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10-25 16:28:32
关键词：商鞅变法，有利条件
中图分类号：G632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1002-7661（2013）12-261-01
春秋战国时期是奴隶制崩溃、封建制确立的过渡时期，在这一时期，铁制农具的使用和牛耕的逐步推广，导致奴隶主的土地国有制，逐步被封建土地私有制所代替。随着新兴军功地主阶级的经济实力的增长，要求获得相应的政治权利。因此纷纷要求在政治上进行改革，发展封建经济，建立地主阶级统治。各国纷纷掀起变法运动，如魏国的李悝变法、楚国的吴起变法等，商鞅变法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发生。公元前356年至公元前338年，商鞅在秦国两次推行全面变法，在秦国进行了一次较为彻底的改革。商鞅变法推动了秦国社会的进步，为秦国的富国强兵和后来统一全国奠定了基础，对秦国以至中国历史的发展都起了重要的作用。而商鞅能在秦国进行大刀阔斧的变法改革并取得成功的条件是什么呢？笔者简论如下：
一、有利的政治条件
商鞅变法的成功离不开一个重要的历史人物――秦孝公。秦国虽称霸西戎位于战国七雄之中，但秦国却并不是一个强大的国家，且自秦国成立后的几个国君一直碌碌无为，直到公元前361年秦孝公继位。秦孝公是一个非常有魄力的君主，他决心要是秦国实现富国强兵。于是秦孝公广招人才，打出愿“与之分土”的口号。于是，有着强烈从政愿望的商鞅来到了秦国。秦孝公对商鞅所讲的强国之道很感兴趣，“故吾以强国之术说君，君大悦之耳”于是“以卫鞅为左庶长，卒定变法之令”，开始全力支持商鞅变法。在秦孝公的支持下商鞅的变法才转化为实际行动并得以推行。
百姓的支持也是商鞅变法成功的原因。商鞅变法的核心在于军功爵制。军功爵制，即“有军功者，各以率受上爵”，“军功爵制”的实施激活了秦国的老百姓，面对在战场上杀一个人，带回一个敌军人头就可以升一爵，带回两个敌军人头就能升两爵的奖赏，老百姓是极欢迎的。这意味着将世世代代为贫民的老百姓也可以做官，也可以拥有特权，享受特权。
二、适合的历史机遇
商鞅变法顺应了历史发展的潮流。春秋战国是中国历史上大动乱，大变革的重要时期，文学艺术领域，百家争鸣。中央集权制逐渐形成，战国时期的兼并战争频繁。所有这些，都意味着改革不得不进行。齐、鲁、魏、楚等一些国家先后进行改革，并强盛起来。然而，秦国虽进行了一些改革，但总体面貌仍无改观，这时就需要商鞅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商鞅的改革适应了时代的需要。当时，铁农具，牛耕在秦国以推广开来。而这时的秦国，还实行井田制，井田制规范了农民耕种的面积，在生产工具改良后，所划分的耕种面积不能满足农民的需要，阻碍了秦国农业的发展，商鞅变法提出“废井田，开阡陌”扩大农民的耕种范围，推动了秦国经济的发展。
三、强硬的变法态度
变法成功还与商鞅坚定的态度有关。代表就贵族势力的大臣因变法触犯了他们的利益而坚决抵制变法，商鞅“舌战群儒”，给以有力的驳斥，坚定了秦孝公变法的决心。另外还有“令行于民期年，秦民之国都言初令不便者以千数。于是太子犯法。卫鞅曰：‘法之不行，自上犯之。’将法太子。太子，君嗣也，不可施刑，刑其傅公子虔，黥其师公孙贾。明日，秦人皆趋令。秦民初言令不便者有来言令便者，卫鞅曰：‘此皆乱化之民也。’尽迁之边城。其后民莫敢议令。”
四、正确的舆论导向
商鞅能够取信于民也促进了变法的成功，法令已具备，还没有公布，商鞅恐怕百姓不相信自己，“乃立三丈之木于国都市南门，募民有能徙置北门者予十金。民怪之，莫敢徙。”复曰：“能徙者予五十金”。“有一人徙之，辄予五十金，以明不欺。卒下令。”同时，商鞅变法的内容明确了商鞅变法的思想，指导思想正确了，才能领导着秦国在战国中生存并走向强大。
五、有效的变法措施
作为法家的代表人物，商鞅主张运用法律手段达到建立强大封建政权的目的。他把自己的思想主张与秦国“富国强兵”的要求结合起来，在秦孝公的支持下，先后两次实施变法，主要内容包括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改法为律，扩充法律内容。商鞅的“改法为律”强调法律规范的普遍性，具有“范天下不一而归于一”的功能。“改法为律”，是在法律观念上的又一进步。商鞅“改法为律”以后，以法律作为社会改革的基本手段，许多改革措施都用法律、法令的形式表现出来，秦国封建法制的内容也进一步丰富起来。二是用法律手段剥夺旧贵族的特权。商鞅在变法过程中，运用法律手段，采取各种措施限制或剥夺旧贵族的特权。例如，废除世卿世禄制度，没有军功即取消其爵禄和贵族身份。同时实行郡县制，剥夺旧贵族对地方政权的垄断权，强化中央对地方的全面控制。三是全面贯彻法家“以法治国”和“明法重刑”的主张。在变法过程中，法家的一些基本主张皆清楚地表现出来。要求全体臣民特别是国家官吏学法、“明法”，百姓学习法律者，“以吏为师”。在变法过程中，商鞅尽力贯彻重刑原则，加大量刑幅度，对轻罪也施以重刑。为了贯彻重刑原则，强调国家法律的严肃性，商鞅在变法中反对赦宥，主张凡有罪者皆应受罚。在变法期间广泛实行连坐制度。这些对于维护社会秩序，保障政权的稳定有重要作用。
正如上述几方面的条件，使商鞅变法在七雄变法中推行时间最长、新法内容最彻底、百姓最欢迎、效果最大。孝公死后，商鞅虽身遭车裂，然其法不可动撼，继续推动着秦国历史的进步，为秦统一六国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楚不用吴起而削乱，秦行商君而富强。”商鞅变法的成功，最终实现了秦孝公富国强兵的愿望，对中国历史的发展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参考文献：
[1] 中国历史（全五卷），张岂之，高等教育出版社，2001.
[2] 春秋学史，赵博雄，山东教育出版社.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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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人文素质教程，陈艳，郝春生，清华大学出版社、北京交通大学出版社，2004.
[5] 诠肆从录（全二册），王世雄，新疆人民出版社，2008.
