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代女性范文

时代女性篇1

2009年12月,契若娃以《女性时代》(Время женщин)获得俄语布克奖。该作品描写了上世纪60年代赫鲁晓夫执政时期居住在列宁格勒(即彼得堡)的公房住宅中女性的命运遭遇。作家安・阿尔耶夫称,契若娃是自评奖以来首次获得俄语布克奖的彼得堡作家,然而作者对自己的彼得堡作家身份并不非常在意,但她很高兴小说中叙述的彼得堡的历史引起关注。

以女性视角展开历史记忆

《女性时代》经由频繁转换的女性视角,描写自赫鲁晓夫时期至世纪之交这段动荡不安的国家历史,契若娃认为这是反思历史、挖潜过去的路径之一。契若娃将自己的笔触更多地投向存在主义和道德伦理等问题,通过塑造鲜活的个体和叙写具体的历史,着力关注个性家国、存在意义、自由与奴役,表现出典型的去国家化、去意识形态化和个性化的书写特点。有评论称,“现在自我中心说传统统治着俄罗斯文学――作者描写自己的世界观、自己的感受。而外部世界,则存在于怪诞的基调之中。叶莲娜・契若娃的长篇小说既描写外部世界和内部图景,又描述二者之间紧密的彼此结合”。作者以现实主义手法将湮灭在历史尘埃中的女性历史记忆以文学影像的方式呈现在读者面前。

《女性时代》的主角是三组分属不同年龄阶段、社会阶层、文化思想、处世理念的俄罗斯女性:代表俄罗斯民族传统文化的格利克里娅大娘、叶甫多基娅大娘和阿里阿德娜大娘;代表苏联时期文化传统的女工安东尼娜・别斯帕洛娃;代表俄罗斯传统文化、苏联时期文化和当代文化结合体的小女孩休珊娜。小说主体和故事内容即由这些女性在不同年代的不同遭遇组成。美丽的安东尼娜・别斯帕洛娃涉世未深,从外省来到列宁格勒(即彼得堡)工厂工作。她和三位“革命前”出生的老大娘共住,受到一个放荡不羁的列宁格勒人的诱惑,安东尼娜生下女儿休珊娜。不久安东尼娜得重病去世,三位心地善良的老人决定集体抚养休珊娜。三位老人的名字带有旧俄时代的典型文化印痕,在苏联时期显得陈旧落后,与新时代文化氛围格格不入;她们的亲人或在战争中牺牲,或惨死集中营,或在大清洗中冤死。在艰难的生活中,她们共同经历了一系列个人遭遇,也见证着社会变迁和历史嬗变。休珊娜在六岁前一直哑然不语,默默凝视、倾听着成人世界。从情节隐喻角度来看,这无疑具有深层次的社会影像和文化内涵,一如作者所言:“一方面,这是一种默不作声,它包围着人们的生活。另一方面,我必须说明理由,为什么老太婆不怕在她面前谈论真理。”老人以传统的俄罗斯民间教育方式抚养休珊娜,教给她最重要的本领是――缝纫、编织、绣花。倘若视生活和人生为散乱的碎片组合,休珊娜学到的是以平和的心态和莫大的勇气,弥合动荡人生中世事的沧桑和人情的冷漠,连接生活片断和人生记忆,对其进行修饰升华。这一方面是在高压政治制度下的生存能力,另一方面也是用语言表达自我思想的能力。最终,休珊娜终于成为一位艺术家。休珊娜在三组女性形象中占据中心地位,正是她的成长经历和见闻感思,继承了老大娘所代表的历史传统和文化遗产,延续着苏联时代文化的血脉,而且对十月革命前后和苏联解体前后不同时期文化形态进行反思和批判性认知。

颇具吊诡意味的是,尽管俄罗斯女性付出艰辛努力并取得巨大成就,但在20世纪俄罗斯社会的发展和转型、文化的变迁与传承却鲜有女性时代,文学史也很少对女性的付出予以历史书写。对此,契若娃认为:“从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经过20年代、惩罚磨难、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及更多的岁月,当女性团结一致,男性落荒而逃时,她们只能把巨大无比的重担扛到自己身上。不仅要在思想上教育孩子,还要给他们传授某种世界观、道德观和历史记忆。”作者承认,当她选择作品的中心主题时,总会想到那些影响人民性格和自我感受的对国家命运有影响的重要阶段。由此,通过《女性时代》的多样叙述和多重话语,作者探讨着俄罗斯女性在历史进程中的地位和贡献,体现出较鲜明的女性文学特征与女性主义特质。

复调叙述的呈现

在《女性时代》中,作者并非以内化的“我”的口吻和视角叙述情节,而是借用死在封锁期间的曾祖母、祖母和在1937年至1938年间牺牲在列宁格勒的父母的视角和角色来讲述故事,呈现和反思历史。小说带有比较明显的作者生活痕迹,但《女性时代》绝非自传性的作品,而是一部真正意义上的虚构艺术。契若娃在接受《立场》报记者的采访中指出:“自传性只表现在,在那个年代我也是一个小女孩儿,听过所有这些传说……而且,在世界上我曾经害怕所有集体性的东西――我的父母将我隔绝于此。”

小说中女性叙述者的声音和角色经常转变,在曾祖母、祖母、母亲、女儿和老太婆之间游离突转。即使当休珊娜沉默时,思想仍然由斜体字母来传达。由此,小说在一定程度上也体现出新现实主义和魔幻现实主义的艺术色彩。小说叙述视角的频繁转换与跳跃,不同风格话语层次的流变和突转,也造成语言风格和文体辞貌上的多姿多彩,形成人物感情上的千变万化。诚如作者所言:“我试图弄明白大多数童话的本质。因此,在自己的小说中我特意将日常叙述和童话语言完全结合起来。以一个家庭的女性――曾祖母、祖母、女儿和孙女为基础,我努力把童话叙述主旨纳入其中,目的是为了明白苏联时期对我们意味着什么,为了看到从一个世纪到另一个世纪的文化承继。”与叙述视角的转换相对应,《女性时代》将宗教语言、民间故事、俚语俗语、古斯拉夫语等旧有语汇,与苏联时期的官方语言、主流语汇、意识形态用语等时代新词巧妙结合起来,使小说呈现出一种内在呼应与潜对话的“多声部的复调效果”,在相当程度上形成语言修辞上的复调特色和狂欢景象。布克奖评委会主席谢・甘德列夫斯基说:“我认为,现今的文学时代接的是过去时代的班,标志着一个文学和文学研究彼此结合的长时期的结束。这个时期是富有成效的,我完全不是在批评意义上使用术语‘后现代主义’。然而,现在……仍然有传统理解中的文学作品参与其中。叶莲娜・契若娃的长篇小说向我展示的,难道不是最高的艺术性?”

女性文学的变迁

苏联解体后,俄罗斯女性作家普遍在回归文学退潮、侨民文学衰退、异样文学疲惫前后陆续登上文学舞台,占有不可忽视的地位。她们以细腻的文笔和敏锐的感受展示了女性作家的巨大能力和强劲创作力,并迅速进入当代俄罗斯文学史。

普遍说来,女性作家在苏联时期受过良好教育,有着健全而扎实的知识背景;在上世纪80年代末登上文坛,有着多年的创作经验;通过描写家庭来反映社会问题,表达女性独有的情感体验。她们普遍以严肃审慎积极的态度,直面现实关注人生,改变着当今俄罗斯文坛的性别结构,与男性作家一起,影响当今俄罗斯文学的嬗变发展。其中,家庭主题在当代俄罗斯文学中出现得极为频繁,尤其是女性小说中。女性文学对个体的悲悯、对家庭的关注、对情感纠葛和个体体验的迷恋,是与特定时期的社会氛围分不开的,是在社会时代背景下来展开其形象书写的,其兴起在很大程度上契合了当代俄罗斯的时代文化精神。

时代女性篇2

在美的意识形态中，主要意向是把女性人体分解成美的细部，主要是胸、胯股和小腹。这一意向必定会在时装别鲜明地表现出来。不仅如此，其实也只有时装能够贯彻这个意向，因为惟有服装能够强调或者摧毁人体的和谐统一。

要符合时代精神去表现女性人体分解而成的各部位的美，以前的手段已经不行了，必须设计出崭新的手段。这一手段也确实找到了，这就是高跟鞋。乍看来，高跟鞋在服装总体中的作用是微不足道的，然而它在这一领域却是最具革命性的成果之一。

高跟鞋开创了一个全新的时代，即强调人体部位的时代，我们至今还生活在这个时代，而且还享受着这个时代的成果，所以必须首先谈它。《漫画中的女人》一书谈到了高跟鞋对于显示女性人体的意义。其中说：高跟鞋代替了举止风度；肚子收缩了，胸挺了起来；为了保持平衡，得挺直腰，因此骨盆隆起了；膝盖的状态使步态更加矫健活泼；挺起的胸似乎更加丰满；胯股的线条更加挺拔，形状更清晰更具有弹性。

这些部位不仅显得更有活力，而且某些都位尤其是胸的活力同性生活有紧密助联系，所以它们对情绪的影响特别具有性。这种活力，不仅在看见活生生的女人时可以领略到，在观赏许多著名艺术品时也可以感受到。如果艺术家要强调这些特殊部位的美，或者这些部位的美是他们艺术再现的主要任务，那么，艺术家让脚采取的姿势总是完全符合脚穿有跟鞋的姿势。我们举出美臀维纳斯雕像或者鲁木斯的《三美》这样一些家喻户晓的作品，就足以说明。由此可见，人们是让高跟鞋的临时状态具有经常状态的样子。君主专制时代和它的寄生文化十分希望女性始终给人充满性活力的印象，所以这个时代找上了高跟鞋。为了说明高跟鞋造成的举止风度不同于中世纪或欧洲文艺复兴时期，可以举出那个时代大多数的时装画证明，特别是丢勒和荷尔贝因的画。

