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11-25 08:16:59
关键词：商鞅；评价；转变；因素
一、戊戌变法前、后对商鞅的评价
从战国至戊戌变法前，历代知识分子对商鞅的评价褒贬不一。西汉史学家司马迁对商鞅的人品进行了否定，他说：“商君，其天资刻薄人也。”[1]贾谊更是痛骂商鞅败坏世风：“商君违礼义，弃伦理，幷心于进取，行之二岁，秦俗日败。”[2]西汉著名的盐铁会议真实地反映了贤良文学派对商鞅政策的批判，他们认为商鞅严酷的法律追求利益，秦国百姓民不聊生，同时也使秦二世而亡，其具体情况被记录在桓宽的《盐铁论》中。
当然，大力赞扬商鞅的也有人在。比如战国末期思想家韩非子曾说：“七国之雄，秦为首强，皆赖商鞅”，“（商鞅）举法明教，秦人大治”。西汉名臣桑弘羊盛赞商鞅“功如丘山，名传后世”。宋朝改革家、文学家王安石更是肯定了商鞅的治国方略，并赋诗曰：“自古驱民在信诚，一言为重百金轻。今人未可非商鞅，商鞅能令政必行。”韩非子是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强调中央集权严刑峻法，赞成商鞅的看法自然无疑。桑弘羊是西汉大夫派的代表人物，他大力支持用法家思想来治国，也必定对商鞅大力赞颂。而王安石则是为他的变法寻求令人信服的根据，打响其变法的口号，可最终结果不仅以失败而告终，导致北宋的灭亡，还背上了千古的骂名，直至近代才逐渐被平反。
从上述可以看出，戊戌变法之前历代知识分子对商鞅的评价大多持以否定。戊戌变法成为了一个重要的转折点，在此之后，知识分子纷纷站出来为商鞅说话。章太炎曾撰文深论商鞅，为其平反：“商鞅之中于谗诽也二千年，而今世为尤甚。其说以为自汉以降，抑夺民权，使人君纵恣者，皆商鞅法家之说为之倡。乌呼！是惑于淫说也甚矣。”梁启超的《中国六大政治家》，将商鞅列为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政治家之一，与管仲、诸葛亮、李德裕、王安石和张居正同列。近代史论家陈启天之《商鞅评传》论：“商君者，法学之巨子，政治家之雄也。”毛泽东主席对商鞅评价也是很高，说商鞅是“首屈一指的利国富民伟大的政治家，是一个具有宗教徒般笃诚和热情的理想主义者。”他认为商鞅之法“惩奸宄以保人民之权利，务耕织以增进国民之福力，尚军功以树国威。此诚我国从来未有之大政策。”他还说商鞅“可以称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真正彻底的改革家，他的改革不仅限于当时，更影响了中国数千年。”
二、影响评价转变的因素
在分析戊戌变法前后对商鞅评价巨大转变之前，我们先要了解一下戊戌变法前后的历史条件。首先，中国在甲午战争中惨败，洋务运动破产，中国的半殖民地半封建化程度大大加深。这使一些爱国知识分子觉醒，戊戌变法爆发。经济上，民族资本主义进一步发展，资产阶级不断壮大并登上历史舞台。思想上，西方维新思想的传播和法治思想传入。中华民族陷于危难，加之法治思想的传播，使传统的以“儒家思想”为主流的观念发生转变。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维新派人士为了实现变法中的各项主张，开始重新思考起商鞅。1898年章太炎发表了《商鞅》一文，对商鞅变法给予热情的歌颂，成为重新评价商鞅的开端。
事实上，不光是商鞅变法，历史上的诸多变法也在戊戌变法后被扶正。粱启超在《王荆公》中写道：“王安石变法取尧舜以来之掣政而一扫之。实国史上、世界史上最有名誉之社会改革也。”[3]胡适在《王莽：一千九百年前的社会主义者》（1922年）一文中说：“王莽受了一千九百年的冤枉，至今还没有公平的论定。王莽确是一个大政治家，他的魄力和手腕远在王安石之上。我近来仔细研究《王莽传》及《食货志》及《周礼》，才知道王莽一班人确是社会主义者。”梁启超对张居正也是赞赏有加：“明代有种种特点，政治家只有一张居正。”作为政治家，梁启超对他的评价可谓达到了极致。王安石、王莽和张居正的改革的共同点是都深受商鞅的影响，把商鞅的理论进行了不同程度的运用。
综上所述，个人认为影响戊戌变法后对商鞅评价的转变因素有二：第一，是当时整个中国社会所处的历史背景——国将不国，民族危机上升到了一定高度，激起了知识分子的爱国之情。加之西方法治思想的传播，使得知识分子们会选择以“商鞅之法”作为民族振兴的道路。第二，是为了实行变法的需要，就不得不扶正历史上几乎所有的变法。
三、从转变中看文化道路的选择
从为商鞅、王莽的平反，对王安石的盛赞，再到对张居正的评价，透过这些我们可以看出，戊戌变法之后知识分子们实质选择了一条用法家思想来救国的道路，儒家思想的正统地位不断受到冲击并逐渐走向没落，尤其是从新文化运动可以窥见。
辛亥革命成果被袁世凯窃取后，他不仅进行帝制复辟，还大力提倡尊孔读经，在社会上掀起了一阵尊孔复古的逆流。1915年，陈独秀在上海创办《青年杂志》宣告着新文化运动的开始。以陈独秀、李大钊、鲁迅为代表的激进民主主义者高举“民主、科学”两面大旗，集中打击作为维护封建专制统治思想基础的孔子学说。鲁迅首先在《狂人日记》中指出封建礼教是“吃人的礼教”，大力对其进行批判。新文化運动全面动摇了封建思想，而对传统文化的批判带上了片面化倾向，认为所有传统文化都是糟粕，都要将它打倒，这就陷入了历史虚无主义。新文化运动深刻地体现了在民族危亡时期，知识分子们选择的是法家的思想进行救国，儒家的文化则遭到了巨大的打击。
细数历朝历代每一次重大转变，无论是奴隶社会到封建社会的转型，还是汉武帝攻打匈奴，或是北宋积贫积弱以及明朝社会政治危机严重，每一次大的社会动荡，一些知识分子会重新效法商鞅的做法，选择法家作为挽救国家危机的道路，可是其结果都以失败告终，包括戊戌变法后知识分子文化选择道路的转变。新文化运动值得反思的一点正在于搞错了斗争的主要敌人，不应是“儒表”，而是“法里”。[4]
参考文献：
[1]司马迁.史记·商君列传.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2337页.
[2]贾谊.新书.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1976年6版，第87页.
[3]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中华书局，2010年版，第1335页.
[4]秦晖.“新文化运动，认错真正的敌人”演讲.