[中图分类号]G63 眼文献标识码{眼文章编号}0457-6241（2015）11-0051-03
上课积极思考，对学生深刻理解历史、提高历史思维能力，以及自身成长，作用非常大。因此，激发学生积极思考应该是历史课堂教学的核心目标。教学设计的关键，就是要设计出让学生产生认知和情感冲突的问题，激发其好奇心，从而推动学生去积极探究问题。《富国强兵的秦国》一课，课标的要求是探讨商鞅变法的作用。教材通过叙述分析商鞅之死、商鞅变法的积极意义和局限，阐述商鞅变法的作用。对于高二文科的学生来说，商鞅的结局、商鞅变法的作用，已经很熟悉，虽接受了有关商鞅变法的一些观点，但又没有对其进行过深入的思考。事实上，学生对很多历史知识，都是处在这种状态中：熟悉，但没有深入思考。因此，教师就要根据学生对历史知识的这种状态，设计一些与他们的认识不一样而又符合史实的问题，来激发其好奇心，推动其积极思考。
1.导入
师：本课的标题是“富国强兵的秦国”，那么秦国能够富国强兵的原因是什么？
生：商鞅变法。
师：商鞅为秦国做出那么大的贡献，但商鞅最后却车裂而死，结局非常悲惨，这是为什么呢？真的就是他的变法触犯了秦国旧贵族的利益而导致这种结果吗？当时秦国老百姓对他的这种结局是怎么看？是个什么样的心态？这堂课，我们就来学习。
设计意图：学生基本上都知道商鞅最后的结局，但他们多数没有注意到商鞅的贡献和其悲惨结局的不对称性，也没有认真思考过其中的原因，将这种不对称性展现在学生面前，会让学生耳目一新，感到困惑、好奇，从而激发他们思考和学习本课的兴趣。
2.商鞅之死
先让学生阅读教材，了解概括商鞅之死的原因和过程。然后提问，商鞅之死的原因，真如教材所说，就是因为旧贵族的反对吗？
出示多媒体材料：
孝公行之八年，疾且不起，欲传商君，辞不受。孝公已死，惠王代后，莅政有顷，商君告归。
人说惠王曰：“大臣太重者国危，左右太亲者身危。今秦妇人婴儿皆言商君之法，莫言大王之法。是商君反为主，大王更为臣也。且夫商君，固大王仇雠也，愿大王图之。”商君归还，惠王车裂之，而秦人不怜。
──《战国策・秦策一》
设问：（1）孝公真想把王位传给商鞅吗？他这样做的意图是什么？说明他担心什么问题？
（2）惠王是不是听了别人一句话，就决定把商鞅杀掉？如果不是，那么真正的原因是什么？
（3）材料所述商鞅之死的原因，与教材所述的不同之处在什么地方？你认为，商鞅之死的真正原因是什么？
（4）惠王知道不知道商鞅的功劳？知道不知道商鞅没有谋反？如果惠王不杀商鞅，会有什么结果？惠王杀商鞅是不是也有一种无奈在里面？你有什么感悟？
设计意图：教材把商鞅之死的原因归结于旧贵族的反对报复，学生看了一般不会产生疑问。提供一段与教材所述原因不同的材料，设计一些对教材观点进行质疑的问题，就会让学生在商鞅之死的原因上产生认知冲突，进而对商鞅之死的原因进行重新的思考，而不是仅仅记住教材的结论。在这个过程中，学生会明白教材的结论只是一种认识而已，还可以对其作出其他的解释。
在学生看来，商鞅不该杀。但如果让学生从惠王角度思考问题，心理上就会产生矛盾冲突，对第（4）问，思考的兴趣就会非常大。在思考的同时，还会体会历史人物的艰难无奈和历史的复杂。
3.变法的历史局限
师：对商鞅这样功勋卓著的人最后被车裂而死，你们有什么感觉？对于商鞅的车裂，当时的秦国有没有人高兴？如果有，会是些什么人？
引导学生看前面材料的一句话：
商君归还，惠王车裂之，而秦人不怜。
师：这句话中的“秦人”是否包括当时秦国的老百姓？
生：包括。
师：那么为什么当时秦国的老百姓不同情商鞅呢？
（先让学生回答，然后再引导学生阅读教材，同自己思考的结论进行对比。）
师：如果商鞅变法没有给秦国老百姓带来痛苦，那是多么好的事情啊！那么商鞅变法这种局限在当时能不能避免呢？（不能）为什么不能避免？你对此有什么感悟？
设计意图：对于功勋卓著的商鞅最后被车裂而死，学生普遍的态度是同情。对于贵族的态度，他们也能理解，但秦国老百姓的不同情，就会让学生产生强烈的情感冲突，感到不可思议。设计“为什么当时秦国的老百姓不同情商鞅呢？”这个问题，就是根据学生这种情感状态，激发学生对变法局限性的积极思考，自己得出有关变法局限性的一些结论。之后，再引导学生同教材的结论进行对比，学生就能较为深刻地理解教材的知识。
当学生思考商鞅的结局时，心中自然会升起“要是商鞅变法没有这些局限，该多好啊”的愿望和感叹，但历史的真相与人们的美好愿望是相冲突的。设计“局限能不能避免？为什么不能避免？”这两个问题，就是根据学生的这种心理冲突，来激发学生好奇心。
4.富国强兵的秦国
师：商鞅死了，他采取的那些措施会有怎样的命运呢？
出示材料：“商鞅虽死，而秦卒行其法。”
师：商鞅变法措施损害了贵族的利益，给老百姓带来了痛苦，为什么当时的秦国人还要“卒行其法”？多媒体出示材料：
材料1：三年，卫鞅说孝公变法修行，内务耕稼，外劝战死之赏罚，孝公善之。甘龙、杜挚等弗然，相与争之。卒用鞅法，百姓苦之；居三年，百姓便之，乃拜鞅为左庶长
――《史记・秦始皇本纪》
材料2：行之十年，秦民大说（悦），道不拾遗，山无盗贼，家给人足。民勇于公战，怯于私斗，乡邑大治。
――《史记・商君列传》
材料3：山东之士被甲蒙胄以会战，秦人捐甲徒裼以趋敌，左挈人头，右挟生虏。夫秦卒与山东之卒，犹孟贲之与怯夫；以重力相压，犹乌获之与婴儿。
――《史记・张仪列传》
材料4：孝公用商鞅之法，移风易俗，民以殷实，国以富强，百姓乐用，诸侯亲服，获楚、魏之师，举地千里，至今治强。
――《史记・李斯列传》
设问：（1）根据材料分析商鞅变法怎样一步一步地让秦国富国强兵？
（2）材料对商鞅变法的评价与教材的评价有什么不同之处？产生不同的原因是什么？
设计意图：商鞅被处死是因为他的变法措施，所以按照常理，处死商鞅之后，他的变法措施也接着就要废除，但事实是，“商鞅虽死，而秦卒行其法”。这样，学生的认知冲突就产生了。更有兴趣思考“为什么当时的秦国人还要‘卒行其法’”这类问题。教材对商鞅变法影响的分析，往往是一个最终的影响。使得学生容易忽略任何影响都是一个渐进的过程。所选的四段材料，就体现了变法对秦国渐进的影响过程。第（1）问的设计就是在学生未注意到的地方产生心理冲突，在思考过程中，加深对影响的理解。教材的评价是现代人的评价，中央集权制度、封建国家都是现代人的话，材料的评价则是古代人的语言和观点，学生注意不到这样的区别。设计“材料对商鞅变法的评价与教材的评价有什么不同之处？产生不同的原因是什么？”意在通过这种思考让学生明白，时代不同，对历史的评价也是不同的。
5.本课小结
多媒体出示：
材料1：人们在他（梭伦）的塑像上刻下了这样的铭文：“摧毁过无端骄横的波斯侵略者的萨拉米斯岛生育了梭伦，这位伟大的立法者。”
――人教版选修一
材料2：商君，其天资刻薄人也。迹其欲于孝公以帝王术，挟持浮说，非其质矣。且所因由嬖臣，及得用，刑公子虔……卒受恶名于秦，有以也夫。
――《史记・商君列传》
师：两位改革家的改革都对各自的国家做出了什么贡献？各自国家的人们对两人的评价有什么不同？为什么会有如此巨大的差别？你要是进行改革的话，该做出怎样的选择呢？
设计意图：小结不仅要对本堂课所学的知识进行回顾总结，还要引导学生对本堂课所学知识进行再次的思考，产生新的认识。进行这样的设计，意在让学生体验当时两国人的情感，感悟那段历史，感叹两人的命运。并从中吸取教训，提升智慧，为自己未来发展夯实基础。
