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风俗习惯范文

中国风俗习惯篇1

教学目标

认知：

1、知道我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风俗习惯。

2、知道一些尊重民族风俗习惯的故事。

情感：

愿意尊重民族的风俗习惯。

行为：

在日常生活中尊重不同民族的同学和邻居的风俗习惯。

教学建议

教材分析

本课是根据课程标准三至五年级“文明礼貌”德目中的有关要求编写的。

我国是一个有着56个民族的多民族的国家。由于千百年来保留、继承下来的传统，各民族在饮食、服饰、居住、礼仪、喜庆、丧失等等方面都有自己的风俗习惯。各民族只有彼此尊重其他民族的风俗习惯，才有利于民族的大团结。因此，对小学生进行“尊重民族的风俗习惯”教育很有必要。

本课的教学要点有两个。一是知道我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风俗习惯；二是要尊重各民族的风俗习惯。这是本课的重点也是难点。

课文分为两大部分。

第一部分是使学生知道我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风俗习惯。

第二部分是通过总理和傣族人民一起欢度泼水节的事例，向学生进行尊重民族风俗习惯的教育。

教法建议

1、三年级学生对“民族”这个概念还不是很清楚，教学是不要纠缠这个问题，只要让学生知道自己是哪个民族的，知道我国是一个有着56个民族的国家就可以了。另外，为了使学生对我国民族有一定的了解，扩大同学的知识面，教师也可有意识地向学生介绍一些民族的风俗习惯，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

2、本课侧重讲尊重本国各民族的风俗习惯，但如果遇到外国人也同样尊重人家的风俗习惯。

3、教师要引导学生结合自己的实际，谈谈怎样去尊重周围不同民族同学和邻居的生活习惯，以及不同民族的风俗习惯。

教学设计示例

十一尊重民族的风俗习惯

教学目标：

认知：

1、知道我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风俗习惯。

2、知道一些尊重民族风俗习惯的故事。

情感：

愿意尊重民族的风俗习惯。

行为：

在日常生活中尊重不同民族的同学和邻居的风俗习惯。

教学重难点：要尊重民族的风俗习惯

[教学过程]

一、激发感情，导入新课。

1、播放歌曲《大中国》

请同学们跟着唱，想想这首歌唱的是什么？

（出示56各民族的大照片，贴在黑板上。）

小结：对，我们都有一个家，名字叫中国。在这个大家庭里住着56各民族，有着12亿的兄弟姐妹。各族人民和睦相处，亲如一家，共同为建设祖国做贡献。

板书：我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

2、谁来说一说你是哪个民族的？我们班的同学大部分是汉族，你们还知道有哪些少数民族？

3、不同的民族有各自的风俗习惯，谁能举例说一说？

（引导学生从衣着、语言等方面来说。）

小结：除了衣着，语言不同，在饮食和居住环境上也有差异。比如：有的少数民族不吃猪肉，有的少数民族住帐篷，有的住窑洞等等。也就是说，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风俗习惯。

板书：风俗习惯

二、学习课文，进行明理。

过度：各民族的这些风俗习惯沿袭了一代又一代，它寄托着各族人民良好的祝愿。我们应当怎样对待各民族的风俗习惯呢？我们来看看是怎样做的。

（放课文录音故事，看课文）

1（出示傣族小朋友图片，贴在黑板上。）傣族是我国的一个少数民族，主要居住在云南的西双版纳，泼水节是傣族人民的风俗习惯，傣族人民过泼水节时有什么讲究？

2、是怎样尊重傣族人民风俗习惯的？（出示课文插图投影片。）

（以身作则，身着傣族服装参加泼水节，尊重傣族人民的风俗习惯，还教育其他干部也要这样做。）

3、警卫员为什么要用伞为挡水？

（当时已经六十多岁了，警卫员担心他的健康，就张开雨伞去挡水。）

4、总理是怎样做的？他为什么要这样做？

（总理让警卫员把伞收起来。因为认为用伞挡水是对傣族人民不礼貌，不能因为自己的身体而伤害了傣族人民的感情，要尊重傣族人民的风俗习惯。这说明总理和傣族人民的心是紧紧地连在一起的。）

小结：傣族是我们多民族国家的一个民族，深切地爱着各族人民，各族人民也深切地爱着自己国家的总理。尊重民族的风俗习惯，可以加强各民族之间的团结、友谊、使国家富强、昌盛。

板书：尊重

三、补充事例，提高认识。

1、你们还知道哪些尊重民族风俗习惯的故事，讲给大家听听。

（知道的说一些，不强求）

2、我们来听听发生在38号楼里的故事。

（《在38号楼里》的录音故事）

3、从《参加泼水节》和《在38号楼里》的故事中，我们认识到尊重其他民族风俗习惯的行为，有什么好处？

小结：尊重各民族的风俗习惯，有利于促进民族团结，增进各民族人民的友谊，有利于国家的发展，人民生活的安康。

四、结合练习，指导行动。

1、说一说：

①同学们，你们生活的周围有其他民族的小朋友吗？

②现在，老师请几位同学把一些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介绍给大家。

（把位同学分别拿出苗、彝、回、藏、维吾尔、壮、蒙古、朝鲜小朋友的图片，介绍他们的风俗习惯并贴在黑板上组成半圆，正中间留一个空挡。）

③听了他们的风俗习惯，你觉得该怎样尊重他们的风俗习惯呢？

（引导：对他们的衣着不指手画脚、不窃笑；尊重他们的语言、文字和生活习惯；与各民族小朋友团结友爱。）

2、在日常生活和学习中，你们怎样做才是尊重不同民族的同学呢？请看小品表演。

（小品表演：六名同学在中队研究会上讨论关于新年包饺子包什么馅的问题，产生了分歧……）

提问：他们谁做的对？为什么？

小结：因为我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尊重各族人民的风俗习惯，有利于国家的建设。只有万众一心，才能建设好我们的国家。所以作为我们汉族的小朋友，要与各族小朋友心连心，手拉手，共创一个美好的乐园。

（把汉族小朋友的图片贴在空档处，就拉成了一个完整的半圆。）

3、配乐诗朗诵《祖国是我们共同的家》。

五、总结全课，提出希望。

民族风俗习惯是千百年来逐渐形成的，各民族对自己的风俗习惯有着特殊的感情。既然我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所以我们从小就要懂得并学会尊重各民族的风俗习惯，让我们祖国这个大家庭更加和睦、幸福，大家齐唱《大中国》来结束我们这堂课。

板书设计：

尊重

（56个民族照片）

我们是个饿多民族的国家

风俗习惯

探究活动

1、了解你周围都有哪些少数民族，将他们的风俗习惯记录下来。

2、上网或从报刊杂志上搜集各民族同胞的照片，在班里搞一次“我们是一家”图片展。

中国风俗习惯篇2

关键词： 民族风俗习惯；民族习惯法； 国家制定法

在党和国家的民族政策中，尊重少数民族风俗习惯是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从民族平等、民族团结的基本原则出发，尊重各个民族的平等权利，不因为某些民族的风俗习惯不同而歧视或侮辱他们；民族风俗习惯的改革或保持，必须让该民族的群众去选择，其他民族或个人不应强制或干涉；不能以自己的民族风俗习惯为标准，去要求和衡量别的民族，更加不能以个人主观的好恶去看待民族风俗习惯，去处理有关民族风俗习惯的事情。

一

、民族风俗习惯概述民族风俗习惯的基本含义，是指各民族在精神生活和物质生活方面，广泛流行的风尚和习俗，是在各民族经济、政治和文化生活中的一种客观反映。在民族生存环境中，由于各个民族所处的自然地理、社会政治、历史发展等条件的不同，产生了各种各样的民族风俗习惯。在某种意义上说，就是一个民族长期传承和广泛采用的生活方式。真正成为民族的风俗习惯的行为方式必然相沿成习、代代相传，必然为众人所用而广泛普及。

只要民族风俗习惯形成，即为全民族所公认和遵守，在不同程度上反映出各民族的生活方式、历史文化传统、道德标准和宗教观念等。某个民族反映其民族特性，必然存在一些有别于其他民族的风俗习惯和生活方式等特征，代表着民族的标志。在民族的相互往来中，尊重民族风俗习惯，是民族关系中一个很敏感的问题，需要慎重看待。

随着生活条件的变化，风俗习惯也在变化，然而，风俗习惯的变化常常滞后于生活条件的变化，呈现相对的稳定性。民族风俗习惯反过来影响经济基础，它带有较大的稳定性，它的改变经常会滞后于社会生活条件的改变，它集中地反映着某个民族的得价值观念和行为方式。

二、法律保护少数民族风俗习惯的重要意义保护少数民族风俗习惯，有助于更好地保护各民族的平等权利和民主权利。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各民族一律平等。各民族都有保持或者改革自己的风俗习惯的自由”。因此，不同民族无论是保持或改革自己的风俗习惯，是其民族的平等权利和民主权利。本质上是坚持不同民族平等原则和发展社会主义民主的具体反映，侵犯民族风俗习惯，就意味着践踏民族平等权利和民主权利。刑法第147条规定：“国家工作人员非法剥夺公民的正当宗教信仰自由和侵犯少数民族风俗习惯，情节严重的，处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把“侵犯少数民族风俗习惯罪”归人“侵犯公民人身权利、民主权利罪”，是从法律上保护民族的平等权利和民主权利在刑法上的反映。

保护少数民族风俗习惯，有助于更好地维护民族团结。任何民族对自己的风俗习惯都有着深厚的感情，他们常常把其他民族对本民族风俗习惯的尊重，理解为对本民族的尊重，把对本民族风俗习惯的蔑视，理解为对本民族的歧视。所以，各种不尊重少数民族风俗习惯的言行，都会伤害民族感情，不利于民族团结。