春秋战国时期，牛人特别多，尤其是卫国盛产人才。大名鼎鼎的吴起、子贡、商鞅，都是卫国人。在这百家争鸣的时代里，稍微有点儿本事的人都有一个共同特点，热衷并且擅长跳槽。其中，我们的老熟人商鞅就坚信：树挪死人挪活，好工作是跳出来的。
第一次跳槽，商鞅从卫国的高干子弟摇身一变，成为魏国掌管公族事务的公务员。年轻的商鞅很快就得到人力资源总监公叔痤的认可与赏识。短短几年的时间里，商鞅跟随公叔痤学到了先进的管理经验。正当商鞅的仕途平步青云扶摇之上时，公叔痤突然重病不起。魏惠王亲临病房探望公叔痤，并询问他死后的人事安排，公叔痤向他推荐了商鞅。魏惠王面露不屑，商鞅年纪轻轻又没多少工作经验，我怎么能将重任交于他？公叔痤见状，只好嘱咐魏惠王，您如果不用商鞅，就趁早杀了他以除后患。惠王走后，公叔痤告诉商鞅推荐未被采纳，并建议惠王杀之，要商鞅快逃。商鞅打趣地说，魏惠王既然不听您的话重用我，也就断然不会杀了我。暗地里，商鞅却着手准备第二次跳槽。
第二次跳槽，商鞅要将风险降到最低。看到秦国的招聘广告，他先托友人去打听情况。然后投出了简历。当面试官询问他跳槽的原因，商鞅振振有词地回答说，在魏国时，我的带头大哥公叔痤视我为最佳接班人，他将自己的宝贵管理经验都传授于我。无奈大哥他走得太早，我本想效忠于魏惠王，可是每天一进办公室看见大哥的遗物，我就悲痛不已，于是换个环境也算换个心情。听完商鞅的自我介绍，面试官首先被他的带头大哥震撼了。魏国虽没有秦国强大，但是公叔痤的接班人主动跳槽过来，起码也证明了秦国的实力。再者，商鞅对大哥的忠义令人敬佩。于是，商鞅顺理成章地成为秦国的行政主管。
上任后，商鞅做的第一件事情是利用各种机会疏通人脉。当时宫里最得宠的大官叫景监，商鞅想方设法取得他的青睐，并暗示景监如果把自己推荐给秦孝公，我得势之后就壮大了你的实力。在景监的帮助下，商鞅总结魏国的管理经验，以独树一帜的法家思想打动了秦孝公，并被委任为变法总指挥。还没等商鞅拟出变法条款，秦国的中高层就闹得不可开交，尤其是高管甘龙，甚至当着孝公的面与商鞅发生争执。商鞅明白，客场作战犹如逆流勇进，他既要让秦孝公迅速看到变法的成效，又要让百姓得到实惠的利益，还要提防旧势力的打击报复。经过深思熟虑，商鞅决定先烧三把火。第一把火是取信于民；第二把火是惩罚了不遵守法令的两位高管(太子的老师)，震慑了所有的人；第三把火是在第一二把火的基础上，建立了一支高执行力的团队，持续而深入地十年变法，让法令的效果得到了最大化的体现。
商鞅的两次跳槽看似风平浪静水到渠成，实际上却凝聚着智慧和学问。第一次跳槽，商鞅的处境非常被动。他的过人之处在于，即使危机重重，他依然重视对新工作的选择，做到骑驴找马有的放矢，而非草率行事盲目跳槽。值得一提的是，当秦国面试官询问跳槽原因时，其实是在考察跳槽者的工作稳定性。商鞅的回答不仅低调地展示了他的才华，更突出了他的忠孝之心。
第二次跳槽，商鞅从行政主管做起。相比之前的显赫地位，商鞅内心的落差很大。可是聪明的商鞅并没有像在魏国那样埋头苦干，而是巧妙地抓住了身边的贵人。经过调查判断，商鞅认定自己的贵人就是景监，他的信任和推荐可以让自己少奋斗三年。商鞅于是果断地投靠景监。
秦孝公42岁那年。即孙膑把魏国名将庞涓杀死在马陵道而终于报仇雪恨的第二年，秦国总理商鞅感到机会来了。庞涓曾以一场场战争的胜利向魏国士兵证明，他就是魏国的军魂。现在，军魂倒下了，因树敌太多，魏国顿时成为众矢之的，首先发难的就是它的邻居――秦国。
商鞅耐心地向元首摆明利害，并成功说服孝公出兵伐魏。魏军主帅是没头脑的贵公子魏印，得到这个消息，商鞅一阵窃喜。安营扎寨之后，他立刻给魏印写了一封信。他说：“我在魏国做总理私人秘书(中庶子)时，和公子您相交甚欢。现在虽然各为其主，两军交战，但念及往日情怀，实在不忍相攻，希望可与公子面谈，歃血为盟，开怀畅饮之后罢兵而去，杯酒之间换来两国和平，岂不快哉!”魏印欣然应允。
会盟进行得非常顺利，很快就到了畅饮环节，魏印喝到面红耳热之际，看到和平的曙光已经在向他招手，却没有想到竟突然有武士冲上来搅了他的雅兴。他还没来得及大发雷霆，就被捕了。
商鞅派军对魏军发动突袭，取得全面胜利。回国后，他被封为列侯，登上他权力的顶峰。但他的不磊落行为却惹恼了所有的魏国人，并最终品尝到了恶果。
秦孝公44岁那年，商鞅53岁。这一年，商鞅遇到了他生命中最重要的人之一――赵良。秦总理商鞅希望可以跟这个睿智的男人发展一段友情，但是被赵良拒绝了。理由是商鞅为相十年，积怨甚多，而他又似乎不知悔改，与这样的人成为朋友是危险的事。
赵良是个正直的人，而且见解独到，商鞅倒很想和他交流一下思想。攀谈中，他们聊到了春秋时秦穆公和百里奚的故事，此时商鞅颇有些自负，自比百里奚，因为他们都曾让一个不起眼儿的秦国突然令世人瞩目。
但赵良的看法跟他很不同。认为百里奚是一个平民总理，再劳累也不肯坐豪华车。这位总理死的时候，秦国的男女都为他真诚地流泪，小孩子也自发地拒绝歌谣。正在春米的人们也都悲伤地喊不出一致的号子。但是看看商鞅自己，有哪一点能比上这位前辈呢?几乎秦国的整个上流社会都与他格格不入，太子以及与太子有关的人几乎被他得罪殆尽，而他却还不知弥补。做人做事锋芒毕露，每次外出，光随从和服务人员就装了十几车：招募众多功夫皇帝、动作巨星来保护自己……
赵良建议他赶紧交出封地，在社会上多做些福利公益事业，然后到边境上找个僻远的地方灌园浇菜，这样也许可以安度晚年。
但商鞅拒绝了。他商鞅奋斗半生，难道就是为了到后来孤穷终老吗?而且秦孝公现在四十出头。正是年富力强之际，身体也无大碍，他商鞅还准备靠着孝公光荣退休呢!又怎么会在自己如日中天的时候轻言放弃呢?
人有旦夕祸福，就在商鞅拒绝赵良的五个月后，秦孝公招呼都不打就辞世了，太子登基。很快，商鞅就收到了新君签发的通缉令，罪名是企图谋反，他只好逃亡。在边关小镇上，他又饿又累，疲惫不堪，准备找一家旅馆暂时过夜。但旅馆老板很固执，坚决要求他出示身份证，否则免谈。当时，商鞅的通缉令已经在全国张贴得铺天盖地，他又忙着逃命，连个假证也没来得及造下。
【关键词】商君书 法律思想 制度化 主要内容 当代启示
【中图分类号】D90 【文献标识码】A
《商君书》是由商鞅及其后学编撰的一本经典法家理论著作，《商君书》虽然并非全部由商鞅亲自编著，但是在较大程度上代表了商鞅的思想主张。商鞅作为我国春秋战国时期法家学派的重要代表人物，他的思想主张和在秦国所进行的一系列变法活动，对法家理论学说体系的最终形成与完善具有十分重要的奠基作用。秦国迅速强大并且统一六国，商鞅变法功不可没。商鞅的法律思想，较为集中地在《商君书》中得到了体现，在法律的起源、法律的变革、刑法的功用等方面作出了许多重要论述。对《商君书》的法律思想及其制度化问题进行研究，有利于对秦国的强盛历程进行客观关照，有助于深化对我国传统法律文化的理解。
商鞅其人与《商君书》
商鞅（约公元前395年～公元前年338年），先秦法家代表人物，战国时期思想家、政治家、改革家，卫国（今河南省安阳市）人，卫国国君的后裔。据《史记》记载：“鞅好刑名之学，事魏相公叔痤为中庶子。”此外，《史记》还记载，商鞅是王室中地位极为卑微者，在当时非常森严的等级制度下，并没有王位继承权。正因为如此，商鞅即便拥有十分出众的才华，但却由于其地位的卑贱而无法展露才华，十分压抑地生活着。商鞅对自己地位的卑贱铭刻于心，所以在他进行历史上著名的商鞅变法之时，坚决反对按照血缘将人划分为三六九等的“礼治”。卫国曾经由于边境少数民族的侵扰而不得不迁都到商丘，边疆外族势力导致卫国内外交困，导致卫国在战国时期处于一种困境当中，商鞅为了寻求更好的发展，离开卫国前往魏国，在魏相公叔痤的手下作了一名“中庶子”，期待能够在魏国展现自己的才华。魏相去世之后，秦孝公的《求贤令》吸引了商鞅，商鞅遂到秦国寻求政治上的发展机会，想方设法三次见到了秦孝公并提出了帝道、王道、霸道的富民强国之策略，“三道”中的霸道得到了秦孝公的认同赞许。由此，在秦孝公的支持下，商鞅在秦国主持进行了历史上著名的变法革新运动。在这场变法革新运动中，商鞅打破了之前的世袭制度，以论功行赏的“军功制”取而代之，且执法十分严酷，对王公贵族的利益造成了侵害，导致“宗室贵戚多怨望者”。秦孝公去世之后，商鞅由于得罪的宗室贵戚过多，以谋反的罪名被处以车裂。
