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9-22 21:53:19
一、担保合同的效力。
根据“担保法解释”第四条前句的规定，董事、经理违反《公司法》第六十条的规定，以公司资产为本公司的股东或者其他个人债务提供担保的，该担保合同应认定为无效合同。其依据有二：
1、该合同系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的合同。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的合同为无效合同。《公司法》第六十条第三款规定，董事、经理不得以公司资产为本公司的股东或者其他个人债务提供担保。该条规定为强制性规定，其立法精神乃是防止公司董事、经理利用其职务便利擅自以公司资产为他人债务提供担保，避免给公司、股东带来不必要的风险。公司董事、经理违反该强制性规定签订的担保合同为无效合同。
2、该合同系无处分权人处分他人财产而订立的合同。董事、经理作为担保人以公司资产（而非其个人财产）为本公司的股东或其他个人债务（而非本公司的债务）提供担保，因此种情形下董事、经理对公司资产并无处分权，除非经公司追认或者董事、经理订立担保合同后取得处分权，该担保合同无效。
二、债权人过错的认定。
担保合同被确认无效后，担保人终将承担何种民事责任，因债权人对担保合同的无效有无过错而不同。认定债权人有无过错，应取决于债权人与董事、经理签订担保合同时为善意还是恶意。如债权人与董事、经理签订担保合同时不知道董事、经理对担保财产无处分权，则债权人为善意，此时应认定债权人无过错。反之，如债权人知道或应当知道董事、经理对公司资产无处分权而仍与其签订担保合同，则债权人为恶意，应认定其有过错。
三、担保人民事责任的承担。
我国《担保法》第五条第二款规定：担保合同被确认无效后，债务人、担保人、债权人有过错的，应当根据其过错各自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担保法解释”第七条规定：主合同有效而担保合同无效，债权人无过错的，担保人与债权人对主合同债权人的经济损失，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债权人、担保人有过错的，担保人承担民事责任的部分，不应超过债务人不能清偿部分的二分之一。作为担保人的董事、经理违反《公司法》的强制性规定以其无权处分的公司资产为本公司股东或者其他个人债务提供担保，该合同被确认无效后，董事、经理对担保合同的无效存在过错，应对债权人的损失承担民事责任。当债权人无过错即为善意时，董事、经理应与债务人对主合同债权人的损失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当债权人有过错即为恶意时，董理、经理则应承担不超过债务人不能清偿部分二分之一的民事责任。
承包商付款担保的方式，常见的有两种：一为保函担保，即由承包商向开发商提供履约保函，在承包商没有按规定向分包商、材料供应商支付款项时，分包商、材料供应商可以凭保函复印件和开发商出具的证明文件直接要求提供保函的银行支付相关款项；一为履约保证金担保，即由承包商向开发商交付一定数额的履约保证金。当承包商没有按规定向分包商、材料供应商支付款项时，分包商、材料供应商可以直接要求开发商从履约保证金中支付相关款项。
实践中，在我国推行承包商的保函担保制度必须以建设单位风险得到有效控制为前提。作为保证人的银行是因为申请人承包商的要求出具保函的，保证人必须对承包商的信用状况充分了解方能控制自身风险。由于我国工程款拖欠问题严重，银行为承包商出具保函存在较大风险，且受国家宏观经济调控政策、中国人民银行121 号文件的影响，银行在涉及房地产项目授信时非常谨慎，银行为承包商出具履约保函难以成为我国当前承包商付款担保的主要方式。故履约保证金担保成为我国当前承包商付款担保的主要方式。
关于“履约保证金”的法律定性却给广大的司法工作者带来了一个未解的难题。一部分司法工作者认为，我国《招标投标法》第46条规定：“招标文件要求中标人提交履约保证金的，中标人应当提交。”这说明了履约保证金制度受到了法律的肯定，是有效的民事法律行为；一部分司法工作者认为，在工程未支付首笔工程款之前就要求承包商向开发商交付工程预算总价的10－20％作为履约保证金是一种“名为履约担保、实为垫资施工”的民事行为，依据国家建设部、原国家计划委员会、财政部1996年6月4日作出的《关于严格禁止在工程建设中带资承包的通知》的规定应认定为无效的民事行为。且我国《担保法》明确只有“保证、抵押、质押、留置和定金”五种形式，履约保证金不属于五者方式中的任何一种，不应受到法律支持。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 法释2004第14号）第二十六条第二款规定“实际施工人以发包人为被告主张权利的，人民法院可以追加转包人或者违法分包人为本案当事人。发包人只在欠付工程价款范围内对实际施工人承担责任。”第六条规定“当事人对垫资和垫资利息有约定，承包人请求按照约定返还垫资及其利息的，应予支持，但是约定的利息计算标准高于中国人民银行的同期同类贷款利率的部分除外。”上述两条规定赋予了承包商付款担保制度新的涵义。
一、“解释”第二十六条第二款的规定给开发商履行施工总承包合同带来了一系列不确定因素的风险，对开发商监督和管理承包商的债务履行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按照合同的相对性来讲，实际施工人应当向与其有合同关系的承包商主张权利，而不应当向开发商主张权利，但新的司法解释从法律上赋予了实际施工人这项权利。作为开发商而言，因施工总承包合同形成的潜在的债务人主体增多，自身风险扩大。
该规定给开发商将会带来一系列不确定因素的风险，根本原因源于：施工总承包合同的订立、变更、履行、结算原是发生在开发商与承包商之间的，新规定的颁布使实际施工人有权直接介入到该合同的各个阶段，使开发商潜在的债务人主体增多；开发商在不可预测、不可知悉、不可控制分包、转包合同的订立和实际履行的情况下，需要承担代承包商向实际施工人履行给付工程款的义务。
虽然“解释”第二十六条第二款还规定“发包人只在欠付工程价款范围内对实际施工人承担责任。”但因为合同主体的多元化以及开发商、实际施工人互不知悉、互不认可对方合同的真实性和有效性，“欠付工程价款范围”将成为争议焦点。
结合工程的实际情况，例举开发商的风险如下：
1、工程竣工后，开发商与承包商达成结算协议。但实际施工人以结算协议所确定的工程价款损害了自身利益，不能满足分包、转包合同的约定为由，要求撤销该协议；
2、开发商与承包商达成延期付款协议。但实际施工人以延期付款协议损害了自身利益，不能满足分包、转包合同的约定为由，要求撤销该协议；
3、承包商无法完成施工总承包合同约定的义务，导致工程部分履行。开发商因为承包商违约而要求承包商承担违约赔偿责任，而实际施工人以自身无违约行为为由直接向开发商主张权利；
