济南英雄山范文

时间:2023-09-23 19:11:18

济南英雄山篇1

和三进南雄

现南雄市人民医院门诊部大院(下武庙遗址)耸立着两棵大榕树,每棵树高达17米,树龄400余年。古榕树历尽沧桑,见证了伟人和在南雄的革命活动。

其实,1929年1月至1932年7月间,和曾三次率军进入南雄。

一进南雄。1929年1月14日,、、率领红四军主力离开井冈山向赣南进军。1月21日,红四军兵分两路进入南雄油山地区,前委书记率领一支部队,向南雄的上杨梅、下杨梅和邓坊往大塘方向移动;军长率领另一支队伍,经南雄广停坎、上兰田和下兰田到达寨下村宿营。当时,敌李振球获悉红四军已到达南雄,便率一团兵力抢先占领坪田坳的大石埂,企图伏击红军。25日凌晨,将计就计率部绕过过水坑,占领了过水坑与坪田坳之间一座更高的山头――白石径,反将敌人包围,随即居高临下,与敌人展开激战。中午时分,红军获胜,敌人溃逃。之后,率领部队出夹河口,与率领的部队会合,一同经上溯、锦陂到达乌迳,并在那里宿营。当晚,红四军在王木岭召开群众大会,、在会上讲了话,号召人民起来闹革命,组织工农武装,的反动统治。红四军送给南雄县委五响枪10支和几百发子弹,支持县委开展武装斗争。会后,红四军离开乌迳,进入赣南的信丰。

二进南雄。1930年4月1日凌晨,与率领红四军指战员,由南雄游击中队长彭吉妹带路,越过梅关向南雄进发。其实,早在红四军占领大余后,南雄县长梅Y翔急忙到韶关请救兵。派来粤军吴文献团的两个营,一个营驻扎在新路口一带,企图阻挡红四军,另外一个营驻扎在县城防守。红四军迅速包围了驻新路口的那个营,很快就把它消灭了。吴文献听到新路口那个营被包围的消息,又将守城的那个营调去支援,走到珠玑石子岭,又被红军打垮了。下午5时左右,红四军攻占南雄县城。1994年3月7日,萧克上将到南雄视察时,多次讲到“一天两仗一百里”,就是指4月1日那天,在南雄新路口和石子岭打了两仗,从大余到南雄城走了100里。红四军进城后,军部设在了上武庙,部队多数驻扎在宾阳门外。红四军占领县城后,连续三天在孔圣庙前召开群众大会,、分别讲了话,宣传共产党的政策和革命的光明前途,动员青年参加红军和揭露反动派的罪行。黄萍将军就是这时参加红军的。会上,还风趣地告诉大家:“你们经常讲朱毛红军,朱毛到底是一个人还是两个人?现在告诉大家,朱毛是两个人,朱是,毛就是我。我们是红四军,是打土豪分田地的,是打帝国主义与反动派的,是人民的军队。”红四军占领南雄县城一个星期,达到了消灭敌人、宣传革命、发动群众、筹集军饷的目的,之后向江西信丰进军。

三进南雄。1931年9月,中央苏区红军粉碎了向中央革命根据地发动的第三次军事“围剿”。但不甘心失败,随即任命粤系军阀陈济棠为赣粤闽湘南路“剿匪”总司令,命令粤军入赣“助剿”。为了解除粤军对中央苏区的威胁,保障中央苏区的安全。1932年,红一、红五军团及第十二军主力,于6月底开进南雄县境,先后占领坪田、南亩、乌迳、邓坊、湖口一带。接着又向南雄北面推进,于7月3日占领南雄至大余的交通要道里东、中站等地,并在此设立红一方面军指挥部,由、、王稼祥三人亲自指挥红一、红三、红五军团及第十二军同粤军作战。红军与盘踞在当地的粤军进行过惨烈的“水口战役”。

水口战役包括江西大余县池江、大余县城和梅关,以及广东南雄水口圩等战斗。水口战役是一场著名的恶仗,敌我双方出动的兵力共3万余人。粤敌参战的有陆军第二军张枚新的第四师、张达的第五师、李汉魂的独立第三师以及陈章独立旅的两个团,总共是11个团,加上各师旅的直属部队,共约一万四五千人。红军先后参战部队有红五军团的第十三、第十五军,红一军团的第三军,还有福建第十二军及江立第三、第六师,共约一万八九千人。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中指出:“一九三二年七月广东南雄县水口圩地区打陈济棠的作战”,“吃了兵力不集中的亏。如像水口圩和团村这一类的仗,本来一般算作胜仗,而且还算作大胜仗的……然而我们历来就不欢迎这种胜仗,在某种意义上简直还可以说它是败仗。因为没有缴获或缴获不超过消耗,在我们看来是很少意义的”。(《选集》第1卷)当年参加指挥这次战役的聂荣臻曾回忆说:“水口战役双方伤亡之大,战场景象之惨烈,为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所罕见。尸横遍野,对于这次战争来说,并不是过甚其词。有的部队白天打仗,夜间还要在该地区露营,许多同志疲劳过甚,倒头便睡,第二天拂晓才发现是和尸体露宿在一起。有的同志夜间口渴,摸到河沟去喝水,有一股血腥味,第二天拂晓一看,河沟的水泛着红色。”此次战役共歼灭粤军近2000人。粤军遭此打击,全部退出了中央苏区,以后长时间未敢轻举妄动,使得苏区南部得以安宁。

革命诗人在南雄

1935年3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办事处主任,从中央苏区突围出来后,由曾纪才带路来到南雄县油山的廖地村,同中共赣粤边特委书记、赣粤边军区司令员李乐天会合,加强了对赣粤边武装斗争的领导。从此,在、项英的领导下,开展了历史上有名的赣粤边三年游击战争。

、项英到油山后,发现部队集中在一起,作风还是老一套。批评游击队说:苏区都完了,你们还在大摇大摆地唱高调,这样下去不行,要改变作风。接着就在南雄县油山大岭下一个村子里,召开了一次特委、军分区和部队领导干部会议。首先由李乐天等向、项英汇报了几个月来的工作情况,然后讨论其他问题。、项英表扬了从于都突围来到油山的同志,称赞他们保存了革命力量。同时也批评了他们的缺点,指出部队不能搞老一套,不能搞大部队行动,要分散成小分队活动,机关不能庞大,要缩小,作风要迅速转变,尽快适应新的斗争环境。针对敌人全面向游击队“清剿”的形势,要大家从思想上认识转移、分散的必要性,认识到适应新的斗争环境的必要性。4月上旬,敌人开始了对油山的“清剿”。为了避敌锋芒,与项英率领赣粤边特委从油山转移到北山,继续召开干部会议。会议学习了中共中央关于开展游击战争的电报指示精神,分析了当时的形势,研究部署了在赣粤边坚持和发展游击战争的方针策略。会议决定在赣粤边特委下面设立南雄县委和信康赣县委。会后,根据当时的形势,将部队分散活动,开往四个游击区,即油山区、北山区、信康赣区和信南区。其中,与项英坐镇北山,统一领导赣粤边游击战争。

1935年冬,南雄下了罕见的大雪,气温降到零度以下。敌人长期的经济封锁和天气的严寒给游击队的生活给养造成了严重困难。断粮是常有的事,大家只好用野菜充饥。有一次,与敌人猝然相遇,他和警卫员机警地躲开了敌人,在茅草丛里躲了三天,也饿了三天,爬都爬不动了,幸亏后来遇到了游击队。部队经常吃不上菜,就用盐水泡饭吃。由于敌人的“清剿”,游击队员常常风餐露宿。对当时的艰难困苦,作《赣南游击词》描述了当时的情况:天将晓,队员醒来早,露侵衣被夏犹寒,树间唧唧鸣知了,满身沾野草。

天将午,饥肠响如鼓,粮食封锁已三月,囊中存米清可数,野菜和水煮。……夜难行,淫雨苦兼旬,野营已自无篷帐,大树遮身待晓明,几番梦不成。叹缺粮,三月肉不尝,夏吃杨梅冬剥笋,猎取野猪遍山忙,捉蛇二更长。……

游击队在当地群众的帮助下,最终战胜了严寒和饥饿。许多群众利用初一、十五开禁砍柴的机会,巧妙地把粮食、食盐和药品带进山里。对于这份革命的鱼水情,满怀革命激情的,曾热情歌颂为:靠人民,支援永不忘。他是重生亲父母,我是斗争好儿郎,革命强中强。

1936年9月,调集第四十六师对赣粤边游击队进行大“清剿”,使出碉堡、隔离、搜剿三管齐下的手段,步步紧逼游击队根据地。进入其革命生涯最艰苦最困难的时刻。一天下午,住在南雄梅岭山沟里的和项英,收到陈海(原湘鄂赣省委派到敌军第四十六师做兵运工作,被捕后叛变)的条子,说中央派人带来了重要指示,要当地负责同志到大余县城去接头。渴望早日与中央取得联系,毅然冒险到大余县城去接头,项英留在梅岭斋坑等候消息。当抵达大余县城时,才得知陈海已经叛变,立即巧妙地撤回梅山。叛徒不见和项英下山,便带领5个营的兵力搜索梅岭。和特委人员不得不同大批敌人在梅山范围周旋。一连20多天,游击队不敢动烟火,也没有可吃的粮食,只能吃野果和野菜充饥。一天,旧伤发作,胃病又复发,心中异常焦虑,不知能否逃过这个劫。苦闷中的突然默吟出“绝笔”诗《梅岭三章》:

断头今日意如何?创业艰难百战多。此去泉台招旧部,旌旗十万斩阎罗。南国烽烟正十年,此头须向国门悬。后死诸君多努力,捷报飞来当纸钱。投身革命即为家,血雨腥风应有涯。取义成仁今日事,人间遍种自由花。

游击司令项英在南雄

红军主力长征后,项英任中央苏区的中共中央分局书记,中央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在赣粤边坚持游击战争。在艰苦卓绝的南方三年游击战中,针对敌人长期、连续不断的残酷进攻,项英、采取了小规模的、分散的、群众性的游击战。游击队的武装活动以突然袭击和伏击为主,常常是夜间袭击,有时是白天埋伏在敌人必经之路上打掉队之敌,抓敌人的哨兵,或者袭击敌人的后方。项英为人,坚定沉着、机智勇敢,他曾率领游击队打过多次胜仗,其中南雄“水口伏击战”就是一个范例。1936年4月12日,项英在广东南雄水口得知敌保安团要回到南雄县城去,于是决定在敌人回去的路上打一个伏击战。他派一支队伍乔装成正在收割庄稼的农民,隐伏在山垄里,自己亲率游击队埋伏在两边的山梁上。上午10点左右,敌保安团团长邱万成率领保安团进入伏击圈时,项英一声令下:“冲上去,消灭敌人!”顿时,游击队员从四面八方杀向敌人。敌保安团团长被项英的警卫排长击毙,保安队员被打得丢盔弃甲、狼狈逃窜,但没有一个逃出了游击队布下的天罗地网。后来游击队编了一首歌来赞扬这次战斗的胜利:“项英打击保安团,胜利捷报传四方。水口垄里号声起,一团敌军消灭光。”

龚楚原是中央军区的参谋长,1935年春,他带领红二十四师第七十一团突围转移到湘南地区后,获悉中央红军在湘江战役中损失惨重的消息,便于5月叛变投敌。粤军首领很赏识他,任命他为少将“剿共游击司令”。10月,龚楚带着伪装成“红军”的卫队沿着他原先走过的路,从湘南来到赣粤边。10月20日下午,我侦察班的吴少华、丁上淮等五人外出运粮,遇到了龚楚带领的“卫队”。“卫队”另外一名叛徒认出了吴少华,假惺惺地声称中央军区参谋长龚楚是刚从湘南来的,有重要情报要向周同志(项英化名)和刘同志(化名)汇报,企图诱骗他带路找到项英和的驻地。机警的吴少华一路上发觉了敌人的阴谋诡计,决定将计就计,以寻找机会脱身。路上,吴少华向敌人虚报特委机关的武装力量,让敌人感到心虚。快到岗哨处,吴少华对龚楚说:“我们住的地方山口与山顶都有哨兵,如果这么多人去,哨兵就会鸣枪报警。”龚楚经过一番考虑说:“好吧,你先去跟哨兵打个招呼,我们随后就到。”他派来几个心腹随同前往。吴少华走到距岗哨不远处,一个箭步跑到哨兵面前,指着后面的敌人说:“他们是反革命。”哨兵立即打了三枪报警,与吴少华朝特委驻地相反的方向跑去,以便引开敌人。项英等领导同志听见枪声立即转移。考虑到敌人已经发现特委机关的所在地,必定会派兵来“清剿”,项英等决定立即从北山转移到油山,并派出两名侦察员连夜前往南雄县委和信康赣县委,向他们通报龚楚叛变的情况,要他们防范敌人的破坏。

1937年5月,叛徒陈海带着好几百军把梅岭的斋坑包围,项英警卫员曾忠山正值岗哨,发现敌人从后山包抄过来,随即鸣枪报警,项英等闻声冲出棚子,钻入茅草丛,后转入河沟中,敌人到处搜查均未发现。最后,只搜到女交通员陈妹子,敌人希望从她的口中得到项英的下落,先对她威逼利诱,后进行疯狂殴打。但是坚强不屈的陈妹子,任凭敌人把她打得遍体鳞伤,依然没有向敌人透露项英的藏身之所。敌人无计可施,只好放火烧山,妄图烧死项英和等革命领导人。正当万分紧急的时刻,天下了场大雨,浇灭了熊熊大火,项英躲过了此次劫难。与项英会合后,迅速转移到了北山。敌人精心策划的一场阴谋破产了。

其实,除了以上几位中共领袖外,也曾在1929年率领红五军攻下过南雄城,红五军在南雄驻扎了5天,筹款3万余元。

济南英雄山篇2

[关键词]辛弃疾 词 英雄情结

[中图分类号]I207.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5349(2013)11-0076-01

乾道八年,辛弃疾出知滁州(今安徽滁县),开始了南归后第二个十年的仕途生涯。但他的改革与整顿,触动了统治集团的一些腐败利益,不为众人所容,终于于淳熙八年受革职处分而退隐。

辛弃疾被迫闲居,内心是不可能真正平静的。他夜读《史记·李将军列传》,觉得自己就好比落魄的李广,于是奋笔写下了《八声甘州》,其中“射虎山横一骑,裂石响惊弦。落魄封侯事,岁晚田园”、“汉开边,功名万里,甚当年健者也曾闲”等句,在对李广的同情中,交织着自己报国无门的悲愤情怀。

他以文韬武略、出将入相之大材,欲挽扶大厦于将倾,挽狂澜于既倒,却三次落职,两度“闲居”,长期投闲置散,终老不过一个老从官。“却将万字平戎策,换得东家种树书”,以最典型、最鲜明的形象,突出了作者理想与现实的尖锐矛盾,也概括了他作为失意英雄的悲剧一生。刘辰翁在《辛稼轩词序》中说:“斯人北来,喑呜鸷悍,欲何为者? 而谗摒销沮,白发横生,亦如刘越石。隐绝失望,花时中酒,托之陶写,淋漓慷慨,此意何可复道? ……为我楚舞,吾为若楚歌,英雄感怆,有在常情之外。”指出忧国忧民乃辛词悲剧情怀的根源,可谓知言。

淳熙十五年(1188),辛弃疾的好友、同为主战派的陈亮从浙江东阳来访。这就是文学史上著名的鹅湖之会。辛弃疾还有一首著名的《破阵子·为陈同甫赋壮词以寄之》,也是为鹅湖之会而写的。

梁横在《把栏杆拍遍》中说:“我敢大声说一句,这首词除了武圣岳飞的《满江红》可与之媲美,在中国上下五千年的文人堆里,再难找出第二首这样有金戈之声的力作。”

闲居乡里的壮士念念不忘“沙场秋点兵”,却在痛苦压抑中度过了十年,如《清平乐·独宿博山王氏庵》。

写此词时辛弃疾已年近五十,故有华发苍颜之悲。这两句分量极重,感慨极深。少壮之时一腔热血,南北奔走,为抗战事业竭尽全力;而今却被迫归隐林下,一事无成,不知不觉进入暮年,抚今追昔,一时万箭穿心,不知如何是好。这两句词就是这种悲怆心情的提炼与凝结。这首词恰如其分地表现了一个报国无门的英雄志士的悲伤与凄凉。

英雄无用武之地。在他的晚年词里,多的是这种英雄失路之悲。《满江红·江行》“楼观甫成人已去,旌旗微卷头先白”;《鹧鸪天》“追往事,叹今吾,春风不染白髭须。却将万字平戎策,换得东家种树书”;《水龙吟·登建康赏心亭》“倩何人,唤取红巾翠袖,搵英雄泪”。功业未就,日薄西山,故国沦陷之仇恨,流落江南之飘零,使他的悲伤一发不可收。

将英雄之语化着婉曲之调的《摸鱼儿》更是很好地体现了辛弃疾的苦闷与悲愤,通篇借春天的衰残来寄托自己的哀怨,表现了对南宋偏安政局的悲愤和忧虑。

清人周济评曰:“敛雄心,抗高调,变温婉,成悲凉。”(《宋四家词选目录序》)相传宋孝宗看了这首词以后非常不高兴,由此可见作者所流露的怨恨显然是针对腐朽黑暗的朝廷了。

辛弃疾还有一些闲适词,通过运用比兴手法,寄托寓意,委婉曲折表现壮志难酬的悲愤。既不能“穷则独善其身”,又不能“退则乐天”,所以注定了辛弃疾失意悲苦,寄情于词。清人周济在《宋四家词选序论》中说:“稼轩不平之鸣,随处辄发,有英雄语。”

将英雄失路之悲展示得最为动人的,还是登临词《水龙吟·登建康赏心亭》里“倩何人、唤起红巾翠袖,揾英雄泪”。

“英雄泪”三字,“大气真力,斡运其间”,情感在压抑中迸发,显出不甘沉沦之英雄本色。开禧三年(1207),辛弃疾在瓢泉一病不起。其时,南宋朝廷北伐失利,以兵部侍郎等职任之,望他出山收拾残局。无奈他已力不从心了。后又进其枢密都承旨,令辛赴行在(临安)奏事。可是,诏命达到瓢泉时,68岁的辛弃疾已在“大呼杀贼数声”之后,于9月10日忧愤而殁。其墓葬于瓢泉之西七都(今陈家寨)虎头阳原山中,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稼轩墓。

词人不幸,但词坛甚幸。人杰已去,唯留词龙美名于世,辛弃疾是用整个生命在写词。他的一生事业和英雄情怀都凝于词中,后人若雕章琢句、胸襟狭小,是不可能把其“神”学到手的。范开在《稼轩词序》中就说:“公一世之象,以气节自负,以功业自许,方将敛藏其用以事清旷,果何意于歌词哉?直陶写之具尔!”