教学设计应该围绕激发学生积极思考来进行，但同时还要考虑操作的可行性。本篇教学设计，出现了不少让学生处在认知和情感冲突中的问题，对激发他们的好奇心，推动他们积极思考，无疑有积极的作用。但在一课时，又不能保证学生有足够的时间思考这么多问题的。这其中的无奈，确实还值得笔者继续不断研究。
一
商鞅是卫国公室之后裔，源出姬姓，因此又被称为卫鞅。到了商鞅这一代，由于是旁系子孙，家庭已经破落了，流落到异国，给魏国相国公叔痤当门客。此人不甘心久处人下，少年时刻苦向学，史称其“好刑名之学”。——刑名之学，就是法家的学说，走的是李悝、吴起的路数，和后世“法治”辞相近而意相差甚远。中国古代的法家不以保障普通人的权利，限制官家权力为基础，相反乃是提倡官家特别是君主进行集权，用严刑酷法来威慑与管理官吏和百姓。凡法家者，多刻薄寡恩之人，商鞅也不例外。
他的主人公叔痤在临死前对魏惠王说商鞅“年少有奇才，可任用为相。”又对惠王说“王既不用公孙鞅，必杀之，勿令出境。”惠王以为老相国病得厉害，说胡话了，没当回事。商鞅逃过一劫，跑到相邻的秦国。不久，深得秦孝公大用。商鞅如何取悦于国君，《史记》中有一番精彩的描写。商鞅在用言辞打动孝公后，对秦国的宠臣、他的朋友景监说：“吾说君以帝王之道比三代，而君曰：‘久远，吾不能待。且贤君者，各及其身显名天下，安能邑邑待数十百年以成帝王乎？’故吾以强国之术说君，君大说之耳。然亦难以比德于殷周矣。”可见商鞅未必不想建立一套更为人性、造福更久远的制度。但是，他向国君介绍三代时尧舜禹成就帝王之道，秦孝公昏昏欲睡，说商鞅是个妄人，因为这样做太难了，需要数代帝王的努力，他等不及了。于是商鞅再次拜见秦孝公时，就开了一张见效快但副作用大的“猛药”药方。
这剂猛药，就是商鞅的变法。商鞅变法的切入点就是建立政府的“威信”，以厚赏取信于民，这便有了著名的“厚赏徙木”的故事，而要立威，则采取严酷的刑法。
商鞅变法的主要内容是：颁布严厉而明确的法律；奖励军功；鼓励农桑；推广郡县制。其中有一项内容对后世影响极坏，即“告奸”，鼓励民间相互告密，告密者可获得官府奖赏，而知情不报者则连坐。另一些内容则得罪了秦国的既得利益集团，将他自己置于危险的境地。他用法律剥夺了旧贵族的特权，如以军功而不是以出身定爵位，敢拿贵族开刀。变法之初，太子犯法。商鞅说：“法之不行，自上犯之。”要按律法处罚太子，太子是继承人，不能受刑，于是就处罚了太子的老师公子虔、公孙贾。这个威慑效果很明显：“明日，秦人皆趋令。行之十年，秦民大说，道不拾遗，山无盗贼，家给人足。民勇于公战，怯于私斗，乡邑大治。”——商鞅这种做法，是霸道而非王道，历代儒家多不持赞成态度，但是很管用，过程、手段是否仁厚、文明、合理都不重要，重要的是达到目的。目的高于一切，这种“成功学”对国人影响深远。
等到秦孝公去世后，当年被商鞅侮辱的太子即位，是为秦惠文王，商鞅的好日子到头了。当初被他判处刑罚的太傅公子虔向国君告发商鞅谋反。——谋反这类罪名是个大筐，什么都可以往里面装，是收拾政敌的最佳武器。秦惠文王未必不知道当初商鞅那样做是为了秦国的强大，但是，秦国富国强兵的目的已达到了，商鞅已无什么价值了，再说啦，他得安抚旧贵族，顺便报自己的私仇。——于是，商鞅必死无疑。
商鞅又重复当年从魏国逃走之故伎，然而，这回他没那么好的运气了。在逃离秦国边关前，想住旅店，店主说商君有令，住店的人没有证件，店主要连带判罪。拒绝了这个逃犯。商鞅叹息道：“嗟乎，为法之敝一至此哉！”这就是作法自毙的来由。后来他逃到魏国，魏国恨他当年打败了魏国，不但拒绝收留他，反而把他遣送回秦国。他被秦国军队杀死在渑池，秦王下令车裂其尸首以示众。
二
如果说商鞅上演的是悲剧，那么两千年以后的许显纯则上演了闹剧。
许显纯，是明朝嘉靖皇帝的女儿嘉善公主的孙子，他爷爷是驸马，典型的皇亲国戚。中武进士后，进入锦衣卫当军官。武进士远不如文进士有含金量，而锦衣卫是安排勋贵子弟的重要地方，《明史》说：“恒以勋戚都督领之，恩荫寄禄无常员。”因为锦衣卫是皇帝的私人武装，可以逮捕任何人，不需要事先取得刑部的同意。可以将嫌犯关押到诏狱——即天牢中，也可以对嫌犯不进行公开审讯。——如此的机构，必然演变成权力极大、人人闻之色变的特务机构。到天启年间，魏忠贤当政，他投靠在魏忠贤门下，擢升为锦衣卫都指挥佥事，算是锦衣卫这个机构的二把手或三把手。当了特务头子后，他惟魏公公之命是从，成为迫害“东林党人”的主要打手，杨涟、左光斗、周顺昌、黄尊素、王之采、夏之令都死于其手。
1.商鞅变法的背景。商鞅变法是在东周末年诸侯争霸的背景下进行，这次改革的目的就是争霸。在这一时期，社会经济、政治和文化的整体都发生了很大变化。西周时期形成的宗法血亲为基础的通过周礼来进行规范的统治制度已经很难规范和拘束这个分崩离析、礼崩乐坏的时代，各方诸侯都在努力寻求改革，希望通过一种新的、可以替代周礼的统治工具来对统治制度进行改革，商鞅变法亦是如此。就这一问题全国上下在改革之初进行了激烈的讨论，旧贵族政治势力代表甘龙、杜挚，竭力维护奴隶制的“礼治”，先后声称“：圣人不易民而教，知者不变法而治。“”法古无过，循礼无邪。”商鞅从进步的社会历史观出发，当场针锋相对地予以批驳，他以“三代不同礼而王，五霸不同法而霸”和“汤、武之王也，不循古而兴；殷、夏之灭也，不易礼而亡”诸多史实为例，论证了“治世不一道，便国不必法古”的管理思想，阐明时代不同，国家的政治、经济等方面措施必须有所变化，宜应“不法其故”“，不循其礼”，力言实施变法革新，当机立断，非此无以实现强国利民[1]23。这种背景下的商鞅变法的核心思想是“一断于法”，即通过一系列的制度改革，改变了西周时期“国家大事，在祀与戎”[2]的格局，实现通过“法”来对国家进行规范的目的。
2.商鞅变法的主体思想。商鞅变法在整体上是为了适应社会、政治和经济的变革要求，以“治世不一道，便国不法古”作为基本观点，从农业、富国强兵、法制推进等方面进行改革。商鞅变法的思想由四个主要部分构成，第一个部分是中农抑商的思想。战国时期自然经济占主导地位，在诸侯割据、战乱纷争加剧的同时也促进了商品经济的发展。然而，在当时的统治者眼中来看，国家的繁荣与强大不能依靠商业贸易，而是要依靠农业生产，他们认为商业贸易是一种小部分人通过交换谋取利益的手段，本身并不能创造社会产品，一旦以这些活动作为发展的基础就会削弱国家的整体实力，所以他们都主张以农业生产为主，不主张商业贸易，商鞅变法亦是如此。第二个部分是向统治特权开刀，废除分封制和世袭世禄的制度，实行郡县制和人才选拔制，从而发掘了大量的人才，盘活了秦国的行政管理，使整个国家充满了活力。第三个部分的思想是强兵政策。在战乱时代，强兵既是称霸的基础，也是生存的基础，因此商鞅变法中非常重视对战功的奖励。第四个部分，是依法治国的思想。商鞅变法时的“依法治国”与现代的“依法治国”有很大的不同。现代的依法治国是指法律在国家治理中具有最高的权威，通过法律来对权力进行限制和规范，从而达到国家的治理，其相对应的是人治，即人作为最高的权威。而商鞅变法中的“依法治国”是为了突出“法”的地位，即通过法律来治理国家而非通过其他的方式来治理国家，这里的“法”并没有最高权威的意义而是具有工具意义，突出与以“礼”治国的区别。商鞅变法的理想是“国治：断家王，断官强，断君弱。重轻，刑去。常官，则治。省刑，要保，赏不可倍也。有奸必告之，则民断于心，上令而民知所以应。器成于家，而行于官，则事断于家。故王者刑赏断于民心，器用断于家。治明则同，治暗则异。同则行，异则止，行则治，止则乱。治则家断，乱则君断。治国者贵下断，故以十里断者弱，以五里断者强。家断则有余，故曰：日治者王。官断则不足，故曰：夜治者强。君断则乱，故曰：宿治者削。故有道之国，治不听君，民不从官”[3]，就是希望通过法来达到国家治理的目的。
