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11-18 09:04:55
[论文摘 要]《女神》以其宗教式殉道精神和浪漫主义的宏大气魄开一代新风,奏响了五四精神的最强音,并以其浪漫主义的精神气度燃起一代青年的青春烈焰。诗歌中所传达的愤激与焦灼这些青春期征兆,我们可称之为郭沫若式“生趣”。在《女神》的放歌中,洋溢着的是一股摧枯拉朽的青春之力的骚动。这种青春期话语特征成为一个时代的话语方式,折射出一个时代的生命特征。《女神》以其断裂式的绝叫撕裂了文学史,但郭氏之浪漫主义很快如明日黄花,后继无人。
“无数的白云正在空中怒涌,啊啊!好幅壮丽的北冰洋的情景哟!无限的太平洋提起他全身的力量来要把地球推倒。啊啊!我眼前来了的滚滚的洪涛哟!啊啊!不断的毁坏,不断的创造,不断的努力哟!啊啊!力哟!力哟!力的绘画,力的舞蹈,力的 音乐 ,力的诗歌,力的律吕哟。”
(郭沫若《立在地球边上怒号》)
时代的青春期个性体验中,往往漂浮着对宇宙的思索和对人类之爱,从而使《女神》因宇宙关怀而浸透着形而上的 哲学 意蕴:
“地球,我的母亲!天已黎明了,把你怀中的儿来摇醒,我现在正在你背上匍行。地球,我的母亲!你背负着我在这乐园中逍遥。你还在那海洋里面,奏出些音乐来,安慰我的灵魂。地球,我的母亲!我过去,现在,未来,食的是你,衣的是你,住的是你,我要怎么样才能够报答你的深恩?”
(《地球,我的母亲》)
鲁迅以其冷峻和黑色幽默折射出作为一个思想家生命和人类之爱,而郭沫若则以他的玄想完成了一个浪漫主义诗人的 艺术 建构。《女神》总是“神驰千里,精?八极”,弥漫着绮丽多姿的理想主义色彩,完成了一次时代精神的浪漫的梦寻。
“地球,我的母亲!我羡慕你的孝子,田地里的农民,他们是全人类的保姆,你是时常地他们。……地球,我的母亲!我想这宇宙中的一切。都是你的化身,雷霆是你呼吸的身威雷雨是你血液的飞腾。”
(郭沫若《地球,我的母亲!》)
“远远的街灯明了,好象闪着无数的明星。天上的明星现了,好象点着无数的街灯。”
(郭沫若《天上的街市》)
洪为法19岁开始发表作品，大多发在上海《亚洲日报》。“五四”运动发生后，洪为法力谋文学上的解放，提倡白话文，写新诗，做新立说，成了新文化运动的拥护者。
认识洪为法先生纯属机遇。
1961年，我以优异成绩考取了扬州师范学院中文系。那是国家三年困难时期，大中专解散，就是临近毕业的大中专毕业生也不分配，能录取本科的凤毛麟角。从偏僻的农村第一次到历史文化名城扬州，而且在此高等学府读书，其兴奋心情是可想而知的。
在师院，教授我们班古散文的就是洪为法先生。他中等身材，虽然精瘦精瘦，但是一双眼睛炯炯有神，着一身整洁的黑色呢制服，端庄稳健地走上讲台，毕恭毕敬地向大家鞠躬，自我介绍说，敝姓洪，名为法，字式良。姓、名、字版书在黑板上，介绍完就授课。先生每次授课都极认真，声情并茂，琅琅上口，时间掌握得语止铃响，同学们总感觉50分钟太快。有时个别字词先生解释得与中华活页文选上的不一致，同学向他请教时他很高兴，指出这样解释的理由，还说不要迷信书本，书本也是人编的，要博览群书，多方比较，得出合情合理的解释。他只字未提他是创造社成员，出版过20多本书，可见为法先生的谦逊、不事张扬。后来才知道他是30年代的著名作家。
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当时我们扬州师院是江苏省四所师范院校之一，师资力量雄厚，能在全国及省里叫得响的作家有洪为法、何琼崖、张泽民、许少飞等十几位，文艺评论家有曾华鹏，研究诗词的专家有谭佛雏、历史学家有祁龙威、书法家有孙龙父等。全院有良好的学习风气，时任院党委书记后任江苏省委宣传部副部长的陈超同志就是作家，他当时为师院学报题词：
认真读书，刻苦钻研；
坚持真理，勇于争辩；
力争上游，又红又专。
院长孙蔚民亦题词：
认真读书打基础，刻苦钻研下功夫；
坚持真理有武器，勇于争辩怕什么?
力争上游真好汉，又红又专新楷模。
优良学风掀树立，白发老人发浩歌。
导师的成就、学院党政领导的号召激励了莘莘学子，当时我知道的在校校友李华岚、陆建华、许豪炯、吴周文、姚忠瑞、吴乃华等大名就出现在国家及省市级报刊上，受他们的影响，笔者也开始练笔，居然也发表了几篇。名字变成铅字，高兴得不得了。
想起洪为法先生给我留下的家庭住址：国庆路参府街72号。1962年的5、6月份的一个星期天，我去洪老师家拜访。那天出门时天气尚可，突然阴云密布，走在街上竟然下起了雨，且越下越大。真是天有不测风云，进还是退?怎好半途而废？淋雨健身。正是对自己的考验―――赤脚走路。
我赤脚走路已习以为常。小学初中赤脚走土路，高中两周回家一次往返赤脚走60多里的碎石子路，脚底都压出一个个的坑，像人脸上的麻子。如今赤脚走在石板大街上已不大习惯了。
进了洪为法老师的家，洪老师和夫人见我赤脚大吃一惊，问我冷不冷，我说不冷，习惯了，我们家乡人干活大多都赤脚。
农民赤脚干活是可以的，不干活是不是也赤脚?我们师院有几个赤脚的?大街上有几个赤脚的?
我愣在那儿，面红耳赤。
洪老师问了我家庭情况，我如实作了回答。
洪老师叫夫人顾芷君拿了一双晴天雨天都能穿的半新不旧的回力鞋给我，我推辞了半天才洗脚穿上。
回到学校，团支部书记问我回力鞋哪儿来的?
洪为法老师送给我的。
你知道他是什么人吗?
明知故问，他是我们老师，教古散文。
他是历史反革命是，
谁告诉你的?
她一愣。
既然他有这个那个问题，为什么还要他当老师?
利用他一技之长。
对嘛。人无完人，金无足赤。
你接收他的东西不适合，小心糖衣炮弹。
他是我的老师，一双回力鞋值一块多钱，我就被一块多钱击中了?
