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谈对环境保护的认识范文

谈谈对环境保护的认识篇1

关键词：公共健康；药品；气候变化；知识产权；技术开发与转让

知识产权保护对气候变化与技术转让影响的问题，在联合国气候谈判初期并未引起国际社会的重视。但是，随着谈判的深入，特别是随着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开始承担Trips协议所规定的保护知识产权的国际义务，以及受到多哈回合知识产权与公共健康问题谈判的影响，发展中国家逐渐认识到知识产权问题在联合国气候谈判中的重要意义。在气候谈判过程中，包括我国在内的很多发展中国家提出了许多涉及知识产权问题的观点和建议，要求在涉及气候变化的技术方面对国际知识产权保护制度进行调整，使之有利于发展中国家充分、快捷、低廉地获得环保技术。虽然由于发达国家的反对，知识产权问题尚未被气候大会列为正式议题，但是，从哥本哈根大会谈判的进展和结果观察，知识产权问题在未来气候谈判中必然会成为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争论的一个焦点。特别是各国一旦就减排义务和减排责任达成共识，那么后期谈判的焦点就会集中在如何落实前期谈判成果之上，知识产权问题就会更加突显出来。

一、公共健康与药品专利议题谈判进程回顾

1996健康行动国际（Health Action International）在德国就“健康与TRIPS协议”召开了第一次非政府组织会议。1998年，世界卫生组织召开世界卫生大会，对其成员国就实施TRIPS协议、限制高水平的专利保护对药品获得的消极影响提出了建议指南，并增强了WHO在贸易领域的行动权利。1999年，联合国发展计划署的人权发展报告呼吁重新制定全球化规则以使得“为人类而非仅仅为利益”而工作。同时呼吁对TRIPS协议进行全面和广泛的审查，建议对TRIPS协议中的灵活性条款在实践中给予尊重。1999年11月，在西雅图WTO部长会议前夕，技术消费者计划（Consumer Project on Technology）、健康行动国际和医生无国界组织（MSF）等非政府组织召开了阿姆斯特丹会议，发表了《阿姆斯特丹声明》，呼吁WTO就TRIPS协议和药品的获得问题成立一个工作组，就使用强制许可来增进对药品的获取、消除知识产权壁垒、解释TRIPS协议有关数据保护和反竞争行动为限制条款以及促进对新药的研究开发和经费负担等问题寻求方案。 该声明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关注，对公共健康与药品专利议题的谈判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在西雅图召开的WTO部长会议上，由于遭到发达国家的反对，发展中国家提出的关于公共健康和对基础药品的获得问题并未列入官方议程。2000年，联合国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委员会就《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国际公约》第12条关于健康权的规定做出了评论，指出了保护国民健康是国家不可推卸的国际责任。2001年，联合国经社理事会也通过决议，指出TRIPS协议对健康权、食品全和自决权造成的消极影响，要求所有国家的政府注意其依据国际法所承担的保护人权的国际义务应优先于经济贸易政策和国际贸易协定。同年11月14日第四届部长级会议上，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最终达成协议并发表《TRIPS协议与公共健康多哈宣言》（以下简称《多哈宣言》），成为公共健康与药品专利问题上具有里程碑式的文件。在有关公共健康的问题上，宣言除了继承性地承认知识产权仍在保护新药方面扮演重要角色之外，也强调了TRIPs的执行应该担负起保护公共健康义务，特别是处理艾滋病的问题，更同意TRIPs不应防止会员采取保护措施以保护公共健康。根据WTO第四届部长级会议发表的《部长宣言》以及《多哈宣言》的要求，2003年8月31日，经过1年零8个月的艰苦谈判后，WTO总理事会终于打破僵局，成员方政府一致通过了关于实施专利药品强制许可制度的最后文件，即《关于实施与TRIPS协定与公共健康的决定》。

可以认为《多哈宣言》第一次在世贸组织体制内确认了公共健康权优于私权性质的知识产权，且明确规定了成员方可在适用时采取必要的弹性（Flexibility），比如成员在使用解释国际公法的习惯法规则时，对协议应按照其目标和原则所表达的宗旨和目的来解释。这样就有利于广大发展中成员更灵活地应对发达国家的法律诉求。《多哈宣言》第一次对发展中国家有关公共健康问题的要求做了正面的回应与支持。这为气候变化领域知识产权的谈判提供了实例，在面对公共利益和私人利益时如何做出抉择。但这种实例的作用也是有限的。有反对意见认为与公共健康领域的药品专利问题相比，气候变化领域的环境友好技术的可替代性更强。这意味着该类技术转让中的知识产权问题与公共健康领域的知识产权问题不具有可比性。就是否具有可替代性或者是否具有公共利益的紧迫性探讨并不具有更深远的意义，当下更需要关注的是如何纠正国际知识产权制度以及相关的国际国内制度的不足和偏颇，以寻求与环境友好技术在全球范围内的开发、扩散和应用。

二、公共健康与药品专利议题谈判的经验和教训

WTO以及其他场合有关公共健康的谈判有许多经验教训，这对发展中国家的谈判官员在讨论知识产权和气候变化时有一定的意义。

1.各方利益的协商和让步才能取得谈判的实质进展

在WTO下，就药品是否列入专利保护范围，曾存在着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利益分歧。代表药品使用者的发展中国家指出，TRIPS协定提高了专利保护水平，这种高水平造成了公共健康药品的高价格，而这种高价格又直接影响了药品的获得。处于公共健康的目的，需要通过灵活的政策调整完成药品为发展中国家和欠发达国家轻易获得。代表制药商和专利持有者的发达国家对该观点持否认态度，认为药品研发的主要动力来自药品专利保护制度，并且药品价格的高低取决于研发的成本和风险。若专利保护力度较弱会使仿制药品泛滥，使药品专利权人无利可图，影响药品发明人的研发积极性，从而导致整个药品市场的发展。最终TRIPS 协议中采纳了对药品实施专利保护的规定。但是由于WTO下的谈判和决策奉行“协商一致+投票表决”原则，这种情况下，成员国自身实力的强弱对规则和决议的影响力得到一定的抑制。欧盟或美国不是总能将其利益最大化于全体成员国利益之上。因为这类经济体和发达国家若想达成有利于其利益的决策，必须顾及到发展中成员国的利益，否则协商若不能一致，将启动投票表决的程序，这时148个成员国席位中的110多个发展中国家席位的否定投票很可能否决前述国家的提案。因此，专利的保护采取了一定的限制措施以确保平衡各方的利益，达成了一些折衷的条款，主要体现在邮箱制度、独占销售权的制度和强制许可制度。《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认可技术开发与转让对应对气候变化的关键作用，也明确了发达国家以优惠条件向发展中国家转让绿色技术的义务。然而，在对技术转让至关重要的知识产权问题上，各国却很难达成共识。国家利益使得气候变化中的知识产权分歧短时期内难于消除。就知识产权对技术开发与转让的作用，不仅存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间的“南北之争”，还存在不同发展水平和不同利益诉求的发展中国家间的“南南之争”。另外，气候变化谈判和决策奉行“协商一致”原则，若有国家反对则无法达成对其有约束力的文件。因此，政治经济利益的挥之不去再加上多种利益诉求的交织，目前技术转让议题的谈判进展缓慢。

2.非政府组织的作用不可小视

面对发展中国家和最不发达国家日益严重的公共健康问题，各国政府与一些非政府组织采取了一系列的活动促进公共健康与药品专利的议题在WTO的谈判进程。这些非政府组织采取了多种形式的措施，包括政策建议的准备和，非正式会议的召开和与成员国谈判代表的交流。非政府组织的参与极大地推动了谈判进程，政府代表的政策建议开始考虑非政府组织的提议。在90年代加拿大、墨西哥和美国的北美自由贸易区谈判、1992年里约环境与发展大会中以及乌拉圭回合谈判的最后阶段，非政府组织均在积极地行动。由此看，非政府组织参与国际多变会谈的模式也被广泛认可。值得关注的是，目前的公益性质的非政府组织的生存空间有限，一方面又碍于资金来源的不稳定，另一方面还有可能面临着不被政府认可的问题等。到目前为止，NGO主要还是借助政府来实现组织的发展。政府部门也在考虑是否有必要通过NGO的作用促进政府政策措施的实现。

3.国际组织的合作意义重大

《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鼓励在国际层面重新认识环境友好技术与知识产权的关系，并且要求各缔约方承诺排除不利于技术转让的知识产权政策。知识产权与商务贸易活动联系紧密，前述条款和决议只有在国际和国内贸易和投资政策的作用下才能得以实现。因而迫切需要有这样一类项目，即能够加快国际国内相关组织和部门（包括WTO,WIPO以及气候框架公约缔约各方等）的合作和交流，以便促进上述条款和决议尽早反映在与之相关的政策措施中发挥它的效用。

在气候变化谈判下，UNFCCC应当与其他国际政府间组织协调工作。尤其是WTO组织，可以支持和参与一些项目，这些项目的目的将是确定和实施以下措施：(1)排除知识产权保护中的贸易壁垒问题。(2)支持发展中国家的自主创新，特别是促进这些国家的创新能力建设。这个过程也需要新兴技术企业和非政府组织的参与。另外，UNFCCC需要建立一种机制，“信息报告制度”，要求其成员报告为了避免技术转让中的知识产权壁垒而采取的行动。并且这些行动的实施也应当及时报告UNFCCC报告。作为与以上UNFCCC合作的另一方，WTO应当增进其系统内对有关全球气候变化谈判有关的相关规则的认识，主要包括：(1)排除WTO排除规则中的壁垒。(2)建立并逐步加强鼓励自主创新和能力建设的规则。(3)改革全球知识产权竞争框架，支持发展中国家自主创新，以弥补发展中国家知识产权能力上的差距。另外，WIPO也已经制订了支持发展中国家自出创新和能力建设的目标，其中致力于解决发展中国家为不平衡的知识产权制度付出的高昂专利获取费用以及为加强这一体系所付出的能力建设投入。

4.技术转让需要现实可行的具体机制安排

技术转让的双边或多边协议并不足以解决问题，技术转让需要更加具体的政策安排。私营部门不会处于社会公益以优先的技术转让协议帮助其他私营部门、发展中国家和政府。私营部门的最大利益是是追逐利润而不是增加竞争。为了刺激私营部门达成技术许可协议，有必要提供财政刺激政策。或者，优先的技术也必须是由政府出面购买或通过专门的项目得以转让。类似上述硬性要求应当在技术转让谈判的磋商中将其落实到最终的协议条款中。一个可以借鉴的成功例子是The Drugs for Neglected Diseases initiative(DNDi)，在这里私营部门和非盈利机构之间建立了技术转让的公私伙伴关系。其中，药品公司方已经通过这种合作模式为进一步的研发积累了一些可供利用的组合技术。尽管关于上述活动还没有标准的模式，但可给予气候变化领域的技术谈判以启示。公私伙伴关系的安排往往发生在性质不同的公共和私人部门之间，例如公共服务性质的机构和私营制造商。公私合作使混合药剂的进一步研发和新产品的上市得到了持续，而公共服务机构也因为这种合作获取了技术，双方达成了双赢。如果新的药物被成功开发，患者是最终的受益者。

