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伤索赔范文

工伤索赔篇1

读者：苗青萍

苗青萍读者：

邱某等四名投资人的说法是错误的，即虽然公司已被注销，但你可以要求他们四人承担赔偿责任。

一方面，公司的四名出资人属于责任主体。《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办案规则》第八条规定：“发生争议的用人单位被吊销营业执照、责令关闭、撤销以及用人单位决定提前解散、歇业，不能承担相关责任的，依法将其出资人、开办单位或主管部门作为共同当事人。”即在用人单位不存在的情况下，可以将出资人列为当事人。与之对应，你自然可以要求将邱某等四名出资人作为承担责任的对象。另一方面，公司的四名出资人难辞其咎。《公司法》第一百九十条规定：“清算组成员应当忠于职守，依法履行清算义务……清算组成员因故意或者重大过失给公司或者债权人造成损失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本案中，你早在9个月以前就已遭遇事故伤害，甚至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及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已经作出了工伤认定及劳动能力等级鉴定，邱某等4名投资人同时也是清算组的成员，完全知道相关情况，但在公司清算过程中没有将你的工伤保险待遇列入清算费用，明知自己的行为会造成你无法从公司财产中获得赔偿的后果，却置自身法定义务于不顾，抱着希望或者放任该损害发生的主观心态，即存在故意。退一步说，哪怕不存在故意，也因为邱某等四名投资人应当预见自己的行为会造成你的损害，却违反基本的职责，未能尽到基本的义务，而构成严重失职。换句话说，无论是出于哪一种情形，都明确表明邱某等四名投资人必须为自己的行为向你买单。

工伤索赔篇2

论文关键词 工伤 第三人侵权 竞合 追偿

劳动者在工作期间因第三人的侵权行为造成工伤的，与侵权人构成侵权法律关系，同时与用人单位构成工伤法律关系。劳动者在索赔过程中，既可基于侵权关系向侵权人主张侵权损害赔偿，又可基于工伤法律关系向用人单位主张工伤保险赔偿。此种情况下存在着侵权民事赔偿和工伤保险赔偿法律适用问题的竞合，民事侵权赔偿与工伤保险赔偿能否同时适用，以及用人单位向劳动者支付工伤赔偿款后能否向侵权人追偿等问题理论界一直有争议。笔者不揣浅陋，略抒己见。

一、工伤保险赔偿和侵权民事赔偿的关系

（一）工伤保险赔偿和侵权赔偿的联系

工伤保险赔偿和侵权赔偿二者皆作为损害救济的方式，都能够对第三人侵权造成工伤的受害者予以赔偿，在功能上存在一定程度上的竞合。从产生和发展的过程来看，工伤赔偿是随着侵权赔偿法发展，为弥补侵权赔偿的不足发展而来的。侵权赔偿的历史源远流长，一直延续至今，进入工业社会后，机器化的工业大生产，商业和工业的发达导致工人伤害事故增多，为了平衡社会的快速发展和对工人的保护，工伤保险赔偿从侵权赔偿中独立出来，并逐渐发展成一种社会保障制度，脱离了私法范畴，成为社会法的重要组成部分。

（二）工伤保险赔偿和侵权赔偿的区别

工伤保险赔偿和侵权赔偿虽然都是对受害的劳动者的救济，但两者还是存在很多区别的。主要体现在：

1.性质和功能不同

工伤保险赔偿属社会法范畴，而侵权赔偿属私法范畴，两者在法律体系中的地位不同。工伤保险赔偿是以社会的整体利益为出发点，通过社会保险来分散工伤事故带来的损害，通过国家之手来分配正义，使社会福利水平整体得到提高，保障劳动者的最低生活水平，功能在于损害填补、损害的预防和损害的分担。侵权民事赔偿以矫正正义为原则，是一种纠错机制，其思想在于填补受害人的损害，通过对加害人科以一定的不利益来减少其利益，并将该利益转移给受害人从而使受害人回复损害发生前的状态，其功能在于对损害的填补、损害的预防和惩罚或制裁。

2.归责原则不同

工伤保险赔偿适用无过错责任原则，受害者主张工伤保险赔偿对企业经营者是否有过错不予考量，对受害者也不适用过失相抵原则。侵权赔偿的归责则不同，从当代侵权法的发展来看，归则体系从单一的过错责任向过错推定、公平责任、无错错责任等多种原则发展，除法律明确规定适用公平责任和无过错责任原则外，一般侵权赔偿的承担都要求侵权人主观上具有过错，没有过错就不承担侵权赔偿，同时适用过失相抵原则，即受害人对损害的发生或者损害结果的扩大具有过错的，依法减轻或免除赔偿义务人的损害赔偿责任。

3.适用的程序不同

工伤保险赔偿首先要申请工伤认定，构成伤残的需经劳动鉴定委员鉴定，然后向工伤保险经办机构申请工伤保险赔付。企业未为员工缴纳工伤保险费的，工伤事故发生后，由该企业向遭受工伤的劳动者依照工伤保险赔偿的标准支付赔偿金。侵权损害赔偿通过诉讼来解决的情况下，要严格按照诉讼的程序进行，受害人要证明侵权的构成要件，涉及到过错以及其他影响责任的事实的证明，会承担举证不能败诉的风险，同时，当事人还要承受诉讼之累。总体来说，工伤保险赔偿的程序要比侵权赔偿的程序要简单很多。

4.赔偿的标准和范围不同

侵权损害赔偿在于填补受害人的损害，不仅包含财产上损害，也包括非财产上的损害，如精神损害抚慰金。而工伤保险赔偿仅限于对工人的人身损害，其目的在于保障受害人的基本生活水平，给付金额也有一定的限制。与侵权赔偿仅限于对受害者造成的现有损失予以赔偿不同，工伤保险赔偿不仅对受害者现有的损失予以一定程度的赔偿，同时对受害劳动者的后续生活予以一定程度的保障。工伤保险赔偿和侵权损害赔偿在具体赔偿费用上的计算标准也不同。

