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自清的资料范文

朱自清的资料篇1

在我带过的学生中，朱清河是属于“不容易”的那一类。我说的不容易是指他除了要在学习、研究上同其他同学一样付出艰辛的劳动外，他还承担了巨大的生活压力：上有老、下有小，既要读书，还要设法挣钱养家糊口。令人感到欣慰的是，他没有被压倒，至少从由我负责的那一段日子挺过来了，并已有所成就。所以当我拿到朱清河这部30万万字的书稿时，难免有了许多的感慨。

朱清河是一个很有特点的人：性格开朗，话多；胆大，锲而不舍；随和，适应能力强，是一个典型的河南汉子。从考入兰州大学做我的硕士生开始，学习是极为用功的。当初他提出以“典型报道”作毕业论文的时候，我心中没数，在新闻传播学这个热门学科中，典型报道的研究这些年来属于“冷门”学问，在一片“撂荒地”上能种出什么庄稼来，确实有些令人担心。但令我意外的是朱清河在典型报道的研究中表现出了极大的耐心和韧劲，查找、研读了几乎全部国内可以找到的资料，并形成了自己的一套认识。更没有想到的是，在硕士毕业后他并没有将这个题目束之高阁，而是顽强地坚持研究并有新的突破和感受，结果就是今天看到的这本分量不轻的著作。由此我又一次体会到了前辈学者所说的“板凳须坐十年冷”这句话的内涵。

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属于“正面宣传”的典型报道在学术研究领域中这些年并不“吃香”，因此运用新观点、新角度进行研究的材料少，可供借鉴的国外学术资料同样很少，在这种“内外交困”的情况下，朱清河凭借自己的决心和毅力完成了他的这部著作。尽管是“处女作”，还显出了很多的稚嫩，无论是学术眼光的敏锐，还是处理材料的“老到”；无论是研究过程的功力，还是文字表达的独特，都还有差距，学术观点也还有许多的可商榷之处，但一个年轻学者对研究对象乃至这门学问的热爱和尊重，已经跃然纸上。这是在年轻一代学者中值得关注和学习的，也希望朱清河在今后的学术研究道路上更加坚定、执著。

是为序。

2006年9月30日于南京龙江

朱自清的资料篇2

【摘要】将“口述史”引入朱仙镇木版年画的保护和研究，不仅能弥补现有文献史料的不足，还能纠正史料中统治阶级对民间艺术的偏见，真实而全面地还原民间社会生活的演变。本文从朱仙镇木版年画“口述史”研究的特点、“口述史”在朱仙镇木版年画保护上的学术价值和朱仙镇木版年画“口述史”的编纂与整理方法这三个方面阐述了朱仙镇木版年画传承人口述史访谈方式，希望能对朱仙镇木版年画保护和发展提供新思路。

【关键词】口述史；特点；价值；方法

开封朱仙镇木版年画是我国木版年画的源头，它的表现手法千变万化、内容丰富多彩，常用最简单的图案传达出复杂多样的民众思想，蕴含着极大的文化魅力。然而随着时代的发展、传统艺人的消失，开封朱仙镇木版年画也逐渐走向败落。如何更好地对其保护和发展，早已成为学术界一项重要的研究课题。

朱仙镇木版年画是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中的重要一员，它延续着中国传统手工艺的技艺传承方式——父子、师徒之间的言传身授。作为社会底层的民间艺人在旧社会不被统治者重视，他们传授的活动和心理，被官方作为文献记载并保存至今的寥寥无几，有关朱仙镇木版年画技艺传承史、人生史、家族年画生产史、生产流程等资料只能从当代尚在的传承人记忆中汲取，而将这些“无形化”的文化记忆，转化为文字、影像这些“有形化”的资料，并得以保存，将成为朱仙镇木版年画文化遗产保护的重要途径。而现代科技为这一途径提供了技术保障，田野调查者可以通过访谈的形式，借助数码摄像机、数码照相机、录音笔等工具，从朱仙镇木版年画传承人口中，记录他们记忆当中的“无形化”史料，并加以编辑整理。将传承人记忆中的学艺、从艺等经历，通过科技手段最终“有形化”的记录下来。这种过程就是“口述史”的编写过程，“口述史”就是通过传统的笔录或者录音和录像等现代技术手段的使用，记录历史事件的当事人或者目击者的回忆而保存的口述凭证”。①所以说“口述史”已成为当前朱仙镇木版年画遗产保护和研究工作的重要手段。

一、朱仙镇木版年画“口述史”研究的特点

在朱仙镇木版年画的研究保护过程中，“口述史”田野作业者通过和年画传承人谈话、交流，回顾传承人的从业经历、从业感受，他们的记忆就是一种“无形”的文化遗产，对传承人“口述史”的田野调查就是对这项文化遗产进行进一步深层次的挖掘，它给朱仙镇木版年画的研究保护开辟了新的研究途径，并拥有独到的研究特点：

（一）研究对象“普通化”

朱仙镇木版年画“口述史”就是编撰和整理木版年画传承人记忆中的文化史料。传承人口述自己的从业经历，从业感触，口述人是普通百姓，是小人物，他们的感从身受未必不如代表人物、大人物重要。通过他们口述对朱仙镇木版年画的认识、见地，能够在现往被文献忽略的许多侧面，用一个个鲜活史料补充传统文字史料的不足。不同的普通民间艺人由于自身从业经历不同，对木版年画的认识又有所差别，这种“普通化”的差别又是对主流认识的很好补充，所以说记录对象的“普通化”是开封木版年画口述史研究的特点之一。

（二）记录过程“学术化”

对朱仙镇木版年画传承人的访谈主题要从学术的角度进行前期设计，是具备“学术化”的研究性主题，而不是传承人自己的即兴叙述，也不是田野调查者的临时发问。田野调查者应该就学术界或有争议话题、或遗漏问题为主线，设计出访谈内容框架。拟定若干话题，并大致决定每一话题的时间分配。访谈框架一旦确定，就应该保持不变，始终围绕框架主线进行访谈。目前有关朱仙镇木版年画的文献资料多为概括性的总结，缺乏个案鲜活记录。对朱仙镇木版年画“口述史”的整理恰是弥补了现有档案、文献资料的不足，为朱仙镇木版年画的保护研究提供了不同个体的、鲜活的“学术化”资料。

（三）记录材料“口头化”

朱仙镇木版年画“口述史”的访谈是带有研究目的的主题性访谈，可以获得第一手的、最基本的语言和影像材料。这种材料不是对书面材料的复述，是聊天过程中的“口头化”语言，是传承人口述的回忆、见解，是对木版年画这一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史料的重要补充。通过口头聊天的方式，可以化解紧张的学术氛围，使整个过程变得轻松，便于受访者更好地回忆历史，捕捉其临时发挥的妙语。“口述史”详细记录了传承人谈话内容、表情、语调等“口头化”的综合资料。访谈者最终将这些“口头化”的资料整理分析，并将访谈结果科学地保存下来，以备未来研究之用。同时将“口头化”的资料同现有的研究文字资料结合起来，可以更好地把握朱仙镇木版年画研究保护的重点。

二、“口述史”在朱仙镇木版年画保护上的学术价值

年画口述史的记录和整理，是对木版年画研究文字资料的一种补充。朱仙镇木版年画传承人口述的从业经历、从业感受等，不同于一般史料，是一种活生生的历史记忆，是一种宝贵的文化遗产。木版年画传承人代表了朱仙镇木版年画的最高技艺，拥有丰富的人生经历，见证了这项非物质物化遗产的演变过程。口述史记录了年画艺人个体从业历史事件的各种信息，而作为口述史主体的木版年画传承人，他们的从艺经历、从艺见解，以及对朱仙镇木版年画的发展期望，都可以借助“ 口述史”完好地保存下来。

以往我们研究朱仙镇木版年画，偏重于历史、文化和审美价值，不太重视对传承人口述史的挖掘，许多遗产史料都随人而逝，非常令人惋惜。而目前，尚在的朱仙镇木版年画传承人的年龄都已70 岁左右，有的甚至已到八九十岁，对于他们口述的从业历史、从业见解急需记录、整理和保存。朱仙镇木版年画“口述史”的价值，不仅仅是为后世保存下具有“个体化”的差别的鲜活史料，更重要的是，它让居于社会底层的民间艺人走向历史，通过他们的从艺经历来折射社会与文化的发展变化，体现了“以人为本”的哲学思想。“口述史”的编纂和整理过程具有鲜明的主动性和互动性特征，是知识分子社会良知和社会责任感的反映。

