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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轼的称呼有好几十个：苏轼、苏子瞻、苏子平、苏和仲、苏同文、大苏、苏二、大苏公、苏长公、眉山公、苏眉州、峨眉先生、苏贤良、苏太史、苏使君、东坡居士、坡、雪堂、苏副使、狂副使、老农夫、雪浪翁、长帽翁、苏尚书、苏礼郎、苏学士、苏翰林、苏内翰、苏端明、苏徐州、苏惠州、大坡、老坡、谪仙人，东坡翁、坡翁、东坡道人、坡仙、坡公、东坡老人、东坡病叟、坡老、苏公、苏仙、苏子、西湖长、秃鬓翁、白发兄、香案吏、玉堂仙、老泉山人、铁冠道人，思无邪斋、笠履翁、苏玉局、玉局翁、德有邻室、毗陵先生、髯苏、髯公、髯翁、文星、奎宿、妙喜老人、苏文忠公、苏文忠……①
惜乎袁先生未作考释说明。孔凡礼先生《苏轼年谱》列有苏轼外号18种，且有简明考辨。未列入上引之称谓者尚有：
戒和尚、眉阳居士、仇池公、泉南老人、水东老人、海上道人②
这两本当代学术著作胪列的苏轼称谓，悬揣缺漏已很少。尚有补苴，亦属上列称谓之变形。苏轼称谓反映出苏轼的思想和经历，无论是自称，还是他称，均有极为丰赡的文化内蕴。除一般尊称苏子、苏公、苏君外，本文就上引70余种称谓分类略作说明，并作一点考证。
名字类。苏洵为苏轼取名轼，《名二子说》揭其本旨：“轮福盖轸，皆有职乎？车而轼，独若无所为者。虽然，去轼则吾未见其为完车也。轼乎，吾惧汝之不外饰也。”③苏轼论事激切，锋芒毕露，取名暗含望其多加外饰，免遭不测之祸之意。子瞻为苏轼之字。字、名关联。“子”为衬字，“瞻”者，远望也，取义于《左传·庄公十年》“登轼而望之”一语。苏和仲、苏同文亦为苏轼之字，不常用。苏轼《书葛道纯诗后》：“元丰五年五月十九日，汝州团练副使苏轼和仲。”④嘉乐堂《三苏文范》卷首《三苏考实》：“轼字子瞻，小字同文”，“辙字子由，小字同叔”。⑤
别号类。苏轼最常用的别号为“东坡居士”。苏轼因乌台诗案被贬黄州。元丰四年，苏轼四十六岁，友人马正卿为苏轼在郡中请得“故营地数十亩，使得躬耕其中”⑥，这块荒地名“东坡”，苏轼躬耕筑室其中，自此自号“东坡居士”。《宋史》本传：“轼与田父野老相从溪山间，筑室东坡，自号东坡居士。”大坡、老坡、东坡翁、坡翁、东坡道人、坡仙、坡公、东坡老人、东坡病叟、坡老等称谓皆由此衍生，不赘引。苏轼尚有其他别号。与佛教相关的，“东坡居士”外，尚有“戒和尚”“妙喜老人”。“戒和尚”见于释惠洪《冷斋夜话》卷七：“及谪英州，云居佛印遗书，追至南昌，东坡不复答书。引纸大书曰：‘戒和尚又错脱也。’”⑦“妙喜老人”则为佛教徒对苏轼的称谓。苏轼《次韵定慧钦长老见寄》：“净名毗耶中，妙喜恒沙外。”“请判维摩凭，一到东坡界。”⑧“大苏死后忙不彻，三教九流都扯拽”，董遐周云：“子瞻已托识他所耶。总是一个大苏，沙门扯他做妙喜老人，道家又道他是奎宿。”⑨与道教相关的，“东坡道人”外，则有“铁冠道人”“海上道人”。“铁冠道人”见于洪迈《夷坚志·丙志》卷十三：“东坡在海上尝自称铁冠道人。”B10“海上道人”见于周必大《省斋文稿》卷十七：“前序海上道人诺为之，故虚右以待。”B11此外，“毗陵先生”见于陆游《跋苏氏易传》：“方禁苏氏学，故谓之毗陵先生云”。B12因苏轼晚年卜居毗陵（常州），故称。“无邪公”见于徐恢《蒙刘元甲沔数示东坡诗》：“无邪公文天所赞，汩汩词源倒河汉。”B13“水东老人”见于唐庚《眉山唐先生文集》卷三：“溪侧有两榕甚奇，清阴可庇数十榻，水东老人常饮酒其下。”B14“老农夫”见于苏词《好事近·送君猷》：“看取雪堂坡下，老农夫凄切。”B15吴聿《观林诗话》卷七：“传赵德麟家所收泉南老人杂记”。B16此“泉南老人”即苏轼。李之仪《姑溪居士文集》有《仇池翁南浮集序》B17此“仇池翁”即苏轼。苏轼《书赠徐信》，末有眉阳居土印章B18，此“眉阳居土”即苏轼。
排行类。大苏、苏二、大苏公、苏长公皆此类。苏轼与其父苏洵、弟苏辙，合称“三苏”。洵为老苏，轼为大苏，辙为小苏。《苕溪渔隐丛话》前集卷四十一：“子由奉使契丹寄东坡诗云：‘谁将家集过幽都，每被行人问大苏。’”B19黄庭坚《避暑李氏园》其二：“题诗未有惊人句，会唤谪仙、苏二来。”B20山谷称东坡为苏二。张耒《明道杂志》：“苏长公有诗云‘僧行万里半天下，僧卧一庵初白头。”B21张耒称苏轼为苏长公。称苏轼为“长公”其实并不准确，苏轼并非苏洵长子，还有一兄名“景先”，苏轼三岁那年夭折。后人称苏轼为“长公”，应属敬称。
职官类。苏轼有在朝廷、地方长期任职经历，时人往往以职务称之，这种称谓往往随任职情形的变动而变动。据王宗稷《东坡先生年谱》B22苏轼年二十，考中进士，时称苏贤良。苏轼年三十，得直使馆，时称苏太史。苏轼年三十六，任监官告院，兼判尚书祠部，时称苏尚书。苏轼年五十，以礼部郎官召，到省半月，除起居舍人，时称苏礼郎。苏轼年五十一，为翰林学士知制诰，时称苏学士、苏翰林。内翰指为皇帝起草诏告的官员，苏内翰之称缘此。苏轼年五十七，为卤簿使，寻迁礼部尚书，迁端明侍读学士，时称苏端明。苏轼历任密州、徐州、湖州、颖州、杭州等地太守，古称太守为使君，故称苏使君。苏轼《定风波》：“两两轻红半晕腮。依依独为使君回。”B23苏轼再贬为宁海军节度副使，惠州安置。陈师道《送吴先生谒惠州苏副使》：“百年双白鬓，万里一秋风。”B24又称狂副使。苏轼《定风波》：“更问尊前狂副使。来岁。花开时节与谁来？”B25苏轼曾任成都玉局观提举，故称苏玉局，自称玉局老、玉局翁。苏轼《李伯时画像跋》：“建中靖国元年正月三日甲子，玉局老书。”B26苏轼《永和清都观道士……》：“镜湖敕赐老江东，未似西归玉局翁。”B27苏轼还有一些官职的非正式称谓。苏轼《舟行至清远县见顾秀才极谈风物之美》：“到处聚观香案吏，此邦宜著玉堂仙”。王文诰辑注：“唐《百官志》，若仗在紫宸内阁，则起居舍人夹香案分列殿下。”李肇《翰林志》：“时居翰林苑，皆为陵玉清，溯紫霄，岂止于登瀛州哉，亦曰登玉署、玉堂焉。”B28可见“香案吏”“玉堂仙”是对苏轼翰林学士知制诰身份的非正式称呼。其中，端明侍读学士为苏轼生前最高官职，“苏端明”这一称谓使用广泛。苏辙所作传记即为《亡兄子瞻端明墓志铭》。职官类称谓，既有他称，亦有自称，其特点是有时间性，随苏轼的任职情形而变化。此类称谓，一般为生前采用。
地名类。一种情形是以乡里称。苏轼出生于今四川眉山。眉山公、苏眉州、眉阳先生、峨眉先生皆以出生地称呼。陈师道《后山丛谈》卷四：“眉山公卒，太学生侯泰、武学生杨选，素不识公，率众举哀。”B29沈辽《题子瞻雪堂即次前韵》卷四：“眉阳先生齐安客，雪中作堂爱雪白。”B30一种情形是以居留地称。苏轼曾任徐州知州，苏徐州以苏轼任职地称呼。苏密州、苏颖州等称谓类此。苏轼再贬宁海军节度副使，惠州安置。苏惠州以苏轼贬谪地称呼。苏黄州、苏儋州称谓类此。杨万里《游丰湖》：“三处西湖一色秋，钱塘颖水更罗浮。东坡元是西湖长，不到罗浮须得休。”B31钱塘指杭州，颖水指颖州，罗浮指惠州，苏轼曾在杭州、颖州、惠州疏浚西湖，造福一方，西湖长以苏轼任职地称呼。还有一种情形是以斋室称。雪堂、雪浪斋、思无邪斋、德有邻室皆此类。苏轼《雪堂记》：“苏子得废圃于东坡之胁，筑而垣之，作堂焉，号其正曰雪堂。”B32此斋为苏轼贬居黄州时居室。苏轼《雪浪斋铭引》：“予于中山后圃，得黑石……又得白石曲阳，为大盆以盛之，激水其上，名其室雪浪斋。”B33此斋为苏轼任职定州时居室。《广东通志》卷十九：“东坡故居在白鹤峰上，宋苏轼谪惠，卜居于此，有堂曰德有邻，轩曰思无邪。”B34堂和斋为苏轼贬居惠州时居所。苏轼诗文之末，常以斋室之名落款。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例可以斋室之名指称主人，故这些斋室之名亦成称谓。
容貌类。秃鬓翁、白发兄、髯苏、髯公、髯翁、长帽翁、笠履翁、皆此类。黄庭坚《病起荆江即事》：“玉堂端要直学士，须得儋州秃鬓翁。”B35时苏轼自儋州遇赦北归，黄庭坚想象中的苏轼，鬓发俱白，故以秃鬓翁称之。苏辙《次韵子瞻寄贺生日》：“但愿白发兄，年年作生日。”B36《王直方诗话》“东坡帽”条：“元佑之初，士大夫效东坡顶短檐高桶帽，谓之子瞻样。”B37苏轼喜戴长型帽，世人尊称苏轼为长帽翁。虞集《道园学古录》卷四：“老却眉山长帽翁，茶烟轻飏鬓丝风。”B38南方多雨，苏轼喜戴竹笠。梁绍壬《两般秋雨庵随笔·东坡戴笠》：“惠州嘉应妇女多戴笠，笠周围缀以绸帛，以遮风日。名曰苏公笠，眉山遗制也。”B39故苏轼又有一称谓叫“笠履翁”。秃鬓白发是事实，髯公、髯翁的称呼就不实了。笔者《苏轼体貌考论》一文已作考辨，不赘。
评价类。谪仙人、苏仙、坡仙、文星、奎星皆此类。王辟之《渑水燕谈录》卷四：“子瞻文章议沦，独出当世，风格高迈，真谪仙人也！”B40朱熹《与诸人用东坡韵共赋梅花》：“罗浮山下黄茅村，苏仙仙去馀诗魂。”B41元好问《奚官牧马图息轩画》：“奚官有知应解笑，世无坡仙谁赏音？”B42文星指有文才之人，相传文曲星主人才。奎星因其形似文字，古人认为其主文运和文章。可用以称有文学才能的人。费衮《梁溪漫志》卷七：“宣和间，申禁东坡文字甚严。有士人窃携其集出城，为阍所获，执送有司，见集后有诗云：‘文星落处天地泣，此老已亡吾道穷。’”B43陈肖岩《庚溪诗话》卷上记宋徽宗与主醮道士问答：“上叹讶之，问曰：‘奎宿何神为之？所奏何事？’对曰：‘所奏不可得知，然为此宿者，乃本朝之臣苏轼也’。上大惊。”B44