公共健康的谈判情况表明：根据发展中国家的观点，零和的谈判不太可能取得进展，关于技术转让的“软性”承诺通常不会取得成果，而且将“平等”诉求作为要求让步的基础是不够的。发达国家的私营部门控制了大多数的制药技术和环境友好技术。发达国家政府不可能“命令”私有部门去转让该类技术。因此，发展中国家不妨集中精力来有效地搭建一个框架，以政府之手巧解市场失灵的困境，促成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企业之间各种形式的共赢经济安排，以此来刺激创新和切实的技术转让，共同应对气候变化。气候变化谈判中所达成的技术转让承诺应该尽可能的具体而实在。

三、中国在气候变化谈判中的应对

1.坚持多边谈判途径，加强区域知识产权合作

发达国家在知识产权问题上倡导双边谈判，其意图是想通过“分治” ，使南北国家之间谈判实力不均衡。另外，当前即使是多边框架下，如WTO，WIPO和UNFCCC，由于利益取向差异尚大，也难以在多变框架谈判下形成南北实力抗衡的局面。本着通过环境友好技术全球扩散和应用以尽早解决气候变暖问题，应尽快加强与环境有益技术转让有关的区域性的知识产权合作与协调，使得同一区域的发展中国家就敏感的知识产权保护问题，尤其是《TRIPS协定》中的弹性条款问题能够形成共识或共同的约束性规则，这样，中国等发展中国家在单独与发达国家进行双边谈判时，就可以具有更强的讨价还价能力和必要的集体后盾，从而有可能坚守住《TRIPS协定》预留给其的政策空间，顶住来自发达国家的强大压力。

2.加强相关问题的理论和实证研究，在谈判中提出符合本国经济社会发展战略的可行方案。

目前有必要加强相关问题的基础性研究，以雄辩的事实和理论为依据在气候变化谈判中有理、有力、有节地提出知识产权议题，以便获得公平、公正、互利、双赢的谈判成果。研究国际知识产权保护与气候变化问题，应该着重从以下四个方面入手：一是现行知识产权制度会在哪些方面能够对环境有益技术的研发、传播和转让产生哪些具体的不利影响，并在可能的前提下，建立易受知识产权影响的环境有益技术数据库以及案例库。二是发展中国家如何充分利用现行国际知识产权制度中的灵活性机制，有效避免知识产权保护对环境有益技术的研发、传播和转让所产生的不利影响。三是在灵活性机制覆盖范围之外，发展中国家还应有哪些与气候变化有关的知识产权诉求，以消除知识产权保护对环境有益技术的研发、传播和转让所造成的阻碍。四是从发达国家所应承担的历史责任和所应履行的国际法义务出发，研究如何通过谈判敦促发达国家接受发展中国家提出的与气候变化有关的知识产权诉求。另外还需要特别注意的一个问题是，由于法律文化与体系的差异，相同的条约规则在不同国家的执行情况是不同的：发达国家法律体系内部已经存在较为成熟的利益平衡机制和例外，因此，看似严格的保护知识产权的条约义务往往在发达国家法律体系内效力有限，法律体系不完善的发展中国家在谈判中应当谨慎，在对本国的经济发展清楚了解的基础上，提出和接受适当的义务可以避免盲目的谈判可能带来的不良后果。

参考文献

[1] United Nations Development Program, Human Development Report 1999, 2.

[2]前引 Ellen’t Hoen文, 第34页。

[3] UN Committee on Economic, Social and Cultural Rights, E/C.12/2000/4: CESCR General Comment 14, The Right to the Highest Attainable Standard of Health (Aug 11, 2000).

[4]王硕.知识产权保护与公共健康之间的矛盾和调和――从世贸组织相关协议、宣言的角度.时代经贸.省略ki.省略/article/cjfdtotal-sdmj200903019.htm

[5]See Colleen Chien, Cheaper Drugs at What Price to Innovation: Does the Compulsory Licensing of Pharmaceuticals Hurt Innovation? 18 Berkeley Tech. L. J. 853 (2003)

[6]在推进WTO知识产权多边谈判遇到强大阻力的情况下，发达国家起初采取了将谈判场所转移至WIPO(世界知识产权组织，下同)的策略，因为发展中国家在WIPO中也齐心协力地提起了“发展日程”，发达国家遂将谈判场所再次转移至双边谈判框架之下：迄今包括美国、欧盟、日本在内的发达国家或其集团都开始纷纷通过与发展中国家签订双边投资或者贸易协定的方式，规定比《TRIPS协定》义务还高的知识产权保护义务，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成功实现了其在多边谈判框架下原本无法实现的谈判目标。

作者简介

蒋佳妮，（1986年- ），甘肃，清华大学全球变化研究院，硕士，研究助理，研究方向：全球气候变化技术转让与知识产权政策研究。

谈谈对环境保护的认识篇2

Abstract: This article utilizes the qualitative investigation the method, has pointed out the D community from three dimensions in the environmental awareness aspect present situation and the existence question. The modern community needs to profit from the traditional community to raise the environmental awareness the cultural element, the display modern community's function, raises city people's environmental awareness.

关键词:城市居民环境意识环境保护

key words: City people environmental awareness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作者简介:刘立波:男,东北电力大学社会工作系,助教,研究方向:环境社会学;于力:女,东北电力大学学生工作部,教师,研究方向:思想政治教育

一、 环境意识的研究视角与方法

基于国内外学者关于环境意识的研究现状和国内为数众多的定量研究成果,作者主要运用定性研究方法,结合吉林市船营区D社区的环境意识现状从三个维度来探讨环境意识,分别为:环境状况的认同意识,环境问题的责任意识和环境保护的参与意识。

二、D社区环境意识的现状

D社区位于吉林市船营区,是一个集教育、医疗和商业为一体的社区。

(一)环境状况的认同意识

访谈1①:她是D社区的一个老主任,在这里工作了将近十年,社区由过去到现在的变化她都非常了解。社区内部一些环境保护方面的工作也由她组织。她描述了社区内基本的环境状况:“这里居住的大多数人是学校的教职工,外来人口在这里居住的比较少,但流动人口比较多,因为这个地方离农村比较近,而且社区内正在搞建设每天都有农民工和其他人来到这里,所以环境就是脏、乱、差”。

访谈2②:他是社区内高校的一位老教师,已经退休,经常出去扭秧歌,对于社区内的环境状况他表示担忧,“我在这里生活了半辈子,每天晚上我都去扭秧歌,这里的空气质量不太好,尤其是天气开始冷的时候,这里到处都是烟,有时候烟雾太大了,我就不出去了”。

访谈3③:她是社区内的一名环卫工人,一提到环境的问题,他有些埋怨, “我扫了5年的垃圾了,这里的环境是一年比一年差,尤其这里一拆迁,我的活就更多了”。

以上几个人都把本社区环境认定为差,他们有着很强的一致的环境状况认同度。然而不同的职业身份所认同的环境状况也有差别,社区工作者从一个管理者的角度,认定环境问题的主要制造者是外来的流动人口,这种状况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必然产物。社区内的居民暴露出了对社区环境的不满,由于空气质量不好,不能进行正常的锻炼。

(二)环境保护的责任意识

访谈4④:她是社区内的一个居民。她说道,“我居住的楼道经常有人把垃圾放在楼道的门口而且一放就是好多天,尤其是在夏天的时候,垃圾袋里的东西都坏了,整个楼道都有一股难闻的味道,直到我把这家主人找到,向他说明问题他才把垃圾扔掉”。

访谈5⑤:他是社区内某工厂的一名职工,跟他谈到社区内的环境问题时他说道:“社区内出现的环境问题,是环卫工人的事,和我没多大关系,如果影响到我的正常生活那就找社区来处理这件事,我已经交过物业管理费了。

访谈6⑥:他是社区内某高校的一名学生,我遇到他时正在把一个烟头扔到地上,当我跟他谈到环境问题时,他似乎有些不好意思,说“我也知道环保的,有时候就是习惯了乱扔东西”后来我看他捡起了那个烟头扔到了垃圾箱里。

从以上材料可以看出社区内的普通居民环境保护的责任意识较弱,相对于其他群体来说受教育群体在社会的引导下环境保护责任意识逐渐增强。

三、提高城市居民环境意识的对策

针对D社区居民在环境意识上存在问题的原因,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解决。

传统社区当中的个人声望系统、文化价值观念和社会纽带对于提高环境意识都有着重要的作用。

首先,关于个人声望系统。传统社区整合程度之高,是由于传统社区具有很高个人声望的整合中心――人,这样的“礼治”社会背景下,“长老”是最高的社会或社区统治者,拥有很高的个人声望系统,长老的一句话可以带动全社区的人去做某件事情,在传统社区里,环境保护功能的具体决策与实施,可以说“长老”们承担着重要的职责,现代社区在有法制的护航下,也需要这样的“长老”典型,以实际行动提高居民的环境意识。

其次,关于传统文化价值观念。传统社区是一个注重其内部价值信仰的共同体,这种文化信仰的对象可以是图腾标志,也可以是物品器物,还可以是自然界中的生物。现代社区环境问题纠纷其实质是不同利益之间的纠纷,可以利用价值信仰的力量来提高社区居民的环境意识,变冲突性利益关系为合作性的利益关系。

最后,关于社会纽带。社会纽带是社区在互惠基础上产生的,在传统社区中社会纽带对于合作有着促进的作用,现代社区人与人之间的社会纽带在社区整体上的效果就是整个社区成员的认同感、一体化、个人对社区的归属感等。社会人际纽带的主要功能是对个人的某些不受他人赞许行为的制约作用,社会纽带能使社区成员产生出一体化的倾向,提高社区居民整体的环境意识。

四、结语

由城市化带来的环境问题有目共睹,有些问题迫切需要解决。对于D社区来说以后的道路依然漫长,在发展的过程中要不断的借鉴传统社区的合理性文化,利用现代社区的优势提高居民的环境意识。其他社区也存在与D社区相类似的环境意识状况,在解决方法上也存在相同之处,但有关提高环境意识的理论和具体策略,还需进一步的探索和考证。

注释:

① 李某:男,42岁,D社区的社区主任

② 王某:男,62岁,D社区退休教师

③ 张某,女,38岁,D社区环卫工人

④ 钱某,女,52岁,D社区某厂职工

⑤ 李某,男,32岁,D社区某厂职工

⑥ 王某,男,21岁,D社区某高校学生

参考文献:

[1] 洪大用《社会变迁与环境问题》,北京: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

[2] 陶传进《环境治理:以社区为基础》,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

[3] 费孝通《乡土中国 生育制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

谈谈对环境保护的认识篇3

发起前的国际背景

WTO新一轮回合谈判的发起是在世纪之交国际宏观和微观环境都发生深刻变化的时候提出发起的。国际金融环境在战后发起每一轮多边贸易回合谈判中起着十分关键的作用。60年代的肯尼迪回合是在美元危机以及美国出现贸易逆差的情况下发起的,美国希望以此来改善美国的经常帐户和加强其国际金融地位。70年代的东京回合是在1971-1973年美元危机以及布莱顿-森林体系崩溃的背景下发动的。当时,美国不仅中止了美元的固定汇率制,而且对进口产品增收附加税,导致了多边贸易自由化的严重倒退。80年代的乌拉圭回合里根也是当时美元被严重高估,贸易逆差急剧扩,国内保护主义情绪高涨,美国为此采取了大量自愿出口限制等措施保护国内市场。现在新一轮回合谈判前夕美国也面临着与以往几轮多边贸易回合谈判相似的国际金融环境:美元高估、美国巨额的贸易差额、国内贸易保护主义的压力增大。

从微观的国际经济环境看,信息技术突飞猛进,信息技术的发展特别是网络的发展将大大改变现在的国际贸易方式和格局,尤其是电子商务的发展,客观上需要新的国际规则来解决电子商务的技术和法律问题。同时,跨国公司正在加紧实现其全球化的步伐,企业购并浪潮一浪高过一浪,跨国公司的扩张使得一国的微观政策与国际贸易的关系越来越密切,WTO需要解决与贸易有关的国内政策问题,这些问题都是乌拉圭回合未曾解决的问题。

WTO的前身GATT已经进行了八轮的谈判,前几轮谈判主要集中在扩大市场准入上,也就是降低关税和取消非关税措施。从新一轮回合谈判发起的目标来看,可谓目标宏大。它不仅要完成乌拉圭回合未完成领域的自由化工作以及乌拉圭回合确定要谈判的领域,而且要将乌拉圭回合没有涉及的新议题纳入进取,这些问题包括劳工、环保、竞争政策以及电子商务等。可以说,新一轮回合谈判欲全面制定21实际的国际经贸竞争规则。

暂时"熄火"的三大原因

可是,出乎意料的是在美国西雅图举行的WTO第三次部长级会议无果而终,大会未能发动WTO新一轮多边贸易回合谈判,会议失败的原因有三:

第一,美国、欧盟和日本在涉及农业、反倾销等一系列问题上分歧严重,各方都不愿作出让步,导致了谈判磋商的破裂。美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农产品出口国,所以美国要求加速农业自由化和取消农产品补贴,但其主张遭到了日本和欧盟的反对。日本认为农业关系到国土的安全和粮食的安全等,所以拒绝在农业领域实现自由化,而欧盟、韩国、瑞士、挪威等也出于保护本国农业的立场,与日本采取统一步调,从而导致整个谈判工作被推迟。农业问题仍将是世贸组织今后最为棘手和难以协调的问题。此外,美国为了保护本国落后工业和行业,经常以国内法为依据对日本等许多国家以反倾销为由实施经济制裁,因此,日本等国坚持将反倾销纳入世贸组织新一轮回合的谈判,以此来制约美国,但此举遭到美国的反对。

第二,美国坚持将环保和劳动标准纳入到世贸组织新一轮谈判中去,这遭到了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强烈反对,也导致了此次会议的失败。美国受国内环保团体和劳工组织的压力,坚持将环保和劳工问题与贸易挂钩。美国认为采用童工、强制劳动、低工资等条件下生产的产品已经流入美国,并已对美国国内的就业造成了危害,所以应该限制这类产品的进口。发展中国家则坚决反对将劳动标准等社会问题纳入到WTO中去,而美国在这一问题上也不愿意让步,导致有关的磋商只能以失败告终。

最后,WTO本身体制的问题以及美国国内的政治气氛也导致了西雅图会议的失败。WTO的成员超过130个,其经济发展水平、文化背景以及国内政治环境也是千差万别。从这次提交的关于新一轮谈判的建议可以看出,所有建议多达150项,各成员方所感兴趣的领域也是大相径庭。不仅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矛盾尖锐,而且发达国家和发达国家之间也各有自己的"小九九"。所以,在较短的时间内要协调这么多成员的利益也是非常困难的。再加上WTO 是采用协商一致的决策机制,这使得整个谈判难上加难,最后无功而返也是在所必然。再者,美国国内面临2000年总统大选,使得美国政府在贸易政策方面受到了国内利益集团的影响,使得美国政府宁愿牺牲此次会议也不愿意得罪国内选民。

对于此次西雅图会议无果而终最深层次的原因有两个:一是WTO管辖的范围越来越大。GATT前七轮回合的谈判主要集中在货物贸易的关税和非关税领域的谈判,到了乌拉圭回合的谈判,才将谈判领域扩展到服务贸易以及与贸易有关的投资措施和知识产权措施。可以说,乌拉圭回合不仅促进了商品贸易和服务贸易的自由化,而且为生产要素自由化打下了伏笔。例如,乌拉圭回合达成的《与贸易有关的投资措施协议》虽然还是隶属于多边货物贸易协议,但是它毕竟涉及了资本要素的自由化。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的深入,资本要素的自由化被提上议程,在新一轮谈判中,要求在WTO框架内建立多边投资协议的呼声很高。WTO除了管辖生产要素流动外,还将其管辖范围扩展到一国的微观政策的协调,象环保政策、劳工政策均是一国的国内政策,要协调一国的国内政策难度可想而只。WTO管辖范围的扩大也为WTO谈判本身带来了难度,这次西雅图会议失败也反映了这一点。

二是多边贸易体系出现不平衡的发展趋势。这种不平衡的发展趋势表现在:在发达国家享有比较优势的部门自由化步伐远远快于传统的产业部门,特别是劳动密集型的产业部门;在知识产权领域规定了极高的标准,但技术转让规则却迟迟未能出台;多边投资协议基本上考虑了发达国家特别是跨国公司的利益,对于东道国利益以及跨国公司的约束问题却置之不顾;发达国家极力将劳工标准问题纳入多边贸易体系,但有关促进劳动力自由的自然人流动谈判却迟迟未能启动。所以,在新一轮谈判中,必须注意发展中国家的利益,考虑到发达国家和发

展中国家的差距,切忌急于求成,不适当地加快自由化步伐,否则,不仅不利于发展中国家,也不利于多边贸易体系的发展,最终将损害发达国家的利益。如果在新一轮谈判中不考虑发展中国家的利益,提高发展中国家的市场准入水平,谈判将很难取得进展。从这一次西雅图会议看出,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尖锐矛盾也导致了此次会议的破裂。

谈判议题:孰取孰舍

尽管在西雅图会议上未能就发动新一轮谈判达成协议,但是新一轮谈判并未就此中止。至于何时能正式启动千年回合的谈判,关键取决于各方能否就新一轮谈判的议题达成一致。关于新一轮谈判的议题,除了农业和服务业是乌拉圭回合规定的必须进行的外,其它议题必须在协商一致的情况下确定。目前在确定千年回合谈判议题上,意见分歧很大。美国认为除了农业和服务业外,还要将劳工标准、环保、投资及电子商务等纳入谈判的议题。日本则认为要将反倾销纳入谈判的议题,广大发展中国家则强调对乌拉圭回合协议的有效执行,除了对乌拉圭回合农业和服务贸易谈判外不宜再搞什么新的谈判,并坚决反对将贸易与环境、贸易与劳工标准、贸易与竞争政策等新议题纳入谈判议程。最终那些议题能否纳入到谈判议程中去,还需要经过一番激烈的斗争。我认为,农业、服务业以及工业产品的市场准入将比较顺利地成为新一轮谈判的议题;鉴于电子商务的重要性,电子商务将很有可能成为新一轮谈判的重要议题;最不发达国家问题也将成为一个重要议题;跨国公司的迅速发展,投资问题也可能被提上议程。此外,政府采购的透明度、反倾销、贸易便利化问题、WTO本身的体制问题等也有可能被列入谈判议程。至于劳工标准、环保、竞争政策等国内政策协调问题由于反对意见太大,被列入谈判议程的可能性较小。以下简单介绍一下乌拉圭回合未曾涉及的新议题。

贸易与环境

由于世界环保浪潮的兴起,环保标准不断提高,环保措施层出不穷,环保对贸易的影响日益增大。同时,环保标准的高低直接影响出口的竞争力,因为环保投入大势必削弱企业的竞争力。美国等发达国家为何如此热衷将环保与贸易挂钩呢?原因就是美国认为其国内环保标准高,发展中国家环保标准低,这样它们与发展中国家产品处于不公平竞争的地位,所以应该从贸易上限制对环境有破坏产品的进口。这从表面来说是为了保护环境,其实质就是借环境保护之名,行贸易保护之实,也就是变相地搞贸易保护主义。总所周知,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是处于不同的经济发展阶段,其环保水平肯定有差距,不能要求发展中国家能马上达到发达国家的环保标准,这是不现实的,也是没有道理的。

贸易与劳工标准

由于劳工标准问题直接影响出口产品的成本,所以美国认为低工资生产的产品就等于"社会倾销",应该在贸易上限制低工资条件下生产的产品。从表面上看,这是为了维护发展中国家的劳动权利,其实质就是以劳工标准为名搞贸易保护主义。从比较优势理论来说,美国等发达国家在技术密集型产品上享有比较优势,而发展中国家在劳动密集型产品上享有比较优势,这是非常明显的,所以美国不能要求发展中国家不切实际地提高工资,剥夺发展中国家在劳动力上的比较优势。如果发展中国家在低工资条件下生产的产品为"社会倾销",那么众多美国跨国公司在发展中国家投资生产的产品返销到美国则不成了"自我倾销"吗?所以,劳工标准问题不应该与贸易挂钩,应该由国际劳工组织处理。

贸易与竞争政策

竞争政策是促进竞争的政策,旨在通过控制和清除一国国内市场的限制行为,以保证市场机制有效运作和资源的流畅顺达。管制企业的限制性商业惯例和政府的补贴行为是竞争政策的核心。限制性商业惯例包括协议共同定价、串通投标、联合抵制交易、销售量和生产量的定额分配等。由于关税的降低和非关税措施的逐步减少,企业日益依赖于限制性商业惯例来保护自己,损害了贸易自由化的果实。虽然与竞争有关的条款在WTO协议中有所体现。但是,欧盟和美国认为这些协议还远远不够,它们希望在新一轮谈判中达成一个有关竞争政策的多边框架。

电子商务

鉴于电子商务日益成为国际贸易中重要的组成部分,美、日、欧都同意就电子商务进行谈判,为发展电子商务创造有利的环境。目前,WTO的相关协定已经对电子商务所必须的框架的大部分作了适当的规定。因此,目前多边贸易体系中的原则对其仍然适用。特别是《服务贸易总协定》的规则将成为全球电子商务框架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对于现有协定和规则未能涉及的部分将在新一轮谈判中进行磋商,考虑制定新的规则。特别是网上贸易的关税问题、知识产权、网上支付、网上合同等具体问题需要制定新的规则。同时,有关电子商务的多边协议必须考虑发展中成员的参与程度。

