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11-30 13:13:20
现在，有了这样一本书：《小学生鲁迅读本》，它为小学生打开了一扇通向鲁迅世界的窗口。本书的两位编者钱理群和刘建发，一位是著名的鲁迅研究专家、北京大学的教授，一位是小学教师，热衷于在教学中传播鲁迅的作品。他们说：“我们承认，鲁迅的大部分作品可能不太适合孩子们阅读；但我们同时也坚信：鲁迅仍有不少的作品是深受孩子们喜欢的。”《小学生鲁迅读本》完整地呈现了“童年鲁迅”，展现了一个“可亲、可爱又特别”的鲁迅形象。
不信?那让我们先来读一读长妈妈的故事。长妈妈并不姓长。鲁迅家中曾有过一个身材高大的女工，大家都称呼她“阿长”，后来她离开了。对于新来的顶缺女工，大家懒得改口，还称她为“长妈妈”。这位连自己的姓都被人忽略了的农村妇女，给鲁迅留下了鲜活的印象――
一年中最高兴的时节，自然要数除夕了。辞岁之后，从长辈那儿得到压岁钱，用红纸包着放在枕边，只要过一宵，便可以随便使用。睡在枕上，看着红包，想到明天买来的小鼓、刀枪、泥人、糖菩萨……然而她进来，又将一个福橘放在床头了。
“哥儿，你牢牢记住!”她极其郑重地说，“明天是正月初一，清早一睁开眼睛，第一句话就得对我说‘阿妈，恭喜恭喜’。记得吗?你要记得，这是一年的运气的事情。不许说别的话!说过之后，还得吃一点福橘。”她又拿起那橘子来，在我的眼前摇了两摇，“那么，一年到头，顺顺流流……”
梦里也记得元旦的，第二天醒得特别早，一醒，就要坐起来。她却立刻伸出臂膊，一把将我按住。我惊异地看她时，只见她惶急地看看我。
她又有所要求似的，摇着我的肩。我忽而记得了――
“阿妈，恭喜……”
“恭喜恭喜!大家恭喜!真聪明!恭喜恭喜!”她于是十分欢喜似的，笑起来，同时将一点冰的东西塞在我的嘴里。我大吃一惊之后，也就忽而记得，这就是所谓福橘。元旦劈头的磨难，总算已经受完，可以下床玩耍去了。
这是鲁迅文集《朝花夕拾》中《阿长与(山海经>》的一段。读了这段故事，你是否想再看看长妈妈还对鲁迅做过什么事儿?这样的文章会不会勾起你的共鸣，让你回想起自己过年时发生的事?每一代人的童年都有着许多永恒不变的内容，那一份盼望的心情、等待中的焦急以及对繁琐规矩的厌烦是何其相似。当然，除夕的年夜饭味道、压岁钱的数目和玩具的类型肯定是大不一样了。
长妈妈在阅读这件事上对鲁迅的影响最深刻。图文并茂的《山海经》是童年鲁迅渴望已久的读物。《山海经》中由“人面的兽，九头的蛇，三脚的鸟，生着翅膀的人，没有头而以两乳当做眼睛的怪物”所勾画的奇妙神话世界，是想象力丰富的孩子们的最爱。但是，在鲁迅的童年时代，孩子的愿望是不被重视的，家中的大人们谁也不会在意孩子这样一个微不足道的期盼。又是长妈妈，尽管她自己并没有文化，但是她却能理解小鲁迅的渴望。告假回家的长妈妈给鲁迅带回四本一套的《山海经》，这对鲁迅的心灵震撼是极大的，“我似乎遇着了一个霹雳，全身都震悚了……这又使我发生新的敬意了，别人不肯做或不能做的事，她却能够做成功。她确有伟大的神力。”
《小学生鲁迅读本》还有其他精彩的文章。为了方便同学们阅读，编者把它们分为了“难忘童年”、“小动物情缘”、“草木、水、火、雪”、“父子之间”、“寓言与诗”和“鲁迅翻译的童话”等六个部分。
其中，第四部分“父子之间”特别值得向同学们推荐。虽然只有三篇文章，但分别选取了父亲、母亲、孩子三个人的文章，从不同角度展现亲情，既有趣又有特色。《他健康、活泼、顽皮》选自鲁迅的《且介亭文集――从孩子的照相说起》，是鲁迅写自己的儿子周海婴的。《他对我一切顺其自然》选自周海婴的《鲁迅与我七十年》，写出了周海婴眼中的父亲形象。母亲许广平则作为旁观者静静地欣赏着父子之间《融融恰恰的相聚》。
父母一般都喜欢孩子乖巧听话，但小孩子却都很顽皮。面对儿子周海婴的顽皮，给人留下严肃印象的鲁迅会有怎样的表现呢?
周海婴回忆说：“我幼时的玩具可谓不少，但我却是个玩具的破坏者，凡是能拆卸的我都拆卸过。目的有两个：其一是看看内部结构，满足好奇心；其二是认为自己有把握装配复原。所以，在我一楼的玩具柜里，除了实心木制拆卸不了的，没有几件是完整的。但父母从不阻止我这样做。”他甚至还拆卸过父亲的留声机、母亲的缝纫机。童年特有的好奇心和想象力，就这样在宽容的父爱里得以茁壮地生长。
但父子之间并不总是和谐融洽的。有时候，对于孩子太过调皮的行为，鲁迅也会施以“体罚”的。但即使是“体罚”，也充满了鲁迅式的慈爱与幽默。据许广平回忆――
他总是临时抓起几张报纸，卷成一个圆筒，照海婴身上轻轻打去，但样子是严肃的，海婴赶快就喊：“爸爸，下回我不敢了。”
这时做父亲的看见儿子的楚楚可怜之状，心软下来，面纹也放宽了。跟着这宽容，小孩子最会体察得到，立刻胆大了，过来抢住那卷纸筒问：“看看这里面有什么东西?”
他要研究纸里包藏着什么东西用来打他。看到是空的，这种研究的迫切心情，引得鲁迅也笑起来了。
【关键词】鲁迅；许广平；妇女解放
鲁迅和许广平的深情，有1934年鲁迅在《芥子图画谱》的扉页上题献给许广平的诗为证，“十年携手共艰危，以沫相濡亦可哀。聊借画图怡倦眼，此中甘苦两心知” i。
1923年10月13日，许广平因为《中国小说史》这门课与鲁迅结缘。1925年3月，许广平因为时局的动荡和个人的苦闷写下了给“鲁迅师”的第一封信，鲁迅在复信中称她“广平兄”，之后的一个月中他们互通了12封信，信中出现了“小鬼许广平”的昵称，许广平则称鲁迅为“MY DEAR TEATHER”。鲁迅1925年4月12日的日记中出现了许广平登门造访的记录，ii他们的相恋从互通书信开始，在后来辗转厦门、广州、上海的生涯中，两人鸿雁往来不断，这些心心相印的书信结集而成了《两地书》。
《两地书》是鲁迅许广平从师生结谊到建立家庭的过程最生动的记录，这本书的问世是两人商量的结果，从整理修改结集到出版都凝聚了两人共同的心血，鲁迅还将定稿用毛笔手抄成册留给他们的儿子海婴。iii《两地书》中“既没有死呀活呀的热情，也没有花呀月呀的佳句”，iv书信中的鲁迅和许广平就时局和人生发了不少真知灼见，对生活中的迷惘和痛苦他们互诉衷肠，也不乏“嫩棣棣”、“乖弟”之类的恋人絮语，而成家后小别其间互通的书信中多是生活琐事和相互关心，这些书信生动的说明他们如何在革命中相爱、在相爱中革命、在革命事业和家庭生活中相濡以沫。
许广平曾在二哥的鼎力相助下逃脱了包办婚姻，在这一点上她比鲁迅要幸运得多。鲁迅终生背负着对结发妻子朱安的责任和孝悌的精神包袱，他和这个目不识丁的小脚女人毫无爱情可言，为了安慰母亲他没有走进非孝者的行列，这个无奈的选择造成了鲁迅肉体、精神的双重尴尬，也给攻击他的人留下了口实。朱安陪伴着鲁迅的母亲寂寞的度过了苍白的一生。鲁迅是同情女性的，他始终没有休妻之举，不忍心彻底毁灭一个无辜的旧式女子，虽然这段名义上的婚姻是他和许广平结合之间最大的障碍。
鲁迅和许广平结合无疑经过了思想挣扎的洗礼，鲁迅在许广平对他表示相爱之初就力陈了年龄悬殊、不可能休妻、相貌身体等种种不配的因素，以俗世的眼光她嫁鲁迅等于作妾或说骈居，这与新式妇女向往的理想归宿是有差距的，许广平的冲破阻力和俗见没有勇气和别拘一格的魄力是做不到的。鲁迅对爱情既不奢望又渴望，在《随感录四十》中这种矛盾的情绪很明显，在与许广平的师生恋中他是被动者，“害马”的爱于他是意外的惊喜。
