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带一路英文范文

一带一路英文篇1

“走，让我们一起走，共拥有共包容，为幸福爱地球”，这是5月初刚刚全球首发的歌曲One Belt One Road结尾句的歌词，也是其词曲作者、资深媒体人苏赢和资深音乐人邢三令最喜爱的一句歌词。

有别于“一带一路”倡议的官方英文翻译，歌名选用了民间翻译One Belt One Road，传唱起来更加朗朗上口，同时通过最简单的英文命名，表达“一带一路”倡议中充满爱的精神。

以爱之名讲述“一带一路”

回忆歌词创作的初衷，苏赢介绍，2013年“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引发了海内外的广泛关注，作为媒体、研究工作的从业者，苏赢在关注的同时也在思考“能为‘一带一路’做些什么”，而在历经前往东亚、东南亚等“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采风后，苏赢表示，“还是通过音乐的方式最能打动人心、震撼人心、引发共鸣，因此我们决定写一首歌，为‘一带一路’创作一首歌”。

然而，创作的过程并不容易。“（这是）关乎我们国家伟大倡议的歌，我无法下笔，是写远去的驼铃、马帮，还是写远航的商船、风帆？是写辉煌苍老的丝绸之路，还是写郑和下西洋的航船？但那是历史的丝绸之路，今天中国以一个崭新的大国形象登上世界舞台，我们要以什么样的方式参与世界、为世界提供什么样的有利于各国人民的公共产品？‘一带一路’应运而生，基于这样的理念，我决定从家出发，因为每个国家都是由家组成的，家庭和谐了，家人和睦了，幸福也就有了；摆脱贫困，走向富裕富强，是世界人民共同的渴望，所以从爱、从家出发来表达‘一带一路’最为深刻、最为根本。”苏赢说。

苏赢介绍，歌词最终是在31天的思考和酝酿后，“某一天的一个下午，灵感突然来到我身边，花一个下午的时间完成了歌词的写作”。

“有一天我悄悄的亲吻孩子的脸，我能看见你梦里的风筝欢快的游……”苏赢说这是最触动他的一句歌词，“作为词作者，每次当歌手唱到这几句，内心特别柔软、特别幸福的。”苏赢说。

他说：“孩子的笑脸是对这个世界最温暖的回报，每个人在面对孩子的笑脸的时候，原本需要面对的劳作、工作等一切繁重的生活压力，都会因为孩子的笑脸烟消云散，而每个国家的人都会有这样相似的境遇：前一天工作很累、很晚，第二天早上起来工作前，孩子在睡梦中微微的一个笑脸，会让人心花怒放，这时候你走起路来、上起班来，走到工厂、走到实验室、走到任何一个工作岗位上，你的内心有是有力量的、是有爱的……走到这些家中会发现，这些和我们中国人是一样的，而这些‘一样’恰恰是我想表达的。”

苏赢指出，尤其对于“一带一路”国家中的发展中国家、欠发达地区，“他们面临的是温饱问题、是生活的压力，他们希望的是让家人不要再挨饿、不要再受苦、不要再受累、不要让孩子脸上露不出笑脸，每个国家的爸爸妈妈都有这样的担当，每个国家的爷爷奶奶都有这样的牵挂，于是便激发了大家想要一起走的期望，一家一家的人一起走就是一个国家，一个国家一个国家一起走就是整个世界，正如歌中所唱‘为幸福爱地球’，幸福是任何一个国家最执着、最单纯的追求，对幸福的追求也是人活着最根本的意义”。

而早在两年前便完成的词曲创作，正是因为准确把握了“一带一路”最核心的精髓，才跳出了驼铃、马帮，跳出了航海、帆船，跳出了版图上、地域上的限制，阐释了其中爱的主题和家的共鸣。

以主旋律奏响人类之共鸣

作为曲作者及苏赢的好友，著名音乐人、联合国可持续发展委员会爱心大使邢三令全程参与了歌曲的创作过程。

回忆起创作过程，邢三令对于采风过程中的感受记忆犹新，“我是抱着旅游、采风的心情去的，想去听听当地的音乐，希望能给创作带来一些灵感和启发。后来发现，音乐的确是不分国界、不分肤色、不分种族、不分宗教信仰、在世界上不同的国家，我可能听不懂他们的语言，但是当音乐响起的时候，我就能知道他们想表达什么。”“到达越南的时候，歌曲Demo已经完成，我们在缆车上用蓝牙音响播放，一开始缆车上的当地人很惊讶，后来听着我们唱，他们也跟着哼起来，再后来他们已经会唱英文部分了……”

而谈及曲风的定调，邢三令表示，作曲的过程十分痛苦，“因为‘一带一路’倡议的宏大意义，我尝试了很多风格，写了之后自己先唱，唱了不行再改，改了再唱。这首歌最后选定的是一个大调，但在此之前，为了表现丝绸之路，尝试过使用新疆、阿拉伯地区的元素，也考虑过加入沿海国家的元素，但这些都不能完整表达‘一带一路’的精神，因为‘一带一路’不只是阿拉伯国家，也不只是沿海国家，而是面向全世界的国家，所以应该用世界的情怀、用一个世界的音乐人的态度去做”。邢三令说，一个月的时间，经过十几个版本的修改，最终的定稿已经几乎没有了第一版的印记。

2017年5月13日，在“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召开前夕，苏赢和邢三令团队还联合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中国传媒大学、中国政法大学和北京语言大学等高校的大学生，推出了首都高校学子同子同唱《One Belt One Road》MV，献礼“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

接下来，苏赢和邢三令团队还将推出世界青年和百名歌星同唱《One Belt One Road》等多个MV版本，旨在让更多的人关注和理解“一带一路”，为“一带一路”世纪工程献礼。

以个人担当响应国家之责任

采访中，苏赢多次提到了“力量”一词，既有“一带一路”国家的人民感受到的来自中国的力量，也有“一带一路”国家的人民带给苏赢一行的力量。

在马来西亚，苏赢一行遇到了当地的华人华侨，他们只知道苏赢和团队来自中国，并不知道他们为创作而采风的目的。让苏赢惊讶的是，华人华侨们第一个问题就是“你们从中国来，那你们知道‘一带一路’吗’？”

“我们当时愣住了，没想到由他们提出来的开场白就是‘一带一路’”，苏赢说，交流后他们了解到，不仅是当地的华人华侨，“还有马来西亚其他地区的人，也十分期待‘一带一路’倡议会对他们带来什么实惠，包括食品、服饰、轻工业品等和老百姓生活最贴近的方面”。

而在土库曼斯坦，“很多本地的员工已经在中国的企业里感受着中国的文化和力量，对于一带一路倡议非常期待”，苏赢介绍到。

而在非洲，由中国铁建中土集团建设的非洲首条电气化铁路――亚吉铁路（亚的斯亚贝巴―吉布提）建成后，货物从吉布提港运输至亚的斯亚贝巴的时间缩短为10余个小时，“这是真正意义上给他们带去了幸福之路、繁荣之路”，苏赢表示，交通的改变带动经济繁荣发展，让当地人民看到了实实在在的改变，而对于许多仍受贫困、疾病困扰的非洲国家来说，“一带一路”倡议将为他们带去更为深远的影响。

“有句话叫‘一带一路’不是中国的私家小路，而是世界的阳光大道，中国欢迎世界各国一起来走”，苏赢表示，在感受着中国的博大胸襟的同时，身为媒体人，他也更敏锐地思考着自己作为国家之个体的责任和担当，“尤其是青年人，在追求自己的理想过程在，也要经常拷问自己，能为这个社会做些什么”，而这也是苏赢参与One Belt One Road创作，为“一带一路”倡议献礼的深刻体会。