采用高跟鞋，出色地解决了时代的主要问题，即破坏人体的和谐，表现各部位的美。人为地突出胸和骨盆，等于是公开展览这些部位，其作用相当于标语；女性仿佛是在对男人说：请欣赏这些美吧，这是我身上最有意思的，是我最想叫你看的，等等。确实，男人首先看在眼里的正是这些部位，它们最吸引他的视线，他常常只看到这些部位。

鞋跟史中几个具体的日期，可以证明我们所谈的问题是君主专制时代特有的问题。16世纪末以前，人们只穿平底鞋。高跟鞋的出现，始于17世纪。不言而喻，高跟鞋不是一下子形成的，而是长期演变的最终结果。它的前身是奇形怪状的高跷鞋，据说是从摩尔人那里流入的。然而我们在其他国家也发现有类似的鞋子底架，例如在意大利，那里叫做Zoccoli。这种鞋子的底架有时极高（据说在威尼斯竟高达三十至三十八厘米）。

关于高跟鞋，人们最了解的目的，是帮助步行的人在污秽的街上行走而不致弄脏鞋子。必须注意，当时任何地方都没有人行道，街道甚至大多没有砌石子，最多只有几条大街才铺路面，其他的街巷一年四季泥泞不堪，一下雨，泥泞竟变成一大滩一大滩深水塘。我们知道各个城市的状况，说是常有马匹陷进泥坑，污泥漫到膝盖，有时牲畜和人掉进泥坑，竟死在里面。直到16世纪，住户还是随手把垃圾倒到门外；只有少数房子有厕所，人们一般就在街上大小便。所以即使在铺路面的街道上，也是污水漫溢，只有某些地方才能通行。到18世纪还是如此。从伽尼耶的版画中就可以看出。他有一幅版画描绘了当时常见的情景：一个强壮的小伙子把一位闺秀驮过雨后的污水，靠这谋生。

在这种情况下，鞋子的底架是必需品，它的应用是可以理解的。但，一切同女装有关的东西都要被女性用于女性特殊的利益，这鞋子底架也成了更有效地突出某些线条的相宜的手段，利用这个手段，她能把自己的形象搞得更加高大从而更加辉煌。

最早的高跟鞋很笨，不仅有图画为证，收藏在各家博物馆里的17世纪初的鞋子实物更是叫人眼见为实。然而，很快出现比较精致的后跟。人们学会了使用他们为了实现特殊目的而发明的手段，并且让它物尽其用，所以直到今天还不断对鞋跟做种种实验。鞋跟一方面可以使形体看起来更加高傲更加威严；另一方面可以使脚显得较小。为此，只需将鞋跟稍稍往前移一些就行。这些手法越来越巧妙，越来越讲究。每个阶级每个集团都把鞋跟看做最能表现自身本质、自身特点的手段。上层市民阶级妇女的鞋跟不同于贵妇或娼妇的鞋跟。鞋跟最早宽而笨，逐渐增高，到后来高得没法走路，只能跳跃。

在路易十四时代，鞋跟高十五厘米。这个高度几乎保持到法国大革命。女士们穿这样的鞋子，给人以什么印象，从卡萨诺伐回忆录的一处记载中可以看出。卡萨诺伐说，他有一次看见法国宫廷命妇从一个房间跳到另一个房间，像一头头拱腰驼背的袋鼠。女士们如果想保持身体平衡，只能采取这样的姿势。

最初，男人和女人都穿这样的高跟鞋，因为他们都有同样的需要，不过，高跟鞋对于女人要重要得多，这大概是没有必要去证明的。虽然男人的鞋跟有时也极高，但只有女人的鞋跟才达到上述令人咋舌的高度，而实验者的注意力主要也是放在女人的鞋跟上。

高跟鞋主要是为仕女们服务的，它的盛行正是在君主专制时代，由此可以证明它是女性时代最主要的手段及最典型的象征之一。某个时期的鞋跟相对高度简直可以作为衡量该时期女性统冶强弱的尺度。女性在统治阶级社会生活中越是被人作为色情的化身而膜拜，鞋跟也就越高；当女性统治达到极点、无以复加的时候，亦即在路易十五时代，“及时行乐”、“我们死后管它发不发洪水”的原则成为唯一的宗教，此时鞋跟的高度简直叫人瞠目结舌。

面对这些无可怀疑的事实，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把女性扶上尊神的宝座，是发明鞋跟的必要前提。同时，鞋跟也证明了男子的失败，是他们自甘沦为奴隶，一心顺从肉体享受的愿望。

鞋跟后来的历史可以让我们检验我们的说法是否正确。随着女性在社会和国家中统治地位的丧失，奇形怪状的鞋跟也必定会消失。事实也确实如此。不过不是永远地消失，当社会上又出现类似意向时，例如在第二帝国时代的法国，在靠色相来实现主要生活利益的集团和个人中，即在上流社会妇女和娼妓中，鞋跟始终高得可笑。把履行性享乐工具功能视为首要任务的妇女，或者愿意超常履行这功能的妇女，都一贯使用高鞋跟。

每当女性作为个人或阶级自觉地成为人的时候，她们总是会减小鞋跟的高度。因为只有这样，她们才会成为整体的人，而不再是胸、小腹和胯股的机械结合体，即不断作用于男子性情绪的性生物。

时代女性篇3

40年悄然完成的性别革命

美国总统奥巴马在接受NBC访问的时候承认，他们家现在已经不能算是典型的美国家庭，白宫生活杂事都有人打理，不过五六年前，他和夫人米歇尔也常常因为家庭劳逸不均的问题需要沟通。米歇尔经常抗议，为什么孩子生病的时候，永远都是她得请假去接小孩看医生。奥巴马表示，他发现，现代男性在家务分担上还是过分被动，他也曾经是凡事指望老婆的那种先生。奥巴马说，他还在学习， 如何做一个更体贴和主动的丈夫。他承认他有很大的努力空间，米歇尔对家庭的牺牲还是超过他。

作家盖尔-柯林斯在新书《一切都在改变》中称：“美国性别革命发生得太快了，在男女双方都没反应过来前，这场革命就已经结束了。”不过部分美国的女权运动人士认为，美国的性别革命并未结束，“玻璃天花板”依然存在， 而且在男女同工同酬上，女性争取平等权益的路依然漫长。

研究报告称，女性在经济上的收入倾斜了传统家庭收入的天平，也使女性的收入在提高家庭生活品质上占据了重要的位置。女性经济地位重要性的提高最直接的影响是改变了美国的社会游戏规则。

美国女性这种地位的变化对美国的男人和女人意味着什么？美国的学者认为，美国的性别战争已经结束，在对待工作、家庭、家庭责任、照料儿童和年长者这些家庭问题上，美国的男女已处于男女要共同协商、相互尊重和共同负责的阶段，男权主义已难以占据上风。

女性多为家庭财务计划者

美国调查公司和高端技术市场研究机构所作的调查显示，65%的受访女性称，她们是家庭财务的主要计划者，71%的受访女性将自己称之为“家庭会计师”。女性在家庭中做出75%的购物决定，女性比历史上以往任何时期都控制着更多的财富。盖洛普的一项民调曾显示，如果一个家庭是丈夫一人工作赚钱养家糊口，那么在如何理财和决定家庭消费支出上，妻子和丈夫有着同等的决定权，虽然妻子不赚钱，但却拥有管理钱财的足够权利。在这样的家庭，丈夫可以独立决定家庭支出的三分之一，妻子也可以独立决定家庭支出的三分之一，而余下的家庭三分之一支出则是丈夫与妻子共同决定。而在夫妻都工作的家庭，如果妻子的收入高于丈夫，在决定家庭支出上，妻子的权利远远高于丈夫。在这样家庭妻子对家庭的支出和钱财管理说了算的比例要高出丈夫一倍。研究结果表明，在家庭中妻子赚的钱比丈夫越多，妻子在决定如何花钱上就越有发言权。

美国性别版图改变的迹象随处可见，目前美国购屋的单身女性是单身男性的两倍。十分之四的女性是家庭的经济支柱，成为养家糊口的主力。三分之二的家庭女性已成为肩负生活生计的主要之人和共同担负人。女性的购买力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强大，她们的选择范围也更宽广，女性对家庭的责任也有着更大的发言权。

美国知名记者贾西亚在他的《男性之式微》一书中评论说，今天男性所固有的光环已破碎，自尊心丧失。如今不少家庭是家庭主妇赚取丰厚的薪水，承担养家糊口的重任，而过去的一家之主现在成了“家庭主男”，带孩子、做家务，烧饭、洗碗。

教育推动美国走向性别革命

越来越多的美国女性成为负担家计的主要之人，许多女性将教育视为获得机会和更好收入的桥梁。更多的女性，不论其背景、阶层如何都快速地加入接受高等教育大军的行列。低收入的母亲受益于社区学院的低廉学费，也能接受大学教育。在今日的美国，获得高中毕业文凭的人群中，女性占了52%；获得大专学位的人群中，女性占了62%；获得大学学士学位的人群中，女性占了57%；获得硕士学位的人群中，女性占了60%；获得职业性学位的人群中，女性占了50%；获得博士学位的人群中，女性接近一半。

当然，女性在接受大学高等教育时对专业的选择出现了一些新的变化，如今更多的女性进入商学院，在商学院大学本科毕业生中，有一半的毕业生是女性。同时，大学本科生物和医学专业毕业生中，女性占了62%，这比20年前增加了一倍。在博士学位上，女性与男性仍有一段差距，生物科学专业博士毕业生中，女性占49%。2006年，美国自然科学和数学专业博士毕业生中，女性占30%。计算机科学专业博士毕业生中，女性占22%。工程专业博士毕业生中，女性只占20%。

