临时股东大会范文

临时股东大会篇1

九龙山的新老“东家”海航置业和平湖九龙山分别声明，否认对方董事会的合法性。平湖九龙山援引《合同法》第60条规定和双方的约定认为，其与海航置业之间的股权转让合同未完全履行――海航置业在付清全部股权转让款之前，无权召集临时股东大会并要求改选董事会，因而新董事会及其决议无效。而海航置业则认为，作为适格股东，根据《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及九龙山公司章程的规定，有权召集临时股东大会改选董事会，因而新董事会及其决议的有效性不容置疑。“双头”董事会究竟孰是孰非，这需要正本清源。

海航置业股东权利不容剥夺

股权转让协议是平湖九龙山（转让人）与海航置业（受让人）签订的，根据合同相对性原理，合同中对于股东权资格的约定，其效力只能约束合同双方，平湖九龙山只能依据该合同要求海航置业给付对价并承担违约责任。作为合同纠纷的第三方即上市公司九龙山，不应该也不能援引前述约定来限制任何适格股东的股权行使，除非上市公司章程中有此类限制性条款。也就是说，平湖九龙山与海航置业的条款均是合同双方当事人约定的，属于任意性规范；海航置业根据《公司法》 和《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拥有的股东权则是强制性规范。股权转让合同约定肯定不能对抗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

需要指出的是，任意性规范与强制性规范的理解与适用有两个重要原则。其一，前者是可更改的或有弹性的，后者不可更改、缺乏弹性；其二，两者如果发生冲突，强制性规范优先适用。平湖九龙山不能引用《合同法》“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继而认定海航置业因未履行双方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条款的内容，就失去召集临时股东大会并要求改选董事会等股东权利。

其实，海航置业是否真的履行义务支付了满足股东资格应具备的对价，对此案并不重要，因为这属于债权债务契约安排；即使有纠纷，也不影响海航置业召开临时股东大会等权限的行使。海航置业股东资格最有力的证明在于，中登上海分公司2011 年 5 月 25 日为双方股票的转让办理了过户登记手续，从那一时点开始，海航置业的名字经合法程序已经出现在了股东名册上。

更重要的是，根据公司法理，公司治理法律制度在设计围绕公司治理各环节形成的法律关系体系时，分为内观与外观主义两部分――凡涉及公司内部事务或内部主体法律关系，包括交易法律关系（平湖九龙山与海航置业之间的股权转让关系），属内观主义范畴；而涉及公司外部事务，如善意第三人的利益诉求及社会公共利益等形成的法律关系，属于外观主义范畴。内观主义不能对抗外观主义。新老股东之间的股权转让纠纷的解决与否，并不影响海航置业基于其法定股东的权利，召集影响全体股东尤其是中小投资者利益的临时股东大会决议的形成及效力。

司法救济尴尬 监管部门当有作为

那么，为何海航置业召集临时股东大会如此不顺？这与我国有关上市公司仍在位董事会、监事会拒绝股东召开临时股东大会时，外部股东召集临时股东大会之法律法规、公司章程方面的救济制度安排仍存缺陷有关。

《公司法》将临时股东大会召集事由定为由法律和公司章程共同规定。问题是，大多数上市公司对公司章程没有足够重视，条款设计几乎是格式化的，或照搬照抄，当出现本案类似问题时便手足无措。可见，对诸如临时股东大会召集人、召集事由、召集程序、召集费用承担等方面的问题，应在公司章程里根据公司自身特色进行明确、科学安排。

值得一提的是，《公司法》虽然规定股东可以自行召集股东会，但会议开了，决议也做了，原董事会“不挪窝”，怎么办？唯一办法似乎是“打官司”，但司法救济效率实在不适应经营信息瞬息万变的上市公司运作要求。所以改进的路径应该是：细化、明确《公司法》等法规关于召开股东会的规则，加大原董事会、大股东或实际控制人“拖延交权”的机会成本或惩罚力度。

外部股东召集临时股东大会制度所存缺陷弥补之前，上市公司的监管部门尤其是行政机构部门应有所作为。

首先，证监会可凭借授权，先行制定部门规章，细化或完善打破股东僵局的规则，使纠纷解决尽量有法可依。其次，应从维护广大中小股东利益角度，积极斡旋当事各方，尽快化解矛盾或风险。最后，证监会在上述类似案例中不应居于被动，或将球完全踢给法院，即使如今已经进入诉讼程序，证监会可凭借其专业和监管便利，积极主动协调或协助司法机构解决问题。

临时股东大会篇2

关键词：股权特征；股权质押；中小板

中图分类号：F272.5 文献标识码：A

随着我国资本市场的发展和市场机制的不断完善，股权易流通性和透明性等日益显现，股权质押已成为热门融资方式之一。本文以大股东的治理、自身行为双重角色为基础，选取中小板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结合大股东所受融资约束、质押风险等因素，分析大股东特征对中小板上市公司股权质押行为产生的影响。相较于其他上市公司，中小板企业的高成长性表明其对资金的需求量较大，在面临资金短缺时相较于主板上市的公司更倾向于进行股权质押；同时，中小板企业具有高风险性，说明其股价波动的风险大，而以股票为标的股权质押必定会受到股价波动的影响。因此，中小板上市公司大股东股权质押有其独特性，分析中小板上市公司股权质押更具现实意义。

一、理论分析及研究假设

本文将大股东特征概括为大股东股权性质、持股比例以及大股东受股权制衡的程度等，基于委托理论、信号传递理论，提出如下假设：

（一）大股东性质与股权质押融资

王斌等（2013）、王斌和宋春霞（2015）的研究，认为国有大股东的国有属性决定了其面临的融资约束较小，较于民营属性的大股东有更多的获取资金途径，不会轻易选择股权质押来获取资金。相较于国有控股公司，民营性质的大股东，包括民营的法人股东与自然人股东均面临较严的融资约束与融资成本，更倾向于股权质押融资。我国中小板上市公司，国有控股的公司很少，多数为民营控股，本文在分析股权属性对中小板上市公司大股东股权质押的影响时重点分析民营性质的大股东，并在此基础上将民营性质的大股东特性又细分为“法人属性”和“自然人属性”，探析“法人”和“自然人”性质大股东的股权质押融资行为。

民营性质的“法人”与“自然人”控股股东，在面临资金短缺又缺乏其他融资渠道时往往会选择股权质押融资，此时决定是否能够通过股权质押获得融资的主动权并不掌握在大股东（出质人）手中，而是掌握提供股权质押融资的金融机构的手中，金融机构根据大股东的条件来决定是否给予融资。一般而言，由于具有团体属性，法人控股股东持股比例往往较高，股权资金金额较大，更容易获得金融机构的青睐；同时，从质押风险的角度考虑，法人控股股东的背后是其所在的公司，如若到期不能偿还质押资金，提供质押资金的金融机构还能够向其所在的公司主张权益。因此，相较于自然人身份的大股东，法人身份的大股东更容易获得股权质押融资。因此，本文提出假设1：

H1：“法人身份”大股东比“自然人身份”大股东更能够获得股权质押融资。

（二）大股东持股比与股权质押融资

持股比例的差异彰显了大股东不同的利益需求，Shleifer和Vishny（1986）、Claessensetal（2002）认为高持股比例的大股东掌控公司的控制权，通过控制权来夺取私人收益的动机会受到削弱，因为其获取的私人利益反而会小于市场价值下降带来的损失。因此，从自身利益的角度出发，高持股比例的大股东在面临资金短缺时往往采取适当的股权质押来获取融资，而不会进行高比例的股权质押；相反，低持股比例的大股东获取私人收益的动机更为强烈，往往会过高地进行股权质押，据此可以说股权质押率会随大股东持股比例的升高而下降。

另外，从股权质押的动机与面临的质押风险角度来说，王斌等（2013）发现大股东股权质押之后，一旦不能按期偿还借款就会面临丧失控制权的危机。当大股东资金短缺且其他的融资方式受到限制时，股权质押则会成为一种被动的、胁迫式的、不得已的融资方式。所以，持股比例越低的大股东越趋向于冒险与资金提供方签订质权协议。高持股比例的大股东通常拥有较高的融资能力和经营实力，一般不会选择股权质押融资。大股东缺乏其他方面的融资渠道且资金需求迫切，会迫使其降低对股权质押风险的关注程度。所以，相较于低持股比例的股东，高持股比例大的股东进行股权质押的动机并不强烈。因此，本文提出假设2：

H2：大股东持股比与股权质押率负相关。

（三）股权制衡度与股权质押融资

由于股东是将自己的股权进行质押，其他股东在法律上并没有充分的干涉权力，但极有可能引起公司市价的波动，这种波动并不是大股东所乐见的，其他股东也会对质押行为进行直接或间接地影响（LaPotraetal，1998），王奇波和宋常（2006）认为股东的制衡作用在某种程度上能够抑制大股东的行为。当股权制衡超过一定值时，唐建新等（2013）发现股权制衡能够抑制大股东行为。所以，股权质押是多个相关大股东讨价还价的利益协调结果。尤其是对股权较为集中的中小板上市公司，在股权制衡度较低时不会对大股东起到制约作用，反而会激发其冒险的特性，促使其进行质押股权。因此，唯有股权制衡度达到一定程度，才能对股权质押的大股东起到一定的约束作用。