鲁迅的战斗生活艰苦而卓绝，他和许广平经历了北师大、三・一八惨案，在广州厦门的四・一五大惨案，上海的文化大围剿、九・一八事变和淞沪大会战以及特务的盯梢和文人的围攻，在政坛和文坛的风雨中两人同甘苦共进退，堪称志同道合的革命夫妻。在上海定居以后，许广平开始了家庭妇女的生活，而这种选择并非她的初衷。许广平思想敏锐很有抱负，热衷于社会活动，曾经是学生运动的中坚分子，文笔犀利很有才华，当年参加张竞生爱情定则大讨论的两位女性她是其中之一，鲁迅在广州演讲也有她的汗马功劳，投入公众事务于她是如鱼得水。她原本希望通过社会工作来施展才华，为国家民族尽己之责，却于鲁迅的想法产生了较大的分歧，先生希望许广平留在家中。许广平的矛盾心情是可想而知的，留在家中自己的学识和能力不能服务社会，出去工作不能全身心照顾丈夫，不情愿埋没才华又想鼎立支持鲁迅，最后她还是决定忘记自己留在家里。许广平把对两难处境和矛盾心情的思考写进了《从女性的立场说“新女性”》，最后她以为“这是社会构成的病态现象，是社会组织落后的国家必然的现象，解决它，不全是女性本身，在男性，在社会问题上，我以为都有关系” v。当时有没有折中的办法，确是一个很值得寻思的问题。
许广平悉心照顾鲁迅的起居，良好的家庭环境对于鲁迅的创作大有裨益，除此之外许广平替鲁迅完成了大量校对、抄稿的工作，为鲁迅的创作准备材料，作为鲁迅作品的第一个读者，通过与鲁迅的交谈她的评论成为修改的参考意见。正如周海婴所说：“父亲在跟母亲共同生活的10年中，在写作方面取得的成绩竟超过了以前的20年，这就是对我母亲自我牺牲所作出的巨大报偿。” vi
鲁迅永远是许广平的老师，为了让许广平继续学习，鲁迅以日文版的欧洲艺术史《尼罗河之草》教她日文，在日常生活中用日语对话，但是因为海婴的出世家务的增加使日语的学习一度中断。许广平后来翻译了《小彼得》和鲁迅用日文写的文章《看萧和“看萧的人们”记》，也算学有所成。vii鲁迅逝世以后，许广平重新提起笔写了很多回忆鲁迅的文字，并终生致力于对鲁迅著作的整理和宣传，从出嫁开始到孀居，她的生活和精力之绝大部分都奉献给了鲁迅和他的事业。
“五四”之前认为妇女理所当然该扮演贤妻良母的角色，而在“五四”以后女性走出家庭走进广阔的社会生活是“五四”知识分子普遍认可的理想，然而事实的情况和言论的提倡，似乎有一段很大的距离。象许广平这样受过教育的知识妇女，凭借其能力在经济上应该可以独立，从事社会活动也很可能小有成就，但是感情和相夫教子最终成为她生活的重中之重，更遑论那些仰男人鼻息生存的女性了。走入婚姻后的新女性许广平，在工作和家庭的对立中牺牲掉了事业，这实际上与男主外女主内的传统观念相当。看来“虽然以传统为打倒对象，但是传统的许多惯性仍然起着作用，并无法彻底决裂”，viii知识分子往往政治观念激进，而心态行为却因受道德风尚影响迟滞不前。
“五四”妇女解放呼吁女性走出家庭走进社会，加诸于古代妇女的严格人身限制得以破除，现代女性不必再像以前那样囿于家庭的狭小空间，这是一大进步，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妇女可以将家庭抛诸脑后。现代女性必须面对的是“女”和“人”这两重身份，前者意味着相夫教子、生儿育女的妻子和母亲，后者体现的是独立自主、发展自我的人的要求。这两种价值趋向并非不可兼容，但在现实生活中却往往相悖，至今还是严峻的课题。
鲁迅对妇女解放并不乐观，《伤逝》中的涓生和子君的关系就像他和许广平的关系，不管是涓生还是鲁迅“都对这种引导-被引导的两性关系感到天经地义，他们似乎想象不出同一个要强的子君，一个并未堕落又未死亡的不被引导的子君该如何相处。”ix 《伤逝》似乎很无奈的说明，在走到反抗父命、自由追求爱情和婚姻后，妇女解放遂告罄，虽然看起来这结论不应该也不完满。但是谁知道子君不死该何去何从？
注释：
i许广平.十年携手共艰危――许广平忆鲁迅[M].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278.
ii参见倪墨炎，陈九英.鲁迅与许广平[M].上海书店出版社，2001：16.
iii参见倪墨炎，陈九英.鲁迅与许广平[M].上海书店出版社，2001：162.
iv参见倪墨炎，陈九英.鲁迅与许广平[M].上海书店出版社，2001：15.
v许广平著，海婴编.许广平文集[M].江苏文艺出版社，1998：112.
vi倪墨炎，陈九英.鲁迅与许广平[M].上海书店出版社，2001：122.
vii许广平.十年携手共艰危――许广平忆鲁迅[M].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277.
viii周叙琪.1910～1920年代都会新妇女生活风貌――以为分析实例[Z].出版委员会，1996：170.
1、时间，每天得到的都是二十四小时，可是一天的时间给勤勉的人带来智慧和力量，给懒散的人只留下一片悔恨。——鲁迅
2、走上人生的旅途吧。前途很远，也很暗。然而不要怕，不怕的人面前才有路。——鲁迅
3、学习专看文学书，也是不好的。先前的文学青年，往往厌恶数学理化史地生物学，以为这些都无足轻重，后来变成连常识也没有。——鲁迅
4、我很早就希望中国的站出来，对于中国的社会文明，都毫无忌惮地加以批评。——鲁迅
5、人生得一知己足矣，斯世当以同怀视之。——鲁迅
6、读书应自己思索，自己做主。——鲁迅
7、中国的有一些士大夫，总爱无中生有，移花接木地造出故事来，他们不但歌颂生平，还粉饰黑暗。
8、倘能生存，我当然仍要学习。——鲁迅
9、时间就是生命，无端的空耗别人的时间，其实无异于谋财害命的。——鲁迅
10、青年人先可以将中国变成一个有声的中国：大胆地说话，勇敢地进行，忘掉一切利害，推开古人将自己的真心话发表出来。——鲁迅
11、愿中国青年都摆脱冷气，只是向上走，不必听自暴自弃者流的话。能做事的做事，能发声的发声。有一分热，发一分光。就令萤火一般，也可以在黑暗里发一点光，不必等候炬火。——鲁迅
12、我每看运动会时，常常这样想：优胜者固然可敬，但那虽然落后而仍非跑至终点的竞技者，和见了这样的竞技者而肃然不笑的看客，乃正是中国将来之脊梁。
13、天才并不是自生自长在深林荒野里的怪物，是由可以使天才生长的民众产生长育出来的，所以没有这种民众，就没有天才。——鲁迅
14、读死书是害己，一开口就害人；但不读书也并不见得好。——鲁迅
15、一个人的生命是可宝贵的，但一代的真理更可宝贵，生命牺牲了而真理昭然于天下，这死是值得的。——鲁迅
16、唯有民族魂是值得宝贵的，唯有它发扬起来，中国才有真进步。
17、用秕谷来养青年，是决不会壮大的，将来的成就，且要更渺小。——鲁迅
18、勇者愤怒，抽刃向更强者；怯者愤怒，却抽刃向更弱者。不可救药的民族中，一定有许多英雄，专向孩子们瞪眼。这些孱头们。
19、哪里有天才，我是把别人喝咖啡的工夫都用在了工作上了。
20、无情未必真豪杰，怜子如何不丈夫。
21、养成他们有耐劳作的体力，纯洁高尚的道德，广博自由能容纳新潮流的精神，也就是能在世界新潮流中游泳，不被淹没的力量。——鲁迅
22、凡事总须研究，才会明白。
23、在人生的路上，将血一滴一滴地滴过去，以饲别人，虽自觉渐渐瘦弱，也以为快乐。——鲁迅
24、“不耻最后。”即使慢，驰而不息，纵令落后，纵令失败，但一定可以达到他所向往的目标。——鲁迅
25、中国一向就少有失败的英雄，少有韧性的反抗，少有敢单身鏖战的武人，少有敢抚哭叛徒的吊客；见胜兆则纷纷聚集，见败兆则纷纷逃亡。——鲁迅
26、我好象是一只牛，吃的是草，挤出的是牛奶。
27、时间，就象海棉里的水，只要愿挤，总还是有的。——鲁迅