“口述史”的访谈不是简单的史料收集过程，也不是生硬的质问，更不是居高临下的发问，而是参访者和传承人双方进行心灵交流的过程。当传承人缓缓道来他的从业经历、从业感触，展示其独有的年画世界时，是一种畅快淋漓的心灵释放，这种对于人生的领悟，才是对于历史的领悟。朱仙镇木版年画“口述史”记录的是现代木板年画研究者与老一辈传统艺人之间的关系体现，所表达的是几代年画人的心灵对话。

三、朱仙镇木版年画“口述史”的编纂与整理方法

“口述史”是非物质文化遗产档案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借助田野调查的方法，对传承人的文化记忆进行抢救与保护。朱仙镇木版年画“口述史”的编纂与整理方法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访谈问题应注意前期框架设计

朱仙镇木版年画“口述史”用录像、录音、照相、记录等手段记录整个访谈过程，访谈者与传承人都是整个构成的独立主体，围绕访谈主题框架进行交流，重现传承人记忆中的文化历史。访谈问题的前期框架设计是朱仙镇木版年画“口述史”进行成功与否的前提条件，也是打开被访谈者记忆和心灵的钥匙。它的设计应该有所侧重，访谈可多次开展，每次都有独立主题。可以从传承人自身的具体情况选出主题方向，如技艺传承史、人生史、家族年画生产史、年画生产的材料、年画生产的工具、年画的制作流程、不同时期的生产和销售情况等，进而细化展开，形成许多细节框架。

访谈问题的框架设计既要学术，又要接地气。要贴近传承人的心理和感受，能够引导其全面、准确地再现记忆。访谈框架一旦确定，即要保持大方向不变，始终围绕框架主线进行访谈，又要允许访谈过程中临时出现的新话题。要抓住契机，因势利导，充分挖掘传承人记忆当中与访谈主题内容相关的所有信息，充实其口述内容。

（二）要有记录要点

朱仙镇木版年画“口述史”的编纂与整理是一项抢救性工程，由于时间的紧迫性，传承人口述史田野作业必须迅速开展。当前，尚在的朱仙镇木版年画传承人的年龄都年事已高，虽然个别能保持思路清晰，但多数记忆力已下降，思维已变得迟缓，在口述过程中难免出现偏差，所以访谈者在访谈过程中必须要有所分析，突出要点，脉络清晰。例如，在以记录年画制作流程为主题的访谈中，由于木版年画制作工艺比较复杂，通常包括十几至数十道工序，每个工艺环节都可以说是重点，但在这些重点中，把有理论价值的口诀和经验作为重中之重，将这些规律性的东西作为记录要点。这些要点往往具有“个性化”特点，为今后不同门派的传承技艺之间做比较分析，积累丰厚的学术资料。

（三）访谈过程应严谨

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朱仙镇木版年画具有不可再生性，如何可以形成准确的资料，并根据资料进行复制，是这项遗产得以保护传承的关键。复制出来的年画作品不等同文化遗产，但文化基因是一脉相承的。所以，从学术的角度上讲，复制作品必须能全部再现细节，因为失之毫厘谬以千里，作为复制母本的档案资料，如果有一丝的偏差，都可能造成复制的走样，最终导致整个传承过程的失败。所以对“口述史”资料收集的要求一定要严谨。要做到能在访谈中得到详尽和准确的信息，访谈者首先要懂得年画、喜爱年画，应该成为年画通；其次，访谈者要对访谈对象的个人情况要提前了解，包括他的家庭情况、从艺情况、工艺特点等；还有对访谈对象所处的文化生态要了解，即居住地的风土人情、自然环境和历史概况等。只有这样才能营造好的谈话氛围，激发访谈对象的主观能动性，使被动回答变为主动叙述，将传承人记忆中的一个个节点完整再现。访谈者的主观能动性恰恰是“口述史”田野作业成功与否的关键。

（四）注意“原生态”资料的转换与留存

朱仙镇木版年画“口述史”的资料要尽量保持其“原生态”，作为第一遍的“毛坯稿”要维持问答原貌，不能做任何形式的增删，对于方言、俚语，甚至于语气、语调都要保持原貌，有必要的还要从旁作注。这种“原生态”的毛坯稿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中重要的组成部分，具有极高的学术价值。要做到这一点，首先应将口头资料尽早转换。之所以这样，主要是因为：转换间隔时间短，访谈者能够较好的回忆访谈情景，整理资料保持“原生态”程度会比较好；另外一点是能较早发现问题，及时补充访谈，解决整理时发现的问题。另外，在朱仙镇木版年画“口述史”录音转换为文字的过程中，要能对土语、方言作必要的解释，这需要懂土语、方言的当地人作为“翻译”协助转换。最后，对于朱仙镇木版年画传承人口述的文化史料，通过现代数字技术实现全方位留存。可以对访谈全程进行数字摄像、录音拍摄，笔记本随手记录重要语句，或翻译方言土语。虽然记录形式不同，但服务的主题一致，这样可以多角度的实现资源互补，给朱仙镇木版年画的传承和研究提供更好的便利。

（五）兼顾相关人资料汲取

民间艺术是集体的智慧结晶，现有的遗存也是集体传承的结果。没有哪一种民间文化可以脱离大众，自行实现传续和发展。由于目前朱仙镇木版年画传承人寥若晨星，所以，对木版年画相关人的访谈也是非常有学术价值的。这里的相关人指的是世居本地，祖辈从事或接触过木版年画生产，自己也曾经参与过制作，虽然比不上传承人技艺正宗，但也是对这门民间艺术非常熟悉的人。他们往往具有直接或间接操作经验，保留着零星的相关文化记忆，可以作为朱仙镇木版年画口述史的补充，使口述史档案更加完整和真实。对这些相关人士的调查和访谈，可以多视角、多侧面的完善朱仙镇木版年画“口述史”档案，并对传承人的文化记忆也具有参照和纠偏的功用。另外，这些木版年画相关人士具有亚传承人的文化特征，具备恢复和发展木版年画生产的素质，对他们资料的汲取将对朱仙镇木版年画传承和发展起到积极的作用。

（六）后期加工时说明文字多于分析文字

与口述自传和回忆录不同，朱仙镇木版年画的“口述史”应该是具有学术价值的文化档案，创承人是这项文化遗产的载体，它所记录的文字旨在重现历史和技艺，而不是解释历史，这里的文字讲究客观性和准确性，所以，在“ 口述史”的后期加工中，说明文字应多于分析性文字。

在对朱仙镇木版年画传承人口述资料的编辑和加工当中，应该大刀阔斧的剪辑整理，剔除对话当中重复、累赘的语言，只保留最有价值的资料。其实，朱仙镇木版年画的“口述史”的后期加工已经产生了创作的行为。访谈人按照一定的逻辑与思想来解读和组织资料，使之形成一个可供发表或出版的文本，虽然表面上是被访谈者在侃侃而谈，实际上访谈者拥有相当的话语主导权。而处理好访谈者主观性与传承人口述史的原真性关系，是朱仙镇木版年画的“口述史”后期加工中特别需要注意的问题。

如果朱仙镇木版年画“口述史”田野作业仅仅是录像、拍照而已，那么“口述史”的意义未免流于表面化。口述史访谈唤醒了朱仙镇木版年画传承人文化自觉意识，它让居于社会底层的民间艺人走向历史，把他们的生活纳入人类学、历史学、遗产学、民俗学的研究视野，通过他们的从艺经历来折射社会与文化的发展变化，体现了“以人为本”的哲学思想，反映了知识分子社会良心和责任感。而以传承人为主体的口述材料作为朱仙镇木版年画研究的主要依据，不仅能弥补现有文献史料的不足，还能纠正史料中统治阶级对民间艺术的偏见，真实而全面地还原民间社会生活的演变。所以说，“口述史”的编纂与整理已成为朱仙镇木版年画保护和研究的重要手段。

注释：

①杨祥银.与历史对话：口述史学的理论与实践[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116.

