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汉字的对联范文

关于汉字的对联篇1

摘 要：将字理识字教学法运用于对外汉语汉字教学是一个新的话题，本文着重于探讨字理识字对对外汉语汉字教学的影响，从利弊两方面出发，列举详细的实例论证字理识字在对外汉语汉字教学中的优缺点，并依据此提出运用字理识字的建议。

关键词：对外汉语汉字教学、字理识字、利弊

一、对外汉语汉字教学和字理识字教学法

清代文字训诂学家朱骏声曾说“读书贵先识字，识字然后能通经，通经然后能致用。”①汉字教学是对外汉语教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对外汉字教学是一个以外国学生为教学对象，以汉字为教学内容，运用一定的教学方法，让以学习汉字为目的学习者能准确认读汉字，掌握汉字的音形义的教学活动。

对外汉语汉字教学一直存在诸多难题。从汉字本身的特点来看，汉字有着构造复杂，符号繁多，每一个汉字具有多层次的分析性和高度的综合性，承载的信息量大的特点，并且不同于很多学习者的母语，汉字的书写是基于二维空间的。②对母语非汉语的学习者来说，尤其是对非汉字文化圈的外国学习者而言，在认识并且适应基于二维空间汉字的同时，既要注意字形本身的结构关系，又要建立字形与字音、字义三者的联系，是非常困难的。对外汉语汉字教学道路之所以崎岖，就在于识记汉字是一项复杂的思维活动，因此寻找有效的方法或途径帮助学习者学习汉字一直是诸多专家学者和教师致力于解决的难题。

在众多对汉字教学的方法探索理论成果中，以字理识字教学法为代表的汉字理据性教学方法尤为突出。所谓字理识字，即根据汉字的构形理据和汉字的组构规律，从汉字形与义和音的关系着手进行识字教学的方法，它注重借助象形、指事、会意、形声、转注、假借等“六书”理论的分析来突破汉字教学这个难关。③

二、字理识字教学法的优势

（一）有效识记

对于非汉字文化圈的学生来说，方块状的汉字与其说像文字，更像一幅画，但是不同于一幅普通的“画”，这幅“画”有偏旁，有部首，有笔顺，有结构，多一点少一捺都不成其为正确的字，识.记的难度可以想象。而字理识字教学法所展示的远非一个个单独的字，而是在众多汉字下潜藏的规律。这种识记的功能存在于两个方面，一是联系字形与字义，二是联系字形与字音。字形与字义的联系最简单的例子就是在教授象形字的时候，象形字如“日、火、山、月”等本身在造字之初就字形就与字义紧密联系，除了象形字以外也有很多联系：指事字如“甘”，口中有东西的滋味；形声字“梅、柳、桃、梨、杨”等等都与“木”有关，表示树或木本植物的概念。字形与字音的联系主要体现在形声字上，比如由“章”类推出的“彰、樟、嶂、瘴、蟑”等一系列字的读音。不论是字形与字义的联系，还是字形与字音的联系，都有效的减轻了学习者的负担，使学生能举一反三，更好地识记汉子的字形字义字音，提高了教学的效率。

（二）分析避错

汉字统共不过二十八种笔画，却组成了不计其数的汉字，所以在学习汉字之初，外国学生们写错汉字非常正常，但是无论分析哪一个学生的错误，都不难发现偏误，比如说一个留学生写“衤”少写一点写成“礻”，那么在写所有以衣字部为偏旁的字时都可能犯同样的错误，如果得不到及时有效的纠正极有可能形成偏误，在普通纠错不能彻底解决问题，死记硬背也不可行的时候，运用字理分析可以有效的解决问题。“礻”是“示”的左偏旁变形，“示”字甲骨文作“T”，像祭台，神案形，所以以“礻”为偏旁的字多与祭祀、鬼神等概念相关，如“祈、福、神、祝”等等；而“衤”是“衣”的左偏旁变形，“衤”字旁的字都与衣服有关，如“袖、衫、裤、袜”等。同样的理论可以践行在“冖”和“宀”等一系列相似偏旁上，这样有利于深化学生对汉字的认识，掌握汉字规律，从根源避免写错字的发生。

（三）文化吸引

汉字是吸引外国学生学习汉语的原因之一，外国学生不论出于什么动机学习汉语，多少都有对汉文化的向往，而汉字的教授是一个很好的文化展示窗口，与其让枯燥的讲述和机械的联系磨灭学生的兴趣，不如联系文化内容让汉字的学习生动起来。例如“家”字，上面的“宀”是房屋的意思，下面的“豕”指猪，就是有房屋养猪称其为家。这一类还有很多字“孝、智、模、能、歪”等等，都可在教学中充分展示，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加深对汉字乃至汉文化的理解和认识。

