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杀生影评范文

2019-10-10 版权声明

电影杀生影评

电影杀生影评篇1

故事发生的地点是在中国西南的一个与世隔绝的长寿镇,故事发生的时空感不确定,总之看人物服装不像是现代,但也不是传统的古代服装。牛结实(黄渤饰)在村子里是个异类,无恶不作,干尽坏事,没人能治他,他破坏了村子里的所有规矩,最终,族人们忍无可忍,请来医生(苏有朋)一起商计杀死牛结实的计划。当然了,故事开始的时候牛结实还没有死,另一位医生(任达华)是县里派来调查和解救牛结实并带出真相的故事线索人,当他发现牛结实的死很可能是一起故意谋杀案时,牛结实已然“不争气”地死去。真相是如何?为何全村人要密谋杀死一个人?他该不该死?这就是《杀生》要讲的事。

剧情和类型

正方

《杀生》是作者电影,在国产电影中能够诞生作者电影令人喜悦

《杀生》本质上不是一部轻松的片子,即使在宣传上打着“黑色喜剧”的口号,其实只是力图看起来轻松,实为“沉重的肉身”。《杀生》更像是管虎的作者电影,导演不擅长也不屑于制造笑点,但黄渤可以帮他承担起这个任务,有很多桥段的设置都具有荒诞的笑料性,如黄渤偷了具有春药性质的神仙水放进河水里,全村人喝了之后乱性,又比如黄渤常年偷看村中的一对夫妻做爱且每次都故意让夫妻发现自己。这里边的事件对人物刻画的痕迹很重,看起来像写事,其实是写人。但谁说作者电影不是一种类型化?

反方

导演的个人情怀在类型电影中不应占太大比重,在国产电影中做作者电影很难

在电影质量的好与坏面前,辨析电影究竟是何种类型并没有那么重要,即使是无法归类的四不像电影,也足够让观众判定这究竟是不是一部好看的电影。即便电影的内部观影版已经超过两小时,却依然无法让管虎正常清晰地表达出他所构建的庞大寓言,节奏紊乱,逻辑不清,剪辑更显得生硬,各种乱入的人物,令观众迟迟无法入戏,疑问一直停留在为何黄渤屡次杀而不死,尽管电影给予了黄渤极大的演出空间,但人物本身缺乏说服力,却是无论如何卖力演出也难以弥补的,最后仅仅能依靠的是一些基本的电影技术活形成的所谓作者风格,据说,公映版本的《杀生》会再剪掉40分钟,但愿能枯木逢春。

影评人

《杀生》在形态上,无论是视角和事件都打破了常规叙述,影像风格是近几年来华语电影中最趋向于黑色电影的影片,这个故事的形态介于魔幻和现实之间。

影片深度

正方

《杀生》贵在具有寓言式意味

这不是一部大家欣赏习惯的叙事电影,也明摆着不是一部商业电影,在一部非商业电影中,寓言意味很重要的,不然看什么呢?片中的牛结实的思想转折点是“一命换一命”,当牛结石发现余男饰演的寡妇怀了自己骨肉,而他的存在会让寨子里的人也想杀害他的骨肉时,他毅然决定去受死,当然故事讲到这里,很多人觉得矫情了,这也是最能看出导演痕迹之处,理想主义色彩的破灭,关于爱的故事,矫情之处即是亮点。

反方

《杀生》的寓言式意味其实是用力过度的表现

建构电影寓言是导演的梦想无可厚非,但《杀生》式的寓言却让人联想起微博上时常出现的政治段子,直白浅显博君一笑尔尔,立意不高明,表现手段更显得陈旧,闭塞村落、破坏者、墨守陈规者、西医中医等显性符号,在故事的生硬讲述中,你很难想象这是出自第六代导演之手,如果这是给予世界的电影,我不得不说,第五代导演们已经完成了这个任务,而且显然比之玩得纯熟。