从股权质押风险的角度考虑，一旦大股东股权质押不能按时偿还资金，债权人极有可能对所质押股权进行强行处置，使大股东失去经营控制权，引发“控制权转移风险”。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大股东地位的稳固是上市公司生产经营的有力保证，大股东的“控制权转移风险”会影响公司的稳定性和持续性，势必会对公司价值产生影响。所以，在大股东进行股权质押时，其他大股东无论是出于对公司整体发展的考虑，还是对自身利益的衡量，可能会联合起来一起对抗进行股权质押的大股东，以避免控制权转移风险，防止公司价值的损失。但是，同样的这种制衡力量只有达到一定程度才会有效抑制股权质押行为，如若不能有效抑制大股东的股权质押行为，反而会迫使其甘冒风险将股权进行质押，以满足对资金的迫切需求。

从股权质押的数量上分析，当一定程度的股权制衡度能够起到有效的抑制作用时，如果股权质押越多，尤其是与控股股东有关的股权质押越多，公司其他股东就越不会同意有关股权质押议案，进而导致此类股权质押决策难以通过。因此，本文提出假设3：

H3：在股权制衡度较低时，股权制衡度与股权质押正相关；但是，在股权制衡度较高时，股权制衡度与股权质押负相关。

二、研究设计

（一）样本选取与数据来源

临时股东大会篇3

一、中小股东权益保护的意义

在公司制度发展初期,为了鼓励投资、聚集资金、加快经济的发展,确立了资本多数决的原则。该原则对平衡股东之间的利益有着重要的意义。它强化了大股东的地位和责任,减少大股东的投资风险,对提高公司的运行效率和决策具有重要的作用。但是,公司不仅是股东盈利的工具,也是股东进一步投资发展的平台和载体。在公司中,谁的出资份额多,谁就可以控制股东会,谁控制股东会谁就控制了公司,谁就可以运用公司的全部资源。为此,在公司中存在大股东和中小股东之间的博弈,存在大股东侵害中小股东的情况。中小股东处于弱势地位而使其权益经常受到侵害。侵害主要来源两个方面:第一,不称职的管理层造成的损害,这种损害是所有股东都要承受的,少数股东当然也会受其害;第二,大股东利用控制地位损害中小股东的利益而增加自身的利益。而在现实中,大股东利用其控制地位损害中小股东权益的事件屡见不鲜。保护中小股东权益已经十分必要,从国外的立法趋势上看,越来越多的国家开始加强中小股东权益的保护,有关中小股东权益保护的相关制度和立法也日益完善。

二、我国《公司法》对中小股东权益保护的基本规定

我国关于中小股东权益保护的相关规定主要体现在《公司法》中, 2006年1月1日开始施行的《公司法》在中小股东权益保护方面,建立了一套相对比较完善的制度体系,对中小股东权益的保护具有重要意义。

(一)股东大会召集请求权和召集权

我国《公司法》第101条规定,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10%以上股份的股东请求时,应当在2个月内召开临时股东大会。第102条规定,股东大会会议由董事会召集,董事长主持;董事长不能履行职务或者不履行职务的,有副董事长主持;副董事长不能履行或者不履行职务的,由半数以上董事共同推举一名董事主持。董事会不能履行或者不履行召集股东大会会议职责的,监事会应当及时召集和主持;监事会不召集和主持的,连续90日以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10%以上股份的股东可以自行召集和主持。可见,我国关于股东大会的召集请求权和召集权的规定中,有关规定是比较完善的。但是关于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请求权的规定有不足之处:一是没有规定少数股东持有10%股份的持股期限。二是持有公司股份10%以上的股东请求公司董事会召集临时股东大会而董事会予以拒绝时,少数股东是否享有自行召集权没有做出规定。鉴于此,我国公司法应做出具体规定,对持有公司10%以上股份的股东的持股期限加以规定,以防止少数股东滥用权利;当董事会在法定期限内拒绝或者怠于召开的,股东可以请求法院允许自行召集,以切实保护中小股东的权益。

(二)股东提案权

股东提案权是指股东在股东大会召开前或召开期间通过法律规定的方式向股东大会提交请求大会决议的事项。股东会议有权对公司的重大事项做出决议,但通常都是被动的,因为相关事项的议案或者方案都是由董事会事先准备好的,在股东会议上只能是或者接受或者否决。为了弥补这一缺陷,法律通常都会赋予股东提出临时提案的权利。《公司法》第103条第2款规定:“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3%以上股份的股东,可以在股东大会召开10日前提出临时提案并书面提交董事会;董事会应当在收到提案后2日内通知其他股东,并将该临时提案提交股东大会审议。临时提案的内容应当属于股东大会职权范围,并有明确议题和具体决议事项。”该条是关于股东临时提案的规定,这无疑对中小股东是有利的,为中小股东的临时提案权提供了法律依据。但是关于未被采纳的提案如何处理,我国的《公司法》未做规定。因此,我国《公司法》应进一步规定提案未被接受的,可以保留,根据该提案的支持情况,在随后的几年内可以重新提出。

(三)股东知情权

我国《公司法》关于有限责任公司股东的知情权规定在第34条:股东有权查阅、复制公司章程、股东会会议记录、董事会会议决议、监事会会议决议和财务会计报告。股东有权要求查阅公司会计账簿。股份有限公司股东的知情权规定在第98条:股东有权查阅公司章程、股东名册、公司债券存根、股东大会会议记录、董事会会议决议、监事会会议决议、财务会计报告。可见,我国公司法关于股份有限公司的股东知情权中没有规定股东的复制权,也没有赋予像有限责任公司股东那样有查阅公司会计账簿的权利。股份有限公司,尤其是上市公司中小股东众多,而且能力有限,信息缺乏,很容易盲目投资,导致利益受损。因此,应赋予中小股东以广泛的知情权,扩大其信息渠道,引导理智选择,做出正确的投资决策。虽然我国公司法和证券法规定了股份有限公司,尤其是上市公司履行广泛的披露义务,但是披露义务毕竟代替不了股东的知情权。因此,我国公司法应赋予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复制权和查阅公司会计账簿的权利。

(四)股东股份回购请求权

我国《公司法》第75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对股东会该项决议投反对票的股东可以请求公司按照合理价格收购其股权: 1·公司连续五年不向股东分配利润,而公司该五年连续盈利。2·公司合并、分立、转让主要财产的。3·公司章程规定的营业期限届满或者章程规定的其他解散事由出现,股东会会议通过决议修改章程使公司存续的。可见,我国《公司法》对异议股东回购请求权的适用条件是非常严格的。五年不分配利润,已经与中小股东投资获利的初衷相违背,而且还是连续五年盈利,这种要求过于苛刻,而且很难界定。这对中小股东的保护是非常不利的。因此,我国应通过司法解释对认定五年连续盈利的标准做出规定。

三、我国《公司法》中小股东对大股东权力制衡方面规定的不足及其完善

下面分别就我国《公司法》关于中小股东对大股东的权力制衡方面规定的不足及其完善进行分析。

(一)股东诚信义务

股东的诚信义务具体应包括两方面的具体内容:一是注意义务,指公司中的管理者应尽到应有的注意,尽最大可能避免公司利益受损;二是忠实义务,是指公司中的管理者应将公司利益放在第一位,不能为了谋取自己的利益而损害公司利益。我国公司法对股东的诚信义务进行了规定。《公司法》第148条规定:“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应当遵守法律、行政法规和公司章程,对公司负有忠实义务和勤勉义务。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得利用职权收受贿赂或者其他非法收入,不得侵占公司财产。”第150条规定:“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执行公司职务时违反法律、行政法规或者公司章程的规定,给公司造成损失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第21条规定:“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得利用其关联关系损害公司利益。违反前款规定的,给公司造成损失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我国公司法对诚信义务的规定存在着缺陷,一是对诚信义务内容的规定侧重于忠实义务,而对注意义务,除了原则表述外,没有涉及具体内容;二是对诚信义务的规定在司法上缺少可执行的检测标准。

我国虽然引进了股东诚信义务这一制度,但是具体内容规定过于泛化,可操作性不强。笔者建议我国应效仿英美法系,确认一些判例,提高我国公司法对诚信义务规定的可操作性,并在实施细则或者其他补充规定中,进一步明确规定控制股东对公司及中小股东的诚信义务。

(二)累积投票制

累积投票制可以确保少数股东将代表其利益和意志的代表选入董事会和监事会,防止大股东全面操纵董事会,矫正直接选举制度弊端,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平衡了小股东与大股东之间的利益关系。我国《公司法》第106条规定:“股东大会选举董事、监事,可以根据公司章程的规定或者股东大会的决议,实行累积投票制。”可见,我国《公司法》关于累积投票制采取的是任意性规范,并且将是否采取累积投票制的决定权交给股东大会,或者由章程事先规定,这实际上是将是否采用累计投票制的决定权交给了控制股东。因此,我国《公司法》应采用强制立法,以免公司发起人或者大股东利用章程排斥累积投票制的运用,以切实保护中小股东的权益。