28、其实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
29、小的时候，不把他当人，大了以后也做不了人。
30、自由固不是钱所能买到的，但能够为钱而卖掉。——鲁迅
31、一定要有自信的勇气，才会有工作的勇气。——鲁迅
32、爱看书的青年，大可以看看本分以外的书，即课外的书，不要只将课内的书抱住。——鲁迅
33、我又愿中国青年只是向上走，不必理会这冷笑和暗箭。——鲁迅
34、贪安稳就没有自由，要自由就要历些危险。只有这两条路。——鲁迅
35、青年应当天真烂漫。——鲁迅
36、时间对于我来说是很宝贵的，用经济学的眼光看是一种财富。——鲁迅
37、文人作文，农人掘锄，本是平平常常的，若照相之际，文人偏要装做粗人，玩什么“荷锄带笠图”；农夫则在柳下捧一本书，装作“深柳读书图”之类，就要令人肉麻。——鲁迅
38、泥土和天才比，当然是不足齿数的，然而不是坚苦卓绝者，也怕不容易做；不过事在人为，比空等天赋的天才有把握。这一点，是泥土的伟大的地方，也是反有大希望的地方。——鲁迅
39、现在的青年最要紧的是“行”，不是“言”。——鲁迅
40、中国一向就少有失败的英雄，少有韧性的反抗，少有敢单身鏖战的武人，少有敢抚哭叛徒的吊客；见胜兆则纷纷聚集，见败兆则纷纷逃亡。
41、真的猛士，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鲁迅
42、倘只看书，便变成书橱。
43、游戏是儿童最正当的行为，玩具是儿童的天使。——鲁迅
44、人必须生活着，爱才有所附丽。——鲁迅
45、让别人过得舒服些，自己没有幸福不要紧，看见别人得到幸福生活也是舒服的。——鲁迅
46、必须敢于正视，这才可望敢想敢说敢做敢当。
47、我们目下的当务之急是：一要生存，二要温饱，三要发展。
48、哪里有天才，我是把别人喝咖啡的工夫都用在了工作上了。——鲁迅
49、时间就像海绵里的水，只要愿挤，总还是有的。
50、凡事以理想为因，实行为果。——鲁迅
51、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
52、教育植根于爱。——鲁迅
53、生命是以时间为单位的，浪费别人的时间等于谋财害命；浪费自己的时间，等于慢性自杀。——鲁迅
54、勇者愤怒，抽刃向更强者；怯者愤怒，却抽刃向更弱者。不可救药的民族中，一定有许多英雄，专向孩子们瞪眼。这些孱头们。——鲁迅
55、唯有民族魂是值得宝贵的，唯有它发扬起来，中国才有真进步。——鲁迅
56、友谊是两颗心真诚相待，而不是一颗心对另一颗心敲打。——鲁迅
57、我们中国人对于不是自己的东西，或者将不为自己所有的东西，总要破坏了才快活的。
58、社会上崇敬名人，于是以为名人的话就是名言，却忘记了他所以得名是那一种学问和事业。——鲁迅
59、愿中国青年都摆脱冷气，只是向上走，不必听自暴自弃者的话。
60、沉着勇猛，有辨别，不自私。
61、不满是向上的车轮，能够载着不自满的人前进。
62、寄意寒星荃不察，我以我血荐轩辕。()
63、不能“只为了爱——盲目的爱，——而将别的人生的要义全盘疏忽了”。——鲁迅
64、节省时间；也就是使一个人的有限生命，更加有效而也即等于延长了人的生命。——鲁迅
摘 要：鲁迅的死亡意识对于其人生观与文学创作影响至深至巨，因此，探究它的生成条件、发展脉络、影响方式与理论意义具有重要学术价值，由此也能够使得鲁迅作为文学家、思想家的价值获得更富于启迪意义的理论阐释。
在中国现代作家中，鲁迅以其在各种体裁作品的创作中广泛触及“死亡”意象与主题，而给中外研究者留下深刻又阴郁的印象。从22岁所作“我以我血荐轩辕”，自觉献祭于民族危机，到去世前作《死》和《女吊》，鲁迅一生都在不停地书写、思考着“死亡”，“死亡”毫无疑问地成为其创作的贯穿母题。这类创作也受到了不同时代研究者角度不同、程度不同的关注，由此引申出来的结论也歧义纷呈。有讳饰鲁迅这种思想与创作的，担心可能对他的形象有负面影响；当然也有抓住不放，以为可以借此贬低、损害他的；更多的是透过这个问题发现了他深邃、复杂的内心世界，了解了他反抗绝望的勇猛与悲壮。无论在怎样一个背景下研究这个问题，以及得出多么歧义的结论，都意味着我们在走进鲁迅的过程中是无法绕过这一问题的。
如果不是发生了祖父的科场案，如果不是父亲因病早逝，如果不是因为这些事变而使家道中落，鲁迅的一生也许会与他后来实际经历的人生有很大不同。正是在这些事变中，我们初次看到了鲁迅对死亡的感知与记忆，祖父的科场案使家里笼罩着监押与死亡的恐怖阴影，一方面鲁迅被迫随家人出走避难，免于被诛杀，另一方面家里又要不断地变卖家产以挽救祖父的性命；而父亲的病与死则使他更深地体会了世态炎凉，对死亡有了真切感知和无奈的接受，最终使他选择了“走异地，逃异路”，踏上一条与传统知识分子迥然不同的人生之路。可以说这些家庭变故不可避免地使敏感倔强的少年鲁迅蒙上心灵的暗影，死亡的恐怖与悲哀过早地在他的幼小心灵镌刻上阴郁沉重的痕迹，并使他渐渐形成了习惯看待人生与人性的暗处，对人间的不幸几乎怀着本能的关心和同情。也许正由于这种性格的原因，鲁迅小说创作取材多来自病态社会不幸的人们，希望引起疗救的注意。
在为父亲治病的经历中，少年鲁迅在心中埋下了对人的生命的珍惜与关爱。在日后当他需要对人生志向做出抉择时，他毫不犹豫又充满自信地选择了医学，把救死扶伤作为自己的人生理想。我们看到，鲁迅这时对生命的理解还是生物学的，以维护肢体健康为目的，以科学的医学方法与手段为支撑。这极为明显地受父亲的病与死亡的影响。李长之写于1935年的《鲁迅批判》中曾有多处阐发鲁迅的生物学的生存观，他说：“人得要生存，这是他的基本观念。因为这，他才不能忘怀于人们的死。”“他的思想是一种进化论的生物学的思想，这是毫无疑问的。这点思想的萌生，却以医学给他的帮助为最大。”①这个视点成为李长之观察、评判鲁迅思想与创作的一个重要又一贯的角度，但是我们觉得这样的一个观念只是鲁迅人生思想的基础与前提，因为联系幻灯片事件，我们还可以看到鲁迅对生命的理解有过一个明晰的发展。幻灯片事件的刺激使鲁迅意识到“医学并非一件紧要事，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病死多少是不必以为不幸的。所以我们的第一要着，是在改变他们的精神……”②由此看来，他不再把人的生命简单地看作生物性存在，而是把它视为富于自我意识与意义的个体存在，“死亡”现象被他从精神性立场重新加以思考，确立了理解“人”的内在精神的视野，并从此真正找到了自己一生的志业。我们可以看到进化论对他的积极影响，人的生命那种简单的生物性存在，经过进化论这样一种更高的生命意识的启发，进入了一个合目的性的存在序列，生和死都变成了人的高度自觉的理性行为。所以，我们会在鲁迅笔下难得地看到这样乐观的文字：“进化的途中总有新陈代谢。所以新的应该欢天喜地的向前走去，这便是壮，旧的也应该欢天喜地的向前走去，这便是死；各各如此走去，便是进化的路。”③“生命的路是进步的，总是沿着无限的精神三角形的斜面向上走，什么都阻止他不得。……生命不怕死，在死的面前笑着跳着，跨过了灭亡的人们向前进。”他还因此确认了“若干人们的灭亡，却并非寂寞悲哀的事”④，人的生和死在进化的“索子”上变成了有各自意义与价值的行为，“生”要欢天喜地，“死”也应该欢天喜地。循着这样一种进化论的理论逻辑，鲁迅甚至得出了如下结论：“若以人类为着眼点，则中国若改良，固足为人类进步之验（以如此国尚能改良故）；若其灭亡，亦是人类向上之验，缘如此国人竟不能生存，正是人类进步之故也。”⑤“死亡”在鲁迅的进化论思路里找到了合乎理论逻辑的目的、理由和意义，与“生命”一样是对某种更高更根本之存在的完成，并负有同样的使命。美国精神分析学家诺尔曼·布朗有一个见解可以从心理学方面加深我们对这个特点的理解，他说：“对死亡的肯定就只有那些生命本能足够强大，因而能正视生与死的统一，并将其视为生命本能努力加以追求的未来完美状态的人才能做得到。”⑥在进化论思路里的“生”与“死”的矛盾统一还使鲁迅更清楚地看到了民族国家的生存危机，并遵循着进化论式的历史理性精神，自觉地肩负起这个痛苦又艰难的拯救使命，即鲁迅所谓的“肩住黑暗的闸门”和“完结四千年旧账”。