朱自清的资料篇3

目前所能看到的沈万三史料，元代的没有，明清时的这126种，大都是或互相传抄，或故老传言，或听闻想像，所以以讹传讹的、荒诞不经的不少，在运用这些内容时，真该下一番排沙简金的功夫，才能得到真实可靠的信息，否则很可能会失之毫厘，差之千里。而昆山一研究者把汪曾祺小说提到的民间故事与神仙故事书《后列仙传》的记载当作信史用，撰文“考证”出沈万三与朱元璋都生于1328年10月21日，更不足信。

能够帮助解决沈万三生年问题的史料是《故沈伯熙墓志铭有序》与《故吴兴处士沈汉杰墓志铭》，分别是沈万三孙子沈伯熙与侄子沈汉杰的墓志铭。前者作于明洪武二十一年（1388年），出土于清道光年间，录入清代的《周庄镇志》；后者作于洪武二十四年（1391年），今可见于明刘三吾《坦斋刘先生文集》。虽然这两篇墓志铭都有隐瞒沈氏经商致富事实的缺陷，但这是明清时期的通病，不必苛求。而以它们墓主确切的生卒年来推求沈万三的生卒年，应是基本可靠的，再辅以其他相关内容，沈万三较为确切的一些行事当能进一步揭示出来。

据上述两个墓志铭载，沈万三孙子沈伯熙，生于元至正七年（1347年）；侄子沈汉杰，生于元延?七年（1320年）。沈伯熙是沈旺的小儿子，其兄叫沈至，而沈旺又是沈万三的小儿子；沈汉杰则是沈万三弟弟沈万四的小儿子，其兄名德昌。

古代女孩至十五岁，就要把头发绾起来，插上簪子，称为“及笄”，表示可以婚嫁，而男子至二十岁行冠礼，说明到了成家的时候。由于古代农耕社会希望有更多劳动力，“早生孩子早得力”世俗观点根深蒂固，古代男子实际结婚年龄还会再提前几年。所以，古代流行早婚。但早婚并不一定早育，如沈汉杰、沈伯熙叔侄俩一为小叔，一为小侄，两人年龄仍相差27岁。如早婚又早育的话，这叔侄俩的年龄差还会小一点。从这一实际出发，可把沈万三出生年份定为元元贞二年（1296年）。照这样算，沈万三24岁时，他弟弟沈万四有了第二个儿子，至51岁，他的小儿子沈旺也有了第二个儿子。从现有资料分析研究，这一推算应是比较科学、合理的。

设定沈万三生于元元贞二年（1296年），那时元代的海上运输、海外贸易是什么形势？这是元成宗铁木尔继位的第二年，当时的海运——海上运粮，还是由时任江南行省左、右丞的朱清、张?垄断。朱、张每年负责运江淮粮米三百余万石至大都（即今北京），解决了北方贵族、军队等的用粮问题，因此他俩极受元世祖忽必烈宠信。朱、张利用手中掌握大量海船的优势，取得了海外贸易的控制权，朱、张所住的太仓成了“番汉间处，闽广混居”的“天下第一码头”，朱、张的亲属们“皆为大官，下至厮养，佩金虎银符者动以百计”，“田园宅馆遍天下，库藏仓庾相望”，海外贸易积累财富数目之大，引起朝中蒙古权贵们忌妒，攻讦朱、张的举报文书雪片似呈送到忽必烈那里，但全部被忽必烈否定了。忽必烈去世，铁木尔继位做了皇帝，情况就不同了，八年后至大德六年（1302年），朱、张终于事发被捕至大都，张?被杀，朱清自杀，朱、张两人控制的“太仓海外贸易集团”就此终结，他们的所有财富、土地等动产、不动产全部没收。时年沈万三6岁，日后元代海外贸易的大任会不会降临在这个孩子身上？

元代海运与海外贸易空前发达，这从神灵文化标志的发展来看更清楚。宋代，特别是南宋海运已经很发达了，但海上航运守护神妈祖的封号，只是“夫人”、“妃”而已，只是地方性神祗的品级。至元代“国初海运自朱张，百万楼船渡大洋”，海外贸易规模更大了——下海出洋的船数增多，海上航行周期放宽延长，贸易品种增加，海上航行、海外贸易从业人数也同步增多，总之，这个行业与人们的日常生活关系更加紧密了。于是，海上航行的保护神妈祖受到了更多人们的顶礼膜拜，她的“身价”也因之水涨船高，封号上升至“天妃”这样的一个全国性神灵的地位。妈祖庙也由原先福建一地扩建全国沿海各地。刘基，即朱元璋的“军师”刘伯温，在元末时写的一文中称“薄海州郡，莫不有天妃庙。（朝廷——笔者注）岁遣使致祭，祀礼极虔”。这是非常真实的写照。这种文化状态从一个方面说明，元代的海运与海外贸易应比宋代更发达一些。

元代政府是积极扶持民间海外贸易的，如曾出现过“官自具船、给本，选人入番，贸易诸货。所获之息，以十分为率，官取其七，所易人得其三”的具体政策。这种做法，可说与后来15世纪西班牙王室支持哥伦布海外探险与贸易的宽广胸怀与风格相当一致。此后，很可能为了弥补朱、张死后出现的海上贸易“真空”，元至治三年（1323年）又颁布“听海商贸易，归征其税”政策，完全开放民间海外贸易。此时沈万三27岁，是风华正茂的时候，此时他完全可能利用这“利好”时机，变为“海贾”，但那时他又住在哪里？是怎样开始其海外经商生涯的？所有这些令人感兴趣的推测与疑问，需在出现更多相关史料的辅助下才能一一回答。

入明之后，沈万三的事迹比较清楚的是做粮长，助筑南京城，最后提议犒军而获罪，发配云南。据此笔者曾撰文认为沈万三是于明洪武十五年（1382年）上半年提出犒劳平定云南班师回朝朝廷大军时“倒的霉”，只有这样马皇后才能为他缓颊，使他免于一死，“戍云南”。这样算来，当时沈万三已是86岁，虚岁则是87岁的耄耋之翁了。也许，人们会因此联想到明王行《半轩集·沈荣甫墓志铭》中提到的沈富，而对上述的推测提出质疑。该墓志铭提到沈富时称“考富”，又称“先君子”，而沈荣甫是在明洪武九年（1376年）去世的，这说明沈富在此之前就已不在人世了。这两个时间构成了无法调和的冲突，哪个可靠、正确？

朱自清的资料篇4

1987年，高考落榜青年朱跃明与许多浙江人一样，做起了低买高卖的小买卖，骑着自行车将批发来的钮扣以粒计向小裁缝铺推销，从此开始了自己的“流通经销”生涯。有了最初的原始积累后，朱跃明成立了浙江商业食品饮料批发公司。在那些大型国营糖酒批发公司还坐着开票卖货、不送货时，朱跃明的业务员们已在市场中跑开了。由于存在着很大的资金风险，餐饮市场是大型国营糖酒批发公司一直不敢碰的，而朱跃明却将触角伸向了餐饮市场，并成功地在餐饮市场启动了自己的品牌产品――安徽口子酒。随后又了种子酒等几个徽酒品牌。朱跃明的安徽口子酒，仅在杭州市场年销售额就达到了5000万元。但由于仅仅是一个地区，杭州市场深受窜货之扰，也没有与厂家签署相应的保护措施，自己辛辛苦苦建立起来的品牌效应，就这样为厂家做了“嫁衣裳”。不得已，朱跃明只得放弃了自己一手带大的品牌，一切从头再来。

1998年，朱跃明与新疆伊力特酒厂签订了40度以下伊力特酒的全国总协议。从产品包装、口感、品牌推广到营销策略完全由浙江商业食品饮料批发公司全权负责。这一次，朱跃明没有忘记对自己的权益加以保护，与厂家签订了严格的保护条款：自己对厂家有一个销量保证，做不到，甘愿受罚；厂家违反了协议，则按前一年销售额的40%作为罚金。通过这种包销的形式，朱跃明终于拥有了自己的第一个品牌。从此，朱跃明将一个纯粹的经销企业转型，并将之定位于“品牌营销公司”。朱跃明认为，中国传统流通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在于自己的网络资源，但仅有网络是不够的，做网络应该为做品牌服务。“做一个自己拥有的产品品牌”成为朱跃明突破成长瓶颈的第一步。

90年代中期，朱跃明又相继了一些日本品牌的食品饮料，经常与三菱、伊藤忠等大型商社打交道，“为什么一个岛国的流通企业能做这么大，在中国的流通企业，特别是做我们这一行的，却没有做很大的？”彷徨中的朱跃明思索着。最终，他想通了，企业经营讲究的是布局，追求的是合作。

经过一两年的倾心打造，伊力特已成为浙江市场第一畅销白酒品牌，在公司内部占据了70%的利润份额。通过伊力特，朱跃明练就了一批人，织就了一张网，验证了一些操作市场、打造品牌的做法，带来了区域市场经营的知名度。虽然伊力特是自己的品牌，不会失去它，但如果不畅销怎么办？自己的畅销品牌失去了权怎么办？――只能在尽快培养其他品牌的同时，打造一个属于自己的服务品牌，进而摆脱传统经销商被产品控制的命运。

2003年5月，朱跃明建立了一个全新、清晰的品牌理念，将原来的“浙江商业食品饮料有限公司”改为“浙江商源食品饮料有限公司”，为企业规划出让人一听就能产生共鸣、让人一看眼睛就能为之一亮、让人一学就心领神会的经销商品牌主张和识别。一个商的经营理念、完善的管理及物流的优势最终集中体现在其品牌形象之上。定制、贴牌、买断经营等只是经销商建立自有品牌的一条途径。、经销行业的竞争不可避免地将走向资源购并和品牌兼并的道路。