二、工伤保险赔偿和侵权民事赔偿竞合的处理

不同的国家和地区对工伤保险赔偿和侵权民事赔偿竞合的处理采取的方法有所不同，目前，各国或地区解决此问题主要有取代模式、选择模式、补充模式和兼得模式四种。

（一）我国工伤保险和侵权民事赔偿竞合的规定

我国《工伤保险条例》并没有规定工伤保险和第三人民事侵权的法律竞合问题，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2条的规定：“因用人单位以外的第三人侵权造成劳动者人身损害，赔偿权利人请求第三人承担民事赔偿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该条只是明确了第三人侵权造成工伤，受害人可以向侵权的第三人主张赔偿责任，并没有解决受害人的工伤保险赔偿权和侵权赔偿请求权的关系问题。我国《社会保险法》第42条规定：“由于第三人的原因造成工伤，第三人不支付工伤医疗费用或者无法确定第三人的，由工伤保险基金先行支付。工伤保险基金先行支付后，有权向第三人追偿。”从此条规定只能推出因第三人原因造成工伤的医疗费用由第三人承担，并没有明确除医疗费用外的其他赔偿费用的责任主体归属问题。

2011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对“统一第三人侵权工伤赔偿案件裁判标准”问题的答复中解释到：最高人民法院《审理人身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二条和《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六条中规定，均认可了第三人侵权工伤赔偿，受害人可获得双份赔偿的原则。从此回复中可见我国在司法实践中采取的是兼得模式，即受害人既可以向第三人请求侵权赔偿，又可请求工伤损害赔偿。

（二）理论探讨

在最高人民法院出台关于受害人因第三人侵权造成工伤可获双倍赔偿的原则后，引起了学者的激烈争论，有学者主张应当采取补充模式，即发生工伤后，被害人对工伤保险赔偿和侵权损害赔偿均可以请求，但是其所取得的赔偿，不得超过其实际所受到的损害。理由有二：一是工伤保险在于保障劳动者的最低生活水平，同时具有降低企业风险的功能，采兼得模式将不能体现工伤保险降低企业风险的功能，第三人侵权让公司买单，也不符合公平原则。二是采取兼得模式使受侵害的劳动者获得双份赔偿，将会造成与一般的工伤赔偿差距太大，对普通的工伤受害者不公。也有学者主张，因第三人侵权工伤可以得到双份赔偿。理由为：一是法律明确规定了可以获得双份赔偿，没有规定相关的追偿权；二是生命健康无价，仅靠侵权损害赔偿无法填平受害劳动者所受的损害；三是多一份赔偿对受害者多一份保障，法律并没有限制受害人获得双份赔偿，不存在所谓的公平问题。

笔者认为工伤保险和第三人民事侵权竞合的情况下，选择兼得模式显然违反公平原则，同时会使企业的负担加重，违背了工伤保险制度建立减轻企业经营者的负担的目的。在兼得模式下，企业经营者缴纳了工伤保险费，第三人侵权造成工伤事故，在有明确的责任主体的情形下，依然让企业承担损害赔偿责任，显然与建立工伤保险制度的初衷背道而驰，不仅没有分担企业风险，反而加重了企业的负担。其次，在兼得模式下，受害劳动者得同时主张工伤保险赔偿和侵权损害赔偿，其最终获得的赔偿总额可能会超过其实际所遭受的损失，受害者因此而获得的额外的利益，兼得模式与“受害人不应因遭受侵害获得意外收益”这一公认的基本准则相违背。③补充模式不仅可以避免受害劳动者因侵害获得额外利益，同时能够使受害者在其因损害所遭受的损失的范围内获得最大的赔偿。在受害者权益得到周到保护的同时，又能对第三人起到一定程度的制裁和威慑作用。补充模式是现代侵权赔偿制度与工伤保险制度长期磨合的产物，兼具了取代模式和兼得模式的优点，并避免了取代模式、选择模式和兼得模式的缺陷，逻辑更为严密，也更符合社会公平正义的观念。因此，应采取补充模式，并建立相应的追偿制度。

三、第三人侵权引起工伤，用人单位赔偿后的追偿权

为了减轻企业经营者的负担，加强对侵权行为的民事制裁和预防，在工伤保险和民事侵权竞合采取补充模式的同时，应建立和完善用人单位对因第三人侵权引起的工伤赔偿后的追偿制度。由第三人的侵权行为引发的工伤事故发生后，受害劳动者可以同时请求工伤保险给付和普通人身损害赔偿，但其取得的赔偿金和保险金总额，不得超过其实际遭受的损害。用人单位在支付工伤赔偿款之后，有权向该第三人追偿，当第三人为受害人的家庭成员或同事时，追偿情况则有所不同。

（一）第三人为家庭成员

由受害者家庭成员引起的工伤损害，用人单位能否向其家庭成员追偿，目前尚没有统一定论。奥地利关于对家庭成员的追索并没有成文法律的规定，只有基于商业保险的概念所抽象出来的原则，即授予保险机构追偿其家庭成员是不协调的。德国的《社会保险法》规定，如果被保险者的家庭成员的侵权行为引起工伤，保险机构将赔偿医疗费，除了损害是由其家庭成员故意造成的，否则不能像侵权者追偿。但受害者仍然享有向侵权者主张在扣除保险赔偿部分后的侵权责任。④奥地利和德国在此方面的规定并不相同，德国的对其家庭成员的要求更为严格。笔者认为，我国应借鉴德国的做法，若损害因受害人家庭成员过失行为引起的，则工伤赔偿机构不可以向其家庭成员追索，此种规定可以避免家庭成员间不必要的纠纷；若因其家庭成员的故意行为引起的，则工伤赔偿的单位可以向其追索，此种情况下，可以有效的避免受害人与其家庭成员串通骗取工伤保险金的行为。

