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12-02 04:27:02
近几年．我国贸易总额快速增长．2005年我国贸易顺差为1018．8亿美元，成为继美国和德国之后的世界第三大贸易国。而2006年对外贸易规模达17606．9亿美元．夕贸顺差达1774．7亿美元。巨额贸易顺差使与中国的贸易摩擦急剧增加，根据世贸组织的统计，从1995年到2005年的l1年间，在世贸组织各个成员所发起的2840起反倾销案中，针对中国产品的案件数高居首位，超过16％。2006年我国共遭遇反倾销63起．而当年全球反倾销案的立案数量为187起。对于我国出口产品频繁遭遇反倾销措施．客观地说．有很多应该被归咎于自身的因素。最主要因素之一是中国贸易量的大幅度增加，贸易顺差增长迅速，尤其重要的是由于国内过度的产能、导致大量对真正市场价格及长期定价策略缺乏了解的生产商涌人国际市场、而激烈的竞争导致产品价格越来越低，出现出口量越大，利润却越少的怪现象。
一、民企不积极应诉反倾销有因
通过走访调查我们发现，很多民营企业不应诉出于多种考虑：①相对应于涉案产品金额来讲．高额花费让企业觉得划不来。应诉一个反倾销案的律师费至少为5万美元．而很多民营企业涉案产品的年出口额比这个费用还低。②对于应诉的整个程序和法律规定心里没数，对国际行情缺乏了解。⑧不重视受到调查的市场，存在丢卒保军的心里。④部分企业的出口产品确实存在倾销行为。自知理亏。当然不敢对反倾销调查说“不”。而有部分企业在订单的压力下．没有原则地对外国客户低开发票，也导致在反倾销诉讼中哑巴吃黄连。综合来看，未应诉企业最大的症结在于底气不足，所以才会一而再、再而三地对反倾销指控回避、退让。
目前．大型企业因为出口量大．经济实力强．也善于与政府机构进行沟通，政府在要求大企业应诉上也可以发挥一定的影响，所以大型企业应诉率比较高而且胜诉率也比较高。但是对于中小型民营企业来说，为难之处以及要顾虑的地方很多，一方面人力物力所限，另一方面对有关反倾销的信息的缺失。因此，小企业在面临到反倾销起诉的时候，往往是不知所措又求助无门，存在侥幸心理，当然也有搭便车的心理因素，对政府有过分的依赖思想。
在调查中我们还发现。小企业不愿意联合起来应诉还有一个深层次的原因，即在联合应诉过程中，企业必须要提供生产经营的相关数据．如年产量、上下游关联企业名录、主要原材料的进货途径、产品的销售途径、期末库存量、设备利用率、税前利润、投资收益率和就业人数等敏感信息，而联合应诉的伙伴都是竞争对手，企业对于可能会产生的经营信息的泄漏非常担心所以对联合诉讼抱有消极态度。令人欣慰的是，目前，部分民营企业对于反倾销调查正从以前的畏难情绪逐步走向勇敢面对，对于欧盟、美国及其他主要贸易伙伴反倾销起诉案件中的应诉率已大幅提高．在欧盟对我胶合板的反倾销复审中江苏邳州所有涉案的板材企业合力应诉涉案企业逐步提高应对反倾销的意识，积极参与应诉，企业不应诉的原因由过去那种简单的“怕打官司”转变到了权衡经济利益决定是否应诉．民营企业的维权意识正不断增强。
二、有效的应诉机制，是民营企业应对反倾销的基础
对于民营企业来说，一旦被诉倾销，管理层一下子就懵了。他们不知道反倾销调查是干什么用的?他们不仅对世贸规则一无所知．对万一倾销罪名成立的后果一无所知．而且对在国外打官司的高昂律师费望而止步。退却，还是去了解一下如何应对是首要问题。
毋庸置疑，涉案企业首先要积极应诉。按照世界贸易组织规则．如果出口企业不及时向有关反倾销调查当局提供必需的资料，调查当局可以依据其所掌握的现有资料进行裁定。而所谓的现有资料，一般都是依据反倾销调查的申请人所提供的资料，显然，依据这样的资料所做出的裁定，其结果当然会将不利于出口企业。
因此，单独应诉力不从心，联合诉讼才是解决之道。而反倾销措施的后果往往波及到整个行业，应诉时如果各自为战，不但成本高，也难取得好结果。而民营企业相互间凝聚力尚非常缺乏，一盘散沙的现象非常普遍，因此在应对反倾销调查的时候，行业协会应该起来率先行动起来，整合行业的力量，形成行业核心，引导民营企业抱成团，要有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思想准备，千万不能有利用反倾销来牵制其他竞争企业的私心，而做损人不利己的事情。而且反倾销应诉工作程序衔接进展，需要做的工作不但量大而且复杂，在短短的一个多月的时间需要应诉企业准备大量的资料并按照调查表要求填写并提供。还要留意各份文件之间的前后衔接和对应．
一个能够随时高速运转的应诉机制必不可少，只有事前的准备工作做的很充分，才能制定正确的应诉策略。这样的应诉机制，不但要快速高效将政府、行业协会、企业、驻外机构以及进口商有机的组成一个整体，而且还需要相关单位在应诉过程中积极的配合。
此外，在涉案金额比较小的时候，民营企业应该更多地利用反倾销程序中的价格承诺的方式解决。以欧盟为例，价 格承诺可以由出口商提出，只要能够被有效监控，可以取代反倾销税而被接受。但是，欧洲委员会没有任何义务接受承诺，如果它认为承诺不足以消除有损害的倾销行为或者不可行，则可以拒绝接受。一般来说，如果某公司曾经不配合调查，委员会一般不会接受其承诺。因此，价格承诺的做出的前提是应诉．如果企业不愿诉讼或者无从参加诉讼．价格承诺将无法作出．企业就会处于被动。
在应诉之外，针对民营企业出口产品主要是消费品的特点，可以采取以行业协会为纽带，积极游说当地的消费者和公益组织，争取对涉案产品的支持。欧洲委员会的调查主要集中的四个基本方面中，其中很重要的一条是“反倾销措施是否符合更广大的共同体利益。”也就是说，即使存在倾销行为，但如果有明显理由表明反倾销措施在考虑到欧盟相关方经济利益情况下不符合更广大的共同体利益，则不采取。生产商、进口商、用户和消费者可以就措施的必要性发表意见。如果有理有据，欧洲委员会将在向理事会提交的最终提议中纳入他们的意见。所以．争取到相关组织对涉案产品的支持会对反倾销诉讼的结果产生不容忽视的影响，更为重要的是，这种支持的深远影响对将来企业在市场上竞争产生无法估量的作用。
总之．民营企业在面对越来越多的反倾销诉讼时，一定不能存在侥幸心理，而应奋起应诉，以法律手段保护自身的 合法权益。否则，不仅要承担沉重的反倾销税负担，丢失已有的出口份额与市场．甚至新兴市场也会对我们关上大门。
即使反倾销调查已经结束．对于出口企业来说，并不意味着已成定局．事实上．终裁后，有很多法律程序和途径可 以继续开拓。可以对出口价和内销价进行调整，并提出年度复审．通过一段时间的努力，就有可能启动重新调查，降低反倾销税率。因此，反倾销调查之后，政府、商会和企业都要思考下一步我们该做什么?企业经营中又应该注意什么?如何作一些调整?调整速度要多快?这样的静下心来冷静的思考与总结对于以后应对反倾销或其他贸易措施尤为重要。
三、防患于未然，是解决反倾销的根本之道
反倾销措施在相当长的时间都会是企业出口的主要障碍，对此，我们不能消极应对，而是要先从源头人手，尽可能减少被诉倾销的可能性。
对于民营企业来说，保持良性竞争思维是根本。首先，加强自律，实施出口多元化战略是彻底与反倾销“隔离”的根本。企业应当避免短视行为，确定质量取胜的品牌策略，防止相互削价竞争。其次．要增强营销的国际性，全方位地开拓国际市场，以降低市场过于集中所带来的风险。再次，民营企业要在符合国际规则的基础上进行生产经营，要对各种贸易救济措施保持敏感性。要建立健全的企业法人治理结构，完善现代企业制度，尤其是适用国际通行的财务管理制度等都可以在反倾销工作中获得优势在出口产品进入某一国市场时，事先熟悉和分析该国有关的法律，有针对性地改变业务操作手法和会计技术，从而降低触犯进口国法律的危险对于可能会产生诉讼的引诱倾销行为保持一定的警惕性，及时采取措施．争取使对方无法提出申诉。最后．如果有迹象表明要对企业出口产品提出反倾销调查时，要与我国相关机构及时取得联系，跟踪该国反倾销政策动向，提前做好充分的准备。
对于政府来说．首先也是最基本的．要转变只重视大企业的观念，政府注意力要转向众多的民营企业．针对他们涉案金额不高，不应诉的首要原因是代价太高等．充分调动丰富的人文资源．提供应对之策，如针对民营企业设立反倾销联合应诉基金．以解决出口企业特别是小规模出口企业反倾销应诉资金的来源问题．给予小企业以必要的资金以及技术上援助和支持。其次，建立并完善反倾销预警机制，使企业真正从该预警机制中获得信息和帮助，提高应对各种摩擦的主动性。建立和完善重要产品的出口数量、价格、出口国家和地区监测系统．一旦发现有竞价销售、扰乱出口秩序的情况要及时做出反应和提示。最后，建立和完善反倾销快速反应机制，反倾销诉讼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四位一体”的配合必不可少，尤其对于民营民营企业来说，来自政府机构、商会和涉外机构的配合对他们至关重要。
对于行业协会来说．首先，要真正承担其竞争情报的收集、协调竞争秩序、沟通组织等职能。其次，在应对外国的反倾销调查中，行业协会可以作为应诉主体以分摊应诉成本，降低应诉风险，提高应诉速度。再次，行业协会可以依照产品行业和出口地区，配合政府建立和完善预警机制和快速反应机制，对重点出口产品、敏感产品设置动态跟踪评估。最后，充分利用本身丰富的人才资源，组织法律界和贸易界对相关的反倾销案例进行研究和分析，总结经验及教训，以建立一个“反倾销数据统计信息系统”，为今后贸易摩擦提供有效的信息和数据分析。此外，各进出口商会还要主动与国外有关行业组织、公益组织建立良性的交流合作机制。在我们的产品遭遇国外倾销诉讼的时候，可以利用比如“共同体利益”原则来劝说国外组织为我方增加筹码。
在贸易纠纷中，使用公平或不公平这样的词语并不恰当，因为站在特定的立场．依照特定的观念，公平与不公平是可以转化的。反倾销诉讼和其他商战一样，有其自身的游戏规则，按照国际惯例，应诉企业只要自身体制健全，能组织一个熟悉情况、反应敏捷、办事高效的应诉班子，聘请内行敬业的涉外律师积极应诉，往往能够胜诉而得到减轻或免除处罚的效果。面临形形色色的贸易救济措施，有一个选择或许是最务实的那就是适应贸易的“游戏规则”．只有这样，才能在国际市场游刃有余。
【关键词】中国企业 反倾销 应诉策略