三、字理识字教学法的局限

（一）规律多变化

字理识字教学法最大的优势在于摒弃了字本位的教学，将有共同特征的字归聚起来形成有章可循的规律教学，但是这个最大的优势同时也是最大的局限所在：在造字之初或许可以说每个汉字都是有章可循的，但是汉字同汉民族的历史一起经历了数千年的变迁，经过甲骨文、金文、大小篆、隶书、楷书等阶段，每一个阶段都改变了无数汉字的字形甚至字义，后展出的行书、草书等虽没有大规模的改变汉字字形，但也影响了一部分的汉字字形，而新中国成立后的汉字简化对于汉字字形来说无疑是一次脱胎换骨的巨变，汉字的简化方便了汉字书写的同时也打破了很多汉字的规律，例如“隹”部，原意表短尾鸟，与这个义项相关的汉字如“雕、雉、雞”等，但是汉字简化后“雞”写作“鸡”，不在有“隹”部，同时汉字的发展使“隹”部衍生出更多的义项，如“高、尖、精”等意思，在“售”字里，“隹”表意“高”；在“淮”字里，“隹”表意“精”；在“锥”字里，“隹”表意“尖”；在“唯”字里，“隹”表意“焦点”或“聚焦”。不难看出发展与简化这个过程使得讲解这些字的时候不可能将它们划归“隹”部来统一讲解，而这样的例子在汉字中比比皆是，不仅存在字形字义中，同样存在字音中。如“戋”部构成的汉字，“贱、钱、笺、浅、线”等字义都有“细微，小”的含义，字音中韵母多是“ian”，但也有例外如“栈、刬、盏”等。不论是字形字义还是字音，规律的多变和不确定性使得字理识字教学法难以广而推之，只能局限于部分汉字。

（二）教学起点高

字理识字教学法的教学起点高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对学生的认知能力要求高，即适用的学生年龄层要高。字理识字是一个对逻辑思维有要求的学习过程，这个过程有归纳总结类推联想等思维模式，所以对于幼儿和学龄前儿童，包括智力还未完全发育成熟的低学龄学生都不适用；第二是对学生已掌握汉字的水平要求高，就如想要讲解“戋”部构成的汉字都含有“细微”含义时，至少要求学生已经掌握“戋”部构成的几个汉字，否则学生很难较好地理解，也无法类推学习其他“戋”部汉字含义，字理识字就失去了意义。

（三）文化的复杂

汉字与汉文化是息息相关的，“六书”理论自然也一样，汉文化悠久博大涉及甚广，这对字理识字教学法的实际运用有所羁绊。例如“夫”字，是“大”字上加一画，这一画是指事符号，指插在人发髻上的簪子，故一画上边出头儿，表发髻。古代男子幼童时结双角，二十岁前少年时期披发，称垂髫，二十岁成年时则挽发别髻固定发型，再加冠以示成年。故“夫”本义为成年男子，后引申为女子的配偶，以及从事某项劳动的人。以上对“夫”字的理论阐述让以汉语为母语的人看是可以理解的，但是用来教学习汉语的外国人并不恰当，且不论学生很难理解涉及历史文化的加冠这个过程，要具体的解释起来颇费时间和精力，如果一一摊开来讲的讲述将是一个无底洞。所以文化的错综复杂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字理识字的发挥，是字理识字教学法只能择时择字使用的一个重要原因。

四、字理识字教学法的运用

字理识字教学法有它显著的优点，也存在局限，在实际教学中能否发挥其优势，全看教师的运用是否得当。

（一）正确地看待

字理识字教学法归根结底只是一种被证实有效，长期效果尚待考查的汉字教学手段，并不是万能的狗皮膏药，有的看法认为字理识字可以将识字教学和文化教学结合起来，并举出如下例子“外国人只要近距离接触中国人的生活，就会发现中国人喜欢‘三’这个数字，老子早就说了‘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在汉民族的文化中，‘三’就代表一切，表示‘多’的意思。其实，我们只要看看汉字就明白这个道理了，三人为‘众’，三木为‘森’，三水为‘淼’，三石为‘磊’，三火为‘焱’、三日为‘晶’、三金为‘鑫’等。分析理解了这些字的字形和构成，我想外国学习者对于中国人的一些日常习俗就比较容易理解和接受了，他们会很快地融入到中国文化当中去的。”④且不说“品”字结构的字由来是否如是说，这种联系大有将文字和文化生拉硬扣的趋势，而且这样讲解让外国学生理解“品”字结构的效果如何很难说，倒有可能把简单化复杂，使学生更糊涂。所以字理识字需要择时择字的使用，与文化的联系也很注重度的把握，需要教师在实际教学中不断地探索。