济南英雄山篇3

[关键词]辛弃疾 词 英雄情结

[中图分类号]I207.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5349(2013)12-0059-01

北宋靖康元年,宋徽宗、宋钦宗被俘,康王赵构在应天府即位后仓皇南逃,最后在临安临时安顿了下来,建立了南宋,而北方中原的大片土地,则成了金兵的跑马场。先天不足的南宋自建立初始就风雨飘摇,表面看繁华,但多的是争权夺利、醉生梦死的达官贵人,少的是精忠大义、力挽狂澜的英伟奇才。艰难的时世下辛弃疾却将自己的一生或深刻于救民济世致敌沙场的历史之中,或镌写于存留永久的诗词之上;喷涌着志士的热血,呼啸着英雄的悲壮;谱写着生命的豪情,激励着后世奋发图强!一曲《破阵子·为陈同父赋壮语以寄》铿锵有力奏出时代最强音。

辛弃疾出生前13年,北宋遭逢“靖康之难”,中原被金人占领。辛弃疾祖父辛赞,未能脱身南下,出仕于金,在亳州谯县为县令。辛弃疾于高宗绍兴十年(1140)五月十一日出生在济南府历城县(今济南市历城区)一个叫闸的地方,辛弃疾因父文郁早亡,幼年即随祖父在谯县任所读书,祖父辛赞是一个有正义感和爱国心的人,虽然在金朝做官,但是回到家里时,常常抒发对金人统治的不满情绪,表示有机会还要效忠宋朝。辛赞在闲暇的时候,常带辛弃疾“登高望远,指画山河”,并曾两次令其“随计吏抵燕山,谛观形势”,希望争取机会“投衅而起,以纾君父所不共戴天之愤”(《美芹十论》)。这些都激发了少年辛弃疾的民族自尊心和爱国感情,为他日后在词中塑造大量的爱国英雄形象奠定了基础。

宋高宗绍兴三十一年(1161年),金主完颜亮迁都开封,然后大举南侵,杀得宋军节节败退。这一举动激起中原百姓同仇敌忾之心,全国各地纷纷起义,抗击金兵。济南人耿京率二十多万义军纵横齐鲁,反抗金人的统治。年方二十二岁的辛弃疾也在家乡组织了一支两千余人的队伍。后来辛弃疾把自己的部队并入了耿京领导的起义军中,自己担任军中的掌书记。辛弃疾还把自己朋友僧人义端引荐给了耿京。然而没多久,义端窃取了耿京的印信投奔金营。耿京大怒,要斩辛弃疾。辛弃疾曰:“匄我三日期,不获,就死未晚。”辛弃疾在前往金营的途中追上了义端,一刀把他斩落马下。这一壮举使他愈发得到耿京的信任。

后来辛弃疾劝说耿京投宋并得到了耿京的同意,绍兴三十二年正月,辛弃疾奉表归宋,委任江阴签判。

关于辛弃疾的这一壮举,与他同时代的人洪迈在《稼轩记》中写道:“(稼轩)赤手领五十骑,缚取于五万众中,如挟毚马,束马衔枚,间关西秦淮,至通昼夜不粒食。壮声英慨,儒士为之兴起,圣天子一见而三叹。”我们可以说这一段不平凡的军旅生涯,在辛弃疾的一生中虽是短暂的,但却是很有意义的,对他的思想和创作有着深刻的影响。

在他南渡以后,这段富有战斗意义的生活,便经常出现在他的记忆中,反映在他的作品里。但南归之后,辛弃疾的生活道路并不平坦。宋孝宗隆兴元年(1163),宋军北伐败于符离(今安徽宿州),主战派遭打击排挤。次年(1164),南宋与金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隆兴和议》,从此主和派重新当权。辛弃疾也不再被重用,加上他是从北方“逃”过来的所谓“归正人”,还要不时被人歧视、猜疑。“一腔忠愤,无处发泄”,不得不“自诡放浪林泉,从老农学稼”,借歌词为陶写之具。“情有所感,不能无所寄;意有所郁,不能无所泄”。

我们也常说“文如其人”“君子忧道不忧贫”。一个人的忧患越多,生命的负载则越重。生命不能承受之轻。忧患现实的痛苦越深,则越易激发崇高的理想;理想越崇高,则追求理想的过程越悲壮,越具有英雄气。清人徐釚《词苑丛谈》“辛稼轩当弱宋未造,负管、乐之才,不能尽展其用。一腔忠愤,无处发泄;……故其悲歌慷慨,抑郁无聊之气,一寄之于词”。这正是辛弃疾词中英雄情结如此浓郁的原因。

南归之初,辛弃疾对于恢复事业充满信心与希望,他官职低微,仍不断上书进献谋略。但是,他的意见得不到采纳。他在《美芹十论》中慷慨激昂地说:“臣随至愚至陋,何能有知?徒以忠愤所激,不能自已……惟陛下赦其狂僭而怜其愚忠,斧锧余生实不胜万幸之至”。这种立志恢复中原克复神州的理想在辛词中随处可见。

抗金复国的理想时时萦绕于词人心头,在很多词中,辛弃疾刻画一系列的英雄形象,借以表达自己的志向。“年少万兜鍪,坐断东南战未休”的孙权;“想当年,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的刘裕;“千古李将军,夺得胡儿马”的李广,寄予了作者自己满腔的爱国志向和英雄情怀。

济南英雄山篇4

熊雄,江西宜丰芳塘人氏,1910年初在省城南昌报考清末新军学生军时,他还是一名南京优级师范学堂的学生。他心怀梦想,投笔从戎,参加新军,挽救行将崩溃的清王朝。九个月后,辛亥革命的熊熊火焰,将他引向了民主革命的道路。16年的革命历程,使他成为1924--1927年中国大革命中著名的黄埔军校政治部最后一任主任。

熊雄原名熊祖福,字罴士、披素、介荪、壮飞,号铁血书生。生于公元1892年,即清光绪壬辰年。父亲为清末举人,生有七子四女。熊雄在七兄弟中排行第四。祖父务农,伯祖父经商。父亲系“一子双祧”,家设“培兰书室”,延请塾师,教诸儿孙读书习武。

熊雄少有大志,勤奋好学。在家塾中读四书五经时,尤喜中国历代英雄忠贞之士,抄录田横、项羽、刘邦、祖逖、杜甫、刘基、石达开和颜杲卿、许远、文天祥、秋瑾等人的诗词百余首,编成为《古今诗录》,磨砺志向。在一尺长竹板上,刻下唐朝王昌龄“一片冰心在玉壶”的名句,坦陈抱负。同时,他练就了一身武术,能一跃而过连成一排的四张八仙桌。他曾要二哥、三哥放走潜入卧室拿了他身上的盖被的小偷。

1907年春,熊雄和比他年长10岁的大哥一同考取新设的瑞州府中学堂。1910年春,他独往江苏南京升学,考入南京优级师范学堂。目睹国际帝国主义野蛮侵略和清王朝的丧权辱国,他弃学投军,于1911年春成为江西新军学生军中的一名学员。

1911年10月,湖北省城武昌爆发了清王朝的革命起义,取得成功。各省革命者纷纷响应。当月下旬,江西新军与陆军小学、武备学堂、测绘学堂中一批富有革命思想的青年也宣布起义,从顺化门越过城墙进入南昌城内,攻占了抚台衙门,南昌得到光复。

清王朝封建专制统治宣告结束,新的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诞生。从此,熊雄和其他志同道合的青年即以满腔热情追随孙中山领导的民主革命事业。不久,被任命为江西都督,对驻省的军事单位进行了整编,学生军改编为学兵团,熊雄成为学兵团领导者之一。

北洋军阀袁世凯窃取辛亥革命果实后,孙中山发动了讨伐袁世凯的“二次革命”,于1913年7月在上海召集南方诸省都督和主要干部举行会议,商讨以武力讨伐袁世凯。不久,任江西讨袁军总司令,通电讨袁。皖、苏、粤、闽、湘、川六省相继响应。熊雄所在的学兵团积极投入了湖口讨袁起义的疆场。熊雄当时欣赏德国俾士麦的铁血政策,自号铁血书生,表白他崇尚武力维护共和政体。他以铁血书生之名号,抄录了当时流行的《从军乐》、《击军歌》、《祈战死》等歌曲,在讨袁军队中广泛传唱,以坚定军心,鼓励士气,焕发斗志。他的这一行动,赢得了大家的称赞。

江西讨袁军任命林虎、方声涛为左右翼军司令。左翼军提前在九江沙河发动攻击,初战告捷,迫敌撤退。右翼军未能及时配合,丧失战机。在强敌偷袭得逞的压力下,讨袁军进行了顽强的抵抗,终因敌我力量悬殊,被迫节节退守撤至南昌。湖口起义仅仅坚持一个多月。熊雄等起义战士随、林虎、方声涛等辗转亡命日本。在东京,熊雄得以认识孙中山,他的革命行为受到孙中山的钦佩。

气焰正炽的袁世凯,于是年10月下令解散,撤销籍国会议员的资格,通缉“二次革命”参加者及所有护法人员,并与日本政府相勾结,监视所有亡命日本的革命者。熊雄于是将原名熊祖福改名为熊雄,以字(罴士、披素)行。是年冬进入孙中山在东京创办的浩然军事学校学习,在校名为熊罴士。