谈话不欢而散。
没想到这次到洪老师家是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与团支部书记谈话不欢而散后，我悄悄向任课老师打听洪为法先生的底细，老师们只说，洪为法是创造社的重要成员，详情不清楚，劝我好好读书，莫管他人瓦上霜。
跟团支部书记顶撞，我还是有点后怕，自此宿舍、食堂、教室三点一线，几个月没有出过校门。据说当时各个系把学生按左中右排队。原则是出身不由己，道路可选择。各人表现主要听班干汇报，真实不真实不清楚。避免不必要的麻烦吧。那时讲阶级路线讲得很厉害确是真的。到了更是登峰造极，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而我出身贫农家庭，又是烈士子弟，照理说入团、入党、参加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四清”是不成问题的，结果都未能如愿，参加师生组下乡支农，这与划不清阶级路线，分不清敌友大有关系吧?由此，地富反坏右子女受的精神摧残就更可想而知了，他们得处处小心谨慎呀。
当时学校规定一门主科一门副科不及格就得留级，而且同一年级不能留两次，否则勒令退学，古散文是主科，平时成绩占30%，其中考查占30%，期末考试占40%，一位苏北地区的同学总分59.4，不及格，再多0.1分就可以四舍五入。这位同学找洪为法老师求情，洪老师说，这是院党委订的百分比，你是共产党员要模范执行。如感到不合理，你可以向院党委提出修改或给你及格，我一个教师没有权利改变院党委的决定。这位同学无奈，只好假期里加班加点复习补考。
去年我住到扬州开发区后，找到洪为法先生的故居，故居换了主人，除了大门斑驳脱落略显陈旧外，其余均无变化。我心中不免有点悲哀。40多年过去了，改革开放也20多年，怎么还是老样子呢？知道内情的同志说，参府街已列入05年改造计划，国庆路成步行街，参府街成商业街，即将旧貌换新颜。
洪为法作为创造社的重要成员，与郭沫若的关系极为密切。
他在扬州教书时，就经常与郭沫若鱼雁往来，这些珍贵的信件，不少都发表在创造社的刊物《创造周报》和《创造日》上。1925年初，郁达夫在武昌师大聘请郭沫若去当文学系主任，郭沫若因故谢绝了。当时许多人都劝郭沫若去赴任，而洪为法的规劝给郭沫若印象最深。郭沫若在《创造十年续篇》中写道：
武大出身的洪为法，当时是常在和我通信的，他的劝法尤其直率。他说，要在中国文学界树立一势力，有入教育界之必要。中国人是封建主义思想的结晶，只要正式地上过你一点钟的课，便结下了师生关系，他便要拥戴你，称你为导师，而自称为弟子。如仅是著书立说，不怕尽有人深切地受了你的教益，他是讳莫如深的。一会儿要和你称兄道弟，一会儿还要骂得你涅出世。这真是不合算的。他这番话，倒的确也道破了一部分真实。
创造社出版《洪水》半月刊，洪为法是这个刊物的编辑之一。刊名《洪水》意为“上帝让洪水来洗荡人间的罪恶”。郭沫若曾在该刊同所谓“国家主义”公开论战，成仿吾也在该刊宣传“文学革命”的主张，1927年4月1日，鲁迅与郁达夫等中国进步作家为抗议帝国主义势力支持军阀孙传芳屠杀上海工人，联名在该刊发表《中国文学家对英国知识阶级及一般民众宣言》。（《洪水》半月刊第3卷第30期）。同年12月3日，鲁迅与麦克昂（郭沫若）等联名在上海《时事新报》刊登《创造周报》复刊广告，鲁迅为该刊特约撰述员。（见《鲁迅著译年表》）
《洪水》在旧中国恶势力眼中，俨然是因令他们颤抖的“洪水猛兽”而被责令停刊，而洪为法便是这洪水中的一股激流，一朵浪花。
洪为法以美文著称。他不但属于文学创作的那些文字写得美，而且属于文字理论的那些文字也写得美。赵景琛在《洪为法》一文中这样评价他：他近来常写小品文。即使是写文学论文，其本身也是艺术。他的“绝句论”写得很漂亮，向或分撒着美丽的句子，使人读起来如听一个密友娓娓的谈活。他的《中国文人故事讲话》得到许多读者的赞美，因为他写得很轻松、跃动，同时在实质上也很充实；所引证的书大都是所能读到的文人的同时人的记录，不得已才来用隔代人的笔记，这态度也是值得佩服的。
洪为法作为一个文人，很有些骄岸的脾气。不过他对于朋友绝不如此。他曾邀请素不相识的叶灵风、周全年到扬州作客，亲自陪他们到香影廊喝茶，到瘦西湖看柳，到教坊街怀旧，为的是他们都是创造社的朋友。这种感人的友情，使得叶灵风在多年以后所写的《烟花三月下扬州》里还兴致勃勃地提到这样一件事：有一次，我同洪为法一起坐在瘦西湖边上那家有名的茶馆“香影廊”喝茶，有一个乞丐大约看出我是一个外地来的“翩翩少年”，竟然念出了杜甫赠李龟年的那首绝句“正是江南好风景，落花时节又逢君”，喜得洪为法拍手叫绝，连忙给了他二角小洋。
洪为法到朋友家里聚会，喜欢无条件称赞人家的太太。他的秘诀，不是称赞那太太的各个方面，因为笼统地好好显得敷衍虚伪不真实，他是称赞那太太的某一方面，于是那太太便以为有超人的特点而自得，虽穷到截发，也乐于欢迎这位嘉宾了。他用的赞语是：王太太自剪的旗袍样子比裁缝高明；李太太烧的鲫鱼汤比馆子里鲜；林太太自创的烫发形式最合乎时代潮流……不过他心目中的标准太太到底是什么样子呢?那是他积数十年之经验，经过千锤百炼所得的五字真经：“少言多微笑”
“少言多微笑”道出了女性美的真谛，“回眸一笑百媚生”嘛。
尽管洪为法当过江苏省党部宣传部干事、江苏省党部训练部秘书、上海海军党部宣传科长、江苏省政府视察、江苏省民政厅秘书、江苏省政务厅秘书等职，但是他为所不容，曾多次失业，计有1927年7月至1928年3月，1935年12月至1936年1月；1941年3月至7月：1941年12月至1942年2月；1946年8月至9月；1948年9月至1949年1月。