（二）避免过度推移

字理识字教学法在国内小学的汉字教学运用中也颇有成效，但是在这些年的实际教学中出现的最大问题就是对字理的过度推移，例如将“告”字解释为：“一口咬掉牛尾巴”；（“告”一般认为是牛鸣，牛口会意。）“办”字被释为：“办事要用力累得汗直流”，认为办外的两点如汗珠；（“办”是辦的简化，力外的两点由两个辛字的合体字简化而来）。这些联想、拆分均属不依字理的创造性活动。以上教法或许可以让学生较快地记住字形，但对字义的理解却进入了误区。而在汉字教学中，如果不懂汉字的意义，只是认识形体，这就只不过是一种条件反射，跟认字完全不是一回事。汉字必须是以自己的字形关联了语音、语义才能称为‘文字’，才有价值。完整的识字过程，是把汉字的形体和词语的音义全面联系起来，也就是把口语词转化为书面语词的过程。这种不合程序的识字操作，教一些不合规范的识字内容学生也许能记住那些“半识字”的形体，如此造成的后果就更令人担忧。因为这会给后续的教学带来危害，当学生以后的教学内容与以前的歪曲联想发生冲突时，定会产生混乱，如果无法判断或准确表述联想的前后差异，那些不合字理的识字内容无形中将会打乱正确的识字教学，对正确的识字教学带来严重的干扰。

五、小结

字理识字教学法兴起于上个世纪90年代，早已运用于国内小学的识字教学中，但是将它引入对外汉语教学确并不久，在证实它在对外汉语汉字教学的形声字教学中确有成效的基础上，它能否发挥更大的作用困扰着每一个教学工作者，要让字理识字教学法与对外汉语这门综合性学科融合，让它适用于第二语言教学，同时实现跨文化交际的目的，还有很长的过程，而这个过程需要无数对外汉语教师和学者的不懈努力。（作者单位：四川大学文新学院）

参考文献

[1] 陈亚川.六书说，简体字与汉字教学[J].语文现代化，1992年第3期

[2] 何其昌，何顺超.六书理论在汉语汉字教学中的作用[J].河套大学学报，2010年9月

[3] 贾国均.字理识字教学法[J].中国教育，1996年第3期

[4] 刘斌.浅谈对外汉语汉字教学中的汉字教学[J]，云南电大学报，2008年第4期

[5] 刘振平.汉字字形文化研究与对外汉字教学[J]，天中学刊，2008年第6期

注解：

① 说文通训定声，朱骏声

② 浅谈对外汉语汉字教学中的汉字教学，刘斌，2

③ 字理识字教学法，贾国均，1

关于汉字的对联篇2

[中图分类号]：H19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3）-10-0-01

对外汉语教学主要是对汉语学习者关于语音、词汇、语法、汉字的教学。对外汉语教学法，从广义上来说就是为了实现对外汉语教学的顺利进行，使汉语学习者能良好地学习汉语所采用的教学的方法。我国的对外汉语教学事业起步较晚但仍然取得了可喜的成绩。

一、对外汉语原则

无规矩不成方圆，对外汉语教育事业亦是如此，在其发展的过程中是要遵循一定的原则的。汉语交际能力是学生必须培养的能力，对外汉语首先要以培养学生的交际能力为首要原则，进行汉语教学。汉语学习的目的归根结底是为了交际。与话者彼此能够理解对方所要表达的意思，交际就是成功的，否则一切都是纸上谈兵。其次要提高学生在课堂上的地位，遵循以学生为中心，教师为指导的原则。我国在传统的教学当中向来主张以教师为中心的原则。教师在上边说，学生在下边记，课堂互动环节非常少，这样非常不利于学生的学习，尤其是语言学习。语言学习意在多听多练，练习多了自然学习的效率就提高了。但应注意“度”的把握。把学生提高到中心位置上，并不是一味地让学生乱说，应当在学完基础知识后，加大学生对汉语的接触，给学生营造优良的语言环境，避免出现“中国式英语”的现象，学生只会阅读理解不能进行语言交际，这样的汉语教学是无用的，久而久之会戕害学习者学习汉语的信心及勇气。再次就是要将语言和文化结合起来。跨文化交际是一个很棘手的问题，不同的民族有不同的文化，不同的语言背后也暗藏着深厚的文化，要想学好一个民族的语言必须先从这个民族的文化入手，这样便会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练习是语言学习必备的环节，精讲多练是汉语学习所要遵循的又一原则，在课堂上以言语技能和交际技能训练为中心，以句子和话语为重点，加强语音、语法、词汇、汉字综合训练。听、说、读、写全面发展，在不同的学习阶段有不同程度的侧重。这样会大大提高汉语学习的效率。最后，利用但控制使用母语和媒介语，充分利用现代化教学技术手段。在汉语教学中，在学生不易理解的问题时可以适当地使用其母语或英语作为辅助教学，但是一定要把握好度，不能过多使用母语或媒介语，长久以来会使学习者对其造成依赖或偏误，从长远角度看不利于汉语学习。而多媒体等教学工具的运用会加大学生学习的兴趣，有助于对外汉语教学的顺利进行。

