危机公关华夏范文

时间:2023-11-09 13:47:16

危机公关华夏

危机公关华夏篇1

关键词:华夏银行 竞争力 优势

中图分类号:F830.3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914(2011)01-209-01

一、华夏银行现状

华夏银行成立于1992年,是一家股份制商业银行,于2003年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截至2009年年末华夏银行共有从业人员12301名,分支机构349家。华夏银行前10位的股东及其持股比例分别是:首钢总公司13.98%,国家电网公司11.94%,德意志银行股份有限公司11.27%,红塔烟草有限责任公司6%,SCA3.43%,德意志银行卢森堡股份有限公司2.42%,北京三吉利能源股份有限公司2.35%,包头华资实业股份有限公司1.75%,上海健特生命科技有限公司1.74%。华夏银行是北京市国资委控股的大型金融机构,与北京市政府关系紧密,以往华夏银行行长往往由北京市的前副市长担任,因此,华夏银行有一定的本土化优势,有更多的机会参与北京市重点项目中。在2008年-2012年华夏银行发展规划纲要中,明确规划的发展总目标为“把华夏银行建设成为资本充足、内控严密、运营安全、服务优质、效益良好、具有国际竞争力的现代化中型股份制商业银行”,把“全面建设先进的科技体系与营运体系、严密的风险管理体系、健全的运行管理体系、和谐创新的企业文化体系”视为全面实施发展战略的4个战略支撑。2009年,针对国际金融危机背景下种种不确定性因素增强、外部监管日益严格等特点,华夏银行提出“坚持存款立行、风控保行、服务兴行的经营原则”,将“保增长、调结构、控风险、创效益”作为企业核心经营目标,在落实经营计划重点工作过程中,以“控风险”为主线,重视内控体系建设,逐步健全全面风险管理架构,优化风险管理制度及流程,突出加强信用风险、操作风险防范,强化市场风险和流动性风险监管,持续提高管理及内控水平,有效保证了全行经营目标的实现。

二、华夏银行比较优势分析

华夏银行作为一家全国性商业银行,若想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占据有利地位,必须着力提升华夏银行的市场竞争力。当前,商业银行正面临良好的发展机会:一是随着世界经济复苏和我国经济率先走出危机,我国工业生产加速回暖,消费继续保持快速增长,经济形势向好势头明显。银行业在这样的背景下,有望摆脱金融危机的不利影响,实现快速发展。二是随着金融体制改革的深化,中国银行业的监督机制逐步完善。监管机制的健全,为金融机构提供了公平的市场竞争环境,有利于银行竞争力的提高。三是中国产业结构不断调整,经济的结构日益合理,银行客户日趋多元化、理性化。华夏银行在新的背景下,可通过不断创新产品,发展、壮大优质客户,提升自身市场竞争力。四是信息化是当前金融业不可阻挡的势头,我国银行业的整体发展也呈现信息化程度快速加强的趋势,这为银行业的信息化变革提供了可能。股份制商业银行是信息化建设增长速度最快的一类银行。华夏银行可借助信息革命实现企业的跨越式发展。华夏银行企业本身具有优势可使华夏银行有可能比它的市场竞争对手做的要好。华夏银行有以下几个方面的优势:首先,华夏银行制定的2008-2012年发展规划纲要明确提出要建设先进的科技体系和运营体系、严密的风险管理体系、稳健的运行管理体系、和谐的企业文化体系的内控目标。华夏银行积极推行“诚信、规范、和谐”的核心企业价值观,为华夏银行的健康、稳健发展提供了有力的支持。其次,2009年,华夏银行增加了36家营业机构,并新设了村镇银行。华夏银行立足基层,积极推进设立村镇银行,在一些县域城市设置网点,服务县域经济及“三农”发展。其三,新设了中小企业信贷部和9个地区分部,优化服务流程,加强对中小企业信贷支持和业务的内控管理。推行“龙舟计划”,积极打造“中小企业金融服务商”品牌以支持中小企业发展。其四,和国有大型银行相比,华夏银行工作人员服务意识强,资源整合相对灵活。其五,相比外资银行而言,具有更多的本土化优势,在营销网络及客户资源方面有优势。其六,风险意识强,注重对信用风险、信息风险、市场风险、信息科技风险、操作风险等经营管理风险的控制。

三、提高华夏银行市场竞争力的对策

1.加强与德意志银行合作。2005年,德意志银行开始入股华夏银行,华夏银行试图借此建立现代商业银行新形象。德意志银行的丰富管理经验及先进的技术正是华夏银行需要学习的,如德意志银行在零售银行业务方面的丰富经验,能为华夏银行开展财富管理、风险控制、扩大业务范围方面给以很好的借鉴。首先,华夏银行和德意志银行在个人理财产品的研究开发方面可以进行创新,给投资者更好的回报,以赢得理财投资者的信赖;其次,可加大财富监管方面的合作,发展丰富的私人业务,以满足富裕阶层及贵宾客户的需要;再次,在产品研发方面,一方面华夏银行需学习德意志银行的先进经验,另一方面华夏银行应结合自身本土化优势以及北京市背景,开发适合自身的产品;最后,在已合作比较成功的风险管理及信用卡合作等的基础上,继续深化业务合作。

2.重视产品创新。面对富裕阶层理财需求的不断增加,华夏银行应积极学习外资银行,不断扩展业务。首先是满足消费者的需求;其次是消费信贷的需求;第三是企业的理财需求。现在企业除了各类融资需求之外,也产生了现金管理和各类避险工具需求。这就要求华夏银行持续提高自身业务水平,做好企业理财顾问。第四是因企业客户结构变化而产生的需求。随着利率市场化的逐步推进,银行定价权不断增加,风险与收益的匹配,推动了银行客户结构调整,华夏银行应适应形势,发挥企业竞争策略灵活的优势,尽快开发出适合中小企业的产品和服务。

3.强化内部监控。华夏银行作为一家以营利为目的的商业银行,其内部监控应贯穿银行各项业务和各操作环节中,覆盖全部的部门、岗位以及所有工作人员。华夏银行内部监控建设具体工作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是内部监控环境方面,应该加快分支机构建设,增加华夏银行的客户群及影响力;强化人力资源管理、优化企业激励约束机制;进一步推动企业文化进程,构建良好内控环境。其次是风险识别与评估,应制定风险管理操作政策,完善关键风险指标,同时,完善流动性风险管理体系,以便高效和准确的识别企业面临的风险,从而确定应对策略。其三是在内控措施上,华夏银行应明确划分相关部门、岗位职责,健全相关应急机制,实现对经营管理行为的全方位覆盖,有效防范各类风险。最后是内控机制的信息交流与反馈上,应积极搭建信息共享平台,完善信息报告制度,实现信息交流与反馈顺畅、及时、有效。

4.完善人力资源体系。目前,华夏银行人力资源管理体系的作用并未得到充分发挥,阻碍了华夏银行市场竞争力的提升。若要实现“一流管理、一流效率、一流队伍、在国内有相当规模并在国际上具有一定影响的现代商业银行”的目标,需建立国际领先的人力资源管理体系。当下,受金融危机影响,许多在海外工作的中国人才纷纷返回国内发展,华夏银行应当抓住这个机会,大量引进优秀的国际金融人才,同时加大对本企业原有员工的培训力度,逐步与国际接轨,快速提高华夏银行竞争力。

总之,竞争力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在一定的企业文化环境下综合开展,不断加强,才能转化为企业经济效益。

参考文献:

1.杨家才.商业银行竞争力及其评价研究[J].金融研究,2008(12)

2.尹驶光.我国中小商业银行竞争战略的选择[J].现代金融,2008

3.李希义.中国商业银行竞争力分析[M].经济管理出版社,2009

(作者单位:华夏银行太原分行营业部 山西太原 030000)

危机公关华夏篇2

QDII浮亏逾12亿人民币

美债危机牵动着QDII基金的神经。尽管QDII基金直接投资美债占比不多,但是在担忧美债违约的情况下,全球市场相关指数走低,其中截至7月29日,道琼斯指数已是连续6天下跌。这使得投资海外的QDII基金遭遇不小损失,如果从5月16日美债规模达到14.29万亿美元上限的时间点算起,基金QDII至今已浮亏逾12亿元人民币。

统计显示,截至今年6月30日,在已经发行成立的QDII基金中,仅有两家基金持有债券。其中华夏全球精选债券汇总的市值约8.51亿元,占资产净值的4.72%;博时抗通胀基金的债券投资市值则为9924万元,占资产净值的7.53%。从直接投资美债上看,仅有华夏全球精选一只QDII基金。