"一揽子"解决方案占优

关于新一轮回合的谈判,目前主要有两种,即"部门"和"一揽子"谈判方式,它是关贸总协定曾经采用的方式,就是谈判者必须全部接受协议条款,不能有选择性地接受。其优点是通过交叉减让赢得大多数谈判方的支持,缺点是谈判进行的时间太长,因为只要不接受任何一个条款,协议就不能通过。部门谈判是一个部门一个部门地谈,条件成熟的部门达成一个签署一个,并不希望一下子解决所有议程,其优点是能缩短谈判时间,加快谈判进程,缺点是很难确定谈判的部门,平衡各方利益。

对于新回合谈判,美国主张采用部门谈判方式,以缩短谈判的时间。但其真实的目的是以此来加速其享有比较优势的产业(农业、服务业和电子商务等)的自由化步伐,而回避其落后产业(纺织、服装和玩具等)的自由化。欧盟和日本在谈判模式的立场上保持步调一致,它们均认为新一轮谈判应该继续采用一揽子谈判模式,对于谈判结果,要么全部接受,要么全部拒绝,不能有选择性的接受,同时谈判的结果必须适用于所有的WTO成员,以达到各方权利和义务的平衡。发展中国家由于担心利益很难协调以及对部门开放的担忧,对部门谈判模式普遍持反对态度,也要求在新一轮谈判中采用一揽子的谈判模式。由于欧盟、日本以及广大发展中国家对部门谈判模式的强烈反对,新一轮谈判估计还将采用一揽子和交叉减让的谈判模式。

透过千年回合看全球化的发展趋势

新一轮回合谈判的矛盾和焦点正是经济全球化深入以后各方利益关系调整的反映。全球化是当今世界经济最为明显的发展趋势。全球化的过程既是各国生产、贸易、金融、投资一体化的过程,同时又是世界经济利益大调整的过程。美国是全球化的最大受益者,美国在这一轮信息技术革命中明显处于领先地位,同时美国国内经济制度较好地适应全球化,所以美国想利用新一轮回合谈判推动贸易和投资自由化。同时,随着全球化的深入,贸易投资自由化与一国的国内政策的关系越来越紧密,国内政策已经严重影响了贸易投资自由化进程,美国又主张将一国国内政策的协调也纳入到WTO中去,在这一次新一轮谈判中美国的意图也昭然若揭。对于在全球化过程美国没有比较优势的部门,美国还利用反倾销、技术壁垒等极力保护其落后产业,所以在新一轮谈判中美国回避谈这些对于发展中国家具有重要市场准入意义的领域。对于欧盟和日本,信息化浪潮和全球新一轮产业结构调整中明显落后于美国,所以在全球化过程中与美国出现利益上的分化,也导致了多边贸易体制发展中美国、日本和欧盟以及广大发展中国家三形成足鼎立的局面。

谈谈对环境保护的认识篇4

人类发展离不开和大自然打交道，可以说人类的发展史，就是一部人与自然时而和谐时而矛盾的斗争史。人类，之所以能从类人猿转变成人是劳动的结果，更是使用各种工具的结果。工具的制造、生活的需求、居住的需求以及文化的需求，包括开门七件事柴、米、油、盐、酱、醋、茶那每一件都是在向自然界索取。

2从敬畏上升到主宰

2.1古人对自然的敬畏

人类在与自然相处中，从畏惧对大自然的无奈，到逐步了解自然，进一步去征服自然、向大自然进军，人类与自然像一对夫妻打打闹闹、分分合合、但是始终不离不弃。在古代，知识的匮乏、工具的极端简陋、导致人类生产力的低下。先民们对自然的是恐惧的、敬畏的，向自然界索取更是有限的，甚至有时食不果腹、衣不蔽体，几乎没有结余。但，依然怀着对自然的感恩的心态，怀着对自然界的敬畏和尊重。

2.2启蒙后期的人类成为自然的主宰

是启蒙解救了人类，把人类从对上帝的崇拜、束缚中解救出来。人类才认为彻底了解了自然。认为，自己是大自然界的主宰。自然和外在环境都是人类的附属物，是人类的财富；动物植物、矿物土地山川、河流，人才是万物存在是否“合理、合法”的标尺，才是丈量万物生命实体和非生命物质唯一价值尺度。而利益优先性原则的出现更是单纯夸大人类认识和改造自然的能力，一切已能满足人需求为终极目标；为了人类的利益向大自然无限制的索取。几乎把生态这一概念置于脑后，甚至不顾环境恶化，杀鸡取卵，竭泽而渔。可见，增强我们的生态理论意识，加强对大自然生态环境的呵护，处理好人与自然和谐、平等相处的关系是非常必要的。

3增强生态理论意识的必要性

3.1生态理论意识是建设美丽家园的必须

增强生态理论意识，是建设生态家园、生态文明、和谐社会的需要，要知道：自然界包括我们生活的周边环境，它的生态系统是十分脆弱的，如果受到破坏，就很难再回复到原来的状态。如果我们不把欲望的无穷性加以克制，那么必然向自然界无穷尽的索取：各种矿产品的无序、无节制的利用、开发、土地会污染、土地会沙漠化、动植物栖息地会被无限制的压缩、垃圾就会任意丢弃，气候就会异常性变化、极端天气就会再度出现。到时，我们建设美丽乡村、美丽城市、美丽中国的梦想就成为镜中花、水中月、一切皆成浮云。在这种背景下生态理论意识需要回归，需要加强，生态理论意识必须回归到道义、道德的约束上，乃至上升到法律的位置，这是对一些人、一些团体，利己性，私立性必要的约束管教。

3.2加强生态理论意识需要自然的担当

加强生态理论意识是我们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的需要。尽管我们为了生活，为了发展为了进步，为了解决首先衣、食、住、行的需要，不得不向我们的自然索取“生活费”、“发展费”及必须的“费用”。但是在环境污染严重、生态事故频发的严峻形势下。就必须考虑尊重自然发展的规律，在自然环境、资源环境“许可”的范围内，可以“担当”的情况下去“索要”，用最少的索取、最少的环境代价、做最有效的经济发展，把生产效率、生态效率、经济效率发挥的极致。建设一个科学的资源利用制度，努力提高能源、资源利用效率；用最科学的、最环保的理念来护佑人与自然

4解决环保问题的新思路

4.1解决环保问题首先要向儒家观念看齐

“天人合一”的儒家观念”是生态伦理观的“思想支撑点，是生态伦理的典范。《易经》提到的“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就是古人对大自然的气势宽厚、仁慈、和顺的尊重和敬畏。所以《皇帝内经》告诫人们阳春三月是万物生发的季节，万物以荣，不可杀伐，只应当奖励或者鼓励动物去繁衍、让草木森林去繁茂、让鱼儿欢唱、让鸟儿去鸣叫，自己去播种。为了自然和人的和谐共荣，为了保护生态古代的政府部门该出手时就出手必要时会对“伐木丁丁”的盗伐者和“鱼丽于罶”的捕鱼者等给予必要的刑罚，去遏制对大自然疯狂掠夺的伪君子。古人为了环保需要为自己的生活环境不会受到污染去效法自然，西汉时期的先人就制作了精巧的雁鱼灯以大雁为型，点燃灯火时，烟雾通过鱼和雁颈导入雁体内，防止了油烟对居室的污染。这种环保的理念是先人的智慧，也为我们今天解决环保问题提供了新思路。

4.2解决环保问题就要加强宣传力度

加大宣传力度，让环保意识、循环经济意识深入人心。宣传环保利国利民、利人、利己。环保宣传就要告诉人们吃、住、行样样都与环境密不可分。我们的生活行为、消费行为每一样都关乎到环境的状况。稍微不注意就会自觉、不自觉的伤害到自然环境。小到生火做饭、大到开车旅行，小到随地吐痰，大到开办化工工厂。这些莫不与环境有关。如果不从思想认识的高度去思考，提高环境节能意识，繁荣环境文化，了解环境恶化的危害，认清目前环境保护的急迫形势。那么，对环保意识的强化就无从谈起，谈解决环保思路的正确，谈环保问题的解决；谈环保事业的发展，谈环保的深入人心。就如同缘木求鱼，就如同南辕北辙。生存环境和生活质量同步提升的美好愿望，也将会成为泡影。

4.3解决环保问题就要有具体的行动

坐着谈不如起来行，行动会改变我们的生活现状，做一次环保的行动胜过一百次的纸上谈兵、空洞说教，坐而论道，指手划脚。不如去关掉长明的灯、长流的水、不如在干净的大街上捡取一片纸片、一片枯叶。做好环保解决环保问题的关键，在于从小做起，从现在做起。从身边做起，从紫我做起、从家庭做起。节约一粒米、节约一度电、节约一寸布，都是在为环保事业的大厦加了一块砖，都是对“一粥一饭，当思来处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古训的刻骨铭记的体现。空手羡鱼，何如退而结网，只有对环保行动的真实践行，环保行动才能浇灌出环保事业绚丽之花。

4.4解决环保问题就要让违法者付出高昂的代价

时下，违反环保法的成本过低。而守法的成本却很高，原因简单那就是违法者只需要交罚款，不需要对破坏的环境进行恢复修复和必要的生态赔偿。而守法者却要上设备、上设施费人力、物力。设施的维护和运行还要出血费钱。因此，只有抬高违法者的违法成本，再一次降低环保犯罪的入罪门槛，细化、量化违法标准，让环境执法变得具有可操作性。让违法企业了解违法后果的严重性，对违法者产生强大震慑，逼迫违法者返回到守法的正途上。

5环保问题的责任主体在政府

时下，少数基层政府为了自己小团体的私利，对开办的有污染的矿山、工厂、企业加以保护。要么，在环保部门执法时予以通风报信、或者讲情，乃至出面干扰其正常执法。许多违反环保法的污染事件就这样不了了之。当群众举报或者上级追究责任时，板子却反过来打在执法部门身上。这必然导致造成环保执法行为缺位、错位、不作能为。让上级恼火令群众生气、让受害者、痛苦，让我的生活环境难堪，让我们的环保事业受辱、受挫。政府只有负起责任，敢于担当，敢于向环保违法者亮剑才能让我们的环保事业成为经济发展、社会进步的保护神。

6结语

环保问题是当下最热门的话题之一，是事关国计民生的大事，是建设和美家园的成败的关键，可谓国之大事不可不察也！增强生态理论意识才能使环保事业大有作为，蒸蒸日上才能让“宁愿舍弃金山银山也要留下青山”的环保理念更加深入人心。

