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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文摘要】proper attention should be paid to shangyang's obscurant thought in the circle of scholars because it had profoundly affected culture,thought and politics throughout the history of china's feudal societies.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specific contents,motives and purpose contained in shangyang's obscurant thought and its influence on the politics and political ideology of the ruling class during the qi and han dynasties.
【关 键 词】商鞅/愚民思想/目的/内容/影响
shangyang/obscurant thought/purpose/content/influence
商鞅是战国时期著名的改革家，他在秦国实行的变法，使秦国走上了富国强兵的道路，为秦的统一打下了坚实的基础。www.133229.Com因此，长期以来，商鞅变法一直受到了人们的重视。但是，在学术界，人们在研究商鞅变法对中国历史发展进程所带来的影响时，往往偏重于分析变法中所实施的某些具体措施的得失，而忽视了隐藏在这些措施背后、并与其息息相联的、且同样是其变法内容的政治主张——愚民思想。事实上，商鞅的愚民思想与商鞅变法这一历史事件本身一样，对中国封建社会的政治思想文化都产生过长远而又深刻的影响，应当引起学术界的重视。本文拟就对商鞅提出愚民思想的动机和目的、商鞅愚民思想的具体内容、以及其对秦汉时期统治阶级的统治思想和策略所产生的影响等方面的问题，作些初步的探讨。
一 商鞅提出愚民思想的动机和目的
春秋战国时期，是奴隶制向封建制过渡的社会大变革时代，与时代的政治形势相适应，这时在学术上也出现了“百家争鸣”的局面。针对社会发生的巨大变化，以及各国的政治弊端，当时一些有作为的政治家、思想家就如何治理国家、统治人民等问题提出了许多主张和看法，“愚民”这一政治观点就是其中之一。在春秋战国时期的诸子中，较早提出“愚民”观点的是老庄和管仲。老子曾公开倡言要用愚民政策来窒息人民的反抗思想和麻痹人民的斗志，他说“古之善为治者，非以明民，将以愚之。民之难治，以其智多。故以智治国，国之贼；不以智治国，国之福”（注：《道德经·六十五章》），他极力反对开发民智，要求从精神上、物质上杜绝一切能够激发民智和引起争端的措施。庄子则更是将老子的观点绝对化，他主张取消一切制度、规范和文化，认为只有“绝圣弃智”（注：《庄子·去箧》）社会才能安宁。管子也认为“君明、相信、五官肃、士廉、农愚、商工愿，则上下相体，而外内别也。”（注：《管子·君臣》）因此“昔者圣人之治人也，不贵其人博学也，欲其人知和同以听令也。”（注：《管子·法禁》）他主张“圣君任法而不任智，任数而不任说。”（注：《管子·任法》）其后，许多学派特别是法家的代表人物，如李悝、吴起、申不害、慎到等人，都在各自的学说中或多或少地流露出愚民的主张。但我认为，在春秋战国诸子中，商鞅和韩非子的愚民主张是最明确、最有系统的，对后世的影响也是最大的，而韩非子的愚民思想实际上是对商鞅愚民思想的继承和进一步发挥，因此商鞅的愚民思想在先秦诸子愚民思潮中居于承上启下的地位，具有特殊的意义。
那么，商鞅为何要极力主张愚民之治呢？我们知道，作为新兴地主阶级代表的商鞅，在秦国实行变法的目的是为了帮助秦国富国强兵、完成统一大业，从这方面来讲，它是符合当时历史发展潮流的，也是与广大人民的愿望是一致的。但是，在当时，国家机器是被统治阶级所掌握的，是统治阶级用来镇压劳动人民的工具。因此，国家与人民的利益，从根本上讲，不是也不可能是完全一致的，而在较大程度上只能是对立的。商鞅也充分地认识到了这一点，他认为：“民强国弱，民弱国强”（注：《商君书·弱民》），要想国家富强，就必须削弱人民的力量，最大限度地削减人民的抗异实力。不仅如此，商鞅还认为，一个君主，要想控制天下、战胜敌国、使自己立于不败之地，首先必须制服自己境内的平民。所以他说：“昔能制天下者，必先制其民者也；能胜强敌，必先制其民者也。”（注：《商君书·画策》）“故有国之道，务在弱民。”（注：《商君书·弱民》）而弱民的根本手段则是使民“朴”，也就是愚民。他认为，人民“朴则弱，淫则强；弱则轨，淫则越志；弱则有用，越志则强。”（注：《商君书·弱民》）只有使广大人民愚昧无知、朴实忠厚，人民才不易结成强大的力量来对抗国家和君主，而只能是老老实实地听从统治阶级的任意摆布，这样国家就会容易治理，君主的地位也就会更加牢固。
另一方面，在商鞅所处的时代，国家的头等大事莫过于农业和战争，农业的发展是国家富强的根本途径，赢得战争的胜利则是战胜敌国最有效的手段，因此在商鞅变法的各项内容中最重要的一项就是重农战，而其它的内容和措施都是围绕着这一内容展开的，是为它服务的。所以，能否使广大人民重视农战，也就成为了商鞅变法能否成功的关键所在，正因如此，商鞅说道：“圣人治国之要，故令民归心于农。”（注：《商君书·垦令》）为了使人民能够集中精力专心农战，商鞅认为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能否使人民愚昧无知。在他看来：“愚农不知、不好学问则疾务农。”（注：《商君书·垦令》）一旦平民愚昧敦厚，他们就不会崇尚学问，不会被其智巧所迷惑，就会专心致志地按照君主的意志从事农战。所以，商鞅提出的愚民思想是与其最重要的变法内容——重农战紧紧地联系在一起的，其目的是要人民摈弃杂念、归心于农战。
由上可知，商鞅之所以提出愚民的主张，无非就是为了使君主能够更好地统治和驱使人民，使人民专心从事农战，从而达到富国强兵、无敌于天下的目的。在《商君书·定分篇》中，商鞅指出：“民愚则易治也”，此一语，就直截了当地道出了他积极推行愚民之治的真谛所在。
二 商鞅愚民思想的内容及其实现愚民的具体措施
在商鞅变法的各项内容中，无处不体现出其愚民之治的思想，因此，商鞅愚民思想的内容是与商鞅变法中的各项措施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商鞅愚民思想的内容及其实现愚民的具体措施，归纳起来，大致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去礼乐，尚法治。在儒家学派看来，礼乐是立国、治国的根本，所以孔子虽然生当“礼坏乐崩”的春秋末期，但仍向往西周的礼乐制度，主张“为国以礼”（注：《论语·先进》）的“礼治”；战国时期的荀子虽重视“法治”，但他把礼的地位抬得更高，提出了“治之经，礼与刑”（注：《荀子·成相》），既隆礼又重法的主张。商鞅的礼法观却完全不同于儒家，他认为“礼治”并不能达到使人们归心于农战的目的，而只会使人们更加巧伪、更加轻视法制，因此礼乐与法治是绝对对立的，所以靠德治是不可能治理好国家的，而必须将法制放在首位，加重刑罚，依法去民之巧伪智谀。他说：“重刑而连其罪，则褊急之民不斗，狠刚之民不讼，怠惰之民不游，费资之民不作，巧谀恶心之民无变也。”（注：《商君书·垦令》）主张除去礼乐，通过以重刑的手段来压抑人们的智慧、禁锢人们的头脑，使他们顺服于君主的淫威，俯首听命于君王。
为了使君主和上层统治者更加清楚和了解他的这一主张，商鞅还从历史的观点阐述了去礼乐、尚法治的必要性和重要性。据《商君书·更法》和《史记·商君列传》记载，商鞅在秦国变法前夕曾同秦国的贵族代表甘龙、杜挚等就要不要“变法”、“更礼”等问题展开过一场辩论。甘龙认为，“圣人不易名而教，智者不变法而治。因民而教，不劳而成功；缘法而治者，吏习而民安之。”杜挚也说：“利不百，不变法；功不十，不易器。法古无过，循礼无邪。”（注：《史记·商君列传》）而商鞅则认为，人类社会是在不断发展变化的，治理国家的指导思想也应该随着时代的变迁而加以改变，既不能复古，也不能保守。因此，他反驳说：“三代不同礼而王，五伯不同法而霸。智者作法，愚者制焉；贤者更礼，不肖者拘焉。”“治世不一道，便国不法古。故汤、武不循古而王，夏、殷不易礼而王。反古者不可非，而循礼者不足多。”（注：《史记·商君列传》）商鞅将人类以来的历史划分为“上世”、“中世”、“下世”和“今世”四个阶段，他认为在不同的阶段，社会形势和社会风气都不同，因而作为君主，在制定政策和法令时就不能效法古代、保守现状。在他看来，由于古时的民风厚朴，所以古时的君王“因事而制礼”，以德权就可以治理好天下，因此礼乐是当时的治国之本。而今世则是强国事兼并，弱国务力守，民风巧伪。在这种形势下，诸侯国君要想维持自己的统治和取得兼并战争的胜利，就必须壮大国家的力量，实行“以力服人”的“霸道”，而不能像儒家那样讲什么“以德服人”的“王道”，不能以礼乐治国，而应以法制来治国。所以他说：“古之民朴以厚，今之民巧以伪。故效于古者，先德而治；效于今者，前刑而法。”（注：《商君书·开塞》）
