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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灵帝刘宏的“灵”在谥法中解释为：“乱而不损曰灵”，汉灵帝确实是个极度追求淫欲的皇帝。灵帝继位之后立宋氏为皇后。宋皇后是扶风平陵人，因为她性情平和，缺乏女人味而得不到灵帝的好感。但是又处在正宫的风浪尖上，后宫里受到宠爱的嫔妃都交相诋毁她。中常侍王甫枉杀勃海王刘悝及他的王妃宋氏，宋氏是宋皇后的姑母，王甫怕宋皇后迁怒于他，就与太中大夫程阿诬陷宋皇后在宫廷里挟巫蛊诅咒皇帝（这在古代宫廷是最重的罪，《礼记》说：“执左道以乱，杀无赦。”）灵帝正愁没有废去皇后的借口，于是在光和元年收回她的玺绶，宋皇后不久忧虑而死。
接着宋皇后的父亲以及兄弟全部被杀，各个常侍大小黄门在省署的人都暗中可怜宋皇后。有一天灵帝梦见已故的桓帝对他说：“宋皇后有什么罪过？你听信任用奸邪的大臣和嬖姬使宋皇后绝命。以前渤海王刘悝，既然已经自贬了，但还是被你杀死；现在宋皇后和刘悝都到天帝那儿去告你。天帝极为气愤，你的罪过太大很难赦免！”灵帝被惊醒了，梦中情景却依然历历在目，他将这件事说给羽林左监许永，问他这是什么征兆。许永就趁机把宋后和渤海王无辜之状说给他听，并且请求改葬以使冤魂得到安宁，灵帝始终没有听从许永的话。不过梦是心境的外显，可见在内心的深处他多少也有一些愧疚。
灵帝十分好淫，他在后宫里随时随地看中了哪个女子长得美艳就拉到床上交欢。汉朝的宫廷女子与后世不同的是都穿着开裆裤，听起来好像不可思议，而且开裆裤里面什么也不穿，为的就是让皇帝临幸起来方便，连衣服都不用脱。明朝末年的张献忠让姬妾不穿下衣在室内晃荡，更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当然这是后话了。
灵帝与众多的姬妾在西园裸体游玩，为了盛夏避暑他盖了个“裸游馆”，让人采来绿色的苔藓将它覆盖在台阶上面，引来渠水绕着各个门槛，环流过整个裸游馆。他选择玉色肌肤、身体轻盈的歌女执篙划船，摇漾在渠水中。在盛夏酷暑，他命人将船沉没在水中，观看落在水中的裸体宫娥们玉一般华艳的肌肤，然后再演奏《招商七言》的歌曲用以招来凉气。渠水中所植的荷花莲大如盖，高一丈有余，荷叶夜舒昼卷，一茎有四莲丛生，名叫“夜舒荷”。又因为这种莲荷在月亮出来后叶子才舒展开，又叫它“望舒荷”。
灵帝与美女在裸游馆的凉殿里裸体饮酒，一喝就是一夜。他感叹说：“假如一万年都如此，就是天上的神仙了。”灵帝整夜的饮酒直到醉得不省人事，天亮了还不知道。宫廷的内侍把一个大蜡烛扔在殿下，才把灵帝从梦中惊醒。灵帝又让宫内的内监学鸡叫，在裸游馆北侧修建了一座鸡鸣堂，里面放养许多只鸡。灵帝每当连夜地饮宴纵欲醉了以后，往往到天亮时还在醉梦中醒不过来。这时候内监们便争相学鸡叫，以假乱真来唤醒灵帝。灵帝的“裸游馆”后来被董卓纵火烧了。到魏咸熙年间，当年内侍为了唤醒醉酒沉睡的灵帝而扔蜡烛的地方深夜里还有闪闪的光亮，人们说那是神光，于是就在那里盖了个祠，名叫“余光祠”。
宫女年纪在十四岁以上十八岁以下都浓妆艳抹，脱下衣服与他一同裸浴。西域进献了茵墀香，灵帝命人煮成汤让宫女沐浴，把沐浴完的漂着脂粉的水倒在河渠里，人称“流香渠”。
灵帝在后宫中设列市肆，让宫中的婢女嫔妃打扮成买东西的客人，而他自己装成是卖货物的商人，玩得不亦乐乎。肆中的货物都是搜刮来的珍奇异宝，被贪心的宫女嫔妃们陆续偷窃而去，甚至她们为了你偷的多我偷的少而暗地里争斗不休，灵帝却一点也不知道。他白昼与宫女们贸易，夜里就抱着她们恣意地淫乐寻欢。据《古今情海》引用《文海披沙》的记载，灵帝甚至在西园里弄狗与宫女进行交配。
宋皇后被废之后过了两年，灵帝耽于淫乐还没有打算再册立皇后。朝臣上表请求他赶紧确立中宫，因为这是国家的一个象征。灵帝便册立了贵人何氏为皇后。何皇后的出身很微贱，她是一个杀猪屠夫的女儿。何氏的容貌美艳无比，她身高七尺一寸，肌肤如雪，婷婷玉立。灵帝一见到何氏就喜欢上了她。于是她夜夜独占灵帝，后宫又多了许多枯灯中打发寂寞光阴的女子。几度春风之后，何皇后怀孕生下了皇子刘辩。
何皇后的兄长何进被封为侍中，她已故的父亲何真追封为车骑将军。何后性情刚刻多忌，正位中宫之后时刻提防其他的嫔妃夺宠，宫里的嫔妃都很害怕她。赵国人王氏是前五官中郎将王苞的孙女，她在后宫里的姿色比何后还略胜了一筹，而且能诗擅画，谈吐优雅，举止端庄。灵帝对她极为宠爱，颠鸾倒凤后不久王氏怀了孕，被进封为美人。在汉朝制宫廷妃媵制度里美人比贵人低了一等。
何皇后将王氏恨入骨髓，私下里时刻图谋加以陷害。王美人生性聪敏，她早知道妒忌心强烈的何后不会容她，所以在进谒何后的时候用帛束住腰部，不让何后看出她怀了孕。只是腹中的胎儿一天比一天大，王美人朝夕辗转不安，便买了堕胎药喝下去。因为一旦生下儿子可能母子都保不住性命，但是多次服用堕胎药并不见效，她想也许是天意如此，便不再喝堕胎药，听天由命了。十月怀胎后生下一个男婴，灵帝十分高兴，给婴儿取名为刘协，这就是后来的汉献帝。
生下了孩子，王美人要服药调理，何后密遣心腹的内侍用鸩毒代替药物毒死了王美人。灵帝听到王美人忽然去世的消息，急忙前去探视，他一看王美人四肢青黑，就知道是中毒而死，不禁流下了泪。不久追查到是何后下的毒，灵帝顿时出于愤怒，并打算将何后废去。胆大包天的何后这才感到害怕了，她急忙花钱贿赂曹节、张让等阉宦为她说情，灵帝一生最相信宦官，于是何后大事化小，小事化了。
虽然放过了何后，但灵帝对她心生了顾忌，他将王美人所生的儿子刘协寄居在永乐宫让董太后抚养。由于董太后的精心呵护，刘协才没有遭到何后的暗算。灵帝怀念王美人不已，他撰写了《追德赋》与《令仪颂》两篇辞赋纪念她，辞赋里的字句缠绵悱恻、如泣如诉。常言说失去的才是最好的，也仅此而已。
汉灵帝时阉宦流毒于天下，各地爆发了黄巾起义，汉朝的江山已经朝不保夕了，灵帝的荒淫比起历代其他荒淫的君主也显得无精打采，好像逊色了不少。传说郁林郡中有一个珊瑚市，是海客买卖珊瑚的地方。珊瑚呈碧绿色，一株株各有几十枝桠，枝间满是叶子。大的高五六尺，最小的也有一尺多。汉元封二年郁林郡进献了一个“珊瑚妇人”，皇帝命人植于殿前，宫里戏称为女珊瑚。这株女珊瑚一直枝叶繁茂，到了灵帝时却忽然枯死，世人都认为是汉室将衰的预兆。
隋唐历史
政治事件
密切关系
论文摘要：隋唐九成宫因君主的驾临而被赋予其政治意象和历史意义，成为京城之外又一政治中心。隋唐君主避暑九成宫之时，以太子监国，发生隋文帝、唐太宗废嗣夺嫡事变；唐太宗时还发生归附的突厥残部首领叛袭九成宫的事件，促使唐朝改变对突厥残部的安置政策。可见，九成宫与隋唐政治有密切的关系。．
据魏征《九成宫醴泉铭》所记，唐代九成宫就是隋代仁寿宫。九成宫与隋唐政治史的关系较少为学术界所重视，笔者将有关史料略作钩稽。
一、仁寿宫的修建与隋朝政治史
仁寿宫是在隋文帝开皇年间修建的。开皇十三年(593)正月，隋文帝杨坚到陕西扶风郡巡游，-Yt至所辖普润县。普润县距长安不远，“去京三百余里”(】卷"‘马周传’。县治五里之外的西天台山‘都8‘地理志一，“苍山入百里，崖断如杵臼’()‘九成宫’这里风景险绝优美，隋文帝下诏营建仁寿宫。
隋文帝谕令尚书右仆射杨素监督营造仁寿宫，杨素推荐封伦为“土木监”负责工程质量，以有“巧思”的宇文恺为“检校将作大匠”主持设计。‘宇文恺，命崔善为“领丁匠五百人”具体施工)糊‘崔善为衔。
从开皇十三年二月至开皇十五年(595)三月，历时二年竣工。仁寿宫施工条件差，工期短，在杨素等人的督责下，“遂夷山堙谷，督役严急，作者多死”[】卷4。‘杨素传)。工匠们以生命代价修建了这一奢侈品，仁寿宫的“盛饰”奢侈违背了隋文帝“性俭”的宗旨：
隋文帝至宫所，见制度奢侈，大怒日：“杨素为不诚矣!殚百姓之力，雕饰离宫，为吾结怨于天下。”(杨)素惶恐，虑将获谴。(封)伦日：“公当弗忧，待皇后至，必有恩诏。”明日，果召素入对独孤后劳之日：“公知吾夫妻年老，无以娱心，盛饰此宫，岂非孝顺。”素退问伦日：“卿何以知之?”对日：“至尊性俭，故初见而怒然雅听后言。后妇人也，惟丽是好，后心既悦，帝虑必移，所以知耳。’’卷。‘封伦传’独孤皇后还以“帝王法有离宫别馆，今天下太平，造此一宫何足损费”之理劝谕隋文帝，“上意乃解”卷绱t杨素传)。不管是大臣“孝顺”，还是帝王“法度”，均不能掩盖隋文帝修建仁寿宫与其后隋炀帝营造东都洛阳这种残民以逞、穷奢极欲的行为，它们对隋朝统治的负面影响是十分深远的。正如唐初史臣总结说：“其起仁寿宫，营建洛邑，要求时幸，穷侈极丽，使文皇失德，炀帝亡身，危乱之源，抑亦此之由。”(。】。，“史臣隋文帝多次长住仁寿宫，“每岁避暑，春往冬还”。据《隋书》卷2《高祖纪下》记载，从开皇十五年到仁寿四年(604)的九年时间里，隋文帝在仁寿宫将近四年，可见仁寿官表面上是隋朝君主的避暑胜地，但实际上又是一个政治中心。
隋文帝受禅得位，以长子杨勇为皇太子，“军国政事及尚书奏死罪已下，皆令勇参决之”。隋初，山东多流冗之民，隋文帝欲北徙实边，被太子谏止，“是后时政不便，多所损益，上每纳之”[。】卷4《房陵王勇传)。可见，杨勇有一定的治国权力与能力。但他“性宽仁和厚，率意任情，无矫饰之行”，特别是冬至节皇太子接受百官朝见，形成与隋文帝相颉颃的东宫势力。此为杨坚所不容：“礼有等差，君臣不杂，爰自近代，圣教渐亏，俯仰逐情，因循成俗。皇太子虽居上嗣，义兼臣子，而诸方岳牧，正冬朝贺，任土作，别上东宫。事非典则，宜悉停断。”(。)<房陵王勇传’自此隋文帝对杨勇恩宠始衰，父子渐生猜疑。
独孤皇后、晋王杨广、越国公杨素相互勾结，阴谋“夺宗”废立之事。史称隋文帝“在仁寿宫，使杨素观勇”，杨素、独孤皇后藉此机会相继陷害皇太子，“高祖惑于邪议，遂竦忌勇”。可以说，从京城长安至仁寿宫仅相距三百里，但隋文帝与杨勇父子亲情已远隔万里之遥。隋文帝说：“朕在仁寿宫，有纤小事，东宫必知，疾于驿马0”其举动被皇太子监控，双方已处于十分敌对的状态，隋文帝怒责皇太子说：“仁寿宫去此不远，而令我每还京师，严备仗卫，如人敌国。我为患利，不脱衣卧。昨夜欲得近厕，故在后房，恐有警急，还移就前殿。岂非尔辈欲坏我国家邪?”私房陵王勇传开皇二十年(600)九月，隋文帝“从仁寿宫初还京师，废皇太子，穷东宫党与’’。卷。史万岁传’。
