巡抚于成龙的幕客，还与江西南安郡守陈奕禧、广州府太守叶旉、江西学使杨顒、江西廉使刘廷玑等清廷官员多有交往，但其终身一布衣。据乾隆十六年(1751)《昆山新阳合志》卷25《人物·文苑二·吕熊传》载：
吕熊，字文兆。父天裕。熊生而俊爽，长七尺、戟髯、铁面、目光炯炯。天裕以国变故，命熊业医，毋就试。顾熊性独嗜诗歌、古文及书法，博习不厌。于公成龙巡抚直隶，聘入幕，一切条议皆出其手，同事者忌之。遂拂衣去。越数年，成龙复旧任，再延入幕。凡所赞画，动中机宜。及奉命治河，将题授熊通判，俾自效。熊固辞之。已适越，渡浙江，上子陵钓台，访括苍洞、天石门瀑布诸胜。至江右，会按察刘某、佥事韩某，皆旧交，相与流连诗酒，东湖中有亭台，徐孺子、苏云卿遗迹也，僦舍居焉。韩、刘罢，乃去。客南安陈奕禧所。奕禧卒，复度岭探胜，概为广州修郡志。事峻，归东湖。寻以旧着《外史》触当时忌，乃归吴门。年八十余卒。所着有：《诗经六义解》《明史断》《续广舆记》《前后诗集》《本草析治》。叶均禧、汤宽二传合纂。
再据道光六年(1826)《昆新两县志》卷27《人物·文苑二·吕熊传》载：
吕熊，字文兆。伟躯干、戟髯、铁面、目光炯炯。父天裕遭国变，命熊业医，毋就试。熊少嗜诗、古文。于成龙巡抚直隶，聘入幕，一切条议皆出其手，同事忌之，拂衣去。越数年，成龙再延入幕。及为河帅，将荐授通判，俾自效，熊固辞之。已适越，上子陵钓台，访括苍洞、天石门瀑布诸胜。至江右，以当事多旧交，僦舍东湖。东湖，故徐孺子、苏云卿遗迹也。流连诗酒，久之去。客南安守陈奕禧所。复度岭为广州修郡志，事峻，返东湖，寻归里，卒年八十余。
光绪六年(1880)《昆新两县续修合志》卷31《人物·文苑二·吕熊传》与《道光昆新两县志》中的《吕熊传》同。另据《昆山县志》第27篇《人物·吕熊传》载：
吕熊(?-1680年前后)，清初文学家。字文兆，号选叟。昆山人。他自少嗜好诗、古文，所作文章经济，精奥卓拔，性情孤冷，举止怪僻。清康熙二十二年(1683)，为直隶巡抚于成龙幕客，一切条议都出自其手，遭同事忌，拂衣而去。 康熙三十七年(1698)，再入于成龙幕，为其处理水利事宜。康熙四十八年(1709)他在南安(今江西大余)知府署中做客，复为广州修郡志，事竣返江西。康熙六十一年(1722)，他还故里，80余岁卒。熊平生学问，皆寄托于《女仙外史》一书，全书凡100回，述明代唐赛儿事。所着还有《诗经六义辨》《明史断》《续广舆记》《前后诗集》《本草析治》。
综合上述四县志中的《吕熊传》，我们可以确认这样两点：一是吕熊遵循了入清后“毋就试”的父训，却未完全遵循“业医”的父训，虽着有《本草析治》，但其主要成就还是表现在文学方面；二是吕熊虽两次担任于成龙的幕客，还“客南安守陈奕禧所”并“为广州修郡志”，但他终身未入仕清廷，惟一一次“荐授通判”，还“固辞之”。所以，吕熊在坚持民族气节方面，亦符合明遗民的条件。
(三)吕熊是清初一位全才式人物。根据上述县志记载，吕熊着有《诗经六义解》《明史断》《续广舆记》《前后诗集》《本草析治》《女仙外史》。其中《诗经六义解》体现了经学成就，《明史断》体现了史学成就，《续广舆记》体现了地理学成就，《前后诗集》《女仙外史》体现了文学成就，《本草析治》体现了医学成就。但遗憾的是，其所着“《诗经六义解》引》。《明史断》《续广舆记》《前后诗集》《本草析治》等，皆不传。除《女仙外史》外，仅乾隆《南安府志》存其五律一首。”
作为寄寓学问与心事的《女仙外史》，吕熊表现了自己众多方面的才学，如历史典故、诗词歌赋等方面。下文将有详论，在此不作赘述。
总之，《女仙外史》的作者吕熊，从生活时代、民族气节、文化背景等方面，都完全具有明遗民的特点，而众多明遗民录未将其收入，不能不说是一个遗憾。
二、《女仙外史》的遗民意识
吕熊除在身份上符合明遗民的三个条件外，其代表作品《女仙外史》还表现了浓厚的遗民意识。这既是吕熊作为明遗民的另一重要佐证，又是《女仙外史》主题思想方面的一个重要特点。《女仙外史》所表现的遗民意识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对“篡国者”及其追随者的痛恨。《女仙外史》对“篡国者”燕王朱棣的痛恨主要表现在：
1.小说以建文年号取代永乐年号。我们知道，有些史书，如明代无名氏《奉天靖难记》曾将建文元年至四年(1399—1402)代之以洪武三十二年至三十五年。而《女仙外史》则反其道而行之，以建文五年至二十六年取代永乐元年至二十二年(1403—1424)。这虽有矫枉过正之嫌，但却表达了作者对“篡国者”的不认可。2.朱棣残酷迫害逊国诸臣。方孝孺被害后，被夷十族，计873人；暴昭遭剜喉、断手足而死。“一巨公名敬，剐死赤族；一董公名镛，腰斩，女发教坊，屠及姻党二百三十余人；一谢公名稍，死于拷掠，妻韩夫人与四女皆发教坊，一幼子名小咬住，下锦衣卫狱；一甘公名霖，一丁公名志，均弃市。”(第21回)种种情况，不一而足。“篡国者”的暴戾，跃然纸上。3.小说多次称“篡国者”为“燕贼”。据笔者统计，小说中称“燕贼”的回数多达23回，包括第15、16、17、19、20、21、22、24、33、35、38、40、45、52、53、54、55、65、69、77、80、82、89回，计38处。而这种蔑称在《承运传》《续英烈传》等靖难题材小说中几乎没有出现，可见作者的痛恨之情。对“篡国者”的罪责进行全面清算的是在小说第93回，唐赛儿在讨逆檄文中开列了燕王12条罪状，包括定性靖难为“造反”、“擅僭帝位”、擅削建文庙号、“遣逆臣四处搜求行在”、“族灭忠臣数百家”、“发忠臣妻女于教坊司”等等。陈奕禧对此评点曰：“其数燕藩十二大罪，较之汉高数项羽十大罪，尤为真确允当。”
小说除表达对“篡国者”的痛恨外，还对其追随者表达痛恨。如小说第44回与第78回分别描写了10万倭寇与众多俍兵、僮兵、徭兵遭勤王之师的灭顶之灾，明显表现了作者对助燕之师的痛恨，诚如逸民评点曰：“噫，不知明季俍兵毒害我生灵，倭酋扰乱我边陲，遭其劫杀者不可数计。作者盖痛恶其以夷猾夏，故以一剑而馘倭奴十万，一火而灭三种蛮酋，恭行天讨，焉得减算?”。
小说还着重描写了燕王军师姚广孝不得善终的过程。姚广孝南下寻师，到长洲(今江苏苏州)时先遭寡居亲姊的詈骂，后又遭一位樵夫利斧的砍杀和一位农人铁锄的击打，但都幸免于难。到杭州时，又遭一位不明真相的小官的暴打，“那白的是肉，紫的是伤，黄的是粪，红的是血，黑的是泥，竟在少师臀上开了个五色的染坊”(第88回)。最后，姚广孝的生命结束于嘉兴府崇德县的女儿亭。上述情节除亲姊詈骂于史有据外，其余均为虚构。由此可见。吕熊对那些追随“篡国者”是何等痛恨。
(二)对故明王朝的深深眷恋。《女仙外史》作者通过两个方面来表达自己对故明的眷恋。一方面小说选取了建文帝出亡之说。我们知道，建文逊国后的去向问题一直是个历史之谜，主要有两说：一是焚死说。主此说的主要有《明实录》《明史》等。其中《明史·恭闵帝本纪》载：“宫中火起，帝不知所终。燕王遣中使出帝后尸于火中，越八日壬申葬之。”是出亡说。主此说主要有史仲彬《致身录》、钱士升《从亡随笔》、赵士喆《建文年谱》等。明人撰史时持此二说，主要是因撰史者对燕王与建文的认可与否，而清人在涉及这一问题时，则明显具时代之烙印，正如孟森指出《明史》主建文焚死说的那样：“当火起至火中出帝尸，乃一瞬间事，既出帝与后之尸矣，明明已知其所终，何以又云不知所终，且反先言不知所终，而后言出尸于火乎?是明明谓帝已不知所终，而燕王必指火中有帝尸在也。其所以作此狡桧者，主者之意，必欲言帝王无野窜幸存之理，为绝天下系望崇祯太子之计。即太子复出，亦执定其为伪托，以处光棍之法处之也。此秉笔者之不得已也。”撰《明史》者尚且如此，那么，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吕熊在创作《女仙外史》时选取建文出亡之说，从另外一个侧面表达了他希冀明廷之脉能够延续的遗民情结。
另一方面，吕熊还在小说中追谥殉难、殉节者。我们知道，“凡逊国殉难诸臣，终明之世，未尝追谥”。吕熊之所以如此，除补史之缺外，更为重要的是表达对那些殉难、殉节诸臣的忠义气概的崇尚。小说第46回赠谥殉难诸臣计51位，包括景清、铁铉、方孝孺等；殉节诸臣计29位，包括王叔英、张安国、曾凤韶等；阵亡死难诸武臣计17位，包括瞿能、张皂旗、宋忠等。第100回还追封了忠臣之母、妻、女节烈者计40位，包括铁铉、方孝孺、黄观等之妻、女、母者，依据不同的节烈情况，分别封以义烈、孝烈、安烈、哀烈、清烈、宜烈、超烈、超节等8种称号。