二、禁《诗》《书》，贱学问。与儒家将《诗》《书》作为治国经典不同，商鞅认为《诗》《书》对于国家有百害而无一益，其唯一的作用就是扰乱、蛊惑民心，增长人们的智巧和力量，破坏国家法令制度的推行。因此，他将礼、乐、《诗》、《书》列于国家“六虱”之首，是“亡国之俗”（注：《商君书·靳令》）。他认为，一个国家如果好用《诗》《书》，人们就会把精力放在学习《诗》《书》上，最终必定会导致“上无使战，必贫至削”（注：《商君书·靳令》）的局面；相反，如果不用《诗》《书》，则“敌不敢至，虽至必却；兴兵而伐必取，按兵不伐必富”（注：《商君书·去强》），并且还会起到“民泽毕农，则国富”（注：《商君书·去强》）的效果。
如前所述，商鞅之所以提出愚民主张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想通过它来达到弱民的目的。在商鞅的心目中，人民“淫”是其所以强的重要原因，而他所说的“淫”就是指人们好学问、有知识、用智巧。关于这一点，商鞅在《商君书·外内篇》中，是讲得较清楚的，他说：“奚为淫道？为辩智者贵、游宦者任，文学私名显之谓也。”因此，为了弱民，就必须禁《诗》《书》、废学问，他认为“国去言民则朴，民朴则不淫”，（注：《商君书·农战》）只有这样，才能禁除人民的智巧，更好地削弱人民的抗异力量，增强国家的实力，达到“国必无敌”的效果。
那么，怎样才能使人们轻视学问、废弃《诗》《书》呢？商鞅认为，仅靠国家明令强制燔烧《诗》《书》是不够的，还必须要采取一些相应的策略和手段，让人们自觉地、心甘情愿地鄙视学问。为此商鞅提出：“无以外权爵任与官，则民不贵学问，又不贱农。民不贵学则愚，愚则无外交，无外交则勉农不偷；民不贱农则国家不殆。国家不殆，勉农而不偷，则草必垦矣。”（注：《商君书·垦令》）同时他还提出禁止儒生、大臣、诸大夫游学、游仕，闭塞人们获得知识和信息的途径，尽可能地让人民愚昧无知、不好学问，使他们专心务农。他说：“国之大臣、诸大夫，博闻、辩慧、游居之事皆无得为，无得居游于百县，则农民无所闻变、见方。农民无所闻变、见方，则智农无从离其故事，而愚农不知，不好学问。愚农不知，不好学问，则务疾农；智农无从离其故事，则草必垦矣。”（注：《商君书·垦令》）
三、废好恶、去享乐。商鞅根据其重视农战、弱民强国这一思想，进一步提出了要反对人们有所好恶的主张，因为在他看来，“政民之所恶，民弱；政民之所乐，民强。民弱国强，民强国弱。故民之所乐，民强；民强而强之，兵重弱。民之所乐，民强；民强而弱之，兵重强。”（注：《商君书·弱民》）人们一旦有好恶享乐之心，就必定会产生忧虑、思考，而人们在忧虑思考过程中，就必定会产生邪乱之心。他说：“夫民忧则思，思则出度；乐则淫，淫则生佚。”（注：《商君书·开塞》）因此，为了防止人们出现淫乱之心，更好地维护统治阶级的长久统治，商鞅认为，不仅必须要从精神上摒弃人民的喜怒哀乐，而且还要废除人民在物质上的享受。在他看来，音乐、歌舞、装饰品及人们的纵欲，不仅会造成物质上的浪费，更重要的是它还会导致人们的精力分散，不安心农战，使人们的智巧得以发展，甚至还会激发人民的反叛之心。所以他提出要使“声服无通于百县”，这样，人民就会“行作不顾，休居不听。休居不听，则气不淫；行作不顾，则意必一。意一而气不淫，则草必垦矣。”（注：《商君书·垦令》）在物质方面，他还提出要抬高物价，加重税收，使之十倍于成本，这样商贾之人就会减少，农民就不会过度地饮酒作乐，大臣官吏们也不会沉醉于吃喝玩乐之中，“商贾少，则上不费粟；民不能喜shì＠①，则农不慢；大臣不荒饱，则国事不稽，主无过举。”（注：《商君书·垦令》）
商鞅一方面主张废除人民的好恶、享乐，另一方面，他又认为作为人君不可以不审好恶，他说，君主必须懂得和了解人民好恶的心理现象。他主张，因为人民好赏，所以就要用奖赏来引诱他们；因为人民恶刑，所以就要用刑罚来威逼他们。通过这种途径使人民在自己的好恶面前感到迷茫，不让人民去思考，使之愚味，使他们的所有行动都在统治者的指挥下去进行，从而达到其愚民强国的目的。
四、遗贤弃智，按功而赏。与废《诗》《书》、贱学问这一主张相联，商鞅还主张国君在任用官吏时要“任其功而不任其德”（注：《商君书·错法》），不能以贤智作为选拔官吏的标准，而应量功而任。他认为君主要达到使人民贱学问的目的，就必须要使“国以功授予爵”（注：《商君书·靳令》），而“不滥富贵其臣”，做到“有功者显荣，无功者虽富无所芬华”（注：《商君书·画策》），更不能以精通《诗》《书》、擅长学问授官行爵。因为在他看来，如果以贤智作为授官的标准，那么人们就会纷纷放下自己手中的农活，不务耕战，崇《诗》《书》而尚学问，这样就达不到重农战、贱学问、使人们愚昧的目的。他在《商君书·农战》中说：“今境内之民及处官爵者，见朝廷之可以巧言辩说取官爵也”，官爵的授予失去了常规，结果“豪杰务学《诗》《书》，随从外权”，而这些人“进则曲主，退则思虑”，对国家极为不利。但“今上论材能智慧而任之，则智慧之人希主好恶，使官、制物，以适主心；是以官无常，国乱而不一，辩说之人而无法也”，如果长期下去，“则民务焉得无多，而地焉得无荒？”商鞅认为，凡是圣明的君主在治理国家时，都应当按功行赏，因为“凡民之所疾务农战不避死者，以求爵禄也”，一旦人们见到“为辩智者不贵、游宦者不任、文学私名不显”，那么“军士死节而农民不偷也。”但是，“今世君不然，释法而以智，背功而以誉”（注：《商君书·君臣》），结果造成了“军士不战而农民流徙”（注：《商君书·御盗》）的局面。所以，为了奖励军功，商鞅在变法过程中还重订军功爵二十级，斩得敌人甲士首级一颗，即赐爵一级，并按爵位高低授与种种特权，包括犯罪也可以减刑的特权（注：《秦律·游士律》），而把那些既无军功又不从事农作但却身居高官、享受荣华的所谓贤智之士，则称之为必须铲除的“奸民”。商鞅认为只有这样，才能使人们“喜农而乐战”，专心致力于农战，从而达到富国强兵和“无敌于天下”的目的。
五、一言、一教。商鞅所处的时代，正是战国纷争之际，这时各种阶级、阶层的思想家、政治家以及游说之士层出不穷；各种学派、各种理论应运而生。当时的各国诸侯，都根据本国的实际情况和自己的需要，对于这些理论加以选择运用。作为新兴地主阶级代表的商鞅，从其本阶级及秦国的利益出发，极力主张法家思想，而对于其它学派的理论则竭力排斥。他认为，一个国君要想治理好自己的国家，就必须只能以一种理论作为指导思想，而不能使其它的学说掺杂于其中，更不能任用巧言辩说之徒，听任他们议论朝政。因为“说者成伍、烦言饰词而无用”（注：《商君书·农战》），相反它还会起到迷惑主心，扰乱民意的作用，使人们变得虚伪、浮华，而这种结果则正是与商鞅所提倡的“愚民”政策相悖违的。反之，如果国家除去巧言辩说，那么人们就会朴实而不放纵，就不会违背王令、触犯国禁。商鞅针对当时的情况指出：“今为国者多无要。朝廷之言治也，纷纷焉务相易也。是以其君hūn＠②于说，其官乱于言，其民惰而不农。故其境内之民皆化而好辩、乐学，事商贾，为技艺，避农战。如此，则不远矣。国有事，则学民恶法，商民善化，技艺之民不用，故其国易破矣。”（注：《商君书·农战》）鉴于此，商鞅把他所认为是不利于农战的“礼、乐，《诗》、《书》，修善、孝弟，诚信、贞廉，仁、义，非兵、羞战”说成是“六虱”，坚决反对“国以六虱授官予爵”，并让博闻、辩慧之类的人“不可以富贵，不可以评刑，不可以独立私议以陈其上。”（注：《商君书·约刑》）这实际上是用法家所主张的法令来统一思想，取缔其他各家学派，特别是儒家，由此而发展到“燔《诗》《书》而明法令”，要求在意识形态领域中实行文化专制，借此实现其愚民的目的，更好地维护君王的统治。
三 商鞅愚民思想对秦汉政治思想文化的影响
商鞅的愚民思想是商鞅在春秋战国时期特定的历史背景下所提出的政治主张，它是新兴地主阶级必须建立统一封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需要，和商鞅变法这一历史事件一样，它不仅对于此后的秦国，而且对于中国整个封建社会特别是秦汉时期的政治思想文化都产生过巨大而又深远的影响。
商鞅之后，旨在愚民的法治思想经过韩非子的进一步发挥，完全成为了秦的指导思想。在秦统一中国后所推行的一系列加强中央集权措施中，都深深地留下着商鞅愚民思想的烙印。“挟书令”的颁布和禁止私学是对商鞅“一言、一教”主张的直接继承，“焚书坑儒”、“以吏为师”则是对商鞅“燔《诗》《书》而明法令”的进一步发展，残酷的刑法和暴政更是将商鞅“以刑去刑”愚民措施推向了极端。不可否认，商鞅的愚民思想和愚民措施在战国时期的秦国确实起到了打击阻挠变法的贵族、帮助秦国富国强兵、最终使秦国统一天下等积极作用，但是，在秦国的封建政权彻底确立以后，它对于整个社会所带来的消极影响就越来越明显地凸现出来，即：不利于社会生产的进步、钳制了人们的思想、妨碍了文化的发展。而这正是后来在愚民思想指导下建立起来的秦朝迅速被陈胜、吴广领导的农民大起义所推翻的重要原因之一。