影评人

寓言式是一种人类很古老的文学体裁,短小精悍包含深刻哲理,可供挖掘东西很多,《杀生》亦如此,每一个细节都可以用来挖掘,有无穷大空间。

影片立意

正方

《杀生》具有民族反省性,影射社会缩影。

早在管虎拍摄《斗牛》时,就能看出他要讲一种民族性的东西,从故事发生的背景就可以看出,一个荒原的长寿镇,一群体制下的族人,长者死去时要女人陪葬的仪式……而牛结实,恰恰是冲破这种民族性的人,最后却又因为一个新生命的诞生妥协于这种民族性。不能说《杀生》是在质疑民族的劣根性,但民族反省性的影子,充斥着全片。

反方

《杀生》的看似民族反省性其实迎合喜好过分解读的人

会有观众喜欢审美落伍、语焉不详的《杀生》吗?这样一部电影,导演的野心昭然若揭,但却无力从电影语言的角度将之合格呈现。恩,也许喜欢阴谋论和特别爱好过度阐释的观众会喜欢这种命题,但这些事,早就跟电影本身的质量无关了,反正即便一部港产娱乐片在如今的微博年代都能随便洋洋洒洒衍生成论述香港与内地之争的阴影投射。

影评人

《杀生》很像王小波的杂文《一只特立独行的猪》,其探讨的不是二元对立的是非善恶,而是似是而非。

管虎自述

《杀生》是一部形态很不一样的电影,这部片子有多成功我不敢说,如果失败的话,我觉得做一个新形态的电影也是很好的,中国电影需要新形态的片子。很多人和我说《杀生》需要类型化,类型化是国外电影市场成功的经验,我想凭什么啊,凭什么得听你们的啊,我很怀疑,不觉得国外的那些类型就是类型,如果非要用类型化来说,我拿《杀生》当实验做一个类型,是悬疑+喜剧+情感,做成了一个四不像,麒麟似的,没准也适合中国市场,这四不像也可以成为一个商业元素。好玩、好看是《杀生》里有的,我要做有琢磨头的电影,如果一部电影就逗大家一乐,那不是电影,是相声。《杀生》的故事背景和环境都很远,不是写实的,有一点魔幻感,我要做寓言感的东西,我最早的构想是这整个寨子是社会缩影,铁匠代表蓝领阶层,医生是白领,既有最高的领导者也有跟着起哄的从众,这是各个阶层的暗示,人物的形而上,我决心这么干,我特别想把电影非意识形态化,哪方正义哪方不正义我都不关心,我关心的是人的生命本身,民族性的东西我也不考虑,片子里我更多是自嘲,观众看到了就看到了,观众要是看不到,那我就当自己喜欢自己玩了。我想说的就一句话,《杀生》这个“生”字,其实是一个自由。自由有多高级啊,但也有点可惜,我们觉得对的未必是对的,错的也未必是错的,但无法去抗拒整体抗拒共性,这就是《杀生》,有一点悲凉,希望有意识的观众能琢磨到。我从不拿电影赚钱,如果指望电影赚钱,我拍的心态就不对了,就不从容了。

电影杀生影评篇2

【摘 要】2012年上映的电影《杀生》,是“第六代”导演管虎的精心之作,意在表达个人与集体、个人与环境的二元关系。但当大量象征符号以隐喻的形式出现在电影中时,却消解了某些意义,甚至因为符号堆叠造成了意义的混乱。本文将就电影内容展开分析,解析镜头语言之下的文化表达。

【关键词】杀生;中国式伦理;女性;欲望;狂欢

电影《杀生》的故事其实很简单,任达华扮演的医生来到一个名叫长寿镇的闭塞山村内,揭开了一桩貌似神秘的集体谋杀案的谜底的故事。黄渤扮演的牛结实在电影中以异类、反叛者形象出现,在集体舆论的巨大压力下死去。有人将这部电影解读为“共性扼杀个性”的故事,倒也符合管虎导演将牛结实处理成“自由主义”的代表的初衷。尽管由于剪辑带来的形式上的跳跃感颇具英式黑色幽默的味道,但无论是故事展开的方式还是电影中不断复现的东方化的符号,都不断提醒观众,这是一部具有神秘色彩的东方电影。所以,不断跳转的中西方意象,倒让人产生了一种混乱感,尽管具有丰富的可解读性,但我却觉得这部电影只是一场意义混杂的集体狂欢。

一、“杀生”还是“新生”?