(三)表决权

表决权,是指享有表决权的人按照一定的要求授权另外的人代替其进行投票。表决权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中小股东主动行使权利,为中小股东提供了集合力量对抗控股股东的途径。我国《公司法》第107规定:“股东可以委托人出席股东大会会议,人应当向公司提交股东授权委托书,并在授权范围内行使表决权。”但是我国公司法关于表决权的规定比较简单,如关于表决权人的资格、人数都没有细致的规定,这就使得一些公司通过公司章程将人限定为股东,而现实中股东之间联系较少或者根本不联系,如果将人限定为股东,就增加了股东选定人的负担,表决权也就很难实际操作。此外,我国公司法只规定了股份有限公司的表决权,而没有规定有限责任公司的表决权。因此,我国《公司法》应对表决权人的资格、人数应当细化,同时应当配备统一的授权委托书,以利于中小股东委托人进行投票。也应尽快规定有限责任公司的表决权制度。

(四)股东表决权排除制度

临时股东大会篇4

关键词：董事权力  公司内部选任  公司外部选任   

        0 引言

        随现代公司治理由“股东会中心主义”向“董事会中心主义”的转变，董事掌控了公司的主要经营管理权力，合理的董事选任机制就成为优化公司治理的关键环节，各国公司法围绕谁来选任董事以及如何选任这两大基本问题，从公司内部选任和公司外部选任两个方面设计了系统的董事选任机制。公司内部选任是公司股东、董事会、监事会对董事的选任，公司外部选任则是公司治理结构之外的法庭、公司雇员乃至政府等对董事的选任。

        1 股东对董事的选任

        作为公司出资人，股东当然有权选任董事，选任方式主要以股东在股东大会行使表决权实现对董事的选任和解任，这保障了股东对公司的最终控制权。按資表决为表决权行使的基本规则，即股东按照持股比例行使表决权，但完全依照这一规则容易导致董事选任受大股东控制，为保护中小股东利益，很多国家公司法允许大股东和小股东达成协议，可选派各自的代表人担任董事，也允许公司章程规定其他的表决权行使规则。

        我国公司法允许公司章程对股东表决权行使作出自治性约定，这就为实现大股东与中小股东的利益均衡，确立合理的董事选任机制预留了制度空间，股东可在章程中创造符合本公司实际情况的董事选任规则与机制。

        2 董事会对董事的选任

        在公司法中，董事一般都有法定人数要求，如我国公司法确定有限责任公司董事会成员人数应为三至十三人，董事会则通过会议决议和由特定董事执行决议来推动公司运转。但实践中常常因个别董事的疾病、死亡、离职或其他情况而出现董事临时空缺，导致董事会成员人数较少，致使董事会无法按照多数决原则形成决议和执行决议。为应对此情况，西方国家公司法中赋予董事会选任临时性董事的权力，此种董事仅是临时性的，任职期限至下一届股东大会召开。如果董事会怠于行使填充临时董事的权力而导致公司经营受到影响，则股东可召集临时股东会选任临时性董事。[1]

        为避免损害股东利益，董事会行使临时性董事选任权是附条件的：一是临时股东会也可享有此权力，无论临时董事由谁来任命，当董事空缺被填补后，任何人均不得再选任临时董事；二是董事会选任临时董事后的董事会成员总数不得超过公司法和章程限定的董事总数；三是临时董事的任期到下一届股东大会召开为止，如需继续任职则应经股东大会的选任。 

        3 法庭对董事的选任

        在公司运营中，董事出现空缺时由董事会选任临时董事往往仍不能保障公司的正常运转，如公司董事会相等人数成员间势均力敌无法达成选任临时董事的决议，或者董事会成员不能达到法定最低人数而不能通过选任临时董事的决议，这导致董事会机制陷于瘫痪。在这种情况下，往往也不能完全寄希望于召开临时股东会，因为召开临时股东会有召集股东的人数及股权比例等条件限制。基于上述情况的考虑，一些国家公司法确定，在紧急情况下，法庭可基于公司股东、董事、监事等利害关系人申请，任命董事进入董事会，以打破公司僵局。为避免损害公司自治，公司法对法庭所选任董事的职位也予以限制：如果是为完成某项特定任务而选任董事，则董事任务完成后其职位自动丧失；如果所空缺职位被公司内部机制的选任董事所填补，法庭选任的董事职位自动丧失。如《德国股份公司法》第85条规定：如果缺少一名必要的董事会成员，在紧急情况下，法院可以根据一名提名股东的申请任命这一成员。这一缺额一经补足，在任何情况下，法院任命的董事会成员的职务都应解除。[2]

        4 监事会对董事的选任

        德国公司法中确定股份有限公司的监事会有权选任董事，由于股份有限公司规模庞大，股东人数众多，定期召开股东大会以及对董事会的有效监督不易实现，故德国公司法强化了监事会的职能，由监事会行使诸如董事选任等股东会的部分职能，在股份有限公司成立时，发起人首先要选任监事会，对董事的选任则交由监事会行使。《德国股份公司法》第30条规定：（1）发起人任命公司的第一届监事会和第一个完整的或主要的营业年度结算审计员。……（4）监事会任命第一届董事会。[3] 

        可见，在德国股份有限公司中，选任董事的权力专属于监事会，股东只能通过选任监事会间接实现对董事的选任。这种权力构架是与德国股份公司发展的特定背景相对应的，但在其他国家则容易削弱股东对董事的控制和监督，故少有国家采纳此种立法，但其给我们的启示是：在股东、董事会、法院均有可选任董事的同时，允许监事会享有法定条件下的董事选任权力，有利于适应公司治理中的复杂情况。

        5 公司雇员、政府等对董事的选任

        公司雇员原本只是同公司签订了劳动协议为公司提供服务，与公司形成劳动法律关系的人，其对公司治理应没有发言权，但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在公司民主治理和公司社会责任理念下，开始鼓励公司雇员参与公司经营管理，一些国家公司法规定，公司雇员有权选派自己的代表进入董事会参与公司治理。当然，毕竟雇员不是公司的股东，为避免挤压股东在公司治理中的权利空间，同时为使雇员所选任董事在公司治理能发挥积极作用，法律便对公司雇员所选任董事占董事会成员的比例及在公司的服务期限、工作业绩等条件有所限定。如法国《商事公司法》第93条规定：公司的雇员只有在劳动合同期限与实际工作相符合的条件下，才得以被任命为董事；他不丧失劳动合同的权利。以劳动合同和公司发生关系的董事人数不得超过在职董事的1/3。[4]

        我国公司法反映了上述立法理念，依照我国《公司法》第68条规定，国有独资公司董事会成员中应当有职工代表，由职工代表大会选举产生。该法第109条规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中可以有公司职工代表，通过职工大会或者其他形式民主选举产生。

        另外，国外及我国公司法对上市公司中应设独立董事的要求，也反映了公司民主治理和社会责任的理念。独立董事属于独立于公司的外部董事，其职责在与维护公司债权人、职工乃至社会公众等利益相关者的利益，目前我国的《上市公司独立董事条例》正在起草中，拟设计独立董事的选任制度，使独立董事的选任脱离上市公司内部的控制，更多的由政府、上市公司协会等公司治理结构之外的主体所决定。[5]

        以上五个方面构成了现代公司法中的董事选任机制，我国目前仅规定了股东会、职工代表对董事的选任，显然不能适应瞬息万变的公司经营，更无法实现优化公司治理之目标，应当借鉴国外法的做法，充实和完善董事选任机制。

参考文献：

[1]张民安.现代英美董事法律之地位研究[m].法律出版社，2000，11.

[2][3]贾红梅，邓冲 译.德国股份公司法[m].法律出版社，1999，48.49.

[4]李萍 译.法国公司法规范[m].法律出版社，1999，63.