西汉建立后，新的封建统治者吸取秦亡的教训，感到单靠法家思想是不足以维系其统治的，因而在继承秦制的同时，对统治阶级的指导思想进行了重新调整，经过汉初采用道、法结合的黄老思想作为短暂过渡后，到汉武帝时，终于接受董仲舒等人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从此儒家思想就取代了法家思想而逐渐成为了中国封建社会的正统。在表面看来，从汉初“挟书令”的公开废除，到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似乎汉代采取了一条不同于秦的思想文化政策，但如果仔细分析一下就会不难发现，商鞅、韩非等人的愚民思想其实是被汉代的统治者以一种更隐蔽、更高明的手段继承下来了。汉初废除“挟书令”，鼓励民间献书，容许各家各派可以自己讲学传授，是因为当时的统治者正处在对统治思想进行重新选择和调整之中，并非意味着对愚民思想的放弃。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则正好是秦愚民政策另一种形式的翻新，因为儒术的独尊实际上就意味着对儒家以外各家学派的压制，它对于人们思想禁锢的程度并不亚于秦代对《诗》《书》的简单焚烧。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汉代愚民政策所取得的效果比秦代更佳（这也是以后的历代统治者在实施愚民政策时更多地采用汉代策略的原因之所在），只不过不同的是，“秦始皇的统一思想是不要人民读书，他的手段是刑罚的裁制；汉武帝的统一思想是要人民只读一种书，他的手段是利禄的引诱。结果，始皇失败了，武帝成功了。”（注：顾颉刚《汉代学术史·尊儒术而黜百家》）不管秦汉愚民政策的手段和结果如何，但商鞅愚民思想对秦汉统治者所产生的影响则是显而易见的。
综上所述，商鞅的愚民思想始终贯穿在他的各项变法措施之中，它不仅是商鞅变法思想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而且也是其变法能否顺利贯彻施行的一个重要保证。尤其不容忽视的是，它对几千年中国封建社会的政治思想文化所产生过的巨大影响。所以，深入地对商鞅愚民思想进行探讨，不仅对于我们更为全面地了解商鞅本人的政治主张有很大帮助，而且还对于我们进一步地研究封建统治阶级的统治策略有很好的借鉴作用。
字库未存字注释：
＠①原字爽（去两个爻）加两个百
[关键词]商鞅变法；司马迁；司马光；比较；史学取舍
一、从商鞅早年经历浅析变法动机
对商鞅求见秦孝公之前的人生经历描述，《史记・商君列传》和《资治通鉴・卷二》（1）基本一致。商鞅在年轻时就“好刑名之学”，辅佐魏相公叔座担任中庶子的职位。商鞅拥有才能，公叔座在病重时嘱托过魏惠王要利用此人才，“愿王举国而听之”，如果不用“当杀之”，但是魏惠王却根本没把公叔座的话当成一回事，认为“公叔病甚，悲乎”，甚至认为听了他的建议，“岂不悖哉”。由此看出，商鞅并未受到重用，这可看作是他日后西入帮助孝公的巨大动因。
至于商鞅为什么到了秦国，秦孝公通过什么任用了商鞅，两书的描述有了明显的详略之分。《资治通鉴》中详细描写了秦孝公的一段招贤令，写到秦孝公回忆秦穆公的光辉，“思念先君之意，常痛于心”（2），他希望“强秦”，这也是秦孝公日后迫切希望采取措施巩固统治的原因。除了统治者的强国目的，商鞅本人也有自己的私人目的，孝公的法令中说“宾客群臣有能出奇计强秦者，吾且尊官，与之分土”（3）。前面已经提到过，商鞅在魏国不受魏惠王的重视，有了这么好的成名逐利机会，商鞅自然不会放弃，大张旗鼓的进行改革便是迅速成名获取地位的有效方法。
商鞅说服孝公的过程，《资治通鉴》的描述十分简略，“卫鞅既至秦，因嬖臣景监以求见孝公，说以富国强兵之术”。而《史记》中却有段精彩的叙述。面对秦孝公，商鞅首先提出了“王道”，秦孝公不感兴趣，商鞅又提出“帝道”然而“未中要旨”，经过两次挫败，商鞅理解了秦孝公的想法，提出了“霸道”之说，孝公听得津津有味，“语数日不厌”。《史记》对这一段的描述恰好呼应了秦孝公诏令中说希望东伐，恢复秦穆公政令的美好愿望。同时也显现出商鞅渴望的到重用的强烈愿望，商鞅身为法家，也兼用了儒家的思想对秦孝公进行试探，他“挟持浮说”，正说明了他用了很大的努力迎合国君的想法以得到与其才能匹配的政治地位和经济财富。
总之，无论是秦孝公的强国目的，还是商鞅的个人目的，这两者都成为了开展商鞅变法的有力动机。
二、从商鞅变法措施谈变法的功过
商鞅在与甘龙、杜掣进行了一系列是否要变革旧制度的激烈争论后，秦孝公最终还是同意变法，“以卫鞅为左戍长，卒定变法之令”（4）。商鞅变法的措施在《史记》和《资治通鉴》有详细的描述。
商鞅变法措施颇有成效。经济方面，商鞅实行重农抑商，奖励耕织政策。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商鞅推行耕战的政策，不仅保证了战争的兵源，也促使了秦国经济的发展。
社会方面方面，商鞅实行奖励军功的政策，严禁私斗。这样不仅改善了民风，减少了争斗，也从实际上废除了士卿士禄制，使得军队的战斗力加强，提高了士兵的积极性，以立功为荣。而且据林剑鸣的《秦史稿》所说，当时的私斗其实所指的邑斗，也就是奴隶主贵族争夺土地的争斗，所以商鞅法令的出台也一定程度上遏制了奴隶主势力的扩张。行令几年后，“民勇于公战，怯于私斗，乡邑大治”。什伍制度，制度很大程度上是对秦献公时期制定户籍的延续，法令出台使得秦国的人民不敢以身试法，有助于社会安定。
在《史记・商君列传》中还提到一点“民有二男以上不分邑者，倍其赋”，这一点在《资治通鉴》中被省略了。但这一点也是十分重要的，这一点也可称为小家庭制度。对于一户有两个儿子不分居的，就用强迫的方法，给以这类人加倍赋税的惩罚。这样移风易俗的做法，不仅有利于增加人口数量，还有利于保证国家对税收的征收，也改变了秦国以前的落后习俗，配合了当时社会一家一户的小农经济体制。
关于法令的实施，商鞅也并不是十分顺利的，司马光和司马迁二人都记录了两个小故事，一个是“徙木立信”，一个是惩罚太子犯法。司马光对“徙木立信”的整个做法是认同的，的确，“国保于民，民保于信。非信无以使民，非民无以守国”，这样的做法有利于推动了法令的实施。太子犯法后，商鞅严厉处罚了太子的老师和太傅，这种魄力使得“明日，秦人皆趋令”。商鞅这一行为是对壹刑也就是“刑无等级”、“无贵贱”很好的实施，同时这也是商鞅重刑主义原则的体现。
这些措施都是在显王十年之前发生的事，也是商鞅的第一次变法，经过了这次变法，秦国达到了“家给人足”的目的，对于商鞅本人来说《史记》中记载“于是以鞅为大良造”，他所想要的地位名声也已得到。
商鞅的改革措施是符合当时的历史趋势的，但他的重刑原则却使得他激化了与贵族奴隶主之间激烈的矛盾，“孝公卒，太子立，宗室多怨鞅”（5）最后得到车裂而死的下场。但这毕竟只是商鞅的个人悲剧，并不是历史的悲剧，商鞅死后，其变法仍然在秦国推行，可悲，可叹。
三、从变法评论谈社会意识与阶级局限性对史学家的影响
文末，两位作者都对商鞅变法发表了自己的感慨与评论。在商鞅的为人方面，司马迁和司马光不约而同地用了“刻薄”二字。司马光发表感慨时写到“而商君尤称刻薄”，而司马迁的描述更为直截了当“商君，其天资刻薄人也”一开始就将商鞅定性了。之后便是介绍一系列他所做的刻薄少恩之事，说他“刑公子虔”、“欺魏将”等等。其实“欺魏建”只是一种战争谋略，“刑公子虔”只是对商鞅法令的正常实施而已，只通过这些事情完全将他定为人品刻薄，这未免太偏激了。
这些评论也从侧面反映出社会意识对史学家的重要影响，曾振宇曾经说过，“中国历史有一个颇具规律性的现象，后一个朝代总是极力诋毁前一个朝代，以此来为当今朝代的存在寻找合理的依据”，司马光作为一个史学家，即使秉持客观的原则，贯承“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他还是不能做到完全摈弃政治功利和个人的感情因素。
司马光在《资治通鉴》周记显王十年发表了自己看法，此时只是商鞅的第一次变法。他主要是从诚信的角度发表看法，赞赏“秦孝公不费徙木之赏”的行为，来勉励“四海治平之政者”要注重诚信。司马光都没有对他使秦国富强的功劳进行赞美，而只是针对“诚信”发表了“夫信者，人君之大宝也”等看法，顺带还不忘骂上商鞅一句刻薄，这样的评论一方面是因为司马光坚守“鉴于往事，有资于政道”的原则，想要通过历史事件来劝勉现在的帝王，从历史兴衰成败中提取治国的经验。一方面也是因为司马光所处的社会环境，司马光生活在宋真宗、宋神宗时代，正是王安石变法开展之际，虽然与王安石私交还不错但是在政治上的意见摩擦还是很大的，在政见不同、难于合作的情况下，司马光请求担任闲职开始著史，从阶级角度看，司马光依然是地主阶级保守派，站在保守的立场上，司马光对自上而下的改革创新有着一定程度上的偏见也就不足为奇了。
由此可见，当时的社会意识对史学家的影响依然是巨大的，史学家还不能完全站在历史的高度看问题。虽然《史记》和《资治通鉴》在著述时都秉持了尊重史实的基本原则，但其中的取舍之处也启示我们作为史学研究者要有谨慎对待史料的研究态度。
参考论文：
[1]冯雨晴，从变法者角度看商鞅变法成败.青岛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3）.