4、开发商无法知悉和判断承包商与实际施工人订立的分包或转包合同的真实性，开发商无法知悉和判断承包商对实际施工人的实际付款进度；
5、如分包或转包合同中未对工程造价予以明确，后又未完成工程结算，实际施工人要求按照开发商与承包商订立的工程总承包合同给付工程款；甚至，实际施工人要求按照定额的计算标准给付工程款。
综上可见，“解释”第二十六条第二款的规定虽然加强了对农民工权益的保护，但却给开发商上了一个紧箍咒，不仅要求开发商严格依照合同支付工程款，还要求开发商严格监督和管理承包商的债务履行。在此前提下，开发商在订立施工总承包合同时实施承包商付款担保条款，对于保障开发商权益、避免开发商风险显得尤为重要。
二、“解释”第六条的规定确认了垫资施工行为的合法有效性，给开发商实施承包商履约保证金担保扫清了法律障碍。
1、垫资施工的定义：
垫资施工，是指建设工程的承、发包双方在签订施工合同时明确约定，建设单位不按照《建筑安装承包合同条例》的规定预付工程款，而由施工单位自带资金先行施工，工程实施到
一定阶段或程度时，再由建设单位分期分批地给付施工单位工程款的工程施工合同。
根据《建筑安装承包合同条例》的规定，建安合同中，建设单位与施工单位的建设工程施工承包合同一经签订，建设单位即应依约先向施工单位预付一定数量的工程备料款，该款一般为总造价的30％；施工单位以此来启动工程。以后建设单位再分次按施工的形象进度拨款，直至工程完工，建设单位应支付工程结算款总额的 90％-95％，剩余5％-10％做为建设单位留置的质量保证金。
2、“解释”颁布前垫资施工问题的法律渊源与司法实践
我国现行法律、行政法规均对垫资施工问题无明确规定，“解释”生效前仅有的法律渊源是建设部、原国家计委、财政部于1996年颁布的《关于严格禁止在工程建设中带资承包的通知》对垫资施工问题作出了禁止性规定。该通知规定，任何建设单位都不得以要求施工单位带资承包作为招标条件，更不得强行要求施工单位将此类内容写入工程承包合同……施工单位不得以带资承包作为竞争手段承揽工程。
在之前的司法实践中，垫资施工条款往往也是按照无效协议处理的。最高人民法院法公布（2000）第54号民事判决书认为，建筑公司垫资违反不正当竞争的法律法规而无效。各地法院也参照该判决认定垫资施工条款的法律效力。
3、“解释”认定垫资施工条款合法有效性的理由
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在接受《人民法院报》记者的采访时，阐述了“解释”认定垫资施工条款合法有效性的理由，其理由有三：一是建筑市场垫资比较普遍，发包人要求承包人垫资，如果承包人不带资、垫资也难以承揽到工程，如果不承认垫资有效，不利于保护承包人的合法权益。二是我国已经加入WTO，建筑市场是开放的，建筑市场的主体可能是本国的企业，也可能是外国的企业，而国际建筑市场是允许垫资的，如果我国法院认定垫资一律无效，违反国际惯例，与国际建筑市场的发展潮流相悖。三是根据《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必须是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才能认定合同无效。但是从法律规定的层次看，《关于严格禁止在工程建设中带资承包的通知》不属于法律、行政法规，不能成为人民法院认定合同条款无效的法律依据。
4、“解释”认定垫资施工条款合法有效性对于开发商实施承包商付款担保条款的意义。
基于“解释”认定垫资施工条款具备合法有效性，在新的法律、法规未对履约保证金作出明确规定之前，开发商收受承包商履约保证金的行为应视为合法有效的民事行为。“名为履约担保、实为垫资施工”将难以成为认定履约保证金无效的理由。可以说，“解释”第六条的规定给开发商实施承包商履约保证金担保扫清了法律上的障碍。
三、承包商付款担保制度的立法前瞻
虽然“解释”的颁布使开发商收受承包商履约保证金的行为受到法律保护，但从规范的角度讲，笔者认为现行的由开发商直接收受承包商履约保证金的方式并不应得到立法提倡。其理由如下：
1、履约保证金作为合同担保的一种方式，开发商在收受该款项之后应当将其存入保证金专用帐户，不得挪作它用。但开发商在项目开发过程中往往资金短缺，外出化缘不如就地取材，将履约保证金挪作工程款使用。从而给承包商造成了风险，不能充分保证缔约双方的平等和公正。
2、履约保证金由开发商收受不能充分保障分包商和材料供应商的工程款和材料款的清偿。如遇开发商挪用履约保证金、开发商向承包商索赔等情形，分包商和材料供应商很难从处于资金控制权的开发商手中获取因履约保证金所产生的代付款。
笔者认为，我国现行的法律规范对于履约保证金的规定还很不足。为规范建筑市场，保障开发商和承包商的合法权益，使双方的风险最小化，应尽快立法。新的规范应当解决以下问题：第一，履约保证金的收受权不能由开发商直接行使，而应当是由开发商委托的银行或其他社会资信力强的单位代为行使。第二，履约保证金不得挪作它用。如开发商与承包商有垫资施工的合意双方必须另签垫资施工协议，亦不得将履约保证金与垫资施工混同。第三、履约保证金的最高额限制。
[案情]甲银行贷款给乙,丙作为保证人,承诺承担连带保证责任，保证期间二年。乙后来未能按时还款,甲随即向乙进行了催收、向丙主张了保证债权,但乙丙均未履行。在随后三年多的时间中,甲虽多次向乙催收,却从未再向丙主张过保证债权,现在的问题是:甲时,能否再要求丙承担保证责任?
此案涉及的问题在法律适用上,最高法院的司法解释有两个明显矛盾的规定。
按照“担保法”司法解释第三十六条的规定,一般保证中，主债务诉讼时效中断，保证债务诉讼时效中断;连带责任保证中，主债务诉讼时效中断，保证债务诉讼时效不中断。照此规定,主债务诉讼时效的中断,并不导致连带责任保证债务诉讼时效的中断,本案中, 债权人在保证期间届满前向保证人提出了承担保证责任的请求，故从债权人要求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之日起，开始计算保证合同的诉讼时效。但此后因为债权人甲在保证债务诉讼时效开始计算后已逾两年未主张保证债权,故人民法院不能再判决丙承担保证责任.
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第二款对此有着正好相反的规定,该款规定,对于连带债务人中的一人发生诉讼时效中断效力的事由，应当认定对其他连带债务人也发生诉讼时效中断的效力。照此规定,本案债权人甲向主债务人乙连续主张权利的事实,不仅导致主债务诉讼时效中断,同时也导致保证债务诉讼时效的中断，那么保证人丙此时理应还承担保证责任。
本案究竟应如何正确适用法律？一种意见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四条已明确规定,本规定施行前本院作出的有关司法解释与本规定相抵触的，以本规定为准。故本案法律适用清楚明确,不存在任何疑问.