临时股东大会篇5

关键词：公司僵局 仲裁 强制股份收买 监管人 临时董事

公司僵局的内涵

法谚云：“任何定义都是危险的”。对“公司僵局”加以定义也是如此。但笔者仍然试图对其加以解释。所谓“公司僵局”（corporatedeadlock）是指由于公司两派股东拥有的股份相等或两派董事的人数相同以及少数派股东保留有某种方式的否决权，双方都无法有效地控制公司，从而使得公司的正常运行长时期陷入停滞和瘫痪的一种状态。

这一定义说明，首先，公司僵局的主体是公司中势力均等且相互对抗的两派股东和董事。在这里必须强调的是，公司的“纠纷”和“僵局”有其特定的内涵。其中“纠纷”是指公司内部的争吵、争斗或分歧。这种分歧可能是关于企业政策的善意的分歧，也可能是不那么善意地对另一股东企图攫取权利或者试图获得比其资产的“公平份额”更多的利益的不满。从罗伯特·W·汉密尔顿对所谓的“纠纷”的描述中可以看出，在纠纷中存在实力不等的两派——多数派和少数派。多数派和少数派是以所持股份的多少或其能够控制的董事的人数来划分的。持有公司多数股份或能够控制多数董事的一方为多数派，与之对立者即为少数派。多数与少数的关系在公司法中具有特别的意义。一般情况下公司均依多数派的控制安排运行，少数派的声音较小且受到忽视。少数派处于弱势的甚至是无助的地位。但势力的不均等并不必然导致多数与少数的矛盾和斗争，但却常常会有这种矛盾和斗争。因为一般而言，人都会因自私的天性，在掌握比他人较大的权力时滥用权力。因而少数派就时刻准备“为权利而斗争”。一般情况下多数派与少数派的冲突可以得到化解，因为在公司中奉行“多数决”原则，在冲突中，少数派常常会被迫让步从而使得冲突得以解决。但有时候会导致激烈的对抗。当两派股东或董事势均力敌时，因意见分歧的双方都无法有效地控制公司，公司就有可能陷入僵局。其次，僵局必须是一种持续的公司停滞和瘫痪状态。这要求主观上双方当事人都知道在对抗，客观上持续一段足以影响公司运作效率的时间，否则对公司的运作不构成影响或者虽有影响，但影响不具实质性，不构成公司僵局。

公司僵局的替代性救济措施

在公司僵局出现后，不应仅仅考虑解散公司，而应坚持其他权利穷竭原则，即在仲裁、强制股份收买、任命监管人、任命临时董事等手段缺失或无法解决僵局的情况下，司法解散才是合适的。我们将上述救济措施——仲裁、强制股份收买、任命监管人、任命临时董事称之为替代性救济，替代性救济是相对于司法解散救济而言的，替代性救济与司法解散救济相比，应优先适用于解决公司僵局。在国外，替代性救济措施已经在立法层面和司法层面规定和适用，我们将依次分析探讨这些救济措施及其在中国实施的可能性与可预测的效果。

仲裁

仲裁有时被用作解决公司内部纠纷的手段。“在大多数州中，现在一般可以利用仲裁来解决未来冲突，不论这些纠纷是否具有可裁决性。”仲裁的特点是保密、快捷、便宜、灵活（与诉讼程序相比），以及由一个熟悉企业事务的人作出裁定的预期。而且它能让争议双方更满意。如果造成僵局的原因不涉及基本的个人冲突或政策冲突，那么仲裁可能会很好地解决纠纷，并使公司持续经营。但仲裁的缺点也显而易见。首先，仲裁要求股东在出现僵局的情况下双方必须达成仲裁协议，或者股东之间先前就达成了仲裁协议。一般而言，有限责任公司事先制定计划（合同）的可能性很小，因此事先达成仲裁协议也就几乎不可能。而在出现僵局后，双方均持有较强烈的敌对抵触情绪，因而事后达成仲裁协议的希望也不大。因此申请仲裁的前提条件不是很容易满足。其次，是否全部公司僵局都可以申请仲裁是有疑问的。从仲裁法的相关条文来看，我国仲裁法的适用范围一般为合同纠纷及其他财产权益纠纷，而几乎不对与人身有关联的纠纷进行仲裁。而“许多公司内部的纠纷都涉及到人格冲突或者政策方面的广泛分歧”，这对仲裁法的适用提出了挑战。而且即使仲裁解决了特定的纠纷，他或她所作出的裁决也不可能消弭导致特定纠纷的根本性的分歧。但是，如果造成僵局的原因不涉及基本的个人冲突或政策冲突，那么仲裁可能会很好地解决纠纷，并使公司持续经营。我国最高法院的司法解释和学者对派生仲裁请求权都持肯定态度。因此仲裁仍应是僵局出现后首先应考虑的一种救济措施。

强制股份收买

针对公司僵局，法院还可以通过判决强令由一方股东以合理的价格收买另一方股东股权或股份，从而让一方股东退出公司，以此达到解决僵局的目的，此又称“强制股权置换”。

从国外的立法例看，也有类似的规定。如在美国，现有一半州的法律规定了法院可采用这一方法打破公司僵局。在德国，则通过法院判例法的形式创立了两种与此类似的替代救济方式：退出权和除名权，即让僵局中某方股东出让股份，退出公司并从公司的股东名册中除名。强制股份收买的优点是可以使得公司继续运营，而通常情况下，保留一个运营的公司比解散一个公司要好。一个公司的经营资产（包括无形的商誉）作为一个整体的价值通常要比分拆后高。收买股份不仅使受害股东取得公平合理的价值退出公司，而且不影响公司的继续存续，达以“双赢”之救济。但问题是法院究竟应让哪一方收购另一方的股份，股份购买的价格如何确定？在公司僵局中，如双方的股份数不同，则可以让多数派购买少数派的股份，从而让少数派股东退出公司。具体做法是，首先让多数派与少数派协商确定股份价格，如果少数派股东与多数派股东之间对收买价格不能达成合意，则由法院委托相关结构进行评估从而确定价格，并强制进行股份收买。如双方股份数相等则首先应让其协商确定究竟由哪一方购买，收买价格是多少；在协商不成的情况下，股份的价格可采用下列方式加以确定：由在僵局中对峙的股份持有股东，分别提出购买对方股份的要约，法庭裁决出价高的一方要约人取得受让权。如果一方股东不愿意出价，即竞价不能的，也可委托评估的方法来合理确定股价。当然对股份价格的评估是技术性的且有一定难度的，为尽量使评估价格公平与合理，确定一些客观的标准就是十分必要的。强制股份收买是可以在我国实行的一种救济措施。

任命监管人

美国有些州的法令准许在出现公司僵局时为封闭公司任命监管人。如《特拉华州普通公司法》第226节规定：“（a）当下列情况发生时：（1）在任何为选举董事而举行的股东会议上，股东被如此分开以至于他们不能选出新董事去接任任期已结束的董事或是当他们的接任人被正式任命时，他们的任期即行结束；或者（2）因为董事们在管理公司业务时被分割开来以至于他们不能就相关的业务取得董事会在有所作为时所要求的表决票数而股东也不能结束这一分割，于是公司业务就受到损害或是即将遭受不可弥补的损害；……则衡平法院可以按任何一位股东的申请指定一个或多个人作为公司的财产看守人。”《特拉华州普通公司法》第352节规定：……该股票不上市公司的业务是由股东们经营的，但股东们是意见不一致的，如果股东们的意见相持不下形成僵局，公司的业务因而遭受或是即将遭受不可弥补的损害，而对于这一僵局，在组成公司证明文件中，组织细则中，或股东们之间的任何协议中的任何救济条款都不能化解，则衡平法院可以按任何一位股票不上市公司的股东的申请为公司指定一个或多个人作为公司的财产保管人。监管人的工作是使企业持续下去，而不是对企业进行清算。监管补救措施在美国“受到了尖锐的批评，事实上极少使用”。批评意见为：首先，监管措施是以法院控制的管理层取代了所有者控制的管理层，这显然违反了公司的委托理论。其次，监管措施带来的成本较高。包括诉讼费和失去的机会。再次，监管人的保守性不可能为公司开拓新的机会。最重要的是，监管人不大可能一劳永逸地解决所有者之间的根本冲突。但通过任命财产管理人或保管人，并以法院文件的形式向其移交权利，就使面临解散诉讼的公司，一方面可以防止公司财产的非正常减损，另一方面可以保障公司营业的继续。因此，我国在面对公司僵局时，不管将来构建何种制度都必须重视保全涉案公司的财产和维持其营业。

任命临时董事

美国《特拉华州普通公司法》第353节规定：（a）不管在组成公司证明文件中，组织细则中，或股东们之间的任何协议中有着相反的规定，如果董事们对公司业务和事务有对立的意见，并且这一对立的结果使董事会不能形成有所作为所必需的多数票意见，其无所作为的结果是在各方面都无法为股东们的利益处理公司的业务和事务，那么法院就可以为该股票不上市公司指派一位临时董事。可见，在董事层面出现僵局的情况下，法院可以通过任命中立的“临时董事”来打破僵局。这些董事不像破产管理人或监管人，对企业并没有广泛的权力。他们拥有公司按常规选出的董事的全部权利和权力，包括有权得到董事会的会议通知并在会上参与表决。临时董事应具有一定的资格条件。《特拉华州普通公司法》第353节（c）规定：“一位临时董事应当是一位无偏见的人，他既不是一位股东，也不是一位该公司的债权人或该公司任何一家子公司或与其相关联的公司的债权人，其他的职务资格可以由法院规定。……”申请法院任命临时董事也应符合一定的要求。任命临时董事的目的是为陷于僵局的公司提供一种比任命破产管理人或者非自愿解散更简便、灵活、更少对立的解决办法。任命临时董事的措施可以促使和刺激相互争斗的股东达成某种妥协。因而当股东间达成妥协，僵局被打破时，临时董事就应走开。临时董事仅能解决微不足道的分歧，一旦矛盾重重，分歧很深时，临时董事很难协调各方的利益。在我国任命临时董事的措施在目前应慎重。最主要的原因是我国的职业董事、经理市场还不发达，合适的董事的找寻比较困难，而草率的任命不太合格的临时董事很显然于事无补，在有些情况下还可能加深矛盾和分歧。