谥号类。苏轼在南宋孝宗时平冤昭雪，恢复名誉，赠太师，谥号文忠。《宋史》本传：“高宗即位，赠资政殿学士，以其孙（苏）符为礼部尚书。又以其文置左右，读之终日忘倦，谓为文章之宗，亲制《集赞》赐其曾孙（苏）峤。遂崇赠太师，谥文忠。”故后人遂称苏轼为苏文忠、苏文忠公。明人茅维《苏文忠公全集》为苏轼诗文合集。
以上分类，仅仅为着说明的方便，其实并不十分严密。事实上，有些称谓即有两属情形。苏轼诸多称谓之中，使用频率最高的无疑是苏轼、苏子瞻、坡三种。苏轼为什么会有如此繁复的称谓？苏轼是一个在政治、文学、艺术、宗教等多个领域均有突出建树的人物。作品和人品在当时即彪炳海内，而其仕宦经历又极为丰富，思想驳杂，交游广泛，爱好众多，在当时和后世受到的品评之多，亦非一般文士可企及，故其称谓出现特别繁复的情形。其中有些称谓，一般读书人已很难弄清其产生背景和文化内蕴。
苏轼称谓中，有三种称谓存在争议。存在争议的三个问题是：“子平”是否苏轼字？苏轼缘何号“东坡”？“老泉”之号应属谁？
苏轼表兄文同有《丹渊集》行世，中有与苏轼唱和诗作多篇，如《和子平悼马》《中秋试院寄子平》《往年寄子平》等，考苏轼、文同交游可知，引诗题目中的“子平”即苏轼。古柏《坡年谱》即谓苏轼又字子平。对此，亦有不同看法。《苏轼研究资料汇编》“编者按”：“明钱允治《吴郡重刊文湖州丹渊集序》：‘遘党祸炽烈，所有与苏家文字，一切抹杀不存，至有改子瞻为子平者。嘻，亦可笑哉。’”B45
对此，孔凡礼先生于《苏轼年谱》续行驳正：
《丹渊集》卷十《寄题杭州通判胡学士官居诗》之胡学士及诗中所云之子平，原刊此集者谓为苏轼，乃以此集北宋末初刊时“党祸未解故窜易”之以致“失真”。不可据此谓轼字子平。轼友人有苏钧，字子平，见元丰六年《答苏钧简》条。B46
孔凡礼先生认为子平不是苏轼之字，理由有三。其一，苏轼又字子平之说，仅见文同《丹渊集》，苏轼及同时代人均无此记录，孤证不立。其二，“子平”系北宋末年刻书人为掩人耳目所增设之避讳文字。时“元祐党祸”盛行，苏轼作品列为禁书，刻书人便在所刻文同《丹渊集》中，应文同家人要求，径改“子瞻”作“子平”。其三，《丹渊集》中有《同苏秘丞子平登延晖故亭》《夜思寄苏子平秘丞》等诗，苏轼一生从未任过“秘丞”一职，可见文同作品中有时“苏子平”非指苏轼，而是指苏轼、文同共同的友人苏舜举之子曾任秘丞的苏钧苏子平。
关于东坡之号的来历，南宋洪迈《容斋三笔》认为“详考其意，盖专慕白乐天而然”。南宋周必大《二老堂诗话》：“本朝苏文忠公不轻许可，独敬爱乐天”，“谪居黄州，始号东坡，其源必起于乐天忠州之作也”。B47故东坡之号与苏轼敬慕白居易有关。今人多持此说。也有不同看法。史良昭先生即认为：“东坡的自号与白诗中的‘东坡’仅仅是偶合。乐天有‘两枝杨柳小楼中，袅袅多年伴醉翁’（《别柳枝》）和‘初时被目为迂叟’（《迂叟》）的诗句，醉翁、迂叟均为自指。我们总不能说欧阳修取号醉翁、司马光自名迂叟，都是‘必起于乐天某某之作’吧。”B48
苏轼贬谪黄州自号东坡，与白居易任职忠州之情境完全不同。苏轼《与王定国书》：
近于侧左得荒地数十亩，买牛一具，躬耕其中。今岁旱，米贵甚。近日方得雨，日夜垦辟，欲种麦，虽劳苦却亦有味。邻曲相逢欣欣，欲自号鏖糟陂里陶靖节，如何？B49
东坡本一常见地名，与南村、西畴、北川之称类同，皆随处可见之地名俗称。忠州东坡和黄州东坡地名偶合的概率相当高。“乐天忠州之作”指白居易任忠州刺史时与“东坡”有关的几首诗。《东坡种花》：“持钱买花树，城东坡上栽。”“东坡春向暮，树木今何如？”《步东坡》：“朝上东坡步，夕上东坡步。东坡何所爱，爱此新成树。”《别东坡花树》：“何处殷勤重回首？东坡桃李种新成。”白居易贬后新任忠州刺史，追求的是种花栽树的闲适雅致。苏轼开荒东坡，为的是养家活口维持生计。苏轼在与王巩的信中透露出“欲自号鏖糟陂里陶靖节”（此号后未用过）之意。“鏖糟陂”指汴京郊外一片沼泽地，与黄州东坡荒地性质相同。苏轼《东坡八首》叙云：“余至黄州二年，日以困匮，故人马正卿哀余乏食，为于郡中请故营地数十亩，使得躬耕其中。地既久荒为茨棘瓦砾之场，而岁又大旱，垦辟之劳，筋力殆尽。释耒而叹，乃作是诗，自愍其勤，庶几来岁之人以忘其劳焉。”B50如果说落魄黄州的苏轼有什么“专慕”之人的话，那也不是追求闲适的白居易，而是躬耕自资的陶渊明。所以，苏轼自号东坡的原因，一与开荒之地有关，所谓“茨棘瓦砾”“日夜垦辟”；一与劳作之苦有关，所谓垦荒东坡，“筋力殆尽”；一与人生之感有关，所谓“自愍其勤”，劳苦“有味”。读过《东坡八首》的读者，会强烈感到苏轼确确实实是临时客串了一回农民的，而苏轼也欣欣然曾以“老农夫”自号。在苏轼浮沉宦海的生涯中，“躬耕”东坡不啻是人生难以忘怀的一页，这应当是苏轼自号东坡的根本原因。此与“专慕白乐天”无关。
在苏轼的称谓中，老泉山人这一称谓颇有争议。一般文学辞典和文学史著作明载：“苏洵，字明充，号老泉。”而叶梦得《石林燕语》卷十则称苏轼“晚又号老泉山人”B50。那么，“老泉”究竟是苏洵之号还是苏轼之号？
对此，明代郎瑛《七修类稿》卷十有一辨正：
老苏号老泉，长公号东坡，人所共称也。而叶少蕴《燕语》云：“苏子瞻谪黄州，号东坡居士，其所居之地也。晚又号老泉山人，以眉山先茔有老翁泉，故称。”梅圣俞有《老人泉》诗，东坡自注云：“家有老人泉，公作此诗。”又尝闻有“东坡居士，老泉山人”八字共一印，而吾友詹二有东坡画竹，下用“老泉居士”朱文印章。据此则老泉又是子瞻号也。B51
郎瑛引叶梦得语，又举所见“老泉山人”印章实证为例，辩驳十分有力。对此，清阎若璩《潜邱札记》、吴景旭《历代诗话》、袁枚《随园诗话》等都作过考辨，认为老泉之号应归属苏轼。阎若璩《潜邱札记》：“苏老泉先生是父冒子号也。盖苏氏先茔有老人泉，子瞻取以自号，不知何年讹以称老苏。”最重要的是，苏氏昆仲皆不避“老泉”之讳。苏轼《六月七日泊金陵阻风，得钟山泉公书寄诗为谢》：“独望钟山唤宝公，林间白塔如孤鹤。宝公骨冷唤不闻，却有老泉来唤人。”B52苏辙《次韵子瞻寄贺生日》：“归心天若许，定卜老泉室。凄凉百年后，事付何人笔。”B53两诗可以反证“老泉山人”绝非苏洵之号。这些材料当可证明，“苏洵，字明充，号老泉”之说是不能成立的。
注释：
①袁庭栋《古人称谓》第4页，四川教育出版社，1994年6月版
②孔凡礼《苏轼年谱》第2页，中华书局，1998年2月版
③转引自《苏轼研究资料汇编》上编第9页，四川大学中文系唐宋研究室编，中华书局1994年4月版
④孔凡礼点校《苏轼文集》第2134页，中华书局1986年3月版
⑤同②，第1页
⑥王文诰辑注、孔凡礼点校《苏轼诗集》第1097页，中华书局1992年2月版
⑦同③，第221页
⑧同⑥，第2118页
⑨丁传靖辑《宋人辑事汇编》第636页，中华书局1981年9月版
B10同②，第2页
B11同②，第2页
B12同③，第528页
B13同②，第1313页
B14同③，第211页
B15邹同庆、王宗堂著《苏轼词编年校注》第469页，中华书局2002年9月版
B16同③第253页
B17同③，第31页
B18同④，第2575页
B19同④，第369页
B20同③，第167页
B21同④，第133页
B22转引自四川大学中文系唐宋研究室编《苏轼研究资料汇编》下编第1713页—1769页，中华书局1994年4月版
B23同B15，第434页
B24同③，第137页
B25同B15，第434页
B26同④，第2562页
B27同⑥，第2450页
B28同⑥，第2064页
B29同③，第140页
B30同③，第24页
B31同③，第560页
B32同④，第140页
B33同④，第1998页
B34同②，第1245页
B35同③，第93页
B36同③，第560页
B37同③，第178页
B38同③，第882页
B39转引自《汉语大辞典》缩印本，第5564页。上海辞书出版社1997年4月版
B40同③，第12页
B41《晦庵集》卷四
B42《遗山先生文集》卷四
B43同③，第680页
B44同③，第424页
B45同③，第10页
B46同②，第2页
B47同⑥，第1079页
B48《浪迹东坡路》第197页，中华书局2004年1月版
B49同④，第1520页
B50同③，第247页
B51同③，第1002页
B52同⑥，第2031页
B53同③，第56页
关键词：坡；山谷体；方回体
中图分类号：K20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5-5312（2010）24-0076-02
坡是一个伟大的作家，与唐李白一样都具有一种与生俱来的飘逸浪漫的文学天赋，坡在诗词方面均造诣深厚，但相较而言，东坡词又比东坡诗更让人流连忘返。在东坡体出现后，它的烂漫与豪爽迅速感染了一批文学家，并激起他们的创作激情，在这条新的文学形式上阔步前进。
但是东坡之后再无东坡，如同黄河水瞬间都在变换一样，不同的时间空间与社会心理都促使东坡体在不断的发生变化，众所周知，现实环境会影响人们的心理发生变化，对于敏感的文学家来说，这种变化更加明显，因次在东坡体流传的过程中，无论是在内容形式上还是在思想风格上，都会有赞同声和批驳声，山谷体和方回体就是在这种情况下这样产生的。
王灼《碧鸡漫志》“东坡先生非醉心于音律者，偶尔作歌，指出向上一路，新天下人耳目，弄笔者始知自振”。这是其赞同面，指出东坡体对后代诗词的积极影响，认为他为后来人找到了一块肥沃的土地，使人们如久旱逢甘霖一般再次获得文学的新生，释放自己的曼妙情思与胸怀抱负。