二、对外汉语教学难点

在汉语教学过程中我们应当正视学习中的难点，逐个突破以提高教学者的教学能力以及学习者学习的效率。汉字就是对外汉语教学中的难点之一。尤其是对字母文字的印欧语系的语言学习者来说，方块文字对于他们更是难上加难。如何使汉语学习者轻松学汉语、汉字，提高学习兴趣，高效地识别和书写汉字是对外汉语教学所要研究的重点问题。张永亮在《汉字联想网及对外汉字教学》中提出“汉字联想”。汉字联想就是通过联想，根据汉字形体结构，从字义到字音，把相关的汉字有机地联想成网络。从能产性高的基本字联想，把汉字联想网分为五个方位区，即上方位字区，下方位字区，左方位字区，右方位字区和包嵌字区。以“口”字为例，上方位联想区是“舌”、“各”等字；下方位联想区是“只”、“呆”等字；左方位联想区是“扣”、“知”等字；右方位联想区是“叩”等字；包嵌字区“句”等。这既是从汉字构件所处的方位建立的联想线索，也是一个富有创建的思路。这种教学法有利于拓展学习者思维，提高汉字学习的能力。尤其是对西方学生的汉字学习有很大的帮助。另外，视听课也是提高汉字能力非常有效的方法。大型电视艺术片《汉字宫》通过四到六个字的篇幅向人们介绍了 3500 多个常用汉字，让每一个汉字学习者都能“断文识字”，在汉字学习上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汉字宫》应用于对外汉语教学的课堂上，自然巧妙地将知识性、融为一体，克服了传统汉字学习中教师枯燥乏味的讲解，提高了汉字学习的效率。

三、对外汉语教学的注意事项

对外汉语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应注意以下几点①简明扼要。通常语法教学主要强调简单、会用。对于过于复杂且不常用的语法知识教师可以忽略不讲，毕竟学习者学习的目的是能够交际而不是精通语法。②少用术语。术语的专业性较强，对于外族的汉语学习者来说存在一定的困难。在必要的时候使用，会减少学习者的学习负担。否则大量的术语会搞得他们不知所云，反而适得其反。③举例生动有趣。语言学习本身是非常枯燥的，在教学过程中适当地加上生动有趣的例子，会增加学习的积极性，提高学习的效率。④结合汉语学习者的语法偏误。偏误的产生大多都源于汉语与其母语的不同。例如英语中数词与名词中间不用量词“There are three people in the room”，而汉语要说成“教室里有三个人”不能说成“教室里有三人”。在教学中要注意学习者的语法偏误，以免造成不便。

结语、

关于汉字的对联篇3

关键词：非汉字文化圈；汉字教学；部件教学

对于非汉字文化圈的学生，他们从小形成的一套文字观念和技能都是用符号记录语音，所获得的文字都是通过学习和使用拼音文字获得的，所以他们学习表意体系汉字的文字环境不如韩、日等汉字文化圈国家的学生。但他们一般是有一定的知识基础和理解能力，并积累了一定的学习外语经验的成人，理性认识较强，对汉字的形和音特别敏感并且有强烈的学习汉语动机和愿望，通过部件教学能调动他们的学习热情和感觉器官，同时将汉字进行合理拆分，在理性知识的引导下学习汉字使之成为一个汉字系统，便于留学生理解和教师教学，对汉语教学中的词汇，语法等其他方面起到辅助作用。

一、部件与汉字

《现代汉语》是这样规定的：现行汉字的结构有两级：一是笔画，二是部件。部件又称偏旁，是由笔画组成的具有组配汉字功能的构字单位。如“ 闹”字由“门”字和“市”部件组成，“男”字由“田”和“力”两个部件组成，“明”字由“日”字和“月”字等形式。可见部件是作为连接笔画和整字的桥梁和纽带，张旺熹（1990）曾分析了1000个高频字的部件分布，得出构字能力强的118个部件在出现次数上约占80%的比例，崔永华（1997）重点对《（汉语水平）汉字等级大纲》的甲级词和甲级字的基础部件进行了分析，在所定的1033个甲级词，使用801个汉字，仅用330个部件，可见部件是构成汉字这幢大楼的“砖瓦”，合理有效使用汉字部件进行汉字教学将对教学实际有着非同一般的实用价值。

