碑文大全范文

时间:2023-09-17 05:08:25

碑文大全篇1

全称《唐故容州都督兼御史中丞本管经略使元君表墓碑铭并序》,又叫《元结墓表》,大历七年(公元772年)元结病死在长安旅舍,长他十岁的好友颜真卿撰写并书丹碑文,惋惜他德才兼美,未得要职,英年早逝。

碑原来立在河南鲁山县城北青岭梁洼镇泉上村元结墓前,元代墓前的祠堂被烧毁,只剩下碑在野外。明万历四十二年(公元1614年),鲁山教谕唐世宾将原碑移至县学,出钱建碑亭保护。清康熙四十六年(公元1707年)颜碑亭重修。今天县学成为鲁山县第一高中,碑亭就在校园内。(见图1)1963年《元次山碑》被公布为河南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98年,河南博物院新馆建成,省文物局曾下令调《元次山碑》陈列,但鲁山县文化局文物办公室以碑风化严重不堪移动为由,硬是把原碑留在了鲁山。2006年《元次山碑》列入第六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名单。

碑身高1.9米,宽0.95米,厚0.28米,从上端有石榫看,原来应该有螭首。碑文四面环刻,正背两面各17行,两侧4行。该碑字径在5.5cm。碑正面背面各17行,侧面各4行,共42行,每行34字。碑身下部残损一角,一个侧面缺损下半部分字。实际应有字1377字,现存原字为约1147字,缺失230字。(见图2)

见过最早的印本是民国七年(公元1918年)上海有正书局石印本《明拓颜鲁公元次山碑》,字略有缩小。(见图3)商务艺术馆1939年大开本石印本《颜书元君碑》,字是原大。(见图4)王壮弘在《增补校碑随笔》中认为这两本都是清初拓本。天津古籍的唐颜真卿元结墓表,出版说明说是翻印商务印书馆1939年石印本,字形有缩小,而且有修版。(见图5)

文物出版社1982年6月出版的经典《中国书法・颜真卿》第三册,缩小影印《元次山碑》的两张整拓本和原大影印装裱本均出自北京图书馆。图版说明很诚实,说这“是一个存字最多的早期拓本,惜拓工不精,墨晕较重,碑阴底部有少数字未拓出”,其实还有缺字较多,装裱前后错乱的毛病,但制版和印刷质量都没的说。(见图6)1998年,紫禁城出版社“故宫博物院珍藏历代碑帖墨迹选”系列的《宋拓元次山碑》,也是用这个拓本,但制版就差了不少,字也缩小了很多。(见图7)

1979年河南人民出版社曾经出过一个现在不太常见的8开本《唐颜真卿书元次山墓碑》,原大影印,制版清晰。前面有义正词严的出版说明,批判了文字内容的“封建性糟粕”,然后在前言里说明了编排标准:主要从书法艺术角度出发,不考虑碑文内容的完整性,对严重残脱的字,在编排时都已经删掉,上下文意不全能句读。当然现在看来有点可惜,因为这本书的印刷技术水平还是挺不错的。(见图8)

上海书画出版社2001年“中国碑帖经典”系列的《颜真卿元次山碑》,底本是朵云轩的藏本,收藏者张熙题签说是明拓,但拓工比文物版更差,点画纤细,虫蛀密布,也不是全本,只收录700余字。(见图9)

武汉古籍书店1987年影印本《元次山碑》,影印说明并没有说明底本是什么,只是说原装裱有次序颠倒,制版有轻微描补,字形也是缩小的,有版本价值。(见图10)

还是忍不住说一个中州古籍出版社“中国碑刻书法精品”之八《唐・颜真卿书元次山碑》,出版总前言说是“所选多为在河南新发现而为他地所无的资料”,但是制版似乎太为初学者着想了,不仅删去一切不清楚的字,还费力地修改了字形和笔画,最后呈现的效果我都不好意思多说,(见图11)不推荐。

碑文大全篇2

踏进碑林的第一步,幽静深远的历史气息扑面而来。位于第一陈列室之前的是碑林最大的石碑《石台孝经》。《孝经》原由孔子学生曾参编纂,后由唐玄宗李隆基书写,抒发“以孝治天下”的思想并刻碑以示天下。《石台孝经》也被称为碑林“迎客第一碑”。第一陈列室里主要陈列了《周易》、《尚书》、《诗经》、《周礼》、《礼仪》、《春秋左氏传》、《春秋公羊传》、《尔雅》、《公羊春秋》、《孝经》、《论语》等碑文,这里是一部石刻经书的经典集合。

碑林是书法艺术的宝库。接下来我以第二、三陈列室中具有代表性的篆书、隶书、楷书、篆书、草书等展开介绍。

提到隶书,不得不提第二陈列室汉代的《曹全碑》(图1)。《曹全碑》全称《邰阳令曹全碑》,是现存汉代隶书中保存字数较多的一块碑刻。作为汉隶的代表,《曹全碑》有着风格秀逸多姿、结体匀整扁平的特点。相比《张迁碑》、《乙瑛碑》等隶书,它又是俊秀典雅的典范。对于初学隶书者来说,以此碑作为范本是不错的选择。该碑以“圆笔”为主。书写时运笔要稳,提按分明。“燕尾”处要圆润精到,切忌“方形”。

而提到楷书、行书、草书,不得不来到第三陈列室。楷书,又称正书、真书。陈列室里唐楷显示出了它包容大度的一面。颜真卿的楷书《多宝塔碑》、《颜勤礼碑》无疑成为唐楷的代表。颜真卿(709-785),字清臣,唐代著名书法家,世称“颜鲁公”。《多宝塔碑》全称《大唐西京千福寺多宝塔感应碑》(图2),天宝十一年(公元752年)刻制。他是颜真卿早期的代表作品,为后人初学书法的极佳范本。但是,此碑并没有形成颜真卿宽博雄浑的风格特点。笔笔藏锋、笔笔回锋,结构疏密匀称,风格严谨庄重。临习此碑应注意用笔的提按转折、结构的内紧外松和上紧下松。颜真卿晚期的作品《颜勤礼碑》(图3)相比于《多宝塔碑》则更趋成熟。《颜勤礼碑》的结构特点在于笔画肥厚,下笔有力。而《多宝塔碑》的结构特点偏于清新淡雅,比较精细。具体概括起来有以下几点:1.横细竖粗,对比明显。2.以纵取势,外紧内松。3.字形方正,豁达端庄。

有行云流水美誉的行书受到人们的普遍喜爱。第三陈列室的《大唐圣教序碑》(全名《怀仁集王羲之书圣教序碑》)(图4)。该碑与唐代玄奘法师有一段渊源。玄奘法师即《西游记》中唐僧的原形。唐贞观十九年(公元645年)二月,他携带梵本佛典回到长安。唐太宗非常高兴。命令将其所译《心经》刻制成碑文作为纪念。弘福寺沙门怀仁从王羲之作品中集字,历时12年,刻成此碑。《大唐圣教序》是王羲之书法作品的精髓,体现了王笔法精绝、笔势遒劲的特点。字里行间流露出“端庄流丽,刚健婀娜”的韵致。但此碑因是集字,与王羲之其他作品相比,少了一气呵成的连贯与行间之气。但这无法掩盖住这一经典的光芒。认真临摹学习此帖,必能体会出王羲之书法“若断还连,如斜反正”的书写特点和行云流水般的洒脱之气。

而有着“草圣”美誉的张旭,其书写的草书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张旭,字伯高,江苏苏州人。喜欢饮酒,醉后挥毫作书,世又称其为“张颠”。其代表作《肚痛帖》(图5),虽只有三十几个字,但一气贯之,成为碑林中一颗耀眼的明珠。张旭草书书写的特点在于:写第一笔时笔上饱蘸墨,待笔上墨快用尽时,方再蘸墨。这样整幅作品既有浓淡变化,又保持了字与字之间的连贯性。字形粗细有变、有轻有重,有虚有实,亦断亦连。用笔又如“金蛇狂舞”般变幻莫测却又合乎法度。

当然,除了隶、楷、行、草之外,碑林中篆书也是不得不提的经典。位于第五陈列室西侧的《峄山刻石碑》(图6),又称《峄山碑》,原来由秦代丞相李斯用篆书书写而成。因年待久远,原石已不复存在。后在宋太宗淳化四年(公元993年),由郑文宝根据原石拓本翻刻立石而成。字体线条圆润匀称,点画粗细均匀。是不可多得的篆书精品。而众多方峻遒劲、朴拙奇肆、风格多样的魏碑也为碑林增添了书法艺术的美感。

石刻艺术室和游廊则收集了陕西各地的石刻石雕珍品,如东汉的石兽、画像石,唐代的蹲狮、犀牛。驰名中外的“昭陵六骏”有四骏保留在这里。

漫步于西安碑林,我看的太多,想到的却太少。碑林以其博大的胸怀收容了历史万象。它是历史的文字,又是文字的历史。它似乎无法完全读懂,却又期待人们的解读。抱着顶礼膜拜之情,虔诚地用心体会,它总会给大家带来无尽的惊喜。

碑文大全篇3

施蛰存著《北山金石录》(上下卷)日前由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本书上卷收入《水经注碑录》、《太平寰宇记碑录》、《蛮书碑录》、《北山集古录》、《金石丛话》、《金石序跋》六种;下卷收入《唐碑百选》一种。上卷《水经注碑录》(天津古籍出版社1987年)、《北山集古录》(巴蜀书社1989年)、《金石丛话》(中华书局1991年)曾经出版过,施先生在生前对上述三书在排印中的讹误,都进行了重新校对。本次《全集》编者刘凌、刘效礼又再次全面校核。《太平寰宇记碑录》是遗稿,施先生生前未发表,本次有刘效礼整理点校。《唐碑百选》曾连载于香港《书谱》杂志,2001年结集由上海教育出版社出版。本次为重编版,文稿有施先生之子施达教授提供,原上海书店出版社资深编辑冯磊先生(王壮弘《崇善楼书系》责任编辑)选配唐碑百图。