同年十一月，杨广取代杨勇被立为皇太子。接着，隋文帝将第二年改元为仁寿，“是后高祖每避暑仁寿宫，恒令上(杨广)监国”【)卷《炀帝杨广纪。仁寿四年正月，隋文帝又至仁寿宫，“诏赏罚支度，事无巨细，并付皇太子”[]卷(高祖纪下’。杨广实际上掌控了朝政。四月，隋文帝“寝疾于仁寿宫，征皇太子人侍医药，而奸乱宫闱，事闻于高祖”(。】卷《房陵王勇传)。杨广荒淫的本性显露无遗。七月，隋文帝暴崩，杨广“矫诏”赐死已废为庶人的杨勇，即皇帝位于仁寿宫。在隋炀帝残暴统治下，隋朝迅速灭亡，仁寿宫也在隋恭帝杨侑“义宁元年(即隋炀帝大业十三年，617)废”于战I5)卷37《地理志一)／＼0仁寿宫虽是静态的建筑物，但却与隋朝的兴亡有密切的联系：
(隋文帝)又雅好符瑞，暗于大道，建彼维城(即仁寿宫)，权侔京室(即长安)，皆同帝制，靡所适从。听哲妇之言，惑邪臣之说，溺宠废嫡，托付失所。灭父子之道，开昆弟之隙，纵其寻斧，翦伐本枝。坟土未干，子孙继踵屠戮，松横绕列，天下已非隋有。惜哉!迹其衰怠之源，稽其乱亡之兆，起自高祖，成于炀帝，所由来远矣，非一朝一夕。[。】卷2《高祖纪下》“史臣”史论认为仁寿宫与京城长安作为两个政治中心，成为隋文帝父子疏离斗争的原因，也是隋朝乱亡的根源。这种分析是比较符合历史实际，也是极为深刻的。
二、九成宫与唐朝政治史
《元和郡县志》有“贞观五年，复修旧宫，以为避暑之所，改名九成”的记载，为何唐太宗要将仁寿宫修复作为避暑胜地?据《九成宫醴泉铭》叙述，长期的戎马倥偬而餐风露宿，统驭万民而殚精竭虑，使正值盛年的唐太宗“忧劳成疾”。从《九成宫醴泉铭》“针石屡加，腠理犹滞。爰居京室，每弊炎暑”来看，唐太宗身患中医学所谓的“气滞”之病。这种疾病，就湿不就燥，特避暑热。贞观二年(628)}k~J，因皇宫“卑湿”，公卿奏请建高阁而居李世民对他们说：“朕有气病，岂宜下湿。”[】卷2‘太宗纪上’拒绝了群臣请建“离宫”，从节省出发，因循隋朝“仁寿宫”，略加修葺以作避暑地。贞观六年三月，唐太宗将去九成宫，通直散骑常侍姚思廉以“离宫游幸”加以劝谏，李世民晓谕道：“朕有气疾，热便顿剧，固非情好游赏也。”翔。‘姚思廉传《资治通鉴》卷194所述与此略异：“朕有气疾，暑辄顿剧，往避之耳。”将唐太宗去九成宫的目的解释得十分清楚。
九成宫居深山之中，确为避暑之佳处。唐太宗于贞观六年三月至十月、七年五月至十月、八年三月至十月、十三年四月至十月、十八年四月至八月五次长住九成宫。唐高宗永徽二年(651) 九月，将九成宫改名万年官，乾封二年(667)二月又恢复九成宫之名。唐高宗于总章元年(668)二月至八月、总章二年四月至九月、咸亨元年(670)四月至八月、咸亨四年四月至十月四次长住九成宫。两位君主几乎是春去秋回，公卿相随，冠盖相望，当时有诗序记其盛况：“九成宫者，天子之殊庭，群仙之一都也。五城既远，得昆阆于神京；三山已沈；见蓬莱于右辅。紫楼金阁，雕石壁而镂群；碧瓮铜池，俯银津而横众壑。离宫地险，丹硐四周，徼道天回，翠屏千仞。卫尉寝蒙茸之署，将军无刁斗之警。中岩罢燠，飞霜为之夏凝；大谷生寒，层淮以之秋冱。天子万乘，驱凤辇于西效；天子万乘，驱凤辇于西郊；群公百僚，扈龙轩而北辅。春秋络绎，冠盖满于青山；寒暑推移，旌节喧于黄首。”帮‘乐府杂诗序’该诗深刻揭示了九成宫因君主的幸临所赋予的政治中心地位。
唐太宗时期九成宫发生了两件大事：
(一)太子监国与夺嫡之变
唐太宗于避居九成宫等处时，皇太子李承乾受命理政，“太宗居谅圈，庶政皆令听断，颇识大体。自此太宗每行幸，常令居守监国”[】卷《恒山王承乾。李世民离京别处之时，对李承乾缺少足够的管束和教导，“及长，好声色，慢游无度”。又加上先天性足疾，唐太宗移爱于魏王李泰，“承乾恐有废立，甚忌之，泰亦负其材能，潜怀夺嫡之计。于是各树朋党，遂成雾隙”[】卷’《恒山壬承乾传)。贞观十七年(643)四月，李承乾因罪被废为庶人，李泰也被降封。
鉴于皇太子与其他皇子围绕皇位继承权的斗争，唐太宗对朝臣说：“自今太子不道，藩王窥嗣者，两弃之。传之子孙，以为永制。”[】卷7《濮王泰传’唐太宗在九成宫等地避暑，将处理国务的权力全部下放皇太子，使皇太子拥有较高的政治权威，一方面导致父皇的猜忌，另一方面引起其他皇子觊觎皇权的野心，所以宫廷政争难免。唐太宗所规定“太子不道，藩王窥嗣者，两弃之”的制度，对上述政治问题虽有所防范，但实际上使皇太子地位下降而导致储位变动，继承人的选择多受制于皇权等因素的干预，促使皇太子血缘身份与政治身份的疏离。
(二)结社率事件与突厥残部安置地的变迁正如《醴泉铭》“始以武功壹海内，终以文德怀远人”所说，唐朝对突厥采取军事打击与怀柔安抚相结合的政策。贞观四年，兵部尚书李靖率大军击破突厥颉利可汗之前，颉利可汗之侄突利可汗先期率部归附。唐太宗授突利右卫大将军，封北平郡王，以其下兵众安置顺、佑等州。贞观五年，突利可汗死后，其子贺逻鹘袭父官爵。
然对于颉利可汗所领突厥残部的安置，唐太宗君臣颇多争议。有廷臣以为：“分其种落，俘之河南兖、豫之地，散居州县，各使耕织，百万胡虏可得化为百姓，则中国有加户之利，塞北可常空矣。”中书令温彦博议请“准汉建武时置降匈奴于五原塞下，全其部落，得为扞蔽，又不离其土俗，因而抚之，一则实空虚之地，二则示无猜心”。而秘书监魏征奏言：“陛下以其降伏，不能诛灭，即宜遣还河北，居其故土。匈奴人面兽心，非我族类，强必寇盗，弱则卑服，不顾恩义，其天性也。秦汉患其若是，故发猛将以击之，收取河南以为郡县。陛下奈何以内地居之。且今降者几至十万，数年之间，孳息百倍，居我肘腋，密迩王畿，心腹之疾，将为后患，尤不可河南处也。”温彦博反驳说：“遣居河南，所谓死而生之，亡而存之，怀我德惠，终无叛逆。”魏征以晋代五胡乱华为例，“前代覆车，殷鉴不远，陛下必用彦博之言遣居河南，所谓养兽自遗患也。”温彦博用“古先哲王，有教无类”向唐太宗蛊惑说：“突厥余魂，以命归我，我援护之，收居内地，禀我指麾，教以礼法，数年之后，尽为农民，选其酋首，遣居宿卫，畏威怀德，何患之有?光武居南单于于内郡，为汉藩翰，终乎一代，不有叛逆。”(】卷1舛上《突厥传上》唐太宗钦准了温彦博的建议，从幽州至灵州设置顺、祜、化、长四州都督府，又分颉利之地六州，左置定襄都督府，右置云中都督府，以统其部众。
突利可汗之弟结社率，贞观初入朝，历官至中郎将。贞观十三年，结社率从幸九成宫，“阴结部落得四十余人，并拥贺逻鹘相与夜犯御营，跄第四重幕，引弓乱发，杀卫士数十人。折冲孙武开率兵奋击，乃退，北走渡渭水，欲奔其部落。寻皆捕而斩之，诏原贺逻鹘，流于岭外”[】卷上<突厥传。经此事件后，唐太宗对突厥残部安置政策有所变化：“自结社率之反也，太宗始患之。又上书者多云处突厥于中国，殊谓非便，乃徙于河北。”[)卷上《突厥传上》突厥及胡人在诸州安置者，并令渡河北，还其旧部。贞观十七年，北迁突厥相率叛乱，南渡黄河，分处于胜、夏二州之间。
金日磾，字翁叔，原为匈奴休屠王的太子。汉武帝天狩二年(公元前121年)，骠骑将军霍去病奉诏，率万余精骑兵，出陇西奔袭匈奴。经历五个王国，越过焉支山(今甘肃山丹县城东南)千余里，斩杀折兰王、卢侯王，俘虏浑邪王王子及其相国、都尉，斩首八千九百余级，还缴获了休屠王的国之重器-祭天金人。这年夏天，霍去病又率军西过居延(今内蒙额济纳旗东南)，小月氏(今甘肃、青海一带)，攻击到了祁连山，并大有斩获。匈奴单于对浑邪王、休屠王居守西方还被汉军斩杀与俘虏了数万人，非常愤怒，想把他们召回王庭诛杀。浑邪王和休屠王害怕了，便商量向汉朝投降。当他们派使者通报汉朝后，就在霍去病率军前去迎接的路上，休屠王又后悔了。浑邪王杀了反悔的休屠王，并率领其部落降汉，浑邪王被封为列侯。因为金日磾的父亲是因反悔不降而被杀的，所以，金日磾与母亲、弟弟一起都被没入官府，后分到宫廷养马。时年金日磾十四岁。
过了一段时间，汉武帝乘宴游之兴，下诏检阅宫廷御马，后宫侍女嫔妃也站满了宫殿两侧观看。金日磾等数十人牵马从宫殿阶下通过，供皇帝观赏。当其他人牵马从殿前经过时，无不偷窥宫殿两侧的宫女，唯有金日磾经过时，目不斜视。金日磾身高八尺二寸(汉一尺等于今七寸半)，容貌威严，马又养得肥壮，汉武帝很诧异，因而询问他的来历，金日磾把自己的身世如实地告诉了汉武帝，刘彻很是惊奇。当日即对金日磾赐汤沐浴，更换衣冠，并封为御马总监。后来，金日磾又迁升至侍中、驸马都尉、光禄大夫。
金日磾虽然得到皇帝的宠信，但从不恃宠犯事。这让刘彻对他更加宠信和喜爱了，出则让他同乘一辆车，入则让他随侍左右，赏赐的黄金累计超过千金(汉一斤等于今一斤六两)。皇亲国戚都在私下抱怨说：“陛下对随意俘获的一个胡人，竟然如此看重。”刘彻听到这样的议论后，反而更加厚待金日磾了。因休屠王曾做金人祭天，故赐日磾姓金。由此可见，刘彻用人是不分种族、不分贵贱的，是唯才是用的。
金日磾的母亲教导两个儿子甚有法度，汉武帝听说后，就给予嘉奖。后来金日磾的母亲生病去世，汉武帝就下诏将她的画像悬挂于甘泉宫，署名“休屠王阏氏”。金日磾每次见画必拜，每拜必泣。
金日磾的两个儿子长得很可爱，汉武帝就让其长子跟随在自己身边侍奉，并且很宠这个孩子。有一次，金日磾看见儿子在皇帝身后抱着皇帝的脖子玩耍，这还了得!就生气地用眼睛瞪儿子。孩子吓得边走边哭“老爹发怒啦!”武帝对金日磾说：“为何对我的干儿子发怒?”后来，儿子大了，也长得高大威猛，就是有点不太检点。一次在殿下和宫女调情，正好被金日磾看见了，他恨儿子在宫中淫乱，就把儿子给杀了。汉武帝闻之大怒，金日磾叩头谢罪，并陈述了杀儿子的理由。刘彻十分哀伤，并为金日磾流下了眼泪。从此，打心眼里更敬重金日磾了。
当初，侍中仆射马何罗与江充的关系非常密切。汉武帝征和二年(公元前91年)，卫太子(即卫皇后的长子原太子刘据)在遭受江充诬陷后，怒而起兵。在江充打败卫太子的过程中，马何罗的弟弟马通因力战卫太子有功，被封为重合侯。第二年，汉武帝了解到是江充设计陷害了太子后，便诛灭了江充的宗族及党羽。马何罗兄弟担心受到株连，遂阴谋造反。侍中驸马都尉金日磾从马氏兄弟的异样神色中看出了问题，心里便对他们起了疑心。由是，私下独自观察他们的动静，并与他们一起上殿下殿。马何罗也发觉了金日磾的意图，因此，很久都不敢发难。汉后元元年(公元前88年)六月，汉武帝行幸林光宫(秦二世所建，位于汉甘泉宫旁)，金日磾因有小病住在宫中侧室。马何罗乘机与他的弟弟马通、马安成连夜假传诏书，杀害使者，起兵造反。次日清晨，皇上还未起床，马何罗没有借口任何理由便从外面进入宫中。这时，金日磾正准备入厕，突然心跳加速，预感有大事发生，他立即坐到皇上卧室的窗户下。没多久，马何罗衣袖中藏着利刃从东边过来，一见金日磾，脸色大变，立即向皇上卧室跑去，企图硬往里闯。说来也巧，马何罗慌里慌张刚跑进屋，就撞到了宫人弹奏的宝瑟上，顿时僵住了。这一楞，就让金日磾赶上，并从后面抱住了马何罗。金日磾高喊：“马何罗造反了!”皇上惊起，左右侍卫拔刀准备格杀马何罗，但汉武帝担心会误伤金日磾，便制止了侍卫的格杀。金日磾扭着马何罗的脖子，将他摔到宫殿下，马何罗被五花大绑地擒获了。其兄弟及余党都被治罪诛杀。由是皇上赐金日磾忠孝节。