1916年,熊雄回国参加孙中山先生领导的护国护法运动,先在护国滇军中工作,后在程潜护国湘军中工作,转战粤湘一带,是一位年轻有为的校级军官。

经年的国内混战,民不聊生。在俄国十月革命和北京的相继激荡下,熊雄辞去护国湘军总司令部上校参谋职务,再次走出国门留学,“为赴法勤工俭学之先锋”,接触各种社会主义思潮,企图找到救国救民之路。他说,“社会革命呼声日高”,“农工实为中坚”,乡邑“尽可创设农会,兼办教育”,“劝导注意林业”,“传授植树方法”;“人人须谋自给”,“诸妇亦须谋自给”。同时又说,在法国,“处处都能够发现资本主义的罪恶,和劳动者的痛苦”。认定中国的出路应该是“社会革命”,“俄罗斯十月革命成功,也是一个大证据”。因而时时考虑“游俄”,亲睹社会主义革命成果。在转学柏林不到一个月内,他参加了共产党,在马克思的故乡学习马克思主义,“故成绩斐然,深得马克思主义理论之精髓与奥妙”。1923年3月,又到列宁的故乡,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及红军建设的经验。在东大学习两年后,转入红军学院学习,更是“如鱼得水”,可以对照他在东京浩然军校两年课目训练和粤湘两省护国护法三载实战之经历,自有更多的体验。

熊雄在16年的革命旅途中,曾经游学日本、法兰西、德意志和苏俄四个国家,共达8年之多,阅历非凡,学识丰富。他生长在中国封建社会,古文、武术均有扎实的基础。清末参加新军学生军后,受到了辛亥革命的民主洗礼。在讨伐袁世凯时,受到德国俾士麦首相以铁和血统一国家的政策的影响;亡命东京时,受过相当日本士官学校的军校教育;在法国勤工俭学时,受到科学救国、教育救国和工读主义思想的影响;转学德国后,“即拟专心研究森林学”。经过多年的学习比较和多次选择,认识到马克思主义是无产阶级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唯一真理,共产主义是人类社会向前发展的必然规律。像中国这样的次殖民地国家,需要的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他志愿加入共产党,就是要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改造中国社会。这是他人生观世界观质的飞跃,也是他十多年来从事民主革命事业的一次大突破。归根结底,是他励志报国锲而不舍的结果。

1925年9月熊雄回到上海,被中共中央分配到广东工作,当月到黄埔军校任政治教官。不久参加二次东征,协助东征军总指挥政治部、一军政治部少将主任,筹组东征军政治工作,工作内容较第一次东征有了新的发展。临出发时,熊雄又被委任为归东征军总指挥指挥的宪兵营党代表,任务是“在于维持全军的军纪风纪及地方治安与临时特别任务”(语)。熊雄参加惠州战役后,以“铁血余生”笔名在《中国军人》发表《惠州战役日记》,记录了出征11日维持治安、警戒巡视、行军驻扎、军民关系、宣传教育、参与战斗、战后巡视、管教俘虏、呈报战况等情况。战后,他和政治部组织科长巡视市区状况,认为陈炯明叛军惠州守军的防守工事“较诸十二年前(湖口起义)尤为完备”。在二次东征中的总指挥及各路指挥员均没有

湖口起义的这一经历。

“我自东征归来,(1926年)1月6日即奉命为本校政治部主任”。1926年2月,熊雄奉命为军校改组筹备委员七人之一。3月,军校改组为国民革命军中央军事政治学校,乃有军政学校组织大纲及全部法规(包括政治部服务细则、政治教育大纲、政治教育计划等)等的建设。1927年3月,熊雄在《我对于本校“三一”纪念的希望》中说:“尤其是在改组后,本校由单纯的军事学校而变成政治军事并重的革命党员制造所。”指明了军校实施政治军事并重的教育方针始自改组后。1927年元旦,熊雄在《一年来本校之政治工作》中说:“(过去)在学生中,为客观条件所限,尚无系统的政治教育,只有零碎的政治讨论会”,“本校改组后,教育方针的总原则,就是:‘军事与政治打成一片’。政治部依据这个原则,故对学生官长兵夫,乃有贯彻全部的政治教育计划。在学生方面,因兵科不同,而决定实施军事与政治教育的进度,例如:步炮工各科,则以十分之七为学军事的时间,余为学政治的时间,政治科则反是;经理科亦可类推。本部组织亦随本校改组,略有变更,主任副主任及秘书之下,分设总务宣传党务三科,下设七个股及四五个股级单位。全部职员已达七十余人。聘定专任政治教官和临时政治教官各十余人。”“有《黄埔日刊》由六千份增至二万六千份之多……综计八个月内,共出刊物已达千万份以上。发行地点已有三四千处,几乎普遍全中国各省和东西洋各大埠。”特设政治科,学生占第四期的五分之一。对学生进行系统的政治教育,政治课多达26门。乃有一系列政治教育及政治工作制度的建立及其臻于完善。而这只有在广东统一、北伐进军、经费充裕、人才荟萃情况下才有可能实现。

1926年“3・20”中山舰事件后,中共广东区委在军校设立中共党团,由熊雄任书记,统一负责中国共产党对军校的指导工作。黄埔支部改为黄埔特别支部,专司党的组织工作,区委向军校派驻特派员协助工作。这在新形势下,强化了区委对军校指导与支持的力量。同时,军校规定政治部对军校特别党部的指导关系。熊雄当选两届军校特别党部监察委员,使军校特别党部始终保持在左派手中,对贯彻孙中山的三大政策、支援北伐胜利进军、推进国民革命运动,起到了组织上的保证作用。

1927年3月,到上海后,与中外反动势力相勾结,从革命内部破坏革命,广东李济深露骨地配合,斗争正在升级。中共广东区委根据中央指示召开紧急会议,设置秘密机关,采取应变措施。熊雄遵照党的指示,坚守工作岗位,保持革命警惕,以大无畏精神坚持斗争,号召军校师生掌握革命方向,布置部分党团员和左派分子转移,保存革命力量。

在阴霾四布的广东,黄埔军校特别党部于4月3日举行了全体党员大会。“一万五千武装党员一致提出拥护中央四大方案和改选反革命的广东伪省党部的议案”,“反革命的新军阀李济深等于此时遂含恨入骨”。到会还有工、农、学、青、妇、驻军、省市党部代表等五千余人,熊雄代表大会主席团致答词。他说,“今天各阶级各团体代表讲出了他们的痛苦,解除他们的痛苦是我们革命的责任。在革命发展而腐化的反革命空气正浓时,只有今天大会才能排除右倾的危险,国民革命成功不成功,就在于我们努力不努力,同志们!努力吧!”会后,举行了广州工农群众起来保卫革命胜利果实的游行示威。

4月8日,熊雄如约邀请广州中山大学教授鲁迅来校演讲《革命时代的文学》。

4月12日,在上海发动反革命,在南京另组国民政府,发出了“第一号通缉令”,公布了陈独秀、、熊雄等193人“被通缉”名单。

4月14日下午6时,李济深策划广东的“”,决定15日2时广州全市,发动,派出军舰监视黄埔海面。当晚,李济深与黄埔军校代校长兼教育长方鼎英“熟商”(本段带“引号”的词句,均出自1927年《方教育长言论集》)“处置”军校共产党人。李济深认为“黄埔军校是共产党的大本营”,害怕军校共产党影响大,左派力量占优势,不敢轻易下手。方鼎英认为,

“军校政治部诚然被共产党把持,根深蒂固”,熊雄是“公开的共党分子”,“稍一不慎,难免不演成流血惨剧”,特别是逮捕熊雄,“深恐赶狗逼墙”,“难保不打草惊蛇,暴动起来,激起大变”。于是向李济深提出“采取特殊的和缓的手法”即“釜底抽薪的策略”。“熟商”结束时已是15日凌晨,市内“枪声四起,交通断绝”,方鼎英从“广州不能回黄埔”,便去入伍生部,“下令驻省之入伍生团营执行逮捕”200余人,至“15日天明7时”,方鼎英回校“与校内负责长官再三商量”。是日深夜,方鼎英找熊雄谈话,熊雄斥责叛变革命是不共戴天之仇,表示要将一腔热血洒在黄埔岛上,与黄埔共始终。方鼎英害怕熊雄的行为会引起师生的反响,乃劝他“出国留学”,并派“校长汽艇”送他去香港。熊雄提出要光明磊落离开黄埔,行前与师生讲一次话。方鼎英召集师生于本部礼堂,熊雄勉励师生恪守孙中山遗嘱,将国民革命进行到底。到会师生列队将熊雄送至码头登上汽艇。

熊雄所乘汽艇,驶至珠江江心,即以机件失灵为由,停下检修,监视黄埔的中山舰将熊雄秘密逮捕,五月初转至南石头监狱,李济深、方鼎英导演了“放捉熊”的一幕。

熊雄一到南石头监狱,争分夺秒地继续为革命工作。最早被押解到南石头监狱的是黄埔入伍生,他们对自己年纪轻轻参加革命还没有同帝国主义、军阀走狗搏斗,就将要无声无息地这样死去,深感惋惜、不安,甚至流露出恐怖情绪。熊雄同第六期入伍生宋时轮谈话了解到这些思想情绪后,便同他们交谈,告诉他们干革命总会有牺牲,团结起来争取出狱,革命最终必定胜利等道理。并说,这次事变不是一时的风波,而是中国革命的转折关头,大家要做好长期斗争的打算,要组织起来,团结群众,实现“监狱是革命者的学校”,学会与敌人作斗争。如果我能够出去,定当向党报告,给与你们指示,否则,定要千方百计,寻求与狱外党的联系。