保护少数民族风俗习惯，能够促进繁荣和发展民族文化。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包含少数民族风俗习惯，不同民族的某些风俗习惯本身就是以歌曲、舞蹈、体育的形式呈现出来的。很多民族通过自己的风俗习惯来保存和发展自己民族的文化艺术。例如，我国少数民族有很多是以讲故事和唱山歌的口头文学形式在人民群众中代代相传，而且不断得到巩固和发展。还有一些表现在他们具有特色的日用器具、服饰、建筑和手工艺品等方面。正是由于千差万别的民族风俗习惯，才构成了多彩多姿的民族文化，使文化艺术的内容和形式呈现出鲜明的民族特色。

三、理性思考法律对少数民族风俗习惯的保护(一) 遵循社会发展规律，提倡科学，促进社会和谐发展不能孤立地看待风俗习惯，必须从一个民族的历史、经济和自然条件去考虑这些风俗习惯之所以形成和存在的现象，如此才能让我们的认识符合客观情况。把民族风俗习惯看作陈规陋习，是对少数民族的诬蔑和歧视。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中存在某些陈规陋习，这是符合实际的。

但是，汉族的风俗习惯中同样有陈规陋习。任何民族的风俗习惯中都会有好的、一般的和不好的。对不同民族的风俗习惯不应全部肯定或全部否定，而应当进行具体分析。总体上，汉族在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发展水平上较先进，大部分少数民族发展较落后，这是客观事实。但是，先进并不意味一切都好，落后也并不意味一切皆坏。

看待其他民族的风俗习惯，不能用自己民族的风俗习惯为标准，而应以对民族团结、对经济文化发展、对国家统一、对社会主义事业和对人民群众是否有利为标准。凡是有助于民族团、有助于经济文化发展、有助于人民生活和身心健康的风俗习惯应当提倡和发扬。凡是有害于民族团结、阻碍生产和经济文化发展、不利于人民群众的生活和不科学的风俗习惯，应对本民族群众说明害处，进行教育，帮助他们提高认识后，让他们自己进行改革。改革某些风俗习惯，主要依靠文化的进步和经济社会的发展来实现。提倡少数民族在衣食住行、婚丧嫁娶各方面奉行健康、科学和文明的新习俗。

(二)合理利用少数民族习惯法

少数民族习惯法是少数民族风俗习惯的重要部分，应当被合理的利用。少数民族习惯法是在民族地区公平正义观上历练形成的一种具有特殊调控作用的行为模式和价值观念。在坚持国家法制统一的基础上，少数民族习惯法应通过国家权力机关的批准、同意或默许来使其具有双重效力，使其权威性得到保障。在保持正义和秩序的基础上，国家可以做出适当的变通，实现少数民族内社会关系的稳定和谐。

运行国家法律是个复杂的过程，只靠法典是不能实现其功能和效率的，强行推行法律常常也只是适得其反。制定法有必要给少数民族习惯法留出一定空间，去吸收和认可一些有益的习惯法，使其融入制定法。

也不能简单地用国家制定法来代替少数民族习惯法中的消极因素，而是通过发展民族地区的经济文化、进行长期有效的法制宣传等方式，实现少数民族习惯法和国家制定法的融合。

实践中，对少数民族习惯法效力的承认须限定在特定的区域内。在民族自治地方，有关少数民族特殊事务上，可以对习惯法有选择性地优先适用。对那些既符合少数民族的

风俗习惯，又符合全国人民利益的习惯法，可以优先适用。

结论：

认真看待民族风俗习惯，涉及到各个少数民族地区经济文化的发展，关系到整个国家的繁荣稳定。正确处理少数民族习惯法与国家制定法之间的关系，重视和充分尊重民族风俗习惯，这样才能使少数民族地区的秩序向着一种健康的、可持续的方向发展。

中国风俗习惯篇3

 关键词： 民族风俗习惯；民族习惯法； 国家制定法

    在党和国家的民族政策中，尊重少数民族风俗习惯是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从民族平等、民族团结的基本原则出发，尊重各个民族的平等权利，不因为某些民族的风俗习惯不同而歧视或侮辱他们；民族风俗习惯的改革或保持，必须让该民族的群众去选择，其他民族或个人不应强制或干涉；不能以自己的民族风俗习惯为标准，去要求和衡量别的民族，更加不能以个人主观的好恶去看待民族风俗习惯，去处理有关民族风俗习惯的事情。

    一

、民族风俗习惯概述民族风俗习惯的基本含义，是指各民族在精神生活和物质生活方面，广泛流行的风尚和习俗，是在各民族经济、政治和文化生活中的一种客观反映。在民族生存环境中，由于各个民族所处的自然地理、社会政治、历史发展等条件的不同，产生了各种各样的民族风俗习惯。在某种意义上说，就是一个民族长期传承和广泛采用的生活方式。真正成为民族的风俗习惯的行为方式必然相沿成习、代代相传，必然为众人所用而广泛普及。

    只要民族风俗习惯形成，即为全民族所公认和遵守，在不同程度上反映出各民族的生活方式、历史文化传统、道德标准和宗教观念等。某个民族反映其民族特性，必然存在一些有别于其他民族的风俗习惯和生活方式等特征，代表着民族的标志。在民族的相互往来中，尊重民族风俗习惯，是民族关系中一个很敏感的问题，需要慎重看待。

    随着生活条件的变化，风俗习惯也在变化，然而，风俗习惯的变化常常滞后于生活条件的变化，呈现相对的稳定性。民族风俗习惯反过来影响经济基础，它带有较大的稳定性，它的改变经常会滞后于社会生活条件的改变，它集中地反映着某个民族的得价值观念和行为方式。

    二、法律保护少数民族风俗习惯的重要意义保护少数民族风俗习惯，有助于更好地保护各民族的平等权利和民主权利。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各民族一律平等。各民族都有保持或者改革自己的风俗习惯的自由”。因此，不同民族无论是保持或改革自己的风俗习惯，是其民族的平等权利和民主权利。本质上是坚持不同民族平等原则和发展社会主义民主的具体反映，侵犯民族风俗习惯，就意味着践踏民族平等权利和民主权利。刑法第147条规定：“国家工作人员非法剥夺公民的正当宗教信仰自由和侵犯少数民族风俗习惯，情节严重的，处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把“侵犯少数民族风俗习惯罪”归人“侵犯公民人身权利、民主权利罪”，是从法律上保护民族的平等权利和民主权利在刑法上的反映。

    保护少数民族风俗习惯，有助于更好地维护民族团结。任何民族对自己的风俗习惯都有着深厚的感情，他们常常把其他民族对本民族风俗习惯的尊重，理解为对本民族的尊重，把对本民族风俗习惯的蔑视，理解为对本民族的歧视。所以，各种不尊重少数民族风俗习惯的言行，都会伤害民族感情，不利于民族团结。

    保护少数民族风俗习惯，能够促进繁荣和发展民族文化。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包含少数民族风俗习惯，不同民族的某些风俗习惯本身就是以歌曲、舞蹈、体育的形式呈现出来的。很多民族通过自己的风俗习惯来保存和发展自己民族的文化艺术。例如，我国少数民族有很多是以讲故事和唱山歌的口头文学形式在人民群众中代代相传，而且不断得到巩固和发展。还有一些表现在他们具有特色的日用器具、服饰、建筑和手工艺品等方面。正是由于千差万别的民族风俗习惯，才构成了多彩多姿的民族文化，使文化艺术的内容和形式呈现出鲜明的民族特色。

    三、理性思考法律对少数民族风俗习惯的保护(一) 遵循社会发展规律，提倡科学，促进社会和谐发展不能孤立地看待风俗习惯，必须从一个民族的历史、经济和自然条件去考虑这些风俗习惯之所以形成和存在的现象，如此才能让我们的认识符合客观情况。把民族风俗习惯看作陈规陋习，是对少数民族的诬蔑和歧视。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中存在某些陈规陋习，这是符合实际的。

   但是，汉族的风俗习惯中同样有陈规陋习。任何民族的风俗习惯中都会有好的、一般的和不好的。对不同民族的风俗习惯不应全部

[1] [2] 

肯定或全部否定，而应当进行具体分析。总体上，汉族在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发展水平上较先进，大部分少数民族发展较落后，这是客观事实。但是，先进并不意味一切都好，落后也并不意味一切皆坏。

    看待其他民族的风俗习惯，不能用自己民族的风俗习惯为标准，而应以对民族团结、对经济文化发展、对国家统一、对社会主义事业和对人民群众是否有利为标准。凡是有助于民族团、有助于经济文化发展、有助于人民生活和身心健康的风俗习惯应当提倡和发扬。凡是有害于民族团结、阻碍生产和经济文化发展、不利于人民群众的生活和不科学的风俗习惯，应对本民族群众说明害处，进行教育，帮助他们提高认识后，让他们自己进行改革。改革某些风俗习惯，主要依靠文化的进步和经济社会的发展来实现。提倡少数民族在衣食住行、婚丧嫁娶各方面奉行健康、科学和文明的新习俗。

    (二)合理利用少数民族习惯法

少数民族习惯法是少数民族风俗习惯的重要部分，应当被合理的利用。少数民族习惯法是在民族地区公平正义观上历练形成的一种具有特殊调控作用的行为模式和价值观念。在坚持国家法制统一的基础上，少数民族习惯法应通过国家权力机关的批准、同意或默许来使其具有双重效力，使其权威性得到保障。在保持正义和秩序的基础上，国家可以做出适当的变通，实现少数民族内社会关系的稳定和谐。

    运行国家法律是个复杂的过程，只靠法典是不能实现其功能和效率的，强行推行法律常常也只是适得其反。制定法有必要给少数民族习惯法留出一定空间，去吸收和认可一些有益的习惯法，使其融入制定法。

    也不能简单地用国家制定法来代替少数民族习惯法中的消极因素，而是通过发展民族地区的经济文化、进行长期有效的法制宣传等方式，实现少数民族习惯法和国家制定法的融合。

    实践中，对少数民族习惯法效力的承认须限定在特定的区域内。在民族自治地方，有关少数民族特殊事务上，可以对习惯法有选择性地优先适用。对那些既符合少数民族的

风俗习惯，又符合全国人民利益的习惯法，可以优先适用。

    结论：

认真看待民族风俗习惯，涉及到各个少数民族地区经济文化的发展，关系到整个国家的繁荣稳定。正确处理少数民族习惯法与国家制定法之间的关系，重视和充分尊重民族风俗习惯，这样才能使少数民族地区的秩序向着一种健康的、可持续的方向发展。

