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有几个自治区范文

我国有几个自治区篇1

这观念说新也不新，要知道小平同志早在设立深圳经济特区之时就说过，要在广东再造几个香港。当时由于各种条件限制——主要是受经济发展迟缓的限制，再多几个香港自然是从经济水平来说，可现在情况不同了，深圳的经济发展和香港已经日益接近。我想，如果小平还在世，还能够生龙活虎地南巡，能够亲眼看到和听到民意的话，他老人家一定会再次发出“再造几个香港”的号召——这一次，是在政治方面，要再造几个自由、ㄖ尾⒃谑晔奔淠诰痛锏矫裰鞯南愀邸?

第一次思想解放设立了经济特区。可你不妨回顾一下，深圳当时设立特区时，非深圳户口的国民入境竟然要使用特区通行证，也就是边防证。当时我在政府部门，知道内地居民申请到深圳的审批还很严格（后来才发展到用钱就可以买到），而当时一个内地农民，根本就无法在当地申请到这种证件，他们都是到广东后通过高价购买了特区通行证……对于这些农民，这种在一国之内划分特区设立关卡的行为和“分裂祖国”有啥区别？特区本身与其说是思想解放的结果，还不如说是思想不够解放的结果。

说这话的意思是，如果特区是好的，为什么不推广到全国？如果是不好的，为啥要设立？三十年过去了，特区是好是坏已经不用说了，深圳目前是居民收入最高的城市。但大家也不能不注意到，深圳和内地的边界已经渐渐模糊了，边防证也不用了。大家知道为什么吗？因为在思想上，深圳和内地已经没有了区别，控制深圳特区边界两边的指导思想是一样的，深圳能够走多远？

当初设立特区时划分了边界，并不只是限制货物流通和人员往来，而是要把特区圈起来，既发展经济之特，也孕育“思想之特”。这一点从我当时到海南特区工作时接触的领导那里也得到证实，他们都是拥有“尚方宝剑”的，要准备大干一场——当然不光是经济上大干一场。

可惜的是由于种种原因（不说也罢），加上后来特区的领导没有几个像最初的几位垦荒牛一样具有那种开阔的胸怀和解放的思想，硬是把特区整成了关税少点、红灯区多点的“特区”。既然特区之特只在于口袋里多了几个钱，街上多了几张风尘脸蛋，也自然不用那条用来阻止思想和观念自由流通的边界了。这一点可以用来解释深圳和香港的“海关”为何暂时还无法撤掉，因为在香港，自由流通的不仅仅是钱币和货物，更重要的还有思想——一种解放了的思想！

现在我们要设立“政治特区”的目的就是要设立一个思想可以更加解放的区域，在那个“特区”里，我们将看到，思想到底能够解放到什么程度，以及解放的思想又能够把我们带向何方。

设立“政治特区”的最大好处是能够平息国内不稳定因素，真正实现“和谐社会”。现在国内最大的不稳定因素是什么？毋庸讳言，就是思想无法统一。我说这话完全是根据中国的国情。因为在国外，你从来没有听说思想这玩意还需要统一的（不过，从来不搞思想统一的西方人对于自己的政治制度，倒是高度的思想统一，他们几乎百分之九十九以上认为那是世界上最不坏的制度），你更没有听说，一个国家领导人出来号召大家“解放思想”。

思想是什么？思想就是你怎么想的。那东西又不像言行举止，不是你能够控制得住的。例如，你说不能解放思想的时候，我却一直在悄悄地解放。等到你说：大家准备好，我们要解放思想了，好，准备好了吧？那么，开步走！——哈，这思想就解放了？真是胡扯淡！

在我们的国度，一向比较注重对思想的控制，所以，说到收紧思想是一晚上的事，你不赶紧收紧思想，弄不好连命都会丢掉；说要解放思想了，也来个人人表态的一刀切，很有点像操练时的立正和开步走。当然在这种规则下，我们相信了思想能够解放到什么程度，我们就能够进步到什么程度。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设立“政治特区”，也就是要画一个圈，然后要求在这个圈子里的人把脑袋里的限制思想解放的圈圈大胆地擦掉。

各位明白了吧？我知道有人会说，你不就是想搞一个“政治特区”，搞你推崇的那一套？搞什么权力制衡，搞什么人权、自由和平等？你不就是想取消绝对的领导和绝对的权威？你不就是……我们凭什么让你搞那样的特区？那样的制度我们不适应，我们不喜欢，我们喜欢的是……

这就是问题的症结所在。大家是不是经常上网？大家是不是经常和人争论？你心里最难受的是什么？如果我没有猜错，你心里最难受的，就是你自以为一些不言自明的道理，在有些人那里却成了歪论邪说。而他们当成真理的东西，却让你难过得无法入睡，让你气愤得想冲过去扇他们一耳光。——千万不要告诉我你没有碰上这种情况。

每当这个时候，我就恨网络不是实名制，为啥？因为，我很想知道那些人到底是谁？例如，那些还在怀念的人，到底是谁？他们是中的分子吗？还是一个根本没有经历过的年轻人？还有，当听到有人说，民主不是个好东西的时候，我就想立即冲到那个朋友电脑旁边看一看，他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或者什么样的东西？他是否分子？他是否用人民的血汗钱把自己的子女送到了他口中的腐败的资本主义国家或地区？……

最想知道的其实是，这些人是真实的吗？或者他们说的是真心话吗？

如果他们说的是真的，那么就产生这样一个问题：我凭什么要人家都来接受我的观点？我凭什么把我认为是最好的制度引进到全中国？让每一个人都接受？不接受我的观点，我就认为他们愚昧？我又凭什么认为适合我的东西就适合其他的中国人？例如人权、自由和民主，也许人家真地不需要，也许有人喜欢绝对权力造成的绝对腐败，有人就喜欢生活在绝对权力下过那种不需要思考和思想的生活？毕竟，人家有“拒绝自由”的“自由”吧，还有“不要民主”的“民主”吧？

你崇尚法治、自由和民主，你对思想统一不屑一顾，那你当然也不能要求别人和你一样的思想吧？所以我也要反思。可是，反思来反思去，知道他们认为和我这种人生活在一种体制下觉得不稳定、不和谐，而我也感到委屈，觉得和他们这种人一起过一种被剥夺了自由精神和独立思想的生活是一种屈辱。怎么办？

要解决这个问题以前就是靠枪杆子或者你死我活的政治斗争，都不妥。不过，我好像找到了新办法了，我们还是回到三十年前第一次的“思想解放”起点上——那时的思想解放打破了“两个凡是”。用什么打破的？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来打破的。

好了，大家不用争论了，什么你的思想，我的理想，你的主义，我的人权，都让我们回归到最初的思想解放吧，用实践来检验一下，好不好？

说起来很容易，但做起来呢？检验一个治病救人的药方可以搞动物实验和临床试验，可要检验一种治理国家的思想和理论谈何容易？大家都知道，人类经历了很多社会制度，唯一一个完全依照某个人的理论建立起来的只有社会主义。这种把半个地球的人拿来检验一个理论是否真理的搞法，付出的代价我就不说了。所以，当网络上有网友指责我宣扬普世价值可能是要搞乱中国的时候，我确确实实地觉得挺委屈，也犹豫了。那些普世价值真得不会把中国搞乱吗？毕竟中国还有大批的反对这种普世价值的人存在呀？他们如果自己都觉得不能接受，我们又凭什么为他们做主？这符合我们自己追求的民主原则吗？

今天写这篇文章就是要告诉大家，老杨我突然找到了一个办法，这个办法是源自于两天前写的帖子里的一段话，在这个帖子里，我说，如果有人怀念毛时代，我们不妨多设立几个，让他们搬过去住……这段话出来后，引起一些网友喝彩，当然也引起一些网友的质疑和辱骂，在看这些网友的评论时，我突发奇想，也就是说，我的思想突然解放了。 我想到，为什么我们不多设立几种“政治特区”？！注意，是“几种”，而不是“几个”。我们在那里吵吵嚷嚷，建议北京设立一个思想更解放的“政治特区”，设立一个能够接受普世价值以及更好吸收国外以及西方先进管理体制的特区，从我们的思想体系和思维方式来讲，当然没有错。但有人就不乐意了，为啥？因为设立那样的特区是我们的理想，可有些人的理想并不是这样的特区呀！

他们的理想也许是生活在另外一种特区里，例如北朝鲜那样的制度，或者说那样的体制。

是什么？就是一个“特区”——一个“政治特区”，在全中国人民都与时俱进，从思想进化到邓小平理论，又跳到“三个代表”，终于来到科学发展观以及和谐社会的时候，的人民还在高举思想，不被一切先进的思想所诱惑，请问这不是“政治特区”是啥？

这个政治特区是破灭了，但是设立的那种理念和理想并没有破灭，他们像当初《共产党宣言》里说的，一个幽灵，一个在XX大陆的上空徘徊……。

我国有几个自治区篇2

立足岗位 为民找水 造福于民

水工环所的工作是个专业性、技术性比较强的工作。多年来，该团队形成了比学习、比技术、比吃苦耐劳、比成绩的良好工作风气。其中，在找水方面所创造的成绩在全国也是有较高知名度的。

内蒙古是个十年九旱的地区，缺水严重制约着经济发展，找水更是当地头等难事。建院初期，由于连续三年干旱，致使我区中西部许多地方耕地绝收、草场退化，人畜饮用水状况也日趋恶化，居民生活用水难以得到保证，好多牲畜因缺水渴死；许多村民吃水要到几里外去人挑车拉；阿拉善右旗政府所在地――额肯呼都格镇则由于供水水源日趋枯竭，正考虑是否重新选址搬迁，各个地区缺水导致的严重后果不断地汇总到地调院。

院领导和水工环所党支部的技术人员们多方奔走，积极向国土资源部和中国地质调查局争取“找水示范工程”项目，为我区严重干旱缺水的十多个旗县争取到了“严重缺水地区人畜饮用水紧急救援工程”项目，开始了在严重缺水地区的找水工作。鄂尔多斯东、西部地区地层大多赋水性能极差，许多地方紧挨着黄河却没有水喝，地下水大多赋存在岩石的裂隙里，找水难度非常大。项目组人员每天起早贪黑在野外调查，我们综合应用水文地质、地球物理、遥感等多种手段，历时一年在伊金霍洛旗、准格尔旗等地实现了找水突破。其中，在严重缺水的伊旗新庙乡地区烧变岩地层中，打出了出水量4500m3/d的供水井，极大地缓解了当地用水紧张的局面。

在阿右旗额肯呼都格地区找到并评价了一处水质较好的，日产5000立方米的小型水源地，解决了该镇的用水紧张问题，避免了旗政府所在地的整体搬迁，促进了该区的繁荣和稳定。

严重缺水的准格尔旗魏家峁镇，拥有人口一万多，山高坡陡，水资源极度匮乏，在当地曾有 “宁舍一碗油，不舍一碗水”的民谣。日常生活用水，完全靠水窖贮存，冬天储雪，夏天储顺街而流的雨水。一盆水全家轮流用，先洗脸，再洗脚，然后喂猪、饮牛、饮羊。就连女孩子出嫁，也要看男方家有几个水窖。因为缺水，许多姑娘远嫁他乡，一些村子几乎成了“光棍村”。因为缺水，使这里的群众生活贫困；因为缺水，严重制约了这里的经济发展。