解放后，洪为法受审查是必然的，但每次运动都对其进行批判，并戴上历史反革命分子的帽子，更是在劫难逃，1970年11月16日晚9时终因体弱多病，病故于扬州寓所，火化后葬于小茅山荒坡上。
纠正历史冤假错案的春风吹遍了祖国大地，扬州市文联秘书长许少飞同志受洪为法子女亲属的委托对洪为法的功过是非作了详细的内查外调，人们提供：
1927年1月洪为法应约去武汉郭沫若处工作。去后，任湖北省立第二中学国文教师、事务主任，并经武昌师范大学共产党员扬村人介绍兼任《农民日报》副刊编辑，发表了不少歌颂革命的文章。
1929年9月，洪为法任江苏省立镇江中学国文和党义教师。“九一八”事变，日军占领东北全境，镇江中学学生与全国学生一样掀起抗日运动，由于洪为法支持学生抗日，被视为“教育无方”而被迫辞职；
1933年8月，洪为法任江苏省立上海中学国文教师，由于对校领导有所批评，并常在《时事新报》副刊上发表嘲讽社会丑恶的短文，当局视其思想不纯被校方辞退：
1935年10月，洪为法任上海市党部宣传科长，因宣传抗日，被拘禁8天；
1941年8月，洪为法任上海市党部宣传科长，编印抗日宣传材料。曾与抗联部队司令黄逸峰、副司令李俊民会晤数次，掩护过杜干全等人革命活动。解放后，杜干全任扬州市委书记，曾多次登门看望洪为法。
1956年11月，洪为法加入中国民主同盟，介绍人为苏北农学院院长薛万鹏和江树峰先生。
这样的人怎么会是历史反革命?怎么会呢?怎么只看表面不看实质呢？!许少飞同志就洪为法问题调查结果如实地向有关部门作了汇报。
1984年7月，洪为法冤案得到昭雪，撤销历史错误结论，恢复政治名誉，消除影响。
1988年秋，洪为法子女将其骨灰迁葬于茅山公墓干部区，并立碑纪念，他的曾任新华社苏州支社、《新苏州报》、《苏南日报》、《新华日报》、《无锡日报》副刊《太湖》编辑部主任的三女儿洪美撰写碑文：
洪为法，字式良，生前长期执教并从事文学创作，乃创造社成员，进步作家。他一生勤于写作，热心育人，追求光明。悲乎!道路坎坷，命运多桀。幸今沉冤大白，迁葬于此。地下有知，当展眉舒颜，一吐积郁。山花伴您，长眠安息!
一九八八年秋重立
据说由于山城的人口剧增,一屋难求,不少人只能栖身于山洞,或是几家人挤在一间屋中,至于大米和盐巴更是洛阳纸贵。除此以外还要不断地遭受日本飞机的轰炸,一日数次“跑警报”已成为家常便饭。尽管生活艰辛,但是抗日救国的热情却空前高涨,在当时艰苦环境中人们依然斗志昂扬,是因为他们心中有信仰,生活有目标,行动有方向。许多优秀作品就是在那一时期创作出来的,话剧舞台更是佳作频出,成为雾都重庆的一盏闪亮的明灯。
我抱着寻觅父辈生活遗迹的愿望,踯躅在重庆的街头,希望能够发现一些蛛丝马迹。可是,当年的朝天门码头和珊瑚坝机场早已不复存在;那些依山而建的竹棚瓦房,坡度陡峭的石板路,石板路上吱嘎作响的滑竿也难觅踪影;还有挑着担子卖炒米糖开水和担担面的小贩悠长的吆喝声,它们总是在雾霭中久久地回荡着,往往会勾起客居者无尽的乡愁……更有嘉陵江上撕心裂肺的川江船夫号子,它们伴随着日寇飞机投下的炸弹呼啸声,这也许就是我父亲日后创作第二交响乐《抗日战争》最原始的旋律冲动……然而这一切仿佛都已经恍若隔世。映入眼帘的尽是高楼大厦、广告霓虹。现代化的重庆让山城失去了特色和传统,沧海桑田,难觅往日踪影。正当我失望而归时,同行的龚永林高工告诉我,他在博物馆看到了我父亲王云阶的签名。
第二天一早,在龚总的陪同下我们造访了“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那里果然保留了一些历史遗迹,有不少抗战时期的文物。在三楼的“抗战岁月厅”里,一幅三米多长的签名长卷赫然入目。卷首写着“政治部招待陪都文化界新闻界晚会来宾题名,二十九年十一月七日夜于纯阳洞电影制片厂”。其后,郭沫若题诗一首,诗曰:“四百余宾聚一堂,水银灯柱竞辉煌。祭洒血战三杯酒,鼓舞心愿万烛光。笔剑无分同敌忾,胆肝相对共筹量。醉余豪兴传歌曲,声浪如潮日绕梁。”诗后又有题句 :“晚会来宾题名者计四百余人,宾主相洽极一时之盛。酒后,寿昌、老舍、谢峰、彦祥诸兄先后曼声作歌,佐以话剧及电影,直至夜阑始散。在下思之,犹有余兴,因赠此律。十二月二十一日郭沫若题(加盖了印章)”。
其后四百余来宾签名,蔚为大观。我数过几遍,在长卷上签字的实际人数约三百二十人左右。卷末有田汉题字 “紫电清霜惊四檐,一时群贤见毫纤。梁龙酒令如军令,敢说枪尖逊笔尖?天下几人锅有米,川中老小食无盐。诸公且尽盈杯缘,好为民间达苦甜。当夜部属演员(以下数字不可辨)……问题,尤得举座同感,盖各人都有一把辛酸泪也。田汉(加盖了印章)。”
长卷的左眉处有收藏印鉴一枚并题“植耘珍藏。一九四五年郭老嘱保存,一九六六年遭劫,一九八三年七月十六日失而复得,谨献北京郭沫若故居。”遭劫的不仅是此卷,1967年郭沫若的儿子因举办光明文学社被造反派打死,未几郭老也含恨离世。
植耘既将此卷献给郭沫若故居为何又到了三峡博物馆?现在已无从考证,但有一点可以肯定,郭老对这件长卷十分珍视,以为弦佩。故1945年抗战胜利时特意“嘱保存”。这也证明1945年此卷并不在郭老手中,因而1983年才能劫后余生,失而复得。