施先生虽然早年在昆明云南大学任教时已经开始留意古碑刻,但真正有意识购藏和研究碑刻金石,则是在上世纪五十年代至七十年代,他已购藏“碑拓数千通,墓志乃逾半数,岂但欧、赵、洪、娄所未见,即缪艺风、徐积余两家碑目,亦多未有”。(见《北山集古录·北山楼金石百咏》)周退密先生在《北山楼金石百咏》跋中有云:“金石之学,自欧、赵著录以还,上之则以考订史事,其次则以通古今文字,下之则以尚论书法。得一拓本,赏奇析疑,乐亦靡穷。足下比年广搜墨本,即用证史,亦以识字,复以之论书,学养之富,用力之劬,克绍前修矣。”碑帖鉴赏之难,其难在于天赋、学识和用志不分的精神。一个碑帖鉴藏家,应当是一个史学家和古文字学家,否则易成为好事家或掠贩家之流也。

施先生在碑帖的考鉴上极具学术功力,此皆体现在书中的《解题》、《集评》、《按语》等文字上。其考鉴功力与近代杨守敬、叶昌炽、张伯英、马衡、徐森玉等大家相比,亦不遑多让。首先他熟悉历代的碑帖、金石文献,掌握碑帖的流传和刻拓情况;其次是钩稽有关的史料,对碑文中所记载的人和事能够释读;再次是懂文字训诂之学,因古碑刻中,有许多别体字、通假字、俗字(《说文》未见)和避讳字等。而不识字,则不晓碑文之义。比如在《汉北海相景君铭》中有“竖建虎(“非”下“石”字)四字,自宋迄清,读碑者均未能识此“ 字。施先生认为此字虽不见字书,但可会意得之,此是汉代“碑”字之俗字。如以《说文》例释之:“从石,悲省声,俗碑字。”

2006年秋,在施先生逝世三年之后,其家人委托上海嘉泰拍卖公司,将北山楼旧藏碑拓和吉金拓片二千余张整体拍卖,后被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以高价竞拍购藏。从某种意义上说,施蛰存或许是中国最后一位传统的金石家,他是真正的文人学者。虽然在北山楼藏品中,并没有什么宋拓佳本和传世孤本,而多为清代或近代之拓,但其数量之多,碑目之全,地域之广,考述之勤,则当今藏家少人能及。《北山集古录》和《唐碑百选》,是碑帖鉴赏者必备的工具书。上海图书馆碑帖专家仲威先生曾编撰有《北山楼珍藏碑帖总目》(未刊稿),共收录1248种碑帖拓本,惜无缘寓目。

施先生晚年曾想编写一部《历代碑刻文字图鉴》,他的设想是此书不同于日本出版的《书道大全》,不重于书法典型,而是注意于石刻文献的系统集录。他说道:“我收集碑拓逾二十年,得大小拓本二千三百余纸,凡历代石刻文字有拓本传世者,已得其十之八九。假日展玩,以为文娱。今年已九秩,念此丛残故纸,即当散失,没有嗜古者,未必更能聚集,且水火刀兵之刦,此腐纸残字亦必不能禁于灭没,原石或多已不存,拓本不可再得,不待百年,此物终将绝迹。三复寻思,遂有志编印《历代碑刻文字图鉴》之计,将欲使其留真于楮墨,广布人间,或可使部分古碑,遗蜕于后世,留得鸿爪,不至无迹可寻。”(见《北山谈艺录续编》,文汇出版社2001年)然此书最终未能完成,至叹可惜。

碑文大全篇4

然而,可能是由于于右任碑体行草书的名气太大,楷书成就为之所掩,目前见到的有关于右任研究的文章,大都是关于其碑体行草书的,很多文章对于右任的楷书只字不提,有提及的也是一带而过,缺少专门的论述和深入的分析,如著名书法家王澄先生写过多篇介绍于右任书法艺术的文章,如《魏体行书及其代表书家》、《于右任书法评传》、《碑体行书近想》、《碑体草书及其历史价值》等,其中对于右任行书和草书都有专门的论述,却很少提及于右任的楷书。以研究于右任著称的钟明善先生写了很多有关于右任的文章,但也没有专门介绍于右任的楷书。这样的研究状况未能充分认识于右任楷书的价值和历史地位,全面反映于右任的书法成就,也不利于后人的学习借鉴。

本文相对系统地对于右任碑志楷书进行了梳理,分析了于右任碑志楷书的取法渊源,并根据取法和风格的不同对于右任碑志楷书进行了分期。最后,通过与晋唐楷书、魏碑以及同类型的书家相比较,探讨了于右任碑志楷书的价值和历史地位。

于右任传世的楷书墨迹极少,其楷书主要集中在为他人题写的碑志上。由于于右任书丹的楷书碑志数量众多,纪年清晰,信息量大,故本文以于右任的碑志楷书为探讨的重点,旁佐墨迹楷书。

一、于右任楷书碑志概况

碑志包括碑碣和墓志,是古代丧葬风俗的产物,起源于秦汉时期,魏晋以来长盛不衰,至民国时期渐趋衰亡,碑志数量减少,由名家书丹的更不多见。但于右任却是一个特例,他不但搜集了大量的汉魏碑刻,还身体力行,从上世纪初开始,为许多民国革命烈士及社会贤达撰书碑志(以墓志铭为主),如《张清和墓志》、《邹容墓志》、《佩兰女士墓志》、《秋先烈纪念碑》等,数量众多,书艺超绝,成为了二十世纪上半叶中国书坛上一道独特的风景。由于时代的变迁,于右任以后为先人树碑刊志的习俗几乎消失殆尽,将来很难再出现名家题写的碑志,因此,于右任所书丹的碑志可以说是中国碑刻书法史上的绝唱,具有特殊的意义。

据考证,于右任书丹的碑志大约有四十余方(其中墓志约占五分之四,碑刻约占五分之一),加上遗失和不为人知者,应该有近百方。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于右任撰书这么多碑志确实令人诧异。关于于右任的这个“特例”,青年学者姜勇在《于右任书碑志略论》一文中的解释我觉得较为合理:“首先是三秦风俗使然。于右任籍陕西,这里丧葬树碑撰志之风自古有之,历代不绝,他所作碑志,绝大多数为陕西之事或三秦人氏。另外也是最重要的一点是于右任从1918年开始收集珍藏墓志,沉浸其中研习,碑志书风最为其偏爱,碑志文法也最为其所谙熟,且他中年书名即播振海内,又一生举事为民,研习倡用,加之不以书家自贵,有求必应的作风,这些碑志作品的产生便是情理中事。” ①另外,于右任志于国事,而能从细微处着眼,书写碑志,为国为民,传之千古,亦不朽之盛业,君子之雅事,这也应当是他乐于斯道的一个原因。

于右任书丹的碑志既有楷书,也有行草书。目前所知,于右任书丹的楷书碑志约近二十方,书刻时间主要集中在于右任40岁至53岁之间(见附表),正值人生的壮年时期。其后于右任兴趣转移到了草书的研究上,所书丹的碑志也几乎全是草书,楷书碑志极少。

因载体、制作的特性,于右任碑志上的行草书远不如其墨迹行草书精彩,而楷书却非常适合镌刻,铭于石上后更显体魄雄强,神采熠熠,因此最能代表于右任碑志书法成就。

二、于右任碑志楷书取法渊源

自晋代以来,以二王为代表的帖系书风长期在书坛处于主导地位。清代乾嘉时期,金石考据之风兴盛,带动很多书家把目光和兴趣从刻帖转移投向碑版和石刻作品,从而促使了碑学理论的产生,开创了有别于二王帖系的碑派书风。

于右任生于清光绪五年(1879),其时,碑学振兴已百年有余,继阮元《南北书派论》、《北碑南帖论》、包世臣《艺舟双楫》之后,康有为正在编著《广艺舟双楫》。在实践上,已经出现了邓石如、吴昌硕、沈曾植、康有为等碑体书法大家,正是帖派一脉急剧衰微,碑派一统天下,成为书坛主流的时期。康有为曾这样描述咸同时期的书法风尚:“碑学大播,三尺之童,十室之祉,莫不口北碑,写魏体,盖俗尚成矣”②,此言虽有所夸大,但也说明了碑派书风在当时的影响之巨。

于右任的出生地关中地区是中原文化的发祥地,周秦汉唐字迹多有遗存,具有自然质朴之美的北碑也不鲜见。据传,于右任儿时在山野牧羊,见到断碑残碣,便对上边的字生发了浓厚兴趣,常以手指或树枝在地上比划。

于右任七岁入私塾读书习字。尽管当时正值碑学鼎盛时期,自己也对碑碣感兴趣,但为了应对举考试的需要,以及私塾先生的影响,于右任学习书法还是从帖系楷书入手的。据亲身受过于右任教诲的刘自犊先生讲, 于右任早期“学赵孟頫, 写得肥而舒”。书刻于1919年的《刘仲贞墓志》(图1),是迄今可见到的于右任书写最早的楷书墓志铭,用笔速畅,字迹遒丽,清劲舒展,除了赵孟頫的影响外,捺画的舒展,体态的颀长,还有王献之《洛神赋十三行》、褚遂良《枯树赋》(图2)、虞世南《孔子庙堂记》(图3)的影子。总之,完全是二王一路正宗帖派面目,全无北碑影响。

于右任对帖系楷书的学习借鉴不只限于学书的初始阶段,在其致力研究汉魏碑刻后仍没有放弃对帖系楷书的学习。如于右任1912年书写的《赠召卿楷书四屏》(图4)完全是魏碑风格,而同一年所书的《王太夫人事略》(图5)却与之大相径庭:《赠召卿楷书四屏》用笔以方为主,一些长笔画如横、捺直来直去,字形瘦长,中宫紧收,属斜画紧结类型;《王太夫人事略》用笔圆厚,长画多曲,强调一波三折,结体宽博,属平画宽结型。《王太夫人事略》是于右任为的母亲王太夫人所书的碑文,据说书写此碑时,于右任应的要求在魏碑体的基础上加入了颜楷的成分。从《王太夫人事略》的风格特点看,确实与颜真卿晚年所书的《颜家庙碑》(图6)有很多相似之处,证明这一说法是比较可信的。