金日磾随侍在皇帝身边几十年，尽心尽责，目不逆视。皇上赐给他的宫女，他也不敢亲近;皇上想娶他女儿为嫔妃，他也不同意。其敦厚谨慎如此，让皇帝特别惊异和感动。
汉后元二年(公元前87年)二月，汉武帝病危。当时新立的皇太子刘弗陵只有八岁，皇帝就让霍光(即霍去病的异母兄弟)辅佐太子，霍光便推荐了金日磾，并对汉武帝说：“臣不如金日磾!”金日磾却说：“臣，外国人，不如光，且使匈奴轻汉矣!”(见《资治通鉴.汉纪十四》)遂以霍光为大司马、大将军，金日磾为车骑将军，太仆上官桀为左将军，三人受诏共同辅佐太子。当年，汉武帝驾崩于五柞宫，太子刘弗陵即位，是为汉昭帝。可惜金日磾仅辅佐新主一年余，也因病去世了。
窦氏出身贫寒，她的父亲为了逃避秦乱，隐居于观津钓鱼，却不幸堕河而死，遗下三个孤儿，汉初，朝廷到清河召募宫女，窦氏年幼入宫。公元前195年，高祖刘邦驾崩，吕雉作为皇太后操纵国政。当时，吕后挑选一些宫女出宫赏赐给诸侯王，每个王五名，窦氏也在选中之列。
公元前195年的时候，汉高祖刘邦驾崩。此后，太后吕雉开始操纵国政。一年，权倾朝野的吕后不知道出于何种考虑，竟然想到要去讨好各诸侯王。她从众宫女中挑选出一批送给各王，每王各五个。窦姓宫女恰好被选上了。从入宫到高祖驾崩，年轻貌美的窦宫女从未被临幸。她早就泄气了，思量着留在这深宫还不如到近自己家的诸侯王那去。于是她就去找负责这件事的遣官，把自己积累的财物尽数送出去，请求他通融通融，把她派到离家近的赵国去。遣官答应了她的请求，可是这个遣官的人品却不怎么样，受人财物却没帮人办成事情。由于太忙，遣官忘了这个小宫女微不足道的请求，把她分到代国了。于是，窦小宫女只有含泪去了代国。
代国王刘恒挺喜欢她的，她先后生下了长公主刘嫖，刘启和刘武。在窦宫女进代王府之前，代国王刘恒已经有王后，并且王后还为他生有几个儿女。有时候人的命途走顺了时，所有挡在前面的东西几乎都自动靠边站。代王后偏命不长，生了一场病然后一命呜呼。之后窦小宫女被刘恒扶正了，立为王妃。更不可思议的是，刘恒做皇帝之前，前往后所生的几个儿女都追随其母去了。
吕后4年之后，外姓叛乱，朝臣们一举消灭了吕家势力。
朝臣们经过各种权衡，决定迎请代王刘恒入宫登基。他就是历史上赫赫有名的“文景之治”的其中一位，孝文帝。刘恒即位后次年，朝臣请求册立太子。正月时，刘恒的长子刘启被立为太子。而此时的窦王后已贵为皇妃了，真实版的麻雀变凤凰。又因为刘启被立为太子的缘故，母凭子贵，在其长子刘启成为太子的同年三月份，孝文帝封立窦姓皇妃为皇后。后来刘恒驾崩，她便是尊贵的窦太后。因为汉朝是以孝治天下着称的，她儿子景帝对她极尽孝心。再后来孙子刘彻即位时，她已是权撼朝野的太皇太后了。
聪明的她，处理后宫，她一直拿捏得很好，要不然不会登上权力的巅峰，就算曾经逼迫薄太后盖印，也是为国家，为刘恒，为周亚夫，她无错，薄太后也知道，只是，她到死也说了，她是嫉妒窦漪房又得地位有得爱情。
她也很幸福，刘恒对她许下了永远不相问的诺言，刘盈为她放弃了自由，那一句为你保驾护航把我感动的泪奔~~·
她芳留观津名留汗青，帮助刘恒成就了文景之治，为大汗写下了上承汉高祖伟业下启武帝雄风的漪房时代，却只留文景在人间。
关键词：刘贺；昌邑群臣；长乐卫尉；“清狂不惠”
作者简介：邹水杰，湖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出土文献与中国古代文明研究协同创新中心副教授，史学博士（湖南 长沙 410081）
元平元年（前74年），年仅21岁的汉昭帝驾崩，未能留下子嗣。以霍光为首的朝廷群臣决定立武帝的孙子、昌邑王刘贺为帝。然刘贺继位为帝仅仅27天，还没来得及谒见高庙，就被霍光以太后的名义废黜。那些跟从前来长安的昌邑国官吏，也被霍光诛杀。《汉书》卷六八《霍光传》载刘贺被废之后：“昌邑群臣坐亡辅导之谊，陷王于恶，光悉诛杀二百余人。” [1 ]传中所载大臣上给上官太后的奏疏中有：“从官更持节，引内昌邑从官驺宰官奴二百余人，常与居禁闼内敖戏。” [1 ]这两处所说的二百余人，从卷八九《循吏龚遂传》所说的“昌邑王贺嗣立，官属皆征入” [2 ]之记载看，应该是包含昌邑国王宫的所有官吏。刘贺继位为帝后，动作不由法度，时为太仆丞的张敞上书劝谏说：“国辅大臣未褒，而昌邑小辇先迁，此过之大者也。” [3 ]那么，刘贺迁除的又是哪些昌邑国官吏，导致霍光及一干大臣认为刘贺犯下了不可原谅的大错，非得废黜不可呢？
廖伯源先生在吕思勉先生对昌邑王被废认识的基础上，认为群臣大会商议之前，昌邑王已然见囚，霍光极可能造假掩饰真象，班固则误用了作伪的资料，因此他认为：“昌邑王贺见废之原因，是其与霍光之权力斗争。” [4 ]宋超先生在比较了汉文帝与刘贺后指出，刘贺虽然力图效法文帝，但既不能审时度势，又缺乏处理复杂政治局势之能力，因而在试图抑损霍光权力之时，就被霍光突然发动而遭废黜 [5 ]。刘贺被废事件在前辈学者的精细考证与分析之后几近题无剩义？q？，但随着江西南昌海昏侯墓的发掘，又让我们再度关注这一事件。本文试图从官制的角度，通过对昌邑从官的考证，分析刘贺继位前后昌邑群臣的相关情况，并以此管窥刘贺被废黜的原因。
一、昌邑群臣考述
有关诸侯王国官制，《汉书》卷一九《百官公卿表序》载：“诸侯王，高帝初置，金玺T绶，掌治其国。有太傅辅王，内史治国民，中尉掌武职，丞相统众官，群卿大夫都官如汉朝。景帝中五年令诸侯王不得复治国，天子为置吏，改丞相曰相，省御史大夫、廷尉、少府、宗正、博士官，大夫、谒者、郎诸官长丞皆损其员。武帝改汉内史为京光尹，中尉为执金吾，郎中令为光禄勋，故王国如故。损其郎中令，秩千石；改太仆曰仆，秩亦千石。” [6 ]我们发现，昌邑国的官吏设置基本上是符合这一叙述的，但也有部分与之不合的地方。这有可能是临时缺员或昌邑国特殊的情况。我们就按照这一顺序，考察昌邑群官及其征入朝廷后的情况。
太傅：
昌邑国应该是设有太傅的，但具体情况记载不多。卷六三《昌邑王传》载元康二年山阳太守张敞给宣帝上奏中有：“臣敞前书言：‘昌邑哀王歌舞者张修等十人，无子，又非姬，但良人，无官名，王薨当罢归。太傅豹等擅留，以为哀王园中人，所不当得为，请罢归。’故王闻之曰：‘中人守园，疾者当勿治，相杀伤者当勿法，欲令亟死，太守奈何而欲罢之？’” [7 ]奏书中的“故王”是为刘贺，“昌邑哀王”是刘贺的父亲刘m，这个太傅豹是刘m刚薨，刘贺刚继位时的王太傅。从中可以看出，太傅等人可能由于辅王的职责，可以决定昌邑哀王宫中良人的去留。但在此后的记载中，只《循吏龚遂传》云：“贺动作多不正，遂为人忠厚，刚毅有大节，内谏争于王，外责傅、相。” [2 ]表明刘贺任昌邑王时仍然有太傅，但史籍并未记载太傅为谁。刘贺在昌邑王位十三年，按照西汉的官吏任职迁转制度和对诸侯王的防范，不太可能十三年后的太傅仍然是豹。在刘贺入继皇帝后，昌邑官属全部征入皇宫，也未曾记载太傅来朝后所任何职。但根据《循吏龚遂传》的记载：“王即位二十七日，卒以废。昌邑群臣坐陷王于恶不道，皆诛，死者二百余人，唯遂c中尉王阳？r？以数谏争得减死，髡为城旦。” [2 ]据此推测，太傅应该也被诛死。
相：
汉表所载诸侯王二千石官吏中，有“丞相统众官”，然根据《史记》卷五九《五宗世家》“太史公曰”所载：“自吴楚反后，五宗王世，汉为置二千石，去‘丞相’曰‘相’，银印。” [8 ]则至少在景帝吴楚七国之乱平定后，诸侯王国的二千石官吏已经由中央任命，丞相也改称为相。我们看到，昌邑王国所置确为相。《昌邑王传》载：“过弘农，使大奴善以衣车载女子。至湖，使者以让相安乐。” [7 ]刘贺派大奴善载女子随行，朝廷使者知道后责备昌邑王相安乐，这是因为王相有管理昌邑众官的职责，因而要受到责备。
王相安乐跟随来到朝廷后被任命为长乐卫尉，这是史籍所记昌邑群臣中唯一被任命为朝廷官吏的记录。《循吏龚遂传》记载了龚遂到朝廷后的行为：“会昭帝崩，亡子，昌邑王贺嗣立，官属皆征入。王相安乐迁长乐卫尉，（龚遂）流涕谓曰：‘王立为天子，日益骄溢，谏之不复听，今哀痛未尽，日与近臣饮食作乐，斗虎豹，召皮轩，车九流，驱驰东西，所为R道。古制宽，大臣有隐退，今去不得，阳狂恐知，身死为世戮，奈何？君，陛下故相，宜极谏争。’” [2 ]从龚遂的这番话可知，龚遂看到刘贺的所为有悖君道，自己谏争不听，就来找曾经的王相安乐，想让安乐谏王。可见，虽然王相是由汉朝所置来管理昌邑众官的，但仍然有辅导、谏争诸侯王的职责，因此往往傅、相并称？s？。
中尉：
中尉是王国二千石中重要的一员。《王吉传》载王吉迁云阳令后：“举贤良为昌邑中尉，而王好游猎，驱驰国中，动作亡节，吉上疏谏。” [9 ]“王贺虽不遵道，然犹知敬礼吉，乃下令曰：‘寡人造行不能无惰，中（慰）〔尉〕甚忠，数辅吾过。使谒者千秋赐中尉牛肉五百斤，酒五石，脯五束。’其后复放从自若。吉辄谏争，甚得辅弼之义，虽不治民，国中莫不敬重焉。久之，昭帝崩，亡嗣，大将军霍光秉政，遣大鸿胪宗正迎昌邑王。吉即奏书戒王。” [9 ]从这几条材料来看，中尉不治民，只是辅导、劝谏诸侯王。又从王吉的经历“少（时）〔好〕学明经，以郡吏举孝廉为郎”和多次上疏谏争来看，王吉所任也不为武职，与百官表所载“中尉掌武职”和何武所说的“中尉备盗贼” [10 ]的职掌颇不相同。卷四七《文三王传》载哀帝建平年间，廷尉、大鸿胪移书责让梁王刘立的傅、相、中尉曰：“傅、相、中尉，皆以辅正为职。” [11 ]卫宏《汉官旧仪》也云：“相、中尉、傅不得与国政，辅王而已。” [12 ]就王吉的情况来看，后说更符合昌邑国的情况。似乎各史料的龟跤胧贝的差异有一定关系。
刘贺即皇帝位后，也不见王吉的任官记载，但王吉肯定是跟随刘贺来到长安宫廷之中了的。刘贺被废时，“唯吉与郎中令龚遂以忠直数谏正得减死，髡为城旦” [9 ]。但王吉这次在王国任职的经历对他影响颇大：“吉坐昌邑王被刑后，戒子孙毋为王国吏。” [9 ]因此其子王骏迁赵国内史时，想到王吉的告诫而称病免归家。