熊雄又说,现在已被捉到手,我是迟早要被他们处死的。我除感觉到对党做的事太少以外,我对自己毫不可惜,更不可怕。因为我们所做的事业是正当的,是为劳动阶级谋利益的。熊雄虽死,将会有千百万个更好的熊雄继续革命事业,革命事业将来一定要胜利,一定会成功的。你们大家自始至终都要坚持这个正义的事业,才是惟一的光明大道。

熊雄这种对党忠诚、临危不惧的大无畏精神,为同监狱难友做出了榜样;这种大义凛然、视死如归的英雄气概,鼓舞了难友们的信心和斗志。1927年5月17日,熊雄遭到广东反动当局秘密杀害,沉尸珠江白鹅潭中,走完了他“半武人半学生”的一生,时年仅36岁。

1928年,南石头狱中难友们在共产党员的领导下,同狱方开展了数次的静坐绝食斗争,与狱外的党组织取得了联系,在狱中组成了中国共产党的特别支部,领导难友们争取改善政治犯的待遇而坚持不懈的斗争。

1988年4月,中共广东省委党史研究委员会出版的《南石头监狱的斗争》一书这样写道:

济南英雄山篇5

摘 要:近年来,河南草根道德模范层出不穷,他们是中原文化精神的浓缩和体现,也是中原文化精神弘扬的载体和经济发展的不竭动力。中华优秀传统的培育,党和政府关于精神文明建设的创建指导以及个人品行的修为是河南草根道德模范形成的主要原因,加深对这些因素的研究对促进中原经济区建设,提升公民道德素质有着重要的意义。

关键词:河南草根;道德模范;形成原因

“不老英雄”李文祥,“中国好人”柴小女,“侠之大者”魏青刚,“草根英雄”李学生,“大孝至爱”谢延信,“自强不息”洪战辉,“最美学警”李博亚、“送水哥”李老发等等,既有花甲老人也有莘莘学子,既有热血男儿,也有平凡妇女,他们都是平民,都是“草根”。他们用感人的事例诠释了道德的力量,一件件鲜活事例,传递最平凡和最朴实的感动,充分展示了河南人的形象、河南人的精神、河南人的追求,感动着中原。这些“草根”人物身上,是厚重的中原文化孕育出的河南人特有的精神品质,这种品质和精神,是构建和谐中原的强大力量,是推动中原经济区建设、中原崛起的动力!

(一)中华优秀传统的培育

中原文化源远流长,深厚重实,是华夏文明之根,中原文化之源。焦裕禄精神、红旗渠精神、愚公移山精神中处处体现着河南人有着侠肝义胆、扶危济困、舍生取义、吃苦耐劳、诚实守信、满腔热情等优良的道德品质。草根道德模范人物无不自然遗传了这种区域文化性格。

1.中原优秀传统的浸润。草根道德模范的涌现离不开中原传统文化的孕育。历史悠久,人文荟萃的河南,是著名的“红色圣地、国学源头、文明祖地”,老子、庄子、道子均诞生于这片神圣的土地,诞生了的伟人不计其数、开国元勋许世友、红25军军长――吴焕先、钢铁战士杨靖宇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这里还孕育了世界文化名人白居易和“画圣”――吴道子、百代文宗――韩愈、谢灵运、常香玉、尹达、等一大批近现代历史文化名人,构建了河南独一无二的人文景观,铸就了“坚忍不拔,敢为人先”的河南精神。源远流长的中国传统道德思想精神,荡涤着河南人的筋骨,滋养着河南人的血脉,激励着一代又一代河南儿女重情好义,奋发向善。

2.英雄群体的带动。河南历史上道德模范个人和群体辈出,从焦裕禄、史来贺、吴金印等等可以看出,河南道德模范有着一种超越血液的传承。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道德模范的产生会作为一种善恶的标准,影响人们的意识、价值观念,从而影响着周围的人择善而从。河南的三大精神―焦裕禄精神、红旗渠精神、愚公移山精神也在从个体和群体上引领着河南人在爱岗敬业、见义勇为、孝老爱亲、助人为乐、诚实守信方面有所作为。正是这些老一辈道德模范精神标杆的树立,道德行为的影响,才使得河南道德模范层出不穷,也才使得草根道德模范更是遍地开花。

3.英雄文化的熏陶。河南是一片仰慕英雄、产生英雄的土地,也是热爱英雄、造就英雄的热土。女娲补天、夸父追日、大禹治水、愚公移山等歌颂英雄的神话传说,都产生流传在河南。代父从军的巾帼英雄花木兰,是河南虞城人。河南邓州人、唐代名将张巡在抵御叛军中,坚守睢阳,“守一城,捍天下”,被后人奉为神灵。宋代的包拯权知开封府,刚正不阿、铁面无私、不畏权贵、惩恶扬善,成为世人景仰、万代传颂的“包青天”。南宋爱国将领岳飞是河南汤阴人,其“精忠报国”的壮志、“还我河山”的呐喊、“驾长车踏破贺兰山阙”的豪情,一直激励着中华儿女抵御外侮、报效祖国。

(二)党和政府关于精神文明的创建引导。

道德力量是国家发展、社会和谐、人民幸福的重要因素,党中央高度重视社会主义道德建设,对道德模范给予巨大的关怀。一直以来,党中央把以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根本,以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构建为目标,把加强道德建设作为提升市民文明素养的基础性工程,大力弘扬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社会道德风尚发生了可喜变化,涌现出一批批体现社会主义道德要求的先进人物。

1.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引导。典型的出现离不开成长的环境。河南草根阶层道德模范的出现也有其必然性,主要是我国长期以来对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视,先进文化的引导,以及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推广和灌输。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凝聚力量,用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鼓舞斗志,以社会主义荣辱观引领风尚,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融入精神文明建设和文化发展繁荣的全过程。现在河南经济实力显著增长,政通人和,文化厚重,民风淳朴,各项社会事业稳步推进。经济的发展为河南草根道德模范“现象”的产生提供了物质基础。

2.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构建的结果。同志在《提高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能力》的讲话中指出,一个社会是否和谐,一个国家能否实现长治久安,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全体社会成员的思想道德素质。没有共同的理想信念,没有良好的道德规范,是无法实现社会和谐的。正是这样,一大群蕴藏于民间的草根英雄顺应时展的需要,在各自平凡的工作岗位上,用他们毫不张扬的言行、品格与精神默默地影响并激励着社会和民众。当草根英雄生成得越来越多,成为一个特殊的英雄群体时,他们的精神力量就形成了时展的强音,一个和谐稳定的社会造就了一批批的草根英雄。

3.社会主义思想道德创建的促成。文明创建是思想道德建设的重要载体,是培育和发现道德模范的“催化剂”。

近年来,河南省精神文明建设工作着重以创建文明城市为目标,以“市民素质工程”和“道德模范工程”为载体,切实加强思想道德建设。道德实践系列活动,以多载体、多形式促进市民文明素质的提升。通过积极培育和宣传文明创建领域中先进典型,为优秀传统文化和传统美德深入民心,起到了重要的引导作用,更为造就和发现草根道德模范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三)个人品行的自我修为

如果说中原传统文化传递了道德的基因,社会环境提供了基因成长的土壤,那么让道德基因成长为道德模范的核心因素就是个人品行的自我修为。所谓的品行实际就是指人们的思想和行为,思想是相对于感觉、印象的一种认识成果,属于理性认识,而行为是人在一定的外界环境刺激下所做出的反应。河南草根阶层道德模范在成长过程中将外界启发内化为自我内心的行为准则,在外界环境的刺激下,进而又由思想转化为行动,做出英雄的举动。

1.个人思想的向善选择。思想是在感觉、印象等感性认识的基础上,经过实践和认识的飞跃得来的,正如所指出的,人们在社会实践中,“感性的认识材料积累多了,就会产生一个飞跃,变成了理性认识,这就是思想。”思想是指导人们行为的巨大的精神力量。在中华优秀传统历史文化的影响下,在党和政府精神文明的创建下,在大批道德模范的带领下,人民群众做出内心向善的选择。个人自我的人格完善,推动人格走向成熟,引导着人们产生正确的行为,为草根道德模范的诞生,奠定的坚实的精神基础。

2.个人由知到行的升华。知易行难,是我们都明白的一个道理,道德模范的可贵之处,就在于他们能够始终如一地坚守道德底线,一以贯之地践行中华传统美德。虽然他们把善念化为善举的方式不一,或是在平凡的岗位上默默奉献青春和力量,实现笃定的朴实愿望;或是在关键时候能挺身而出,把最真实纯朴的道德情感瞬间升华成令人惊叹的举动,但这都是他们将自我正确的思想认识外化于行为的结果,都是他们个人道德坚守与修为的结果。河南草根道德模范的形成正是取决于其自身思想和行为的修养,取决于其内心向善的选择。这些都推动着草根道德模范从知到行的升华。(作者单位:河南财经政法大学)

参考文献:

[1] 吴潜涛《崇尚道德模范 促进社会和谐》,思想政治教育导刊,2008年第2期(总第110期)。

[2] 陈秉公《思想政治教育学原理》,高等教育出版社。

济南英雄山篇6

7月9号,我院暑假社会实践团队(济南队)在济南英雄山举行了以“追忆建党伟业,践行青春使命”为主题的社会实践活动,以纪念中国共产党建党90周年。

我有幸被选为调查分队的成员,我主要的任务是向人民群众发放关于党90年来的一些重大事件的宣传资料和关于党的历史、事件、活动的调查问卷。这天早上阳光明媚大家早早的乘坐公交车来到英雄山脚下,来到英雄山的游客很多。我拿着手中的资料和笔,站在道路边上微笑的发放问卷给过往的游客。乐意接受我们调查的游客耐心的填写了调查问卷的问题,一些老党员还跟我说了些党的一些其它事件和革命人物的故事。在调查的过程中,我对一位老党员感触颇深。老人头发花白、走路摇晃不定,当我迎上去问是否愿意接受我们的调查时老人当场就答应了,他告诉我他是一名老党员有义务、有必要写这份调查问卷,看着老人用微颤颤的手拿着笔细细的斟酌每一个问题很认真、严谨的回答了每一个问题,我的心中不禁涌现一股感动……这就是一位老共产党人对党深厚感情的体现啊!!望着老人远去的背影,我由衷的感谢老人。