15只集合理财净值近红线

近日,2011年度券商集合理财产品半年报披露完毕。据统计,多达15只券商集合理财产品的资产净值萎缩至1亿元附近。根据《证券公司集合资产管理业务实施细则(试行)》的相关规定,“连续20个交易日计划资产净值低于1亿元,集合计划应当终止”,这意味着15只券商集合理财产品正濒临清盘。

业内人士分析,多只券商集合理财产品掉入清盘“陷阱”,既有业绩方面原因,也有发行方面的原因。投资业绩不理想,导致产品净值下降,引发投资者大额赎回,这很容易理解;然而,券商集合理财产品的认购门槛偏高,导致首发规模偏小,也是一个必须引起重视的现象。

王亚伟二季度重仓股揭秘

在经历了今年来的大幅调整后,创业板公司重新获得了基金的青睐。统计显示,在已公布半年报的上市公司中,华夏基金王亚伟管理的华夏大盘进入维尔利、易华录和电科院三家创业板公司的十大流通股东名单,同时其管理的华夏策略也在易华录的十大流通股东名单中出现。

据统计,截至8月2日,在已经公布半年报的上市公司中,华夏大盘共在10家上市公司的十大流通股东名单中出现,分别是丰乐种业、峨眉山A、丽江旅游、威尔利、易华录、电科院、广汇股份、天科股份、涪陵电力和科达机电。而华夏策略则在丰乐种业、易华录、广汇股份和涪陵电力等四家公司的十大流通股股东名单中出现。

基金论市

博时基金:积极关注资源品的投资价值

近期市场持续调整,继续对前期较快的涨幅做一定消化,对国内外不确定性因素的担忧,也使大盘上攻管力。此外,尽管欧盟对希腊债务重组采取了阶段性的措施,暂时平缓了市场的担忧情绪,然而欧元区的债务危机还远未结束,不但希腊、葡萄牙等国近期局势持续严峻,欧元未来的走向依然扑朔迷离。

展望未来中国经济发展,通货膨胀水平依然会是下半年市场关注的重点。政府正在积极引导市场通胀预期,政策调控节奏开始更多关注通胀拐点,而不再是单纯的通胀水平。在投资方面,我们会积极关注资源品类的投资价值,尤其是业绩增长稳定性强的品种以及价值被低估的公司。

华商基金:下半年市场将现结构性机会

华商动态基金经理梁永强认为,一个经济体发展到一定程度,类似一辆车在弯道处一定是需要减速的,中国在目前的情况下就面临着转型,在这样一个宏观背景下,必然面临GDP的减速,这将是一个中长期的状况。同时,中国城市化进程还处于加速阶段,社会需求潜力很大,这也为中国经济改革提供了大的背景。

对于下半年行情走势,梁永强认为市场将呈现出结构性机会。他表示,今年年初新兴、消费板块估值高高在上的,而周期类估值较低,上半年没有出现产业方向的行情,但这一情况下半年会有所变化,随着财政政策的调整,产业政策和专项规划相继出台,结构性的投资机会将会显现。

国联安主题:关注稳定增长类股票

国联安主题基金经理韦明亮指出,从下半年的情况来看,站在目前的时点,宏观经济依然面临非常大的不确定性:一是通货膨胀,迄今为止从通货膨胀环比增长趋势来看没有任何见底的迹象,这是最大的不确定性;二是地产投资,市场普遍认为地产投资下降是缓慢回落的过程,这种判断有可能是部分乐观的,因为上半年地产投资始终维持高位,随着货币紧缩的继续,地产投资在未来不排除出现大幅下降的可能性。

危机公关华夏篇3

在海外金融危机、欧债危机及国内经济增速放缓的大背景下,如何有效缓解小企业的生存发展困难?57.14%的小微企业认为应对他们的贷款实施各种帮助,此外希望降低流通环节的费用、减免税收、提高企业经营管理水平等。

面对小微企业的多元化诉求,近年来,中国银监会不断引导银行业金融机构改善小微企业金融服务,商业银行亦在积极响应并行动中。

其中,华夏银行践行“同舟共济、共同成长”的服务理念,用三年时间持续打造出“华夏之星”系列公益活动、着力提升小企业“软实力”的举措格外引人注意。

8月下旬,《投资者报》分别走进两家“华夏之星”——乐动天下(北京)体育科技公司和北京花儿朵朵花仙子农业有限公司,探寻这两家茁壮成长的小企业背后的创业故事。

两家企业的创始人,一个生自南方,一个长于北京京郊,尽管印刻着不同地域的性格特色,却共同具备着坚韧、执着的创业者品质;而2010年、2011年两次与华夏银行的交集,更让他们感受到在创业的艰辛道路上,自己并不孤单。

白手起家,坚持“乐动天下”

勤奋好学,乐观开朗,是乐动天下(北京)体育科技公司董事长余军涛给人的第一印象。

出生于湖北鄂州的他,1999年进入清华大学自动化系念硕士。2002年7月硕士毕业后,余军涛放弃了出国的机会,利用自己积攒的特等奖学金和其他勤工俭学收入,白手起家,创办了北京美亚视景高新技术有限公司,从事虚拟现实相关领域的研发销售。

这一年,余军涛刚满25岁。

“刚毕业时,很多同学去了外企或出国,非常光鲜。而我起步时,没有任何起步资金的支持,既没贷过款,也没从亲戚朋友那里借钱。条件很差,只能在租下的一间不到10平方米的阴暗地下室里办公。”时隔10年,余军涛向《投资者报》记者回忆起创业初的情景,依然唏嘘不已。

创业的艰辛需要靠加倍的执着来“对冲”。余军涛也正是凭借一份执着,帮助自己渡过了一个又一个难关。即便在最灰暗的阶段,整个公司就只剩他一人时,他依然咬着牙,坚持下去,并最终“守得云开见月明”。

2006年之后,余军涛和他的伙伴们开始聚焦数字体育领域的研发和生产;2009年,专注于以模拟高尔夫为代表的数字体育产品研发生产的乐动天下(北京)体育科技有限公司正式成立。

打那之后,与华夏银行展开的合作更给了余军涛很多帮助。

2010年,乐动天下参加由中国中小企业协会和华夏银行主办的 “华夏之星”小企业先锋大汇活动,通过层层选拔,以优异的表现一路过关斩将,最终获得创业之星称号。

“华夏之星的头衔,让乐动天下知名度大涨。参与先锋大汇活动过程中,我们获得了全国各地很多观众和读者的认可,也提高了知名度,很多潜在客户给我们打电话,直接促成了几百万的销售额。”

此后,中央电视台10套科教频道的“创意无限”栏目还专门对乐动天下进行了半小时的专题采访报道,并给予了高度评价——让游戏娱乐更健康,让体育健身更快乐!

这些成绩激励着余军涛在2011年再次踏上“征途”:与近300名小企业主角逐当年的“华夏之星”中国小企业菁英训练营活动里难能可贵的25席参营资格。

余军涛又取胜了。

他顺利进入到小企业主梦寐以求的专业殿堂,接受有关财务管理、企业运营、品牌管理等全面培训。“对小企业主的培养,就相当于为火车车头补充燃料,可以让我们跑得更快,价值非常高。”谈及2011年的训练营活动,余军涛依然激动。

目前,乐动天下已成为国内领先的专业从事模拟高尔夫等数字体育产品研发、生产和运营的高科技公司,相关产品已遍及全国,并远销海外。

平时爱好游泳和滑冰的余军涛对过往十年的创业总结是,十年磨一剑。“现在剑磨得还可以,希望能更好开拓市场。”

目前,余军涛的企业还没有向任何银行贷款,但他逐渐意识到,企业发展不仅单纯依靠自身的积累,也要借助金融企业的合作。现在他已经开始做一些企业理财的项目,也希望在银行资金支持下,让梦想加速成长。

13年坚守,终成“花仙子”

2010年,一个偶然的机会,使曹玉美参加了由华夏银行与中国中小企业协会联合发起的“华夏之星”小企业先锋大汇活动,令她意想不到的是,她不仅从数百家企业中脱颖而出,并且凭借出色的心理素质,在东方卫视的荧屏上,面对众多专家的考问,击败了同台的两位强劲对手,一举获得华夏之星“展业之星”称号。

2011年,当得知华夏银行举办“华夏之星”中国小企业菁英训练营活动后,她又马上报了名,令她再度没有想到的是,她不仅在网站上票选人气最高,培训中品牌营销、非财务人员财务管理等课程正是她急需又没机会学的课程。

创业是男人的世界,但曹玉美作为2011年参加训练营中唯一的女性企业主,不仅交到了朋友,更获得了尊重。

也正是连续两年参加华夏银行组织的活动,让曹玉美的思维发生了根本性改变。“以前我总认为,没有向银行借贷就是好企业。通过两次活动,与专家和同学的交流使我认识到企业要加快发展,融资也很关键。对需要融资的企业同行,我的建议是,应当提高自身的管理水平,要不断创新,让金融机构看到公司的希望,才能放心地让你进行融资。”