另外，按照汉时制度，其时昌邑王国二千石中应有治民、断狱之内史，但史籍对其完全没有提及。百官表记载：“成帝绥和元年，省内史，更令相治民，如郡太守，中尉如郡尉。”《汉官旧仪》则记为：“国中汉置内史一人，秩二千石，治国如郡太守、都尉职事，调除吏属。” [12 ]《何武传》也载其与丞相翟方进上奏成帝：“今王不断狱与政，中尉官罢，职并内史，郡国守相委任，所以壹统信，安百姓也。今内史位卑而权重，威职相u，难以为治。臣请相如太守，内史如都尉，以顺尊卑之序，平轻重之权。” [10 ]因而朝廷“以内史为中尉”。成帝时才省内史，那么在此之前的昌邑国，应该是设有治民之内史的。可能因为当时的王国内史是完全的治民之吏，与傅、相、中尉不同，无监督、辅导诸侯王之责，平时与昌邑王接触、来往不多，刘贺并不以昌邑臣视之，也就未将其征入宫廷。
郎中令：
在昌邑群臣中，史籍记载较多的还有郎中令龚遂。王国郎中令是诸侯王之侍卫近臣，本为二千石秩，武帝时减秩为千石？t？。则此时龚遂的禄秩等级应为千石。
郎中令作为王的侍卫近臣，常在王左右，刘贺来长安到霸上后，就由龚遂参乘。不管是《昌邑王传》还是《龚遂传》，记载最多的还是龚遂如何劝谏刘贺，如何面刺王过，如何指陈祸福。当刘贺继立，谏争不听时，还去找来原王相安乐，劝其谏争，终得在昌邑从官被杀时幸免于难。但从史籍的记载来看，并未有片言只语提到龚遂迁任何种官职。然《昌邑王传》载：“既即位，后王梦青蝇之矢积西阶东，可五六石，以屋版瓦覆，发视之，青蝇矢也。以问遂，遂曰：‘陛下之《诗》不云乎？“营营青蝇，至于O；恺悌君子，毋信谗言。”陛下左侧谗人众多，如是青蝇恶矣。宜进先帝大臣子孙亲近以为左右。如不忍昌邑故人，信用谗谀，必有凶咎。愿诡祸为福，皆放逐之。臣当先逐矣。’” [7 ]则龚遂和这些昌邑故人一直跟随刘贺左右，只是未有官名而已。
郎中令属官有大夫、郎、谒者等，附列于后。
中大夫：卷二七《五行志》载：“昭帝时，昌邑王贺遣中大夫之长安，多治仄注冠。” [13 ]安作璋、熊铁基先生根据汉代相关材料指出：“大夫及中大夫：为王扈从，侍奉左右，或充使者。” [14 ]
郎、谒者：刘贺从昌邑国去往长安时，带了很多侍从者，“郎中令龚遂谏王，令还郎、谒者五十余人”，则昌邑国的郎、谒者至少有50人以上。《龚遂传》也载龚遂针对昌邑王游戏无度进行劝谏：“臣请选郎通经术有行义者与王起居，坐则诵诗书，立则习礼容，宜有益。”“王许之。遂乃选郎中张安等十人侍王。居数日，王皆（去逐）〔逐去〕安等。” [2 ]刘贺继位后，“取诸侯王、列侯、二千石绶及墨绶、黄绶以并佩昌邑郎官者免奴”。则这些王国郎也应该是侍从王左右的经学之士，由郎中令统一管理。来到长安后，这些郎官虽被安置在宫外，但刘贺仍然让他们进宫侍从，不过他们的身份还是“昌邑郎官”，并未转化成汉朝廷的郎官或其他内廷官吏。《王吉传》载在昌邑时，王吉劝谏刘贺不要游猎无度，刘贺“使谒者千秋赐中尉牛肉五百斤，酒五石，脯五束” [9 ]。说明王国谒者同样是内廷侍从之吏，在王之左右。
除了上述比较重要的几个职官外，还有一些记载不多的内廷官吏。
仆：《昌邑王传》中有仆寿成，驾乘舆车入城。据百官表，武帝将王国太仆改为仆，同样减秩为千石。
师：卷八八《儒林王式传》载：“式为昌邑王师。昭帝崩，昌邑王嗣立，以行废，昌邑t臣皆下z诛，唯中尉王吉、郎中令龚遂以数谏减死论。式系狱当死，治事使者责问曰：‘师何以亡谏书？’式对曰：‘臣以《诗》三百五篇朝夕授王，至于忠臣孝子之篇，未尝不为王反复诵之也；至于危亡失道之君，未尝不流涕为王深陈之也。臣以三百五篇谏，是以亡谏书。’使者以闻，亦得减死论，归家不教授。” [15 ]汉代皇室重视教育，武帝后，虽诸侯王亦设师傅教授经学，所以王式说他教昌邑王学习《诗经》。
侍中：《百官表》不载王国有侍中，但根据《汉书》的传记所载，西汉不仅朝廷有侍中，诸侯王国也设侍中。卷四七《梁孝王传》载梁国设有侍中 [16 ]，武帝子燕剌王则将其郎中侍从“皆号侍中” [7 ]，说明王国是有侍中的。其职应与汉朝廷一样，为亲近的内廷侍从。《霍光传》载群臣连名上奏的书疏记刘贺“为书曰：‘皇帝问侍中君卿：使中御府令高昌奉黄金千斤，赐君卿取十妻。’”颜师古注曰：“昌邑之侍中名君卿也。” [1 ]汉廷侍中本为入侍天子、往来殿中之职，如果君卿为汉侍中，皇帝可直接下诏，毋需他人转达。可知刘贺的亲信昌邑侍中君卿来到朝廷后，同样没能转任宫廷内职，以致刘贺下给昌邑侍中的诏令，还得由宫内的中御府令高昌送达。
卫士长：刘贺在去长安的路上，让大奴善以衣车载女子。由于使者责让，龚遂谏王处置善，昌邑王没法，“即凵疲属卫士长行法”。师古曰：“卫士长，主卫之官。” [7 ]按汉表，汉朝廷卫尉属官有卫士令，六百石，掌南北宫卫士。亦即带领宫城卫士，职掌宫门外的治安。则此卫士长应也是武帝时将王国卫士令减秩的结果，其职掌是昌邑王宫的治安保卫工作。然到了长安，也未能看到卫士长发挥了保卫刘贺的作用。
礼乐长：最近南昌海昏侯墓出土的古琴上有漆铭：“第一，卅五弦，瑟禁长二尺八寸高七寸。昌邑七年六月甲子，礼乐长臣乃始，令史臣福，瑟工臣成、臣定造。” [17 ]“礼乐长”见于《续汉书・百官志》，本注曰“主乐人” [18 ]，秩比四百石。从漆铭来看，昌邑国设置有礼乐长，管理昌邑国乐人。群臣上奏中也说刘贺“引内昌邑乐人，击鼓歌吹作俳倡”，则礼乐长和乐人都征入了京师。漆铭显示礼乐长还掌管乐器的生产，生产机构至少设有令史和瑟工。但这些工官令史和瑟工并非直接为昌邑王服务之吏，而只管生产乐器，很可能并未被征入京师，也因此而能保全性命。
驺宰官奴：废黜刘贺时，群臣奏书有说：“从官更持节，引内昌邑从官、驺宰官奴二百余人，常与居禁闼内敖戏。”“召皇太后御小马车，使官奴骑乘，游戏掖庭中。”“与从官、官奴夜饮，湛沔于酒。” [1 ]从官可能就是指前面说的种种昌邑王国官。但这些“驺宰官奴”指的是些什么人呢？
我们先来看那个在去长安路上为刘贺载女子的善。开始称其为“大奴善”，龚遂劝谏时称其为“属吏”，群臣奏书称为“使从官略女子载衣车”，则这个善实为昌邑王的内廷从官，或为骑从之类。其他被大臣们称为官奴的似亦为昌邑王宫内侍从者。从大臣的奏疏来看，刘贺平日在未央宫起居，偶尔游戏桂宫、北宫，都是与他从昌邑国带来的内廷侍从接触，这也是他不忍昌邑故人的表现。然这些侍从没能发挥护卫的作用，皇宫大门被霍光派的卫士和黄门宦者严密把守，即使他亲自到符玺郎那里取得十六支节，甚至改易节上旄的颜色，最多也只能让其从官、乐人可以进入他所居住的宫殿，与他喝酒、游戏而已。在这27天的时间里，尽管群臣奏书说他“使者旁午，持节诏诸官署征发，凡一千一百二十七事”，但真正能坐实他与外界联系的事就只有两件：在温室殿延见姊夫昌邑关内侯，派使者以三太牢祠昌邑哀王园庙。由于昌邑路远，他被废之日，说不定祭祀的使者还没返回到宫中呢。
二、关于长乐卫尉安乐
昌邑王相安乐随同刘贺来到长安后，被任命为长乐卫尉。估计张敞所谏“国辅大臣未褒，而昌邑小辇先迁” [3 ]，就是指安乐任职之事。根据百官表，卫尉的职掌是统辖卫士，卫护宫门之内。而长乐卫尉则是职掌长乐宫宫门内的卫护。西汉时期皇帝听朝办公的地点在未央宫，皇太后则居于长乐宫。《霍光传》载霍光欲废刘贺时：“皇太后乃车驾幸未央承明殿，诏诸禁门毋内昌邑群臣。王入朝太后还，乘辇欲归温室。”群臣奏书也说：“（昌邑王）独夜设九宾温室，延见姊夫昌邑关内侯。” [1 ]卷七五《翼奉传》载翼奉上疏云：“未央宫又无高门、武台、麒麟、（凰）〔凤〕皇、白虎、玉堂、金华之殿，独有前殿、曲台、渐台、宣室、温室、承明耳。” [19 ]由此可知，刘贺平时所居之处为未央宫温室殿？u？。
在刘贺之前，文帝也是从代王之位被迎立为帝的。然而刘贺来京继皇帝位后，并没有像文帝那样任命亲信掌管未央宫的卫护 [5 ]，而是将其在昌邑国的王相安乐任命为长乐卫尉。按文帝故事：“皇帝即日夕入未央宫。夜拜宋昌为卫将军，领南、北军，张武为郎中令，行殿中。” [20 ]可见，代王刘恒在被群臣迎立为帝的当晚，就任命原代国中尉宋昌为卫将军领禁军，郎中令张武为郎中令守卫宫殿？v？。宋超先生认为刘贺想效法文帝，是合理的推测。然而，如果刘贺为自己的安全考虑，认为曾经在昌邑任职王相的安乐可靠的话，也应该任命其为未央卫尉才对，为何任命其为长乐卫尉呢？
史书上对此没有过多记载，但我们可以根据一些蛛丝马迹作些推测。《霍光传》记载上官太后移驾未央宫准备废黜刘贺：“王入朝太后还，乘辇欲归温室，中黄门宦者各持门扇，王入，门闭，昌邑群臣不得入。王曰：‘何为？’大将军跪曰：‘有皇太后诏，毋内昌邑群臣。’王曰：‘徐之，何乃惊人如是！’光使尽驱出昌邑群臣，置金马门外。” [1 ]说明即使刘贺入主未央宫，已经当了27天皇帝之后，其所居温室殿的殿门仍然是由汉廷的中黄门宦者负责，太后的一道诏令，霍光的一句交待，昌邑从官就完全无法进入。这里的左右侍从，肯定不是昌邑从官，而是宫廷侍从。史载：“自昭帝时，光子禹及兄孙云皆中郎将，云弟山奉车都尉、侍中，领胡、越兵。光两女婿为东西宫卫尉，昆弟诸婿外孙皆奉朝请，为诸曹大夫、骑都尉，给事中。党亲连体，根据于朝廷。” [1 ]我们可以想像，这些守门的宫官卫士、中黄门宦者、内廷侍从完全是由霍光安排的人，甚至是其H信。因此，不仅霍光与太后、群臣在长乐宫、未央宫就废帝问题商量了这么久，刘贺及其从官一无所知，连太后来到未央宫承明殿主持废黜仪式了，刘贺仍然不明所以。《霍光传》记叙刘贺针对昌邑群臣不得入温室殿的反应是：“王尚未自知当废，谓左右：‘我故群臣从官安得罪，而大将军尽系之乎。’” [1 ]可以说刘贺作为皇帝，其一举一动都在霍光的掌握之中，而刘贺却完全不知霍光等人的行动。
又《霍光传》记载群臣向太后所上奏疏列数刘贺之过失：“引内昌邑从官驺宰官奴二百余人，常与居禁闼内敖戏。”“大行在前殿，发乐府乐器，引内昌邑乐人，击鼓歌吹作俳倡。”“太官不敢具，即使从官出买鸡豚，诏殿门内，以为常。” [1 ]虽然群臣是在数落刘贺“荒淫迷惑，失帝王礼谊，乱汉制度”，但也让我们明确了一点，就是刘贺对自己所居未央宫的卫护，都完全插不上手，即使自己带来的昌邑从官要出入宫闼，必得刘贺派人持节，或亲自下诏给殿门卫士，才能放行。这等于说刘贺的行动是不太自由的。但刘贺可能又不甘受霍光掌控，因此选了自己信任的原王相安乐担任长乐卫尉，想藉此打探些霍光与太后的事情，平时也基本上只与昌邑从官来往。没想到这事变成了刘贺的“过之大者” [3 ]。