做完调查问卷,我们团队所有成员还参观了济南战役革命纪念馆,缅怀在战争中浴血奋战的革命先烈。追忆革命先烈的光荣历史,反思我们现今的幸福生活多么的不容易啊,只有坚持党的领导,只有坚持跟党的带领,我们才会走向幸福的康庄大道……

这一天的社会实践活动让我加深了对党的认识,而且锻炼了我的个人素质与能力,让我实践中收获了许多东西。

济南英雄山篇7

张祖群,男,湖北应城人,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博士后,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工商管理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主要从事影视旅游与文化产业、文化地理研究。

【基金项目】

本文系北京市优秀人才培养资助项目“北京文化多样性研究:逻辑、案例与政策”(编号:2013D005019000005)、北京对外文化交流与世界文化研究基地项目“文化多样性:逻辑关系、案例与政策研究”(编号:BWSK201304)、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重大项目“首都网络舆情监测与引导机制研究”(编号:13ZDA07)成果之一。

对越自卫反击战打响的第二年,我刚好出生。没有经历过战争的人们对这场战争不会关注太多,但恰恰是现如今生活在和平年代的人们,在网络化和全球化的今天,更需要了解那不曾属于我们的过去,反思属于我们的今天。对于那场处在特殊年代、发生在不同地点、有着特殊的对手的特殊战争,30多年以来全世界产生多种对于那场战争的英雄书写。30多年过去了,战争的阴影逐渐淡去,后来人需要在书本、电影、歌曲和舞台等方面重新凝视英雄,重拾我们这个民族曾经经历的铁血年代。

一、对越自卫反击战的三种英雄书写

(一)战场英雄

对越自卫反击战战斗英雄的文学书写典型是众多战场见证者的军人回忆录[1]-[8],以及书写英雄集体的战争叙事。例如从战斗英雄到黑豹突击队的传奇人物李保民[9]和充满着理想和奋斗精神的坚强的战斗集体――广西火光农场十五队[10],他们作为直接参与这场战争的人,在离开战场之后,用笔端、回忆录、访谈材料等方式记录了战争现场。

(二)平民英雄

对越自卫反击战的平民英雄的文学书写印刻在1980年代以来的大众媒体中,包括乡村医生[11]、黄河故道种鸽场繁育基地业主[12]、家庭农场主[13]、农村合作银行董事长[14]、房地产企业老板[15]、基层档案工作者[16]、职业艺术家[17]、小学党支部副书记兼教导主任[18]、广州大学人文学院院长[19]等众多边缘化、大众化的人物。例如参加过老山战役的张宝全退役之后,1992年创建今典集团,在投资、经营领域横跨房地产、旅游度假、电影及当代艺术产业等方面,经过20年的经营,他已带领今典集团成功地实现了由传统房地产企业向多元化信息文化产业的转型升级。冲锋在对越自卫反击战的最前线的刘亚玲被誉为中国人民“战地女神”。她在部队自主择业后,仍不忘英雄本色成为“最美乡村医生”。他们构成“战场铁血英雄-退役后平民英雄”的二维转换模式,从战争向和平,以平凡岗位延续另外一种英雄。

(三)文艺英雄

对越自卫反击战的文艺书写有众多到前线慰问演出文艺工作者,例如到老山前线慰问演出的姜昆。[20]20世纪80年代中期,根据小说《高山下的花环》改编同名电影、同名舞剧,其中该舞剧在中国大地上巡回演出,以高昂激越的时代节奏、崇高壮丽的英雄气概、优美精巧的艺术构思、浓郁芳香的乡土气息,强烈地激励着广大人民群众。[21]对越自卫反击战时期及之后创作的歌曲,从内容上来看可分为人民歌颂边防军的歌曲、歌颂自卫还击战的歌曲、描写战斗练兵的歌曲、歌颂后方人民群众的歌曲、表达对侵略者的憎恨的歌曲、歌颂祖国山川的歌曲、描写边防战士和亲人思念之情的歌曲等7个部分,总共大约有100余首。这些歌曲创作对鼓舞边防军战士士气,宣传爱国主义精神起到了巨大的作用。其中,《血染的风采》、《十五的月亮》、《月亮走,我也走》、摇篮曲《睡吧,幸福的宝宝》等从英雄吟唱走向大众通俗娱乐,至今还为人所喜爱而传唱。[22]

英雄模范人物是一个时代的特定精神产物,它直接或间接地折射着一个国家或是民族、一个社会或是团体的人文精神和价值取向。在1976-1982“拨乱反正”的特殊时期,对越自卫反击战中的英雄、优秀的科学家等成为报纸、电视等媒体的中心,成为当时舆论的焦点。媒体在国家意志下,开始造就“”时代和“后”时代转折过渡时期的英雄。英模人物之心态呈现朴素的感恩心态、坚定的政治信仰、积极向上的心理诉求、革命英雄主义情结;英模人物之品德则体现崇高的共产主义道德、舍生取义舍己为人的高尚品德、刚健有为自强不息的进取精神、爱岗敬业的职业道德。[23]

二、对越自卫反击战的影视书写阶段

(一)官方主导阶段

20世纪80-90年代是官方主导的对越自卫反击战的电影书写时期,可以分为下列几个典型阶段:(1)战争之初拍摄的《自豪吧,母亲》(1980)、《花枝俏》(1980)、《年轻的朋友》(1981)、《新兵马强》(1981)等,采用传统的战争片模式,着重表现外部战争的冲突,单纯展现具体战争战役进程;(2)谢晋根据李存葆的中篇小说《高山下的花环》改编的同名电影,这是一座里程碑式的英雄书写电影,下文专门阐述从小说到电影的过程。(3)《雷场相思树》(1986)等影片,重在揭示当代军人战争中的心灵发展史;(4)《闪电行动》(1987)注重故事情节的曲折复杂,以热烈的战斗气氛吸引观众。[24]

李存葆创作对越自卫反击战为时代背景的中篇小说《高山下的花环》,以“位卑未敢忘忧国”作为题记,延续大历史和微小个人之间的关联,触动读者心灵。《高山下的花环》坚持革命现实主义创作方法,呈现一种真实之美、朴素之美、悲壮之美、境界高逸之美。它继承了我国军事题材文学创作的优秀传统,又传达出新的历史条件下富有个性特征的时代精神。[25]从李存葆的小说《高山下的花环》、《山中,那十九座坟茔》、《净土上的狼毒花》到报告文学、电影剧本,无论小说还是散文,始终脍炙人口、扣人心魄,引人品评感叹。他始终把触角探入社会问题的焦点处,并以思想的穿透力与情感的冲击力震撼世人。

作为第三、四代电影人典型代表的谢晋的作品根据大量文学题材改编成电影。小说创作远远走在电影创作前面,而且小说的作者都是在生活第一线的,改编的电影《高山下的花环》是一种再创造,增加军人家属和农村背景,力求使艺术更接近生活。[26]谢晋在20世纪80年代导演了《天云山传奇》、《牧马人》、《芙蓉镇》、《高山下的花环》等作品,共同撑起一个丰富的底层世界,郭子、梁三喜(九连连长)等体现底层美德;冯晴岚、胡玉音、韩玉秀等富于奉献精神;王秋赦等独特的底层灰色人物。第五代电影时间跨度大,前期始于掀起文化热的80年代,创作者基于现实主义的主体意识内核,大量采用现代主义的方法。在国家、民族的宏大叙事下,底层形象往往成为符号化和寓言式的人物,与底层的实际有一定的隔膜。[27]

某部宣传处干事、高干子弟赵蒙生,一心想调回城市。自卫反击战前夕,他凭借母亲吴爽的关系,怀着曲线调动的目的,临时下放到某部九连任副指导员。连长对所有的军人说:“每个人不能做逃兵,要去和侵略我们中国的人抗战到底。如果牺牲了,要让自己的儿女当抗击越狗(笔者按:当时中国政府对忘恩负义的越南之蔑称)英雄。”指导员听完后,把手指头咬出血,在布上写了6个字:我决不当逃兵。经过一场激烈的战斗,许许多多的人牺牲了,连长牺牲了、副连长牺牲了、还有一些战士也牺牲了。最后,指导员回到了家中,把连长唯一留下的纸条递给了连长的父母,还到墓地给连长献了花环。军人是多么的伟大,为了百姓能过上安定的生活,勇敢地牺牲了。当然,也有学者认为《高山下的花环》(1984)中需要自我救赎的,恰恰是那位“指导员”赵蒙生,为了赋予“个人”献身“国家”这件事情以合理性,人们又不得动用“乡土中国”的叙事和修辞资源,以“农村妇女”的“传统美德”针砭那些自私自利者。当人们还是依照传统的笔法来创造“英雄”时,他们似乎终难免落到进退失据“无根”状态。[28] [29]

(二)民间主导阶段

2000年以后,国家主导的对越自卫反击战英雄书写开始淡出,逐渐进入民间主导阶段。最为典型的有几个影视节目:

1.民间版本的《妈妈,我等了你二十年》。2008年开始网络上流传着多个民间版本的《妈妈 我等了你二十年》DV,其中一个版本中有几个特别感人的情节:烈士赵占英的生前照仅找到一张,节目中只出现了一次,模糊的影像写真,配以虚幻的云雾加以衬托,恍如隔世;一排排整齐列一的墓地,如此空旷,配加了虚幻云雾和电闪雷鸣。看着一幅幅老画面,仿若自己就生在那个战场,心被揪着,很是压抑。当2004年赵占英的母亲凑足路费赶到麻栗坡烈士陵园的时候,她亲手抚摸着阔别20年的儿子的墓碑,扣问苍天,嚎啕大哭。这个瞬间被参加过对越自卫反击战做过护士、祭奠战友的谢楠拍到。网友配上凄厉的歌曲,做了一点PS,照片中下着清明时节的蒙蒙细雨,如同母亲的眼泪,也如同每个观众的眼泪。面对烈士妈妈的行行泪、声声泣,面对烈士妈妈撕心裂肺、肝肠寸断的哭喊,来此祭奠的战士们写下这首催人泪下的诗。

2.一些军事迷、网友群自发拍摄的DV《1979》。这个DV情节很简单,一大群穿着六五式军装的士兵从大礼堂里一个个走出来,最后大礼堂里只剩下一个人,孤零零、万籁俱寂,此时无声胜有声,寓意着牺牲在南疆的战友。现场参与拍摄的人都是当年参与自卫反击战的士兵,今天他们从事着五花八门的各类职业,但是缅怀留在南疆的战友,他们都不由自主地哭了。逝者长已矣,生者如斯夫!这是一种军人-公民对于维护战争荣誉的自感流露,是一种渴望高尚、渴望升华、生死俱荣的崇高体验。[30]

3.凤凰大视野2011年推出的《高山下的花环》。编导选取了几位对越自卫反击战中幸存者的生活片段。其中那张以“妈妈・我等了你二十年”为题的一张照片深深刺痛了我的心。一位花甲老人站在烈士墓碑前,仰天而泣。这张照片大家并不陌生,那种白发人送黑发人的心痛是我们这一代所不能即刻感悟的,但又有几人了解这《妈妈,我等了你二十年》背后的心酸故事?1984年4月28日,一个叫赵占英的小战士牺牲在老山前线。他和800多名烈士,有尸骨的、没有尸骨的、有完整尸骨的、没有完整尸骨的,一同葬于中国云南省与越南交接的麻栗坡县烈士陵园。从此,他们默默守候着背后的这片为之献身的国土20多年。

4.学术对比与笔者评论

这几个影视节目前后都有关联性。当歌声再一次的响起“我不求再有什么额外的照料,一声‘烈士’已经足够,我只求下一个清明,我的妈妈, 能够再来抚摸我的墓碑,因为我的妈妈,没有剩下多少20年”(歌曲作者:云淡水暖,朗诵:心海)。这一刻,我和诸多网友一样,早已泪流满面。妈妈,再一声的妈妈,“我”伤心地哭了。我不知道,我们有多少烈士的妈妈,现在还过着穷苦的日子,连去看看儿子的路费都没有!诸君要知道,赵占英的母亲就生活在云南的另一个县,竟因没有路费一直没能去看看已经牺牲的儿子,整整过了20年才在资助下为儿子扫了一次墓,还了自己的心愿!这不免让人感到心酸、心寒、心痛、心颤!

麻粟坡烈士陵园管理人员每天照料着这些逝去的英雄,也看尽了世事沧桑。陵园埋葬着957位烈士,其中300多位烈士至今从未有亲人探望过。这是何等心酸!何等悲凉!设身处地的想,烈士们的痛苦不是战争带来的病残和死亡,是战后的遗忘!被遗忘的生命、被遗忘的名字、被遗忘艰难生活着的亲人、被遗忘失去父亲的孩子、失去儿子的母亲、失去女儿的父亲……他们不仅仅是在流泪,更是在继续流血。麻栗坡烈士陵园建成后多年才被云南省人民政府列为全省革命烈士重点保护单位。沉睡于其中的957名子弟何止是云南省的烈士?他们来自全国各地,与江河同存,流芳百世。我们需要自责、需要反省,国家高层的不作为更需要反思。

这个世界是如此的奇怪,手握重权能够做出惊天动地事业的人,很多留给我们的却是包二奶、包三奶、包四奶乃至八奶,吃喝嫖赌、等令人呕吐的情节,留下人们茶余饭后、微博调侃的谈资笑料。而生活在最下层的人们,却在不经意间制造了那么多真实的感动!那段历史是由放下锄头奔赴前线的青春火热、写下战书却变成最后遗书的无比遗憾、苦等苦熬20多年才得以亲吻墓碑尸骨的惊天惨痛,以及母亲的白发、网友的集体悼念、照片在战场的反复呈现等诸多细节所构成,这才是鲜活的并血淋淋的历史。

《妈妈,我等了你二十年》的朗诵和歌曲,以及背后的细节,把我们这一代人带入那个战争纷飞的年代,令我心痛不已。虽然现在没有战争,但是我们周边并不安宁,列强依然对我们虎视眈眈。我们活着的人,永远不应忘记死去的烈士!他们是为今日和平捐躯的英雄。也许因为他们的牺牲,一个个支离破碎的家庭从此一蹶不振,但逝去的依然逝去,而活着的仍要继续前行,可谁来抚慰那些因为失去亲人而受伤的心灵?谁来照顾因为战争而受伤的战斗英雄?我认为国家有这样的义务与责任!

三、从官方书写向民间书写:眼光向下的革命

基于眼光向下的革命,对于战争影视的记录有一个从官方主导向民间主导的过程。笔者不免要引述回顾一下英雄书写的历程:“”之后,军旅作家借助“对越自卫反击战”的有利时机,开始打破以往英雄塑造的僵硬形象,努力重新将被神话的英雄复原为具有平凡人性的平民英雄。进入1990年代之后,随着经济大潮的汹涌澎湃、现实主义写作风光不再、解构之风滚滚而来,歌颂战场、个人牺牲等主题传统军旅文学最终陷入了低谷。[31]中短篇军事小说作品在官方在意识形态方面逐步减弱了对文化活动(包括军事文学)的控制,使英雄人物市俗化,有效缩短英雄人物与现实生活中普通人物之间的距离。[32]从中可以看出:在特定时代特定环境(例如对越自卫反击战战场)涌现的英雄人物是特定时代背景下的产物,是英雄本身与时代精神、政治诉求等结合的产物,特定战争英雄只产生于特定时代;英雄绝非高不可及的神话人物和完美典型,而是我们身边的普通大众,是生活在人民群众中的一员。英雄塑造不再刻意截取战场前后最为高潮的典型,将英雄从战场语境还原到生活语境、从战场还原到当下、从官方存史还原到民间自发记录,或许是我们这个民族对待外敌入侵时候更加理性、更加成熟的态度。英雄书写和凝视的本质意义是整合国民的凝聚力,保持国家的生命力。忘记战争,即是背叛,然而记住战争是为了远离战争,赢得和平。

对比2013年年末火爆的电视连续剧《一代枭雄》(依据小说《青木川》改编)另外一种英雄书写,影片中何辅堂(小说中魏辅唐)的人生轨迹是欲望与理性、原始野性与现代文明角逐的过程、符号、原点、精神内核,他实际上是开启了自下而上的另一类民众文化觉醒运动。[33]而铭刻对越自卫反击战的影视书写,从官方主导向民间主导的转变表明自上而下的民众文化觉醒运动。他们已经从铁血正义、忘我牺牲、英勇无畏等战争价值转向保家卫国、为个人争得荣誉、为亲人带来伤痛、为子孙赢得和平、为国人带来战争纪念、为世界增添地缘政治博弈力量等方面的深思。之所以产生两种完全不同路径、不同方向的文化觉醒运动,需要从影视作品所处的特定时代、特定文化空间入手寻找原因。这种路径对比也为我们反思黑色、红色战争记忆提供了另外一种视角。

回首对越自卫反击战所处的那个特殊年代,我们不能忘记。历史不容遗忘,否则怎能对得起过去?以史为镜,可以知兴亡。尊重英雄,就是尊重历史。生活在和平年代的人们要对得住用生命换来今天的烈士,而实际行动应该是对英灵最好的告慰方式。

仅以此文默默向30多年前的那场自卫反击战争中牺牲的烈士们深深致敬。

或许这本只是安慰我们自己心灵的话语,但是我们能够做的,是珍惜今天来之不易的和平,认真做好手头的事,踏着共和国坚实的道路不断前行。无数的战斗英雄都死在了战场,都淹没在历史的浪潮之中,烈士妈妈的守望还在继续,英雄的书写不会结束。

我们呢?凝视英雄,铭记,珍惜,感恩……

参考文献:

[1]苏龙.神腿擒敌――忆对越自卫反击战中的一件往事[J].气功与生命科学,1997(5):36-37.

[2]郑明银,郭翔.独臂英雄的情怀[J].中国民兵,1998(2):37.

[3]高小平,欧阳锴.1979:一位对越自卫反击战老兵的回忆 老兵不死[J].国际展望,2003(15):24-25.

[4]祝华新.不能忘怀的――对越自卫反击战30周年祭[J].视野,2009(8):4-6.

[5]赵晓泮.我参加边境自卫反击作战[C]//北京新四军暨华中抗日根据地研究会:铁流 17――踏着共和国的旋律.2010:355-377.