2002年4月，水工环所接受了为魏家峁镇找水的任务。从那之后的100多个日日夜夜，该所技术人员抱定为群众解难，为政府分忧的信念，艰苦奋战，克服重重困难，终于在360米深度以下的灰岩地层中打出了优质地下水。该井深度450米，井涌水量达440立方米/天，可满足8800人的生活用水。

大家都知道，在如此严重缺水地区，在450米深处能打出地下水，其难度可想而知。

出水的当天，当地老百姓高兴得如同过大年，男女老少一大早就从四面八方提着桶子、盆子赶来打水、看水，好多老人激动得流下了眼泪……

因为打出了水，不久，魏家峁镇镇政府就招来一个开发项目。

鄂托克旗棋盘井镇辖人口4万多，近年来已逐步形成以煤炭、建材、冶金、化工、制药5大支柱产业为基础的工业体系。该镇建有自治区级的工业园区，是鄂尔多斯市最具发展潜力的重点开发区之一。但由于地处内蒙古西部严重干旱的荒漠草原区，年均降水量不足200毫米，气候干旱，风大沙多，自然条件十分恶劣，缺水一直是困扰当地生存和发展的一大难题。当时，镇区人均日供水量不足15公斤，周边农牧民买水最贵时高达每立方米10元，“水贵如油”是这里缺水情况的真实写照。严重缺水给当地居民生产生活造成极大的困难。因为缺水，牲畜数量减少，工业项目无法上马，一些投资商虽然十分看好当地的资源优势，但却迟迟不敢投资建厂。

水工环所接受找水勘查任务之后，经过5个多月的勘查，终于确定了两个规模较大的富水地段，为棋盘井镇开辟第二和第三水源地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也为棋盘井工业园区建设和鄂尔多斯羊绒集团在该地区投资，提供了可靠的地下水资源保障。该地区的找水突破，受到了国土资源部的高度关注，中国国土资源部原副部长寿嘉华和内蒙古自治区原副主席郭子明亲临GZ22孔现场进行视察、祝贺，并对该项目工作给予了高度评价，当地政府还专门立碑纪念。

在鄂尔多斯市政府工作大事记中记载着：地调院的一期找水工程，解决了市、旗、乡镇三级政府的人畜饮水问题，二期找水工程促成了棋盘井镇工业园区的建立，三期找水工程为自治区、鄂尔多斯市、鄂托克旗三级政府招商引资，建立自治区级经济开发区和工业园区奠定了基础，四期找水工程为鄂托克前旗上海庙地区成为自治区新的能源化工及加工基地提供了地下水资源保障。

近年来，该所先后在严重缺水的锡林郭勒盟阿巴嘎旗，赤峰市的翁牛特旗、敖汉旗，通辽市的库伦旗，呼和浩特市的武川县，鄂尔多斯市的杭锦旗、准格尔旗、鄂托克旗、鄂托克前旗上海庙、伊金霍洛旗以及乌海市等地区打出了30多口优质水井，取得了一个个找水突破性进展，为当地政府和人民群众解了燃眉之急，缓解了缺水之忧，同时也为当地勘查开发地下水起到了示范作用。

鄂尔多斯是我国重要的新兴能源化工基地，目前探明的煤炭资源量1500亿吨，约占全国已探明煤储量的六分之一，天然气探明储量约7900亿立方米，占全国四分之一，而水资源短缺正是制约当地经济社会发展和能源基地建设的主要瓶颈。2007―2009年，内蒙古自治区地质调查院实施了鄂尔多斯盆地内蒙古能源基地地下水勘查，先后在苏里格、伊克乌素、库计、达拉图鲁、三响梁、上海庙等地开展了整装性的水文地质详查，提交C级地下水可采量超过30万立方米/日，该项成果荣获中国地调局优秀级成果奖。

2010年以来，该所分别在呼市土默特左旗哈素海地区和巴彦淖尔市临河区打出了优质地热探采井，勘探深度达2500―3400m，水量和水温分别为1500m3/d、53℃ 和3500m3/d、57℃，为节能减排、实施蓝天绿地工程和大规模开发利用地热资源提供了科学依据。

该所所长李志说：“我们实施的找水勘查，其实责任也相当重大，哪口井的投入都在十几万甚至几十万，一眼地热井投资更是近千万元！因此，我们只能成功，不能失败，绝不能打出干眼儿井，不能让国家的投资打了水漂儿！”

十几年来，水工环所先后完成大、中型水工环地质勘查项目40余项，勘查评价了四个大型水源地，两个中型水源地，均圆满地完成了上级交给的任务，为自治区经济发展做出了突出的贡献。

地质工作在外人眼里是很风光的，天天在山水间穿行，其实是非常艰苦的。大家都知道，地质工作就是常年跑野外，两三个月都回不来一趟，家也顾不上管。而且大多数人由于长期的野外艰苦工作环境，患上了野外工作职业病。在野外，跋山涉水，风餐露宿，一天跑几十里、上百里是常有的事。但是，水工环所的全体党员、职工从不叫苦，从不怕累，始终把工作和事业放在第一位。该所所长李志向记者讲述说：“2007年7月15日，我和潘洪捷、于孟文工程师在鄂尔多斯大克伯湖边考察，3个人在一起走着，突然，潘工没了，再一看，他半个身子陷入到了沼泽中，我和于孟文工程师往后退了几步，费尽力气，才把潘洪捷从沼泽中拨了出来。潘洪捷脱掉泥裤子，穿着大短裤和灌满稀泥的鞋，又奔波工作到了晚上。地质人就是这样吃苦耐劳，默默无闻。”

水工环所地质队员为了理想和信念，远离了城市的繁华和家庭的温暖，日复一日、年复一年行走在荒山僻岭中，用青春和热血，为内蒙古缺水地区打出了一口口井，找出了一个个水源地。在他们工作过的地方不久就会矗立起繁华的城镇和一个个工业基地，让我们无比欣慰！

灾害面前勇于担当 尽显地质工作者英雄本色

李志和记者讲述了抗震救灾的经历：2008年“5.12”汶川发生大地震，当我们得知国土资源部要组织内蒙古国土资源系统地质专家去灾区进行地质灾害应急排查时，水工环支部党员们都踊跃报名，积极要求去一线救灾。

甘肃的陇南文县离震中青川只有20公里，也是重灾区。地震发生后，当地老百姓的房屋几乎全倒塌了。当时，我们接受的任务是震后地质灾害应急排查，以防次生灾害发生，为政府灾后重建提供科学依据。

6月1日，他们到达了灾区文县，现场的地形地貌和地震的强烈程度让我们震惊：白龙江滔滔江水翻滚，河的两岸是70度以上的陡峭山坡，当地的村民们住在600到700米高的半山腰，因为只有半山腰以上才有土，才能盖房子、种地。

我们住在半山腰的地震篷中，余震不断，有感的每天二三次。地震来时，没处跑，山上滚石随处飞奔，从山上滚入路上、河中、麦田和村庄。碗口粗的电线杆被拦腰砸断，上半截杆子还悬空挂在电线上，就是在这样的工作环境里，时逢盛夏，我们挥汗如雨，进行地灾排查。有一天，我们冒雨进行排查工作，山路湿滑坡陡，任务完成后，我们要趁天黑前赶回驻地，回家的路发生了崩塌，突然，脚底下一块大石头滚落，收不住脚，我瞬间就漂了起来，仰面朝天摔倒了，危急时刻，我就地抱住一块大石头，等大家七手八脚把我拉起来时，离几十米的深悬崖也就差二十公分了。大家说，要不是我手疾眼快，就“光荣”了。

面对生死瞬间，身处险境的共产党员个个都体现出了大无畏的精神。8天里，我们队员每天往山上攀登1100―1200米的高度，其高差相当于400层楼房高，天天都有生命危险，就是在这样艰苦的情况下完成了组织交给的任务。

甘肃文县抗震救灾应急排查工作结束后，应急排查队受到了国土资源部、自治区人民政府及自治区国土资源厅的隆重表彰，被国土资源部抗震救灾领导小组授予“应急排查先进集体”，我们水工环支部中有三名同志获得了“应急排查先进个人”，并被自治区国土资源厅党组评为“2008年度优秀共产党员”。

我国有几个自治区篇3

理论的发展总是反映现实和服务于现实，而我国区域公共管理的研究还处于理论滞后现实的阶段。在学界，使用过区域公共管理概念的只有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的刘锋和中山大学行政管理研究中心的陈瑞莲教授，两位学者从不同的角度，本着不同的目的对区域公共管理有不同的见解。刘锋教授运用新公共管理、区域创新系统、区域核心竞争力、支持系统等理论对区域管理进行创新，在某种程度上说，这一研究与本文所关注的区域公共管理研究有很大的差别，它并不是真正从公共行政学角度对区域公共管理的研究，而是从区域地理学的角度将创新理论引入到区域发展中去。中山大学的陈瑞莲教授是我国研究区域行政的典型代表，也是实质意义上从行政学科角度对我国区域行政进行研究的开创者。她在对区域行政深厚知识积淀的基础上对我国区域公共管理的一些问题作了述评，认为任何一门学科和一种理论的产生都是社会需要和时代呼唤的产物，区域公共管理研究也不例外，我国区域公共管理研究的提出主要是因为经济全球化下的区域主义与区域竞争的崛起、经济市场化下的区域政区间竞争加剧以及区域公共问题的大量兴起；而国外的区域公共管理研究主要集中在政府间竞争理论、地区竞争力与区域创新研究、政府间关系与地方治理研究以及流域治理的实证研究。同时，她也对我国区域公共管理研究所具有重要意义做了阐释，仅从理论创新角度看，一方面是推动区域科学研究的创新，另一方面，区域公共管理研究的全面展开，也能从研究方法和研究内容上对现代公共管理学学科创新。这些认识是深刻并富有创新意义的，然而，这些认识是在区域行政研究的基础上对区域公共管理的一个简约性的概括并没有对区域公共管理的基本概念和内涵以及其实质进行分析。毫无疑问，有几个问题必须要解决：区域公共管理与区域行政有没有区别？如果有，什么是区域公共管理？为什么区域行政会向区域公共管理发展？要解决以上的问题，有必要对区域公共管理进行更深入的分析。