一带一路英文篇2

一是媒体在“一带一路”建设中的重要作用日益凸显。我们高兴地看到，“一带一路”的吸引力持续增大，各国媒体对“一带一路”的报道不断升温，与此同时，交流合作也日益开展。2013年9月至今，国际主流媒体发表的“一带一路”英文报道就有上万篇，每年有数十场以“一带一路”为主题的媒体对话会或者媒体论坛，此外，还有规模不等的“一带一路”媒体传播联盟。应该说，媒体的积极参与，推动了“一带一路”走进国际舆论中心，成为热门话题。现在，了解“一带一路”的人越来越多，沿线各国政府和民众信心也不断增强。中国外文局对外传播研究中心开展的国际民意调查显示，2014年，美、俄、英、印等8个国家的民众，对“一带一路”认可度打了77分（满分100分）；2015年，不包括中国，G20中18个国家的民众，对“一带一路”给地区和平发展所带来的影响持正面看法，给出了67.6分的评价。这两个数据，反映出世界各国民众对“一带一路”关注增加、评价较高。这主要得益于媒体近年来对“一带一路”的报道广泛、深入、持续和正确引导，形成了较好的国际舆论环境。

二是媒体在“一带一路”建设中具有多种平台作用。对于“一带一路”的宣传解释推动，媒体不单是一个重要平台，而且是一个多功能平台。首先，它是信息传播的平台。媒体是大众传播工具，及时跟踪报道“一带一路”的最新进展，准确解读、深入评论“一带一路”的巨大价值和意义，对于形成持续、正面的舆论影响力作用巨大。其次，它是对话交流的平台。在做好营造舆论工作的同时，媒体还可通过举办各种形式的活动，展开对话交流。我们今天这样的媒体间对话，就是一种很好的形式。通过广泛交流研讨，凝聚各方共识，我们就能减少彼此分歧，减少彼此误判。这样做，还有利于我们在报道和传播过程中把握好利益共同点、情感共鸣点、战略融合点，不炒作个别矛盾，不扩大局部分歧。增信释疑，求同存异，互利共赢。第三，它是一个互动平台。通过这个平台，政府的声音得到传播，普通民众的呼吁也能得到放大。这样，就能在民众和政府之间搭建一个桥梁。既让民众感受到“一带一路”建设所带来的具体实惠，又能把他们的诉求反馈给企业和政府。特别要说的是，教育、扶贫、卫生、健康等领域的问题，“绿色丝绸之路”“健康丝绸之路”理念和目标等，应该得到更多的反映。因为这些问题与普通民众的利益最为相关，民众关注度最高。总之，在“一带一路”建设中，媒体要成为好的粘合剂，在政府、民间和社会之间形成良性互动的正能量。

三是中国外文局在讲好“一带一路”故事方面，做了一些有益尝试。中国外文局长期致力于对外传播工作，在“一带一路”建设中积极探索，不断创新，取得了一些经验。在此，我愿与大家一起分享。首先，我们努力用对象国听得懂的语言，讲“一带一路”故事。今年1月15日，中国外文局中国报道杂志社推出了《中国东盟报道》期刊，它以英文版为主、辅以东盟各国本地语种的“1+N”多媒体终端，打造成为国家对外传播平台、双边交流平台、文化推广平台和政企沟通平台，受到了东盟国家的欢迎。第二，我们积极与对象国主要媒体加强合作，共同讲好“一带一路”的故事。中国领导人多次强调，“一带一路”建设不是中国一家独奏，一枝独秀。讲好“一带一路”故事，需要各方八音谐和、万方乐奏、共同发声。今年5月24日，外文局人民画报社在哈萨克斯坦首都阿斯塔纳举办了《丝路望》杂志首发式。这本杂志由中国的媒体主办，同时由哈萨克斯坦最大的俄文报纸《共青团真理报》负责在中亚地区的印刷和发行。第三，我们重点挖掘好历史资源，讲好丝路传承的故事。今年6月20日，由外文局出品的大型文化纪录片《千年佛缘》举行了开机仪式。《千年佛缘》旨在以中国古代高僧法显西行开展佛教交流为背景，讲述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相互吸引、相互交流的故事，探求这些国家文脉相连的根源，寻找民心相通的文化纽带。

中国国家主席指出：“民心相通是‘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内容，也是关键基础。”充实这一内容，夯实这一基础，是我们责任所在、使命所在。“一带一路”持续不竭的活力来自民间。民心通了，交往的路就越走越宽。民心通了，政策沟通就有底气，设施联通就有支撑，贸易畅通就有动力，资金融通就有信心。促进民心相通，媒体大有可为。我们不但应该成为“丝路故事”的讲述者，“丝路建设”的报道者，也应成为“丝路精神”的弘扬者，“丝路文化”的传播者，我们既是鼓点和号角，也是桥梁和纽带。我们也期待同各国媒体继续加强合作，为“一带一路”建设贡献更多的智慧和力量。

一带一路英文篇3

自我对“一带一路”的正确表达是外界正确理解的前提。为了及时纠正误解、增信释疑，为倡议的推进和落实创造积极的国际舆论氛围，国内相关政府部门、政策及学术研究界、企业界、媒体界在对外介绍时，有必要围绕“一带一路”的几个基本问题达成共识，明确什么应“多讲”、什么应“少讲”，主动树立起“一带一路”对外传播的话语主导权。

多讲“倡议”和“合作”，少讲“战略”和“地缘政治”

“一带一路”是以经济合作为主要内容的倡议，中国没有特别的地缘战略意图，然而部分国际舆论将“一带一路”解读为中国向周边及欧亚大陆推行的具有扩张性质的地缘政治战略，曲解和误读倡议的目的和意图。应更多使用“倡议”“经济合作”等软性词汇，避免使用“战略”“地缘政治”等硬性词汇，将倡议政治化和地缘战略化。各省市在表达和宣传本地区在“一带一路”中的作用时，慎用“排头兵”“桥头堡”“重要节点”等具有强烈军事色彩的词汇。同时，尤其应该注意在英文语境下用词的准确性。对“一带一路”的英文表达应多用Initiative、Economic Cooperation等词汇，少用Strategy、Plan、Geopolitics等词汇。

多讲“共商、共建、共享”和“对接”，少讲“中国主导”

中国无意追求“一带一路”建设的主导权，更无意谋求在地区事务上经营势力范围，《愿景与行动》文件明确提出以“共商、共建、共享”的原则“积极与沿线国家的发展战略相互对接”。

推动“一带一路”建设不是给东南亚、南亚、中亚、中东、欧洲等地区的沿线国家强加落实中国版的“亚欧大陆发展纲要”、不强求签订双边或多边条约框架，也不事先预设区域一体化的具体目标，而是在自愿参与、平等协商、充分了解沿线国家发展诉求的基础上寻求优势互补、利益汇合点和最大公约数，因时制宜、因地制宜地探索能够实现互利共赢的合作方式及机遇。

多讲“开放包容”，少讲“中国中心”

在“一带一路”沿线，各主要大国和地区及国际多边组织先后提出了一系列地区合作倡议，比较典型的包括美国“新丝绸之路”计划、俄罗斯“欧亚经济联盟”、印度的“季节”计划、上海合作组织框架下多边经济合作、联合国亚太经济社会委员会推动的泛亚铁路计划和亚洲高速公路计划、亚洲开发银行牵头的中亚区域经济合作计划、欧洲―中亚交通与能源倡议等。

“一带一路”是开放包容、互利共赢、非排他性质的合作倡议，不是零和博弈和对抗游戏，更不是对已有合作倡议的排斥、挤压和替代。中国与俄罗斯、美国、印度、欧洲等在各自倡议下进行对接、形成良性互动的氛围，在主动寻求利益契合点和合作面的同时不回避分歧和竞争面，但没有必要夸大各方利益的对立和冲突。中国与联合国、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等国际和地区组织在具体项目合作上也可以营造多方参与的氛围，并充分发挥现有机制和倡议的多边合作延展效应。

多讲“经济合作”，少讲“中国版马歇尔计划”

“马歇尔计划”与 “一带一路”没有可比性，存在本质区别：从时代背景来看，美苏全面对立导致冷战，而全球化时代相互依存加深导致国家间对合作共赢的诉求上升；从目的来看，“马歇尔计划”是美国对欧洲经济援助、实现欧洲复兴以遏制苏东社会主义阵营的地缘计划，而“一带一路”则是重点推动基础设施互联互通、贸易投资便利化、金融合作的经济合作倡议；从方式来看，美国对欧洲的援助施以联合援助等附加条件，而中国在《愿景与行动》文件中明确表示将不干涉他国内政作为共建原则之一；从实施主体来看，“马歇尔计划”由政府主导，而“一带一路”坚持企业主体的市场运作。