卷中提及晚会举办的时间是1940年11月7日。前一年日军在诺门坎向苏军大举进攻,结果被朱可夫元帅指挥的红军击败,一个日军师团几乎全军覆没。日军大本营不得不将“北上”改为“南进”。同年11月冈村宁次指挥日军五个师向长沙一线发动猛攻,薛岳将军沉着应战,诱敌深入,围歼日军两万余人,取得第一次长沙战役的胜利。郭沫若诗云“祭洒血战三杯酒,鼓舞心愿万烛光。”即指此役而言。
日寇企图速战的计划受挫,转而采取军事进攻和诱降并举的方针,公然投敌,成立南京伪政府,中国的抗战进入了最艰苦的时期。
其时,斯大林正忙着瓜分波兰,又出兵占领了拉脱维亚,爱沙尼亚和立陶宛;美国也隔岸观火尚未对日宣战。中国的沿海城市相继沦陷,重庆当时是在没有国际援助,物资供应被全部切断的情况下孤军奋战。日军每天出动大批战机对重庆这座没有空防的城市狂轰滥炸,企图以炸逼降。整个重庆弹痕累累,遍地瓦砾。老百姓更是苦不堪言,除了被炸死,每天都有饥民倒毙街头。田汉诗云“天下几人锅有米,川中老小食无盐”正是描述了这一惨状。
1940年11月7日是苏联十月革命胜利23周年纪念日,郭老举办招待会的目的显然是为了庆祝这一伟大的节日,但又不便明说,而且为了避开特务的监视,还特意请来了政治部的官员张道藩和谷正纲(他们都在长卷上签了名)。既然请来这两位大员,也不能让他们太安逸,于是就上演了一幕演员请愿的活剧。据田汉记载“当夜部属演员(以下数字难以辨认)……问题,尤得举座同感,盖各人都有一把辛酸泪也。”
所谓“部属演员”又是什么人呢?上海淞沪抗战时,政治部三厅曾组织十个抗敌演剧队,分赴前线宣传抗日,徐州会战失利,南京陷落后演剧队撤至武汉,此后一部分到了桂林、昆明,一部分到了重庆,是夜签到的演员绝大部分都是演剧队的成员;另一些“部属演员”是指政治部下属中央电影制片厂即卷中的“纯阳洞电影制片厂”的演员。他们来到重庆后,生活极其困难,许多人居无定所,在饥饿线上苦苦挣扎。这些演员肯定围住张道藩和谷正纲大倒苦水,要求政治部关怀他们这些“部属演员”。这些诉求“尤得举座同感,盖各人都有一把辛酸泪也。”猜想当时张、谷二人一定也十分无奈,因为大批难民涌入重庆,物资极度匮乏,很多政府机关都发不出薪饷。
与会的来宾多为社会名流,从签名中知道:
文学界有郭沫若和他的夫人叶以群、茅盾、胡风、艾青、于立群、邹韬奋、冰心和她的丈夫吴文藻、孔罗荪、老舍、张光宇、浦熙修、姚逢子、曹靖华、潘子农、黄洛、梅林、胡肃枫、郑伯奇、郭春涛、张西芳、沈启予、刘雪庵、张元济、陈纪滢、林辰等;
影剧界有洪深、田汉、阳翰笙、陈鲤庭、吴茵、孟君谋、齐衡、白杨、何非光、赵慧深、应云卫、冯乃超、吕少春、辛汉文、翁植耘、马彦祥、方殷、王梵生、赵望云等;
美术界有吴作人、丁聪、陈烟桥、林风眠、关良、来楚生、常任侠、张书旗等;
音乐界有王云阶、沙梅、安娥、任钧等;
教育界有陶行知和他的夫人吴树琴、力扬、徐仲年、李长之、赵景深、袁孟超、吴全衡、陈适怀、张申府、沈志远、钟可记、丘哲、曹清华、胡秋原、吴茂荪、徐步等;
科技界有胡绳、潘梓年等;
新闻界有张西洛、彭子冈、凤子、浦熙修、许君武、徐伯昕、何公敢、舒展、高集、金仲华、戈今、浦熙修、刘尊棋、赵敏恒等;
此外翦伯赞、沈钧儒、李公朴、王炳南、章乃器、章伯钧、唐国桢、史良、沈默予、施复亮、阎宝航、于右任、侯外庐、韩光、邓初名、刘清扬、李剑华、来楚生、杨公达、黄琪翔、李公模、吴克坚、汪日章、施复亮、阎宝航、谷正纲、康泽、黄少谷、张道藩等名仕也都留有签名。
真可谓群贤毕至,少长咸集。田汉诗赞“紫电清霜惊四檐”,极一时之盛也。翁植耘应为当时中央电影制片厂的负责人,他知道这份“群贤长卷”的分量,特意进行了装裱并在卷首留出空白,于11月21日拿去请郭沫若添加题词,郭老“在下思之,犹有余兴”,便欣然命笔“因赠此律”。
1966年浩劫来临,解放前的“中制”职员全被定为反动军官,翁植耘被抄家审查,直至1983年获得昭雪才索回此卷,而此时郭老已经含冤去世,他便将此卷献给了北京郭沫若故居。这是根据植耘的题词做出的推断,相信与事实相去不会太远。
我父亲王云阶有幸躬逢盛会,可惜他在世时没对我谈及此事。1940年6月是我呱呱坠地的日子,母亲的叙述印证了当年锅无米、食无盐的艰辛。她说1941年6月5日抱着我去“跑警报”,到了大隧道防空洞里我大哭大闹,不得已又把我抱出防空洞,结果因防空洞门被锁无法再进去,只得到另一处小防空洞里,就在这一天的轰炸中发生了大隧道惨案,死在山洞中的同胞达两万多人,而我们侥幸逃过这一劫。大隧道防空洞是重庆最大的防空洞,六月五日遇难人数之多,影响之大,惨烈程度之触目惊心,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都是唯一的,那次惨案震惊了国内外。旁边还有惨案的现场照片,真是惨不忍睹……
再说当年父辈们参加那次晚会,穷哥儿们能有机会“打牙祭”饱餐一顿实在是难得的乐事,晚会上不仅向主管官员诉苦,郭老还发表了鼓舞人心的讲话,勉励大家团结起来,共度时艰,挽救民族危亡,真是“笔剑无分同敌忾,胆肝相对共筹量”。晚会还“佐以话剧及电影”。郭老在渝期间写了大量作品如话剧《孔雀胆》、《屈原》,当晚演出的是否就是他的剧作?至于电影极有可能是苏联电影《夏伯阳》,因为该片是中国引进的第一部苏联片,当日又值十月革命纪念日。
就是这一批中国文艺工作者和新闻工作者的前辈们,为中国抗击日寇侵略取得最后胜利作出了巨大的努力;同时他们还为中国文学艺术创造出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辉煌;并且他们还为新中国的诞生作出了杰出的贡献。