同样，王灼在《碧鸡漫志》中指出“今少年妄谓东坡移诗律作长短句，十有八九不学柳耆卿则学曹元宠”指出当时人们的学习风尚并非只以东坡体为标的，相反，由于东坡体是一种新形式、新生命，自然会有许多人怀疑甚至拒绝，这主要是对其不拘格律的形式的批驳。
如同阴阳不可分割，赞同与批驳亦相伴始终，东坡体就是在这一复杂的过程中继承变化，产生新的文学形式与派别。而这一繁杂的文学现象在山谷体和方回体的形成发展中表现的最为明显。山谷体代表东坡体内部的影响与走向，表现了诗人对东坡体诗化革新的接纳，主要是继承与完善；方回体代表东坡文人集团外层的影响状况，主要是批驳和创新。
山谷体对东坡体的革新与继承表现在许多方面：首先，在题材方面：山谷体的题材有酒会词、游览观光词、赠妓词、茶词汤词、生日寿词、送行往来词、次韵唱和词、咏物词、节令词、艳情词、赠士大夫及亲友词、改诗集句词、佛禅词、隐逸词、游戏词等。相较于东坡词的题材，山谷体的分类更加详细但也略显繁琐，表现了诗人气度才华、胸襟境界的不同，刘熙载在《艺概》中说：“词至东坡，其境益大，其体始尊，无意不可入，无事不可言。”东坡词涵盖广泛，正如老子形容“道”说“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独立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为天下母。吾不知其名，强字之曰道”，苏轼的词往往含有诸多复杂的感情，与李商隐的无题诗有异曲同工之妙，但较李诗明快超脱些，尽管也有些消极的情调浮现其中，但在读者可接受的情感范围内，激起人们对莫测人生的感叹，很容易引起人们的共鸣。因此只能对东坡词进行大致的划分而不可能像山谷体那样可以划分那么多的种类，可大致分为表达治国平天下之志的“言志词”、 借古抒怀的“咏史词”、寄托遥深的咏物词等。
现就苏轼的咏物诗《卜算子》与黄庭坚的定风波（荔枝）来做比较：
卜算子（黄州定惠院寓居作）
缺月挂疏桐，漏断人初静。谁见幽人独往来，飘渺孤鸿影。 惊起却回头，有恨无人省。拣尽寒枝不肯栖，寂寞沙洲冷。
定风波（荔枝）
晚岁监州闻荔枝。赤英垂坠压阑枝。万里来逢芳意歇。愁绝。满盘空忆去年时。
润草山花光照坐。春过。等闲桃李又累累。境负寒泉浸红皱。消瘦。有人花病损香肌。
《卜算子》为苏轼因乌台诗案被贬为黄州（今湖北黄冈）团练副使时所作，本次以物起兴，“缺月挂疏桐，漏断人初静”给全篇定下了清冷孤傲的基调，令人眼前似乎涌现一片难以克服的压抑与无奈，让人不禁生起惆怅满怀的人生玄想，随后，“谁见幽人独往来，飘渺孤鸿影”对照苏轼的名诗《和子由渑池怀旧》中“人生到处知何似，应似飞鸿踏雪泥。泥上偶然留指爪，鸿飞那复计东西。”便可以更清楚地体悟苏轼“人生如梦”的人生感悟，这两句都是作者在经历了仕途人生的颠簸之后慨然流出的肺腑之言，既是对冥想中幽人孤鸿的奇妙联想，也是对自己沉浮一生的概括与宣泄，然后，“惊起却回头，有恨无人省”，突然给人一种恍然大悟，却又无依无靠的萧条感，李白《梦游天姥吟留别》中“惟觉时之枕席，失向来之烟霞”，辛弃疾《青玉案（元夕）》中“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 分别以诗和词的形式表现了这种失落与无助，但相较李白诗而言东坡词则是觉醒于梦中的孤单，一直作为人生的真谛，醒后面对混沌的众生而产生的一种彻底的同情与无奈；李白则是流连于梦中的逍遥与自在而不肯面对人生的孤独与冷漠，一个悲叹众生的无知与堕落，一个追求自己的灿烂与辉煌，不同的时空，塑造了两位不同的天才，这也是释道两种不同哲学的区别之一；相较辛弃疾的词而言，苏轼词流露出一种众人皆醉我独醒的伟大的启迪者的形象，令人同情怜悯，似乎这是一种永远无法摆脱的令人痛苦不堪的清醒，而辛弃疾的词在最后给人一种温暖的触动，他找到了久违的知音，让读者为他的曲折与幸运而长叹。最后，“拣尽寒枝不肯栖，寂寞沙洲冷。”呼应全篇，将那种无法摆脱的清冷推向高潮，表现了一种居无定所的倔强与凄凉，唐李商隐《无题》之昨夜星辰昨夜风中“嗟余听鼓应官去， 走马兰台类转蓬。”也表现了一种漂泊之感，两者相较，商隐诗更多的是一种无奈与被动，有种被迫离开的情绪，是对佳人的留恋与对他人的屈从，而东坡更多的是一种孤傲与无畏，是他抛弃寒枝，寻找适合自己的巢所，而不是为离开寒枝而伤感，是一种宁愿孤独而亡也不想屈服于世的悲壮，与屈原《渔夫》“举世皆浊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是以见放！”相似，同样也与屈原一样令人敬佩，可望而不可及。
黄庭坚《定风波（荔枝）》也是写于仕途坎坷之时，词中物象繁复，是典型的咏物诗，但给人以堆杂之感，而且曲折复杂，故多的景物描写掩盖了作者的情感，或许是他有意为之，终究令人无法从心底产生共鸣，末句“消瘦。有人花病损香肌”，令人脱离作者的悲愁而联想起闺怨之情，与苏轼的咏物词相比，山谷词偏于世俗化、雍荣化、繁缛化，境界不可同日而语。
以上以咏物诗为例说明山谷体在题材上对东坡体的继承，苏轼主张“诗词同源，词为诗之苗裔”，认为诗与词只是存在形式的差别，而在艺术本质和表现功能上等方面是一致的，苏轼在《祭张子野文》中说张先“微词婉转，盖诗之苗裔”，苏轼以诗的内容题材、风格意境及诗序入词，从而使词的内容扩大，境界提升，用途增多，如《江城子・密州出猎》“老夫聊发少年狂”。《水调歌头》“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由此可知，东坡词是黄庭坚以诗为词启发者，黄庭坚以诗名于世，是江西诗派的创始人，江西诗派主张“以故为新”，讲求“点铁成金”、“夺胎换骨”，去摹古、变古，追求奇险硬涩的风格，刘熙载撰《艺概・词曲概》“黄山谷词用意深至，自非小才所能办。惟故以生字俚语，侮弄世俗，若为金元曲家滥觞。”是对山谷体“启后”的概括。
苏轼论诗最重陶渊明，黄庭坚则更推崇杜甫晚期诗的平淡境界，苏、黄的诗学理想是殊途同归的。苏轼崇陶，着眼于陶诗“质而实绮，癯而实腴”；黄庭坚尊杜，着眼于晚期杜诗的“平淡而山高水深”。可见他们追求的“平淡”，实指一种超越了雕润绚烂的老成风格，一种炉火纯青的美学境界。
这是体山谷对东坡体的继承与发展。
方回体：
贺铸与黄庭坚一样都处于王朝衰落时期，都是郁郁不得志的文士，都需要用文学形式来宣泄自己的苦闷，寄托自己的情思并用文字来描述生活中的平淡与痛苦，不同的是山谷以诗名世，方回以词名世，两人的不同有性格气质的原因也有经历的影响，黄庭坚是文臣而贺铸却是武将军旅出身。
[宋]赵令撰《侯鲭录》中言“鲁直兼为小词，固高妙，然不是当行家语，乃着腔子唱好诗也”，说明山谷体并没有获得如同东坡体那样，虽然在理论上受到批评，但在创作实践和阅读审美层面上却得到高度赞赏的待遇。少游体和贺铸的方回体，大概也正是接受了山谷体的教训，才走向了一方面向诗化革新深化，另一方面却努力收敛这种诗化革新的程度，并开始实现在诗化革新之后的向传统回归。”
首先，在题材上，与山谷体以诗为词甚至以文为词的情况不同，方回体显得更加精炼与高雅些，词的题材范围有所缩小，而且也更加贴合词体本身的特点，内容与形式逐渐融合，方回体的题材大致包括：士大夫抒发怀抱之作、咏古咏史之作、隐逸题材之作、咏物词、描写歌伎之作、酒会词作、情爱之作、闲情之作，这种题材与山谷体相似，但前半部分与东坡体的题材也有很大的相同点，这种题材上的相似似乎也预示了词回归传统的趋势。
贺铸《六州歌头》“少年侠气，交结五都雄。肝胆洞。毛发耸。立谈中。死生同。一诺千金重。”似乎又回到了苏轼《江城子・密州出猎》时那种豪气干云的气魄。
咏物词《芳心苦》“当年不肯嫁春风，无端却被秋风误”与前面黄庭坚咏物词《定风波（荔枝）》相比，情思格调都有很大的提升，同时与苏轼卜算子相较，又多了些温暖与含蓄，可以看成是调和黄庭坚的低回与苏轼警醒的结果，这种咏物词有承前启后的作用。
与黄庭坚描写的词相比，贺铸的描写歌妓之作也端庄同情些，有时也寄托情怀，如《吹柳絮・鹧鸪词》、《罗敷歌・采桑子》，黄庭坚的《满庭芳・》没有客观的描绘女子，而是对她的情思进行揣测是以一种看客的身份来遐想，缺乏一种同情感。
词以诗之余的形式出现，经过唐代的发展到晚唐五代时形成南唐和西蜀两个词体中心，出现南唐词人与西蜀花间词人，并奠定了词体的基本特点，在总体上亦以“男女情事”为主要题材在直接抒情内容上，尽管有些具有政治色彩，但大体不出“伤春”和“悲秋”的离愁别绪；在艺术风格上，总体格调也是柔婉深约，蕴藉含蓄，其不同点则为南唐词人的眼界较大，感慨较深，风格亦有趋于纯任性灵。在抒写恋思别情时，有时融入了深沉的人生感慨，从而导致了词整体美学品位的上升，提高了词的表现力。
从东坡体到山谷体再到方回体体现了词体从突破狭窄的忧愁格调，到扩大词体，再到回顾源头的复杂过程，但这又不是简单的回溯，而是在经历广泛的实践后，找到适合词体的题材与情感。山谷体与方回体就像放在东坡体内外的两面镜子，山谷体召见东坡体内的特点，从而对其中的新事物进行拓展，促使其不断地向外扩张；方回体则在东坡体之外，比较全面的反应东坡体的特色，并对新产生的山谷体进行审查，从而更熟练地吸取两者的优点，摒弃缺陷，形成自己的特色。东坡体、山谷体与方回体都是词体发展过程中的现象，处于不断地运动中，它们既吸收前代又带有自身的特色，给后代词体发展以宝贵的启迪，在词史上都有各自不可替代的地位。
参考文献：
[1]木斋.宋词体演变史[M].中华书局,2010.