一、中国企业应诉国外反倾销的特点
1、应诉企业的数量明显增多
据有关部门统计,近年来中国企业出口产品的反倾销应诉率明显提高,应诉企业也由以前的十几家扩大到现在的几百家甚至上千家,涉及对中国企业出口产品反倾销案件的总体应诉率已上升至70%~80%,涉及美国和欧盟的反倾销案件应诉率达到100%。
2、应诉企业主要集中在五矿、化工及农产品行业
从中国企业应诉国外反倾销成功的例子来看,中国应诉企业主要集中在五矿、化工及农产品行业。例如2000年3月21日,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以6∶0的投票结果裁定:中国钢丝绳未对美国同类产业造成实质性损害或带来损害的威胁,决定立即终止此案调查程序,不对来自中国的涉诉产品采取反倾销措施。此案是1999年3月并开始审理的,涉及了中国企业的多种普通钢丝绳,涉案金额达100多万美元。在得知此案的消息后,中国五矿化工进出口商会及时查找并组织了对美国出口量较大的江苏法尔胜集团公司、江苏南通中德钢丝绳公司、南通钢丝绳公司、山东机械进出口公司等单位的积极应诉。
3、参与反倾销的应诉企业大多是资金雄厚的企业
众所周知,反倾销应诉需要花费大量的时间、人力和财力。出口产品一旦被提起反倾销调查,历时将会长达几年,这对于中国的中小型企业来说,无疑是一个严重的打击,再加上在反倾销应诉的过程中企业需要支付高额的律师费。所以相当一部分的中国中小型企业在经营不景气的情况下,都不愿应诉,而是自动放弃,从而丢掉了国际市场。从参与反倾销应诉的企业来看,这些企业大多都是资金雄厚且行业内排名靠前的大企业。
二、中国企业在应诉国外反倾销中的问题分析
近年来,国外之所以对我国发动大规模的反倾销浪潮,是内因和外因合力作用的结果。在外因上,主要起因于反倾销作为贸易保护措施在国际上日益被强化以及国外对我国实施的歧视性政策;而在内因上,与我国企业自身的问题有关,如出口秩序不规范、企业应诉积极性低等因素。中国企业在对外反倾销应诉中的主要问题表现在以下五个方面。
1、出口市场的“低价”行为存在倾销嫌疑
根据WTO对倾销的定义,倾销是一种“价格上的低价行为”。我国出口市场混乱,出口环节企业竞相压价的现象大量存在,符合WTO关于“低价”的倾销认定条件,存在倾销的嫌疑。这是我国企业应诉中的软肋。造成这一问题的原因主要有四个:第一,缺乏行业治理,出口市场恶性竞争;第二,企业经营战略无法适应经济全球化发展需要,缺乏多样化经营,出口产品品种单一;第三,部分省市政府的补贴或变相补贴降低了企业的成本;第四,工资成本、资源价格普遍较低,资源消耗型的发展模式长期存在。
2、中小企业反倾销应诉基础薄弱
中小企业反倾销不应诉比例高的主观因素是反倾销应诉意识薄弱,主要表现为“搭便车”思想严重。反倾销“搭便车”,即在面对国外反倾销诉讼时,不应诉企业在不耗费时间、精力、金钱的情况下,依靠应诉企业的成本,获得与应诉企业同等收益。反倾销“搭便车”是一种违反公平原则的行为,因此近年来我国的主要贸易伙伴都有相关制约措施,如国内的应诉企业可以向美国当局申请“单独税率”。现在,只要具有一点反倾销法律意识的企业就会知道,“搭便车”并非坦途。因此,如果现在还有一些中国企业仍无知地抱持“搭便车”思想,则会表现出企业相关方不了解反倾销,不具有反倾销应诉意识。
3、应诉的准备工作不够全面
对于中国企业来说,反倾销随时都可能降临到本企业的头上,一旦遇到反倾销时,中国企业在准备应诉工作方面却出现了问题:第一,在遭遇反倾销时,我国企业还没有弄清楚自己是不是属于“涉诉企业”;第二,我国企业没能及时与相关的进出口商会进行联系,向他们咨询和了解有关反倾销诉讼的程序和应诉工作的内容;第三,我国企业在参加反倾销应诉时,没有尽早的准备好应诉的相关材料,包括该公司的营业执照、公司章程、过去两年的资产负债表和损益表以及涉诉产品过去3―5年的生产能力、产量、销售量、出口量等等;第四,中国企业在接受反倾销调查的期间,没有考虑到本企业需要调整出口策略或暂缓出口,来面对国外反倾销的调查。
4、缺乏及时有效的反倾销预警
从时间来看,预警的时间仍然存在滞后。预警的时间阶段分为在进口方境内声称受损的产业或其代表提交书面申请之前就提出预警、在提出申请和反倾销调查机关立案调查中预警、在立案调查后预警。显然,第一种情况是最佳情况,而我国目前基本做不到,多数情况下能做到提出申请和反倾销调查机关立案调查中预警。
从形式来看,预警的形式不利于行业协会和企业及时获得信息。预警形式主要为在相关的互联网门户网站上公布,也有少数通过地方媒体,此外,某些特殊背景的行业协会会向其会员单位提示,对于大多数中、小企业而言,上述形式显然不能使我国企业及时获取信息,那么也就使预警失去了意义。
5、行业协会的发展水平满足不了企业应诉的需要
首先是由于历史原因,我国的行业协会行政色彩过重,日常工作还停留在宣传、开会、收取会费等层面上,没有起到行业治理作用,不能有效制止竞相压价的恶性竞争行为,在出现被反倾销时缺乏对企业的有效指导等情况。其次是由于不同行业开展出口贸易的时间不一,国内不同地区开放程度不同,行业协会在不同产业和不同地区的发展均不平衡,这从反倾销应诉能力即可见一斑。凡是行业协会发展程度较高的行业,在面对国外的反倾销指控时,应诉率以及胜诉率都较高。一般而言,开放程度较高的地区,行业协会发展较好,如温州、东莞等地,这些地区的企业的反倾销应诉水平普遍较高。
三、提高中国企业对外反倾销应诉效应的策略
1、实施出口创新的对外经营战略
我国企业要从单一的货物贸易向技术贸易领域发展,同时要提高产品的科技含量,减少国内企业间的冲突,避免形成低价竞销的状况。实现外贸增长方式的集约化转变和升级,通过高质量和适当价格扩大出口,扩大市场份额,这是提高企业核心竞争力的根本途径。另外我国企业还应合理定价,这也是中国企业反倾销诉讼成功与否的一个重要问题。
2、加强反倾销意识,政府在资金上给予援助
针对反倾销应诉不力的情况,我国企业首先应该从意识上抓起,端正认识。目前我国许多企业反倾销观念和意识相对薄弱,对于国外提起的反倾销调查要么置之不理,要么惶恐不安,但最终都贻误时机,造成严重后果。企业应该通过政府、商会协会等各种组织以各种途径了解反倾销的重要性和后果以及应对方法,进而积极应对及时抗辩,拿起法律的武器来保护自己。此外,由于世贸组织反倾销协议是成员国之间反倾销的主要依据,因此,企业还必须尽快了解世贸组织的反倾销机制。
3、全面做好应诉的准备工作
虽然一个反倾销案件整个审理时间可能长达12―15个月,但在开始阶段的时限要求却是非常紧,这对于中国应诉企业来说往往是一个大考验。
首先,要参加应诉的企业必须在规定的时限内向国有关主管部门“报名”,同时提供有关初步材料。例如,欧盟委员会规定,自开始反倾销调查的通知之日起15天内,应诉方就必须向欧盟委员会报名,并提交基本材料;美国也有类似的规定,并且正式后21天左右就要召开第一次听证会,中方应诉企业或人如果要参加或提交有关意见,就必须提前几天报名。其次,就是报名之后的答卷工作。例如,欧盟规定:凡申请“市场经济待遇”的中国企业,必须在调查通知后21天内回答一份调查问卷。如果一家中国企业在对方正式开始调查时才知道反倾销案,那么可供它作出反应的时间可能仅有短短几天。有时企业还没弄清反倾销是怎么回事,就已经超过了报名的期限。虽然错过开始阶段的应诉机会不一定导致我国企业彻底丧失应诉的权利,但它可能对以后的应诉带来非常不利的影响。反之,如果抓住机会,则有可能达到出奇制胜的效果。
4、建立健全的反倾销预警体系和快速反应机制
完善的反倾销预警机制应当包括企业、行业协会、政府三方主体;由政府利用公共资源优势,收集分析整理并及时告知企业及行业协会信息,即进出口国在近期内可能对我国出口产品提起的反倾销申请和此类产品近期出口动态数据;行业协会发挥行业治理和指导企业的作用,在出现预警信号前,规划行业的发展,指导企业多样化经营,在出现预警信号后,及时维护出口秩序,同时组织应诉准备工作;企业提高反倾销意识,主动配合行业协会治理,积极谋划企业多元化经营,减少被诉反倾销的可能性,在出现预警信号时,与行业协会共谋进路,开展应诉准备工作,同时,态度认真地接受申请方当局的调查。而目前我国企业在面临倾销时没有足够的时间进行准备,最终企业或者因准备不充分而放弃应诉,或者因匆忙应诉而初裁不利,影响被申请反倾销调查后至终裁前的出口,充分暴露了我国反倾销预警机制尚不健全的问题。
5、全面提升行业协会素质
现代的行业协会应具有信息服务、技术更新、培训、交流、组织展览会和国际交流会等重要功能,尤其要在企业应诉国外反倾销过程中要发挥龙头作用,成为组织者、推动者和代言者。由于交易成本和“搭便车”现象的存在,很多企业在面对倾销诉讼时往往选择了放弃,有了行业协会,情况就大不一样了。国内成功应诉的企业中,如温州打火机在欧盟应诉成功,就是温州烟具行业协会发挥了重要作用的最好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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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根软肋
加入WTO后，中国企业同外企的经济纠纷日渐增多，洋官司扑面而来。但中国企业普遍缺“钙”，腰杆不硬，凸现三根软肋。
一是不敢打。涉外官司成本高，程序多，周期长。一旦官司缠身，则旷日持久，有的需要十年八年的时间才见分晓。所以一般中国企业在洋官司面前望而怯步，退避三舍，不敢积极应诉，结果被外方来个缺席判决。
涉外官司一是送达时间长。苏南某法院一位庭长详细描述一张传票的送达过程：中院上报省高级人民法院、省高院上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法院通过外交途径进行送达，有时法律文书辗转到被告手中，已经过去2年，长的3-4年；二是成本高。国外的材料需要公证、翻译。一家私营企业与美国某公司打投资股权官司，原告光拿着一份40多页的授权委托书到公证机构去办身份认证，就花去5000美元，直呼吃不消；三是执行难。内地与国外目前尚无司法协作执行公约，法院大多只能执行外方在中国大陆的财产。也就是说，即使中方打赢了官司，外方在国外的资产很多情况下实际不会被执行。