参考文献：

1.[美]罗伯特·W·汉密尔顿.公司法概要.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

2.[加]布莱恩·R·柴芬斯.公司法:理论、结构和运作.法律出版社，2001

3.李泫永，官欣荣.公司僵局与司法救济.法学，2004(4)

4.赵旭东.公司僵局的司法救济.人民法院报，2002.2.8

5.黄美园，周彦.我国公司僵局司法救济制度之构建.法律适用，2004(5)

6.卞耀武主编，左羽译.特拉华州普通公司法.法律出版社，2001

7.[美]罗伯特·C·克拉克.公司法则.工商出版社，1999

临时股东大会篇6

首先，“银泰系”与鄂武商大股东达成股权合作关系，形成利益共同体，其次，“银泰系”把握鄂武商股价大跌的机会，通过二级市场和法人股市场进行双线并购，并一再掩盖自己争夺控股权的意凰第三，等到鄂武商公布了对“银泰系”有利的股改方案之后，“银泰系”收购报告书，表明控股决心：第四，“银泰系”借助一致行动人继续增持股份，缓解短期资金压力；第五，在武汉国资机构态度发生变化，“银泰系”进人董事会受阻之后，“银泰系”借“武汉广场提租”议案获得中小股东拥护。鄂武商的控股权争夺战仍在继续，即便“银泰系”不能如愿控制鄂武商、实现产业整合的构想，其通过资本运作获得的潜在收益也仍然相当可观。

相比于开设新店所面临的漫长培育期和风险，对于“银泰系”来说，显然更愿意选择通过兼并收购快速扩张，占据重要核心城市稀有的最佳商业网点，从而创造无法复制的竞争优势。沈国军在接受媒体的采访中甚至将这一模式描述成一种新的蓝海战略。他认为：“盖楼、租楼，再去开店，速度比较慢。我们通过重组、并购来发展，我觉得这与众不同。如果把百货业比喻成一种红海、一种传统行业的话，我们现在正从红海走向蓝海。”通过剖析“银泰系”并购鄂武商的案例，有助于全面了解“银泰系”高超的并购财技。

为什么选择鄂武商?

鄂武商股价被低估

鄂武商作为湖北省最大的零售类上市公司，旗下拥有5家百货门店，其中的3家商场位置连成一体，构成武汉最重要商圈――汉口商圈的核心，此外，还拥有29家连锁超市(主要为5000－7000平方米的大型仓储店)以及1家电器连锁企业。公司在2005年中国零售企业销售100强中排名第27位，其经营的武汉广场、武汉商场和世贸广场已成为武汉市最大的购物中心群，其中武汉广场连续多年位居全国单体零售商场效益头名，并且鄂武商自有商业物业经营面积达到27万平方米，大多位于武汉的黄金地段，由于会计准则的约束，这些资产价值不仅没有体现在公司的财报之中，相反还必须进行折旧处理，因此进一步加深了账面资产与真实价值之间的低估程度。仅地产升值，就有丰厚盈利可期。

2004年10月，以王东生为首的新任管理层上任，提出了突出主业、收缩非零售业务的经营思路，并且在当年把坏账一次性提足，仅对武汉证券以及中贸联计提的长期投资减值准备就达到1932.66万元，包括核销债务在内的营业外支出更是达到了3477万元，这就造成了鄂武商2004年账面巨亏6915.2万元，而公司2003年的净利润也不过195.3万元。与此相应，公司股票也出现大跌，2005年4月22日，鄂武商的股价跌到了2.02元，这显然是大好的并购时机。

整合区域商业资源，增强盈利能力

商业企业特别是连锁商业企业实际上是准金融企业，其凭借日益稀缺的渠道终端网络资源，占用供应商资金并将其作为无成本融资转作他用，进行资金体内循环实现盈利。于是，渠道价值高低成为决定商业企业盈利能力高低的关键因素。银泰百货以百货业态为主，2005年之前主要集中在浙江省内，在未来商业领域竞争的焦点――渠道资源的竞争中并不具备突出优势。通过收购鄂武商，银泰百货可在武汉的核心商圈占据优势渠道资源，并获得区域竞争优势，增强盈利能力。

与鄂武商大股东形成利益共同体

2005年4月29日，作为“银泰系”与鄂武商大股东武汉国资公司合作载体的武汉银泰正式成立，在武汉银泰的股权结构中，“银泰系”持有85.87％，华汉投资持有14.13％。华汉投资以其拥有的鄂武商1232.2万股作为出资，按2004年经审计的净资产每股1.72元作价，折合人民币2119.38万元。这种合作关系的形成对“银泰系”此举无疑具有重大意义，一方面为以后的并购打下基础，不至于出现类似于并购百大集团当中被大股东狙击的局面；另一方面也为其后的股改争取到有利条件。

把握股价大跌机会双线并购

武汉银泰成立后，“银泰系”发动了对鄂武商的并购，“银泰系”采取的是流通股与法人股收购并举的策略，由浙江银泰在二级市场收购流通股，武汉银泰则针对法人股协议收购。2006年1月10日鄂武商的股东权益变动公告显示，武汉银泰持有尚未办理完毕过户手续的一般法人股2452.6万股，占鄂武商总股份的4.84％；而浙江银泰于2005年7月11日起至2005年12月5日止通过二级市场收购持有鄂武商2334.7万股流通股，占全部股份的4.60％，浙江银泰买入鄂武商流通股份的价格区间为2.89－3.78元。2005年4月份是鄂武商近几年来股价最低的时候，股市也正处于牛熊交替的时期。“银泰系”从2005年7月份就开始大量买入鄂武商的流通股，选择这样的时机开始收购，非常有利于减少收购成本。同时，由于鄂武商尚未完成股改，流通股含权，“银泰系”选择大量收购流通股的策略也有利于降低收购成本。

掩盖争夺控股权意图

2006年1月14日，鄂武商再次股东权益变动公告：2006年1月13日，武汉银泰与泉州新鸿基投资顾问有限公司等九名非流通股股东签署了《股权转让协议》，收购其持有的一般法人股共计1860.7万股，占全部股份的3.67％。上述股份过户完毕后，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浙江银泰共计持有鄂武商股份6648万股，占其全部股份的13.11％。其中，流通股2334.7股，占股份的4.60％，法人股4313.3万股，占股份的8.51％。不过这个时候“银泰系”并未暴露争夺鄂武商控股权的意图。根据有关媒体报道，在2006年2月9日鄂武商股东会上，鄂武商董事长王东生曾十分肯定地表示，“银泰系”成为公司战略持股股东的增持计划已宣告结束。根据“银泰系”与国资部门的书面约定，“银泰系”将不再增持鄂武商股票。而武汉银泰董事长周明海亦称，“银泰系”将不再谋求成为鄂武商第一大股东。

等待有利的股改方案出台后再摊牌

鄂武商股改方案对“银泰系”有利

就在“银泰系”首次举牌鄂武商的前一天，鄂武商启动了股权分置改革程序。改革过程异常顺利，鄂武商一路绿灯走过“股改关”，并且鄂武商的股改方案明显对“银泰系”有利：鄂武商的股改方案是非流通股东向流通股东每10股送3.5股，对价支付颇为丰厚；同时鄂武商的股改对价完全由武汉国资公司等8家发起人股东支付，其余的非流通股东则无需支付对价也可获得流通权，这就意味着武汉银泰并不需要支付股改对价，这样一来也就进一步降低了“银泰系”的收购成本。2006年4月3日鄂武商股改实施后，由于武汉国资公司支付股改对价，股权比

例由29.75％降至17.23％，而流通股所占比例则上升至54.37％，鄂武商的股权结构进一步分散，显然有利于降低控股成本。

“银泰系”股改前就持有大量的鄂武商流通股，“银泰系”持有的流通股获付股改对价股份约817万股。同时股改实施当天的2006年4月3日，之前一直收购法人股的武汉银泰购入鄂武商流通股800.6万股，占总股本的1.58％。选择在股改复牌当天大手笔增仓，无疑将大大降低“银泰系”的收购成本，再次体现了“银泰系”对收购时机的把握能力。增持之后，加上华汉投资尚未过户的2.43％股份，“银泰系”持股总比例刷新至16.30％(其中流通股7.80％，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比例为8.51％)，股份比例落后大股东武汉国资公司不足1％。

“银泰系”公布收购报告书，表明控股鄂武商决心

2006年4月13日，鄂武商再度股东持股增加公告，武汉银泰再次购入鄂武商流通股285.4万股，占总股本的0.56％；同时浙江银泰购入鄂武商流通股636.4万股，占总股本的1.25％，武汉银泰与浙江银泰合计增加购入鄂武商流通股921.8万股，占总股本的1.81％。加上华汉投资尚未过户的2.43％，“银泰系”持股总比例达到18.11％，超过了武汉国资公司。

由于“银泰系”成为鄂武商的第一大股东，触发了信息披露义务，2006年4月14日鄂武商公布了“银泰系”的收购报告书，在报告当中“银泰系”表达了志在控股的决心：“收购人认为鄂武商资产优良，相信其业绩将会出现良好的增长，从而能分享未来鄂武商业绩增长带来的良好回报。因此，收购人目前计划继续购买上市公司股份，并且长期持有收购的鄂武商股份。收购人武汉银泰已在武汉银泰成立时，已经合法拥有华汉投资所持有的鄂武商2.43％的股份(目前尚未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过户手续)，不论武汉银泰合法持有的鄂武商股份是否过户到武汉银泰名下，收购人目前计划继续购买鄂武商股份，直至获得控股地位，并且长期持有收购的鄂武商股份。”