但笔者并不这样认为,无论从学理上还是在审判实践的法律适用上,本案都有值得探讨的地方。
首先，连带责任保证债务人承担的连带责任与一般典型的连带责任并不一样。典型的连带责任是指多个债务人对债务承担连带义务，每个债务人都负有履行全部债务的义务，各连带债务人内部存在各自应承担的份额，任一履行了债务的人都有权要求其他负有连带债务的人偿付他应当承担的份额。典型连带责任通常因为共同的目的，基于共同的利益和产生原因，如合伙经营，共同侵权，共同契约等而产生。而连带责任保证中，主债务人与保证人不存在内部分担关系，尽管他们各自都负有履行责任范围内全部债务的义务，但只有保证人在履行债务后（不管全部还是部分履行），才可以向主债务人追偿的问题，这种追偿不是建立在内部分担份额的基础上，而是基于主债务人是终局责任人，连带保证责任在某些方面其实更接近学理上的不真正连带责任。在包含连带保证责任的法律关系中,主债务人与连带责任保证债务人的法律地位存在较大差异,而典型连带责任的连带债务人的法律地位基本相同,这种区别必然会使二者在司法实践中适用同一法律规范时产生有悖公平的法律效果。
其次，联系本案，如果我们把这个问题再放到实际中进一步考察，我们就会有更深刻的认识。
在实践中，保证人之所以会为主债务人提供担保，大多数是因为保证人与主债务人存在某种关系，比如该担保能使保证人在其它方面获取利益，或者保证人在其它方面对主债务人具有监督制约的条件，但不论如何，虽然就该民事法律行为的直接目的来说，是为了让主债务人取得借款，但保证人与主债务人存在着明显不同的利益追求，与该民事法律关系的利害关系也明显不同，这就直接导致主债务人与保证人对债权人债权是否获得清偿的关心注意程度，清偿的主动性也明显不同。而且，在司法实践中，需要适用“诉讼时效规定”十七条的情形，一定是在保证债务的诉讼时效开始计算后，在一个较长的时期内（至少二年），债权人只向主债务人主张权利，却未向保证人主张过权利的情形，那么，该条规定就意味着法律要求保证人必须随时知悉该债务是否已经清偿的信息（第一，以免发生重复清偿，带来不必要的交易成本增加，第二，以免突然遭遇诉讼或强制执行，对正常生产经营或生活造成更大程度上的损失），而实际上保证人不可能象债权人或主债务人一样随时掌握该信息，他只能从债权人或主债务人那里了解，可以肯定的是，保证人因此需要花费的交易成本远比债权人一封信就可以管两年所要花费的成本高得多，很明显，这对保证人来说是不公平的；当然，保证人可以随时随地做好清偿准备，但这肯定会带来保证人一定资金周转的停滞，这同时也是社会资源的浪费，而且，此时也许主债务人也正在作清偿准备工作，这就意味着双重清偿准备费用的支出；或者,保证人干脆在得知该债权未获清偿的第一时间，本人立即进行清偿，之后再向主债务人行使追偿权，那么，很明显，这时肯定要发生相比主债务人自己清偿而需增加的追偿费用。而在很多时候，也确实存在着债权人在一定时期内对主债务人的迟延履行，存在一个合理的容忍和期待，或者双方已就迟延履行达成协议，而主债务人在此后已做好了履行准备。
一个民事法律制度的设计,必须考虑当事人之间的利益平衡,这是民法公平原则的基本要求。连带责任保证法律制度的设立，固然是为了尽可能地保证债权的实现，但应当指出，该法律制度必须凸显出主债务人的“主要”和“最终责任人”地位，尽可能促进主债务人直接清偿债务。比较“担保法解释”36条与“诉讼时效规定”17条，前者蕴涵的法律价值导向明显优于后者，作为主债权人，你若想最大限度地实现自己的债权，你就应当同时向主债务人及保证人主张权利，这样，主债务人在债权人的请求及保证人“督促”的双重“压力”下，其直接清偿债务的可能性就会增加；反之，若依后者的规定，其实是让既未享有交易信息知情权，获取利益又小的保证人来承担比主债务人更重的责任，其利益失衡显而易见。
第三，从诉讼时效制度的功能上看,|“诉讼时效规定”第十七条不利于诉讼时效功能的发挥。诉讼时效制度的首要目的，是要防止权利人躺在权利上睡觉，而该条正好便利了债权人，其不用主张保证债权却能实现权利发生的效果。诉讼时效制度功能的发挥，进一步是为了稳定私法上的秩序，如果一个权利没有得到实现，这属于非正常的民事秩序，为此，诉讼时效制度要求你去尽快主张这个权利，从而促进权利的尽早实现，而且，随着时间的流逝，保证人对主债务人的制约能力会降低，这既不利于主债权的实现，也不利于保证人追偿权的实现，该条规定在客观上同时也降低了连带保证责任制度对交易安全的保障程度。
民法乃“事理之法”，理应符合人之常情，事之常理，“诉讼时效规定”十七条如果适用在连带责任保证上，我想几乎所有的保证人都会说出这样一句话：“这么长时间了，你也不说，我还以为他还了呢！”
2000年12月1日，肖某乘坐某客运公司一普通大客车，行至成渝高速公路R324KM＋300M处时下车，从右至左横穿公路，在逆向主车道上被迎面驶来的一辆小轿车撞伤，送医院抢救无效死亡。交通事故管理部门出具了道路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认定大客车对该起事故负全部责任。客运公司在向受害人肖某家属赔偿损失后，依据其所投保的机动车第三者责任险向保险公司提出索赔。保险公司认为，在这起事故中，客运公司赔偿被害人的经济损失并不是所保车辆直接引起的，因此这不是保险责任范围内的事故，保险公司不承担赔偿责任。客运公司认为拒赔不合理，起诉到法院。
法院审理认为，客运公司在致肖某死亡的交通事故中因违反了《高速公路交通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根据《道路交通事故处理办法》应当承担赔偿肖某损失的责任。客运公司投保了第三者责任险，原、被告双方在对该保险合同条款的理解上发生争议，即对该赔偿责任是否属于保险责任有分歧，应按照《保险法》第31条的规定作有利于被保险人的解释。因此判决保险公司承担赔偿责任。一审判决送达后，保险公司不服，提起上诉。
分析
由于对条款的不同理解，本案中对保险人是否承担保险责任问题产生了两种不同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机动车辆保险条款第二条规定：“第三者责任险：被保险人或其允许的合格驾驶员在使用保险车辆过程中，发生了意外事故，致使第三者遭受人身伤亡或财产的直接损毁，依法应当由被保险人支付的赔偿金额，保险人依照《道路交通事故处理办法》和保险合同的规定给予赔偿。”本案中确已发生了意外事故，也有第三者遭受了人身伤亡，并且依法要支付赔偿，因此保险公司应当承担保险责任。另一种观点认为：造成肖某死亡的意外事故不属于保险事故，不是承保车辆在使用过程中因其自身发生的意外事故致使第三者遭受人身伤亡。因此依法应当由被保险人支付的赔偿，保险公司无须承担保险责任。笔者比较赞成第二种观点。