二、商鞅变法的实现途径
在变法中，商鞅从树立法律权威、规范国家制度和制定刑罚体系三个维度塑造封建法律。在改革之初，不仅许多大臣坚持以礼治国作为基本方略，百姓也对法律不信任、不了解。为了推进变法，商鞅从塑造法律权威做起，他命人在城门口贴了一个告示，告示上写着如果谁将门口的杆子扛进城就给谁一笔不菲的奖金，很多人看到告示都不敢相信，最后有个年轻人试了，果然获得了告示承诺的奖金。商鞅的这一举动彰显了政府的公信力，打下了变法的信任基础。这在当时具有重要的政治意义，对其后的中国法律发展更加具有重要意义，它使法制观念开始深入人心。与此同时，商鞅还采取了两项重要举措，一是通过法律规定了政府职权和职责，对老百姓提出了要求，通过法律确定了土地所有制，确定了国家的基本制度，使法律的规范意义得到凸显，法律作为一种成文的、可预测、可知晓的行为规范取得了人们的信任，法律权威逐渐树立。这相当于在政府和百姓之间以法律为形式建立了一种社会契约，从而使国家管理更加高效；二是制定了严刑峻法，这里的严刑峻法不仅约束百姓，还约束统治阶级，只要违反了法律规定就要受到法律的惩罚，中央集权的中国封建社会统治格局形成，创造了一个国家一部约束性法律的政治基础。商鞅的这些做法使秦国迈入了“依法治国”的轨道，并且最终吞并了六国，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封建王朝。
三、商鞅变法对中国封建法制形成影响
首先，商鞅变法为中国封建法制的发展创造了一个统一的政治实体。商鞅变法是将法家思想注入国家统治当中，经过具体的制度改革后法律成为了国家政治统治的权力桥梁，最高统治者通过法律将社会上的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都串联起来，任何人触犯了这条绳子都能够在最高统治者的意志下解决，从而加强了中央集权。一个中央集权的国家的形成，使得统治者对法律的依赖性更强，使社会群体不得不遵从法律，这样法律作为政治统治工具才真正具有了权威性，才真正从民间学派思想变成治国方略，所以说商鞅变法为中国封建法制的发展创造了一个封建法律得以发展的政治实体。
其次，商鞅变法使法律权威在社会上得以确立。秦国的强大使各国纷纷效仿，一时间“变法”成为各国试图强大的途径，社会和诸侯都对法充满信任。同时，商鞅变法中的法律责任不仅针对被统治阶级，还包括了王侯将相，任何人触犯法律都要受到法律处罚，法律成为一种既能限制人们行为，也能保护人们利益的工具，从奴隶社会中裸的“刑罚”变成一种具有“维权”功能的“正义”价值符号，使整个社会都自愿遵守法律，真正树立了法律权威。在这一点上法家集大成者韩非子也予以肯定，他认为“：商君说秦孝公以变法易俗而明公道、赏告奸、困末作而利本事。民后知有罪之必诛，而告奸者众也。故民莫犯，其刑无所加。是以国治而兵强，地广而主尊。”
第三，商鞅变法促进了法律事业的发展。在商鞅变法的过程中，除了制定法律制度树立法律权威以外，还进行了大量的立法，开办法律教育，为中国封建法律的发展提供了思想资源和人才资源。
最后，商鞅变法使中国的法律文化开始形成。商鞅明确地反对儒家之“礼”，认为“前世不同教”“、治世不一道”[5]30，即认为不同时期的社会有着不同的习俗和道德风尚，因此治理国家的方式也因为这些而有所不同，当时社会已经发生了变迁必须采取新的更加强硬的治理方式，主张“力生强，强生威，威生德，德生于力”[6]，同时认为“以治法者，强；以治政者，削”[7]，法治是最好的统治方式。商鞅的这些思想通过实践使秦国最终统一天下，而法治思想也在这个过程中发展壮大，深入人心。
于此我们可以看出商鞅的确有过人的眼力，也十分镇定。而他到秦国去，也是有勇有谋，沉着冷静，先是故意说帝道和王道，让觉得要实现这些不知到哪年哪月的秦孝公不耐烦，吊足了胃口之后才说霸道，果然一拍即合，对谈几天也不厌。终于被秦孝公信任，委以重任，实施变法。
这也就涉及商鞅之信与不信的问题：他究竟是将信视作手段还是视作目的，是诚意的取信还是非诚意的取信？当商鞅制定了法令还未公布之际，他恐怕老百姓不相信其赏罚，真的重赏能搬一根木头从南门到北门者。后世也有人认为这就是“信”了，但商鞅显然只是将“信”作为手段，且只能是一次博弈。当他带兵伐魏时，魏派出公子（音同昂）迎敌。商鞅给公子寄信说，当年我在魏国之时，与你相谈甚欢，今天却要相对攻杀。其实我们可以见面互相起誓结盟，畅饮之后罢兵回国，以使秦国、魏国的百姓安心。公子信以为真，前来赴会。在双方盟誓后，商鞅以事先埋伏的甲兵将公子俘虏，并乘势攻击魏军，使其大败。看来商鞅不仅尚“信”，也尚诈。
商鞅对人性，包括百姓与君王都有冷峻的认识，他知道如何取“信”于君，也知道如何取“信”于民。而他实际对民众能力的评价很低。变法之初，他明确地说：“成大功者不谋于众。”而他对君主的认识恐怕也不会太高，只是权力集中在君主那里而不得不趋奉。商鞅是一个非常强势的功利主义者，一个进攻型的国家主义者，他对民众其实是不信任、不关心的，他认为只有赏罚能够调动和规范人们的行为。他大概完全不理解或者不屑于人情、人道，更不要说功利之外的精神境界，这又可以说是他思想上的盲点。他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在手段上是不会有顾忌的。
商鞅尽管看人甚明，但终究自视过高。所以，当赵良批评他“相秦不以百姓为事”，劝他施政适当宽松，也为自己留后路时，他完全不听。太史公司马迁也评价他是“天资刻薄人也”。结果，商鞅最终落了个五马分尸的下场。
政治思想上的峻急刻薄者，会大量伤人，最终一定也会伤到自己。依古人言，法家思想就是这样一种峻急刻薄的政治思想。像韩非子这样的思想上的大法家，还有商鞅、李斯两个行动派的大法家，尽管功绩显赫，但其辅佐的君主霸业终究难于长久，更不要说他们本人最后都不能得其天年、顺命而终。
一、分析商鞅变法的原因时，可以引导学生用“人类社会的基本矛盾及其运动”的理论来分析
历史唯物论告诉我们：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是贯穿人类社会的基本矛盾。“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进而决定整个社会关系的基本原理，决定历史发展的进程。”这就是说，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的发展状况；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基础，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也就是决定社会的政治、法律制度和设施，决定社会的各种思想观点和社会意识形态，上层建筑一定要适合经济基础的性质。可见，生产力的发展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基础与动力，决：定着社会的性质和面貌，决定着社会形态的变革和更替。根据这一原理。笔者对商鞅变法的原因进行了如下的教学设计：
首先向学生展示了一幅图(如下图)，然后让学生回答两个问题：
(1)这幅图所示的生产工具最早出现在何时?