二、区域与区域行政

区域，是一个客观存在的，又是抽象的观念上的空间概念，但不纯粹是一个空洞的概念，它往往没有严格的范畴和边界以及确切的方位，地球表面上的任何一部分，一个地区，一个国家或几个国家都可以被看作是一个区域。对区域的含义不同的学科有不同的理解：地理学把区域定义为地球表面的地域单元，这种地域单元一般按其自然地理特征，即内部组成物质的连续性特征与均质性特征来划分的；政治学把区域看成是国家管理的行政单元，与国界或一国内的省界、县界重合；社会学把区域看作为相同语言、相同信仰和民族特征的人类社会聚落。区域经济学对区域没有完全统一的认识，有学者认为要对经济区域下一个比较确切的、同时人们普遍接受的定义是比较困难的，可以概括出其所包含的基本的内涵：首先，区域是一个有限的空间概念；其次，经济区域必须有相应的公共管理层级以提供公共服务；第三，区域在经济上尽可能是一个完整的地区；第四，任一区域在全国或更高一级的区域系统中担当某种专业化分工的职能。区域划分，常采取两种基本的方法，由此可以把区域分成不同的两种类型，一是同质区域，二是极化区域（也叫集聚区域、结节区域、功能区域）。

区域发展的行政学科研究途径是基于其它学科对区域发展已有成果之上的新兴的研究方法和研究内容，对区域的界定应该借鉴其它学科的研究，但行政学科作为一门独立的科学有自己研究的侧重和偏向，因而我们在吸取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还必须界定一个适合行政学科研究的区域概念。美国区域经济学家胡佛把区域定义为“是基于描述、分析、管理、计划或制定政策等目的而作为一个应用性整体加以考虑的一片地区”对我们有很好的启示。区域本身并不是目的，它更多的是一种载体，体现各种关系和利益。在区域发展的行政学科研究途径中，中山大学的两位学者“从地理学或经济学的研究中受到启发，认为区域是按照一定的标准划分的连续的有限空间范围，是具有自然、经济或社会特征的某一个方面或几个方面的同质性的地域单元”。本文支持这样的界定，但笔者以为，既然区域是按照一定的标准划分的，而这一定的标准可能是自然、经济或社会特征的一个或多个方面，那对区域的理解我们必须突破从地理学或行政区划研究出发的关注角度，从对其范围的关注转向对其内部实质内涵的关注。如果我们将区域内的主体按照较普遍的三分法划分为国家、市民社会和私人领域的话，可以发现，区域内各主体在不同的利益领域内形成各种交错重叠的复杂关系。区域作为区域发展中行政学科研究途径的基础性的概念，它更实质的东西在于它所蕴涵的多元主体和多领域利益之间复杂的关系，这是由行政学科的学科性质决定的。

基于对区域的认识，中山大学的两位学者认为区域行政就是在一定的区域内的政府（两个或两个以上），为了促进区域的发展而相互间协调关系，寻求合作，对公共事务进行综合治理，以便实现社会资源的合理配置与利用，提供更优质的公共服务。根据这一理解，区域行政的行为主体应该是政府，强调的是政府间（同级政府之间与上下级政府之间）的相互关系，并通过对政府的协调来达致区域内优质公共服务的提供。这是区域行政的基本内涵，那么区域行政与区域公共管理是否有差别？如果有，什么是区域公共管理？区域行政为什么向区域公共管理发展？

三、区域公共管理

要界定什么是区域公共管理，首先必须弄清楚什么是公共管理，公共行政与公共管理具有什么样的区别国外自从20世纪70年代以来，各种冠以公共管理的研究著述层出不穷，但什么是公共管理，众说纷纭没有一个统一的认识。我国有学者在综合国内外各种观点的基础上认为现代公共管理即是“是以政府为核心的公共部门整合社会的各种力量，广泛运用政治的、经济的、管理的、法律的方法，强化政府的治理能力，提升政府绩效和公共服务品质，从而实现公共的福祉与公共利益”。公共管理与行政管理不同，公共管理的主体不仅包括行政管理中的政府还包括其它的组织和第三部门组织等。在公共管理与传统公共行政的比较分析上也存在许多不同的观点。不同的观点具有不同的研究角度和研究的依据，但一个普遍认同的观点便是在公共管理和传统公共行政比较中，公共管理的行为主体不仅包括政府还包括其他各种的社会力量，是以政府为核心的多元行政主体；在公共管理的性质方面，公共管理要体现公共性，即指公共管理主体应着眼于社会发展长期、根本的利益和公民普遍、共同的利益来开展其基本活动；在行为方式上，公共管理更多采取的是多元化和复合型的集体行动，以共同的目标基础，通过协商的方式达成。#$%不可否认，现代公共管理是公共行政发展的一个新趋势，是公共行政领域不断扩展、研究范式走向成熟的重要体现。

区域行政走向区域公共管理是有其理论基础的，除了现代公共管理理论的发展，还有市民社会理论和治理与善治的理论。我国学者在考察我国现代化进程时认为，“要摆脱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两难境地，首先必须从认识上实现一种思维的转向，不能像以往的学者那样，把目光的聚焦点只放在政治权威的转型上，因为中国现代化两难的症结真正的和根本的要害，在于国家与社会之间没有形成适宜现代化发展的良性结构，确切地说，在于社会一直没有形成独立的，自治的结构性领域”，为此，他们引进了西方的市民社会理论，并依据中国现代化的现实进行改造，“中国的市民社会乃是指社会成员按照契约性规则，以自愿为前提和以自治为基础进行经济活动，社会活动的私域，以及进行参政议政的非官方公域”。#!&%就西方学者已有的共识的观点来看，市民社会的结构性要素及其特征主要有以下的几个方面：（1）私人领域；（2）志愿性社团；（3）公共领域。哈贝马斯认为公共领域是介于私人领域和公共权威之间的一个领域，是一种非官方的公共领域，它是各种公众聚会场所的总称，公众在这一领域对公共权威及其政策和共同关心的问题作出评判，自由的、理性的、批判性的讨论构成这一领域的基本特征；（4）社会运动。市民社会概念于20世纪80年代后在全球范围内的再度兴起，与当代世界各国所发生的深刻的社会变革及对此的理论反思有密切的关系，面对现实，理论家们对国家在社会发展中所起的作用及其地位重新思考。市民社会理论的发展，引发治理和善治理论的产生。什么是治理？在关于治理的各种定义中，全球治理委员会的定义具有很大的代表性和权威性。该委员会在1995年发表了一份题为《我们的全球伙伴关系》的研究报告，认为：治理是各种公共的或私人的个人和机构管理其共同事务的诸多方式的总和，它是使相互冲突的或不同的利益得以调和并且采取联合行政的持续的过程。这既包括有权迫使人们服从的正式的制度和规则，也包括各种人们同意或以为符合其利益的非正式的制度安排。它有四个特征：治理不是一整套的规则，也不是一种活动，而是一个过程；治理过程的基础不是控制，而是协调；治理既涉及公共部门，也包括私人部门；治理不是一种正式的制度，而是持续的互动。治理的实质在于建立在市场原则、公共利益和认同之上的合作，它所拥有的管理机制主要不依靠政府的权威，而是合作网络的权威，其权力向度是多元的、相互的，而不是单一的和自上而下的。由于治理本身也只是一种实践的科学，毫无疑问也会存在失效的问题，为了完善治理理论，理论家们提出了善治的概念。概括地说，善治就是使公共利益最大化的社会管理过程，善治的本质特征就在于它是政府与公民对公共生活的合作管理，是政治国家与公民社会的一种最佳关系。善治具有五个基本要素：合法性、透明性、责任性、法治、回应和有效。分析以上的各种理论，我们可以发现它们有几个基本的共同点：一是它们都强调管理主体的多元性，不仅包括了政府还包括私人领域和市民领域；二是在管理的目标上，更多的突出多元利益主体之间利益协调的达成并达致最佳；三是在管理的方式和手段上，注重合作，通过协商和调整，在认同的基础上统一行动。

我国有几个自治区篇4

新体育：请您介绍一下参加青运会的拉萨代表团情况。

刘建华：拉萨代表团进入青运会决赛的有23名运动员，全部是藏族选手。参加的决赛有5个项目，田径主要以中长跑为主，除此之外还有拳击、柔道、乒乓球和摔跤。我们的孩子在男子自由式、女子自由式和男子古典式摔跤比赛中出场。我们队里能力比较强一点的就是中长跑和女子摔跤，这两个项目上会有奖牌进账。拉萨队这次来的目的就是锻炼队伍，因为我们的运动员还比较年轻。

新体育：近几年在中长跑项目上有非常好的势头，拉萨队这次参加田径项目的运动员是什么水平？

刘建华：的中长跑水平现在能进入国内前列。这次参加青运会的运动员水平算是比较高的，但是男子还有水平更高的。去年，运动员多布杰获得全国田径大奖赛男子5000米和10000万米冠军，还揽下全国田径冠军赛男子5000米冠军。这次青运会他已经超龄，如果他参加的话，拿个冠军很轻松。拉萨队参加这次青运会为了锻炼队伍，我们的小孩就是实际的年龄，没有水分。

随着国家经济实力的增强，的经济也有所好转。无论是国家、自治区政府还是体育局，都对体育加大了投入。国家体育总局田径运动管理中心高度重视中长跑项目的发展，从2011年实施高原耐力开发计划以来，不断加大对中长跑队的投入。到2014年底共投入资金324万元；支持运动员到埃塞俄比亚开展外训，还优先安排优秀运动员参加国际、洲际大型比赛。通过这几年系统的训练，我们缩小了同国内强省的水平，我觉得付出还是得到了回报。我们体育局下一步要一如既往抓好队伍，形成优势项目和团队，这对提高运动成绩很有帮助。

新体育：青少年体育发展状况是怎样的？

刘建华：我是主管竞技体育的，能看得出这几年发展非常好。各地市都健全了业余体校，也有重点业余体校，从基层产生的人才都从业余体校送到自治区体校，再到专业队，培养模式和内地已经非常接近。从青少年的体育锻炼发展来看，足球在藏区很流行，我感觉再过几年，我们在足球上也会出一些人才。搞田径和中长跑项目的人也非常多，大概有几百人投入田径训练。自治区体校有四五十个田径方面的人才，体工队有十几个，各地业余体校也有几百人，形成金字塔的形式，也符合现在的训练模式。经过几年卧薪尝胆，在这个项目上会有所突破。 拉萨代表团。

从人种上来说，藏民族世居高原，心肺功能比内地人要好一些，过去没有去寻找好苗子。另外，我们的训练时间很短，在女子5000米比赛中跑第四的达瓦吉拉只训练了3年，她才16岁。我们孩子都处在非常有希望的年龄，如果进行科学地安排和训练，我想几年以后应该会有所作为。

新体育：请您说说地区群众体育的开展情况。

刘建华：玩两大球的最多。在民间，两大球很普及，自发性的比赛非常多。我们省体校的场地是对外开放的，周末的联赛期间，如果一天安排4场比赛，观众和运动员加起来可能达到两三万，这还都是社会自发组织的比赛，说明藏区群众性的锻炼意识近几年明显增强。

拉萨市人口有一百多万，今年创办的业余篮球联赛有56支队伍参加，没有年龄限制，第一名可以得到5万元奖金。这种联赛很多，有的是自治区组织的，有的是学校与学校之间自发组织。这种基层比赛在拉萨到处可见，搞得非常好。

新体育：藏族运动员在竞技上有哪些优势？

刘建华：我们运动员的心肺功能要比平原的人好，抗缺氧的能力相对更好，因此耐力也强。藏族家庭可以生两个孩子，不似独生子女娇生惯养，突出的特点是吃苦耐劳，这是至关重要的。