[2]曾振宇，历史的商鞅与符号化的商鞅.齐鲁学刊，2003，（6）.
[3]洪家义，论商鞅变法.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4，（1）.
[4]彭秀礼，孟子改良思想与商鞅变法主张的比较分析.辽宁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2，（5）.
注释：
1为行文方便，以下简称《史记》与《资治通鉴》。
2《资治通鉴》卷二，周纪二，显王八年
3同上。
4《史记・商君列传》
[关键词]《商君书》；刑赏观；政治统治；法治社会；影响
[中图分类号]B226.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 ― 2234（2016）10 ― 0072 ― 02
刑赏思想是先秦法家的重要组成部分，蕴含于刑名、刑名之学中，商鞅作为法家代表人物，其刑赏思想在制度的体现对于封建政治、经济、文化、军事方面的影响格外巨大。在现存的《商君书》24篇内容中，从军功授爵、严刑酷法到重农抑商、奖励耕织，赏与罚始终贯彻始终，深入研究商鞅刑赏思想对于深入了解商鞅变法和律法制度的确立、稳固、延续对于当今法治社会建设有重要指引作用，在借鉴已有资料的基础上，笔者尝试对《商君书》刑赏制度进行研究。
一、商鞅及其变法
商鞅（约前390年―前338年），汉族，卫国人。战国时期政治家，思想家，著名法家代表人物，后封于商，后人称之商鞅。战国时期诸侯混战，奴隶制逐渐崩溃、封建制度开始确立，各国相继变法，商鞅应秦孝公求贤令入秦，说服秦孝公变法图强。《尚书》有云“慎用其六柄”，即赏与刑。商鞅继承吸收了法家学派刑赏思想中“君臣上下贵贱皆从法，此之谓大治。①”、“赏薄则民不利，禁轻则邪人不畏”、“明主之道，立民之所欲而求其功，故爵禄以劝之；立民之所恶以禁其邪，故为刑法以威之”思想精髓，专好刑名之学，在变法期间，废井田、开阡陌；以农求富进行经济改革，实行重农抑商、奖励耕织政策，统一度量衡，奖励军功，实行二十等爵制，废除“世卿世禄制”，鼓励宗室贵族建立军功；在军事上严格奖励军功，为加强集权，严格户籍制度，实行连坐法，普遍推行县制。制定秦律，“燔诗书而明法令”、“商鞅相孝公，为秦开帝业②”，纵观商鞅变法两次变法的主要措施和变法的主要内容，刑与赏思想贯穿于商鞅变法的各项措施对于变法成功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
二、商鞅的刑赏观
笔者认为商鞅的刑赏思想主要是继承先秦夏、商、周治国思想和法家学派。据《慎子》逸文载“有虞氏不赏不罚，夏后氏赏而不罚，殷人罚而不赏，周人赏且罚。③”此语并见《孔子集语》、《绎史》，《司马法・天子之义》也有相关记载。而在《礼记？表记》有记载孔子云：“夏人先赏后罚，殷人先罚后赏，周人其赏罚用爵列”④，面对诸侯争霸，四夷交侵，商鞅认识到要传统礼教已经无法满足强国需要，他汲取传统立法思想，借鉴齐国变法、李悝变法、吴起变法经验，打破“以德配天，明德慎罚” 的传统立法观，以“刑乱国用重典”强化中央集权，在“要在强兵”的基础上形成“农战”思想，全面推进变法以加强集权统治。
在变法商鞅过程中秉承着“治世不一道，便国不必法古”的思想，尤其注重“法”的运用，坚持“以法治国”，他认为“法令者，民之命也，为治之本也”（《定分》）⑤，不同于近代的“以法治国”的“法治”思想，商鞅的“法治”措施以刑与赏为基础，更加注重对人民的控制和管理，以重刑轻赏为制定“法”的原则，以“以刑去刑”和“以法去法”为驱使人民进行农战的重要手段。通过严明法令，公布律法，肯定和保护变法成果，以律令的形式固定法权思想。以军事律法为例，在《睡虎地秦简》中《秦律杂抄》①记载“战死事不出，论其后。有（又）后察不死，夺后爵，除伍人；不死者归，以为隶臣。”正是对于军功授爵的具体发现，认为在战争中死事不屈，应将爵授予其子。如后来察觉该人未死，应实在夺其子的爵位，并惩治其同伍的人，那个未死的人回来，作为隶臣。《军爵律》②中“欲归爵二级以免亲父母为隶臣妾者一人，及隶臣斩首为公士，谒归公士而免故妻隶妾一人者，许之，免以为庶人。工隶臣斩首及人为斩首以免者，皆令为工。”参加农战的秦兵如果要求退还爵两级，可以用来赎免现为隶臣妾的亲生父母一人，以及隶臣斩获首应授爵为公士，而请求退还公士的爵，用来赎免现为隶妾的妻一人，可以得到允许，所赎的都免为庶人。工隶臣斩获首和有人斩首来赎免他的，都令作工匠。由竹简内容可见以重刑威逼，以厚赏引诱，民众非农战难得体面地生活甚至生存，有效实现了统治者和人民之间利益的高度集中和统一，使民“出战而强，入休而富”，此两处关于军功爵制的具体记载详细的展现商鞅变法刑赏观在律法上的详细体现，可见变法对于秦穆公之后的秦和秦朝制度影响之深。
三、刑赏制度探析
商鞅在变法前就曾提出“法者所以爱民也，礼者所以便事也。是以圣人苟可以强国，不法其故；苟可以利民，不循其礼③”。明确提出法度是用来彰显和推行君上的爱民意志的。所以，圣人要治国，只要能够达到目的，就不去效法那旧法度；只要可能达到利民的目的，就不去遵循那旧礼仪。在此，不难看出而后商鞅变法中的所有制度都是围绕“强国”，不循古法，唯利是图，各种制度只是为强化国家统治，加强对人民统治的目的，从变法根源上刑赏制度的产生是作为治国治民的重要手段，这是基于秦处于当时的国情的必然选择，也是商鞅个人政治能力施展的重要表现。
商鞅指出“重刑而连其罪，则褊急之民不斗，很刚之民不讼，怠惰之民不游，费资之民不作，巧谀恶心之民无变也。④”强秦只能由农民和战士来完成，他在反复论证“则草必垦矣”的过程中，以“重刑而连其罪”作为垦令推行的重要手段和刑罚处罚措施，通过在百姓中建立联保组织，使百姓自身互相监视，相互牵制以达到强化统治的目的。《垦草令》与农战紧密结合，作为变法最为核心的部分。以赏农战之功绩受官加爵，又巧妙地限制儒生、商人参加农战的权利，提出“重罚轻赏，则上爱民，民死上；......王者刑九赏一，强国刑七赏三，削国刑五赏五。”的刑赏理论，将刑赏制度发挥至极致，“行刑重轻，刑去事成，国强。⑤”凸显出刑赏制度最大的特点――重刑。“爵尊，上爱民；刑威，民死上。⑥”以刑威树立变法威信，提出“壹赏，壹刑、壹教”，“刑无等级”，提倡建立相对公平的法制体系，在知法的前提达到守法、畏法、敬法的目的。无论是平民还是贵族触犯法令，都会丧失政治和社会上的地位，这样刑赏则成为平衡权利的砝码，统一奖赏，统一刑罚，化，重刑的体系下赏就具有了特殊的协同促进意义，激发了秦国军队的战斗力，保证了政令的推行，整个社会就会形成以畏惧为基础的律法体系，从而推进新的社会秩序产生，促进了变法的有力推行。
四、商鞅刑赏制度对法治建设的影响
《商君书》中篇章反映出商鞅变法坚持刑主赏辅，在思想上摒弃传统礼教思想，“以刑去刑”震慑民众；在制度上专力于军事政治经济的进取，用实际利益切断血亲利益纽带；在执行上坚持“法无贵贱”震摄保守贵族阶级，保证变法制度的绝对落实，从“焚书坑儒”、“军功授爵”、“奖励耕织”等等方面将变法制度和普通秦人大众个人利益紧密集合，以实现变法预期目的。如《秦律十八种》、《效律》、《秦律杂抄》、《法律答问》（《睡虎地秦简》）所记载，商鞅变法中涉及刑赏制度刑重于赏，手段严酷，以“农战”作为整个变法的中心，“刑无等级”打破春秋时代“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的刑礼观，保持了律令的公正与威严，以刑赏的形式废除奴隶主贵族的特权，如“重农抑商”、“废分封，行县制”、“什伍连坐”等制度，破除刑法是旧礼尊上卑下、刑变为宥贵残贫的贵族阶级特权，为秦国完成统一奠定了雄厚的经济基础与国家治理基础。
但是不可否认商鞅变法刑罚的严酷和文化专制给群众和中华文化带来了不可磨灭的损失，背离“明德慎罚”的重刑思想，给人民带来了沉重灾难。司马迁在《史记-商君列传》评价：“商君，其天资刻薄人也。”；《颜师古《汉书》有云：“商鞅为法，赏不失卑，刑不讳尊，然深刻无恩德。”贾谊《陈政事疏》“遗礼义，弃仁恩”。由此可见变法中制度中的弊端。但是直接就变法而言，商鞅以富秦和称霸为目的，是符合历史发展规律的，变革中各项制度的确立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随着党的十八届四次全会召开，建设社会主义法治社会是顺应历史发展规律的必然趋势，我国经济、政治体系体例改造“人治”向“法治”步伐逐步加快，树立法律的权威地位，保证法律权威性，树立法律威严，营造尊法信法的氛围，和先秦商鞅变法中刑赏思想和奖惩制度的公正、公开、平等性中存在着一些相同的契合点。笔者认为借鉴商鞅变法刑赏思想中的治民思想、治国思想、管理思想与现代的民本、民主和法治思想中汲取创新点，将能够进一步推进全面深化改革的进一步发展。
〔参 考 文 献〕
〔1〕高亨.商君书译注〔M〕.北京：中华书局，1974，（11）.