中国风俗习惯篇4

摘要：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在许多方面有助于实现行政执法目标，但也有些民族风俗习惯对行政执法有造成难度的一面.在行政执法中如何正确对待少数民族风俗习惯，关系到民族团结和民族地区社会和谐，同时也关系国家法律的统一实施。所以民族地区行政执法更需注意掌握一些原则与方法。

关键词：少数民族风俗习惯行政执法

民族风俗习惯，指的是一个民族的人们在生产、居住、饮食、衣着、婚姻、丧葬、节日、庆典、礼仪等物质文化社会上的共同喜好、习尚和禁忌。风俗习惯是各民族在长期历史发展中逐渐形成并随着生活条件的变化不断变化。行政执法是政府行政管理的一项重要内容，是行政主体为维护经济与社会生活秩序，实现行政目标，按法定权限和程序实施法律、法规等法律规范的具体行政行为。在民族地区，少数民族风俗习惯对实现国家的行政管理目标具有什么影响，政府在民族地区制定行政执法的有关文件，以及实施行政执法具体行政行为时应注意那些原则与方法，笔者谈一下自己浅见；

一、民族风俗习惯有助于行政目标的实现

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在许多方面有利于实现行政执法目的，这些方面主要包括：

（一）部分禁忌。禁忌是禁戒普通人接触的事、物或人，以及对此所具有的观念。保护野生动物不被非法猎杀是林业行政执法的一项重要内容，而少数民族饮食禁忌有利于有效保护野生动物，实现这一行政目标。很多少数民族不食野生动物和病死、打死的牲畜和动物的血，例如塔吉克族人不食狼、熊、狐、兔等野味。维吾尔族等民族禁止吃凶猛禽兽的肉；禁止吃一切动物的血。独龙族禁止滥杀滥捕野生动物。彝族、纳西族等民族对于白头翁、水鸟、松鼠、犀鸟、八哥、米雀、虎豹、野猫、猴子、獐子、岩羊、绿斑鸠、秧鸡等的图腾和禁忌等等。少数民族的饮食禁忌在客观上减少了非法捕杀本地区野生动物的行为。再如少数民族的植物禁忌也非常有利于生态环境保护。彝族神林的崇拜，使民族地区的生态得到了有效的保护。布朗族、哈尼族、傣族等民族都认为生长在村落附近的高大挺拔、枝繁叶茂的大树常年保佑着本氏族成员平安顺利。因此，禁止砍伐“神树”，在“神林”中放牧、追捕动物等。禁砍村边树木是壮族信仰禁忌，所以，壮族村寨前后面都是森林密布，古木参天。植物禁忌有利于“森林法”“草原法”“环境保护法”执行，生态环境的保护改善了民族地区人民的生存状况。社会行为禁忌又有助于社会治安的执法目的实现。例如回族等许多民族禁止放高利贷，、酗酒、说谎等。少数民族社会行为禁忌制约了人的行为，使人们在进行日常生产、生活活动的过程中意识到“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对维护社会秩序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二）部分宗教教规。在我国少数民族中有许多群众信仰宗教，维吾尔、回、哈萨克等十个民族约有1800万人信仰伊斯兰教。有的民族的风俗习惯受宗教影响，有些民族的风俗习惯直接来自于宗教教规。如伊斯兰教的一些教规，已潜入信教民族的风俗习惯之中，取经名、行割礼、死后安葬、结婚庆贺及节日礼拜等都是全民族性的。我们应当认识到宗教教规有积极一面，有些教规对构建社会和谐是有益的。例如宗教通过宣扬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劝世人积极向善，使人们不至于因自己的困境而攻击社会和危害社会的稳定。佛教的因果报应论、基督教的原罪论以及伊斯兰教的世界末日论都劝告人们要忍耐、顺从、不做恶事。宗教教规对人们的守法与维护家庭稳定也有积极的作用,如基督教的摩西十诫；佛教的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不妄语、不饮酒等“五戒”。伊斯兰教的主要经典《古兰经》也指出：“你们劝善戒恶”、“你们当争先为善”。“信道的人们呀！饮酒、、拜像、求签，只是一种秽行，只是恶魔的行为，故当远离”。①伊斯兰教非常重视家庭伦理道德，反对乱淫，破坏别人的婚姻。伊斯兰教还禁止偷盗等非法占有他人财产的行为：“偷盗的男女，你们当割去他们俩的手，以报他们俩的罪行，以示真主的惩戒”（《古兰经》5：38)。面临对外开放和市场经济的今天，这些教规在一些宗教意识较强的少数民族群众中，无疑对色情、侵犯财产违法方面具有一定的警戒和约束作用。

（三）家庭习俗。在我国少数民族中，对长者尊敬，对幼小扶持帮助，对朋友忠诚，被认为是一种美德，否则就要受到舆论的谴责。例如壮族等少数民族都有用餐时须等最年长的老人入席后才能开饭；长辈未动的菜，晚辈不得先吃；给长辈和客人端茶、盛饭，必须双手捧给等家庭习俗。锡伯族和其他许多民族一样，是一个非常注重礼节的民族，对客人热情好客，对老人和长辈格外尊重。出言不逊、不尊重老人等行为，都要受到锡伯族人民的谴责。少数民族的家庭习俗能较好的防止虐待和遗弃家庭成员，对落实妇女、儿童权益保护法，贯彻婚姻法，对家庭和睦具有积极作用。

二、民族风俗习惯对行政执法造成难度的一面

（一）一些落后婚姻习俗。部分少数民族的婚姻习俗具有消极一面，表现在：一是早婚。在一些居住偏远的少数民族中，其婚姻习俗的早婚现象仍然存在。二是不结婚登记。有些少数民族青年不领取结婚证，只举行风俗仪式或请阿訇念了经就在一起共同生活，违反了我国婚姻登记管理制度。三是干涉婚姻自由。有些少数民族在缔婚过程中，舅权的作用相当突出，一些地方舅舅的意见甚至起决定作用。一些少数民族有姑表亲的习俗，姑家的女儿必须嫁给舅家的儿子，舅家有优先娶外甥女的权利。还有的少数民族仍有抢婚习俗，通过抢婚结合夫妻。有些少数民族有不许和外族通婚的习俗。以上少数民族风俗习惯对婚姻登记和保护婚姻自由的行政执法显然会造成一定难度。

（二）某些行为禁忌。少数民族有些行为禁忌对维护市场秩序造成某些困难，有的民族具有凝視禁忌，在自由市场对商品看了好久而不买，就可能导致矛盾纠纷。有的民族有鼻嗅禁忌，不能拿起少数民族出售的食品用鼻嗅，否则将产生激烈矛盾。出售商品时，有些少数民族具有商品价格谈好了就必须买下的习惯。有的民族忌讳当面数主人家的牲畜，不能跨过拴牲畜的绳子，也不能骑马进入羊群。旅游者不能到天葬场观看天葬；有些少数民族依照教规有借钱不能收取利息的行为禁忌等等。在社会生活与市场交易中，一些行为禁忌所引发的矛盾、纠纷，给行政机关的行政执法带来很大难度。

（三）部分民族习尚。少数民族中的习尚有很多具有积极意义，但也应看到有些具有消极一面。如频繁地送“彩礼”、“丧礼”、“割礼”，对原本经济困难的一些家庭、个人等于雪中加霜。个别家长让子女上经文班入教念经，不去上学，影响了我国教育法等法律的贯彻。有些民族的习俗在一定程度上仍限制妇女参加社会活动和生产劳动，不利于男女平等的贯彻等等。

三、民族地区行政执法的原则与方法

在民族地区行政执法中，如何正确对待少数民族风俗习惯，事关民族团结与民族地区社会稳定，同时也关系到国家法律的统一实施。笔者以为，在民族地区行政执法要坚持以下原则：

行政执法要尊重和保护少数民族风俗习惯的原则。尊重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是党和国家的一贯政策，是构建社会和谐的一个重要方面。政府在行政执法中要特别注意保护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例如有的少数民族开的清真餐厅不许饮酒，当发生冲突时就要保护这一宗教习俗。我国各民族有不同的丧葬习俗，如土葬、水葬、天葬、塔葬等葬法，绝不能强迫实行火葬。对一些少数民族不与外族通婚的婚俗要给予尊重，并慎重对待。对清真食品与清真餐厅要定期进行行政检查，检查是否符合清真要求。对不尊重少数民族风俗习惯的行为，执法机关应进行批评教育，对有意损害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伤害少数民族感情，情节严重、造成恶劣后果的，应责令其赔礼道歉，直至依法追究其法律责任。

保护少数民族改革自己风俗习惯的原则。执法中对于某些不符合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阻碍生产发展的习俗，决不能采取粗暴方法，政府要因势利导积极引导少数民族自我改革。党和国家的政策是：少数民族有保持、也有改革自己风俗习惯的自由，但这种改革由少数民族自己决定并实施，政府不予强迫和干涉。少数民族自愿地要求进行风俗习惯的改革，政府要依法保护他们这种权利，任何人不得阻挠和干涉，对干涉阻挠他人改革自己风俗习惯的，行政执法机关应依法坚决处理。

政府在执法中发现明显违法的习俗，必须坚决制止的原则。风俗习惯不能和现有的法律、法规冲突，法具有最高权威，在法没有变通和补充情况下，必须统一实施，每一公民都有遵守国家法律的义务。例如对于违反国家婚姻法和地方自治条例结婚年龄规定的婚姻，政府就要批评教育，宣布无效。对使用暴力干涉婚姻自由的，无论是什么婚俗，都应制止，情节严重的应依法追究其法律责任。对破坏计划生育的要批评教育并依法处理等。

对不同民族间由于风俗不同引发的民事纠纷，行政机关应该加强行政调解的原则。在社会生活与市场交易中由于风俗习惯不同而引发的矛盾和民事纠纷，行政部门在维护秩序中，有法律明确规定的要依法调解，讲解法的规定，维护法的权威，作好双方思想工作，遵守有关法律、法规。对法律没有明文规定的，行政机关更要积极主持调解，促使双方和解，讲解民族风俗习惯，使游客和其他当事人了解、尊重、体谅，以防止矛盾恶化。在坚持上述原则的基础上政府在行政执法中还应重视掌握以下方式、方法：