(三)天命思想中蕴含着作者对历史与现实的无奈。小说除表达作者对“篡国者”的痛恨与对逊国者的同情外，还宣扬了天命思想。这种天命思想主要表现为，将唐赛儿起义勤王演化成了结天廷中 的一段夙怨。在天廷中，天狼星曾向嫦娥求婚，但遭嫦娥严辞拒绝，他们也因此而结下了一段怨恨。在他们分别下凡投胎为唐赛儿与燕王后，也就将这种对天廷的怨恨带到了人间。燕王靖难之时，即是唐赛儿起义之时，诚如第15回开篇所云：“话说天狼凶宿，即燕王也，嫦娥在天上与他结了大仇，转生到下界，两家便为敌国。这里面就包着两次劫数，自始至终，一主一宾，是这部书的大纲目。前回月君回至山左。燕王靖难师已下江南，就该接着起义勤王。”而后来的主要故事情节基本上都是在“大纲目”下展开的。朱棣驾崩之时，亦即唐赛儿勤王结束之际，小说亦即到了尾声。
小说在建文流亡与唐赛儿起义勤王等诸多情节上均有虚构，但有一点作者是不能更改的，那就是建文逊位于燕王，正如明清改朝换代一样。吕熊在创作时，面对无法改变的历史与现实，只能无奈地接受，但仍然表达着自己的愤懑与同情、贬斥与褒扬等复杂情感。小说最后让明英宗以“儿孙礼拜见”建文帝，并称之为“太上老佛”(第100回)，但这只不过为建文帝的结局划上一个美丽的尾巴，不过是作者对明廷寄寓良好的愿望而已。
吕熊之所以在《女仙外史》中作历史翻案之举，诚如刘廷玑于《在园品题二十则》采其语称：“常读《明史》，至逊国靖难之际，不禁泫然流涕。故夫忠臣义士与孝子烈媛，湮灭无闻者，思所以表彰之；其奸邪叛逆者，思所以黜罚之，以自释其胸怀之哽噎。”杜贵晨亦指出：“《女仙外史》寄寓了清初多数汉族知识分子都有的家国之痛，借唐赛儿勤王义举略得抒发，自然受到当时读者的欢迎。”另外，清同治年间，江苏巡抚丁日昌查禁淫词小说时，《女仙外史》被列入****。这从另一方面说明《女仙外史》确“触当时忌”。
三、《女仙外史》的才学化
乾隆时期，古代小说史上诞生了第一部才学小说《野叟曝言》，鲁迅谓之“以小说见才学者”其实在此之前的《女仙外史》，已初具才学小说的规模，刘廷玑谓之“平生之学问心事，皆寄托于此”，章培恒亦称其“实开这派小说(按：指才学小说)的先声”。然而，学界对《女仙外史》的才学表现及其产生原因的探讨仍较为欠缺，在此拟从以下两个方面再作探讨。
(一)《女仙外史》的才学表现
《女仙外史》涉及到的才学包括诸多方面，其中以历史典故的运用、诗词赋法的引入等两方面最为突出。
1俍历史典故的运用。《女仙外史》涉及的典故包括两个层面：一是故事情节中的典故，二是诗词中的典故，其中故事情节中的典故以天狼星、嫦娥与后羿、聂隐娘、公孙大娘等较为突出。关于天狼星的典故。史书中的《天文志》多有记载，如《史记·天官书》云：“参为白虎……其东有大星日狼。狼角变色，多盗贼。”《晋书·天文志上》云：“狼一星在东井东南。狼为野将，主侵掠。色有常，不欲动也。”文学作品亦大量采用，最早的当属屈原《楚辞·九歌·东君》：“青云衣兮白霓裳，举长矢兮射天狼。”最为耳熟能详的是苏轼《江城子·老夫聊发少年狂》：“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等等。小说引用这个典故显然是为了表达对“篡国者”朱棣的痛恨。
关于嫦娥与后羿的典故。嫦娥即《山海经》所记“生月十有二”之“帝俊妻常羲”。《淮南子·览冥训》云：“羿请不死之药于西王母，妲娥窃以奔月，怅然有丧，无以续之。”汉人高诱注云：“妲娥。羿妻。羿请不死药于西王母，未及服食之，姮娥盗食之，得仙，奔人月中为月精。”《淮南子集解》引庄达吉云：“‘妲娥’诸本皆作‘恒’，唯《意林》作‘妲’，《文选》注引此作‘常’，淮南王当讳‘恒’，不应作‘恒’，疑《意林》是也。”又引洪颐煊云：“《归藏》云：‘昔常娥以不死之药服之，遂奔为月精。’‘恒’改为‘常’，是汉人避讳字。张衡《炅宪》作‘姮娥’，《说文》无‘妲’字，后人所造。”后世文学作品中关于嫦娥与后羿的故事，不胜其数。小说在引用这一典故时，加入了嫦娥投胎为唐妲、后羿投胎为林三公子的情节，可谓对这一典故的承袭与发展。值得注意的是，小说在第1回中描写了嫦娥“常愿皈依如来，因自爱其发，不愿遽薙深以为惭”，明显是对清初江南地区反薙发现实的观照。
关于聂隐娘的典故。聂隐娘的故事本于唐裴铡《传奇·聂隐娘》，收录于《太平广记》卷194。罗烨《醉翁谈录》所录宋人话本篇目中也有《西山聂隐娘》一目。清人尤侗据以改编为杂剧《黑白卫》。但《女仙外史》中的聂隐娘故事与《聂隐娘》及其改编作品中的聂隐娘故事有很大的不同，《女仙外史》中只保留了聂隐娘女剑侠的形象，而具体的故事情节则是唐传奇及其改编的杂剧中所没有的，如小说是以聂隐娘法场救取刘超(第22回)来出场的，又由于在多次战役中有突出的表现，后来也成为唐赛儿勤王之师六大女将之首。小说作者将聂隐娘塑造成如此神化的女侠，与聂隐娘故事的广泛流传不无关系。
关于公孙大娘的典故。公孙大娘是唐开元时一位善舞剑器而闻名者。唐杜甫《观公孙大娘弟子舞剑器行序》有较为详细的记载，《太平御览》引《明皇杂录》云：“开元中，有公孙大娘善剑舞，僧怀素见之，草书遂长，盖壮其顿挫势也。”郑蜗《津阳诗》、清郑日奎《读李青莲集》等作品中均有记载。由上述材料可知，公孙大娘只是一位善于舞剑的艺人，而《女仙外史》则将其塑造成仅次聂隐娘的六大女将之一。当然，由于她善于舞剑，小说中也就成为了一位颇富传奇色彩的女剑侠，与其有关的所有情节均为作者虚构。作者在小说中较多引入女侠典故，笔者认为可能与明末清初时期出现较多女性英雄有关，而这些女英雄又多是抗击****明廷的农民军，或不与清廷合作者。如抗击张献忠的秦良玉、沈云英、岑太君；抗击李自成的刘淑英，还有假扮长公主刺杀罗汝才的费宫人等。其中沈云英、刘淑英、岑太君还是不屈清廷的明遗民。
除在故事情节中运用典故外，《女仙外史》还在诗词中较为普遍地运用典故。笔者在此仅以小说第13回中的御阳道人吕律几首咏史诗为例，如《咏鲁仲连》云：
六王皆为仆，一夫独不臣。岂知三寸舌。能却百万兵。兴亡系天下，宁独邯郸城。秦邦屈高风，因之削帝名。留得宗周朔，萧条东海春。此诗借用鲁仲连义不帝秦的典故，表宗周之意，
同时表达吕律意欲奉建文为正朔。诚如赛尔评此诗曰：“此即夫子宗周之意。先生盖借仲连之言，以存周朔于万世也。”又如《咏商山四皓》云：
日月尚可挥，山岳亦易移。由来妃妾爱。三军莫夺之。汉祖幸戚姬，遂使更立庶。一时良与平，束手无半计。商山采芝流，来与储皇游。始知隐君子，方能定大谋。炎鼎遂以安，奇功若无有。忽乘白云逝，神龙只见首。
此诗借用商山四皓(按：东园公、角里先生、绮里季、夏黄公)辅佐太子刘盈(按：即后来的汉惠帝)的典故，表明吕律以商山四皓自喻，扞卫可能受到危及的政权。唐赛尔评曰：“此薄轩冕无人，而言隐沦中有异士也。先生出而大展经纶，将必敛入于虚无，亦如神龙之不露其尾者乎!”又如《咏留侯》云： 一击无秦帝，千秋不可踪。英雄有道气，女子似遗容。灭楚由黄石，酬韩在赤松。从来王霸略，所贵得真龙。
此诗包含张良一生中几个广为人知的典故：博浪沙椎击秦始皇、接受黄石公所授《太公兵法》、从游赤松子、状貌如妇人等。此诗意在表达吕律希望自己犹如张良一样得到“真龙”的垂青。又如《咏武侯》云：
草庐三顾为时忧，王业嵬然造益州。二表已经诛篡贼，两朝共许接炎刘。木牛北走祁山动，石阵东开夔水流。五丈原前心力尽，可怜少帝不知愁。
此诗蕴含了关于诸葛亮的几个重要典故：三顾茅庐、前后《出师表》、木牛流马、病死五丈原等。此诗意在表达吕律如果有“真龙”可以辅佐，将以武侯为榜样，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从上述数例，我们可以看出，作者在诗歌用典中也常常表达着自己的遗民意识。如鲁仲连义不帝秦的典故明显有“义不帝清”之意，因为在清初遗民诗词中“秦”多暗指“清”，而关于商山四皓、张良、诸葛亮的典故又都与维护汉朝正统有关，此又暗示我们作者有维护明朝正统之意，犹如宋遗民常常利用汉代故事表达自己的故宋情怀一样。