首先，肖某的死亡是迎面而来的小轿车直接撞击造成的，尽管大客车司机违反有关道路交通管理规定应承担事故的全部责任，但由于大客车本身并未发生交通事故，所以并没有发生保险事故。其次，对保险条款要作出合理的解释。
我国《保险法》第31条规定：“对于保险合同的条款，保险人与投保人、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有争议时，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关应当作有利于被保险人和受益人的解释。”《合同法》第41条规定：“对格式条款的理解发生争议的，应当按通常理解予以解释。对格式条款有两种以上解释的，应当作出不利于提供格式条款一方的解释。格式条款和非格式条款不一致的，应当采用非格式条款。”这两条法律规定确立了我国对保险合同条款解释的原则——“不利解释”原则。
“不利解释”原则为在有争议时解释保险合同条款提供了一种原则，但其本身并没有提供解释保险合同的方法。《合同法》确立的合同解释的一般原则是：“当事人对合同条款的理解有争议的，应当按照合同所使用的词语、合同有关的条款、合同的目的、交易习惯以及诚实信用原则，确定该条款的真实意思”。这一原则同样适用于对保险合同的解释。因此，“不利解释”原则不能排除合同解释的一般原则或方法，不能对保险合同任意作不利于保险人的解释。也就是说，并不是只要对保险条款发生争议，就必须作不利于保险人的解释。如果保险条款的含义清楚、意图明确，只是由于投保人、被保险人或受益人的理解错误而与保险人发生争议，就应该按保险条款的真实含义进行解释。在本案中，第三者责任险的保险责任条款的含义是很明确的，按照一般人的通常理解，可以清楚地理解为“由于保险车辆自身发生的保险事故，给第三者造成了人身损害或直接的财产损毁，被保险人依法应当承担赔偿责任，保险人才按照《道路交通事故管理办法》和保险合同的有关内容承担相应的保险责任”。因此保险公司不应当承担客运公司对肖某的赔偿责任。
启示
在签订正式合同的前两天，该楼盘的发展商突然向已经交过定金的客户声明，该楼盘的公摊面积计算有误，经过重新测算，每套房屋都增加了5-7平方米的公摊面积，正式合同要按新的面积来签订。
客户当然不干了。以赵女士为代表的客户们认为，交了定金，说明合同基本内容确定，发展商必须按原来的面积数签订正式合同。发展商也不含糊，声称宁肯双倍返还定金，也不会按照旧的面积数签约。碰到这样问题应当怎么办呢？
律师提醒：实质上，这是一个对主合同签订前定金的法律性质的理解及应用问题，实践中这样的问题非常多。
在商品房屋销售中，最常见的是如下情形：在客户交纳定金后主合同签订前，由于种种原因客户反悔而不愿签订购房合同；或者发展商收取定金后，对售房条件等作出改变，客户难以接受而不能签订正式合同；还有就是定金给付后，客户由于在主合同、补充协议条款等方面与发展商出现分歧，双方都不让步又难以调和，致使主合同难以订立等。
这些都涉及到对定金的处理问题。过去，由于担保法对定金的规定不够详细，缺乏可操作性，使得不同的当事人对定金的理解差别很大。
从发展商角度考虑，认为定金是一种担保，客户交纳定金却不签主合同显然构成违约，因此应当不返还客户的定金。而从客户的角度理解，定金是主合同的担保，但是主合同还没有订立，因此也就无从谈起什么担保，不能按照担保法的条款来适用定金罚则，应该退还客户已经交纳的定金。
这个问题的争议非常大，但是由于没有明确的法律法规，所以争来争去，最终还是糊涂账，谁也说服不了谁。
2000年9月9日，最高人民法院通过《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该司法解释已经自2000年12月13日起施行。其中对定金问题作出了详细、明确的规定。该解释第一百—十五条规定：“当事人约定以交付定金作为订立主合同的担保的，给付定金的一方拒绝订立主合同的，无权要求返还定金；收受定金的一方拒绝订立主合同的，应当双倍返还定金。”
根据此规定，显然是接受定金的发展商如拒绝签订主合同，那么他应该双倍返还定金给赵女士。但是发展商在愿意双倍返还定金的前提下，是有权利不按照原来的方案继续签订合同的。赵女士希望发展商能够按照原来的公摊面积数签订主合同的要求，恐怕难以得到法律上的支持。
此外在实际生活中，客户在交定金时，一般都要签订一份认购之类的文书，内称如果几日内客户不来签订购房合同，则发展商有权扣留定金云云。这个约定就是该司解释所谈到“以交付定金作为订立主合同的担保的”约定。
由于现在房屋买卖标准合同文本比较粗陋或者有很多需要协商之处，所以很多客户要与发展商洽谈补充协议。如果客户由于补充协议或者主合同的若干条款与发展商谈不拢，就不愿意签订主合同。但是这样一来，发展商就完全有理由依据前述规定，不返还客户交纳的定金，客户就处于比较不利的境地。
为了避免这种尴尬的局面，提醒广大消费者要在交纳定金时作出特别的书面说明，对双方没有谈妥主合同条款或补充合同条款如何处理定金作出约定，以有效地保护自己的利益。
实践中还出现这样的情况，有些购房人士交纳定金时，没有书面协议，而在发展商开具的收据上却标明“订金”、“押金”、“保证金”等。对于这种情况，该司法解释第一百一十八条规定：“当事人交付留置金、担保金、保证金、订约金、押金或者订金等，但没有约定定金性质的，当事人主张定金权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提醒广大消费者，如果确定所交付的款项是定金性质，那么应当明确“定金”二字，并明确说明在何种情况下不返还或双倍返还等，以免因约定不明而出现纠纷。
《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解释》从12月13日开始施行，但具有溯及既往的法律效力。该司法解释第一百三十三条规定：“担保法施行以前发生的担保行为，适用担保行为发生时的法律、法规和有关司法解释。担保法施行以后因担保行为发生的纠纷案件，在本解释公布施行前已经终审，当事人申请再审或者按审判监督程序决定再审的，不适用本解释。担保法施行以后因担保行为发生的纠纷案件，在本解释公布施行后尚在一审或二审阶段的，适用担保法和本解释。”