要利用与宣传少数民族风俗习惯中积极的一面，以达到执法目的。如上所述，少数民族风俗习惯有许多对执法、守法具有积极一面，政府要善于用运和作好宣传工作，在这一方面行政机关表现的很不够。对于一些宗教意识较强的少数民族群众，行政机关也可以提醒其遵守有积极意义的教规，以实现行政管理目标。我们应当认识到，一些宗教教规可以拿来为社会主义建设和维护社会秩序服务。所以要教育执法人员和干部群众，不能对宗教和信教群众采取歧视态度，我国宪法明确规定：公民有信仰宗教的自由。宗教具有长期性；群众性；民族性；国际性特点。这就要求政府要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一方面政府应当学会利用宗教来为我们的行政管理服务、为社会服务；另一方面要依法管理宗教事务，不允许有任何形式的非法宗教活动。

在行政执法中要正确把握风俗习惯与的区别。有些民族的风俗习惯来自宗教教规，但并非所有的宗教教规都属于信教群众的民族风俗习惯。正确把握这两者关系，对民族地区的行政管理非常重要。例如伊斯兰教中的“封斋”，如果是民族风俗习惯，就可允许未成年人在“斋月”时白天不吃饭、即使影响身体健康成长，教育行政管理部门也不得强行干涉。其实“封斋”是宗教活动，不得强迫未成年人参与宗教活动。可见，学会正确区分民族风俗习惯与，在民族地区意义重大。

在某些行政执法中，应重视配备少数民族的执法人员。在行政检查、行政强制、行政处罚涉及少数民族相对人，尤其是对不懂通用语言的相对人，应配备该民族的行政执法人员参与，一方面能更好维护少数民族相对人合法权益，严格遵守法定程序，用民族语言告知、说明理由。另一方面，以防止语言障碍引发对抗性矛盾。在民族基层地区、少数民族聚居区，参与本地管理的行政执法人员最好掌握本地常用的少数民族语言，能用少数民族语言交谈沟通，这对少数民族相对人而言，缩小了距离，具有亲切感、信任感，有利于问题解决，有利于构建社会的和谐。

参考文献：

中国风俗习惯篇5

――中共四川省委书记 刘奇葆

2009年6月,绵阳市游仙区人民法院对两年来所有调解撤诉案件进行了详细了解,发现经法官运用习惯进行调解后以调解撤诉方式结案的案件占了相当大的比重。

2007年1265件民商事案件中,调解撤诉案件为574件,其中302件是运用习惯进行调解撤诉的,占全部调解撤诉案件的53%。2008年1402件民商事案件中,调解撤诉案件为611件,其中351件是运用习惯进行调解撤诉的,占全部调解撤诉案件的57%。

在案件调解中,特别是在传统民商事案件中,双方当事人认可的民间习惯对案件成功调解具有重要的作用。但是由于民间习惯的多样性、复杂性、地域性,在调解中如何正确运用习惯、运用什么样的习惯等,是推广这种调解方法所必须要解决的问题。

调解中民间习惯运用的空间与现实价值。

法律是法官首要选择与适用的纠纷解决规则,但是我国传统上是一个“礼俗”社会,法律不可能也不应该成为解决所有纠纷的灵丹妙药,法律以外的规则如蕴含着道德、情理的民间习惯,即我们从法理上所讲的“社会公德”或“善良风俗”,也是人民法院在审判实践中不容忽视的。

调解中运用民间习惯的类型

直接性运用。即习惯权利独立于法定权利而且得到了国家权力的认可,主要体现在《合同法》中对“交易习惯”的认可和《物权法》的规定中。

案例:李某诉绵阳市某床上用品有限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

原、被告之间曾发生布料买卖业务,被告欠原告货款计48700元。被告辩称,2008年1月2日经双方对账,原告收到被告退货46039元。因此,被告实际欠原告货款2661元,并提交退货凭证一份。但该退货证是原告在2006年发给被告的一份报价单,上面除布料名称、单价、签名是原告写的,其余内容均为被告后来添加的。

承办法官认为按照本地的交易习惯,若为退货凭证,退货的名称、数量应该由退货方即被告书写,即使是由收货方原告所写,因原告始终在场,则退货凭证的全部内容均应由原告书写;况且被告通知原告退货,原告到场后,尚未核实退货的名称、数量,就先写下退货的名称和单价,显然不合常理。鉴定结论亦表明两种笔迹不是同一时间形成,故该退货凭证的证明力不予确认。

最后原、被告达成调解协议,由被告在五日内支付原告货款48700元,利息原告自愿放弃。

本案中,当地得到普遍认可的交易习惯即为直接性运用。

重述性运用。法官在案件调解中往往采取把习惯权利阐述为某种相关或不相关的法定权利或某法律原则的方式。

隐含性运用。农村的继承有一种习惯为“哥东弟西”、“堂屋归长子”,是说在继承遗产时,长子有权分得在东边的房产,次子只能分得在西边的房产;堂屋作为敬神祭祖之地应该分给长子。这种长子的习惯权利从实体法上讲是继承权。法官在调解时多将习惯权利镶嵌于法定权利中,融合地把民间习惯和国家制定法共同作为调解的依据。这种运用是隐性的,是在制定法的背后得到尊重和运用的。

(四)变通性运用。法官在调解中有时会遇到习惯权利与法定权利虽融合在一起但却对立的情况。法官在调解此类案件时,会采取一定的变通方案,使调解结果既尊重习惯,又执行了国家制定法。这种方式可称为“变通性运用”。

运用民间习惯的范围、甄别与程序设计

在案件调解中运用民间习惯,首先应明确可运用的习惯的范围及甄别标准;其次,应当有一个合理运行的程序对习惯的运用加以规制。

运用民间习惯的范围及甄别标准

从司法运用角度出发,可以将民间习惯分为“善良风俗”与“恶俗”,运用于调解时,属于“善良风俗”的才能用,属于“恶俗”的则不能用。例如不少地方有“嫁出去的女,泼出去的水”的习惯,在分家析产和继承中对出嫁女应得的份额一概不分。这种习惯违反了“男女平等原则”,损害了出嫁女的合法权益,明显不属于“善良风俗”,不能在调解中运用,应当予以摒弃。

民间习惯运用程序的构想

基层人民法院在调解中运用善良风俗是具有可行性和现实性的,但是运用不是随意的,必须建立一套科学、规范的运用程序。

“善良风俗”的确认。这是程序的起点,也是程序的核心。对当事人提出的民间习惯,首先确认是否是“善良风俗”。如果争议大,承办法官不能确定,则提请审判委员会确认。如果争议特别大,还应当广泛征求当地其他部门,如人大、政协等的意见。

地域确定。调解中运用民间习惯应注重地域性,不同地域不同人群有着不同的民间习惯,即所谓“十里不同风,百里不同俗”。这一特点要求法官在调解中运用民间习惯时,应遵守只适用于本辖区当事人的原则,若一方或双方当事人为本辖区之外,一般不应运用。

释明习惯。法官在调解中运用“善良风俗”应向当事人进行释明。在当事人已明了风俗的含义且愿意选择此风俗之前提下,法官方可运用,反之则不能运用。这也是调解自愿原则的要求。

中国风俗习惯篇6

摘要：司法审判，特别民事审判的宗旨就是化解社会矛盾，促进社会和谐.传统的影响根深蒂固，所居民族对民俗习惯的信奉，特别是在民族地区，甚至大于对法律的遵守。特别是少数民族聚居地区，随着全民普法活动不断深入，各民族群众的法治观念及法律意识有了很大提高.但如何处理好民俗习惯与国家制定法之间的良性互动关系，以期能事半功倍的解决好当今社会不断涌现出来的新类型案件，以维护当地社会秩序的和谐与稳定成为当前亟需我们解决的一大问题。

关键词: 民俗习惯；民族地区；审判实践

孟德斯鸠说,“法律应该与国家的自然状态有关……和居民的宗教、癖性、财富、人口、贸易、风俗、习惯相适应……”[1]由于民族地区的民事审判工作不可避免地与该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宗教、民族习惯、法律思维、人口结构等因素存在交织，笔者所处的黎平县，隶属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位于湘、黔、桂三省（区）交界处；东接湖南靖州、通道县，南连贵州从江县和广西三江县，西倚榕江县，北靠锦屏、剑河县。全县辖25个乡镇，其中侗族占70%，是全国侗族人口最多的县。因此在该地开展民事审判工作必须综合考虑上述因素，在法律基本原则的指导下因地制宜、对症下药，这样才能达到事半功倍、案结事了的效果。本文笔者结合审判实践阐述一下个人观点，与大家共同探讨。

一、民俗习惯的基本涵义

关于民俗习惯的定义，不同的学者给出的定义也不同，我国的民俗学家给民俗下的定义为：“民俗主要是指民间流行的风俗习惯。它是人们在长期的社会生活中相沿成袭的生活及文化活动，诸如生老病死、衣食住行、婚丧嫁娶、、巫术禁忌等内容”。从上面的定义我们可以知道并非所有的民俗习惯都能在民事审判活动中运用，作为裁判的依据。笔者认为，只有那些积极向上的、代表事物发展方向的、不违背科学精神的善良风俗习惯才能作为民事裁判的依据。

二、民俗习惯在民族地区民事审判工作中的特点

1.集中运用在婚姻家庭、相邻纠纷等传统的民事案件中。少数民族地区群众经济发展滞后、法律观念淡薄，导致解决纠纷的方式也较为传统。笔者曾参与审理了这样一起相邻纠纷案件：原告以被告新建房屋屋檐越过通用排水沟，致使屋檐水落在自家屋顶为由，要求被告立即拆除超出部分屋檐。被告认为原告是封建迷信，当地村寨有“占天不占地”的习俗，而原告认为被告房屋屋檐越过排水沟且高于自家房屋是对自己的不屑，有种被压迫的感觉。法官考虑到原、被告系邻居，纠纷的产生源于不同的思想观念，若一味的按照法律机械判决，无法让他们放下包袱，冰释前嫌，遂结合前后的习俗引导双方换位思考，达成了由被告象征性的拆除部分瓦片，案件受理费由原告负担的一致意见，照顾到了双方的利益，得到了原、被告的理解和支持。