但理论的合目的性与合逻辑性，却无法保证在社会实践中能够如愿地取得进步，鲁迅直接体验与经历的，几乎总是丑恶与恐怖的循环表演，看得越来越怀疑、颓唐起来。自己的言论与行动虽意图光明，也总是鬼打墙似的四处碰壁。有了这样多的经历与实践之后，早已年逾四十的鲁迅对死亡的意识也出现了重要变化，他在《写在〈坟〉后面》一文中就说：“我只很确切地知道一个终点，就是：坟。”⑦在《野草／过客》中他还设计了一个面向“坟”而又坚持走过去的“过客”形象，执拗地表达了自己“向死而行”的生存方式。他甚至不近情理地在《野草／立论》中让一个人面对刚刚满月的小男孩说出“这孩子将来是要死的”这样的话，把“向死而生”的事实真相在这样一个不合时宜的场合说出来，有意识地让我们尽早觉悟到生命的本真。就如马克斯·舍勒所说的那样：“每个生命（包括我们自己的生命）的经验均以死为方向，这乃是生命经验之本质。死乃是一种形式与结构，我们唯有在此形式与结构之中才被给予生命。”⑧但是，鲁迅在意识到这个悲剧境遇后，并未退缩和彷徨，而是高张起反抗绝望的大旗，他在《过客》完成一个多月后写给赵其文的信里说：“虽然明知前路是坟而偏要走，就是反抗绝望，因为我以为绝望而反抗者难，比因希望而战斗者更勇猛，更悲壮。”⑨这种精神也正如尼采所说：“人需要一个目标，人宁可追求虚无也不能无所追求。”⑩鲁迅面对死亡反抗绝望的精神正是尼采所说的追求虚无的精神，也就是面对人生的虚无也不能不有所追求的精神。在1935年，他结合自己对进化论的理解，直面“人生的最后”，也还是坚持要有所作为：“我想：人是进化的长索子上的一个环……至于……人生……的最后怎样呢，现在还没有人能够答复。也许永久，也许灭亡。但我们不能因为‘也许灭亡’就不做，正如我们知道人的本身一定要死，却还要吃饭也。”{11}
由“先行到死”的人生认知方式所决定，落实到具体的人生选择过程中，这种直面死亡的人生观就是不断地寻找人生道路，或者向着自以为像路的地方跨进去，或者明知是荆棘也要跨进去走走，或者就在已知不是路的地方硬踩一条路出来。在杂文集《坟》的后记里，鲁迅在明确指出了人的“向死而在”的生命本质后，就把自己的致思重点放在了对人生道路的寻求上，他认为“人终有一死”是不成问题的，对人来说成为问题的却是“从此到那的道路”，“那当然不只一条，我可正不知那一条好，虽然至今有时也还在寻求。”{12}很显然，鲁迅把作为有限物而存在的人可以思考和不能思考的问题做出了明确区分，而让人思考自己能够思考的问题，那就是怎样通过对“死”的先行把握而明确“生”的过程与目的，并充分自觉地实践之。所以，在寻路的许多岔口上，鲁迅从未闭上眼睛，止步不前，或盲目幻想，“黄金世界”或“天堂”、“地狱”都受到了他的审视与质疑，决不轻易盲从，满足于虚假的乐观主义。因此，他总是比别人有更多绝望的人生体验，仿佛唯“黑暗”与“虚无”乃是实有，以至于也经常会有自杀、杀人的冲动，还自称是“死的随便党”，或者说“与人生苦相比，并不厌恶死”。这些思想的生成所表明的是，鲁迅比当时一般的知识分子更深地陷入了生存与生命的中心地带，对“生”与“死”的价值体验带有强烈的个人色彩和极其复杂与残酷的心理内容。经过这样一番彻底的怀疑与质询，鲁迅认清了一条本真而值得承担的人生之路，他从来都是忠实于脚下的大地，从来也不曾脱离中国的社会现实与文化现实，同时以毫不妥协的方式努力倡导并艰难实践着较合理的生存观念与生存方式，而不是面对虚无和不合理的世界拔着头发飞离地球，为人生交出一份白卷。在这个意义上，对于鲁迅的死亡意识来说，已经全然摒弃了宗教、来世，所注重的是现世生存。在这样的人生理念中，鲁迅再次显示了自己与尼采的接近：“超人必是大地之意义”，“忠实于大地罢，不要信任那些侈谈超大地的希望的人！”{13}这种“向死而在”的生存方式进一步决定的是，存在者要始终以自己的能在为目的，以最本己的方式对自己的在世方式做出选择，从而开展出存在者最具个人生命价值的人生景观。“归根结蒂，存在（Dasein）只有作为真正向死亡的可能性开放的存在，才能最终成为主宰作为有限存在的它自身生存的主人，并因此而有真实的生命。”{14}鲁迅的一生就是在这种“向死而在”的开放性里，不断地对自己的人生道路和具体工作方式做出不同的选择或放弃，以通过这样的变化来接近自己的存在本真，来达成自己的人生使命与价值，从而超越死亡强加于人的虚无与空寂。
晚年的鲁迅越来越多地受到疾病的困扰，而且有些病根是青壮年时期就埋下的，在去世前一个月，鲁迅写给母亲的信中就提及自己早年的三次肺病发作，并说此病已得了二三十年。若非有着极其顽强的生命力，据一位美国肺病专家说是早在五年前就会死掉的。就是在1936年缠绵病榻的几个月里，他还相信自己会战胜疾病，坚信自己不会很快就死。另外一个方面的情况是，生逢乱世，饱经人世忧患，鲁迅敏感又柔韧的神经不断被捶打，充满了沧桑的达观，即如1933年6月给朋友的信中所说：“仆生长危邦，年逾大衍，天灾人祸，所见多矣，无怨于生，亦无怖于死。”{15}与这种隐含着沧桑的豁达相伴随，在时局危乱、病魔缠身的情况下，他的晚年更有一种时不我待的危机感，拼命工作，直到去世前两天不能持笔为止。并且由于这种工作紧迫感而一再推迟休息、疗养，乃至出国延治的安排，似乎只有工作能够有效抵抗死亡的侵扰，获得自我的价值实现与存在感。
但是，据当时守候在鲁迅身边的冯雪峰观察，无论是否自觉，他已不能不把病看作可能不能战胜的敌人。{16}因此在这一时期，鲁迅留下了相当多的关于死亡的文字记录与思考，例如《“这也是生活”……》《死》《女吊》等作品，在这些里，有时死亡与鲁迅近在咫尺，触手可及，但他给我们留下的却是由“死”向“生”的挣扎或者为生者所作的种种预想和安排，由这些文字所折射出的是一个热烈又充满理智的生存者形象：
街灯的光穿窗而入，屋子里显出微明，我大略一看，熟识的墙壁，壁端的棱线，熟识的书堆，堆边的未订的画集，外面的进行着的夜，无穷的远方，无数的人们，都和我有关。我存在着，我在生活，我将生活下去，我开始觉得自己更切实了，我有动作的欲望……{17}
正是由于这样一种热烈又博大的生存渴望，我们看到日常生活中的鲁迅在面对死亡的时候，正如吴俊所说：“在鲁迅的自觉意识中，他所感到的大多只是生之留恋，而不是死亡恐惧；或者说，鲁迅自己是以一种对生命的正面体认和体验的欲望来表达这一切的，其中又不无悲哀和抑郁。”{18}
以上我们关于鲁迅死亡意识进行了极其概括的描述，目的在于揭示这种思想意识的生成条件、发展脉络、影响方式与理论意义，由此也能够使得鲁迅作为文学家、思想家的价值获得更富于启迪意义的理论阐释。
① 社科院文学所鲁迅研究室．1913-1983鲁迅研究学术论著汇编1［1913-1936］［C］．北京：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5， P1271.