屈指算来,那次晚会至今已过去七十个年头,与会的前辈诸公大多已经作古,然而他们当年抗日救国的豪情,对革命的追求,对未来的向往,依旧跃然于纸上。那一个个龙飞凤舞的签名,和不少加盖的图章,仿佛重现了那一晚“宾主相洽”“曼声作歌”的盛况,虽然身处困厄之中,仍然乐观向上的热烈气氛,犹如郭老在《凤凰涅》中所写的“一切的一在欢笑,一的一切在欢笑”,他们憧憬着苦难的祖国能够有一天获得涅再生。可惜我们没能听到他们最后的欢笑,他们经历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艰苦跋涉,却在解放后的历次政治运动中先后含冤离世,至堪悲愕……
幸运的是我们的国家历尽劫波后,终于在邓小平时代从灾难的余烬中浴火重生了,先辈们得知应含笑于九泉之下吧。
这篇初一语文上册期末复习前五单元文学常识的文章，是
第一单元：《走一步，再走一步》莫顿·亨特，美国作家。《蝉》小思，香港作家。《贝壳》席慕容，台湾作家。《紫藤萝瀑布》宗璞，选自《铁箫人语》。《童趣》选自《浮生六记·闲情记趣》，沈复，清代文学家。第二单元：《理想》作者：流沙河。《我的信念》玛丽·居里，波兰人，科学家。《论语》是记录孔子和他的弟子言行的一部书，共20篇，是儒家经典著作之一。孔子：名丘，字仲尼，春秋时鲁国人，我国古代伟大的思想家，教育家。第三单元：《春》朱自清，选自《朱自清散文选》。《济南的冬天》老舍，原名：舒庆春，字舍予，北京人，作家。《秋天》何其芳，四川万县人，现代诗人，评论家。《观沧海》曹操，字孟德，东汉末年政治家、军事家、诗人。其诗以慷慨悲壮见称。第四单元：《绿色蝈蝈》选自《昆虫的故事》，法布尔，法国昆虫学家。《山市》选自《聊斋志异》，蒲松林，字留仙，清代文学家。第五单元：《风筝》选自散文集《野草》，鲁迅，原来周树人，浙江绍兴人，中国文学家，思想家，革命家。《散步》作者：莫怀戚。《金色花》选自《泰戈尔诗选》，泰戈尔印度文学家。《荷叶·母亲》，冰心，原名：谢婉莹，福建长乐人，现代作家，代表作有《繁星》《春水》《往事》《寄小读者》。《世说新语》，是南朝宋彭城人刘义庆组织一批文人编写的书。第六单元：《皇帝的新装》选自《安徒生童话和故事选》，安徒生，丹麦童话作家。代表作：《卖火柴的小女孩》《海的女儿》《丑小鸭》。《天上的街市》和《静夜》，选自《郭沫若全集》，郭沫若，原名郭开贞，四川乐山人，诗人，学者，代表诗集《女神》《星空》。《女娲造人》选自《神话故事新编》作者：袁珂。《智子疑邻》选自《韩非子·说难》，韩非子，战国末期思想家。代表作《韩非子》《塞翁失马》选自《淮南子·人间训》，《淮南子》又名《淮南鸿烈》，由西汉淮南王刘安组织编写。
“皖南事变”发生后，郭沫若一直处于当局的监视之下，几年间“足不出青木关一步”，专心研究史学。除了写下大量政论性的文章，他在学术上成果卓然，写出《屈原研究》、《青铜时代》、《十批判书》、《历史人物》，在文艺上推出《棠棣之花》、《屈原》、《虎符》、《高渐离》、《孔雀胆》、《南冠草》等历史剧，显现出强大的创作生命力。尤其是他的历史剧，针砭时弊，尖锐激烈，极大调动了民众的抗战热情。看郭沫若的历史剧，几乎成了1942年的一种时尚，只要有他的新剧上映，陪都重庆便如同过节一般，人潮汹涌，群情激昂。《屈原》首演当晚暴风雨将至，舞台上的朗诵应和着剧场外的雷鸣，轰动整个山城。连续17天，场场爆满，为求一票，甚至还有观众半夜抱着被子睡在剧院售票口等票。此后好几天人们都沉浸在《屈原》的情绪氛围里，山城处处都可听得见模仿剧中《雷电颂》的怒吼。
由于郭沫若已经无可争议地成为抗战文化战线的一面旗帜。当时，重庆、延安、成都、桂林、昆明、香港等地的文化界及各党派著名人士在中共南方局和的直接领导下举行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庆祝沫若五十诞辰和创作二十五周年”的活动。这场庆祝会算得上是当年的一大文化盛事，光重庆的主会场便吸引了两千余人参加，来宾全是陪都政界、学界和商界的重量级人物，真可谓冠盖云集。其中，最引人注目的礼物当属由文化工作委员会和日本反战革命同盟赠送的一枝五尺多长的镌刻着“以清妖孽”四个大字的巨型毛笔。这支毛笔成了一种象征，它似乎标志着一个左翼文坛新盟主的诞生。也正如所说：“鲁迅是新文化运动的导师，郭沫若便是新文化运动的主将。鲁迅如果是将没有路的路开辟出来的先锋，郭沫若便是带着大家一道前进的向导。”
郭沫若本人特别珍惜这样一个称号。他不遗余力地演讲，用其独具魅力的激情来影射时事，讽刺权贵，褒扬中共。有人曾说郭沫若一生有两大豪举：其一是早年发表著名的檄文《试看今日之》；其二便是在一次演讲上当面痛斥何应钦。1945年1月，重庆各界召开纪念法国名作家罗曼・罗兰逝世的大会。纪念大会得到法国文化参赞叶里赛夫、美国文化参赞费正清的大力襄助，由宋庆龄担任主席，于右任致辞，郭沫若演讲。郭沫若的演讲从来不缺少精彩，这次也不例外。他从作家生平讲起，一到激动处却偏离主题，大谈国内形势，讲到豫、湘、桂大溃败，矛头便直指中国战区陆军总司令何应钦。他严厉地斥责说，此人掌管着中国的海陆空军，手下军队却只知道狼狈逃窜。他的如珠妙语，加上揪心捶胸、沥血嘶声的表情，不禁博得台下掌声连连。殊不知，那位被他骂得狗血淋头的何总司令正挂满金光闪闪的勋章端坐在主席台上。著名作家徐迟回忆当时的情形：“这何应钦可也不简单，他长得白白胖胖的，丝毫不动声色，人家鼓掌，他也鼓掌”，一直到郭沫若讲完为止。