从战国直到宋朝期间，《商君书》均被认为是商鞅的作品且无争议。后来，宋朝的黄震在其作品《黄氏日抄》中对《商君书》的作者提出了质疑，此后产生了各种各样的观点。在前人考究辨析的基础之上，学者郑树良将《商君书》定性为商鞅学派的集体著作，即《商君书》中包含了商鞅的著作，同时也有以商鞅为代表的法家作者的作品，但主要体现了商鞅的一系列思想。郑树良还对《商君书》中的具体篇目进行了考察，对哪些篇目是商鞅亲自编著、哪些篇目是学习商鞅之法的法家所著等问题进行了梳理。我国先秦时期的典籍著作，并不是直接成书的，通常是在流传了较长时间之后才被编订成册。所以，大多数先秦典籍著作有着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并非一时之作，也并非一人之作。《商君书》也是这样，其部分篇目为商鞅的作品，而部分作品属于其他法家人物的著作，却真实地反映了那个时代的状况，反映了商鞅的主要思想。学者杨向奎对此认为，《商君书》即便并非全部属于商鞅的作品，但是却能够适当地代表商鞅的思想。①为此，研究《商君书》，是有利于对商鞅的思想进行研究探讨的。
《商君书》法律思想的主要内容
《秦律》和《商君书》均和商鞅有着十分紧密的联系，《秦律》是在商鞅主持下编写而成的。公元前356年，商鞅变法之时其将《法经》改编为律颁行全国，涉及了政治、文化、经济、军事、思想、生活等多方面，使各行业均“皆有法式”，不仅在秦朝时期产生巨大影响，而且也成为后世封建王朝的立法参照，比如，“汉承秦律”即汉朝法律承继了《秦律》的诸多规定。②而《商君书》作为商鞅及法家人物的著作，集中体现了商鞅法家思想主张。商鞅作为一代社会变革者，其思想的重要内容就是政治制度、法律制度，《商君书》对“法”的基本理论进行了阐述，其主要内容有如下方面：
提出了法律起源的理论。《商君书》提出了法律起源的理论，即“定分”、“立禁”的法律起源理论，集中体现了商鞅的法律起源思想。商鞅提出的法律起源理论，是建立在社会进化的历史观念基础之上的。商鞅认为，法律是为了适应人类社会发展的需要而逐步产生的，并不是从来就有的，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之后，为了调节人们的财产关系和社会关系是产生“法”的根本原因。《商君书》中说，在人类刚刚诞生的时候，人们只知其母而不知其父。为了维持生命的延续，人们必须不断地猎杀各种动物，此时，人们之间的最为重要的一个原则就是重视私利，因为一旦不够重视私利，自己的生命也无从得到维系。与此同时还必须爱自己的亲人，而人们之间关系的亲疏和重视私利必定让人产生邪念，便由此产生了争斗和混乱。商鞅认为，人口多而维系人们生存的资源十分有限，仅靠道德无法维系良好的社会秩序，为此需要通过制定法令确定财物、土地的所有权，即“定分”；此外，在人口越来越多而资源仍然十分有限的情况下，民众为了争夺利益而出现奸邪，所以必须通过规定制度法令禁止人们“以众暴寡”和以强欺弱，即“立禁”。
提出了变革社会的思想。商鞅认为，过于效法古代就会落后于时代的发展，而过于拘泥于现状就会因为跟不上社会形势而阻碍发展。《商君书》的开篇就提出了变革社会的思想，描写了商鞅和保守势力在郡主面前的辩论状况，集中反映了商鞅“不法古”、“不修今”的变法思想。在十分特殊的农耕文明的影响下，我国自古以来就十分注重对经验的总结与传承，这就导致统治者在治理国家的过程中也非常注重追求稳妥。而商鞅则认为，过于注重“法古”和“循礼”是一种缺乏勇气与智慧的表现，认为国家治理中不必“法古”，礼法的制定也是需要顺应发展的形势而有所变革、变通。在提出了国家治理中“不法古”的主张之后，商鞅进一步提出了制定法律规则的过程中必须遵循“不修今”的原则，即不必拘泥于现状，而是必须结合社会发展的具体情形来制定具体的法令，这样才能使国家所制定的法令发挥更好的作用。
倡导“以法治国”的思想。积极倡导法家先驱人物管子提出的“以法治国”主张，在商鞅的倡导下，将法家思想“依法治国”发展成为一种古代治国方略。许多学者均认为，“依法治国”是法家思想的重要内容，其源自春秋时期的子产和管子，然而，该思想一直到战国时期的商鞅才得以成为国家治理的思想，并促使了法家的真正形成。③经商鞅之后，“依法治国”成为法家思想的重要传统与进化，而“依法治国”思想在《商君书》中得到了集中体现，《商君书》中明确提出：“明王之治天下也，源法而治，按功而赏。”④要求国家治理要“源法而治”，也就是“依法治国”、“论功行赏”，这对传统的以血缘关系为核心的森严等级制度是一种“反叛”，商鞅由此而得罪不少宗室贵戚。商鞅认为，人性的邪恶、道德治理的虚空性是国家必须实施“依法治国”的根本原因。当然，商鞅提出的“以法治国”和西方国家建立在民主基础上的“法治”是完全不同的，在商鞅的法律思想中，“以法治国”的决定权仍然在于君主。
《商君书》法律思想的实践
借助变法之机，《商君书》中的法律思想从意识形态的层面进入到实践的层面，实现了《商君书》法律思想的制度化。商鞅推行的思想主张主要集中在如何实现秦国的富强，《商君书》法律思想制度化的过程中，主要是围绕农业发展和刑法执法方面开展的。因为在商鞅看来，农业发展是国家富强的根基所在，而国家制定较为严苛的刑法，目的也在于通过刑事法律保障农业的发展。商鞅被执行车裂之后，秦国统治者仍然实施商鞅时代的法律制度，对战国晚期法律制度的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第一，“重农”思想的法律化。我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农业始终在国民经济中处于基础性地位，在古代更是如此。此外，我国古代兵法中就强调兵马未动、粮草先行，很显然，农业的发展是取得战争胜利的经济基础与重要保障。基于此，《商君书》中以较大的篇幅论述了农业的基础性地位，“行法治、务农战”成为贯穿于《商君书》的一条主线，而这些重视农业发展的思想通过商鞅的变革活动实现了法律化。比如，《仓律》中规定，谷物入仓之后要进行认真详细的登记并且上报内吏，谷物的出仓和增加等必须进行详细的核验。《田律》规定，田里的禾苗抽穗时、庄家遭受灾害时均须报告相应的数据，甚至在下雨后也要报告雨量和受益的面积等。总之，对农业生产的每一个环节均“有法可依”。
第二，“抑商”思想的法律化。我国古代传统的观念认为，如果更多的人去从事商业活动，必定给农业生产带来负面的影响，认为商业活动和农业生产活动是相互矛盾的，是一种“此消彼长”的关系。《商君书》体现出对农业的高度重视，使许多重视农业的思想实现了制度化、法律化，通过国家法律制度的方式促进农业的发展。同时，为了保障农业的基础性地位，《商君书》还体现出对商业活动的打击，这些对商业活动进行打击的思想也通过法律制度的途径予以规定下来。《商君书》中“抑商”的思想十分突出，比如，在《睡虎地秦墓竹简・为吏之道》中规定，从事商业活动的人和入赘之男人，以及在群众中不能带头耕种土地的，就被充军，而且将军对这些被充军的人不必怜惜。这虽然是一条十分简短的法律，却规定了人们必须带头耕种，否则被充军之后将军也不必对其怜惜，对于从事商业活动的人也是如此，“抑商”的思想表露无遗。
第三，“重罚”思想的法律化。我国在春秋战国时期的刑事立法制度已经较为成熟先进，战国时期的刑事立法和《商君书》中的“重罚”思想保持高度的一致，表明《商君书》中“重罚”思想的制度化、法律化非常突出。比如，为了惩罚教唆者，秦国法律规定教唆他人犯罪的，即便被教唆者犯罪未遂，对教唆者和实施具体犯罪行为的人均必须判处严酷的刑罚。对于控告他人有罪的，后来即便查明被控告者并没有实施任何犯罪的行为，但对于控告者要区别对待，如果不是故意的则并不构成诬告罪，只有在控告者具有诬告的故意之时才构成诬告罪，表明在秦国法律中已经能够明确区分过失和故意两者的界限，对于不具有诬告故意的控告者不判处诬告罪，表明秦国法律鼓励人们对他人的犯罪行为进行积极检举，实际上体现的是一种“重罚”思想。《商君书》中还有许多“轻罪重罚”的规定，以及关于“连坐”的规定，这些均体现了《商君书》“重罚”思想的制度化、法律化。