1.部件教学在汉字教学中的拆分原则

第一，汉字是表意文字体系，任何部件和笔画组合不是无规则的堆砌，每一个音义形汉字都是有理据的组合。且教学对象大多是母语非汉语的成年人，理性思维更加成熟。在尊重字源的基础上，合理地有理据地拆分汉字，有目的和意义地拆分，力求每一个部件有理可循有据可依，便于便于留学生理解和记忆。

第二，拆分的部件越少，识别度越高，越容易识记。在汉字整字与部分认知过程中， 在“整体结合力”的作用下， 汉字认知加工主要表现出显著的整体性效应。即汉字整体性越强， 汉字整字认知速度越快， 汉字部分认知越慢， 汉字整体会对汉字部分加工产生抑制效应。（罗艳琳2010）这说明选取有代表性的特征明显的部件进行汉字教学能提高学生对汉字整体认知感，加快汉字的认知速度，同时更便于拆分和理解。

第三，“任何文字符号的整体都不是散乱的一群，而是一个相互关联着，彼此牵制着，具有内部规律的体系。”（李国英1996）在注重汉字内部部件理据拆分的同时也应注重外部各个汉字之间的联系，由此及彼，通过一个特定部件联系其他汉字，从而形成一个具有相同部件的汉字结构网，相同部件的汉字会具有相关的联系，通过汉字中的部件教学形成汉字整体教学体系，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二、汉字部件在汉字教学中的应用

1.表音部件的应用

汉字的系统性，在语音方面主要体现在表音偏旁与其音系字族字读音联系上。（李大遂2007）如以“唐”为表音偏旁的有糖、塘、溏、搪等7字与“唐”相同。而有些汉字与其表音偏旁读音相同或相似，再如以“非”为表音偏旁的菲、绯、啡、霏、扉等9字读音都与“非（音fēi）”相同，同时腓（以上一字音féi），匪、诽、斐、悱、蜚、翡（以上六字音fěi），痱（以上一字音fèi），而有的汉字由于语音的历史演变与原来音系的联系就没有那么密切了，在汉字教学中此类汉字难教难懂，应当注意此类汉字的教学。但是在现代通用汉字家族中，具有表音偏旁的约有1400个，通过联系1400个音系字族，每一个族内的字音都与其表音偏旁有着不同程度的联系。所以在识字教学过程中，适当在语音教学和汉字教学中使用表音部件及其音系字族教学能更方便有效，学生会认识并且准确读出更多的汉字。

2.表义部件的应用

通过系统有理据地进行汉字教学，汉字字义的系统性，主要体现在表义部件与其义系字族字意义联系上。（李大遂2007）例如以“口”为表义偏旁的义系字族字有叮、叱、唠、叨、叫、喊、叹、吐、吃、吞、吠、呕、吼、听、呛、吹、呼、哈、咬、咳、哽、哼、啄、喝、喂、嘘等，这些合体字的意义或者和动作有关，或者是动作的形态，但是字义都与表义偏旁“口”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在现代通用汉字家族中，具有表义功能的偏旁大约有400个（包括100多个表义兼表音的部件），这些表义偏旁与现代汉语通用字联系组合，构成了一个庞大的义系字族。每一个族内的联合体通用字都与其表义偏旁有着联系，同时也与族内的汉字有意义上的联系。所以在认字教学的过程中可以适当使用采用某一表义偏旁为切入点进行教学，以具有代表性的表义部件为纲，分步骤开展汉字拓展教学与训练，汉字教学会更有系统性和关联性，学生的识字过程更加简单容易，突破“随文识字，分散识字，按照字频教学”原则，从而按照汉字自身规律教授汉字，学生对汉字会产生立体生动的印象，加深理解和记忆。

3.汉字部件的组合

“各部件摆放的方位也是构成字间差异的重要特征”（王宁2002）汉字的形通常是与义紧密联系的，之所以分开讨论，是因为汉字形体结构的复杂性和留学生认知的特殊性使得汉字形体的认知和书写都是不小的难题，不是单靠讲解清楚音和义就可以解决的。根据汉字部件的多少，汉字可以分为独体字和合体字。独体字只有一个部件，如“木”字，在这里不加讨论。而合体字是由多个部件组成，也是我们关注部件组合样式的重点。合体字的部件和部件的组合方式主要有四大类：1左右结构：明，辩。2上下结构：岩，笔。3包围组合：问，国，区。4框架结构：巫，噩。但是很多汉字都是各种部件利用不同结构组成的，如“磨，轰”等。此外在学习汉语阶段，学生最先感受到的是形，每一个汉字对他们而言就像一幅幅画。汉字简化虽然简省了笔画，但笔画的过多简省一定要以形似字的增加为代价，汉字只能靠部件、笔画、横竖、长短、位置等来加以区别。如：“田、日、目、由、申”。而有些偏误与汉字有理性没有多大关系，纯粹是由于留学生的母语书写习惯对汉字书写造成的形体负迁移现象。如“口”写成“O”，“阝”写成“P或β”等。有些偏误是由于对汉字整体结构不清晰，整体结构概念不强造成的。如把“音”的上下两个部件变成左右组合，就变成了音、形、义完全不同的另外一个字“暗”。在对外汉语汉字教学中，留学生经常会把左右，上下，包围两个部件的结构颠倒。这种类推同化错误多出现在初级阶段，所以在留学生学习汉语的初级阶段应注重培养留学生对汉字的整体结构意识，强化对汉字的整体把握，同时不断加强练习和教学以消除这种偏误。