这期间，郭沫若与的交往开始增多。早在1938年，他就曾作一首《陕北谣》，其中写道：“陕北、陕北朋友多，请君代问近如何？华南也想扭秧歌。陕北、陕北太阳红，拯救祖国出牢笼，新天镇日漾东风。”1944年底，郭沫若似乎已经预感到中国共产党将掌握中国的领导权，写下了著名史论《甲申三百年祭》，提醒共产党人在胜利来临时一定要保持清醒的头脑，避免重蹈历史的覆辙。对郭沫若的史学著作，历来十分重视。看到《甲申三百年祭》，如获至宝，印发全党：“近日我们印了郭沫若论李自成的文章，也是叫同志们引以为戒，不犯胜利时骄傲的错误。”还致信郭沫若对他表示称赞：“你的史论、史剧有大益于中国人民，只嫌其少，不嫌其多。”得到如此青睐，让郭沫若产生一种遇到明主的感觉。跟他亲近的朋友，无不感觉到他心中浓郁的情结。郭沫若也毫不掩饰这种感情，1945年春，他甚至公开跟人说，自己最崇拜的人就是，这不仅因为已是中国共产党的主席，更因为的才华和人格力量值得崇拜。1945年6月至8月，郭沫若应苏联科学院的邀请访问苏联，回国之后，正好赶上来重庆参加国共和谈。在重庆期间和郭沫若多次见面，据郭沫若夫人于立群回忆，见到，郭沫若的心情除了激动还是激动，他特别用心地听着的每一句话，注视着的每一个手势。当他看到用的是一只旧怀表时，马上便把自己的手表取下来送给。就是这只表，见证了两人之间长达数十年的特殊情谊。
郁达夫 “寒灰”在海崖散尽
郁达夫是位最真性情的才子，郭沫若曾经形容这位好友之“真”:“对于深藏在千百万年的背甲里面的士大夫的虚伪，完全是一种暴风雨的闪击，把一些假道学、假才子们震惊得至于狂怒了。”
1938年12月郁达夫到达新加坡，主持“华侨文化界抗敌工作团”的工作，同时主编《星洲日报》副刊，通过撰写大量宣传抗日的政论、短评和诗词，在南洋一带的华侨中产生了巨大影响。1942年2月新加坡失陷，作为南洋文化界抗日领袖的郁达夫便开始在南洋诸多岛屿之间不停地转移。4月中旬，他化名赵廉，来到苏门答腊西部高原一个叫巴爷公务的小市镇。一次很偶然的机会，他不小心在一队日本宪兵面前展现了其流利正宗的日语，结果被日本人强征做了8个月翻译。从此，这位大文豪的身份便成了一位身兼日本宪兵队“通译”的华侨富商。郁达夫在担任“通译”期间，常利用各种机会，来掩护和支持华侨及印度尼西亚人民的抗日活动。在他当翻译的8个月中，他所在的日军宪兵没杀害过一个中国人，偶有被拘禁的，不久也会经郁达夫的巧妙周旋而获释。这些见义勇为之举，很快流传于当地华侨和印度尼西亚人中。
郁达夫为了成功隐瞒住自己的身份，做好长期潜伏的准备，经常在日本宪兵身上慷慨花钱，摸清宪兵队每一个人包括队长到宪兵的性格、嗜好、习惯，并为自己编造了一份颇具传奇色彩的简历。他甚至还专门娶了一位没有文化、其貌不扬的土著女子陈莲有，用爱国华侨相赠的400余盾，合资开了一家叫“赵豫记”的酒厂，俨然一副长久扎根的景象。这位嗜酒如命的才子，怕酒后误事，硬是强迫自己戒了酒，并蓄起胡须，收敛住先前的张扬和直露，每日过起了严肃谨慎的生活。在自己的婚宴上，他以“何丽有”（即“何丽之有”的谐音）来揶揄陈莲有，戏称自己的新婚之夜为“破罗敷”。
得益于巴爷公务的闭塞和当地华侨的团结，在差不多两年的时间里面，日军都不知晓这个仗义疏财、豪爽正直的酒厂老板“赵胡子”居然就是大名鼎鼎的郁达夫。直到1944年初，郁达夫的身份才暴露。当时，有个从昭南岛调来的汉奸洪根培知道了郁的身份，起初，他并没立即告发。直到后来，当他托郁达夫为他做媒，被断然拒绝之后，一口气不顺畅，便去宪兵队告发郁达夫的真实身份，并诬陷他是联军间谍。为其作证的是一个同样因私事而对郁达夫怀恨在心的前巴爷公务中华小学校长。日军得知情况，大吃一惊，立即展开秘密调查，并开始对郁达夫实行监视。告密的消息很快便传开了，很多朋友都劝他去别处躲藏。郁达夫却表现出不同寻常的冷静，他对胡愈之等人说：“我是躲避不了的，最近日本宪兵每天到我家来喝酒闲谈，虽没说穿，显然已被监视了（实际上，当时日本宪兵一边监视郁达夫，一边开始对他进行严密的审查，并到东京、上海等地调查赵廉的真实身份）。但你们应先离开，不然，事情怕牵连太大。”不久，巴爷公务陷入了某种恐慌。一些与郁达夫走得近的华侨和朋友，相继被传去问话，甚至遭到逮捕。宪兵上门的次数也越来越多，而且每次都来得很诡秘。郁达夫则继续和他们周旋着，表现得竟如一个专业的情报人员般娴熟。
1945年的8月29日，也就是在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后的两周，郁达夫没有迎来凯旋的欢呼，却迎来了他的噩梦。那晚8时许，郁达夫正在家中与几位朋友聊天，忽然有一个土著青年把郁达夫叫出去讲了几句话，随即，郁达夫就回到客厅与朋友打个招呼出去了，衣服都未及换，穿着睡衣和木屐消失在茫茫夜幕中，从此便再也没有回来。差不多过了一年的时间，才从棉兰苏门达腊联军总部传来信息，郁达夫于1945年9月17日被日本宪兵枪杀，同时被害的还有数名欧洲人。由于郁达夫的失踪太过吊诡，关于他的死因至今仍是谜。
在承平年代，郁达夫必定是为“曾因酒醉鞭名马，生怕情多累美人”的名士，正是这样一个乱世，才让他变成了一位慷慨济世的侠客。
胡兰成 乱世中的“滚滚红尘”
在注重名节和忠诚的中国文化人中，胡兰成是个典型的异类。有人曾这样形容这位汪伪的重要文化总管――既是个没有气节的无行政客，又是个用情不专的流氓才子。