2.其原因有二：一是受传统立法的影响，清末以前、民国时期、解放前及解放初期的民事立法多以不成文的规则和民俗习惯为依据，民俗习惯是民事审判的依据之一，但20世纪中期以来，民俗习惯渐渐不再进入立法的舞台。现阶段的法官在民事案件的审理中无法在判决书中加以引用，势必会在调解阶段更多的运用。二是运用民俗习惯来判决，法官将承担被上诉的风险。在实践中，尤其是婚姻家庭类案件，因法律上对民俗习惯没有明确具体的规定，一般都被认为是法官对其自由裁量权的行使，而每个法官的认知不尽相同，所以承办法官要承担较大的被改判的风险，对此会有顾虑。

三、民俗习惯在民事审判运用中的积极作用

（一）能克服制定法的僵化性，弥补现行法律漏洞

成文法一经制定就落后于不断发展的社会生活,其天生的概括性和抽象性与社会生活具有不可缝合的缝隙, 法律是有限的，社会生活却是无限的，社会的变化发展产生了法律的漏洞。法律的滞后性是法律无法避免的一个缺点，这就导致了内容僵化、缺乏弹性的成文法难以适应社会的变动。而民俗习惯作为补充法源则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克服制定法的上述不足。民俗习惯是在民事活动中长期自然演化而成的,是内生的秩序，而不是理性构建的产物，其生成过程是与人们的日常需要和生活习性相一致的。因此,民俗习惯能很好地适应当今的审判。当法官裁判案件时无法找到相应的法律规则时，运用民俗习惯可以起到弥补的作用。

（二）贴近民族地区生活，易于接受

民俗习惯不分巨细地渗入到社会生活的每个角落，人们日常生活的各个领域都受到民俗习惯潜移默化的影响和调整。大量的民俗习惯是在社会生活中通过一代又一代的感染、传承、沿袭至今的，它被特定的社会群体所选择、认同和接纳，凝聚着民族的心理、智力与情感，积淀着祖辈们长期思考和解决各种社会问题的智慧和经验，有着高度的稳定性、延续性、群体认同性和权威性，事实上已经成为乡土社会更为实用、更易接受的法律模式。

就拿南江侗族来说，南江侗族俗称“七佰南江”，历史悠久，地域涵盖黎平县水口镇的南江、东郎、金抗、宰洋、己信、八劳、务孖、归仁9个村12个自然侗寨，它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的整体，有着自己完整的乡风习俗规范和议事组织。早在清朝末年，就曾以“万古章程”立碑示警、约束民众，代代沿袭。

（三）有助于增进社会和谐

法律适用有两个重要的目标：一是可预测性，二是可接受性。然而二者常常会发生冲突，成文法可以很好的满足可预测性的要求，但不一定能满足可接受性的要求。因此在不与现行法律冲突的前提下，适时的引入民俗习惯来解决矛盾纠纷，提升当事人对纠纷解决结果的认同，有助于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统一，是增加社会和谐因素的有效途径。

四、审判实践中运用民俗习惯存在的问题及保障

“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是我国法院审判工作的基本准则，依法裁判是法官的重要使命。从我国当前民事基本法律规定来看，可作为民俗习惯在司法中运用的依据主要体现在《物权法》第85条、第116条关于物权习惯的规定以及《合同法》关于交易习惯的若干规定当中。《民法通则》第7条虽然也涉及到公序良俗问题，但其更多的是作为限制性条款在引用，即作为法官否定某些民事法律行为的依据，而不是作为法官认定某些民事习惯行为合法的依据。除此之外，我国其他民事法律和司法文件中几乎没有关于民

俗习惯的相关规定。

实践证明，民俗习惯以理服人、以情动人的纠纷解决方式，能够有效的平息民事纠纷，符合当下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要求。为了保障民俗习惯正确运用于基层民事审判，首先需要全面提高办案法官的素质。

五、结束语

实践证明，民俗习惯以理服人、以情动人的纠纷解决方式，能够有效的平息民事纠纷，符合当下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要求。“法院对习惯和民间规范的宽容和合理利用无疑有利于改善基层司法的纠纷解决能力及社会效果。” 在纷繁的民俗习惯面前，基层法官要学会并擅长给民俗习惯披上符合国家制定法的外衣，要在裁判思维中体现社会背景知识，对于案件的处理，一定要内外因素结合考虑，使司法尽可能地与社会公众的期待相一致，增强司法裁判对于社会纠纷的处理能力。我相信，在司法审判过程中，正确且恰当地运用民俗习惯也无疑会对人民法院的司法工作带来巨大裨益。

参考资料：

[1] 梁治平：《民间法、习惯和习惯法.习惯法与国家法》，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

[2]田成有著：《法律社会学的学理与运用》，中国检察出版社2002年6月第一版。

[3]王学辉著：《双向建构：国家法与民间法的对话与思考》，《现代法学》1999年1期。

[4]梁治平著：《在边缘处思考》，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

中国风俗习惯篇7

从广义上看，“习惯法是人们公认并被视为具有法律约束力的一些习惯、惯例和通行的做法”(牛津法律大辞典)。为了和国家制定法本质上的“国家意志、统治阶级意志”相对照，有的学者则更强调习惯法作为一种知识传统，是“生自民间，出于习惯，乃由乡民长期生活、劳作、交往和利益冲突中显现，因而具有自发性和丰富的地方色彩。”［1］笔者认为，少数民族习惯法是指少数民族地区以乡规民约的形式约定并逐步形成的一种规定人们权利义务，处理民间民刑纠纷的行为规范。卢梭曾经指出，除了根本法、公民法和刑事法以外，还存在第四种法，而且是最重要的法。“这种法律既不是铭刻在大理石上，也不是铭刻在铜表上，而是铭刻在公民们的内心里;它形成了国家的真正宪法;它每天都在获得新的力量;当其他的法律衰老或消亡的时候，它可以复活那些法律或代替那些法律，它可以保持一个民族的创制精神，而且可以不知不觉地以习惯的力量代替权威的力量。我说的就是风尚、习俗，而尤其是舆论。”［2］毫无疑问，卢梭说的就是习惯法。在中国历史上的大多数时期，大一统的中央王朝法律与各少数民族地区的习惯法长期并存，少数民族习惯法在中央王朝大一统的法律之下，在各局部地区发挥着作用。［3］这种“因俗而治”的思想在今天仍然对于我们有很大的借鉴意义。少数民族拥有丰富的习惯法资源，少数民族习惯法是民族的“活的法”，是一种普遍的存在。民族刑事习惯法是各民族在自身历史发展过程中，基于独特的政治、经济、文化特征积淀而成的，是一个民族原生的刑法文化的规范基础。它对于国家刑事法在少数民族地区的适用具有补充作用。一个民族的刑法文化无论在多么强大的外力的推动下，都会被原生刑法文化打下深深的烙印。民族刑事习惯法作为原生刑法的一种相对稳定而活跃的重要载体，是一种“准法律规范”［4］。与国家刑事制定法相比，少数民族习惯法具有多元性、具体性、伦理性、稳定性、地域性、原始性、强制性等特征，除了国家强制力的因素之外，法律真正在民间发挥作用还要依靠受控主体的价值判断，这一点少数民族习惯法在民族地区的犯罪社会控制方面有着得天独厚的优越条件。［5］

首先，民族文化的多元性必然导致不同民族习惯法上的多元性。其次，由于生产方式的制约，中国大多数少数民族习惯法是建立在具体直观表象基础上的，是建立在民族成员在日常生活中的亲身感受、习惯法实践的直接具体经验基础上的，整个习惯法体系都基本与具体的事物、具体的经验联系在一起。与此相关，少数民族习惯法也表现出形象性。各民族由于文明发展程度所限，不能脱离具体事物、具体经验，因此就更多地用形象进行思考，借助于鲜明的具体现象为中介，通过蓦拟外界山林树木、飞禽走兽来阐述法理，说明规范表达宗旨。少数民族习惯法离不开第一手的感性材料，曲折地反映了某些事物、某些现象的因果联系，尽管其较为简单和原始，仍是人类智慧的结晶，是少数民族习惯法贴近民众生活的表现。这也是民族习惯法和国家制定法的抽象性和概括性相区别的一个重要方面。比如侗族《约法歌》规定:“偷了圆角黄牯，盗走扁角水牛，并杀死卖掉的，要处以一处葬、一坑埋的死刑;对挖池塘，钻箱撬柜，盗楼上谷米，偷地下金银者，处以游乡示众，赶走他乡……”可以看出，《约法歌》规定的犯罪对象，如圆角黄牯、扁角水牛、楼上谷米等都是与民族成员的生活息息相关的生活和生产资料。这些直观的条文，取材于具体经验，因而也具有较强的约束力。第三，没有习惯就没有习惯法，而习惯的形成往往与本民族的、生活禁忌、伦理道德混合交叉，在某些方面难以区分。习惯法是某个民族长期文化积淀的体现，是该民族心理惯性的调节，这和它所蕴涵的民族道德伦理是相一致的。少数民族习惯法中相当多的内容属于伦理道德规范，这与中国古代法律极为相似，如中华法系之经典唐律，其“十恶”重罪中，有六大罪均属伦理道德方面的内容。云南哈尼族习惯法就规定了晚辈必须尊敬长辈、妇女应遵守妇道、村民村寨之间和睦相处等伦理道德的禁止性规范。第四，习惯法根植于民间和民族地区的风俗和习惯之中，并以其深厚的历史文化作为依托，因此，它还具有强烈的稳定性和地域性。例如傣族、藏族和苗族地区的“赔命价”就存在了上千年不改，赔命价是指加害人自身及亲属赔偿金钱和财物以了结命案的习俗。这种刑事习惯法一方面受到“生死轮回”的宗教文化影响，同时也是对“实际利益”的朴素追求。［6］第五，少数民族村寨生产力相对落后，人们对于自然的依赖性还相当大，对于自然力量的畏惧、不知力量的信仰使得这种法律文化必然具有原始性的因素。最后，作为少数民族地区的一种社会规范，作为一种规范人们行为、调整社会关系的法，少数民族习惯法无疑具有强制性的特点。此外，少数民族习惯法文化还具有资源丰富、底蕴深厚、转型后可持续发展的潜力大等特点。