曹玉美生于北京丰台,这是一个被人誉为“花乡”的地方。从小,曹玉美就是个爱种花的小姑娘,大学毕业后做了十年行政,可是她心中的种花梦一直没有改变。

“再不种花我就老了。刚开始我老公是不支持我创业的,他搞IT,我学计算机,这跟种花完全是南辕北辙。可是我真的喜欢花,我创业到现在13年了,最困难的时候,为了给员工发工资,把房子都抵押了,但是我觉得无论过程多困难,只有坚持做自己喜欢的事才会开心。”曹玉美回忆过往的时候语气中既有艰辛更有坚定。

危机公关华夏篇4

[关键词]华夷观;鸦片战争

近读特拉维斯・黑尼斯三世等著《鸦片战争:一个帝国的沉迷和另一个帝国的堕落》一书,颇感东西方视角差异之巨,鸦片战争虽为西方侵略之战,但背后雾裹之诸多事实仍让人生发感慨,遂写一随笔,聊阐中国传统华夷观对鸦片战争之影响。

一、“华夷”观的演变

“华夷”观念(也叫夏夷观)在中国历史上源远流长。早在上古时代,“夏”与“夷”只是两个表示地域和民族的概念。《说文解字》载:“夏,中国之人也”;“夷,东方之人也”。约至春秋时期,“华夷’概念的使用开始突破地域和民族的范围,被赋予文化的意义,主要用于区别尊卑上下、文明野蛮。并以传统儒家文化为其评价标准,贬低周边民族,抬高中原华夏文化,“华夏”代表正宗、高贵、文明,“夷”则代表文化落后、蒙昧野蛮。华夏族普遍认为天圆地方,我为中心,四围皆为夷狄――文化落后、蒙昧野蛮,于是奉行周礼的诸侯国自觉到一种居高临下的优越感,“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周边的东夷、西戎、南蛮、北狄皆当臣属于我中华。

但在我国历史上“华夷”所指称的对象并不是固定不变的,其内涵随着中国疆域的变化而变化,当以前所认为的夷狄归属到统一的中原王朝后就不再是夷狄了,因为他已成为“化”民。如山东,在早期完全为东夷之地(如舜为东夷之人),后来却成为华夏文明的重要中心,又如西戎、荆楚、猃狁所生活的陇右、湖北、山西等地,都曾被视为蛮夷之地,但后来成为华夏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华夏文化的重要代表。自唐宋以来,更多曾经的蛮夷、羌戎之族被纳入华夏之中,“华夏”和夷狄的内涵也在不断改变。

“华夷”观最大的变化出现在明清之际,尤其以清代为最。满人入主中原后,他们作为边疆少数民族的“夷狄”身份成为反对者攻击的目标,很多人以此为号召进行“反清复明”、“反清复汉”、“光复华夏”活动,其中最有影响的是雍正六年发生的曾静投书案,它震惊了雍正皇帝,他感到有必要为自己的统治进行辩护,于是撰写了《大义觉迷录》,并在民间广为散发。雍正在《大义觉迷录》中通过宣德、正名、示警三个方面的宣传,使整个社会在思想上对满清有了一个新的认识,并使满清统治的正统性在很大程度上得到了认可,人们渐渐接受了华夷一体的观点。当民间对满族统治者作为“夷”的排斥心理刚刚得到缓解,清统治者就不失时机的把这顶贴有“夷”字标签的帽子戴在了急于同中国进行商业往来的外国人头上,并对外国“夷”表现出更强的敌意。由此形成的新的“华夷”观念,逐渐成为从中国统治者一直到普通百姓的思维定势。

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华夷观念与儒家思想结合在一起,成为中国历代封建王朝的正统思想。总结其基本观念,主要有以下三点:第一,在文化上,华夏文明有礼,而各“夷”野蛮不知信义、奸滑没有道德,华夏是“天下”的文明中心,无须向蛮夷学习;第二,在政治上,中华是居于天下之中心的“天朝”,按照“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逻辑,中国的皇帝是“天下”的主宰,蛮夷则要依附于中华,定期朝贡;第三、经济上,华夏天子“富有四海”。天朝物产丰富,从不需要与蛮夷互通有无,而外夷离开中国则难以活命。中国与外夷通商,不是互通有无的交换,而是天朝对外夷的抚恤和怜悯。

二、清政府在同英国早期交往中充分体现了“华夷”观

清政府在同英国人的早期交往中体现了强烈的“华夷”观念,完全将英国视为自己的一个藩属。在19世纪以前,中国与西方国家之间没有邦交,西方没有派遣驻华使节,我们也没有派公使到西方去,原因主要有三:其一是东西方相隔甚远、交通不便;其二是中国经济自给自足,对西洋商品没有太多需求;其三是中国不承认西方国家的平等地位。

在鸦片战争前,清朝实行一口通商制度,西方人的商业活动都被限制在广州一处,而且在广州,外国人的自由也是受到限制的。他们在广州只能与政府指定的十三家商铺进行买卖,夏秋买卖季节才可以来十三行所在地居住,冬春季节必须回到澳门,而且他们在十三行住的时候不能随便出游,也不能带“夷妇”入内;甚至禁止外国人买中国书、学习中文。

在鸦片战争前,中国的海关是自主的,朝廷所定的海关税很低,平均不超过4%,并且规定税则要公开,但地方官员隐匿政府规定,随意收税,关税一般要达到货价的20%以上,外国人每次纳税都要讨价还价。最初,外国人对清政府的通商制度虽不满意,但由于商业规模不是很大,所以还可以容忍。到18世纪末,英国工业革命开始,传统手工业逐渐被机械制造取代,大量商品需要销售市场,海外市场对英国的国计民生日益重要,而且这时英国在印度战胜了法国,使印度成为它的殖民地,由此,中国成为他们面对的最大的市场。在他们看来,中国对通商的限制,是其商业发展的最不利因素。

但当时,英国人将乾隆皇帝看作一位开明的君主,认为他们在华通商中所遇到的麻烦都是广州地方官吏做出来的,如果乾隆知道实情,必定愿意改革。所以在1793年乾隆八十大寿时,英国派全权特使马嘎尔尼(Macartney)前来祝寿。他给乾隆带来了丰厚的礼品,都是代表英国当时最先进科技的东西,如望远镜、镀铜榴弹炮、地球仪、自鸣钟、热气球等,,英政府给马嘎尔尼的训令中还要求他尽力迁就中国的礼俗,但必须保持中英的平等。而乾隆不愿将英国看作一个平等的国家,只把马噶尔尼当作藩属国的一个贡使,所以没有在皇宫而是在热河皇家狩猎场的帐篷中接待了英国的特使,并且要他行磕头跪拜礼,马噶尔尼最初不答应,后来有条件地答应,即他愿意向中国皇帝磕头,但清政府的大臣们也要向他带来的英王乔治三世的画像磕头,而且将来中国派特使到英国,也必须向英王行跪拜礼。对他的要求,清政府完全拒绝,甚至还把他的礼物堆到厕所里,乾隆在给英王的一封信中说:“你们的公使没有能力掌握我们优秀的礼节,并将这些礼节带到你们的蛮荒之地,那些奇异而且昂贵的礼物并不能打动我,我们应有尽有,你们国家的产品对我来说毫无用处。”[1]

1816年,英国又派使节安赫斯特(Amherst)第二次来华,目的也是为了两国建立邦交、中国加开通商口岸、固定公开关税、提供一个小岛作为居所和存货之处。他同样也遭遇了磕头问题,最后清政府的官员们想了一个妥协的办法,让安赫斯特向皇帝的空椅子磕头,安赫斯特同意向空椅子鞠躬、下跪,但拒绝磕头;为了让他磕头,他们在半夜叫醒大使,陪他来到皇帝的空椅子前,希望大使会因为睡得昏头昏脑而不再拒绝。在大使半睡着弯下一条腿时,中国一位大臣按住他的头,希望能迅速放到地面上去。大使还很困,眼看就要磕头,可是一位随从及时将他扶住,头最终没磕成。结果安赫斯特不但没有完成交涉任务,连嘉庆皇帝的面都没有见到。