胡兰成于1939年附逆后，运用他的一支妙笔，竭力为汪伪鼓噪。其官运一路亨通，曾居《中华日报》总主笔、汪伪政权宣传部政务次长、伪行政院法制局局长、伪中央执行委员等要职。这一系列的光芒，让他开始有点飘飘然，自诩为与陈（公博）、周（佛海）、梁（鸿志）、林（柏生）等资深汉奸并列。咄咄逼人的锋芒终于惹怒了陈、周诸人。1942年12月，胡兰成在是否对英美宣战的问题上和发生争执，致使汪、胡也开始产生罅隙。次年12月，他被借口撤销一切职务，甚至遭到短期拘捕。
郁郁寡欢之中，胡兰成度过了1944年的大半部分，直到12月份，他似乎迎来了一个重谋大事的机会。当时，日本人有在湖北成立一个由胡兰成主导的新省府的意愿，但是，又唯恐陈公博、周佛海等人不同意。所以，决定扶持原武汉警备司令叶蓬为省长，由胡来摄政。此次的汉口之行可谓是胡兰成对自己政治生涯的孤注一掷，搞好了，他可以在政界东山再起，搞不好，他自己也知道，从此怕要与政治绝缘了。胡兰成在汉口接收了《大楚报》，并着手筹办一所政治军事学校。他野心勃勃地寻思，孙中山靠着一个黄埔军校起家，也因为办了红军大学才形成如今的局面，所以“今后开创新朝，无论谁来，都得办这样一个学校。”
当时的汉口每月都要遭到数百架次美机的轮番轰炸，人们争相逃避，繁华的街市如空城一般。胡兰成毕竟是旧式才子，正如他自己所说“我是政治的事亦像桃花运的胡涂。”看到如此凄凉景象，一时头脑发热过去，雄心壮志便没了。
于是，他又开始全心投入其最习惯和擅长的“红袖添香”中。这次，一个叫周训德的17岁小护士留在了他的眼里。周、胡的相遇，在胡的《今生今世》中描叙得如禅境一般的空灵，“我不觉得她有怎样美貌，却是见了她”。曾经握手谈文、誓同生死的张爱玲已经暂时在他的脑海中消失。周训德的机灵、活泼、淘气与张爱玲完全不同，令胡兰成越发喜欢不尽。他们像一对初恋的青年，无事便在江边散步。沉溺于温柔之乡的胡兰成，不知不觉中也感到时势的艰难。春寒料峭中，欧战已经进入尾声，苦苦支撑的汪伪大小汉奸们心中都明白，这冰冻三尺的严寒将面临解封，为谋求出路，纷纷开始与重庆方面接触。叶蓬在1945年3月3日的汪伪最高国防会议上被正式任命为湖北省长兼武汉绥靖主任。由于对日本人越来越不听话，胡兰成在武汉的行动处处受制，军校筹办的事也成镜花水月。3月份到8月份间，胡在武汉、上海、南京之间来回穿梭，尽情地诉说着对周训德和张爱玲的衷肠，同时，也在汪伪、日本人和重庆政府之间，苦苦地寻觅着出路。
一次，他回乡探亲，一个平时散漫洒脱的乡亲向他求取墨宝，郭沫若问他想要什么字，他漫不经心地说：”随便。”国老眉头一皱，挥笔写下4个大字——“不可随便”。
的确，“不可随便”四个字字简意丰，它告诉我们：做任何事都要认真负责，不可随便。
“不可随便”应是我们全人类的一条行为准则。在学习中，我们应该学好、记好点点滴滴，稍一随便就会漏掉某些知识，也许就会导致终身的遗憾。在医院里，你曾想过，那些“白衣天使”倘若稍一随便，开错了药方，就会给病人的健康带来不必要的伤害，甚至带来更严重的后果。在铁道边，你可曾想过，那些铁道工人在检修铁轨的时候，倘若随随便便，铁轨坏了也为检查出来，火车在上面行驶，就会出事，这后果谁能负责？在大街上，那些“城市美容师”倘若在大街上随随便便地划几下，长此以久，我们的城市将会乌烟瘴气，我们的身心健康都会受到影响。如此事例，数不胜数。
感触最深的当然还是自己的亲身经历。记得在一次测验中，在单位的换算上，由于写掉了一个零，就白白的失去3分。虽然分数不多，但也是一种遗憾。
千里长堤，毁于蚁穴。我们应该从小养成严谨认真的习惯，脚踏实地扎扎实实去做好身边的每一件事。
【关键词】诗歌教学 现代诗歌 鉴赏水平 语文素养
当下高中语文教材收录的现代诗歌有限,高考语文试题对现代诗歌也鲜有涉及,另一方面由于网络的普及,现代诗歌的作品与日俱增,作品质量也是参差不齐,因此学生对现代诗歌鉴赏的知识既陌生又迫切,因此在教学中,我尝试让学生了解现代诗歌的特点,以获得鉴赏的依据和方法,期望他们以此提高现代诗歌鉴赏的水平。
一、现代诗歌的音乐美
我给学生的第一首诗是贺敬之的《西去列车的窗口》,这一次我没有像往常一样给学生朗诵,我问:这首诗该怎么读?学生有节奏地朗诵了一遍,顺势请他把节奏划了出来:
在/九曲/黄河的/上游/
在/西去/列车的/窗口/
是/大西北/一个/平静的/夏夜/
是/高原上/月在/中天的/时候/
一站站/灯火/扑来,像/流萤/飞走/
一重重/山岭/闪过,似/浪涛/奔流
我请学生观察,这几节诗的排列有什么特点吗?学生回答有两个特点:一是整齐匀称(每节两行均由对偶句构成,两行之间字数、音节数均相等),二是音节数量逐节递增(如第一节为四个音节,第二节为五个音节,第三节为六个音节)。我接着提问:诗歌的节奏和诗歌的内容有联系吗?学生回答:自己仿佛置身于奔驰的列车之上,似乎可以感受到车轮在有规律地飞快转动,车箱在有节奏地轻轻摇晃,甚至还感觉到,列车正在不断地加速。接着我补充道,郭沫若曾经说过:“节奏之于诗,是她的生命,没有节奏便不是诗。”
我给学生的第二首诗是郭沫若的《天上的街市》:
远远的街灯明了/好像闪着无数的明星/天上的明星现了/好像点着无数的街灯/我想那缥渺的空中/定然有美丽的街市/街市上陈列的一些物品/定然是世上没有的珍奇/你看,那浅浅的天河/定然是不甚宽广/那隔河的牛郎织女/定能够骑着牛儿来往/我想他们此刻/定然在天街闲游/不信,请看那朵流星/是他们提着灯笼在走
诗一投影出来,学生雀跃,因为他们初中学过。我说,我还要请同学们听一首广东歌谣:
凼凼转,圆,炒米饼,糯呀糯米团。五月初五系龙舟节啊,阿妈叫我去睇龙船,我唔去睇,我要睇鸡仔,鸡仔大我去卖,卖得几多钱,卖几多只呀,我有只风车仔,转得好好睇,睇凼凼转呀,圆,睇凼凼转呀,凼凼转又转……