②③④⑦{12} 鲁迅．鲁迅全集第1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P417，P339，P368，P284，P284.
⑤⑨ 鲁迅．鲁迅全集第11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P354，P442.
⑥ 诺尔曼·布朗．生与死的对抗［M］．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94．P116.
⑧ E·云格尔．死论［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5．P9.
⑩ 尼采．论道德的谱系［M］．北京：三联书店，1992．P76.
{11} 鲁迅．鲁迅全集第13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P163.
{13} 尼采．查拉斯图拉如是说［M］．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1987．P7.
{14} 艾德里安·米尔维什．死亡、偶然性与自我意识之发生［J］．第欧根尼，1994，（1）：22-41．
{15} 鲁迅．鲁迅全集第12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P192.
{16} 冯雪峰．回忆鲁迅［A］．鲁迅博物馆，鲁迅研究室，《鲁迅研究月刊》．鲁迅回忆录专著（中册）［C］．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
{17} 鲁迅．鲁迅全集第6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P601.
我触摸了时光机上的一个键，顿时，我被吸入了机内。耳边响起了和蔼的声音：“请选择时间，地点。”1931，上海。我几乎想也没想就说出口。心里总有一个念头，想拜见鲁迅。
……
天色阴沉极了，天空中无力地漂浮着几朵黄云。路上的人少得可怜，只有几个金发碧眼的“贵人”在大街上大摇大摆地走过。“这难道是1931年的上海？”我惊诧地沿着一条石板路向前走。忽然，我看见了一所简朴的房子，匾写着“内山书店”。透过窗纸我看见两个人影在晃动，他们用日语说话，而且不时朗声笑着。我快步走进店里。柜台后，只见一个黑瘦的、穿着牙黄长衫的先生，用他犀利有神而又充满宽容慈爱的眼光看着我。他的头发那样短、那样直、那样倔强地立着；他的身子那样瘦，又那样硬朗，精神极了。
“啊，鲁迅先生！”我惊诧得轻轻叫了起来。他平淡而沉稳有力的声音传入我的耳中：“小朋友，你买书吗？”我激动得有些发抖，“是的是的。”我快速回答着。走近书架，拿下那本印着八分体字封面的书——《铁流》，我特意回头望了一眼鲁迅先生。他轻轻点点头，投出赞许的目光。
如何让他知道我来自70年后呢？我思考了一会儿，未打开书便故作大声地背诵起来：“铁流啊，你向前奔流吧，血的海洋也阻止不了你的前行！”背完后，我紧张极了。这时，一双温暖的大手拍着我的肩，那个沉稳的声音又想了起来：“我兄弟，我们到屋里谈。”
鲁迅把我带进了书店后面的一间小屋子，屋子里只有两把椅子。这应该是鲁迅先生结识和隐蔽进步人士的地方吧！鲁迅先生和我面对面坐下了，我向他说出了自己的来由。他听了，用高兴而又充满好奇的眼光看着我。我不敢相信面前这位好奇得像小学生似的人是中国的文化革命主将。鲁迅先生很急切的问我七十多年后的事，我一时不知从哪里说起。七十多年的变化用沧海桑田也无法形容啊！我之后想到什么说什么：“我们的国家是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人民都是主人。我们国家是当今世界发展最快的国家……”鲁迅先生不时插上一两句话，他如此认真的样子真让我感动。当我把从1931年到1978年的历史全过程告诉他时，他时而皱眉，时而微笑，时一脸悲哀，时而满脸兴奋，最后长叹一声道：“民国时期屠杀的是人的肉体，而‘’残害的是人的灵魂啊！”我点点头。当我把改革开放后的情况告诉他时，他高兴得手舞足蹈。说到杭州湾跨海大桥，他很有兴致地让我画下来，而当我讲到香港、澳门分别于1997、1999年回归时，鲁迅先生夹烟的手抖着，眼里含着泪花，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面对这位伟大的反帝战士，中华民族的灵魂导师，我不禁讲起了美国的霸道主义行径，讲起了改革开放的阻力和困惑。鲁迅先生郑重地说：“你们走的道路是光辉的，要走下去！改革也是一场触及各阶级利益和灵魂的革命，要分辨真正的革命者，相信只要发动广大群众，斩除帝国主义的根源，弘扬中华民族的精神，就能打败帝国主义。改革的路漫长而曲折，要做韧性的战斗，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才是对帝国主义的最好反击！
室外暮色已浓，而鲁迅先生谈锋正健……这时，外面却传来一阵纷乱的脚步声，是巡警来了。鲁迅先生忙立起，说：“你快回去！”“你跟我一起走吧！”我说。“不，我还要坚持斗争，我走我的路，你走你的路。记住，路是人走出来的！”说完，便往外走去。
我自言自语：回去吧！耳边传来一阵风声，我又回到了现在。
……
一、学习议论文的一般知识
由于鲁迅杂文的本质属于论述类文本的范畴，因此在选择教学内容时，首先应该考虑议论文的相关知识，如议论文的“三要素”论点、论据、论证在鲁迅杂文中是如何体现的。在教《拿来主义》时要明确，这篇文章的论点是对外来文化我们“应用脑髓，放出眼光，自己来拿”，即“拿来主义”。本文的论据主要有事实论据与事理论据，如论述“送去主义”列举学艺上送古董到巴黎展览、送古画新画去欧洲等；论述“送来主义”举出英国的鸦片、德国的废枪、法国的香粉、美国的电影、日本的各种小东西等；事理论据主要有尼采自诩为太阳等。本文的论证思路是“驳立式”，即先批驳错误的观点“送去主义”和“送来主义”，然后提出自己的观点“拿来主义”，并且是有选择地拿，取其精华、去其糟粕。通过分析可以看出鲁迅的杂文具有严密的逻辑性，说理清晰。从心理学上讲，高中生正处于理性思维发展阶段，抓住鲁迅杂文中的议论文知识，引导学生感受鲁迅先生思维的严密性和逻辑性，学习鲁迅透过现象认识事物本质和对外国文化、中国传统文化辩证分析等思维方法，这对其拓展他们的理性思维无疑具有一定的作用，教师在选择教学内容时不能不考虑这些内容。
二、感受鲁迅思想的光辉
鲁迅先生是伟大的思想家，他的思想光辉在其杂文中熠熠闪光，这是鲁迅杂文之所以能够长久立足于中学教材的重要原因。学习鲁迅杂文当然要学习鲁迅先生深刻独到的思想。杂文在鲁迅先生一生中是其创作最多、也是先生最偏爱的文本样式。他把杂文当作“投枪”和“匕首”，认为杂文最大的功能是“批判”，他的杂文集合在一起可以说是一部不断批判、斗争、攻击的思想文化斗争史。贯穿在这部“史书”式的杂文系列中的核心思想是对生活中不平等现象的揭露以及人民对这种不平等态度的表现，对统治者愚昧和控制国民思想的批判，对人民渴望的平等和解放思想的表达等等。[1]《拿来主义》这篇文章主要针对当时对待外来文化的错误态度而写的，它既反对无原则的全盘西化的主张，也反对盲目排斥和拒绝接受外来文化的倾向，主张要有选择，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在教学中，教师要在引导学生通过阅读理解文本走进鲁迅的精神世界的同时，引导学生联系现实，运用鲁迅先生的观点和看问题的方法，对当今社会生活中存在的闭关锁国、盲目排外的新“国粹主义”和崇洋媚外、全盘西化的新“媚外主义”各种现象进行辩证分析，让学生切身感受到鲁迅思想光辉的历史价值和现实意义，提高对鲁迅杂文重要性的认识。
三、品味鲁迅作品特殊的语言风格
鲁迅先生的杂文语言是其创作思想、感情、心理的整体表现，有发人深省、启人思路、动人心魄、撼人灵魂的魔力，蕴涵着幽默讽刺的高超艺术，简直可以把它比作原子核：高度浓缩、体积小，而含量大，比重也大，能够进行核裂变，产生连锁反应，具有爆炸力、穿透力。鲁迅在他的杂文中，善于运用比喻来进行讽刺，这要比抽象的说理生动、鲜明和深刻。鲁迅善于捕捉对象的内含继而来表达自己心中的想法，形成简练、含蓄、多变的特色，因此在选择教学内容时，可以选择比喻手法作为教学内容，如《拿来主义》中“大宅子”、“鸦片”、“鱼翅”等。鲁迅先生好用反语，隐约其辞，声东击西。鲁迅曾经说:“我因为自己好作短文，好用反语，每遇辩论，辄不管三七二十一，就迎头一击。”如《拿来主义》中作者故意贬词褒用、褒词贬用，写到“拿来主义”时，用“我只想鼓吹我们再吝啬一点，‘送去’之外，还得‘拿来’”。这篇文章多处运用反语，可以作为语文学习的重点。鲁迅的杂文经常使用对比的手法来造成鲜明而强烈的表达效果。这种手法的根本点是以事实为根据，利用对比双方的特征，构成鲜明的比照，在比照中凸显讽刺对象的卑鄙可笑。如在《拿来主义》中将“送去主义”、“闭关主义”与“拿来主义”进行对比，先破再立，提出自己的观点。
（镇江市“十二五”课题“新课程背景下鲁迅作品教学存在的问题及对策研究”阶段性成果。）
注释：
[1]姚敏敏.浅析鲁迅杂文的批判性[J].华章，2013，（17）：105.