〔2〕蒋礼鸿.商君书锥指――新编诸子集成〔M〕.北京：中华书局，2014.
〔3〕睡虎地秦墓竹简小组编.睡虎地秦墓竹简〔M〕.北京：文物出版社，1990：19，41.
〔4〕郑良树.商鞅评传〔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1998：113-115，142，144.
〔5〕王耀海.商鞅变法研究〔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
叶自成，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博导，中国战略研究中心主任。
研究方向：中国外交思想研究、对外开放与中国现代化、地缘政治与中国外交和俄罗斯东欧政治等。
主要著作：《中国大战略》、《春秋战国时期的中国外交思想》、《新中国外交思想》等。
摘要 秦国作为战国初期的落后国家，在商鞅变法后，先后超越当时的强国魏国和齐国，迅速走上了强国之路。制度创新是秦国崛起最重要的原因：一是商子范式的整体治国思想体系的创新；二是商子的具体治国理念，即在国家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社会管理体系方面的创新。商子在解决三农问题、以法治国、政治上下流动等重大的政治问题上，表现出巨大的创新精神，并在秦国的制度上体现出来。
关键词 商鞅变法 制度创新 大国崛起
秦国在战国初期是华夏体系中的落后国家，它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上，都远不如当时的魏国、齐国、楚国、赵国等国。当时地处中原的国家都以“戎翟”这个贬义词来称呼秦国，而混合了西部诸戎习俗的秦国也常以“戎翟”自称。司马迁曾认为秦国“至犬戎败幽王，周东徙洛邑，秦襄公始封为诸侯”，很长时间都还“杂戎翟之俗”，是个“小国僻远，诸夏宾之，比于戎翟”的国家（《史记·六国年表》）。这样一个国家何以在短时间内超越当时的大国而最终一统中国？商鞅变法对此功不可没。
商子范式——秦国整体治国思想体系的创新
秦国的崛起首先得益于建立了以商子思想为标志的宏观的治国思想体系。在此之前，华夏体系各国的治国思想，不是礼治就是人治，或各种治国思想交错影响，不成体系。唯商鞅入秦，在多次与秦孝公讨论和以后的政治实践中，逐渐形成了体系完整、逻辑严密，既充分吸取魏国、赵国、齐国等国的先进经验，又紧密结合秦国国情和当时的国际环境的治国思想体系。
商鞅（约前395年～前338年）卫国人，战国中期著名的政治家、军事家。后人将商鞅的思想编辑在《商君书》①一书中，虽然郭沫若、梁启超等人认为该书是伪书，但学术界相当多的专家基本肯定《商君书》的作者是商鞅，或虽然融汇了其他法家的思想，但基本上反映了商鞅的思想。《韩非子·五蠹》篇指出：“今境内之民皆言治，藏商、管之法者家有之”。司马迁在《史记·商君列传》中也说：“余尝读商君开塞耕战书，与其人行事相类”。《商君书》正好有《开塞》、《农战》篇，说明确有此书。
“鞅少好刑名之学，事魏相公叔痤为中庶子”，商鞅专研以法治国，受李悝、吴起等人的影响很大，后为魏国宰相公叔痤家臣。公叔痤病重时对魏惠王说：“公孙鞅年少有奇才，可任用为相”。又对惠王说：“王既不用公孙鞅，必杀之，勿令出境”。公叔痤死后，魏惠王对公叔痤嘱托不以为然，不用商鞅。后“公孙鞅闻秦孝公下令国中求贤者，将修缪公之业，东复侵地，乃遂西入秦”。公孙鞅听说秦孝公的求贤令后，便携带李悝的《法经》到秦国去。商鞅三见秦孝公，提出了帝道、王道、霸道三种不同的方略，认为探讨最高道德的人不与世俗合流，成就大业的人不与一般人共谋，因此，只要能够使国家强盛，就不必沿用旧的成法；只要能够利于百姓，就不必遵循旧的礼制，说服了秦孝公，并被任“为左庶长，卒定变法之令”，前359年开始变法，后又被任为大良造（《史记·商君列传》）。
商鞅对当时儒家提出的治国思想体系进行了尖锐的批判，特别指出儒家在当时虽然影响很大，但其治国方面最大的弊端在于不务农战，“豪杰务学《诗》、《书》，随从外权；要靡事商贾，为技艺，皆以避农战。民以此为教，则粟焉得无少，而兵焉得无弱也？”（《商君书·农战》），“农战之民千人，而有《诗》、《书》辩慧者一人焉，千人者皆怠于农战矣。农战之民百人，而有技艺者一人焉，百人者皆怠于农战矣”，又指出，“今上论材能知慧而任之，则知慧之人希主好恶，使官制物，以适主心。是以官无常，国乱而不壹，辩说之人而无法也。如此，则民务焉得无多？而地焉得无荒？《诗》、《书》、礼、乐、善、修、仁、廉、辩、慧，国有十者，上无使守战。国以十者治，敌至必削，不至必贫”。因此他力主抛弃空洞的儒家学说，“国去此十者，敌不敢至；虽至必却；兴兵而伐，必取；按兵不伐，必富”（《商君书·农战》），又说“辩慧，乱之赞也；礼乐，淫佚之征也；慈仁，过之母也；任举，奸之鼠也……国无八者，政胜其民。民胜其政，国弱。政胜其民，兵强。故国有八者，上无以使守战，必削至亡。国无八者，上有以使守战，必兴至王”（《商君书·说民》）。他把儒家的核心观念称为六虱，是国家政治的弊端，“六虱：曰礼、乐，曰《诗》、《书》，曰修善、曰孝弟，曰诚信、曰贞廉，曰仁、义，曰非兵、曰羞战。国有十二者，上无使农战，必贫至削”（《商君书·靳令》）。商子的这些批判虽然比较极端、有失偏颇，但也确实击中了儒家治国思想体系的弊端。
商鞅提出的完整的治国思想体系，其范式的核心概念可以归结为法治，其基本思想和结论，就是以力争利，良好的国家法律制度是最强大的国家实力。这里的法不是简单的法学意义上的法，也不单是国内政治中的法，而是指以法律制度为核心包括政治军事在内的综合因素。它的首要目标在于争取国家间政治的强大竞争力，使其立于不败之地，其国内政治与国家间政治是紧密不可分的，甚至国家间政治的目标要高于国内政治的目标，国家长治久安是争取国家霸权的一个条件。因此，商鞅的法治范式不仅是国内政治的范式，也是国家间政治的范式。商子范式的基本理论逻辑和内容是：
首先，推已及人的人性好欲。已之所欲，人亦所欲，已欲与人欲形成零和关系；人性都是好利的，人性都是恶的，人性都是自私的，因此人与人之间形成利益的竞争关系，国家与国家之间也形成利益的竞争关系。人与人竞争，需要有实力，国家与国家竞争，也要有实力。
A.统治者重视民营手工业的发展
B.有利于杜绝奴隶存在
C.有利于封建小农经济的发展
D.禁止商业的发展
解析 解答此题，首先要明确材料所涉及到的改革措施，从“本业、事末”“耕织致粟帛多者”等信息可知是指重农抑商、奖励耕织。然后分析四个选项是否与此政策对应，A项与重农抑商相背；B项不是重农抑商的影响；D项表述错误，抑商，即抑制商业的发展，而不是禁止商业发展。在封建社会形成的初期，重视农业，奖励耕织，有利于以家庭为单位的封建小农经济的发展。
答案 C
例2 “商君遗礼义，弃仁恩，并心于进取。行之二岁，秦旧俗败。故秦人家富子壮则出分，家贫子壮则出赘（出赘：做上门女婿）。”材料所述现象对秦国所产生的积极意义有（ ）
①瓦解了旧的血缘宗法制度 ②增加户数，增加了政府的赋税收入 ③形成奋发图强的社会风气 ④打击了秦国旧的习俗
A.①②③④ B.②④ C.①③ D.②③④
解析 题干材料反映了秦民子弟分家立户，这是典型的以家庭为单位的小农经济形态，户口数的增多有利于增加政府的财税收入；同时“并心于进取、秦旧俗败”，即改变社会习俗，鼓励进取。逐一刷选四个选项，分析可知②③④符合题意，①项在材料中未体现。
答案 D
例3 商鞅变法是新兴地主阶级变奴隶制为封建制的社会革新运动，为封建制在秦国的顺利发展扫清了道路。阅读下列材料并回答问题。
材料一 秦孝公用商鞅，坏井田，开阡陌，急耕战之赏，虽非古道，犹以务本之故，倾邻国而雄诸侯。
――《汉书・食货志》
材料二 商君治秦，法令至行，公平无私，罚不讳强大，常不避亲近。法及大子，黥劓师傅。期年之后，道不拾遗，民不妄取，兵革大强，诸侯畏惧。
――《战国策・秦策一》
材料三 “宗室非有军功论，不得为属籍。明尊卑爵秩等级，各以差次名田宅，臣妾衣服以家次。有功者显荣，无功者虽富无所芬华。”……“商君相秦十年，宗室贵戚多怨望者。”
――《史记》卷六十八《商君列传》
材料四 孝公用商鞅之法，移风易俗，民以殷盛，国以富强，百姓乐用，诸侯亲服，获楚、魏之师，举地千里，至今治强。 ――《史记・李斯列传》
（1）依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商鞅变法怎样推动了当时秦国的社会转型？