谈谈对环境保护的认识篇5

【关键词】语文教学；环保教育

当今，环境问题已成为影响人类生存与发展的一项重要问题。森林滥伐、水土流失、地球变暖、臭氧层出现空洞，以及各种各样的污染，时时刻刻威胁着人类的生存环境，更危害着我们的子孙后代。同志在党的“十四大”报告中指出：“要增强全民族的环境意识，保护和合理利用土地、矿藏、森林、水等自然资源，努力改善生态环境。”学校是育人之地，因此，在语文教学中对同学们渗透环保教育，使同学们感知现今社会保护环境的重要性，自觉养成环保的良好习惯，是我们在语文教学中不可缺少的一个重要环节。下面我们来谈谈在低年级语文教学中可采取的一些做法。

1　借图启思，渗透环保教育

低年级教材插图多，色彩鲜艳，逼真形象，富有吸引力。小学生有强烈的好奇心。教师可利用教材的优势，引导学生观察思考，渗透环保教育。

如《秋天》一课，可先让同学们观察课文插图：天那么高，那么蓝，高高的蓝天上飘着几朵白云。蓝天白云，色彩多么美丽!令人多么舒服!我补充讲述天空为什么是蓝色的，让同学们了解到天空是蓝色的原因。再让同学们联系生活实际思考：为什么现在我们已经很少能见到这么蓝的天空?原因是什么呢?――是日益严重的大气污染而引起的。所以，我们小朋友也要行动起来，从身边的事做起，比如叫父母不必要时少使用私人汽车、冷气机等，保护环境，减少大气污染，保护大气层，让天空永远都那么蓝，那么美。

2　读中品味。渗透环保教育

低年级课本中有许多琅琅上口，语句优美，富有童趣，描写大自然美丽风光的诗歌与短文。优美的文字中蕴含了不少与环境保护有关的思想和知识，它们为教师进行渗透环保教育提供了良好的教学材料。

如《春晓》第一句：“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在讲解此课时，可让同学们反复品味古诗，想象诗句的意境，令人仿佛听到春鸟婉转的叫声，瞅啁起落，远近应和，多么活泼的春色。此时教师适时点拨：人类要保护环境，爱护鸟类，才会使大自然变得更美丽。又如学习《四季的脚步》一课，可鼓励同学们反复朗读，一边朗读一边想象，在读的过程中仿佛置身于四季美景中：春天来了，溪水流淌，绿草如茵，鲜花盛开；春去夏来，金蝉在树上欢叫；秋天来临，秋风吹得落叶满地，像黄蝶飞舞；冬天到了，雪花飞舞，大地穿上银装，四季的景色是多么的迷人!让学生在读中体会，读中受到美的熏陶，激发热爱大自然，保护大自然的情感。

3　运用多媒体教学，渗透环保教育

低年级学生抽象思维、逻辑思维并不发达，他们认识事物，认识问题需要从直观思维向抽象思维过渡。运用多媒体教学，生动活泼，具体直观，形象鲜明，印象深刻，感染力强。它可以直观形象地让学生体验周围环境问题，体验人类在活动中对自然环境的破坏程度，能最大限度激发起学生的环保意识。

教师运用多媒体教学，直观形象地让学生体验周围环境问题，增强了学生爱护环境的意识，懂得保护树木的重要性。

4　课外延伸，树立环保思想

环保教育的最终目标是培养学生牢固地树立环保思想，自觉抵制破坏环保的不良行为。在教学《清清的湖水》一课时，可通过电脑课件显示湖岸景色：“那边的山石像一只正要起跳的青蛙，这边山石像一只展翅欲飞的雄鹰，半山腰的石龟、石兔，好像正在赛跑呢。”“湖水像一面镜子，映出了蓝天、白云，还有变幻的山峦。”同学们看到这美丽的景象都情不自禁地赞叹：“多美啊!”教师趁热打铁，美丽的环境需要人们来保护，大家能在文中找出小洁爱护环境的事例吗?小洁的什么行为值得我们学习?谈谈自己外出游玩时应该怎样做，如果看见有人不讲公德，乱扔果皮，你又会怎样做呢?课后，可以请同学们收集一些有关环境保护方面的图片或文字报道，办一份“环境报”，把自己对于现代人对生态环境无休止破坏的看法与改进的建议写在报里，全班开展一次“爱护环境从我做起”的手抄报展览。同学们都十分认真完成功课：现场观察了河道、公园、马路的情况；画漫画，设计环境保护小标语；与父母上网收集环保资料和探讨改善环境的措施等。学生的环保意识得到进一步强化。

谈谈对环境保护的认识篇6

[关键词]气候外交 中国 公平 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

一、中国对约束性承诺的反对立场

乍看之下，中国在气候变化谈判中的立场发生了戏剧性的转变。中国曾经轻易地质疑气候科学的有效性，甚至反对给发达国家设置减排限额；如今，中国领导人则承认应对气候变化是一个需要政府间合作的合法挑战。在《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签署以来的20年间，中国政府已默许了对后续协议（如《京都议定书》）的需求，接受了给发展中国家的自愿性减排目标，出台了本国的排放强度目标，并降低了对发展中国家减排行动进行国际监督的抵触。2011年，中国通过同意建立德班平台（即在2015年前完成一个崭新的、全面的法律文书的谈判），似乎扭转了其长期以来反对有法律约束力的承诺的立场。

然而，纵然有这些进展，中国的基本倾向同20世纪90年代初总理阐述的国际环境保护原则还是鲜有不同。总理指出：经济发展优先于环境保护，发达国家有给发展中国家提供资金支援和技术支持的义务，一国利用其自然资源的权利必须得到应有的尊重。中国立场的调整通常只在面对重大外部压力的情况下才会发生，尤其是来自发展中国家的压力。例如，中国在德班的默许态度，部分是对两年前在哥本哈根对抗性立场所遭受的难堪批评以及小岛国和大的发展中国家（如墨西哥和阿根廷）给予的压力作出的回应。此外，中国在德班没有签署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条约或排放限额，只是同意启动一个新的“法律文书或具法律效力的最终协商结果”的谈判。中国首席谈判代表解振华明确表示，中国的参与需要建立在五个先决条件之上，包括《京都议定书》第二承诺期的完成。这表明，中国的态度虽然有所软化，但一直没有放弃反对在《京都议定书》之后的国际气候制度中设置有约束力的减排限额。

底线是，中国气候外交的基本主题一直保持稳定，没有深层次的演变，除了一系列随着外部环境变化而作出的战术调整。无论是在京都、坎昆、波恩还是巴厘开会，中国都在推行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严格的责任承担界限，青睐那些回避硬性指标、维护发展中国家、呼吁工业化国家更有力行动的提议。这里提出一个问题：中国为何如此抗拒排放限额？作为世界上排名靠前的排放大国的中国，如何才能逃避接受一个更严格的气候协议？

二、解释中国的立场：公平准则的作用

从某个层面上看，中国对排放限额的一贯反对立场是很容易解释的——它只是经济利益的作用。在国际环境政治中，国家会权衡承诺条约的成本和减轻环境危害带来的收益。从这个角度而言，中国对有约束力目标的反对是由于这样的事实，中国领导人相信实现目标的成本大于一个强有力的全球气候协议的好处。北京可能会越来越多地了解中国对全球气候变暖的有害影响的敏感度，但是在一个以经济增长作为首要目标的国家，其日益增长的脆弱意识尚不足以抵消对限制排放带来的成本的担忧。保护经济利益的目标在国内政策的制定过程中不时被强化，因为政策制定的过程由经济和外交官僚所主导，而不是气候科学家和环境保护官员。

解释中国在国际气候谈判中的立场，经济利益当然是关键。无疑，大部分解释中国气候外交的学术文献都将注意力聚焦于领导人们对保持经济增长和保护国家的关注方面。本文不否认这些因素的重要性。但是，狭隘地专注于经济利益会错失故事的另外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中国认为在气候变化协议中对正义的诉求的重要性。尽管可能有一些重要的例外，然而中国对公正、正义和公平的一再坚持并没有引起学者足够的重视。本文认为，环境正义的探讨，在理解中国反对排放限额的立场以及中国回避承担气候变化领域昂贵的减排承诺的能力方面至关重要。

公平问题的重要性体现在两个方面。首先，中国利用环境正义的争论来追求自身利益。权益的问题主要基于两个方面。首先，中国的行为很大程度上和所谓的“修辞性行动”（rhetorical action）概念一致，即“战略性地使用基于规范的论证”。中国的“修辞性行动”战略主要是通过推进“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CBDR）将气候变化问题界定为南北问题。“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是基于这样一个想法，所有的国家对保护地球上的资源都有共同的责任，但是每个国家根据责任和能力水平的不同，应该分担不同的责任。发达国家由于在历史上造成了更多的环境退化，同时它们有更强的适应能力，因此应该承担解决环境挑战的更大责任。

被广泛接受的“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已经成为国际环境政治规范框架的一部分。这并不是不可避免的。早期的环境协定大都基于与“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相反的准则，例如国家之间的平等和互惠。相反，“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是发展中国家经过几十年的政治行动和谈判的努力构建起来的，中国从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中国的努力可以追溯到1972年在斯德哥尔摩举办的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例如，在会议的后期，出乎许多参会者的意料，中国表达了成立一个新的工作组的愿望，讨论《斯德哥尔摩宣言》，并推出了自己的10点建议，在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的罪责和治理责任分担之间划出清晰的界线。这个工作组产生了新版本的《斯德哥尔摩宣言》，增加了两项全新的平衡发展与环境保护的必要性原则，为发展中国家所极度青睐。

在整个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中国继续推进由发达国家负责任的原则。例如，在《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第三次谈判会上，中国主张给予发展中国家优惠待遇，如要求强制性的技术和金融转让以帮助发展中国家保护海洋环境。随后，在保护臭氧层的谈判中，中国再次成为技术转让和资金援助最热心的支持者。印度和中国拒绝加入《蒙特利尔议定书》，直到成立一个基金以帮助发展中国家寻找和替代氯氟烃（CFCs）。这在国际环境政治中推广了工业化国家以援助基金承担责任的理念。最终，中国帮助将“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牢牢置于气候变化谈判的前沿。中国在1991年举办了北京部长级会议，在2009年底举办了基础四国（巴西、南非、印度和中国）的第一次会议。这有助于调动发展中国家的积极性，并坚持“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在气候变化谈判中，中国代表在各种正式发言中反复提及“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尽管不是中国最早提出了这一原则，但中国是这一原则重要的构建者和最响亮的倡导者。