三、汉字部件教学应用技巧

经过“先语后文、语文并进、拼音文字混用”等教学模式的各种探索，各位专家学者汉语教师的不断钻研实践，如今的对外汉语汉字教学得到了更多教师和学者们的关注，并且已经取得了长足的进步，“着眼部件开展汉字教学而不取由笔画教学直接过渡到整字的做法是一种进步。”（万业馨 1999）正如德国学者柯德说：“汉语教学今天面临的最大挑战一方面是文化和语言教学的融合，另一方面是文字的教学。如果不接受这两场挑战并马上寻找出路，汉语教学恐怕没有再向前发展的可能性。”汉字教学越来越重要，通过汉字教学中的部件教学技巧进行探讨也会是一次全新而有意义的尝试。

第一，在初级阶段开设专门的汉字课，系统整理各个等级汉字，按照字频音频和理据相结合的原则讲授部件，对汉字读音、意义、结构框架在初级阶段打好基础，提高学生理性和感性认识。“非汉字文化圈的学生更是要明确‘了解汉字体系的规律’。”（万业馨2000）不仅教会学生懂得一些汉字知识，还要让学生经常了解自己学习知识的系统化，教学生掌握系统学习汉字的方法，使其在高级阶段学习汉语过程中起到一定的辅助推动作用。努力达到汉字教学系统性、科学性的目标。

第二，重视独体字的教学。特别是出现频率高，组成部分频率高的独体字如“人、口、女、火、木”等独体字，加强独体字讲解教授，更能够方便部件组合教学的进行。据崔永华在《汉语水平等级词汇等级大纲》中统计，413个部件中，使用独体字部件216个，占了50%。可见独体字教学在部件教学中的重要，以独体字为基础的合体字和部件教学会更充实有效。此外由独体字和表义表音偏旁在教学过程中的不断组合搭配，尝试组合新字。从而调动学生的学习热情。

第三，利用不同部件之间的对比减少汉字书写的偏误。汉字中经常会出现形近字，形近偏旁，如：池与驰，忧与优，吞与吴等。可以使学生通过结构之间和部件之间的对比或者利用表义偏旁区分进行教学，发现其中的差别，加深形近字的印象进而区别形近字。从而正确识记并减少书写偏误的发生。

第四，加强结构教学和结构对比，初级阶段的留学生对汉字整体感知认知度不强，认为每个汉字是各个部件的堆砌，从而在书写时造成书写汉字结构的混乱和偏误，所以采用各种练习和教学手段加强汉字部件组合的整体理性认识，对汉字整体结构有明确的框架以减少偏误的发生。

第五，增加教学过程的趣味性。对于非汉字文化圈的留学生来说，每一个方块字都是一幅画，所以长时间的学习会产生畏惧和厌烦心理。教师可以利用图片展示，共同观看学习汉字的动画片，幻灯片展示，自制汉字卡片等多种互动教学形式营造欢乐轻松的学习氛围，让学生变“要我学”为“我要学”，激发学习兴趣。

第六，注重学生偏误并进行系统分析。“偏误”不是“失误”，偏误是系统的有规律可循的，是中介语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系统分析学生在书写汉字时的偏误现象进行针对练习和讲解更能加强教学效果。

四、总结

综上所述，通过对非汉字文化圈留学生汉字部件教学技巧的探讨，教师在实际汉字教学中应一直贯彻系统性和理据性原则，力图形成一个科学系统的汉字部件体系，不断探索创新对外汉字部件教学的新模式，编排有利于汉字教学的教材和工具书，同时在实际教学活动中注意学生的学习情绪，营造简单高效学习氛围。毕竟部件教学仅是汉字教学的一个方面，我们希望通过部件教学的发展进步带动汉字教学的前进，与语法，词汇等汉语教学齐头并进，推动我国对外汉语教学事业的不断进步。