教育提高了美国女性的收入，但是性别上的不同使得女性在接受各种程度教育后都与男性存在着差距。女性接受教育的程度和所学专业对其职业生涯中的收入有很大影响，即使是大学毕业女性往往是在中低收入的职业就业。例如，在注册护士中，91.7%的就业人员是女性。中小学教师中，81.6%是女性。在幼儿园教师中，97.8%是女性。

如果对比今天和30年前美国女性与男性在收入上的差距,应当说这一差距在缩小,但仍有改进的空间和必要。1979年，美国高中文化以下女性的收入只相当于同等学历男性的58.3%，2008年上升到相当于75%。1979年，美国高中毕业的女性收入只相当于同等学历男性的58.6%，2008年上升到相当于75%。1979年，美国大专毕业的女性收入只相当于同等学历男性的66.4%，2008年上升到相当于79.4%。1979年，美国大学毕业的女性收入只相当于同等学历男性的67.9%，2008年上升到相当于78.8%。1979年，美国硕士以上学位毕业的女性收入只相当于同等学历男性的74.1%，2008年上升到相当于77.2%。

调查表明，增加女性收入是降低贫困率的一个有效方法。例如在美国同一个地区工作的女性，她所接受的教育程度、年龄、工作时间长短和工作职位与男性都一样，如果她的薪水与男性相同的话，这名女性的年收入就会增加4000美元。一旦美国工作女性的收入与男性相同，美国的贫困率就会下降一半。

“女性经济”崛起改变社会游戏规则

有关研究报告称，女性在经济上的收入倾斜了传统家庭收入的天平，也使女性的收入在提高家庭生活品质上占据了重要的位置。女性经济地位重要性的提高最直接的影响是改变了美国的社会游戏规则。

在经济不景气时期，女性优于男性更为明显。美国劳工部的统计数据显示，在2008年至2009年经济衰退所导致的失业潮中，数以百万计的美国人失去工作，而男性失业的几率是女性的3倍。

美国女性接受高等教育人数的增多，促成了女性角色和社会地位的最终变革，这种变化是巨大和影响深远的。今天美国男性和女性在社会、家庭中的位置开始发生180度的转变，这与50年前的情形犹如天壤之别。

在女权运动的影响下，女人不靠男人也会生活得很好的概念已被社会接受，女人只有嫁给有钱人才能生活得好的观念不仅落伍，而且也会被人们特别是女性瞧不起。“白毛女为了过好日子只有嫁给黄世仁”这样的情形，美国女性一般不会接受。美国女性在其成长的过程中，越来越崇尚独立、自主、自强。

不仅女性自己看得起自己，连一部分美国男性也把女性的独立、自强看成是现代女性的特征。在现代社会中谁应当对家庭负有最大的责任，是家庭主男还是家庭主妇？美国55%的女性强烈认为在夫妇都工作的家庭中，女性仍然对家和家庭负有最大的责任，而赞同这一观点的男性仅占28%。在美国各族裔中，认为女性对家庭负有最大责任看法的人数比例有所不同，拉丁裔为54%，非洲裔为52%，白人仅为38%。在照顾孩子上，似乎天生就是女性的责任，美国69%的女性认为，她们在照顾孩子上面负有主要的责任。但美国男人对此有异议，43%的男性将照顾子女的责任归到女性身上，13%的男性认为男性自己对照顾孩子负有主要的责任，40%的男性认为照顾孩子的责任应该由夫妻两人共同承担。

美国89%的男性及女性对一个家庭中女性赚钱比男性多这一现象表示欣然接受，当然女性与男性在生理上有差异，在职场上女性要想获得高收入不一定要成为“女强人”。接受更高程度的教育，才能保障女性有效地进入美国的高收入行业。

对于女性是否必须成为职场“女强人”，也就是表现得更像男人这种观念，不论是男性还是女性，大多数人都不赞成。74%的男性及71%的女性拒绝接受女性在工作场所必须表现得更像男子的这种观念。

对于女性在职场上的作为，美国男性和女性观察的角度有所不同。男性侧重于他们的感受，女性偏向于独立性。71%的美国男性说，他们比其父辈对女性在家庭之外工作感到更习惯，而70%的女性说，她们比其母亲在金钱上对其配偶的依赖性要少。

女性地位的提高是否意味着男性在两性战争中败北？美国62%的男性及58%的女性不同意这种说法。女性社会地位的提高不意味着母系社会的“回光返照”，而是男女在社会、家庭中的角色重新定位。当然女性越来越多地承担起家庭收入、养儿育女的责任，找工作女性比男性好找，收入也开始与男性接近，有些职业女性的收入甚至高于男性，这让男性也有点自卑了。美国年龄在65岁以上的男性中有超过三分之一的人表示，男性在当今社会已经不再知道他们扮演的角色是什么了。当然年轻人的这种感觉比其父辈要弱化很多，年龄在18~29岁的男性中，持这一观点的人占25%。

职场母亲让女性里外当家

30年前，美国劳动大军中女性只占三分之一，现在女性在劳动力大军中的人数几乎达到一半。女性就业的增加并没有增加性别间的冲突或竞争，相反，75%的美国男性、77%的美国女性将女性就业增加现象看作对社会是有益的，仅有19% 的人认为女性就业增加对社会的影响是负面的。

一个女人结了婚、有了孩子，很多男人们最喜欢内人做贤妻良母式的女性。成为母亲的女性进入职场自然要比男性以及未婚的女性压力要大、也更辛劳。那么美国人是如何看待在职场上打拼的母亲们的呢？74%的男性及84%的女性认为，有孩子的女性与没有孩子的女性一样会认真工作。有72%的黑人女性强烈赞同这种观点，而持赞同观点的白人女性和拉丁裔女性分别为55%和57%。

女性不仅要在外工作，回到家中还要照顾家庭、照料儿童、收拾家务、围着锅台转，这一切似乎是天经地义。丈夫呢？吃过晚饭、坐在沙发上看电视成了他们的基本事情。不过在照料孩子上，男女两性的看法大致相同。如何解决工作和照料孩子的矛盾，54%的女性表示希望有更多的弹性工作时间，而男性占49%。

54%的男性认为职场母亲与孩子要建立一种亲密和稳固的关系较家庭妇女要更为困难，但有56%的女性却认为这一看法不对。

时代女性篇4

关键词：古汉字　女性　母系民族社会

众所周知，文字是记录语言的符号系统。从符号学的角度视之。符号可分为有理性和无理性两种。人类用字母记录词语读音的拼音文字是无理性符号，它除了书写语言、表达概念外，本身毫无意义。而历史悠久的方块汉字，它除了具有书写语言、表达概念的基本功能外，还具有表达复杂文化意蕴的本质特征。著名语言学家刘又辛先生指出：“汉字是一种有理性的符号……从符号本身可以理解其用意。”换言之，汉字能以其特有的表意属性和奇特的形体构造显示出独特的文化意蕴。从汉字的形体构造上，我们可以或多或少地窥见先民造字的理据。

原始社会应该说是人类社会的开端，而这个时期也是人类历史上最长的阶段。母系氏族社会是原始社会的早期状态，而女性就是这个时期的主宰者。

母系氏族社会时期，生产力水平极其低下，人们共同劳动、共同生活、平均分配，氏族内部出现了简单又合理的社会分工：老人照顾孩子，男子狩猎、征战、防御野兽，妇女采集植物、缝衣做饭、生儿育女，还负责氏族之间的物物交换活动。男子在狩猎时风险比较大而且收获也很不稳定，氏族成员要忍饥挨饿；征战更使青壮年男子损失较多。总之，男性的社会分工状况使男子在两性对比中处于劣势，只有回到女性的身边才能填饱肚子，才能得到安慰和心理依附。和男子相比，女性的社会分工保险系数更高。妇女在采集时收获颇丰，因为在当时条件下，人口稀少，植物资源极其丰富，因此收获相对稳定。所以，她们在氏族中有很高的地位。在某种意义上说，她们掌握了氏族的生存命脉，没有她们，氏族将不复存在。

原始社会处于人类的婴儿期，人们的意识尚处于朦胧状态，还不知道性生活和生育之间的因果关系。他们看到这样的现象：大地可以生长植物，女人可以生出孩子。但他们对大地为什么能够长出植物，女人为什么会生出孩子却一无所知。他们感到大地和女人都有一种神秘的力量，这种神秘力量就是生育力，于是把女人和土地都当作神来崇拜。当我们追溯到世界历史的源头时，会发现当时所崇拜的神几乎全是女性。古巴比伦的伊西塔，古希腊的盖娅，古埃及的伊西丝等，都是君临世界、主宰一切的女神。女性在原始社会因拥有神秘的生殖力量而拥有崇高的地位，受到人们的崇拜。在早期的文字中，也保存了女性成为“女神”的影子。下面就例举几个汉字来诠释。

1　母

甲骨文和金文中的“母”都是在其最初的字形“女”字的基础上增添了两点代表。藉以突出“怀子”或“乳子”的特征。这个字的形体特征告诉了我们这样一个文化信息，即母系氏族社会生殖崇拜时期女性的地位。女性的在生殖后特别地膨胀起来，“母”字正是抓住这个特征而形成的，也正好说明了女性在生殖后受到人们的崇拜和景仰。这种形体上的结构方式巧妙地联结了女性和“给予生命”之间的关系，突出了母亲在氏族的每个人的观念中难以表达的崇尚之情。

《说文・女部》：“母，牧也。从女，像怀子之形，一日像乳子之形。”段玉载注：“以叠韵为训。牧者，养牛人也。以譬人之乳子。引申之凡能生之以启后者皆日母。”同时，“母”也是对女性的美称和尊称，是人们对母亲生养功德的肯定和赞美。王国维认为女子称某母，犹男子之称某父，乃美称也。在上古之时，人类的繁衍生息是第一位的大事。因为女性能为人之母，哺育后代，所以受到崇拜。