即便是鸦片战争期间号称“开眼看世界第一人”的林则徐,他的“华夷”观和“天朝上国”思想也非常强烈,这在他写给英女王的《致英国女王书》中得到集中体现。他以一种居高临下的口吻告诉英国女王:“惟我大皇帝抚绥中外,一视同仁,利则与天下公之,害则为天下去之,盖以天地之心为心也。贵国王累世相传,皆称恭顺……窃喜贵国王深明大义,感激天恩,是以天朝柔远绥怀,倍加优礼,贸易之利垂二百年,该国所由以富庶称者,赖有此也。……谅贵国王向心,定能谕令众夷,兢兢奉法,但必晓以利害,乃知天朝法度断不可以不懔遵也。”[2]信中的用词和语气生动反映出林则徐强烈的传统华夷观念。

三、“华夷”观对第一次鸦片战争的影响

清王朝统治者及其大臣思想观念中强烈的华夷观,不仅使他们在同西方的交往中持一种高高在上的俯视态度,同时也形成了第一次鸦片战争前盲目、自大的外交特点,这对第一次鸦片战争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第一,“华夷”观淡化了中国人的危机意识

长期以来凝固在人们思想观念中的“华夷”观念使中国人形成了一种自我为中心、愚昧骄傲、夜郎自大的民族优越意识,人们坚信中国是世界文明的中心,国力强盛,周边的蛮夷是不可能超越中国的,也是不可能给天朝上国造成任何威胁的。即便部分有识之士萌生了一些危机感,但在“华夷”观念的洪流中只能被淡化或被绞杀。

鸦片战争前夕,由于英国加紧了侵华步伐,唤起了中国少数有识之士的危机感。如萧令裕、何大庚、包士臣等人都已认识到英国“国俗急功尚利,以海贾为生,凡海口埔头有利之地咸欲争之。”敲响了夷患的警钟。但这种危机感仅在少数人中间散布,非但没有形成一股广泛的社会心理意识,反而被浓厚的华夷观念所化解。如在《孙玉庭年谱》中记载了一则细节,嘉庆皇帝问大臣孙玉庭:“英国是否富强?”孙玉庭答:“该国在西洋诸国中是大国,因此是强国;至于富嘛,是由于中国富彼才富,富不如中国。”嘉庆:“何以见得?”孙玉庭:“英国从中国买进茶叶,然后转手卖给其他小国,如果我禁止茶叶出洋,英国人就会穷得没法活命。”从他们的对话可以看出,他们本来已经知道人家的强大,但又非把人家强大的原因归于自己,在这种华尊夷卑的虚骄心态下,危机意识难以萌发。

所以当英国侵略军逼近中国时,统治阶层还感觉不到这次危机的严重性,从而战争一开始就失去先机,处处被动。

第二,“华夷”观使清政府制定了错误的对敌战略。

第一次鸦片战争前,中国人将英国人等外国人视为蛮夷,从生理、智力对其加以贬低和鄙视,认为洋人没有膝盖;他们的先进科技产品不过是奇技淫巧;认为他们在生活上完全依赖于中国,认为这些外夷对天朝是恭顺、畏惧的等等。这些对外部世界的错误认知导致他们在鸦片战争中不可能有正确的对敌战略。

如有清朝官员坚持认为夷人在陆地上将不堪一击,因为“他们的腿上都穿着衣服,而且缠裹得紧紧的,因此笔直僵硬而不能弯曲,一旦上岸,他们摔倒后很难爬起来。”,所以只须以“长梃俯击其足,便可应手即倒”。耆英称英兵在夜间“目光昏暗”;骆秉章则称英兵“以象皮铜皮包护上身,刀刃不能伤”,把外夷看成是怪物。

还有一些清朝官员看不懂当时西洋军队的队列训练,英国炮舰上的士兵上岸操练,走队列,两腿绷得笔直。清朝官员看了以后认为“洋人没有膝盖,腿不能弯,很好对付!”但一交手,便一败涂地。于是立刻惊呼,洋人有妖术!居然想出“绝招”,从民间广收马桶,置于木排之上对付洋人,“以邪驱邪”。

甚至有“开眼看世界第一人”之称的林则徐也有类似的观念。林则徐在虎门销烟后,为了加强了广州的战备,重修了虎门炮台,同时禁止茶叶、大黄等货物的出口,认为只要停止英夷必需的茶叶、大黄的供应,他们就没法活命,就能置其于死地。

在战争初期,在朝廷,主战派占据上风,在他们的认识中,英军不可能在陆地和内河接战,对英军的战斗力作了错误的估计。如林则徐认为英国兵船笨重,吃水深至数丈,只能取胜于外洋。到内河就万难转动,直是鱼游釜底,立可就擒。若至岸上,更无能力;当时出任两江总督的裕谦同样认为,英夷大炮不能登山施放,夷刀不能远刺,夷人腰硬腿直,一击即倒。类似这样的错误信息比比皆是,所以道光说:“众口一辞,信然”。道光就是根据这一认识来确定对付英军的战略方针的,在这种错误战略的指导下,清政府的失败是注定的。

第三,“华夷”观使清政府盲目自信、过于轻敌。

1840年战争爆发前夕,美国一个副领事向林则徐透露情报,说“五月前后,英吉利欲行封港,不许各国之船来粤贸易。”本来这是一件十分重要的军事情报,可是这并没有引起林则徐的注意;相反,他对美国这种说法非常反感,认为“实属妄言,悖谬已极。”在他看来,天朝的港口,英国人怎么可能封锁?他自信区区“岛夷”之邦是不可能、也不敢冒犯“天朝上国”的。

林则徐在道光十九年(1839)的禁烟中,断绝广州出海交通,派兵将十三行围起来,将包括英国商业监督义律(Charles Elliot)在内的三百五十名外国人围困在十三行,义律不能抵抗,最后只得向林则徐屈服。而此后广东水师在同英国的两只小兵船的冲突中都占据一些优势,因此林则徐对战胜这些英夷极有把握和信心,认为他们软弱而没有战斗力。

英国政府的全权代表懿律(George Elliot)率领海陆军队来华,到达广东洋面后并未展开大规模进攻,而在封锁出海口后,北上占领了定海,并率主力舰队到达大沽口。清朝士大夫们对此解释是林则徐百战百胜,英国人怕林则徐,所以才贿赂琦善将他驱逐,林则徐一离开英人就敢在广东开战了。

林则徐在奏章中称杀英夷“将如鸡狗”,表现出他把西方夷人视为“蛮狄”、未开化、毫无能力的强烈的华夷观念。林则徐在接触西方人的过程中,把他们的一些礼节视为“恭顺”、“畏怯”的表现。

近代史研究学者茅海建在分析鸦片战争中中英兵力状况后指出,和英军相比,清军在军力上占有绝对的优势,英军兵力最多时不过两万人,而清军在作为主要战区的沿海四省的军力就要达到二十五万以上;每次战役,英军都会投入其绝大部分兵力,但清政府多出于盲目自信和轻敌,仅投入其总兵力的很小一部分,所以在武器装备远落后于英军的情况下,每次战役都不可避免的处于劣势。

在第一次鸦片战争中,主张议和的琦善、耆英等人通过观察已经把中外强弱的悬殊看得很清楚了,而且公开加以宣扬,告诉国人现在面对的不是历史上的匈奴、契丹等边陲少数民族,更不是未开化的夷狄,而是实力远胜于天朝的西夷,但在清政府的士大夫阶层中很少有人相信他们,反而认为他们是卖国(今天学术界对这些人已经有了比较公允的评价),这也同样反映了“华夷”观影响下清政府的盲目自信和轻敌。

鸦片战争以清政府的彻底失败而告终,其失败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正如我们在前面所探讨的,传统“华夷”观念对这次失败也有着不可忽略的影响。

参考文献:

[1]特拉维斯・黑尼斯三世等著,周辉荣译:《鸦片战争:一个帝国的沉迷和另一个帝国的堕落》,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

[2]林则徐:《拟颁发檄英国国王稿》,载《林则徐集・公牍》,中华书局1985年版

危机公关华夏篇5

积极应对显成效

切实努力受赞誉

两年前的9月,国际金融危机刚刚爆发不久。面对重重困难,总理对出席第二届夏季达沃斯论坛的中外嘉宾强调了信心的重要。他说:“信心比黄金和货币还要贵重”。

两年后的今天,总理介绍了中国积极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一揽子计划所取得的成效,同时也不回避问题。他特别强调了中国政府加快推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和经济结构调整的决心。

“我们应对国际金融危机采取的一揽子计划和政策措施都是符合中国实际的,是及时的、有力的、有效的,是造福当代、利于后人、惠及世界的正确选择。”从容而坚定的话语激起与会者共鸣。

冰岛总统格里姆松对中国成功应对国际金融危机表示钦佩,并真诚感谢中方对冰岛克服金融危机的大力支持。“中国成功克服了金融危机的影响,证明了自身的经济实力,中国的未来发展充满希望。”格里姆松说。