（二）第三人为同事

工伤索赔篇3

    1.海外游客。海外游客一般都愿直接或通过旅行社向海外保险公司购买旅游意外人身保险。这恐怕主要因为:如果发生旅游意外事故,投保人从海外保险公司得到的赔款绝对额(以硬卜通货币为参照系)较之中国大陆保险公司支付的赔款为高。当然,其前提是投保费也相应要高。正因为如此,一些海外游客在大陆发生意外后丫并不立即一向中国大陆的保险公司索赔而宁愿回国后向其投保的海外保险公司索赔。例如1991年3月,广西旅游总公司所组团队中的一位加拿大老太太,在桂林游览时因意外事故摔断腿骨,她就将医院诊断书和医药费收据正本拿回国去向其投保的公司索赔。

    2.海外旅行社。如果说在l习90年白云山机场事故之前许多海外旅行社(特别是一些港澳台旅行社)为了降低其经营成本而不愿为客人购买旅游意外保险的话,那么,在此之后,几乎所有的海外旅行社为了其自身的利益都或多或少地为客人购买了保险。例如,香港的旅行社一般都为客人购买5港币相应最高赔偿额为5万港币的旅游意外保险。

    3.国内旅行社。国内旅行社一般都会在国内保险公司为自组外联的海外游客购买旅游意外保险。这样做主要是因为:(1)它们必须执行国家旅游局和中国人民保险公司共同制定的《关二F旅行社接待的海外旅游者在华期间实行统一意外保险的暂行规定》;(2)旅行社考虑到自身的利益,特别是1990年白云山机场事件之后;(3)从1990年开始执行的《旅行社旅客旅游意外保险协议书》(以下简称《保险协议书>>)和《旅行社旅客旅游意外保险实施细则》(以下简称《保险实施细则》)中规定:“海外旅游者来华旅游20天以内(含20天).”保险费“一律按每人次20元外汇人民币收取。超过20天的,每超过一天,每人次按1元外汇人民币增收”。这一保险费率对海内外旅行社来说在经济上都是可以接受的,L因为国内旅行社是将其打人成本向海外旅行社报价,而海外旅行社则认为这些费用同整个旅行费用相比只占很小一部分。、_以上当事三方普遍认为,国内保险公司对旅客人身伤害和旅客医疗费等涉及到人身伤害的赔偿额偏低,这表现在:(工)海外游客宁愿将医院诊断书和收费收据正本拿回国向承保的海外保险公司索赔;广(2)多次投保但只能向其中的=个保险公司索赔,就显得赔偿额绝对和(或)相对低;(3)由王电国境内医院的医疗费太低,因而国内保险公司的人身保险所得赔偿款往往低于财物保险得到的赔偿款,产生了一种于情理不合的“物比人贵”的现象。如广西旅游总公司在1991年春节期间接待的旅客因其行李被盗而代其索赔列4.OD元外汇人民币,而在1991年7月和1992年2月阴网伙平溯争故甲,一次仪代旅各索赔剑医疗‘货用128.、功元外汇人民币,另一次则因当时没有送医院检查和医疗而未能索赔。笔者认为,要改变涉及海外游客旅游意外事故导致的人身伤害的赔偿额太低的状况,应解决以下问题:(1)多次投保应多次索赔;(2)在特殊情况下,除了海外保险公司应赔付海外游客在中国大陆发生旅游意外事故受伤害而在境外医院就诊的医疗费用之外,中国大陆的保险公司一也应根据实际情况对此支付一部分赔款;(3)旅客因旅游意外事故造成的人身伤害作为“人”的损失与行李丢失作为“物?,:的损失的区别在于:前者还会产生后者所不会产生的连带财产损失、隐形生理损失和心理损失。所以具体承保的保险公司应该对此有一定的补偿。

    4.承保的中国大陆保险公司。保险公司自然认为其根据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所统一制定的《保险协议书》和《实施细则》而进行的投保和赔偿是合理的:(1)根据《实施细则》第5条第(1)款规定:“对于医疗费的赔偿,保险公司凭中国境内医院收据正本及医院医师诊断书赔付”。既然海外受伤害游客已将医师诊断书和医院收据正本拿去向海外的保险公司索赔了,大陆的保险公司当然就不应再赔付。(2)之所以出现L“物比人贵”的情况是因为中国大陆的医疗费本身就很低(如果与国外相比则更低)。(3)《保险协议书》和《实施细则》都没有对连带财产损失、隐形生理损失和心理损失的赔偿作出规定,况且,生理损失和心理损失也很难度量。喊实质上,以海外游客、,海外旅行社和国内旅行社为一方,同以承保的国内保险公司为另一方的上述分歧及其解决方法主要涉及以下几个问题:

    关于多次投保与多次索赔问题

    首先,必须指出的是:国际货物运输保险的国际惯例中关于“货物”的多次投保的赔偿的做法并不适用或不完全适用于“人”,因为任何一种货物都有其本身的价值量限额,而人的价值是不可限量的。所以,旅客对旅游意外的多次投保应可以多次索赔。建议国家旅游局有关部门与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有关部门协商,允许已在国内保险公司购买了旅游意外保险的、受到旅游意外事故伤害的来华海外游客,凭中国境内医院收据及医院医师诊断书的复印件(正本当然更好),向承保的中国大陆保险公司索赔(或由国内旅行社代为索赔)。协商规定“特殊情况”,一般来说,采用“列举法”容易为旅行业界和保险业界所接受。从旅行社的角度来看,?“特殊情况”是指以下几种情况:(1)中国境内的医院限于条件不能治疗而刁经中国医院出证明必须离开中国进行治疗的;(2)中国境内的医院限于条件未能确诊而在境外的医院重新确诊的;(3)海外游客因假期已满必须赶回去边工作边治疗而不能留在中国境内的医院医治的。当然,.这种“特殊情况”的规定需与保险公司方面共同协商,才能最后确定。需要特别指出的是,许多在大陆旅游的海外游客在遭受意外伤害后,表示“对中国大陆的治疗没有信心”而要求在境外的医院医疗的做法,是不能作为至少不能全部作为“特殊情况”来处理的。‘、”