时隔多年后,于右任成熟期的楷书作品《曾孟鸣碑》(图7)、《秋先烈纪念碑》中也显露有颜楷的影子。而与《曾孟鸣碑》立于同一年的《耿端人少将纪念碑》(图8)却书写得敦厚温润,精气内敛,与钟繇《荐季直表》(图9)、王羲之《黄庭经》笔致相近。如果把《荐季直表》、《耿端人少将纪念碑》中相同或相近的字形放置在一起(图10),会发现二者字形结构非常相像,只不过《耿端人少将纪念碑》的点画相比要圆润一些。由此可见,于右任对帖系楷书一直是很重视的,并且取法非常的广泛。

于右任楷书取法的另一个主要对象是魏碑。据王澄先生考证,于右任入手魏碑的时间为1920年。事实上,于右任着手魏碑研习的时间应该更早。据记载,1906年,于右任到日本考察报业,得识孙中山先生。孙中山、黄兴、胡汉民等革命党人多喜北碑,于右任在随后与众人的交往中也加深了对北碑书法的理解。于右任曾告诉友人,孙总理提倡北碑,就是因为北碑有“尚武”精神。孙中山等人的影响促使了于右任从帖向碑的转变。王澄、李义兴先生所编《于右任年表》中记述,1907年,于右任创办《神州日报》,“办报期间专习北魏碑帖,尤以临习何绍基藏《张黑女墓志》极神似。”③另外,民国九年(1920),于右任见到在白水县史官村出土的《广武将军碑》,如获至宝,赋诗赞美,并说:“我初学魏碑与汉碑,后来发现《广武将军碑》,认为众美皆备,即一心深研极究,临写不辍,得大受用,由是渐变作风”。④这也说明于右任开始临习魏碑的时间在1920年以前。可能是由于前期的碑体楷书不如帖系楷书成熟,于右任不愿示人以璞,抑或作品遗失的缘故,我们目前能见到的于右任最早的碑体楷书作品书于1921年,其前所能见到的作品均是帖系风格。

也许是少年时即对北碑的喜爱之情,由于学帖受到了长期的“压抑”,加上受孙中山先生影响,把学习北碑与济世救国相关联的缘故,于右任一经入手魏碑,就迸发出了极大的热情。于右任对魏碑的热情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从1924年开始,不遗余力,四处搜集收购汉魏碑刻,后来竟多达380余方,其中仅北魏墓志就有149方。当时对魏碑的痴迷和收集的艰辛,于右任有诗为记:“曳杖寻碑去,城南日往还,水沉千福寺,云掩五台山,洗涤摩崖上,徘徊造像间,愁来且乘兴,得失两开颜”。⑤二是勤于临池,朝夕不辍。“朝临石门铭,暮写二十品。辛苦集为联,夜夜泪湿枕”⑥,于右任写于1930年的这首诗,是对前期学书的概括,从中可见其对汉魏碑刻的虔诚、投入。当然,诗中提到的《石门铭》、《二十品》只是对汉魏碑刻的代称,于右任临习的对象远不只此。据说于右任案头常见的碑拓,除《石门铭》、《二十品》外,还有《三公山碑》、《封禅国山碑》、《爨宝子碑》、《曹娥碑》、《龙门造像》、《郑文公碑》、《张猛龙碑》、《夏承碑》、《华山庙碑》、《石门铭》、《瘗鹤铭》、《曹子建碑》、《大公吕望婢》、《吊比干墓文》等等。这些碑刻的影子在于右任的碑志楷书中也时有闪现,如1924年书刻的《邹容墓表》(图11)、《张清和墓志》(图12),方笔起收,中宫紧结,以险取势,风格与《张猛龙碑》(图13)、《元遥墓志》非常相似。1927年书刻的《佩兰女士墓志》有《张黑女墓志》的影子。

由于于右任收藏、观摩了大量的汉魏碑刻,对于碑版、帖系楷书的取法非常的广泛,加上几乎无临摹作品传世,自己所书楷书也面目多样,绝无完全拟古之作,因此不可能精确地对其取法一一列举,以上也只是大概的分析。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于右任碑志楷书的取法主要有晋唐帖系楷书和魏碑两大类,另外从于右任楷书的字形结构和笔画形态上(图14),还可以看出取法篆隶、行草书的痕迹。

三、于右任碑志楷书的分期及特点

根据取法和作品呈现风格的不同,大致可以把于右任的碑志楷书分成以下三个阶段:

(一)帖系期

这一时期可以从于右任幼年学书时算起,至1920年前,以《刘仲贞墓志铭》为代表。于右任此时期的楷书纯粹取法二王正宗帖系一路,毫无北碑的影响。所书作品笔画多长,用笔轻快爽利,线条圆润纯净,清邃秀逸。这虽然是于右任碑志楷书早期的样式,不似后期楷书个性风格强烈,但也不固守一家,而是融合了赵孟頫、褚遂良、二王等书家,化为己意出之,格调不凡,显示了于右任先生深厚的传统功底和非凡的创造能力。

(二)魏碑期

约1920年至1924年,以《张清和墓志铭》、《赠大将军邹君墓表》为代表。这一时期于右任开始用北碑的方法创作楷书,点画方起方收,中宫紧结,险峻劲利。此前于右任虽然已经临习北碑多年,但创作时仍是帖系面目。此时可能是先生有意转变书风,创作于这一时期的作品全然北碑风格,原来帖学的影子几乎荡然无存。如钟明善先所言,于右任此时期北碑风格的楷书“倘置之魏碑之中, 亦难分出真伪、高下”⑦。短期内书风有如此大的转变,确实令人感到诧异,但如果我们对于右任的临摹、创作有了全面的了解,就会释然。于右任此时风格的骤变,一是因为之前有长时间的魏碑临习做基础,二是因为于右任作为一代书法大家,具备有超强的转化能力。如前面述及的《王太夫人事略》与《赠召卿楷书四屏》,经考证都是于右任同一年所书,但风格判若两人。同一年书写的《曾孟鸣碑》和《耿端人少将纪念碑》,风格也有明显的区别。

此时期于右任对北碑研究之深入,实践之纯粹,也为后期碑帖融合、走向成熟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三)碑帖结合期

约1925年至1932年,以《秋先烈纪念碑记》(图15)、《曾孟鸣碑》、《陆秋心墓志》为代表。在对帖和碑深入临习的基础上,这一时期于右任开始尝试把北碑与晋唐帖系行楷书以及汉隶相结合。随着自身阅历的增加、对艺术理解的深入,加上实践上的不断探索,最终实现了碑与帖的完美结合,达到了人书俱老、无心自达之境界。所作楷书兼有汉隶的朴拙厚重,魏碑的雄逸奇肆,帖系行楷书的含蓄洒脱,开创了气势恢弘,雍容大度,雄浑奇肆的于氏楷书风格,呈现出震撼人心的正大气象。这是于体楷书的成熟期书体,代表了于体楷书的最高成就。

四、于右任碑志楷书的价值及历史地位

对于自身来说,于右任的碑志楷书是其行草书风形成的基础,可以说,没有于右任的碑志楷书,就不可能有后来独开生面的碑体行书、草书。这正如王澄先生所说:“不少人认为于右任的行书是在帖派行书之基础上,不断融入魏碑而逐渐形成的,此看法未免本末倒置,恰恰相反,他是先确立了自己的魏楷面目,而后逐步将其行书化。”⑧“于右任的草书是特立独行的,在草书史中无有二家。之所以独特,就在其草书源于他的碑体行书,而他的碑体行书又源于他厚实的魏碑功底,也就是说他的草书之根本是魏碑,同时融入了篆籀笔法。” ⑨

另外,于右任碑志楷书的价值和历史地位,更重要地体现在他对楷书发展的贡献上。

虽然在于右任之前,已经有不少书家尝试用碑帖结合的办法写楷书,突破了宋、元、明时期的楷书书家对晋唐帖系风格的沿袭,开创了有别于晋唐楷书和魏碑的新楷书类型,但由于处于探索的初始阶段,都不够成熟。于右任生当其时,在前人探索的基础上,凭仗自己极高的艺术天份和在碑帖上非同寻常的功力,推动碑帖结合型楷书走向了成熟,达到了足以与晋唐楷书、魏碑比肩的高度,也使自己成为碑帖结合型楷书之集大成者。下面试结合书家的作品进行具体分析。

碑帖结合型楷书的代表性人物除于右任外,还有邓石如、何绍基、张裕钊、赵之谦、郑孝胥等。

邓石如“真书深于六朝人,盖以篆隶用笔之法行之,姿媚中别饶古泽,固非近今所有”⑩,其楷书以方笔居多,勾挑多用分书方法,工稳疏朗,峻峭风发。(图16)

何绍基楷书早年学《张黑女》,后学颜真卿,晚年学欧阳询,作品兼有篆籀、碑版的旨趣,沉雄老辣。(图17)

赵之谦楷书初学颜真卿,后来醉心北碑,主要受《郑文公》、《张猛龙》、《石门铭》影响,杂糅篆隶,“颜底碑面”,委婉通达,自成体格。(图18)

郑孝胥楷书早年学颜真卿、坡、黄庭坚,晚年师法六朝碑版,笔致秀逸,苍劲朴茂。(图19)

艺术史批评标准包括继承传统、创新、审美三方面。在继承传统方面与上述几家对比,于右任楷书在取法的广度和入古的深度上有明显优势。在帖系一脉上,于右任对历代楷书大家如钟、王、欧、褚、虞、颜、赵的作品都进行过临习,从他早期的楷书作品中可以看出入古很深,并且学而能化。由于对北碑的大量收藏,使于右任的涉猎面更为广泛,临习过的北碑可以说枚不胜举,所下的功夫也非同寻常。另外,于右任的楷书还对篆隶、行草书有所借鉴。

创新和审美高度对比:邓石如在碑帖结合上有开创之功,但对北碑的运用还很刻意生硬,显得稚嫩,没能进行很好的转化;何绍基楷书作品虽兼有篆籀、碑版的旨趣,但颜真卿的痕迹仍然很明显,个性面目不是非常突出;赵之谦楷书虽开创新风,但失之靡弱,且有俗化倾向,后人多有讥讽,如康有为在《广艺舟双楫》中说,“赵之谦学北碑,亦自成家,但气体靡弱,今天下多言北碑,而尽为靡靡之音,则赵撝叔之罪也”。郑孝胥的楷书习气较重,结字单一,用笔也多有粗率尖刻之处。