“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的战略性使用，帮助中国确立了其在国际气候变化谈判中的倾向。虽然对国际环境政治中公平的作用存有疑虑，但大多数学者和从业者都认为，国家仅在条约被视为公平的条件下承担其国际义务。追求正义一直是气候谈判的主要特征。美国学者罗伯茨（J.Timmons Roberts）和帕克斯（Bradley C.Parks）认为，全球不平等助长了发展中国家“信任缺失”和“气候不公正”的感觉。对气候变化正义的众说纷纭导致谈判者很难定义一个“全社会共同理解的”“公平的解决方案”，并是最终导致气候变化谈判陷入僵局的一个主要原因。因此，可以断定，在气候变化谈判中，或者更广义地说，在国家环境政治中，实现正义逐渐被定义成遵从“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正如一位学者指出：“简单地说，‘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已经发展成为回应国际环境合作中追求更加公平的规则的呼声（主要来自于发展中国家）的一个答案。”中国和其他有着同样观点和身份认同的发展中国家一样，运用“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来修饰反对有约束力的承诺的辞藻。通过这样做，中国得以维护发展中国家的团结，将注意力保持在工业化国家而不是发展中的主要排放国身上，并最终将其对有约束力的减排限额的反对合法化。

然而，认为中国对公平权益的争论仅仅出于实际的物质利益则是太简单化了。中国对“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的推广并不完全是功利性的。中国领导人相信这个准则所包涵的公平思虑。这在中国学者的研究中也是显而易见的，他们倾向于将公平放置在一个很重要的地位。这在中国谈判代表的陈述中也很容易看出。例如，一位前中国政府官员解释中国反对减排目标时指出：“作为一个中国人，我不能接受发达国家的人们比我们有更多消耗能源的权利。人生而平等，这不应该只是一句空洞的口号。”从这个角度看，中国应该拒绝排放限额，这不仅是因为这符合国家利益，更因为即便其他国家只是提出这样的要求，显然也是不公平的。

中国对环境正义的信念不仅仅出于自身的物质利益考虑，更是基于这一概念本身构建而成。纵观气候变化谈判的历史，同许多发展中国家一样，中国出于对不公平的担忧，一直对发达国家所青睐的方案持谨慎态度。由于中国同其他发展中国家都认为，公平准则对任何协议而言都是至关重要的，且容易被发达国家所忽视，因此中国总是轻易否决发达国家的方案。

对《京都议定书》中的清洁发展机制（CDM）和联合履约（Joint Implementation，类似清洁发展机制，但交易仅限于工业化国家）的争论也是一个明显的例子。到2010年，中国注册了2593个CDM项目，占全球的45%，占亚太区域的57%。中国已经是全球最大的CDM信用额度卖家，拥有27亿美金的一级市场价值，占全球72%的市场份额。显然，中国从CDM中得到了经济利益。人们预期中国会成为清洁发展机制最热心的支持者。然而，多年来，中国抵制灵活机制的创建，包括CDM。在前三轮的缔约方会议上，中国宣称，联合履约是“发达国家将自己的减排责任转移给发展中国家的不道德的尝试”。一位中国官员将灵活机制称为“经济帝国主义”。在中国看来，灵活机制是一种使发达国家免于国内行动的尝试，是将减排要求引入发展中国家的隐蔽手段，是对《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下的技术和资金支持承诺的扰乱。中国在《京都议定书》签订相当一段时间之后才根据经济利益采取行动，这一时间上的滞后表明了中国通过公平的视角看待气候变化谈判的事实。

三、结论

在过去约25年的国际谈判中，尽管有过战术调整，但中国始终坚定不移地反对有约束力的排放限额的承诺。在某种程度上，中国的反对可以说是一个过分坚决的结果。物质经济利益、国内决策过程和公平的规范原则都将中国的立场推向同一个方向。但是学者们通常不够重视后者，没有意识到中国的立场是如何被道德因素所指引和加强。中国通过推广“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表达了发展中国家对不公正的国际环境政治的担忧。通过战略性地运用道德争论，“共同但有区别的原则”帮助中国回避了作出更深层次承诺的外部压力。对于中国接受有约束力的义务的要求是不合理、不公平的信念有助于解释中国的坚定立场。

谈谈对环境保护的认识篇7

论文关键词 传统知识 TRIPS保护 知识产权

传统知识是指特定地区的居民，为生存和发展，依其生活地域、生态环境等客观因素而获得并传承的与该环境等密切相关的知识。发达国家以现代手段将发展中国家的传统文化转变为具有重要经济价值的知识形态的商品，并享受知识产权法律制度的保护，而依现行知识产权法的一般理论，传统知识却并不在保护之列，这就使得作为传统知识“发源地”的国家或民族对传统知识的所有权和使用权被间接剥夺，实为不公。因此，创建一个完善的传统知识国际保护法律制度，使发达国家能依合法途径对传统知识加以利用，发展中国家亦可从发达国家对其传统知识的利用中分享所得利益，实为必要。

一、传统知识的内涵及特点

传统知识，是相对现代知识而言的，世界知识产权组织（WIPO）将其界定为：基于传统产生的文学、艺术或科学作品，表演，发明，科学发现，外观设计，标志、名称和符号，未披露信息，以及其他一切在工业、科学、文学或艺术领域由智力活动产生的基于传统的创新和创造。“基于传统”是指其知识体系、创造、改良及文化表达，乃一个民族或地区固有的，世代相传的，且随环境变化而不断发展的。较之现代知识其有如下特点：一是具有“基于传统”的创新性，传统知识虽是千百年来，人们基于自身环境，为了生存和发展，探索和积累的关于利用自然环境、动植物资源和其他维系环境和生存所必须的知识，是对社会生活或生存经验的一种积累，但其却并非是古老的、落后的、一成不变的，其通常都随客观环境等的改变而改变，更衍生出新的知识。二是主体具有群体性，传统知识的形成与发展通常并非个人所能为之，而是当地民族共同的智慧结晶，由民族全体所共有，或原本由个人创造，但是在漫长的历史发展之中逐渐成为全民族的财富。三是具有特定的区域性，传统知识产生和发展于特定民族或地区，与当地特定的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紧密相连，离开特定环境，则难以存在和发展。

二、传统知识国际保护的南北之争

当前，就传统知识是否应受保护，国际社会并无异议，但就如何保护，南北国家出现严重分歧。以巴西、印度为代表的WTO发展中国家缔约方希望能在TRIPS框架内对传统知识加以保护，他们要求修改TRIPS协定，明确制定有约束力的国际法律规则。相反，WTO的发达国家缔约方则对这一主张强烈反对。以美国为首的一些发达国家更将谈判场所转移至双边谈判或有限的多边谈判框架内，企图通过与发展中国家单独签订双边贸易协定或有限的多边协定的方式，在谈判中对发展中国家施压，迫使其签订条约，以条约义务的方式放弃其一直坚持的传统知识保护主张。

三、传统知识国际保护问题的分析

尽管国际社会对于如何保护传统知识颇有争议，但争议焦点落在：应在多边协商的环境下建立一个各国普遍遵守的国际公约，还是应由各国在双边或者是有限的多边环境下，就传统知识保护问题自行协商签约，制定各自满意的保护规则。笔者认为在广泛的多边环境下保护，即将其纳入TRIPS框架内并创建一套特有的保护制度为佳。

（一）在TRIPS框架内保护传统知识更具有正当性

1.传统知识应属于TRIPS保护的客体

如前所述，传统知识不同于TRIPS所保护的典型的知识产权客体，其具有三个显著特征，即“基于传统”的创新性、主体的群体性和特定的区域性。反对将传统知识列入TRIPS框架的国家认为，TRIPS规定受其保护的知识产权本质是“私权”，其权利主体应该是“一个可以确认的作者、发明者或其他创作者”。如此，传统知识主体的群体性特征就使得其成为公共知识而被排除在TRIPS保护范围之外。当然，这种观点既与理论不符，也有悖TRIPS规则。

理论上，“私权”并非是个人权利，而是相对于公法意义上的“公权”而言的，是私法意义的一个概念，即为私法上的权利。因此，界定“私权”、“公权”并非单纯的看权利的归属，而是看权利的背景。罗马法将法律按照其主体地位的不同划分为调整命令服从关系的公法和调整平权关系的私法，沿用至今。照此划分，公法以国家或管理公共事务的组织为主体一方或双方，强调公共秩序上下有序，凸显国家介入和干预的强制性；而私法则调整平等主体之间的关系，在私法领域，国家等公权力主体并无特权，而与其他法律主体具有平等的法律地位。私权强调主体之间的平等和独立，强调自由意志下的支配和处分，只要在自由、平等的法律关系之中，私权的主体不仅可以是自然人个人，也可以是法律拟制的人，如法人、其他组织，甚至于国家。因此，私权的主体可以是个人，也可以是集体，而私权既可是个人权利，也可是集体权利。

TRIPS协定承认其保护的知识产权的“私权”性质，但并未界定私权乃“个人化权利”。而在受TRIPS保护的著作权、商标权、以及专利权等知识产权中，集体作为权利的主体并不罕见，如在著作权保护中，著作权的享有者并不一定是自然人个人，也可以是法人或其他组织；商标权的保护中的集体标志以及地理标志，其权利的享有者也并非个人；再如专利权保护中的“职务发明”和“雇佣发明”，其保护的权利主体也都是集体而非个人。

2.在TRIPS框架内保护传统知识更能保证公正

公正是法的价值要求，是法得以存在的逻辑前提，没有社会对公正的需要，法将没有存在的必要。将传统知识保护纳入TRIPS框架内，更有利于保证公正。

首先，有利于各种知识产权的平等保护。按照CBD的界定，传统知识包括农业知识，科学知识，技术知识，生态知识，医药知识，与生物多样性相关的知识，民间文学艺术表达，名称、标记及符号，以及其他未固定的文化财产。其与现代知识同样是智力劳动成果，TRIPS将利用传统知识产生的现代知识列入保护范围，却把原创性的传统知识却被排除在外，这恰是现行知识产权制度不合理的体现。虽然传统知识与现代知识有所区别，但其本质仍然是知识产权，其应该与其他知识产权一样，平等的受到法律的保护。

其次，有利于平衡各种利益主体，特别是南北国家间的利益。知识产权保护制度的根本目标就是平衡知识的创造者和使用者之间的利益，这也是TRIPS确立的保护知识产权的目标。对于传统知识而言，那些利用传统知识创造更多商业价值的人是使用者，而拥有传统知识的国家、民族或地区是创造者，但现今的情况是传统知识的使用者从传统知识的使用中获得了巨额的利益，并且可以受到知识产权保护，而其创造者非但无利可享，甚至还无门可诉，尤其是发展中国家更难以维护其权益。这从根本上违背了知识产权保护制度制定的初衷，当然也违背了TRIPS确立的保护知识产权的初衷。虽然“多哈回合”将传统知识保护列为TRIPS理事会优先审议的问题，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弥补TRIPS的缺陷，但其对于传统知识保护的缺失状态仍然无法扭转。