从1994年开始，朱跃明迎来了一个快速发展期，的产品越来越多。1998年后，由于伊利特的示范作用，朱跃明又接连签下了几大白酒、葡萄酒、啤酒品牌。一个超级经销商从此诞生。

朱跃明认为，一个流通企业实现跨区域的合作，首先要从产品开始，通过让当地经销商自己的产品，使得不同区域的网络得以连接，进而在一定条件下，实现不同区域网络的并网，这样既可以利用当地网络资源，又实现了跨区域经营。这个条件，就是资本经营，而运用资本经营进行跨区域的扩张，是成为一个超级经销商、企业实现裂变式快速发展的必经之路。

朱自清的资料篇5

[关键词]广雅书院　洋教　《无邪堂答问》　朱一新

[中图分类号]K20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326(2008)10―0092―04

清光绪十三年(1887年)六月，时任两广总督的张之洞，有感于“岭海雄博，本多秀杰之才，近来华洋错处，事杂言咙，习俗所移，其志趣凡下者多存希图幸获之念，其才智颖悟者或有歧于异学之忧”，向朝廷奏请在广州城西创建广雅书院，以“鼓舞士类，维持世风，上者阐明圣道，砥砺名节，博古通今，明习时务，期于体用兼备，储为国家桢干之材。次者亦能圭璧饬躬，恂恂乡党，不染浮嚣近利习气，足以淑身化俗”。书院于次年六月落成，招收两广士子肄业其中，分经学、史学、理学、经济四门，让诸生“随其性之所近而习之”，并兼习词章之学。广雅书院体制虽属旧式官办书院，但其办学理念和教学实践有所创新，成为清末社会转型时期岭南地区独具一格的文化摇篮。

广雅书院对“世风”和“时务”的关注，拓展了自身的文化视野。因此，入华数百年，对士习民风影响颇深，且自鸦片战争后不断困扰清廷外交的洋教，遂成为师生评说的对象。本文以书院第二任院长朱一新辑其答门人及评课卷语而成的《无邪堂答问》为中心，结合其他资料，考察朱一新对洋教的基本认识，探讨其洋教观形成的社会历史根源。

一、朱一新与《无邪堂答问》

朱一新，字鼎甫，号蓉生，浙江义乌人，同治九年(1870年)中举，官内阁中书。光绪二年(1876年)取进士，改翰林院庶吉士，散馆，授编修。光绪十一年(1885年)充湖北乡试副考官，转陕西道监察御史。因上疏言海军用人不当，又弹劾内侍李莲英，降为御史候补主事，旋乞归田里。后应张之洞之请，主讲肇庆端溪书院，并于光绪十五年(1889年)继任广雅书院院长，至光绪二十年(1894年)卒。

“无邪堂”为广雅书院讲堂之名。朱一新撰辑《无邪堂答问》，其意在“辨章学术，以端诸生之趋向”。因在他看来，“今之学者，义利之不明，廉隅之不立，身心之不治，时务之不知。聪颖者以放言高论为事，谓宋、明无读书之人；卑陋者以趋时速化为工，谓富强有立致之术。人心日伪，士习日嚣，是则可忧耳。”且“粤中多嗜学能文之士，但高才者务为新奇。未免惑乱学人心志”。

《无邪堂答问》共五卷，内容涉及古今中西之学，并以“学必期其有用”、“功必归诸实践”、“言治术务求可行”、“言时务必明大势”为宗旨，是广雅学人广阔的文化视野的集中体现。

二、《无邪堂答问》中关于洋教的评说

第一次鸦片战争后，清政府被迫允许在五口通商口岸弛禁天主教，西方基督教在华传教事业因此有了重大的转折。经过第二次鸦片战争，清廷被迫对基督教进一步宽容。借助不平等条约的保护，在华的基督教在19世纪后半期获得了空前发展。但与此同时，基督教也遇到了前所未有的阻力。因部分西方传教士和仗着不平等条约的保护，肆无忌惮，以致“民教不和”。在这数十年间，层出不穷的教案成为最引人瞩目的现象之一。特别是众所周知的同治九年(1870年)的天津教案，其最终的了结使洋教给民众留下了极深的负面印象。

在广东，基督教的发展很迅速，同时教案亦频发。尤其是中法战争期间，广东发生教案30起。至光绪十八年(1892年)，两广总督李瀚章在上奏朝廷的奏折中，仍谈及“乡愚常习洋教”以致“里党难以相安，细故不平，衅端易起”。正因为洋教在当时中国社会影响日广日深，洋教遂成为官府、学界关注的一个焦点。在此情境下，洋教进入朱一新为首的广雅学人的视野，便在情理之中了。据《无邪堂答问》，我们似可把朱氏对洋教的基本看法归纳为两点。

(一)洋教源出中土

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自明季天启年间(1621-1627年)在西安出土后，西方传教士以此作为其教在华传播久远之证，中国的洋教徒亦有以“景门后学”自称者；而时人也多目景教为天主教，光绪十四年建成于珠江岸边原两广督署上的法国圣心教堂，就被称为“景教堂”。朱氏则不以此为然，在《无邪堂答问》卷二对门生黎佩兰《景教流行中国碑考》所作的长篇评论中，开篇即对“景教为天主”之说加以否定。朱氏认为唐时人华之三夷教(景教、摩尼教、袄教)“皆来自西方，在释教之外而与天主教无涉。”朱氏对唐代三夷教的汉籍文献资料，作了系统的梳理。但他毕竟未谙西方的比较宗教学，对古代世界宗教史更是不甚了了，因此未能准确地道出三夷教的本源。他断然称“旧说以景教为天主，非也”，系失之偏颇。因为从现代学术观点来看，把景教直当天主教自然不妥，但不论把唐代景教定性为何宗何派，其作为基督教的一门是不容置疑的。历史上的景教与天主教应属同源。其实，就唐代景教与基督教的关系，与朱氏同时代的杨荣在其《大秦考》中已有较明晰的论述了。以朱氏之博学，而断然否定景教与天主教之关系，显然是别有因由。

朱氏既然否认天主教与景教有任何联系，对于天主教入华年代，他须提出自己的看法。朱氏据英国来华传教士艾约瑟(Joseph Edkins)用汉文所撰的《东游纪略》所载蒙古与教廷往来的史事，将天主教人华年代追溯至元代。元代在华确有基督教徒，汉籍中称其为“也里可温”，但迄今的研究尚无从证明元代也里可温是唐代景教之余绪，也无从证明其与明季来华的耶稣会士存在什么历史联系。因此，朱氏此论显然难以成立，其不过是借以佐证天主教与景教无关而已。

在否定景教为天主教之说以后，朱氏复旁征博引，介绍洋教的三个派别：公教(天主教)、新教、希腊教。从朱氏的叙述，可看出其颇涉猎西书。但当他追溯整个洋教的源头时，却认为“天主出于摩西，实则本诸释氏”。朱氏此处不惟征引《圣经》、佛经加以比附，更特别征引明治时期日本学者冈本监辅之《万国史记》来证明洋教之伪，甚至引证英国来华传教士兼外交官马礼逊(Morrison Martine)用汉文撰写的《外国史略》所介绍的史地知识，自我勾勒出一幅洋教形成的历史路线图：由印度，到埃及，再到波斯，最后传至希腊。朱氏此论在今人看来，自然觉得可笑。但其证明洋教“本诸释氏”，并非最终目的，他是要把“释氏慈悲，耶稣救世之说”归源于中国的老子，归源于《老子道德经》：“然释氏慈悲，耶稣救世之说，其源出于墨氏。墨与杨虽异趣，要皆老氏之支流余裔”，“实则《道德》五千言，已尽括异端宗旨矣。”为了证明西教源于中土，朱一新还进而将《圣经》所云与中国载籍肆加比附。

从以上分析可看出朱一新对洋教之评说，并非像一般时人那样，就事论事，而是寻根溯源。而其对景教的考证，也与以往一些明清学者从传统金石学的角度，“以一碑作孤立之处理”，“以史证碑”不同。其实，朱氏醉翁之意不在景

教，而是在当时不可一世的洋教，其旨在否认洋教与唐代景教的思想渊源，把时人认为是外来的洋教，解读成为源于中华，而后在西方嬗变的产物。笔者认为，他之所以不把洋教与唐代景教联系，并非因为其学力和知识视野不如杨荣，真正的原因或在于：其梳理了大量汉籍关于三夷教的资料，但所见资料殆无涉及三夷教的义理，无从与中国文献比附以证明其源自中国，只能照典籍的说法，把三夷教界定为“皆来自西方”。由是，在朱氏的下意识中，如果接受景教是基督教的说法，把清末颇有势力的洋教与唐代的景教接轨，无异于承认洋教并非源自中国，而是源自西方，这当然有悖于他要证明“西教源于中土”的初衷。