直面问题找出路

谦和姿态得人心

“中国经济发展中也存在一些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的问题……这些问题有的是经济发展现阶段很难避免的,有的是体制改革不到位造成的。”总理在讲话中,坦诚地指出了中国经济社会发展进程中面临的问题。

“温总理的讲话非常精彩,展示了一个负责任大国的政府形象。他没有掩饰不足,还明确提出了改进措施。中国保持经济发展稳定,非常重要。他的讲话可以在很大程度上打消外界的疑虑。”南非维西兹维铂金公司首席执行官迈克尔・所罗门说。

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国际研究学部主任张蕴岭研究员认为,当前中国经济发展势头良好,但原有问题和潜在问题仍未解决,特别是结构性问题依然突出。

节能环保成焦点

清洁能源受瞩目

总理在开幕式上强调了中国政府推进节能减排的决心:“我们不惜以降低GDP增速为代价来实现这一目标。”

“中国节能减排的决心带来了巨大的市场潜力,我们许多与会者都希望加强和中国在能源领域的合作。”英美资源集团北京代表处杜博思说。

冰岛总统格里姆松强烈希望参与中国清洁能源的开发合作。他这次访华期间见证了冰岛与中国签署在内蒙古开展地热资源合作的相关文件。

国民待遇吸引力强

外商投资信心增

当前,部分外商投资企业对在中国继续开拓市场存在一些担心。总理在论坛期间专门对此给予了回应。“在中国境内注册的外资企业都享受国民待遇。同时,中国的政府采购,对外商投资企业和中资企业在中国生产的产品一视同仁、平等对待。”总理的说明,让与会外商为之一振。

事实上,众多跨国公司都日益看好中国市场的巨大潜力。美国可口可乐公司太平洋集团总裁耿卓栋说:“我们对中国的投资环境充满信心,将会实施更多的投资计划。”

丹尼尔・克鲁斯是美铝公司的副总裁。他对记者说,美铝多年来在中国的发展证明了这个市场的魅力。中国总理的表态,无疑为外商继续扩大对华投资注入了强心剂,相信会有更多的投资商打消疑虑,被吸引到这片热土来。

“当温总理谈到将给予在中国境内注册的外资企业国民待遇时,我看到不少外国与会者频频点头。”出席论坛的依文企业集团董事长夏华说。

危机公关华夏篇6

跻身国际时装界,是夏华坚持品牌国际化战略的结果。

此前,依文用五年时间完成了供应链和人才的国际化整合。五年间,夏华跑遍了依文国外所有的147家合作工厂,谈合同,她只跟原料供应商强调一条―所有原料,依文必须跟国际一线品牌在同时间拿到。由此,依文和国际一线品牌们站到同一起跑线上。现在,依文集团旗下部分品牌60%的成衣可在欧洲完成生产。过去,国外设计师不愿意加盟中国品牌,国际金融危机,让人们看到了中国市场的机会,从国外引入国际人才变得相对容易起来。

完成这些准备工作,2011年依文在国际化上迈出了重要的一步。一方面,将国外战略合作伙伴的产品引入中国市场;另一方面,在包括法国、英国、新加坡、日本、中国台湾在内的5个国家和地区分别找到了一家大的战略合作伙伴,2012年,依文将在这5个国家和地区各开出2家门店,并以战略合作伙伴为主导。

做过大学教师的夏华喜欢用很感性的词语去表达很理性的思考。在国际化发展过程中,怎么做最有把握的事?用什么样的方式去“赢”?她用“心安理得”这个成语来概括:“要让掏钱的人和做事的人都心安理得。我相信,在中国我无论做什么样的品牌市场规划,不管投资者也好、战略伙伴也好,他们是百分之百地相信,因为一路走来你都做到了。但我到一个陌生的国家,无论我的商业计划书做得多好,人们都会有疑问:你有把握吗?你有最好的团队吗?你有对这个国家的消费资源的理解和了解吗?我相信英国也有一个依文,美国也有一个依文,意大利也有一个依文,都是在这个市场领先的、有成功把握的企业。我相信今天中国市场是他们最向往的地方,他们都希望能够赢得心安理得、能够赢得胜券在握,那么依文恰恰是它最好的伙伴。在国外市场上,依文也希望找一个能让我们赢得非常有把握的、胜券在握的合作企业。既然找到了这样的合作伙伴,就选择相信它。”

在夏华身上,你能找到理性和感性的结合。也许是出于女性的细腻,夏华在企业管理理念上有许多特别之处,比如,她会非常强调氛围管理。

在依文,电梯间和垃圾箱上永远都摆放着鲜花;员工可以享受到20多位管家提供的精心服务,他们甚至会将早餐、午餐、下午水果、下午茶推到每位员工的办公桌旁;走进依文办公楼的每位参观者都会看到大屏幕上为他们定制的欢迎词。这些容易被企业管理者忽视的细节,被夏华视为员工必须有的内心体验,而这种体验将直接影响客户对公司品牌价值的体验。“我们都要求员工对客户尊重,我们有多少员工真正在企业里体验了尊重?如果没有体验,你让他给出的尊重未必是客人需要的。”

这只是氛围管理的一部分,夏华最重视的是员工内心的氛围管理。从2009年开始,夏华在依文内部设立了心灵课堂,辅导大家如何认识自己、关注别人。最开始,只对公司管理层开放,2011年开始普及到每位员工,新员工加入依文的第一堂培训课也从这里开始,老员工如果有了新的内心纠结可以再来这里。

夏华自己就是心灵课堂的一个受益者。在依文,夏华从来都是“游戏规则的制定者”,所有人都在玩她的“游戏”,但在心灵课堂上,她参与了一次别人的游戏,游戏规则是彻底相信别人,按别人的方式去玩。这场游戏她玩得很辛苦,体会到了一个被动参与者的苦恼。游戏结束,夏华落泪了,她跟在场的员工说:“这十年我以为你们玩我的游戏,我爱你们就叫成全,可哪有一种成全是用你喜欢的方式去要求别人的?从今天开始,你们可以尽情地用你们的方式去玩儿,我是那个跟着你们一起玩的人。”这番话让在场的员工哭得稀里哗啦,却也让团队爆发了奋力向前的“小宇宙”。夏华知道,主动想做好和被要求做好一定是两个结果,当员工得到尊重、发自内心地想做好时,企业才能获得最大的驱动力。

因为汇率变化、信贷紧缩、外资品牌竞争、招工难等问题,中国服装行业在2011年进行了一次行业洗牌,但依文并没有感受到外界的“风雪”。这要归功于夏华多年来对高档男装品牌主业的持续聚焦和国际化拓展,因为国际化供应链的搭建和国际化设计人才的引进,依文具有跟国内外男装品牌在市场竞争中角逐的资质和实力,加上多年来对企业内部管理的持续强化,依文实现了持续的平稳增长。

她说,面对危机,女性领导者最大的优势,是用柔性的力量让团队有更强的凝聚力,尤其在恶劣的环境面前,关上门最重要,否则风雪一定会进来。男性企业家更喜欢关注更宽的视角,他们打开门迎接风雪,但那样做风险更大。

谁也无法忽视,中国有全球最大体量的消费群体,今天全世界最集中的高级成衣市场在中国,世界上最好的时尚市场就在这里,所以,这里也有充分的空间供中国品牌去尝试。依文不想错过这个机会,夏华准备在今年推出两个新品牌:一个是EVE CINA,体现生活方式的品牌,将同时在中国和国际市场开店;另一个是针对90后的品牌JAQUES PRITT。品牌诞生背后有一个夏华与女儿的小故事。

“妈,将来有一天我一定会像你那样有钱,但我绝对不会像你那样花钱。我会用买一个香奈尔的钱,买特别丰富的属于我自己个性的东西。”三年前,不足12岁的女儿这样说。这让夏华意识到,不能用自己这代人的思维去思考90后的需求,消费方式注定将会改变。

于是,她成立了一个由90后组成的设计、营销团队,专门研发这个“未来品牌”。

当这个团队展示他们设计的徽标时,夏华再次被触动了。她看到的是一只戴着飞行员帽子的鸵鸟,而鸵鸟是不会飞的。年轻的设计师向她解释:“包括夏总您和父母都把我们看作无法飞翔的一代,但是您永远不会知道,有谁了解我们内心飞翔的欲望和冲动?”