关键词：竹内好 鲁迅 文学者 启蒙 文学无力
中图分类号：I21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026X（2013）07-0000-02
竹内好的《近代的超克》确实很有些难懂，他的研究具有鲜明的主体性和思辨性。读他所读出的“竹内鲁迅”形象，就好像听一位大学老师在用高数来解释一道极难的高中数学题，固然是高屋建瓴，但结果却是让人从一种不解陷入另一种不解。但是在对比着读了一些王晓明的鲁迅研究和其他一些文章后，这种感觉转变了。我发觉其实在不特别拘泥于竹内的每一字每一句，跳出来从整体上思考的前提下，他的解释是深刻并且清晰的，他是极少的能以超越政治和思想文化的禁锢的角度来客观看待鲁迅的人之一。而且可以说，他在鲁迅构造的反观自己的世界里读鲁迅的同时，也在反观自己。相信“在我看来，鲁迅是个顽强的生活者；彻底的文学家。鲁迅的严肃征服了我。”不是虚言。这些都促使着我逐渐接受他给我们阐释的鲁迅――更接近本质的鲁迅。
首先想谈的是对于鲁迅的定位的问题。竹内好花了大量的篇幅来为鲁迅进行身份定位，文学者、启蒙者、思想家，看着这些名词反而疑惑起来。在以前我们是不会疑惑的，因为自开始学习他的作品的时候起我们就被不容置疑地告知：鲁迅，原名周树人，中国伟大的文学家、思想家、评论家、革命家。周树人是先生的名字，“文学家、思想家、评论家、革命家”是被公认了的先生名字之后的附加物。现在，不禁想问：鲁迅眼中的鲁迅会是什么呢？文学家？思想者？战士？抑或都不是？我们实在无法对鲁迅先生进行角色的准确定位，因为他让我们看到的更多的是身份之间的矛盾和纠葛。我很认同竹内好对鲁迅的看法，一个作为文学者的鲁迅――由启蒙者的表象挖掘出来的鲁迅。我们是以作为启蒙者的鲁迅为已知，以他的文字为条件，通过有主观性的思考来证明一个文学者的鲁迅的。但结果是我们仍然不能简单地定位鲁迅为文学者，我认为鲁迅之所以成为一个独特的存在原因在于他作为一个启蒙者和一个坚定的文学家的内在紧张，妙的是 “启蒙”和“文学”在鲁迅身上并不抵触，这正是我们更好地理解鲁迅的两把钥匙。
在解释两者的关系之前，我想先说一下“启蒙”。这个概念源自西方，是中国新派知识分子共同认可的普适性价值立场，也是和中国实际经常发生龃龉的西方关照角度。在这里我想引入近代文化研究中的一个概念“东方化”来解释这个问题，这里的“东方化”也是一个西方概念――是站在西方视角上对东方的勾勒，东方知识分子也在接受的基础上不自觉地以西方视角来审视自己。“启蒙”这个概念不能不说是与此有关，与此同时我联想到在接受这个概念的背后，我们也不自觉地在以西方视角来看待我们的近代思想和文化。因此，我认为在某种意义上“启蒙”是中国和日本自我东方化叙事的一个例子。在这一点上竹内好也不能免俗，在竹内好的表述中存在着两种“启蒙”：一种就是大多数知识分子心目中来自西方的价值体系对中国传统与现实的启蒙，一种是鲁迅通过生命体验所坚持的同样针对中国传统与现实的启蒙，不过后一种同样受着我们所说的“东方化”的影响，不得不参照西方并提出批判性理解。在竹内好看来，后一种解释在中国才具有合法性，但是这种合法性并不表现为清晰的理念和有力的回应，而是表现为鲁迅式的苦苦“挣扎”的痕迹，和因为这种“挣扎”而获得的“自觉”。
在对“启蒙”作了简单解释之后，我们再来看“启蒙”和“文学”在鲁迅身上的所谓纠葛。竹内首先是肯定作为启蒙者的鲁迅的，“作为表象的鲁迅，始终是一个启蒙者。首先是一个启蒙者，而且是个优秀的启蒙者。”并且说“我不是无视作为伟大的启蒙者的鲁迅。不仅不是无视，甚至深感尊敬。”但是比启蒙更具本源性的东西是鲁迅的文学。使鲁迅的一切形象立体地呈现出来的首先是，最后也仍然是鲁迅的文学。“文学者鲁迅无限地生成出启蒙者鲁迅的终极之场。”因此当我们把本源性的、作为文学者的鲁迅讲清楚时，启蒙者鲁迅就能从那个终极之场中跳出来。我们可以这样总结这两者的关系：当启蒙者的根牢牢建立在文学之上时，启蒙就是文学的衍生物，是文学的另一种表达；而启蒙也只有在获得文学的表达时，才是最适合现代中国人的优秀的启蒙。
那么备受竹内推崇的“文学者”鲁迅是怎样的呢？我认为对绝望的反抗，构成了他作为“文学者”最重要的品格。“绝望之为虚妄，正与希望相同。”竹内这样解释：“如果绝望也变成虚妄，人还能干什么呢？对绝望都绝望了的人只能成为文学家。由于对什么都不信赖，什么也不能作为自己的支柱，就必须把一切都作为自己的东西。于是，文学家的鲁迅形成了。”这话有点难懂，不妨试着把前三个“什么”理解为和启蒙相关、和抽象思维相关的理论形态的把握，把“一切”理解为生活本身。抛开纯粹理论形态的把握，走向生活本身难道不正是一个文学家的诞生点吗？这样的解释是合理的，竹内在书中也提到“在本质上，我并不把鲁迅的文学看作功利主义，看作是为人生，为民族或是为爱国的。鲁迅是诚实的生活者，热烈的民族主义者和爱国者，但他并不以此来支撑他的文学，倒是把这些都拨静了以后，才有他的文学。”鲁迅――一个诚实的生活者，认同并喜欢这样的解释。竹内继而追问“文学者鲁迅”形成的“回心时刻”，认为鲁迅在写作《狂人日记》之前的十年，即林语堂称为“第一个蛰伏期”的那段时间里有一个获得“文学自觉”的时刻，在这以后鲁迅坚持了文学者的基本立场，以此去直面各种话语环境。“我想象不出鲁迅的骨骼会在别的时期里形成。”鲁迅先生是在1912年到达北京1918年发表《狂人日记》的，因此竹内好其实也只是划出了一个很大的时间范畴，而且是很大很昏暗的时间范畴，没能具体定格出那个描绘得神妙的时刻。不过竹内强于其他人的地方在于他在鲁迅走过的道路上捡起了很多的石块儿，是为了留下作纪念，也是为更加了解走过这条路的人。他在“捡石块”的过程中找到了填进回心熔炉里很多的碎片：幻灯片事件、找茬事件带来的屈辱感，《新生》事件引发的失望。他没有抹杀这些事件的影响，但是也没有把影响绝对化，而仅是把它们看做是回心的因素之一。而且我认为使用“回心”这个词很恰当，除了转变、转化、改变等意思外，一般特指基督教中忏悔过去的罪恶意识和生活，重新把心灵朝向对主的正确信仰。竹内好把鲁迅的文学叫作赎罪的文学，用带有宗教色彩的词汇来描述中国式的作家以宗教的方式找到文学的自觉的结点是巧妙的。“如果说转向是向外运动，回心则是向内运动，回心以保持自我而反映出来，转向则发生于自我放弃，回心以抵抗为媒介，转向则没有媒介。”①
其次，想谈谈书中论及的文学和政治的关系。竹内好说鲁迅是一个纯粹的文学者，而对于政治，鲁迅看到了文学的苍白无力，他说“有实力的人并不开口，就杀人”，“中国现在的社会情状，只有实地的革命战争，一首诗吓不走孙传芳，一炮就把孙传芳轰走了”，文学何以无用？竹内好先生说，“‘文学’代替不了‘一炮’，但‘一炮’也代替不了‘文学’”，“把文学摆在对政治的无力位置，是把政治作为绝对来看待的结果。无力的文学应以无力来批判政治，‘无用之用’应变为‘有用’，即应该说政治对文学也是无力的”。问题就在于这，文学对政治无力，但同时政治也对文学无力，一个抱定了绝望的文学家在任何时候之下，都要以一己之心发出批判的声音。政治与文学彼此“无力”、不存在从属关系，这点鲁迅是懂得的，让他焦虑、悲哀的一点也正是政治与文学之间没有对话的空间和主体，本应相互依托的二者实际上却形同陌路。