相比之下,于右任成熟期的楷书作品熔篆隶、魏碑、晋唐行楷书于一炉,各种书体在他的楷书中相融无间,达到了碑与帖的完美结合,作品的成熟度和艺术水平均高于同类型的书家,堪称碑帖结合类型楷书的代表人物。

于右任对北碑的师法,突破了前人如邓石如、张裕钊、赵之谦等对刀刻效果的简单模仿,又不同于曾熙、李瑞清、康有为等用颤栗、艰涩的笔法表现北碑的线质,用笔不计方圆,点画腴润充盈,劲健舒畅,书写轻松自如、生动自然而又不失北碑的雄强大气。这与于右任具有深厚的帖学功底、融入了帖的书写方法有关,也与其书学思想有关。于右任曾说过:“我写字没有任何禁忌,执笔、展纸、坐法,一切顺乎自然—在动笔的时候,我决不因为迁就美观而违犯自然,因为自然本身就是一种美。”于右任的这种“自然观”决定了他对魏碑表现方法的选择,是其能够实现碑帖完美结合的重要原因之一。

作为碑帖结合型楷书的代表人物,于右任成熟期的楷书与历史上楷书的两大高峰—晋唐楷书、魏碑相比,是足可比肩的。王澄先生在《碑体草书及其历史价值》一文中写到:“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他(于右任)以魏楷所书丹之墓志绝不逊色于北朝。”马啸先生在《于右任书法艺术解析》一书中对于右任书写的《佩兰女士墓志铭》做出了高度评价:“这是一帧典型的以碑为构架、以帖为内涵,雅致又不失骨力、静穆又不失灵动、匀整又不失变化的饱含古典韵味的楷书作品,其用笔之丰富、造型之生动,完全可以与晋唐时期的楷书大师的作品相媲美。”

于右任碑志楷书与晋唐楷书的风格区别显而易见,人们容易混淆的是它与魏碑的区别,常常把二者视为一体。如王澄先生在多篇文章中都称于右任的楷书为“魏楷”。其实只有在楷书发展的第二个阶段—魏碑期,于右任的楷书风格才与魏碑非常近似,但这只有短短数年的时间,后来于右任的楷书在魏碑的基础上加入了帖的成分,渐渐与魏碑拉开了距离。如果在魏碑的四种类型—墓志、碑碣、造像、摩崖中各找出一个典型代表,与于右任成熟期的楷书作品《秋先烈纪念碑记》做对比(见图15),能明显看出于楷与魏碑的区别:用笔不刻意求方、模拟北碑的刀意,而是一拓直下,或圆或方,一任自然,畅达洒脱,更具有帖的书写感。结体上相对端正庄严,少了北碑的稚拙荒野气,多了庙堂气、文雅气。受颜真卿晚期楷书以及篆隶的影响,结体更强调横式,宽博开张。

作为二十世纪最具代表性的书法家之一,于右任不仅在行书、草书上独领,而且在楷书上也成就卓然。其楷书走碑帖结合之路,开创了有别于魏碑、晋唐楷书的新面目,是碑帖结合型楷书的代表人物,是楷书史上,继魏碑、晋唐楷书之后的又一座高峰。

碑文大全篇5

关键词: 元好问 碑志文 以碑存史

元好问(公元1190―1257年),字裕之,号遗山,太原秀容(今山西省忻州)人,是金元时期著名的文学家。其“为文有绳尺,备众体”①,今人所编的《元好问全集》中的共二十六卷二百四十四篇文章涉及游记、名胜古迹记、画记、书信、序跋、铭、赞、疏、碑铭表志碣等,其中“碑铭表志碣”类文字计十六卷九十九篇,数量居各体之首,从篇数看,占其文章的百分之四十强;从卷数看,二十六卷中有十六卷,占其全部文章的百分之五十强。在这九十九篇墓志铭中,作为文坛盟主的元好问凭借自己高超的文学素养,以事、以言、以行、以情写人,品题人物、记述事件,为改朝易代时期金元两代众多人物作碑铭。作为史学家的他,抱着“国史兴亡是我职”的高度责任感,秉着“以碑存史”的信念,把碑志文这种应酬交际文字当做史传来写,不但刻画了传主栩栩如生的形象,而且在墓志文中客观反映了与人物相互关联的金元之际复杂的政治历史变动情况和许多金代重要的历史事件。

可以说,元好问的碑志文无论数量还是质量都代表了他古文创作的最高水平,在其个体文章创作中成就最高。郝经在《遗山先生墓铭》中评价元好问说:“汴梁亡,故老皆尽,先生蔚为一代宗匠,以文章伯独步几三十年。铭天下功德者,尽趋其门,有例有法,有宗有趣,又至百余首。”②

一、“以碑存史”的碑志文创作

碑志文创作的直接目的是为了记述死者生前的事迹兼诉悼念颂赞之情,死者家属要求“得文士之见信于人者撰述之,以侈光宠,以昭前人,以俟百世之下”③,因此一般都愿意请能文之士撰写碑志文,歌功颂德,以传永久。因而此类文书的写作几乎成了历代文章名士或重要人物的创作专利,创作者可以通过它显示自己的创作才华;同时碑志文也给死者及其家属带来荣耀,使死者生平事迹的可信度得以提高并可光耀后世。清代散文家姚鼐在《古文辞类纂》中说:“碑志类者,其体本于《诗》,歌功颂德,其用施于金石……金石之文,自与史家异体。”④元好问的碑志文虽也“与史家异体”,但是他在写作时却抱着非常明确的“以碑存史”的目的。

身为金元一代著名的史学家,元好问早在汴京被围之前,在史学意识和责任意识的驱使和支配下,就在其《南冠录引》中表达过致力于搜集资料撰述历史的决心。其言:“请小字书国史一本……明君贤相可传后世之事甚多,不三二十年,则世人不复知之矣!予所不知者亡可奈何;其所知者,忍弃之而不记邪?”⑤这个建议得到了当时宰相的认可,却没来得及实行,但是它反映了元好问在金王朝危急存亡之时表现出的强烈的史学意识。

金亡之后,元好问成为文坛一代盟主,《金史・文艺传》称:“兵后,故老皆尽,好问尉为一代宗工,四方碑板铭志尽趋其门。”⑥可见,彼时请元好问作碑铭成了一种风尚。对于元好问而言,碑志文正是他保存历史资料的最好的方式和最佳途径,强烈的史家意识和移民情怀,使其在碑志文创作中努力实现“以碑存史”。我们可以通过梳理其碑志文创作的几个分期,窥见其“以碑存史”的碑志文创作目的形成,以及其践行此写作目的过程。

元好问的碑志文写作始于南渡避难期,但那段时间的墓志铭还基本看不出存史迹象,只是保存了大量与传主生平事迹相关的宝贵史料。元好问以亡金故官身份被押山东聊城时期,是其碑志文创作的一个过渡期,六年间创作了《聂元吉墓志铭》、《聂孝女墓铭》、《兖州通知五翼总令王公墓铭》、《漆水郡侯耶律公墓志铭》、《冠氏赵侯先茔碑》五篇。在《漆水郡侯耶律公墓志铭》,元好问第一次表明了“以碑存史”的决心和意图:

呜呼!世无史氏久矣。辽人主盟将二百年,至如南衙不主兵,北司不理民,县长官专用文吏,其间可记之事多矣。泰和中诏修《辽史》。书成,寻有南迁之变。简策散失,世不复见。今人语辽事,至不知起灭凡几主,下者不论也。《通鉴长编》所附见,及《亡辽录》、《北顾备问》等书,多敌国诽谤之辞,可尽信耶?正大初,予为史院编修官。当时九朝《实录》已具,正书藏秘阁,副在史院。壬辰喋血之后,又复与《辽书》等矣,可不惜哉!故二三年以来,死而可书如承旨子正、中郎将良佐、御史仲宁、尚书仲平、大理德辉、点检阿散、郎中道源、右司元吉、省讲议仁卿、西帅杨沃衍、奉御忙哥、宰相子伯详、节妇参知政事伯阳之夫人、长乐妻明秀、孝女舜英,予皆为志其墓。夫文章天地之元气,无终绝之理。他日有以史学自任者出,诸公之事,未必不自予发之。故不敢以文不足起其事为之辞。

这段话清楚地表明了元好问对国史存亡的看法。此时的元好问尚不知《金实录》已被张柔取走,因而非常痛心。在此,元好问将《辽史》散亡之事与金九朝《实录》并说,意在叹惜他年他人言金事,当复“不知起灭凡几主”也。这种叹惜是一种富有“史识”的史学家痛心疾首之叹惜,可见元好问眷念国史、保存文明的拳拳之心。他深恐金代国史像辽朝国史那样由于社会的动荡而简册散失,史事无征,因而,他勇敢地担当起保存信史的责任。他认为,国可亡而史不可亡,他要尽自己最大的努力保存有金一代的国史,使之不随世俗磨灭;他要想尽一切可能的办法担负起历史赋予自己的重任。他把文章视为“天地之元气,无终绝之理”,开始以文载事,目的是为后来史家撰史提供真实可信的历史资料。从这些表述足以窥见元好问对自己“以史自任”的耿耿自信和保存历史及文化的责任意识。

元好问的晚年是其碑志文创作的成熟期和繁荣期。当时文坛盟主赵秉文过世,元好问成为金元之际的文坛宗主,越来越多的人仰望他的地位和名望而请他作碑志文。这一时期,他创作了五十二篇碑志文,其“以碑存史”的意识日趋强烈。在《平章政事寿国张文贞公神道碑》、《南峰先生墓铭》中元好问表白自己“著金石,传永久”的保存有金一代史料的心志;在《资善大夫吏部尚书张公神道碑铭并引》中,元好问说:“史笔散亡,故老垂尽,不著之金石以示永久,后世征废兴、论成败,殆将有秦无人之叹!窃为宗国羞之,是以慨然论次之而不敢辞。”在《嘉议大夫陕西东路转运使刚敏王公神道碑铭》中,元好问表达了自己的这一目的和做法:

岁乙酉冬十月,故户部尚书王公之子元庆涕泗为某言:……某以为先大夫有功吾晋,乡里晚生与受其赐。今史册散佚,既无以传信,名卿巨公立功立事之迹不随世磨灭者,金石是赖。诚得属辞比事,以相兹役,虽文字暗陋,岂敢不勉!