合同解除的立法目的在于，给予一方当事人根据合同履行中出现了的法定事由，为避免因合同的履行而遭受重大损失提供的法律救济措施，以及违约方不应因合同的解除获得不当的利益。合同解除最重要的法律后果即“合同的权利义务终止”。《解释》涉及合同解除的条文多达10条（详见司法解释条款第八条、九条、十二条、十三条、十四条、十五条、十九条、二十三条、二十四条、二十五条），占所有解释28条的36.7％。结合审判实践，商品房买卖合同的解除之事由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几种：1.协议解除；2.根本违约；3.迟延履行；4.法律规定的其他情形。具体言之，解释对后三种事由明确列举规定。根本违约：商品房买卖合同订立后，出卖人未告知买受人又将该房屋抵押给第三人；商品房买卖合同订立后，出卖人又将该房屋出卖给第三人；故意隐瞒没有取得商品房预售许可证明的事实或者提供虚假商品房预售许可证明；故意隐瞒所售房屋已经抵押的事实；故意隐瞒所售房屋已经出卖给第三人或者为拆迁补偿安置房屋的事实；房屋主体结构质量不合格；房屋质量问题严重影响正常居住使用的。迟延履行：出卖人迟延交付房屋或者买受人迟延支付购房款，经催告后在三个月的合理期限内仍未履行的；办理房屋所有权登记的期限届满后超过一年，由于出卖人的原因，导致买受人无法办理房屋所有权登记的。其他解除情形：面积误差比绝对值超出3％；商品房买卖合同约定，买受人以担保贷款方式付款、因当事人一方原因未能订立商品房担保贷款合同并导致商品房买卖合同不能继续履行的。
司法解释主要从实体上规定了解除商品房买卖的事由，对其解除程序则应根据我国合同法的规定处理。我国合同法第九十六条第一款规定：“主张解除合同的，应当通知对方。合同自通知到达对方时解除。”该项紧接着规定，“对方有异议的，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确认解除合同的效力。”可见，行使商品房买卖合同解除权的一方应该履行通知的程序。没有通知的，法院应该行使释明权，要求主张解除的一方及时向对方通知解除。问题是，通知已经送达，但对方一旦提出异议之诉，主张合同解除的通知人对于合同解除的效力便处于不确定状态，须由法院裁判。作为法院，在解除商品房买卖合同的诉讼实践中，应该围绕上述司法解释所列举的情形来审查主张解除合同的理由是否成立，从而确认解除商品房买卖合同的效力。
商品房买卖合同标的物所涉金额大，楼花按揭为商品房交易的主要形式。但是，对于楼花按揭中以担保贷款为付款方式的商品房买卖合同的解除，与对担保权人的权利保护的冲突问题，司法解释没有规定解决的方案。如乙向甲公司购买价值30万元的商品房一套，应首付15万元给甲公司，实际支付10万元，尚欠5万元。合同约定“乙未依约定期限付款，甲公司有权解除合同”；余款15万元向丙银行申请按揭贷款15万元支付给了甲公司，并由甲公司提供保证担保。甲公司经催讨未果，遂以乙为被告，丙银行为第三人向人民法院，请求判令：1.解除与乙签订的商品房买卖合同；2.乙返还商品房给甲公司；3.甲公司返还10万元给乙，返还15万元及利息给丙银行。乙、丙均答辩不同意解除商品房买卖合同。此案是否应该解除商品房买卖合同呢？如果商品房买卖合同解除了，是否必然解除按揭贷款合同呢？首先，本案的商品房担保贷款合同已经签订并且按揭贷款也支付给了开发商甲公司，不属于司法解释中的“商品房买卖合同约定，买受人以担保贷款方式付款、因当事人一方原因未能订立商品房担保贷款合同并导致商品房买卖合同不能继续履行”的情形；其次，乙未依约支付5万元的行为从表面看，似乎属于司法解释中“买受人迟延支付购房款”的情形。但是，我们认为，乙迟延交付的5万元只是商品房预售合同总价款30万元的六分之一，为此，乙的行为性质应该认定为“部分迟延交付行为”。鉴于该司法解释未明确买受人迟延支付购房款在量与质上的尺度，法院在适用该司法解释的同时，应注意结合我国合同法第九十四条第三项规定“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主要债务，经催告后在合理期限内仍未履行”加以考虑。我们认为司法解释中迟延支付的购房款应该是指主要的购房款，在识别“主要”上，应不少于购房总价款的二分之一，而不是一小部分的购房款，当然如果少于总价款二分之一，但迟延交付的购房款足以影响开发商生产经营的，亦可认定为“主要”。这才符合合同法力促交易成功的立法目的。本案乙的迟延支付购房款行为显然不是迟延履行主要债务，不构成解除合同的理由。虽然双方合同约定“乙未依约定期限付款，甲公司有权解除合同”，但是，乙并不是未依约定期限付款，只是没有按期付清所有房款，因此甲公司也不能以此主张解除合同，除非双方合同明确特别约定了没有付清全部房款时甲公司有权解除合同。
同时，法院还面临着与担保权人（按揭贷款人）的权利保护的法律价值选择问题。此类案件有两个相互牵连，但是又相互独立的法律关系：一个是商品房买卖双方的法律关系，一个是商品房担保贷款的法律关系。后一个法律关系中，借款人是商品房的买方，并且也是以该房产作为贷款抵押的抵押人，作为商品房卖方则为买方的贷款提供保证担保，担保权人就是贷款人银行。商品房买卖合同的解除往往也就影响到后一个法律关系的履行问题，然而，其是否必然导致解除商品房担保贷款合同呢？司法解释没有具体的直接规定，只是在第二十五条第二款规定了两个合同关系都被解除的法律后果，即“商品房买卖合同被确认无效或者被撤销、解除后，商品房担保贷款合同也被解除的，出卖人应当将收受的购房贷款和购房款的本金及利息分别返还担保权人和买受人”。对于该款，我们认为，商品房买卖合同的解除不必然逻辑地得出商品房担保贷款合同应该解除。后者是否解除仍然应该根据我国合同法及相关司法解释来具体认定。如果借款人和贷款人都没有主张解除商品房担保贷款合同的，作为商品房担保贷款合同的保证人（卖方）提出解除商品房担保贷款合同缺乏法律依据。上述案件中，乙、丙银行关于贷款合同不应解除的抗辩理由成立。此时，甲公司选择行使解除商品房买卖合同解除权，将购房款和贷款本息退给乙；乙返还房产给甲公司，但不影响丙银行行使抵押权。这样处理对甲公司也显然不利。甲公司应该放弃选择解除权，而选择以追索乙债务为由提讼为宜。