电影是根据陈铁军的中篇小说《设计死亡》改编而来,即集体共谋,杀死“异类”。影片中也多次用“羊骨”、“屠夫”的形象烘托出“杀人”这一最终归指

但电影从一开始却不断出现“新生”的意义符号。作为影片线索的音乐盒,播放的是《生日快乐》的音乐,影片中后来出现的大马生小马驹,直至余男所扮演的寡妇生下牛结实的孩子并带着孩子离开,影片结尾《生日快乐》再度响起,这显然构成了一种对于“新生”的反复叙事并将其纳入影片完整的叙事模式当中。颇具意味的是,导演在影片最后对母亲与婴儿的镜头处理上,大量使用特写镜头,配乐雄壮悠扬,光线温暖,场景是山间大路,俨然是“从此过上了幸福的生活”的画面。

由此一来,导演所想要表现与强调的集体“杀生”的意旨、个人与集体的矛盾冲突便在影片的后半段特别是结尾部分被这一被刻意烘托的、被“仪式化”的母子形象中消解了。如果说导演故意将故事所在地取名“长寿镇”,是为了将生与死放置在同一时空当中,从而想要产生一种奇特的吊诡效果的话,那么影片始终恋恋不舍的“新生”意象却将这种反讽导向了对“生死循环”——这一富有对“生命意味与价值”的解读的命题中去了。

不知导演对这一主题的转变是刻意为之还是无心之笔,如果是有意为之,那么影片前后部分的转换未免有些突兀与不自然,如果是无心为之,那么影片后半部分特别是结尾就显得过于花哨,过多的渲染反而消解了影片原本想要表达的意思。

二、“中国式伦理”的内核

《杀生》在宣传时被贴上了“悬疑”的标签,确实,镜头的快速剪辑和叙事速度也像悬疑片那样扣人心弦。但是,如果梳理出完整的故事线索,不难发现,在花哨的包装下,故事的内核其实是最传统的“中国式的伦理”叙述。

其实简单来说,《杀生》的故事可以用两句话概括——苏有朋扮演的医生为给爷爷奶奶报仇而设计杀死牛结实;牛结实为使未出生的孩子得以生存而选择赎罪并牺牲——这两条线索穿插在故事碎片中,其实是两个非常具有中国传统意味的命题——“复仇“与”父为子死”。

如此看来,所谓“杀生”,不过是苏有朋扮演的牛医生利用村民对反叛者的憎恶态度而借机导演的一幕“设计死亡”的闹剧。但是,尽管牛结实选择了死亡,可他的儿子却得以存活并走出长寿镇,从某种意义上讲,牛医生的复仇是失败的。

牛结实原本的“自由主义”天性在这场闹剧中被打压,最终“负棺请罪”,以自我赎罪的方式为儿子求得村民的原谅。这种父子亲情(之前导演又重点突出了牛结实与余男扮演的寡妇之间的所谓的“爱情”),父亲为儿子牺牲以求“一命换一命”的中国式伦理价值判断,对于影片接受来说,获得了观众的巨大认同,观众选择了“亲情”而非更具合理性的“复仇”,所以,也就自然接受了牛医生复仇失败的结果。更何况,导演让牛医生吃了一块牛结实曾触摸过的肉而死——这种中国特有的极具巧合性的“宿命论”,在一块小小的肉上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这种“中国式伦理”的内核成为整个故事得以完成的道德依据,尽管观众接受起来比较容易,但这样的叙事模式未免有些落入窠臼了。

三、欲望、女人与集体狂欢

如果让观众回忆几个记忆深刻的影片关键词,“催情粉”、“女人”和“集体游行/狂欢”可能是被提及最多的。

“催情粉”是原始欲望的象征,在影片中两次被表现。第一次是牛结实偷了给马用的催情粉后倒在了村里的井水里,结果导致全村的男女老少陷入对情欲的迷狂当中,导演只用声音表现男女性爱却将镜头给了长寿镇封锁的房屋以及凋敝的街道,全村男女对这一行为懊悔不已,这也成为声讨牛结实的重要依据。对于“催情粉”的第二次表现,导演却处理得极其诗意,在悠扬的音乐中,男男女女们以舞台舞蹈般的动作展示自然且自由的身体。这一段过于舞台化的表演与整部影片的风格极其不同,显然是导演刻意为之的——对原始欲望的肯定呼应了导演对牛结实所代表的“自由主义”独行者的肯定。那么,既然独行者最后被招了安、归了顺,那么这段诗意化的表现,放在此处,是为了表现对“异质者”精神的最后彰显还是为了表现封建者最后的意淫?我有些不得其解。