在修史不成的情况下,撰写碑志文成为“史册散佚”后元好问保存历史资料最重要的措施。

元好问生活于金末元初,目睹亲历了金朝的衰亡和蒙古灭金的全过程,他又从政多年,具有强烈的忧国忧民的社会责任感;金灭亡后,他拒不应聘做元官,以表明自己的遗民身份和对故国的忠诚。正是亲身经历了社会的变迁,使元好问对金代史学所面临的严峻局面有更清醒的认识。动荡的时局,注定了这位金末元初最著名的文学家,不单单是一位单纯的文学家,而且是一位文史大家。他被称为“一代宗工”,他的一生,既是文学创作的一生,又是同史学密切相关的一生。他以文存史的实践是出于史家的责任,也饱含故国之情。同时,更是为来者之兴起提供借鉴。

二、碑志文中的史料

元好问生活的金元之际,是中国历史上动乱的时期之一。在这样的社会大背景之下,具有史学家素质的元好问,在他的碑志文中,利用记述人物事件的机会,把金朝日趋衰败、蒙古逐渐强盛这一历史过程中的重大事件非常巧妙地记载下来。

“卫绍王大安初,北兵入边……其秋,宣德以败闻。”(《闲闲公墓铭》)“大安初,北鄙用兵……大敌至,吏民狼狈逃死。”(《潞州录事毛君墓表》)在这里,元好问记述了金朝与蒙古1121年的第一次交战,短短数言,把这次交战的时间、地点、结果,交代得清清楚楚。“贞枯之乱,河朔郡邑在所陷没。”(《费县令郭明府墓碑》)“贞佑初夕中夏受兵。二年春北归。既破平阳,取道太原,分军西六州……汾、石、岚、管无不屠灭。”(《广威将军郭君墓表》)记录的是蒙古向金朝腹部地区的大举进攻的贞佑之乱。“庚寅之冬,朔方兵突入,倒回谷,势甚张。”(《雷希颜墓铭》)“辛卯冬南渡河,战于阳翟之三峰山。明年围汁梁……”(《千户乔公神道碑铭》)“正大八年……正月,河潼失守……二十一日抵卢氏山,与北兵遇,相拒大雪中,士卒饥不能战,是夜遂溃。”(《漆水即侯耶律公墓志铭》)“金天兴初元三月二十七日,金昌府陷。”(《商平叔墓铭》)“开兴改元,北兵由汉中道袭荆襄。京师。”(《闲闲公墓铭》)“壬辰之围,外援阻绝。危急存亡,朝不及夕。”(《归德府总管范阳张公先德碑》)“天兴元年,归德受兵……明年春正月,车驾幸归德,冬十月州破。”(《通奉大夫钧州刺史行尚书省参议张君神道碑铭并引》)金朝江河日下、土崩瓦解的过程,在这里记述得一清二楚。元好问为人写墓志铭,不可能专门叙述历史,然而散见于许多墓志文中的关于金朝衰亡、蒙古兴起的记述,联系得很自然,如实记录了战争情况。

除记录战争外,元好问还在墓志文中加入了反映时代风云的材料。《赞皇郡太君墓铭》、《华岩寂大士墓铭》、《族祖处士墓铭》、《孝女阿秀墓铭》、《赠镇南军节度使良佐碑》都是状写奇人奇事的文章。其中《族祖处士墓铭》其事迹并无多少可书,但是元好问在墓志中加入了对末世民风的愤慨,就使得碑文承载了更多历史的内涵,“世衰道丧,是非好恶无有当其时,其处是非好恶之间者,又不能以理自固,闻誉而喜,闻谤而怒,为一人所轩轾者多矣,况一乡之士乎?”这种对世风日下的慨叹,明显超出了一个普通处士的生平涵盖。作者对族祖在此末世中“耿耿自信”的称赞,明显带有针砭时风、自我激励的意味。《雷希颜墓铭》发展了《孙伯英墓铭》的主题,以南渡后山雨欲来的政治时局为背景,用名士高献臣、李纯甫配写雷渊,对当时朝廷内部官吏的倾轧,以及他们对边患的麻木表达了深切的痛恨。

对于一些在某一领域占有突出地位的人物,元好问在其碑志中往往还会对这个领域进行介绍和评点。“维金朝大定以还,文治既洽,教育亦至,名氏之旧与乡里之彦,率由科举之选。父兄之渊源,师友之讲习,义理益明,利禄益轻,一变五代衰陋之俗。迄贞南渡,名卿材大夫布满台阁。若胥莘公和之之通明,张左相信甫之朴直,张太保敬甫、两赵礼部周臣、庭玉、冯亳州叔献、王延州从之、李都司之纯之儒学,王尚书充之、李都运有之、两杨户部正夫、叔玉、李坊州执刚之吏能,张大理晋卿之平恕,商右司平叔之雅量,许司谏道真、陈留副正叔之直言极谏,康司农伯禄、雷御史希颜之刚棱疾恶,累叶得人,于兹为盛。”(《内相文献杨公神道碑铭》)这就借杨云翼的墓铭把金代中期世宗以后的文教状况进行了总结,描绘了由此而形成的人才济济的朝政盛况。元好问在《平章政事寿国张文贞公神道碑》中讲金代官制,在《寄庵先生墓铭》中讲金末时政,在《内相文献杨公神道碑铭》讲南渡军务,在《通奉大夫礼部尚书赵公神道碑》讲纲纪典则,在《资善大夫吏部尚书张公神道碑铭并引》中讲耕稼赋役,在《郝先生墓铭》、《齐河刘氏先茔碑记》中讲风土人情,在《紫虚大师于公墓碑》讲全真教,在他作的墓志文中,穿插有很多时代背景知识。宋代欧阳修也是以史家身份而为碑志名家的,元好问在史家意识方面,受到欧阳修的影响。欧阳修处于北宋中期,因此其对当朝人物和历史的认识与描述必然会受到时代的局限,他的碑志文更多地还是把史家意识体现在人物自身命运的历史观照上。而元好问在继承欧阳修的碑志擅长对人物命运的唱叹,并且不时渗透自己对人生的感慨的基础上,在碑志文中更多体现出作为一代遗民对百年金朝的追忆、反思和悼恨之情。对比《金史・张万公传》与元好问《平章政事寿国张文贞公神道碑》,史传只是平实地记录人物一生的言行,内容全面,不牵涉过多,不发表观点,从其内容上看,采用的应该是章宗等朝的实录材料。碑文则将人物放在当时贵戚当权、武将持国的政治环境中,以凌跨百年的眼光,对张万公忠直贤能、为世砥柱的名臣风范加以摹画。碑文中选取了张万公反对章宗立宠妃李氏为后、反对主兵者括田害民这两件关系国家兴废的大事进行了详写。在反对括田这件事中,张万公是顶着满朝的压力明知其不可而为之的,其谏议不被采纳,最终灰心绝望而连章请求免言。其叙述中明显渗透着作者的历史立场。在结尾作者还宕开笔墨对始而横行跋扈朝野、终而狼狈锋镝之下的骄兵悍卒进行了嘲讽,并以“以一言之不相入,其祸果有不可胜言者,是不独在公为遗恨,异世相望,亦当有太息而流涕者。呜呼!岂非天邪?”这种带有强烈情感色彩的词句对朝廷不能采纳张万公的反对主兵者括田的建议表示遗憾。碑文在重要事件的完整性和人物语言的形象性方面是胜过史传的,然而在生平的全面性方面则有所缺,比如张万公在任长山令时以言辞退数万流寇,保一县平安之事就被忽略过去,这是碑文追求主体性和个性化的结果。

三、“以碑存史”意义之下的碑志文的文学价值

虽然“以碑存史”是元好问碑志文创作的目的,然作为文学范式的碑志文,最终仍应回归其文学的本位。碑志文不是纯粹的历史的记载、文化的阐释,其根本目的还是记录人。曹丕《典论・论文》指出:“夫文,本同而末异。盖奏议宜雅,书论宜理,铭诔尚实,诗赋欲丽。”⑦所谓“铭诔尚实”,就是说铭诔文字的写作应当注重实际,做到切实而不虚夸。然当时的很多碑志文作者对传主没有多少深入的了解,也没有真切的感情,只是用虚美之辞为死者后人装点门面。元好问碑志文的传主,有名臣、将领,有良吏、族亲,也有僧人、道士,更有节妇、孝女、方伎、塾师,和其他名士。元好问在给这些身份不一、人生轨迹各异的传主写碑志时,一反单纯对死者颂赞、悼念,或对其家属安慰的刻板与质木简括,利用他的神来之笔,以事写人,以言写人,以形写人,以情写人,灵活地在叙述中夹杂了描写、议论和抒情等多种表现手法,绘声绘色地刻画了他笔下众多传主栩栩如生的形象,再现了金元一代名卿巨公、普通民吏的形象和风采。“这些形象,既是历史人物,又是艺术典型;既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又有较强的审美价值。对于后人既有认识作用,又有思想教育作用和美感作用”。⑧在这个人物画廊中漫步,我们可以领略元好问高超的写人艺术。

比如元好问在碑志文中善于抓住人物的肖像形貌特征描摹人物的风神气质,同时人物的这种风神气质又与其资禀性格、行为处事融为一体,使得人物栩栩如生。在《雷希颜墓铭》中,元好问仅仅用十七个字描述了这位金朝“紫髯御史”:为人躯干雄伟,髯张口哆,颜渥丹,眼如望羊。一位身材高大瑰伟、胡须飘动、面色红润、嘴巴大、眼睛大而有神的御史形象地立于我们面前。“遇不平,则疾恶之气见于颜间,或嚼齿大骂不休。虽痛自摧折,猝亦不能变也。食兼三四人,饮至数斗不乱,杯酒淋漓,谈谑间作。辞气纵横,如战国游士;歌谣慷慨,如关中豪杰;料事成败如宿将;能得小人根株窟穴如古能吏;其操心危、虑患深,则又似夫所谓孤臣孽子者。通过进一步的叙述,与雷渊形貌气质相吻合的人物性格特征顿时显现。