多讲“惠及所在国民生”，少讲“中国海外利益”

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建设是推进“一带一路”的优先领域，中国企业在“走出去”过程中极易面临法治、环境、劳工、人权、公益慈善和反腐败等企业社会责任问题。中国企业必须学会在“走出去”过程中围绕“惠及所在国民生”改进履行社会责任的方式，从而提高在重大项目合作上的风险预警和管理能力，避免和减少损失，并以此降低“中国威胁论”“中国掠夺论”等论调的国际舆论基础，提升国家软实力和国际形象。

多讲“中国是秩序维护者”，少讲“美国衰落”和“排挤美国”

一带一路英文篇4

随着“一带一路”战略实施，我国国际旅游业发展迅速，但景区的英文公示语不同程度存在翻译错误。本文就张家界国家森林公园景点公示语英译中存在的语义不清晰等问题进行研究，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改进的策略，希望能提高民族地区旅游业对外接待水平。

公示语翻译现状对策

随着“一带一路”战略实施，让我国涉外旅游业发展迅速，也包括民族地区。旅游景区所使用的公示语考虑到国际游客的需要，普遍采用了中英文双语进行展示，但它在英译上存在用语不规范、语法错误、表达模糊等问题。鉴于此，本文以大湘西地区张家界国家森林公园为例，分析其景区公示语的英译题，分析原因并探索相应的对策，以下就从具体问题进行详细阐述：

一、张家界公示语翻译方面存在的问题

（一）内容表达方面存在问题的中文英译

1.机械的中文英译

如在公示语：“非游览区，客人止步”的英文翻译上，公示牌将中文翻译为 “No―admittance area.Guest halt.”是不考虑英文表达效果的机械翻译 。这一内容其实只需要译为“Staff only”就可表现中文所传达的意思。

2.洋泾浜式中文英译

英语与中文在语法与语言习惯方面存在差异，中文英译不仅仅字面词汇对等就可以，很多情况下还需要考虑语法与语态问题，而如果译者不深入分析中英文在语法语态方面的不同，在中文英译工作中就容易出现内容翻译成了英文而语法语态完全不符合英文习惯的洋泾浜式英译，如中文中的一句对景点的描述语：。“不上天台等于白来”被译为 “Not climb to the top platform namely you come in vain ”就是语法语态完全不符合英文习惯的洋泾浜式英译，游客不仅无法了解原文内容，而且还容易产生误读。如果从中文原本的目的性观察，此公示语的内容目的为了吸引游客登上天台景点欣赏景色，因此不应采用双否定语态来进行表达而使用陈述句较好，本文认为将其译为“He who climbs the highest enjoys the best”更能够准确地表现原文意思。

（二）存在错误的中文英译

景区公示语的中文英译很多要考虑英语旅游用语的一般习惯与公示语的一般用语规则，如果不注意而单纯的从中文字面进行翻译就容易出现错误，张家界的景区标示语也不同程度地存在各个方面的英语语言上的错误，而此类错误如果事先进行充分的英语中的语法检查与特定词汇用法的查对是可以避免的，如把中文标示语：“废旧电池回收箱”翻译成“Dry Cells Recovery Box”，游客看了会觉得不知所云，“recovery ”在英文中所表达的意思主要为恢复、失而复得之意，而表现物资回收再利用则主要使用“recycling”，因此考虑到英语中的语言习惯，将“Dry Cells Recovery Box”改为“Used Dry Cells Recycling Box”更为合适。

再比如中文标示语“高空落石危险”英文翻译为“Dropping stone，Dangerous”，这一英文译文存在两处错误，标点与单复数错误。首先是在表示警示作用的用语上并未使用惊叹号而使用了逗号，这使得语言的警示语气无法被充分表现出来，另外“stone”在英语中是可数名不可单独使用，在这里使用应该使用复数。英文公示语因其所具有的警示作用与指导作用，应从目标观众的注意习惯与心理感受出发使用符合英语一般语言规则与语态的英文表达，这样才更能够让观看者准确理解公示语所表达的效果，因此本文认为在这一内容的英语译文上应使用： “Danger/Caution ：Falling stones”

二、一带一路下相关问题解决的策略

（一）应设立针对公示语进行专门管理的部门

因旅游中所存在问题的多样性与游客服务需求的复杂性，景区公示语并非是一成不变的，在使用中存在公示语新增，调整与取消等管理问题，但目前张家界景区还未设立专门的针对公示语进行管理的职能部门，没有主管部门，公示语出现的错误难以得到迅速地处理与解决，可以在旅游管理局下设一个专门针对张家界景区公示语的管理科，该科的业务负责公示语的翻译与管理工作，并与专业的翻译机构如中国译协进行合作，聘请具有专业水准的专业翻译人员进行公示语的翻译与校对。

（二） 出台规定规范公示语翻译

张家界景区公示语管理方面还存在缺乏相关的管理制度与规定规范问题，仅有机构而没有规范，管理工作容易无法可依，因此，对于景区公示语的使用上，可以制定一套统一的公示语英译规范，对于一些常用的公示语将其以明文方式规定下来，这样可以使得公示语使用得到规范化地管理，避免重复的翻译工作和同样作用的公示语英语表达上存在多种形式而造成游客出现误解。

（三）加强翻译工作的专业水平

1.注重译者的专业素质与水平

公示语翻译虽然并不算难度太大的翻译工作，但由于涉及到很多专业的旅游用语，民族文化用语，因此如果仅仅具备一般英语交流能力的译者如果负责景区公示语中文英译也容易出现问题，而要解决这种弊端最好的方法就是在景区公示语的中文英译上由具有专业素质与经验的译者来负责翻译，这样可以避免一些用语本身并无语法错误，但不符合英语使用的一般习惯，语境与语态上不合适与一些用语的文化内容因翻译问题而出现误解误读等问题。

2.对翻译工作实行考核

除了在用人方面注意用具有高素质与景区旅游用语翻译经验的专业译者负责翻译，还应该对负责人员进行专业素质方面的考核。通过由联办的专业机构如中国译协专家出题来定期对翻译工作人员进行资格考试，这样可以避免翻译人员在单一课题上找人代译而本身并不具备优秀素质的现象，从而保证翻译工作负责人员的整体质量。同时还需要定期对已经使用中的景区公示语进行考核，及时发现翻译上的错误并进行整改，充分保障景区公示语英语译文的有效性、高质量。

三、结语

“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使旅游翻译工作更加重要，也提出了新的要求，景区公示语的翻译是景区管理的重要方面，只有本着客观务实的态度认真对待，审慎解决，才能使景区公示语真正做到规范、准确、明晰，为广大的国际游客提供高质量的服务，提高景区的整体水平。

参考文献：

[1]邓志辉.认知学与翻译学结合的新起点――《翻译与认知》评介[J].中国翻译，2011（03）.

[2]刘玮.中译外的文化输出和策略分析[J].淮北煤炭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02）.