再说余男。长了一张标志着“东方式性感”的脸的余男,在这部电影中符号化的意义十分明显。将其处理成哑巴或许也是为了更加突出其女性的身体。当镜头每每给到其充满幽怨又充满欲望的双眼时,镜头背后的所指便是一种原始的、神秘的、东方式的“女性想象”。当牛结实从水中将作为陪葬品的寡妇救起时,她的意义便从男性对于女性的“身体想象“转变为“生殖想象”,当她成功地带着孩子出走时,镜头又将其塑造成了“圣母”。

这种“身体符号——生殖想象——圣母形象”的身份转变,将女性的意味逐步“提纯”,而这个“提纯”的过程,既是影片叙事所必须的条件,也是导演——作为男性,之于女性的“想象”。

影片中给人印象最深刻的其实是长寿镇的人们几次“集体狂欢”。开会、求雨、婚丧嫁娶……狂欢形式无所不包。如果说求雨、逼寡妇水葬等“集体狂欢”的展现在某种意义上满足了西方对于东方神秘风俗的想象,那么村民们穿黑色斗篷集会的场面就显得有些突兀了,导演或许是为了突出一种封闭与禁锢,但灵魂的封锁是否要用夸张的外形表现,这个问题值得商榷。

游行/狂欢,本来是西方的一种表达方式,无论是在文学还是在影视作品中,都被赋予过某种意义。管虎导演在对长寿镇村民们“集体狂欢”的几次处理上,将中国式舆论的“集体无意识”外化,外化成一种黑色幽灵般的集体动作,在我看来就显得有些刻意、做作了。

西方化的诉求方式,再加上东方符号的叠加,比如诸葛壶、铃铛、风筝等,让人应接不暇,复杂混乱。

所以,尽管许多专业人士对这部电影评价颇高,但以我尚浅的观影经验来看,导演想要表达的东西太多了,设置了过多的意象符号,观众忙于解读,反而忽略了故事,忽略了主题。而对于主人公的转变以及主题的变化,尽管在意料之中,但缺乏惊喜。一场意义混乱的集体狂欢,最终只衬托出了黄渤一人的独角戏。

电影杀生影评篇3

“五一”前后档期,第六代导演集体“出山”显然成了电影圈的热门话题。管虎的《杀生》、宁浩的《黄金大劫案》、张扬的《飞越老人院》、杨树鹏的《匹夫》、娄烨的《浮城迷事》以及第六代领军人物王小帅的自传三部曲之《我11》等电影合谋发力,集体登陆内地银幕,一股“第六代导演热”看上去锐不可当。

但与热火朝天的宣传相比,媒体报道的票房数据却不容乐观。在广州,根据中影南方新干线的统计数据,“五一”小长假,《超级战舰》和《泰坦尼克号》在该院线的票房成绩分别为760万元和745万元。《黄金大劫案》是三部国产电影中战绩最好的,有358万元的票房,《匹夫》和《杀生》则分别收得83万元和76万元票房。在金逸珠江院线,两部进口大片则分别再收约510万元(累计1800万元)、500万元(累计5600万元),强占冠亚军位置。《黄金大劫案》、《匹夫》和《杀生》则分别拿下285万元、65万元和50万元的票房。而在时代周报记者观看《杀生》4月28日上海浦东陆家嘴星美国际影城19:10场,偌大的放映厅只有寥寥几位观众。

紧接着,被称为“爆米花电影航母”的大片《复仇者联盟》以摧枯拉朽之势进入电影院线,毫无压力地掠夺票房。第六代导演抱团上新片,这场华语电影保卫战如何能打响?一切还在疑问之中。