3.在TRIPS框架内更能有效保护传统知识

TRIPS可以说是目前知识产权保护范围最广、保护标准最高、执行效力最强的知识产权条约。TRIPS有如下特点：首先，其规定除非各成员方同意，不允许任何一方对本协定的任何一项规定作出保留；其次，其将以往独立的保护知识产权条约规定的实体内容完全吸收和包容，其保护水平均以各独立的知识产权保护公约确立的保护标准为起点，并在此基础上增加了大量的新的或更高的保护标准；再次，其强调在各成员之间的相关法律制度存在差异的情况下，规定适当有效的方法，规定和执行对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定的保护；又次，其规定了迅速有效的争端解决程序，以多边方式防止和解决政府间的有关争端；最后，其对发展中国家作出了过度性安排，使其逐渐达到协议规定的保护水平。因此，TRIPS协议更能有效保护传统知识。

（二）应该在TRIPS框架内发展一个新的保护传统知识的规则

对传统知识保护的国际立法，不仅关乎一国自身利益，也事关国际协调机制的运作。所以建立一个切实可行，能为国际社会所接受的方案则事关重要。

传统知识虽兼具知识产权专有性、时间性、地域性等特质，也属知识产权的一种，但较之典型的知识产权其又有自己的特点，若给予其一般的知识产权保护，将难达理想效果。首先，传统知识通常由集体创造、改进和传授，其主体具有集体性特征，而现行知识产权法以保护个人财产权为基础；其次，传统知识的形成通常需要漫长时间，或世代口传或经文献化保留下来，难以满足典型知识产权保护的新颖性和创造性等要件的要求；再次，传统知识的主体具有集体性，则很难以确定个人或团体为权利人申请知识产权；最后，现有的知识产权制度所提供的保护期限有限，而传统知识源远流长，其利用价值不可估量，若以现有的有限保护期限加以保护则难以给予传统知识最好的保护。

鉴于此，笔者认为传统知识是与一般知识产权和有形财产权既有相似又有区别的新的财产权类型，所以，应该将其定位为知识产权整体框架下的一种形式，即与专利权、商标权、著作权并列的一种新的权利种类，将其纳入TRIPS框架保护，但又不能完全按照现有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加以保护，而应创立一种新的符合传统知识特点的专有的保护制度。

（三）发展中国家的努力方向

1.善用非政府组织的力量

理论上，在传统知识保护问题南北国家争执不下的情况下，非政府组织有充分的介入机会和援助发展中国家的潜力。这是因为，各类传统知识保护多边谈判场所都不同程度上允许非政府组织参与，且在过去的实践中，非政府组织在传统知识保护的南北国家之争中也发挥了不可忽视的作用，尚有很大的潜力可以挖掘。发展中国家应该积引导非政府组织在此问题中发挥作用。

2.加强发展中国家之间在传统知识保护方面的区域合作

谈谈对环境保护的认识篇8

可持续发展是世界各国共同的追求，也是WTO要实现的根本目标。早在WTO建立之初，《建立世界贸易组织的马拉喀什协议》就规定了WTO要依照可持续发展的目标，最佳利用世界资源，保护生态平衡和维护环境。随着WTO多哈回合谈判正式将贸易与环境列为议题之一，其倡导的可持续发展目标又一次得到了重申。WTO及其成员在保护环境、促进可持续发展方面最具体、最直接的贡献就是削减环境产品关税和非关税壁垒。环境产品贸易自由化是解决贸易与环境冲突、改善全球环境和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有效途径。环境产品贸易自由化，其一会增加全球环境产品贸易额，同时也推进了全球环境产业的发展;其二会使各国以低成本获得高质量的环境产品，激励各国企业使用更清洁的技术，提升各国环境友好型产品的生产和贸易能力;其三，可以协助发展中国家获得解决环境问题的必要技术设备，推进技术创新，提高发展中国家应对环境问题的能力，实现可持续发展的目标。因此，环境产品贸易自由化效应可以说是贸易、环境和发展“三赢”。

二、环境产品贸易自由化推动力的多样性

WTO对环境产品贸易自由化的发展起着重要推动作用。为了促进贸易与环境协调发展，2001年，WTO第四次部长会议正式启动的新一轮多边贸易谈判中，将环境产品的关税和非关税贸易壁垒的削减议题纳入谈判进程，要求WTO成员尽快完成环境产品的定义及市场开放的工作。自此，WTO组织了长达十多年的有关环境产品贸易自由化的谈判。尽管这个谈判还没有取得最终成果，但越来越多的成员接受了WTO的环境产品贸易自由化的理念和原则，一些成员在谈判中不同程度上就不同类别的环境产品削减了关税，逐步开放了国内一些环境产品市场，促进了环境产品、环境技术、信息等在各成员间的自由流动，推动了环境产品贸易自由化的发展。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和区域贸易安排(RTAs)也是推动环境产品贸易自由化的重要力量。2001年生效的美国—约旦自由贸易协定旨在10年内取消许多环境产品的关税壁垒，并对具体的环境服务取消贸易障碍。2002年10月生效的加拿大—哥斯达黎加自由贸易协定立即为多数环境产品免除关税。亚太经合组织(APEC)长期以来都是环境产品贸易自由化的先行者和驱动者。APEC自20世纪90年代就把环境产品与服务部门列为APEC加速贸易自由化的特定产业，作为自愿自由化计划的主要开放部门和优先进行自由化的部门。虽后因成员对于如何执行部门自愿提前自由化(EVSL)倡议的立场有重大分歧，导致APEC决定将EVSL倡议提交WTO推行，但APEC致力于实现环境产品贸易在区域内的自由发展的努力一直不断。在WTO环境产品贸易自由化谈判停滞不前时，APEC推动环境产品贸易自由化的步伐加快。如提出环境产品清单，通过APEC环境产品计划框架(APECEGSProgrammeFramework)，《环境产品与服务领域的贸易和投资》，建立APEC环境产品与服务业数据库并于2009年正式启用了APEC环境产品与服务业信息网站(EnvironmentalGoodsandServicesInformationExchange，EGSIE)，提供相关信息服务。再如从2007年开始，APEC每年的领导人宣言和部长声明都将发展环境产品与服务、推动环境产品与服务贸易作为促进可持续增长和应对气候变化的重要措施和途径。

尤其在2012年APEC各成员就降低环境产品关税达成共识，通过了环境产品清单，并承诺2015年前关税降低至5%或更低。2014年APEC贸易部长会议重申APEC成员在2015年年底前如期履行APEC环境产品清单的承诺。这一成果不仅将极大推动区域环境产品贸易的自由化，而且也为WTO主持的环境产品贸易自由化谈判带来示范作用与注入新动力，从而推动全球环境产品贸易自由化进程。一些国际组织尤其是与环境和发展有关的国际组织对环境产品贸易自由化也有重要的影响力。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在20世纪90年代初就开始研究贸易与环境问题，关注环保政策对贸易的影响以及贸易政策、贸易流向和贸易协定对环境的影响。OECD与欧盟统计局(Eurostat)最早对环境产品给出了明确的定义，迄今为止，这仍是国际社会最具有代表性的定义。1995年OECD与欧盟统计局为推动贸易自由化提出环境产品清单(OECDlist)，引起了广泛的关注。该清单与1998年的APEC清单(APEClist)，成为2001年WTO开启多哈回合谈判，推动环境产品贸易自由化谈判时的共同起点。世界银行的终极目标是终结极度贫困，促进共同繁荣。世界银行的环境战略目标就是促进人们把环境的改善作为发展和减少贫困战略及行动的基本内容之一。针对全球气候变暖这个制约21世纪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首要环境问题，世界银行认为，气候变化不只是一个环境问题，而是对人类发展进程和反贫困斗争的根本性挑战，并采取了一些应对气候变化的具体行动措施。这些措施也直接或间接促进了环境产品贸易自由化进程。如2007年世界银行了题为《国际贸易与气候变化:经济、法律与制度视角》的报告，从经济、法律和制度角度审视气候变化与贸易目标之间的联系，认为各种关税和非关税的壁垒妨碍了发展中国家清洁能源技术的扩散，环境产品的谈判可能为解决贸易和气候变化的问题作出重大贡献。世界银行还根据美国和欧盟等发达成员2007年提出的162个六位税目的环境产品清单，甄别出43种与气候变化有关的环境产品，这些产品主要是产生或使用太阳能、风力和水力的相关设备和零部件等，称之为气候友好产品(climate-friendlygoods)，供WTO成员讨论。世界银行环境产品清单一经提出，就受到各方关注。联合国可持续发展领域工作的核心机制是2013年启动的联合国可持续发展高级别政治论坛以及其前身联合国可持续发展委员会(UNCSD)。这也是联合国系统内讨论、审议国际环境与发展合作最重要的论坛之一。该机制有效促进了最高政治领袖们在环境与发展问题上形成共识，增进国际合作和政府间决策过程合理化，使其所倡导的可持续发展理念被广泛地认同和接受，这在一定程度上也会推动WTO关于贸易与环境议题和环境产品贸易自由化的谈判进程。

三、发达国家的倡导者地位逐渐受到挑战

环境产业通常被视为具有巨大增长潜力的产业部门，对经济增长、创造就业和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有着重要的作用。发达国家的环境产业起步较早。随着环境的恶化、公众环境意识的提高及政府对环境管制的严格，环境产业获得了高速的发展，成为具有显著比较优势的产业。尤其为了保护环境，同时也为了减少对传统能源的依赖，发达国家均将绿色经济作为未来的发展方向，大力推动诸如太阳能、风能、水力和地热能等清洁能源技术的研发和产品的生产。发达国家的环境技术和一些知识技术密集型的环境产品更具有竞争力，是发达国家出口和对外投资的重要项目。欧盟统计局整理的相关统计数据表明，欧盟28个成员国环境产品和服务部门(EGSS)的价值从2000年的3200亿欧元增长到2011年的6670亿欧元，雇佣人数从2000年不足300万人增长到2011年的400万人。英国在清洁技术、水处理、空气和土地污染控制、海洋污染控制、噪音和震动控制、环境监测等领域具有优势。日本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一直致力于开发环境技术，使其在污染防治技术、废弃物适当处理和再资源化技术、清洁生产技术等领域处于世界领先地位。美国在空气污染控制、土壤和水的清洁与整治、可再生能源成套设备、热和能源管理、污水管理和直接饮用水的处理、自然资源保护、噪声和振动减缓设备等类环境产品具有优势。2013年，美国出口了1060亿美元包括风力涡轮、太阳能面板和水处理技术等在内的环境产品。