A 死亡赔偿金翻番
《司法解释》把死亡赔偿金的赔偿标准调整为“人均可支配收入”。黄松有说，较之过去的赔偿标准，在赔偿参数上有了明显的提高。另外，赔偿年限由过去的10年提高为20年，比过去延长1倍，实际赔偿额则超过过去的1倍多。
B 不让英雄再流泪
《司法解释》规定：“为维护国家、集体或者他人的合法权益而使自己受到人身损害，因没有侵权人（例如为抢救落水儿童而献身）、不能确定侵权人（如为制止犯罪遭受伤害，案件未能侦破的）或者侵权人没有赔偿能力，赔偿权利人请求受益人在受益范围内予以适当补偿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C 取钱遭遇抢劫可向银行索赔
《司法解释》明确规定，经营者或组织者对相关公众负有安全保障义务。从事住宿、餐饮、娱乐等经营活动或者其他社会活动的自然人、法人、其他组织，未尽合理限度范围内的安全保障义务致使他人遭受人身损害，赔偿权利人请求其承担相应赔偿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D 校园伤害事故校方应担责任
《司法解释》规定，对未成年人依法负有教育、管理、保护义务的学校、幼儿园或者其他教育机构，未尽职责范围内的相关义务致使未成年人遭受人身损害，或者未成年人致他人人身损害的，应当承担与其过错相应的赔偿责任。
E 公共场所受伤不再自认倒霉
《司法解释》规定，道路、桥梁、隧道等人工建造的构筑物因维护、管理瑕疵致人损害的；堆放物品滚落、滑落或者堆放物倒塌致人损害的；树木倾倒、折断或者果实坠落致人损害的，所有人或者管理人如果不能证明自己没有过错，将承担赔偿责任。
F 雇员致人损害雇主承担赔偿
《司法解释》规定，雇员在从事雇佣活动中致人损害的，雇主应当承担赔偿责任；雇员因故意或者重大过失致人损害的，应当与雇主承担连带赔偿责任。雇主承担连带赔偿责任的，可以向雇员追偿。黄松有解释说，使用他人劳动获得利益的人，当然要为被使用人在劳动过程中的致害行为承担责任。对无辜的受害人给予公平的救济，使死有所葬、残有所养，肉体的创伤得到救治，心灵的痛苦得以慰藉，雇主承担替代责任，有利于雇主加强对企业的管理，加强对劳动者、雇员的教育，提高自身的风险防范意识。需要强调的是，雇员因故意或者重大过失致人损害的，也要为自己的侵权行为负责，与雇主一起对受害人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G 工伤事故除享受保险还能索赔
2000年7月21日购房户甲与房地产开发公司乙签订《商品房购销合同书》，约定：由乙将跨世纪花园 一套住房出卖给甲，总房款638000元，由甲首付238000元，余款以银行贷款按揭方式支付。房屋交付日期为2001年7月27日，房屋产权证交付日期为房屋交付后一年内即2002年7月26日前。为确保该购房合同目的实现，2001年3月18日、21日，甲、乙与银行丙分别签订抵押合同、个人住房借款合同（抵押加阶段性保证借款）、个人住房贷款委托扣款协议各一份。
三方在上述三份合同中约定：由甲以所购乙住房抵押，丙银行向甲提供按揭贷款40万元用于购买乙开发建设的跨世纪花园一套住房，借款期限15年，贷款月利率4.65‰，每月归还本息。甲所借贷款由丙直接划入乙在丙银行开立的存款帐户。乙愿在保证期内对甲的债务承担阶段性连带保证责任，保证期间从借款合同生效之日起至抵押的房屋取得房屋所有权证，办妥房产保险和抵押登记，并将房屋他项权证交丙银行代为保管之日。乙在贷款发放之日起3个月内办妥抵押房屋的所有权证和抵押他项权证交付丙银行，否则承担由此引起的一切法律后果。
上述四份合同签订后，甲依约如期向乙支付了首期购房款238000元，丙银行也依约将甲所借40万元款项直接划入了乙在丙银行开立的存款帐户。甲按合同约定按期向丙银行支付了三期按揭款。然而至今，虽经甲多次催告，乙未按合同约定向甲交付房屋和办理房屋所有权证，也无法按合同约定在贷款发放之日起3个月内，办妥抵押房屋所有权证和抵押他项权证交付丙银行。房地产开发公司乙主要负责人因涉嫌犯罪，司法机关正在处理中，该公司开发的跨世纪花园项目已停工。该项目停工后，引起购房户恐慌，甲认为自己的购房目的无法实现，从2001年11月起未再向丙银行偿还按揭贷款，并同其他购房户一样，纷纷向所购房产所在地的A法院起诉，要求解除商品房购销合同和与银行签订的抵押借款合同。
A法院以要先行处理乙公司负责人刑事犯罪为由，未予受理。丙银行考虑到乙公司抵押房屋无法交付，依靠担保权人乙公司无法清偿债权，在A法院未受理甲的起诉之后，于2003年9月向贷款发放地也是丙银行所在地B法院抢先起诉，要求先行解除住房借款合同、抵押合同，判令甲提前偿还40万元借款本息，乙公司承担连带保证责任。甲随即提起反诉和另行起诉，要求解除商品房购销合同和与银行签订的抵押借款合同。B法院均未受理。甲在被拒绝受理后第二天，重新向A法院起诉，要求解除商品房购销合同和与银行签订的抵押借款合同，判令乙退还甲购房款和已交的按揭款并支付违约金，判令乙直接返还丙银行40万元借款本息。甲在A法院受理后，告知B法院并要求两案合并审理或中止诉讼，等A法院判决后再处理，未被采纳。A法院考虑到自己受理的商品房购销合同一案与B法院受理的借款合同一案有密切联系，根据最高法院《关于审理商品房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商品房买卖司法解释”）的规定，应合并审理，遂向与B法院共同的上级法院请示，请求上级法院指令B法院将借款合同案移送本院合并审理。B法院在上级法院答复之前，已作出一审判决，判令解除甲、乙、丙三方签订的《个人住房借款合同》，甲归还丙银行40万借款本息，乙公司对借款抵押物（甲所购住房）处置后不足清偿部分债务承担连带责任。甲的住所地不在A、B法院管辖区，乙公司住所地在A法院管辖区。
分歧：
该案中后起诉的商品房购销合同到底应不应该与先起诉的借款合同合并审理，争论较大。