危机公关华夏篇7

【关键词】民族危机 政治危机 政治思想 民族自强

【中图分类号】D092 【文献标识码】A

问题的提出

中国政治思想史演变的规律是什么?萧公权将政治思想史的演变划分为三个阶段:封建天下、专治天下以及近代国家。其划分依据实际是政治制度,而非政治思想本身。刘泽华根据政治思想发展的内在逻辑,指出:“在观念上,王权主义是整个思想文化的核心。各种思想,如果不是全部,至少是大部,其归宿基本都是王权主义。”①具体来说,无论是儒家,还是道家、墨家、法家,都是主张王权主义的。汉代以后,儒家实现了独尊,但是王权主义的思想主旨并没有发生本质的改变,只是王权主义论证方式的改变。

但是近代以来政治思想的核心是否还是王权主义?如果是,王权主义是否有所变化;如果不是,近代以来的核心思想又是什么?要想回答此,就必须分析近代以来中国所面临的问题是什么?换言之,中国所面临的最大危机是什么?鸦片战争以前的社会是封建社会,由封建社会向半殖民半封建社会的转变过程,直至新中国成立后建立的社会主义国家,我们会发现有两大转变:一是政权组织形式的转变,由君主专制变为资产阶级共和制,进而变为社会主义;二是民族地位的转变,由“华夷之辨”下对中华民族的自豪,转变到遭受压迫、屈辱,直到民族独立。可以说,政权如何组织、民族如何实现独立成为近代以来各个思想家思考的主题。在政治危机中,典则的危机和民族的危机,哪一种危机占据主导地位?同时,典则的危机和民族的危机对王权主义的思想是否有冲击,冲击之后的王权主义又是如何变化的?

简单来说,典则的危机在于以前没有遇到无“君主”的社会,因此也没有无“君主”的国家设计方案;而民族的危机在于传统解决民族危机的机制失灵。两种危机中,民族的危机占据主导地位,民族的危机导致了“君主”体制的危机。“君主”体制的消亡,王权主义的幽灵有所削弱,但并没有随之消失。

政治危机的层次划分

伊斯顿在其《政治生活的系统分析》中把政治系统分作三个部分:一是政治共同体,指的是由政治分工联合在一起的人群团体。它的独到价值在于它有一个潜在的含义:在所有的系统功能的背后,一定存在着某种具有内聚力的粘合剂,即系统成员对共同体的感觉或感情。二是典则,指分享政治权利时的游戏规则。第三是当局,指经选举或任命的官员,他们有权制定和实施政治决策。②

伊斯顿所说政治系统的层次其实是针对欧美社会,具体来说是指美国社会,应用于中国政治的分析是有距离的,但伊斯顿的理论带给我们的启示是政治系统是可以分层次的。借鉴伊斯顿的理论,针对中国社会的现实,可以把中国传统社会中政治系统划分为以下几个层次:

一是民族。按照伊斯顿的说法,是由政治分工联合在一起的人群团体。自中国有国家开始,就基本形成了以中原为核心的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了“天下”的概念,朝代可以更替,但是“天下”未变。这也是顾炎武所说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即中华民族面临危机时,中华民族的每个人都有责任。这里的“天下”,也是“华夷之辨”中的“华”,即“中华民族”包括生活在中华疆域内所有的民族。但在不同的语境下会有所变化。譬如,兴中会建立时所提出的“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就把满族排除在外。但一般情况下,只要认同以汉族为主导的主流文化,基本都可归入“中华民族”。

二是典则,即政权的组织形式,对中国传统社会来说,君主专制即是最主要的典则。近现代以来有关改良还是革命,以及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道路之争,也涉及到典则。

三是朝代。一般而言,典则相对比较稳定,朝代则可能更替频繁。君主专制历经两千多年,但朝代却不断更替。当然也有特殊情况,一个朝代中也可能经历典则的变迁。譬如东周以及清朝末年的立宪运动。

四是现任的领导。有权制定和实施决策者,在中国传统社会主要指君主。以上四个层次中,近现代以来所面临的究竟是哪一种危机呢?

自夏商以来,针对君主的承袭中国有一套制度和规范。某人继承君主之位,或可解释为长子继承制,即因为他是老皇帝的长子;或者老皇帝亲自立为继承人。君主在位被废除的情况比较少见,即使出现也有合理的解释,譬如君主或道德上或能力上存在问题,难以承担上天和祖宗交给的任务。因此君主的承袭不足以引起人们的心理危机。鸦片战争以后,每位皇帝的继位均很少在思想界引起剧烈的波动。

对于王朝的更替历史上有一套理论解释。首先,道德上的解释。汤武革命被解释成以有道伐无道,即一个王朝的君主属于无道的昏君,那么就可能被其他王朝代替。其次,宗教上的解释,把王朝的更替解释为上天的安排。每个朝代建立后,都要郊祭上天;或到泰山封禅,意在昭告天下,君权神授。最后,军事上的胜利,胜者为王,败者为寇。因此,对于王朝的更替,中国传统社会中的人们总能找到合理的解释,把王朝的更替也视为一种可以理解的现象。

典则的危机和民族的危机则是中国历史上很难遇到的。尽管学术界认为中国自战国以来由奴隶社会完成了向封建社会的转变,相应地由分封制转变了君主专制。但在此转变中,“君主”的政权组织形式其实并未改变。具体来说,自夏商以来,人们已经普遍接受了天不可一日无日,“民臣之心不可一日无君。”(《白虎通・论诸侯袭爵》)的观念。因此鸦片战争以后,人们很难接受没有皇帝的政权。自洋务派以来,直到维新派,他们在国家设计中,都把君主放在了核心位置,直到革命派时才提出废除君主制。但是君主制的影响依然存在,张勋复辟,袁世凯称帝,都是君主制“回光返照”的表现。尽管政权废除了君主,但是俨然成为另一个皇帝。以上诸种皆受此观念影响。

民族的危机更是如此,自黄帝以来,中华民族在与外族的交往和斗争中逐渐取得了优势,而且形成了一套避免民族危机的机制,这套机制直到鸦片战争以后才遇到了挑战。

民族危机的解决机制

在几千年的历史上,与周边少数民族相比,中华民族作为一个群体始终具有压倒性的优势,因此,“华夷之辨”中的“华”是许多人维护或强化他们自尊的来源,即生活在中华共同体范围内者,可能自己政治、经济地位并不高,生活也并不如意,但是归属于中华民族,本身就能够带来自豪感。

如何来区分“华”与“夷”?最早是以血缘,即炎黄子孙属于“华”,其他归入“夷”。夏商西周以来,华夏族群居于中原,番夷依方位分为“四夷”,即东夷、南蛮、西戎、北狄,此时以地缘区分华夷。东周末年,诸侯称霸,孔子以春秋大义,提出尊王攘夷,开始出现文化的标准,以文明的先进与落后区分华与夷。如楚国尽管国力很强,但因文化落后,中原诸国以蛮夷视之。其后文明不断进步,中原诸侯才与之会盟,把它归入华夏文明圈。

自先秦以后,在“华夷之辨”上占据主流的仍然是文化因素。出生在女真族统治之下的郝经为论述蒙元政权的合法性提出“今日能用士,而能行中国之道,则中国之主也”(《陵川文集》卷37《与宋国两淮制置使书》)。满清入主中国后,继承了元朝对华夷之辨的阐释。雍正《大义觉迷录》云:“且自古中国一统之世,幅员不能广远,其中有不向化者,则斥之为夷狄……中国而夷狄也,则夷狄之;夷狄而中国也,则中国之。”清末的学者,如梁启超也延续了雍正的这一观点,“《春秋》之中国、夷狄,本无定名。其有夷狄之行者,虽中国也,然而夷狄矣;其无夷狄之行者,虽夷狄也,彬然而君子矣。”(《饮冰室合集・饮冰室文集之二》,第49页)

总结以上观点,可以发现,华夷区分的主要标准是文化,中国的文化先进,夷人的文化落后,夷人如何学习中华文化,具体来说,学习以儒家为主流的文化,最终也会变成华人。反之,如果华人不习中华礼仪,不识儒家经典,那么就会变成夷人。由此可以解释中华民族认同长久的原因,尽管朝代不断更替,尽管少数民族多次入侵中原,建立政权,但我们仍然保持文化的自尊。这些入住中原的少数民族政权,譬如北魏孝文帝的改革,以及辽、金、西夏,乃至以后元、清诸朝,他们都最终接受了以儒家为主导的文化,这反而更加提升了中华民族对自己文化的自信心。

儒家为何能够吸引少数民族主动认同呢?很重要的一点在于儒家思想是注重思想与实践相结合的学派。儒家重视礼议的演练,主张不同社会角色之间要遵守不同礼仪,这些礼仪保障了人与人之间,群体与群体之间的和谐。同时儒家主张仁者爱人,譬如对待少数民族以安抚为主,从而赢得了少数民族的认同。当然,更重要的是政治话语体系的相似性,儒家倡导王权主义,支持君主专制的社会秩序。当时的各个少数民族基本上也都是“王”统治下的等级社会。这种相似性使两者成功地实现了政治思想的对接,把各个少数民族的亚文化置于中华民族文化之下。