西学自16世纪随天主教传教士人华，明末以李之藻、徐光启等为代表的士人以“礼失求野”、“心同理同”说，对其加以接纳和吸收。此说到了清初进一步发展为“西学中源”说，并成为清代官方言论的主旋律，其影响一直延续到晚清。朱一新对洋教源于中土的论证，不过是对当时官方主旋律的诠释，从宗教思想领域来论证“西学中源”说之不诬。尽管如此，朱氏与以往一些盲目自大、闭门造车的陋儒毕竟大有不同，他接触过大量西书，西学中用，以西方的史地知识来作为立论的根据。从其论证的逻辑看，我们似可见到“命题作文”的痕迹，先有定见，再从西书求取证据，因而对其证据的演绎，自免不了穿凿。

(二)洋教以恶立教

就洋教的源头，如上所述，朱一新力图证明其发自中土。而就洋教之伦理道德观，朱氏则力图证明其是对中国传统伦理道德的背叛。朱氏认为，中国立国之本，在于君臣、父子、夫妇之三纲以及仁、义、礼、智、信此五常。用而“西俗于君臣、父子、夫妇、兄弟，一以朋友之道行之。凡所谓父子主恩、君臣主敬、长幼有序、夫妇有别者，彼皆未之前闻，而复以利为重”。因“不知五伦”、“不识阴阳”，故“不别男女”，“以性恶立教”。

基督教之原罪说，认为任何人生而有罪，其罪来自偷尝禁果的祖先――亚当与夏娃，任何人生来即是恶人，只有笃信上帝，才可能获得灵魂的拯救。如果从这一性恶论的角度来认为洋教以恶立教，则未尝不可。但从上引朱一新的言论看，他是认为洋教之立，旨在诱人为恶。如是宗教，自然于民无益。为了进一步证明这一点，朱氏进而向学生介绍西方政教由分而合，之后，随着历史的发展，再由合而分的过程：

当希腊、罗马盛时，所奉火教者神教，不过如番人之信鬼，祷求祸福，于其政治无与。自耶稣出而欲帝制，自为身膺重戮。教王既立。遂干各国政权，妄自尊大，以愚其民，文学因之日绌。迨元以后，渐被东方之化，路得始创新教，诸国从之者寝多。盖以政权还之于上，其上固无不乐从，其民亦各思自奋。西人称近数百年为文明之世，就彼地观之，固亦有然。然中国自周以后政教分而治遂衰，西国自明以来政教分而治反进，则其教之无益于民，亦可见矣。

朱氏根据西书，对西方政教关系由分而合，复由合而分这一外部形态的概述，是较为客观的。不过，政教关系本来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尤其是在西欧，政教之争贯穿于整个中世纪史。朱氏在向学生介绍时，只是从外表上道出其分合的关系，而回避其内在的原因，最终的用意不过是以“西国自明以来政教分而治反进”来证明洋教“之无益于民”，从而对洋教在中国流行加以彻底的否定。

三、朱一新洋教观的社会历史根源

正如前文所提及的，广雅学人对于洋教的讨论，是对当时洋教在华传播与影响日益深广的现实的回应。广雅书院所处的广州，自唐代起即为中西交通之“通海夷道”、“南海道”起点，在世界航路开通之后，其在东西方交往中的地位，更趋重要。尤其是从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清廷专限广州一口通商以后，广州逐渐“完成了从古代贸易港向近代通商口岸的转变，季节性的‘互市’被形形的‘夷务’所代替。洋行、教会、买办、西医院、新闻纸，等等，以双管齐下之势，使西洋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在广州汇聚，并向内地扩散，成了中华大地得风气之先的‘南风窗’”。但道光年间鸦片战争的爆发引发了中西贸易与交往前所未有的大变局。在战后相继开放的五个通商口岸――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中，广州成为受冲击最大的一个。

五口通商之初，广东籍的梁廷栅已注意到新中外大势下洋教在华的最新动态，以及国人对洋教在人心风俗方面的影响的忧虑。他在刊于道光二十六年(1846年)的《耶教难人中国说》的序言中谈及：“夫西国之风气，惟利是图……五口通商之后，固专于牟利，亦乐于行教。信教之心愈笃，斯传教之意愈殷。传欲其广，信欲其速，于是动以语言，劝以文字，诱以祸福。凡可以耸人闻听者，将无乎不至。议者极其事之所底，有虑其中于风俗人心而无如何，相与喟然太息者矣。”但他对洋教在华传播的前景并不看好，在文中就其“所见西国书，及所传送书之援引《圣书》者，并耶稣教原遗诸书，各撮其大意，为之条理其说，而荟萃缕晰”，以“俾知其教之难行于内地，以为他年符券焉”。梁氏认为当时的洋教“无足虑也”，“可听与方外并存”，且“必将为圣道所化”。

洋教在华传播并未如梁氏所预料的那样，虽遇到一定的阻碍，但到了朱一新出任广雅书院山长时期，洋教已经深入内地，几乎遍及中国各地。同时民教冲突亦未曾间断。因此，朱一新作为一个爱国士人，对于洋教之隐患，自有更深的担忧，其对洋教的否定和批判也就完全可以理解了。

另一方面，随着中外交往的进一步扩大，以传教士为主要载体的西学东渐也以前所未有的深度和广度传播及影响着中国社会。传教士们通过办学校、开医院、办报刊、著译西书等形式，力促西学的在华传播。正是在此背景下，广雅学人较之梁廷栅所处的时代，所见有关西国之书更多，从而对西方地理、历史的视野有了更深广的拓展。朱一新也因此得以借助西书的史地文献、宗教概说来对洋教的渊源、本质作出易为学生接受的新解释。其说也，头头是道，在当时来说，无疑足成一家之言。

从朱氏的答问中，可以看到他对基督教《圣经》是熟悉的。他显然力图了解基督教的义理，但毕竟中华为尚、蛮夷为贱的传统观念根深蒂固；更有，面对西方列强的侵略，目睹一些洋教徒的肆虐，朱氏出于强烈的仇洋心态，对于洋教自不可能有客观的评价。其读西书并非为了师夷，而是为了制夷。其对洋教的全面否定，正是其所处时代的产物，实际上道出了其时一大批忧国忧民的传统士人的心声。

朱自清的资料篇6

果汁可乐的前方会有鲜花吗

我们先来看看果汁可乐究竟是什么。

第一种可能性是：它是一种可乐，是果汁口味的可乐；

第二种可能性是：它还是一种果汁，只不过是含有碳酸功能的果汁；

第三种可能性是：它是一个果汁和可乐的“混血儿”。

碳酸/汽水饮料、果汁饮料、茶饮料、饮用水和其他饮料（包括咖啡类、机能类等）同属于软饮料这一产品大类。根据国家2008年和修订了相应的国标标准，我们可以知道汇源的果汁可乐实际上是把碳酸/汽水饮料和果汁饮料做了个中和，搞成了一个“一半是火焰，一半是海水”的混合体。

无论是创业者创业还是企业家新增产品时，都会选择自己认为有发展前景的方向来进行努力和投资。那么朱大掌门的果汁可乐的前方会有鲜花吗？

如果朱大掌门真的希望用这个“混血儿”来当做冲击市场的新式武器，这让我想起了早两年全国各地百货超市里堆满的一种叫“非蛋糕”的食品。当第一眼看见这个东西是，我就对身边的朋友说：这个产品一定是个短命的孩子。果不所以然，没多久这个产品就从此“人间蒸发”了。想想当时厂家为了推广这个产品，请了韩国的某个小白脸做代言，各大百货商超出费用买堆头做促销，加上生产成本，不知道这个产品帮企业赔了多少钱，更是让企业损失了多大的市场机会！

这个产品有一个很好的推广思路：就是把它和蛋糕做了个对比，以此来瓜分蛋糕甚至是派的市场份额。可惜这个策划者的功课没做好，产品虽然和蛋糕做了明显的区隔，但是它自己是什么却没人知道！“非蛋糕”只是告诉消费者它不是蛋糕，但并没有清楚地告诉消费者它是什么。它究竟是什么呢？在消费者的认知里，它依然是个谜，或者说它是个“黑户”。一个没有户口的产品是无法承载这个产品本身的属性、功能、感受、联想、文化……所以它一定是个不成功的产品。

难么朱大掌门的“混血儿”呢？有谁知道这个果汁可乐究竟是什么？可乐所代表的运动、激情和可乐所代表的健康、环保究竟如何才能融合？至少目前没人知道，从果汁可乐的宣传中看，估计朱大掌门也没有考虑过这些。