借助一致行动人收购，缓解短期资金压力

“父子对决”，武汉国资重夺鄂武商控股权

就在“银泰系”收购报告书的同日，武汉国资公司了关于武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持股情况公告，在公告中武汉国资公司提示“华汉投资持有武商集团股份1232.2万股，占总股本的2.43％。截至2006年4月13日，华汉投资所持有的武商集团股份仍在其名下，属于华汉投资所有。鉴于华汉投资是我公司绝对控股子公司，与我公司构成一致行动人，因此，截至目前，我公司实际持有武商集团股份9973，3万股，占总股本的19，66％，仍然为武商集团的第一大股东”。这样，“银泰系”与武汉国资对鄂武商控股权的争夺公开化了。

同时，武汉国资公司与华汉投资之间上演了一场“父子对决”的官司。根据公告，2005年5月6日、2005年8月2日，武汉国资公司与华汉投资签订《借款协议》，华汉投资分别向武汉国资公司借款2000万元、2900万元，到期未能偿还。武汉国资公司为此向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讼井申请诉讼保全，冻结华汉投资的资产包括其所持有鄂武商的股份1232.2万股。法院判决，华汉投资应偿还其所欠武汉国资公司本金及其利息。经双方协商，华汉投资将所持鄂武商股份转让给武汉国资公司作为偿还其所欠款项e此举的用意显然是阻止华汉公司持有的股份过户给武汉银泰。如此一来，武汉国资公司的股权比例上升到19.66％，而“银泰系”股权比例则下降到15.68％，武汉国资公司再度夺回控股权。2006年9月1日，华汉投资在武汉银泰中的出资改为以现金2119.38万元出资，股权比例不变，并于9月8日完成验资。武汉国资公司保全了股份，但同时也为武汉银泰送去了现金。

借助一致行动人，争夺控股权

2006年9月，15日，“银泰系”再度举牌。根据公告，2006年8月8日至9月14日，“银泰系”的一致行动人中信信托购入鄂武商流通股1124万股，占总股本的2.21％；8月28日至9月14日，“银泰系”的一致行动人杭州卓和贸易购入鄂武商流通股1101.65万股，占总股本的2.17％。截至2006年9月14日，“银泰系”公司及其一致行动人合计持有鄂武商20.24％(期间，“银泰系”公司亦有小幅增持，不合华汉投资未过户的2.43％股权)，持股比例反超武汉国资公司。2006年9月26日至28日间，浙江银泰通过大宗交易分别买入其一致行动人卓和贸易和中信信托持有的鄂武商11016500股和7100000股。“银泰系”此举恰好解释了之前其一致行动人增持鄂武商股权的举动：通过借助系外一致行动人的力量，变相获得融资，也缓解两线作战的短期资金压力。

针对“银泰系”的行动，武汉国资公司迅速作出了反应。9月18日，武汉国资公司与持股3.02％的小股东天泽控股签署《战略合作协议》，成为一致行动人。加上华汉投资2.43％股权，武汉国资公司及其一致行动人合计持有鄂武商22.68％的股份，再次恢复第一大股东的身份。

进入黄事会受阻，借“提租案”获得中小股东拥护

2006年9月9日，鄂武商突然“银泰系”自行召集临时股东大会的公告。由于“银泰系”持股超过10％，此次自行召集临时股东大会符合《公司法》相关规定。“银泰系”在公告中称，2006年8月9日，已就有关任免董事的议案向鄂武商董事会提出召开临时股东大会的请求：至同年8月18日，鄂武商董事会未在规定时间内给予明确回复，武汉银泰、浙江银泰于8月19日就上述同样议案向鄂武商监事会提出召开临时股东大会的请求；8月23日，鄂武商监事会给予“近期不宜召开临时股东大会”的回复意见，因此“银泰系”才自行召集临时股东大会。

9月11日，合计持有鄂武商5.47％股份的深圳市银信宝投资、鼎能置业、杭州卓和贸易等3家小股东向临时股东大会召集人书面提交了一项临时提案，要求重新审议《1995年1月14日武汉武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与武汉广场管理有限公司签订的租赁合同的议案》，即从2006年9月30日起，租金标准拟按8元／天／平方米，每年不少于2.17亿元人民币(根据租赁合同，2005年度武汉广场商场租金为人民币6545万元)，且自2007年9月30日起，每年租金在前一年的基础上递增5％。如果该提案所述租金价格最终能够获得租户全部或部分认可，则鄂武商的业绩可以获得提升，鄂武商的业绩提升将使“银泰系”持有的股权增值，此方案自然得到“银泰系”的支持。不过对此武汉国资公司却有不同的意见，9月19日，鄂武商了独立董事对此事的独立意见，称独立董事经过与“银泰系”及武汉国资公司沟通后，认为提高武汉广场商场现行租金是必需的，但是8.0元／天／平方米的租金价格在近期内，是很难实现的，如果对租金问题处理不妥，将会影响公司业绩。

该次临时股东大会如期召开。根据2006年9月23日鄂武商的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现场50人投票，仅24.44％的股东同意提高租金。然而，有669名小股东，代表1.22亿股，在网上投票支持提租，占网上投票总股数的93.94％。这一结果把赞成票的合计百分比拉高至51.57％，“提租案”以微弱优势通过。而在对增补武汉银泰董事长周明海为董事的事项上“银泰系”出人意料投了弃权票，此事自然未获通过，当然，“银泰系”做这样的安排实际上有更深层的含义(见主文)。

“银泰系”提出的提租议案可谓用心良苦。一方面，如果武汉国资公司对此议案投反对票，则将面临损害全体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指责，而“银泰系”则将获得广大中小股东的信赖，增加对鄂武商的控制力；另一方面，如果该提案所述租金价格最终能够获得租户全部或部分认可，则鄂武商的业绩可以获得提升，从而使“银泰系”持有的股权增值；即便租金价格没有得到租户认可，也为鄂武商未来利润提升带来想象空间，为其二级市场股价提供支撑。

控股权争夺战仍在继续

临时股东大会篇7

李波第一次被股东大会所震撼竟然是在域外。

8月29日，Public Bank在马来西亚的吉隆坡举行股东大会。李波和同事按照原先的计划，上午颇有兴致地参观马来西亚的国家画廊，下午出席会议。谁知时间刚到11点，Public Bank的首席执行官便打来电话通知他们有必要赶到股东大会现场，他略带歉意解释:这次大会的参会人数又一次超过了预计，需要临时调整会序，并且必要时还可能更换会场。

“参会者太多，这种股东大会太震撼了，简直就是大马的伯克希尔！”李波对记者感慨说，“这次Public Bank的股东大会是审议一个2009年财务预算的例行会议，到场的大小股东竟然有3400多人。会议开始之前，台下的全体股东与台上的管理层起立致敬并一齐唱歌，歌到动情时台上台下都热泪盈眶，一曲终了，股东们热烈的掌声久久不能平息。”

之后，会议大部分的时间便由一位满头白发却仍显精气的老人对着麦克风铿锵有力地演讲，台上矗立着的大荧幕将他认真的眼神与真诚的情感刻画得细致入微。作为外国投资者的李波至今仍然无法体会当地的这些股东与管理层之间的感情。李波的同事具有一半东南亚血统，他的家族正是Public Bank的第二大股东，他告诉李波:坐在这里的许多股东早在30年前就投资了现在正在做报告的老人，他们相信他，爱戴他，崇拜他，而老人也从来都把这些股东当亲人看待。“相比起来国内许多的股东大会真是差得太远了，要么是死气沉沉的走形式，要么乱七八糟的什么鬼花头都有。”李波说。

李波的话更像是老股民的气话，但也许点到了问题的重心。将这次Public Bank的股东大会和国内的一些股东大会相比较，气氛显得截然不同。那么，我国的股东大会到底存在一些什么问题？

股东大会乱象丛生

变味的股东大会――2008年1月26日，长春经开公布了《第五届董事会临时会议决议公告暨召开2008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该通知主要有两方面内容:一是公告拟聘请中磊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为公司2007年度财务报告审计机构;二是定于2月14日召开2008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关于公司聘请中磊会计师事务所及报酬的议案》、《关于解除“南部土地委托开发协议”的议案》。

原本这是一次再正常不过的临时股东大会，但问题却出在其股东投票方式上:以现场投票而非便捷的网络系统投票来决定议案的通过与否。

这就不免令人好奇，在目前网络时代，试问:千里迢迢的，一般的中小股东有多少会跑到吉林长春的国际会展中心大酒店，到现场去参加投票的？究其原因，可能还是与其审议的议案有关。国泰君安证券作为股改的保荐机构，在1月22日的《关于对长春经开解除“南部土地委托开发协议”事项的保荐机构意见》上曾指出:长春经开股份公司至多也只缺了一个没有召开股东大会的手续了，此言一出既有道破天机之感，让人不得不联想到这次股东大会召开的真实意图何在，设置障碍不方便中小股东投票的原因又究竟何在？