2.诗词赋法的引入。小说作者不仅通过运用典故来逞才，还直接通过诗词赋法的创作来表现自己的文学才华，表达自己的遗民意识。小说第14回在这方面有集中体现。此回主要描写唐赛儿与鲍师游历九州，每到一处都欣然题诗。这一回的诗作多达25首。还有词一首、偈语一首。综观这些诗词创作，除相当一部分是写景作品外，还有一部分是针对历史典故与暗喻现实所作的，如唐赛儿与鲍师到淮阴时，为漂母题诗一首云：“赤帝山河没，王孙恩怨消。只留漂母在，终古奠兰椒。”这显然是对韩信感恩漂母事的一种赞美，而清初诸多士人的降清显然是对这一美德的背离。到广陵时，题诗讽喻了隋炀帝的荒淫：“红粉三千翠袖回，竹西歌吹旧亭台。君王去后琼花死，廿四桥边月自来。”这种讽喻如果移植到晚明的万历、天名、弘光身上亦颇为恰当。到桐庐严子陵钓台时，题二句诗：“掉头岂为耽江海，加足何心傲帝王。”这是对严子陵高尚情操的尊崇。到云南时，针对滇水倒流现象题诗云：“此水何为独倒行?朝宗无路更无情。藩王要窃皇王命，人意能违天道行。”这明显有暗喻吴三桂等三藩叛乱之意。在四川登剑阁时，题诗云：“剑阁千夫御，阴平一旅过。可怜汉统系，才得蜀山河。邈妇心难泯，谌孙泪不磨。从来佞臣舌，覆国胜矛戈。”这明显是对故明的眷恋与对明亡的哀痛。在晋南时，为石勒墓题诗云：“今日慈王寺，千秋伯主坟。玉衣消宿莽，金磬彻空云。一阁千峰抱，孤城万户分。袖中双剑气，谈笑扫尘氛。”这显然是为这个十六国时期从奴隶到皇帝的后赵建立者，表达崇高的敬意，又似有效不勒建功立业之举。刘廷玑对这些寓意颇深的诗歌评价道：“至若卷内诸诗，直可贯彻三唐，岂仅时流不敢望其项背。”不过，这种评价似有过誉之嫌，但作者在这些诗歌中表现自己种种复杂的遗民情感，还是值得肯定的。
《女仙外史》中的“赋”如同其他通俗小说一样，从用韵不严谨的角度来说，不能称之真正意义上的赋篇。同时，其对偶现象又较为突出，但从四六句式上说，亦不能称之骈文。所以，小说中的诸多“赋”只能称之骈体化、用赋法。这种赋法一般在场景描写、人物描写等情况下运用。如小说第15回对燕将朱彦回外貌衣着的描写：
面孔歪斜，脸上有围棋般大的黑麻几点；眼眶暴突，睛边有苎线样粗的红筋数缕。身长八尺，穿的是镔铁打就柳叶重铠；腰大十围，使的是熟铜炼成瓜棱双棒。向日呼名是狗，今朝赐号称猪。
这种赋法的运用，一方面发挥了赋的传统铺叙功能，比使用白描手法更简练、更具文学性，另一方面又将作者的评判因素蕴含其中，如对朱彦回的外貌衣着描写，明显表达了作者对燕将的厌恶。
小说除在历史典故的运用、诗词赋法的引入等方面突出体现吕熊才学外，还在经世之学方面体现了其才学，如第14回的名山大川的游历、第19回的五行阵(又名七星阵)法的创设、第37回的官僚与科举制度的重建、第50回的“通灵七圣散”的发明、第83回的君臣典礼与男女仪制的建立、第84回的刑法赋税的改革等。
(二)《女仙外史》才学化产生原因
1苎与作者人生经历有关。据上述县志记载，我们知道吕熊曾撰有《续广舆记》《本草析治》。与此二书相关的地理知识和医学知识在小说第14回与第50回都有集中表现。如梳理一下小说第14回所叙唐赛儿、鲍师游历九州的路线：卸石寨—淮阴—广陵—金山、焦山—金陵—吴门—临安—天台山—曹娥江—桐庐严子陵钓台—金华—雁荡山—武夷山—匡山—岭南—赣关—大孤山、小孤山—武昌黄鹤楼、汉口晴川阁—汉皋—湘江—衡山—粤西—云南—峨眉山—成都、剑阁—昆仑山—终南山、乾陵—五台山—晋南石勒墓—洛川—嵩山—汴梁—卸石寨，从中可以见出，吕熊对全国的名山大川、名胜古迹烂熟于胸，这与其编撰《续广舆记》有很大关系。我们知道，明陆应阳曾辑有《广舆记》，清蔡方炳对其增订，“是编因明陆应呖(按：应为陆应阳)《广舆记》而稍删之。大抵抄撮《明一统志》，无所考正。”吕熊的《续广舆记》现已散佚，成书时间亦不可考，但蔡方炳在《增订广舆记序》中未提及《续广舆记》，而《增订广舆记》成书于康熙二十五年丙寅(1686)。换言之，吕熊《续广舆记》可能产生于《增订广舆记》之后。这也得到刘廷玑的证实：“近以陆伯生、蔡九霞篡辑《广舆记》，止详注各府而略州县，不足备考，乃编成《续广舆记》，颇为详明；以卷帙浩汗，尚未能付梓。”
小说第50回还表现了作者在医学方面的建树。当时鲍师针对“各营将士，多害的头眩腹胀、上呕下泄，动弹不得”的疫情，使用了一种叫“通灵七圣散”的药物进行治疗，效果颇佳。这种药物由七种中药组成，即苍术、白芷、雄黄、木香、梹榔、官桂、甘草。考之古代医书，苍术“除心下急满及霍乱吐下不止，暖胃消谷嗜食”等；白芷“疗风邪，久渴吐呕、两胁满，头眩目痒”；雄黄“治疟疾寒热，伏暑泄痢，酒饮成癖，惊痫，头风眩运，化腹中瘀血，杀劳虫疳虫”；木香“治心腹一切气，膀胱冷痛，呕逆反目，霍乱泄泻痢疾，健脾消食，安胎”；梹榔(亦作槟榔)“治泻痢后重，心腹诸痛，大小便气秘，痰气喘急，疗诸疟，御瘴疠”；官桂“理阴分，解凝结，愈疟疾，
行血分，通毛窍”；甘草“治五脏六腑寒热邪气，强筋骨，补气，生肌，解毒，疗痈肿”。现在吕熊所撰之《本草析治》已失传，但我们从小说中所开出的药方与医书进行比照，还是发现其有科学性。
2.与作者的遗民身份相适应。我们知道，吕熊经历了明清鼎革的历史巨变，且又生活在抗清斗争最为激烈的江南地区，其在小说中表现自己强烈的遗民意识亦在情理之中。我们从上文所论之历史典故的运用及诗词赋法的引入，明显可以看出这一点。笔者在此再举一例以说明之。如小说第14回描写唐赛儿游历压山时，题诗云：“厓山犹讲学，中国已无家。子母为鱼鳖，君臣葬海沙。事由诛岳始，源岂 灭辽差。辛苦文丞相，戎衣五载赊。”作者在这里显然是借宋亡的故事来表达自己对明亡的哀痛，而“事由诛岳始，源岂灭辽差”似乎又是痛定思痛，找寻亡国死君的根由。在此回的结尾处，作者亦感叹：“那知道山河绵邈，殊乡无花鸟之愁；城阙荒凉，故国有沧桑之感。正是：万里烽飞，燕孽雄师过济上；九重火发，天狼凶宿下江南。”这种感慨是此回诗词蕴含的亡国之痛、故国之思的总括。
3.与古代文人“治国平天下”的情结有关。古代文人向来以“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为己任，而吕熊由于遵循“毋就试”的父训，未曾在清朝参加过任何科举考试，当然也就不能人仕为官了。这样，吕熊的满腹学问却无法施展。于是，在小说中表现自己治理国家的文武韬略，也就顺理成章了。我们从上面论及的各方面学问当中，就不乏有官僚制度、科举制度、仪礼制度、赋税制度，甚至军事阵法等。而这所有制度的创设者主要以军师吕律为代表。“所谓吕军师师贞者，即文兆所自寓”。也就是说，小说中的吕律实际上即为作者自况，而吕律所创设的制度也就是作者自己“治国、平天下”的政治抱负的表现。
综上所述，吕熊在遵循“毋就试”的父训下，入清后虽与清廷官员多有交往，但是自始至终未曾入仕为官，保持了一个明遗民应有的民族气节，这种民族气节在小说作品中表现为浓厚的遗民意识。这种遗民意识既表现在故事情节中，又表现在历史典故的运用及诗词赋法的引入当中。同时，包括典故、诗词赋法在内的诸多才学，在一定程度上又体现出作者的政治抱负。笔者认为，明遗民吕熊创作的《女仙外史》既是一部遗民意识非常浓厚的遗民小说，又是一部体现作者政治抱负的才学化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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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明节的由来故事篇4
内容提要: 将清代法以及案件按照现代法划分民刑的方法进行研究或概括虽是法史研究中的固有模式，但对此研究理路并非没有再讨论的余地。无论从清代成文法的规定，或是官箴为代表的法律实践描述以及基层档案对州县审断实践的记载，似均表明有清法律的案件分类或审案程序的制度设计是以“重情与细故（或细事）”相分而非现代法的民刑划分。申论此问题对于如实再现史实以尽可能避免法史研究中的“倒放电影”之弊当有一定意义。
当今中国法学，沿袭了清末以来以西方法为模本研究中国传统法的范式，形成了在法律体系和案件分类上的看似规范实则相距实情甚远的理论表述，如中国古代刑法、中国古代民法、中国古代刑事诉讼法、中国古代民事诉讼法等。①迄今为止，研究中国法律史的作品，大多陷此窠臼。这种在理论思维上的“趋新崇西”和研究方法上的“倒放电影”②，忽视了这样一个基本的也是十分重要的事实，即中国古代社会及其法律与西方相比是完全不同的类型。目前法史学界对于包括清代在内的中国传统法律体系以及案件分类问题的讨论中，比较有影响的可大致归为“套用派”和“古已有之派”（所谓“西方源出于中国”）。