二是不愿打。面对洋官司，企业消极逃避的案例也依然存在。2006年10月，欧盟宣布对中国出口冷冻草莓征反倾销税，此案涉及河北省企业达18家，但应诉的只有3家。全国一共只有5家企业应诉，形不成合力。而河北省是全国冷冻草莓出口欧盟最多的省份，保定满城县是全国有名的草莓种植生产基地，也是省内大多草莓出口企业的主要货源地。一旦被制裁，损失十分惨重。有关专家提醒说，面对维护对外贸易秩序和公平竞争的“大考”，企业谁也不能再隔岸观火。只有与各方联手，运用法律武器解决国际贸易争端，才是最佳出路。
1992年，美国最大的弹簧垫圈生产商I・T・W公司向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指控中国的11家外贸进出口公司和生产企业“以低于成本价在美国倾销，给美国工业造成了实质性损害”。接到美方的控告后，国家机电产品进出口商会在广交会期间征求11家被诉企业意见，希望能够联合应诉。但是除了杭州弹簧垫圈公司，其它10家国有专业出口公司都不愿意应诉，他们很清楚，跟美国打倾销官司凶多吉少，不仅耗资巨大，而且胜算极为渺茫，纷纷放弃了应诉的权利。
官司一直打了10年，到2002年终于胜诉。可10年应诉，对于七成产品出口美国市场的杭州弹簧垫圈公司来说，意味着从1992年之后，每年都要填写繁多的反倾销问卷，每年都要充分准备应对美国商务部官员的现场调查，每年都要焦急地等待大洋彼岸听证会上新一轮的裁决。应诉反倾销，已经成为这家民办企业正常运转程序中的一部分。虽然最后是胜诉了，可杭州弹簧垫圈公司已是心力交瘁，心有余悸。因为5年内，杭州弹簧垫圈公司还要继续应付美国有关方面的跟踪调查，一旦发现有反倾销行为，还要面临投诉。
三是不会打。很多企业不敢打“洋官司”是因为不会打，实质上就是不了解国际规则，缺乏相应的法律知识。比如在应对反倾销调查时，不知道如何出具有利于自己的价格、成本等证据，甚至不了解反倾销的基本程序，这是一件很让人忧虑的事情。
中国企业普遍欠缺涉外官司知识，也缺少这方面的人才。遇到涉外官司手足无措，陷入彷徨之中。有时候明明理在我方，却不知利用对方的法律，结果却输了官司。
不应诉意味着不战而降
近几年来，随着中国加快开辟国际市场的步伐，外国同行纷纷举起反倾销的大棒，抵制中国产品的进入。由于应诉机制不完善，中国一些企业反倾销应诉不积极，而不应诉其实是意味着不战而降，束手就擒，眼睁睁地看着外国人把中国货赶出国际市场，或者被逼承受苛刻沉重的关税盘剥，后果十分严重。
前几年，湖南每年都要遭受几起来自美国的反倾销诉讼，而湖南竟没有一家企业主动应诉。大多数企业或消极应付，或半途而废，给湖南企业产品出口造成重大损失。长沙市工矿产品进出口公司由于没有应诉到底，出口的苹果汁被美国商务部裁定倾销幅度为51.74％，企业不堪承受，只得忍痛退出美国市场。1994年，美国对中国大蒜进行反倾销调查时，也是由于没有公司应诉，结果中国被裁定了高达376%的反倾销税，中国大蒜被迫退出美国市场。在中国输美球轴承倾销案中，当时临阵怯步、拒绝应诉的另外200家国内轴承企业，一旦美商继续追诉，美方仍将对其征收59.3%的反倾销税。这些企业将因过高的关税而痛失美国市场。
不应诉，等于主动放弃，接受缺席审判和裁决，后果是不堪设想的。不应诉，国外负责案件审理的部门可以依据“可获得的最佳信息”直接作出“缺席判决，彻底退出市场。”
不应诉还容易引起反倾销的连锁反应。例如上述大蒜案之后，由于方律师看到了中国企业不愿应诉，又鼓动美国蜂蜜行业对中国提起反倾销诉讼；在蜂蜜案件进行过程当中，还是这家律师事务所，又说服美国自行车生产企业对中国自行车提出，接下来是蘑菇罐头，再接下来是靛蓝染料，总共影响了中国高达3亿美元的出口。
不应诉也引发其他地区新的反倾销诉讼。近年来经常出现一种中国产品被反倾销，其他国家也很快对同一种商品提出反倾销的情况，其重要原因就是大家都不去应诉，蜂拥转向另一个市场，结果马上导致新一宗反倾销案。例如中国的钢板、草甘膦、硅锰、糠醇等一系列产品都曾在两个或多个国外市场先后遭到反倾销调查，极大地影响了这些产品的正常出口。
莫使英雄泪沾巾
面对外国反倾销和侵犯知识产权投诉，中国企业往往处于出头椽子先烂或者缩头乌龟挨打的两难境地。
华捷钢管有限公司等八家中国企业自筹资金历时一年，彻底了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作出的对中国圆形焊缝钢管企业加征5%-34%反倾销税的初裁，最终打赢了这宗反倾销诉讼案。但官司打赢后，国内整个钢管行业都沾了光，所有同类企业都享受到了免征反倾销税的待遇，大家蜂拥而上，出口大增，挤占了这八家企业的市场份额，八家企业的效益明显下降。可是如果当初不应诉，这八家企业又要忍受美国设置的反倾销重税的盘剥，日子更不好过。
在国外反倾销和侵犯知识产权投诉面前，中国企业面临尴尬，真是应诉难，不应诉同样难。
常州牛塘化工厂总经理王万大也曾犹豫过，他说：“最少二千万的应诉成本，还不一定能赢，一旦输了四十多年创下的家业就全赔完了，但不应讼会在国际贸易中给中国制造留下污点，从此失去三氯蔗糖的国际市场。权衡再三，还是要撑下去。”
在涉外官司中，政府不好出面干预，只有依靠行业协会从中斡旋协调。
几年前，温州打火机行业收到欧委会正式终止对中国打火机反倾销调查的官方公报，中国打火机行业应对欧盟反倾销取得彻底胜利。这是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中国企业打赢欧盟反倾销的第一案。
温州是中国打火机主要生产基地，产品主要销往欧盟各国，年外贸销售量6亿只，占全球金属打火机市场总量的70％。2001年9月，欧盟就对温州打火机启动技术壁垒的CR程序。2002年5月，欧盟又启动针对中国打火机的反倾销调查程序。
面对应诉反倾销必须是民间行为和各家单体企业无力应对的两难境地，温州打火机协会会长周大虎等协会领导人在有关专家的指导下，带领16家企业无偿集资200多万元巨资，聘请国际上精通WTO事务的律师积极应诉。这一决策，惠及整个打火机行业。在应诉中，协会也与欧洲打火机进口商协会建立“民间联盟接口”，也形成了信息预警机制。温州打火机协会这些创新之举，开了中国应诉国际反倾销的先河。
实践证明，企业单个应诉固然精神可嘉，但毕竟势单力薄，寡不敌众，要主动求助于行业协会，依靠全行业的力量抱成一团，“集团冲锋”，就能共同抗侮，维护自己的权益。
成立于1988年的中国五矿化工进出口商会，是中国五矿化工类进出口企业的中介组织，有近2000名会员企业。组织会员企业参加国外反倾销应诉是商会的服务内容之一。自1998年以来的10年间，五矿商会共组织反倾销应诉49起，已结案的34起，胜诉和保住市场的25起，占已结案案件数的74%，涉诉总金额超过10亿美元。由于保住了出口市场，这几年带来的出口约几十亿美元。
有关专家指出，中国亟须建立和完善反倾销和侵犯知识产权应诉机制。出口企业在应诉中要联合起来，共同分摊应诉等各项费用，并据此分享应诉成果，使投资与收益联系起来。要设立反倾销应诉基金，在政府的监管下，由行业协会成立某种形式的基金，对其成员进行包括反倾销诉讼在内的涉外贸易法律事务方面的资助，便利我出口企业积极应诉。同时要建立反倾销预警机制，对中国企业在国际市场的产品动态做到心中有数，不要给国外企业留下反倾销的把柄，遇有苗头，及时报警，采取应对措施。
当年，为了支持宁波康大进出口公司等三家企业应诉美国商务部立案的艺术画布倾销案，中国纺织品进出口商会组织有关企业专程到上海召开会议，协商对策。与会代表一致认为，在美国开倒车对中国纺织品歧视设限已呈短兵相接之势，中国企业要戮力同心，共赴国难，联手应诉，打赢官司。
硝烟的贸易战――
反倾销立法和实践始于上个世纪初，但是反倾销措施的盛行却是从上个世纪80年代开始的。以美国为例，20世纪80年时间里共发起1337起反倾销调查，其中1980年以前60年仅发起356起，但随后20年时间里共发起了981起反倾销调查。2000-2004年期间，美国又发起了257起反倾销调查。
各种统计数据显示，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发起反倾销调查和采取反倾销措施居高不下的情况下，中国涉诉案件正呈现案件数目增多、涉案金额提高的趋势。加入WTO后，中国出口产品平均每年遭遇反倾销调查案件数超过50起，涉案金额超过数十亿美元。
为什么发起反倾销行动？
从宏观方面来看，近年来外国针对中国出口产品反倾销愈演愈烈一方面是因为中国产品出口量大幅增长从而在国外市场形成强大的冲击力，另一方面也是由于一些国家经济发展停滞和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加入WTO3年后，中国进出口贸易额增长了1倍，许多产品在国际市场具有很强的竞争力，在部分国家或地区占有很高市场份额。与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的日本相似，中国被作为反倾销第一目标也就不为奇怪。与此同时，由于美国等国家经济发展停滞，加上其国内传统产业结构调整不力或者不及时，迁责于外国产品从而保护本国落后产业也就成为一个常用的手段。
但是就个案而言，每一起反倾销案件都是一场利益争夺战。
首先，反倾销是市场先占领者对后来者实施的市场驱赶。通常情况下，一个国家（或者地区，下同）内生产企业都是其本国市场该类产品的主要供应方，是国内市场的先占领者。对于进口的产品，尤其是短期内对其形成竞争压力的进口产品，国内生产企业总是尽其所能地进行排斥，并往往诉诸法律和行政手段进行驱赶。反倾销就是其最常用的手段之一。
从行为方式来看，反倾销市场驱赶可以分为主动攻击和被动防守两种类型：
1、主动攻击型：此类行为主要为一些跨国企业为了达到长期占有国际市场或者主要消费市场的目的，对新出现的竞争对手四处阻击。草甘磷案为此类的典型。从1995年10月欧盟针对中国进口的草甘磷发起反倾销调查并最终确定征收24%的反倾销税开始，中国草甘磷出口企业此后多次面临欧盟反规避、反吸收调查，并先后遭遇2001年6月澳大利亚反倾销调查，2001年8月巴西反倾销调查和2003年4月阿根廷反倾销调查等多起反倾销调查。除了阿根廷反倾销调查案之外，在其他案件中我国出口企业都被征收高额反倾销税。而这种全球范围内追逐驱赶式的反倾销行动基本都是在国际草甘磷生产巨头美国孟山都公司（生产能力约占全球总产量的70％以上）的支持或者联合其在所在国的合资企业或合作伙伴所发起的。