射箭和藏式摔跤是藏族最喜爱的项目，我们将后者改造成自由式摔跤。曾经培养出摔跤的全运会冠军和世界冠军，这都与民族特点有关。因此，自治区体育局将竞技体育布局的重点放在中长跑、摔跤、马术和射箭上，通过不断努力，有的项目已经在国内有比较强的竞争力了。

青运会的田径项目要求参赛者是17周岁以下的注册运动员。我们这23名运动员里，除了摔跤有几名来自专业队，大部分是体校的孩子，特别是参加中长跑的小运动员。

新体育：您怎么看待青运会这项赛事？

我国有几个自治区篇5

本世纪以来，居民住宅小区已逐渐成为我国城市社会的基层单位，住宅小区的自治也逐渐成为我国社会自治体系的基石。迄今为止，我国政府对住宅小区采取的是条块结合的管理方式：从国家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到各市、各区的房产管理局，实行政策和法规的指导；而各市、各区的街道办事处，对所辖地段的小区则实行直接的行政管理。

为体现政策和法规的指导，国家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于2009年12月1日以（2009）274号文通知的形式，颁发了《业主大会和业主委员会指导规则》。该《指导规则》内容涵盖住宅小区自治管理的诸多方面，在这两年间，已成为小区自治管理必须遵循的具体法规。

我们作为杭州市的居民，退休后曾在自住的小区担任过多年的业主代表，参与过两届业委会的筹备和选举等工作。根据对本小区以及其他某些小区情况的了解，认为该《指导规则》有一些重要的缺陷，不利于小区自治的健康进行，需要提出质疑和商榷。

住宅小区是我国房产制度改革以后出现的新事物。改革前，城市居民一般都住在自己单位（事业单位或企业单位）的宿舍里，宿舍物业由单位管理，居住者的种种问题也由单位协调处理，因而不存在住宅小区的自治管理问题。改革后，情况发生了很大变化。来自不同单位、不同行业甚至不同地区的人们，由于在同一住宅小区购买了住房而汇聚在一起，形成新的社会群体，这就出现了成立组织进行自治管理的问题。这种管理不仅涉及房产、道路、绿地、车库等物质层面，还涉及治安、服务、娱乐、邻里相处等社会层面。这是一种全面的自治管理，同我国计划经济年代出现并存在至今的居民委员会组织相比，地域范围可能略小些，管理内容却更广泛、更复杂。

住宅小区自治是一种全面的社会自治，对它的规范指导需要政府各部门综合协调。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的职责范围在于城乡建设特别是住房建设的规划和管理，其工作重心在经济和物质层面，由它来规划和指导综合性的社会自治问题似乎欠妥。再说，住建部的一个部门文件，通过发通知的形式，就要求全国所有的基层政权和住宅小区以及城市里的大部分居民遵照执行，这是超越其职权范围的。我们认为，住宅小区的自治管理，应纳入整个国家的社会管理体系和范畴，应像农村村民自治、城市居民自治一样，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相应的法律加以规范和指导。在地方，也该由省、市人大，制定相应的地方法规加以指导和贯彻。

住建部《指导规则》的具体条文，我们认为存有若干不妥之处。

一、关于业主大会的召开方式。《指导规则》第22条规定：“业主大会会议可以采用集体讨论的形式，可以采用书面征求意见的形式。”由此，就出现了所谓“书面形式的业主大会”的说法，而这种说法实在有点离谱。

常识告诉我们：会聚在一起议事，这才叫做会议，如果既不会聚一起，又不议事，那还能叫会议吗？ “书面形式的业主大会”云云，实际是一种并不存在的伪概念。书面征求意见是可以的，发放表决票对某一事项进行表决也是可以的，前者叫做民意调查，后者叫做民主投票或公决，但都不是业主大会。更重要的是，依靠所谓“书面形式的业主大会”来决策和办事，在实践中十分有害。民意测验的选项设计是很有技巧的，不同的选项设计得出的结果往往有很大差异。如果在小区自治中把这种做法作为主要的决策方式，一些事关全体业主的重大问题，就可能不经充分讨论，由主持者操纵选项设计，诱使业主按照其意向画圈通过。须知许多事情不经过充分的讨论、争辩，就不易辨明利害是非，而许多业主忙于生活奔波，拿到表决票时既听不到各种不同意见，又没时间细细琢磨，很容易匆匆画圈了事，这就有可能严重损害小区的民主决策和民主管理。

二、关于按建筑面积计票的问题。《指导规则》第23、24条规定，要把建筑面积作为计算投票权数的依据。我们认为，业主大会对住宅小区的管理，不同于股东大会对股份公司资产运作的管理，后者是一种纯粹的物权管理，自然要依据股东拥有股票的份额来决定投票权数。但是，住宅小区的管理，主要不是财产物权管理，而是一种社会性的自治管理。所有业主都应享有平等的权利，有关社会性的事务都应实行一户一票制，不能因为拥有财产（住房面积）的多少而有不同。如果在社会事务上，拥有不同财产的人有不同的投票权数，那么一个亿万富翁一票就可以抵穷人的几百、几千票了？这不是我们一直反对的“富人政治”吗？

实际上，在住宅小区里每家每户的房产权都是独立的，小区管理过程中不可能对其进行干预或支配。只有某些公共部位的物权，才有集体相关性和集体讨论的可能性。因此，只有直接涉及公共部位的物权时（比如房屋维修基金的使用、公共部位的改建重建等），才需要考虑业主住房面积的状况，并规定必要的权数差异；除此以外，所有业主应一视同仁，坚持业利一律平等，坚持一户一票制。

三、关于小区自治和居民委员会的关系问题。《指导规则》有几处提到住宅小区和所在的居民委员会（即社区）的关系，但并没把两者的关系真正理顺。

如第54条说：“业主大会、业主委员会应当积极配合相关居民委员会依法履行自治管理职责，支持居民委员会开展工作，并接受其指导和监督”，还说“召开业主委员会会议应当告知相关的居民委员会，并听取居民委员会的建议”。从性质上说，居委会和住宅小区，都是自治组织，都在政府的领导下实行民主自治(一是居民自治，一是业主自治)，两者在地域上有重合，但毕竟不是上下级关系，那么，居委会“指导和监督”的法理依据何在，又该怎样把握？业委会开会都要通知居委会，还都要听取它的意见，那业主的自治权怎样保证？是否会造成居委会的不当干预甚至操纵行为？

又如第58条说：没有产生新的业委会或业委会人员不足半数时，可以由居民委员会“代行业主委员会的职责”。这种“代行”的内涵和时间，有无界限或限制？比如，居委会有没有权力代表业主对外签署种种协议、对内处理种种财务问题？有的居委会一年两年地“代行”下去，并不积极组织选举新的业委会，还逼着上届业委会委员把小区的公章和会馆财物交给它，这样越俎代庖是否有损小区业主自治的原则？是否有损小区业主的物权？《指导规则》没有正确解决这些重要而现实的问题，看来这需要更高一级的立法机构来研究和解决。

我国城市的住宅小区一般都有相当的规模，几百上千户是常见的。这样大的社会体，怎样充分发扬民主、实行民主自治，需要有良好的切实可行的制度设计。住建部这份《指导规则》设计的制度只有两级，一个是业主大会，一个是业主委员会，这是不完善的。

从实践情况看，五六百户以上的住宅小区，几乎无法有效地召开业主大会，更无法通过业主大会的形式有效地民主有序地议事。所谓“书面形式的业主大会”，只能按照事先设计好的表决票，进行是非题或选择题般的表态。而业主委员会委员人数有限，并且都是业余兼职，要联系几百上千户人家，要依据广大业主的需求正确决策，要对付相当繁杂的小区事务，往往力不从心，顾此失彼。

因此，住宅小区这样的大型社会群体，不能没有代议机构，不能没有代表大会这样的层次。在农村，乡、镇甚至较大的行政村，都有代表大会；在城市，各个居民委员会（社区）都有居民代表大会，为什么在住宅小区的制度设计中，竟然不设业主代表大会这样的层次呢？我们认为，在规模较大的住宅小区，都应以楼道或单元为单位，推举业主代表，组成业主代表大会，作为小区民主自治的常设机构。这一机构介乎业主大会和业主委员会之间，在业主大会闭会期间（或是无法有效召开业主大会的小区），行使小区的最高权力。它的主要职责是：就小区的重大事项进行讨论和决策（其别重大的须交全体业主公决）；定期审查业委会的工作报告和财务报告，对业委会的工作进行监督；作为业委会和业主之间的桥梁，反映业主的要求、建议和意见，协助贯彻业委会的工作安排，推进小区的民主自治。这种代表大会要定期召开（每年两次以上），要有自己的主持人（主席和副主席），负责召集和主持会议。代表任期和业委会相同。

有无代表大会这样的层级，关系重大。对广大业主来说，代表大会是反映意愿的常规渠道和正式代言人；对业主委员会来说，是工作的后盾和依靠；对整个小区来说，这批代表会形成一支热心小区事务的稳定的骨干队伍，建立起邻里联系的纽带和核心力量。从管理角度看，可以解决业主大会无法召开或不能经常召开的难题，既能充分发扬民主，又能有效地统一决策，形成良性有序的民主自治的局面。我们所在的小区，发生过几次因业主委员会委员辞职致使业委会瘫痪甚至瓦解的事，如果有了业主代表大会这样比较稳定的机构，就可以及时组织增补或改选，避免小区陷入无政府状态。因此，应该把业主代表大会作为制度设计的重要内容，明确写进有关住宅小区自治的法律文件之中。

最后，强烈建议全国人大常委会和地方人大，深入调查研究，总结正反面的经验，就住宅小区的自治管理专门立法，为当前城市的社会自治进程创造良好的法治环境，克服目前普遍存在的小区管理的混乱现象。

作者系浙江大学退休教授。为本篇提供建议的有萧崇元（中学退休教师）、孙德芬（退休干部、高级会计师）、朱云瑛（退休干部、经济师）等。

我国有几个自治区篇6

关键词：平稳发展时期；民族法制；54宪法

中图分类号：D920.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6959(2009)05－0016－08

新中国的成立，废除了民族压迫制度，开创了民族平等团结友爱合作的新时代，为各民族的发展繁荣铺平了道路，标志着我国的民族关系已经开始发生根本性的改变。作为我国第一部根本大法的1954年宪法不仅规定了我国的政治制度、经济制度、文化制度，而且明确规定了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使我国的民族关系翻开了新的一页。以该宪法为开端和指导，调整民族关系、保障少数民族政治权利、经济权利、社会和文化权利的一系列法律法规大量出台，这些规范，从体系框架，到语言表述，再到体例、内容等各个方面，都具有示范性和标志性，成为我国后来民族立法的基础和典范。这一时期一直持续至前，我们称之为“平稳发展时期”。对这一时期民族法的立法、民族法制的实施进行经验总结，将会对我国现今的民族法制发展提供有益的经验借鉴。