    关于连带财产损失、隐形生理损失和心理损失的问题

工伤索赔篇4

1、协商解决最快。协商不成，发生工伤事故，用人单位应在30日内提出工伤认定申请，单位未按规定申请的，工伤职工或其近亲属可以在一年内申请工伤认定，治疗终结后申请劳动能力（伤残等级）鉴定，伤残等级以鉴定结果为准。

2、工伤赔偿项目包括：医疗费、住院伙食补助费及护理费、停工留薪期间工资、交通食宿费、伤残工伤辅助器具费、生活护理费、一次性伤残补助金、一次性工伤医疗补助金及一次性伤残就业补助金等。具体赔偿金额须根据伤残等级、本人工资及当地平均工资而定。

3、如协商索赔无果，可以申请劳动仲裁索赔。

（来源：文章屋网 ）

工伤索赔篇5

《财经》记者 罗洁琪

命运转折的前一周,2008年9月22日,刘汉黄,一名贵州松桃苗族自治县的土家族男子,随着“民工潮”南下来到广东省东莞市大朗镇展明五金制品有限公司(下称展明五金)。

那时候,刘25岁。“身高一米七多一点,长得很瘦;有点内向,不善表达。不过,对人很客气,别人帮他一点忙,他就谢个不停。”一名熟悉刘汉黄的员工对《财经》记者说。

刘汉黄操作冲床。进厂的第七天,2008年9月28日下午4时30分左右,在一台运转的冲床机器砸下来的瞬间,刘汉黄右手来不及躲闪,掌部和手指的骨头被砸碎,经诊断,为“压砸毁损伤”。在救治过程中,由于伤情过重,医生不得不将其整个右手掌做了切除手术。

据刘的朋友介绍,进车间前,刘汉黄并没得到厂方的专业培训。

“那活儿是最危险的,来我们医院安装假肢的人,超过一半都是五金厂的冲床工。”一名在东莞某医院任职的工作人员告诉《财经》记者。

从那以后,刘汉黄的经历和众多不幸受到工伤的民工类似,拿着一纸《劳动能力鉴定书》,在政府和法院之间上下求索,守候在厂方老板门口求和解。

2009年5月,刘汉黄工伤索赔案一审判决,厂方被判向刘汉黄赔偿177293元。不过,厂方随即提起了上诉。

2009年6月,基于刘的请求,一审法院执行了财产保全,查封扣押了厂方价值约17万元的机器。“可以说,当时刘汉黄的官司已经赢了一大半,而且未来的执行也有了保障。”刘汉黄工伤索赔案的广东京雍律师事务所律师李晓保告诉《财经》记者。

但令人震惊的是,2009年6月15日中午12时30分左右,刘汉黄在工厂大门内侧的保安室门口,截住正要外出的生产经理赖振瑞,与其发生争吵。展明五金总经理林裕腾和副总经理邵正吉闻讯赶来。在争吵中,刘突然掏出一把弹簧刀,捅向这三人,导致邵正吉当场死亡,林裕腾经医院抢救无效死亡,赖振瑞重伤。

上述三人皆来自台中县。事后,刘汉黄被东莞市公安局大朗分局在工厂附近抓获。刘汉黄用以行凶的是他仅剩的左手。

“他是那么憨厚老实的农村孩子。如果不是工厂欺人太甚让人走投无路,我相信他不会做出这种事情。”刘汉黄在住院期间结识的东莞某医院工作人员小黄,一脸痛苦地告诉《财经》记者。这些年来,她眼见很多工厂冷漠对待受工伤民工的实例,“所以,当我听到这个消息时,内心竟然有种。也许我也被折磨得变态了。”

刘汉黄发生工伤后,他的姐夫从贵州老家赶过来,帮助其向厂方申请赔偿。其实,他并非刘汉黄的亲姐夫,只不过是刘家惟一“见过世面”、曾在外经商的亲戚。刘汉黄家中父母都已年迈,有一个哥哥和一个弟弟,弟弟也在厦门某工厂打工。

刘汉黄杀人案发后,小黄曾和刘的家属通过电话,刘的姐夫心情沉重地表示,事情很复杂。这是刑事案件,已经不是工伤索赔的民事案件了。作为家属,感到无能为力。刘汉黄的年老的父亲几乎绝望地说,不知道儿子为什么会做出杀人这种事情,很想亲自去东莞看看。一直在四处借钱,不过,至今连买车票的钱都还没筹够。

6月下旬,刘汉黄被东莞市检察院以涉嫌故意伤害罪批捕,目前正在看守所等待审判。刘汉黄杀人的动机仍然是个谜。

戛然而止的维权

在工伤索赔官司的过程中,刘汉黄在姐夫的帮助下,一直很认真地依据法律维权。“在去年12月委托我之前,他起码咨询过八个正规执业的律师。”刘汉黄办理工伤索赔的李晓保律师告诉《财经》记者。

2008年11月18日,东莞市社会保障局认定刘汉黄的事故属于工伤。八天后,东莞市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出具《鉴定书》,称“刘汉黄右手掌以远缺失(指右手掌及向手臂方向延伸的部分肢体缺失),腕关节无功能,属于伤残五级,符合安装掌部假手。另外,刘系未参保人员”。这是刘汉黄据以索赔的关键材料。