所谓“套用派”，即通过现代的法律术语和法律体制概括中国传统的法律制度，或以现代的法学原理解释以往的法律现象和问题。如将原本一部内在有机的《唐律》或《大清律例》分割为民法、刑法等现代的部门法，将《唐六典》比附为“行政法”，甚至以现代法律体系的理论立场和标准评价中国古代成文法的特点为“诸法合体”或“诸法并存”等等③。而“古已有之派”，则通常以暗自承认西方或现代标准合理的前提下反以文化自信的姿态出示，强调西方或现代的东西在中国古已有之。如认为法律之分民、刑非西法独有，在中国则古已有之。④另有相当一些反对“中国古代法重刑轻民”论的学者在申辩中国古代不仅有民法且发达时，其所持立场大致多靠此派。
必须肯定地是，所有这些研究无论存在何种可以商榷的余地，就其成果而言在大大丰富了我们对法律史的认识的基础上，对传统法律研究都不失为有意义的探索和开拓。在这个前提下，又应当引为注意的是，按照现有的法律体系对如清季的法律或案件进行六法全书式的划分，也许方便了我们的“知识检索”，但却是在根据现在的需要去“使用”历史事实，难免会割裂中国传统法律和文化本应有的整体性，用如民、刑的二元归类也会忽略掉法律中的某些难以用现代标准归类的模糊领域，正如李启成在对《各级审判厅判牍》的分类进行论述时谈到的，按旧律，分户婚、田宅、钱债、人命、族制、市厘、盗窃、斗殴、诉讼、赃私、诈伪、奸拐、杂犯、禁烟十四门。若按刑事（确定罪之有无）和民事（确定理之曲直）的分类重新编排，户婚、田宅、钱债、族制诸门大致可归入民事范畴，人命、斗殴、盗窃等或可归入刑事，而诉讼、市厘、杂犯中的案件则很难简单纳入二元标准下的体系，需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1]
以滋贺为代表的日本学者已注意到这个问题。滋贺在评价戴炎辉对清代淡新档案进行民刑划分时就说：
档案中可以看到，刑事类中将及一半的案件，虽然基本上与某些民事案件类型相同，却因着眼于其暴力面而被归入了刑事类，它们的“刑事性”是值得推敲的。对案件进行分类的工作，包括在刑事民事的大类方面和各自的细目方面，虽然在某些程度上是可能与有意义的，但如果想要在一切细节上都分得没有异议，则相当困难。[2]
同样，对审断上的刑事与民事诉讼的区分，寺田浩明也提出了质疑。他承认，清代司法制度并不存在现代所谓“民事审判程序”和“刑事审判程序”之类程序性质上的区分。[3]
尽管日本学者意识到这一问题，但是，在他们的研究中仍不知不觉地回到了他们已然意识到的、需要克服的思路上。就现有的研究来看，几乎所有学者都还是以民刑之分的理论标准作为论述和分析清代法律和州县审断问题的基本立论点。
民、刑划分理论，实为移植自西法所承袭的六法体系，即将法律按照若干部门进行划分，由此构成法律体系。其渊源于罗马法，确立于近代的欧洲大陆国家，流行于大陆法系⑤，主要特点是将法律区隔为公法与私法，强调实体法和程序法之分，并按照法律的调整对象（即法律调整的社会关系及其性质）和法律的调整方法来区分刑、民及其它法律制度。
清代则未有现代体系化的部门法划分理论，而是以“重情”与“细故”这两个较为模糊的概念来区分案件种类并设计审级的。⑥按照清律规定，“州县自行审理一切户婚、田土等项”⑦，《清史稿·刑法志》也云：“户婚、田土及笞杖轻罪由州县官完结，例称自理。”[4]即州县可自行审理户籍、继承、婚姻、土地、水利、债务案件，以及斗殴、轻伤、偷窃等处刑为“笞杖”的案件。这些自理案件州县即可定谳，因不涉及命盗重情，称为“细故”。除此之外，处“徒”刑以上的案件，州县则只有初审权而无权作最后决断。由于这部分案件通常涉及人命奸盗等重大情节，称为“重情”。
本文无意对现代的民、刑划分和清代“细故”、“重情”划分作价值判断。事实上，因划分标准不清以及对中间地带的忽视，民、刑之分在当代法学即已遭诟病，并有同属西方法律体制的英美法系未有六法之分而依然法律顺畅运行之例。故倘武断的以民刑之分描述清代法律及案件分类，甚至给予价值判断，⑧并不一定允当。而且“重情”与“细故”之分与民、刑之分本身所涵盖的案件范围也不可等同。如前所述，“细故”中有涉伤害和盗窃等案件，就民刑划分而言当属刑事而非民事，故而长期以来盛行于法学界的将“细故”等同于民，“重情”等同于刑的说法，并由此产生的将清代审断程序划分为民事诉讼和刑事诉讼的论述，都有混淆二者概念而产生关公斗秦琼的时空错乱之虞。
案件和法律体系的划分，是和其所存在的社会历史环境相关联的。“重情”与“细故”之分和民、刑之分各有其所存在的文化背景乃至时代背景。在社会知识不断细化和专门化的今天，划分民刑乃至六法，或可适应当代中国的成文法体制并为法官找法、严格援引法律提供方便；在承袭前朝法律文化的清代社会，以“细”和“重”为据将案件概括归类并给予州县相当程度的自主权，体现的恰恰是清代的法律认识以及法律的存在方式。
据此，本文未按民事和刑事来划分案件，也未按民事诉讼和刑事诉讼来划分审断过程。因为究其实质，州县在处理“重情”和“细故”两类案件时，除“重情”需报上级定谳外，其审断过程和州县所行使的权力范围都是一样的，并不存在两套不同的法律制度和审断程序。简言之，州县以其所享有的事实上的裁断全权，结合个案的具体情形，以纠纷化解为目的灵活主动的运用法律、选择程序，并不因案件之属民刑否而受影响。
虽然清代州县审断中不存在所谓的民刑之分，但并不意味着重情与细故两种案件在审断中没有制度设计上的差别。这种差别在管辖、受理和结案等环节中都有体现。
在管辖问题上，清代法律中州县的管辖权是以细故与重情来确定的。常例而论，清代州县对其管辖境内所有纠纷俱有管辖权，其中，细故纠纷即“自理词讼”，州县衙门但可自行审结，州县对其辖区内的“自理词讼”有终审判决权。对于人命、强盗（抢劫）、邪教、光棍、逃人等严重犯罪案件和其它应处徒刑以上的案件，如强奸、拐骗、窝赌、私盐、衙蠢等，州县虽无权作出最终判决，但仍需行使侦查、缉捕、采取强制措施、初审并作出判决（时称“看语”或“拟律”，即法律意见）。
清代法律对“告诉”（相当于现代司法程序中的“起诉”）作有时间上的限制。每年农历四月初一至七月三十日为农忙时期，细故之案是不准受理的。此等事件须在八月初一以后，始可听断。但命盗案以及谋反、叛逆、贪赃枉法等重情之案仍照常受理。这种在特定时期不予受理词讼的制度，亦称“放告”。按此制度，若在农忙期内受理细故之案，则要受督抚指名题参。⑨
在案件审结后的处理上，细故与重情也有不同。细故之案，即州县自理之案，应逐件登记，每月造册，申送府道、司、及督抚查考。巡道巡历州县所至，即提州县衙词讼号簿，逐一稽查，如有未完之案，未经记入号簿，先责书吏，并将州县官揭报督抚，分别题参。其已结之案，如巡道认为判断不公，或情节可疑，须立即提案审查核正。若有吏役讼棍舞弊等情，亦应亲提究治。[5]重情之案，即罪至徒刑及流刑之案，州县官审理结案之后，如有听断不公，民人得将冤抑实情，赴该上司衙门呈诉。上司得提案卷查核改正。命案及盗案，州县官得报，即行勘验，并通详上司。通详之后，破获犯人，取得供词，应将各供详报。命盗案审结后，应解府审转。审转官认为情节尚有可疑，或犯人翻供，即派员覆审。至督抚审勘具题。若有应专褶具奏者，督抚接到详文，即提案至省城，率同司道亲鞠。⑩罪至死刑之案，须经三法司秋审朝审，始可定谳。(11)
虽然细故与重情在审前和审后均有许多不同的处理规定，但需要特别强调的是，在州县审理过程中，并无重情与细故的程序性的严格区分，即没有如许多学者所谓“刑事诉讼”和“民事诉讼”之别。重情案件和细故案件均由州县全权自理，对于重情案件，清代州县的初审同样是正式的审断，并且州县要根据《大清律例》的条款提出判决意见，即“看语”，亦称“拟律”，这是州县针对重情案件所作书面裁断。州县初审完毕，应将包括“看语”在内的全部案卷报送上司，所谓“牧令为执法之官，用法至枷杖而止，枷杖之外，不得自专。”(12)
州县对辖区内重情和细故均有审断之责，因此即便是重情案件，也只有州县衙门不予受理或百姓认为审判不公时，才允许申诉于上级衙门。按清代法律，“军民人等遇有冤抑之事，应先赴州县衙门具控。如审断不公，再赴该上司呈明；若再屈抑，方准来京呈诉。”(13)如果不先到州县告诉而直接到上级衙门，就是清律所严令禁止的“越诉”行为。