一个一生都与政治无关的鲁迅何以为政治家所推崇，甚至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也有影响呢？也许他的那种政治性正是由拒绝政治而被赋予的政治性，这一点使他成了一个非凡的“政治家”。鲁迅在同那些打着马克思主义旗号的非马克思主义者的辩驳、对抗中，真正地接近了马克思主义。
在拜读《近代的超克》的时候不禁暗暗叹服竹内好的深邃的洞察力、谦逊的态度和竹内好式的独特语言，当然其中让人印象最深刻的还是竹内的思维方式。不敢妄言竹内的思维特性和模式是怎样的，只想略谈一下对于他的思维方式的一点想法。在现代文化时期，精英文化或者说先锋文化成为了现代社会中的亚文化类型。所谓先锋文化，是少数人的、不同于中层知识分子的文化，对现存的社会秩序采用粗暴强烈的否定的态度，即“反文化”，“对抗性文化”。阿多诺和霍克海默的《启蒙的辩证法》为这种文化提供了理论基础，这决定了这种文化的基本的哲学价值概念是否定性思维。这种文化的定型时间或许是晚于竹内好的思想的形成时期，但是竹内在认识问题的否定性态度和它确实有着很多共性。日本学者田智明认为：“竹内的思想的‘焦点’，在于他作为思想家的态度。这是通过否定的过程而使被否定的对象获得新生的思想态度。”作为学者的竹内好的态度可以概括为“否定之否定”。竹内好关于中国近代化“回心”型轨迹的描述，关于鲁迅去世后中国文坛走向统一的描述都是这种否定之否定思维的产物。竹内好对鲁迅的论争方式是做了充分的阐释的，与此相似的是竹内好本人的论述也是充满了斗争性的。这也是我们会觉得《近代的超克》晦涩难懂的原因，因为在进入竹内的思维之前，我们要跨越两道鸿沟去接近本源性的鲁迅的思想。逐渐发现这种否定性的思维方式是很有趣的，这样的思维模式和论述方式，使他的学术研究有着鲜明的否定性和批判性色彩。他自己也说在阐述鲁迅的过程中“要规定他是什么很难，而要规定他不是什么却很容易。”我觉得这是很有意思的一种研究方法，当你不能直接定位摆在你面前的难懂的研究客体时，除却要尽量抛开外在因素的影响，可以采用的方式是思考它不是什么，以否定求肯定，以否定排除谬误以获取正确。如果在已知所有可能性的前提下，倒是很像在做一道选择题。
在解读过竹内好理解的鲁迅之后，对于鲁迅的思想的认识是有了一定转变的同时，也加深了对鲁迅先生的敬仰之情。法国的朱立安・班达在《知识分子的背叛》一书中将“不畏强权，勇于追求真理的人”定义为“知识分子”。我觉得鲁迅最让后人钦佩的正是独立的知识分子的身份，他是真正的“中国知识分子的唯一楷模”。有些人会说，是时代成就了鲁迅。可是在造就了鲁迅的年代不是也有很多“先驱者”被时代湮没，有很多平庸者被时代遗忘吗？时代只是提供了成就鲁迅的可能性，是鲁迅自己把这个可能性变成了现实。用李长之的话说：环境影响一个人的性格，而一个人的性格却选择一个人的环境。反观当今，当越来越多的知识分子跳进犬儒主义、追名逐利的染缸里的时候，鲁迅的独立与批判只会让后人更加钦佩。庆幸中国有鲁迅这样一位有着独立批判精神的勇者，庆幸有竹内好这样的思想者让我们更接近鲁迅。
注解
鲁迅作品从20世纪20年代初入选北京孔德学校编印的非正式出版物《初中国文选读》以来，就—直是中学语文课本里的重头戏。回首鲁迅作品在中学语文课本里的变迁，从唤醒国民精神、维护新中国政权、巩固“文革”统治真理性，到解放思想，直到促进社会的多元化。选文变脸背后折射出的是教育思想及价值观的几番浮沉。
民国：推广白话文的先锋
新文化运动的先驱们充分认识到要真正实现人精神的自由和思想的解放，就必须将民主与科学精神深深扎根于人民心中，“当时以反对旧道德提倡新道德、反对旧文学提倡新文学为文化革命的两大旗帜”，而鲁迅的文章在这两方面都做出了突出成绩。他在对封建制度进行无情攻讦的同时，也指出了“僵死的语言”是本文由收集整理封建统治者宣传“朽腐的名教”的载体，因而其作品从一诞生起就注定拥有不可磨灭的经典性。
教科书编者更是认识到推广白话文，打倒孔家店，传播反帝反封建思想的关键在于教育。早在1923年，鲁迅作品《故乡》和《鸭的喜剧》就被选人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新学制国语教科书》，随后，国内各书局、教育部门及一些著名的学校，在其自行编写的语文课本中收录发表在各种刊物上的鲁迅作品约五十余篇。这一时期鲁迅作品在语文教材中的数量之多，是“五四”新文学其他作家难以企及的。
这一时期鲁迅的选文对推动“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发展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它以文艺的外衣力图唤醒愚昧的国民。鲁迅作为新文化运动的一面大旗，“第一次找到了中华民族从中国古代文化传统中走向中国现代文化系统的一条必经的狭窄孔道”，将鲁迅作品收入中学语文课本，真正将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精神植入了语文教学，打破了上千年来孔家店的垄断地位，实现了从文言文到白话文的历史过渡。
建国初：民族新文化的风向标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受到国际国内政治环境的影响，语文课本政治化倾向比较严重，课本中的鲁迅作品成了政治的“传声筒”。人民教育出版社1950年出版的新中国第一套中学语文课本《初级中学语文课本》“编辑大意”就说过：“无论哪一门功课，都有完成思想政治教育的任务。这个任务，在语文学科更显得重要。”
尤其是毛泽东对鲁迅予以了高度评价，封鲁迅为“无产阶级文艺队伍的总司令”，导致鲁迅作品理所当然地成了负载新的意识形态的工具。20世纪50年代，我国实行亲苏政策，《鸭的喜剧》和《我们不再受骗》被解读成中苏友好的见证。《记念刘和珍君》中的刘和珍被阐释成为新中国建立献身的革命烈士。《社戏》是农民孩子的优良品质。《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和前驱的血》则是对中国无产阶级的歌颂。《孔乙己》本是如鲁迅自己所说的“描写一般社会对苦人的凉薄”，有着悲悯情怀之作，却被抽象成揭露封建文化毒害知识分子的罪恶。《故乡》中的闰土，也被认为蕴藏着的愤恨和反抗的火焰，终会爆发。
1957年反右斗争扩大化后，鲁迅作品更是成为思想政治教育的工具，此时期课本随政治形势频繁增删，对传统保留篇目也有意曲解，无视鲁迅作品的文本内涵。这一时期，鲁迅大量匕首、投枪式的杂文被入选到教材中去。正如王富仁所说：“在这一时期，鲁迅杂文在马克思主义政治派的手中，实现了与现实政治斗争的结合，逐渐蜕化成了社会政治斗争的工具，在对鲁迅杂文的阐释上，政治化的倾向表现得格外的强烈和突出，其影响至今犹存。”