一位参加刘汉黄伤残评定会的人士告诉《财经》记者,评残那天,厂方也派出了一名负责人来参加。从始至终,该负责人没和刘汉黄说过一句话。

工伤鉴定结果明确后,刘汉黄和姐夫开始对厂方提出维权索赔约10万元,其间也曾多次向厂方提出和解。而厂方认为索赔金额过高一直拒绝商谈。“金额其实是可以商谈的,但厂方一直采取消极的态度,不愿意和律师见面。”李晓保告诉《财经》记者。

和解无望之后,刘汉黄的姐夫遂建议刘提起劳动仲裁,认为一定要打官司,“就是要争一口气”。2008年12月22日,刘汉黄向东莞市劳动部门递交了劳动仲裁申请,提出:解除劳动合同,厂方支付一次性伤残补助金、一次性伤残就业补助金和一次性工伤医疗补助金等,共计78280元。另外,请求厂方支付今后12次安装和更换假肢费共计21.6万元。在后来的司法诉讼中,假肢的安装和更换费用成为双方争议的焦点。

2009年1月,东莞市劳动争议仲裁庭大朗分庭开庭审理刘汉黄工伤索赔案。代表厂方出庭的展明五金副总经理邵正吉在庭上曾称,同意支付刘汉黄安装假肢的费用,但是不同意需12次安装和更换假肢的预设计算。但李晓保律师说,仲裁案开庭后,刘汉黄再向工厂请求给付费用先安装假肢,厂方又不同意了。

据《财经》记者获得的刘汉黄工伤索赔案《仲裁裁决书》,仲裁庭认为刘汉黄评残后并未实际发生安装假肢的费用,其提出的一次性支付安装和更换12次假肢的请求欠缺实质依据,所以对安装和更换都不予支持。仲裁庭裁决,厂方应向刘汉黄支付赔偿共计约5万元人民币。

“哪个民工能自己掏出几万块钱先去安装假肢,然后再来要求厂方赔付?”李晓保对《财经》记者表示,首次仲裁的思路是有问题的。李晓保称,他曾经过一个同样是五级伤残的工伤索赔案件,东莞中院判决厂方承担员工70岁以前更换假肢的费用。“一般来说,假肢每四年更换一次。刘汉黄才26岁,那么到他70岁之前,加起来就有可能是12次。”

不服仲裁裁决,刘汉黄又依法诉诸东莞市第二人民法院。“原本厂方并不重视这个官司,仲裁结束后才委托了律师法院的诉讼案件。”李晓保告诉《财经》记者,在仲裁阶段的答辩书都是厂里的负责人自己手写的。

2009年3月16日,东莞市第二人民法院对刘汉黄工伤索赔案适用简易程序开庭一审。厂方向东莞市第二人民法院辩称,本次受伤是因为刘汉黄不听厂方劝告造成的,并且提出在刘住院期间,厂方已经按照16元/天的标准支付了伙食费,而刘提出的35元/天的赔付标准过高。

《财经》记者获得的《民事判决书》显示,2009年5月底一审法院判决,因展明五金没有为刘汉黄办理工伤保险,致使刘无法得到社会保险保障,所以相关的工伤保险待遇应由厂方承担。安装假肢存在现实性和将来更换假肢具有可能性,所以酌定由厂方先行支付五次安装的费用。上述所有赔偿款共计177293元。

为了保证判决得到执行,李晓保建议刘汉黄申请了财产保全。法院于6月2日查封、扣押了展明五金价值17万元的机器设备。

李晓保告诉《财经》记者,对于这个判决,他问过刘汉黄的意见,刘表示:“可以了,不上诉了。”

但厂方不服一审判决,于6月13日向东莞市中级法院提起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并提出是刘汉黄在劳动合同中主动要求“本人因自身利益主动放弃厂方购买社会保险”。据了解,厂方不服的主要原因是认为赔偿底线是9万元。

得知厂方上诉后, 6月14日,刘汉黄曾用自杀行为要挟厂方尽快赔偿。“那天很多人站在工厂门口围观,我过去看了一下,看到一个人站在厂里楼房的阳台边沿上,声称要跳楼。”工厂附近一个商铺的老板告诉《财经》记者。

经警方劝阻,刘汉黄答应次日和厂方和平商谈。第二天上午,刘汉黄和赖振瑞等人再次协商但无果,约定当天下午继续谈判。然而,中午12点多,刘汉黄就用弹簧刀刺向工厂的三名高管。

刘汉黄失控杀人的原因至今仍难判断。据知情人透露,刘汉黄在行凶前曾受到工厂不法对待。当日刘汉黄曾约了人欲外出,却被厂方安排保安拦截。

“情”与“法”之争

2008年9月受伤后,刘汉黄一直住在工厂里,并在随后两个月接受过厂方共计1447元的停工留薪期工资。但是,自2008年11月26日刘汉黄的劳动能力鉴定完成之后,厂方没有再向刘支付工资。经统计,厂方在刘汉黄工伤之后的九个月陆续支付资金共计8608元,包括停工留薪期的工资、医院护理费、生活所需的费用和刘汉黄的弟弟在刘住院期间照顾他所发生的费用。

“工厂已经继续向刘汉黄提供吃住了,本来完全可以让他搬出去的。而且依照法律,厂方也有上诉的权利。”东莞台商协会会长叶春荣告诉《财经》记者。

不过,广东胜伦律师事务所资深劳动法律师肖胜方告诉《财经》记者,依据法律规定,在伤残五级的情况下,如果刘汉黄自己不提出解除劳动合同,用人单位就不能单方解雇。既然刘汉黄还是员工,就应该享有和其他同事一样的食宿权利及其他的薪酬福利待遇。在劳动能力鉴定以前,厂方应该支付停工留薪期的工资;在鉴定之后,如果还没解除合同,厂方有义务重新安排岗位,否则,员工则可以要求厂方按照原来的标准给付工资。