然而，安乐的任职，却没能达到刘贺的目的。卷七五《夏侯胜传》载：“会昭帝崩，昌邑王嗣立，数出。胜当乘舆前谏曰：‘天久阴而不雨，臣下有谋上者，陛下出欲何之？’王怒，谓胜为n言，缚以属吏。吏白大将军霍光，光不举法。是时，光与车骑将军张安世谋欲废昌邑王。光让安世以为泄语，安世实不言。乃召问胜，胜对言：‘在《洪范传》曰“皇之不极，厥罚常阴，时则下人有伐上者”，恶察察言，故云臣下有谋。’光、安世大惊，以此益重经术士。后十余日，光卒与安世（共）白太后，废昌邑王，尊立宣帝。” [19 ]从这段话所记的时间来看，霍光与张安世早已谋划废帝，且十余日之后才行动，并且在报告太后前“遂召丞相、御史、将军、列侯、中二千石、大夫、博士会议未央宫”。这么大规模地商讨如此重大的事情，一向老成持重的霍光，一点也不怕群臣会泄漏消息给同在未央宫的皇帝，可见刘贺不仅一直未能参预朝政，平日能见到的也只能是他带过来的原昌邑群臣？w？。那位任职长乐卫尉的安乐，什么消息都没能打探到。
这样看来，安乐的任职并未给霍光造成什么威胁。那么霍光为何在昌邑王即位半月不到就起了废黜之心呢？是什么让霍光下决心做这件冒天下之大不韪的事情呢？刘贺真正的过错，既不是群臣上奏所说的“服斩，亡悲哀之心，废礼谊，居道上不素食，使从官略女子载衣车，内所居传舍”，也不是“始至谒见，立为皇太子，常私买鸡豚以食”等无关政治的小事，要不然在即位前就废止不立了？x？。从群臣的上奏来看，刘贺不把皇家制度当一回事：“受皇帝信玺、行玺大行前，就次发玺不封。”也表现出要倚靠自己亲信的作法：“取诸侯王、列侯、二千石绶及墨绶、黄绶以并佩昌邑郎官者免奴。” [1 ]刘贺将王侯和各级官吏的绶带让昌邑郎官和放免之奴佩带，这些郎官佩着绶带也只能呆在刘贺身边，并非真正拜授爵位或各级官职，他们同样连宫门都进不了。正如群臣奏书所说，这种做法只能是刘贺与从官之间的游戏而已，但不仅乱了汉家制度，也暴露了刘贺想任用自己人的想法。这令霍光非常警惕。
最关键的是，刘贺不但没有像王吉的告诫那样尊崇霍光：“臣愿大王事之敬之，政事壹听之，大王垂拱南面而已。” [9 ]也没有听龚遂的劝告：“宜进先帝大臣子孙亲近以为左右。如不忍昌邑故人，信用谗谀，必有凶咎。愿诡祸为福，皆放逐之。” [7 ]反而做出了异常之事：“变易节上黄旄以赤。发御府金钱、刀剑、玉器、采缯、赏赐所与游戏者。” [1 ]我们知道，改变节上旄的颜色是大事，尤其对经历过巫蛊之乱的霍光来说，更是让他胆颤心惊的大事？y？。他的这种做法让霍光和朝臣感受到了威胁。而在禁省之中、未央宫内，让从官佩带刀剑，同是汉家大忌？？？。可以想像，二百多持有刀剑的昌邑从官常在宫中，刘贺又安排王相安乐为长乐卫尉，平时行事任性而为，“乱汉制度”。 刘贺的“游戏”玩得有点大，更有点过火。而且，还未上宗庙拜见高祖，就“为玺书使使者持节，以三太牢祠昌邑哀王园庙，称嗣子皇帝” [1 ]。
因此，不管从个人权力还是从武帝托孤的国家角度，霍光都觉得刘贺已不再适合扮演帝王的角色，拖延下去有可能危及社稷，致令汉家绝祀，天下不太平，废黜之事就在紧锣密鼓地进行了。从这些表现来看，宋超先生认为刘贺缺乏处理复杂政治局势的能力，诚为的论。反过来说，刘贺这些近乎幼稚的表演和政治才能的缺乏？？？，也为他捡回了一条命，废黜后未遭流放？？？，在宣帝朝还因为其“不足忌”而再封为海昏侯。
可能又会有人问，王相安乐担任长乐卫尉，是刘贺安排的吗？按照汉法，诸侯王相是汉朝廷任命的，其重要任务之一便是监督诸侯王。似乎王相的这种职责会导致诸侯王与王相之间的矛盾与冲突，像淮南王安欲起兵时王相便“不听王而为汉”？？？。而且，刘贺当上皇帝不听劝谏时，龚遂仍然来找已为长乐卫尉的安乐劝谏刘贺，说明刘贺平时应该是比较信任安乐的，因而选取他来了解长乐宫的动向，也在情理之中。而且除了⒑兀霍光不可能将安乐迁除为长乐卫尉。从这点来看，汉时诸侯王与王相之间的关系，应该是很微妙很复杂的。不过这位长乐卫尉并未能做到什么事，想必安乐同样也处于霍光的控制之下了。廖伯源先生认为：“太后移驾，安乐不可能不知道原因，必通知昌邑王。” [4 ]这个推测既低估了霍光，也高估了安乐。事实上，刘贺拜见太后回来，昌邑从官被抓，他还不知道是怎么回事。这也从侧面说明了刘贺和安乐都没有政治头脑，没有政治斗争经验。
由此可见，虽然《龚遂传》有“昌邑王贺嗣立，官属皆征入”之语，司马温公《资治通鉴》将其改为“昌邑官属皆征至长安，往往超擢拜官” [21 ]。但史籍所见，只安乐一人擢为长乐卫尉，龚遂劝谏也只说“陛下左侧谗人众多”，并未明说刘贺任命了哪个人为何种职官，或者此时的刘贺虽名义上为皇帝，但并未能行使皇帝的权力，同样也无权拜官。宋超先生因此说：“所谓‘昌邑小辇先迁’云云，多不能落实。” [5 ]可以说，朝廷内外大权一直掌握在霍光及其亲信手中，刘贺基本没法插手。
从以上对昌邑群官的考述可以看出，虽然昌邑王被迎立为皇帝，昌邑群官也被征入京师，但刘贺根本未能掌控局面，也未能将昌邑群官擢除任职，甚至连未央宫的护卫也无从插手。他唯一做了的就是将王相安乐擢除为长乐卫尉，但此举却引起了霍光的不满。他如儿戏般发玺不封、将各级官绶让昌邑郎官随意佩带、改易节旄颜色，让从官在宫内佩带刀剑，却给了霍光“荒淫迷惑，失帝王礼谊，乱汉制度”的口实？？？，使霍光得以在群臣面前说“昌邑王行昏乱，恐危社稷”，因而将他废黜。至于昌邑从官被诛时所说的“当断不断，反受其乱” [1 ]，只是说明了刘贺有通过昌邑群臣掌控局面的想法，但事实上他真没有这个能力。徙封为豫章海昏侯后，故扬州卒史孙万世曾问：“何不坚守毋出宫，斩大将军？” [7 ]虽然刘贺然其问，但他根本就不是霍光的对手，不会有坚守宫殿的可能，实际上他也没有这种魄力。张敞给他下的评语“清狂不惠”是对其政治能力的判断，是很中肯的。虽然海昏侯墓中出土了孔子屏风、围棋盘、砚台、古书简和奏牍？？？，的确能说明刘贺接受过传统的经学与艺术教育？？？，但并不能从根本上改变刘贺这种政治上无能的形象。
注 释：
① 学界另有徐宗文：《昌邑王被废之因――〈汉书〉读札》，《江海学刊》1983年第3期；余华兵：《论刘贺立而复废与经明拾芥说》，《九江学院学报》2005年第4期；于全介：《刘贺废黜新考――兼评〈昌邑王废黜考〉》，《中州学刊》2007年第3期；黄铭：《昌邑王被废事件浅析》，《文史博览》2012年第9期；汪春泓：《前汉昌邑王考》，《长江学术》2015年第3期等，均从不同角度关注了刘贺之废。
② 此处的中尉王阳即后文的昌邑中尉王吉。《王吉传》载：“王吉字子阳。”“里中为之语曰：‘东家有树，王阳妇去；东家枣完，去妇复还。’”明确称王吉为王阳。
③ 《汉书》卷七六《王尊传》也记载了王尊为东平相时劝谏、辅导东平王的情形。
④ 然《汉官旧仪》载：“郎中令，秩六百石。”（《汉官六种》，第48页）安作璋、熊铁基先生认为武帝时先减秩为千石，后更减为六百石。如此，则昭帝时，王国郎中令应为千石。参安作璋、熊铁基：《秦汉官制史稿》，济南：齐鲁书社2007年，第745页。
⑤ 《京房传》载元帝时：“上令公卿朝臣与（京）房会议温室。”（第3161页）则温室殿有时也为皇帝与大臣议论、处理朝政的场所。
⑥ 另《霍光传》记载霍光死，宣帝欲诛霍氏而先夺其权，先将霍光女婿未央卫尉范明友迁为光禄勋，长女婿长乐卫尉邓广汉为少府。亦足见两宫卫尉的重要。
⑦ 廖伯源先生认为群臣会议有数十至一二百人参加，保密甚为不易，霍光决计不会以身家性命为赌注，故其推测此前已囚禁昌邑王，并认为是刘贺朝太后归温室时见囚。参氏著《昌邑王废黜考》，第37-39页。但刘贺是太后来到未央宫承明殿后才去朝见的，其时已经准备废帝行动了，故昌邑王被囚之说实为臆测。
⑧ 《王吉传》载：“昌邑群臣坐在国时不举奏王罪过，令汉朝不闻知，又不能辅道，陷王大恶， [一]古曰：「道x曰А！菇韵掠诛。”诛杀昌邑群臣时说刘贺在昌邑犯有罪过，群臣不举奏等等，都只是冠冕堂皇的理由而已。
⑨ 武帝末年戾太子起兵时，就矫诏改易了节上旄的颜色。
⑩ 《太平御览》卷二四一“虎贲中郎将”条引《汉名臣奏》载丞相薛宣上奏中载：“汉兴以来，深考古义，推万变之备，于是制宣室出入之义，正轻重之罚，故司马殿省阙至五六重，禁门自近臣侍侧，尚不得着剑入，防未然也。陛下圣德纯备，海内晏然。此国家之明制，必前后备虎贲。”北京：中华书局1960年影印涵芬楼本。
？？？ 刘贺在刚被征时，连夜拆封文书、快速赶路以至马死相望于道、至郭门城门不哭等表现，同样体现了他政治上的不成熟。
？？？ 《霍光传》载刘贺被废后：“群臣奏言：‘古者废放之人屏于远方，不及以政，请徙王贺汉中房陵县。’太后诏归贺昌邑，赐汤沐邑二千户。”
？？？ 《汉书》卷四四《淮南王传》，第2144页。有关诸侯王与二千石的矛盾冲突，可参看陈苏镇：《〈春秋〉与“汉道”――两汉政治与政治文化研究》，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第77-83页。
？？？ 龚遂与长乐卫尉说的时候也提到刘贺“所为R道”。《五行志》也称其“狂乱失道”（第1412页）。
？？？ 很多人认为出土的文物可以让刘贺的形象翻案，很多报纸和网站上出现了大批为刘贺翻案的文章。如《南昌日报》2016年3月3日第8版《文物作证：刘贺形象将“翻案”》就认为他是“读书下棋的君子、舞文弄墨的文人、崇经尚儒的学者”。然这样的结论还是有点草率。
？？？ 《霍光传》载刘贺被废时引《孝经》说：“闻天子有争臣七人，虽无道不失天下。”f明刘贺也很熟悉《孝经》。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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宫中的习俗，名目繁多，不胜枚举，但有两类比较常见。一是节令习俗，包括年节和四时节令；一是人事习俗，即生育、寿辰、婚嫁和丧葬等。
清宫的节令习俗，许多是沿袭明宫或更古老的旧习，也有的是满族旧俗。节令中，活动最多的莫过于年节，实际上作为年节的前奏，从腊月就开始了。
每年自十二月初一日，皇帝即开笔书“福”字。写出的第一个福字，挂于乾清宫正殿，其余张贴宫苑各处、或分赐王公大臣及内廷翰林等。此俗始于康熙年间，但不一定在十二月朔，乾隆初年才定十二月朔日，在漱芳斋开笔书福，以后岁以为常。大臣都以得到御赐福字为幸运。
十二月初八为腊八日，佛教传说释迦牟尼于是日成道。晋代时记载，村人于是日逐疫。北宋时，京城僧、俗均煮果子杂料粥食之。清宫中则派王公大臣到雍和宫监视煮粥供佛。宫内由达赖喇嘛、章嘉呼图克图（清代所封喇嘛教大活佛之一）为皇帝拂拭衣冠，以祓除不详。民间则家家食腊八粥以应节。
十二月二十三日，是民间祭灶神的日子。宫中于是日在坤宁宫安神牌，备香烛，设供三十二种，并按古制供黄羊一只；另供有由奉天内务府进贡的专用贡品麦芽糖。帝、后要亲自参加祭灶，排场比民间隆重阔气得多。祭灶之俗，可上溯汉代以前，但规格不高，直到清代也没有提升。嘉庆帝有祭灶诗说：“嘉平小除夜（俗称祭灶日为过小年），媚灶用黄羊。”此处用“媚灶”一词，可见对灶神亦不甚尊重。