军事上失败后,寻找文化的维度来进行比较,这是我们与周边少数民族打交道过程中维持民族自尊的路径。近代以前,中华民族的发展史上,从来没有遇到文化的危机,而一旦文化遇到危机,则标志着中华民族危机的真正来临。文化的危机,也是政治思想的危机。

近代以来,在与西方打交道的过程中,仍有人主张文化优于西方,不足的只是“器”的方面,直到张之洞还提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认为中华文明是根本。但从维新派开始,慢慢意识到了文化上,尤其是政治文化以及政治制度上的落后,文化上的危机导致中华民族认同的危机。中国人在与列强打交道的过程中终于意识到只有寻找到适合中国强大的方式,与外国人竞争,才是重获民族自尊之路。而此后各种政治思想的产生即围绕寻找强国之路,各种政治思想的衰落也恰恰因为其提出的救国之路失败所致。

民族自强与政治思想的演变

摆脱民族危机,使民族自强成为近现代政治思想的主线。半殖民半封建社会的性质,决定了中国政治思想的两大发展主线:一是实现民族自强。二是改革典制。由君主专制到君主立宪再到共和。这个过程也是一个不断民主化的过程。这期间曾经经历过,引进了部分资本主义体制,但君主本身权力依旧;到清末立宪时期开始削弱君力,实行内阁制,直到最后抛弃君主。君主专制体制虽然消失了,王权主义的幽灵并没有退出历史舞台。独裁与反独裁的斗争,在此后的历史中多次出现。如孙中山领导的反对北洋政府的独裁,共产党反对为首的的独裁等等。更值得思考的是,这些反独裁人士的思想也或多或少受王权主义的影响。

在外族入侵的历史背景下,追求民族自强的思想超过了追求民主化的过程,民族的危机感所导致的追求民族自强成为近代以来政治思想演变的主导性线索。理由如下:

其一,与典则的危机相比,民族的危机更具有持久性。所谓持久性,指自鸦片战争以来长期存在,占据着各个时代人们心里的重要位置。国门被打开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中,许多思想家有抵抗外族侵略的意识,但是却没有民主的意识。这点以魏源提出的“师夷长技以制夷”最为典型。魏源的关注点在如何对待外夷上,而对于君主专制所导致的危害以及如何实现民主则很少提及。洋务派的关注点也只是在武器的更新上,对于政治制度也没有涉及到。维新派尽管部分意识到典则的危机,主张某些制度必须改变,但从来不敢设想废除“君主”。只有在革命派那里,才真正强调典则的危机。而民族的危机,自邪片战争以来,就流动在诸位思想家的血液里,无论是早期的魏源,还是后来的,民族自强的意识始终未改变过。

其二,典则的危机是由民族的危机引起的。简言之,民族的危机是典则不断改变的原因。外国列强的侵入引起了中国政治体制的变化。这种发展情非所愿,更重要的是人们承受了民族的屈辱过程,尤其是像在中国这样千百年来倡华夷之变,以民族文化自居的民族来说,这种屈辱感比其他民族更为强烈。我们历数近现代以来重要的政治思想流派,包括洋务派、早期维新派、维新派、革命党、以及共产党,思想尽管有很多差异,但是中华民族救亡图存是各思想流派的主旨。

洋务派认为中国与西方的差距在于西方列强的船尖炮利,以为只要引进西方的造枪、造船技术,购买西方的洋枪洋炮,就可以解决清朝的危机,挽救中华民族。洋务派的实践失败之后,早期维新派和维新派主张学习西方的政治制度,实行君主立宪,设议院。最重要的目的不在于改良,而在于救亡图存。康有为上书之所以能够打动光绪帝就在于他提到了不变法国家就会灭亡。由此我们也可以解释在改变君主政体上贡献不多,其因不在于民主改革,而在于救亡图存。之后的义和团运动提出了“扶清灭洋”的口号,反对西方外强的意图最为明显。

清末新政的最重要目的就在于防止革命,另一方面也在于国家的强盛。同盟会建立时颁布的纲领“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共和,平均地权”,其中反对外族的入侵放在了首要位置,尽管这里的目标主要是针对满清,但过于强烈的民族情结使中华民国建立时,忽略了民主的建设。

孙中山提出民族、民权、民生的三民主义,依然把民族主义放在首位。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后,在上海举行的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明确提出了反帝反封建的民主纲领。有时为了反帝的需要,把反封建的任务放在次要位置。如抗日战争时期实行的三三制。这也就可以理解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所做的演讲中“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的含义,其重要的意义就在于中国人有了自己做主人的机会。说:“中国人从来就是一个伟大的勇敢的勤劳的民族,只是在近代是落伍了。这种落伍,完全是被外国帝国主义和本国反动政府所压迫和剥削的结果。

一百多年以来,我们的先人以不屈不挠的斗争反对内外压迫者,从来没有停止过,其中包括伟大的中国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所领导的辛亥革命在内。……我们的民族将再也不是一个被人侮辱的民族了,我们已经站起来了。”

由此可以看出,思想的演变过程是我们所说的四种认同逐渐减少的过程,洋务派希望所有的认同都保留,早期维新派和维新派则由四种认同变为了三种,主张典则的改变,革命派之后都只保留了中华民族的认同,其他都抛弃了。在这种演变的过程中,其他三种认同逐渐沦为了工具,对中华民族的认同成为了最终的信仰。中华民族的危机意识推动着近代以来中国政治思想的不断演变。

综上所述,本文依据伊斯顿的政治系统的层次将中国传统社会的政治系统划分为民族、典则、朝代和君主四个层次,典则的危机和民族的危机是近代中国首次遇到的,典则的危机源自于首次面临有无“君主”的抉择,民族的危机在于传统解决民族危机机制的失灵。在中国传统社会中,文化上比较所体现出现的优势是民族危机最后的解决之道,但是近现代以来,与外国列强的比较中,中华民族处于全面的落后。如何拯救民族的危机,成为近现代以来所有政治思想家的主导思想,思想的演变过程是一个个解决民族失灵的过程,一个方案失败了,另一个方案提出来,民族危机推动政治思想的不断变化。最终,共产党提出的拯救方案真正实现了民族的独立。

文化上的自强之路仍然漫长

民族自强,作为我们百年的追求,至今仍然有许多目标没有实现。我们虽然实现了民族的独立,但与西方国家相比,在经济和军事上的差距仍然比较明显,强国梦、自强梦仍然是我们这一代所追求的。追求强国的过程中,经济和军事的自强是基础,文化上的自强是根本。单纯追求经济和军事上的改革,而政治思想、观点以及政治制度没有变化,必然会影响前者改革的成果,甚至导致失败。如果拿共产党倡导的政治思想与其他诸流派的政治思想相比,会发现:共产党对中国政治思想的改造最为彻底,成功地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践的结合。

但我们也应该认识到,文化上的自强,尤其是政治思想上的自强是最难实现的。对照几代领导人对强国的追求可以看出,领导下的中国实现了民族独立,邓小平领导下的中国实现了富国梦,但政治文化上自强的实现仍然有一段距离。中国现有的政治思想研究者存在两大极端:

一是盲目固守旧有的思想,关起门来自娱自乐,无法获得世界的认同;另一个极端对西方的政治文化盲目崇拜,张口闭口西方,失去了自我。简言之,我们缺少一套让世界认可的话语体系。譬如拉美国家学者针对他们本身的发展状况,提出了依附体系。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所取得了巨大成就,但没有学者对此作做出有影响的归纳、总结,并进而指出未来的方向。

政治文化上的差距不但体现在与世界的比较上,而且体现在与传统社会的比较上。传统社会中,少数民族政权主动接受了以儒家为主流的政治文化。但近现代以来,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一些少数民族文化与主流的政治文化分歧严重。除了我们没有建立起让人认可的政治话语体系,对自己的政治文化不自信外,另一个重要原因在于政治文化体系的构建过程中,与少数民族的文化体系的脱节,中华民族文化与各个民族的亚文化没有实现很好对接。

这种脱节一方面在于各个民族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导致各个民族在现代化的过程中处于不同的阶段;另一方面在于思想本身,我们没有像儒家那样把思想寓于实践之中,党倡导为人民服务,做人民的公仆,但许多干部并没有用这种精神对待民众和少数民族。政治文化体系的构建中,也没有注意到少数民族的文化传统,譬如许多少数民族信仰佛教、伊斯兰教,人与人之间的相互爱护是他们思想的重要内容,我们关注到公平、正义,但对“爱”的关注不足。