“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这是班固《汉书・司马迁传赞》中对《史记》的高度评价。其实对于这六个字,我们应该理解成十二个字:对于善者,“不虚美,不隐恶”;对于恶者,“不虚恶,不隐美”。元好问在墓志文中,对于传主,能客观记录,绝不“虚美、隐恶”。以《东平行台严公神道碑》为例作一分析。严实是金朝投降蒙古的世侯之一,在蒙古开疆拓土、攻城略地中立下汗马功劳。换做其他人,为严实做墓志文,也许会略去其投降蒙古军一事,而只写其在蒙古国英勇飒爽事迹;然而元好问未回避这一较为尴尬的重要事实,在给他的神道碑中详细叙述了严实先降宋军、再降蒙古军的全过程:

窃尝考于前世兴王之迹,盖帝王之兴,天将举全所覆者而畀之。时则有魁伟宏杰之士,为之倡大义、建大事,一六合之同异,定群心之去就,犹之天造草昧,龙见而跃,云雷合势,为之先后,然后腾百川而雨天下者易为力。臣主之感遇,天人之参会,无不然者。初,贞南渡,豪杰乘既而起,四方之人,无所归命,公据上流之便,握劲锋之选,威望之著,隐若敌国。人心所以为楚为汉者,皆倚之以为重。至是晓然知天命所在,莫敢有异志,国家亦藉以成包举之势。故自开创以来,功定天下之半,而声驰四海之表者,惟公一人而已。非天既之倡大义、建大事,以应兴王之迹,其能若是乎?

而在此篇开笔,元好问写道:“岁庚辰秋七月,东平行台严公籍彰德、大名、磁、、恩、博、滑、浚等州卅户三十万,归于有司。”对于严实的起家、投宋、投蒙的整个过程,元好问不惜笔墨,详细论列,而且中肯评价了严实的投降行为是“知天命,识时务”的表现。对严实在蒙古政权兴起、强大、巩固过程中的作用也给予了充分的肯定,认为是“功定天下之半,而声驰四海之表”的功劳。

史家意识和遗民情怀,使元好问的碑志文创作深刻体现了“以碑存史”的意识。他秉着“以碑存史”的宗旨,继承和发扬了史家“秉笔直书”、客观公正的记史传统,保存了大量金朝历史上的重要史料和人物行事功绩,具有极高的史学价值。然而碑志文本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历史著作,因此元好问的碑志文在保存众多史料的前提下,保存了其文学的特性,体现了碑志文的文学价值。

注释:

①脱脱.金史・卷一百二十六.中华书局,1975:2742.

②郝经.郝文忠公陵川文集・卷三十五.书目文献出版社影印本:788.

③归德府总管范阳张公先德碑.元好问全集・卷第二十八:595.

④[清]姚鼐纂集.胡士明,李祚唐标校.古文辞类纂.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7,第1版:11.

⑤南冠录引・元好问全集・卷第三十七:775.

⑥[元]脱脱等撰.金史・文艺传.中华书局出版社,1975.7,第1版:2742.

⑦[魏]曹丕著.典论・论文.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全・三国问.[清]严可均校辑.中华书局,1958.12,第1版:1097.

⑧陈长义.试论遗山碑铭文章的文学价值.山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4.1.

参考文献:

[1]乔芳.试论元好问碑志文创作之分期[J].山花,2008,(10).

[2]王永.史家意识与移民情怀――元好问碑志文新论[J].民族文学研究,2006,(02).

[3]李峭仑,蔚润明.试论眼好文碑记文章的史学价值[J].晋阳学刊,1990,(05).

[4]乔芳.元好问碑志文写人艺术之维[J].作家杂志,2008,(02).

[5]李峭仑.元好问碑志文章的若干特色[J].忻州师专学报.1990,(01).

碑文大全篇6

【摘 要】清东陵的孝陵神功圣德碑亭是顺治皇帝孝陵的主要建筑之一,光绪二年被雷火烧毁,光绪三年按原规制重建,光绪五年竣工。重建时,原碑亭烧毁后的残件被掩埋处理,至今不知下落,唯神功圣德碑的碑头残件于2011年被发现,不仅见证了当年的那场火灾,也是研究康熙年间营建的孝陵神功圣德碑的重要实物依据。

孝陵神功圣德碑亭,俗称大碑楼,位于清东陵大红门北约500米,影壁山南侧的孝陵神道上,是孝陵的主要建筑之一。

大碑楼通高33米许,为重檐歇山顶。上檐四面显三间,下檐四面显五间(图一)。檐墙四面各有一券洞,无券脸石,券洞内地面为青白条石铺墁。碑楼内天花板共169块,上绘莲花翠草图案,地面铺墁金砖。外墙上身城砖灰砌灌浆,外皮抹饰红泥,提刷红浆,内皮抹饰黄泥,提刷黄浆;下肩为青白石须弥座,须弥座下是台基。压面、陡板、埋头均为青白石。券洞相对,垂带为青白石。檐墙上部为青白石拔檐,梁枋彩画为金线大点金旋子彩画。屋顶的螭吻两面各安铜镀金见广识大,如意拉扯,檐头安铜帽瓦钉。碑楼四角各竖一根华表,碑楼内为神功圣德碑一通。

神功圣德碑是大碑楼内最主要的建筑,建于康熙七年(1668年)正月十一日,碑文为康熙六年(1667年)五月初六日康熙帝御制,记载了清世祖顺治皇帝的生平和文治武功。有清一代,神功圣德碑对人们来说,即神圣又神秘。典籍中载,清制,官员人等禁止到神功圣德碑近前,只有守护陵寝的员役可以进入,做一些清扫、擦拭的工作,保持神功圣德碑的一尘不染。从康熙七年(1668年)到光绪二年(1876年),孝陵神功圣德碑默默矗立了200余年,一直完好无损。到清朝末期,这通巍峨的神功圣德碑却遭到了不测。

清朝的陵寝多为木结构建筑,孝陵大碑楼也不例外。这样的建筑最怕雷击,因为那时的陵寝建筑没有避雷装置,而孝陵大碑楼又非常高大,且四周空旷,更容易招致雷电。光绪二年(1876年)闰五月十二日夜里,“暴风急雨,孝陵大碑楼致被雷火延烧”[1],高大的孝陵大碑楼被雷电击中,不幸起火,火势迅猛。东陵守护大臣及马兰镇总兵闻报,立即带人赶往扑救,怎奈火势太大,雨水浇到上面如同浇油一样,越浇火势越旺。当时没有现代的消防设施,只是以铜缸内的贮水扑救,对于这样的大火,简直是杯水车薪。最后,大碑楼被全部烧毁、落架,神功圣德碑残断酥裂。

此事上报朝廷后,慈禧太后非常震惊,立即派工部尚书魁龄、工部右侍郎桂清到东陵调查,并将陵寝守护大臣毓木肃、溥芸及马兰镇总兵景瑞交衙门议处。光绪二年(1876年)七月初九日,“以孝陵大碑楼被火,未能扑救,降马兰镇总兵景瑞等一级,仍留任”[2]。

孝陵大碑楼被雷火烧毁,给正处于多事之秋的清王朝统治者留下了抹不去的阴影。对于封建统治者来说,陵寝至关重要,是关系国祚绵长、子孙兴盛的重地,所以清王朝要不惜一切代价修复大碑楼。

光绪二年闰五月二十九日,魁龄、桂清回奏调查孝陵大碑楼情形,呈报了丈量大碑楼的详单,慈禧太后“即派魁龄、桂清按照单开各工敬谨承修,所有核算钱粮著工部照例办理”[3]。经工部按例估算钱粮,除铜、铁、颜料、布匹、杉木、琉璃料件直接取用外,其它物料、工价共需银401713两7钱9分8厘5毫。

光绪二年(1876年),同治帝的惠陵正在修建中,同治帝和孝哲毅皇后尚停灵待葬,国库已经捉襟见肘,而孝陵大碑楼的修复工程无疑使清廷的财政更是雪上加霜。尽管如此,孝陵大碑楼的修复工程依然如期于光绪三年(1877年)二月兴工,按原规制重建。重建工程历时两年多,到光绪五年(1879年)十月全工告竣。

重修后的孝陵大碑楼雄伟壮观,风采不减当年。矗立在大碑楼内的神功圣德碑和原碑形制相同,石料取自北京房山大石窝,为青白石质地。碑身为长方体,水磨光亮,高6.72米,宽2.17米,厚0.73米。碑顶■头凿做六条蛟龙,上面篆刻“大清孝陵神功圣德碑”。碑身南面阴刻满汉两种文字,满文在右(居西),汉文在左(居东),满汉互译。碑座龙首龟趺,卧于一长方形水盘之上,背负碑身。水盘的盘面刻海水江崖,四角各刻一漩涡,漩涡内分别刻鱼、鳖、虾、蟹四水族(图二)。

孝陵大碑楼被雷火烧毁后的那些残件,大部分在重修时被掩埋处理了,唯破损的神功圣德碑没有掩埋。光绪三年(1877年)十月十九日,东陵守护大臣“贝子毓木肃等奏,恭拟建盖库房,尊藏孝陵大碑楼旧碑,动用款项,请由永济库年终奏销。允之”[4]。破损的功德碑残件被运至马兰峪镇孝陵礼部的金银器皿库内,专门建造库房妥善保管起来。清朝灭亡后,由于时局动荡,孝陵功德残碑流失,那些被掩埋的其它残件更是不知所终。

重修后的孝陵大碑楼全部都是光绪年间的晚清建筑了,因此,人们对康熙年间营建的孝陵大碑楼建筑,尤其是神功圣德碑倍加关注,却一直没有找到可以进行考证的资料和实物依据。

在历经了130余年后,终于有了这样的机遇:2011年5月23日下午,曾经被雷火烧毁的孝陵神功圣德碑碑头残件,在遵化市西留村国富机械厂被发现。整块残碑头重14吨,长3.05米,宽2.44米,厚1米,■头上雕刻的六条蛟龙已残损不全,但龙的形态依稀可见(图三),残碑上的文字也都清晰可辨(图四)。清东陵文物管理处于翌日将该神功圣德碑碑头残件收回,放置在孝陵大碑楼南面,一并供游人参观。