2、被动防守型：此类企业坚守本国市场，抵制竞争对手的产品以任何形式进入。以欧盟对华文具夹反倾销调查案为例。1995年9月18日，Krause公司和Koloman Handler公司代表共同体产业向欧盟委员会（欧委会）提出申请，要求对原产于马来西亚和中国的文具夹展开反倾销调查。经过1年多的调查，欧委会决定对中国产品征收32.5%-39.4%的反倾销税（不包括17至23个铁圈的文具夹，此类文具夹按实际出口CIF价与325欧元/1，000个的差价征税）。此后近10年时间里，欧盟相关生产企业持续不断地采取反倾销行动，制止和防止中国产品直接或间接地进入欧盟市场。（1）1998年12月，奥地利Koloman Handler公司和德国Krause Ringbuchtechnik公司向欧委会申请对中国文具夹展开反吸收调查。2000年10月，欧委会裁定对17至23个铁圈之外的文件夹的反倾销税率提高到51.2%-78.8%。（2）2003年8月，SX Burowaren公司和Ringbuchtechnik Handelsgesellschaft公司向欧委会提出申请，要求分别对通过越南和泰国转运但原产于中国的文件夹展开反规避调查。2004年7月和12月，欧委会分别作出裁定：来自越南的文具夹存在规避反倾销税，因此应当征收同样的反倾销税；鉴于泰国应诉企业具有生产文具夹的能力而不存在规避行为，终止对泰国的反规避调查。（3）2005年4月13日，欧委会公告，决定针对原产于中国但通过老挝转运和/或在老挝组装之后进入欧盟25国市场的文具夹发起反规避调查。
其次，反倾销是缓解内部压力或者转移内部矛盾的工具。除了抵御竞争对手外，一国企业或相关组织可能因为转移内部矛盾或者缓解内部压力而提起反倾销诉讼。此类压力或矛盾包括：（1）工会组织的压力。一些反倾销案件的方同时也是从相关国家进口涉案产品的进口企业，而且进口转售相关产品的利润率还要高于其自产自销。但是，迫于其工人和工会组织的涨薪、减少工作时间的要求和外国进口导致失业的指责，这些企业可能发起或者参加反倾销调查，从而转移这种内部压力。在美国对华木制卧房组家具案中，工会组织的积极推动可谓“功不可没”。（2）企业经营不善的压力。部分企业由于经营不善出现亏损或者利润下降，企业经营者为了改变这种不利局面和转移责任目标，往往积极推动对进口产品发起反倾销行动。（3）生产企业与销售商和用户之间的矛盾。当销售商和用户放弃本国生产企业而逐步转向质优价廉的进口产品时，生产企业可能发起反倾销行动，以此打击本国销售商和用户，迫使他们恢复供销关系。（4）生产企业之间的矛盾。当一国国内生产企业在国内市场竞争激烈时，有时可能发展为一致对外，共同联手抵制外国企业，从而发起反倾销行动。
反倾销行动还可能是一些企业主动寻求的一种手段。这主要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方面，一些生产企业充分利用本国法律制度，企图通过发起争端获得额外的利益。例如，美国国会2000年通过《持续倾销与补贴抵消法案》（又称《伯德修正案》），规定提出或者支持反倾销申诉的美国国内企业可能按比例获得美国政府从外国公司征收的反倾销税。这一立法很大程度刺激了美国国内企业，2001年在美国被诉倾销的产品金额突破100亿美元便是一个明证（超过前5年之和的85.2亿美元）。另一方面，在选择哪些国家的哪些产品作为反倾销对象时，申诉方更倾向于针对具有政策优势的国家（例如中国等被其本国法律视为非市场经济的国家）、时间（例如大选前某个阶段）和产品（例如反倾销获利可能更高的产品）。
为什么要参加应诉？
尽管反倾销诉讼是针对某个国家的所有出口企业（不管该企业是否被列入书名单），但是是否应诉和如何应诉主要取决于企业自身。一般而言，企业参加反倾销应诉主要是基于以下几个原因。
出口量大和市场前景良好，因而有必要参加应诉以维持和进一步扩大市场
近几年来，我国企业海外反倾销应诉率有了大幅度提升尽管有企业自身意识提高的原因，但更主要的是企业出口量和涉案金额大幅提高。对于有的企业而言，尽管目前出口量和市场份额并不高，但考虑到相关国家巨大的市场空间，仍然积极应诉。最近的一些反倾销调查案件最能说明问题：美国对华家具反倾销案中，120多家国内企业参加应诉；美国对华对虾反倾销调查案中，50多家企业应诉；欧盟对华化纤布反倾销调查案件中，近60家国内企业应诉。这些案件的共性在于：涉案金额过亿美元，出口企业众多而且涉案产品在相关市场前景广阔。
积极抗辩以防止反倾销之火蔓延
尽管对相关国家出口被调查产品的数量和金额不大，该国市场容量也有限，但是为了防止此类反倾销诉讼案件向其他国家或者其他类似产品蔓延，因而有必要积极应诉，以此防止和打击这种不利势头。例如，2004年初阿根廷对华眼镜反倾销调查案涉案金额不到100万美元，但是考虑到如果不应诉可能会引起其他国家反倾销的连锁反应，温州几家企业毅然决定参加反倾销应诉。
基于其他方面的考虑参加反倾销应诉
反倾销诉讼是一场贸易战，同时又是市场重新洗牌的机会。对于有的企业而言，选择反倾销应诉还是希望在重新洗牌中争取主动。为此，有的企业在其他企业由于涉案金额太低或者其他原因而放弃应诉的情况下单独应诉，最终成为本国唯一的市场胜出者。马来西亚于2002年4月1日对从中国和香港进口的自行车立案反倾销调查，深圳某自行车积极应诉最后胜出。2003年1月终裁时该公司获得11.8%反倾销，而其他不应诉或应诉中途退出的公司，税率为189%，为期5年。中国当时年出口马来西亚自行车约80万辆，而该公司应诉时年产能20多万辆，出口马不足2万辆。应诉胜出的结果，意味着未来5年中国自行车行业中，只有该公司独自获得了马来西亚市场。
如何应对反倾销？
反倾销是一场没有硝烟的贸易战，是市场的重新洗牌。一定程度上来说，反倾销风险的出现也是国际贸易机会的开始――对于确定贸易战略的有准备者而言，反倾销可能是一次重新瓜分和获得更大市场份额的机会。为了应对这种风险，同时也更好地把握这种机会，我们建议：
企业应当制定国际贸易战略，树立国际贸易反倾销风险意识
企业在卖出自己的产品，控制交易本身风险的同时，更应当了解竞争对手，尤其是目标市场的生产企业的信息，把握总的方向。目前国内比较流行的反倾销预警即是此意。为此，企业可以通过商会、协会、中介机构、企业联合、进口商或者商等机构和人员组成一个信息网络。在此基础上，企业应当配备一定的信息综合、分析并及时作出判断和采取应对措施的机制和人员。
规范生产经营活动，提高市场竞争水平
尽管存在一些不合理的技术和政治因素，但是企业是否倾销和倾销幅度的高低主要取决于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是否规范，尤其是其销售策略和生产成本是否合理，财务体系是否健全可信。因此，这就要求企业在日常生产经营活动中自我规范和约束，在此基础上提高企业核心竞争力。只有这样，企业才能长期立于不败之地。
及时获取专业咨询服务，不断调整和规范国际贸易行为
反倾销是项专业性强的工作，企业一旦获悉可能被诉倾销，应当及时寻求专业咨询服务，就反倾销应诉的相关问题进行全面了解和评估，最终确定是否应诉和如何应诉。较早地行动加上专业的指导和认真细致的工作，企业应诉成功的机率也将大大提高。
关键词：反倾销；倾销幅度；归零法
2011年10月13日，中方就美国反倾销归零世贸争端案提起设立世界贸易组织专家组请求。这是该起世贸争端案的最新进展，一度引发了又一轮对于"归零法"违法性的热烈讨论与深度思考。
在这起世贸争端案中，中方主要是控诉美国在反倾销调查中采取了违反世贸规则的归零做法，不当征收了高额反倾销税，损害了中国暖水虾和金刚石锯片企业的正当权利。基本案情主要是：2004年12月8日，美国对中国出口的暖水虾采取反倾销措施的公告，这是当时中国农产品遭遇的最大一起反倾销案。终裁以后，中国出口企业先后3次将美反倾销裁决至美国国际贸易法院。2010年7月29日，中方获得最终税率，分别为5.07%和8.45%。美国虽表态今后不再采取归零做法，但实际上始终没有纠正错误。中方认为，美国商务部在反倾销调查中的归零做法不公平地扩大了倾销幅度，对中国出口商征收高额反倾销税，损害了中国暖水虾企业的正当权利。虽然经过多次交涉但是美国始终未能解决中方的关注。2011年2月28日，中方就美国对华暖水虾反倾销案采用归零做法提起世界贸易组织争端解决。2011年7月22日，中方提出补充磋商请求，要求将2009年11月4日美国对华金刚石锯片反倾销案采用归零做法也纳入该争端案。2011年10月13日，中方就美国反倾销归零世贸争端案提起设立世界贸易组织专家组请求。
那么，究竟"归零法"对于反倾销调查的影响有何影响，或者有多大影响？笔者将以引发这起世贸争端案的美国对华暖水虾反倾销案为例来具体阐述。
"归零法"是反倾销调查中认定倾销以及计算倾销幅度的一种方法，即调查机构在反倾销调查中，将受调查产品的出口价格低于正常价值的部分认定为正的倾销幅度（存在倾销），而将出口价格高于正常价值的部分（无倾销）归为零，不与其他正的倾销幅度相抵消。"归零法"又具体分为简单归零、类型归零和阶段归零。其实，关于出口价格与正常价值的比较方法在实践中各有不同。对此，WTO《反倾销协定》"用强有力的措词限制了以往各种备受批评的做法。"《反倾销协定》第2.4.2条规定了3种倾销幅度的比较方法，即加权平均对加权平均、单个交易对单个交易以及加权平均对单个交易。但实际上反倾销调查中很少有企业在调查期间内仅有一笔调查产品出口至调查国。实践中，调查机关往往将确定的调查期分成若干时间段或交易日，分别计算出各阶段或交易日受调查产品的倾销幅度，然后在加权平均的基础上计算出整个调查期内产品的倾销幅度；或者在受调查产品存在不同型号的情况下，调查机关首先在型号对型号的基础上计算出每种型号的倾销幅度，然后在加权平均的基础上计算出整个受调查产品的倾销幅度。"归零法"对调查申请人有利而对受调查人不利，因为该做法无形中压低了受调查产品的平均价格，提高了受调查产品的倾销幅度水平，极易对倾销存在作出肯定性的认定，进而导致对受调查人为地征收较高的反倾销税。