一种观点认为，最高法院“商品房买卖司法解释”第二十五条只规定，以担保贷款为付款方式的商品房买卖合同的当事人一方请求确认商品房买卖合同无效或者撤销、解除合同，如果担保权人作为有独立请求权第三人提出诉讼请求，应与商品房担保贷款合同纠纷合并审理；担保权人另行起诉的，可以与商品房买卖合同纠纷合并审理。也就是商品房买卖合同案先起诉，担保权人银行作为有独立请求权第三人后起诉商品房担保贷款合同的，才能将商品房担保贷款合同与商品房买卖合同合并审理，并未对商品房担保贷款合同先起诉，商品房购销合同后起诉，应否合并审理作出规定。在该案中，担保权人先就借款合同起诉，购房户后起诉商品房购销合同，两案已分别由不同的法院作为独立的诉审理，属于可以合并也可以不合并审理的情形，而不是应该和必须合并审理的案件。
另一种观点认为，商品房担保贷款合同是商品房买卖合同的从合同，两案有密切联系，不合并审理将导致判决之间冲突。既然“商品房买卖司法解释”规定，商品房买卖合同案先起诉，商品房担保贷款合同案后起诉（由第三人在本诉中提出），两案应合并审理，那么在从合同商品房担保贷款合同起诉后，主合同商品房买卖合同再起诉，更应合并审理。因此，在该案中，甲起诉的商品房购销合同案应与丙起诉的住房借款合同案合并审理。
评析：
一般的案件合不合并审理没有多大关系，为什么在本案中当事人争论如此激烈，法官意见也有分歧。因为是否合并审理，不仅关系到是否给当事人带来诉累，提高审判效率的问题，而且对购房户甲和丙银行有重大利害关系，牵涉到法院判决是否发生冲突，直接影响购房户和按揭银行的实体权利。如两案合并审理，根据“商品房买卖司法解释”第二十五条第二款规定，“商品房买卖合同被确认无效或者被撤销、解除后，商品房担保贷款合同也被解除的，出卖人应当将收受的购房贷款和购房款的本金及利息分别返还担保权人和买受人。”购房户甲所欠丙银行的贷款，在商品房购销合同和借款合同被解除后，由乙公司直接返还，甲不负偿还责任，还可以要求乙返还购房款，购房户的诉讼请求就可得到法院完全支持，其合法权益得到充分保护。当然银行收回债权的风险相应增大，其贷款的偿还责任转由乙公司独家承担。如不合并审理，B法院先单独作出判决，虽然丙银行在乙无法承担保证责任的情况下，能要求甲偿还贷款，但甲就要在明知所购房屋无法交付情况下，还对银行承担直接偿还贷款的责任，并面临无法向乙公司追偿的风险。因为乙公司负责人犯罪被查处后，乙开发的房地产项目已停工，所有购房户均面临乙无法交付房屋的风险。
笔者认为在该案中，上级法院应指令B法院将住房借款合同一案移送A法院，与商品房购销合同一案合并审理。如不移送合并审理，B法院则应中止诉讼，等待A法院对商品房购销合同一案作出判决后，依据判决结果再对住房借款一案作出判决。理由如下：
一、不合并审理或中止诉讼，直接剥夺了司法解释赋予购房人要求房地产开发商直接返还购房贷款的权利。
在该案中，后起诉的商品房购销合同应否与先起诉的住房借款合同合并审理，法律及“商品房买卖司法解释”未作出明确具体规定，争论较大。先避开争论不谈，不合并审理或中止诉讼，单独就住房借款合同案件先行判决，其最大的违法之处和带来的法律后果就是直接剥夺了“商品房买卖司法解释”赋予购房人要求房地产开发人直接返还购房贷款的权利。购房人在商品房买卖合同和担保贷款合同均被解除后，有权要求房地产开发人直接返还购房贷款。这一点是无可争议的。因为“商品房买卖司法解释”第二十五条第二款规定，“商品房买卖合同被确认无效或者被撤销、解除后，商品房担保贷款合同也被解除的，出卖人应当将收受的购房贷款和购房款的本金及利息分别返还担保权人和买受人。”购房户甲所欠丙银行的贷款，在商品房购销合同和借款合同被解除后，由乙公司直接返还，甲不负偿还责任。当然反对合并审理和中止诉讼的同志会提出，由房地产开发商直接返还银行贷款，司法解释规定的适用前提条件是必须商品房购销合同和借款合同均被解除。
在该案中，商品房购销合同正在审理，并未被解除，因此甲没有权利要求乙返还丙贷款。从表面上看，这个观点有一定道理。其实不然，稍加法律思考，这个观点是典型的规避法律并形而上学理解司法解释条文的观点。正因为未合并审理或中止诉讼，致使商品房购销合同和住房借款合同同时被解除得不到实现，阻断了购房户甲实现要求乙直接返还丙贷款权利的条件。实际上，很清楚的事实，按常规，银行提供按揭贷款的商品房买卖合同发生纠纷后，商品房买卖合同当事人先起诉，之后银行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要不就贷款合同另行起诉。在该案中，丙银行之所以抢先起诉借款合同纠纷，就是考虑到乙公司开发的房地产项目停工，无法交付抵押的房产，同时又害怕甲先起诉后，判令解除商品房购销合同和借款合同后，由乙偿还贷款。于是钻司法解释空子，在商品房购销合同解除前，要求甲偿还贷款，乙承担连带责任，这样给自己的债权系上双重保险带。
笔者认为，购房户甲在商品房购销合同解除前仍享有要求由乙直接返还丙银行贷款的权利，只是这种权利在商品房购销合同和住房借款合同解除前尚处于期待和可能实现状态，在甲通过诉讼达到商品房购销合同和住房借款合同解除后，实现这种权利的条件才成就。正如本案中银行有提前收回贷款的权利，但这种权利不是银行单方擅自行使的，而要由银行通过诉讼达到法院判决解除借款合同的条件时才能行使，而不能采取单独扣划甲的银行存款或处分甲的其他财产的措施实现，要通过法定途径实现。正如法律赋予民事主体的民事诉讼权利能力，民事主体并不一定能实际享有，要实际享有还得有民事诉讼行为能力，但无诉讼行为能力并不等于失去诉讼权利能力。在本案中，甲从未放弃过实现要求乙返还丙贷款权利的愿望和诉讼行为，一直在行使要求乙返还丙贷款权利。甲在丙起诉前，就向A法院起诉未被受理，在丙起诉后，提起反诉未被B法院受理情况下，又向A法院重新起诉被受理，强烈要求解除商品房购销合同和住房借款合同，判令乙直接返还丙贷款。而根据司法解释，甲在解除商品房购销合同和住房借款合同后，有权要求乙直接返还丙贷款。在此情况下，B法院是否支持甲要求乙直接返还丙贷款的请求，要等待A法院就商品房购销合同是否判决解除的结果。B法院在请示上级法院同意后，应将借款合同案移送A法院合并审理。不移送，根据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三十六条第一款第五项之规定，应中止诉讼，等待A法院就商品房购销合同案判决后再作出处理。B法院在明知A法院正在审理商品房购销合同案尚未作出判决的情况下，先行就借款合同案作出由甲偿还丙贷款的判决，直接剥夺了甲依据司法解释享有的要求乙返还丙贷款的权利。