同样现象还出现在5月30日召开股东大会的华资实业身上，该公司召开股东大会的程序安排中也没有提及网络投票方式。华资实业地处内蒙古的包头市，因为参会成本的限制，诸多投资者显然是很难前往参加现场投票的，于是，有投资者便对此颇有意见。

而早在2007年11月，与华资实业同为明天系一员的西水股份也因为股东大会没有网络投票方式而被众多投资者反映到上交所和内蒙古证监局，最终结果是股东大会延迟，增加了网络投票方式。

客观地说，利用现场投票方式代替网络投票不是个别现象，但上市公司这么做却明显有违上海证券交易所2004年12月28日颁布的《上交所上市公司股东大会网络投票实施细则》。该细则第三条规定，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议案按照有关规定需要社会公众股股东单独表决通过的，公司应当为股东提供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

蹊跷的股东大会――2008年6月27日，太平洋证券在云南安宁市召开2007年度股东大会。这是一家上市不到一年便成为市场焦点的公司。本希望身处漩涡中的太平洋证券能够借这次股东大会给投资者们一个交代，但参会人士事后告诉记者，公司这次股东大会开得太蹊跷，会上对一些关键问题只字不提，对于股东的一些提问更是置若罔闻。

这次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是安宁市温泉镇是一个度假区，参加会议的股东人数为21人，代表了公司总股本的90%，超过13亿股股权。但实际坐在现场股东席上的股东，只有10人，而且大多数是该公司的高管和员工，偌大的会议室显得很空。其中中小投资者少得可怜，更不用说机构;参会的股东大部分都是太平洋证券的法人股股东代表。而会议的内容也是一些常规的，比如审议董事会报告、监事会报告、财务决算报告等等。

而最令人乍舌的是在公司公布的一份会议须知中，有条很特别的规定:“大会召开期间，如股东拟在股东大会上发言，应当先向大会会务组登记，表明您的发言意向及要点，并简要注明所需时间。”公司董事长王大庆还在会议上强调，股东若临时要求发言或者提问，发言内容必须与会议审议议案有关，必须得到许可，发言内容不能够超出本次会议的审议范围。

这次参会的少数外部中小股东事后都感到很无奈，这些额外的“公司章程”无疑都是霸王条款。且真正到了股东提问环节时，王大庆仅仅选择了一些普通的问题交给相关高管进行回答，而对于一些大家关注的焦点问题，该公司却拒不回答。

此类明显剥夺中小股东质询权的股东大会广泛存在于中国的资本市场上，只是太平洋证券的案例特别典型,其他上市公司不会如此嚣张而多选用敷衍作答，或答非所问等方式来面对股东的提问。

掺杂着种种乱象的股东大会在中国上市公司的历史上从来就不鲜见，曾经在非典期间，一些公司以“防传染”为由，简化甚至省略或者妨碍履行股东大会必要的法律程序，推延股东大会时间，阻止小股东发言;还有业内见怪不怪的“一人股东大会”现象;以及媒体监督权被剥夺现象，ST轻骑就曾把来赴股东大会的记者驱逐出场，真正“关起门来开会”;另外也有根据“经营者需求”肆意改变股东大会时间和地点等情况，青岛双星就曾将股东大会开到“荒郊野岭”去。

综观以上，国内股东大会的乱象根源或明或暗都指向一个――管理层或大股东能够肆意侵害中小股东的利益，满足自己的需求。这正是许多研究过股东大会的学者们提出的看法，然而，这些是否就是股东大会乱象的全貌？

事实恐怕远不止如此。

股东大会的另一面

血腥的股东大会――2007年12月31日，东北高速2007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按计划于当日上午10:30在公司办公楼五楼会议室召开。离会议开始还有10分钟的时候，前来出席会议的吉林省高速公路集团有限公司的股东代表王彦春，在进入一楼电梯后，被两名不明人士冲入电梯间用钢鞭殴打致伤。随后，股东大会延期至12:40举行，吉林高速亦更换了股东代表，在三名保安陪同下参会。接下来的会议进行得颇为顺利，所有议案均获通过。在随后召开的董事会上，来自黑龙江省高速公路公司的孙熠嵩当选为董事长。

作为主要股东的代表在自己的子公司内被殴打，这原本已经非常蹊跷，但事后有相关媒体进行追踪报道，却扯出了更多令人生疑的地方。首先，因为担心安全，东北高速为各位董事安排的宾馆房间，有些董事并未入住;其次，会前除了各位董事结伴进入会场，还有的一个预案竟是:如果发现形势不对，在会议召开前，会务组将把本次会议秘密转移到吉林高速的一个郊外会议中心举行。

客观地说，从1999年上市至今，东北高速一直饱受着无止尽的内讧、诉讼、丑闻的煎熬，这一次让股东代表头破血流的事件也不意外。

此次事件至今已过半年，但真相仍然扑朔迷离，没有人认为这是一次简单的意外袭击事件，但所有局内人对媒体均三缄其口或即使回答也多冠冕堂皇。目前仅知道的事实是，由于东北高速的“历史制度原因”导致其公司治理结构严重畸形，其中牵涉到黑龙江与吉林两省交通部门的利益争夺，公司人事权由外部人控制，而决策权却由内部人控制，发生股东代表被打得头破血流、董事不敢住公司安排的宾馆这样的事情也就并不奇怪。然而，真相究竟如何已没有人能说清，最后这出闹剧留下的是黑吉两省新上任的交通厅长，以及两市第一家非因业绩亏损而被“戴帽ST”的上市公司。

此外，类似的“血光之灾”还曾发生在2005年ST圣方的股东大会上，以及2007年末上石化股东大会200名散户与管理层的“武斗大戏”上，在这些地方，虽然许多所谓的“打斗”充满了戏虐和讽刺的成分,但关乎大股东与其他主要股东（而非中小股东）利益之间的明争暗斗凝聚在这常显沉冗的股东大会之上，即使看不见血光，却也能让所有人不寒而栗。

以下又是个最好的证明。

奇异的股东大会――2008年6月27日上午，在国美于前一天公开宣称撤销董事、独立董事提名后，三联商社2007年度股东大会在济南三联家电配送中心三楼如期举行。

而国美也并未像陈晓宣称的那样撤销提名、抵制股东大会，其代表人邹晓春在会议上两次发言，并对大会表决的12项议案中的10项普通议案均投了反对票。对于“累积投票”的董事监事选举，国美则予以弃权。

这是一起绝对令人看不懂的股东大会，他的最奇之处在于股东大会选举结束后一家公司的主导权居然由二股东（三联集团）掌握。

事情究竟是如何发生的？还是要让我们把时间倒推回到一天之前。

6月26日，国美的突然发难让原定的股东大会陡然生变。原来国美电器公开宣布，将不参加此次股东大会，并撤销了董监事候选人提名，并指出三联商社目前资产不完整，存在比较严重的隐患，将对投资者带来很大影响;三联商社原大股东、现二股东三联集团则表示，国美的做法和指责很荒唐很无理，并对国美收购三联商社的真实意图提出质疑。

作为旁观者来看，国美的行为确实匪夷所思，而其发难的问题也极其牵强、甚至无理，在6月7日已经启动股东大会程序、距股东大会召开仅有两天的时候发出这样的决定，实在太荒唐。

但国美这样做究竟为了什么？真相至今尚未揭开，但公开的理由之一还是出在股东大会的程序上面。

据国美的人称，“累积投票制”成为了国美抵制此次股东大会的理由。所谓“累积投票”，简单讲就是在表决权上一人可投多票;而国美想要在股东大会上进行的“直接投票制”则是指一人仅可投一票。很显然 “累积投票”的特点是，虽然大股东占有上市公司绝对多数股权，但小股东如果将选票集中在一个或数个候选人身上，则有可能战胜大股东。

由此，我们看到了一场没有血光的股东大会，却时时刻刻透露出硝烟和炮响。其实无论相互之间有多少次的言语相向，多少次的愤慨冲突，其根本还在于利益的争夺――这里的利益便是公司的实际控制权。“(即使)在国美撤销董监事提名的情况下，我们本来是准备投国美的。”三联集团总裁张继升在会后接受记者采访时说，“只是因为有关方面的要求，出于对上市公司负责任的态度，我们昨天晚上才做出决定，选我们自己。”

听到如此表述的时候，我们似乎可以看到无数丑陋、虚伪裹随在利益的周边翩然起舞，他们中的每一个人都竭力为自己带上一张正义与良善的面具，一场舞幕过后，有些被排挤出场，而有些则又新加进来，唯一不变的是歌乐不停，舞幕不止。

事实显示，国内股东大会的乱象绝不仅仅是上市公司大股东侵害中小股东这一种（最近上海证监局发出的通知就是专门针对中小股东扰乱正常的股东大会之用）。如何理解这些乱象？他们发生的深层原因又是什么？若要回答这两个问题，恐怕还要先回答另外一个问题:“什么才是真正可做榜样的股东大会？”