二、我国少数民族习惯法与我国刑法的差异与冲突

法律应该和国家的自然状态有关;和寒、热、温的气候有关系;和土地的质量、形势与面积有关系;和农、猎、牧各种人民的生活方式有关系。法律应该和政治所能容忍的自由程度有关系;和居民的宗教、、财富、人口、贸易、风俗、习惯相适应。”［7］在这种意义上看，习惯法就像一种人文景观，从南到北，从东到西，各少数民族风俗与习惯随风景而变换，各民族习惯法原来就是我国各族人民生活方式的一部分，是一些丰富多彩的“活的法律”。我国西部乡村有着各种特定的自然环境:内蒙古大草原、“水果之乡”新疆、“世界屋脊”、陕北黄土高原、贵州高寒山区、红土高原云南，自古以来聚居在这里的各民族都是靠习惯法维持社会秩序，主持经济生产，调整家庭婚姻关系。现行刑法尽管从应用上对民族习惯法采取了限制、拒绝的态度，但通过对少数民族地区案例的类型化整理可以看出，习惯法在少数民族地区仍然表现出顽强的生命力，在定罪和量刑两方面客观地影响和制约着刑事立法、司法和民族刑事政策的制定。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民族刑事习惯法已经形成一定的犯罪种类体系，包括:侵犯财产罪、侵犯人身权利罪、危害集体安全罪、危害集体内部秩序罪等。民族习惯法针对严重程度不同的危害行为发展了不同的刑罚，包括罚款、逐除、囚禁、肉刑、抄家、死刑等。然而，随着民族地区社会事务的不断发展及其与外界联系和融合的不断加强，刑法典的权威性和普遍适用性也是毋庸置疑的。

(一)地方权力与国家意志的冲突

近年来，国家西部开发战略的实施，对少数民族地区产生了巨大的影响，随着乡村社会的迅速变迁，出现了所谓法律滞后现象，国家已有的法律不适应变化的现实，或者急需法律调整的事务完全没有相应的规范可遵循。此外，法律的规定过宽或者过严，法律条文自相矛盾，法律不切合实际和缺乏可操作性。尽管国家政权已经渗透到基层社会的每个角落，尊重、照顾少数民族利益的各项政策再三被政府宣传教育，人们的法律意识也一天比一天增强，然而调查表明，现今偏远民族地区仍有许多人信奉“气死不告状，家丑不外扬”的准则，绝大多数人倾向于“不想把事情闹大”。加上我国刑法本身的一些缺陷，结果，乡民们便只好把解决纠纷的希望寄托于村民委员会、地方民间组织。这种民间组织是某个民族历史上自发形成的传统社会组织，主要职能就是执行习惯法，维护当地秩序。新中国成立后这些社会组织有的已经消失，有的仍然在发挥作用。比如苗族的“榔款”、侗族的“款”、壮族的“议团”、傣族的“村社民众大会”、鄂温克族的“乌力楞”等。村长、寨中老人一般是地方权威的头面人物，他们掌握着村民委员会或地方民间组织的权力，他们一方面在解决邻里纠纷、处理日常大小事务中起关键作用，另一方面还充当官方和民间的中介角色，他们多是民间利益的代表，权威人物应用地方权力调整村民日常生活和各个层面，往往能够发挥比地方官员更出色的作用。当国家法被权威人物理解执行时，他起到维持社会秩序的正面作用;当国家法的“国家意志”与他代表的地方权力发生冲突时，他将会起阻碍法律实施的反作用。发生在云南省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砚山县的一起案例充分地证明了这一点:砚山县蚌峨乡科洒村农民沈仕荣于1999年与本村农民王凤良结婚，由于沈仕荣不满王凤良比她大十岁，以致婚后不和，最终与王凤良堂弟王凤明(37岁)勾搭成奸。不久，王凤良得此知事，一气之下用刀砍伤沈仕荣的手腕。沈仕荣出于报复，邀约情人王凤明于1999年端午节将丈夫王凤良毒死。事后，沈仕荣感到害怕，去找伯父沈家福商量，沈家福向来溺爱这个侄女，他不仅是本村村长，而且家里开设大型加工厂，是地方上的“能人”和头面人物。他一心想为犯罪的侄女开脱。当公安机关前来取证时，他叮嘱沈仕荣、王凤明二人千万不要露马脚，说什么:“有我在，谁敢动你俩!”他还指使村里人作假证，搅浑水，案件侦破工作一时陷入僵局。两年后，事情终于败露，沈仕荣、王凤明因杀人嫌疑被捕，沈家福也因包庇罪被。［8］权威人物村长不是不懂法律，而是自信以自己所代表的地方权力和群众威望可以与国家意志相抗衡，企图利用他在村中的影响力保护亲属的利益，置国家法律的尊严于不顾，这也是地方习惯势力与国家刑法的较量。

(二)“民俗”与刑法罪名之间的冲突

就“民俗”与刑法的关系而言，从抽象层面将其界定为一种既协调又冲突的辩证关系是没问题的，但一涉及具体层面，问题就凸现出来。例如张锡盛认为两者相互适应的一面表现，为刑事法律制度所禁止的某些行为也为各民族传统文化所不容。而相互不适应的一面表现在犯罪范畴、刑罚手段和刑事纠纷的裁判方式等若干方面。高其才认为冲突表现为两者的规定不一致甚至对立上。［9］例如少数民族的“毁林开荒”的生产方式就触犯了刑法所规定的“盗伐、滥伐林木罪”。在婚姻、家庭的“民俗”方面，早婚习俗与奸淫罪的“冲突”。傣族的抢婚习俗与罪。傈僳族的“公房”习俗与聚众罪的冲突;宁蒗普米族的阿注婚、哈尼族与蒙古族的一夫多妻习俗及藏族的一妻多夫习俗与重婚罪的冲突;以及少数民族中较为普遍的父母包办婚姻与暴力干涉婚姻自由罪的冲突等。另外如家规族法中的各种惩罚方式，例如“押游”与侮辱罪，“拆屋”方式与故意毁坏财物罪以及其他方式与非法拘禁罪、故意伤害罪、故意杀人罪等。信仰习俗方面僧侣、和尚、巫师算命、跳大神、治病的活动与组织、利用会道门、组织，利用迷信破坏法律实施罪，组织、利用会道门、组织，利用迷信致人死亡罪以及非法行医罪。在少数民族的生产的习俗方面，如“打猎”“毁林开荒”与破坏环境资源保护罪中一些具体罪名;服饰、生活方式习俗方面的风俗，如土家族制造、持有土枪、火枪等习俗与非法携带武器、管制刀具参加集会、游行、示威罪，以及与非法制造枪支罪，非法持有、私藏枪支罪;再如丧葬方面挖坟烧尸的习俗与侮辱尸体罪。

(三)少数民族习惯法与我国刑法的刑罚手段不尽相同

民族习惯法对犯罪行为的处罚有罚款、罚物、开除村寨籍、肉刑、抄家、处死等方式，我国刑法典中没有肉刑和抄家的规定，所谓的“罚款”也称为罚金。除了刑罚类别的不同，具体的执行方法也不一样，比如死刑，民族习惯法就规定有活埋、淹死、烧死、砍死、五马分尸等方式，十分残酷。不过，死刑在民族地区的运用较少见，较常见的是罚款和驱逐或除名，在民间甚至有“赔命价”的习惯，“赔命价”是指杀人犯或其亲属(甚至家支众人凑钱)向受害人亲属偿付一定财物、金帛，以补偿受害家庭的经济、身心损失的习俗。命价因人、因地而异，少则数千元多则上万元。命价折付完毕，仇怨皆休，万事皆了，被害人亲属、四邻一般不到司法机关告发。否则，即便国家法律对犯罪人已经给予惩治，命价仍需由本人或家属照交不误，不交则可能引起加倍仇杀。如云南景颇族的习惯法对杀人、伤害行为的处罚并不判处死刑，而是要求赔偿被害人的“命价”，因为他们认为“杀人本已不是好事，再把活人处死就更不好了”。这种处罚方式多在游牧民族中被采用，如藏族，普遍信奉佛教的藏族人认为人的灵魂是不灭的，生死是可以轮回的，人死可以转生，因而他们不希望给被告处以重刑，但命价却不能少给分文。显然，这些规定既不符合《刑事诉讼法》明文规定的对故意杀人罪、故意伤害罪必须提讼、禁止私刑报复、禁止法外私了的规定;也与《刑法》规定的故意杀人罪以及故意伤害罪的法定刑罚相背离。尤其严重的是，近些年“赔命价”方式在一些民族地区还有进一步发展的趋势。当侵犯公民人身权利的恶性案件发生后，即使人民法院对案件依法进行审理并判决，民族成员也往往对判决置之不理，而是沿袭旧制，用赔命价的办法重新了结案件，即“二次司法”。有的甚至双方达成协议后向法院施加压力，要求不追究被告的刑事责任。这无疑严重干扰了司法工作，损害国家法的权威。