对于州县自理之案，即户婚、田土、钱债、斗殴、等“细故”，应向事犯地方官衙门告理，若向上司衙门控告者，上司官应将原告发还，听其在州县官衙门告理，仍治以越诉之罪。州县官不受理或审断不公者，得向府道官控告，即由府道官听断归结。“重情”业经州县衙门控理，如有冤抑审断不公，须于状内将控过州县衙门及其审过情节注明，上司官方得受理。若府道官仍不准理或批断失当，方可赴抚按告理。按察司及督抚衙门仍不准理或判断失当，又或未经在督抚处控告而所控案情重大，事属有据者，方可赴京控诉（即“京控”）。违反上述程序者，均按越诉治罪。
由于清代的州县衙门并不存在今天地方政府的职能分工和设置，州县享有全权，州县受理案件就不似今天的司法机关在制度上的职能分工管辖。州县受理案件不以民刑之分来决定是否受理，所有案件都归州县受理(14)。因此民刑之分在法律上的差别以及诉讼介入的机构分类问题和程序差别问题在清代的州县并无太大的意义。不仅如此，清代州县在判断案件性质上有相当大的自由裁量权，这种自由裁量权既来自于清代在立法上的特点，也来自于清代州县所扮演的政治角色，即州县得到皇帝的充分授权，以全权的职责管理地方的全部政务，而州县的这种全权意味着他不仅仅是现代意义上的法官，而且扮演着类似现代检察官、政府官员、甚至立法者的多重角色，实质上州县就是父母官。父母官的角色决定了州县在审断中的全权和对纠纷的态度以及对案件分类的自由裁量和对案件处理的自由裁量。无论是案件的分类还是处理方法，州县所依据的都是案件本身的轻重而不是现代法律所谓的民刑。因为对地方的政务而言，所谓的民事案件并不一定于地方治安干系不大，而所谓的刑事案件尽管法律的处刑很重，却并不必然于地方治安和社会管理关系就大。因此，清代州县对民间细故案件也多付诸相当的精力。
如州县在审断某些重情案件时并未依律处以刑罚而往往以细故的方式了结纠纷，如果以民刑而论，刑事案件以民事方式结案是不可思议的，但由于重情与细故的区分仅在于州县主观上对案件的轻重把握，而非民刑之间的严格区分，加之州县在此环节上的自由裁量权，故而州县在案件是按细故或重情处理的问题上有较大的自主性，便可获得制度上的解释。
如，光绪二十三年事涉敬大静与敬存喜同胞弟兄一案。哥哥敬存喜与已成寡妇的嫡堂嫂敬刘氏通奸。得知刘氏欲改嫁他人，敬存喜潜至刘氏卧室，执持切刀，自行抹喉身死。胞弟敬大静得知哥哥死讯后具报至州县。五月初三州县讯断堂谕：“敬存喜既系恋奸滋事，畏罪自抹身死，与人无尤。着当堂各结完案。此判。”(15)
此案所涉“犯奸”历来被视为重情，《大清律例》“犯奸”条规定：
凡和奸，杖八十；有夫者，杖九十。刁奸者，[无夫、有夫]杖一百。……其和奸、刁奸者，男女同罪。奸生男女，责付奸夫收养。奸妇从夫嫁卖，其夫愿留者，听。若嫁卖与奸夫者，奸夫、本夫各杖八十；妇人离异归宗，财礼入官。
而与“和奸”案件相比，本案的“亲属相奸”于纲常伦理背逆更甚，其处罚亦应更重。除上述《大清律例》律文的规范外，清代还沿用明代“亲属相奸”的条例：“凡奸内外缌麻以上亲，及缌麻以上亲之妻，若妻前夫之女，同母异父姊妹者，依律拟罪，奸夫发附近地方充军。”(16)乾隆年间又定例：“凡奸同宗无服之亲，及无服亲之妻者，各枷号四十日，杖一百。”[6]
因此，如果严格按照律例审断，本案为重情案件，刘氏与敬存喜属“小功”亲，州县应对刘氏处“杖一百，徒三年”。但在审断过程中，州县并未深究刘氏与嫡堂侄通奸之事，刘氏也并未因此受到处罚。
州县将重情案件“大事化小”，以细故方式处理甚至不作处理的案件，在南部县档案中并不鲜见。(17)州县如此处理案件，固然体现了州县在审断中自由裁量，而这种自由裁量的前提恰恰是以案情轻重为标准划分重情与细故所提供的自由判断的空间。重情和细故的法定标准是处罚结果而不是案件本身的构成要素，州县面对一个具体的案件，大多数情况下很难一开始就准确的界定重情与细故，而告诉人也往往利用重情与细故之间的模糊“小事闹大”以谋求州县对案件尽快处理，州县只能在审断过程中来加以甄别，甚至一桩案件究竟是重情或细故往往要待州县作出最终处理时方能表现出来。
其实，民刑之分是一个法律体系的划分，是一个立法的标准，而重情与细故则不存在与清代的立法之中，而仅存在于州县审断过程之中。这也就是为什么许多案件无法纳入民刑的原因。正因为如此，如果按照现代法律的民刑之分来理解和评价清代州县的审断，不仅会对州县审断的史实产生误解，而且对于通过审断认识州县的职责及其角色也会产生重大的误导。
①此类论着有李志敏：《中国古代民法》，法律出版社1988年版；叶孝信：《中国民法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孔庆明等：《中国民法史》，吉林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徐朝阳：《中国古代诉讼法》，上海商务印书馆1927年版；蒲坚：《中国古代行政立法》，北京大学2007年版；李交发：《中国诉讼法史》，中国检察出版社2002年版；张世明：《中国经济法历史渊源原论》，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2002年版等等，此类论文更不计其数，故不赘举。
②罗志田教授就曾在《民国史研究的“倒放电影”倾向》一文中指出对历史研究的“倒放电影”问题。他认为，这样“倒放电影”虽有助于史家认识往昔，但也有副作用，即无意中可能会剪辑掉一些看上去与结局关系不大的枝节，而且还容易导致以今情测古意，即有意无意中以后起的观念和价值尺度去评说和判断昔人，结果往往是得出超越于时代的判断和脱离当时当地的结论。参见罗志田：《民国史研究的“倒放电影”倾向》，《社会科学研究》1999年第4期；罗志田：《近代中国史学十论》，复旦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259页。
③持此论者如张晋藩：《中国法律的传统与近代转型》，法律出版社2005年版。法律史学界对中国传统法律存在形式原有概括为诸法合体，民刑不分，后逐渐修正为诸法并存，民刑有分，但无论结论如何变化，其所依据的对中国法律史的认识都是建立在以西方概念“套用”中国史实的基础之上的。
④持此论者如徐朝阳：《中国古代诉讼法》，商务印书馆1927年版。他论述中国所谓刑事诉讼法的历史时就论述到：“诉讼之区别刑事、民事，本各国最早通行之思想，于我国古代盖有微征……。因《郑注》有云：讼谓以财货相告，刑谓相告以罪名者，可知民事与刑事诉讼，在古代之司法机关，已有划然之区分”。
⑤大陆法系的六法体系就是由宪法为根本法，民法为支柱，刑法、商法、民事诉讼法和刑事诉讼法为基本法律的成文法体系。
⑥重情与细故并未形成明文的制度规范。在《大清律例》中有“重情”和“细事”概念，在大量的官箴书中，对重情和细故的区分较为常见。本文界定重情和细故不在于说明清代有着两类完全不同的法律体系（事实上二者的区分往往在州县的自我把握之中），而是为了与现代民刑之分进行比较研究。
⑦《大清律例》，“告状不受理”。
⑧法史学界多以六法体系的严格划分作为判断法律文明的标志，由此据以民刑不分作为抨击清代法律制度“落后”的论据。
⑨《大清律例》，卷三；《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卷八一七。光绪二十六年石印本。
⑩《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卷七五，《吏部处分例》，“应奏不奏条”。
(11)《大清会典》，卷五五。
(12)刘衡：《州县须知一卷》（附居官一卷），宦海指南本。
(13)《大清律例》，“越诉”。
(14)旗人、军人等特殊管辖的情况除外，参见那思陆：《清代州县衙门审判制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15)“为计开敬大静具报伊胞兄被敬大友等砍伤身死案内人证候讯事”；光绪二十三年，目录号13，案卷号636，南部县正堂清全宗档案，四川省南充市档案馆。
(16)薛允升著、黄静嘉校编：《读例存疑重刊本》（五），台北成文出版社1970年版，第1088页。据薛允升注：此条例为“前明旧例”。
(17)里赞：《晚清州县诉讼中的审断问题：侧重南部县的实践》，四川大学2007届博士论文，“断不依律部分”。
参考文献
[1]李启成.晚清各级审判厅研究[M].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160.