（2）材料三反映了商鞅变法的什么特点？从材料三看，商鞍变法取得了怎样的效果？
（3）据材料二，简要指出“商君相秦十年，宗室贵戚多怨望者”的原因。
（4）材料四评价商鞅的着眼点是什么？并谈谈你对商鞅变法使秦国“民以殷盛，国以富强”的认识。
解析 第（1）问，首先要结合本题题头的信息理解“秦国的社会转型”的含义，然后选取商鞅变法中有利于社会转型的措施并结合其影响回答。第（2）问，第一小问，可依据“法令至行，公平无私，罚不讳强大，常不避亲近”总结答案，第二小问，依据材料关键信息“道不拾遗，民不妄取，兵革大强，诸侯畏惧”概括即可。第（3）问，首先要明确“宗室贵戚”是指秦国贵族等旧势力，他们之所以“多怨望者”，是因为商鞅变法打击了其利益和势力。依据材料二信息“非有军功论，不得为属籍”、“明尊卑爵秩等级”分析即可。第（4）问，第一小问，由材料信息“民以殷盛，国以富强”和“诸侯亲服”分析答案。第二小问，考查同学们甄别判断史实真伪和史实常识的能力。在封建社会，普通百姓的生活很难出现“民以殷盛”。
答案 （1）“坏井田”促使地主阶级势力发展；“急耕战之赏”，打击了分封制下的世袭贵族，促使新兴地主阶级势力发展；“行县制”使地方分权体制向中央集权制转变。
（2）特点：不畏权贵、严刑峻法。效果：民风好转；军事实力强大，成为诸侯国中的强国，地位显著提高。
（3）商鞍变法实际上是对新旧势力利益关系的一次重大调整，变法严重破坏了旧势力在政治、经济等方面的特权和既得利益，因此遭到他们的反对。
【关键词】商鞅变法 成效显著 非主流原因
众所周知,商鞅变法是战国时期各国变法中最彻底、成效最显著的一次。究其原因,一是秦国君臣顺应时代潮流,大力推行变法,从客观上保证了变法的顺利进行;二是变法本身体现了经济基础的变动,最终必然导致上层建筑也要随之发生相应的变化,这是变法之所以能够发挥其巨大作用的客观基础。这些可视之为根本的或者叫作主流原因。除此之外,秦国商鞅变法成效显著还有一些非主流的因素。
“诸侯卑秦,丑莫大焉”的心理压力
秦孝公曾经说过“诸侯卑秦,丑莫大焉”,认为东方国家看不起秦国,这是秦国、秦国国君莫大的耻辱,这种心理上的压力促使秦孝公力推变法。
东方诸国之所以“卑秦”,原因有二:其一是秦国在众多诸侯国中立国较晚。秦“非子曾孙秦仲,周宣王命为大夫,仲之孙襄公,讨西戎救周,平王东迁,以岐丰之地赐之,列为诸侯。春秋时称秦伯”。如此短浅的资历当然不能与东方历史悠久的诸侯国匹敌。其二是秦偏处西陲,民风民俗较为落后。“始秦戎翟之教,父子无别,同室而居。”这种陋俗不但不利于社会进步,而且在人头税和户税为主税源的春秋战国时期,也不利于国家的财政收入,其他诸侯国更是看不起秦国,“不与中国会盟,夷狄视之”,使秦不能立足于诸侯之间,更谈不上发展壮大。所以秦孝公痛感“诸侯卑秦,丑莫大焉”。面对生存和发展的危机,秦国国君背负了巨大的心理压力。“宾客群臣有能出奇计强秦者,吾且尊官,与之分土”,秦孝公为求得发展而做的许诺,既是决心的表白,更是压力的体现。而商鞅变法正是他们释放压力,以期明民强国的重要希望所在,巨大的心理压力变为强大的变法愿望。变法的内在动力加强了,必定能够克服巨大的困难,战胜难以想象的挫折,推动变法深入、持久、成功的发展。
在压力变为动力的背景下,商鞅变法得以顺利实施,不但革除了鄙俗,而且赢得发展,“移风易俗,民以殷盛,国以富强,百姓乐用,诸侯亲服”。同时,秦国的国力、影响和地位也大幅上升。公元前355年,秦孝公与魏惠王在杜平相会,结束了秦国长期不与中原诸侯会盟的被动局面。十九年,周显王承认秦孝公为诸侯之伯主。次年,诸侯来贺。孝公使太子驷率戎狄九十二国及公子少官率师会诸侯于逢泽,以朝拜周显王。“诸侯卑秦”、“夷狄视之”,已经成为历史,秦国取得了与中原地区老牌诸侯国相同的地位,为进一步发展创造了良好的外部环境。
“法及太子,黥劓其傅”的变法策略
变法必然要触动保守势力的利益,势必要遭到他们的抵触和破坏。新法施行不到一年,以太子驷的老师公子虔和公孙贾为首的守旧派就跳出来捣乱,他们唆使太子故意触犯法令,以破坏变法。如果不能挫败守旧派的挑战,变法将半途而废;但如果处置不当,特别是牵扯到太子,可能也会给变法带来意想不到的后果,终将危及变法。面对窘境,商鞅等人斟酌再三,采取了策略的方式来处理这一棘手的问题。
商鞅认为,“法之不行,自上犯之”,但考虑到“太子,君嗣也,不可刑,刑其傅公子虔,黥其师公孙贾”。因为是太子犯法,故免予追究,但是作为怂恿太子的老师,公子虔和公孙贾受到严厉的处分,分别被处以黥刑和劓刑。这种策略性的处理方法,一方面对阻挠变法的顽固势力予以坚决的回击,从而做到“法令至行,公平无私,罚不讳强大,赏不私亲近”,有力地维护和推动了变法;另一方面,尽量避开敏感而易引发事端的太子,最大限度地缩小打击面,不至于树敌过多,从而减小变法的阻力;同时用法治的手段加大变法的影响,可谓一举三得。“法及太子,黥劓其傅”的做法,在策略的基础上构筑起法制的理念,为新法的贯彻执行奠定了长远的基础。
变法施行十八年后,新法已经深入人心,“秦妇人婴儿,皆言商君之法”。由此也引起新即位的秦惠王极大的不满,公元前338年,商鞅被诬告,处以车裂之刑。对于商鞅的死,虽然“秦人不怜”,但是“秦法未败也”,变法并没有因为商鞅的死而夭折,是故变法“期年之后,道不拾遗,民不妄取,兵革大强,诸侯畏惧”。这一事实更印证了“法及太子,黥劓其傅”的变法策略对发挥变法成效的保障作用。
“疑行无名,疑事无功”的变法手段
变法是对旧观念的挑战。旧观念不仅存在于上层保守派当中,往往也存在于社会的下层群体中,所以改变保守落后的观念乃变法当务之急。而要改变人们的传统观念,就必然要使人们对变法树立起足够的信心。这就是商鞅所说的“疑行无名,疑事无功”。所以商鞅变法之初,通过“徙木”的手段,消除民众心中的疑惑,树立起变法的信心。
《史记》记载:“令既具,未布,恐民之不信,已乃立三丈之木於国都市南门,募民有能徙置北门者予十金。民怪之,莫敢徙。复曰‘能徙者予五十金’。有一人徙之,辄予五十金,以明不欺。卒下令。”
关于商鞅“徙木”的目的,上述所引史料的记载已很明确,就是要消除变法中的“民之不信”,“以明不欺”,让人们树立起对变法的信心。唐朝刘禹锡认为,商鞅“徙木之行必信,则民不惑,此政之先也”。也评论道:“乃必徙木以立信者,吾于是知执政者之具费苦心也。”商鞅以此在人们心目中留下了令出必信、法出必行的印象。
事实上,商鞅确实树立起千金难买的威信,解除了人们心中的疑惑,打消了人们对新法实施的观望和动摇。所以变法实行一段时间后,收到可喜的效果:“兵无敌而令行天下”,兵强国富而政令通达;民众亦称颂商鞅变法“法令至行,公平无私”,“于是法大用,秦人治”的局面初步打开。
奖励军功与“尚首功”的有机结合
变法内容规定奖励耕战,生产粮食和布帛多的人可以免除徭役,作战有军功者,根据军功的大小,赐给相应的爵位,并赐予相应的田宅,是为军功爵制。这一变法规定与秦人的历史传统有诸多相类之处,所以实行起来,效果极为明显。
秦人的祖先,“同殷一样,都来自我国的东海之滨”,原来是生活在东方的夷族部落,后来迁移到西方。“秦之先非子,为周孝王养马于河、渭之间,封为附庸,邑为秦谷。”由此可见秦人的祖先应为来自东方的游牧部落,不但在东方时“以游牧、狩猎为其经济生活主要内容”,迁到西方以后“还保持着狩猎、游牧民族的古老传统”,不但崇武好战,而且作战有“尚首功”之俗。所谓“尚首功”,就是作战中以杀敌数量来决定战功的大小,因此在战场上杀死敌人后,要把敌人的头割下来,作为取功之用,因杀敌太多,取头不便,便以取左耳来计算,此俗虽残忍,但却激励战士英勇杀敌。变法中的军功爵制规定,“有军功者,各以率受上爵”,“战斩一首赐爵一级,欲为官者五十石”,“宗室非有军功论,不得为属籍。明尊卑爵秩等级,各以差次名田宅,臣妾衣服以家次。有功者显荣,无功者虽富无所芬华”。不难看出,军功爵制和“尚首功”的习俗如出一辙,商鞅变法以法律的形式,把因军功而取得的爵位,以及因此而获赏的田宅更加细化、固定化,并特别强调了军功的作用,即没有军功就没有相应的等级、差次和家次。这样做有两点好处:一是把新法与旧俗有机结合起来,以传统的力量来推动新法的贯彻与执行,从而最大限度地减少变法的习俗阻力;二是把传统法律化,以法律的强制手段,以风俗习惯的潜在力量来移除旧俗,推行新政。传统的风俗习惯是制定法律的基础之一,所以很多成文法就是习惯法的自然发展,而商鞅变法客观上正是践行了上述原则,而且人为地加速了这一发展的进程,因此,商鞅变法能够在激烈的竞争和残酷的封建兼并战争中,发挥出其他各国变法所不能发挥的作用。