一、1954年宪法对民族关系的调整

(一)1954年宪法以国家根本大法的形式确认了民族区域自治制度

民族区域自治是在国家的统一领导下，各民族聚居的地方设立自治机关，行使自治权。1949年的《共同纲领》对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做了原则性的规定，根据共同纲领的规定，1952年中央人民政府批准颁布《民族区域自治实施纲要》。1954年宪法是我国第一部社会主义性质的宪法，这部宪法对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做了比较全面的规定，同时对《民族区域自治实施纲要》做了必要的修改。宪法序言中规定：“我国各民族已经团结成为一个自由平等的民族大家庭。国家在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的过程中将照顾各民族的需要，而在社会主义改造的问题上将充分注意各民族发展的特点。”在总纲中明确规定“各少数民族聚居的地方实行区域自治”的总政策。

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基本内容是：建立民族自治地方、组成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机关、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机关行使自治权。实行民族区域自治，体现了国家充分尊重和保障各少数民族管理本民族内部事务权利的精神，体现了国家坚持实行各民族平等、团结和共同繁荣的原则，保障了少数民族当家作主，管理本民族事务的权利，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民族关系。实行民族区域自治，赋予少数民族更多的自治权利，国家又采取措施帮助少数民族实现自治权利，这就确保少数民族人民当家作主的地位，消除了历史上遗留下来的民族隔阂和不信任的心理状态，实现了民族平等和民族团结。

同时，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实施，实现了国家的统一。按照宪法的规定，各少数民族聚居的地方实行区域自治，各民族自治地方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可分离的部分。各民族自治地方既要保证国家的法律、方针和政策在本地方贯彻实施，又享有宪法赋予的各项自治权。这样就把国家的集中统一和民族的自主、平等结合起来，从制度上保证了国家的统一。此外，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可以在国家的领导下，各民族相互支援，特别是发达地区对不发达地区的支援，也可以调动民族自治地方的各族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因而，促进了民族自治地方和全国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

1954年宪法以国家大法的形式将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确定下来，必将推进民族区域自治的实践，使这项制度的优越性越来越显示出来。

(二)1954年宪法规定了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机关

1954年宪法第54条规定：“自治区、自治州、自治县设立自治机关。自治机关的组织和工作由宪法第二章第五节规定。”对自治机关的规制主要是从以下几个方面实现的：

第一，规定了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机关的组织和活动原则。关于组织原则，1954年宪法第67条规定：“自治区、自治州、自治县的自治机关的组织，应当根据宪法第二章第四节规定的关于地方国家机关的组织的基本原则。自治机关的形式可以依照实行区域自治的民族大多数人民的意愿规定。”这一规定，既遵守了地方国家机关组织的基本原则，又尊重了少数民族人民自身的意愿，真正实现了人民当家作主。第68条规定：“在多民族杂居的自治区、自治州、自治县的自治机关中，各有关民族都应当有适当名额的代表。”这一规定是为了保障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机关具有广泛的代表性，使它们真正能够代表各民族的利益行使自治权。

第二，规定了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机关享有同级地方国家机关的职权。1954年宪法第69条规定：“自治区、自治州、自治县的自治机关行使宪法第二章第四节规定的地方国家机关的职权。”这就是说，凡是地方国家机关享有的权利，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机关同样享有。

第三，规定了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机关多方面的自治权。1954年宪法第70条首先规定：“自治区、自治州、自治县的自治机关依照宪法和法律规定的权限行使自治权。”自治权具体包括：

1、制定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权。1954年宪法第70条第4款规定：“自治区、自治州、自治县的自治机关可以依照当地民族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特点，制定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报请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批准。”自治条例是依照宪法和其他法律确定的原则，规定各民族自治地方的组织和活动原则等综合性的条例。单行条例是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机关就某一方面需要解决的问题所做的规定。这项权力为民族自治地方所特有。

2、财政自治权。1954年宪法第70条第2款规定：“自治区、自治州、自治县的自治机关依照法律规定的权限管理本地方的财政。”这一条规定了民族自治地方的财政自治权。财政自治权是一项重要的权力，只有保障这项权力，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权才有实际的意义。

3、组织公安部队权。1954年宪法第70条第3款规定：“自治区、自治州、自治县的自治机关依照国家的军事制度组织本地方的公安部队。”这对于保护少数民族的合法权益，在民族自治地方建立安定团结的社会秩序，打击破坏民族团结和民族自治地方的社会秩序等犯罪行为，是很必要的。

4、使用和发展本民族语言文字权。1954年宪法第71条规定：“自治区、自治州、自治县的自治机关在执行职务的时候，使用当地民族通用的一种或者几种语言文字。”第77条规定”各民族公民都有用本民族语言文字进行诉讼的权利。”这都为自治地方的自治机关使用和保护发展本民族语言文字提供了宪法保障。

除以上外，宪法第72条还规定：“各上级国家机关应当充分保障各自治区、自治州、自治县的自治机关行使自治权，并且帮助各少数民族发展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建设事业。”

(三)1954年宪法对我国民族法制建设的指导

1、立法上的指导

1954年宪法比《共同纲领》更进了一步，将民族平等、民族地方自治等处理民族问题和民族关系的基本原则宪法化，1954年宪法第3条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各民族一律平等”；“各少数民族聚居的地方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各民族自治地方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可分离的部分”。这些原则性的规定对于我国具体民族立法起到了很好的指导作用，尤其是民族平等原则的确定，对日后各项民族立法的制定均起到了纲领性的作用，如确立并完善民族区域自治政策，帮助少数民族地区发展经济、政治和文化，以及保障少数民族的自治权等等各方面，并以此为基础影响了中央及各地区的民族立法，可以说，宪法是民族区域自治权的唯一权源。

2、具体权利义务的落实

1954年宪法赋予公民广泛的基本权利和义务，这些基本权利和义务当然适用于少数民族人民，此外，1954年宪法特别规定了少数民族人民享有的权利，第3条规定“各民族都有使用和发展自己的语言文字的自由，都有保持或者改革自己的风俗习惯的自由。各少数民族聚居的地方实行区域自治。”宪法的这些规定指导了中央和地方民族立法，使这些基本权利得到切实实施。

宪法也赋予了民族自治地方的机关根据本民族的状况制定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的权力，使得一大批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应时而出，所有这些，对实现民族自治地区的自治权，保障少数民族的权益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这一期间，各自治区、自治州以及自治县出台了适用于本地区的组织条例，这些条例对实现少数民族地区的自治，保障少数地区自治机关的自治权具有重要作用。

3、对民众民族观念的影响

1954年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各民族一律平等。我国各民族已经团结成为一个自由平等的民族大家庭。在发扬各民族间的友爱互助、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各民族内部的人民公敌、反对大民族主义和地方民族主义的基础上，我国的民族团结将继续加强。宪法在指导民族立法的过程中得以落实，我国的民族关系出现了平稳发展的局面，逐渐消亡，由于整体的中华民族观念的加强，使得民族隔阂减弱，民族纠纷和民族矛盾减少，民族认同感加强，中华民族范围内的各民族形成了平等、团结、互助的关系。

二、平稳发展时期的中央民族立法

1954年宪法颁布后至前夕，全党强调民族团结，重视民族政策，民族法制建设取得了重要进展。在此期间，中央国家机关和民族自治地方制定了上百种民族法制文件，其中包括国家最高权力机关的法律、法令，国家最高行政机关的行政措施和决议、决定、命令和指示，民族自治地方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定并报经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的单行条例等。这些民族法律、法规，按其内容可分为以下几个方面：

(一)调整中央与地方关系的法律规范

关于建立民族自治地方的决议、决定。1955年通过了《关于成立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撤销新疆省建制的决定》；1957年通过了《关于成立广西僮族自治区、宁夏回族自治区的决议》；1965年通过了《关于成立自治区的决议》，相应的民族区域自治地方相继成立。

关于民族乡问题的决议和决定。1955年12月29日国务院了《关于更改相当于区的民族自治区的指示》指出，根据《54宪法》第53条关于民族自治地方划分为自治区、自治州、自治县三级的规定以及关于建立民族乡的规定，过去建立的相当于区的和相当于乡的民族自治区必须予以更改。分不同情况，做出了七点指示。对更改工作做出了妥善慎重的安排。同日，国务院发出《国务院关于改变地方民族民主政府的指示》和《国务院关于建立民族乡若干问题的指示》中指出，根据宪法，凡是相当于乡的少数民族聚居的地方，应该建立民族乡，凡是过去建立的相当于乡的民族自治区，应该改建为民族乡。民族乡的设立，使我国的民族区域自治地方的设置更加科学化。

(二)规定少数民族具体权利的法律规范

1、政治方面

关于保障少数民族享有平等政治权利的法律规范。最具代表性的有：1956年通过的《关于县、市、市辖区、乡、民族乡、镇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名额等问题的决定》；1963年通过的《自治区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条例(草案)》。上述规范，对自治地方人大代表的选举、名额和任期等问题做出了规定，是少数民族政治权利的落实。

2、经济方面

关于发展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建设事业的决议、决定。例如，1956年9月12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加强农业生产合作化的生产领导和组织建设的指示》，其中第10条指出，在合作社运动和合作社的建设工作上，都必须根据完全尊重民族自愿的原则和不同的民族特点来安排，不要照搬内地经验。关于发展民族贸易和民族特需商品生产的决议、决定。最具代表性的有：1958年中央发出《关于副食品商业工作中贯彻民族政策、尊重民族习惯、做好副食品供应的联合指示》，对有关清真副食品加工、储运、出售的商品、供应网点、培养安排本民族职工等作了规定。随后，商业部等部门还发出了《关于安排少数民族特需商品生产所需原材料的通知》、《1964－1965年棉纱统购、棉布及主要针棉织品统购统销实施方案》、《关于边远地区和贫瘠山区实行保护价发生价差损失的财务处理试行办法》等文件来保护少数民族经济权利的实现。

关于民族自治地方的财政管理办法的法规。如：1958年《民族自治地方财政管理暂行办法》是中国第一次以法律形式固定下来的自治地方财政管理法规。1963年《关于改进民族自治地方财政管理体制的报告》和《关于改进民族自治地方财政管理的规定(草案)》，1964年《关于计算民族自治地方百分之五机动金的具体规定》，1964年《关于批准为照顾地区的民族贸易企业具体执行利润留成各项规定的通知》等也从不同角度规定了照顾民族地区财政的措施。

3、文化方面

关于尊重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及方面的决议、决定、命令和指示。最具代表性的有：1956年2月18日国务院发出《关于今后在行文中和书报杂志中一律不用“满清”的称谓的通知》。为增进民族团结，今后……一律不要用“满清”这个名称。1956年6月2日国务院发出通知：今后对伊斯兰教一律不使用“回教”名称，应成为“伊斯兰教”。

关于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的使用和发展的决议、决定。如：1954年5月《政务院文教委员会民族语言文字研究指导委员会及中央人民政府民族事务委员会关于帮助无文字的民族创立文字问题的报告和政务院的批复》等。