如果“混血儿”的身份待定，那么是否是其他两种考虑呢？

根据国家统计局提供的数据，我们可以整理出一张软饮料的分类产量表：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碳酸/汽水饮料 48279015.15 56576923.07 68087653.46 82205984.4 77730110.98

果汁饮料 39698022.34 53981496.99 66879093.1 85160793.18 84128549.68

茶饮料 2966942.57 3658269.17 5007699.73 6985743.59 6981872.36

饮用水 82302494.06 99019091.35 112187709.75 174396225.64 193256408.65

注：（单位：吨）

通过对这份表格的分析，我们可以得出碳酸/汽水饮料、果汁饮料、茶饮料和饮用水这几年的复合增长率分别为12.64%、20.65%、23.86%和23.79%，而软饮料这几年的复合增长率为20.24%。这说明碳酸/汽水饮料的行业增长潜力要低于整个行业的增长水平，更是远落后于其他几个细分的市场；同时这些数据也表明，碳酸/汽水饮料的市场相对于其他饮料已呈现出萎缩的势态。

那么我们的朱大掌门怎么会选择一个最缺乏发展潜力的细分市场呢？是不是这个市场的竞争情况比其他的更为缓和呢？

同样的通过上面这份表格我们可以清晰的看到：从2008年开始，果汁饮料的市场容量就开始超过碳酸/汽水饮料，并且国家统计局提供的数据表明，2010 年第一季度的果汁饮料市场容量要比碳酸/汽水饮料的市场容量大了20%左右。

有研究资料表明，果汁饮料的行业集中度还不是太高，行业前五强所占的市场份额不到50%，这与碳酸/汽水饮料可口、百事两大可乐的垄断市场局面完全不同。这也就是说，汇源果汁虽然已是中国果汁饮料的一哥，但它面对的竞争对手不仅为数众多（比如农夫果园、鲜橙多、果粒橙、酷儿等），每一个的实力和市场攻击力都不是汇源能够掉以轻心的。这也从市场的角度告诉了朱大掌门，在他做得最好的地方，还有一群大鳄正对他的一哥地位虎视眈眈，还需要他付出更多的努力。

从这些情况分析，更是让人觉得奇怪：如果果汁可乐作为一种新口味的果汁，那么为什么不踏踏实实的在果汁这个不断扩张的市场里，利用自己一哥的身份来强化品牌，稳固地位呢？非要搞出一个跨另一个细分市场的产品来扩充产品线，用这个产品来跟谁竞争呢？农夫果园？鲜橙多？还是可乐？

如果是要进入另一个细分市场，为什么要进入一个在萎缩的，而且是一个垄断竞争格局的市场？为什么不选择茶或饮用水市场？汇源果汁拿什么来和可口可乐所代表的正宗的美国文化以及百事可乐所代表的的年轻与激情来竞争？用“源自中国、汇入大海”？如果是这样，那么在产品的推广中怎么都没有这些要素？

朱大掌门的50个亿究竟要换来什么？

朱大掌门的发家经历告诉大家他绝对是一个资本运作的高手。从早期的用还没生产出来的产品来租用生产设备，到后来的和大摩、高盛的周旋，都告诉大家我们的朱大掌门深谙资本运作之道，他非常清楚自己需要什么，通过什么样的方式来得到这些想要的东西。

那么他究竟想要什么呢？品牌的强势？有关网络调查数据表明，2008年消费者对果汁饮料的关注度分别为：汇源33.55%、大溪地诺丽22.2%、农夫果园12.01%、露露果园11.35%、可口可乐9.7%。汇源超出第二名10个百分点，于是比较明显。但同期的碳酸/汽水饮料关注度为：可口可乐44.05%、百事可乐13.63%、七喜11.29%、雪碧4.49%、非常柠檬1.55%、非常可乐1.36%、芬达0.91%、美年达0.61%、醒目0.49%。这个数据很明显的看出消费者对两大可乐关注度远远超出国产品牌，国产品牌在这个这个细分市场里的竞争局面非常糟糕。

经过上面的数据分析，可以看出消费者对汇源果汁的认知还是集中在果汁领域内，而对于碳酸/汽水这个领域，除了两乐的强大压力之外，还有其他品牌的竞争。而且，相关研究机构2009年提供的数据表明：年轻（特别是18岁以下）的低收入（1000元以下）者更喜欢碳酸/汽水饮料；18岁以上的消费者更喜欢和果汁饮料。

这也就是说，碳酸/汽水饮料的主流消费群体非常集中，而且收入不高；果汁饮料的主流消费群体反而是社会的普通大众，而且收入更加范围广泛。朱大掌门想通过进入碳酸/汽水市场来加强品牌的强势，似乎有点行不通。其中最关键的是消费者已经认定了汇源就代表了果汁饮料，这时候朱大掌门的果汁生气了，如果它作为一个推广的口号或噱头，倒是很能够吸引消费者的关注，在消费者关注之后，会发现生气的果汁什么也不是，既不是以往认知的果汁也不是碳酸/汽水（因为生气的果汁究竟是什么朱大掌门没说，这于当年的非蛋糕同出一辙），那它究竟是什么呢？消费者会很迷惑，同时它使用的是汇源品牌，这种迷惑同样会削弱消费者对汇源这个品牌的认知。如果这时候大溪地诺丽、农夫果园加强果汁的攻势，果汁一哥的位置会有什么变化也说不定，对于这些个位置靠后的品牌而言，绝对是个机会。因为朱大掌门在果汁市场还没有完全取得强势的时候，把资源和精力转向了另一个更为残酷而且是机会更为渺茫的战场，这不是给果汁的其他品牌带来了机会吗？这也印证一句话：堡垒往往都是从敌人内部攻破的。

作为一个资本运作的高手，朱大掌门会犯这种企业管理的错误在可以理解，而且汇源果汁内部的一直也就在混乱和秩序中平衡。但是，当我们从朱大掌门“企业做大了就是要卖的”名言中，似乎又看到了推出果汁可乐合理的东西。

是啊，可口可乐买不了果汁，但买个汽水还是可以的吧；买了这个汽水的同时或者之后，“顺带”把生产这个汽水的企业也买了吧。

从两乐在中国的发展历史来看，被他们收购的国产品牌无一例外的走向消亡。如果果汁可乐真是被收购了，它的路也到头了。

但是，我们又有了另外的问题：1、如果果汁可乐做好了，能卖掉吗？（如果卖不掉朱大掌门没有任何损失，反而有更多的收获，只是这个可能性很小）；2、如果果汁可乐做的不好，能卖掉吗？（或许卖得掉，但价钱不会太好，但无论如何还是卖掉了，圆了朱大掌门的买卖梦）；3、如果果汁可乐直接没活下来，能卖掉吗？（这又回到早几年的并购案的状态，只是这个状态中朱大掌门的情况不可与当年同日而语，这也是朱大掌门绝对要杜绝的风险）。

这样看来，有一种情况出现的可能性最大：朱大掌门利用大量的资金和现有的渠道造成果汁可乐蒸蒸日上的趋势，在这种强劲的势头下，把企业卖个好价钱。

朱自清的资料篇7

都是一种科学工作，需要多年的冷静钻研。”

元末明初巨富沈万三富可敌国，他经商的原始资金，或称“第一桶金”的来历，是深入研究沈万三时必然要提出，并且需要很好解决的问题。在关于这个问题的数种说法中，“分财说”是被很多研究者肯定的。1990年代苏州首次发起当代沈万三研究高潮所出专题论文集《江南巨富沈万三》、近年活跃于昆山周庄第二次研究高潮所出专题论文集《周庄走出沈万三》两书中，皆有“分财说”研究论文，观点完全一致，作为论据所用的一则史料也是完全一样的。

这则被人们如此青睐又反复运用的史料，就是所谓的《陆道判捐资》，其中云：“元时富人陆道原，货甲天下，为甫里山长，一时名流咸与之游处。暮年，对其治财者二人以资历付之曰：‘吾产皆与汝……’道原遂为黄冠……所谓二人者，其一即沈万三秀也。”

很多研究者据此认为，正是由于这位陆先生的巨资给了沈万三，沈万三才在经商道路上得以“起飞”。有些研究者还就此“分财说”作文进行细节性描写——“复述”《陆道判捐资》中说过的那些话，以坐实这个“沈万三秀”就是周庄沈富其人等等。

这则《陆道判捐资》出自《苏谈》一书，而《苏谈》关于苏州地方社会风情、名人逸事的记述在众多明清笔记里面是颇为有名的。因为作者杨循吉（1458年—1546年），是明成化二十年（1484年）进士，曾官礼部主事，弘治初辞官归里，是一个做官的文人。以一般人眼光看，杨循吉无疑是文化“资质”较好、可信度较高的一位封建士大夫；又因他是吴县人，对苏州掌故有亲见、亲历、亲闻的优势，就尤能令人信服；更重要的是他离沈万三时期，不过晚百多年，在诸多明记作者中，他算是靠前的一位了，他关于沈万三的记载当然也应该很可靠。