一带一路英文篇5

讲好丝路故事 共商对外传播大计

互联网具有传播渠道多、范围广、速度快、互动强、体验好等优势，可以依托文字、图片、音视频等多种方式进行宣传推广，所以在“一带一路”建设中，网络媒体应该更好发挥战略构想宣传者、信息传播者、舆论引导者的作用。中国网从一诞生就是网络媒体，经过16年的不断发展，业已成为拥有11种文版、覆盖全球200多个国家与地区的多语种、多媒体国际传播平台，是中国重要新闻信息的权威者。类似“一带一路”这样的重大活动当然不会缺席，2015年3月，中国网特别开通了“丝路中国”频道，正是以此次研讨会主办地――“丝绸之路经济带”的起点陕西省作为立足点，向中国、全世界讲述和传播“一带一路”沿线地区的故事和声音，话题覆盖政治、经济、思想、历史、文化等多个领域，力求最大限度地为“一带一路”重大事件做出独到而深入的解释与分析，成为沿线省份和地区进行国际传播、信息交流的重要窗口。

但长久以来，中外文化差异的“玻璃墙”已然根深蒂固，我们即便在讲述和传播“一带一路”的故事和声音，还是惯性于自说自话、自我欣赏，即便出去了也更多是仰望星空，而不能脚踏实地。不接地气自然削弱了效果，因此，我们需要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的媒体相互学习、加强沟通、深化合作、同心协力。使用对象国习惯的思维方式和话语体系，本着相互尊重文明的多样性和发展模式的多样化的原则，通过讲故事的方式，一来得以促进“一带一路”沿线各国人民交流，加深对彼此的了解、理解，更多地入脑入心，二来便于整个国际社会接受，积极营造有利于“一带一路”建设的大环境。“一带一路”主题一直是中国网宣传报道的重中之重，内容包括有关的重大政策、重要举措、重点项目，围绕着切实夯实民意基础和社会根基，持续深入阐释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和互利共赢的核心价值理念。中国网的各个外文版都策划撰写了大量具有很强针对性的稿件，如《图说“丝绸之路精神”》《“一带一路”从构想照进现实》《老外看“一带一路”》《中阿博览会――网上丝路论坛》等，引起广泛关注。中国网还通过社交媒体、微视频、H5、图片等介质和渠道加以呈现，收到良好效果。

开展多元交流 共建媒介融通之路

谈到相互学习、加强沟通、深化合作、同心协力，“走出去”与“请进来”十分重要，真正坐下来面对面地交流与对话，对提升双方媒体从业者的国际视野与专业水平，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近年来，中外媒体间的交流已经从传统的“政府主办、媒体参与、协会服务”逐渐走向多元化，学术单位、媒体都积极成为行为主体，形成了沙龙、论坛等一系列对话机制。例如与今天这个论坛一脉相承的，2014年已举办了“丝绸之路经济带”国际研讨会，2015年又举办了“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国际研讨会，吸引了来自40多个国家的近400位专家、学者、官员、企业家和媒体工作者，就多个领域合作展开了广泛深入、富有成效的交流研讨。与同业一样，中国网这三年来也更加重视媒体间的交往，陆续接待了来自俄罗斯、印度、哈萨克斯坦、蒙古、奥地利、印度尼西亚等多个国家的新闻界代表团，人数逾百人，也去到过10余个国家实地走访。上个月，我带队前往莫斯科，分别与今日俄罗斯探讨了双方如何合作，与塔斯社进行了合作协议具体条款的进一步沟通、确认，席间“一带一路”主题就多有涉及，宾主相谈甚欢。

我们虽然在媒体交往方面迈出了实质性的步伐，但在交流方式和合作内容的广度和深度上仍有较大提升空间。除了互换稿件、互相参与对方国家重大宣传报道活动、互为渠道和平台、互访外，我们希望，可以互派工作人员到对方国家实习、培训、甚至工作一段时间；可以共同策划组织相关采访活动；可以多多举办中外媒体从业人员研讨、交流工作会；可以一起探讨媒体融合发展路径……于中国网而言，一来学习借鉴对方先进的工作方法和模式，了解掌握他们最易接受的报道方式和传播方法；二来为其创造更多客观认识真实中国的机会，逐渐打破其固有观念，潜移默化地起到积极正面介绍中国、有效推动“一带一路”建设的作用。

把握发展时机 共享媒体转型机遇

眼下，适逢传统媒体转型、媒体融合以及新媒体升级之时，国际舆论格局正在发生深刻改变，媒体机构和传媒业挑战与机遇并存。这其中虽然充满了未知和挑战，但对于整合资源，促进跨国界、跨地区信息的流动和精准到达，促进媒体间人员、技术、管理与文化的交流共享，却是极为有利。我们希望能与沿线国家媒体在共同策划新闻报道主题、合作共享新闻报道资源、互换交流新闻稿件等方面有所突破，尤其是适合新媒体传播的内容。

去年5月，中国网策划推出了一档英文评论短视频节目《中国三分钟》，英文名《China Mosaic》，计划通过讲述一个个中国的故事，表达一个个中国的观点，最后把它拼成一个完整的中国。这个节目正是为了适应社交媒体的传播规律而打造的，每期时长仅3分钟，围绕国际政治、经济、外交、文化等领域话题展开，呈现给境外受众一个完整的中国形象，非常宜于社交媒体的受众接受，是一款适合多终端多平台传播的原创产品。截至目前，该节目共制作推出64期，在海外社交媒体阅读量超过了7500万，其中不乏“莫迪中国行”“捷克真有那么重要？”等丝路故事，受到来自美国、印度、加拿大、法国、英国、菲律宾、印度尼西亚等欧美亚国家的网友关注。此外，中国网还策划了一系列丝路沿线国家的民众在中国的创业故事、留学故事、中外文化或者经贸交往故事等，在社交媒体的反响也都不错。

如能在媒体间开展深入合作，使《中国三分钟》这类节目能够更多地融入对象国当地元素，势必更加耳目一新。其他沿线国家拍摄团队也可以到中国来，与中国的团队联合拍摄展示中国文化、丝路文化的短视频，充分发挥媒体的桥梁和纽带作用，以取得更多实质成果。

在当今大背景下，我们要借助新媒体发展所带来的难得机遇，用更新的技术、更多的渠道、更有效的手段促进中外媒体的交流与合作。

这是一个全球化的时代，互通互融是大势所趋，不可逆转。“一带一路”不仅连接起沿线65个国家、44亿人口，不仅连接起政策、设施、贸易、资金和民心，也连接起我们和我们所在的媒体机构。时势造就英雄，机遇成全发展，“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这一伟大的丝路精神，也是我们媒体间强化深度与广度合作需要秉持的宗旨；“一带一路”是绿色丝绸之路、健康丝绸之路、智力丝绸之路、和平丝绸之路，同样是媒体以合作促发展之路。光荣总是与梦想同在的，宣传推广好“一带一路”，服务于“一带一路”建设大局，是我们和我们所在的媒体机构肩负的责任，这个责任是光荣的，因为它孕育和催生梦想，它予以我们一个大有作为的舞台，它提升了我们的价值和作为，它推动我们更快更好地获得自身发展。

一带一路英文篇6

2016年1月18日， 2月3日，由文化部文化市场司《艺术品经营管理办法》《文化市场黑名单管理办法》陆续出台，此两项《办法》以落实国务院关于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的要求为出发点，在明确监管对象、放宽市场准入、强化主体责任、划清行业底线、开展信用管理、加强事中事后监管等方面对现行办法进行修订。特别是《文化市场黑名单管理办法》，是加强文化市场事中事后监管，强化市场主体责任、加强行业自律、扩大社会监督的重要举措和迫切要求，有利于完善守信激励和失信惩戒机制，提高文化市场监管效能，促进文化市场健康有序发展。

12月25日，经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审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共文化服务保障法》（以下简称《保障法》）获得表决通过。该法历时三年，征求社会各界意见和多次修改完善，是文化立法的一个重大突破，其重要意义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完善了我国文化法律体系，提高了公共文化建设法治化水平。当前，我国文化立法与其他领域的立法相比，仍然存在立法总量偏少、层次偏低等问题。在公共文化领域也仅有《公共文化体育设施条例》《博物馆条例》等少数几部法规。《保障法》的出台，弥补了我国文化立法的短板，进一步完善了我国文化法律体系，对推进公共文化服务的法治化规范化具有重要意义。二是为各级政府推进文化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了基本的法律依据。《保障法》按照建设法治政府和服务型政府的要求，进一步规范和界定了各级政府在公共文化服务中的责任和义务，明确了公共文化服务中的若干重要制度，为各级政府确保行政权力不越位、不错位、不缺位提供了法律依据，为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提供了坚实保障。三是为维护人民群众的基本文化权益、满足精神文化需求提供了法律保障。《保障法》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工作导向，突出强调要满足公民的基本文化需求，丰富人民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为更好地促进广大人民群众享受读书看报、看电视、听广播、参加公共文化活动等基本公共文化服务提供了有力的法律支撑。《保障法》的出台对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将会有重要的推动作用。首先，对构筑起我国公共文化服务基本法律制度体系的框架，为进一步加强公共文化服务管理和保障提供了法律依据；其次，对公共文化服务、公共文化设施等基本概念做出了明确的法律界定，有助于统筹推进