(2)这些工具的出现对当时的经济、政治产生了怎样的影响?
学生面对这种情景，思考老师提出的问题。自然而然地接受着“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决定着社会的性质和面貌，决定着社会形态的变革和更替”这一哲学观点，很快写出了题目的答案。即图中的生产工具最早出现在春秋战国时期，随着铁制农具和牛耕技术的推广，大量荒田得到开垦，私田不断涌现。原有的井田制土崩瓦解，生长出新的封建经济和封建生产关系的萌芽。随着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和经济基础的变化，社会阶级关系也发生了变化，原来的奴隶主贵族开始没落，新型的地主阶级开始兴起。随着新的封建土地占有制的逐步确立，新兴地主阶级不断发展壮大，强烈要求奴隶主统治，建立封建制地主阶级统治，于是各国相继进行了变法。其中最有影响的是商鞅变法。商鞅变法的原因便跃然纸上。
二、分析商鞅变法的一项重要措施一重农抑商政策时。可以引导学生用“发展的观点”来分析
唯物辩证法的发展观认为，世界是一个永不停息地运动、变化、发展的世界，任何事物都有自己发生、发展和消亡的过程。发展的实质是事物的前进和上升，是新事物的产生和旧事物的灭亡。这就要求我们在分析问题、解决问题时都要坚持用发展的眼光看问题，自觉抵制具有主观性、片面性的各种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的错误观念。重农抑商政策最早是商鞅提出来的，它的提出基本适应了春秋战国时期小农经济的发展趋势，因而有利于封建制度的确立，极大地推动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其积极作用非常明显。但是事物是不断变化发展的，而绝不会停留在一个原来的水平上。因此重农抑商政策应随着社会的发展和国际国内环境的变化而适时地加以调整和完善。事实上这一政策到了明清时期特别是晚清时期其消极作用日益显锘，严重地阻碍了资本主义萌芽的发展，遏制了中国近代工业的发展与进步，造成中国近代落后挨打的局面。只有坚持用发展的观点看待重农抑商政策，才能正确认识它的发展方向和意义。
三、分析商鞅变法的作用时。可以引导学生用“一分为二”对立统一的哲学观点来认识
唯物辩证法认为，金无足赤，人无完人，“一分为二是客观世界的普遍现象”，世界上的一切事物都包含着既相互对立，又相互统一的两个方面。这就要求我们在分析问题、解决问题时既要坚持两点论，两分法，做到全面辩证地分析问题、解决问题，又要坚持重点论，做到抓住事物的本质和主流。笔者自觉地根据这一哲学原理并结合中学历史教学的特点(注重史料的研究与分析)。进行了以下的教学设计：
首先用多媒体向学生展示了四组不同时期不同人物对商鞅变法的评价，然后引导学生根据史料和所学知识，运用唯物辩证法观点写出自己对商鞅变法的科学评价。
展示不同时期不同人物对商鞅变法的评价：
材料一：秦孝公时，曾有人当面批评商鞅“相秦不以百姓为事”“残伤民以峻刑”，违背了“得人者兴”“恃德者昌”等治国基本要领，是注定不会有好下场的，“君之危若朝鼹，尚将欲延年益寿乎”?
材料二：西汉时，著名思想家贾谊总结秦朝灭亡的原因是“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
材料三：孝公用商鞅之法，移风易俗，民以殷实，国以富强，百姓乐用，诸侯亲服，获楚、魏之师；举地千里，至今治强。(――《史记・李斯列传》)
材料四：秦孝公用商鞅，坏井田，开阡陌，急耕战之赏，虽非古道，犹以务本之故。倾邻国而雄诸侯。然王制遂灭，僭差亡度。庶人之富者累巨万，而贫者食糟糠；而有强国者兼州城，而弱者丧社稷。
请阅读上述材料回答：(1)根据以上材料，归纳概括对商鞅变法作用的评价存在哪两种不同的观点?(2)你将如何吸收、融合他们的观点，形成自己的科学评价?
在老师的策划、引导和参与下，经过学生的合作、讨论以及探究甚至辩论之后，学生对商鞅变法作用的认识逐渐明晰起来，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正确的观点。尽管千百年来人们对商鞅变法褒贬不一，但只要坚持一分为二的观点，就会得出商鞅变法既有积极作用也有消极作用的结论：一方面，商鞅变法废除了奴隶主贵族的特权，促进了封建生产关系的确立和经济的发展。使得秦国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富国强兵”，为后来秦统一六国奠定了基础。这是商鞅变法的积极作用，也是其主要作用；另一方面，也要看到商鞅变法中实行的严刑峻法和文化高压政策，对后来秦朝发展也产生了消极影响。笔者认为学生通过自主合作探究之后得出的这一科学结论正符合马克思主义哲学关于两点论与重点论相统一的思想。
四、总结商鞅变法成功的原因时。可以引导学生用“内因与外因的辩证关系”的原理加以分析
唯物辩证法认为，内因与外因是事物发展不可缺少的两个因素。内因是事物变化的根据，外因是事物变化的条件，外因只有通过内因才能起作用。自觉运用这一原理，就能正确分析商鞅变法之所以成功的真正原因。笔者认为，商鞅变法之所以成功，那是因为变法遵循了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发展状况、上层建筑一定要适合经济基础状况的规律，促进了生产关系的变革和上层建筑的更替，适应了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促进了经济基础的发展，符合了历史发展的潮流，这是内因，也是商鞅变法成功的根本原因。而秦孝公的支持和商鞅个人的才能、智慧、决心(例如商鞅提出“治世不一道。便国不法古”，商鞅采取“徙木立信”“取信于民”的做法等)则是变法取得成功的外因。
五、在讨论。商鞅虽死。秦法犹存“这个“看似矛盾”的教学难点时。可以巧妙地运用。前进性和曲折性相统一”的哲学观点来化解之
唯物辩证法认为，新事物必定战胜旧事物，事物发展的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前进性和曲折性的统一是一切事物发展的基本途径。笔者自觉运用这-一原理，设计了三个步步推进、环环相扣的题目：(1)商鞅为什么会死?他的死说明了什么问题?(2)商鞅既然死了，为什么他所倡导的变法还能继续推进取得成功呢?(3)你从“商鞅虽死，秦法犹存”历史现象中。得到了哪些启示?让学生对照这三个问题进行自学、讨论，充分发表自己的意见和看法。加上教师的层层点拨，尤其是师生平等对话，使学生明白了商鞅变法遭到了奴隶主贵族的反对，甚至流血，这说明了改革不可能是一帆风顺的，必然会出现挫折。但由于商鞅变法适应了历史发展的潮流，解决了当时的主要矛盾，是正在发展中的新事物，因而得以贯彻进行下去，并取得成功。“商鞅虽死，秦法犹存”充分说明了新事物是不可战胜的，但事物的发展是前进性和曲折性的有机统一。