参考文献：

[1]李国英（1996） 论汉字形声字的义符系统 《中国社会科学》第3期

[2]崔永华 （1997） 汉字部件与对外汉字教学 《语言文字应用》第3期

[3]万业馨（1999） 汉字字符分工与部件教学 《语言教学与研究》第4期

[4]梁彦民（2004）汉字部件区别特征与对外汉字教学 《语言教学与研究》第4期

[5]李大遂（2006）汉字的系统性与汉字认知 《暨南大学华文学院学报》

[6]李大遂（2007） 汉字系统性研究与应用 《语言文字应用》 第4期

[7]罗艳琳（2010）汉字认知过程中整字对部件的影响 《心理学报》

[8]周 悦 （2012）小议非汉字文化圈留学生的对外汉字部件教学 《语文学刊》

致谢：衷心感谢哈尔滨理工大学庞少亚同学课题组全体组员的大力支持！本文在写作过程中得到了哈尔滨理工大学王晓辉讲师的悉心指导，谨致谢忱！

关于汉字的对联篇4

关键词 汉字性质 字素 表义方式 表音方式

[项目基金] 本文受到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重大项目——“中国文字数字化工程”资助

汉字的性质问题从20世纪初开始就成为人们关注的一个热点问题。此问题之所以成为一个问题，是与东西方的文化交流分不开的。中国小学从东汉许慎起，在接近两千年的漫长发展历史中，并没有讨论过此问题。原因就在于东西方的学术、文化交流较少，学者们并没有将汉字放在整个世界文字的体系中研究。19世纪中国的国门被西方列强打开以后，中国才真正开始看西方，西方也开始更多地了解中国。在相互的接触中，中国汉字与西方拼音文字的巨大不同进入了学者们的研究视野，汉字的性质问题很自然地成为一个讨论热点。一个多世纪以来，学者们对汉字的性质提出了种种不同的看法，主要有表意文字、表音文字、词文字/语素文字、意音文字等。

我们认为要分析汉字的性质，需要先廓清下面几点认识。首先，汉字是一个成熟的文字系统，成熟的文字系统都是能够按照语词次序无遗漏地书写语言的 ，汉字的性质应该主要从汉字记录语言的方式考虑。抛开汉字记录语言的方式来谈汉字的性质，如“方块字”等界定，是不能反映汉字本质的。其次，汉字作为一个系统是由其基本单位构成的，汉字系统的性质也是由其基本单位的性质决定的。其三，汉字有着悠久的发展历史，讨论汉字的性质应该用历时的眼光，更多地考虑汉字的发生及其早期阶段（甲骨文、金文、小篆）而非现今状态，更多地考虑汉字的造字机制而非识字机制。在这几点认识的基础上，我们将讨论关于汉字性质的两个基本问题：（1）汉字的基本单位是什么；（2）汉字基本单位的性质是什么。

一、汉字的基本单位是什么

裘锡圭先生曾经指出：“一种文字的性质就是由这种文字所使用的符号的性质决定的。至于给汉字这种性质的文字体系安上一个什么名称那只是一个次要的问题。” 要搞清文字系统的性质，首先要确定文字系统的基本符号单位是什么。文字是记录语言的，而语言有音和义两个方面，因此文字的基本单位，应该是文字系统中相对独立的与语言的音或义有直接联系的最小单位。拼音文字的基本单位是字母，字母直接对应于音素或者音节。英文中“word”这个词形，有4个字母组成，每个字母都记录了英语里的一个音位，而且是英文系统中与语音有直接联系的最小单位。日文中的“ぁなた（你）”这个词形，有三个音节字母（假名）组成，每个音节字母都记录了日语里的一个音节，而且是日文系统中与语音有直接联系的最小单位。