关键词：苏子瞻东坡居士号白居易黄州
在中国古代，中上层人物，特别是文人，除了名、字之外，还有笔名、雅号，作为人之为人的标记符号。芸芸众生，名、字、号如河汉星斗，似乎不足为奇，然而这些简单方块字的排列组合，却蕴涵了别有洞天的意味，展示了丰富的文化底蕴。孔夫子曰：“必先正名乎，名不正则言不顺。”北宋文学家颜之推在《颜氏家训・风操》篇中说：“古者，名以正体，字以表德。”宋代著名学者晁补之曾论名字说：“名者，所以制义出礼；而字者，相期于实以虚其名者也。”[1]司马光曾训示其子侄认为：“朝夕不离于口者，名字而已。尔曹苟能言其名求其义，问其字念其道，庶几吾宗其犹不为人后乎！”名，是在社会上使用的个人的符号。自称用名，称人以字。“字”往往是“名”的解释和补充，是和“名”相表里的。
相对于字的庄重正式，号则多是轻逸随性的。号的形成有两种情况，一是由使用者本人起的，二是由他人所起且得到公认的。封建社会的中上层人物，尤其是文人雅士，多带一个或若干个号，著名的士人学者尤甚。那些缤纷多彩的号，从各个侧面展示了文人的心路历程，是其主人性情的寄寓，生活的显现，业绩的张扬，志趣的昭示，折射着时代的精神，寓含着后人的褒贬。不同时期人生各个阶段不同的号相加，实则可以视为“号”主人的一部活生生的历史。
《异号类编序》曰：“别号之兴，大抵始于周秦之际，瑰奇之士，不得志于时，放浪于形骸。兀自喜，假言托喻，用晦其名，然而其人既有著述以自见，则闻于当时，传诸后世，其名虽晦，其号益彰，鬼谷鹘冠之流，盖其著也，自是以后，通人慕之，竞相相标。”[2]《说文解字》段注：“号，（呼）也。”古人立字以尊名，专给人呼；更立字以尊号，把号呼得格外响亮，便表示对号主人特别客气，特别尊重。《周礼・春官・大祀》“辨之号”注：“号为尊其名，更为美称焉。”[3]如若说名、字承载着命运的注定、父母的殷殷希望，那么号则是个人个性的表现和理想的张扬，承载着后人的尊崇和景仰。
一
清嘉庆时编《眉山属志・凡例》云：“（宋）时天下以文名者六，而眉山得其三。”这里所说的“以文名者六”指唐宋家中的宋六家：欧阳修、曾巩、王安石、苏洵、苏轼、苏辙，其中三苏是眉州眉山人。
宋仁景佑三年（1036年），苏轼诞生在眉山城内纱行的家宅，依旧历为十二月十九日卯时，为这个“郁然千载诗书城”[3]《眉州披风榭拜东坡先生遗像》的名城再添光彩。苏轼，字子瞻，老泉长子，因排行之由又字和仲。关于其名、字的由来，《诗・韩奕篇》疏云：“轼者，两较之间，有横可凭者也。”《急救篇》注：“轼，车前横木也。”“轼”的本义是车前可以凭视的横木。 苏洵的《嘉集笺注》有记载，《名二子说》[4]卷十五“轮辐盖轸，皆有职乎车，而轼独无所为者。虽然，去轼则吾未见其为完车也。轼乎，吾惧汝之不外饰也。”“子瞻”是苏轼一生行谊的主要表字。考察其本意，“子”即人之称，男子的美称。《说文解字》：“子十一月阳气动，万物滋。人以为称。”段玉裁注：“《律书》‘子者，滋也。’言万物滋于下也。子本阳气动，万物滋之称。万物莫灵于人，故因假借以为人之称。”“瞻”即视之意。《说文解字》曰：“瞻，临视也。”[5]由“子”、“瞻”本意，加之“登轼而望”的意义推测，“子瞻”的意义是指这个美男子他日定当登高而望远，能洞察天地万物，必定大有作为。
而事实上苏轼也不负父亲的殷殷期许，《宋史・苏轼传》给予他一生的评价是：“器识之宏伟，议论之卓绝，文章之雄隽，政事之精明，四者皆能以特立之志为之主，而以迈往之气补之。故意之所向，言足以达其有猷，行足以遂其有为。至于祸患之来，节义足以固其有守，皆志与气之所为也。”[6]“逍遥一世之上，睥睨天地之间。”[7]正所谓名如其人，如若说“睥睨天地之间”是苏子瞻名、字所蕴涵的特立之志与豪迈之气的体现，那么“逍遥一世之上”则定是“东坡居士”这个号所展示的号之主人真性情的写照。
二
宋元丰三年（1080年）“御史李定、舒、何正言其表语；并媒所为诗以为讪谤，逮赴薹狱，欲置之死。神宗怜之，以黄州团练副使安置。”[8]这一事件史称“乌台诗案”。因“乌台诗案”，苏轼被贬谪任职于湖北黄州团练副使，不得不签书公事，形同罪人，家眷大小二十多人暂住皋亭，靠苏轼微薄可怜的薪俸，生活得非常艰难。苏轼虽然精打细算，但仍入不敷出，常常是斋厨索然。“痛自节俭，日用不得过百分五十，每月朔便取四千五百钱，断为三十块，挂于梁上，平旦用画叉挑取一块，即藏去叉，仍以大竹筒别贮用不尽者，以待宾客。此贾耘老法也。”[9]第二年，穷书生马正卿到临皋亭拜谒，适见全家食野菜，便向州守徐君猷说情，将黄州门外数十亩废旧营地交给苏轼开垦，他亲自耕种，种了些粳稻枣粟之类以此来稍济困窘。这块荒地被命名为“东坡”。据宋人洪迈所著《容斋随笔》[10]卷五“东坡慕天”条，《赠写真李道士》说：“他时要指集贤人，知是香山居士。”《赠善相程杰》诗说：“我似乐天君记取，华颠赏遍洛阳春。”《送程懿叔》云：“我甚似乐天，但无素与蛮。”此地之所以命名为东坡，而苏轼始称“东坡居士”，详细考察其缘由，得知是由于他仰慕白居易而起的号。苏轼被贬至黄州时候，正好与白居易贬至忠州的情况相似。元和十四年（821年）白乐天离江州赴忠州任刺史，植树于东坡，吟有《东坡种花》[11]，有“持钱买花树，城东坡上载”，“东城春向暮，树木今何如？”的诗句。又有《步东坡》诗一首“朝上东坡步，夕上东坡步。东坡何所爱？爱此新成树。”此外还有《别东坡花树》等诗。在苏轼《入侍迩侍》[12]一诗云：“定似香山居士，世缘终道根深。”在该诗的题跋中说：“乐天自江州司马除忠州刺史，放以主客郎中知制诰，遂拜中书舍人。某虽不敢自比，然谪居黄州，起知文登，召为仪曹，遂忝侍从。出处老少，大略相似，庶几复享晚节闲适之乐。”《去杭州》诔云：“出处依稀似乐天，敢将衰朽较前贤。”其序中也写道，“平生自觉老少粗似乐天。”且由于“其（苏轼、白居易）文章旨主辞达，而忠厚好施，刚直尽言，与人要情，于物无著，大约相似。”（《四库全书本・二老堂诗话・东坡立名》）而也正因为这种“同是天涯沦落人”的隔世知己之意，对“香山居士”的景仰之情使苏子瞻有了“东坡居士”的号。
而“居士”自命名的由来则更多地融入了苏子瞻佛、道的思想。“居士”，梵文Grha-pati，意为家长、家主、长者，或“居家之士”，当今中国的佛教社会已普称一切信佛教的在家佛教徒为“居士”了。唐宋时期，佛教盛行于我国，道教修行之人也自称居士，而这对上层知识分子文人雅士影响颇深，所以许多人便以“居士”为号。苏轼早年读孔子释家书，受佛、道思想影响颇深，其著作《陈太初尸解》云：“吾八岁入学，以道士张易简为师”[13]苏辙在《亡兄子瞻端名墓志铭》[14]中曾写过，“继而读《庄子》，喟然叹息曰，‘吾昔有见于中，口未能言，今见《庄子》，得吾心也。’”苏轼读苏辙的《老子新解》，写了这样一段评语：“使战国有此书，则无商鞅、韩非；使汉初有此书，则孔老为一；晋宋有此书，则佛老而为二。” “我本修行人，三世积精炼。”（《南华寺》卷二十二）“崎岖真可笑，我是小乘僧。”（《次韵定慧钦长老见寄八首》卷二十三）[12]“居士”一号，是号之主人以佛道中人自称，以寄其超然之情。苏轼遭受贬谪，于人生感到漂泊无依，故取佛道二教之论，以求身心安顿和自我的调适。由此观之，“东坡居士”一号既有追慕古贤之意，又有其性情的昭示。
后来苏轼又在东坡上造了几间屋，称为“雪堂”，并亲写“东坡雪堂”匾额。从此以后，黄州就有了一个东坡居士，时常往来于临皋亭与雪堂之间。此号一行于世，不但苏轼在诗文、书画、社会生活中举以自代，世人往往爱呼此号，并出现了许多变体，有直呼“东坡”、“坡”者，有敬称“东坡先生”、“东坡居士”、“东坡老人”者，也有省呼“坡公”、“坡翁”、“大坡”者，“坡”比“苏轼”更家喻户晓。
三
实际上苏轼一生行号很多，其中有以其学位、官职命名的号：苏轼年少得志，嘉六年便以最高等三等通过朝廷举行的“贤良方正直言极谏”考试，取得了贤良方正的学位，于是此后人们便荣称其为“苏贤良”；神宗宗熙四年，经过秘阁考试合格后，苏子瞻以太常博士直史馆通判杭州，在宋代，相沿唐代旧制，任馆职的皆称学士，于是人们便称之为“苏学士”，或称“苏太史”；哲宗元元年，苏轼被起为翰林学士，世人时称为“苏翰林”、“苏内翰”；元七年，苏轼又被迁为端明殿学士兼翰林侍读学士，遂有“苏端明”之号。此外，还有其自命或世人因喜爱之冠以之号：苏轼到定州任知州并将其所筑石室命名为“雪浪斋”，并自号“雪浪翁”；宋哲宗元年间，因翰林院官署荣称“玉堂”，苏轼乃自号“玉堂仙”，“我是玉堂仙，谪来海南村”[12]；其壮年时，须髯络络飘飘，故而世人谑称其为“髯翁”，其晚年则苍颜白发，髯髯稀疏，这时又称之为“秃髯翁”；苏轼晚年谪居儋州，一日遇雨，借笠屐而归，当地人见他闲庭信步则笑谑称之为“笠屐翁”；而据洪迈《夷坚志・丙志》记载：“坡在海上，尝自称‘铁冠道人’。”苏轼一生或数典州郡，或管列六部，而因其在地方多有政绩，且每有佳作，人们也便多以其所在之地冠以姓氏相呼，于是便有苏徐州、苏密州、苏湖州、苏黄州、苏惠州之称，且因在这些地方为百姓做了不少好事，百姓也尊称其为“使君公”或“苏使君”；苏轼遇赦北归，途中曾得旨复朝奉职，提举成都玉局官，主要是负责管理成都的玉局、道观，故而世人称之为“玉局翁”，后又衍成“玉局老”。
在这些朴实无华但又蕴意深刻的号中，或名斋堂园塾，或托寄志趣，或流露隐意，或自我解嘲，而如此多的号中唯独“东坡居士”源远流长，在中国古代的文化史上，东坡居士这个形象比苏轼本人更有号召力和感染力。究其原因在此两方面：
四