一场异口同声的保卫战

美国大片进口名额增加、3D版《泰坦尼克号》异常火,将矛头对准“好莱坞大片”对中国的“入侵”,引发了“华语片对抗好莱坞”的话题。

“大家抱团形成中国电影集团军的态势,单打独斗肯定不是好莱坞电影的对手。我觉得也不是噱头,毕竟每个人的力量都不是那么强大,也确实面临了一些比较强的对手,所以大家在一起亮亮相,为下一步做打算。”《杀生》的导演管虎在接受时代周报记者采访时,概括了此次抱团“出山”的目的。

“联合起来,抵御外敌”已然是近期电影圈大张旗鼓的动作。连续三周,张扬的《飞越老人院》、杨树鹏的《匹夫》和管虎的《杀生》分别在上海举行看片会和新闻会,无论与媒体见面还是观众互动,“帮帮中国电影”是最常听到的话―似乎电影本身的内容已不重要,观众掏钱进电影院成了“民族大义”之举。

与此直接相关的还有两个事件,其一为著名影评人周黎明和导演宁浩、陆川首先扛起“华语商业电影保卫战”的大旗,举办论坛为各自新片和华语影坛打气。

宁浩接受媒体采访时将此举提升到了“尊严”的高度:“不管怎样,自己心里还是会有斗争。但其实好莱坞再怎样,它只是不停输出它的价值系统,它对你的文化系统不会有服务意识,所以我觉得还得坚持做本土文化的东西。”

而陆川则用韩国电影的例子来激励国内电影人的勇气:“就像韩国电影一样,韩国电影最强的时候,曾在本土毫不留情击败美国电影,韩国影人关注社会的成长,关注自己民族最想发出的声音,为民族记录这个时代的东西。好莱坞拍得再好也是他们的事儿。”

紧接着,大鳄华谊兄弟公布新片H计划,在其2012-2013年的最新片单中包括冯小刚、陈国富、徐克、成龙、于仁泰、冯德伦、乌尔善、钮承泽、彭浩翔、滕华涛、毕国智、杨雅、金容华(韩国)等导演和监制的14部新作,其中5部已定于今年下半年公映。冯小刚还“额外”宣布了明年的贺岁档计划、由王朔担纲剧本的完全喜剧片《私人定制》,更说出了“我知道将有一批年轻导演要杀出重围,我希望他们杀出一条血路来”。

第六代的资本

冯小刚这个说法不无道理。撇开眼下几部电影不说,仅就第六代导演自身的成长经历,以及一度在国际屡获大奖的事实,的确存在解开“华语电影如何对抗好莱坞大片”这一命题的可能性。

第六代导演出道时,正值中国经济改革由计划向市场转型的关口,此时的中国电影界也正经历着革命性的变化。第五代导演基本完成了接替第三、四代影人的任务,在国际电影舞台上闯出了一条为自己正名的创作路子,并取得了中国电影界的中心话语权。第六代导演从一开始就需要面对第五代导演不曾面对的市场,面对完全不同于前辈的电影生产和消费的运作方式,以及难以在主流院线与第五代导演抢地盘的现实。处于体制外或漫游于体制边缘的第六代导演走了一条与前辈完全不同的路。他们靠个人的才华加运气寻找出路。

仅就资金投入而言,第六代导演从一开始就面临资金短缺的窘境。如王小帅《冬春的日子》是靠“募集”来的10万元开拍的,张元的《妈妈》花了20万元,贾樟柯的《小武》据说也只花了30万元。但令人惊讶的是,在国内仅卖出三个拷贝的《妈妈》却参加了全球100多个电影节,还不断在各种电影节上获奖。《小武》在中国香港、日本联合推出后,获得了柏林国际电影节青年论坛首奖、法国南特三大洲电影节最佳电影奖等多项国际嘉奖。贾樟柯于2000年拍成的《站台》也接二连三地在国际电影节上获奖。这些体制外的或称为“地下电影”的作品于是自然而然地浮出水面,尽管大多是靠VCD、DVD在传播,但第六代导演的长大成人,不能不引起人们的关注。

在逆境中成长起来的第六代导演,频获国际大奖的记录可谓他们的资本。如果回看近期上映新片导演的过去,似乎个个都有不凡的履历。比如因《疯狂的石头》而成名的宁浩,曾获2006年第43届台湾电影金马奖最佳原著剧本,早期作品《绿草地》共入围参展国际上50多个电影节;素有“怪才”之称的管虎,2009年作品《斗牛》获得第46届台湾电影金马奖最佳改编剧本奖,而早期作品《西施眼》也是夏威夷国际电影节最佳电影奖的五部候选电影之一,并获得了亚洲电影评审团奖。