2　姓

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姓氏是区分人类血缘与族群关系的文化符号，姓氏把一个个不同的家族群体区分开来。对于任何人类个体，姓氏与生俱来，并将终生相随，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姓氏对于中国人来说不仅仅是一种符号，更是一种代代相传的文化徽章。无论你身处何地，只要见到同姓之人，即刻就会产生一种天然的亲切感。姓氏就像一条无形的纽带联系着同一姓氏的人们。在中国人看来，姓氏是祖宗所赐，是一个人尊严的表现，尊重姓氏便是尊重祖宗和自己。

“姓”由“女”“生”二字会意组成，表示由女性来定血统关系，可见古代女性作用之大。对女性产生崇拜的原因之一是女性具有生育能力，这从“姓”的古文字形可得到旁证。汉字残存的古意也与女娲的传说相契合。这种现象使我们有理由相信，古汉字所凝固的不只是单纯的词义而已，透过表层的词义，还有我们这个民族厚重的文化和心理积淀。我们古籍中保留至今的最早一批古姓，如：姬、姚、姒、妫、姜、娄、赢等，大多以女字为偏旁。这一文化现象标志着古代女性曾经有过的辉煌。而“氏”字，源于父系氏族社会，比“姓”字出现得晚，是指从属于“姓”的派生氏族支系。如我们熟知的黄帝轩辕氏，是从属于母系的姬姓部落的；炎帝神农氏，从属于岐山东姜水一带的姜姓部落；虞舜出自母系的姚姓，夏禹出自母系的姒姓等。我国周朝时，还是女称“姓”，男称“氏”的，但到战国后，就“姓氏”联称了。原来表示以母系定血统关系的“姓”，也变内涵而同于“氏”了。子女的姓，也就由原来的依母“姓”，而改为依从父“姓”。如：本是姬姓始祖母后代的轩辕氏，取代了始祖母的地位，而成为姬姓始祖，并被尊称为黄帝。神农氏则取代了原姜姓始祖母的地位，而成为姜姓始祖，并被尊称为炎帝。

到了父系社会之初，男子虽是氏族首领和英雄，但传说中的英雄多是借母亲和上天之力创造的，这也同样反映了先民重母轻父，崇拜女性，因此造出了一个从“女”从“生”的“姓”字。正是由于从母姓不知父，上古之人想出了“感生”之说，在许多文献资料里都载有这样的神话传说：传说中神农之母看见一条神龙，心中感动因而孕生神农；黄帝之母看见电光绕着星斗，心有所感因而孕生黄帝；虞舜之母感于天上枢星幻化的彩虹，因而孕生虞舜；商祖先契的母亲简狄吞食燕卵而致孕，最后生下契。在这些传说中圣哲们的父亲都是子虚乌有的神怪，这正是“但知其母不知其父”的曲折反映。这些圣人并非没有父亲，只不过当时人们在观念上没有形成父亲这个概念，在生活中找不出谁是自己的父亲。这种感生神话其实是女始祖崇拜的表现形式及其遗留。

这种“感天而生子”的事例，并非汉民族文化所独有，在许多民族的传说中也有体现。土家族神话中说，洪水过后，只剩下罗子罗妹兄妹二人，罗妹吃了两颗红艳艳的樱桃，觉得心里一动，就怀了孕。白族的“金龙报仇”故事说，一个姑娘吃了一只河里漂来的桃子后怀孕生子了。这些传说初看都带有神话的色彩，但反映的正是母系氏族社会里人类繁衍的历史痕迹，是“只知其母不知其父”的历 史真实的一种折射。

闻一多论述神话的作用时曾说：“夫今人所视为迷信者，即古人之科学；今人所视为神话者，即古人之历史。古代神话之存于今者，其神话色彩愈浓，其所含当时之真相愈多。此中无所谓荒诞不经，更无所谓作伪也。――盖历史为人类活动之记录，神话则其活动动机之口供，由历史可以知其然，由神话更可以知其所以然也。”(为陈梦家《高C郊社祖庙通考》所写跋)由此可知，史前文化往往是由神话保留下来的，而上述这些神话，就证明了古代以母姓为姓的原由。

对我国西安半坡、临潼姜寨等典型的母系氏族村落的文化研究也表明：集会、议事、宗教等公共活动由辈分较高的妇女主持，女子死后葬于本氏族公墓，男子死后则归葬于原属氏族公墓，子女只能跟随生母。

3　好

在母系氏族时代，氏族实际上是一种血缘集团，因而氏族首领的地位最初是由其生育繁衍后代的功绩奠定的。一个氏族的首领虽然未必是所有氏族成员的直系血祖。但她的儿孙在氏族中所占的比例则必是他人所不可企及的。在中国早期社会，以母系血统计算世系，形成母系氏族社会，并对女性存有神秘感，社会极力崇拜女性。闻名久远的女娲更是先民推崇倍至的造物神，她用五色石补苍天，断鳖足立四天之极，充分显示了她在神话时代的至尊地位。

下面就通过“好”字来分析一下古人对女性生育的赞美崇拜的心态。

“好”的甲骨文字形很像双手搂抱婴儿哺乳的母亲形象，表现了华夏先民对女性在“人的生产”这一巨大功能上无限崇拜的文化心态。但对这两个会意部件之间的关系，却有着多种不同的理解。最普遍的意见，是认为“女”“子”为限定关系，如《说文解字》段玉裁注：“好本谓女子。”意思是“女之少者为好”。也有人认为“女”“子”为并列关系，其造字意义为“男女相好”。这些分析都有以今律古的毛病，刘志基先生认为，“好”字中的“女”“子”应当理解为主谓关系，即“女有子”或“女产子”。其理由是，从字形看，甲骨文“好”字“女”“子”两个部件虽有不同位置、不同方向的构形，但都有一个非常明显的共同点，即“女”大“子”小，这种关系无疑是为了表明“好”中之“女”，是一个成年妇女的形象，而“子”则是一个婴儿的形象。从字义看，“子”的本义与字形(突出头部比例的小儿)相符，是婴儿之义，而其“男子美称”之义则是后起的。从“子”得义之字多与小儿之义有关，如“孺”(孩子)、“孤”(幼而无父)、“孙”(子之子)等。由此可知，“好”中之“子”，不会是能与女人相好的大男人，而只能是“女”生产未久的乳臭小儿。我赞成刘先生的观点，因而“好”字最初是指先民对妇女生育能力的肯定，后来这种朴素的审美意识逐渐引申，表示女子非常美丽，现在“好”则泛指一切美好的事物。

根据殷墟卜辞的记载，殷王武丁诸妇中有一人名叫妇好，妇好为什么名叫妇好，从以下卜辞中可以窥见其奥秘：

乙丑卜……翌庚寅妇好不其冥。一月。(《殷墟书契续编》四・二九・二)

戊辰卜……妇好冥，不其劝。五月。(《殷墟书契续编》四・二九・二)

王贞：……好冥……佳甲冥……。(《殷墟书契续编》五・十二・三)

以上诸辞中，妇好后都有“冥”字，“冥”字是“娩”字的假借字。所以以上卜辞都是卜问有关妇好生育的有关事宜。由此可见，妇好是一位生育较多的王妃。殷人之名，多因事、德而得，那么妇好得名则是因其多产，这就可以确定“好”字的本义的确是女子生育。“好”展示了在古人的心目中美的标准是：生孩子多。多子既然是受到肯定的，那么多子的创造者――女子也就受到高度的尊敬。

古人以妇女产子或有子的形象记“好”这个词，说明在先民的观念里，生育具有审美价值。现在保存下来的人类较早的艺术痕迹是雕塑，其中相当一部分是裸女的形象。这些裸女雕塑一般都有被过分夸张了的形体特征：或丰乳肥臀，或突出表现生殖器部位，或为孕妇形象。在西安半坡、临潼姜寨等母系社会遗址出土的陶器上，也有一些类似女阴的双鱼纹。这些大量出土的雕像和器物，正是旧石器时代人类生殖崇拜观念在史前艺术中的一种直接反映。这种生殖崇拜观念和“好”字的文化内涵是可以相互印证的。

4　姐

对生育的赞美还体现在“姐”字上。

姐，《说文・女部》：“蜀谓母日姐，淮南谓之社。从女，且声。”“姐”字以且为声，“且”是祖的初文，这意味着古人视母为祖。

5　妣

《说文解字》对妣的解释是殁母，从女、比声。其常见语义是祖母辈以上的女性祖先。郭沫若认为，“妣”在甲骨卜辞中为女性生殖器的象征，初始义为母。这一说法已经为不少学者所接受。语言文字是民族文化的活化石。初始义为“母”的“妣”之所以采用女性生殖器的造型并不具有宣淫的意味，而是出自对人类自身繁衍的神秘感和崇敬感。妣的另一语义是已故的母亲。人死为鬼在鬼神信仰盛行的古代中国通过“母死为妣”的表述，使得对于女性祖先的崇拜进入了某种宗教境界。

时代女性篇5

【关键词】女性主义/男性中心主义/后现代主义

西方社会进入后工业化时代以后，后现代主义随之孕育并发展起来。对女性主义来说，迎来了一次新的发展机遇。因为一方面，女性主义运动正处于低潮，迫切需要新的理论支持；另一方面，女性主义对本质主义、基要主义、普遍主义等现论也提出质疑，认为它们给女性受压迫的现实提供了哲学基础与合理证明。后现代主义对现代主义的分析与批判则为女性主义的发展提供了新的视角。女性主义从颠覆性较强的解构主义（或后结构主义）那里获得了消解男性中心思维模式的理论武器，试图达到摧毁现存的男性中心主义文化霸权的目的。解构主义的代表首推雅克·德里达和米歇尔·福科，本文拟从他们的主要观点出发来探讨女性主义与后现代主义之间的关系。