相传李公麟在镇江金山画有一幅苏轼像，苏轼过此地，自题一首六言绝句：“心似已灰之木，身如不系之舟。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12]。“秀句出寒饿，身穷诗乃亨”，在四十多年的创作生涯中，苏轼贬居时期的十多年比之任职时期的三十多年，无疑取得了更大的成就。“我们在这里，把苏轼的一生概括为‘在朝――外任――贬居’的两次大循环，以此为主干来叙述他的生平。”[15]而苏轼则独把其被贬居作为其最大的荣耀，作为第一站的黄州毫无疑问是最重要的福地。与经济上的困窘相比，被贬黄州时期的苏轼在文学创作上却进入了丰收期。东坡于宋神宗元丰二年（公元1079年）十二月责授黄州团练副使，次年二月一日抵达黄州，时年四十五岁。元丰七年三月被命迁汝州，四月离黄州，时年四十九岁，总计在黄州时间为五年又一个月，而在黄州时所作书牍有二百七十九篇。他的散文，以从前的政论、史论、哲学论文而转为主以随笔、小传、题跋、书简等文学性的散文为主，笔法极其灵活，耐人寻味；经了人生中一番大起大落的洗礼后，他的诗歌，也从以前富赡流丽、丰满生动的笔调，走向以清旷的语句写出厚重的感慨，构思也更见细密；他的词作，也由对人生感慨的抒写，进一步发展了“诗化”的趋向，有的豪迈雄放，有的高狂洒脱，亦有的婉约情深，可谓出神入化。如朱弁所云：“东坡文章，至黄州以后，人莫能及。”[16]《东坡先生真赞》中黄庭坚云：“岌岌堂堂，如山如河，其爱之也，引之上西掖銮坡，是亦东坡，非亦一东坡；槁项黄馘，触时干戈，其恶之也，投之于鲲鲸之波，是亦一东坡，非亦一东坡。”[22]“是亦一东坡，非亦一东坡”，为“臣”的东坡与为“人”的东坡本是同一个，作为人臣，自当禀守臣节，但更根本的是作为一个“人”，以人格而立于天地间，寓居于人世。所以，仕途中的东坡义无反顾地践履臣节，贬居中的东坡则进入更宽广的“人”的境界。“人”比“臣”大，是为“大节”。――有了这种人生顿悟，以壮浪的姿态活于三教内外，以“坡仙”的姿态游戏人间。
而苏轼成熟的人生态度和完整的文化性格也正式从“东坡居士”之号开始形成：狂、旷、谐、适。
“乌台诗案”促成了苏轼人生思想的成熟。巨大的打击使他深切认识和体会到外部存在残酷而又琢磨不定的力量，使他的狂由抗世傲世转为保持对自我本真的追求。其词中有云：“事皆前定，谁弱又谁强？且趁闲身为老，须放我些子疏狂。百年里，浑教是醉，三万六千场。”[17]
元丰时被贬往黄州，他的《初到黄州》诗云：“自笑平生为口忙，老来事业转荒唐。长江绕郭知鱼美，好竹连山觉笋香。逐客不妨员外置，诗人例作水曹郎。只惭无补丝毫事，尚费官家压酒囊。”随后，在元丰五年出现了一批名作：前后《赤壁赋》、《定风波》（莫听穿林打叶声）、《浣纱溪》（山下兰芽短浸溪）、《西江月》（照野弥弥浅浪）、《临江仙》（夜饮东坡醒复醉）等，都共同抒写了悠然旷远、超尘绝世的情调，表现出文化性格的稳固化。而“只惭无补丝毫事，尚费官家压酒囊。”“此间但有荒江大山，修竹古木；每饮村酒，醉后曳杖放脚，不知远近，亦旷然天真，与武林旧游，未易议优劣尔。”[13]之谐与狂、旷植根于同一性格之中，以解嘲来摆脱痛苦，以轻松来化解悲哀。
且此时在黄州的“东坡居士”亦开始实现人生向艺术人生的转化。他主张要从凡夫俗子的普通日常生活中发现愉悦自身的美。《记承天寺夜游》在简练地写出月夜清景后：“何夜无月，何处无竹柏，但少闲人如吾两人者耳。”[13]《临皋闲题》说：“江山风月，本无常主，闲者便是主人。”《书临皋亭》写出了江山主人的适意：“东坡居士酒醉饭饱，倚于几上。白云左缭，清江右洄，重门洞开，林峦人。当是时，若有思而无所思，以受万物之备，惭愧惭愧！”他的尽俗以成雅的人生态度，真正做到无往而不适。
“这一切，使坡经历了一次整体意义上的脱胎换骨，也使他的艺术才情获得了一次蒸馏和升华，他，真正地成熟了――与古往今来许多大家一样，成熟于一场灾难之后，成熟于灭寂后的再生，成熟于穷乡僻壤，成熟于几乎没有人在他身边的时刻。幸好，他还不年老，他在黄州期间，是四十四岁至四十八岁，对一个男人来说，正是最重要的年月，今后还大有可为。”“成熟是一种明亮而不刺眼的光辉，一种圆润而不腻耳的音响，一种不再需要对别人察言观色的从容，一种终于停止向周围申诉求告的大气，一种不理会哄闹的微笑，一种洗刷了偏激的淡漠，一种无须声张的厚实，一种能够看得很远却又并不陡峭的高度。”[18]《坡突围》在经历了一场大的灾难，在经历了“平生亲友，无一字见及，有书与之亦不答”的人情冷暖，在经历了一次心底最深刻的自我剖析后，“吾侪虽老且穷，而道理贯心肝，忠义填骨髓，直须谈笑于死生之际。……虽怀坎于时，遇事有可尊主泽民者，便忘躯为之，福祸得丧，付与造物。”我们看到了一个成熟的苏子瞻，而这个人生的转折点毫无疑问是在蕴涵着苏子瞻“东坡居士”号之真性情才开始的，而后苏轼甚喜用“东坡居士”一号也是和成就了为“人”之东坡的始发站有莫大关系的，可以说没有黄州的开始，也就没有今人所见的苏子瞻。且在黄州期间的颇多创作，“立言”以留后世，“东坡居士”之号也随之使人们更为熟悉。而也因“东坡居士”之盛名，“坡仙”这一衍生之号也流传下来，清人郑文焯在《东坡乐府》中评苏轼《水调歌头》之词，谓其“发端从太白仙心脱化，顿成奇逸之笔”；刘熙载《艺概》里又说苏轼之词“具神仙出世之姿”，于是有人常誉称苏轼为“仙坡”。元好问《奚官牧马图息轩画》云：“奚官有知应解笑，世无坡仙谁赏音？”
“吴越之民，相与哭于市，其君子相与吊于家；讣闻四方，无贤愚皆咨嗟出涕；太学之世数百人，相率饭僧慧林佛舍”[14]（《亡兄子瞻端明墓志铭》）“苏文熟，吃羊肉；苏文生，吃菜羹。”这是四句秀才们的口头禅。从这些史料中不难看出，百姓对苏轼“勇于任事”的感激，书生们对苏轼才华的钦慕，也就注定了苏子瞻成为一个万众瞩目的名人，而名人的效应在于，他的任何趣闻轶事都会影响深远。而在苏子瞻的轶事中，最有噱头的莫过于“东坡肉”的来历。
“坡自己善于做菜，也乐意自己做菜吃，他太太一定颇为高兴。根据记载，坡认为在黄州猪肉极贱，可‘富者不肯吃，贫者不解煮’，他颇引为憾事。他告诉人一个炖猪肉的方法，极为简单。就是用很少的水煮开之后，用文火炖上数小时，当然要放酱油”。[19]
“他又发明了一种青菜汤，就叫做东坡汤。这根本是穷人吃的，他推荐给和尚吃。方法就是用两层锅，米饭在菜汤上蒸，同时饭菜全熟。下面的汤里有白菜、萝卜、油菜根、芥菜，下锅之前要仔细洗好，放点儿姜。在中国古时，汤里照例要放进些生米。在青菜已经煮得没有生味道之后，蒸的米饭就放入另一个漏锅里，但要留心莫使汤碰到米饭，这样蒸汽才能进得均匀。”
名人效应再加上美食的影响，千百年来，仅仅是这样的轶事的传播，已经反映出一部人心中的文化史。宋以后中国百姓心中，无不有个东坡形象的存在。
五
“人生三不幸：年少登科者，一不幸；席父兄之势为美官，二不幸；有稿能文章者，三不幸也。”[20]虽不是针对坡有感而发，但东坡的一生在“为臣”的路上确实是坎坷不顺的，作为一个积极入世的士大夫，坡是“不幸的”。而经历过宦海沉浮的苏子瞻，却勇敢地承受了一个元大臣的命运，“臣每自惟昆虫草木之微，无以仰报天地生成之德，惟有独立不倚，知无不言，可以少报万一”[13]《杭州召还乞郡状》正如苏老泉对其“轼”及“子瞻”之意的期许；“也体认到人生创造的乐趣”，“某平生无快意事，惟作文章，意之所到，则笔力曲折，无不尽意。自谓世间乐事无逾此者。”[21]引苏轼语也正如“东坡居士”所蕴涵“寄寓”的狂、旷、谐、适。黄庭坚《跋东坡墨迹》[22]：“文章妙天下，忠义贯日月。” “皇天后土，鉴平生忠义之心；名山大川，还千古英灵之气。”[23]无论是在庙堂还是在江湖，世人都给予东坡肯定与赞誉。相比于有着庄重名、字的“苏子瞻”，或许他更贴近世人心目中的形象是：竹杖芒鞋，吟啸徐行于中国大地的“东坡居士”。
注释:
[1][宋]晁补之：《鸡肋集》，长春：吉林出版集团，2005年版。
[2][清]史梦兰辑，谷风主编：《辞书集成・异号类编》，北京团结出版社，1993年版。
[3][宋]陆游：《陆放翁全集・剑南诗稿》，北京：中国书店，1986年版。
[4][宋]苏洵著，曾枣庄，金成礼笺注：《嘉集笺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
[5][汉]许慎著，[清]段玉裁注：《说文解字》，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
[6][元]脱脱等撰：《宋史・苏轼传》，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版。
[7]卢国龙：《宋儒微言》，北京：华夏出版社，2001年版。
[8][清]黄宗羲：《宋元学案・苏氏蜀学略》（卷九十九），北京：中华书局，1996年版。
[9][宋]苏轼：《坡全集》，《四库全书・集部》，北京：中国华侨出版社，2010年版。
[10][宋]洪迈著，[清]孙凡礼点校：《容斋随笔》，北京：中华书局，2005年版。
[11][唐]白居易著，朱金城注：《白居易集笺校》，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
[12][宋]苏轼撰，[清]王文诰辑注，孔凡礼点校：《苏轼诗集》，北京：中华书局，2002年版。
[13][宋]苏轼撰，[清]孔凡礼点校：《苏轼文集》，北京：中华书局，2002年版。
[14][宋]苏辙：《苏辙集・栾城后集》，北京：中国华侨出版社，2010年版。
[15]王水照，朱刚著，匡亚明主编：《苏轼评传》，《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16][宋]朱弁撰：《风月堂诗话》，《四库全书・集部》，北京：中国华侨出版社，2010年版。
[17][宋]苏轼：《东坡乐府》，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版。
[18]余秋雨：《文化苦旅》，上海：东方出版中心，2001年版。
[19]林语堂：《坡传》，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20][宋]程颢，程颐：《二程集・外书》，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版。