“国产片不能靠募捐获票房”

因获奖而从边缘走向中心的第六代导演,在中国电影圈逐渐获得了一席之地,并开始从商业市场上分食一杯羹。但此番集体出击,收获却寥寥。

与票房冷淡相对应的是观众评价普遍不高。有网友认为:国产片不是慈善项目,不能靠呼吁和募捐来获得票房。票房不如预期,究其原因还是在于电影本身的质量。网友“hello圆妞妞”说:“看过《黄金大劫案》,现在我是明白了,看国产电影之前,最好别全信微博上那些编剧、导演或演艺圈人士的吹捧,因为他们也许只是碍于情面无奈地吹捧,自己好好考虑下到底值不值得去电影院买票进场。”

“影评老大爷黑暗骑士”则说:“作为一个国产电影的狂热支持者,私以为中国电影最让人烦的还不是水平低的问题,而是每当有一定量级的片上映的时候,业内人士抱团互捧,结果观众进影院看了,却发现和他们说的相差十万八千里。‘骗’字当头。一个片出来,圈内没有批评的声音,大家抱团儿死捧,这也是国产电影的悲哀。或许碍于人情,或许受于金钱,但你可以不发声,也不要胡捧误导观众。咱们观众的钱可都是过日子的血汗钱。你们想要创作自由,先自己把言论自由给解放了吧。”

就这一现象,北京电影学院教师、曾获两项金马奖提名的徐浩峰对时代周报记者分析说:“中国大陆电影过去20年没有商业片的概念,都是在模仿港台片、好莱坞大片,现在的确是中国电影建立自己的商业片的时刻了。第六代导演集体走上院线,转向商业市场,可以说就是到了这个关口。”

第六代导演商业片遇冷,徐浩峰认为应该属于“各有各的不幸”,但从总体而言,可以从观众和导演两方面找原因。“中国观众中存在一个悖论。一方面,有一部分观众呼吁,中国的商业电影模式不能再走好莱坞的路子;另一方面,大部分观众还是在用好莱坞电影的标准评价中国的商业电影。”徐浩峰说,“除了观众方面的原因,这一批所谓第六代导演,之前都是靠拍摄优秀的文艺片而出名的,现在他们推出的作品,多少都是向商业片靠拢。文艺片和商业片在观众群体上有很大差异,这一批导演拍摄商业片,如何兼顾艺术性的同时,也能让商业电影观众接受,是他们需要思考的问题。我认为,在这一方面现在他们还处在初步阶段。”

管虎:“我就没奔票房去”

素有“怪才”之称的管虎执导的新片《杀生》在4月末上映。因为《斗牛》2009年入围威尼斯电影节、黄渤获得金马影帝,这部电影获得了拍摄机会。

无论是叙事,还是电影技法,《杀生》都被认为是大胆的尝试,对观众是种极大的挑战,寓言性的故事也表达了导演对社会的解析和讽喻。某种程度上,这种大胆为电影的票房和口碑带来了一定的障碍。

“我的这部电影,观众的评价估计会分为两极,认为好看的人会在看完后不停讨论,认为不好看的人可能完全不知道电影在说什么。”管虎在接受时代周报记者采访时回应。

“给社会注一针强心剂”

时代周报:《杀生》为什么要到这么偏僻的地方取景?

管虎:主要是因为电影的内容,带动了形势。《杀生》的故事非常诡异,因此希望有一个非常险峻的地理位置,以及诡异的设施,所以你一想就该是西南地区,云南、贵州、湖南都找了,最后定在四川桃坪羌寨。羌寨有一千年历史了,羌族人被打得厉害,所以躲在了半山腰。全是堡垒似的建筑,迷宫似的。这种诡异的气质是天然的。

时代周报:在这样的地理环境里拍戏,应该困难不少。

管虎:拍电影没有不困难的,但这部戏的特殊性在于危险,主要是地震,最大有6点多级。山上大石头往下滚,我们先去的都适应了,黄渤来了以后,我都傻了,因为他特别胆儿小。有天晚上睡觉,他拼命敲我的门说:地震了,快点!我们都已经适应了,他不习惯。那儿地震经常发生。当然还有当地少数民族的生活习惯,跟我们不一样。因为地势,寨子里进不去吊车,但打灯需要大吊车,所以我们就用了很大的汽灯,升起来一个巨大的气球,他们喝了酒不让拍。拍电影没什么可抱怨的,但这部戏的特殊性,可能一生都会记得。

时代周报:《杀生》是一个寓言故事,你能够谈谈它与现实的对应吗?