[2]滋贺秀三.清代州县衙门诉讼的若干研究心得[A]//姚荣涛译.日本学者研究中国史论着选译（第8卷）[M].中华书局，1993：525.
[3]寺田浩明.日本的清代司法制度研究与对“法”的理解[A]//滋贺秀三等.明清时期的民事审判和民间契约[M]:115.
[4]赵尔巽等.清史稿（卷一一四，刑法志）[M].中华书局，2003:3357.
[5]陶希圣.清代州县衙门刑事审判制度及程序[M].台北食货出版社有限公司，1972:31.
清明节的由来故事篇5
2、清明至，雨儿飘，踏青节里花儿俏；青青草，碧连天，百花争艳迎仲夏；忙播种，也嬉闹，且看硕果丰收到；探莺花，春醉倒，愿你幸福乐逍遥。
3、不要担心自己的力量过于渺小，任何浩大的历史都是被处于最基层的小齿轮所推动，将先祖们的优良品格继续发展下去，这便是我们缅怀先人的方式。
4、清明时节天转暖，柳絮纷飞花争妍。明天准备回家给亲人扫墓，想起家中逝去的亲人，心中一阵惆怅……每到此时此刻，我都非常非常的想念我的爸爸、妈妈。天堂里的爸爸、妈妈您们好吗？女儿好想好想您们啊！
5、清明节让我们尽情道出对亲人的思念，洒下所有的泪，回忆不再是生活的负担。清明节到了，让我们再次体会人世间的爱心与温暖，微笑着重新扬起生活的风帆。
6、每一年清明过节，无论是绵绵细雨，还是风和日丽，我都会在漫山遍野中与家人采集鲜花。我将大捧大捧的鲜花安放在山脚下的一座坟前，这里面静静躺着一位最值得我一生感激的恩师——父亲。让这五彩缤纷、芳香扑鼻的鲜花捎去我对父亲的思念和崇敬。
7、情深深雨纷纷，人间有情天有情。天阴阴泪汪汪，同悲伤感祭亡灵。思切切意浓浓，故人恩德不忘怀。烟袅袅雾蒙蒙，天国归宿自由行。愿朋友：擦去眼泪振作神，悲痛化作力量腾。
8、寂寞游荡网间，戏语漫入眼帘。怎会有情人，叙述心结千千。寻寻，觅觅，世间万事皆缘。
9、四月清明节，不知是雨多，还是泪水多，思念装了一车又一车。今年的清明节，我特地起了个早，来看看您——母亲。可露珠比我到的还早，坟头依旧，思恋倍增，借一叠纸钱，借一缕青烟，把我的怀想寄给您老。那年，您走的时侯，是那样的不情愿，带着依恋，带着遗憾，去了另一个世界，您却把善良和淳朴留给了人间。
10、清明节前后，种瓜种豆；风调雨顺，种啥都丰收。愿你种下好运的瓜，四季顺利有钱花；种下快乐的豆！天天开心乐悠悠。种瓜又种豆，好事成双笑不够！
11、既然我们有勇气来到这个世界，就没打算活着回去。清明节，不过是向先回去的人说说思念，给没回去的自己存点积蓄，让自己神清目明好好走下去。
12、清*雨降纷纷，故人塚前添伤愁。花前相逢花前别，五载光阴瞬间逝。萋萋香草忆思君，独拥寒衾泪婆娑。九天遥望几含情，心有千结终难释。不见伊人憬对空，寄语只是空相忆。
13、清明时节，站在高高的烈士纪念碑前，我们缅怀你们——我们的先辈！是以为你们的奉献和牺牲，才有我们今天的幸福生活。愿你们的革命精神永垂不朽！
14、清明在中国，是一个很奇特的日子：它既是节气，又是节日；它既代表着万物的生，又缅怀着故去的亡。清明年年连清明，世人依稀变故人。山清水秀风光好，月明星稀祭扫多。春风已解千层雪，后辈难忘先烈恩。人间只留真情债，世代流传感故人。
清明节的由来故事篇6
清明节调查报告
古人云: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行人欲断魂,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当我想起唐代大诗人的这句诗歌时就想到好像清明节快要到了，清明的脚步已经不远了，只剩下了一步之差。
由于，清明节是在学校过的不能在家里过。在家里，吃上那平时吃不到的的清明果，那可真是佳肴啊!而且不能在家里和家人一起去乡下扫墓(踏青)，给死去的故人请安，给他们拜年，送上家中做出来的佳肴--清明果让他们保佑我的学习更好，学业成功。
于是，星期六爸爸在优秀范文版权所有家很空，决定带我回乡下去给奶奶扫墓。我立即拿来自己家里做出来的清明果，拿来一个篮子在下面铺了一张干净的报纸，然后小心翼翼的把清明果平铺在里面，以免发生一想不到的事故。最后，我把篮子放在车子的后备箱中。一切准备就绪，我们全家就坐上了车子。在坑坑洼洼的山路上车子不停的颠簸，这时我想起了后备箱中的佳肴非常担心，心急如焚。我叫爸爸开慢些特别是有坑的地方。我们就慢慢悠悠的坐车，就像老牛拖慢腿。
经过，半个小时的颠簸，我们终于到了奶奶的坟前，我拿出清明果放好，拿香深深的鞠了一个躬，拜了几拜。给奶奶请了安，向他问优秀范文版权所有好。对他行完了中华民族的礼仪以后，就拿出鞭炮劈劈啪啪的响了起来。那声音震耳欲聋，就像天上打雷一样。把弟弟吓的呜呜大哭起来。后来我又默默的在坟墓前许愿希望奶奶能保佑我学习快些进步，全家生活快乐，身体健康，学业有成。(上坟的经过不具体)
不愧这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一种传统节日啊，是那么的有意义，不平常好多了了，是那么的有趣不同寻常。又有活动，又有学问，还有佳肴。是一个与其他节日不同的节日。比西方节日有趣多，有深刻的意义。
清明节调查报告
清明节日期间，我跟家里人去扫墓的时候，看到山上人头攒动，鞭炮声此起彼伏，家家的先人的墓碑前都有大堆大堆纸钱(冥币)燃烧过后的灰烬。我想，这么多的纸张被烧掉了，多浪费啊!如果变成作业本都够我用好多年了!于是，我对今年清明节人们烧纸钱的情况进行了一次调查。
调 查
我调查了外公所住的村子里10户人家今年用于扫墓的花费，其中单单用于买纸钱的花费是这样的：20元以下的有3家，40元的有5家，50元以上的有2家。平均每家人要花费大概36元买纸钱。
分 析
清明节是我国特有的传统节日，我们有用放鞭炮、烧纸钱、焚香烛的习俗来祭拜祖先，所以，许多人在扫墓、追思先人的时候也花费了一笔钱。外公住的村子里有住户35户，那么，今年全村人用于清明节燃烧纸钱的费用就是1260元。全县如果按50000户人标准算，今年烧纸钱要花费180万元。这足以建设好多所希望小学了!