“刘汉黄工伤索赔案件毕竟还在上诉期间,最后法院判决判多少厂方才赔多少。”一位在东莞的温姓台商对《财经》记者称,“不过,我们一般都会给受伤的工人封个红包‘压压惊’,这点台湾传统的人情味我们还是有的。但不知道这个工厂为什么没有做。”

肖胜方律师告诉《财经》记者,在法院一审判决之后,工厂固然有上诉的权利,但是从道义上说,厂方预先赔偿一部分,解决刘的生活急需,在一定程度上也能避免尖锐的冲突。另外,员工可以向法院申请先予执行,也就是在判决生效前,向法院申请厂方先支付部分赔偿金。

不过,申请先予执行,是有严格条件的。一名不愿具姓名的律师称,一些地方的法院曾委婉提醒律师不要提出先予执行,因为法官的办案压力已经太大了,把案件迅速判下来已经不错了。

据《财经》记者了解,2008年1月1日《劳动合同法》实施后,东莞市各级法院在2008年受理的劳动争议案高达23044宗,同比上升159.18%,占全市法院去年受理案件的20%以上。

又据深圳市劳动争议仲裁院2008年5月的统计,该院2008年一季度受理的劳动争议仲裁案件较去年同期增长277%,在制造业集中的宝安、龙岗两区,劳动争议案件同比上升392%和360%。广东省劳动和社会保障厅2008年10月向全国人大代表视察组汇报情况时透露,2008年1月至8月,广东省各级劳动争议仲裁机构处理劳动争议案件17.5万件,同比增长2.6倍;涉案人数和涉案标的分别增长3倍和4.2倍。

在案件数量多倍增长的情况下,法院和仲裁庭也只能疲于应付。广州市番禺区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干脆在门口挂出牌子称,“2009年4月8日申请立案的仲裁案件,按立案的次序排列拟定在2010年3月18日后开庭”。

多名被采访人士都指出,经济发达地区的《劳动合同法》普法工作做得比较到位,员工的维权意识普遍提高。这是2008年1月以来珠三角地区劳资纠纷“井喷”的主要原因之一。而且由于取消了仲裁收费,仲裁的范围也扩大了,劳动者维权更加便利。

同时,很多企业的管理模式还来不及完成“合法化管理”的转型,例如不签署合同、没有保留工资条等。所以,面对员工的维权,企业往往显得很被动。

不过,劳资纠纷的法律渠道表面上畅通,实际蕴含了很多问题。据广州市中级法院的一名法官介绍,除了讨薪纠纷可以一裁终局,大多数的劳动纠纷是“一裁二审”,即如果不服裁决可以继续启动法院的诉讼。

现实表明,大多数案件在仲裁裁决后,还是会进入法院。所以,劳动纠纷的解决过程往往就会很长,往往从申请仲裁到开庭需要一年;等到二审,通常已经耗去两年。这个过程中,劳动纠纷不能得到及时的处理,社会矛盾容易囤积。

“对于‘一裁两审’的制度,我个人是持保留意见的。”深圳市罗湖区劳动仲裁委员会的仲裁员苏海刚称,这实际上很浪费司法资源。而且,由于仲裁和法院之间缺乏案件反馈制度和沟通渠道,仲裁庭往往不知道法院究竟对哪些案件改判了。仲裁和法院的司法规则存在差异,长此以往就会让当事人不服仲裁裁决。

广州中院的前述法官也认为,目前劳动争议案件的处理,各地的处理标准不统一,所以劳动者和企业各自都能找到对自己更有利的案例,都容易不服判,更使得矛盾难以调和,拖长了调解或审理的过程。

刘汉黄案反映了一个很现实、迫切的问题,即在漫长的等待过程中,如何安抚劳方的情绪,避免其被激化?

刘的律师李晓保透露:“刘汉黄原来的和解要求也就是10万元。”如果厂方预付部分赔偿金,让刘汉黄有生活来源或者有钱回老家,则其精神痛苦或许能得到缓和,也不至于发生如此悲剧。

中国劳动关系学院法学系副教授王向前对《财经》记者表示,如果劳动者在受伤之后没有受到公正的对待,用人单位反应冷漠,工伤者就容易愤怒,采取不理智的行为。“身体受到这样大的伤害,会对未来感到恐慌。”

工伤索赔篇6

（一）受伤未致残的：

如果因交通事故受伤但还未达到致残的程度，那么伤者可以索赔的项目有7项：医疗费、误工费、护理费、交通费、住宿费、住院伙食补助费以及必要的营养费。

（二）因伤致残的：

因交通事故致残，除第一条的各项费用外，还可以索要以下赔偿项目(6项)：残疾赔偿金、残疾辅助器具费、被扶养人生活费，以及因康复护理、继续治疗实际发生的必要的康复费、护理费、后续治疗费等。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受害人遭受人身损害，因就医治疗支出的各项费用以及因误工减少的收入，包括医疗费、误工费、护理费、交通费、住宿费、住院伙食补助费、必要的营养费，赔偿义务人应当予以赔偿。

工伤索赔篇7

去年，我在采访一家养老院的时候，听说了这样一个故事。一位老伯被几个子女送进了养老院，但老人不愿意住养老院，想回家，情绪非常低落。入住一个星期后，他竟然从楼上一跃而下。事发后，子女找到养老院，要求赔偿数十万元，并且称拿不到赔偿就不将遗体火化。尽管老人的死主要责任不在养老院，但此时已接近春节，为了能让大家都安心过个年，也让老人尽早入土为安，养老院院长同意赔偿家属18万余元。