十二月二十六日，宫内各处要挂春联、门神，至次年二月初三日收下。春联一直用白绢书写，这显然与汉族用红色春联的风俗不同。
每年十二月，宫内亦有扫尘之习，须有钦天监择吉日奏闻皇帝，由内管领带员役扫除。
除夕和元旦，帝、后的主要活动是到处拈香礼佛和敬祖，以求神灵保佑在新的一年里更加吉祥如意。晚清，宫廷已经没落的十分惨淡，但到了这两天，仍例行如故。据档案载，光绪二十三年（1907年）除夕和次年元旦的活动是：除夕这天，于上月十六日自瀛台还宫暂住的光绪帝，早上四时到各佛堂拈香，然后给慈禧太后请安，侍奉进膳、看戏。至中午，光绪帝及宫眷先后到养性殿，分别向慈禧太后行辞岁礼；众宫眷再到钟粹宫给皇后行辞岁礼。下午光绪帝及宫眷再到阅是楼侍奉慈禧太后晚膳、看戏。
元旦，凌晨二时，光绪帝即净面、着冠服，于爆竹声中在养心殿各处拈香，然后到东暖阁明窗行开笔仪式。开笔前先向金瓯永固杯中注屠苏酒，并亲燃蜡烛。将笔打开后，在吉祥炉上熏一下，然后濡染朱墨，写吉语数字，以祈一岁之福。并浏览一遍新历书，以寓授时省岁之意。
早上六时，光绪帝到奉先殿、堂子行礼后，回乾清宫进奶茶，并在西侧弘德殿内进吉祥饽饽（即饺子），其中一个饽饽陷内包有小银锞，放在表面，一下箸即得之，视为吉利。进食后，光绪帝到坤宁宫拈香行礼，并在这里接受皇后及瑾妃请安、道新喜和递如意。然后光绪帝及宫眷分别到乐寿堂给慈禧太后请安，道新喜。
八时半，光绪帝率王公大臣在皇极殿给慈禧太后行礼。皇后率宫眷及福晋、命妇等行礼。并一同在这里分别给慈禧太后递万年吉祥如意，瑾妃以下宫眷再给皇后行礼，递如意。
九时半，光绪帝到太和殿接受文武百官行庆贺礼，再还乾清宫受内朝礼。
正午，乾清宫举行宗亲宴。宴毕，光绪帝仍到阅是楼侍慈禧太后看戏，戏毕跪送。
元旦是宫中最热闹的一天，终日爆竹连响，晚间灯火通明，充满节日气氛。
正月十五为上元节，宫内及北京市肆，均悬灯相庆，故亦称灯节。汉代即有这种习俗。清宫中不仅有各式各样华贵的宫灯，更有别开生面的冰灯游戏。乾、嘉时期，皇帝还要到圆明园的山高水长看烟火。这天又称元宵节，晚间有吃浮圆子的习惯，后就把浮圆子称为“元宵”了。皇帝后妃在这天的晚点中，均享用“元宵”一品。
五月初五端午节，民间有插艾、吃粽、饮雄黄酒，以及龙舟竞渡等习俗。清入关后，也沿袭旧俗。清初，皇帝常和大臣在西苑乘舟欢宴。乾隆帝则多陪其母崇庆皇太后，在圆明园西部的万方安和进早膳，然后到蓬岛瑶台观竞渡。此外，清宫从初一到初五，皇帝及宫眷的膳食均有粽子。其间并用粽子供神供祖。
七月初七传说为牛郎、织女聚会之夜。南北朝时，有妇女于是日结彩楼、穿七孔针、陈瓜果于庭中以乞巧的记载。清宫中规定，七夕祭牛女星君，设供献四十九种；帝、后率内廷各主位拈香行礼。献祭地点多在御园。道光年间，均在圆明园的西峰秀色举行。设供时有四人念斋意，十人作乐，并献节令承应戏《七襄报章》、《仕女乞巧》。晚清，又改在西苑的紫光阁举行。
中秋节是中国传统的大节日，宫中亦设有月饼供祭月。民间祭月，多因晋人说法，以为月中有玉兔捣药，故供兔像。兔像有手绘和泥塑等。清宫亦有此物。
九月初九登高，传说是为了避灾。清宫宜沿此俗，在京时多登香山，秋时则在木兰山中策马遨游。
冬至节，北方开始进入最冷的“数九”天气。宫内即开始挂起《九九消寒图》。此俗明宫已有，只不过形式略异。明宫称《九九消寒诗图》，每九为四句诗。
生育、寿辰、婚嫁及丧葬，都是人生大事。在清宫中，办这些事特别繁琐，有一些甚至是陋习。
生儿育女，宫内很重视。在宫史和《宫中现行则例》中都有“遇喜”待遇等规定；但属于习俗方面的内容，却只记载于档案中。根据档案，有慈禧太后还是懿嫔时，生育同治帝载淳的记载。在生育前三个月，懿嫔之母即被允许进宫同住。咸丰六年（1856年）正月二十三日，在储秀宫后殿明间东门外边刨了“喜坑”，并念喜歌，安放筷子（取“快生子”之意）、红绸子和金银八宝。临产时，从养心殿西暖阁取来大楞刀，挂在储秀宫后殿东次间（可能用以辟邪）；从乾清宫取来易产石。同治帝于三月二十三日出生，经御医看过，用中药福寿丹开口。此后在“洗三”（生下第三天洗澡）、“升摇车”、“小满月”（十二天）、“满月”、“百禄”（即百日，因人死后有百日之祭，故避之）及“周岁”等日子，都有皇帝、皇室和皇戚的赏赐及送礼。周岁时有“啐盘之俗”。此俗南北朝即有记载，就是在盘中放各种器物，看小孩先抓什么，以此察验儿童的贪、廉、愚、智。据记载，同治帝“先抓书，次抓弧矢，后抓笔”。次序颇为理想，但后来的事实却是哪一样也没有“抓”起来。
庆寿辰之俗古今中外皆有，但庆寿方式干别万殊。就是在清宫内，同是主人地位，等级差别也相当大。皇帝寿辰被列为朝廷三大节之一。特别是逢旬大寿，要举国称庆。康熙帝六旬大庆时，行礼的人从太和殿一直排到天安门外。外地官员等人不能来京的，就在当地择地行礼，搭台唱戏，设坛诵经，为皇帝祈福祝寿，可谓普天同庆。而常在、答应生辰，给他们行礼的只有她身边的宫女一二人。
按照习俗，皇帝、太后寿辰，王公大臣要呈进贡物和如意。寿礼以九件为一组，包括寿佛、金玉、珠宝、陈设、书画等，自一九至九九不等。所以寿辰也是皇帝收罗财宝的良辰。乾隆帝七十寿辰时，声称不许大庆，但据兼领工部的兵部尚书福隆安奏称，此次，内外王公文武大臣官员等，仅报造无量寿佛即有一万九千九百三十四尊，所用工料费共合银三十一万八千九百四十四两。乾隆帝八旬大庆时，由圆明园至西华门的二十余里长街，两旁布满点景。寿辰前一日乾隆帝由园还宫，一路卤簿、乐队，前簇后拥，边行边奏；臣子兵民跪地迎驾，十分气派。寿辰正日，乾隆帝在太和殿受贺后，又在乾清宫行内朝礼，举行寿宴。皇子、皇孙、皇曾孙、皇玄孙依次彩衣起舞，敬献万寿之觞，“八旬天子，五世同堂”，历史上确实是少见的。
清宫的婚俗，入关之后主要是继承了明朝宫廷的习俗，而明宫婚俗又是自秦汉以前的《仪礼》、《礼记》中所记载的婚礼制度发展而来。到清宫合并为纳采、大征、册迎、合卺、朝见等一定程序，无非是繁缛的礼节，惊人的耗费。而且这些礼节也只用于皇后，其余妃嫔等是没有份的。清宫婚俗与汉俗比较，还有几个特殊的地方：一是大量与蒙古族，特别是博尔济吉特氏通婚。目的在于通过结亲，取得与蒙古族的联合，有政治作用；二是清朝初年，皇族中按旧俗可以继娶兄弟叔侄的遗孀；三是按原来习惯，结婚不计行辈，不避血缘。这些特殊婚俗的事例相当多，而在当时汉俗中，特别是文化发达的地区，早已极少见到了。
公主下嫁比大婚简单。一般是指婚后，额驸（公主之夫）先进初定一九礼（原驼一，马八，后改羊九只），然后皇帝于保和殿宴额驸及家中有职人员。内宫宴额驸家的女眷。公主下嫁前一日，额驸率族人至乾清宫门外行礼，内务府送公主妆奁至额驸家。正日，额驸进九九礼于午门，赐宴后，公主乘舆至额驸家行合卺礼，九日归宁谢恩。在婚礼中执事的命妇等人，均须年命相合无忌者。
清宫的丧俗，受汉俗影响，所以前期与后来有一些变化。前期例如努尔哈赤死时，因尚在征战期间，丧事较简，但也有三人殉葬。一个是比努尔哈赤小三十一岁的乌喇纳喇氏，名阿巴亥。她是努尔哈赤十六个后妃中最得宠的一个，也是睿亲王多尔衮的生母，被逼自尽时年三十七岁。另两个是庶妃。努尔哈赤的元后孝慈高皇后死时，也有四婢从殉。再是办丧事时有乐队奏乐，类似汉族民间的“闹丧”。皇太极死时，有章京敦达里、安达里二人殉葬。办丧事时，亦曾奏乐。以后的丧事就不再奏乐了。
入关后，顺治帝死时，亦有贞妃董鄂氏和侍卫傅达理从殉。摄政王多尔衮死，侍女吴尔库尼也殉了葬。当时民间妻妾殉夫、奴婢殉主也是有的，康熙年间则逐渐消减。宫内也没有再发生人殉的事。清初殉葬，与明初四帝各有人殉的情况相似，直到明英宗朱祁镇时才取消了这一习俗，比清朝禁止人殉早二百多年。
到乾隆时期，随着汉化加深，丧俗都已礼制化。皇帝大丧分为初崩、殓奠、颁遗诏、殷奠、奉移殡宫、初祭、大祭、月祭、上尊谥，以及百日祭等项目。一直到葬入地宫，均有规定的仪式。如，初崩后，规定嗣皇帝、王公大臣等要去冠缨，哭踊（跳着脚哭）；皇后、妃嫔等摘耳环，去首饰；嗣皇帝及皇子、皇孙成服（穿上白色的孝服），截发辫；皇后、妃嫔，以及宫中女眷亦成服剪发；王公百官、皇族亲属、内务府官及他们的女眷皆给白布制服，妇女并去首饰。百日以内上谕用蓝笔，嗣皇帝百日以后素服；二十七月行除服礼。
乾隆时的丧仪，很多是沿袭明代的汉俗，但有一些还保留有满族的习俗。如百日内不剃头，摘冠缨，截发辫和剪发；再是殷奠时要焚烧死者的衣服等，都是汉俗中所没有的。
随着时代的发展，“程姬之疾”这一称谓在现代汉语中已很少出现，取而代之的倒是其他一些被妇女们广泛接受的生理期隐语。尽管如此，“程姬之疾”还是作为典故出现在通俗文学的语境中，有时甚至成了人们是否通读《史记》（或《汉书》）的鉴定标准。施定柔著《迷神记》说：“你识字，可曾听说过‘程姬之疾’？……女孩子疑惑地摇了摇头，‘程姬是谁？’”
本文拟就“程姬之疾”相关的总总，作一梳理。
一、春秋笔法书写的“程姬之疾”
有关“程姬”的故事首次出现于《史记・五宗世家》中，说的是“长沙定王发，发之母唐姬，故程姬侍者。景帝召程姬，程姬有所辟，不愿进，而饰侍者唐儿使夜进。上醉不知，以为程姬而幸之，遂有身。已乃觉非程姬也。及生子，因命曰发”。颜师古注“不愿进”为有月事也。司马贞《史记索隐》引《释名》说：“天子诸侯群妾以次进御，有月事者止不御，更不口说，故以丹注面目为识，令女史见之。”《释名》是汉末刘熙的一部从语言声音的角度来推求字义由来的著作。汉武帝刘彻的年纪要比刘发小得多，因此误幸唐儿的事发生在景帝做太子的时候。当时的太子妃是刘启的表妹薄氏，两人根本没有感情。可以推测，当时的程姬是颇受刘启偏爱的，因为按常理说处在月经期的她要“以丹注面”，如此才好让“女史”安排刘启临幸的对象，但从“景帝召程姬”这一语来看是刘启主动要临幸于她，而不是遵照宫廷旧制。从程姬不愿意进侍刘启来看，她是深谙宫中规矩的，大概不会忘记“令女史见之”的注面，所以暗中把侍女唐儿加以装扮蒙骗刘启的做法是另有所图才对，这不啻为一场蓄谋已久的宫廷。结果是刘启在程姬的安排下同侍女唐儿发生了性关系，唐儿还因此而有了身孕。实际上，醉酒不知内情可能只是司马迁的“曲笔”而已，因为事后刘启虽然发觉自己临幸的并不是程姬，但并没有治她们“欺君之罪”，还照例给刘发以皇族的身份。