“凡赏者，文也；刑者，武也。文武者，法之要也”。因此商鞅实行法治的思想核心在于，重视奖赏和刑罚的辩证关系，这也是他厉行法治的关键所在。
商鞅认为：“重刑，连其罪，则民不敢试，故无刑也……故禁奸止过，莫若重刑”，所以在变法中运用最多的是刑罚，导致刑罚成为当时思想的最显著特征。他认为，古代的人民朴实，民风淳厚，当今的人民投机取巧，面目虚伪。所以对于当今人民的治理要用重刑让百姓因畏惧而不敢以身试法。他认为国家通过刑罚治理百姓，刑罚可以“禁奸止过”。在法律运用上，他主张首先应重刑轻罪，对于知情不报者应与犯人同罪；其次，他主张刑用于将过，人们在有犯罪念头时就要处罚；最后，他还提出对于人民的管理应该使用连坐，知情不报和隐匿违法者与违法者同罪，一人犯罪，家人、邻居、同僚都要连坐。在强调使用刑罚的同时，他对奖赏也十分注重。
在商鞅看来，奖赏是鼓舞战斗中的士气，增强军队的战斗力的重要手段。这种认识也体现在了商鞅变法实践中，商鞅在变法之初，“令既具，未布，恐民之不信己，乃立三丈之木于国都市南门，募民有能置北门者予十金以明不欺。卒下令。”这是广为流传的立木为信得故事，增强了人们对于法律的信任，真正做到令行禁止，同时说明奖赏是商鞅厉行法治的手段之一。
同时，商鞅难能可贵的提出法不阿贵即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思想，主张“一刑” ，统一刑法标准并平等适用刑罚。在秦国的变法过程中他也确实践行了这一点。《商君列传》载，“令行于民期年，秦民之国都言初令之不便者以千数。于是太子犯法。卫鞅曰‘法之不行，自上犯之’。将法太子。太子，君嗣也，不可施刑，刑其傅公子虔，其师公贾。”
古人尚能如此，今人不免有些惭愧，在当前我国的法律实践当中，有些方面却没有能正确合理地把握法律与道德、权力与利益之间的关系，导致人们的法治观念混乱，法律效果不能让人满意。近年来执法者的思想素质、工作态度、工作作风多被重视，升迁奖励也多围绕这些方面进行，而把安分守法、断案公正的官员视为庸吏，在这样的观念引导下，司法中只讲表面功夫而把法律的严肃性、权威性放在了其次的不正之风的盛行就在所难免了。
商鞅法治思想的当代意义
商鞅的变法对秦国的强大起了推动作用，他的诸多法治思想对后世影响深远，为我国的社会主义法治实践也提供了诸多有益借鉴。商鞅不畏权贵、秉公执法的刑无等级精神和秉承天下为公的豪迈气概都可以从商鞅的法治思想中得到体现。
·有法可依、有法必依
商鞅重视法制建设，主张的缘法而治启示我们要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可依是依法治国的基石，没有法律，法治就是无源之水、无根之木。有了相关法律，才能在处理问题、纠纷时就具有一定的判断标准，才能切实保护相关的合理利益，才能保障人们的合法权益，社会才能有序进行。商鞅不仅意识到法律对于国家管理和社会稳定方面的积极作用，而且把立法工作落实到实处，开创了我国法制社会的先河。在有法可依的同时，还应该做到有法必依。商鞅置吏为师，让官吏教百姓识法、知法，让百姓监督官吏，避免官吏知法犯法、侵犯百姓利益。研究商鞅变法的过程，我们可以知道，为了保证各项法令都得到彻底的贯彻，证明法的权威，以“立木为信”的做法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有法必依的经典范例。若有法不依的话，法律无异于空中楼阁，无法发挥作用。
·执法必严、赏罚必信
商鞅非常重视法律的执行，主张在执法过程中，法律必须得到彻底地贯彻。他主张的以刑去刑、刑无等级思想启示我们，必须以严谨的态度对待法律问题。对违法行为必须追究违法者的责任，不论违法者的社会地位高低都要从严处罚，这对我国社会上的违法犯罪尤其贪污受贿案件的处理有着积极地借鉴意义。商鞅成功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正确使用“奖赏”和“刑罚”两大武器，达到自己的目的。法律一般以禁止性规定的面目出现，即告诉人们“不得为何事”，而极少有对投入回报的许诺。在人们的意识中，法即惩罚，这样人们对法律采取躲避的态度，长期下来即造成社会普遍的法律意识较弱。在“见死不救现象”中，只能对见死不救者进行道德上的谴责，而应在法律上对见义勇为者予以激励，使社会在弘扬其精神的同时，也关心其医疗保险，解决其后顾之忧。让英雄在付出的同时，感受到社会的温暖。否则，将是残忍的，而且，那些本有见义勇为之心的人，也会因为成本太高而放弃。长期下去，必然会造成只扫自家门前雪，莫管他人瓦上霜的思想抬头。这与我国社会主义的相互求助原则不相符合。
正视历史，以史为鉴可以知兴衰、明得失，我们要从商鞅变法中品味法治思想，将其有益方面发扬光大。
商鞅，约于公元前390年出生于卫国(位于今河南北部、山东西部和河北南部一带，国都在今河南濮阳)。此后相继发生了以商代夏和以周替商的朝代更迭，其间社会经济政治制度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不断变化、日趋进步。到了商鞅出生的东周后期，神州大地进入了诸侯各国纷纷变法图强，群雄逐鹿的战国时代，一个英雄辈出的历史舞台已经拉开帷幕，等待着商鞅的表演。
封建社会早期的改革家商鞅正是出生在这样一个大国争霸，诸侯争雄，为了增强各自的实力，竞相引进人才，进行变法，形成社会制度急剧变革、征战不断的历史时代=从而使来自卫国的商鞅有了用武之地。当然在这种变革形势下，产生英雄是无疑的，至于准能成为英雄，则一有才能问题，二有机会问题，两者缺一不可。机会和风险并存，才能和德行缺一不可，内中的辩证关系很值得人们深思。西进入秦，另谋出路
魏惠王十年(公元前360年)，心怀大志的商鞅眼看着在魏国难以施展自己的才能和理想，准备另谋出路，恰在此时，秦孝公(公元前36I-前338年在位)颁布了招贤令，要仿效中原各国，不拘一格引进人才，变法革新。于是，商鞅立即收拾行装，告别了曾寄托过远大理想的魏都安邑，跋山涉水，风尘仆仆地西进入秦。
在与秦孝公会面时，商鞅摸清了秦孝公急于称雄天下的思想，大讲富国强兵之道，秦孝公听得非常高兴。此后，两人不顾君臣礼节，一连促膝深谈了数天。由于思想投机，观点一致，商鞅获得了秦孝公的赏识，并开始受到重用。
下定决心实行变法的秦孝公任命商鞅为左庶长。秦国将爵位分为二十级，第一级最小，第二十级最大。左庶长是第十级，相当于中原各国的卿。执掌改革大权的商鞅终于实现了少年时的愿望，成了名副其实的秦国“国家体改委主任”，并相继实行两次著名的变法。