老人在养老院内发生伤害事故，养老院给予巨额赔偿的，不在少数。现在人们的法律意识和维权意识都很强，老人一出事，家属就会向养老院索要赔偿，甚至对簿公堂，而且索赔的数额都很高：老人养老院内独自进食窒息死亡，法院判决养老院赔偿十多万元；七旬老人在养老院摔倒受伤后死亡，养老院被判承担60%责任，赔了20万元……此类案例，经常见诸媒体；此类诉讼，每家法院的受理量都不少。

如此高额的赔偿，让养老院不堪重负。据业内人士介绍，老人本是一个易发生伤害事故的群体，在家里也会跌跤或吃东西噎着，在家里受伤，只能自己“吃进”，而送进养老院，某些家属就可以索要一笔赔偿。事实上，养老机构本身属于微利行业。房租、伙食、水电费，都在不断上涨，特别是护工工资，几年前大概1500元就够了，现在最少3000元，还要缴纳社会保险，而对老人的收费不能太高……一家中型的养老院，每年盈利不过二三十万元。如果一年出二三起意外事故，就等于一年白做；两三年白做，这家养老院也要关门了。

养老院的高风险，需要引起全社会关注。如果越来越多的养老院因无法承受风险而关门，那最终苦的还是老人；或者，如果养老院为避风险，只收生活能自理的健康老人，而不愿收患病、瘫痪、失能失智的老人，那么，照料这些老人的重任只能落在家人身上。

要化解养老院的高风险，有几个方面可以入手。其一，老人入住养老院后发生伤害事故，家人应当理性维权。不少养老院的院长都说，许多子女认为，老人进了养老院就等于进了保险箱，其实并非如此。养老院的责任是有限的。老人本身、家属也应当考虑到可能发生的风险。

其二，此类案件的增多也给养老院提了醒：应当增强法律意识，增强抗风险能力。首先要完善合同，对老人身体状况、护理等级、服务内容以及双方的责任等列得越细越好，必要时可以请法律工作者对合同把关。其次，养老行业也应引入各类保险，在发生意外时可以减轻负担。

第三，法律专家指出，目前法院判决此类民事赔偿案的依据是《民法》。老人与养老院是一个合同关系，造成伤害，依据合同关系承担相应赔偿责任。法官有自由裁量权，根据“自由心证”对责任进行认定，有时也参照过去的案例判决。养老院的伤害赔偿，十多年前是比较少的，而现在此类案件大量出现。经过一段时间实践，现在看来，一些法院对养老机构要求过高，是否有值得反思的地方？

工伤索赔篇8

【关键词】农民工 工伤事故 救济途径 公力救济 自力救济

农民工作为城市中的普通劳动者，以提供劳动力为生，其中，相当一部分农民工所从事的工作危险系数较高，容易发生工伤事故。工伤事故发生后，农民工往往陷入茫然之中，不仅维权无从下手，而且维权道路上充满荆棘。通过对农民工工伤事故救济途径的分类及归纳对比，提出关于完善农民工工伤事故救济途径的新构想，从而为农民工维权指明方向，对于构建和谐社会，切实实现社会公平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

农民工工伤事故救济途径的分类

在具体研究农民工工伤事故救济途径之前，首先需要明确“工伤事故”及“工伤事故的责任认定”的概念。工伤事故包括两个方面，即突发性伤害事故和职业病。而工伤事故的责任认定是确定赔偿主体的重要依据，只有该事故被认定为工伤事故，那么单位才有可能成为赔偿主体，否则只能由责任人自身承担责任。构成工伤事故责任的要件主要包括五个方面，其一，职工与用人单位之间必须存在劳动关系；其二，职工必须有人身损害事实；其三，职工的损害必须在其履行工作职责的过程中发生；其四，事故与职工受到的损害之间有因果关系；其五，事故不是由于职工自身故意造成的。

公力救济。农民工的工伤事故的救济途径主要分为两类，公力救济和自力救济。公力救济主要是指民事权利受到侵害时，由国家机关通过法定程序予以保护。尽管公力救济是由国家的不同机关对权利的不同程度的保护，但工伤事故发生后最为常用的是司法救济。

公力救济的具体途径如下：第一步，进行工伤认定，这是开启工伤事故赔偿大门的钥匙；第二步，进行伤残鉴定，这是确定用人单位赔偿责任大小的依据；第三步，落实工伤保险待遇；第四步，劳动争议仲裁及诉讼，经过仲裁如果仍不能得到合理的赔偿，便进入诉讼途径，由人民法院进行终局裁判。

自力救济。自力救济是指民事权利受到侵害时，权利人在法律规定的限度内，自己采取必要的措施保护其权利。通俗地讲就是“私了”。发生工伤私了的事情，一般都由两方面造成：一是用人单位为了逃避安全责任和工伤保险责任，因为如果到劳动部门去“公办”，就必定追究单位的安全生产责任，并责令按照国家规定保障工伤职工的待遇；二是工伤职工不了解工伤保险规定和自己的权益。而农民工面临的经济压力也是有目共睹的，由于从事的工作性质特殊、工资结算的方式特殊，工资往往在工作结束后统一结算。一旦突发工伤事故，经济压力便成为横亘在他们面前的主要压力。首先是筹集医疗费用，其次才是赔偿问题。这便给“私了”充分的契机，用人单位经常以签订“私了协议”作为提前支付治疗费用的筹码，农民工只能被动接受这种“一竿子”的协议。