管虎:这属于文本多义性,不同的人能感受到不同的东西,所以导演直接传递,其实是个挺不好的事儿。但我觉得可以说一点儿。其实你仔细琢磨,为什么要一个封闭环境,为什么要一个浓缩的社会感?然后阶级等级森严,有一个生命力极旺盛的人被扼杀了,这是为什么?再回头想,鲁迅这类人在那个年代,他在做什么?而我们如今缺失的是什么?集体无意识地往前走,蒙昧下去,把生命力磨灭下去。其实就是给咱们社会缺失的东西扬一下鞭子,注一针强心剂,给一点小警醒。

时代周报:但你在结局设计上,还是给出了希望的。

管虎:我一直认为,一个好电影(我不知道我的电影算不算好电影),一定是给人以温暖的,不能冷到底。这种温暖的力量,是需要用来救赎的。

“在市场上,只有服从”

时代周报:最近同一个档期出来了四五部第六代导演的作品,你怎么看?

管虎:其实我这部片子本来不是这个档期的,后期的剪辑、声音等都没有做到最好,这对我来说不是一个满意的结果,因为我第一次面对商业市场操作,必须符合商业市场流程,在这阶段必须出“产品”了。我要在商业市场上走下去,只有服从。后来告诉我,他们几个也在这个档期,大家抱团形成中国电影集团军的态势,单打独斗肯定不是好莱坞电影的对手。我觉得也不是噱头,毕竟每个人的力量都不是那么强大,也确实面临了一些比较强的对手,所以大家在一起亮亮相,为下一步做打算。

时代周报:但你不能否认,彼此间还是有竞争的。

管虎:对我来讲是最没竞争的,这电影从成立之初,就没奔这来。所以我能有什么,那都是意外惊喜。宁浩那是压力最大的,所以他有竞争感;其实杨树鹏的《匹夫》也是个大商业故事,所以从这个角度讲,我属于得便宜卖乖,我只是攀着大树,得点儿便宜。

张扬:“我的电影比《桃姐》好看”

以处女作《爱情麻辣烫》异军突起的张扬,被视为难得在艺术和商业之间获取平衡的导演。新片《飞越老人院》于母亲节期间上映,这部关注老年人生活的电影,将养老、死亡的残酷命题,用诗意、浪漫的形式表达。

电影试映后果然被拿来与票房不俗、屡获大奖的《桃姐》比较。从已有的评论来看,观众往往在肯定该电影关注老年问题的同时,对电影本身的叙述和表现批评居多。有网友这样写道:“同是讲老人院的电影,实在没法让人不想起《桃姐》。但这部片给人感觉就是导演心机太重,不少地方太生硬,迫不及待要去讲道理”;更有人直接说出了“张扬糟蹋了一个好题材”的评价。

“实际上这部老年人题材的电影,是拍给年轻人看的。让观众思考生死问题、家庭关系,是我拍摄这部电影的初衷。”张扬接受时代周报记者采访时回应了坊间对两部片的比较,“这部电影比《桃姐》好看,因为《桃姐》相对比较沉闷,而这部电影给观众的感觉更加强烈,观众该哭就哭,想笑就笑。感觉上和大众更接近一些”。

究竟它是否与大众更接近,要等上映后票房说了算。

“煽情是为了触动观众”