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再次，对公共文化设施建设做出一系列规定，对设施建设将起到重要推动作用；最后，对丰富公

共文化服务供给和提高服务效能做出了明确规定，有助于推进公共文化服务供给的制度化。

在法律法规建设的同r，对于“不利于稳增长、促改革、调结构、惠民生”等方面的法律法规进行清理废止。 2016年 8月25日，文化部政策法规司下发了《文化部关于废止部分规范性文件的通知》，其中废止了《革命纪念馆工作试行条例》（文物字（ 85）第 16号）、《文化部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出版管理工作的通知》（办新闻函〔 2007〕280号）、《文化部关于加强和改进网络音乐内容审查工作的通知》（文市发〔 2009〕31号）等 14个不适应经济发展需要、不符合现行管理要求的规范性文件。

二、居安思危，“全民国家安全教育日”凝聚维护国家安全的磅礴力量

2016年4月15日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安全法》施行后的首个全民国家安全教育日。 2015年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安全法》（下称《国家安全法》）以法律的形式确立了总体国家安全观的指导地位和国家安全领导体制，强调了以人民安全为宗旨，明确了维护国家安全的各项任务，为构建国家安全体系，走出一条中国特色国家安全道路奠定了坚实的法律基础，形成了依法维护国家安全的“立体护栏”。

在首个全民国家安全教育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国泰民安是人民群众最基本、最普遍的愿望，要动员全党全社会共同努力，不断提高人民群众的安全感、幸福感。落实这一要求，需要以总体国家安全观为指导，全面实施《国家安全法》，深入开展国家安全宣传教育，凝聚起维护国家安全的全民力量。

今天，虽然和平与发展是当今世界的主旋律，但我国在国家主权、统一和诸多安全领域仍面临不少压力和威胁。尤其是在世界格局大变革大调整时期，各种可以预见和难以预见的安全风险挑战前所未有。《国家安全法》将每年的 4月15日定为全民国家安全教育日，正是为了提醒全体公民认清国家安全形势、增强危机忧患意识、树立国家安全观念。

文化安全属于国家安全观中的非传统领域。中国艺术研究院副院长、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艺术学决策咨询项目《国家文化安全研究》课题负责人贾磊磊认为，文化安全的内涵是指一个国家的良性的文化生存境遇以及与此相关的政治、社会、信息等方面的安全状态，它主要包括国家文化利益的保障、文化的价值与精神的认同、文化资源与遗产的保护、文化传统的传承等内容。贾磊磊指出无论在制度设计上、还是在评价体系中，都应建立一种以国家民族利益为取向，以社会职业道德为基准的价值观，进而奠定整个国家文化安全的坚实根基。

三、第十次文代会、第九次作代会召开，作重要讲话

2016年11月30日，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作家协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开幕。中国文联主席孙家正致开幕词，共青团中央书记处第一书记秦宜智和中央军委委员、军委政治工作部主任张阳分别致贺词。中国作协主席铁凝主持开幕式。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全国文艺工作者代表，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和台湾地区的特邀代表以及海外地区的特邀嘉宾约 3300人参加会议。部分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和中央军委有关领导同志出席大会。

在开幕式上，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文运同国运相牵，文脉同国脉相连。广大文艺工作者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坚持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高擎民族精神火炬，吹响时代前进号角，把艺术理想融入党和人民事业之中，做到胸中有大义、心里有人民、肩头有责任、笔下有乾坤，推出更多反映时代呼声、展现人民奋斗、振奋民族精神、陶冶高尚情操的优秀作品，努力筑就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时代的文艺高峰。在讲话中，为全国文艺工作者提出了四点希望：第一，希望大家坚定文化自信，用文艺振奋民族精神。第二，希望大家坚持服务人民，用积极的文艺歌颂人民。第三，希望大家勇于创新创造，用精湛的艺术推动文化创新发展。第四，希望大家坚守艺术理想，用高尚的文艺引领社会风尚。强调，各级党委要高度重视文艺工作，指导推动文联、作协深化改革、发展事业。要用符合文艺规律的方式领导文艺事业，充分发扬学术民主和艺术民主，保护好文艺工作者的积极性和创造性。要做到政治上充分信任、思想上主动引导、工作上创造条件、生活上关心照顾，多为文艺工作者办实事、做好事、解难事，营造有利于出人才、出精品的良好环境。要重视和加强艺术教育，提高人民群众艺术素养。

四、文化部门积极推进 PPP模式，鼓励并引导社会资本进入文化领域，为国家文化产业发展提供资本支持

2016年6月8日，财政部联合文化部等二十部委印发了《关于组织开展第三批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示范项目申报筛选工作的通知》（下称《通知》），首次将文化领域纳入 PPP（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模式的推广范围，并对各类资本参与 PPP模式做出了清晰的指引。《通知》指出要范推进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项目实施，提高新建项目决策的科学性。地方政府根据当地经济社会发展需要，结合财政收支平衡状况，统筹论证新建项目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并进行财政承受能力论证，保证决策质量。这些都为文化产业 PPP项目的运营指明了方向。为推动文化领域积极申报 PPP示范项目，文化部于 6月27日公布了《关于做好第三批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示范项目申报筛选工作的补充通知》，提出了“以奖代补”的具体政策扶持措施。 6月底，文化部部长雒树刚在文化部 2016年全国文化产业工作会议上对社会资本进入文化领域做出了更具体的战略部署，他强调：“要加快完善文化产业投融资体系建设，鼓励引导社会资本投入文化产业，为文化产业创新发展持续提供资金支持可通过项目补助、贷款贴息、保费补贴、以奖代补、基金注入等方式给予扶持。同时，还要进一步拓宽社会投资的领域和范围，鼓励社会资本进入文化企业孵化器、文化众创空间、文化资源保护开发等新兴领域在文化领域推广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模式（ PPP）。积极推动将文化领域列入国家专项建设基金支持范围。 ” 2016年10月，财政部等二十部委日前联合公布第三批 PPP示范项目，共有 37个大文化类项目入选，占比 7.17%，项目总投资近 433亿元。相比于第二批财政部 PPP示范项目，第三批文化类 PPP示范项目增长了一倍多，表现出活跃良好的发展态势。

长期以来，文化领域特别是公共文化的产品和服务主要依靠政府投入，民营资本进入文化领域面临着“不敢投”“不愿投”“没有能力投”等问题。通过推广 PPP模式，可以有效解决投资风险、收益和运营方面的问题，促进民营资本“敢于投”“愿意投”“有能力投”，破解文化领域的融资困境。祁述裕认为：“鼓励社会力量、社会资本投入文化领域，加强了公共文化事业与文化产业的融合。 ”施俊玲指出， PPP模式可以推动政府职能从“国家管理”向“国家治理”的转变，通过发挥社会资本运营管理的优势提高文化建设的效率。魏鹏举认为，在政策和法律保障上，要合理规划，让项目更具有稳定性和可预期性，通过制度设计增强民企进入公共文化产业的信心。

五、加强文化产业立法力度，促进文化产业健康规范发展

长期以来，文化领域立法在我国的立法总数中只占 2.7%，文化产业领域立法更是一片空白，立法滞后已经严重阻碍了我国文化产业的发展。 2016年，文化产业领域出现了立法“零的突破”。11月7日，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四次会议表决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影产业促进法》（以下简称《电影产业促进法》），该法将于 2017年3月1日起开始实施。作为我国文化产业领域的第一部专门法律，该法对电影创作、摄制，电影发行、放映、电影产业支持、保障，法律责任等分别作了详细规定，对于中国电影产业的健康发展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首先，《电影产业促进法》从法律层面确立了电影的产业属性，将电影产业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使电影产业成为拉动内需、促进就业、推动国民经济增长的重要产业，明确了电影作为文化产业支柱性行业的地位；《电影产业促进法》的政策亮点包括降低电影摄制准入门槛、加大开放制片参与权、取消电影摄制许可证（单片）、简化剧本审查等“简政放权”的举措，这些举措可以鼓励更多的艺术创作、创新自由，释放中国电影的创造活力，推动中国电影市场更具有差异性和丰富性。该法的出台得到了专家和业界人士的普遍认可。