奖励军功与“尚首功”的有机结合,一方面用法律化的传统来刺激农业和军事的发展;另一方面又用强化传统的法律手段来限制没落保守贵族的影响,削弱其实力,清除其对新兴封建经济的阻滞,从而达到富国强兵的目的。“秦民大悦,道不拾遗,山无盗贼,家给人足。民勇于公战,怯于私斗,乡邑大治”,秦国的经济实力与军队的战斗力在相互促进当中不断强化,实力逐渐成为七国之冠,而变法的实效也由此得以彰显。
现存《商君书》共有《定分》、《开塞》、《更法》等二十四编，比较全面地收录了商鞅及其他法家代表人物的作品，是研究商鞅法律思想的主要资料。本文以《商君书》记载的有关内容为依据，从以下三个方面对商鞅的“法治”思想作简要评析：
一、“定分”“立禁”法律起源论体现的权利保护思想
商鞅认识到“定分”与“止争”‘的关系。他指出“一兔走，百人逐之，非以免可分以为百，由名分未定。夫卖兔者满市而盗不敢取，由名分已定也。”他所说的“名分已定”，显然是指归属已定，即所有权已经明确。他在“定分”的基础上，提出了法律起源和国家专政体制建立的观点。他说：“……故圣人承之，作为土地、货财、男女之分。分定而无制，不可，故立禁。禁立而莫之司，不可，故立宫。官设而莫之一，不可，故立君。”商鞅已经认识到人类社会最初并没有国家和法律，法律是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他把人类社会的发展分为上世、中世、下世三个阶段，并将这三个阶段描述为“上世亲亲而爱私，中世上（尚）贤而说（悦）仁，下世贵贵而尊官。”他认为，社会发展到“下世”阶段，出现了“以强胜弱，以众暴寡”的混乱纷争局面，于是“圣人”为了定“分”止“乱”，而确定土地、货财所有权和男女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权利确定后，不形成制度不能维护，于是便制定了各种禁令（即法律）；禁令制定后，没有专人执掌不行，于是设置了官吏；官吏设置后，不统一控制不行，于是又设立君主实行统辖。商鞅已经看到法律产生与权利保护的关系，“初步接触到了国家与法律是适应保护私有制的需要而产生的这一唯物主义的命题。”①同时也看到了法律与国家政权不可分割的关系。我们在研究商鞅的“法治”’思想时，对其提出的“定分”、“立禁”‘的法律起源论，还应当从另一个视角进行考察，分析“定分”所包含的“权利保护”思想。近现代社会法治的一个特征是权利与权力合理配置。因此，有的学者认为，“权利本位”与“义务本位”（也就是“权力本位”）是划分“法治”与“人治”的其中一个标志。②在儒家和法家的法律思想中，权利意识是极为贫乏的。在当时“义务本位”和“权力本位”思想非常盛行的情况下，商鞅能从“权利保护”分析入手，提出法律起源的观点。这在认识论和法律思想史上都是难能可贵的贡献。因此，我们不应简单地认为商鞅提出“定分”、“立禁”主张的目的是为了维护统治阶级的财产私有制，从而否定其法律起源论中包含“权利保护”思想的进步性和合理性。
二、“缘法而治”的法律工具论
商鞅以重法著称，他极力主张以“法”代“礼”，反复告诫国君“不可以须臾忘于法”。他认为，法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具有“定分止争”和“兴功禁暴”的作用。“缘法而治”是法家的基本主张，最早由商鞅在秦国付诸实施。他认为：“利天下之民者莫大于治，而治莫康于立君，立君之道莫广于胜法”，“民本，法也。故善治者塞民以法，而名地作矣”。商鞅主张“法治”，是以“好利恶害”的人性论为主要理论根据的。他多次提到：“民之性，饥而求食，劳而求佚（逸），苦则索乐，辱则求荣”：“人性好爵禄而恶刑罚。”商鞅为了推行其“法治”的主张，对儒家所倡导的“礼治”学说进行批判，指出“仁者能仁于人，而不能使人仁。义者能爱于人，而不能使人爱。是以知仁义之不足以治天下。”为了防止儒家的“礼治”、“德治”思想对推行“法治”造成不良影响，商鞅提出“燔诗书而明法令”的主张。商鞅认为要实行“任法而治”，首先必须让百姓知法守法，因此主张要布法于众。他反复谈到：“为法，必使之明白易知”：“行法，令明白易知”。商鞅在实行变法时，改“法”为“律”，并不是简单的名称改变，它其实体现了商鞅对法律的公开性和普遍性的重视。因为“法”和“律”两字虽然均有强制性规范的含义，但意义不尽相同。“法主要强调的是内容方面的公平与公正；而律则侧重于法律规范在适用上的普遍性和统一性。”③我们应当注意到，商鞅所主张的“缘法而治”、“任法而治”思想与近现代意义的法治思想，有着本质的不同。因为，商鞅的“法治”思想是以承认并极力维护君主专制权力为前提的。他主张，“权者，君之所独制”，“权制独断于君则威”，认为统治的大权必须统揽于君主，只有君主才是治国的主体。因此，必须树立君主的绝对权威，“君尊则令行”；君主必须“操权一正”并“专其柄”，才能确保君主专制政体的巩固。在商鞅看来，法律并不是最主要、最权威的治国方法，而是君主实行专制统治的工具。就这点而言，商鞅所倡导的“法治”与儒家主张的“礼治”、“德治”并无本质区别，其只能算是“人治底下的法治”。当然，我们不应苛求生活在两千多年前的君主专制年代的商鞅能够象近现代的政治家、法学家那样，提出以“主权在民”的民主政治体制为基础的法治思想。在当时君权思想极为盛行的社会环境下，君主的地位、权威是不可怀疑、不可挑战的。商鞅要推行其“法治”思想，实行变法，必须以得到君主的认可与支持为前提。如果他敢于挑战君主的统治地位和绝对权威，则即使是象秦孝公那样开明的君主，也会让他人头落地。此外，一种理论的提出，如果完全脱离实际，为时代所无法接受，那么这种理论再“先进”，也只能是一种“空想”。所以我们在看待商鞅的“缘法而治”、“专任法治”的思想时，应采取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不应简单地以商鞅的“法治”理论与近现代的法治理论存在质的区别，而抹杀其历史进步性；或者忽略商鞅提出的“缘法而治”与当前我国所提倡的依法治国的本质区别，进而得出在中国古代已经存在近现代意义的法治传统的错误结论。
三、“刑无等级”、“不赦不宥”的法律适用平等思想
商鞅指出，“法者，国之权衡也”。他将法律视同称轻重的权衡，量长短的尺度，判断是非功过和行使赏罚的公平标准。他一向反对“刑不上大夫”的旧传统，否定奴隶主贵族的特权，主张法律的统一性和平等性。他说：“所谓一刑者，刑无等级，自卿相将军以至大夫庶人，有不从王令、犯国禁、乱上制者，罪死不赦。有善于前，有过于后，不为亏法。忠臣孝子，有过必以其数断。”商鞅强调在行赏施罚上应当做到“不失疏远，不违（避）亲近”，即不分亲疏远近，有功必赏，有罪必罚。商鞅关于法律面前贵贱平等的观点，表述得很明确。但是，正如前面所述，商鞅的“法治”思想是以树立君主的绝对权威、维护君主至高无上的地位为出发点的，因此他所主张的法律适用平等是打折扣的，不可能是真正意义的“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商鞅主张的“不赦不宥”，当然不包括君主犯法（也许在商鞅的思想中根本不存在君主犯法的概念），而且对君主的近亲也要有所变通。据《史记？商君列传》记载：“于是太子犯法。卫鞅（即商鞅）曰：‘法之不行，自上犯之。’将法太子。太子，君嗣也，不可施刑。刑其傅公子虔，黥其师公孙贾。”面对太子犯法，商鞅也只好提出拿太子的老师做替罪羊的变通办法。虽然，商鞅提出的法律适用平等的思想带有很大的局限性，但是，在当时等级森严的社会里，提出“刑无等级”的思想，确实需要很大的勇气。
关键词刑罚目的预防犯罪法律改革
作者简介：贾艳萍，南京师范大学泰州学院，助教。
一定的思想离不开一定的特定历史环境，同时又是为一定的目的服务的，商鞅在秦国先后进行了两次变法，是战国时期变法最彻底，成效最显著的代表，时直今日商鞅的法律思想对我们仍有很多值得借鉴的地方，本文将以《商君书》为视角，从刑罚的目的出发，阐述商鞅在秦国实行变革时所主张的刑罚目的论。
一、今之刑罚目的
刑罚目的指国家进行的由创制，裁量和执行刑罚所组成的整个刑事法律活动的目的，亦即刑法采用刑罚作为对付犯罪对象的强制措施及其具体运用和执行所预期达到的效果。而今天我们通说中刑罚的主要内容包括一般预防与特殊预防。我国刑罚一般预防犯罪对象只限于潜在的犯罪者，而特殊预防是指通过对犯罪分子适用刑罚，惩罚改造犯罪分子，预防他们重新犯罪。“特殊预防相对于一般预防来说针对的是已经犯罪的分子。”①对其进行剥夺惩罚和教育。以今天刑罚目的而言商鞅的刑罚目的则是典型的一般刑罚目的观中的威慑预防论。