时代周报:这部片子反映的问题其实是很残酷的,但表达方式却是诗意的,甚至浪漫。

张扬:这就是一个导演对生活的认识和态度。我们一想到老人、老人院,或者跟投资人聊起这个题材,首先的感觉就是拖沓、沉闷、凄凉。我自己觉得自己还是一个挺温暖、挺博爱的人,所以我想到这个故事的时候,就知道自己想做一个什么样的片子。它一定是飞扬的、温暖的、热情洋溢的、诗意浪漫的,所以为什么要有老人们冲出去,跑到草原上的情节?就是要跟前面老人院里封闭的环境相对比。

时代周报:惯常来说,老年人题材从商业的角度来考虑,并不怎么讨观众喜欢。

张扬:相对来说的确是这样,在中国老年人、小孩儿的题材,不太符合今天所谓市场的需求,某种意义上比较边缘。但反过来,恰恰是因为没有,或者很少,其实挺珍贵的。老人的题材,不是说等到我们老了才去做这样的电影,恰恰是我们这样的年龄,可以体会到关于生命、父母这些问题。我自己觉得,在今天这个所谓商业化的时代里,一定要去做一些跟时代不一样的东西,更接近大众、更接近现实的电影。这种电影在中国已经越来越少了,大家都在远离现实。所以很多拍城市、拍当代的电影,但大多是风花雪月的,真正关注社会问题、社会现实的片子越来越少。我们还是应该坚持一些自己的想法。老龄化对于中国来说的确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时代周报:但在故事的表现上,不少已经观看过的观众都提到,电影中部分情节太煽情以至于让人出戏。

张扬:我倒不觉得是这样。其实这样一部电影,我不希望它平平淡淡、让观众无动于衷。我希望观众又哭又笑。实际上不管什么题材的电影,都得拍得好看。这部电影,我觉得是一部很好看的电影。它能够带着观众进入老年人的世界,比较煽情是为了触动观众。换句话说,我的电影不是艺术片的姿态、不是远离观众的姿态,而是想要接近观众。电影需要让观众哭出来、笑出来,所以我做这个电影的时候会让观众的感觉强烈一些。

从当下社会找故事

时代周报:关注现实的确是你的一个特点,你可能是中国少见的没有拍过现实生活以外题材电影的导演。古装、特效,似乎都跟你无关。

张扬:电影对我来说所要表达的,更多是我自己对时代、对生活的认识。那天白岩松看完《飞越老人院》,总结了两句话:张扬导演不从100年前找故事,也不从100年后找故事,就从现实生活中找故事。这就是我给自己确立的风格,可能不算风格,就是个人喜好。我觉得电影是对自己生活时代最好的记录方式。我觉得电影一定是导演世界观的投射。相对来说,我不喜欢那些没有态度的导演,什么样的都可以接受。这可能跟性格有关,所以大家可能看我的一系列电影感觉是相似的。有一点我会一直坚持,就是探讨当下人的问题。

时代周报:我们说,第六代导演与第五代导演“苦难成就艺术”不同,他们更多是要发出自己的声音,而这种声音与青少年时期的经历是密切相关的。对“父子关系”的探讨在你的电影中几乎是一脉相承,这跟你的经历应该是有关系的吧?

张扬:我其实通过这部电影,和我爸做了一个很好的沟通。我很少回家,每次回家也就吃顿饭,我妈这人比较唠叨,总爱问这问那,问多了我就烦了。我们家吃饭经常就是“高兴而去,败兴而归”。但这次在拍电影的过程中,因为不是一家人吃饭,很多工作人员聚在一起吃饭,我爸就很愿意跟我们年轻人坐在一起,跟我聊天。很多次沟通,我觉得挺好的。然后整个宣传过程中,记者也爱把我们俩扯在一块儿采访,采访中说到很多对对方的感觉,实际上借助了外在的渠道,让我们打开了心结。如果让我和我爸坐下来聊彼此的关系,基本上不可能。我之前一直都在努力,但人的惯性和家庭关系的惯性,都没法让我们真正了解对方心里真实的想法。我爸那时候也努力跟我沟通,他的方式就是给我写信,聊天他聊不了,我看了其实挺感动的;我的表达方式就是拍电影,在电影里表现父子关系,然后跟他说你看看这电影,就明白我怎么想。中国人对面对面坐下来聊天,真聊不了。

注:本文为网友上传,不代表本站观点,与本站立场无关。

上一篇:乐乐狗范文 下一篇:残王的冰后范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