继《电影产业促进法》这部“中国文化产业第一法”出台后，文化产业领域更具有基础性和全局性的《文化产业促进法》也呼之欲出。 2015年9月6日，文化部牵头在京召开文化产业促进法起草工作会，正式启动《文化产业促进法》起草工作，之后文化部联合各部门开展了大量实地调研和座谈研讨工作，对与文化产业相关的国内外法律法规、政策文件、研究成果进行了进一步收集整理，完成了《文化产业促进法》立法资料的汇编工作。 2016年9月21日，文化部在北京召开文化产业促进法起草工作研讨会，与相关部门共同研究讨论《文化产业促进法》起草过程中存在的重点难点问题。文化部部长雒树刚将《文化产业促进法》作为 2017年文化工作要点之一，强调要“着力完善政策法规体系。抓紧起草文化产业促进法，力争形成各方基本认可、较为成熟的草案报送立法机关”。我们可以期冀，《文化产业促进法》的出台在改善文化产业的棋盘状松散管理状况、增加文化政策的可执行力和可预期性、规范文化市场秩序、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力度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推动文化体制改革进一步走向深入。

六、《“一带一路”文化发展行动计划》出台，对“一带一路”文化建设工作做出全面部署

2016年底，《文化部“一带一路”文化发展行动计划（ 2016年― 2020年）》（以下简称《行动计划》）经“推进 ‘一带一路’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审议通过并。《行动计划》以“政府主导，开放包容；交融互鉴，创新发展；市场引导，互利共赢”为基本原则，提出了“文化交流合作机制逐步完善、文化交流合作平台基本形成、文化交流合作品牌效应充分显现、文化产业及对外文化贸易渐成规模”四项发展目标。《行动计划》部署的五项重点任务是：（一）健全“一带一路”文化交流合作机制；（二）完善“一带一路”文化交流合作平台；（三）打造“一带一路”文化交流品牌；（四）推动“一带一路”文化产业繁荣发展；（五）促进“一带一路 ”文化贸易合作。具体包括 12项子计划如下：“一带一路 ”国际交流机制建设计划、“一带一路”国内合作机制建设计划、“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中国文化中心建设计划、“一带一路”文化交流合作平台建设计划、“丝绸之路文化之旅”计划、“丝绸之路文化使者”计划、“一带一路”艺术创作扶持计划、“一带一路”文化遗产长廊建设计划、“丝绸之路文化产业带”建设计划、动漫游戏产业“一带一路”国际合作行动计划、“一带一路”文博产业繁荣计划、“一带一路”文化贸易拓展计划。

为保障《行动计划》得到全面贯彻落实，由文化部部长雒树刚担任组长的文化部“一带一路”工作领导小组成立，对全国开展“一带一路”文化交流与合作进行全面统筹。为了完善《行动计划》的财政投入机制，文化部设立“一带一路”文化交流专项资金；鼓励社会力量参与，引导社会资本投入“一带一路”文化发展建设；鼓励政策性、商业性金融机构发挥优势，探索支持“一带一路”文化发展建设的有效模式，为“一带一路”文化项目提供多元化金融服务。《行动计划》是“一带一路”文化建设的第一个五年计划，纲举目张地从文化交流与合作、对外文化传播、文化贸易发展等方面为“一带一路 ”文化建设工作绘制了一幅完整细致的蓝图。

七、文化金融合作稳步发展、格局逐渐成型，相关政策推动合作进一步走向深入

自2014年3月《关于深入推进文化金融合作的意见》出台后，文化金融合作已经成为我国文化产业发展的重要力量，“中国特色文化产业金融支持体系基本成型”。2016年，文化金融合作市场规模稳步提升，一些相关意见和政策的出台将对合作继续走向深入起到较大利好作用。有专家认为《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十三五规划》中数字创意产业被列为重点打造的新兴产业之一，引起金融和投资界的极大关注，将在促进文化产业发展的同时进一步强化文化科技投资周期的形成。另一个重要文件是 3月底出台的《文化企业无形资产评估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指导意见》）。无形资产是文化企业的核心资产，然而长期以来，文化企业的著作权、专利权、商标权等无形资产评估缺乏统一规范标准，影响了企业的投融资，对文化产业的深入发展和文化资产流通形成了阻碍。《指导意见》亮点频现，根据我国文化企业的当前特点提出了具有实操性的无形资产评估方法，对文化企业无形资产的识别、价值影响因素的分析、评估资料的收集、评估方法的选用和评估参数的确定等重点难点问题进行了相应的规范。其实施对文化金融的进一步融合发展具有深刻意义。第三个重要变化是 2016年11月财政部设立“文化司”，其主要职能包括“研究提出支持文化改革与发展相关财政政策”“承担宣传、文化、体育、旅游等方面的部门预算和相关财政资金、资产管理工作”等。专家认为，“文化司”的成立表明“大文化a业和融合性产业的政府财政视角必将越来越明朗”“文化金融与国家战略及新的文化经济活动的关系越来越紧密”。财政部“文化司”的成立有助于文化行政部门对国有文化资产实现统一管理，更好地掌握文化建设的特点和规律，使财政对文化的投入更加精准。

八、蔡英文接掌台湾地区领导人，强夺“台湾中华文化总会”，两岸文化交流渠道受阻

2016年11月，关于台湾“中华文化总会”会长到任轮换同时引发两岸文化界与民众的热议。这一原本正常的台湾地区文化团体的会长轮换背后，隐含着台湾地区蓝绿阵营夺取文化主导权的公开化与激烈化。

应该说，从“中华文化复兴运动推行委员会”到“中华文化总会”，该机构虽非官方正式文化部门，但因会长一职基本都是由台湾当局历任 “总统”兼任，并且该会的活动经费也大都由台湾“政府”部门资助，故此每一阶段的台湾执政者都以该机构为核心，对内或对外传达台湾执政者的文化发展意愿和方向。蔡英文接掌台湾地区领导人之后，透过各种讯息传递出重新收编改造“中华文化总会”的意图。据台湾《财讯》刊登的马牧原所撰文章中说：“蔡英文五月上任后，对于文化总会的定位，早有初步构想，也打算安排核心幕僚林锦昌接秘书长，统筹会务。 ”而刘兆玄不改“做好、做满”作风，坚持 “会长 ”一职要到 11月21日选出新任会长为止，这也让蔡英文当局大为恼火，不得不采取“措施”来逼宫。首先是今年 8月有“亲绿”媒体发难，认为“文化总会”应回归过去，由蔡英文接任 “会长 ”，并批评刘兆玄“恋栈”“赖着不走”。

国民党中央委员、台中市议员黄馨慧在接受中评社访问时表示：“蔡英文想要将中华文化总会拿下，就是想要 ‘借壳上市’，将组织主导权夺下、取得话语权跟资源，未来很可能会改名成 ‘台湾文化总会’，这样的后续发展是有违中华文化总会当初创立理念，所以希望认同中华文化的文化界人士要知道事情的严重性，必须有人出来护航、捍卫中华文化。 ”经过多次更迭的“文总”这个由台湾当局出资设立的组织，自1967年成立以来一直被台湾人诟病为台湾“政府”的附庸，是借此收编台湾文化人脉、扩充资源的组织。同时“文总”也是代表台湾当局在文化界发声的工具，台湾师大政治所教授范世平即指出，以转型正义而言，文化总会可说是威权时代党政不分的产物，以文化为名，达成实质的政治操作。关于这一点，我们可以在国民党和民进党对“文总”名称的更改看出端倪。在国民党执政阶段一直以“中华”二字冠名，而在民进党执政阶段则将“中华”改为“国家”二字，不难看出这是为了配合 “台独”的“两国论”和“一边一国”论调。因此，作为民进党的蔡英文在执掌台湾后自然不会让“中华文化总会”任由国民党人继续管理，而此次蔡英文组织大批台湾各界文化力量申请进入“文总”，其目的自然是想通过把这个组织“洗绿”后来控制台湾地区的文化人士和文化话语权。同时，蔡英文在选举过程中有大批台湾设计师的参与，以及此次申请入会的人中也有大批的美术、出版、创意领域人才。可以想见，蔡英文也是想把原来立足于两岸文化交流为主导的“文总”改造成为汇集台湾地区设计师的展现平台。刘兆玄的抵制，包括以技术的理由拒绝接收该批入会表格，及拒绝辞职等行动，与其说是刘兆玄“恋栈”，不如说是他不愿见到这个主要职能是推动两岸文化交流的团体，落入拒绝承认“九二共识”的蔡英文的手中，并被她改造成为推动“去中国化”和“文化台独”的重要利器。当前，蓝绿阵营争夺“中华文化总会”虽然目前仍未有明确定数，但从目前态势来看，蔡英文接掌 “会长 ”一职是迟早的事，对“文总”的“洗绿”改造或许是不可避免的。在这样的发展态势下，未来两岸文化交流活动也应有所重新调整和规划。