《商君书》法律思想的进步性、局限性及当代启示
我国战国时期社会转型的过程中，《商君书》能够在较大程度上体现新兴地主阶级的主张，其具有显著的历史进步性，同时也不乏局限性，对当代法制建设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商君书》在较大程度上体现了秦国新兴地主阶级的先进主张，相较于前朝而言，《商君书》所体现出来的法律思想具有十分显著的历史进步性。《商君书》中的法律思想主张，对王公贵族的特权造成了现实的挑战。实际上，我国自古以来的法律均为特权法，法律的一个十分重要的特点就是对森严的等级制度进行切实有力的维护，以法律制度对血缘关系作为基础的社会等级制度进行维护，“刑不上大夫”成为等级制度在法律实施方面的重要体现。而《商君书》中提出了“刑无等级”的主张，认为除了君主之外的任何人均必须严格遵守法律规范，有违者不论贵贱均按照规定严惩。《商君书》中反对贵族特权的思想，对于后世反对法外特权奠定了重要的思想基础、理论基础，具有显著的历史进步性。《商君书》提出的“定分”法律起源思想，实际上是对“君权神授”的否定，其进步性显而易见。此外，《商君书》中提出，要按照社会发展的具体情景制定政策法律制度，否则所制定的政策法律制度无从发挥良好作用。不仅十分关注法律的制定，而且关注法律的组织实施、实施的效果，这在古代立法思想中是一种十分先进的立法观念。
在《商君书》具有上述显著的历史进步性的同时，其不可避免地存在诸多方面的历史局限性。比如，在论述法对贵族特权的时候，将君主的特权排除在外，仍然注重维护君主的特权，这是在当时社会背景下不可避免的局限性。《商君书》法律思想中的历史局限性还体现在：提出了“依法治国”的思想主张，但将其完全工具化，在商鞅看来，实施法律之治并非是其法律思想的最终归属。商鞅倡导“依法治国”的目的是为了更好地维护君主专制统治，将法律完全作为一种统治工具，将社会民众作为统治的对象、法律治理的对象，否定了民众的主人翁地位。商鞅对“法治”的推崇达到了极端化的程度，从而完全否定了德治的作用，完全抛弃了德治，使所谓的“法治”也就无法发挥更好的效果。此外，商鞅强调“轻罪重罚”的思想主张，导致秦国法律过于严酷，这不仅对秦国的法制制度的实施产生极大危害，对汉朝等后朝的法律制度也具有重大的负面影响。
《商君书》中的法律思想，先进性和局限性并存，剔除其法律思想中不合理的、落后的成分，对当代法治同样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商君书》从法律制度的起源进行考察，提出了“依法治国”的主张，虽然和现代的法治精神具有重大差别，但《商君书》从法律思想的发端和法律的起源进行挖掘法律之治的问题，仍然值得我们借鉴。在当前推进社会主义法治的过程中，要将如何取得“法治的共识”作为一项十分重要的工作予以推进，不仅要注重立法工作，而且必须对法律的实施效果进行考察，关注法律制度的具体实施。商鞅将“法治”的作用扩大化、极端化，完全否定了德治的作用，这就启示我们，在实施“法治”的同时依然必须注重道德教化的作用，从而使法治和德治相辅相成，更好地发挥对经济社会发展的调整作用。此外，商鞅“不法古”、“不修今”等主张，对当前我国全面深化改革具有重大借鉴价值，全面深化改革，不能过于效法古人，也不能过于拘泥于现状。
（作者单位：华北水利水电大学法学院；本文系2013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前期成果，项目编号：13CFX021）
【注释】
①杨向奎：《中国古代社会与古代思想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65年，第451页。
②于琨奇：“商鞅变法性质之探讨”，《安徽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4年第3期。
③黄公伟：《法家哲学体系指归》，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3年，第275页。
④商鞅：《商君书译注》，周晓露译，上海：三联书店，2014年，第148页。
【英文摘要】Proper attention should be paid to Shangyang's obscurant thought in the circle of scholars because it had profoundly affected culture，thought and politics throughout the history of China's feudal societies.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specific contents，motives and purpose contained in Shangyang's obscurant thought and its influence on the politics and political ideology of the ruling class during the Qi and Han Dynasties.
【关 键 词】商鞅/愚民思想/目的/内容/影响
Shangyang/obscurant thought/purpose/content/influence
商鞅是战国时期著名的改革家，他在秦国实行的变法，使秦国走上了富国强兵的道路，为秦的统一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因此，长期以来，商鞅变法一直受到了人们的重视。但是，在学术界，人们在研究商鞅变法对中国历史发展进程所带来的影响时，往往偏重于分析变法中所实施的某些具体措施的得失，而忽视了隐藏在这些措施背后、并与其息息相联的、且同样是其变法内容的政治主张——愚民思想。事实上，商鞅的愚民思想与商鞅变法这一历史事件本身一样，对中国封建社会的政治思想文化都产生过长远而又深刻的影响，应当引起学术界的重视。本文拟就对商鞅提出愚民思想的动机和目的、商鞅愚民思想的具体内容、以及其对秦汉时期统治阶级的统治思想和策略所产生的影响等方面的问题，作些初步的探讨。
一 商鞅提出愚民思想的动机和目的
春秋战国时期，是奴隶制向封建制过渡的社会大变革时代，与时代的政治形势相适应，这时在学术上也出现了“百家争鸣”的局面。针对社会发生的巨大变化，以及各国的政治弊端，当时一些有作为的政治家、思想家就如何治理国家、统治人民等问题提出了许多主张和看法，“愚民”这一政治观点就是其中之一。在春秋战国时期的诸子中，较早提出“愚民”观点的是老庄和管仲。老子曾公开倡言要用愚民政策来窒息人民的反抗思想和麻痹人民的斗志，他说“古之善为治者，非以明民，将以愚之。民之难治，以其智多。故以智治国，国之贼；不以智治国，国之福”（注：《道德经·六十五章》），他极力反对开发民智，要求从精神上、物质上杜绝一切能够激发民智和引起争端的措施。庄子则更是将老子的观点绝对化，他主张取消一切制度、规范和文化，认为只有“绝圣弃智”（注：《庄子·去箧》）社会才能安宁。管子也认为“君明、相信、五官肃、士廉、农愚、商工愿，则上下相体，而外内别也。”（注：《管子·君臣》）因此“昔者圣人之治人也，不贵其人博学也，欲其人知和同以听令也。”（注：《管子·法禁》）他主张“圣君任法而不任智，任数而不任说。”（注：《管子·任法》）其后，许多学派特别是法家的代表人物，如李悝、吴起、申不害、慎到等人，都在各自的学说中或多或少地流露出愚民的主张。但我认为，在春秋战国诸子中，商鞅和韩非子的愚民主张是最明确、最有系统的，对后世的影响也是最大的，而韩非子的愚民思想实际上是对商鞅愚民思想的继承和进一步发挥，因此商鞅的愚民思想在先秦诸子愚民思潮中居于承上启下的地位，具有特殊的意义。