一、消解中心和本源，颠倒等级秩序

解构主义的策略经常多变，但其宗旨却是明确的，即打破“逻各斯中心主义” （logocentrism ） 和“消解语言中心主义”（phonocentrism）。希腊语“逻各斯”，意即“语言”、“定义”， 其别称是存在、本质、本源、真理、绝对等等，它们都是关于每件事物是什么的本真说明，也是全部思想和语言系统的基础所在。在德里达看来，从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一直到黑格尔和列维—斯特劳斯的整个西方形而上学传统都是“逻各斯中心主义”的。德里达指出，所谓“逻各斯中心主义”是以现时为中心的本体论和以口头语言为中心的语言学的结合体；它相信在场的语言能够完善地表现思想，达到实在世界的客观真理。在场是建立本体论、目的论从而达到实在真理的根源，因此，德里达把反对在场的“逻各斯中心主义”视为攻击的根本目标。因而“女性”的范畴只是虚构的，德里达说：“也许……‘女性’不是一个可以决定的身份，也许女性不同别的事物保持距离，无法站在别处宣称自己……也许女性——一个无特征、无形状的模拟物——是距离的断层、超距离的距离、间隙的节奏、距离本身。”[1] 有效的女性主义只能是完全否定的女性主义，解构一切事物，拒绝建构任何事物。而这一点正是美国女性主义批评家玛丽·朴维在她的《女性主义与解构主义》一文中所总结的解构主义对女性主义的最主要的贡献：即消除神秘特征的规划。朴维指出：德里达对西方形而上学的批判之一就是使“在场”的特征变得非神秘化，“在场”的观念取决于语言，同时“在场”总是难以捉摸，它只在相对的意义上才存在，并不是真理的基础。朴维认为解构主义分析了“女性”仅仅是社会的产物，不具有自然的基础，“女性”是一个术语，如何界定这个术语取决于它所被讨论的语境，而不取决于某些性器官或社会经验。朴维相信解构主义消除此在的神秘性在政治上具有意义[2]。 德里达用以达到消除在场的神秘特征的效果之一是解构二元对立。“逻各斯中心主义”使得西方传统的形而上学思维方法建立在一正一反二元对立的基础之上，如：灵魂／肉体、自然／文化、男性／女性、语言／文字、真理／谬误等。这种二元项的对立并非是平等并置的，“逻各斯中心主义”通过设立第一项的优先性而迫使第二项从属于它，第一项是首位的、本质的、中心的、本源的，而第二项则是次要的、非本质的、边缘的、衍生的。如把善放在恶之前、肯定放在否定之前等。乔约森·卡勒说：“在传统哲学对立中各种术语不是和平共处的，而处于一种激烈的等级秩序之中。一术语支配另一术语（从公理上、逻辑上）便占首要地位。在特定的时刻，解构这种对立就是颠倒等级秩序。”[3] 德里达的批判就是促使这些等级对立的压制发生倒转，那些优先等级的统治支配权力永远不能被在场所恢复。然而，颠倒从来不是一次性的、单向的、还原的，德里达拒绝建立任何中心，而是消除中心本身。“事实上，这种对于话语新地位批评追索的最令人神往之处，就是它公然申明放弃对于中心、主体、地位特殊的意义、本源、乃至绝对的元始的一切指涉意义。”[4]

众所周知，在我们生活的世界上，男性与女性构成了人类生存中最基本的两项对立，父权制（patriarchy）社会的发展使这种对立更加走向极端。女性主义者认为，现代社会是“逻各斯中心”的社会，也是“中心”（pallocentric）或“菲勒斯中心”社会，因而，西方“逻各斯中心主义”传统与男权主宰的文化——父权制与“阳性中心主义”（phallocentrism）都是一回事，由此引申出“阳性逻各斯中心主义”（phallogo－centrism）一词，以示这个世界是一个男性中心思维模式所统治的世界。在解构理论的影响下，女性主义从根本上反对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并把解构策略局限于男性／女性等级对立的范围内来运用。通过对男性／女性这一根本对立等级的颠倒，女性主义试图瓦解父权制建立的一整套象征秩序，提出了另一种整合的思维模式，主要包括反对二元提倡多元的模式、差异政治的模式等等。因而，分解男女之间的二元对立关系成为女性主义最重要的“破坏”活动之一。

朴维也认为，向等级制和对立统一逻辑提出挑战是解构主义为女性主义做出的第二个贡献。解构主义在其消除神秘特征的模式中并不简单地提供另一个二元对立的等级制选择，而是揭露了建立和保持等级式思维所必须依赖的计谋。分解“女性”一词的策略可以显示把所有女性都归结到一个虚假统一的“女性”的做法是如何掩护了表面上是团结而实际上是分裂女性利益的权力效用[2:340～341]。德里达的基本任务是探索和利用颠覆二元对立结构的原则：“分延”、“写作”或“剩余”。

最能体现出解构主义特色的是法国女性主义批评，如朱莉亚·克里斯蒂娃认为女人处于不可界定的边际地位，因而具有消除父权制二元对立的特殊意义；海伦娜·西苏提出要改变女性在二元对立关系中被压制的地位，必须通过写作，女性的写作具有真正强大的、破坏性的力量；露西·依利格端也对父权制社会坚持的男女二元对立作了尖锐的批判。西方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家特雷·伊格尔顿对此作了很详细的分析：“‘解构批评’是这样一种批评操作的名称，它可以部分地颠覆这类对立组，或者部分地证明，这一类对立组在本文意义过程中是互相颠覆的。女人是对立项，是男人的‘他者’。她是非男人，有缺陷的男人，她对于男性第一原则基本上只有反面价值。但是同样，男人之成为男人只是由于不断排除这个‘他者’或对立项，因此他是相对于她来规定自己的。……不仅他自己的存在寄生地取决于女人，取决于排斥和臣属她的活动。而且，这种排斥所以必要的理由之一是：她可能毕竟不那么‘他者’。也许她是男人之内的某种事物的标志，而那是他需要压抑、需要从他自己的存在中逐出、需要贬到他自己的明确界线以外一个保险的异域的。”[5]由此可以看出， 这种解构策略对于女性主义分析“女性”如何变成“他者”及被压制在男性的文本和社会之下一问题提供了强有力的论据。

二、话语即权力，主体已消失

在“逻各斯中心主义”被解构之后，后现代主义将理论概念的重心从“结构”变成“话语”，世界亦变成了一个话语的世界。德里达说：“由于中心或本源的缺失，一切都变成了话语。”[4:135] 即从“文本就是一切”到“话语就是一切”，主体已经消失。在现代主义宣布“上帝死了”之后，后现代主义又宣布“人也死了”，“人类充其量只是自然一时冲动的结果，决不是宇宙的中心”[6]， “在藉以多元地构成现实的差异中丧失了自己，正值死神高视阔步、肆意猖獗时，自我将自己的缺席人格化了，它在各类浅薄的作品中传播自己，拒绝并回避阐释”[7]，尤其是被称为“权力思想家”福科的具有反中心、反权威、 反传统等特征的权力话语理论，与德里达明显有殊途同归的消解男性中心思维模式的功效。

关于权力，一般人只会联想到国家机器、暴力法规等等，而福科认为权力就是一种起控制或强制作用的支配力量，它有几个规定性：其一，权力是多重的力量关系。各种权力关系存在于其他各类关系之中，它没有主体性，而是分散的、弥漫的；它也不是从一个集中的源头自上而下流动，而是相反地运作。其二，福科提出要把权力看作一种纯粹压抑性结构的传统观念；权力不能为人们占有，它是在运作的。对于话语，福科指出：话语是由符号组成的，但它们不可能归结为语言和言语，话语的作用超过了言语和语言。正是在话语的实践运作中，福科看到权力关系，话语在内部进行的调查，赋予内部事物的秩序与意义，本质上便是赋予它有产生意义的权力，获得进入特定秩序的权力。这就是说，影响和控制话语运动的最根本因素就是权力，而反过来看，真正具有特殊效应的权力，也是通过话语执行的。在这里，福科理解的权力与话语的关系是一种互相依赖、互相生产的关系。话语的权力本性之所以根深蒂固，在于人们作为社会存在物，它进入社会秩序就是进入话语的权力系统。

福科的权力话语为女性主义提供了如何看待既存理论的视角，以及从权力作用的角度来分析它们的方法。因而女性主义把权力定义为分散的、弥漫的，而不是集中于某个机构或某个群体。同时在妇女运动内部实行一个“模式转换”，即从只关注事物到更关注话语。因此女性主义的抱负之一就是要发明女性的话语。[8]

与德里达不同的是，福科提供消解理性主体——“人”本身。福科说：“人只不过是新近的一个发明创造，一个还不到两世纪的形象，是我们的知识中一个新的折皱，一旦这种知识发现一种新的形式，他就又会重新消失。”[9] 女性主义者赞成后现论加强对西方传统人本主义之“人”的话语的批判，她们认为，人本主义关于“人”的话语隐含着男性至上论，它假定存在着一种等同于整个人类特质的男性特质，如理性、生产等。男性是人类的代表，女性不过是“他者”，是“第二性”（波伏瓦语）。男性优越女性低下的二元对立思维模式对应于：理性／感性、自信／消极、坚持／软弱、公共／私人等。这种男性中心论就把女性局限于家庭活动而排斥于公共生活之外。

然而，建立主体性是60年代以来女性主义及其女性政治运动的出发点，正值女性试图提高她们作为“人”的主体性和获得长期拒绝给予她们的政治权利的时候，“主体性”概念竟然被否定了，因此，她们拒绝接受福科等人对“人”的概念的理论解构。同时，福科“话语即是一切”的思想导致某些女性主义者只注重思想话语的批判，从而削弱了女性主义的政治实践，“使女性主义丧失了战斗力”。[10]