这块残碑见证了当年孝陵大碑楼的那场火灾和以后的社会变迁,为研究康熙年间营建的孝陵神功圣德碑提供了重要的实物依据,具有一定的文物价值和历史价值。

附:孝陵神功圣德碑碑文

我国家肇基东土,祖功宗德昭格皇天恢弘景运于万年,笃生我皇考皇帝。睿圣首出,奄有万邦,大孝弘仁,武功文德,配两轶千古,既奉册宝恭上尊谥。惟陵寝宜有功德之碑,谨撰述大概,镌诸贞珉,用传永久。

叙曰:皇考世祖体天隆运英睿钦文大德弘功至仁纯孝章皇帝,讳福临,太宗应天兴国弘德彰武宽温仁圣睿孝隆运显功文皇帝第九子也,母昭圣慈寿恭简安懿章庆敦惠温庄康和太皇太后。皇考未诞之先,太皇太后尝有红光绕身,女侍惊以为火,近则不见,众皆大异之。又梦异人授一子曰:此统一天下之主也。次日皇考诞生,宫内红光照耀,香气弥漫,经久不散。皇考生而神灵英异非常,六龄读书,不假师资,一目数行俱下,太宗甚钟爱焉。甲申嗣登大宝,是时流寇肆逆,明祚已终,国亡君殉,万姓无归,爰整六师,一战而破百万之强寇,乃迁都燕京。齐晋秦豫传檄,底定靖寇,救民王师南下金陵,僭号者其臣下执之以降。由是,下楚蜀,平浙闽,两粤滇黔数年之内以次扫荡,遂成大一统之世。治本爱民,出师则严纪律,毋敢杀掠百姓。知民苦赋重,尽除明季加派,又停江浙督催织造官,免陕西皮张、差绒褐之贡,罢各省柑桔、鲥鱼、石榴等物之进,停止边外城工,蠲派征民间助工之饷,已临清烧砖之役,减朝鲜进贡之数。定赋役全书,修大清律令,各役门规制事例。祗奉太祖、太宗成法,治具毕张,敬天尊祖,飨祀亲虔。孝事太皇太后,晨兴问安,长跪受教,披阅章奏,每至夜分。勤学好问,择满汉词臣充经筵日讲官,于景运门内建直房,令翰林官于景运直宿。备顾问经书史策,手不释卷,遂知性知天、洞晰至道。兼综天文、地理、礼乐、兵刑、赋役,古今因革利病之源,旁及诸子百家,莫不博涉,得其要领。表衣菲食,不兴土木之工。亲视太学,释奠先师,发帑金,崇其庙貌。虽太平不弛武备,立贤无方,丁亥、己亥再举会试,间广额数,以罗人才,科坊作弊者从重治罪。视满汉如一体,遇文武无重轻,破故明人臣朋党之习,尚廉正,斥贪邪,时时甄别廷臣,以示激劝。下诏求言,虚怀纳谏,外官入觐,面谕以爱民勤职,详慎刑狱,大辟覆奉再四驳审,命官恤冤,各省冤滥者皆得免,又停秋决一年。阉寺不使外交,立铁牌示禁。命儒臣修祖宗圣训、顺治大训、通鉴全书、孝经衍义等书,以教天下臣民。诣先农坛躬耕藉田,劝农以足民。四方水旱灾荒,频发内帑,多金赈济。云贵初平,频发帑金,溥赈军民。焦心劳思,惟念军民疾苦。至于故明诸陵,设护卫,禁樵采,悯崇祯帝死难,颁谕祭诔。其臣之殉难者,予赠恤其宗室;投顺者,令畜养乐业;其厚待如此。我皇考以精明理政务,以仁厚结人心,法制则细,大无遗德,意则遐迩咸迩,故使山陬海■,莫不覃被恩膏。东至使鹿、使犬等国,西至厄内忒黑、土鲁番等国,北至哈尔哈、倭洛苏等国,南至琉球、暹逻、荷兰、西洋海外等数百国,见海不扬波,咸曰:中国有圣主出焉。梯山航海,莫不重译来王。我皇考惟是竞业祗慎,无一日自暇逸也。顺治十八年正月不豫,于丁巳日上宾,呜呼哀哉。圣寿二十有四,在位十八年。葬孝陵,陵预定于昌瑞山。皇考遗命,山陵不崇饰,不藏金玉宝器。

呜呼!故明乱政久矣,太祖高皇帝、太宗文皇帝诞膺景命,定乱无难,特以尚德缓兵故也。至我皇帝,当流寇残破明室,生民涂炭,大兵西下,扫平逆寇,统一寰区,非神武不能开基,非至圣不能致治。谟烈于昭,道法俱在,虽尧舜之德,汤武之功,何以尚兹?仅拜手稽首而陈颂曰:天佑下民,眷于有德。大清受命,奄有方域。太祖肇基,太宗弘业。皇考缵绪,■生睿智。运协祯符,懋建皇极。大武布昭,剪除逆贼。王师西下,一战而克。定鼎燕京,绥怀反侧。指领荡平,一统万国。怙冒蒸生,仁恩洋溢。罢贡停工,以苏民力。立纲陈纪,利兴弊革。成宪周详,有典有则。国治励精,忧劳日晷。万机毕理,大猷无塞。崇俭去奢,克勤无逸。敷政忧忧,居心翼翼。丕承遗绪,永言孝思。先意顺志,恭事慈帷。好学不倦,悟道渊微。博综经史,百事周知。戒励臣工,首在勿欺。贤奸立办,黜涉咸宜。纂成文集,洋洋训词。金匮是宝,万世可师。慎刑薄赋,赈救灾荒。劝农兴学,富之教之。帝王道贯,覆载功齐。声教四讫,远迩不遗。殊方重译,入贡京师。治化浦洽,道法昭垂。庥徵骈集,洪烈长贻。巍巍孝陵,神爽凭依。山苞川拱,祥护灵■。镂词贞石,亿祀歌思。

康熙六年五月初六日孝子嗣皇帝玄烨谨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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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德宗景皇帝实录》(一)卷33,中华书局,1987年,第478页。

[2]同[1],卷36,第523页。

[3]同[1],卷33,第485页。

碑文大全篇7

【关键词】清代碑学 崇碑思想 北碑 审美取向

论及清代书坛,“碑学运动”可以说是这一时期书法领域最显著的时代符号象征。丁文隽在《书法精论》中总结清代碑学发展脉络为:“郑燮、金农发其机,阮元导其流、邓石如扬其波,包世臣、康有为助其澜,始成巨流尔。”[1]其中阮元、包世臣、康有为同被誉为“清代碑学运动的三大重镇”,碑学理论经过阮元的伐木开道、包世臣的发展完善,到康有为的鼓吹休明而达到高潮。他们虽同为倡导北碑殚精竭虑,但三人的崇碑观点又各有侧重点和个人审美取向,本文试图找出三人崇碑思想的核心并简析其产生根源,从而更深刻地认识三人的碑学思想。

一、阮元书学思想的根源——汉隶为贵

乾嘉时期,学术界的关注方向和治学方法进一步转变。简而言之,“以‘复古’为职也”[2]“‘追本溯源、回归经典’成为当时主流学术活动的基本认识模式”[3],学术思潮的流变不仅引起了考据学的兴起和金石学的复兴,更是直入书法领域,导致了碑学理论的确立和碑派书风的形成。至此,清中后期书坛渐呈碑学兴盛、帖学微衰的格局。在这转折时期,清代学者阮元凭借其显赫的政治地位和学术地位,对清代碑学的形成和发展发挥了积极作用,尤其是阮元《南北书派论》和《北碑南帖论》的现世,“标志着清代书法碑学理论的成熟和正式确立。在书法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4]。

纵观《南北书派论》和《北碑南帖论》,“古”“古意”“古法”等字眼频频出现,无须多言,阮元的“尚古”趣尚一目了然,他视“古意”“古法”为其书学的生命,甚至以是否具备“古法”为标准去划分南北书派。要探究阮元的碑学本源,关键在明确何为“古法”?我们不妨从他的二论中提取一些与“古”相关的句子及重要字眼:

“而某书碑也,必有波磔杂以隶意,古人遗法尤多存者,重隶故也”。[5]

“盖登善深知古法,非隶书不足以被丰碑而凿贞石也”。[6]

“惟帖是尚,字全变为真、行草书,无复隶古遗意”。[7]

“惟是遭时离乱,体格猥拙,然其笔法劲正遒秀。往往画石出锋,犹如汉隶,其书碑志,不署书者之名,即此一端,亦守汉法”。[8]

显而易见,汉隶碑刻正是阮元“古意”“古法”的代名词。他不遗余力地推崇汉碑,并标举它为后世书碑不可逾越的典范。因为“前后汉隶碑盛兴,书家辈出。东汉山川庙墓无不刊石勒铭,最有矩法”[9],所以,他认为“非隶书不足以被丰碑而凿真石也”[10],“非隶不足以敬碑”[11]。甚至提出古之名家须以“善隶书为尊”,“若曰不善隶书,是不成书家矣”[12]。

虽同样倡导北碑,但阮元总以汉碑为标准,从北碑的取法、用笔、制作章法、载体各个方面向汉碑靠近。从取法上看,北碑“篆隶遗法”犹多存者,且“北沿于隶之处踪迹甚多”[13];从笔法上看,北碑“笔法劲正遒秀,往往画石出锋,犹如汉隶”[14];从制作章法上看,“北朝碑志不署书者之名,即此一端,亦守汉法”[15];从载体上看,“东汉山川庙墓无不刊石勒铭”[16]强调古人之书“末有不托金石以传者”[17],而北朝诸碑字迹“多寄碑板”。

阮元的崇碑思想倾向汉碑,结合他的身世经历、学术主张亦可得到证实。除了肩负朝廷重臣的政治身份,他还是一位经学大家,扮演着乾嘉金石学派的中坚角色。经学“经世”“致用”思想自然投射到他的学术主张之中,所以他对汉隶碑板的推崇也多从儒家“尚用”角度出发,而非纯粹的艺术取法。