那么，商鞅为何要极力主张愚民之治呢？我们知道，作为新兴地主阶级代表的商鞅，在秦国实行变法的目的是为了帮助秦国富国强兵、完成统一大业，从这方面来讲，它是符合当时历史发展潮流的，也是与广大人民的愿望是一致的。但是，在当时，国家机器是被统治阶级所掌握的，是统治阶级用来镇压劳动人民的工具。因此，国家与人民的利益，从根本上讲，不是也不可能是完全一致的，而在较大程度上只能是对立的。商鞅也充分地认识到了这一点，他认为：“民强国弱，民弱国强”（注：《商君书·弱民》），要想国家富强，就必须削弱人民的力量，最大限度地削减人民的抗异实力。不仅如此，商鞅还认为，一个君主，要想控制天下、战胜敌国、使自己立于不败之地，首先必须制服自己境内的平民。所以他说：“昔能制天下者，必先制其民者也；能胜强敌，必先制其民者也。”（注：《商君书·画策》）“故有国之道，务在弱民。”（注：《商君书·弱民》）而弱民的根本手段则是使民“朴”，也就是愚民。他认为，人民“朴则弱，淫则强；弱则轨，淫则越志；弱则有用，越志则强。”（注：《商君书·弱民》）只有使广大人民愚昧无知、朴实忠厚，人民才不易结成强大的力量来对抗国家和君主，而只能是老老实实地听从统治阶级的任意摆布，这样国家就会容易治理，君主的地位也就会更加牢固。 转贴于
另一方面，在商鞅所处的时代，国家的头等大事莫过于农业和战争，农业的发展是国家富强的根本途径，赢得战争的胜利则是战胜敌国最有效的手段，因此在商鞅变法的各项内容中最重要的一项就是重农战，而其它的内容和措施都是围绕着这一内容展开的，是为它服务的。所以，能否使广大人民重视农战，也就成为了商鞅变法能否成功的关键所在，正因如此，商鞅说道：“圣人治国之要，故令民归心于农。”（注：《商君书·垦令》）为了使人民能够集中精力专心农战，商鞅认为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能否使人民愚昧无知。在他看来：“愚农不知、不好学问则疾务农。”（注：《商君书·垦令》）一旦平民愚昧敦厚，他们就不会崇尚学问，不会被其智巧所迷惑，就会专心致志地按照君主的意志从事农战。所以，商鞅提出的愚民思想是与其最重要的变法内容——重农战紧紧地联系在一起的，其目的是要人民摈弃杂念、归心于农战。
由上可知，商鞅之所以提出愚民的主张，无非就是为了使君主能够更好地统治和驱使人民，使人民专心从事农战，从而达到富国强兵、无敌于天下的目的。在《商君书·定分篇》中，商鞅指出：“民愚则易治也”，此一语，就直截了当地道出了他积极推行愚民之治的真谛所在。
二 商鞅愚民思想的内容及其实现愚民的具体措施
在商鞅变法的各项内容中，无处不体现出其愚民之治的思想，因此，商鞅愚民思想的内容是与商鞅变法中的各项措施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商鞅愚民思想的内容及其实现愚民的具体措施，归纳起来，大致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去礼乐，尚法治。在儒家学派看来，礼乐是立国、治国的根本，所以孔子虽然生当“礼坏乐崩”的春秋末期，但仍向往西周的礼乐制度，主张“为国以礼”（注：《论语·先进》）的“礼治”；战国时期的荀子虽重视“法治”，但他把礼的地位抬得更高，提出了“治之经，礼与刑”（注：《荀子·成相》），既隆礼又重法的主张。商鞅的礼法观却完全不同于儒家，他认为“礼治”并不能达到使人们归心于农战的目的，而只会使人们更加巧伪、更加轻视法制，因此礼乐与法治是绝对对立的，所以靠德治是不可能治理好国家的，而必须将法制放在首位，加重刑罚，依法去民之巧伪智谀。他说：“重刑而连其罪，则褊急之民不斗，狠刚之民不讼，怠惰之民不游，费资之民不作，巧谀恶心之民无变也。”（注：《商君书·垦令》）主张除去礼乐，通过以重刑的手段来压抑人们的智慧、禁锢人们的头脑，使他们顺服于君主的淫威，俯首听命于君王。
为了使君主和上层统治者更加清楚和了解他的这一主张，商鞅还从历史的观点阐述了去礼乐、尚法治的必要性和重要性。据《商君书·更法》和《史记·商君列传》记载，商鞅在秦国变法前夕曾同秦国的贵族代表甘龙、杜挚等就要不要“变法”、“更礼”等问题展开过一场辩论。甘龙认为，“圣人不易名而教，智者不变法而治。因民而教，不劳而成功；缘法而治者，吏习而民安之。”杜挚也说：“利不百，不变法；功不十，不易器。法古无过，循礼无邪。”（注：《史记·商君列传》）而商鞅则认为，人类社会是在不断发展变化的，治理国家的指导思想也应该随着时代的变迁而加以改变，既不能复古，也不能保守。因此，他反驳说：“三代不同礼而王，五伯不同法而霸。智者作法，愚者制焉；贤者更礼，不肖者拘焉。”“治世不一道，便国不法古。故汤、武不循古而王，夏、殷不易礼而王。反古者不可非，而循礼者不足多。”（注：《史记·商君列传》）商鞅将人类以来的历史划分为“上世”、“中世”、“下世”和“今世”四个阶段，他认为在不同的阶段，社会形势和社会风气都不同，因而作为君主，在制定政策和法令时就不能效法古代、保守现状。在他看来，由于古时的民风厚朴，所以古时的君王“因事而制礼”，以德权就可以治理好天下，因此礼乐是当时的治国之本。而今世则是强国事兼并，弱国务力守，民风巧伪。在这种形势下，诸侯国君要想维持自己的统治和取得兼并战争的胜利，就必须壮大国家的力量，实行“以力服人”的“霸道”，而不能像儒家那样讲什么“以德服人”的“王道”，不能以礼乐治国，而应以法制来治国。所以他说：“古之民朴以厚，今之民巧以伪。故效于古者，先德而治；效于今者，前刑而法。”（注：《商君书·开塞》）转贴于
二、禁《诗》《书》，贱学问。与儒家将《诗》《书》作为治国经典不同，商鞅认为《诗》《书》对于国家有百害而无一益，其唯一的作用就是扰乱、蛊惑民心，增长人们的智巧和力量，破坏国家法令制度的推行。因此，他将礼、乐、《诗》、《书》列于国家“六虱”之首，是“亡国之俗”（注：《商君书·靳令》）。他认为，一个国家如果好用《诗》《书》，人们就会把精力放在学习《诗》《书》上，最终必定会导致“上无使战，必贫至削”（注：《商君书·靳令》）的局面；相反，如果不用《诗》《书》，则“敌不敢至，虽至必却；兴兵而伐必取，按兵不伐必富”（注：《商君书·去强》），并且还会起到“民泽毕农，则国富”（注：《商君书·去强》）的效果。
如前所述，商鞅之所以提出愚民主张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想通过它来达到弱民的目的。在商鞅的心目中，人民“淫”是其所以强的重要原因，而他所说的“淫”就是指人们好学问、有知识、用智巧。关于这一点，商鞅在《商君书·外内篇》中，是讲得较清楚的，他说：“奚为淫道？为辩智者贵、游宦者任，文学私名显之谓也。”因此，为了弱民，就必须禁《诗》《书》、废学问，他认为“国去言民则朴，民朴则不淫”，（注：《商君书·农战》）只有这样，才能禁除人民的智巧，更好地削弱人民的抗异力量，增强国家的实力，达到“国必无敌”的效果。
那么，怎样才能使人们轻视学问、废弃《诗》《书》呢？商鞅认为，仅靠国家明令强制燔烧《诗》《书》是不够的，还必须要采取一些相应的策略和手段，让人们自觉地、心甘情愿地鄙视学问。为此商鞅提出：“无以外权爵任与官，则民不贵学问，又不贱农。民不贵学则愚，愚则无外交，无外交则勉农不偷；民不贱农则国家不殆。国家不殆，勉农而不偷，则草必垦矣。”（注：《商君书·垦令》）同时他还提出禁止儒生、大臣、诸大夫游学、游仕，闭塞人们获得知识和信息的途径，尽可能地让人民愚昧无知、不好学问，使他们专心务农。他说：“国之大臣、诸大夫，博闻、辩慧、游居之事皆无得为，无得居游于百县，则农民无所闻变、见方。农民无所闻变、见方，则智农无从离其故事，而愚农不知，不好学问。愚农不知，不好学问，则务疾农；智农无从离其故事，则草必垦矣。”（注：《商君书·垦令》）