因此,文化上自强之路仍旧漫长。如何构建中国特有的政治文化呢?首先要立足于现有的政治文化。中国共产党提出的政治思想,实现了民族独立,证明了其政治思想的伟大性、正确性,未来之路的建设必须立足于现有政治文化。当然,要保持思想的先进性,必须与时俱进。新中国成立以来,正是由于对思想的盲目自信,从而导致了严重性的后果。譬如,解放初期的思想改造,反右运动、的悲剧皆是这方面的体现。这些悲剧产生的另一个因素在于民主的不发达和王权主义的残留影响。

鸦片战争以来,受客观条件所限,思想的关注点过多地集中在民族自强上,却忽略了对其他政治价值的关照。譬如,民主的观念尽管曾经被提出,但是一度沦为民族自强的工具。王权主义的思想在部分官员的头脑中仍然存在,独断专权,高高凌驾于组织和百姓之上,个人的意志左右国家的命运。因此,对现有政治文化的发展必须首先涤除王权主义的残留,消极特权意识、官本位意识。其次在于对欧美政治文化的吸收。我们需要关注其他政治文化的先进部分,吸收改造为己所用。譬如欧美思想家提出的协商民主的观念、权力的监督、以及服务型政府的构建等等。对这些先进文化的吸收也是与世界交流,获得认同的重要手段。再次在于对少数民族文化的关照,吸收少数民族文化的优秀部分,以期实现与主流政治文化的对接。

【注释】

①刘泽华:“王权主义概论”,《锦州师范学院学报》,2003年第3期,第31页。

②[美]戴维・伊斯顿:《政治生活的系统分析》,王浦劬等译,北京:华夏出版社,1982年,第61页。

危机公关华夏篇8

9月28日,夏普方面透露,已与公司主要债权人瑞穗实业银行(Mizuho Corporate Bank)和三菱东京日联银行(Bank of Tokyo-Mitsubishi UFJ)达成协议,两家银行将向其提供3600亿日元(合46亿美元)的贷款。

除了业绩不佳,夏普眼前的债务问题尤其让管理层头痛。据本刊记者了解,除了已于今年9月底到期的约3600亿日元的短期商业票据,还有明年9月到期的2000亿日元可转换债券,巨债压顶令夏普资金链处于十分脆弱的状态。无奈之下,它最终向日本银团求援,希望求得日本瑞穗实业银行、三菱东京UFJ银行等银团追加贷款约3600亿日元,以解燃眉之急。

此前,为了给予银团信心,夏普于9月24日抛出了一份重建计划,其中包括到2014年3月底前要在全球裁减10996名员工,并在明年3月底前出售价值2131亿日元(约合27亿美元)的资产,包括部分海外工厂、一家子公司以及所持的东芝股票。为了确保计划的实施,该公司成立了由新任社长奥田隆司领导的“紧急经营对策委员会”专门负责改革。

然而,夏普此次的紧急求救行为很快就有了副作用。有业内分析人士表示,夏普获得紧急贷款后,鸿海很有可能放弃购买夏普股份的计划。

据悉,鸿海和夏普于今年3月签订了前者对后者股票的收购计划,但至今未能实施。之前,业界传出鸿海入股协议生变的猜测。据外媒报道,由于鸿海要求将出资比例从当初决定的9.9%提高到20%左右,这让夏普引入鸿海之路面临两难选择。8月底,鸿海董事长郭台铭亲赴日本,与夏普商讨相关事宜,但双方并未达成一致。夏普此后表示,与鸿海的谈判已暂停。

不过,尽管获得巨额贷款令其资金危机有所缓解,但接下来依然困难重重。除了寻求继续融资,它还必须通过各种方式削减成本。其中一项措施为退出在日本3家证券交易所的股票交易。

9月26日,夏普宣布计划向日本国内的札幌证交所、名古屋证交所和福冈证交所3家交易所提交退市申请。它表示,退出这三家证交所,一年仅可减少约100多万日元的维护费用。

对此,也有分析人士称,有“液晶王”之称的夏普的退市之举或许标志着日本电子时代神话的终结。

鸿海入股或告吹

陷于困境的夏普曾将一线希望寄托在与鸿海的合作上。然而,“鸿夏恋”可谓一波三折。

今年3月,夏普与鸿海签订协议:鸿海以660亿日元获得夏普10代线工厂37.6%的股权,获得10代线一半产能;同时,以669亿日元(每股550日元的价格)收购夏普9.9%的股份,成为夏普最大单一股东。随后,夏普股价一路下跌,至9月底,股价已下挫71%。这导致双方的入股谈判陷入僵局。

据悉,8月底,郭台铭曾亲赴日本与夏普商讨相关事宜,但双方并未达成一致。郭台铭表示,双方的合作不仅仅是一笔简单的资本投资,他希望获得夏普更大的管理权。

但就目前的进展来看,夏普不愿退让。“由于事件,以及双方在入股比例方面各自坚持的原则,鸿海与夏普的谈判陷入僵局,奥田隆司原定9月中旬到台湾进行的谈判也一再推迟。”夏普中国投资公司有关人士对《IT时代周刊》表示。

不过,在获得了银团贷款后,夏普表示与鸿海的谈判可能仍将继续,直至明年3月的最终期限。同时两家公司均表示,即使此次无法达成投资协议,两家公司将来也会继续合作。

业内人士指出,如果明年3月底前双方无法达成一致,夏普从鸿海引资669亿元的计划将破产。有业内分析人士表示,夏普获得巨额贷款,使得鸿海有了理由拒绝履行先前作出的帮助夏普的承诺。

美国投资银行Sanford C. Bernstein分析师阿尔伯特·摩尔称:“两家公司一直保持谈判状态,直至出现一个退出窗口。而此次银行贷款就为双方提供了这样一个窗口,如今两家公司对这笔投资交易都不是很迫切了。”

危机不断

继2012财年(2011年4月-2012年3月底)巨亏之后,2013财年第一季(今年4-6月),夏普亏损达940亿日元,超过预期,并预计2013财年将亏损2500亿日元。为此它还于日前下调了2013财年的净利润目标,由300亿日元调整至146亿日元。

不幸的是,巨亏之后的夏普的危机可谓层出不穷。面对股价大幅下挫、液晶电视销量大跌,这家日本电子制造商一直在苦苦挣扎。

一直以来被夏普寄予最高希望的中小尺寸面板业务再次遭遇危机。据了解,由于夏普独有的面板技术出现的量产化问题,其大客户苹果欲在新iPad、iPad Mini及刚上市的iPhone 5面板采购中缩减订单,其中平板电脑面板的采购规模从200万片压缩到几乎为零。

更让夏普郁闷的是,占其海外收入47%的中国市场在2012财年出现了下滑,尤其是8月“事件”之后,原本在中国市场呈逆势上扬,在所有外资品牌中居领先地位的夏普电视占有率出现逐步下滑的现象。

调研公司奥维咨询的数据显示,夏普液晶电视的销售额占比已经从今年4月的8.8%下降到目前的3%左右,即便是60英寸以上的大屏幕液晶电视,随着三星、LG以及创维等本土品牌推出竞争性产品,其市场占有率8月以来也开始出现下滑。

尽管重新获得巨额贷款让它有了一个喘息的机会,但是下一步的进展依然艰难。此前也有消息称,为了这笔新的贷款,夏普将其东京总部大楼及龟山的一座中小尺寸面板工厂作为抵押。并且,这家日本电子制造商已经为此提交了一系列削减成本的“止血”计划,其中包括全球裁员约11000人。此外,它还就征集提前退休者和削减工资奖金与工会达成了协议,其中包括征集约2000名提前退休者,管理层和普通职员奖金减半,并下调工资。

业内人士分析,目前看来,继续裁员和出售资产可能是它走出运营危机的唯一方式。接下来,出售哪些资产、如何重组,将是摆在奥田隆司等夏普高管面前的难题。

“夏普如果未来要以电视、面板为核心业务,眼前出售盈利的白电、复印机等业务是合理的选择。”帕勒咨询资深董事罗清启说。他同时还指出,没有一条战线能让奥田隆司感到轻松,夏普的复苏之路将十分漫长,未来想要翻身也十分困难。

除了夏普外,日本其他几家家电巨头的日子也不好过。今年8月索尼公布的数据显示,今年全年索尼公司的电视机销售目标从1750万台下调至1550万台,本财年电视机业务有可能亏损约800亿日元(约合10亿美元)。这已是索尼电视机业务连续9年亏损。

松下的业绩同样不容乐观,它已计划实施大规模裁员计划,而其收购来的三洋电机业务已经在去年10月出售给了中国海尔集团。同样,东芝也表示其本财年的电视机销量有可能比最初预计的1600万台低20%。日立公司则在8月初宣布最早在本财年把所有的电视机制造业务外包,理由是市场竞争激烈且需求萎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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