结 论
我不赞成清明节祭拜祖先时燃放鞭炮、烧纸钱。原因有：
1、燃放鞭炮、烧纸钱时会造成巨大的环境污染，还会白白浪费许多的金钱。
2、大多数人在燃放鞭炮、烧纸钱时不会注意脚下的花草，直接在草地上烧，会把花草和小树烧死。
3、有时忽然一阵大风就把燃烧的纸钱吹到干燥的草丛中，引发森林大火。
总之，我发现清明节燃放鞭炮、烧纸钱的习俗有很多不好之处，而且会浪费掉宝贵的金钱。
建 议
我建议大家清明节文明祭祖，自觉行事，花费尽量不要超过10元以上。有关部门也要鼓励人们节俭祭拜，绿色扫墓，比如可以用种树栽花的形式来表达对祖先的思念
清明节调查报告
上已节在三月上旬的第一个已日，在周朝以前就有了：郑国之俗，三月上已，于溱洧雨水之上，执简招魂，祓除不祥。(《风俗通》)到了魏晋以后，就统一在三月三日过上已节了：三月三日为上已，此是魏晋以后相沿，汉犹用已，不以三日也。(明《五杂俎》) 但仍有于溱洧雨水之上，执简招魂，祓除不祥之俗的延续，就是曲水流觞，书圣王羲之的《兰亭序》是大家所熟知的了。
再说寒食节，稍晚于上已节几日，据说是起源于晋文公重耳烧死介之推的故事，这天是三月五日。后人为纪念介之推，就禁火寒食(古时长达一个月)。又说晋文公取介之推死时抱住的那棵树的木头制成木履，穿在脚上，时时想念，这就是古人尊称对方为足下的由来。
寒食节的第三天才是清明节，唐朝禁火甚严，官府还派人到民间检查，用羽毛插入炉中，如若变焦，以死罪论。因此老百姓在几天前就得先备下糕、粿之类。要到清明节晚上，才由宫中传出火炬：内宫初赐清明火(唐 韦庄)，第二天的火就是新火了：朝来新火起新烟(唐 杜甫)。
现在说清明节。现在人多不过上已节和寒食节了。中国人以清明、七月半、十月朔为三大鬼节，那么清明最具特色的活动当然是扫墓了，各地大致一样，说说我老家仙游的风俗。在家里要在祖宗遗像(或牌位)前上供。到了坟地，除草添土，摆上供品，右侧的后土也要摆供品，然后点香烛、烧纸钱、放鞭炮：纸灰飞作白蝴蝶，泪血染成红杜鹃(宋 高菊卿)接着就按辈份高低依次在坟前跪拜，祈求祖宗保佑，仪式基本结束。接下来就是大家围着吃供品，说这是祖先赐予的，如这时有路人经过，可以邀其同享或给他点吃的。在供品里除了酒肉水果，花生是不能少的，生和丁在兴化语是谐音的(福州方言称花生，兴化方言称地生，闽南方言称土豆)，吃了花生就是添丁，生男孩，人丁兴旺，一定要吃的，如有未到场的，就要带几个给他。兴化人除清明节扫墓，冬至也扫墓，一年两祭。清明前，冬至后，意思是说清明日扫墓，也可以稍前几天，冬至日扫墓，也可以稍后几天。
清明还吃清明粿，是用野地里的一种草(俗称清明草，也叫波波草，因此做出来的粿也叫波波粿)榨的汁和米粉做成的，因此是绿色的。这种草只在清明时长的很旺，平时却少见。据说是清凉解毒，还真是绿色食品。我只买过，吃过，不知怎么做法。有会做的朋友吗，补充一下。
清明节还有插柳的习俗，说柳可辟邪却鬼，术曰：正月旦取柳枝著户上，百鬼不入家(后魏 贾思勰《齐民要术》)，也许是爱佛教的影响，观音菩萨就是用柳枝沾水济度众生。还有一种说法：清明不带柳，死在黄巢手。据说黄巢起义，以清明为期，以带柳为号。
此外，还有放风筝、荡秋千等活动，唐玄宗李隆基就称荡秋千为半仙之戏，南方人更把清明节当作踏青郊游的活动日。
清明节的习俗在中国南方和北方地区的规模、方式不尽相同。一般说来，北方人重墓祭;南方人则多藉此踏青郊游。民间还有插戴柳枝、放风筝、取薪火、画蛋、斗鸡、荡秋千等活动。此习俗也流行于白族、苗族、蒙古族、纳西族等少数民族。
清明节调查报告
我国传统的清明节大约始于周代，已有二千五百多年的历史。清明最开始是一个很重要的节气，清明一到，气温升高，正是春耕春种的大好时节，故有清明前后，种瓜种豆。植树造林，莫过清明的农谚。后来，由于清明与寒食的日子接近，而寒食是民间禁火扫墓的日子，渐渐的，寒食与清明就合二为一了，而寒食既成为清明的别称，也变成为清明时节的一个习俗，清明之日不动烟火，只吃凉的食品。
而且关于寒食，有这样一个传说：
相传春秋战国时代，晋献公的妃子骊姬为了让自己的儿子奚齐继位，就设毒计谋害太子申生，申生被逼自杀。申生的弟弟重耳，为了躲避祸害，流亡出走。在流亡期间，重耳受尽了屈辱。原来跟着他一道出奔的臣子，大多陆陆续续地各奔出路去了。只剩下少数几个忠心耿耿的人，一直追随着他。其中一人叫介子推。有一次，重耳饿晕了过去。介子推为了救重耳，从自己腿上割下了一块肉，用火烤熟了就送给重耳吃。十九年后，重耳回国做了君主，就是著名春秋五霸之一晋文公。
第二年，晋文公领着群臣，素服徒步登山祭奠，表示哀悼。行至坟前，只见那棵老柳树死树复活，绿枝千条，随风飘舞。晋文公望着复活的老柳树，像看见了介子推一样。他敬重地走到跟前，珍爱地掐了一下枝，编了一个圈儿戴在头上。祭扫后，晋文公把复活的老柳树赐名为清明柳，又把这天定为清明节。
关于清明节的传说是多种多样的，是说不完的，今天就讲到这里吧!从去年开始，清明节被列为国家法定节日，便于人们有更多的时间去祭奠亲人。清明节真是来之不易啊!
清明节调查报告
一、问题的提出
关于清明节的调查报告
二、调查方法
1、上网浏览，了解清明节的由来;清明节的习俗
2、通过多种渠道，知道清明节是否是固定日期
三、调查情况和资料整理
信息渠道 涉及的方面 具体内容
上网 节气清明 清明也是我国的二十四节气之一。由于二十四节气比较客观地反映了一年四季气温、降雨、物候等方面的变化，所以古代劳动人民用它安排农事活动。《淮南子;天文训》云：春分后十五日，斗指乙，则清明风至。按《岁时百问》的说法：万物生长此时，皆清洁而明净。故谓之清明。清明一到，气温升高，雨量增多，正是春耕春种的大好时节。故有清明前后，点瓜种豆、植树造林，莫过清明的农谚。可见这个节气与农业生产有着密切的关系。
书籍、报刊 清明节是哪天? 20xx年清明节是4月4号。 清明节作为我国传统节气，是根据每年的春分点来计算的，春分点每过15天会有一个节气，所以清明在阳历4月4日至6日之间，5日居多。不是固定在阳历4月5日，也不是以农历来决定的。
上网 清明由来
我国传统的清明节大约始于周代，已有二千五百多年的历史。清明最开始是一个很重要的节气，清明一到，气温升高，正是春耕春种的大好时节，故有清明前后，种瓜种豆。植树造林，莫过清明的农谚。后来，由于清明与寒食的日子接近，而寒食是民间禁火扫墓的日子，渐渐的，寒食与清明就合二为一了，而寒食既成为清明的别称，也变成为清明时节的一个习俗，清明之日不动烟火，只吃凉的食品。
四、研究结论
(一)清明节不是固定在哪一天，根据春分点的变化而变化。
(二)节气清明与清明节不同。
(三)原来清明节起源与春秋战国时代的一为忠臣和孝子介子推。
(四)在清明节人们纪念先人，同时也要多多植树。
清明节的由来故事篇7
关键词：初中历史；历史故事；运用；原则
中图分类号：G622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1002-7661（2015）15-200-01
对于初中生来讲，开设历史课程是他们首次接触到历史，他们对于历史具有好奇心，但是对历史的内容比较容易产生偏差。一些学生认为历史都是神秘的，难以将历史与现实生活联系起来，再加上传统的历史教学都是照本宣科，这样很难让学生对历史学科产生兴趣。通过运用历史故事的讲授来让学生了解历史，让学生更加集中于课堂内容的学习，是本文主要探讨的问题。
一、历史故事在初中历史教学中的价值
1、讲故事的方式比较适合初中生的身心发展特征。故事是人类最常用的一种传承民族记忆的手段，通过口头传播历史故事的同时，人们也在传递着民族文化和价值观念。与记录历史相比较，故事更加倾向于对历史事件的描述，增添一些演绎的因素，增加故事的生动性和趣味性，这是历史所不具有的。因此，在初中历史教学中，为了达到较好的教学效果，尤其是为了满足初中生对历史好奇心的欲望，讲故事的历史教学方式更加有效。初中生正处于求知欲旺盛的阶段，他们的记忆力处于黄金阶段，对于历史故事能够深刻记忆，因此通过历史故事教学可以让学生对历史事件加深记忆和印象。
2、通过历史故事可以将抽象的教学内容变为具体。将复杂的变得清晰明了。讲故事是讲述历史事件发生的过程，对于历史事件的细节描述的非常细致和生动，而传统的历史教学中有很多历史事件的时间、地点等内容难以记忆，而将这些复杂的内容转化为故事的细节就可以帮助学生清晰地记忆。初中历史教师通过讲故事，可以激发学生的想象，脑海中重现历史事件的画面，从而加强学生对历史的理解和对历史课的兴趣。