(四)刑事纠纷裁判方式不同

少数民族习惯法与我国刑法的冲突还表现在程序方面。民族习惯法对纠纷的处理没有严格的诉讼程序，一般由有威望的长老、土司、头人、山官等出面处理，如景颇族内部的纠纷，首先由各姓的长老调解处理，如不能解决时要报告寨头，由寨头出面邀请山官、各姓长老以及寨中的老人共同调处。侗族在遇到纠纷时，双方当事人请来理老代当事人评理，有时候甚至要请好几位。理老评理时，每评一理，就取一根理草(多半为禾心草)打一草结，放置对方面前。对方的理老便开始辩理，每辩一理，便把这一理的草结解开，还给对方。最后，看哪一方的草结解不开，哪一方便输了理。民族的不同，审理程序、裁判方式也各式各样，但大多数都依靠族内威望较高的人士对纠纷予以审理、判决，并且只在有限地域范围内适用，一般也无专门的审理及裁判机构，因而，最终的结果带有很大的主观性和随意性，当然也就很难确保案件的公正解决。这自然与国家刑事制度对程序的严格要求相矛盾，现行刑事法律制度要求对刑事案件的审理、判决，以及对罪犯的制裁，都必须依法定程序，由专门机关处理。民族习惯法与国家法在刑事方面的冲突除以上情况之外，在刑事责任年龄的规定上也有冲突。在某些落后地区，有的民族因无文字，或文化水平低、文盲多，对年龄的观念较为薄弱，或是根本不记年龄，或是记忆不准确。这与国家刑法中严格的刑事责任年龄的规定极为矛盾，因为年龄是衡量行为人有无责任能力的显著标志之一，只有具备责任能力之后，实施了危害社会行为的人才负刑事责任。因此，年龄的模糊必然给追究刑事责任的工作带来一定的困难。

三、解决我国少数民族习惯法与刑法冲突的对策

习惯法与我国刑法的冲突不利于民族地区的法制建设和经济发展。民族习惯法残存的原始野蛮、迷信以及奴隶制封建制因素，同现代法制文明格格不入。是什么造成了少数民族习惯法与我国刑法之间的冲突呢?原因是复杂的，从传统上看，中国历来就有“大一统”的文化传统。“大一统”不仅是一种政治文化概念，还要保证国家的法律政令在全国范围内畅通无阻和基本统一。“国家法律有强制力的支持，似乎容易得以有效贯彻;其实，真正能得到有效贯彻执行的法律，恰恰是那些与运行的习惯惯例相一致或相似的规定。”少数民族习惯法的确有很多的弊端，如习惯法的内容不系统、不完整、预期性较弱，有些习惯法如神判、抢婚制、肉刑等与国家法是相冲突的。于是有人因为这一现实的存在而否认习惯法的合理价值，甚至主张运用政府权力予以取缔。比如有的司法官员就认为彝族习惯法中“德古”的调解危害很大，“是一种牟取个人利益而扰乱国家法制秩序、破坏社会稳定的个人调解形式”，应打击取缔。“德古”的功过姑且不论，但实际上这种企图用政府权力消灭习惯法的办法已运用过多次，不仅未达到预想的目的，反而引发了不好的社会后果。实际上国家法也并不完善，它确实需要习惯法来弥补。我们应该重视历史的经验，善待民族习惯法，尊重民族习惯法，寻找契机改造与转化习惯法，使之与国法真正交接、对接、互补、互动，使之共同维护民族地区的法治秩序，推动改革、开放的深入，促进经济的发展，不断提高少数民族的物质生活与精神文化生活。借鉴费孝通先生对他的“多元一体”文化理论的解释，国家法与少数民族习惯法的关系也可以“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

(一)划清少数民族习惯法与我国刑法作用的领域和范围

美国法理学家博登海默认为:“法律是一个带有许多大厅、房间、凹角、拐角的大厦，在同一时间里想用一盏探照灯照亮每一间房间、凹角和拐角是极为困难的……”［10］国家法律不可能事无巨细地延伸到民族地区社会生活的每一个角落，民族习惯法作为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已扎根于民族成员的心中，特别是作为一种价值观念，更是根深蒂固。因而，在民风淳厚且尚未制定变通法规的边远少数民族地区，面对一般的轻微刑事案件，当地司法机关可以在处理案件过程中适当尊重当事人的意见，尝试用非法律的手段(又称法律规避)加以解决，比如民间调解这样就不必在法律的适用上来回斟酌，既节省了办案成本又能使当事人满意。在国家法制统一尚未最终实现之前，尊重当事人的选择不失为一个解决民族地区小型刑事冲突的有效策略。但对于最基本、最主要的社会关系，必须要由国家制定法即运用强制性规范予以确定和调整。对这类社会关系，国家制定法必须不折不扣地站稳立场，归于国家制定法调控的范畴，习惯法无权去干预与分享，更不能用民间法“去规避”“私了”国家法。只有对于那些属于具有强烈的“地方性共识”和民间色彩的社会关系，可以依靠习惯法，依靠地方性共识来处理，特别是当这类社会关系还未诉诸国家机关，还没有被纳入司法的调控机制时。这部分社会关系更多的是与民众的基本生活有关，它可以依靠人们在长期交往过程中形成的风俗、习惯、人情、伦理来解决。当然，国家制定法在这里并不是不存在，而是隐退的、次等的，它不强求干预和追求主动出击，而是实行不告不理，把握最后一道防线。而对于属于国家制定法和习惯法都可以涉及的社会关系，这类社会关系既可以由国家制定法来确定和调整，也可由习惯法来调整。按照黄宗智先生的观点，由国家制定法和习惯法互动适用的领域被称为“第三领域”，它是处于国家与社会，国家正式法律与民间非正式法律之间的一个独立空间，在这个独立空间内，国家制定法和习惯法都具有适用的可能性和条件，它们之间不存在价值判断上的高低之分，在保证国家法律制度对某些案件具有最终解决权地位的前提下，到底选择适用何种救济机制，由当事人从本身利益出发作出决定。

(二)普及法制教育，提高司法人员刑事司法综合素质

“徒法不足以自行”。在立法滞后、缺失的情况下，司法工作人员的法律知识和主动精神便会发挥很大的作用。司法能动性是指司法机关在处理具体争议时，除了考虑法律规则以外，还要考虑具体案件的事实、法律原则、案件的社会影响、道德、伦理、政策等因素，在综合平衡的基础上作出最后的决定。［11］“法治秩序的建立不能单靠制定若干法律条文和设立若干法庭，重要的还得看人民怎样去应用这些设备，更进一步讲，在社会结构和思想观念上还得先有一番改革，如果在这些方面不加以改革，单把法律和法庭推行下乡，结果法治秩序的好处未得，而破坏礼治秩序的弊病却已先发生了。”［12］法律的落实和推广在很大程度上还得要依靠民众对法的价值观的感知和认同，要“内心支持和拥护的法律”。而民族习惯性与国家刑法相冲突的一个深刻原因就在于现象背后不同的思想观念、文化传统和人们对法律的不同认识。加强法制宣传，提升民族地区的法制观念是我国法制统一进程中的一个重要部分，也是我国法制统一能否实现的一个重要因素。只有普及法制教育才可能逐步转变民族成员的传统观念，使其认可甚至主动寻求国家制定法的救济，而不再单纯依靠宗族势力、村规民约或民族传统习俗来解决。国家法对社会关系中权利义务的规定十分明确，对各种争议、纠纷的解决也具备较为详细而有效的机制，作为社会关系最主要的调整器，它是现代法治的主攻方向和最终目标。因而，对国家法普及宣传，特别是培训本民族的专职队伍，有利于国家法在民族地区的广泛传播，有利于国家法逐渐为少数民族成员接受、消化并转化为他们的内心观念和价值选择。与此同时，民族习惯法与国家法的矛盾和冲突也将得到较好的协调和解决。法律就像是一块编织物，用什么样的材料来编这块编织物是立法机关的事，但这块编织物不可能总是平平整整的，也会出现皱褶;法官当然“不可以改变法律编织物的编织材料，但是他可以也应当把皱褶熨平。”［12］在少数民族地区，司法人员是国家法律的主要宣传者和执行者，代表了国家法律的威严和形象，一支高素质的民族司法干部队伍，不仅有利于保证案件的侦查、、审判以及其他司法活动的顺畅和质量，同时也有助于消除执法过程中出现的民族间的心理隔阂，疏通感情。有一批既熟悉民族习惯法，又精通国家法的司法干部进行执法，对于民族习惯法与国家法实施过程中的碰撞将起到不可忽视的缓和作用。

(三)扩大“亲告罪”的适用范围

“亲告罪”的立法价值，从社会层面上看首先体现在它符合中国的社会关系:“熟人社会”关系;其次，它体现了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公民选择的多样性延伸到刑法领域这一客观现实;其三，其价值还在于可以减少轻微刑事案件的审理数目，缓解司法资源相对有限与犯罪数量增加之间的反差与矛盾。从法律层面上看，首先，它可以减少规避刑事法律的现象从而维护法制的权威。其次，可以缩小刑罚适用面，贯彻刑法谦抑性原则;再次，它与刑法的世俗性相一致，并且可以倡导一种实事求是的刑法研究思路，同时引起对曾被视为普适真理的一些刑法基本命题进行反思。［13］如果从少数民族风俗习惯的角度来看待这一问题则更具有价值。首先，我国少数民族是一种“大杂居，小聚居”的现状。“民俗”往往是以县、乡乃至于更小的地域———村落的形式表现出来。而且即使是同一个少数民族风俗习惯也并不具有同一性，正是这些客观原因，使得虽有刑法第90条的规定，但至今仍没有看到单行的民族刑事立法，不是立法者不制定，而是因为上述客观原因难以制定。要一个国家制定出远比少数民族数目多得多的村落性地方刑事法律是不现实的。习惯法可以不论地域大小而自然俗成，习惯法作为一种地方性知识，主要是一些理性不及的、交流起来不经济的知识，我们很难对其制度化(立法化)。而制定法则必须符合制定法的普遍性、抽象性等特性。其次，随着西部大开发的深入，必将引起少数民族地区的生产技术、经济水平、交通通信以及社会制度、社会基层群体的变迁速度加快，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也会因上述因素的影响而加快融合、吸收、流变的进程。因此与其根据多种少数民族风俗习惯去制定数目巨大的单行刑事规定，倒不如制定一部较为统一的少数民族地区单行刑法，这也不失为我国刑事立法史上的一种创新。此外，可以将刑法典中的与少数民族风俗习惯相关的罪名设置为“亲告罪”。这样就使得少数民族刑事立法既具有制定法的一般特性:普适性、抽象性、概括性，又使得本法具有更强的适应性、灵活性。如果少数民族风俗习惯流变了，也只是从“少告”到“多告”的量变，或者从原来的厌诉到信仰法律的转变，这都是法律之下的转变，不影响制定法的稳定性，也避免了违反“罪刑法定”之嫌。这种方式也符合分风俗习惯本身的发展规律，正如所言，“少数民族地区的风俗是可以改革的，但是，这种改革必须由少数民族自己来解决。”亲告罪的扩大设置，就是赋予少数民族自主选择、决定的权力与自由。