九、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取得重大成效，“二十四节气”列入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2016年11月30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埃塞俄比亚首都亚的斯亚贝巴举行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政府间委员会”第11次会议上，宣布了中国的“二十四节气”被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早在 2006年5月20日，“二十四节气”作为民俗项目经国务院批准列入第一批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二十四节气”被视为中国的第五大发明，是中国历法的独特创造，几千年来对推动中国农牧业发展起了重要作用。节气的名称最早出现在殷商时代，到西汉时期，“二十四节气”便已发展完备。它是通过观察太阳的周年运动，以及认识一年中季节、气候和物候方面的变化而形成的一种知识体系和社会实践习惯。随着中国历法的外传，二十四节气流传到世界各地，成为代表中国的一个重要文化符号。

截至 2016年底，我国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非遗”名录（含 “急需保护名录”）的项目已达 39个，是目前世界上拥有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数量最多的国家。

十、“一带一路”文化建设起航，国内外学者共同推动丝路文化交流，谋求合作发展

2016年9月20日9时，经中国政府批准，以“推动文化交流、共谋合作发展”为主题的首届丝绸之路（敦煌）国际文化博览会在甘肃敦煌开幕。国务院副总理刘延东宣读了国家主席为首届敦煌文博会发来的贺信并发表主旨演讲。在贺信中说：“敦煌是历史上东西方文化交汇的重要枢纽，不同文化在这里汇聚和交融，塑造了独具魅力的敦煌文化。历史表明，世界各民族文化互鉴共进是人类文明的基本特征，也是人类文明发展的重要动力。这次文博会以推动文化交流、共谋合作发展为主题，为丝绸之路沿线各国合作交流提供了一个重要平台。要坚持多样共存、互鉴共进、合作共享，加强文化交流，倡导文化平等，保护文化遗产，推动文化创新，加强文化合作，让人类创造的丰富多彩的文化造福更多民众，让世界更加美好。 ”

刘延东阐述了丝路文化的内涵与价值，提出了文化交流的目标与框架。她指出，敦煌文博会是目前唯一以“一带一

路”国际文化交流为主题的综合性博览会，将为各国文化合作和人文交流搭建一个重要平台，打造一个永不落幕的文化博

览会。让文明交流互鉴成为各国人民友谊的桥梁，推动人类进步的动力，维护世界和平的纽带。

文博会以“文化”为核心主题，以“推动文化交流、共谋合作发展”为宗旨，弘扬“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的丝绸之路精神，秉承创新、开放、务实、合作、共享、绿色的办会理念，通过开展全方位、多渠道、高水平的人文交流、文明互鉴、文化欣赏、互利合作活动，促进丝绸之路沿线国家和地区形成命运共同体、利益共同体、责任共同体、发展共同体。通过高档次、高品位、多样化的活动设计，文博会将成为集中展示不同国家和地区历史文化、非物质文化遗产、民族民俗风情、现代文化创新成果的舞台，成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文化机构和企业、专家学者、各国人民交流合作的桥梁，成为开放、包容、均衡、普惠的文化交流合作平台。

2016年12月2日，“一带一路”文化遗产国际学术研讨会在福建泉州开幕，来自“一带一路”沿线部分国家和海峡两岸的上百名专家学者齐聚泉州共话未来。研讨会由中国艺术研究院、福建省文化厅、泉州师范学院主办，中国艺术研究院文化发展战略研究中心、福建省 2011协同创新中心――南音文化传承c发展协同创新中心承办。中国艺术研究院院长、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主任连辑，文化部原副部长、中国文物保护基金会理事长励小捷，中国艺术研究院副院长刘宏昌、贾磊磊，福建省文化厅副巡视员赵建宏，泉州市副市长周真平，泰国文化部美术学主任 Amara SriSuchat、韩中文化艺术论坛会长柳在沂、伊朗艺术大学音乐学院院长 Hamidreza Dibazar等一百多位中外专家学者出席了开幕式和两天的研讨活动。

与会的专家学者们围绕文化遗产的创造性保护及其拓展空间、文化遗产的理论视野与创新途径、文化遗产与当代文化艺术科学发展、“海上丝绸之路”与城市文化发展理念等多个议题展开热烈讨论。连辑在闭幕式上认为此次会议“形成了一种机制性的合作，形成了大家共同认可的主题，并且也形成了相对稳定的专家队伍，为我们从学术上呼应国家‘一带一路 ’战略，搭建了重要的平台”。他指出：“在‘一带一路 ’的战略发展中，学者要给国家战略决策提供专业学术支撑，我们的研究视野既要注意微观，更要注重宏观，我认为 ‘一带一路 ’的研究学者里应有一批宏观战略研究的人。任何一种文化、一种经济现象，都和宏大的历史背景相关，都和人类科技发展相关，都和政治因素相关，所以，研究 ‘一带一路 ’战略、研究丝绸之路、研究非物质文化遗产，都需要具备更宏观的大视野。 ”

一带一路英文篇7

【关键词】“一带一路”；中外合作；人才培养

一、引言

国家主席分别于2013年9月和10月提出了发展“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战略构想。“一带一路”战略，将充分促进沿线国家多领域全方位紧密合作。从教育的角度，首先，“一带一路”战略将会把沿线国家先进的教育理念、教育手段、教育技术甚至是教育资本引进来，使我国的教育朝着国际化人才需求的培养方向迈进。其次，随着各国教育市场的开放，国内一些优秀的高校也可以走出国门，吸引中亚、非洲等国家的青少年来我国留学。最后，借助教育国际化的大潮，培养符合“一带一路”战略要求的国际化人才。世界知名咨询公司麦肯锡通过一项调查显示，被调查企业中88%的高管都认为，人才是海外合作或境外投资成功与否的首要原因。由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众多，各国经济、政治、宗教以及国情等方面差异较大，因此“一带一路”合作项目的实施，不仅要求从业人员具备较强的职业技能，而且要能熟悉并掌握“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动态情况。高校必须紧跟“一带一路”战略发展的步伐，不断改善人才培养模式，提高人才培养质量。中外合作办学，是跨国教育的具体表现形式之一，是实现高等教育国际化的重要手段。新的历史时期、新的际遇，中外合作办学应总结经验、创新思维，培养新时期国际化人才。

二、中外合作人才培养基本现状

（一）国际化意识不强

共建“一带一路”必须从根本上培养学生的国际化意识与素质。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起的两次世界高等教育大会上，国际社会普遍认同和强调高等教育必须将各种国际因素融入日常教学和科研中，使高等教育国际化、全球化、一体化，具备适应国际社会的综合素质和能力。美国教育部将培养大学生“全球能力”作为高等教育培养目标。“一带一路”背景下对学生国际意识与能力的强化具有情境性和适用性。而目前中外合作办学中，基本上实现了形式上的国际化，而对学生真正意义上的国际化意识和思维的培养还有待加强。

（二）人才培养目标不明确

目前欧美大学对学生的教育和培养主要是一种国际化的全面的综合素质教育，除专业知识外，还涵盖科学、管理、哲学、文化等方面。而在我国，对学生的培养要更侧重于掌握专业本身的能力。在合作办学过程中，很多学校要么打着国际办学的幌子依然固守传统的教育理念，要么直接转换为国外的培养目标，忽视本土的文化背景，二者皆不可取。中外合作办学人才培养模式应是两种培养模式的有效、全方位融合，优势互补，突出特色。