二、商鞅刑罚目的之价值取向
商鞅的法制理论是建立在人性恶的基础上的，他认为产生犯罪的基本原因是人性恶，同时因为本性恶的原因是无法通过教育来改变自己的欲望的，而只能通过刑罚的威慑力来恐吓人们不敢犯罪，基于这种犯罪理念，要想消除犯罪，就只能“籍刑以去刑”，即对症下药令人们对刑罚产生畏惧感。可见，商鞅的刑罚目的是威慑儆戒主义，通过对犯罪人实施刑罚达到对社会上其他人的一般预防目的，沿着这种刑罚的目的必须要使其他人产生畏惧感的方向，商鞅在其言论中多次谈及其重刑主义思想，他认为评价这些看似残忍的手段不能以其手段的过程为标准，而应以其行为的目的为标准，即重实体轻程序。
在这里商鞅只强调目的的合理性，只将目的的合理性作为判断事物是否合理的唯一标准。他由此认为事物的工具合理性在于它的合目的性，进而以目的性取代了工具合理性，只要能达到目的用什么手段都是合理的，这种价值逻辑思维方式，为其重刑主义找到了依据。
三、商鞅刑法之目的的实现
商鞅的刑罚理论是以“人性恶”为基础的，刑罚的目的是相对于惩罚犯罪人而言更多的则是警戒威慑未犯罪者，其刑罚的相关措施有明法，必得等措施。这些措施的目的即是建立一个良好的社会秩序，从而实现“良法而治”的理想社会。
1．重刑；重刑不是以伤残人为目的，死刑不是以杀人为目的，而是通过这种手段，使百姓心存畏惧，不敢为非，在此基础上，达到消除社会犯罪的目的。一般情况下，社会上经常发生、大量出现的是轻罪，就个人的犯罪过程而言，往往先由“小过”即轻微犯罪开始，如果初次的“小过”没有得到有效制止，极易造成“小过”不断，并使犯罪程度逐渐升级，最终导致发生重大犯罪。就社会而言，如果对轻罪治理不力，会使轻罪的发生率上升，并造成容忍犯罪的社会环境，这种环境又反过来成为引发犯罪的土壤，最终也会导致重大犯罪和恶性案件的频发，以至社会治安状况恶化。因此治理轻罪是预防犯罪最重要的一个环节，而治理轻罪最有效的手段就是实行轻罪重罚。
2．必得；商鞅认为，使社会上达到无刑状态仅有重刑是不够的，对社会公众采取重刑严法等警戒措施后，肯定会有些不良分子对法条采取侥幸心理，而要达到安定而有序的无刑状态，必须采取有效的措施来惩罚这些仍抱有侥幸心理的人，不让他们有机可乘，即将重刑与必得联系，那么怎样才能实现“必得”这一目的呢？为了达到“必得”，商鞍不仅要求各级官吏格尽职守，严格执法，还建立了严密的监督制度—连坐和奖励告奸。
3．重赏和必得是以严刑、酷罚、警戒人们以使人们在心理层次瓦解和消除犯罪动机，商鞅认为仅仅在心理层次上消除和瓦解犯罪动机尚不足以达到彻底预防犯罪的目的，他认为必须在理性认识的层面上，使社会成员知法，守法，要做到这一点在立法环节上法律条文必须具体明确，通俗易懂，即犯罪的具体内容和条款都有明确规定。
4．重赏和必得是以严刑和酷罚来警戒人们以预防犯罪，商鞅的法制思想产生的目的不外乎于以法强国，达到他所希望的秩序井然的社会模式，然而只有重刑和必得还不是它所构筑的法制的全貌。在此，商鞅又提出“壹刑”的思想，“壹刑”即是通过统一的刑罚来对待犯刑之人。即刑无等级。商鞍还特别指出，破坏法律公平的主要因素是“在上者”滥用权力，干预执法。
四、商鞅刑罚目的的缺失
1．刑罚的人性论基础有失偏颇，刑罚目的性缺少正当性基础。商鞅以法治国的思想建立在以“人性恶”的基础之上。他人一出生就是“好利恶害”，追逐名利，没有所谓的“自善之民”，所以要建立良好的社会秩序，实现无刑之人。唯一的办法就是“以刑去刑”用残酷的刑罚使人们对犯罪产生恐惧，由于商鞅惩罚犯罪考虑刑罚的目的而不考虑刑罚的手段，只将刑罚的目的性当作惩罚犯罪的唯一考量标准，由此可见重刑主义只是用重刑来恐吓人民，它完全从人性恶角度出发，并没有尊重作为社会之人的最起码的尊严感。由此这种完全以刑罚残酷恐怖来震慑犯罪以达到预防犯罪的目的的手段，缺乏人们的认同感。
2．片面强调刑罚的一般预防作用，商鞅改革推行以来一直强调“以刑去刑”，在社会上推行重刑主义，当然我们不得不承认，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重刑主义思想是当时的唯一实际选择。在过分依恋暴力，从而过分依恋一般预防的前提下，不仅将未遂犯预备犯与以遂犯同等对待，而切在法律上设定了思想犯罪，而对犯罪动机的判断，会受推测等很多主观的不确定因素的确定因素的影响，随意性极大，极易造成司法中的诸多失误甚至滥刑，他的这种重刑思想，不仅将其自己的命运甚至将秦王朝一起推向了万劫不赴的深渊。
3．过分强调法“万能论”，单纯依靠法律手段预防犯罪，排斥道德等其他社会手段，认为道德和伦理会冲击法律的权威性，扰乱人们的受法意识。他认为国家没有礼乐等蛀虫一虱，必然会强大。他以人性恶为基础建立的法律万能论导致商鞅排斥法之外的一切其他社会治理手段，他同时认为“刑生力，力生强，强生威，威生德，德生于刑”。他认为德不是天生的而是刑罚执行的结果。这种说法为日后的地主资产阶级的统治提供了良好的理论依据，进而为其重刑主义找到了依托。我同时认为商鞅的法制理论最大的缺点即在于此，缺少社会其他手段的依托，过分强调“法万能”，推行重刑主义，这同时为日后秦朝灭亡埋下了伏笔。
五、商鞅的法治思想对我国的法制建设的启示
商鞅法治与社会主义法治是有根本区别的，其要者有：商鞅的法治，是王权底下的法治或曰人治底下的法治，是君主利益和意志的体现，它以“有用之法”而非以“善良之法”为价值追求；它所“治’者是臣民,而君主则不受“法”所“治”；它是君主实现富国强兵的工具；其目的是“尊君”。而社会主义法治则是人民之法治，所体现、维护、发展的是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和共同意志，其价值追求为“良法”；其所“治”者是”国”,即国家机器，重点是治权、治官；它以建设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国家为目的。
通过上文我们可以看出商鞅的法治理论是精华与糟粕并存，但是可以为我们社会主义的法治理论提供借鉴。
1．推行法制建设的同时一定要借助社会其他手段，例如道德，社会伦理等。我国是有着几千年封建思想专制的国家，法制建设发展到今天我们不得不承认，道德伦理等其他社会调整手段在某种意义或程度上有着比法律更胜一筹的调整效应。这个传统不但在其成长的漫长岁月中形成了自己的独特的形式和内容，也培养了社会民众的法律观和社会道德伦理观。法律的制定可以在一天中完成，但民众千百年的心里习惯是不可能一蹴而就的。而且只要法治建设的目的是鲜明的，手段又合乎情理，我们为何不借助于更有利于自己发展的方法呢。
2．罪刑法定原则的严格适用。商鞅在改革中也强调大众要了解法律。法律在社会上是否有信用，取决于它在社会生活中是否真的实施。“重信”的严格适用即要求在执法司法中要做到“信赏必罚”，亦即按照法律的规定，该赏的一定要赏，该罚的一定要罚。即我们今日所说的罪刑法定原则的严格适用，即量刑和行刑完全依照法律规定。商鞅是非常重视法律的信用的，相传他在变法前为了取信于民，表示变法的坚强决心曾“徒木立信”。是否有信用，能否取信于民，是法律能否为人民所信任所遵循的关键。如果“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违法不究”，那么再好的法律也会失去信用，变成一张废纸。只有这样，法律才能真正的取信于民，人民才能真正的信任法律，自觉遵守法律。
3．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公平思想；商鞅的“刑无等级”主张，虽然将君主排斥在法律之外，在实践中也有太子犯法而只刑其师傅的弊端，但他强调“自卿相将军以至大夫庶人”犯罪都要依法惩处，在形式上强调了适用法律的平等原则，值得我们借鉴。当前在执法司法的实践中，还不同程度的存在一些问题，如由于“人情官司”，“钱权交易”等的影响，致使执法司法不公正、不平等的现象还不只是个别存在，因此要下大力气根除这种现象，从而实现“法律面前，一律平等”。
商鞅作为我国历史上一代法家治国的先人在当时的历史条件和情况下提出这样一套刑罚预防思想可以说是有相当大的历史意义。当然在上文中我们也提出其理论也有许多的不足之处。以史为鉴，我们不难觉察，商鞅的法律思想尽管存在许多缺陷，但其思想中关于法律如何充分发挥预防犯罪的思想，仍有其独到的价值，不仅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