第一次变法
第一次变法是秦孝公六年(公元前356年)以律的形式颁布的，其主要内容：一是编定户籍，实行“连坐”；二是禁止游说求官，禁止私人请托；三是奖励军功，禁止私斗；四是重农抑商，发展生产；五是轻罪重刑，树立权威。
编定户籍。实行“连坐”。为了掌握秦国的“民众口数”，商鞅在秦献公十年(公元前375年)初步制定“户籍相伍”的基础上，进一步整顿、编制了户籍，生者登记，死者注销，并把五家编为一伍，十家编为一什，实行什伍连坐。在什伍之内，各家要互相监督、纠察。什伍连坐是商鞅对李悝《法经》中“徒禁”的进一步发展。它和户籍制同时并行，进一步限制和打击了旧贵族的势力，加强了地主阶级的法制，使刚刚从旧制度束缚下摆脱出来的农业人口成为封建国家直接控制的纳税户，有利于改变“一人耕而百人食”的状况：同时，户籍制不仅与国家组织财政收人密切相关，而且还逐渐成为军队内部编制和互相监督的一种形式和手段。
禁止游说求官。禁止私人请托。为了限制、打击不事耕战、游手好闲的社会游民，商鞅在实行户籍制和什伍连坐的同时，还下令“燔诗书而明法令”，禁止游说求官，禁止私人请托和私通外国，限制自由迁徙。如果要做官，只能去学习法律，拜官吏为师，务求真才实学，，由此可见，私人请托源远流长，游说求官自古有之，只不过现在有人将其进一步发展到另加钱色的新高度罢了，
奖励军功，禁止私斗。在变法以前，旧贵族的爵位和俸禄都是世袭的，阻碍了社会的进步。商鞅规定，凡是没有为国家建立军功的旧贵族，都要把他们从宗室贵族的簿籍上除名，不许他们尤功受禄，继续享有特权。同时，根据军功的大小制定出高低不同的爵秩等级。实行奖励军功、按军功大小赏赐田宅的办法。这样，实际上就废除了旧的等级制度，代之以新的不再世袭的封建等级制度。而且，封邑内的行政政权掌握在封建国家手里，各级官吏皆由国家任免，受封者只能食其租税而已。这对限制旧贵族的世袭特权，促进封建经济的发展，提高军队的战斗力都起到了十分积极的作用。此外，商鞅还严格禁止私斗。所谓私斗，并不是专指一般个人打架，而主要是指“邑斗”。奴隶主之间为了争夺土地、财产，经常发生争斗，违反者要依情节轻重严肃处理。
重农抑商，发展生产。商鞅继承法家思想，认为“农战”是治国之本，国家要兴旺发达，主要靠农战。所谓农战，就是平时鼓励百姓一心务农，努力生产，战时则为国家勇立战功，突出“国家要靠农战而安，国君要靠农战而尊”的思想，迫使一般人要想富贵就必须投身到农战中去，养成一种“喜农乐战”的社会风气。商鞅与李悝一样把农业视作“本业”，把商业看成“末利”，实行重农抑商政策。新法规定，凡是努力耕织，生产粮食布帛的百姓，可以免除其徭役赋税；凡是弃农经商、因懒惰而贫困的，就连同妻子儿女没人官府为奴婢。当时这样做的主要目的似乎是为了限制商业同农业争夺劳动力，防止商人和高利贷者乘机牟取暴利，冲击农业生产，但千百年来统治者一成不变地实行重农抑商政策对中国社会经济发展所带来的负而影响是极其严重的。
根据秦国地广人稀，许多荒地尚待开垦的实际情况，商鞅启动优惠政策，吸引地少人多的三晋(即韩、赵、魏三国)地区百姓移民入秦。优惠政策规定，凡是从三晋地区迁入者，不仅可无偿分配住房、土地，并且可以免除三代的徭役，可以不参加战争；如果到山区、丘陵地带去垦荒，可以免除10年赋税。商鞅认为，如果让秦国人当兵打仗，让三晋的移民开垦土地，致力于农业生产，那么秦国即使经常出兵于外，国内也不会耽误农时，影响生产。这样就可以收到“富强两成之效”。商鞅这-思想不仅在当年发挥了重要作用，就是在今天仍然是各地取长补短，发展经济的指导思想。20世纪80年代宁波农村乡镇企业蓬勃发展，劳动力一度十分紧张，鄞县东南乡一带地多人少地区的乡镇政府为了农田不抛荒，就大量引进台州农民到当地落户务农。承包土地，据说至今还有为数不少的台州农民在鄞县居留。
为改变秦国“父子无别，同室而居”的落后状态，进一步发展生产力，商鞅规定，一家如有两个以上男子，到法定年龄就必须分家，各自独立谋生；否则一个男子要负担两个人的赋税，分家以后，各家都要积极生产，不准再互相依赖。这样做，对确立和发展以一家一户为单位的个体经济，提高劳动生产率，使青年人通过自立门户锻炼成为“匹夫”，都有着积极的意义。我们通常所说的“匹夫有责”中的“匹夫”指的就是这种负有独立责任的男子。为什么当今我们有些全民集体企业办不好，主要是缺乏匹夫，因为此类企业理沦上人人有责，实际上互相依赖，谁都可以不负责任，经济效益也就无从谈起了。至于近几年浙江温台地区经济得以蓬勃发展，深究其源，乃是在市场经济中成长起来的“匹夫”、“匹妇”们的奋斗成果。可见，要把每个青少年都培养成“有责匹夫”是振兴中华的当务之
急。
轻罪重刑，树立权威。商鞅认为，政府要树立权威，就必须坚持“轻罪重刑”的原则，也就是即使老百姓犯了很轻的罪，也要处以极重的刑罚，如规定凡破坏环境卫生，“弃灰于道者”，就要处以黥刑。黥刑就是用刀刺刻犯罪者额颊，然后再涂上墨，这样让乱倒灰土者永远见不得人。五代时割据的军阀政权为了防止军人逃遁，也采用黥刑，在士兵面颊上刺字。但源于李悝的轻罪重刑过于残酷，与现代司法原则相去甚远，不宜赞扬。
新法效果
新法公布以后，受到许多得益者的拥护，也遭到利益受损的旧贵族的群起反对。仅在国都，反对新法、破坏新法的人就数以千计。太子驷的老师公子虔和公孙贾是反变法的首领。他们自己不敢公开出面，便利用太子驷年幼无知，故意唆使他触犯新法。商鞅面对公子虔、公孙贾等人的挑战，主张刑无等级，绳之以法，但鉴于太子是国君的继承人，不能施刑，就说服秦孝公处罚太子的老师，结果公子虔和公孙贾都受到了应有的惩罚，其中公孙贾被处以黥刑，公子虔以后又再次犯法，终于被处以劓刑(割去鼻子)。在杀一儆百的基础上。商鞅又动用极其严厉的手段对社会反对变法者进行了镇压，在渭水之滨，他一天就处死了700多人，以至于“渭水尽赤，号哭之声动天地”。诚然，处于执政地位的商鞅依靠严刑峻法，雷厉风行地推行新法，取得了“令行而禁止，法出而奸息”的巨大成效。而与此同时，他急进和残忍的手段也为自己埋下巨大的仇恨，成千上万的反对者转入地下，改变手法等待着报仇的那一天到来。商鞅因变法有功，在秦孝公十年(公元前352年)被越六级提升为大上造。大上造又称大良造，在秦国二十等爵中属于第十六级，它相当于楚国的令尹、魏国的相(国家总理)，并兼有军事长官的身份，比当年左庶长只相当于最低一级的卿的地位高多了。
第二次变法
两年以后，商鞅在第一次变法的基础上，于秦孝公十二年(公元前350年)起，又开始了第二次变法，其主要内容：一是废除分封，普遍设县：二是废井田，开阡陌，承认土地私有；三是统一度量衡；四是迁都咸阳；五是统一征收军赋。