二、不合并审理或中止诉讼，将导致两案判决发生直接冲突。
在该案中，如果不合并审理或中止诉讼，两法院单独分别作出判决，均判决解除合同，B法院判决解除借款合同后，A法院也判决解除商品房购销合同，A法院作出判决时，虽然对借款合同案不能作出处理，但对甲要求乙返还丙贷款的请求应予支持，也应予作出处理，甲的请求是在本案中对本案的被告提出的，并且符合司法解释要求乙返还丙贷款的条件。这时A法院判决乙返还丙贷款，就与B法院判决甲返还丙贷款发生冲突。如果B法院判决解除借款合同，A法院判决继续履行商品房购销合同，甲按合同约定以按期支付银行按揭款方式支付购房款，则与B法院判决甲一次性提前偿还贷款方式相矛盾。唯一不冲突的可能就是两法院均判决继续履行合同，而在该纠纷中两案原告均要求解除合同。
三、合并审理或中止诉讼符合“商品房买卖司法解释”惩罚过错方并保护弱势群体购房户合法权益的宗旨和目的。
在银行提供按揭贷款的商品房买卖合同案件中，一般存在三方当事人：房地产开发商、按揭银行、购房户。房地产开发商一般是进行房地产项目开发向社会发售商品房的具有法人资格和雄厚经济势力的公司制企业，是商品房的出卖人，在商品房买卖合同中操纵商品房项目的开发、预售、发售、房屋交付、产权办理、按揭贷款办理等主要事项，处于明显优势地位，在合同履行中其利益很少受到损害。在向购房户交付房屋之前，先向购房户收取首期购房款，剩余购房款由银行提供按揭贷款形式一次性收清。银行在商品房买卖合同中也处于优势，一般不存在收不回贷款的风险，因为其债权不仅有主债务人购房户按期履行，还有房地产开发商担保，更安全的是有购房户购买的房屋抵押，而且房产价值一般超过贷款进金额。在商品房买卖合同案中唯一处于弱势地位的购房户，在资金紧张房屋未交付甚至未竣工情况下，先要支付首期购房款，剩余购房款以银行按揭贷款方式一次性付给房地产开发商，对房地产开发商的合同义务已履行完毕。对银行要履行按期偿还贷款义务，也不敢违约。因为违约后，不仅已交的按揭款得不到偿还，所购的房屋还要抵押清偿。在商品房买卖合同案件中，一般是房地产商不按合同约定履行交房和办证发生纠纷，而真正实际享有权利的是房地产商。
正因为购房户在商品房买卖合同纠纷案件中处于弱势地位，最高法院“商品房买卖司法解释”才给予其合法权益予以特别保护。该解释第二十四条规定，商品房买卖合同被确认无效或者被撤销、解除，致使商品房担保贷款合同目的无法实现，当事人请求解除商品房担保贷款合同的，应予支持。商品房担保贷款合同的目的是什么，很简单就是购房人通过银行贷款购买房屋。商品房买卖合同被确认无效、撤销、解除后，购房人无法再得到所购房屋，再要求购房人支付按揭贷款已无意义，也对购房人不公平。因此，该司法解释赋予购房人解除担保贷款合同的权利是保护购房人权益。当然，银行也有权要求解除合同，但笔者认为，该司法解释主要是赋予购房人的权利，因为只要购房人按期返还贷款，银行一般是不会起诉要求解除合同的。另外“商品房买卖司法解释”第二十五条第二款规定，“商品房买卖合同被确认无效或者被撤销、解除后，商品房担保贷款合同也被解除的，出卖人应当将收受的购房贷款和购房款的本金及利息分别返还担保权人和买受人。”该款更体现了优先保护弱势群体购房人权益的宗旨。按法律关系讲，房地产商并不是商品房担保贷款合同的债务人，只是阶段性担保人，合同解除后，贷款仍由借款人购房户返还，房地产商只负担保责任。该司法解释却一反常规，规定商品房买卖合同和商品房担保贷款合同均被解除后，由房地产商直接向银行返还贷款，借款人购房户却不负任何责任，充分体现了保护购房人权益。商品房担保贷款合同不和商品房买卖合同合并审理，在商品房买卖合同未被判决解除前，购房人无法行使解除担保贷款合同并要求房地产商直接向银行返还贷款的权利，购房人作为弱势群体的合法权益无法得到保护。因此，商品房担保贷款合同和商品房买卖合同合并审理，或中止诉讼，符合司法解释保护弱势群体合法权益的宗旨。
四、合并审理或中止诉讼，能提高审判效率，减轻当事人诉累。
根据最高法院民一庭编著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商品房买卖合同纠纷案件司法解释的理解与适用》对“商品房买卖司法解释”第二十五条的解释，之所以规定，担保权人独立提出诉讼请求的，将商品房担保贷款合同和商品房买卖合同合并审理，是“以期在适当的框架中在一个诉讼过程中尽量解决更多的纠纷”（该书第326页），之所以规定，“商品房买卖合同被确认无效或者被撤销、解除后，商品房担保贷款合同也被解除的，出卖人应当将收受的购房贷款和购房款的本金及利息分别返还担保权人和买受人主要是基于充分发挥诉讼资源解决纠纷的功能，避免当事人的诉累，并在此基础上保护当事人的权利。”（该书第327页）。既然司法解释对商品房买卖合同先起诉，担保贷款合同后起诉，都明确规定要合并审理，那么在该案中，担保贷款合同先起诉，商品房购销合同后起诉，更应合并审理，才能充分发挥诉讼资源的功能，提高审判效率，减轻当事人的诉累。不合并审理或中止诉讼，不仅导致判决冲突，而且大量增加当事人诉累。购房户在被判令偿还银行贷款后，还要在商品房购销合同案中向房地产开发商诉请追偿，不仅给当事人带来两次诉累，还给当事人带来两次执行累。因此，合并审理或中止诉讼，能充分利用诉讼资源，提高审判效率，减轻当事人诉累。
五、合并审理或中止诉讼能体现法律惩罚过错方，保护无过错方的公平原则。
在该案中，如将商品房购销合同和住房借款合同合并审理，或中止诉讼，等商品房购销合同判决后，再判决住房借款合同，就可以引用司法解释规定，在判决解除商品房购销合同和借款合同同时，判决乙直接偿还丙银行的贷款，充分体现法律惩罚过错方-未按合同约定交付房屋的乙公司，保护无过错方购房户的公平原则。甲作为购房户按合同约定交付首期购房款，并在乙违约前按约支付了银行按揭款，没有任何过错。现甲明知乙交房无望的情况下，还判令其偿还购房所借贷款，显失公平。在该案中，最大的违约方是乙公司，最大的受害者是购房户甲。银行提供的贷款表面上权利享有人是甲，实际上真正的权利享有人是乙公司。因为银行提供的贷款是直接拨付到乙在丙银行开立的存款帐户上的，并且三方签订的住房借款合同明确约定，乙违约未办妥房屋抵押手续，应承担引起的一切法律后果。乙公司违约后，应将直接收受的贷款直接返还给丙银行，才符合公平原则。
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