三、废好恶、去享乐。商鞅根据其重视农战、弱民强国这一思想，进一步提出了要反对人们有所好恶的主张，因为在他看来，“政民之所恶，民弱；政民之所乐，民强。民弱国强，民强国弱。故民之所乐，民强；民强而强之，兵重弱。民之所乐，民强；民强而弱之，兵重强。”（注：《商君书·弱民》）人们一旦有好恶享乐之心，就必定会产生忧虑、思考，而人们在忧虑思考过程中，就必定会产生邪乱之心。他说：“夫民忧则思，思则出度；乐则淫，淫则生佚。”（注：《商君书·开塞》）因此，为了防止人们出现淫乱之心，更好地维护统治阶级的长久统治，商鞅认为，不仅必须要从精神上摒弃人民的喜怒哀乐，而且还要废除人民在物质上的享受。在他看来，音乐、歌舞、装饰品及人们的纵欲，不仅会造成物质上的浪费，更重要的是它还会导致人们的精力分散，不安心农战，使人们的智巧得以发展，甚至还会激发人民的反叛之心。所以他提出要使“声服无通于百县”，这样，人民就会“行作不顾，休居不听。休居不听，则气不淫；行作不顾，则意必一。意一而气不淫，则草必垦矣。”（注：《商君书·垦令》）在物质方面，他还提出要抬高物价，加重税收，使之十倍于成本，这样商贾之人就会减少，农民就不会过度地饮酒作乐，大臣官吏们也不会沉醉于吃喝玩乐之中，“商贾少，则上不费粟；民不能喜shì＠①，则农不慢；大臣不荒饱，则国事不稽，主无过举。”（注：《商君书·垦令》）
商鞅一方面主张废除人民的好恶、享乐，另一方面，他又认为作为人君不可以不审好恶，他说，君主必须懂得和了解人民好恶的心理现象。他主张，因为人民好赏，所以就要用奖赏来引诱他们；因为人民恶刑，所以就要用刑罚来威逼他们。通过这种途径使人民在自己的好恶面前感到迷茫，不让人民去思考，使之愚味，使他们的所有行动都在统治者的指挥下去进行，从而达到其愚民强国的目的。
四、遗贤弃智，按功而赏。与废《诗》《书》、贱学问这一主张相联，商鞅还主张国君在任用官吏时要“任其功而不任其德”（注：《商君书·错法》），不能以贤智作为选拔官吏的标准，而应量功而任。他认为君主要达到使人民贱学问的目的，就必须要使“国以功授予爵”（注：《商君书·靳令》），而“不滥富贵其臣”，做到“有功者显荣，无功者虽富无所芬华”（注：《商君书·画策》），更不能以精通《诗》《书》、擅长学问授官行爵。因为在他看来，如果以贤智作为授官的标准，那么人们就会纷纷放下自己手中的农活，不务耕战，崇《诗》《书》而尚学问，这样就达不到重农战、贱学问、使人们愚昧的目的。他在《商君书·农战》中说：“今境内之民及处官爵者，见朝廷之可以巧言辩说取官爵也”，官爵的授予失去了常规，结果“豪杰务学《诗》《书》，随从外权”，而这些人“进则曲主，退则思虑”，对国家极为不利。但“今上论材能智慧而任之，则智慧之人希主好恶，使官、制物，以适主心；是以官无常，国乱而不一，辩说之人而无法也”，如果长期下去，“则民务焉得无多，而地焉得无荒？”商鞅认为，凡是圣明的君主在治理国家时，都应当按功行赏，因为“凡民之所疾务农战不避死者，以求爵禄也”，一旦人们见到“为辩智者不贵、游宦者不任、文学私名不显”，那么“军士死节而农民不偷也。”但是，“今世君不然，释法而以智，背功而以誉”（注：《商君书·君臣》），结果造成了“军士不战而农民流徙”（注：《商君书·御盗》）的局面。所以，为了奖励军功，商鞅在变法过程中还重订军功爵二十级，斩得敌人甲士首级一颗，即赐爵一级，并按爵位高低授与种种特权，包括犯罪也可以减刑的特权（注：《秦律·游士律》），而把那些既无军功又不从事农作但却身居高官、享受荣华的所谓贤智之士，则称之为必须铲除的“奸民”。商鞅认为只有这样，才能使人们“喜农而乐战”，专心致力于农战，从而达到富国强兵和“无敌于天下”的目的。
五、一言、一教。商鞅所处的时代，正是战国纷争之际，这时各种阶级、阶层的思想家、政治家以及游说之士层出不穷；各种学派、各种理论应运而生。当时的各国诸侯，都根据本国的实际情况和自己的需要，对于这些理论加以选择运用。作为新兴地主阶级代表的商鞅，从其本阶级及秦国的利益出发，极力主张法家思想，而对于其它学派的理论则竭力排斥。他认为，一个国君要想治理好自己的国家，就必须只能以一种理论作为指导思想，而不能使其它的学说掺杂于其中，更不能任用巧言辩说之徒，听任他们议论朝政。因为“说者成伍、烦言饰词而无用”（注：《商君书·农战》），相反它还会起到迷惑主心，扰乱民意的作用，使人们变得虚伪、浮华，而这种结果则正是与商鞅所提倡的“愚民”政策相悖违的。反之，如果国家除去巧言辩说，那么人们就会朴实而不放纵，就不会违背王令、触犯国禁。商鞅针对当时的情况指出：“今为国者多无要。朝廷之言治也，纷纷焉务相易也。是以其君hūn＠②于说，其官乱于言，其民惰而不农。故其境内之民皆化而好辩、乐学，事商贾，为技艺，避农战。如此，则不远矣。国有事，则学民恶法，商民善化，技艺之民不用，故其国易破矣。”（注：《商君书·农战》）鉴于此，商鞅把他所认为是不利于农战的“礼、乐，《诗》、《书》，修善、孝弟，诚信、贞廉，仁、义，非兵、羞战”说成是“六虱”，坚决反对“国以六虱授官予爵”，并让博闻、辩慧之类的人“不可以富贵，不可以评刑，不可以独立私议以陈其上。”（注：《商君书·约刑》）这实际上是用法家所主张的法令来统一思想，取缔其他各家学派，特别是儒家，由此而发展到“燔《诗》《书》而明法令”，要求在意识形态领域中实行文化专制，借此实现其愚民的目的，更好地维护君王的统治。
三 商鞅愚民思想对秦汉政治思想文化的影响
商鞅的愚民思想是商鞅在春秋战国时期特定的历史背景下所提出的政治主张，它是新兴地主阶级必须建立统一封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需要，和商鞅变法这一历史事件一样，它不仅对于此后的秦国，而且对于中国整个封建社会特别是秦汉时期的政治思想文化都产生过巨大而又深远的影响。
商鞅之后，旨在愚民的法治思想经过韩非子的进一步发挥，完全成为了秦的指导思想。在秦统一中国后所推行的一系列加强中央集权措施中，都深深地留下着商鞅愚民思想的烙印。“挟书令”的颁布和禁止私学是对商鞅“一言、一教”主张的直接继承，“焚书坑儒”、“以吏为师”则是对商鞅“燔《诗》《书》而明法令”的进一步发展，残酷的刑法和暴政更是将商鞅“以刑去刑”愚民措施推向了极端。不可否认，商鞅的愚民思想和愚民措施在战国时期的秦国确实起到了打击阻挠变法的贵族、帮助秦国富国强兵、最终使秦国统一天下等积极作用，但是，在秦国的封建政权彻底确立以后，它对于整个社会所带来的消极影响就越来越明显地凸现出来，即：不利于社会生产的进步、钳制了人们的思想、妨碍了文化的发展。而这正是后来在愚民思想指导下建立起来的秦朝迅速被陈胜、吴广领导的农民大起义所推翻的重要原因之一。
西汉建立后，新的封建统治者吸取秦亡的教训，感到单靠法家思想是不足以维系其统治的，因而在继承秦制的同时，对统治阶级的指导思想进行了重新调整，经过汉初采用道、法结合的黄老思想作为短暂过渡后，到汉武帝时，终于接受董仲舒等人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从此儒家思想就取代了法家思想而逐渐成为了中国封建社会的正统。在表面看来，从汉初“挟书令”的公开废除，到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似乎汉代采取了一条不同于秦的思想文化政策，但如果仔细分析一下就会不难发现，商鞅、韩非等人的愚民思想其实是被汉代的统治者以一种更隐蔽、更高明的手段继承下来了。汉初废除“挟书令”，鼓励民间献书，容许各家各派可以自己讲学传授，是因为当时的统治者正处在对统治思想进行重新选择和调整之中，并非意味着对愚民思想的放弃。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则正好是秦愚民政策另一种形式的翻新，因为儒术的独尊实际上就意味着对儒家以外各家学派的压制，它对于人们思想禁锢的程度并不亚于秦代对《诗》《书》的简单焚烧。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汉代愚民政策所取得的效果比秦代更佳（这也是以后的历代统治者在实施愚民政策时更多地采用汉代策略的原因之所在），只不过不同的是，“秦始皇的统一思想是不要人民读书，他的手段是刑罚的裁制；汉武帝的统一思想是要人民只读一种书，他的手段是利禄的引诱。结果，始皇失败了，武帝成功了。”（注：顾颉刚《汉代学术史·尊儒术而黜百家》）不管秦汉愚民政策的手段和结果如何，但商鞅愚民思想对秦汉统治者所产生的影响则是显而易见的。