哈其思却认为，女性主义与后现代话语可以相互补充。二者对理性、知识、主体、社会统治机制的解构有着很大的相似性。后现论强调多元性、差异性、边缘性、异质性，对那些已经发现自己被边缘化与排斥在理性、真理、客观性之外的女性来说也有着巨大的吸引力。哈其思认识到，在女性主义与后现论之间存在着亲和性与紧张性。实际上，从某种意义上说，女性主义的某些看法在先天上就是后现代的。福科等人的后现代认识论则可以使人们注意到：在不同肤色、种族、阶级之间，不同性偏好、不同民族、不同地区的女性之间都具有差异性，从而使我们保存并发扬各种女性的特殊性，从而避免化约到普遍化的概念模式。按照一些女性主义者的观点，这些普遍化模式往往过度荣宠了白人的、第一世界的、受过高等教育的女性的经验。[10:210～211]

有些女性主义者认为女性主义处于政治性的防御阶段时，福科的观点有助于她们向女性主义的“传统观念”挑战。福科式地分析也有助于女性主义在反女性主义时代保持谦顺的态度。[11]

概括讲，女性主义可以修正后现论，正像后现代主义有助于产生出不同的女性主义看法[10:213]，二者的结合将克服后现论中的虚无主义，为消解男性中心思维模式开辟新的道路。

【参考文献】

[1] 雅克·德里达.芒刺：尼采的文体.见：张京媛主编.当代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12

[2] ［美］玛丽·朴维.女性主义与解构主义.见：张京媛主编.当代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333～334

[3] 乔约森·卡勒.解构主义.见：胡经之等主编.西方二十世纪文论选（第二卷）.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487

[4] 雅克·德里达.结构，符号，与人文科学话语中的嬉戏. 见：王逢振等编.最新西方文论选.广西：漓江出版社，1991.141

[5] 〔英〕特雷·伊格尔顿.二十世纪西方文学理论.陕西：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87.146

[6] 杜威·弗克马.后现代主义文本的语义结构和句法结构. 见：走向后现代主义.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96

[7] 伊哈布·哈桑.后现代景观中的多元论. 见：后现代主义文化与美学.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127

[8] 李银河.后现代女权主义思潮.哲学研究，1996（5）

[9] 米歇尔·福科.真理与权力.见：盛宁.人文困惑与反思——西方后现代主义思潮批判.北京：三联书店，1997.94

[10] steven best pouglas kellner.postmodern theory: critical interrogations.the guilford press.1991.208

时代女性篇6

电影《小时代》海报郭敬明自创、自导的电影《小时代》自上映一个月来，各界褒贬不一、毁誉参半；本

>> 陈鹏的“小时代” 铜臭的《小时代》 小时代的幸福 “小时代”的意义 小时代的到来 属于谁的小时代？ 这是谁的《小时代》？ 小时代的大生意 微电影的小时代 极致美好的《小时代》 大木屋的小时代 “小时代”的大潮男 “小时代”的营销之道 小时代的大问题 《小时代》引发的战争 小时代的小幸福 “小时代”的电影奇葩 智能汽车的小时代 王二的小时代 个人云的小时代 常见问题解答 当前所在位置：l）在当今社会转型期，女性主体意识的内涵更加丰富，本文所要重点论述的女性自立自强的精神气质就是其中的重要内容。

之所以将电影《小时代》放在女性主体意识的范畴内进行解读，不仅是因为影片里的女性自立自强精神气质丰富了女性主体意识的内涵，而且影片独特的女性叙事方式及其对女性生存和命运即女性生命体验的关注，也极大地凸现了影片的女性主体意识意味。鉴于此，本文将主要从这两个方面：一是《小时代》的女性叙事和女性生命体验，二是《小时代》里女性自立自强的精神气质来展开详细论述，以此解读《小时代》里的女性主体意识。

二、《小时代》里的女性主体意识

《小时代》用第一人称“我”林萧的视角展开叙述，以四位年轻女性的生活轨迹作为主线，描写了女孩们在物质上追求经济独立、情感上理性坚强的精神气质，也即自立自强的精神气质，这些都深刻彰显着影片的女性主体意识。

1.影片的女性叙事和女性生命体验书写

《小时代》之所以首先适于在女性研究的范畴内进行解读，缘于其独特的女性叙事视角和影片对故事里女主人翁的女性生命经验的书写。

（1）女性叙事——“我”视角

影片伊始便告知受众，故事将以第一人称“我”林萧的视角展开；“我”作为一名女性个体，有区别与男性的独特观感和认知，“我”的叙事带着女性眼光贯穿始终，是女性的一种自我言说。《小时代》以女性的“我”作为事件的叙述主体，自然而然地体现着影片的女性主体意识。

（2）女性生命体验的书写

影片《小时代》以姐妹情谊为基点，重点展现了四位年轻女性两个方面的生活体验：一是物质上追求经济独立，二是情感上理性坚强。

物质上，年轻的女孩们（大学生）靠自己的努力追求经济上的独立、自足：顾里修双学位做生意，物质富足；林萧找工作赚钱，其间变得更自信勇敢；南湘家贫，坚持画画谋生，并坚持追求自己服装设计的梦想；唐宛如大大咧咧、乐观知足。情感上，四人同时经历失恋，但并未一蹶不振，她们依然在努力做好各自的事情，不放弃心中的向往。

影片中，四位女性自立自强、努力追求各自的梦想，其实表达了一种积极向上的生活态度，《小时代》下重笔墨对这种女性生命体验进行描述，是影片女性主体意识的重要体现。

·中国电影评论刘培：《小时代》里的女性主体意识2.女性自立自强的精神气质

《小时代》的创作有其深刻的时代背景，是当今社会现实的某种反映或思考，具体地说，《小时代》关注的是当今社会年轻女性的成长和命运问题，而这个话题我们并不陌生，曾在社会上引起轩然大波的电视剧《蜗居》（2009）就与此题材密切相关，但《小时代》所反映的女性自立自强的精神气质与《蜗居》里的“女性天赋论”有本质不同，它意在引导年轻女性增强自己的女性主体意识，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具有积极向上的激励意味。

2009年电视剧《蜗居》在全国热映，社会各界反响强烈，而其中最有争议的焦点之一便是海藻这个女性角色。《蜗居》所演绎的海藻代表了一类女孩，她们年轻漂亮有学识，梦想有所成就但无奈在现实面前却步，偶然遇到有些成就的男士向她们伸来橄榄枝，她们便寻求捷径，做了二奶或小三。这些女孩凭借自己的年轻和美貌，从男性那里得到金钱物质，但同时也沦为男性的附庸，丧失了其自立自强的独立的女性人格。我们不仅唏嘘，我们想要的女性解放和平权难道就止于此吗？

与《蜗居》相比，《小时代》里四位女性的生命体验大不相同，甚至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小时代》里的女孩们热情朝气，她们懂得凭借自己的努力追求经济上的独立，而不是假借所谓青春资本依附男性，为金钱物质丧失自我；在情感上，即便爱情遭遇滑铁卢，她们也并未一蹶不振，她们对男性主导的世界未过分崇拜也未恶意抵抗，两性之间更平和，而就在平和之中，女性的形象立刻光辉。影片对女孩们的物质追求和情感经历的描写散发着强烈的女性主体意识，特别是女孩们自立自强的精神气质，对女性主体意识做了最好的诠释。

《小时代》自上映以来备受关注，它对年轻女性成长和命运的关注，必定引发女性对其自身价值观的重新审视和思考，我们期待女性自立自强的精神气质逐渐闪耀光辉。

结语

时代女性篇7

关键词：《伤逝》 子君 鲁迅 知识女性 时代意蕴

鲁迅作为中国具有开创性与独特见地的伟大文学家与思想家，其作品着眼于社会的各个阶层，深度揭示社会病痛。女性作为社会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自然成为鲁迅笔下的一个重要叙写群体。鲁迅作品中塑造的祥林嫂、单四嫂子、华大妈等一系列女性人物形象，笔触和立场均超越了性别层面，通过展现不同社会层面的女性形象，深入地体察和刻画了所处时代女性的生活和内心，深刻剖析了制约女性解放的桎梏和枷锁。

正如鲁迅所言：“凡中国人说一句话，做一件事，倘与传来的积习有若干抵触，……免不了标新立异的罪名，不许说话；或者竟成了大逆不道，为天地所不容。”（见鲁迅《热风・随感录四十一》）。处于封建社会向近代社会转型期的女性，一方面“做了旧习惯的牺牲”（见鲁迅《热风・随感录四十》），另一方面又体现出在时代大潮呼唤下的觉醒意识。《伤逝》是鲁迅唯一的反映知识分子爱情悲剧的短篇小说。作品主题表明，身为启蒙思想家的鲁迅认识到爱情婚姻问题对女性自身及社会的双重意义，因此通过着力刻画具有强烈时代反抗精神的子君这一人物形象，将当时所处新旧时代交替的社会背景对知识女性命运的影响体现得淋漓尽致。

在鲁迅女性主题研究中，大多根据女性群像展开对鲁迅塑造的女性特征的综合阐释，但对单一形象的知识女性人物研究少有涉及。基于弥补罅漏的初衷，笔者将从《伤逝》的女主人公子君的命运解读这一视角，探究其在生命的不同时期表现出的兼具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思想觉悟与封建礼教意识的人物形象入手，通过阐释分析其爱情婚姻命运发展和性格的两面性，分析鲁迅作品中的知识女性形象所蕴含的时代特质，探究新旧交替时代知识女性的艰难转型。

一、新思想与突破意识――独立观念的萌芽

鲁迅在《关于妇女解放》一文中言：“我只认为（女性）不自苟安于目前暂时的位置，而不断的为解放思想，经济，等等而战斗。”正是基于自身对新女性素质的理解，鲁迅在《伤逝》这部作品中着力刻画子君作为新时代女性对旧传统的抗争与完全自主的爱情观，彰显了子君在新旧时代交替背景下的新思想以及新思想影响所引发的积极抗争行为。