环境产品贸易自由化过程，其实质是在全球化趋势下各国和地区对环境要素再分配与经济政治利益博弈的过程。开放全球环境产品和技术市场，有利于发达国家保持环境产品和技术全球竞争领先地位，抢占发展空间，符合美国、日本、欧盟等发达国家和地区的利益，因此，WTO主持的环境产品贸易自由化谈判，发达国家特别是美国，一直是主要倡导者和推动者。尤其是在WTO环境产品贸易自由化谈判久拖不决情况下，美国2011年利用其主办APEC峰会期间，大力推动APEC环境产品自由化倡议，促成了2012年APEC环境产品清单的形成和各成员降低环境产品关税的承诺。美国通过APEC成员的集体力量为WTO环境产品后续谈判注入新动力。虽然发达国家在世界环境市场中的优势明显，但以中国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的环境产业发展迅猛，在环境产品贸易自由化过程中的地位日益突出，对发达国家带来挑战。中国同其他大多数发展中国家一样，仍是环境产品的净进口国。然而，以WTO环境产品核心清单的26种产品为依据，2009年中国环境产品出口和进口贸易都居世界领先地位，均排行世界第三，而且中国是最大的环境产品进口和出口的发展中国家。在环境产品贸易自由化的过程中，中国有着自己的立场和主张，支持并积极推动环境产品自由化的发展。2012年9月APEC第二十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上经谈判磋商达成的APEC环境产品清单中有54%是中国提出来的。中国在提出自己环境产品清单时注意了利益的平衡，特别考虑到了自身所处的发展阶段、发展中国家的利益、环境产品如何使发展中国家能够得到使用以及防止绿色壁垒等问题，提出的具体产品项目有些是中方比较具有竞争力的，也有一些是发达国家具有竞争优势而希望得到的，所以一经提出得到了多数国家的肯定。这次谈判的成功无疑体现出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在积极推进环境产品贸易自由化过程中的重要地位，也给发达国家带来一定挑战。

四、发展中国家日益成为环境产品贸易自由化的生力军

发展中国家根据本国经济发展水平和环境产业发展状况通常对环境产品贸易自由化持谨慎态度。然而，随着环境治理任务的加重、WTO不断“绿化”、气候变化谈判等，发展中国家和地区越来越重视环境产业的发展，日益把大力发展环境产品与服务(EGS)作为新的经济增长点以及培育国际竞争优势的重要途径，其对环境产品贸易自由化的态度有了比较大的转变。首先，如果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在环境产品贸易自由化方面不主动应战，不提出自己关于环境产品贸易自由化的建议，而任凭发达国家单方面提出对其有利的关于环境产品贸易自由化的方案，就会使自己处于十分被动的地位，自身的利益也得不到有效保护。其次，不少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尤其是一些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在一些环境产业已经取得了相当的优势。根据英国商业、创新和技能部(BIS)的低碳环境产品和服务(LCEGS)年度报告(2011/2012)，中国在该年度LCEGS销售额为4443.24亿英镑，占全球销售额的12.9%，排名世界第二;印度LCEGS销售额为2108.15亿英镑，占全球销售额的6.1%，排名世界第四;巴西LCEGS销售额为1035.83亿英镑，占全球销售额的3%，排名世界第八。中国在空气污染控制、土壤和水的清洁和整治、可再生能源成套设备、热和能源管理、污水管理和直接饮用水的处理、自然资源保护、噪声和振动减缓设备等类环境产品上有优势。墨西哥在空气污染控制、可再生能源成套设备等环境产品上有优势。

印度拥有大型可再生能源项目，并出口可再生能源系统和产品，如风力发电系统和光电电池等。这些国家和地区可以通过环境产品贸易自由化来扩大其出口，获得贸易利益与市场份额。最后，适度地开放国内的环境市场，可以更容易且以较低的成本获得环境产品，能够获得包含在EGS中的新技术和知识，使企业以更高的效率使用资源能源，遵守环境标准，从而为本国的环境产业及经济发展做贡献。因此，许多发展中国家和地区适当调整了其环境产品贸易政策，开始积极参与多边谈判，表达诉求，推进环境产品贸易自由化。在长达十多年的WTO环境产品贸易自由化的谈判中，许多发展中国家主动向WTO提出环境产品清单(例如卡塔尔、菲律宾、阿根廷等)，或针对环境产品清单提出看法，如古巴、印度、巴西、中国等。在决定环境产品涵盖范围的方法及其降税待遇模式方面，一些发展中国家尤为主动。例如，印度于2005年6月首先提出了环境项目方法(EnvironmentalProjectApproach，EPA)，并在几项相关文件中逐一说明该方法的运作结构、程序与技术面向等多种议题(TN/TE/W/51;TN/TE/W/54;TN/TE/W/60;TN/TE/W/67)。这种方法得到巴西、埃及、古巴、南非、菲律宾、泰国、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等一些发展中国家的支持。与此同时，2005年10月，阿根廷为了缩小清单方法和环境项目法之间的差距，进一步提出整合方法。此外，巴西于2007年10月提出的出要价方式，建议各会员可通过WTO传统的出价和要价程序，经由双边谈判过程，让各国提交各自认定的环境利益产品，供其他国检视该类环境产品的开放是否损及其相关产业或其他利益。墨西哥与智利在2011年3月提出组合方法，该方法就发达成员和发展中成员如何确定环境产品清单、对降税模式、调整关税的时期，以及特殊与差别待遇部分作出了详细说明。这些提案得到许多成员的支持与肯定，为推动环境产品贸易自由化的谈判注入新动力。

五、环境产品贸易自由化艰难而缓慢推进

过去十多年WTO主持的环境产品贸易自由化谈判议题主要包括了环境产品范围及认定依据、环境产品的自由化方式、特定环境产品通关问题、关税削减或消除方式及特殊与差別待遇(specialanddifferenti-altreatment，S＆D)等。谈判的焦点主要围绕着环境产品范围的认定与环境产品自由化方式两大核心问题。WTO成员针对如何决定环境产品涵盖范围及其降税待遇，提出了清单模式(listapproach)、整合—专案模式(integrated-projectapproach)、要求与回应模式(requestandoffer)、混合模式(hybridapproach)与组合模式(combinedapproach)等多种谈判模式，以寻求各成员能够接受的谈判方案。但由于美国、欧盟等发达国家和巴西、印度等发展中国家在环境产品的定义、决定环境产品涵盖范围的方法和降税待遇模式上仍然存在着分歧，谈判一度搁置较长时间。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最为重要的是谈判主要力量对比发生重大变化，利益结构的多元化，多种力量角逐环境产品贸易规则的重塑，难以达到均衡。随着全球环境污染的加剧，环境问题日益渗入国际政治、经济、贸易等相关领域，并成为重点议题。进入21世纪以来，发达国家地位相对下降，美欧日遭遇金融经济危机重创，综合国力与国际影响力下降，担心新兴市场力量的壮大将导致自身的竞争力和优势被弱化。而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中国和新兴经济体抓住了世界范围内产业结构升级的历史机遇，迅速崛起，能够以迅猛增长的经济实力同发达国家一争高低，形成了可以和发达国家进行博弈的相对整体利益诉求。其他发展中国家也主动在环境产品贸易自由化谈判中表达利益诉求，以实现保护国内幼稚环境产业，培育国际竞争优势的目的。2014年环境产品贸易自由化谈判出现了转机。2014年1月，中国、美国、欧盟等WTO14个成员在瑞士达沃斯举行世界经济论坛期间共同宣布启动环境产品谈判进程。一旦每一个成员各自完成征求意见程序，谈判将立即在日内瓦开始进行。谈判构想是以APEC21个成员经济体在2012年作出的承诺为基础，即到2015年将54类产品的关税削减至不超过5%，这些产品包括太阳能电池板、风力发电机、电力和污水处理厂所用的过滤器和其他部件，以及催化转换器。协议将会在WTO的大多数成员参与之后生效。尽管即将重启的环境产品贸易自由化谈判依然存在着一些不确定因素和困难，但我们对谈判结果持乐观态度。

1.中国的积极加入。

环境产品贸易自由化符合中国利益。环境产品贸易自由化有利于推动国内经济和环境的可持续发展，也有利于中国对外贸易规模的扩大和结构的优化。另外，中国积极加入和推动环境产品谈判，增强了在多边贸易体系中的发言权和话语权，有利于确保谈判原则和模式对中国有利，能够争取最好的谈判结果。同时，中国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对其他发展中国家有较强的影响力，可以协调相关关系，促进谈判顺利进行。

2.美国的推动。

美国是环境产品贸易自由化谈判重启的主要推动方。美国总统奥巴马2013年6月提出总统气候行动计划(ThePresident''''sClimateActionPlan)。根据该计划，美国将与其WTO贸易伙伴国一起发起促进环境产品自由贸易的谈判，这些环境产品包括太阳能、风能、水力和地热能等清洁能源技术。受此计划影响，有些WTO成员出现了欲进一步推动绿色贸易谈判的想法。在2013年7月，包括美国、欧盟、澳大利亚、加拿大、日本、新西兰、挪威、韩国、瑞士和土耳其等国官员在日内瓦召开会议，针对WTO绿色贸易倡导进行初步讨论。2014年1月美国与中国、欧盟等WTO14个成员共同宣布启动环境产品谈判进程。美国贸易代表迈克尔•弗罗曼(Mi-chaelFroman)2014年3月就此事致函国会，表示“谈判将以美国在APEC关于环境产品的讨论中发挥的主导作用为基础，保持WTO采取新颖和有信誉的方式开展贸易谈判的动力”。美国政府希望谈判能夠在2017年1月奥巴马任期结束前完成。可以预见，今后美国奥巴马政府为了实现绿色成长、扩大美国出口与增加国内就业机会，不管重启的环境产品贸易自由化谈判遇到什么困境，都可能采用最擅长的竞争性自由化(competitiveliberalization)策略加以应对，继续通过双边、诸边及多边途径，推动环境产品贸易自由化目标。

3.多数成员的支持。

WTO多数成员对环境产品贸易自由化谈判的成功寄予期望。首先，环境产品贸易自由化有利于适应和减缓气候变化。目前气候变化已从科学问题演变成全球政治、经济、发展问题，愈来愈引起国际组织、各国政府和民众的重视和关注。国际社会普遍的共识是，环境产品尤其是气候友好型环境产品贸易自由化是应对气候变化的一项重要举措，对于创新和扩散应对气候变化的产品及技术、加强发展中国家应对气候变化能力意义重大。其次，环境产品贸易自由化谈判成功有利于巩固多边贸易体制。WTO主持的多哈回合谈判长期停滞不前，WTO的地位和作用受到严重冲击。多数成员认为，排斥和架空WTO这一全球性的多边贸易体制不利于世界经济的平衡发展，尤其不利于发展中国家。环境产品贸易自由化是多哈回合谈判的重要议题，谈判取得成果可以起示范作用，有助于推动多哈回合谈判早日结束，强化多边贸易体制。另外，根据今后谈判的构想，谈判协议在参加方数量达到临界数量(criticalmass)后立即生效。通常90%是各方普遍接受的临界数量标准。从目前环境产品市场状况和参与谈判成员环境产品贸易规模和贸易能力，实现90%的目标是有很大的可能性的。

六、结语

总之，全球环境产品贸易自由化在曲折艰难中发展。中国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和世界货物贸易第一大国，是推动全球环境产品贸易自由化的重要力量，对环境产品贸易国际规则的形成具有重要的影响力。中国应在今后的WTO环境产品贸易自由化谈判中发挥更加积极和建设性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