综上所述，商鞅的愚民思想始终贯穿在他的各项变法措施之中，它不仅是商鞅变法思想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而且也是其变法能否顺利贯彻施行的一个重要保证。尤其不容忽视的是，它对几千年中国封建社会的政治思想文化所产生过的巨大影响。所以，深入地对商鞅愚民思想进行探讨，不仅对于我们更为全面地了解商鞅本人的政治主张有很大帮助，而且还对于我们进一步地研究封建统治阶级的统治策略有很好的借鉴作用。
字库未存字注释：
＠①原字爽（去两个爻）加两个百
现存《商君书》共有《定分》、《开塞》、《更法》等二十四编，比较全面地收录了商鞅及其他法家代表人物的作品，是研究商鞅法律思想的主要资料。本文以《商君书》记载的有关内容为依据，从以下三个方面对商鞅的“法治”思想作简要评析：
一、“定分”“立禁”法律起源论体现的权利保护思想
商鞅认识到“定分”与“止争”‘的关系。他指出“一兔走，百人逐之，非以免可分以为百，由名分未定。夫卖兔者满市而盗不敢取，由名分已定也。”他所说的“名分已定”，显然是指归属已定，即所有权已经明确。他在“定分”的基础上，提出了法律起源和国家体制建立的观点。他说：“……故圣人承之，作为土地、货财、男女之分。分定而无制，不可，故立禁。禁立而莫之司，不可，故立宫。官设而莫之一，不可，故立君。”商鞅已经认识到人类社会最初并没有国家和法律，法律是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他把人类社会的发展分为上世、中世、下世三个阶段，并将这三个阶段描述为“上世亲亲而爱私，中世上（尚）贤而说（悦）仁，下世贵贵而尊官。”他认为，社会发展到“下世”阶段，出现了“以强胜弱，以众暴寡”的混乱纷争局面，于是“圣人”为了定“分”止“乱”，而确定土地、货财所有权和男女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权利确定后，不形成制度不能维护，于是便制定了各种禁令（即法律）；禁令制定后，没有专人执掌不行，于是设置了官吏；官吏设置后，不统一控制不行，于是又设立君主实行统辖。商鞅已经看到法律产生与权利保护的关系，“初步接触到了国家与法律是适应保护私有制的需要而产生的这一唯物主义的命题。”①同时也看到了法律与国家政权不可分割的关系。我们在研究商鞅的“法治”’思想时，对其提出的“定分”、“立禁”‘的法律起源论，还应当从另一个视角进行考察，分析“定分”所包含的“权利保护”思想。近现代社会法治的一个特征是权利与权力合理配置。因此，有的学者认为，“权利本位”与“义务本位”（也就是“权力本位”）是划分“法治”与“人治”的其中一个标志。②在儒家和法家的法律思想中，权利意识是极为贫乏的。在当时“义务本位”和“权力本位”思想非常盛行的情况下，商鞅能从“权利保护”分析入手，提出法律起源的观点。这在认识论和法律思想史上都是难能可贵的贡献。因此，我们不应简单地认为商鞅提出“定分”、“立禁”主张的目的是为了维护统治阶级的财产私有制，从而否定其法律起源论中包含“权利保护”思想的进步性和合理性。
二、“缘法而治”的法律工具论
商鞅以重法著称，他极力主张以“法”代“礼”，反复告诫国君“不可以须臾忘于法”。他认为，法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具有“定分止争”和“兴功禁暴”的作用。“缘法而治”是法家的基本主张，最早由商鞅在秦国付诸实施。他认为：“利天下之民者莫大于治，而治莫康于立君，立君之道莫广于胜法”，“民本，法也。故善治者塞民以法，而名地作矣”。商鞅主张“法治”，是以“好利恶害”的人性论为主要理论根据的。他多次提到：“民之性，饥而求食，劳而求佚（逸），苦则索乐，辱则求荣”：“人性好爵禄而恶刑罚。”商鞅为了推行其“法治”的主张，对儒家所倡导的“礼治”学说进行批判，指出“仁者能仁于人，而不能使人仁。义者能爱于人，而不能使人爱。是以知仁义之不足以治天下。”为了防止儒家的“礼治”、“德治”思想对推行“法治”造成不良影响，商鞅提出“燔诗书而明法令”的主张。商鞅认为要实行“任法而治”，首先必须让百姓知法守法，因此主张要布法于众。他反复谈到：“为法，必使之明白易知”：“行法，令明白易知”。商鞅在实行变法时，改“法”为“律”，并不是简单的名称改变，它其实体现了商鞅对法律的公开性和普遍性的重视。因为“法”和“律”两字虽然均有强制性规范的含义，但意义不尽相同。“法主要强调的是内容方面的公平与公正；而律则侧重于法律规范在适用上的普遍性和统一性。”③我们应当注意到，商鞅所主张的“缘法而治”、“任法而治”思想与近现代意义的法治思想，有着本质的不同。因为，商鞅的“法治”思想是以承认并极力维护君主专制权力为前提的。他主张，“权者，君之所独制”，“权制独断于君则威”，认为统治的大权必须统揽于君主，只有君主才是治国的主体。因此，必须树立君主的绝对权威，“君尊则令行”；君主必须“操权一正”并“专其柄”，才能确保君主专制政体的巩固。在商鞅看来，法律并不是最主要、最权威的治国方法，而是君主实行专制统治的工具。就这点而言，商鞅所倡导的“法治”与儒家主张的“礼治”、“德治”并无本质区别，其只能算是“人治底下的法治”。当然，我们不应苛求生活在两千多年前的君主专制年代的商鞅能够象近现代的政治家、法学家那样，提出以“在民”的民主政治体制为基础的法治思想。在当时君权思想极为盛行的社会环境下，君主的地位、权威是不可怀疑、不可挑战的。商鞅要推行其“法治”思想，实行变法，必须以得到君主的认可与支持为前提。如果他敢于挑战君主的统治地位和绝对权威，则即使是象秦孝公那样开明的君主，也会让他人头落地。此外，一种理论的提出，如果完全脱离实际，为时代所无法接受，那么这种理论再“先进”，也只能是一种“空想”。所以我们在看待商鞅的“缘法而治”、“专任法治”的思想时，应采取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不应简单地以商鞅的“法治”理论与近现代的法治理论存在质的区别，而抹杀其历史进步性；或者忽略商鞅提出的“缘法而治”与当前我国所提倡的依法治国的本质区别，进而得出在中国古代已经存在近现代意义的法治传统的错误结论。
三、“刑无等级”、“不赦不宥”的法律适用平等思想
商鞅指出，“法者，国之权衡也”。他将法律视同称轻重的权衡，量长短的尺度，判断是非功过和行使赏罚的公平标准。他一向反对“刑不上大夫”的旧传统，否定奴隶主贵族的特权，主张法律的统一性和平等性。他说：“所谓一刑者，刑无等级，自卿相将军以至大夫庶人，有不从王令、犯国禁、乱上制者，罪死不赦。有善于前，有过于后，不为亏法。忠臣孝子，有过必以其数断。”商鞅强调在行赏施罚上应当做到“不失疏远，不违（避）亲近”，即不分亲疏远近，有功必赏，有罪必罚。商鞅关于法律面前贵贱平等的观点，表述得很明确。但是，正如前面所述，商鞅的“法治”思想是以树立君主的绝对权威、维护君主至高无上的地位为出发点的，因此他所主张的法律适用平等是打折扣的，不可能是真正意义的“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商鞅主张的“不赦不宥”，当然不包括君主犯法（也许在商鞅的思想中根本不存在君主犯法的概念），而且对君主的近亲也要有所变通。据《史记？商君列传》记载：“于是太子犯法。卫鞅（即商鞅）曰：‘法之不行，自上犯之。’将法太子。太子，君嗣也，不可施刑。刑其傅公子虔，黥其师公孙贾。”面对太子犯法，商鞅也只好提出拿太子的老师做替罪羊的变通办法。虽然，商鞅提出的法律适用平等的思想带有很大的局限性，但是，在当时等级森严的社会里，提出“刑无等级”的思想，确实需要很大的勇气。