妃嫔们逢经期便免去进御的规矩，或许也可以作为后宫博弈的一种方式。东汉班固撰《汉书・景十三王传・长沙定王刘发》说：“长沙定王刘发，母唐姬，故程姬侍者。景帝召程姬，程姬有所避，不愿进，而饰侍者唐儿使夜进。上醉，不知，以为程姬而幸之，遂有身。已乃觉非程姬也。及生子，因名曰发。”而三国时期魏人张晏的《汉书》注说：“长沙生，乃发寤己之缪幸唐姬。”为什么起名叫刘发，有事后才发觉错幸唐姬的意思。唐姬毕竟身份微贱，难得天子宠爱，故刘发在景帝前元二年（公园前155年）被封在长沙这个低湿贫困之地。从史书记载来看，虽然程姬也能够获得宠幸，但其竞争对手中最有实力的还是栗姬。刘启为太子时，栗姬就是他的宠妾，皇长子刘荣曾一度被立为太子（后被废为临江王）。从栗姬不愿同馆陶公主合作这一点分析，她的确是充满自信的。在相关史书的记载中，程姬看似没有卷入后来的宫廷风波，但真实情况可能并非如此。在后宫里面拉帮结伙可是女人们抢夺皇帝“性资源”的有效途径，因此王皇后才拱手将她的亲妹妹送到刘启的怀抱里，估计当时在太子宫中的程姬也有过这种大胆念头，而且此事后她与唐姬肯定形成了坚不可摧的联盟。
当王姐妹踏入皇宫以后，程姬和唐姬这帮人自然是受到了冷落。由于事关汉武帝的颜面，司马迁也不便对景帝嫔妃们的故事多加评说，就连栗姬的家世与生卒年代也语焉不详，不知刘荣和他的弟弟刘德、刘阏究竟作何感想！据《史记・五宗世家》记载“孝景皇帝子凡十三人为王，而母五人，同母者为宗亲”；又说“程姬子曰馀、非、端”，分别被封为“鲁共（恭）王”、“江都易王”和“胶西于王”，而且在景十三王中还有一定的影响。东汉王延寿撰《鲁灵光殿赋序》说：“鲁灵光殿者，盖景帝程姬之子恭王余之所立也。”除两位皇后以外，刘启的嫔妃还有栗姬、程姬、贾夫人、唐姬和王儿。在他当上皇帝后，史书中还有栗姬、贾夫人的事迹，而程姬和唐姬甚至连“夫人”的头衔都没能晋升。后来，程姬勉强落得一个“王太后”的雅号，而唐姬甚至连这点体面也没有。清人严可均辑《全汉文》说：“程姬，景帝妃，生鲁共王余、江都易王非、胶西于王端。武帝时就鲁国，为王太后。”景帝病逝后，太子刘彻即位，尊王皇后为皇太后，迁居长乐宫。程姬不得已只好来到大儿子刘余的封国做王太后，《史记・五宗世家》《汉书・景十三王传》说她的孙子刘建（江都易王刘非爵位的继承者）好行之事（不但与父亲的姬妾通奸，还自己的妹妹刘徵臣），“鲁恭王太后闻之，遗徵臣书曰：‘国中口语籍籍，慎无复至江都。’后建使谒者吉请问共太后，太后泣谓吉：‘归以吾言谓而王，王前事漫漫，今当自谨，独不闻燕、齐事乎？言吾为而王泣也！’吉归，致共太后语，建大怒，击吉，斥之”。晚年的程姬颇受班固的赞许。
汉代史籍对唐姬的记载可谓寥寥，只说其子刘发的领地“国小地狭，不足回旋”；为了让孤寂无靠的母亲得到些安慰，他每年都运大米至长安并带回京都之土筑“望母台”（据说湖南长沙还有程、唐二姬的陵墓，俗称“双女冢”。因为老百姓对她们的姐妹之谊表达了无限的同情与想象，都说唐姬因为此事对程姬十分感激，程姬也视刘发为己出，这样刘发就有了两位母亲）。恐怕连唐姬本人也没有料到刘发的后代竟能发展成为东汉的皇族，费昶《行路难》（收入梁代编纂的《玉台新咏》）诗云：“既逢阴后不自专，复置程姬有所辟。黄河千年始一清，微躯再逢永无议。”有哪个做宫女的不羡慕“唐儿”的好运气！晚唐杜牧《杜秋娘诗》说：“光武绍高祖，本系生唐儿。”李商隐《井泥四十韵》说：“长沙启封土，岂是出程姬？”司马迁给后世留下了一个不小的难题，即刘发被立封为长沙定王难道真要归功于“程姬之疾”的机缘？北宋人乐史撰《太平寰宇记》说在长沙县侧十里有西汉长沙定王刘发埋葬其母程、唐二姬的“双女冢”。这条记载不断被传抄，而光绪《湖南通志》更明确地说“二姬墓在长沙县东”，但地面缺乏判断墓主身份的证据。其实，让刘邦的嫡系子孙难以释怀的，反倒是唐姬这位普通侍女。宋人洪迈《容斋续笔》卷之五《后妃命数》对历代帝王的兴衰家史作比较后感叹道：“景帝召程姬，程姬有所避不愿进，而饬侍者唐儿使夜往，上醉不知而幸之，遂在身，生长沙王发。以母微无宠，故王卑湿贫国。汉之宗室十有万人余，而中兴炎祚，成四百年之基者，发之五世孙光武也。”魏新著《东汉那些事儿》第一章《我不是程姬》则说“多年以后，刘汉子裔们提起属于他们的王朝，私下议论最多的话题是：若非汉景帝那次意外的夜生活，刘汉王朝的历史很可能会缩短近二百年”，他还套用项羽《垓下歌》赋诗云：“力拔山兮气盖世，时不利兮有月事。有月事兮可奈何，程姬程姬奈若何！”
二、通俗文学演绎的“程姬之疾”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处在话题中心的汉景帝刘启逐渐淡出人们的视线，而接替他的是另一位在中国历史上赫赫有名的皇帝――隋炀帝杨广（他醉幸宫婢的故事，主旨是要渲染其荒淫误国导致隋朝灭亡的教训），陶宗仪辑《说郛》引《隋遗录》说：“帝尝醉游诸宫，偶戏宫婢罗罗者。罗罗畏萧妃，不敢迎帝，且辞以有程姬之疾，不可荐寝。帝乃嘲之曰：个人无赖是横波，黛染隆颅簇小蛾。幸好留侬伴成梦，不留侬住意如何。”宋人阮阅编《诗话总龟》卷之十八《纪实门》则说：“萧妃恚怒不怿，由是稍稍不亲幸。炀帝尝醉游宫中，……（下文同《隋遗录》）。”据考证，“隆颅”原作“隆颡”或“龙颡”，指高耸之额，这一称谓始见于汉魏。就连以“荒淫无道”著称的隋炀帝也不敢轻易碰那可怕的“程姬之疾”，这种潜意识在明清文学作品中表现得淋漓尽致。《大业拾遗记》（收入王世贞选编的《艳异编》）说：“大业十二年，……帝独赐司花女及绛仙，他姬莫预。萧妃恚妒不怿，由是二姬稍稍不得亲幸。帝尝醉游诸宫，……（下文同《隋遗录》）。”明末，上海人王昌会（约1635年前后在世）撰《诗话类编》卷之四《帝王上（附后妃外戚）》还说：“一日，帝醉游诸宫，……（下文同《隋遗录》）。”《大业拾遗记》托名颜师古撰，疑为宋人传奇，鲁迅先生曾对此考证说：《隋遗录》本名《南部烟花录》，既重编，乃称《大业拾遗记》，其“书在宋元时颇已流行”。
让人疑惑的是通俗小说怎么会不停地重复“程姬之疾”这个话题！冯梦龙（1574―1646年）纂辑的《醒世恒言》第二十四卷《隋炀帝逸游召谴》说：“帝尝醉游后宫，……（下文同《隋遗录》）。”非常明显，上面这段话是冯梦龙从宋人阮阅编的《诗话总龟》中抄出来的，只不过是将“萧妃”改成了“萧后”，还有一个更明显的区别是将“黛染龙颅簇小娥”中的“龙”替换成“隆”。到了清代，王初桐辑《奁史》卷十一《宫人》说：“炀帝尝醉游诸宫，……（下文同《隋遗录》）。”值得注意的是，清初钱尚濠辑《买愁集・想书》收入了一首金海陵赠宫婢词《不留侬》说：“个人无赖是横波，黛染隆颅簇小蛾。等得留侬伴成梦，不留侬住意如何。”诗中仅有第三句“等得留侬伴成梦”略有改动，其余部分完全同《隋遗录》，因此托名颜师古戏作《嘲罗罗》诗的说法仍需要重新考证。据《四库全书总目》（一四三）说：“姚宽《西溪丛语》亦曰：‘《南部烟花录》文极俚俗。……唐《艺文志》所载《烟花录》，记幸广陵事，此本已亡。故流俗伪作此书云云。’然则此亦伪本矣。今观下卷记幸月观时与萧后夜话，有‘侬家事一切已托杨素了’之语，是时素死久矣。师古岂疏谬至此乎？其中所载炀帝诸作，及虞世南赠袁宝儿作，明代辑六朝诗者，往往采掇，皆不考之过也。”
汉景帝因为程姬与唐姬姐妹的故事赢得了史家们的赞誉，而隋炀帝却因宫婢的“程姬之疾”更加臭名昭著，同样倒霉的还有那位荒淫无度的金海陵王。冯梦龙在《醒世恒言》第二十三卷《金海陵亡身》中用对诗的手法引出一系列带“红”字的隐语：海陵“越数日幸之。辟懒恶露不净，海陵之阳濡梁不洁，顾视而笑”曰：“秃秃光光一个瓜，忽然红水浸根芽。今朝染作红瓜出，不怕瓜田不种瓜”；“浅浅平平一个沟，鲇鱼在内恣遨游。谁知水满沟中浅，变作红鱼不转头”；“黑松林下水潺爰，点点飞花落满川。鱼衔桃浪游春水，冲破松林一片烟”；“古寺门前一个僧，袈裟红映半边身。从今撇去菩提路，免得频敲月下门”。以上这几首诗穷尽了海陵王与女使辟懒的行为，即冒天下之大不韪在月经期还“那个”，这完全是为了升级“叙事”的需要。晚明社会风气渐入淫邪，但《金瓶梅词话》第五十回还是说李瓶儿拒绝同刚吃了梵僧药的西门庆行，原因是“我这里不耐烦，又身上来了，不方便”。面对西门庆的再三纠缠，李瓶儿道出了她的忧虑：“我就是洗了，也不干净。一个老婆的月经，玷污在男子汉身上，剌剌的也晦气。”为了将“叙事”推向高峰，李瓶儿只好“交迎春掇了水，下来澡牝干净，方上床与西门庆交房”。清初李渔的《无声戏》第五回《女陈平计生七出》描写明末西安府的耿二娘为“流寇”所劫，眼看就要贞洁不保，聪明的她只得谎报自己正来月经呢，并威胁贼头说：“妇人带经行房，定要生病。”据《上海俗语图说》分析，上妓院的嫖客总会想“揩油”，而精于此道的“老举”（上等）们有一护身之物，即用旧的香云纱裹在胯间，以“程姬之疾”在身而阻挡客人的无理要求。
在通俗文学作品中出现的“程姬之疾”必定会同某一位的“君王”联系在一起，中国古代君王与妇女月经之间的隐喻耐人寻味。明人沈德符撰《万历野获编》卷二十九《祥・郊坛大风》说：“南宋光宗绍熙年间，亦有此异（指郊坛大风）。时后李氏窃至斋宫婉，且不避程姬之疾。次晨，厉风震荡，从官辟易，至不能成礼而罢。帝既怖恐。”在当时人看来，李皇后不避“程姬之疾”的恶劣行径无疑是摧毁封建礼制的罪魁祸首，就连皇会感到害怕，其潜在威力和破坏性真不啻于谋划一场宫廷。再如明代小说家李昌祺（1376―1452年）著《剪灯余话》卷一《长安夜行录》说：“开元间……让皇帝为宁王时，建第兴庆坊，吾家适近王邸。妾夫故儒者，……王过，见而悦之。妾夫不能庇其伉俪，遂为所夺。从入邸中，妾即以死自誓，终日不食，竟日不言。王使人开谕百端，莫之顾也。一夕，召妾，托以程姬之疾，获免。如此者月余，王无奈何，叱遣归家。”这篇小说假借唐代故事写成，但它所反映的是封建礼教趋于崩溃时普通民众的恐惧心理。帝王将相需要严格遵守礼制（即回避妻妾们的“程姬之疾”），这貌似无关紧要的事肯定被作为一项核心内容不断强化。
清宫嫔妃们的特殊“规矩”，直到辛亥革命以后仍保留不变。据贾英华撰《伺候皇后婉容》说：逊帝皇后每来一次月经，不仅宫女，就连太监都是人人皆知的，甚至溥仪也必须清楚地知道。最有意思的是，婉容每次来“例假”都得亲去（后因两人关系不太融洽，改派太监去）养心殿向溥仪“告假”。等“例假”过后，还得去养心殿向万岁爷“销假”。据说此事竟成为太监和宫女在背后插科打诨的调笑佐料。可以推测，那些当年在太子宫中服侍程姬的侍女或太监们同样也议论过主人的月经趣事，或许司马迁就是从那些退役的仆人嘴里得知了“程姬有所辟”的故事原型。今天的我们其实很难推测司马迁和班固执意要书写这一段文字的潜在动机。或许他们只是想借此彰显那种隐藏在后宫里的“畸形”的姐妹之情，从而让读者的内心感受到些许的温暖。
【关键词】骊山汤；华清宫；皇家园林；历史源流