3、初中历史教学运用故事讲授法是历史教学中运用最为普遍的方法。长期以来人们对比较模糊的历史事件就是通过采用故事讲授和故事解读的方式来传承，故事是最为普遍的历史记录方式。在故事中，不仅包含了历史事件发生的原因、发生的过程、还附带着人们对历史的评价和判断，并且对历史人物进行评价和总结经验教训。因此，故事本身就是传承历史经验和知识的一种途径，它是人类生活中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在初中历史教学中，涵盖的历史从人类文明起源到现代生活的每个方面，其内容的综合性和广泛性都较强，因此，每一段历史都是一个故事，这就要求初中历史教师在进行历史内容讲授的过程中潜移默化地运用讲故事的方式。
二、历史故事的主要类型
历史故事的类型可以根据不同的依据进行划分：
1、分局历史学阶段研究的分期。我国当前初中历史课本教学内容是根据历史研究学中的阶段分期来进行划分的。按照这种分类方法可以将我国的历史划分为古代、近代和现代三大部分。相应的，初中历史故事也应该分为古代、近代和现代三个阶段，这是目前比较具有权威的分类方法。
2、根据故事的内容来划分。根据历史故事的内容来划分可以分为以人物为中心的历史故事和以事件为中心的历史故事两大类。人物为主的历史故事主要是采用传记的方式记载，以事件为中心的历史故事则被称为“记事本末体”，这是我国历史常用的两种记录历史的主要方式。其中以人物为中心的历史故事主要是围绕人物的历史贡献和行为壮举展开的，而以事件为核心的历史故事是揭示历史中重要事件的过程和细节，具有真实性和客观性。不论以历史人物为中心还是以历史事件为中心，都可以帮助学生更好地掌握历史，形成自己独有的感受和理解。
3、根据故事与史实的关系来划分。依据故事与史实的关系可以将故事分为史实性的、传说性的以及虚拟性的几类。初中历史教学内容主要是史实性的历史故事，但是由于故事本身具有夸张和演绎的成分，因此，真正的历史细节是无法得到证实的。所以，初中历史教师在对教学内容进行整理的过程中应该在尽量保障历史事件真实性的前提下进行。
三、选择和运用历史故事的主要原则
在初中历史教学中运用历史故事需要遵循一定的原则，只有这样才能取得较好的教学效果，达到预期的目的。一是教师在备课的过程中应该对教学内容进行充分的挖掘和了解，根据教材与教学目标的要求在选取与教学内容具有紧密关系的历史故事作为辅助教学，但是，在选择历史故事的过程中要注意选择具有真实性和带有趣味性的故事。真实性是历史课程的前提条件，也可以保障故事的合理与实际，让学将历史与实际生活联系起来，能够更好地通过历史来反观现实。而选择具有趣味性的历史故事是由于初中生的身心发展特点，他们正处于青春期，对事物充满好奇心，具有强烈的求知欲，因此，通过选择具有趣味性的历史故事可以引发学生对历史内容的兴趣，将学生的注意力吸引至课堂上来，从而提高历史课堂教学的效率。同时，教师在选择历史故事时应对大量的历史故事进行筛选，选择具有针对性的故事，确保能够促进学生对历史内容的学习和掌握，更重要的是培养学生独立思考与思辨的能力。
1、选取的历史故事要生动，具有趣味。运用故事进行初中历史教学的目的就是激发学生对历史学科的热情与兴趣，因此，教师选择的历史故事必须具有趣味性，符合大多数学生的审美需求。
2、选取的历史故事必须具备主体明确，细节和结构清晰的特点。这是由于初中历史教学目标决定的，历史教材中选择的教学内容都是学生必须掌握的内容，因此，教师在进行选择历史故事的过程中应该明确故事的主题、厘清故事的结构、组织好故事的细节，要给学生讲清楚故事的来龙去脉。所以，初中历史教师在选取历史故事的同时应该关注故事本身是否具有鲜明的主题，故事的内容是否紧贴主题展开。
参考文献：
[1] 沈丽英.探究初中历史教学中历史故事的应用[J].新课程（下），2012（09）
[2] 金 玲.浅谈历史故事在初中历史教学中的灵活运用[J].新课程导学，2012（19）
清明节的由来故事篇8
故障1
故障现象：一辆2005年产一汽丰田皇冠轿车，装备搭载3.0L V6 3GR－FE型发动机，行驶里程25万km。用户反映该车更换空燃比传感器后，平均油耗明显升高。
检查分析：维修人员检测发动机控制单元，无故障码。观察数据流，1列气缸的长期燃油修正量为19.5％，偏高。这应与该车的油耗偏高有关。
喷油控制状态处于闭环时，发动机控制单元通过修正喷油量使混合气的空燃比随时保持在理想状态。燃油修正量偏高说明如果不修正喷油的话，混合气的浓度将会偏稀。那么是什么原因使得燃油修正量偏高呢?考虑到问题是在更换空燃比传感器后出现的，所以决定从这里着手检查。
将1列气缸的空燃比传感器与2列气缸的进行对调(1、2列的传感器完全一样)。对调空燃比传感器后，观察发动机的数据流。在发动机起动后，两列气缸的数据出现明显变化。在距起动时刻30s时，1列气缸的长期燃油修正值从19.5％降到14％，短期燃油修正值从－11.8％升到－6.3％(图1)。2列气缸的长期燃油修正量从4.6％升到19.5％，短期燃油修正量从19.5％降到12.5％(图2)。
从传感器对调后的信号变化情况看，燃油修正量偏高的原因是由于空燃比传感器的信号响应特性不良所致(图3)。这一点可以从2列气缸在装上1列气缸的空燃比传感器后，其短期燃油修正量降低的现象做出判断。判断的根据是，由于空燃比传感器的灵敏度偏低，使发动机控制单元总是得到混合气偏浓的错误信息。这样的错误信息使发动机控制单元不断地发出减小喷油量的指令。而且由于喷油量的减少，最终也导致了长期燃油修正量的升高。
为进一步确定该车的耗油量是否偏高。找来一辆正常车辆进行对比。结果发现，在相同怠速的情况下，故障车的进气量及喷油量都略微偏大(表1)。由此可见，新换上的空燃比传感器质量确实存在问题。
故障排除：更换空燃比传感器后再次与正常车辆进行对比，在相同怠速的情况下，两辆车的进气量及喷油量都一致。试车，确认故障排除。
故障2
故障现象：一辆2007年产四川丰田柯斯达客车，搭载2.7L 2TR－FE型发动机，行驶里程7万km。用户反映该车发动机故障灯亮，经多方维修未能解决问题。
检查分析：维修人员检测发动机控制单元，故障码为P0171——混合气过稀。检查供油及点火系统，未见异常。
发动机控制单元通过氧传感器得到混合气偏稀的信息后，会自动增加喷油量以保持混合气的正确浓度。但当喷油的增加量超过正常喷油量的35％时，喷油控制系统的闭环控制状态便被断开，并产生混合气过稀的故障码。当前的控制状态表明，喷油控制系统中必然存在着某种因素使得混合气的空燃比出现失控。
首先采取简易方式进行故障诊断。替换空气流量计，结果故障依旧。检查空气滤清器，见其很新也很干净，无需更换。检查排气系统，排气气流畅通。更换空燃比传感器，混合气状态未见任何变化。接下来清除故障码，并进行数据分析。
令发动机怠速运转，观察与混合气控制有关的数据(图4)。将怠速提高到2131r／min时，长、短期燃油修正量之和已经超过了35％。这时燃油控制虽然仍保持在闭环状态，但已经超过了转入开环控制的临界点。挂前进挡，让车辆加速行驶。当发动机转速达到1057r／min，负荷率达到56％时，燃油控制转入开环状态(图5)，同时故障灯点亮。
观察发动机在怠速和部分负荷状态下的数据，发现它们有一个共同的异常现象——节气门前的空气压力偏低。在这两种情况下，节气门前的压力本应接近大气压，而此时却比大气压低了近30kPa。该款发动机是根据节气门前的空气压力来对空气流量计的数据进行修正的。显然，如果节气门前的空气压力数据出现偏低错误，那么修正后的空气流量数据必然偏小，这是导致混合气稀的直接原因。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使得节气门前的空气压力数据出现错误呢?
查看电路图，发现该车并未单独配备进气压力传感器。推测进气压力传感器应由空气流量及节气门开度计算得来。为证实这一点，将空气滤清器取下，以便敞开空气流量计前的进气通道，使传感器处的压力等于大气压。让发动机怠速运转，并使节气门开度与取下空气滤清器之前的数值接近。此时观察到节气门前的空气压力接近了大气压(图6)，空气流量及怠速都明显增加，而且长、短期燃油修正量都接近了理想值。这说明问题出在空气滤清器上，是它给进气系统带来了额外的进气阻力，并使节气门前的空气压力数据出错。
故障排除：更换空气滤清器后试车。在车辆加速时，节气门前的空气压力没有明显降低(图7)，说明新的空气滤清器工作完全正常。反复试车，确认故障彻底排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