太岁星又将升起来，
黑暗又将这大地笼罩。
这四野的烈火在熊熊地燃烧，
将这八百里秦川照亮。
这火焰是我亲手将它点燃，
而我却在这烈焰中化为灰烬。
两千年前，这火焰吞噬了商鞅；两千年后，这火焰点燃了话剧《商鞅》；再过了12年，青春版《商鞅》之火再次燃烧起来。
1996年，上海话剧艺术中心创作排演的大型历史剧《商鞅》曾轰动上海，恢弘的气势、深邃的主题、精湛的表演，铸就了上海话剧舞台上的传奇。12年过去，当年的“商鞅”已人到中年，那些老演员们更是由花甲迈入了古稀之年。为了让这台经典青春永驻，上海话剧艺术中心大胆启用新人，排演了青春版《商鞅》。
关于《商鞅》的历史底蕴和文化含量，编剧姚远曾说：“它不会过时，它写的是历史，写的是人生，写的是中国千百年来一直凝固着的文化。”商鞅从一个任人宰割的奴隶，成为自由之人、人上之人，继而成为一个扭转乾坤之人，但在那个“一马当先，万马踏伐”的时代，他最终落得五马分尸的命运。商鞅虽死，精神犹存。从这个意义上说，《商鞅》是一部大型历史剧，而不是悲剧。
话剧《商鞅》的风格，一如商鞅的个性――硬朗、倔强。在戏中，你可以听到似乎从战国时代传来的刀剑碰撞声，听到字字铿锵质朴的台词；你可以看到1.85米高的兵马俑，看到舞台上庞大如铁板的封幕，它时而将演员封闭在内，时而又抠出一扇门来，巧妙地将演区划分出来。
活动的舞台布景，给了活生生的人物以施展的空间。其中，姬娘一角为这出硬朗的戏添了几分温情。为让亥儿获得自由，姬娘自挖双目；为成全亥儿扭转乾坤，姬娘甘愿终身为奴；同样是她为商鞅发出了最后的呐喊：“这就是我的儿子商鞅，为你们秦国变法的商鞅，你们为他说句公道话吧！”话剧虽然讲述的是两千年前商鞅变法的故事，但这不是单纯的戏和故事，而是编导试图用历史的态度来看待、解释商鞅其人，为他说一句公道话。
当年的《商鞅》汇聚了上海话剧界一批最优秀的表演艺术家，主演尹铸胜因商鞅一角而一举成名。不同于一般话剧的是，《商鞅》对演员的台词、形体、文学功底和艺术修养等方面提出了非常高的要求。此次青春版《商鞅》虽然羽翼未丰、仍需雕琢，但演员们显然已具备了高飞所需的努力、功力和勇气。饰演商鞅的魏春光，表演以扎实、深刻而著称，曾获第7届佐临话剧艺术奖最佳男主角奖，是上海话剧艺术中心几大硬派小生之一。此次他倾尽心力的演绎，让观众看到了一个曾经相识的商鞅。
在商鞅与赵良的冲突中，赵良有一句台词：“羽毛不丰满者，不能高飞。”然而，商鞅并不是羽毛不丰，乃是大鹏振翅高飞前须抖掉几根羽毛。这，便是导演陈薪伊想要的《商鞅》：“你想要振翅飞上九天之上吗？你就一定会损伤自己的羽毛，不要这样爱护自己的羽毛吧，人们！为了我们崇高的目的。”
青春版《商鞅》之于目前喜剧当道的话剧市场，犹如注入了一股恢弘正气，让人们看到了戏剧舞台的真正的魅力。要最终留住观众，戏剧工作者们同样不要再吝惜自己的羽毛――无需一味迎合，而应扎扎实实地做戏剧，让戏剧事业不断传承、辉煌下去。
【关键词】泰国；商鞅变法；经济政策；农业改革；启示
【中图分类号】F740 【文献标识码】B
战国时期秦孝公即位后，决心改革图强，下令招贤并宣布：“有能出奇计强秦者，吾且尊官，与之分土”。可见秦孝公改革决心之彻底。商鞅原是卫国国君的后裔，因为他到秦国后，因变法有功被封为商君，这样历史上就习惯称他为“商鞅”。就在秦孝公下令求贤的时候，在魏国不得志的商鞅，由魏人秦。并得到秦孝公信任，先后两次开始变法。在战国时代农业生产的发展，粮食储备的多寡决定着国家的贫富，兼并战争的输赢。因此商鞅变法的经济政策显得尤为重要。
一、商鞅变法的背景
秦国在经历秦献公一系列改革措施之后，改变了秦国在东方诸国中“弱秦”的形象。由于秦国的积弊太多，尽管秦献公兢兢业业的改善政治。但是秦国亦无力“东伐，复穆公之故土”但是他培养了一位好太子，即秦孝公。秦孝公即位后面临着是否继续改革，如何改革的问题。历史终究证明了秦孝公是一位积极寻求变法以图富国强兵的君主，但是面临着国内顽固的守旧势力，他只好寻求一位贤士为其分忧。而此时的商鞅在魏国只是魏相公孙座的家臣，郁郁不得志。因此在秦孝公招贤令一下，商鞅由魏入秦，二三次求见秦孝公，阐明自己的观点，引起了秦孝公的极大兴趣。变法对于秦国而言毕竟是一件大事，因此秦孝公按照惯例在栎阳宫举行了一场有关秦国要不要变法为主题的大辩论。
商鞅率先发言，明确表达了自己的观点。他认为行动犹豫不决，就不会有任何成功的可能，君主应该下定决心变法，不能过多的顾虑别人的议论。指出圣明的君主建立大功业的时候，并非事事都征得众人的同意，都是根据需要及时变更法度的。
守旧派代表甘龙站出来反对。他声称：“圣明君主不改革人民的旧礼俗来施行教化，聪明的人不变更法度来治理国家，官吏熟悉，人民熟悉，今天如若贸然变法，难免会引出变乱。商鞅对此反驳道：“子之所言，世俗之言也。夫常人安于故习，学者溺于所闻。此两者所以居官守法，非所论于法之外也”。他进一步指出，历史上夏商周三代礼法制度也是有差异的，但是也成就了王业，春秋五霸的法律制度也是不一样的，但也都成为了霸主。商鞅以历史事实为依据使得甘龙的理论立刻丧失立足之地。于是，另一位守旧派代表人物杜挚提出如果不能保证变法有百倍的利益和十倍的功效，变法是不可取的。对此商鞅也进行一一反驳，最终使得守旧派哑口无言。这场大辩论使秦孝公坚定了变法的信心，于是他当场任命商鞅为左庶长，主持秦国的变法事宜。商鞅变法以政治、经济、社会三方面进行的，本文以经济政策为主，浅析商鞅变法的经济政策的实施及其影响。
二、商鞅变法经济政策的实施
（一）“为田开阡陌、封疆”
秦孝公十二年（公元前350年）商鞅宣布“开阡陌、封疆”，就是废除旧的井田制的阡陌封疆，即标志着奴隶社会的土地国有制的彻底废除。在全国范围内实行土地私有制制度。并且废止“田里不鬻”的原则，准许民间买卖土地。与此同时，商鞅又了“制辕田”的命令。变法之前辕田制，是国家分配给农民的耕地区域是不固定的，需要按照传统，定期轮换，一般是三年。这样势必会直接影响农民对耕地的劳动热情和肥力投资。因此商鞅作出新的规定：国家分配给农民的土地，不必再如之前定期更换，而是可以由农民终身使用和占有。如果土质不好，确需要休耕轮种，可在自己占有的耕地里进行。土地的稳定极大的刺激了农民的劳动热情和肥力投资。“制辕田”是一项十分有效的增产措施。
（二）“初为赋”
商鞅变法之前，赋税征发的根据是土地的多寡，即按照一定的土地向在这块土地上的人征收实物，或者征发军役。但是随着封建土地的私有化，出现了两种人，一种是“无立锥之地”的贫民，另一种便是富商大贾，这两种人都和土地无关，如果还按照以土地为衡量标准的征税方式，显然不适应当时的社会状况。因此秦孝公十四年（公元前348年）变法中一项重要内容――“初为赋”，以人口为计算对象，按照人口来征收赋税，也就是所谓的人头税。这是我国历史上最早出现的人头税。按照此法征税，扩大了税源，使无地的富商大贾也在被征之列，一定程度上增加了中央政府的财政收入。
（三）“平斗桶，权衡，丈尺”
秦孝公十八年（/公元前344年），又统一度量衡的命令。“权衡”指的是计量重量的衡器，在秦代又被称为“秦权”，1973年在苘山出土的秦代铁权是秦始皇在全国统一度量衡时统一铸造的衡具，全国仅存有两枚，系稀有文物。“斗桶”便是计算容积的衡器，“丈尺”是计算长度的单位。有的人认为其目的无非是加强对人民的剥削，但是黄中业先生在《战国变法运动》书中说道：“这条法律主要是服务于实行统一的赋税制度和俸禄制度，是发展社会经济即富国的需要”。这项法令可以使广大劳动人民免受因度量衡制的混乱而造成的不必要的损失。最重要的是对于中央集权制度的确立有着积极的意义。
（四）重农抑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