在鲁迅的笔下，主人公子君和涓生都是在五四新思潮影响下成长起来的具有资产阶民主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子君是受到新式教育的新女性，在“五四”运动及资产阶级民主思想的召唤下，她与涓生相识，用“稚气的好奇的”求知欲与涓生“谈家庭专制，谈打破旧习惯，谈男女平等，谈易卜生，谈泰戈尔，谈雪莱……”，这些新事物、新理念、新精神开拓了这位少女的眼界，激荡着她的心灵，滋润着她心底抗争与独立思想的幼芽。她思考着如何反抗封建父权，如何冲破牢笼，如何争取个性解放和婚姻自由。

缘于所接触到的独立观念，子君不顾胞叔和父亲反对与涓生同居：“我是我自己的，他们谁也没有干涉我的权利！”。作品中子君呐喊出 “我是我自己的”的心声，除却她对自由婚姻的坚持外，更是对自我的发现，是成为一个真正的“人”而非家庭附属物的呼唤。同样，在和涓生同行遭遇“探索，讥笑，猥亵和轻蔑的眼光”时，“她却是大无畏的，对于这些全不关心，只是镇静地缓缓前行，坦然如入无人之境”。这些描述无不浸透着子君在与旧秩序抗争中的决然之态，同时也折射出是鲁迅对子君所表现出的“新女性素质”的欣赏。

正是受到所处时代新思想的影响，子君作为鲁迅笔下唯一的新女性，表现出了强烈的突破意识，具体表现为她追求新生活的勇敢和无畏，这是鲁迅笔下其它女性形象所不具备的新特征。子君所表现出的突破意识程度，甚至是同时代的男性所少有的。例如，子君强调自我，这种彻底的思想比文中的涓生还要“透澈，而且要坚强得多”；再如，子君无畏面对讥讽和嘲笑，而涓生的全身却“有些瑟缩”。鲁迅采用手记的方式可谓别出心裁，它可以赋予人物更加直接的内心剖白，从而更生动地反映当时境遇下双方的性格和心理特征。在行文中，涓生以第一人称的叙事方式，将自己的行为一再和子君进行对照，以子君的义无反顾反衬自己的怯懦，以子君的无私反衬自己的自私。人物对比充分表现了子君作为一个新女性所应具备的魄力，也昭示了新社会家庭中男女双方地位开始重新定位。

子君所追求的自主爱情是对于传统包办婚姻的突破与自立，她将新婚姻理解为双方思想的一致性和关系的对等性。就关系的一致性来说，她认为“爱情必须时时更新，生长，创造”。小说叙事者“我”和子君说起这一话题，“她也领会地点点头”。可见，子君认为，婚姻应基于双方爱情和未来生活的共识。就关系的对等性来说，从《伤逝》的第一人称视角开篇即“写下悔恨和悲哀”，即男性对男女关系中自我的批判和重新审视意识，都昭示了男女双方的关系和地位在未来的正确发展方向，即平等，互敬，互爱，而这一点也可以在鲁迅《南腔北调集・关于女性解放》的论述中得到佐证，即“必须地位同等之后，才会有真的女人和男人，才会消失了叹息和苦痛”。子君期盼迎来“雷峰塔的倒掉”（鲁迅《坟・论雷峰塔的倒掉》）的欣喜，期盼自由婚姻，两情相悦，自由结合。正是如此刻画赋予子君这一人物形象鲜活的生命激情和无限的希望之光，也是该作品所代表的新时代女性之美，更是作品中对新生活的寄托与希望所在。

因此，无论是对自由自主新思想的接受，还是对旧时婚姻的突破，子君道出了新旧时代交替时期妇女群体中觉醒的心声，彰显了所处时代的女性由囿于封建大家庭框架下走向独立自主、要求融入社会的积极生活态度，体现了“五四”时期一代妇女新的觉醒，成为知识女性思想发展过程中独立意识的萌芽。

二、顺从与妥协――妇女觉醒局限性与社会旧规的凸显

“人生最苦痛的是梦醒了无路可以走。”鲁迅《娜拉走后怎样――一九二三年十二月二十六日在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文艺会讲》可视为对《伤逝》的极佳注脚。子君作为一个具有新式思想但又“大概还未脱尽旧思想的束缚”的妇女，在封建礼教“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近之则不逊，远之则怨”的女性歧视观猖獗而新式女性解放思想影响力尚未扩张的社会中，只能顺从与妥协。

社会大背景对人的影响力是极大的。子君深受社会旧规的束缚和重压，使其即使具有一定的觉醒精神和追求，也只能“仿佛就完全建立在这吃饭中”，社会对女性的歧视使子君没有自食其力的出路，缺乏经济独立能力的子君只得与现实妥协，终日相伴柴米油盐，担忧失去生活来源的涓生抛弃她，从而逐渐“凄苦与无聊”，不再学习和探索，被困在庸俗和怯弱的牢狱内。

处于新旧价值观之间徘徊的新女性是痛苦的，子君基于初步新式教育以及对涓生的爱情之上的觉醒，带有自身的局限性。“她所磨练的思想和豁达无畏的言论，到底也还是一个空虚，而对于这空虚却并未自觉。”子君新异的思想不被社会所容，几千年来纲常伦理对人们灵魂的歪曲使子君最终对自己的信仰产生了怀疑。同时，子君个体的觉醒能力局限使其不再继续探索和学习簇新的思想，而是逐渐颓唐，从一个积极开放的新式女性成为受家务琐事所累的庸妇，从立场坚定趋于迷茫和彷徨。

同时，作为“五四”时期被资产阶级个性解放思潮唤醒的小资产阶级知识青年，子君的思想是“浅薄”的，存在着单纯追求自身幸福的思想弱点，“她当时的勇敢和无畏”不是因为她具有彻底的解放和独立意识，而只是因为对涓生狭义的“爱”，这使子君的斗争缺乏坚实的理论根基：一旦与涓生男女之情拥有暂时的稳定和自由，子君便失去解放自身的决心和动力，故而逐渐从“目不斜视的骄傲”到“很颓唐……她的勇气都失掉了”成为了必然。

基于此，涓生与思想逐渐发生质变的子君在价值态度方面显现出分歧乃至隔膜，失去心灵共识的双方使得爱情的基石无从保障。而涓生的自私更加快了爱情悲剧的发生，在经济上具有巨大依附性的女性只能成为男性困境时的牺牲品，在涓生失去稳定工作时，为自保，涓生选择抛弃子君：“我没有负着虚伪的重担的勇气，却将真实的重担卸给她了。她爱我之后，就要负了这重担，在严威和冷眼中走着所谓人生的路。”在与涓生的爱情破灭以后，子君只得再次顺从，重归父兄身边，“她以后所有的只是她父亲――儿女的债主――的烈日一般的严威”，再次在封建礼法与社会歧视的重压之下苟延残喘直至死亡。

子君的人生实际上形成了一个由突破旧规到走投无路重回旧规的轮回。由于教育与思想的影响，子君呈现出突破旧规的积极倾向，但迫于社会背景与自身思想匮于更新以及经济上的无法独立，子君最终未能完成与旧规的彻底决裂，如易卜生《玩偶之家》中的娜拉一样，仍旧只能回归、顺从、妥协。体现出“一切人都在矛盾中间，互相抱怨着过活”（鲁迅《热风・五十四》）的社会总体特征，呈现了“悲剧将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鲁迅《坟・再论雷峰塔的倒掉》）的浓厚悲剧色彩。

三、新女性何去何从

秋瑾言：“欲脱男子之范围，非自立不可；欲自立，非求学艺不可。”（《秋瑾集》）鲁迅通过子君在艰难转型期的生活状态描写与心理活动刻画，正是对这一观点的阐释与证明，即知识女性“倘得不到和男子同等的经济权，我以为所有好名目，就都是空话”。

子君作为“五四”时期的女性知识分子，从一开始反抗封建礼教、追求个性解放，到最后爱情破裂抑郁而终的过程，阐明了旧中国的“时代女性”获得解放的唯一出路是“只有投身到革命风暴中去，才能摆脱她们的动摇性与妥协性，才能找到她们的出路，才能永远结束这悔恨与悲哀”。换句话说，女性的真正解放，只有在对整个社会封建势力的彻底反抗、获得经济独立与社会活动话语权的前提下才能够实现。否则，个性解放和婚姻自由只能沦为空谈，终究会遭到封建势力的扼杀，并最终导致爱情悲剧。

事实上，对于新女性如何转型问题，鲁迅在《娜拉走后怎样》一文中提出了自己的独特见地：第一，在家应该先获得男女平均的分配；第二，在社会应该获得男女相等的势力：“可惜我不知道这项权柄如何取得，单知道仍然要战斗；或者也许比要求参政权更要用剧烈的战斗。”没有经济地位而只能依附于涓生的子君缺少要求“平均分配”的话语权，没有经济收入的她更无法要求和丈夫获得“相等的势力”。因此，子君这一知识女性在新旧交替的激烈冲突时代转型，其失败并不具有偶然性。文学可视为社会现实生活的反映，“某些社会画面可以从文学中抽取出来，这是毋庸置疑的”[1]（勒内、奥斯汀，2005：111）。子君代表了整个妇女群体在转型过程中遇到的普遍问题，通过对子君这一人物的解读可以透视作品中反映的时代的知识女性命运的发展特点。这也是鲁迅给予中国女性提出的极为深刻的命题：解放是经济的独立，是地位的重塑，更是自我意识的苏醒。