所以，他这一条“分财说”笔记，不仅为当代沈万三研究者看重，而且早在明清时期就已经被广泛传抄，如明《弘治吴江志》、明田艺蘅《留青札记》、明朱国桢《涌幢小品》、清《乾隆吴江县志》，乃至周庄第一部镇志清乾隆年间的《贞丰拟乘》等等，都是袭用照搬，作为信史使用。然而，事实却表明，杨循吉的这一记载是完全错误的！

明都穆辑录的《吴?V遗文》一书中载有陆德原墓志铭全文，让人们知道了杨循吉的这个错误。

原来，杨循吉所说的“陆道原”乃是“陆德原”读音的讹误，但这还是小错。

细读陆德原墓志铭可知，这个所谓的“陆道原”并非是杨循吉所言以“货甲天下”闻名的，而是一位热心教育的文化人士，他在家乡办甫里书院，并任院长，亦即杨循吉所称的“甫里山长”。这位“陆道原”还曾捐资重建长洲县学，后又任徽州路儒学教授。为修复徽州路学，元至元六年（1340年）他回苏州“购良材，募善工”时病逝于家，时“一子颐孙，始八岁，长女仲端赘徐元震，周保，生甫三月”。所以，杨循吉称“陆道原”把财产分给沈万三，自己去做道士等等情节，都是想像出来的，或是以讹传讹的结果，纯属子虚乌有，根本不是事实！

陆德原是长洲县人，杨循吉是吴县人，长洲、吴县两县同城而治，陆可称是杨的同乡先贤，但文化“资质”较好的杨循吉为何连百多年前同乡先贤的事都弄不清，而犯如此“低级错误”？认真分析陆德原墓志铭，再联系沈万三经商的经历和元末明初的社会现象，也许能找到原因。

陆德原回苏州“购良材”——买优质木材，必与商人联系，而沈万三就是著名商人，陆因此与沈有联系，做生意，甚至是做一笔大生意，是符合日常生活逻辑的。而外界不明真相，只知道陆、沈之间曾有过一笔资金来往之事，时间一长，知情人越来越少，内情就更说不清，最终衍生出陆向沈馈赠资财的“分财说”系列性情节。更重要的是，这种系列性情节还符合元末明初时出现的富人为避祸散财的社会现象。如当时的画家无锡人倪云林就放弃了家财，漂泊江湖，依从亲朋生活。这双重原因，使得百多年后的杨循吉道听途说，还深以为然，未经考证，就贸然写进自己的书中，铸成错误！同样，也正是这双重原因，使得明清时期有那么多公私著作的作者兴致勃勃地传抄这一错误信息！

但是，从另一角度考虑，若能作深入、综合的分析，从这条错误信息中却也可能筛选出若干真实信息，有助于人们更多地了解沈万三的情况。

陆德原为徽州路儒学教授，元代徽州路辖境相当今安徽歙县、休宁、祁门、绩溪、黟县和江西婺源等地，山多林密，历来是出产木材的地方。现在到婺源旅游，有一个旅游内容就是看那里生长得绿意盎然的众多千年古树，可见徽州那地方的确不缺木材。但陆德原还是回苏州来“购良材”了，该怎样解密这一反常行动呢？

符合逻辑与事实的答案只能是一个——陆德原要买的是徽州不出产的木材，即所谓的“良材”，即能为徽州路学做一些体面高档家具的贵重木材——如花梨木、紫檀木、格木之属。前二者都需从东南亚进口，或从海南、云南运进，是作高档家具的合适用材，紫檀木锉末入药，还可治疮毒；后者则产我国东南、西南地区，可供作船板、桅插等。这些木材都必须依靠海运或海外贸易才能来到苏州，这正好是沈万三的用武之地。

而且有多个记载说，沈万三家曾有巨型“铁梨木酒榨，每榨米二十石，得汁百瓮”。铁梨木也是优质木材，产于东南亚，也产于我国云南、广西。沈万三做进口木材生意，顺便用优质木材为自家做家具、用具，以自炫其富，完全是可能的事情，也是合乎他巨商身份的事情。

按北京文物收藏家马未都在央视“百家讲坛”上的说法，从我国进口花梨木、紫檀木等贵重木材的历史看，清代进口数量大，明代数量小，因而明代花梨木之类家具简朴，以节省木料，清代则繁复——进口的贵重木材多，工匠有充足的木料可用。而沈万三在元末就已做这一类贵重木材的进口生意，并用它们做用具！

另据元《至正四明续志》所载元代进口货物清单，元代我国已进口花梨木、乌木等贵重木材。希望随着沈万三研究的深入发展，能发现更多、更确切的史料，用来研究、讨论沈万三作海外贸易这个问题。这完全可以成为今后沈万三研究的一个课题。

沈万三作海外贸易，到目前为止，只有明孔迩《云蕉馆纪谈》所说“变为海贾，奔走徽、池、宁、太、常、镇豪富间，辗转贸易，致金数百万，因以显富”一条较为具体。但这种“具体”仍然很模糊，如若问沈万三何时“变为海贾”等问题，明代《云蕉馆纪谈》作者孔迩没有解答，其他人同样也回答不了，一直阙如。如若进一步问沈万三究竟是在哪些时间段里作海外贸易之类的问题，更是几百年来一直无人能够给出较为确切的回答。当代沈万三研究的两次高潮也未能解开这个“闷葫芦”。

现根据陆德原元至元六年（1340年）回苏州买木材的记载，再加上上述对《陆道判捐资》这则记载的综合性分析，至少能产生一种答案，即沈万三至少在元至元六年（1340年），即他44岁时（关于沈万三这个年龄的由来，亦即沈万三生卒年问题，笔者已撰有专文讨论），已在作海运生意、海外贸易了。

而在此前17年，即元至治三年（1323年），朝廷宣布“听海商贸易，归征其税”，完全开放民间海外贸易。那年，沈万三27岁，一个意气风发的青年，赶上了“利好”的最佳时机，“变为海贾”，是顺理成章的。按意大利人马可·波罗的记载，元代前期即是海上贸易的“超级大国”。至元后期顺帝朝（1333年—1368年），海上贸易更为开放，如出口物品品种增多、海舶泛海周期延长等，沈万三如鱼得水，国内外贸易双管齐下，产业越做越大。

接下来沈万三作为“海贾”的脉络似乎就比较清楚了。元至正十六年（1356年），张士诚攻占苏州，建市舶司。此事可与沈万三海外贸易“连线”。

据明代《太仓州志》载，张士诚占领苏州的次年筑城太仓，即毁（隆福寺）像改市舶司。张士诚是海边私盐贩子出身，对于海外贸易的重要性是能够充分认识的，所以刚在苏州立足，就先把管理海外贸易的市舶司衙门成立。这也说明张士诚据吴时，东南沿海的海外贸易并未中断，而是一直进行的。

张士诚据吴达十余年之久，这当是沈万三海外贸易的第二个春天，他与两个儿子一道，完全可能把当时东南地区的海外贸易重任担当起来。当时浙东沿海虽为方国珍控制，但沈万三作为老资格“海贾”与之合作良好，利益共沾，完全是情理中事。这样，沈万三在元末群雄割据的缝隙中，仍能全力进行海外贸易，通过近50年的努力，从而超过元代前期的海运巨富“朱（清）张（?）”，成为14世纪世界最大的海外贸易家更是可能的。

现苏州北寺内的一块浮雕画像石刻，共有100多位人物，雕刻细致，是元代石雕精品。昔年曾有学者推测，该碑应是沈万三遗迹。从上面分析，这位学者的意见是正确的，沈万三完全可能出资做这样的事，以感谢张士诚的支持。

对《陆道判捐资》这则记载的综合分析，还能有助于判断沈万三入明后的一些作为的合理性。

朱元璋1368年登基，国号大明。对照相关记载，开头几年，沈万三做“粮长”——自己积极纳税，并为朝廷征收赋税——由于工作成绩出色，得到朱元璋口头表扬并请客吃饭嘉奖的同时，或许还继续进行海外贸易。但随着“抑商”与“片帆不许下海”等国策的逐步确立，沈万三的海外贸易也就慢慢停止了，沈万三是遵守大明王法的。所以，朱元璋治沈万三罪的时候，只说“匹夫犒天子军，乱民也”，并没有提出任何触犯法律的指控。