在美国对华暖水虾反倾销案中，美国商务部即采用了归零做法。在反倾销调查时，美方将涉案产品分成不同的产品组。当计算倾销幅度时，需要首先比较每一组产品的加权平均出口价格和加权平均正常价值。若正常价值高于出口价格，其差额就被认定为倾销幅度。若正常价值低于出口价格，倾销幅度则被视为零。据此，美国商务部通常在其计算成本后认定一个特定虾产品的正常价值是4.00美元/磅，则将会对以3.50美元/磅出售产品的外国公司征收反倾销税。如果一个公司以4.25美元/磅的价格出售50万磅，以3.50美元/磅的价格出售10万磅，则美国商务部将以3.50美元/磅作为其出口价格，从而对其征收12.5%到100％的反倾销税。但实际上，这家公司的平均销售价格是4.125美元/磅，高于正常价值4.00美元/磅。显然，美国商务部的归零做法人为地压低了虾产品的平均价格，提高了虾产品的倾销幅度水平，从而征收较高的反倾销税。
虽然"归零法"如此不合理，但包括美国的在内的不少国家在反倾销调查中仍然继续使用归零做法。问题在于，GATT 1994第6条和WTO《反倾销协定》都未对倾销幅度的计算制定明确的规则，没有指出进口产品的正、负倾销幅度是否可以相互抵消，因此也未明确禁止成员方采用归零做法。长期以来，欧盟、加拿大、印度、巴西等许多世界贸易组织的成员国都曾就美国在反倾销调查中滥用"归零法"提起过诉讼，世界贸易组织争端解决机构DSB也不只一次作出过禁用"归零法"的裁决。第一次涉及"归零法"合法性的世贸争端案是1998年印度诉欧共体棉质床上用品反倾销税案（European Communities-Anti-dumping Duties on Imports of Cotton-Type Bed Linen from India）。专家组认为，调查机关只能就所争议的整个产品而非该产品的各个具体类别或各项交易来确定倾销幅度。欧共体在计算受调查产品的最后加权平均倾销幅度时，并未与全部可比较的出易的加权平均价格进行比较；将负倾销幅度归零的做法，实际上修改了某些出易的价格，或者说在效果上改变了在正常价值与出口价格之间进行比较的结果。因此，采用"归零法"计算产品整体上的倾销幅度，不符合WTO《反倾销协定》第2.4.2条的要求，同时也违反了WTO《反倾销协定》第2.4条有关公平比较的要求。欧共体就此提出了上诉，但上诉机构维持了专家组的裁决。随后发生的一些反倾销归零世贸争端的相关案例，如巴西诉欧共体管道配件反倾销案（European Communities-Anti-dumping Duties on Malleable Cast Iron Tube or Pipe Fittings from Brazil）、加拿大诉美国软木反倾销案（United States-Final Dumping Determination on Softwood Lumber from Canada）等，都遵循了欧共体床上用品案的推理过程与裁决意见。但是，由于这些裁定只针对"归零法"在个案中的具体运用，并未动摇"归零法"本身的地位，所以尽管欧共体此后通过修改其法律停止使用"归零法"，美国却依然在反倾销调查中继续使用"归零法"。直到2004年欧共体诉美国"归零法"案（United States-Laws, Regulations and Methodology for Calculating Dumping Margins），欧共体对美国在反倾销调查中采用归零做法本身的合法性提出质疑，DSB最后裁定美国在调查阶段和评估阶段采用归零做法本身可以受到质疑并构成违法，但却没有对在调查阶段使用"归零法"本身的违法性作出判断和理由说明。最终打破这一格局的是2007年日本诉美国"归零法"和日落复审案。专家组认为，在初始调查搞"多重平均"的情形下，美国商务部采用"归零法"来计算倾销幅度不符合WTO《反倾销协定》第2.4.2条，但未支持日本关于定期复审、新发货商复审、情势变更复审以及日落复审都应当禁止"归零法"的主张。日本就此提出了上诉，上诉机构从WTO《反倾销协定》的基本概念"倾销"、"倾销幅度"着手，围绕"归零法"本身可否在世界贸易组织争端解决机制下受到挑战和"归零法"是否符合WTO《反倾销协定》等焦点问题展开分析，彻底论证了调查阶段使用"归零法"本身的违法性，同时也对定期复审、新发货商复审和日落复审等不同阶段的反倾销程序中使用"归零法"的违法性作出认定。这标志着美国等少数WTO 成员方在反倾销调查中使用"归零法"的惯常做法被彻底否定。在此后的一些反倾销归零世贸争端案中，美国已经分别在韩国、加拿大、欧盟、日本、墨西哥等的11起案件中败诉。
最新的中美反倾销归零世贸争端案虽然还没有裁定结果，但是美国在之前的多起相关案件中相继败诉为中国此次的诉讼增添了不少胜算。美国于2004年对从中国、巴西、厄瓜多尔、泰国、越南以及印度的暖水虾提起反倾销调查，该案涉案金额为3.8亿美元。其中，在反倾销归零世贸争端案获胜的最新案例是越南输美冻虾反倾销案。2011年7月11日，世界贸易组织仲裁委员会判决认为，美国采用"归零法"来计算越南冻虾出口美国的反倾销税违反了国际贸易原则，这也意味着美国在对越南冻虾进行行政调查时将不得再使用该方法计算反倾销税。越南输美冻虾反倾销案的胜诉无疑对中美反倾销归零世贸争端案有一定的积极效用。虽然这起世贸争端案目前仍处于阶段，但此次提出了补充磋商请求，进一步强化了中方在有关"归零法"问题上的立场和态度。此外，随着中国国际贸易的增长，利用世界贸易组织争端解决机制处理贸易争端越来越普遍。近年来，在中国参与的世贸争端案件中，中国主动的并最终获得胜诉的案件也不断增多。2011年3月11日，DSB裁定"中国诉美国反倾销反补贴措施案"，中方胜诉。2011年7月15日，DSB裁定"中国诉欧紧固件反倾销案"，中方胜诉。这又为中国在此次的中美反倾销归零世贸争端案获胜增添了不少信心。
总之，尽管世界贸易组织关于反倾销规则的改革谈判尚处于初级阶段，有关"归零法"的重大立法突破还为使尚早，然而"归零法"本质上的违法性却是不容质疑的。"归零法"的原罪就在于调查机关往往将受调查产品分成不同的调查期或者不同的产品类型，而在对分割后的调查期或产品类型分别计算倾销幅度后，又在累加汇总阶段忽略了倾销幅度为负的交易。这使得产品的正常价值和出口价格无法进行公平地对称比较，进而导致产品的平均价格被无形中压低，倾销幅度被人为地扩大，倾销存在的可能性被大幅提高，最终损害了出口企业的合法权益。从一些典型的归零世贸争端案中，我们可以看到，DSB不仅认定在反倾销调查阶段中应禁止使用"归零法"，而且在定期复审、新发货商复审和日落复审等不同阶段的反倾销程序中禁止使用"归零法"。但是，同一案件的专家组和上诉机构对于"归零法"的法律地位往往存在不同的意见。不过，无论存在何种分歧，可以肯定的是，"归零法"在WTO框架内的违法性已经在大多数国家中达成共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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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反倾销 现状 对策
目前，我国的企业遭遇反倾销案件越来越多，涉及的面越来越广，如：纺织、机电、眼装、大蒜、果汁、钢铁、彩电、海鲜、家具、皮鞋等等，大部分都是我国出口支柱产品，出口量逐年上升，反倾销工作任重而道远。目前我国出口商品遭遇的反倾销是世界上最多的，但是同时也应看到，这些年中国进出口贸易的增长也是世界上最快的。从这个角度上来看，反倾销多也是正常的。而且，与出口额相比，反倾销案例也不是很多。
许多出口企业一听说国外反倾销就紧张，其实用不着紧张。世界贸易组织的宗旨是鼓励公平贸易，所以绝大部分的出口商品不会引发反倾销，或者其他的贸易纠纷。比如资源性的，不可再生的产品出口，一般就不会引起反倾销。
一、反倾销概述
反倾销指对外国商品在本国市场上的倾销所采取的抵制措施。一股是对倾销的外国商品除征收一般进口税外，再增收附加税，使其不能廉价出售，此种附加税称为“反倾销税”。如美国政府规定：外国商品刚到岸价低于出厂价格时被认为商品倾销，立即采取反倾销措施。虽然任《关税及贸易总协定中对反倾销问题做了明确规定，但实际上各国各行其是，仍把反倾销作为贸易战的主要手段之一。
自1979年8月，发达国家频繁对华启动反倾销措施，到2004年6月底，世界各国对华反倾销案累计高达584起，直接影响国内500亿美元的出口。对华反倾销所涉及的商品类别也不断扩展，涉及产品约有4000多种，涉案金额不断攀升，到目前为止，超过l亿美元的大案共约20起。中国已成为世界上遭遇反倾销最多的国家，连续9年成为世界头号反倾销目标国。
美国商务部于2008年1月初步裁定，对来自中国和阿联酋的部分钢钉品种征收反倾销税，反倾销额度分别为20．77％至ll8．04％和4．47％。此外，对部分中国公司的反倾销税将追溯90天前执行。除了传统的发起反倾销的发达国家外，许多发展中国家也加入了对华反倾销的行列。自l979年第一例对华反倾销案开始后的十年中，只有美国、欧共体、澳大利亚和加拿大几个发达国家和地区对我国实施反倾销。进入20世纪90年代，对华反倾销的国家增至26个，除欧盟、美国仍然保持对华反倾销最高比例外，印度、阿根廷、巴西、墨西哥等发展中国家也将反倾销的矛头对准了中国，成为对华反倾销的另一支需重点防范的新生力量。
中国企业遭受反倾销调查的直接原因和我国企业在反倾销案中胜诉率低的原因后，这主要是因为中国企业应诉不力和应诉能力差。l997年3月我国首次颁布了《反倾销和反补贴条例，并在同年l2月对进口新闻纸发起了首例反倾销调查。l997—2007年十年间，我国完善了反倾销法律制度，组建了反倾销调查机构，并开始了反倾销实践。
二、中国屡遭外国反倾销投诉的原因
(1)低价倾销的客观存在成为反倾销诉讼的导火线