另外,从他的书学成就上看,他对汉隶书刻石致力尤深,后人方朔在《百石卒史碑跋》中云“阮公达中年亦力学此碑。鲁孝王石人‘乾隆甲寅阮元移置’八字,尚未臻极,至西湖之“诂经精舍”横额擘窠四大字,则纵横捭阖,无一不神会此碑也”[18]。所以,阮元崇碑思想的真正主体实为汉碑。

二、包世臣书学思想的核心——倡导北碑

包世臣最大的贡献在于,他在阮元二论的启发下结合自身实践经验,总结塑造出一套全新的碑派笔法技巧,并发现了北朝墓志的美学价值,使得碑学书法的变革更加具体化且具备了可操作性,他的碑学思想集中体现在《述书》及其他一些论书手札,后集为《安吴论书》,收入《艺舟双楫》中。

与阮元不同,包世臣剥离出书学思想中非艺术因素的干扰,从艺术审美本体的角度出发,寻找异于传统审美模式的新法门。包世臣推崇北碑,一方面,他从对笔法的要求出发“北朝人书,落笔峻而结体庄和,行墨涩而取势排宕。万毫齐力故能峻,五指齐力故能涩 ”[19],他肯定的“五指齐力”“万毫齐力”恰好符合他对执笔的理解,“五指疏布、各尽其力”[20]即是“五指齐力”;“笔毫平铺纸上”“全身力到”[21]则指“万豪齐力”。他赞扬“北碑画势甚长,虽短如黍米,细如纤毫,而出入收放,俯仰向背、避就朝揖之法具备,起笔处顺入者无缺锋,逆入者无涨墨”[22],他对起收笔法的要求是:“起处无尖峰,亦无驻痕,收处无缺锋,亦无挫锋”[23],这二者也是完全统一的。

另一方面,包世臣从审美的角度去观照,总结北朝书法的特点:“极意波发,力求跌宕”[24],“出之自在,故多变态”[25],“结体端合,取势排宕”,北碑率意自然又质朴可爱,欹侧多变又无迹可寻的艺术风格,为帖学之外的审美做了有力支撑。

三、康有为审美理想的典范——崇尚魏碑

康有为对包世臣《艺舟双楫·论书》“孳之衍之”,著成《广义舟双楫》以振聋发聩之势使清代碑学大放异彩,尽人皆知。他对碑学的发生、发展、审美、风格等,提出了一套更为完整也更为偏激的理论,填补了中国书法史上碑学理论体系的空白。

康有为在包世臣“倡导北碑”的思想基础上,进一步缩小范围,宣扬魏碑“无体不备”、尽善尽美,他盛赞“北碑莫盛于魏,莫备于魏”[26],观魏碑,“若游群玉之山,若行山阴之道,凡后世所有之体格无不备,凡后世所有之意态,亦无不备矣”[27]。学魏碑者,“随取一家,皆足成体,尽合诸家,则为具美”[28],甚至断言,“故言魏碑,虽无南碑及齐、周、隋碑,亦无不可”[29]。康有为尤其喜爱魏碑中民间工匠随意刊刻一类的造像题记,认为它“骨血峻宕”“拙厚中有异态”。

他之所以力尊魏碑为法典,首先受到他政治上“托古改制”变法维新的影响,所以他在书法上也趋新求变,锐意革新。其次受客观历史环境影响,北魏时期政治相对稳定,加之孝文帝嗜尚文艺。最后从艺术风格上说,魏碑包蕴众体,罗列万象,包含了书法艺术各种不同的审美趣味,如“奇逸则有若《石门铭》,古朴则有若《灵庙》《鞠彦云》,古茂则有若《晖福寺》,瘦硬则有若《吊比干文》……”[30]总之,康有为标举魏碑为最高典范,将不为世人重视的残碑断碣提到了与传统帖学相对峙的正统地位,书法审美观也由此变得丰富而多元。

结语

不论是阮元的“汉隶为贵”,还是包世臣的“倡导北碑”,抑或康有为的“力尊魏碑”,尽管他们三人在碑板的取法上各有侧重点和个人偏好,但他们却共同为清代碑学的大兴做出了努力:阮元作《北碑南帖论》《南北书派论》,确立汉碑地位并号召重视北碑,以先声夺人之势立伐木开道之功;包世臣又辑手扎成《艺舟双楫》进一步宣扬北碑,填补、完善碑学理论空虚之处;康有为承接二人著《广艺舟双楫》鼓吹魏碑到无以复加的地步,清代碑学理论体系由此完全建立。他们用语言来整理、描述、概括汉魏碑板的艺术风格并加以分类总结,将一种尚未定型的书法品位理论化,并使之强化形成一个新的艺术流派。碑派书法的形成,是对旧书学体系、旧价值论和方法论的重大消解。它破除了奉二王为正统的传统帖学一维审美定式,清朗雅逸、流美蕴藉不再是书法审美取法的唯一法门。魄力雄强、气象浑穆等艺术风格相继呈现在书法创作领域,拓展了书法的表现空间。总之,他们的不懈努力为清代书法开拓出一条轶于时代之外的新道路,甚至对我们今天的艺术创作仍有遗响。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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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白谦慎.傅山的世界[M].上海:三联书店,2006:2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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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阮元.复程竹 编修邦宪书.//揅经室三集(卷一).清道光三年(1823)文选楼刻本.

[18]方朔.百石卒史碑跋.//枕经堂题跋.上海图书馆藏本.

[19][22][23][24][25]包世臣.历下笔谭.//中国历代书法论文选[C].上海:上海书画出版社,2004:651—654.

[20][21]包世臣.述书中.//中国历代书法论文选[C].上海:上海书画出版社,2004:644,645.

[26][27][28][29][30]康有为.备魏第十.//中国历代书法论文选[C].上海:上海书画出版社,2004:806,807

碑文大全篇8

石家庄市元氏县自古以来文化繁衍,书院庙宇、石窟碑碣等史迹资源丰富,历代文人墨客、官吏学者来此游览,留下了大批石刻题记。县城西北约三十公里的封龙山,景色优美,文脉深厚,河北省内仅存的两尊汉代碑刻《祀三公山碑》《白石神君碑》,并存于封龙山上汉碑堂。

《祀三公山碑》全称为《汉常山相冯君祀三公山碑》,又名《大三公山碑》,立于东汉元初四年(公元117年),汉安帝刘祜时期。碑高150厘米,宽96厘米,字体为篆隶结合,全文现存187字,为省级重点保护文物。

《祀三公山碑》历经1990多年风雨,原立于元氏县常山古城西北的庙中,失踪于宋代,首次记录于元代《河朔访古记》。清乾隆29年,元氏县令王治岐率众从城外野坡访得石碑并移于城内,后此碑置于县内文清书院(今元氏县第二中学)。由于乾嘉时期金石学复兴,此碑重现后诸家争相探访考释,并多有著述。现北京故宫博物院珍藏其拓本。

此碑右下角略有残缺,据说是1958年焚石炼灰、大炼钢铁时,敲掉一角后,发现石碑为砂岩石质而不可用,幸未被砸毁。时期,当地群众为免遭破坏,将碑移至正定大佛寺内藏身,并于上世纪80年代末重新出土,并移至封龙山汉碑堂。

《祀三公山碑》属国内已知汉碑中的较早碑刻,对研究汉代文化风俗、书法艺术意义重大。碑文主要讲述汉安帝元初四年,常山郡(现元氏县)相冯君到任后,带领经受羌寇和蝗、旱灾侵扰的民众求雨抗旱,并获丰收,是故在此建庙起坛,民众齐聚神庙以谢神灵,遥祭三公山神,祈求永保丰润,并立碑记之。三公山是汉代常山郡祭祀、乞雨的重要场所,属古常山郡六大名山之一,康有为、钱泳等人曾考据探析,窥探东汉时期农业、祭祀、灾害等特点。

碑文兼揉篆隶在汉碑中别开生面,体现了东汉时期官方认定书体由篆书向隶书的转化过程,处于隶书走向最终完善的“正规化、正式化”过渡期,对书法发展史具有重要研究价值。在清代出土的篆隶结合的金石碑刻中,多为铜刻铭文、砖陶文等小品,此碑因保存完善、文字众多、体量之大,成为清代至今众多金石书家临摹研习、入法篆刻的样板。 《祀三公山碑》局部

《祀三公山碑》艺术风格古拙大气,矫健雄浑,字体方圆结合,其势内收外放,笔力遒劲。清代金石家方朔在《枕经堂金石书画题跋》中写道:“乍阅之有似《石鼓文》、有似《泰山》,然结构有圆亦有方,有长行下垂、亦有斜直偏拂。细阅之下,隶也,非篆也,亦非徒隶也,乃由篆而趋于隶之渐也。”《祀三公山碑》章法采取“竖有行,横无列”模式,即呈现出“乱石砌墙”般的章法布局和一种新的书法意识。章法上有行无距,穿插变化,清代以来诸家对它的临写与借鉴、在艺术领域的探讨从未停止,吴昌硕、张祖翼、齐白石、潘天寿等古今书法、篆刻名家中,以齐白石的艺术道路最受其影响并成为继承《祀三公山碑》风格的集大成者。

齐白石在四五十岁时不断临习《祀三公山碑》,从章法布局、字体结构、篆刻用笔、精神内涵上,最终形成了自己的艺术风格。其晚年的作品更是恣意放纵,不拘于法,将《祀三公山碑》灵活地纳为己用。齐白石的书法篆刻朴茂雄浑,方折入篆,章法布局大开大合。《人长寿》是其代表性印章之一,印风独具魅力,体现了对《祀三公山碑》的学习借鉴,使刚毅与柔美巧妙结合,充满了自然奇趣,可谓《祀三公山碑》奇古灵动的再现。

齐白石所书“群持山作寿,常与鹤同侪”的五言篆书联,深得《祀三公山碑》章法与结体之妙,在开阖之间,有一种质朴的天然之气,动静结合,反正相生。这气韵也符合他书法“天真烂漫”、“纵横歪倒”的古拙之意,20世纪以来对齐白石作品的赏析与借鉴不胜枚举,但源头在于《祀三公山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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