“文革”：被神圣化的政治工具
“文革”期间，语文课变成了“政文课”，从事教科书编写和出版的人民教育出版社遭集体下放，全国通用的语文课本被取消，各地自编语文课本陷入一片混乱局面。这一时期，鲁迅极大程度地被神化，他们抽象继承鲁迅痛打落水狗的精神，掏空了其所诛伐的对象，于是鲁迅被改装为造反派的守护神。殊不知，鲁迅生前是最反对被树为偶像的，并一语成谶：“待到伟大的人物成为化石，人们都称他为伟人时，他已经变了傀儡了”。
1972年之后，鲁迅“左”神形象更得以强化，其他作家作品大量被禁，但鲁迅作品均不在被禁范围之内。鲁迅选文成为中学课本中仅存的文学作品。此时“左倾”思想登峰造极，各地自编课本均以阶级斗争为纲，语文课本的选录标准是“以毛主席著作作为基本教材，选读文化大革命的好文章和革命作品”，还列出了“教材编写原则”和“选材范围”，着重强调要“坚持政治标准第一，艺术标准第二”。基本上是对鲁迅作品进行单一的政治性解读，鲁迅成了毛泽东思想的坚实捍卫者和最有力的实践者，成为了“横眉冷对”的无产阶级专政的杀人利器。“批孔”时，《在现代中国的孔夫子》被选人教材；评《水浒》批宋江时，《流氓的变迁》被选人教材；《答托洛茨基派的信》用来证明“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正确；《三月的租界》用来批判知识分子要进行严格的思想改造要向工农学习；《孔乙己》是说明“十七年资产阶级教育路线的活教材”；《风波》是“反复辟、反倒退”；《故乡》和《祝福》因揭露旧中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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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暗而证明“文化大革命”就是好；《“友邦惊诧”论》是声讨美帝国主义的檄文。
神化的同时也意味着妖魔化。鲁迅选文被从具体语境中抽离出来，符号与意义之间的自然联系被割裂，被篡改，被过度阐释，对鲁迅任意曲解与夸张利用，将其高悬于神坛之上。鲁迅教学更是上纲上线，鲁迅被狭隘地刻意拔高，鲁迅作品中的个别细节更是被无限生发，成为被神化的政治教育工具荼毒生灵。可谓是明修历史栈道，暗度现实陈仓。
改革开放：“人间鲁迅”形象的还原
改革开放以来，人们的思想不断获得解放，文学研究界“拨乱反正”，重新评价定位有价值的作家作品，20世纪80年代王富仁、钱理群等专家，突破几十年以来的鲁迅“功利律”，著书立说正本清源，在还原鲁迅原真性方面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实现了从他律向自律的、从程式框框向艺术的回归。
这一时期中学语文课本中鲁迅作品的收录主要是对“文革”和建国初大部分选文的调整，即“课文要选取文质兼美的文章，必须思想内容好，语言文字好，适合教学。”
但中学语文教育界与学术研究界仍存在相当大的隔膜，远滞后于鲁迅研究界新成果。历史的影响不是一朝一夕就能消除的，因而，这一阶段中学鲁迅作品思想主题的解读显得陈旧而无新意，当时的中学鲁迅教学不是一种促进，而是一种延续，从这里仍明显能看出“左”的痕迹。
值得注意的是，在此时期，与政治时事联系紧密的杂文相对减少，中学语文教学在缓慢恢复，一些更温和的作品被选人中学课本。《范爱农》《阿长与（山海经）》《拿来主义》《流产与断种》《鲁迅自传》五篇文质兼美的文章更是第一次被选人。教材编者吸取了鲁迅研究的新成果，力图恢复“人间鲁迅”形象，取得了相当可观的成果。但灾难岁月“厌恶和尚，恨及袈裟”的逆反心理，使大批文人在对鲁迅进行松绑的同时开始对鲁迅进行彻底清算，但这一切都无损鲁迅民族魂的地位。
新世纪：多元化语境的回归
“鲁迅大撤退”是近年的热点话题。尤其是2010年，多地中学语文教材内容出现较大调整，其中人教社新版高中语文教材中删减了鲁迅先生《药》《为了忘却的纪念》等作品。
实际上自2001年高中实施新课改，打破了人教版教材一统天下的局面。人教、苏教、鲁人、粤教、北师、语文六足鼎力。从整体上来看，鲁迅作品在必修课本中的分量相对减少，对此人教版新课程高中语文教材执行主编温儒敏教授发表文章称：“总课量少了，课文总篇数也相应要减少。就是说，鲁迅篇目在必修课中的减少，是由于课程结构变化与整个课时减少决定的。”但在选读本中鲁迅作品骤增，甚至包括《鲁迅警世名言》《<野草>题词》《俄译本<阿q正传>序》等不常见篇目。
另外，梁实秋作品《记梁任公先生的一次演讲》首次走进入教版中学语文教材，体现出课本选编多元化的倾向。长期以来我们对非左翼文化名人研究很不充分，且由于特定社会历史条件带来的局限，有简单化倾向，海峡两岸学者对他们的评价见仁见智，这种争议一直是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过程中无法回避的矛盾。梁实秋作品入选中学课本，体现了主流社会对其文学成就的认可。文学与政治固不可分离，但文学并不是政治的附属品，文学与政治也并不是非此即彼的关系，不能因文废人，也不能因人废文，兼容并蓄则更能体现出价值的多元和社会的包容。
从以上各时期鲁迅作品在语文课本中的变迁，我们可以看出，鲁迅的众多作品经受住了历史的考验，被不同时期的教科书编者所认可接纳，在各个时期都被选人中学语文课本。他笔下的孔乙己、闰土、阿q、祥林嫂等人物形象，他对中国人生存困境的切实描述，他对假恶丑社会绝不调和的战斗精神，已深深扎根于一代又一代国人心中。
“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意大利学者克罗齐在20世纪初曾提出这样一个命题，我们对鲁迅作品也应作如是观。失去了当下的语境，所谓的经典可能真的一无所用，甚至可能无法存在下去。但问题的关键是，正如我们这个时代不可以让马克思走开，因为他论著中涉及的问题依然存在。同样，鲁迅所思考过、焦虑过的问题，也正如一个个幽灵，依然徘徊在新世纪的天空。虽然“匡正时弊，重铸民魂”的传统不同程度被一些人漠视淡忘，但鲁迅精神不会过时也不会撤退，它早已融进了我们这个饱经沧桑的民族血脉，它所具有的意义生长点，使其历久弥新，随着时代的发展，真正成为中国人的脊梁。
同时，相较于“撤还是没撤”“撤了多少”这些争论，我们真正关注的应该是中学语文教材中鲁迅作品乃至文学作品的教学方式。即以什么样的心态和模式去走近大师，感受经典。钱理群教授编辑的《中学生鲁迅读本》给我们提供了较好的借鉴。读本将鲁迅的作品分为“感受鲁迅”“阅读鲁迅”“研究鲁迅”“言说鲁迅”四个部分，可以让青少年递进式了解鲁迅、认识鲁迅、走近鲁迅。让青少年了解真实的鲁迅世界，分析鲁迅精神对当今社会的意义与效用应是当务之急。以专题形式让鲁迅作品成为学生丰富的生命教育材料，未尝不是一种让青少年接受鲁迅的恰当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