[21][宋]苏籀：《栾城遗言》，《四库全书・集部》，北京：中国华侨出版社，2010年版。
[22][宋]黄庭坚：《豫章黄先生文集》，《四部丛刊》，上海书店出版社，2011年版。
[23][宋]朱弁撰：《曲洧旧闻》，《四库全书・子部》，北京：中国华侨出版社，2010年版。
据说有一天，苏东坡去看望宰相王安石，恰好王安石出去了。苏东坡在王安石的书桌上看到了一首咏菊诗的草稿，刚写了开头两句：西风昨夜过园林，吹落黄花满地金。
苏东坡心想：“西风”就是秋风，“黄花”就是菊花，菊花最能耐寒、耐久，敢与秋霜斗，怎么会被秋风吹落呢？说西风“吹落黄花满地金”是大错特错了。这个平素恃才傲物、目中无人的翰林学土，也不管王安石是他的前辈和上级，提起笔来，续诗两句：秋花不比春花落，说与诗人仔细吟。
王安石回来以后，看了这两句诗，沉思片刻之后，一道命令就把苏东坡贬为了黄州团练副使。当然苏东坡被贬的原因没有这么简单，但这也是其中的诱因之一。
苏东坡在黄州住了将近一年。九月重阳这一天，大风停歇之后，苏东坡邀好友陈季常到后园赏菊。只见菊花纷纷落瓣，满地铺金。这时他突然想起了给王安石续诗的事，才知道是自己错了。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遇事不能仅凭经验主义和主观臆断，否则只会使自己陷入尴尬的境地。
关键词:苏轼;诗词;豪放派
中图分类号:K203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5-5312(2011)20-0149-02
苏轼字子瞻,号东坡,眉州眉山(今四川省眉山)人,宋仁宗景佑三年十二月九日(1037年1月8日)出生于一个富有文学气氛的封建知识分子家庭,唐宋八大家之一。宋代文坛人才荟萃,后人说到宋代文学的最高成就时,会不约而同地把目光集中到苏轼身上。苏轼以其作品的迷人魅力、以为人的爽直情感、以处世的乐观旷达,成为中国文学史上最具生命力并且对后世产生极大影响的作家之一。
一、坚持现实主义的主题
苏轼是一位关心民众,有志于经世济民的人,他对社会现实中种种不合理的现象抱着针砭和嘲讽的态度,在诗词创作中始终把批判现实作为诗歌的重要主题。他入仕后勤于政务,又多次遭贬谪,有机会接触下层社会,常常把耳闻目睹的民间疾苦写进诗中。如《送黄师是赴两浙宪》写水灾后江浙人民的艰难,《夜泊牛口》写沿江居民的生活苦痛,《吴中田妇叹》则反映了当时赋税深重,谷贱伤农的境况。这些作品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苏轼对民众疾苦的关心。
苏轼的关心民众疾苦的诗词很多,作品有一定的思想深度。对于人民的苦难,他不是冷漠的旁观者,而是交织着强烈的爱憎感情。他常常“作诗先自劾”,首先将诗歌作为自我批判的工具,而不是仅仅表达对他人的同情。苏轼一生阅历丰富,诗词取材广泛,其社会政治诗在描写社会生活的广度方面,比起前人有着新的开掘和推进,反映了现实主义的创作主题。
二、内容丰富具有极高的美学价值
学者们一般认为唐朝以前的诗歌内容较窄,格局较小,明代李东阳说:“赖杜诗一出,乃稍为开扩,庶几可尽天下之情事。韩一衍之,苏再衍之,于是情与事无不可尽”?譹?讹。就创作风格而言,王安石、黄庭坚、陈师道等人的诗作或许比苏诗更要突出、鲜明,但若论创作成就,苏轼则是出类拔萃的。在内容的丰富、题材的广泛、形式的多样、情蕴的深厚等方面,苏诗都是独树一帜的。他晚年写了一百多首和陶诗,颇具特色。“彭泽千载人,东坡百世士。出处虽不同,风味乃相似。”?譺?讹指出了两者风格的相似。但文学创作毕竟不是简单的重复,所以苏轼的和陶诗虽在用韵、句数、格调等方面与陶诗相近,但内容却不为其所限,举凡自然景物、风土人情以及人世沧桑都被苏轼纳入诗中。其题画诗不仅诗中有画,还善于传达出画中的神韵,进而自由生发,达到了信笔挥洒、自然真率的境界,具有极高的美学价值。
苏轼诗词中美学价值最高的是那些写景抒怀的作品。苏轼喜欢登山临水,“身行万里半天下”,“行遍天下意未阑”,可以说其足迹遍及全国各地。苏轼写山水往往注入自己深厚的情致,如《游金山寺》先由万里征程、半生宦游导人写景,然后写江景之奇丽,并以“望乡国”照应开端,结尾处借江神见怪、自誓归田收束全篇。陈衍在《宋诗精华录》中曾评论此诗说:“通篇全就望乡归山落想,可作庄子《秋水篇》读。”有些诗则由写景抒怀升华到对社会生活及现象的深刻思辨,使之带有浓厚的哲思意味。《题西林壁》一诗说明拘囿于事物之中就难以看清其庐山真面目,想要认识复杂的事物就必须能从中跳出来,不能因循守旧,局限于条条框框。这样诗词就由纯粹客观的描摹写景变成有主体感情的造景,所以他的山水诗往往物我交融,情与景密不可分。苏轼的这类诗作不在于具有多么鲜明的意象,而在于在日常情景中生发出弦外之音,说出人人心中皆有而笔下却无的道理。
苏轼在其词的创作中则更多的是表现自我。他的词或表现“致君尧舜”的政治抱负、豪气风发的精神风貌,或流露仕途挫折和复杂的人生感慨;或表现其希望驰骋疆场、以身许国的豪情壮志,或反映人生如梦的怅惘的思绪等等。这些词作展现了作者丰富而复杂的精神世界,也给读者带来了美的享受。
三、兼收并蓄的同时自觉革新
苏轼在诗词创作中能够自觉革新,对诗歌风格的主张是兼收并蓄。他对《诗经》、《楚辞》等古典诗歌都做过精深的研读,诗词创作深受李白、杜甫、陶渊明、柳宗元等大家的影响。他能够欣赏多种文学风格,说明审美情趣的多元化影响了他的诗词创作。苏轼诗词的风格基调是清雄奔放,有简淡绝俗之美感,他在创作时特别注意将阳刚之美与阴柔之美互相调和,互相渗透,所以苏轼诗词中的佳作常常是表现出刚柔并济的风貌。
在诗歌创作方面,苏轼古今各体兼善,而以七古为最优。施补华说:“东坡最长于七古,沉雄不如杜,而奔放过之;秀逸不如李,而超旷似之。”?譻?讹“以才学为诗”是苏轼诗作的特点之一。苏轼学识广博,精熟典实,所以信手拈来,随意驱使,使其作品尽呈古雅之貌。一般而言,苏诗的用典平稳妥贴,浑然天成,如水中着盐,不露痕迹。但有时用典过多,也招致了后人的批评。王夫之也曾经说:“人讥西昆体为獭祭鱼,苏子瞻、黄鲁直亦獭耳。……除却书本子,则更无诗。”?譼?讹这话虽有过激之处,但也指出了苏诗的缺陷。苏诗常可见到“以文为诗”之处,这有助于苏诗自然奔放风格的形成,尤其是古诗更是如此。由此可见,在宋诗革新的过程中,苏轼起着重要的作用,为宋诗新面貌的创造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不愧为北宋诗坛的第一大家。
苏轼对词的革新,主要是提出了“词的诗化”理论。这在他的词论中反映了出来,其词论散见于有关的题跋、序引、书简及宋人所作的一些诗话,词话、笔记之中,约有十余则,见解新颖独到,时常体现出变革的思想。词自晚唐五代以来,一直被视为“小道”,在宋初文人的心目中是“方之曲艺,尤不逮焉”,其地位与诗文无法同日而语。但苏轼大胆地突破了这种传统观念,破除了诗尊词卑的偏见。他将诗与词相提并论,认为词“为诗之苗裔”,诗与词虽有形式上的差别,但在艺术本质上却是一致的。从文体的角度将词提高到与诗相同的地位,就为其革新词体、词风的实践奠定了理论基础,开辟了道路。苏轼的文学成就是多方面的,但他对词体的革新在文学史上更具有特殊意义。北宋的胡寅在《酒边词序》中说:“眉山苏氏,一洗绮罗香泽之态,摆脱绸缪宛转之度,使人登高望远,举首高歌,而逸怀浩气,超然乎尘垢之外,于是《花间》为皂隶,而柳氏为舆台矣。”?誉?讹充分肯定了苏轼在革新宋词中的功劳和作用。
四、 倡导词之诗化,开创豪放词风
苏轼倡导词之诗化的一个重要内涵是促进了词风的转变,改变了人们于词独重女音、偏尚婉媚的观念。宋朝以前词的创作被称为“艳科”,自唐五代以来就多写艳情,风格上主要是婉约柔曼,最具代表性的柳永的词就是如此。苏轼作词时正是柳词风靡一时之际,其词“绮罗香泽之态,所在多有”,苏轼对这种词风很是反感,所以他的词作是从力辟柳永开始的。据《高斋诗话》记载,秦少游自会稽入京师拜见东坡,东坡说:“不意别后,公却学柳七作词!”少游则回答说:“某虽无学,亦不如是。”东坡又说:“销魂当此际,非柳七吾乎?”苏轼对秦观的批评毫不留情,可见他对浮靡词风的强烈不满。
后人认为苏轼革新词风的一大成果就是创立了豪放词风。这种说法可以从曾慥跋《东坡词拾遗》中看到:“豪放风流,不可及也。”随后陆游《老学庵笔记》也说:“……则公非不能歌,但豪放,不喜裁剪以就声律耳。”明朝的《诗余图谱》更是以豪放论定苏词:“苏子瞻之作,多是豪放。”所谓豪放,是指苏词劲拔雄健、磊落恢弘、放笔挥洒、不受拘束的一种创作个性。以这种标准来衡量,苏词中如流传甚广的[念奴娇]《赤壁怀古》,早期为送陈述古而写的[清平乐],为和杨元素而作的[南乡子]《七夕》,送陈令举作的[鹊桥仙],后期守徐州时所写的[水调歌头]《安石在东海》,贬黄州时所作的[满庭芳],知颖州时所写的[满江红]等,都是笔力矫健、词锋凌厉之作。但是,苏轼革新词风的功绩与意义并不仅仅限于开创豪放词风。从《东坡乐府》看,豪放词约占七分之一左右,而其他词作或清峻秀丽,或空灵蕴藉,风格多种多样。即使与豪放词分庭抗礼的婉约词,苏词中也有不少,历来被人交口称誉。冯煦为朱孝臧注《东坡乐府》作序,就提出:“东坡之于北宋,稼轩之于南宋,并独树一帜,不域于世,亦与他家绝殊。世第以豪放日之,非知苏、辛者也。”苏轼词风格的多样性表明,他革新词风并非单纯地反对婉约一派,而是要改变婉约风格独占词坛的局面,使词的风格由一元化朝多元化方向发展。