中图分类号：TU98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0278（2013）06-255-02
“七月七日长生殿，夜半无人私语时。
在天愿作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
天长地久有时尽，此恨绵绵无绝期。”
――白居易《长恨歌》
一首爱恨绵绵无绝期的《长恨歌》，娓娓道来唐玄宗与杨玉环的爱情悲剧。而故事发生的背景，也就是诗中所提的“华清池”“骊宫”“长生殿”，正是文章想要追根溯源的华清宫。千百年来，华清宫伴随着关于它的诗词和传说流传于世，几经衰落和重建，仍然给予人无限的遐想。
华清宫在今西安城以东35公里的临潼县，南倚骊山之北坡，北向渭河。骊山是秦岭山脉的一支，东西绵亘二十余公里。两岭三峰平地拔起，山形秀丽，植被极好。远看如黑色的骏马，故曰骊山。两岭即东绣岭和西绣岭，中间隔着一条山谷。西绣岭北麓之冲积扇有天然温泉，也就是华清宫之所在。骊山知名度极高，源于这里埋藏了秦朝太多的秘密和宝藏。而探究华清宫的源流，也要从秦代说起。
一、秦“骊山汤”
据《辞源》，“华清池，初名骊山汤，秦始皇于此砌石起宇，汉武帝又加修饰，后为历代帝王巡幸沐浴之所，唐时在华清宫内，故名华清池”。据此可知，华清宫的源头指向了秦代。
公元前221年秦皇灭六国、一统天下，建立中央集权的封建大帝国。由是在秦代，开始出现了真正意义上的“皇家园林”。此时的园林建设是按天上星座的布列来安排地上皇家宫苑的布局，庞大的宫苑集群突出了咸阳宫的总管全局的主导地位，其他宫苑犹如众星拱北极般作为后者的衬托。这样的规划思想既体现了皇权的集中和至高至尊，又通过地上宫苑与天体的沟通，显示了天人合一的哲理。
当时的关中地区，自然条件非常优越，不仅风景优美，也是当时的粮食丰产区，膏腴良田多半集中于此。骊山也正位于这片地区。秦朝在此修建了骊山宫。这里不仅林木茂盛、风景优美，山麓还有温泉多处。相传秦始皇游骊山惹怒了神女，被唾一脸，面即发疮，始皇求恕，神女用温泉水给他洗疗，故又名神女汤。自此秦始皇砌石筑“骊山汤”。骊山汤正是华清池之前身。
二、西汉“骊山离宫”
到了西汉，汉武帝进一步加强中央集权，开创了西汉王朝最鼎盛繁荣的时期，亦是中国封建王朝第一个发展高峰。泱泱大国的气派、儒道互补的意识形态影响着文化艺术的发展。汉代艺术“极有气魄地展示了一个五彩缤纷、琳琅满目的世界。这个世界是有意或无意地作为人的本质的对象化，作为人的有机或非有机的躯体而表现着的。它是人对客观世界的征服，这才是汉代艺术的真正主题。”表现在园林艺术上，西汉时期皇家造园活动达到空前兴盛的局面。在这一时期，骊山汤扩建为骊山离宫。汉武帝时又大加修造，使其成为长安城东最重要的离宫别馆。
三、隋唐胜景
隋文帝时期社会安定繁荣，园林宫苑有所发展。隋开皇三年（公元583年），在骊山离宫“又修屋宇，列树松千余株”。然而到了隋炀帝，宫苑营建到了穷奢极侈的地步，民怨载道，终至隋朝灭亡。
公元618年，豪强李渊统一全国，建立唐王朝。李唐帝国在政治、财政、军事上都非常强盛，开创了在中国历史上空前繁荣兴盛的局面。在文艺上，“无所畏惧无所顾忌地引进和吸取，无所束缚无所留恋地改革和创新，打破框框，突破传统……一种丰满的、具有青春活力的热情和想象，渗透在盛唐文艺中”。在营建上，这一时期传统的木构建筑，无论在技术或艺术方面均已趋于成熟。观赏植物栽培的园艺技术也有了很大进步。这些艺术上的追求和技术上的发展，为造园活动的蓬勃发展提供了必需的支持，在盛唐的历史和文化背景下，中国古典园林的发展达到了全盛的局面，皇家造园活动也被推向了高峰。华清宫在这一时期，迎来历史上最绚烂的辉煌。
唐初时的骊山温泉，历经了秦、汉、北周和隋几个朝代，汤池房舍逐渐增多，林木花卉遍布山谷，这为华清宫的出现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唐贞观十八年（公元644年），诏左屯卫大将军姜行本、匠左少匠阎立德主持营建宫殿，赐名汤泉宫，作为皇家沐浴疗疾的场所。咸亨二年（公元671年）改名温泉宫，天宝六年（公元747年）正式定名为华清宫，取“温泉毖涌而自浪，华清荡邪而难老”之意。宫内的汤池也称为华清池，一直沿用至今。今人释道：“华清”一词自魏晋以来就是指和山泉水、井华水有关的水，是清晨的水的精华，由天地阴阳二气变化而来，甘冽清澈，可用以治病、养生。
无论是汤泉还是华清，华清宫都是以温泉为特色的。温泉沐浴虽然早已有之，但真正盛行起来却是在隋唐时期。隋唐帝王酷爱温泉浴，而骊山华清池地处京畿，地理位置便利，温泉质量又高，自然成了帝王们的钟爱去处。不仅如此，华清宫的温泉还具有极佳的疗疾功效。李世民所患多年的风湿病，正是在沐浴华清池的过程中治愈的，他曾郑重地为温泉立铭作颂，足见他对此温泉疗疾功效的认识深刻和喜爱。
四、盛世华清宫
华清宫的地位，在唐玄宗时期达到鼎盛。从开元二年（公元714年）到天宝十四年（公元755年）的四十一年间，玄宗曾先后出游华清宫三十六次，甚至还有一年去两次的情况。微行间出无计其数，只是不被外人知晓罢了。玄宗每次公开出游华清宫，百官羽卫偕行，等于把长安的政府机关全部搬到了骊山。因此，长安城与华清宫之间，以及华清宫的周围曾出现过“商贾繁会，里间阖咽”的局面，形成了一个以华清宫为中心的新的城市。离宫的规划布局基本上以首都长安城作为蓝本。可以说，华清宫乃是长安城的缩影，足见其地位之重。
华清宫充分利用了有利地形，使其成为一座结构严谨、雄伟壮丽的宠大宫殿建筑群。主要殿舍以温泉为中心，都布设在山前洪积扇上，构成华清宫的核心。然后向山上和山下展开，利用地形特点，布设不同类型和用途的楼阁亭榭。从山上到山下，“汤井殊名，殿阁异制，园林洞壑之美，殆非人境”。这座富丽堂皇的离宫，不仅见证了唐朝盛世，与中国著名的帝王结下了不解之缘，还留下一段段凄美传说。
唐玄宗数次游幸华清宫，都要带着著名的美人杨贵妃同往。玄宗初治世时，励精图治，使唐王朝拥有了最为强盛的国力，迎来开元盛世。这时候的玄宗站在权力的最高点俯视天下，却只专宠一人，那就是杨贵妃。从天宝四年（712）开始至天宝十四年（755），几乎每年的冬十月，唐玄宗都要偕杨贵妃及王公大臣来华清池居住过冬。于是在华清宫，发生着这个帝国最受瞩目的爱情故事。
在宫廷区南半部的温泉汤池区，除少数殿宇之外，据文献资料记载汤池达18处之多。其中莲花汤是皇帝的御用汤池，设备在八池中最为豪华。这里也是唐玄宗与唐贵妃共浴之池。长恨歌云：春寒赐浴华清池，温泉水滑洗凝脂。侍儿扶起娇无力，始是新承恩泽时。
海棠汤即杨贵妃的专用浴池，亦名贵妃汤。贵妃汤用料石砌成，形似盛开的海棠花。汤侧有红白石盆四，刻作莲花之状。另有一御用的汤池长汤，是供妃缤洗澡的地方。长汤深广，汤中有银镂谷船和白香木船，供皇帝戏游。
苑林区亦即东绣岭和西绣岭北坡之山岳风景地，以建筑物结合于山麓、山腰、山顶的不同地貌而规划为各具特色的许多景区和景点。西绣岭上建有朝元阁，朝元阁南面的长生殿是皇帝到朝元阁进香前斋戒沐浴的斋殿。《长恨歌》有云：七月七日长生殿，夜半无人私语时。在天愿作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讲述的就是唐玄宗与杨贵妃于某年乞巧节曾在此山盟海誓的传说。
此外，苑林区在天然植被的基础上，还进行了大量人工绿化种植。不同的植物配置更突出了各景区和景点的风景特色，不仅如此，还生产各种蔬果供应宫廷。杜牧《过华清宫绝句》有诗云：长安回望绣成堆，山顶前门次第开。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
五、衰落与凋零
在“骊宫高处入青云，仙乐风飘处处闻”里，腐败在帝国内部侵蚀，动摇着盛世的根基。天宝年间，节度使安禄山、史思明发动叛乱，史称安史之乱。唐玄宗被迫出走四川。出走途中途经马嵬驿（今陕西省兴平县西），军队哗变，逼玄宗诛杨国忠，赐杨贵妃自尽，贵妃死于马前，时年38岁。安史之乱结束后，唐玄宗将皇权交给太子，以太上皇身份回到长安。此时再回华清宫，已是野草遍生，场景无比凄凉。
“归来池苑皆依旧，太液芙蓉未央柳。芙蓉如面柳如眉，对此如何不泪垂。春风桃李花开日，秋雨梧桐叶落时。西宫南内多秋草，落叶满阶红不扫。梨园弟子白发新，椒房阿监青娥老。”
此后华清宫一蹶不振，再也没有重现过从前的辉煌。安史之乱之后政局动荡，唐朝皇帝已无心出游。宪宗、穆宗和敬宗等虽都先后出游过华清宫。但时间短暂，场面十分冷落。更有大臣“伏紫衰殿下叩头谏”。并以周幽王游骊山而亡国、玄宗幸华清而禄山乱作为证据，说骊山华清宫万万去不得。可见华清宫地位的下降也源于人们对它的忌惮。忌惮的原因，是当时人们将王朝衰落归结于帝王的纵情享乐。
唐亡后，华清宫更加走向衰败，五代后晋天福年间，华清宫被改为灵泉观，赐于道士居住。此后，华清宫的意义由其现实存在转化为历史影响。元代中统二年（公元1216年）对华清宫进行了整修，尚有三清等八座大殿，以及朝元、冲明二阁和九龙、芙蓉等汤池。清代初年，也曾重修过华清池，康熙皇帝西巡时就驻于此。今天的华清池大约就是清初重修后保留下来的格局。
六、结论
追溯华清宫的历史源流可以看到，园林作为一门综合的艺术和技术，它的发展与其所在时代的科技文艺的发展是息息相关的。而皇家园林，因为被打上皇家的烙印，其盛衰更是与皇室命运紧紧相连。
观察华清宫在一个朝代里发展的顺序，首先是一个朝代的建立，然后是这个朝代孕育出特有的时代氛围，在这样的时代氛围里诞生出了符合时代要求的文化，同时科技也随着人类文明的发展而向前发展；文艺和科技交融，为兼具着审美和功能要求的园林艺术提供了发展的基础，推动了园林艺术的发展。在这样的朝代更迭与变换中生存下来的园林，也在用自己的历史讲述那些如烟往事。
华清宫是幸运的，尽管盛衰只在一瞬间，但它也曾经拥有属于自己的辉煌历史。尽管如今规模已大不如前，但作为历史的见证乃至创造者，它所具有的历史文化意义将伴随着那些美丽的诗歌和传说流芳千古。如今的华清宫，正在新时代的旅游开发中焕发别样的生机和色彩。或许，属于华清宫的时代又到了，它正以崭新的文化含义和新时代的面貌来迎接新的主人和客人，在骊山这块闪耀着历史光辉的宝地，向人们讲述中华文明的荣耀与坎坷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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