听完以后我提问:这首诗和这首歌有没有共同点?不少同学很快发现,《天上的街市》有着像《凼凼转》这样儿歌式的独特旋律。郭沫若正是抓住了童谣的特点来经营诗的音乐美,一下子把我们带进了童真的境界。我们仿佛回到了儿童时代,正一面指指点点天上的星星,一面聆听奶奶或妈妈讲着天空中美妙迷人的故事。
通过这两首诗的品读,学生了解到:诗歌是一种有节奏、有韵律地表达思想感情的语言艺术。
二、现代诗歌的含蓄美
1.品味意象。说到诗歌的含蓄美,学生很熟悉,因为以某种景物的描绘作为诗人情感的寄托和象征、通过意象传达情感是中国古典诗歌的悠久传统。我告诉学生这在新诗的创作中也得到了继承和发展。如闻一多的《死水》和冯至的《蛇》:
这是一沟绝望的死水/这里断不是美的所在/不如让给丑恶来开垦/看他造出个什么世界――《死水》
我的寂寞是一条长蛇/冰冷地没有语言/……它月光一般轻轻地/从你那儿潜潜走过/为我把你的梦境衔了来/像一只绯红的花朵――《蛇》
闻一多先生的《死水》,用一沟死水象征当时北洋军阀统治下黑暗的中国现实。冯至的《蛇》则把“我”的寂寞比作“一条长蛇”,冰冷无言,令人悚惧。
不过现代诗歌与古典诗歌在“意象”上有一些区别:现代诗歌追求一种只属于个人的“私人意象”和意象的多义性,如“蛇”等。古典诗歌的意象具有鲜明的民族性和传统性,由共同的价值取向和文化积淀而成,如“月”就是思乡的代名词。
2.发挥想象。诗歌的含蓄不仅体现在通过意象传达情感,诗歌留下空白,使读者发挥想象,用自己的知识、经验、情感去填补、增加美的体验也是诗歌含蓄美的重要体现。学生刚学完的《沁园春・长沙》,我给学生出了一道题:假设自己就是电影导演,现在要拍一部《沁园春・长沙》,剧本就是这首词,请用语言展现拍摄出来的画面。一说到请他们做导演,学生顿时激动兴奋起来,大家跃跃试试。其中一个学生根据“独立寒秋,湘江北去,橘子洲头”给我们描述了她想象的画面:(空中拍摄)湘江如一条玉带般横过屏幕,向东奔流。江中的橘子洲,郁郁葱葱,生机勃勃。随着镜头的推进,树上的果实和树下金色的落叶映入眼帘。在这树林边,江渚上一个黑点越来越大,逐渐清晰,最后定格为一个高大的背景,他披着长衣,双手叉腰,脚下是静静流淌的湘江。
诗人艾青说:“没有想象就没有诗。”诗歌鉴赏是一种审美享受,同时也是一种艺术再创造。我们只有充分展开想象,才能通过有限的字句去体会诗歌阔大深远的意境,领会诗歌的感情。
三、现代诗歌的语言美
1.高度凝练的语言。诗歌的语言特别讲究凝练,它以尽可能经济的语句来表达尽可能丰富的内容,甚至要求每一个词都有极强的表现力,我给学生选了两句诗:
假如我是一只鸟/我也应该用嘶哑的喉咙歌唱――艾青《假如我是一只鸟》
推开窗户/满园的欲望是多么美丽。――穆旦《春》
当学生朗诵后,我提出哪些词最有表现力时,学生几乎脱口而出:“嘶哑”、“欲望”。我进而和他们一起品读:“嘶哑”一词,充分表现了对苦难大地的哀伤、对祖国的挚爱。“欲望”一词凝结了春天里林林总总的生命活力,带给读者一种奇异的美感。通过品读,学生体会到这些高度凝练传神的词语,的确达到了言简意丰的效果。
2.创新的语言。诗歌语言享有很大的自由度,具有突出的创新特点。在诗歌语言中,词语的词性发生变化,如名词变成动词等,是一种很常见的现象。词被活用后,含义增加了,给人新奇的刺激,能产生特殊的艺术效果。如:
如果碧潭再玻璃些/就可以照我忧伤的侧影――余光中《碧潭》
“玻璃”这个名词活用为动词,使之在特定的语境里软化了硬度,放大了透明度,明澈如镜,而它的透明的冷又与忧伤的情感色彩一致,使人新鲜可感。
诗歌语言除了打破固有的语言秩序外,还常常借助于多种修辞手法,如比喻、夸张、拟人、对偶、反复、排比等等,使诗句更加形象、生动、感人。如:
那河畔的金柳/是夕阳中的新娘――徐志摩《再别康桥》
康桥旁边的柳树很美,但究竟美到什么样子?诗人通过比喻,形象地写出了柳树的秀美。
四、结语
“少年情怀总是诗”,我们的中学生与诗歌具有天然的亲近感,诗歌教学可以使他们的审美鉴赏能力、感悟人生能力和表达能力等得到提高。作为语文教师,应重视学习和鉴赏现代诗歌作品,准确把握现代诗歌的特点,同时更要有“受之以鱼不如授之以渔”的教学理念,让学生举一反三,“知其然知其所以然”,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真正提高他们的鉴赏水平,真正提高他们的语文素养。
"青石板,石板青，青石板上钉铜钉……”漆黑的夜空中闪烁着一颗颗明亮的星星，闪呀闪，就像娃娃眨巴着眼睛。
你看，银河是一条长长的路，是嫦娥仙子去拜访王母娘娘常走的路吧！可是妈妈说，那是王母娘娘用银发钗划出的一条波涛汹涌的大河，银河上的星星就是大河上的波光粼粼。我觉得那不是波浪，是郭沫若先生笔下的天上的街灯，天上很美，每天都开联欢会，星星仙子们举着星星灯，在天上的街市上赶集。银河两岸，牛郎星和织女星遥遥相望。如果你不信，就请看那划过的流星，那是织女的眼泪，落到地球上，化作人们的许愿星。呀，一颗流星拖着长长的尾巴划过天际，我闭上眼睛赶紧许愿：“流星，愿你让好人一生平安，愿你给好人带去幸福！”
望着蓝宝石般的一颗颗璀璨的星星，我突然想起奶奶曾经说过的一句话，走夜路的时候千万不要害怕，天上的星星灯在给你照明呢！做人要光明正大，千万不能做坏事，因为，天上有好多双眼睛在看着你呢！
(请大家多多支持，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