中国目前的经济结构尚不合理，行业的发展缺乏长远规划，只注重眼前利益。一旦某个企业在国外哪个国家或地区销售不错，其他同类企业马上蜂拥而上。中国企数量众多，行业管理和协调力度不够，经常出现自相压价的现象，最终导致反倾销案件的发生。市场上因而出现了大最过剩产品，企业为了生存在其国内和出口的销售策略上竞相采取低价倾销策略。在出口价格上，香港某刊物对我国l60种出口产品的调查中发现，有l20种商品价格比应有的价格低20％。由此可见以低于正常价格向外国销售我国产品的现象的确在一定的范围内存在。与此同时也有不少数据显示我国部分出口商的低价销售给进口国的国内同类产品工业造成了实质性损害。
(2)外国对中国的歧视性政策
长期以来，西方一些国家将中国认定为非市场经济国家或市场经济转型国家，对我国的出口商品在进行反倾销调查时，不是以我国国内的价格为依据，而往往由进口国采用“替代国”标准计算倾销幅度，并且在选择替代国时一度故意选择与中国实际情况相差甚巨的国家。国外对中国的歧视性反倾性政策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实行“一国一税”政策，无分别裁决。通常说来，在确定倾销产品的反倾销税时，应以同一商品的不同企业的实际出口价格征收不同的反倾销税率。其结果是我国被认定为高幅倾销，征收高额反倾销税，我国商品不得不退出该市场。值得注意的是，替代国标准的确立，不仅影响我国商品的出口，而且也制约我国外资的引进，外资企业对其出口商品无法得到市场经济待遇，甚至被征收巨额反倾销税，直接影响了我国的投资环境。
(3)我国企业对国外倾销指控的应诉不力
反倾销法规定，在被提起反倾销调查时，被控方有申辩权和诉讼权，如果能够积极应诉，尚有可能挽回败局。一个普遍现象是，我国涉诉企业大多只是消极等待，而不愿意积极应诉。从而带来的结果是以“不合作条款”为由单方判输，不战自败。
遭受反倾销诉讼后，中国的一部分企业采取消极应诉。其主要原因如下：其一是面对国外的反倾销没有胜诉的信心，所以只能听之任之；其二是高昂的应诉成本，一个企业的反倾销应诉成本在400万至800万人民币之间。比如2003年美国对中国28个省、市的253家轴承企业，提起反倾销调查，对此我国200多家轴承企业拒绝应诉，唯有浙江慈兴公司积极应诉。
三、企业应对反倾销的对策
(1)要做好防范风险的准备
当一家企业具备了一定的实力，准备进入一个成熟的市场，又要注意哪些问题呢?这个时候就要做好防范风险的准备。对对方可能采取的贸易保护措施都要做好准备。我国应尽快建立起以外经贸部我驻外经商机构——外国律师事务所——中介组织一进口商为主渠道的预警机制，驻外机构对于国外市场的供需状况要跟踪掌握，如有异常要及时反馈到国内，外经贸部要及时把信息传达到各企业。对于企业自身来说，应建立专门的部门，搜集和接收与所在行业有关的进出口情况及国内外法律法规的变动情况。
(2)完善反倾销专门立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倾销和反补贴条例于l997年3月25日由国务院颁布实施，这是我国关于反倾销的第一部专门法规。针对我国进口反倾销的专门立法比较粗疏的不足，在具体制定法律条款时，应采取“宜细不宜粗”的立法原则。关于“公共利益”条款的完善、反倾销时效的完善、“反倾销规避”条款的完善、“司法审查”条款的完善都应予以具体的考虑。实践表明，通过依法、公正、合理地实施反倾销措施，遏制了境外倾销产品对国内产业的冲击，维护了公平竞争的贸易秩序，大部分受损害产业生产经营状况明显好转，产业竞争力迅速提升。
(3)被诉企业要积极应诉
【关键词】孙子兵法 反倾销成本会计策略
一、《孙子兵法》与反倾销成本会计的关联基础
孙子兵法何以指导中国企业成本会计应对没有硝烟的反倾销之战?两者的关联基础何在?根本原因在于,应对反倾销的成本会计策略是通过计划、组织、控制等环节来协调企业的人力、物力和财力资源,以期更好地达到应对反倾销且战而胜之的目的。而军事活动就是通过计划、组织、控制、激励和指挥等环节来协调兵力、武器和后勤资源,以期更快、更好地取得胜利的过程。因此,军事活动就包含着管理,管理理念中渗透着军事思想。笔者认为,就整个反倾销程序而言,每一步都涉及成本会计问题,从某种意义上说,一旦发起反倾销调查,调查机关和被调查的企业就会卷入到一场关于产品成本和价格的会计之争当中,显然,军事领域的策略运用与反倾销成本会计领域的筹划谋略存在诸多相似共通之处,使得兵法与反倾销成本会计策略之间有着广阔的智慧互用空间。
二、“奇正相生”的思想与差异化战略
在《孙子兵法》中,论述矛盾转化最多,且最突出、最有创造性的部分是关于战势的“奇正相生、奇正转化”的思想。“正”为通常的战法,“奇”指灵活变化的战法,包含着作战指导原则性和灵活性的含义。在这方面,以下2个成功案例给以我们新的启示。
【案例1】2007年欧盟正式实施Child Resistance Act,CR法案,规定一次性打火机必须安装防儿童开启安全锁,否则不准进入欧盟市场,导致温州打火机企业大面积倒闭,由于中国绝大多数企业没有自主知识产权,在这一技术壁垒面前无能为力。然而,宁波新海股份有限公司的做法就不一样,他们以标准制定者的身份率先突破了技术壁垒,成为国内为数不多能够达到这一标准的几家生产商之一,并胜诉欧盟反倾销。被国内众多打火机生产商视为“屏障”的CR标准反而为新海股份带来更多的机会。
【案例2】1997年韩国对原产于中国的一次性打火机的反倾销调查中,申请方韩国打火机工业协会于1997年7月10日提出了倾销调查对象产品变更申请书,指出中国生产者将在外观上稍加改变的产品出口到韩国,由于该产品在关税分类上与被调查产品不同,被从征收反倾销税的对象中排除。这样我国打火机生产商在外观上稍加改变的打火机产品就避免了被征72%的反倾销税。
“奇正”既是企业经营管理必须遵循的一个重要原则,同时也是中国企业应对反倾销商战艺术的思想源泉,只有应对反倾销成本会计策略以“以正合,以奇胜”,中国企业才能使自己掌握主动,立于不败之地。
三、“知己知彼,百战不殆”与反倾销成本会计信息系统建设
在《孙子兵法・谋攻篇》有这样一段精辟的论述“知己知彼,百战不殆;不知彼而知己,一胜一负;不知彼,不知己,每战必败。”战争获胜要靠“先知”,想取得经营成功也得靠“先知”,知彼、知己、知天、知地,市场情况先知了,竞争对手情况先知了,企业所处的各种环境条件先知了,企业自身情况也掌握了,企业才能制定出一个正确的战略决策,应对反倾销才可能获得成功。相反,若外部条件不明,自身情况不明,企业应对反倾销可能是每战必败。孙武提出的几种获知方式:相敌、动敌、用间等尽管不能完全照搬于出口企业应对反倾销中,但它们提供的思维方式,是可以给我们以重要启示。
反倾销成本会计信息系统建设就是“知己知彼”的过程,目前国外很多大公司纷纷建立自己的反倾销会计信息系统和反倾销会计首席执行官,而国内相当一部分企业在此方面仍处于“不可知”状态。结合当前我国企业遭遇的反倾销案例来看,缺乏应对反倾销的会计信息平台也是我国一些企业在应对国外反倾销调查方面一个重要的瓶颈。然而在反倾销会计信息系统中,成本会计信息问题又是反倾销所涉及的会计信息问题的核心。显然,借鉴“知战论”建立健全我国企业应对反倾销的成本会计信息系统建设彰显其重要意义。笔者以为,出口企业要建立应对反倾销的会计信息系统,就要建立健全包括以应对反倾销的成本会计信系统为核心的,同时包括应对反倾销的会计预警信息系统、应对反倾销的财务信息系统、应对反倾销的非财务信息系统。企业应设计出一整套应对反倾销的成本会计信息系统,这套系统应包括采购成本子系统、成本数据资料提取子系统、成本分析子系统、成本预警子系统、模拟问卷子系统等。
由于在反倾销调查机构的调查过程中,被调查企业需要提供大量的涉案产品成本数据,这些成本数据对反倾销诉讼的判决至关重要,直接决定着诉讼的成败。因此,在此系统中,应该具有与出口商品有关的原材料、燃料、包装物、低值易耗品、委托加工材料、在产品、产成品等存货的采购信息,包括采购的数量、价格、供应商以及付款信息等。其次,还应该提供出口商品在生产过程中原材料、燃料的消耗数量、生产工时、人工成本等数据。再次,还要能够提供出口商品销售资料,包括销售的总体情况、分别在各出口国销售的情况、在国内销售的情况,具体到销售日期、销售数量、销售价格(出厂价格、到岸价格等)、运输方式、运输距离及费用、保险费、折扣或佣金、合同资料、销售成本及其计算方法等。然而这些数据的提供不仅要靠企业成本部门手工收集的各类原始单据、各类报表以及各类直接的成本信息,而且还需运用计算机信息技术来提供更多、更为间接的、无法用手工来完成的成本数据信息。
同时,在这个系统中,企业要建立国内、国外竞争对手的情况,用它来掌握国际主要竞争对手的情况,帮助企业营销定位,应付竞争局面。我们设法搜集和分析竞争对手的成本与非成本信息,包括竞争对手相同产品的原产地和出口的分布情况:产品的生产成本要素、成本结构、市场份额、经营策略;产品在本国市场的销售价格以及在第三国市场的销售价格;以及竞争对手产品在与我方竞争市场上的销售价格、数量等信息。
我们建设应对反倾销的成本会计信息系统的最终目标,就是把这几个部分相互连接起来,互相融通,成为一个有机的动态的完整系统,做到能为填写调查问卷和进行抗辩提供及时、准确的信息,一旦目标国提讼,我们就可以根据竞争对手成本与非成本信息,选择对我们有利的替代国数据,进行有效的会计举证。
四、“先胜后战”原则与应对反倾销的有备之战
“知彼知己,百战不殆”强调知的重要性,这自然是对的,但细究之,即便知彼知己,也不见得百战不殆。考虑不周,准备不充分,纵然“知”了,也难免要打败仗。信息是很重要的,但又不是万能的,只有在知彼知己的基础上,“先胜后战”,通过运筹与准备,把握制胜因素,才能百战不殆。“先胜后战”语出《孙子兵法・形篇》,“胜兵先胜而后求战,败兵先战而后求胜”,“先胜后战”原则是指要打有准备之仗,不打无把握之仗,战前的“庙算”要据这样的“胜战”思想行事。“先胜后战”是战争制胜的规律,也是做任何事,包括企业从事生产经营活动的一条成功规律。