(四)对少数民族习惯法进行深入调查研究

有必要对少数民族地区的民族习惯法进行深入的调查研究，在充分了解的基础上，进行归纳、筛选。我国少数民族风俗习惯，按其内容和社会效果来说，可大致分为三种类型:一是一些好的、行之有效的习惯法，如劝善惩恶、禁偷治抢、保护山林和农业生产、保护公益事业、组织生产和分配、调解婚姻家庭的习惯法。对此，国家应给以保护和提倡，采取顺应、融合的过渡政策，在条件成熟时，国家有意识地吸收、认可这部分习惯法，并融入、过渡到有关的法律法规之中，逐步纳入制定法的轨道，使之成为制定法的一部分。二是一般的，它既无明显的积极作用，也无明显的消极作用，但它盛行着，人们喜欢它。对于这一类可以加大国家制定法的宣传，使其从内心接受、认同国家法，逐步放弃落后的习惯法。三是有害的、落后的甚至与国家制定法相冲突的陈规陋习，如禁止男方到女方家落户，如继承上否认妇女的权力，婚姻上的早婚、抢婚、公房制等。这些陈规陋习严重桎梏了人们思想，妨害了人们的生活，影响了民族的进步与发展，对此要给予改造或摒弃，民族自治立法应明确废止并同时加强宣传教育攻势，通过长期、有效的法制宣传教育，力求不仅在法律规定上，而且在一般少数民族公民的法律意识、法制观念中，明确废除这类落后的习惯法的必要性和合理性，逐步提高他们的认识，使其从内心深处认可并接受国家法，彻底放弃这些落后的民族习惯法。“立法应该将存在于人民之间的法律作为有影响有价值的因素加以考虑，不得突然与这种法律观相决裂。切不可忘记，立法是完全有能力谨慎地引导并培养人民的法律观的。”［14］

(五)使刑法的谦抑性得到充分张扬

中国风俗习惯篇8

关键词 法制 习惯法 冲突

作者简介：麦麦提图尔贡・图尔迪，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法学院2012级民商法学专业。

一、 什么是习惯法

（一）何为习惯法

习惯法产生久远，习惯法是法律产生的基础，没有习惯法就没有法律，并且习惯法历来成为诸多法学学者研究的重要对象。但是对于习惯法的含义究竟应该怎么样界定，法学界并没有给出定论，有关习惯法的概念应以众说纷纭，如萨维尼认为习惯法来自于习惯，而法又产生于习惯法，曾经有人说，国家本没有法律，法律来自生活，来自生活中大量的风俗习惯，这就说明法律的重要渊源之一就是习惯，而习惯是来自生活，法律只不过是将生活中习惯、风俗上升为国家的意志。“一个特定社会从其初生时代和在其原始状态就已经采用的一些惯例，一般是一些在大体上最能适合于促进其物质和道德福利的惯例：如果它们能保持其完整性，以至新的社会需要培养出新的惯行，则这个社会几乎可以肯定是向上发展的”美国有一位学者曾经将法律按照变化趋势分为：习惯法、官僚法与法律秩序，这位学者名叫昂格尔，在他看来，法律是可以反复适用，并且这种反复性还表现在它可以在不同群体，不同个体之间无差别地适用，可以说法律就是一种固化的思维模式，并且在不同的个体之间，法律总是能够满足不同诉求，人们也总是按照这样的模式去安排自己的生活与工作，对于他人，每个人都也期待别人也能够和自己坚持同样的调准与模式。

（二） 少数民族习惯法

习惯法的种类诸多，举不胜举，但是目前我国的法律体系中，则以少数民族习惯法为主，也即少数民族习惯法占据了习惯法的半壁江山。少数民族的习惯法是某个少数民族地区的立法机关，从本民族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本土文化出发，在坚持法制统一性的前提下，制定的适合本民族的条例，它的存在就是为了有效地调整民族地区复杂的社会关系，具有和一般法律相同的效力，但是这并不影响民族习惯法作为一种独立的制定法的性质。少数民族习惯法作为一部独立的法律，并不是从来就有的，它来自民族学的概念，主要是西方的民族学传入中国，而法律社会学学派的代表人埃利希随之提出了“活的法（Living Law ）”的概念，他认为法应该是活生生的生活的反应，而不是写在纸上，刻在石头上的，法律不是神秘的，必须是公开的，需要社会群体知晓，同时，生活中的法不全都是可以被放在法律条文中的。这样的解释在很大程度上扩展了法的范围。法律是针对社会绝大多数群体反复适用的规则，这是国家法的特点，而民族习惯法是针对个体的多元化而存在的，这就是所谓的法律社会学由于法律多元主义的关系。

二、民族习惯法和国家法的紧张关系

（ 一）紧张关系的性质

我们日常所说的冲突是指两个事物之间相互对立，互相排斥的关系与矛盾。比如说，在很多少数民族的婚姻习惯中，大量的习俗与我们目前的婚姻法存在诸多冲突，表面看来是法律与习惯的差异，实则是民族的宗教信仰等因素导致的差异性。换言之，不同民族有自己特有的法文化，各民族的文化不可能完全相同，因此，在全国具有普适性的婚姻法并不能完完全全地适用我们那些少数民族地区，比如说维吾尔族地区。

（二）发生紧张关系的原因

中华法律文化是五十六个民族分别创造和不断发展而形成的具有各民族特色的法律文化。因此，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少数民族的文化是我们中华文化的重要的一部分，而少数民族的法律文化更是中华法律文化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这一点我们可以从维吾尔族的婚姻习惯中看到。因此，法律与习惯的冲突，归根结底是生活方式、生活习惯、宗教信仰之间的差异性所导致的。也就是说，法的不同源于生活的不同，也即，法律是生活的调节器。

（三）紧张关系的表现

1.特殊性与普遍性的关系。不同的民族会有不同的风俗习惯，这些风俗习惯就是人们在日常生活中处理事情的一些约定成俗，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习俗被传承下来，直到根深蒂固与每个人心中，成为一种民族信仰与精神。一旦形成民族信仰，就会产生民族习惯，反应这个民族自身的利益，目的在于保护该民族的利益，维护本民族的秩序，保障民族内部井然有序。而国家法是能够适用全国的法律，在适用过程中不会存在差异性，绝对无条件适用，而民族习惯法只是针对某一民族的特定区域适用，并不能适用该民族以外的区域。这就是少数民族习惯法的特殊性与国家法的普遍性之前的关系。

2.产生方面的自下而上与自上而下的。所谓国家法，是指制定主体是国家，并且该制定活动必须体现国家的意志，不同的统治阶级会存在不同的国家制定法，只有维护国家统治阶级的意志法律才能长久地存在，也就是说，法律是国家统治的工具，既然是国家统治的工具，那制定者只能是统治者先制定好，之后再适用于社会群体，也即法律的制定与实施是一个自上而下的活动。相比较而言，民俗乡规则不同，一个地区的民俗总是来自于底层老百姓的生活，只有老百姓在实践中反复适用、不断深化，这个民俗乡规才会被上升为法，也即少数民族习惯法的产生是一种自下而上的活动。这是国家制定法与民族习惯法又一重要的区别。 三、加强习惯法与国家制定法之间的互动

习惯法源于生活，是人们在生活实践中长期形成的一种规范，它具有很浓的传统气息，也具有极强的观念性；这一点不同与国家制定法，法律的组成不仅包括习惯法，还包括国家的政策，法律总是随着日益增加的社会问题产生的，他不是人们观念中长期形成的，它是需要立法者将某些规则通过立法上升为国家意志。这样的差异性导致了，少数民族习惯法与国家制定法之间在价值追求方面截然不同，尤其是当代法治全球化的背景之下，我们要依法治国，依宪治国，就必须把国家制定法放在一个最重要的地位，维护制定法的尊严与权威；所有的地方法规都不得与宪法、基本法律相冲突，否则为无效。

（一）少数民族习惯法与国家制定法和谐互动的必要性与可行性

习惯法从来不否认它是社会力量的产物，而立法却是所有法律渊源中率先声称自己可以独立变化，并足以推动社会与政治的变革。”其实，许多习惯法秩序中也包含了自觉能动的成份，例如成文化的习惯法就是某一地区或某一民族共同体自觉促动的产物。“一个从长期来看是基于历史演进自发而成的秩序，在形成当初的短期内实际上都打有人的印记，因而在一定程度上都是理性设计而成在中国，真正管用的是国家制定法之外存在的“另一种法”，国家制定法之外的活生生的秩序似乎更能牢牢地扎根于民众，更能有效地作用着这个社会，这种传统基础是决定着所谓“习惯法”一而再、再而三引起学者关注的原因，也就是说挥不去的传统回归，使对习惯法的推崇有向传统回归和回复的因素。

（二）少数民族习惯法与国家制定法良性互动的途径

1.加强国家制定法对少数民族习惯法的指导。法律总是产生于社会的发展需要，而国家在制定法律时总是根据社会的需要，决定将某种行为进行规制，从而确立一种行为规范。国家法最本质的特点是具有国家的强制执行力，以这种强制执行力来维护社会秩序，实现公平、正义、自由三大价值。但是，国家在制定法律的时候，总是会不小心影响少数民族的一些习惯法，比如，某一个少数民族的习惯法如果符合国家法的要求与价值，那么这个习惯法就很可能会被上升为国家意志，成为法律，从而在全国普遍适用。而这种无意间的影响就是国家在引导少数民族的人们如何行为及这样行为的后果有哪些，这对于少数民族地区习惯成新的民俗乡规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