“在封建礼教依然控制一切的社会，女性的抗争很难看到希望。”[2]（李徽昭、李继凯，2014：140）小说中子君的奋斗、胜利、挫折、妥协，以至栖牲，引伸出这样一个道理：在强大的封建势力面前，知识女性个人的反抗斗争总是软弱无力的。通过这一人物的塑造刻画，鲁迅将子君的爱情婚姻家庭故事铺展在读者面前，意在通过指出有了觉悟和一定的抗争但并未完全摆脱社会思想桎梏的知识女性的命运悲剧的根本原因。显然，当时“四千年来时时吃人”的封建社会制度正是造成子君个人悲剧的社会根源，而生活在这样一个社会制度之下的子君无法摆脱社会环境对个人思想的影响，即使已经受到新思想的启迪，对自由的生活与爱情充满向往，并勇敢付诸于行动，最终由于在经济基础上的依赖性导致了其独立性和自主性的丧失。同时，封建女子的家庭观念业已渗透进子君的骨髓里，在没有争取得到社会分配权和经济的独立权的情况下，子君渐渐地丧失了自身人格的独立性，抛弃了更高精神境界的追求，甘心情愿地成了丈夫的附属品。鲁迅对知识女性精神与命运的着力刻画与博大关怀，给予读者以深刻思考，而这也是当时所处历史发展阶段众多知识女性向后人昭示的教训。

尽管鲁迅已经洞察到女性解放的道路还很漫长，但依然对未来充满了希望。正如他在《伤逝》一开始便提出：“中国女性，并不如厌世家所说的那样无法可施，在不远的将来，便要看见辉煌的曙色的”。女性由封建愚昧向具备知识和新观念转变，是时代转型的需要，也是社会历史发展的必然。鲁迅用独到笔触着眼女性转型问题，以犀利的笔锋揭露出了封建势力的顽固与强大，深刻地反映出了子君这一代知识青年的思想局限性和性格上的软弱性，生动地揭示了知识女性命运变革及文化发展存在的种种现实问题，有助于广大女性群体的觉悟和解放，具有深刻的文学价值与时代意义，供后人思索、瞻仰。

注释：

[1]刘象愚等译，勒内・韦勒克，奥斯汀・沃伦：《文学理论》，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5年，第111页。

[2]李徽昭，李继凯：《论鲁迅与莫言小说中的女性命运》，《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论丛》，2014年，第9期，第140页。

参考文献：

[1]鲁迅.坟・娜拉走后怎样[A].鲁迅杂文全集[C].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166-168.

[2]鲁迅.关于妇女解放[A].南腔北调集[C].北京：译林出版社，2014：163.

[3]鲁迅.论雷峰塔的倒掉[A].坟[C].北京：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177.

[4]鲁迅.再论雷峰塔的倒掉[A].坟[C].北京：译林出版社，2014：49.

[5]鲁迅.热风・随感录四十一[A].鲁迅杂文集[C].沈阳：北方联合出版传媒集团，2013：106.

[6]鲁迅.热风・随感录四十二[A].鲁迅杂文集[C].沈阳：北方联合出版传媒集团，2013：108.

[7]鲁迅.热风・随感录五十四[A].鲁迅杂文集[C].沈阳：北方联合出版传媒集团，2013：119.

[8]鲁迅.伤逝[A].鲁迅全集（第二卷）[C].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5：123.

时代女性篇8

关键词:维多利亚时期;女性;忧郁

维多利亚时期是英国历史上的一段光辉岁月。在工业革命的推进下,英国的经济进入了全盛时期,产业结构的调整使得对外贸易领先全球,城市化得以形成,但是,在繁盛的表面下也存在着阴暗的一面。财富的分配严重不均,工人在贫困生死线上挣扎,使得社会矛盾逐渐激烈化,社会变得复杂残酷,人性被残酷扭曲,所以说维多利亚时期除了是经济全盛时期,同时也是社会动荡的一个时期,这些变化都是工业革命所带来的后果。几千年的田园风光被高大耸立的烟囱所代替,失去土地的农民只能涌入城市,一时间,城市无法接纳那么多的人口,使得卫生条件逐渐恶化,加上资本家的剥削,使得两极分化,社会矛盾越来越突出。在这个极度贫苦与极度奢华的时代,依旧出现了大量的艺术家们,大量的文学作品与油画的出现,很好地反映出了整个时代的社会现象。

在这样一个天堂与地狱的时期,女性作为社会的一分子,扮演着怎样的角色?是待嫁女、家庭妇女还是?这些都有可能是她们所扮演的角色,本文从女性所扮演的不同角色来诠释不同身份下的女性忧郁美的不同方面。

一、待嫁女的焦虑

每个女子都希望有一个爱自己的男人,有一段幸福美满的婚姻,结婚是每位女子最为重视的一件事情,因为这是她们从女孩变成女子的转折点。按照常理来说,女孩想到以后幸福的婚姻生活是兴奋的,可是,在拉斐尔前派约翰・艾佛雷特・米莱斯的《女傧相》中,丝毫看不到喜悦之情,画中的女子表现出来更多的是恐惧。据说女子只要把结婚蛋糕穿过戒指九次,就可以看到她未来丈夫的模样。从女子的动作中可以看到她是绝对的相信这个传说,并且在执行。她渴望看到未来丈夫的面貌,但又有些恐惧,恐惧的是看到的男子不是心中的白马王子形象。她一脸的焦虑完全地暴露了她内心的矛盾。她胸前的那朵橘子花胸针象征了她的纯洁,而画面左下方调味瓶则象征她希望看见的男子的形象。在女子金发的映衬下,脸庞的焦虑更加明显,眼神是空洞的,表情是忧郁的,看不到未来美好的生活,看到的只是一脸的迷茫与焦虑。米莱斯有这样的描绘绝不是凭空想象,这也反映了同时期下未嫁少女的心理,她们对未来婚姻的恐惧与迷茫。

二、妇女的期望与厌倦

女子随着年龄的增长,逐步嫁为人妇。在工业化全面深入的维多利亚时期,命不好的女子嫁为人妇之后还要为生计奔波,命好的女子在结过婚之后,就完全退隐到家中。她们需要做的事情是照顾丈夫、生儿育女,这类型的女子通常是中产阶级妇女。因为在维多利亚时期,中产阶级的财富已经超过了贵族阶级,把妻子闲居在家是一个丈夫事业成功的标志,这个阶层的女子对于丈夫的安排是接受的。因为面对为生计奔波的妇女们,她们认为自己是幸运的,所以她们愿意取悦男子,获得男子的恩惠。于是,在这样的环境下,这群中产阶级的妇女就成了笼中的金丝鸟。

在福特・马多克斯・布朗的《等待:1854―1855年的英国家庭》这幅作品中,一位中产阶级的妇女和自己的孩子在家中炉火旁舒适的生活。在这幅画中一位以母亲身份的妇女在做着针线活,与此同时,她也在的等待自己丈夫的归来,在担心与思念远方打仗的丈夫。从女子脸上淡淡的忧伤可以看出她对丈夫的担心,从她身旁信件上丈夫的画像可以看出他对丈夫的思念。画面中女子的脸上还透露出对单一生活的一种厌倦,维多利亚时期这种男主外女主内的分配在中产阶级家庭中最为常见,妻子被要求扮演双重角色,既要有母性又要有儿童般的纯洁,女性的职责都是在家里完成的,并且服从于家里的男性成员。长此以往下去,这种生活使她们厌倦,她们开始渴望工作,但对于社会中有些地位的妇女,她们既想工作又要估计丈夫的面子,继续扮演家庭主妇的角色,长此以往,使得一部分女子患上了严重的精神病,这与社会角色间的矛盾是分不开的。

三、的痛苦

在维多利亚时期,那些频繁光顾妓院的男子是不被社会所鄙视,不需要负任何责任的,因为他们是社会的主宰者。相反,因生活窘迫而沦为的女子却要为此负上责任,她们被社会所唾弃。

拉斐尔前派中但丁・百迦列・罗塞蒂的一幅以娼妓为题材的《寻回》深刻地揭示了女子沦为后的痛苦。画中一个到城市贩卖牲畜的男子拉住了昔日的恋人,这位女子见到男子后不愿正视他,因为她无法面对昔日的恋人,是她抛弃了男子,是她选择去城市的。没有想到多年后的她竟沦为,女子无脸面对,脸上呈现出无奈的悲伤。而车上的牲畜的命运就是该女子的命运,也象征着她的无知。男子以为女子进城后会生活的很好,没有想到再次见面竟是如此场景。女子的堕落使男子伤心,女子看到男子,更多的是羞愧,别过头闭上眼睛,只想说U“让我走吧。”她有她的难处,她有她的痛处,脸上写满了无尽的懊恼与羞愧,沦为今天这样,不是她的错,她也是被逼无奈,要怪只能怪生在了这样的社会背景下。罗塞蒂之所以能画出如此现实的作品,是因为他看透了社会的现实,因为种种原因使罗塞蒂变得很忧郁。从他的自画像中可以看到他的脸上流露出一种病态的忧郁,也许是因为无处释放这种压抑,罗塞蒂出没那些“腐败肮脏之地”,这也给罗塞蒂所创作的女性形象提供了现实资料。

结语

尽管待嫁女、家庭妇女、她们的身份不同,有各自不同的忧伤,但她们都是这个社会的受害者,都是维多利亚时代下典型的代表。她们从不同的角度反映了这个压抑的时代。尽管笔下的女性表现出的忧郁不同,但共同的是都有一种忧郁的眼神,这种忧郁的眼神也是一种美,这种美是英国女性以及整个英国人民压抑心态的写照,美的重点是表现了英国女性及人民压抑的真实心态。在那样长期压抑的环境中,人的心态已经扭曲,不再是以前那种舒畅、快乐的田园牧歌式生活了,人们长期的高压生活使得郁闷的心情无处发泄,用女性忧郁美的形象淋漓尽致的阐释了整个压抑的社会。

参考文献:

[1][英]赫伯特・里德《艺术的真谛》第17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2][英]威廉・冈特.拉斐尔前派的梦[M].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5版

[3]朱伯雄.世界美术史[M].济南:山东美术出版社.1991版

[4]国胜连,宋华.维多利亚时代英国城市化及其社会影响[J].辽宁师范大学学报.1994,05

[5]李勇.论拉斐尔前派的艺术理论与创作[J].连云港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7,12

[6]王赳.传统和现代的冲突与融合――维多利亚时代典型特征[J].丽水师范专科学校学报.20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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