由于反倾销的突发性,各国在对被诉企业发起反倾销调查后,都会规定应诉期限。各国对这一时间期限的具体规定不同,一般为30天左右。企业超过应诉期限没有答复调查问卷或完成其他调查工作的,调查机关视其放弃应诉,在反倾销裁定中可能采用比应诉企业高得多的税率进行制裁。毫无疑问,应对国外反倾销调查与诉讼,需要大量的会计信息尤其是高质量的成本信息――即反倾销调查当局所接受的涉案产品成本信息,它是以证据的形式提供给调查机关的,证据的内容包括:直接材料、直接人工、固定成本、变动成本、SG&A费用、成本分配标准说明、成本核算流程等有关涉案产品的数据信息和各种相关资料。由于反倾销涉诉产品涉及的成本信息有信息量大、涉及面广、专业性强等特点,因此对应诉成本信息质量提出了非常高的要求。由于我国许多企业缺乏应对反倾销的前馈性控制意识,在短短的30天左右时间,要提供符合可靠性、相关性、及时性、一致性、可理解性的高质量涉诉成本信息,这常常导致应诉企业在提供涉诉成本信息和相关资料时是顾此失彼,最终导致信息采纳障碍。
因此,强调应对反倾销成本会计工作的前馈性控制显得尤为重要。笔者认为,定期进行反倾销模拟演习是“先胜后战”原则的一种体现,企业通过模拟遭受反倾销调查和诉讼演习,旨在检验企业面对突发反倾销调查时,在成本会计账簿体系的规范性、成本分配标准的合理性、细化成本核算、建全应对反倾销的成本管理信息系统等方面的基础工作是否还存在漏洞,还特别要观察企业各个部门的合作与协调能力,因为问卷答复中任何成本数据的提供不仅是由一个部门独立完成的,许多数据是由多个部门协作提供的,从演习中发现不足,预计未来可能出现的问题,提前采取措施,将可能发生的偏差消除在萌芽状态中。
五、“全胜”思想与会计应诉:不战而屈人之兵
我们持“不战而屈人之兵”思想去谋划应对反倾销,就会转变应对反倾销的思路,即在遭遇反倾销前谋就一个正确的应对反倾销的成本会计策略,以此做到势胜、不战而胜。长期以来,由于我国企业没有建立应对反倾销成本会计机制,在应对国外的反倾销调查上,不仅应诉率低而且胜诉率也不高,加之中小企业应对反倾销的意识不强,很少懂得如何通过会计应诉和举证来保护自己,使国外对华反倾销得以顺利进行,中国商品也因此屡屡被封杀。但随着我国政府部门、企业界、会计界、法律界坚持不懈的共同努力,出现了一些可喜的局面,根据1995年以后WTO每半年公布次的反倾销统计数据,对1995年～2008年末的反倾销案件进行统计的结果显示,全球共有43个WTO成员发起了3 427起反倾销立案调查案件,其中针对中国的有677起;中国胜诉198起,中国出口企业胜诉率约30%,世界平均胜诉率约37%。WTO统计数据表明中国出口企业正逐步扭转高比例败诉的局面。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宝钢面对近年国外多起反倾销调查,积极运用WTO规则应诉,以翔实的成本资料进行卓有成效的会计举证、会计抗辩,应诉反倾销综合胜诉率达到87.5%,被国际同行誉为“中国冶金行业应诉外国反倾销案最为成熟的企业”。
在2001～2003年中,美国对中国发起的反倾销诉讼中,中国企业曾经赢得10次胜利,美国反倾销法律专家西蒙・科斯勃格认为,如果中国反倾销应诉的胜诉率达到70%,将对美国产生威慑作用,美国企业不会愿意把金钱投入到无法获胜的官司中去。因此,我国的企业要充分地发挥会计在反倾销中的作用,不断提高反倾销调查的应诉率和胜诉率,那么国外的企业在对华反倾销博弈中也就不会轻易地提起申诉,那么我们就可能“不战而屈人之兵”。
主要参考文献:
[1]孙武.孙子兵法[M].山西古籍出版社,1999(5).
[2]吴革,张凌云.反倾销调查中的成本会计与应对策略[J].对外经贸财会,2006(9).
[3]余绪缨.简论《孙子兵法》在“战略管理会计”中的应用[J].会计研究,1997(12).
自从1997年12月10日我国对外贸易经济合作部决定对来自美国、加拿大、韩国的新闻纸正式立案进行反倾销调查以来，我国有关主管当局就不断收到关于反倾销案件司法审查问题的质询。倾销是指进口产品的出口价格低于其正常价格，当倾销给进口国的国内产业造成损害时，进口国可以决定对该进口产品征收反倾销税，以达到保护本国工业及国内市场的目的。反倾销措施是世界贸易组织允许各国采用的保护本……
在1997年5月的世界贸易组织第二次中国工作组会议上，中国政府承诺：中国各级政府的行政裁决将允许司法审查。我国现行的反倾销法规《反倾销和反补贴条例》没有对司法审查问题作出明确规定，但这并不意味着我国没有司法审查程序，实际上依据我国行政诉讼法的规定，由于行政机关就反倾销案件做出的行政决定涉及当事人的财产权，所以当事人有权提起相应的行政诉讼；而且行政诉讼案件的审理由人民法院进行，符合1994年反倾销法典关于进行司法审查的机构要独立于进行反倾销调查机构的规定。不过当事人对哪些具体的反倾销行政决定可以提起行政诉讼，哪些人可以提起诉讼，具体由哪个法院受理此类案件还是有必要成立专门的法院予以受理，则是法律没有明确规定同时也是各方存在争议的问题。
二 世贸组织及欧美对反倾销司法审查的规范
世贸组织1994年反倾销法典第13条规定：为了能够迅速对最终裁决和本协议第11条规定的有关行政复议决定的行政行为进行审查，每个在国内立法中规定了反倾销措施的成员国，都应当设有司法的、仲裁的或行政的机构或者程序。该机构或者程序应当独立于对有争议的裁决或者复议负责的主管机构。这一司法审查的规定对保障当事人的利益，特别是被征收反倾销税当事人的利益是有利的，是国际反倾销立法上的一次有意义的突破。同时该规定也是强制性的，随着关贸总协定为世界贸易组织所取代，世界贸易组织成员国均必须在其反倾销立法中贯彻该条规定的内容。
相形于反倾销法典的原则规定，美国的相关法规更加具体。现在各国负责反倾销调查及决定反倾销税征收的一般都是行政机关，只不过有的实行双轨制，有的则实行单轨制。美国选择的是前者，主管反倾销事务的行政机构分别是商务部（确定倾销是否发生）和国际贸易委员会（确定损害的存在）。美国认为反倾销裁决本质上是一种行政裁决，属于行政行为而非司法行为，按照美国有关法律规定，行政行为原则上都应受司法审查，以防止行政机关滥用行政权力。在1974年美国《贸易法》修订前，只有美国进口商对于财政部（当时由财政部认定倾销）裁定认为倾销的案件，有权请求海关法院（美国国际贸易法院的前身）审查，至于财政部裁定驳回的倾销案件，不得请求司法审查。经过1974年法律修改后，美国国内制造商和批发商在接到财政部否定的裁定通知后30天内，也有权向法院提起诉讼。1979年颁布的《贸易协定法》特立司法审查专篇，于第1001条修正关税法第五篇，增订第516A条，反倾销案件的司法审查自此实行新程序规定，更加正规化。
司法审查的机关。根据美国的反倾销法，国际贸易法院(Court of International Trade)（注：国际贸易法院的前身是海关法院，据美国1980年海关法易为现名。它由9名法官组成，法官由总统经参议院建议和同意后任命，首席法官由总统委任。一般案件由首席法官委派独任法官审理，重大案件由3名法官组成合议庭审理。国际贸易法院设于纽约市，按规定可以在美国任何法院或全国任何联邦法院开庭审判，不过一般是在美国一个主要口岸进行。国际贸易法院实行陪审团审理，其拥有地区法院所享有的普通法和衡平法上的一切权力，包括赔偿损害令和禁止侵害令。其管辖权包括进口业务产生的一切民事诉讼以及由美国政府提起的各种民事诉讼。——摘自龚柏华编著《美中经贸法律纠纷案例评析》，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6年5月第1版，第107页。）对反倾销案件享有专属管辖权。如果当事人不服国际贸易法院的判决，还可向联邦巡回法院（其前身为美国海关与专利上诉法院）上诉，甚至可通过调卷令由美国最高法院审理。（注：参考Yi Dong,Huijun Xu and Fang Liu著《Anti-dumping and the WTo:Implications for China》第25、26页，载于《JOURNAL OF WORLD TRADE》NO.1,98.）涉及加拿大产品的裁决可以提交美加自由贸易协定中的专家组审查。
司法审查的内容。可以接受司法审查的反倾销决定分为两类，每类各有不同的审查标准。依美国关税法第516A(a)(1)条，下述中间决定受司法审查：
（一）商务部不开始进行调查的决定。
（二）商务部认为案件特别复杂的决定。
（三）商务部或国际贸易委员会依关税法第751(b)条规定，拒绝审查有关停止调查的协议，或拒绝审查依情事变更所作的决定的，这些驳回的决定。
（四）国际贸易委员会初步否定损害决定。
（五）商务部初步否定倾销决定。
以上案件的审查标准，是由法院判断行政机关的决定是否武断、反覆无常、滥用裁量权、或违法，如果答案是肯定的，则废弃原决定，发回有关机关重新决定，如果答案是否定的，则驳回原告之诉。
至于第二类决定，依关税法第516条A(a)(2)条，包括下列几项：
（一）商务部或国际贸易委员会的最后肯定裁决。
（二）商务部或国际贸易委员会的最后否定裁决。
（三）依第751条所为的行政审查决定，但上述第一类中的第（三）小项不在此限。
（四）商务部根据出口商所作的协议而停止调查的决定。
（五）国际贸易委员会关于协议是否已完全消除损害性的决定。
以上决定的审查标准是，该决定是否没有足够证据支持，或有违法情形。国际贸易法院对案件的司法审查只审查法律依据，不对事实进行重新调查。（注：参考黄庆源著《美国贸易法——如何因应美国贸易保护主义》，1981年1月初版，第91～96页。）
司法审查的提起人。凡不满反倾销裁决的任何利害关系人均可起诉，对主管当局的裁决提起司法审查。所谓利害关系人主要包括：
1.外国制造商、生产者、出口商、美国进口商或工商业同业公会，其中大部分会员是被调查产品的进口商；
2.生产或制造该产品所在国家的政府；
3.美国同类产品的制造商、生产者或批发商；
4.合法成立的工会或工人团体，其在产销同类产品的美国产业中具有代表性；
5.工商业同业公会而其多数会员是同类产品的制造商、生产者或批发商。
一般来说，凡具有上述合法资格的当事人都可以加入他人提起的诉讼，提起诉讼的当事人，应通知所有的利害关系人。
司法审查的过程。当事人如果对上述裁决提起诉讼，必须在该项裁决在联邦公报上后30天内提出。在诉讼过程中，利害关系人可以向法院申请禁令，禁止进口产品通关。法院在决定是否禁令时，主要考虑如下因素：