关于发展少数民族教育的决议、决定。如：1955年3月29日《国务院关于在边远省份和少数民族地区建立收音站的指示》；1956年7月20日《教育部关于抽调初中、师范教员和教育行政干部支援的通知》；1956年11月1日教育部发出《关于内地支援边疆地区小学师资问题的通知》。1962年8月2日教育部《关于高等学校优先录取少数民族学生的通知》。这些法规规定：第一，少数民族学生报考全国重 点高等学校和其他一般高等学校，仍旧恢复过去“同等成绩、优先录取”的办法；第二，少数民族学生报考本自治区的高等学校，可以给予更多地照顾，考试成绩达到教育部规定的一般高等学校录取新生的最低标准时，可优先录取；第三，用少数民族语言进行教学的民族中学毕业生报考高等学校文史类，仍与过去一样，免试古代汉语。

三、平稳发展时期的地方民族立法

(一)民族自治地方组织条例及其主要内容

在这一时期，各民族自治地方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定并报经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批准的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机关组织条例，或民族自治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各级人民委员会组织条例，主要有：1955年《内蒙古自治区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各级人民委员会组织条例》；1965年《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各级人民委员会组织条例》等；

这些自治条例对相应的民族自治地方的人民代表大会和人民委员会的性质、组成和职责权限做出了规定。规定明确了自治区设立人民代表大会和人民委员会。自治区的人民代表大会和人民委员会是自治区的自治机关，是地方国家机关。自治区人民代表大会是地方国家权力机关，并规定了其组成和具体职权。同时规定，自治区人民委员会是自治区人民代表大会的执行机关，是地方国家行政机关，并对其组成和具体职权做出了规定。

(二)其他地方性民族法规范的创制情况

这个时期的地方性民族立法，制定机关、规范名称和形式很不统一，只能从内容上大致加以划分。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地方性民族立法：

有关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的使用和发展方面的。这类规范有：1955年9月1日内蒙古自治区人民委员会颁布的《关于推行新蒙文的决定》；1956年11月的《布依族文字方案(草案)》；1956年12月通过的《达斡尔文字方案(草案)》；1957年2月通过的《黎文方案(草案)》；1957年3月通过的《傈僳、景颇(包括景颇和载瓦两种文字)纳西、佤、拉、哈尼等6个民族的7种文字方案(草案)》；1962年8月12日内蒙古自治区人民委员会公布的《关于蒙古语名词术语的制定和统一办法》和29日颁布的《内蒙古自治区蒙古语文工作暂行条例(草案)》等。这些法律规范，有的创制了少数民族语言文字，有的对已有的语言文字进行了规范化、科学化，为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有关民族自治地方的成立和民族工作的。这类规范有：1963年5月15日中共广西区委批转区民委党组《关于自治县行使自治权利和加强散居、杂居地区民族工作的意见》。文件同意区民委党组关于自治县行使自治权利，改变区一级民族自治区为民族区，恢复民族乡和保障散杂居少数民族平等权利等意见。

有关发展少数民族经济建设事业、提高少数民族人民生活水平的。这类规范有：1961年7月27日内蒙古党委下达的《内蒙古自治区牧区工作条例(修正草案)》。1963年2月9日至5月13日，内蒙古党委、人委为贯彻民族工作会议精神，先后制定了《关于解决自治区西部地区蒙古族社员原有土地补助问题的办法》等5个文件。这是自治区贯彻调整方针、调整农牧关系的重要举措。1963年5月11日，内蒙古人委首次《内蒙古自治区草原管理条例》。

有关尊重少数民的风俗习惯和发展少数民族地区的科教文卫事业的。这类规范主要有：1957年5月2日广西省人民委员会发出《关于照顾回族干部、职工、学生生活习惯的通知》。1963年9月20日中共广西自治区委员会批转区民委、区教育厅党组《关于民族教育工作几个问题的请示报告》，同意报告提出的对中、小学教师的各种照顾和有关教学的具体措施。

地区创制的民族法律、法规。主要有：1959年7月13日，自治区筹备委员会通过的《地区各县、区、乡农民协会组织章程》、《地区减租减息办法》；1960年10月25日通过的《关于颁发土地所有证的指示》、《关于赎买未叛乱农奴主及农奴主人占有的多余生产资料的赎买金的支付办法》等，对进行的和社会主义改造加以了规范。1961年8月2日通过的《进行民主选举试点工作的决议》。各地开始实行历史上从未有过的普选，翻身农奴和奴隶破天荒第一次获得了当家作主的民利。1963年10月5日中共工委下达《关于调整行政区划的意见》、《机构编制调整方案》、《精减职工和家属的方案》、《关于干部培训问题的意见》等文件，调整行政区划，合并机构，精简汉族干部职工，培养提拔藏族干部，增加藏族干部比例。1963年12月28日自治区筹委会通过《寺庙民主管理试行章程》，1966年3月5日自治区人委通过《寺庙民主管理章程试行方案》。这一时期的地方立法，充分反映了的特殊社会背景和特别的调整需求。

四、平稳发展时期民族法的实施情况

(一)民族法实施的工作机构

这一时期，民族法制工作有序进行，有赖于相关的工作机构。从工作内容上划分，这些机构可以划分为以下几种：

全面管理民族事务的机构。这类机构中比较有代表性的是民族事务委员会，例如，1957年3月，广西省人民委员会发出《关于成立县民族事务委员会的通知》，随后，在广西的各县级单位都设立了民族事务委员会。

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的设立、使用和发展的机构。这类机构有：

1956年成立了广东省海南黎族苗族自治州黎族、苗族语文研究指导委员会；新疆成立了语言文字科学改革委员会；四川省、贵州省、云南省，内蒙古、广西自治区等省、区先后成立了民族语文工作指导委员会。1956年11月16日中央民族事务委员会少数民族语文翻译局成立。1956年12月29日中国科学院少数民族语言研究所成立。

地区民族法实施的机构。这类机构有：1956年4月22日自治区筹备委员会在拉萨正式成立。1956年5月6日自治区筹备委员会举行第一次常委会会议，选举达赖喇嘛为自治区筹备会员会主任。1959年3月28日国务院总理命令，解散地区政府，由自治区筹备委员会行使地方政权职权。筹备委员会由班禅额尔德尼-确吉坚赞副主任委员主任委员。1961年6月20日扎什伦布寺民主管理委员会成立。班禅额尔德尼・确吉坚赞大师担任寺庙民主管理委员会主任委员。这是在实行旧有寺庙制度的改革，实行政教分离，废除剥削，维护自由新制度的开端。

(二)民族法实施的具体措施

调整民族关系方面。1961年中共中央在兰州召开西北地区第一次民族工作会议，会议主要就解决西北民族问题和牧区工作问题的重大政策和措施进行了讨论。同年12月，中共中央批转了这次会议的纪要。7月25日民族历史研究工作指导委员会在北京召开民族史问题讨论会。1962年在北京举行民族工作会议，会议总结了几年来民族工作的成就和经验，讨论确定了今后的民族工作方针和任务。会议要求在今后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必须按照思想正确处理民族问题，注意民族特点和民族差别，学会具体分析民族地区的特点和经济特点，正确认识和处理宗教问题和民族问题的关系，切实尊重少数民 族的平等权利和自治权利，正确处理民族关系。

发展少数民族文化教育事业方面。1955年12月2日教育部函复广西省教育厅，对少数民族报考年龄应当依照当地规定放宽二至三岁。1955年6月教育部和中央民委在北京联合召开第二次全国民族教育会议，会议提出要在整个国民教育事业的发展过程中，使少数民族的教育事业逐步接近和赶上汉族发展水平。1956年，国务院发出《关于少数民族教育事业费的指示》；1956年，教育部发出《关于内地支援边疆地区小学师资问题的通告》；1962年8月，教育部发出《关于高等学校优先录取少数民族学生的通告》，提出对报考统一招生的全国高等学校的少数民族学生，给予多项照顾。这些措施都是对宪法、法律、法规赋予的权利的落实，使得少数民族的受教育权真正得到了保障。

发展少数民族经济事业方面。1961年8月26日内蒙古自治区党委召开第十次畜牧业工作会议。会议对畜牧业生产方针进行了检查，认为“稳定、全面、高速度发展畜牧业”的基本方针和一整套并举的方针是符合党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要求和全区畜牧业发展的实际情况的。

保障少数民族自治权方面。为了保障少数民族的自治权的实现，1955年12月，国务院根据宪法的规定，了《关于改变地方民族民主联合政府的指示》、《关于建立民族乡若干问题的指示》，还了《国务院关于更改相当于区的民族自治区的指示》，1956年，国务院又针对区级和乡级自治地方更改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发出了《关于更改相当于区和相当于乡的民族自治区的补充指示》，保证了这一工作的正常进行。这些文件、指示的出台和实施，有力地促进了民族区域自治的建设和完善。

和平解决问题方面。1957年3月5日中央书记处召开工作会议，研究实行六年不改的有关问题。1961年2月，中共工委根据上述方针拟定了《关于农村中若干具体政策的规定》

(即农村26条)，据此，自治区筹委会向十多万户翻身农民颁发土地所有证。1961年4月，在自治区筹委会举行的全体委员会上，重申了党在地区今后五年不搞社会主义改造，不办农牧业生产合作社，稳定发展个体经济等方针政策。1962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和工委拟定了4个文件，即《改进合作共事关系》、《培养和教育干部》、《关于继续贯彻执行自由政策的几项规定》、《继续贯彻执行处理反叛分子规定的意见》，提出了解决问题的一些改进工作的意见。1963年9月29日工委根据“政治统一，信仰自由，政教分开”的原则，就尊重信教群众的正常宗教活动，尊重住寺僧尼的正常宗教活动做出了具体规定。1965年8月29日中共中央关于在进行社会主义改造问题复示中共工委并西南局，同意在有领导、有计划、有步骤地试办(先办初级社)。由此可见，党和国家针对的特殊情况，采取了特殊的措施，以利于的稳定和发展。

(三)民族自治地方的建立

根据宪法的规定，各民族自治地方相继建立(或改建)。1955年10月，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成立，其后，对所辖专区、自治州进行了撤并。

1957年7月全国人大做出了关于成立广西壮族自治区和宁夏回族自治区的决议。1958年3月5日，广西壮族自治区正式成立。南宁市为广西壮族自治区首府，这是我们党的民族政策贯彻执行的又一巨大成果。1965年10月12日国务院批准改“僮族”为“壮族”，“广西僮族自治区”亦改为“广西壮族自治区”。1958年10月25日宁夏回族自治区正式成立。至此，我国已在90％以上的少数民族聚居区分别建立了自治区、自治州、自治县和民族乡。

(四)民族法实施的效果

为了促进和发展各少数民族的经济和文化事业，我国在长期的法制进程中，进行了一系列有关少数民族的立法工作，旨在提高各民族的生活水平，共同步入富国强民之路。在1954年宪法颁布后至前夕这段平稳发展时期，党和政府制定实施的一系列消除民族隔阂、坚持民族平等的法律法规，保障了各少数民族享有民族平等的权利，使民族法的实施产生了理想的效果，主要表现在：