为求答案，记者采访了深圳榕树资产管理公司的董事长翟敬勇，他表示:“优秀的股东大会在国外应该以伯克希尔作为榜样，在国内则以万科参会人数最多，氛围最好，管理层也最坦诚。”

伯克希尔的盛宴

我们不是第一次听到伯克希尔的名字，当投资人李波说起在Public Bank的见闻时，使用的正是“大马的伯克希尔”这样的修饰语。

伯克希尔是以保险业为核心的投资控股集团，掌门人是家喻户晓的股神巴菲特，国内的中国平安在某种意义上与它相似。2007年伯克希尔位列财富500强第33位，恐怕是中国人最不熟知的500强公司了。如此一家公司的股东大会究竟有何特点？

记者采访了曾三次远赴美国奥哈马参加股东大会的日本投资者川上银一，川上银一随即对记者背诵了一段巴菲特在2008年写给股东的信中的句子:“我和查理每天都激情四溢，踩着舞步上班。但对于我们来说，没有什么能够比与股东们坐在一起参加伯克希尔的年会更有意思了，所以，记得参加5月3日在Qwest中心为投资者举行的年会――那可是咱们的伍德斯托克音乐节。”

“正如他（巴菲特）说的那样，这是一场股东们一年一度的喜宴，乃至盛宴。”川上银一说。

从参会人数上来看:几乎每年有将近2万人参与到伯克希尔股东大会中来，出席率高达股东总数的90%。今年5月3日举行的股东大会参与人数甚至达到了3.3万之多，这令国内任何喧嚣热闹的股东大会都相形见绌。

从大会氛围上来看:几乎每一次开会都成了一次名副其实的宴会。所有参加的股东都感到很快乐，原因之一是公司多年来的业绩稳定喜人，长期投资者都能有所受益;原因之二则是大家都打着学习巴菲特投资精髓的主意而来。他们时常将奥哈马的中央篮球馆挤得水泄不通，又使长达6个小时的股东大会笑声不断。这当然也要归功于巴菲特杰出的搞笑功底――每次出场都带有幽默的故事和令人意想不到的安排，在2006年他和公司的副主席芒格弹着吉他出场，而在今年他们甚至一起演了一出公司即将更换首席执行官的“假戏”来让在场的股东们“惊悚”一番。

从大会过程上来看:每一次开会几乎90%时间都用在了回答股东们的提问上。这一次又一次长达5到6个小时的漫长提问充分表现了企业家对股东（无论你是不是小股东）的重视与尊敬，他们将报答股东视为自己的天职，将诚实守信视为自己的本分。

类似的股东大会绝不是个案，通用曾经的传奇企业家杰克・韦尔奇是这样子做的，苹果现任的主席乔布斯也是这样子做的。

临时股东大会篇8

【关键词】 监事会制度； 独立董事制度； 职能

监事会作为我国上市公司的必设机构，公司法人治理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公司董事和经营管理层起监督作用。后来在公司实践中发现监事会不能对董事会的经营活动进行有效的监督。加上我国2005年修正的《公司法》对于监事责任的规定过于简单，不利于监事们切实履行其作为善良管理人所负的义务，使得监事会几乎成为一种摆设，进一步加剧了我国上市公司的治理失控，大股东侵犯中小股东利益。为了进一步完善上市公司的法人治理结构，促进上市公司规范运作，保护中小股东利益，我国从英美国移植了独立董事制度。中国证监会2001年8月21日颁布了《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指导意见》），2002年1月7日颁布了《中国上市公司治理准则》，对独立董事的任职条件、提名选举、职权等作了具体规定。中国证监会这一改革举措，得到了学者、专家以及公司的支持。但是后来又发现《中国上市公司治理准则》和《指导意见》中关于独立董事职权的规定与《公司法》对监事会职权的规定相比较，两种职权交叉重叠，上市公司实施两种制度也带来了颇多麻烦，加大了公司的监督成本，阻碍了上市公司健康可持续发展。那么本文是如何将重叠的职权进行划分的呢？

一、监事会制度与独立董事制度并存的职权冲突（图1所示）

（一）财务监督权重叠

《公司法》第五十四条第一款规定，监事会有权检查公司财务；《指导意见》第五条第2点和第5点规定，独立董事有权向董事会提议聘用或解聘会计师事务所、独立聘请外部审计机构和咨询机构，因此，二者都有权对公司进行财务监督。

（二）人事监督权内容和业务监督权重复

《公司法》第五十四条第二款规定监事会有权对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执行公司职务的行为进行监督，对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行为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公司章程时，可提出罢免的建议；第三款规定当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行为损害公司的利益时，有权要求予以纠正。《指导意见》第五条第1点、第六条第1点、第2点和第5点规定，独立董事有权对重大关联交易，提名、任免董事，聘任或解聘高级管理人员，可能损害中小股东权益的事项发表独立意见。由此可见，二者都有权对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行为和公司业务进行监督。

（三）召开临时股东大会的职能交叉

《公司法》第五十四条第四款规定，监事会有权提议召开临时股东会会议，《指导意见》第五条第3点规定，独立董事有权向董事会提请召开临时股东大会，于是两者在职能上也存在重复。

由此将同一职权同时授予了两个监督机构，《公司法》和《指导意见》都没有规定哪个监督主体的监督权起主导作用，引起混乱，造成两者之间职责不清、相互推诿，亦或争相监督，浪费管理资源，大大降低公司运行效率。然而，在制度设计上并没有很好地解决监事会与独立董事的有效对接问题。因此，无论是在立法上还是在实践中，都急需形成一套明晰的监事会与独立董事职权分配与协调机制。

二、解决监事会制度与独立董事制度职权冲突的措施（图2所示）

（一）加强监事会的财务监督，取消独立董事的财务监督

鉴于监事会制度具备经常性监督、事中事后监督与董事会外部性监督三个特点，具有事后检查和矫正的作用，并且监事会是与董事会平行的公司监督机构，重点关注公司内部审计工作、公司内部财务状况。因此笔者认为在财务监督方面，应强化监事会的财务监督，取消独立董事的财务监督权，将独立聘请外部审计机构的权力转移至监事会，进一步提高监事会各方面的专业技能，强化监事会的监督主体地位。

（二）强化独立董事的人事监督与业务监督权，撤销监事会此项职权

独立董事的监督主要是事前监督、董事会内部监督，且独立董事多数是由在业界有所成就的权威人士担任，能充分发挥其具有的行业、技术、企业经营管理等专长，在参与公司战略以及重大决策时，为公司的经营管理提供新方法、新思维，确保决策的正确性，并且还能为重大决策的依据、内容、程序的结果进行监督、制约和评价，以提高公司的决策水平。因此独立董事在公司的经营过程中有更加深入的了解，更容易发现存在的问题及潜在的问题，能够全面把握公司运行状况，确实保证管理层的目标与股东的目标相一致。因此笔者认为独立董事对公司的业务比监事会更加清楚，应当强化独立董事业务监督权。由于独立董事参与管理层的经营业务，所以对公司的人事监督也比监事会更到位，由《公司法》124条第2款职工监事来源于公司内部，于是在人事任免上就受制于董事会。如果董事会下设薪酬、提名等委员会的，独立董事占委员会二分之一以上的比例时，监事会对董事会的人事任免又受制于独立董事，由此而来，笔者认为人事任免权应该归属独立董事享有。由独立董事提名、任免董事，聘任或解聘高级管理人员。

（三）赋予监事会有权利召开临时股东大会

虽然《公司法》规定监事会有权提议召开临时股东大会，但是临时股东大会召集权握在董事会手中，监事会只有提议权，但多数情况下，董事会对监事会此项提议不予理会。因此，应赋予监事会召集临时股东大会的权利。当董事、经理阻扰召开临时股东大会的时候，监事会有权自行召开临时股东大会，以防止监事会在这项权利上被削弱。同时，独立董事也有权向董事会提请召开临时股东大会。由此而来，监事会和独立董事认为有必要召开临时股东大会的时候都有权自行主持召开。

综上所述，我国应根据实际国情，建立监事会制度与独立董事制度相融合的公司监督机制，当监事会与独立董事同时履行监督者角色时，两者职能应进行适当分权。笔者将两者的职权划分如下：将财务监督权归属监事会；业务监督权和人事监督权归属独立董事。独立董事和监事会都有权召开临时股东大会。这种分权模式使监事会与独立董事“你中有我，我中有你”，通过相互有效沟通融合，发挥两者最大的效力，促进公司可持续发展，实现公司价值最大化。

【参考文献】

［1］ 张鹏.独立董事制度与监事会制度并存的不足和完善［J］.法制与社会，2009（1）：273.

［2］ 董佰壹.论我国独立董事与监事会的冲突与协调［J］.河北大学学报，2008（5）：78-81.

［3］ 黄进.浅谈我国独立董事与监事会的职能分配与制度协调［J］.金卡工程・经济与法，2009（7）：183.

［4］ 罗礼平.监事会与独立董事：并存还是合一？［J］.比较法研究，2009（3）：87-92.

［5］ 王淑慧，董宁，周昭.我国上市公司监事会治理评价实证研究［J］.河北大学学报，2009（4）：61-6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