1.原告可能胜诉；
2.如果不禁令，原告人将受到无法弥补的损害；
3.禁令符合公共政策的要求；
4.禁令利大于弊，即不禁止通关所造成的损害将大于禁止所造成的损害。
如果法院经过司法审查判决原告胜诉，案件将发回商务部和国际贸易委员会重新调查并作出新的裁决。国际贸易法院在其判决10天内在联邦公报上公布。（注：参考王承斌主编《西方国家反倾销法与实务》，中国对外经济贸易出版社，1996年2月第1版。）
美国国际贸易法院的司法审查程序常常要用好几年的时间，国际贸易法院审查一个案件往往就需要20个月，半数案件经审查后退回商务部或委员会重审，这也需要6、7个月的时间。商务部和委员会认为，法院的司法审查并不会很大地改变他们的结论。
欧盟的司法审查。（注：这部分参考了Dr.J.F.Beseler and A.N.Williams 《Anti-dumping andAnti-subsidy Law:The European Communities》第241-258页，1986年SWEET§MAXWELL LTD.出版。）欧盟最新的反倾销规则是1994年12月颁布的《欧共体理事会关于抵制非欧洲共同体成员国倾销进口的规则》，不过该规则没有专门规定司法审查的条款，司法审查的法律依据在于欧共体条约的有关条文。根据欧共体条约第177条规定，欧洲法院有权对共同体机构的法律的有效性和解释进行初步裁定。任何成员国的法院或仲裁庭审理案件时，如果当事人对共同体机构的法律的有效性或解释有争议，该法院或仲裁庭可以或必须请求欧洲法院给出一个裁定。因此如果成员国当局采取的单独措施在本国法院受到指控，如反倾销税或反补贴税的征收，本国法院应当请求欧洲法院就该法令的有效性或解释作出初步裁定。根据欧共体煤钢联营条约第41条的规定，当一个在成员国法院等待裁决的争议涉及欧共体委员会法律的有效性时，欧洲法院有权对此作出初步裁定，而且这是一种专属管辖权。根据欧共体条约第173条第1款的规定，欧洲法院必须审查理事会或委员会的法令的合法性，因此，法院对其缺乏相应的权利能力、侵犯基本程序、违背条约或下一级的立法以及滥用权力的行为有管辖权。该条第2款规定，如果争议中的法律是针对某个自然人或法人而做出的决定，或者决定虽然以规定的形式出现，或针对其他人做出，但是与他们直接有关，那么该自然人或法人可以向法院起诉。
司法审查的机关。欧洲法院是欧盟的司法审查机关，它由13名法官组成，受理成员国或个人对欧盟行政机关如欧盟委员会或理事会的诉讼。与美国不同，欧盟的反倾销机构设置采用单轨制，即倾销和损害的确定均由欧盟委员会负责。当事人对以上机关作出的反倾销裁决不服的，可向欧盟法院起诉。
司法审查的内容。根据欧洲法院的判例，欧共体条约第173条所规定的诉讼只能针对有约束力的、通过明显改变当事人法律地位的方式能够影响当事人利益的措施而提起。欧盟反倾销法的执行机关是欧盟委员会，因此法院不受理就欧盟委员会发动反倾销的决定而提起的诉讼；法院受理以下起诉：就欧盟委员会拒绝发动调查程序的决定当事人提起的诉讼，就委员会不采取保护措施而终止反倾销程序的决定当事人提起的诉讼，就临时或固定反倾销税的征收决定当事人提起的诉讼，就价格承担和行政复审当事人提起的诉讼。
司法审查的提起人资格。外国生产商或出口商、欧盟反倾销调查申请人都有权要求司法审查。他们可以是自然人也可以是法人，而且不必是欧盟成员国的国民，也不必在欧盟有永久居住地或经常居住地。欧盟一般认为进口商与反倾销无太大利害关系，进口商可以把反倾销税转移到进口商品价格上，不属于有权起诉的利害关系人，但与出口商有直接相关的利益联系的欧盟进口商也可直接向法院起诉。
至1999为止，我国已有4起案件提交欧洲法院审查。1988年漆刷案和1989年金属钙案均以法院判决行政机构反倾销措施无效告终。
三 我国反倾销司法审查的完善
按照我国《行政诉讼法》第2条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行政机关和行政机关工作人员的具体行政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有权依照本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该法第11条第1款前7项列举了人民法院可以受理的行政诉讼，第8款规定“凡属涉及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人身权、财产权的具体行政行为都在受案范围之列”。由于我国进行反倾销调查的是国家行政机关，调查过程中的各种裁决及最终反倾销税的征收决定都属于具体行政行为，并且反倾销税的征收决定涉及公民或法人的财产权，因此，反倾销调查中的行政裁决及反倾销税的征收决定在我国应当被允许提起行政诉讼是有现行法律依据的。不过由于我国《反倾销和反补贴条例》对司法审查问题作了回避，行政诉讼法又不足以明确具体地解答反倾销调查和裁决过程中涉及的司法审查，即行政诉讼问题，所以目前最切实可行的办法是由最高人民法院对此做出司法解释。司法解释中应当明确以下内容，首先，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即行政机关的哪些裁定当事人可以向法院起诉。我国现行反倾销调查机构的设置实行双轨制，对外贸易经济合作部（简称外经贸部）接到国内同类产品生产者的反倾销调查申请后，经与国家经济贸易委员会（简称国家经贸委）商议后决定是否立案调查，特殊情况下，上述机构也可自行立案调查。外经贸部和海关总署负责调查倾销幅度，国家经贸委同国务院有关部门负责调查损害和损害程度，至于反倾销税的征收，则由国务院关税税则委员会（简称税则委）根据外经贸部的建议作出决定。因此，参考美国和欧盟的相关规定，结合我国行政法和行政诉讼法的具体规定，法院的受案范围至少应当包括以下几项：外经贸部就反倾销调查申请作出的不立案调查的决定；外经贸部就倾销和倾销幅度作出的最终裁定；国家经贸委就损害和损害程度作出的最终裁定；国务院税则委做出的反倾销税征收决定；国务院税则委就反倾销税征收决定做出的复审决定；有关机关做出的反倾销的其他具体行政行为。这是因为以上裁决都是行政机关做出的涉及利害关系方财产权的具体行政行为。在反倾销调查过程中，外经贸部和国家经贸委最早会分别就倾销幅度和损害程度做出初步裁决，如果初步裁决是肯定性的，调查将继续直至最终裁决做出。由于初步裁决不影响当事人的财产权利；而且初裁不具有终局性，其结果可能通过终裁加以改变；同时也是为了兼顾效益，所以初裁可以不列入受案范围。其次，建议明确诉讼主体。有权起诉的当事人应当包括代表国内工业的申诉人，出口产品的外国生产商或出口商，至于本国进口商，原则上不应享有反倾销司法审查的诉权，因为征收反倾销税的目的在于对反倾销调查中的涉案产品征收反倾销税，而不是仅仅针对特定的某一笔进口产品，某一进口商承担纳税义务本身有或然性，而且反倾销调查程序中通常不涉及进口商，况且进口商可以把税负转移到商品价格上。不过，对于那些与外国出口商存在紧密业务联系的国内某类产品的独家进口商等，则可赋予其对征收反倾销税提起诉讼的权利。第三，建议明确行政诉讼的被告。根据我国《行政诉讼法》第25条的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做出具体行政行为的行政机关是被告。经复议的案件，复议机关决定维持原具体行政行为的，做出原具体行政行为的行政机关是被告；复议机关改变原具体行政行为的，复议机关是被告。因此建议规定：当事人对外经贸部不立案调查决定、倾销和倾销幅度的最终裁定提起诉讼的，以外经贸部为被告。当事人就损害和损害程度的最终裁定提起诉讼的，以国家经贸委为被告。当事人就国务院税则委的反倾销税征收决定提起诉讼的，以税则委为被告；按照《反倾销和反补贴条例》第33条的规定，在征收最终反倾销税期间或价格承诺期间，外经贸部经商国家经贸委后，可以自行或者应利害关系人的请求对征收反倾销税的决定进行复审，并向税则委提出对征收反倾销税的决定做出修改、取消或者保留的建议，由税则委做出复审决定。因此，当事人就税则委的该复审决定提起诉讼的，应仍以税则委为被告。第四，建议明确案件的管辖。《行政诉讼法》第14条规定：中级人民法院管辖下列第一审行政案件：（一）确认发明专利权的案件、海关处理的案件；（二）对国务院各部门或者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所作的具体行政行为提起诉讼的案件。因此，反倾销行政案件由被告所在地的中级人民法院管辖，其实就是由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管辖。鉴于反倾销案件确系专业性强的新型案件，所以对于重大、复杂的案件，可以依照《行政诉讼法》第15条的规定，由被告所在地的高级人民法院也就是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管辖。有人主张仿效美国设立专门的国际贸易法院负责反倾销司法审查，认为由中级人民法院管辖，由于反倾销调查是技术性强、专业化要求高、程序复杂的工作，对其进行司法审查也是一项艰巨的任务，普通法院处理恐有困难；况且地方中院与中央部委地位上、权威上的实际反差，在当前的司法体制下，也难免影响国内外当事人对反倾销司法审查的独立性、公正性及准确性的信心。（注：缪剑文，鲍建强，《建立我国反倾销司法审查制度》，《国际贸易》1997年第10期。）由于我国法院的设置源于法院组织法，新设专门法院必须首先修改法院组织法，目前看来尚不太可能，因此考虑设置专门法院缺乏现实法律依据；其次，我国刚刚采用反倾销措施不久，决定征收反倾销税的进口产品很少，相应地目前反倾销司法审查案件不会太多，所以似没有设立专门法院的必要。随着司法改革的进行和我国国际贸易类案件的增多，不排除以后在现有法院设立专门的国际贸易法庭，甚至另设专门的国际贸易法院的可能。最后，建议明确当事人对上述具体行政行为不服的，应当在不立案调查决定作出之日起，其他裁定或者决定公告之日起15日内，向人民法院起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