[6]侯拥华.兄弟,我要带你回家[J].意林(原创版),2010(4):6-7.

[7]黎润红,张大庆 回忆三次战地医疗活动――盛志勇访谈[J].中国科技史杂志,2011(2):231-242.

[8]秦亚平.用鲜血和生命写成战地日记[J].档案与建设,2012(11):33-34.

[9]若水.传奇李保民:从战斗英雄到黑豹突击队[J].人生与伴侣(上半月版),2010(8):52-54.

[10]李永佳.临危无所惧 丹心映边陲――记对越自卫反击战前线的广西火光农场十五队[J].中国农垦,1985(10):30-31.

[11]范峰,杨濡.“最美乡村医生”刘亚玲[J].中国人才,2014(6):58-60.

[12]苑肇波.树林放飞“致富鸽”[J].科技致富向导,2013(31):41.

[13]佚名.从“军营庄稼汉”到“家庭农场主”――记鹤壁市花营农场场长白金豹[J].人才资源开发,2009(4):72-73.

[14]佚名.山东临沂兰山农村合作银行董事长 贾建华:情洒沂蒙大地[J].农村工作通讯,2009(2):32.

[15]晁珊珊.张宝全:“分裂”的商人[J].中国民商,2014(5):60-63.

[16]宋春雷.“阿毛”的故事[J].上海档案,2008(10):16-17.

[17]陈长芬.阮晓榕鼓浪与黑白影像[J].厦门航空,2008(8):192-194.

[18]余玲.在典型新闻人物的背后……[J].新闻通讯,1994(10):32.

[19]高文翔.广东地方历史文化传统与当代人文素质――记广州大学人文学院院长刘晓明教授的专题报告[J].广东培正学院学报,2012(1):96-97.

[20]佚名.姜昆夫唱妇随大曝自家隐私――“第三者”[J].大众文艺(快活林),2005(5):17-22.

[21]军驰.高昂激越 切感人――谈舞剧《高山下的花环》的音乐[J].人民音乐,1984(11):19-21.

[22]谢艾伶.血染的风采 英雄的颂歌――回顾对越自卫还击战时期的歌曲创作[J].音乐探索(四川音乐学院学报),2006(S2):4-9.

[23]于院芳.拨乱反正时期的英模文化研究(1976-1982)[D].济南:山东师范大学,2012:74-86.

[24]王文佳.清新感从何而来――《闪电行动》的启示[J].电影评介,1988(6):14.

[25]雷茂奎.努力塑造革命战士真实感人的英雄形象――关于《高山下的花环》塑造英雄形象的思考[J].新疆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3(2):49-57.

[26]叶新跃.力求使艺术更接近生活――访著名电影导演谢晋[J].电影新作,1984(5):92-93.

[27]谢晓霞.新时期以来电影中的底层形象与现实主义问题[D].厦门:厦门大学,2007:1-241.

[28]朱杰.人生“意义”的重建及其限制[D].上海:上海大学,2010:1-149.

[29]朱杰.人生意义的重建及其限制[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1-207.

[30]宋晓军,王小东,黄纪苏,等.中国不高兴:大时代、大目标及我们的内忧外患[M].南京:凤凰出版传媒集团(江苏人民出版社),2009:84.

[31]徐思云.人生弹道必留痕[D].上海:上海外国语大学,2007:2-4.

[32]舒允中.英雄人物市俗化的历程――论当代中国中短篇军事小说获奖作品中反映出的一种现象[J].华文文学,2011(3):106-112.

济南英雄山篇8

岳飞挥笔《出师表》

在西湖之畔肃穆庄严的岳王庙内,陈列着岳飞手书的三国诸葛亮《前出师表》和《后出师表》碑。据岳飞自跋,此两表碑文书于南宋绍兴八年(1138)八月。八月十四日下午,岳飞率岳家军路过南阳卧龙岗(今湖北襄阳西十二里),岳飞拜谒诸葛亮武侯祠。相传东汉末年刘备三顾茅庐,请诸葛亮出山,就在此地。后人在此建武侯祠。岳飞因遇上大雨,遂宿于祠内。更深秉烛,细观壁间昔贤所赞先生文辞诗赋,及祠前石刻二表,不觉泪下如雨,竟一夜不成眠,坐以待旦。当道士献茶毕,出纸索字时,岳飞挥涕走笔。岳飞与诸葛武侯心灵相通,肝胆相照。还我河山平生志,一腔孤忠向谁诉?岳飞挥书《出师表》,这是通过笔墨与诸葛武侯作一次心灵的对话与交流。故挥笔疾书,畅舒胸臆,泪水洒在《出师表》上。书毕,意犹未尽,又在铺开的大纸上,用尽全部心力写下了“还我河山”四个大字,而后将笔扔于案上。

岳飞是我国历史上著名的民族英雄,南宋抗金名将,不仅是一位杰出的军事家,而且也是一位卓越的书法家。现今岳庙内悬挂的“还我河山”匾额及碑廊内陈列的岳飞手书《送紫岩张先生北伐》诗碑、《吊古战场文》碑、前后《出师表》碑,让我们充分感受到岳飞书法的磅礴气势与绝妙韵致。岳飞能诗善书,书法学颜真卿,雄浑峻拔,酣畅淋漓,为世所重,对他的书法艺术,历来评价很高。宋人方岳称其书法“老墨飞劲,忠义之气烨如”。明谢肇《居东集杂纂》谓:“岳鄂王书力斫余地,非但胸次绝入,其工夫亦正不浅也。”明黄道周评:“岳忠武书,笔阵纵横,戈矛森立,芒铩增寒,于庄肃严整中忽而出奇不穷,正如兵法正变,交互幻化至妙。此其胸襟运用势有天机,常人虽妙八法,难与之比论也。况其气节如生,义格千古,人品无双,其染翰亦自只绝矣。”书画艺术上有“兵家梅花”之称的清代彭玉麟,盛赞岳飞书法:“千军横扫笔锋开,满幅经纶腕底来。”

于谦翰墨留人间

“千锤万击出深山,烈火焚烧若等闲。粉骨碎身全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这是于谦的名诗《石灰吟》,也是其一生人品和官品的生动写照。这位被杭州人引为骄傲和福佑的同乡,非但将清白留给了人间,也把墨宝留在了世上。

于谦(1398―1457),字廷益,号节庵,钱塘(今浙江杭州)人。自幼聪明过人,志向远大。六岁开始读书,十五岁考取秀才,十六岁求学于杭州三茅观。少时常以民族英雄文天祥为楷模激励自己。永乐十九年(1421)中进士,宣德初授监察御史,以才迁兵部右侍郎,巡抚河南、山西,前后在任19年,曾冤狱,赈济灾荒,多有惠政,被誉“于青天”。正统十四年(1449)从兵部左侍郎升任兵部尚书。时瓦剌军入侵,英宗北狩,众臣拥立景帝,侍讲徐主南迁,于谦力陈利弊反对南迁。瓦剌军逼近京师,于谦调集重兵身先士卒抗击敌寇,在北京城外击退瓦剌军。景泰元年(1450)瓦剌军见无隙可乘,遂遣使议和,并被迫释放英宗。天顺元年(1457)英宗发动夺门之变,夺回帝位,于谦被徐、石亨等诬陷,以“谋逆罪”被杀。万历中谥忠肃。于谦墓和于谦祠在三台山上麓,于谦故居位于河坊街祠堂巷42号。他作有《岳忠武王祠》《夏日忆西湖风景》等诗,其诗激越动人。

于谦工书法,行楷清丽,端雅有格,静穆高雅,气韵盈沛。其传世墨迹珍稀,代表作是《题公中塔图赞帖》。此帖计19行,164字,行楷体裁,笔法严谨,笔调畅达清丽,结字宫敛际展,意如云行水涌,洋溢着精彩奇气。

张苍水诗书惊天地

“国亡家破欲何之,西子湖头有我师。日月双悬于氏墓,乾坤半壁岳家祠。惭将赤手分三席,敢谓丹心借一枝。他日素车东浙路,怒涛岂必属鸱夷!” 这是民族英雄张苍水在狱中所作的明志诗。诗中表明他是以先辈英雄岳飞和于谦为榜样的。诗文意高气壮,字字金石,落地有声。

张苍水(1620―1664)名煌言,号苍水,浙江鄞县人。明崇祯十五年(1642)举人,能文章,善骑射。明室覆败,与同郡钱肃乐等起兵抗清。南明福王弘光元年(1644),至天台迎奉鲁王临绍兴监国,官东阁大学士兼兵部尚书。张苍水率军于浙东及东南沿海抗清,后与郑成功联师,入长江,克芜湖、广德等四府三州二十四县,声势大振。后因郑成功久克南京不下而撤离,张苍水孤军无援,遭至兵败,避居浙东海岛上。不久,被清兵所袭,被俘后押往杭州。他在狱中作诗明志。又作《忆西湖》诗:“梦里相逢西子湖,谁知梦醒却模糊。

高坟武穆连忠肃,添得新祠一座无?”康熙三年(1664)九月初七,被杀害于弼教坊,他口占绝命诗一首:“我年适五九,复逢九月七。大厦已不支,成仁万事毕!”临终遥望凤凰诸山,感叹道:“好山色!”他坐而受刃,从容就义。乾隆四十一年(1776)赐谥忠烈。光绪元年(1875)在杭州众安桥之侧建造 了“张忠烈公祠堂”,张苍水墓在今南屏山北麓荔枝峰下。

上一篇:化学平衡图像范文 下一篇:有理数的加减法范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