1、进行科学严谨的民族识别、确认工作，废除了一切因民族歧视产生的带有侮辱少数民族的称谓，使各少数民族感受到中国共产党的真心实意，促使他们放下疑虑，投身到新中国的建设中来。这在一定程度上和一定范围内消除了历史上遗留下来的民族隔阂，对建立新的民族关系起了重要作用。

2、民族自治地方的建立，保障了少数民族各项自治权的实现，也保证了党和国家的各项民族政策、法律、法规在民族地区的推行。

3、在政治、经济、文化权利方面保证了少数民族的各项平等权利真正得到落实。比如在政治上，给予区域自治权；在经济上，少数民族地区有优先接受国家援助、并享有财政、税收等方面优惠政策的权利；在文化教育方面，把发展少数民族教育事业放在极其重要的位置上，实行同等条件下少数民族优先原则。对于散居的少数民族，中央也注意保障他们的平等权利。

4、尊重和强化少数民族的语言地位。语言文字是民族文化的载体，沉淀了一个民族对世界的认知和理解，凝聚着一个民族的感情。在这一时期，党和政府坚持贯彻执行民族平等政策，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的使用和发展得到尊重并受到法律的保障。

5、旗帜鲜明地反对和地方民族主义，巩固民族团结。中国共产党长期坚持的民族团结政策，在处理具体的民族事务中发挥了极好的指导作用。

五、平稳发展时期民族法制建设的经验

(一)平稳发展时期民族立法的特点

这一期间，民族立法规范紧紧跟随国家有关民族政策的指示，以立法推进国家的民族政策的实施，使得我国民族立法在内容上为国家的某些民族政策的实施做了首创性的规定，为我国日后的民族立法起到示范性和和引导性的作用，很多规定也沿用至今或者只是在个别问题上进行了修改。如1954年宪法规定的民族平和民族团结等原则至今仍作为我国对待民族问题的最基本的原则，并在各种民族立法中被坚持。再如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在这一时期被确定并且完善，围绕民族区域自治，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多项决议，成立了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广西壮族自治区、宁夏回族自治区、自治区，并且出台了一系列的规定，对这些自治区的建置进行了规定，除少数进行修改外，大多沿用至今；国务院在这一时期指定的有关民族自治机关的建置的规定沿用至今。再如，经济政策方面，1957年国务院的《民族自治地方财政管理暂行办法》，是中国第一部以立法形式出现的民族地区财政管理体制，奠定了我国民族地区财政管理体制的基础。

(二)以宪法为基础的民族法制体系已初步形成

我国有几个自治区篇7

当今世界，民族问题和宗教问题困扰着一些国家不得安宁。我们早在上世纪，就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实行区域自治较好地解决了这个问题。

中国拥有56个民族，在解决民族问题当中，我的父亲乌兰夫依据马克思主义的民族理论和共产党的民族政策，从内蒙古的实际出发，成功地制定和推行了民族区域自治，出现了民族团结、社会稳定、经济繁荣、各族人民安居乐业的大好局面。

追忆民族问题的解决，现今内蒙古自治区这种大好局面来之不易。

解放前，祖国灾难深重，蒙古民族的灾难更加深重：一，王公贵族与贫苦牧民是奴隶主与奴隶的关系，奴隶们过着非人的生活；二，反动派的民族压迫和苛捐杂税；三，蒙奸德王的认贼作父，勾结日本鬼子烧杀抢掠。以上封建统治、民族压迫和外来侵略三股恶势力灭绝着蒙古民族，内蒙古各族人民处在水深火热之中。正像义勇军进行曲所唱的：“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我的父亲乌兰夫怀着“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民族危亡，奋起反抗”之志，投身革命。早在延安时期，他就担任延安民族学院教育长，培养民族干部，进行民族解放的理论教育。

抗日战争胜利后，父亲根据内蒙古地区存在的民族分裂等复杂的斗争形势，展开了以民族区域自治解决内蒙古民族问题的伟大实践，有以下几种方法：

第一，两种命运、两种前途的抉择。当时在锡盟草原北部苏尼特右旗出现了所谓的“内蒙古共和国临时政府”，在草原东部乌兰浩特出现了“东蒙古人民自治政府”。针对这一严峻形势，1945年11月26日至28日，在党中央领导下，我父亲在内蒙古的中部张家口主持召开了内蒙古各蒙旗代表大会，成立了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取代了各地搞分裂的所谓的内蒙古共和国和东蒙政府，并于1946年4月3日在承德召开了“4・3”会议，把内蒙古自治运动，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之下统一了起来。又于1947年5月1日在乌兰浩特成立了内蒙古自治政府，宣告了我国第一个民族自治区的诞生，标志着中国共产党推行民族区域自治政策的胜利。此后，内蒙古又相继成立了达斡尔族、鄂温克族、鄂伦春族三个少数民族自治旗和19个少数民族乡。各族人民充分行使自治权力管理自治地方的事务，为我国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创立、形成和不断完善，以及法制化的进程，作了不懈地探索，为新中国正确解决民族问题创造了一个范例。

第二，解放后，在牧区民主改革中，我父亲从牧区的实际出发，制定和实施了对牧主“不分不斗，不划阶级”和“牧工牧主两利”的政策，得到了牧民和牧主的衷心拥护。在社会主义改造中本着同样精神，制定了“政策稳、办法宽、时间长”的畜牧业改造方针，稳定了民心，发展了生产。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后，国家在包头建设了以包钢为中心的工业基地，带动了全区的经济发展，形成了东林（大兴安岭林区）、西铁（包头钢铁工业）、南粮（河套粮仓）、北牧（万里大草原）、遍地是矿（地下矿藏丰富）的局面。由于民族问题的解决，促进了民族团结、社会和谐，带来经济繁荣。

第三，实行民族区域自治，把国家的集中、统一和民族的自主平等结合起来，把国家的富强和民族的繁荣结合起来，把党的方针政策和少数民族地区的具体特点结合起来，把各族人民热爱祖国统一的感情和热爱自己民族的感情结合起来，使我国各民族既得其所，又以和衷共济。今天，《民族区域自治法》作为实施《宪法》规定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基本法律，促进了民族地区经济社会文化发展，巩固和发展了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

二

我的父亲乌兰夫，十分重视宗教问题。解放前，内蒙古虽然不像那样政教合一，但也是活佛、王爷、喇嘛统治着广大蒙古族人民，特别是牧民。广大牧民普遍信奉喇嘛教，草原上到处有喇嘛庙，牧民家中有三个男孩，规定两个必须当喇嘛，不结婚不生子。再加上草原上疫病流行，蒙古族人口逐年下降，宗教和疫病严重地威胁着蒙古民族的生存。历史资料记载，1934年，伊克昭盟（今鄂尔多斯市）有蒙古族人口有8.7万人，到1949年解放时仅有55363人，十五年间减少了31637人，减少了36.36％。有一个日本人曾预言：“再有50年蒙古民族将自行消亡。”鉴于此，我的父亲乌兰夫创造性地贯彻落实党的民族宗教政策，积极引导藏传佛教与当时内蒙古经济社会发展相适应，成为我党成功处理宗教问题的典范。

当时，经过几百年的发展的喇嘛教已成为蒙古族全民信仰的宗教，几乎涵盖了蒙古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广泛而深刻地影响着蒙古民族。据此，我父亲乌兰夫主张“政教分离”、“信仰自由”。宗教不得干预政权，教民享有公民权利，尊重宗教习俗，取消“必须抽丁当喇嘛”的旧法（包括成文与习俗法），亦不强迫喇嘛出教，保证喇嘛安全。以上办法充分注意到了喇嘛的民族性、群众性、长期性。它体现了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在民族理论中的科学应用。

内蒙古全区喇嘛庙有一千三百多座，都拥有一定数量的草场和牲畜。针对这种情况，我父亲提出了实行宗教自由政策，喇嘛不得享有封建特权。喇嘛教是在封建制度里产生的，对其政治上的封建性是要取消特权，对其经济上的封建性是要实行放牧自由，对思想上的封建性是要提倡信教自由。并对喇嘛教工作提出了“加强领导、全面规划、典型示范、慎重推进”的原则，主要采取以下具体政策：一是动员喇嘛学习政治、科学、文化，教育他们走社会主义道路；二是对召庙的牲畜举办公私合营牧场，鼓励喇嘛参加劳动、自食其力；三是对喇嘛中的蒙医、手工业者，组织他们参加联合诊所、合作社或吸收为国营企业职工；四是鼓励庙仓将其财产和牲畜定息收入投资手工业、农业、牧业等基本建设；五是对少数上层喇嘛和老喇嘛的生活给以适当照顾。实行以上政策后，当时有70％～80％的喇嘛参加了劳动生产，他们当中有的当了劳动模范，不少人已娶妻生子，成家立业，过上了幸福美满的生活。

《宪法》规定，保证民族自由，群众也有不信仰宗教的自由。我父亲主张采取信教自由、不信教也自由的政策，在各旗的喇嘛庙附近办学校，提倡小喇嘛读书、学文化。大喇嘛中会治病的可开办喇嘛医院，或在大寺庙举办“满巴拉仓”，培养蒙医人员。并提倡喇嘛劳动就业，喇嘛在内蒙古牧区占男性人口的2/3，这是个庞大的数字。据统计：自1951年至1958年，全区500座寺庙中，有100座建立了喇嘛文化学校，其他寺庙也建立了识字班、夜校等学习组织。参加学习的喇嘛数以万计，50岁以下的喇嘛中，约有80％的人扫除了文盲，其中半数以上达到了高小以上文化程度。通过卓有成效的宗教工作，内蒙古的喇嘛教的面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使喇嘛们“老有所养、幼有所长、壮有所用”，形成了社会成员各尽其能、各得其所的良好局面，增进了人民内部的团结，维护了内蒙古的社会稳定。

我国有几个自治区篇8

[关键词]新中国成立初期；社区居委会；历史过程；启示

[中图分类号]C91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928X（2011）05-0010-03

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很重要的一项内容就是“基层群众自治制度”。对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创建社区居委会制度进行历史考察，总结其历史经验，对新时期坚持和完善基层群众自治制度、发展基层民主，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新中国成立初期城市居委会制度的形成

新中国成立后，经过五六年的探索和试验，在城市居民组织建设方面最终确立了居民委员会（简称“居委会”）制度。总的来看，城市居民组织大致经历了1949年的孕育、1952年华东区试点和1954年后全国统一规范并迅速发展的三个阶段。

1.杭州首创：废除保甲，建立居民委员会。新中国第一个居民委员会在杭州诞生。1949年5月初杭州解放后，新生政权曾试图尽量通过原政府的保甲组织来维持居民区的格局。但很多保甲长心存侥幸，并不配合。结果居民很难发动，不敢出来工作，政府的政令传达不下去，防火防盗、卫生防疫、烈军属及困难群众救济很多工作无法开展。因此，取消保甲制度、建立城市基层组织迫在眉睫。1949年10月，杭州市人民政府提出居民委员会的筹建工作方案，在上城、下城和江干区先行试点。10月28日，上城区长田奎荣在写给市政府新闻室的信中说：最近半个月，我们集中力量在“废除保甲建立居民委员会”这一工作，现在工作告一段落，一个居民委员会已经宣布成立。11月份，江干区也成立了“望江门居民委员会”。[1]1949年12月1日，杭州市人民政府《关于取消保甲制度建立居民委员会的工作指示》。[2]这份文件明确“新的居民组织”的性质为人民“自己当主人，自己来办事”的组织，是“建立人民民主管理城市的基础”。文件还就居委会职责、管辖范围、户数规模、委员职数、居民小组长、委员、主任、副主任委员的产生、工作委员会的设置等都做了具体规定。到12月底，全市成立居民委员会171个，至1950年3月全市571个居委会全部建成。居民小组发展到3802个，为城市居民的民主新生活打下了组织基础。[3]