苏轼在诗化理论的指导下开拓了词体堂庑。苏轼的词在风花雪月之外,把怀古感怀、思亲念远、言志抒情、咏物记游、酬唱应答、叙事绘景、赠别悼亡,甚至谈禅说理、滑稽戏谑等等都纳入了其词之中。尤其是其词对农村生活的描写,对士大夫情怀的抒发,对人世沧桑的思索,比起对男女情思、花间樽前等传统的词的题材选取而言,有一种较大的变化。苏词不仅内容开阔,而且表现重点有所转移。词本多写男女情思、离愁别恨,而苏轼则把词作为文人言志抒怀的工具,更多的表现自我的内心情感。如[沁园春]《密州早行马上寄子由》既表现了他“致君尧舜”的政治抱负和少年时代豪气风发的精神风貌,也流露出中年经历仕途挫折之后复杂的人生感慨。稍后在密州写的 [江城子]《密州出猎》,表现了他希望驰骋疆场、以身许国的豪情壮志。[临江仙]《夜饮东坡醒复醉》则反映出作者感到人生如梦的怅惘的思绪。这些词作展现了作者丰富而复杂的精神世界,体现了他独特的个性。元好问曾说:“唐歌词多宫体,又皆极力为之。自东坡一出,性情之外不知有文字。”?譾?讹
苏轼将词作为陶写性情之具,其意义首先在于开拓了词的抒情功用,使词在合乐歌唱之外,还有独立的文学价值,其次在于把词家“缘情”与诗人“言志”很好地结合起来,词品与人品得到了高度的统一,提高了词的品位,增强了词的生命活力。第三,他注重以词陶写情性,与传统诗教偏重社会政治的功利性价值取向又有所不同,而是比较贴近于歌词创作的实际,是对传统诗教作了合乎情理的修正。刘辰翁曾说:“词至东坡,倾荡磊落,如诗如文,如天地奇观。”?譿?讹所言甚是。
苏轼在词律上也有创新之处。他在创作时着重引进了不少慷慨豪放的曲调,如[沁园春]、[念奴娇]、[水调歌头]、[哨遍]等词调,有的是自度腔,有的是他最先使用,有的是他运用之后得以在世上流传与推广。这些词牌后来这所以成为词人常用的熟调,往往就是通过苏轼之词作为媒介的。
苏轼的诗与黄庭坚并称“苏黄”,开创了北宋一代诗歌新风;其词与辛弃疾并称“苏辛”,是豪放词风的创始者。读苏轼,苏轼诗中有理性的思考,有超然入化的神韵;读苏轼,苏轼词中有人生的感悟,有天地奇观和滚滚思潮。苏轼是个特别的人,在别人认为他最应该哭的时候,乐观的苏轼却坦然微笑创作出流传千古的华美篇章。
注释:
关键词：以诗为词；表现
中图分类号：I22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5-5312（2012）12-0005-01
在我国古代诗歌发展史上，词作为长短句的和乐新诗，是一种后来居上的抒情体式，宋代是词的黄金时代。苏轼在词学上的造诣极高，他对词体进行了全面的改革，突破了词为“艳科”的传统格局，提高了词的文学地位。
一、苏轼的“以诗为词”
苏轼的词学成就离不开欧阳修和柳永。苏轼的文才得到了欧阳修的赏识，作为自己的恩师，苏轼受永叔的影响当然是必不可少的。欧词对东坡的影响是：“疏隽开子瞻”，有理可循。这种影响可以概括为两点：一是欧阳修在《朝中措》中所表现的的“平山栏槛倚晴空，山色有无中”之疏放高远的气度；二是在《玉楼春》中所表现的“‘西湖南北烟波阔，风里丝簧声韵咽’之遣玩游赏的意兴”。欧阳修的出现标志了词体作法上借鉴诗体作法，但是以苏轼的高才是绝不会被欧阳修的文学主张局限的。欧阳修的疏放是一种借外景遣玩的外在情绪释放。苏之放是一种具有哲理之妙悟式的发自内心襟怀的旷放，从中可以见出二人之间的继承与开拓的关系。
苏轼对柳永的词是非常注意的，他对柳词是有着两种不同的评价，常将自己之作与柳词相比，如他写给鲜于子骏的一封信：“近却破做小词，虽无柳七郎风味，亦自是一家。”苏轼对柳永的评价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对柳词当中的一些之作表现出一种鄙薄和不满。其二是对其词的赞扬。赵令畴之《侯鲭录》卷七记载：“东坡云：‘世言柳耆卿曲俗，非也。如《八声甘州》之“霜风凄紧，关河冷落，参照当楼”，此语于诗句不减唐人高处。’”苏轼对柳词当中的兴象之高远表示欣赏。柳永在词作上的探索与创造，影响了后来者，这当中也包括苏轼。有学者这样归纳过柳永在词学上的创新，“柳永具有‘三创’之功：一是创体。柳永大力创作了慢词，扩大了词的体制，增加了词的内容涵量，也提高了词的变现能力……如果说没有柳永对慢词的探索创造，后来的苏轼和辛弃疾等人或许只能在小令世界中左冲右突而难以创造出辉煌的篇章。二是创意。柳永沿着李煜开启的方向，注意把词的抒情趋向转移到自我独特的人生体验上来，表现自我的情感心态、喜怒哀乐。……给词的情感增添了个体化、自我化的色彩，使词的抒情取向朝着创作主体的内心世界回归、贴近。苏轼虽然词风与柳永大相径庭，但在抒情取向上却是沿着柳永开辟的自我化、个体化方向前进。”的确，宋翔凤在《乐府余论》中这样说道：“词自南唐以后，但有小令，其慢词盖起宋仁宗朝，中原息兵，汴京繁庶，歌台舞席，竟赌新声。耆卿（柳永）失意无俚，流连坊曲，遂尽收俚俗语言，编入词中，以便伎人传习，一时动听，散播四方。其后东坡、少游、山谷辈，相继有作，慢词遂盛。”
二、“以诗为词”的表现
由此观之，苏轼的以诗为词就是水到渠成的必然产物了。苏轼对词的改革基于他诗词一体的观念和“自成一家”的创作主张。诗词同源，在《与蔡景繁书》云：“颁示新词，此古人长短句诗也。试勉继之，晚即面呈。”《祭张子野文》中苏轼也说：“清诗绝俗，甚典而丽。搜研物情，刮发幽翳。微词宛转，盖诗之裔。”苏轼从词的起源上追溯词与诗的关系，认为词与诗一脉相承，词本质上就是诗，“词是诗余”。东坡的以诗为词，主要内容大抵可以从以下四个方面阐述：1、改造了词体的艳科属性，而为士大夫之词，“无意不可入，无事不可写”将诗歌中的意境和题材用词来讲。从苏轼的《东坡乐府》中可见出东坡将政治情怀、报国壮志、民生疾苦、农村生活、朋友情谊等等全部涵盖进去。苏词之前的词只将清丽婉约为当行本色，但东坡另辟蹊径，在传统词风格基础上，创造出高远清雄的意境和豪迈奔放的风格，苏词中最为重要的风格就是其气象博大壮阔，善写高远之景，而充满感发之力。如《念奴娇·赤壁怀古》“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及《八声甘州·寄参寥子》“有情风万里卷潮来，无情送潮归”，前人评之“逸怀浩气，超然乎尘垢之外”，大有“使人登高望远，举手高歌”之意味。2、强调主体意识。词本是抒情文学，苏轼无意于改变词作抒情的文体特性，而是要拓展词的情感领域，扩大词的抒情功能，将只表现“爱情”的词扩展为表现“性情”的词，将只表现女性“柔情”的词扩展为表现男性“豪情”词，使词作像诗歌一样可以充分表现创作主体的丰富复杂的心灵世界、性情怀抱。3、“以诗为词”是将诗的表现手法移植到词中，在苏词中主要的表现为用题序和用典。之前的词，多数并无题序，他将词变为缘事而发，因情而作的抒情言志之体。但是由于词体长于抒情，不宜叙事，为解决这一矛盾，苏轼在词中与诗一样大量采用标题和小序的形式，使词的题序和文本成为有机统一体。大量典故入词，使词变成既是一种替代性、浓缩性的叙事方式，也是一种曲折深婉的抒情方法。议论化句式、比喻意象，以及典故入词，成为东坡体的典型特征。如“人有悲欢离合”，“但愿人长久”，“也无风雨也无晴”，“人生如梦”，“持节云中，何日遣冯唐”等。苏词由此丰富了词的表现手法，对词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4、从本质上说，苏轼“以诗为词”是要突破音乐对词体的束缚，把词从音乐的附属品变为独立的抒情诗体。东坡在语言和音律上都是有所突破的，音律上，东坡完全不遵守词韵，他不是不懂音律，只是他性格豪放，不愿受词韵的束缚。王灼在《碧鸡漫志》中“东坡先生非心醉于音律着，偶尔作歌，指出向上一路，新天下耳目，弄笔者始知自振。”表明东坡强化了词的文学性，弱化了词对音乐的依附性，自此也为后代词人指出的“向上一路”，后来南渡词人和辛派词人就是沿此路进一步发展的。
三、“以诗为词”的评价
对于东坡“以诗为词”，朱大成认为“苏轼在词史上是一位从根本上扭转词的发展方向的人物”，“从理论上肯定词曲‘盖诗之裔’，在创作上将诗意、诗法、诗句等带进词里，以使词曲归于‘雅正’，在评论上以评诗的标准去评论词，以提高词品”。崔海正《东坡词研究》中“这一说法的实质是立足于是的立场来看词体，而不是立足于词本身来观察它的发展，这不免丧失了它的本体意义”。刘石也认为“苏轼豁达明朗、潇洒超旷的性格气质刚好与词的特质相悖，这也就是其‘以诗为词’改变传统词风的内部原因。”紧接着他提出“以诗为词”的实质“是指拿适用于创作自由较多的同时就是艺术要求较低的文体的创作手法来创作自由较少的同时也是艺术要求较高的文体”，“‘以诗为词’虽可以提高词的社会功能，难免在相当程度上损害词体特性，使词失掉一些词体特有的韵味。”
与苏轼同时代人陈师道在《后山词话》中所谓：“退之以文为诗，子瞻以诗为词，如教坊雷大使之舞，虽极天下之工，要非本色。”对苏词抱有成见，认为词之传统必以柔媚婉约为主，否则失掉词之本色。胡云翼在《宋词选》说：“致力于诗词合流以提高词的意义和风格，苏轼尽了他的责任，他的巨大成就撼动了但是的词坛”。“苏门文人尽管极口推祟苏词，可是却不承认‘以诗为词’可以作为规范。……这种狭隘的、保守的正统观念在很大的程度上阻挡并延缓了词的发展与提高”。
在笔者看来，“以诗为词”，是苏轼对于词创作的一种大胆尝试，一方面突破词的传统观念，将词与诗、文同等看待，他的词，除了应歌之作，兼以抒情言志，充实了思想内容；另一方面也突破了词体本身的局限，如在音律上，将诗法带入词中，丰富了艺术表现手段。但是，与此同时，苏轼也把诗中的弊病带入词中，《东坡乐府》中一些作品议论化、散文化偏向严重，运用典故较多。总之，“以诗为词”是一个复杂的文学现象，既要充分肯定它对词体发展的贡献，也不能无限夸大它的作用。苏词是整个词坛史上的一朵奇葩，对于后世辛派词人、清代陈维崧的创作都具有深远的影响。
参考文献：
[1]叶嘉莹.论欧阳修词.河北教育出版社.
[2]朱大成.苏轼与南京“婉约”派词.沈阳师院学报.