到目前为止，很多研究者所言沈万三“犒军”获罪的历史事件，在时间与原由上，很多是模糊不清的，有的说法甚至有错误。现在上述分析的基础上，似也可得到较为合理的解说——洪武十五年（1382年）二月，数十万朝廷军队平定云南后班师回朝，为庆祝国家统一，沈万三提出自己出资犒劳这支胜利之师。只是想不到这一拥军打算，捋了朱元璋的龙须，“为帝所忌”，沈万三最后因此“发戍云南”。

这一事件发生时，沈万三已是86岁老翁。很可能有人会质疑，年逾八旬的沈万三还能有心思提“犒军”？其实这样年龄的人，还是能做事的，且能做大事。不必远征其他例子，就在明洪武三十年（1397年）发生的“南北榜”案中，主角就是85翁翰林学士刘三吾。

刘三吾与白信蹈等主考会试，榜发，江西泰和人宋琮第一，全榜无一个北方人。北方举人们不服气，向皇帝告状说主考官刘三吾等都是南方人，偏袒南人。朱元璋大怒，令查考卷，北方人却还是没有及格的。又有人告发刘三吾等人嘱以不合格的考卷评阅，朱元璋大怒，杀白信蹈等人，刘三吾这年已85岁，免死充军边境。朱元璋亲自出题重考，录取六十一人，全是北方人。所以，沈万三以86高龄翁，建议由他来“犒军”，是完全可能的。

沈万三财产籍没时，有记载说，资产总额达“二十万万”。马克思曾指出：“商业资本的存在和发展到一定的水平，本身就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发展的历史前提。”可惜的是，沈万三拥有这样巨大的商业资本，却不拥有这样的历史时机，但因此称他是当时的社会进步因素，应该还是可以肯定的。

朱自清的资料篇8

汇源果汁向一家名不见经传的饮料公司开火了。

8月6日，北京汇源饮料食品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汇源果汁）公告称已经向法院提出诉讼，要求结束与云南香格里拉卡瓦格博饮用水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卡瓦格博）的合约。

此前，汇源果汁子公司汇源饮用水有限公司与卡瓦格博签订了商标使用授权协议。但卡瓦格博在支付了相关费用后，却得知对方没有履行协议。

8月9日，原本是这场纠葛了数月的加盟纠纷双方对簿公堂的日子，却突发变故，卡瓦格博方面提出管辖权异议，致使汇源纠纷案推迟。

就在当日下午，卡瓦格博董事长祝强对《中国经济和信息化》表示：“开庭时间还未确定。”汇源果汁公关部的相关人员也表示具体的开庭日期还在确定中。

这是四年来汇源果汁少见的曝光时刻。自2008年，可口可乐以24亿美元收购汇源果汁失败后，后者就一蹶不振。除2011年4月，汇源果汁发行1.5亿美元可转债券以充实运营资金的消息外，它几乎淡出了公众的视野。

其业绩表现也不乐观。2011年汇源果汁财报显示，其总营收38.26亿元，但是撇除政府补贴外，仅赚3690万元。更严重的是，仅四年时间，汇源果汁的市值已经蒸发掉了八成左右。

最令人意外的恐怕并非这场官司本身。延伸的思考是，这家在港交所上市的国内饮料企业在内部管理上是不是到了令人冒汗的程度？

对簿公堂

与汇源果汁相比，成立于2008年1月2日的卡瓦格博无疑是饮料行业的新兵。根据公开资料显示，该公司注册资本128.45万美元，属于外商独资企业，号称是中国目前为止唯一一家生产天然小分子弱碱性瓶装高端水的企业。2008年，其还在北京成立了北京卡瓦格博营销策划有限公司。

但据祝强介绍，该公司的产品在投产后并没有打开销售局面。

事情还得从去年7月说起。彼时，祝强认识了汇源饮用水有限公司总经理朱胜彪。朱胜彪将汇源商标授权给卡瓦格博使用，合同日期从2011年7月15日至2014年12月31日。按照协议，祝强于2011年8月15日通过招商银行个人网上银行向朱胜彪个人账号汇款200万元，同时汇给中间人王树平个人100万元。2011年8月31日，汇源饮用水公司给卡瓦格博开具了200万元的收款收据。

在祝强给记者的一份盖有“北京汇源饮用水有限公司”公章的《商标作用授权书》上也证实了上述内容。在双方《合作协议》上显示，甲乙双方分别为北京汇源饮用水有限公司和云南香格里拉卡瓦格博饮用水有限公司。

在协议签订后，卡瓦格博开始引进设备筹备生产——汇源六分子水。

但到了今年，情况却急转直下。据祝强介绍，今年3月初，汇源六分子水在天津开始批量生产。其间，刚好汇源果汁召开全国销售年会，祝强想让汇源果汁内部人员了解一下他的新产品，但是却遭到了朱胜彪的拒绝。

祝强找到了汇源果汁的执行总裁周红卫，但周红卫告诉他，汇源从来没有授权给朱胜彪生产瓶装水，只是让他生产桶装水，并说会向董事长汇报这件事。随后，汇源果汁了对外澄清公告。公告显示：尽管合作协议列明双方共同发展汇源品牌的饮用水业务，但并未就任何汇源商标的特许使用权达成协议。同时，云南卡瓦格博并未按合作协议履行若干付款责任，因此，汇源饮用水有权终止协议而无须对云南卡瓦格博做出任何赔偿。根据法律顾问的意见，汇源饮用水因云南卡瓦格博违反合约而向人民法院提出诉讼，要求终止合作协议。诉讼目前仍在审理中。董事会认为，诉讼结果不会对集团的财务及经营状况造成重大影响。

显然这让祝强十分不满。他认为，《合作协议》中并没有约定获得使用汇源品牌需要汇源果汁授权。汇源饮用水公司只是汇源果汁旗下生产桶装水的一个子公司，并不是汇源商标的所有人，却以授权生产的方式收费，涉嫌商标授权欺诈。

截至发稿前，案件仍没有最新进展。

管理问题

即便如此，这个案件关键点还是比较清晰的。祝强表示之所以和朱胜彪签订合同，就是因为对方曾明确表示，朱胜彪是汇源大老板朱新礼的侄子，“搞得定”。

曾有媒体报道，汇源果汁董事长朱新礼在通过资本市场做大后，并没有给创业者和职业经理人留出空间，而是让数量众多的亲戚直接介入到管理层。长时间以来，朱新礼的儿女、兄弟、女婿等亲属均在汇源出任要职。朱新礼的女儿朱圣琴多年主管汇源的广告业务、现任汇源果汁副总裁，女婿高勇曾是汇源果汁副总裁，胞弟朱新德曾是汇源果汁总经理。

这样的管理结构并没有给汇源果汁带来什么好运。

1994年朱新礼将水果罐头厂总部搬至北京市顺义县，创建北京汇源果汁饮料有限公司。此时国内的果汁产业几乎一片空片，在这广阔的天地中，汇源飞速成长。

2000年汇源以23%的市场份额高居果汁产业榜首，这引起了新疆德隆系的注意。2001年3月，双方组建“北京汇源”。德隆的到来将汇源带入疯狂扩张的时期。两年间，汇源先后引进11条PET生产线，每条斥资约1.5亿元，而当时国内PET生产线（包括汇源）一共仅有14条。

2007年2月，汇源果汁成功登陆香港联交所，首日其股票大涨66%。2008年9月，汇源果汁宣布与可口可乐达成并购协议，汇源的出售总价高达196亿港元，而朱新礼个人将获得74亿港元。

收购最后被中国商务部根据反垄断法叫停，这给了朱新礼重重一击。此时的汇源已经开始露出下滑苗头。根据2008年报显示，汇源当年总收入为28.197亿元，同比增长6.2%，净利润为8890万元，同比猛降86.1%。而2009年半年报也显示，汇源只实现销售收入8.79亿元，同比下降32.0%；净利润仅为6674.4万元，同比下降81.8%。

而收购失败的可口可乐并没有放弃进入中国的果汁行业，反而加速战略扩张，如今在国内的果汁市场，双方的市场份额已经相差无几。

收购失败的后遗症仍在继续，2010年上半年汇源净利润亏损7224.7万元，是该公司上市以来的首次亏损。随后汇源销售代表减员大约4000人，裁员幅度约为30％。这也是汇源果汁5年来半年报首次出现亏损，而在刚过去的2011年，汇源果汁的利润仅有可怜的3690万元。

朱新礼和他的汇源果汁还能找回到过去的节奏吗？真正的困难或许在于，其一直无法摆脱自己高浓度果汁饮料商的身份，也没有一款真正能够冲击市场的独门利器产品。目前汇源果汁在消费覆盖面更广的低浓度果汁方面行业排名已经由第四下滑至第六，而原有的支柱产品中高浓度果汁市场已经基本饱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