（三）师资薄弱

在“一带一路”政策下，我国高校中外合作办学的目的之一仍是要不断提高高校综合实力，培养综合性全能人才。在这种合作办学的目的引导下，我国也必须具备相应的高素质师资队伍，其对老师的具体要求包括课堂教学、对外实践和个人素养等各个方面。为了建设高素质师资队伍，我国高校应该加大教育投入，对老师进行定期培训，并安排老师外出学习，通过进行各类专业培训和参加各种国际学习活动，进一步提高自身专业素质，促进国内高校教学的发展。

三、“一带一路”背景下中外合作国际化人才培养新思路

（一）加强校际合作

引进国际交流与实践的机会，创新人才培养手段。通过中外合作办学，中外双方建立紧密的课程衔接体系，双方的学生都可以通过学分互认的方式在不同的年级转入对方的高校继续学习。同时可扩展交流生项目、暑期游学等项目，学生不仅在课堂上学到专业的理论知识，还可以通过自身的亲身实践去感受国际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生活学习工作环境，为他们将来从事国际事务打下坚实的基础。

（二）创新国际化教学

引进国外优秀的专业课教师全英授课，提高学生的英语沟通、交流与应用能力。很多中外合作办学项目在大学一年级就开设双语课程，除了讲授专业知识外，另一个很重要的目的就是让学生在外教全英文讲授专业课程之前掌握英语，同时，双语课教师也是专业课外教老师的助教，可以帮助外教和学生更好地完成教学任务。实践证明，通过中外合作办学，在大学低年级就引进国外优秀的专业课教师全英授课，创新授课方式，是全面提高学生应用能力的重要手段。通过在课程设置上从大学一年级就引入国外优秀的专业课教师全英文授课课程，使学生尽早接触到大量的国外专业学术知识教材，迅速扩大专业知识词汇量，真正做到在学习专业知识时学习英语，在完成各门课程的作业中使用英语，真正做到“学中用、用中学”。

（三）拓宽渠道海外办学

我国高校应利用各种资源和渠道，加大境外办学力度，在沿线国家合作办学，扩大中国高校在境外的影响力。目前，已有十多个“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向中国发出了赴境外办学的邀请，其中约旦和埃及等国家希望中国的应用型技术学校和相关专业赴当地办学。此外，高校要重视“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高层人才的交流培养。高校可通过高端培养项目，增强沿线国家精英对“一带一路”战略的认同感，培养熟悉中国国情、理解中国问题，能够适应当今中国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诸领域合作与交流的复合型、职业型、领袖型的国际化人才。

参考文献

一带一路英文篇8

关键词：一带一路；教育服务贸易；层次分析法；贸易逆差

1高等教育服务贸易的现状

据统计，2012年全世界总共有超过450万学生在非本土国家接受高等教育，占世界学生总数的2%[1]。梅瑞尔•林奇使用消费者群体模型，估算出美国之外的全球教育服务业一年的市场价值总和高达1110亿美元[2，3]。由此可以看出，教育服务贸易产业具有巨大的市场空间和庞大的资金规模。联合国教科文组织2011年的数据显示，美国、英国、法国、澳大利亚和德国是世界上接收外国留学生最多的5个国家[4]。中国作为教育大国，在教育服务贸易方面却长期处于巨额逆差的状态。2013年教育部统计的我国各类来华留学生人数达到35万人[5]，而同年的出国留学人数却超过了41万。中外学习费用上也不平衡。国内一流大学的来华留学生的最高学费每年一般在4万元人民币以下，但我国赴外留学的学费高的则超过了4万美元。

2“一带一路”倡议为高等教育服务贸易带来的新契机

伴随着“一带一路”倡议“，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的丝绸之路精神开始在沿线国家传播，中国和平崛起的新型发展道路，从根本上摒弃了“国强必霸”的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体系。合作共赢、共享红利、共同繁荣的发展思路逐渐凝聚成了共识，激发了当地学生来华留学的愿望。2014年底，中国先后倡导并设立了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和丝路基金，为“一带一路”提供资金支持“。一带一路”的发展构想也越来越具体、越来越有可操作性。

3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发展高等教育服务贸易的潜力

笔者在以前的研究中曾提出过一个层次分析模型用来预测世界贸易组织成员国与中国发展高等教育服务贸易的潜力。模型包括10个具体评价指标构成(如图1所示)。该模型选取有世界银行数据统计的国家共114个样本国家2003年～2012年的数据进行分析，提出了我国高等教育服务贸易最具出口潜力的目标市场国排名。本文以当前狭义统计的“一带一路”沿线61个国家作为分析样本，将其世界银行数据代入上述预测模型后，得出中国对于这些国家的高等教育服务贸易出口潜力在全部分析国家中的排名(如表1所示)。从模型预测的结果可以看出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开展高等教育服务贸易的情况呈现以下三个明显特征。(1)中国与沿线国家的贸易出口潜力高于其他地区。从模型结果可以看出，位于1～69位的国家有46个。特别是总排名的前30位中有25个“一带一路”国家。(2)沿线国家与中国的相对实力差异明显。沿线国家在世界范围内的市场潜力排名既囊括了前10%的多数位置，也难挡后10%的制约。(3)市场潜力并不与国民经济实力呈线性增长。排在表单后面的国家中不乏中东和欧洲的富裕国家。这充分说明我们更需要关注的，是与中国的往来数据更突出的国家。两国频密交往需要人才支撑才是激发外国人来华留学的强大动力。

4扩大“一带一路”高等教育服务贸易出口的策略建议

4.1强化市场意识——进一步开放高等教育服务贸易市场

中国公立大学体系的性质一直以来都对教育的市场属性不重视。教育行政部门要积极制定促进教育服务贸易输出的方针、政策，为教育机构提供必要的市场知识和经验。从而提高各方参与的积极性，加快扩大出口和缩小逆差的进程。

4.2强化产品意识——完善高校国际化课程体系

“一带一路”的沿线国家，特别是市场潜力较大的国家，官方语言还是以英语为主，各高校要以建设全英文课程，特别是全英文专业为抓手，降低外国人来华留学的语言门槛，同时也能为本国学生创建国际化的教学环境。

4.3强化客户意识——区分沿线国家层次开展教育宣传

中国已向沿线国家设立了政府奖学金名额，这是我国将“一带一路”国家从世界版图中个性化对待迈出的重要一步。但“一带一路”国家之间还存在着较大的差异，必须进一步细分市场，使诸如奖学金之类的国家资源能够投入到更加需要的国家中。

4.4强化主人翁意识——应用区位优势和学科优势重点引导高校参与

中国高校作为发展沿线高等教育服务贸易的主要参与者，不宜追求大而全的发展思路，而是利用好自身所处的区位优势和学科优势，找准适合对接的发展线路和领域，根据相关国家的市场潜力去发掘新的增长点。

4.5强化人才意识——构建更加包容的接纳机制

高校要为来华留学生提供职业生涯规划类的指导，外事部门应尽快完善外国人才的长期居留、签证发放等政策体系，人力社保部门也要完善高校、研究机构等体制，为单位解决全职外籍工作人员的身份编制、医疗、社保等问题。通过这些措施使外国人才，特别是在华留学后的优秀人才留得下、留得住。

5结语

2013年国家主席提出的“一带一路”发展倡议，为高等教育服务贸易的发展带来了新的机遇。2014年国家召开的全国留学工作会议，更进一步为未来的教育服务贸易进出口重点指明了方向。在新的时代背景下，教育主管部门、高校、科研机构和社会其他力量，要把握机遇，主动适应新形势和新变化，为扩大我国高等教育服务贸易出口、缩小贸易逆差探索出适合国情的发展之路。

作者:文思君 齐亮亮 单位:北京邮电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参考文献:

[1]中国留学发展报告(2014)蓝皮书[R].2004.

[2]文思君,唐守廉.基于经济与科技创新力指标的高等教育服务贸易预测模型研究[J].科学管理研究,2015(4).

[3]张国军.我国境外消费教育服务贸易发展现状及对策[J].中国高教研究,2014(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