我国书法发展源远流长，从秦汉时期至隋唐，由实用性慢慢到功利性，中国书法前进的脚步一直没有停留。到了宋朝有个叫苏轼的书法家，在他看来，书法的重要作用应是自审其美，自得其乐，作为一个书法家创作过程中所得到愉悦身心和陶冶性情的满足。所以，苏轼的对尚意说是源于在它的创作中的自乐。宋这个朝代虽然国家动荡，但是在中国文化发展史上却是相当辉煌的一个时期，书法的发展在宋代达到了一个新的里程，在魏晋南北朝的高度上又有新的创新和发展突破。发展到唐代，书法在自身的发展过程中，会有意无意的一程度上也保留前意，这并不是书家有意识的行为，其实是在书法风格演变历程中对前代自然保留的结果。书法风格的演变也是这样，相隔的时代越近，对之前继承的书法笔意因素最多，并且随着时间的推移渐渐的减少。
求新求变的苏轼
苏轼为宋四家之一，在绘画方面为文人写意画的开启先河，他的书法也是新意百出，不践古人成为中国书法史上尚意论的发起者，其书法理论更是推动了宋代书法独立而寓于新意的发展历程。黄庭坚评价苏轼书为：“本朝善书，当推为第一。”除此之外苏轼在散文、诗、词方面代表着北宋文学的最高成就。在我国书法史中，能够理论和创作并进，两方面都能达到高水平的大家实在不多，王羲之的老师卫夫人曾经说过“善鉴者不写，善写者不鉴”。然坡却能二者相促相长，把理论与创作完美结合。
黄庭坚的《跋东坡墨迹》对苏轼这一生的书法经厉，有一段影响很广的话，大意说：“东坡先生从小就学习《兰亭序》，写的一手清秀飘逸的好字好像徐季海，当他酒后便放浪起来，尽然忘记工拙，写的字特瘦劲，又似柳公权。到了中年开始喜欢学习颜真卿、杨凝式的书法，其水平不减李邕。黄庭坚的这段话是比较符合实际的，后来的研究者们常常也是时常用二王、颜鲁公、杨风子、李邕等大做文章。而柳城悬却被冷落。钟元常、虞世南和褚遂良在苏轼前期的书法历程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尤其是钟元常对坡的影响了一生的，钟元常在苏轼书法中的地位应与二王、颜真卿相等。苏轼最早除了一面学习钟繇为主，据记载大约有十一年的时间来专写钟繇，从而使得这种具有汉隶古法的字体形式，深刻的影响了苏轼一生的风格。就是我们经常看到的扁阔的字形，结体上宽下窄、上疏下密，其笔法中带有古隶的书风，字形给人倾斜不平正的感觉。因此说钟繇对苏轼影响了一生。一面也在学好王羲之，一面主要另辟蹊径，创造新风格。就在苏轼三十四岁那一年，即在他的前期书法阶段，写了《石苍舒醉墨堂》诗，其中有两句诗为“我书意造本无法，点画信手烦推求。”明确的道出了苏轼对创造新体的一种热切心情，同时苏轼的这种敢于开拓创新、勇于实践的精神值得后来书家来学习。
四十三岁是苏体变化的开始，转学颜鲁公兼及杨疯子，由此悟得了王羲之笔意，之后便书风大变，到这时苏轼的苏体基本有了他个人的风貌。我们从技法上风析，苏轼书风融合了钟繇、二王、颜鲁公等人的笔意结合而成，然以主要钟繇体为主。也就是说苏轼的风格是对二王、鲁公的楷书与行书的完美结合，是集中体现了晋尚韵、唐尚法的特征。由此出现在苏体中的“宋尚意”。我们很容易通过宋代一些书法作品看出，宋书的“尚意”的书法特点，与晋代书法的“尚韵”，在笔法的使用方面是一样潇洒的，然而我们通过细致分析会发现宋书中在尚意中又有严谨胜于唐法以及对唐法的不自觉的打破，因而宋代书法中更多的理性成分超过了晋书，这就是“尚意”与“尚韵”的主要区别。
关于东坡的用笔方式据史书中说是与其他书法家的用笔方法有着很大区别。平常书法家都使用“ 双钩”法执笔， 而坡却使是用“ 单钩”法用笔。《朱子语录》一书中记之坡使用“ 单钩”法执笔。“ 单钩”把笔方法和今天的执钢笔的方法相一致。黄庭坚在《 跋东坡水陆赞》中说：“ 或云东坡作戈多成病笔， 又腕着而笔卧， 故左秀而右枯。” 证明了坡书写时经常使用枕腕并不是我们想象中的悬腕， 因此我们联系到坡的“ 单钩”法用笔，这样当然会形成“ 笔卧”的习惯，也就是笔管倾斜与纸面，也因为“ 单钩”执笔加上枕腕因而苏轼写字时握笔较为靠下。从而我们总结出苏轼的用笔方法为五指“ 单钩”执笔且下部枕腕的把笔方式。我认为，这种独特的用笔方法，于道家思想对坡的影响较大。其实苏轼也在《记欧公论把笔》说明他的这种执笔方法的思想，他说执笔的方法没有固定的方法，就看每个人对笔的把我程度了（把笔无定法， 要使虚而宽）。这么说我们该如何才能找到哪种适合自己执笔之法呢？ 苏轼给我们说：好的标准―――“ 虚而宽”的用笔方法， 就是最适合书家自身的执笔方法。对于用笔之法，坡找到了与大多数人不同的把笔方法、就是 “ 单钩”枕腕之执笔方法，就是这种执笔方法对苏轼的书法创作与书法风格的形成起了非常重要的影响。如果少了此种意识， 那么即使用双钩悬腕”的执笔方法也应当弃之。这种“ 虚而宽” 且“ 无定法”的用笔观思维，很明显和道家的思想有着某种内在的联系。苏轼就是使用“ 单钩”枕腕且偏低之把笔之法， 而且同时使用如浆糊般的超浓墨液、且行笔较为缓慢，才能很好地书写出坡刚健而丰腴、右枯而左秀的别致的字体特征。
苏轼书法的成就普遍认为是在因乌台诗案被贬黄州以后写的。在黄州时期的生活苏轼是最为艰苦的日子，环境极为恶劣、心情自然苦闷，然而在这样的环境中苏轼却迎来了他一身中艺术创作高峰期，文章《赤壁怀古・大江东去》与《赤壁赋》成为以后影响最大也最著名的杰作。好多苏轼的研究者也大都集中在对苏轼的黄州和晚年的书法和文学作品，因此却轻视了苏轼前期书学与创作的过程。这样当然对苏轼书法的深入研究有很大的影响。《黄州寒食诗帖》（被后人成为天下第三行书）也诞生在此段时间，属于苏轼的愤懑之作，内容为两首五言古风，诗句沉郁而苍劲，感染力极强。这幅作品是以手卷形式一气写成，随着作品的徐徐打开，我们可以看出作品的感情变比，气势跌宕起伏错落。到第二首诗起，运笔渐渐加快，字形也慢慢变大，翰墨飘逸飞动，心手合一，在整幅作品当中充满着不可遏制的激情。读来让人激动万分，作品中少了平时的用笔特点与结字的束缚。苏轼的结字宽扁且长，用笔上中锋与侧兼相互转化用，两次使悬针得用笔方法。作品整体上高低起伏，大小不等的字形对比悬殊，给人以极为强烈的视觉力量，真不愧是苏轼的神来之笔。此幅作品一改往日典雅端庄的形式，激情澎湃，视觉感强烈，无论在笔法、感情表达、还是在意境上都是无可挑剔。
苏轼一辈子非常热爱书法艺术，他经常笔耕不辍、奋笔疾书，寄托情怀来和抒发心志。现在传世的碑版墨迹大都反映的是坡的思想情感和生平事迹，也真正体现出东坡在书法及诗词的成就与他那独特的风格特征。下面我们来看《黄州寒食诗帖》。
《黄州寒食诗帖》大约写于元丰五年左右，也是坡被贬谪居黄洲后所写的代表作品，诗中写到，自我来黄州，已过三寒食。年年欲惜春，春去不荣惜等。大致内容就是说生活很清苦，每次到了寒食、为清明雨所苦，因此觉得心情萧瑟难受很郁闷。我困在这个地方就像久病的少年，等到病好的时候已经白头或不了几天，总之字字含泪与满纸身世颠沛之悲之情，诗与书法作品相得益彰，给人感受极为深刻，与王羲之《兰亭序》、颜真卿的《祭侄文稿》一脉相承，被称天下三大行书。
坡这幅作品笔法沉着自然，洒脱飘逸，笔画丰满粗壮，字体特征明显，全篇松紧欹侧有致，浑然一体，字形上大小层次错落，很是自然随意，姿态变化多端。用笔极为灵活多变重如蹲熊，轻似掠燕.整个字给人有“石压蛤蟆”的感觉，如寒、屋、雪、春等字。整个布局的疏密得当，疏朗的气息较为浓厚，纵观整幅做品，节奏上由慢渐快，忽大忽小，时疏时密的字体，错落有致，笔法上开始较细渐后渐粗的笔姿，也有开始淡而后渐浓的墨趣。笔法洒脱而奔放，东坡心里情感与笔墨相起伏流转，如江河之奔滔渲泻于纸卷之上，的确为坡兴致而书的神来之笔，是书法与诗文的完美结合的佳作！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苏轼在他的前期书法积累过程中积众家之长与一身，从三十五开始历经八年时间到四十二岁，他的书法由钟元常到褚遂良、虞世南和柳城悬；楷书的学习则由钟元常至王献之。集诗书画哲学与一身的苏轼，他的书法学习过程从“有法”到“无法”、从“有我”到“无我”的一个哲学辩证概念，由此对后来我国的书法理论中影响深远。
坡的美学思想
一般认为宋代美学的一大特点就是平淡自然。从审美上看，从“味” 到“悟”有机转换；魏晋高人名士大都追求高风亮节，超凡脱俗的人生境界，唐代人对包容广大智慧大境界的刻求，又把目光转到对自然平淡境界的崇尚。坡是欧阳修之后的又一个文坛领袖，也说是这一风气的领导者。坡的一生为人正直，反对雕琢装饰和矫揉造作，以朴质自然平淡天真的韵味情感，并把这一切上身到了哲理高度，大致这就是东坡的美学观吧。李泽厚在《美学三书》一书中“寓意“做过非常精彩的叙述：“凡文字，少小时须令气象峥嵘，彩色绚烂。渐老渐熟，乃造平淡。其实不是平淡，绚烂之极也。”《与侄书》“平淡”口号的提出，自然也关系到他的书法思想及创作。
苏轼是我国宋代文学大家，在书法行也是一代宗师.所传书法名作甚多，如《黄洲寒食帖》、《苦雨帖》、《前赤壁赋》、《归去来辞》等著名碑帖。东坡先生的书法作品有非常传统性的功夫，也因此削弱了其书法艺术创造成就的取得。苏轼的书法先后受唐人徐浩、颜真卿、李邕和杨凝式等人的影响较深。“退笔如山未足珍， 读书万卷始通神。”苏轼这句脍炙人口的自作诗强调读书对书法的重要性。也道出苏轼的书法诗词珠联璧合的艺术魅力。坡 “尚意”是建立在 “尚法”基础上的，是有传统根基的艺术再创造。书法被认为是文章的宅宇，是以语言的体格外貌而存在的。从这种意义上来说，伟大的书法家书写时应该力求把文学中的意境与书法中的形式美二者巧妙地结合起来，使得文字与书法的结合恰如其分，这样书法的格调自然也就很高，书法要和诗词的结合如何才能完美体现？天人合一的思想便是坡所倡导的尚意书风的统一。
总而言之：苏轼画中有诗，诗中有画，苏轼的诗词修养深厚。其诗词很能代表自己的心境。苏轼的诗词作品感情奔放而且豪迈，心胸洒脱开朗。坡的诗词大多以赞咏自然美景的篇章占多数与抒发自己的感情，诗作内容想象极为丰富，有的清新典雅情致盎然，有的雄伟大气，代表了坡很高的诗歌艺术水平。东坡诗中通过独特的艺术处理手法和形象的说理，其中蕴含着丰富的意蕴，而且极为有趣新鲜。坡的词比起诗来说艺术手法的创造性也更大。“挥毫卓荤又惊俗，岂亦以此夸常民。但疑技巧有天得，不必勉强方通神。”雅、韵、神是坡诗词书法的精髓所在。苏轼诗词书法最能体现尚意思想的神髓，阐述得也最为确切与充分。尚意书法风格成功的基石是崇尚古法，是在古法基础上的创新。
（作者单位：达州职业技术学院艺术系）
苏东坡《赠李琪》全文：东坡五载黄州住,，何事无言及李琪? 恰似西川杜工部，海棠虽好不吟诗。
1、写作背景：神宗在位时，苏东坡曾因“乌台诗案”被贬黄州，在黄州时近五年，期间与黄州的官员，百姓，官场中的，歌女的关系很融洽，苏轼黄州一晃五年，临行前，黄州的地方官员，朋友为其送行，酒席筵上，李琪小姐实在忍不住了，跪拜在地，求他在她的披肩上题诗，苏轼看着李小姐，乘着酒兴，便吩咐她研墨，拿笔立即写道： “东坡五载黄州住，何事无言及李淇”。
苏轼继续吃饭，谈笑风声。此时，李琪上前求他把诗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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