2.上海经验：从“福利会”到“居民委员会”。杭州的经验在华东迈出了成功的第一步。但是，对于一个拥有520万人口的大上海来说，新生政权所面临的局势远远要比杭州复杂得多。根据上海工商业密集的特点，新生政权首先通过在各行各业中建立工会、农会、青联、学联、妇联等组织，把有单位的群众组织起来，参加集体政治生活。其次是在区接管委员会下设立“接管专员办事处”，由办事处的干部取代过去的保甲人员，与居民群众建立联系。1949年下半年，一些街道、里弄出现了自治性的“房客联谊会”、“自来水管理委员会”、“卫生委员会”等关心共同消费问题的“工人福利会”，到1950年5月，全市共组织了36个里弄福利会。1949年12月成立的“宝兴里居民福利委员会”（后改名为宝兴里居民委员会）就是这样一个典型。宝兴里共有居民574户，2659人。首先由每幢居民楼推举一位居民代表，再由每五幢居民楼推选出一位居民小组长，然后由全体居民代表和居民小组长提名21名候选人，居民以不记名的方式，从21名候选人中差额选举出17位福利会的委员。福利会下设治安组、文教卫生组，积极组织居民防火防盗，轮值纠察；并办起了黑板报，组织了读报小组；每周组织一次卫生大扫除；还组织妇女和失学儿童开办识字班。[4]这种“里弄福利会”为上海组织居民委员会积累了经验。1952年4月，上海市召开街道各界人民代表会议，讨论决定统一规范居民组织，建立居民委员会。[5]

3.各地探索：要“街道政府”还是“居民委员会”。为了统一华东地区城市基层政权组织，1952年6月，华东军政委员会拟定了《关于十万人口以上城市建立居民委员会试行方案（草案）》。该方案结合基层组织建设的经验和做法，比较系统地阐明居民委员会的机构、设置、功能等。方案出台后，多数城市认为华东区《方案》有居民委员会的集体领导，分工明确，民主面积宽，参加人数多，工作容易推动，基本上是适用的；也有部分城市认为《方案》规定的组织层次太多，居民代表会议、居民委员会、工作委员会及小组工作机构等关系太复杂，担心街道积极分子兼职太多，不利于工作；洛阳、南昌、武汉、长沙等少数城市则明确提出不适合本市情况，倾向于维持当地“街人民代表会议”、“街人民政府委员会”或“街政府”的方案。

当时，中央政府已经倾向于建立“居民委员会”，取消“街政府”。这从公安部颁布的《治安保卫委员会暂行条例》规定可以看出。《条例》规定，城市街道的治安保卫委员会“受公安派出所领导，有居民委员会者受派出所及居民委员会双重领导”。将“居民委员会”正式写进国家的行政法规，从而确认了它的合法性。尽管如此，刚刚建立的居民委员会在实际工作中存在着性质不明、组织不纯、权限不分、经费使用混乱等问题。由此，中央政府迟迟没有在全面建立居民委员会上下决心。1952年上海市政府对之进行全面整顿，清洗出社会治安对象1888人，民主选举后落选里弄干部47364人，查出有政治问题和其他问题的10672人。[6]特别是在1952的反贪污、浪费运动中，经过检举揭发和财务检查，居委会出现很多不合理“摊派”、“浪费”，甚至“个人贪污”事件。

4.形成制度：定性规章，明确职责。1952年前后，在城市居民群众组织方面，各地模式有很大区别。北京1949年4月废除保甲制，各保改称“街”，各甲改称“闾”，居民组织主要以“冬防队”和“防盗队”为主。天津建立“街公所”，1950年3月根据居民居住状况建立了居民委员会，把居民委员会作为“当地人民民主统一战线之组织”。沈阳市政府于1949年3月12日关于废除保甲制、建立民主街公所和居民小组的命令，将街道和居民组织平行置于区政府下，作为政府联系群众的桥梁和推行基层工作的机构。南昌曾试行“坊代表会议制”，在区以下设街，街以下设坊，坊以下设居民组，均由街代表会议组成。

鉴于以上情况，1953年彭真向并中共中央递交了《城市应建立街道办事处和居民委员会》的报告。该报告建议：“街道的居民委员会必须建立，它是群众自治组织，不是政权组织，也不是政权组织在下面的腿；城市街道不属于一级政权，但为了把很多不属于工厂、企业、机关、学校的无组织的街道居民组织起来，为了减轻区政府和公安派出所的负担，还需要设立市或区政府的派出机关――街道办事处。”[7]1954年12月31日，第一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通过了《城市居民委员会组织条例》(以下简称《条例》)，首次以国家法律的形式确认了城市居民委员会的名称和性质，同时也明确提出居民委员会的主要任务。该条例颁布后，全国各地城市都陆续建立、健全了居民委员会组织，到1956年，建立健全居民委员会的工作基本上完成。

二、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创建城市居委会制度的几点启示

1.居民委员会制度是一项适合我国国情、必须长期坚持的重要政治制度。在城市基层建立居民委员会，实行群众民主自治，是广大居民群众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伟大创造。这种直接民主制的基层群众自治，是我国社会主义民主建设的重要措施。“人民如何行使民利、当家作主?一个方面是通过各级人大行使国家权力。另一个重要方面是在基层实行群众自治，群众的事情由群众自己依法去办。”[8]作为特定历史环境的产物，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居民委员会及其下设的居民小组，积极开展维护社会治安（防特、防匪）；向下传达政令，向上反映群众意见；组织生产，推动文化活动和公共福利事业等，对新政权的建立和巩固以及社会的发展、进步，都作出了重要贡献。新时期，城市社区居民委员会充分发挥贴近居民、联系群众的独特优势，及时向基层人民政府反映居民群众的意见、要求和建议，密切了党和政府与居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坚持开展以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为重要内容的居民自治实践活动，在实践中增强了居民群众的民主素质和法律意识，推动了新型城市基层管理体制和社区服务体系的基本形成。因此，城市社区居民委员会制度是一项适合我国国情的重要制度安排，我们必须把这项制度毫不动摇地长期坚持下去，并不断丰富和完善，使之发挥更大的作用。

2.必须强化社区居委会的自治职能。在我国，居民自治一开始就带上了强烈的行政化烙印，作为城市居民“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的居委会实际上承担着双重角色：一方面要办理社区的事情，另一方面又要办理政府及其派出机构交办的事情。1958年，伴随着“”和化运动的兴起，国家对社会事务的强烈渗入使居民自治很快被政社合一的城市化浪潮所席卷，城市居委会逐步成为基层政权的办事机构，其职能只是从事由政府行政指令所摊派的各项任务，如发动居民大炼钢铁、除“四害”、监督“阶级异己分子”等。由此可见，当一个居委会日常工作中所包含的事务主要是各种政府部门的行政事务时，该居委会真正能够享有的自治权是非常有限的；反之，当一个居委会日常工作中所包含的事务主要是各种“自治事务”，该居委会才能够真正享有较大的自治权。因此，新时期要进一步明确社区居民委员会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自我监督的四项职责，充分发挥居民委员会的民主自治和社区建设的根本职能。

3.必须强化城市居民自治必要的外部环境。缺乏必要的外部环境是我国社会自治发展尚不成熟的重要原因。新中国成立之初，新生的政权首先“将全国绝大多数人组织在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及其他各种组织里”，建立了“单位体制”，对大量无法纳入“单位体制”的无组织的街道居民则建立街道办事处和居民委员会。“三大改造”和“”运动之后，这种单位体制以外的城市就业人口几乎所剩无几。在“单位社会”的年代里，事关居民切身利益的住房分配、物业管理、养老以及医疗保障，几乎都由单位统一安排，居民的自治空间很小。改革开放之后，这种状况开始改变。随着经济形式、就业形式、分配方式和生活方式的多样化，居民的“单位人”属性逐渐向着“社会化”转换。居民有了更宽的自主空间，对自己利益有了更强的维权意识，社区公共事务的自治逐步成了居民的内在要求。但是，目前我们政治体制改革总是滞后于经济体制的改革。特别是政府职能尚未全面转变，政府与社会的关系也远未理清，中介机构又不健全，―些本该从政府中分离开来转移到社会的权力，如卫生防疫、职业中介服务、行业自律等，在不少地方仍由政府统包统揽，造成城市居民自治功能体系的不足，居民们无权决定自己的公共事务。因此，我们必须顺应社会发展的内在要求，加强政治体制改革的步伐，进一步强化城市居民自治必要的外部环境。

4.必须进一步加强民主法制建设。新中国成立之初，由于受党的执政方式的影响，基层社区经常用大规模的群众运动组织群众互助服务和生产自救等，比较典型的有1952年的“民主建政运动”、“三反、五反运动”等。这种群众运动注重由上而下的引导，社区居民在社区治理中的作用只是响应与配合，而不是自下而上的主动参与，忽视了居民的主观能动性，久而久之，城市社区的基层治理中民主氛围缺乏。

回顾总结城市居民自治的发展轨迹，遇到挫折和困难的基本的原因除了社会制度外，主要就是有法不依。“”期间，居委会改名为“革命居民委员会”。成为了一系列政治运动的前沿阵地和工具。这种对法律践踏所造成的社会无序状态，给了我们沉痛的历史教训，基层群众自治遭到严重冲击和破坏。而近几年社区居委会的顺利发展，除了社会转型的内在动力外，主要还是法制建设的不断加强。因此，在推进社区居委会制度的实践中，我们必须坚持培育民主的精神，加强城市居民自治的法律观念，逐步完善、依法推进城市居民自治。

参考文献（一）：

[1]新中国第一个居委会：史料考证杭州居委会[Z]news.省略/20071008/n252503770.shtml.

[2]当代杭州民政[M].杭州：杭州出版社,1998.531.

[3]韩全永.我国最早关于居委会的政令始于杭州[Z].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省略.2003-8-29.

[4]中国社会科学院.共和国历史上的第一[Z].省略.

[5]韩全远.政体初定：居委会终结保甲制历史[J].社区，2006（11）.

[6]郭圣莉.国家与社会关系变革中的居民委员会――以上海为例的研究[A].南京政治学院硕士论文，2002.

[7][8]彭真文选[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240.607.

参考文献（二）：

①袁亚平.大国根本[M].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2009.

②郭圣莉.社区居民委员会的创建与变革[M].北京：中国社会出版社,2006.

③娄成武，孙萍.社区管理学[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