废除分封，普遍设县。县的设立并非始于商鞅，早在春秋初期，秦、楚、晋等大国就在新兼并来的地方设县，那时的县主要设在边地，数量很少。新法规定，全国废除分封制，普遍推广县制，在没有设县的地方，把乡、邑(小市镇)、聚(村落)合并起来设了31个县。每县户口在―万以上者设县令，万户以下者设县长，以及县丞(副县长)、县尉(武装部长兼公安局长)等朝廷命官，共同掌管全县事务，这些官吏皆由国君统一任免，受中央政府直接管辖，享受以谷物计算的俸禄待遇，免职离任，不再世袭。县内不仅有一套政治组织和军事组织。而且还实施一种征收军赋和征发军役的制度。这样便于在国君的直接统辖下，加强国防力量。同时，商鞅还将普遍推行县制同什伍制结合起来，形成了一套比较完整的、新的官僚行政制度。此后，通过秦始皇的郡县制县级建制进一步推广至统一的中国，并最终固定为中国地方政权的基本组织，时至今日，已有两千多年历史了。
废井田，开阡陌。承认土地私有。周代土地为天子所有，也即所谓国有，故古人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周代行井田制，因此周天子作为全国土地的所有者，将井田及奴隶层层分封给大大小小的诸侯贵族。为了划定井田的范围，往往用土垄、渠道、树木等作为界线，称为封疆。在井田之内，为了耕作和灌溉方便，又往往开有水渠和道路，凡南北纵向的叫阡，东西横向的叫陌，两者合称为阡陌。商鞅下令把过去国有土地上的纵横道路和田界清除掉，鼓励农民开垦荒地，承认土地私有，允许买卖。这样就以法律的形式废除了旧的土地制度，肯定了封建土地所有制，这一措施充分调动了广大自耕农的积极性，对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起到了重大作用。由此可见，凡是一个政权能承认个人的劳动价值，并营造一个允许与其利益直接挂钩的创业环境，那么这个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就前途宽广了。
统一度量衡。随着封建经济的发展和中央集权的建立，商鞅还统一了秦国的度量衡，其统一办法是：全国的度量衡都必须统一进位制度，即把升、斗、丈、尺作统一规定；制造统一的标准度量衡器发到全国各地。在现存的青铜器中，有一件“商鞅方升”，是商鞅在秦孝公十八年(公元前344年)颁布的标准量器，其容积201立方厘米，与秦始皇二十六年(公元前221年)所颁布的“秦始皇方升”相比，两者容积相差竟不到1％。由此可见，商鞅统一度量衡，不仅有利于加强秦国各地的经济交流，有利于维护中央集权，而且为秦始皇吞并六国后在全中国统一度量衡奠定了基础。
迁都咸阳。秦国的国都原来在雍(今陕西凤翔)，地理位置偏西，交通也不便利。早在秦献公时，为了加强对魏国的防御，并准备东征，曾修筑栎阳城，也一度把国都迁到栎阳。到商鞅变法时，便迁都到北枕高原、南临渭河、交通便利、物产丰富的咸阳。咸阳不仅处于秦国中心，有利于全国的物资交流和对各地的控制，而且直通函谷关，有利于秦国的东向发展，为100多年后秦始皇最终吞并六国创造了条件。
统一征收军赋。秦孝公十四年(公元前348年)，商鞅根据战争的需要，制订了统一的按壮丁征收军赋的办法，从而将原来仅向贵族征收的军赋扩大到向全体百姓征收，为秦国的扩军备战奠定了财政收入的基础。
商鞅的两次变法与战国时期的其他各国的变法相比，不但比较全面，而且比较彻底。因为它既有中原各国，尤其是魏国变法的经验可作借鉴，又有秦献公的改革为基础，再加之秦孝公和商鞅能同心协力推进改革，顺应了历史的潮流，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人民的要求和愿望，符合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要求。所以，经过这场变法，政治经济相对落后、内乱频仍的秦国在短短的十几年间便后来居上，政治、经济、军事各方面都赶上和超过了东方六国。改革的代价
商鞅依靠国君孝公的支持，独揽秦国军政大权，以急风暴雨式的办法和严刑峻法的手段强行实施变法，取得了卓著的成效。但由于利害冲突你死我活，各方积怨既广又深，其个人风险与日俱增，到后期几乎危在旦夕。
秦孝公二十四年(公元前338年)，孝公患重病，自知不起，乃召商鞅至病榻前，打算把君位让给商鞅，商鞅没有接受。不久，孝公驾崩，太子驷即位，史称秦惠文王(公元前337～前311年在位)。新君即位后，商鞅自知形势危急，当即辞去官职，告老还乡，企图离开政坛，摆脱危局。但东方的政治是清算政治，杀掉商鞅可解一大批人的心头之恨，并且有利于国内各种势力的平衡和稳定，于是秦惠文王断然下令逮捕商鞅。走投无路的商鞅只好赶到自己的封地，发动兵变，准备起兵反抗，结果兵败被俘。秦惠文王用最残酷的刑罚把商鞅车裂示众，紧接着秦惠文王又按
株连法令捕杀了商鞅全家。
纵观历史，大凡变革都是双刃剑，要取得成果就不可避免地要付出代价，且往往成果和代价不完全是一个统一体。因此，一旦有人成为代价，那就是社会的牺牲品，其后果也难以设想，遭遇就十分悲惨了。从青少年时代就立志通过变法谋求官职，希冀建立不世之功的商鞅正好掉进人生寻求完美的陷阱，被历史所捕获，成了难得的牺牲品。秦国变法的成果已经成为君王的政绩，而“代价”却完全要由商鞅个人来偿付。“极身无二虑，尽公不顾私”的商鞅为秦国的富国强兵货真价实地献出了毕生的精力和全家老小的宝贵生命，其本人也怀着被车裂而死的满腔冤屈乘鹤西去了。
人生只追求结果，而不注重过程，死到临头，悔之晚矣!但“商君死……秦法未败也”，秦国的新法仍在秦惠王的领导下继续实施。究其历史原因，也许人们反对的不完全是新法，而主要是商鞅的做法。首先，商鞅变法仅仅依靠秦孝公―人支持，实施震动全社会的变法，当时就有不少人侧目而视，只不过敢怒不敢言而已。因此，君王一死，新王登位，变法者立即成了孤家寡人、众矢之的了。由此可知，权力是君王的私有财产，官职只是个人的身外之物，君王的更替和喜怒将决定大臣的命运，其兴衰荣辱皆源于一纸公文。因此，一旦失去官位，官员除了自身的知识、才能和品德仍然是任何人无法剥夺的宝贵财富以外，其余一切与官职俱来的东西将会在顷刻之间土崩瓦解、烟消云散。
其次，变法是利益格局的调整，是一场革命，有一个必要的过程，以便统―人们的思想，切不可操之过急，更不能仅靠杀戮的办法，用消灭反对派肉体的手段来推进改革。若如此，一朝反弹，改革者的悲惨遭遇也就不可避免了。
再次，作为法律，你在台上时可以用它来对付“奸人’，但一旦你失去权力，人们同样可以将你称为“奸人”，“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因此，明智的政治家不能采用残忍的手段来对付别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