关于农民工工伤事故救济途径的反思

与自力救济相比，公力救济最显著的特征是保障性，它是农民工维权途径的最后一道有力屏障，处理结果较为公正，补偿范围也较为全面，赔偿金额相对合理。对于各方利益权衡作了十分中肯的估计，既考虑日后农民工生活中更换残疾器具及靠农民工抚养的家庭成员的利益，也考虑用人单位的营业持续性。公力救济重视程序，而严格的程序无疑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保证了审判结果的公平与公正，另一个方面使得当事人必然经历一个相当长的索赔过程。相比较而言，自力救济灵活性更明显，确保当事人能够迅速获得一定数额的金钱赔偿，防止伤情进一步扩大。但它的弊端也是十分明显，不能公正解决纠纷，以牺牲农民工一方长远利益为代价，埋下了不能充分解决纠纷的导火索。用人单位仅花费了非常少的费用，将本该由其承担的责任转归农民工及其家庭来负担。综上，公力救济对于工伤事故的处理是一种迟来的正义，而自力救济则是表面的正义。

关于农民工工伤事故救济的构想

近几年，伴随城市化进程的不断加快，外来务工人员也不断增多，农民工正是他们之中的主力军，农民工遭遇工伤事故得不到合理赔偿的情形在各城市已经是一个不能回避的现象。农民工在工伤事故维权中主要面临两大窘境，一是来自经济方面的压力，不仅要承受高额的医疗费用，还需承受维权过程中所必须支出的鉴定费用，交通食宿费用等等；二是对于维权途径的盲区，要么没有维权意识，要么不知怎样维权，要么不知应该得到哪些合理的赔偿。法律设定的本义是为专门从事的法律相关工作的人参考并适用，普通人不能理出头绪、自如地加以运用十分正常，而农民工囿于文化知识及法制意识的限制，更不可能对求偿途径中法律所规定的各个环节十分熟络，但是由于经济原因的限制他们无力聘请律师，因此尽管法律法规始终致力于从各个角度对劳动者权益进行保护，但是当农民工运用法律武器时，仍遭遇了许多两难的局面。因此，构建专门的用于保障农民工工伤事故的救济途径十分必要。

联合办公，为农民工工伤求偿安排专人进行指导。由于普通人并不熟悉工伤事故救济的环节，必须依赖律师的参与，但是律师的参与对于农民工濒临崩溃的经济无疑又是一层负累，因此，联合办公可以使得工伤事故救济途径明晰且简便。联合办公是指将工伤认定及伤残等级鉴定的部门集中在一个地点办公，并设置咨询台，委派专人为维权农民工提供救济途径指引。联合办公不仅大大缓解农民工来回奔波造成的经济损失，而且缩短认定及鉴定的时间，切实对工伤事故索赔的程序进行了简化，也推迟了律师介入的时间，进一步减轻了维权农民工的经济压力。

简化程序，缩短工伤认定异议的时间。公力救济途径对程序要求十分严苛，为此设定了许多异议程序，它们使得公力救济的结果变成迟来的正义。《工伤保险条例》第二十条规定“社会保险行政部门应当自受理工伤认定申请之日起60日内作出工伤认定的决定，并书面通知申请工伤认定的职工或者其近亲属和该职工所在单位。社会保险行政部门对受理的事实清楚、权利义务明确的工伤认定申请，应当在15日内作出工伤认定的决定。”该条规定取消了工伤认定争议中的行政复议前置程序，缩短了处理争议的程序和时间，这为农民工赢得工伤赔偿进一步争取了时间。

加强对农民工职业病认定、救治及赔偿方面的有关措施。农民工是一群特殊的劳动群体，农忙时节需回到土地上进行耕作，很难形成固定的劳动关系。不仅没有正规的劳动合同，而且由于职业病自身具备一定的累积性和潜伏性，这些都为寻找真正的责任主体造成阻碍。因此绝大多数农民工在罹患职业病后都异常平静地等待死亡的到来，不去寻求救济，因为无法寻求救济。因此实行举证责任倒置对于农民工职业病救济方面意义重大，规定举证责任由处于强势地位的企业来承担，一旦不能举证该农民工从未在该处工作过，应当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另外，社会有必要提供专门的农民工职业病救治专项基金，这样方能充分显示社会公平。

开辟农民工“绿色通道”，安排专门的法律顾问为农民工工伤求偿案件进行。由于劳动仲裁制度的设置使得用人单位更易取得有利裁决，因此农民工在工伤事故发生后，多数只能希求通过诉讼途径得到较为公正的判决。正是因为公正性强，因此诉讼程序将最终拿到赔偿的时间战线拉得极长。为了保证受伤农民工及时得到救治，家庭成员能够得到供养，应当尽量缩短诉讼时间。因此，针对农民工工伤事故索赔案件，应开辟专门的“绿色通道”，快速审结案件。另外，为了减轻农民工在工伤索赔案件中的经济压力，在案件审理时，最好由法院指派专门的法律顾问来帮助农民工维护自身权益，进一步缓解农民工维权的经济负担。

增强工伤事故防范意识，缴纳工伤保险费。从工伤事故发生的原因来看，有些纯粹是意外事件，有些属于人为操作不当，有些是由于第三人故意，而绝大多数的工伤事故发生的原因在于用人单位没有对工作中可能发生的隐患做好预防措施，没有对工人进行上岗培训。农民工作为临时性职工，本身文化素质不高，安全生产及事故预防意识也不高，从事的工作却具有相当高的危险系数，用人单位为了节省投资几乎不做任何事故预防防护措施，这些均导致农民工发生工伤事故的几率大大提高。在农民工上岗前，必须强制用人单位对农民工进行操作培训并提供必要的安全保障措施，同时要进行专门的安全生产教育。在此基础上，农民工自身也应提高工伤事故防范意识。另外，社会应加强对工伤保险的宣传，动员农民工积极参与，从而为发生工伤事故的农民工提供最有力的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