在汉字系统的结构分析中，有这样一些概念：字、字素、偏旁、部件/构件、笔画。下面我们从小到大来依次分析这些单位。汉字的笔画不能相对独立地与汉语的音或义产生直接联系，所以不能看作汉字的基本单位。部件或构件是处于笔画和整字之间的一级单位，只要是能从整字中划分出的相对独立的成分就可称之为部件，部件并不一定与语言的音或义有直接联系。例如，甲骨文“ （雞）”，部件“爪”与词的音义都没有直接联系。偏旁是合体字的直接组成部分，与合体字所表词的音或义有直接联系。例如，甲骨文“ （休）”的两个偏旁都与词义有直接联系；甲骨文“ （河）”，偏旁“水”与词义相联，偏旁“可”与词音相联。但是若将偏旁作为汉字的基本单位对独体字不好称说。李玲璞先生20世纪90年代提出了“字素”这一概念，认为字素是汉字的基本结构成分 。李先生指出，字素是“构成汉字的形与音义相统一的最小的结构要素”；“在任何一个字的字形结构中，凡处于直接显示语素音义层面上的构字单位均为字素，凡不具有这种功能的都不是字素”；“由一个字素构成的独体字，亦称独素字”；“合体字一般是由两个字素构成的，极少数合体字是由三个以上字素构成的”。李先生还针对合体字提出了“稳性字素”和“活性字素”两个概念。“稳性字素指参与合体字的造字过程中，始终以相对独立的单一结构形式居于直接显示语素音或义的上位层面的字素”。活性字素是指，在参与合体字的造字过程中，由原来的两个或两个以上的静态字素临时组合而成的，直接显示语素音或义的上位层面的字素。比如，甲骨文“ （鼻）”由“自”和“畀”两个稳性字素构成，前者显示词义，后者显示词音；甲骨文“ （濞）”由稳性字素“水”和活性字素“鼻”构成。在“濞”中，“自”和“畀”已经不再是字素，而是构成活性字素的构素成分。至于单字，记录了上古汉语中的单音节词，与词的音义直接相联。那么字素和单字哪个更基本呢？当然是字素。一方面，字素具有相对独立性，大多数字素是可以独立成字的；另一方面，字素的数量比单字少得多（至于语字素的具体数目在不同历史时期有所不同，有待于我们去统计研究），可以达到以简驭繁的效果。所以我们认为将字素作为汉字系统的基本单位是比较理想的。

二、字素的性质是什么

汉字系统的性质是由其基本单位——字素的性质决定的。字素的性质指的是字素的表义方式或表音方式。我们可以把汉字的字素分为三类，第一类是表义字素，包括象形字字素、指事字字素、会意字偏旁字素、形声字形旁字素；第二类是表音字素，包括假借字字素 和形声字声旁字素；第三类是表义兼表音字素，指会意兼形声字中的声旁字素，这类字素比较少。

首先看表义字素的表义方式。象形字字素和指事字字素都是据义构形的，也就是图解所记录的单音节词的语义。例如，甲骨文“ （止）”象人足之形；“ （亦）”示两腋之所在。合体会意字也是据义构形，根据各会意字偏旁字素的方向、位置与意义关系图解会意字所表词的词义。例如，甲骨文“ （毓）”，妇女生育；“ （伐）”，以戈杀人。西周以后产生了《说文》所谓“人言为信”这样的以意义关系搭配而成的会意字类别 。大部分形声字形旁字素（除了注声式形声字 的形旁）不是图解词义整体的，而是图解词的意义类属。例如，甲骨文“ （河）”，从“水” ；甲骨文“ （盂）”，从“皿”。除了汉字，苏美尔文字、古埃及文字、玛雅文字等其他自源古典文字也有表义手段的使用。将汉字表义字素的表义方式与其他古典文字的表义方式进行比较，对汉字性质的研究将大有裨益。目前这方面的研究还比较薄弱。黄亚平师通过对史前汉字（如陶符、族徽等）的研究，提出写意和写实两个相对的概念，指出“写意是史前汉字表达的灵魂，也是它与世界上其他古老象形文字的区别性标志。” 孟华将写意和写实分别概括为意象性和临摹性两种符号化方式，认为甲骨文的象形字是意象性方式，古埃及文字象形字是临摹性方式。 这些都是对汉字表义方式的有益探索。

其次看表音字素的表音方式。假借字字素和形声字声旁字素，都是借同音词或近音词的字形来记录词的音节。汉字的表音字素与拼音文字的字母有很大的不同。裘锡圭先生曾经指出“从原则上说，汉字里每一个字都有可能借用为音符，实际上用作音符的字，数量也很大（古今用作声旁的字超过一千）。同样的字音往往借用不同的字来表示。如果强调汉字和拼音文字的区别，可以把汉字的音符称为‘借音符’。” 孟华先生将汉字的表音方式概括为“谐音原则”：“文字形体单位与语音单位只是个体间任意的结合，形体代表的只是一个具体音而非类型音，各形体单位之间没有系统的区别和分配关系，形音之间也没有必然的对应关系——一个形体可代表不同的音，一个音也可以由不同的形体代表。” 汉字的表音字素虽然都是表音节的，但是这些字素与汉语的音节系统不存在系统的对应关系。

其三看表义兼表音字素。王蕴智将甲骨文中的会意兼形声字分为两类 ：原创字会意兼形声和后起字会意兼形声。原创字会意兼形声，指“一个会意字在构字之初，其某一表意部件的发音正好与该会意字的发音相同或相近，字面上即具有表意兼形声的特征。”例如，甲骨文“ （彘）”字，从矢刺入豕中会意，“矢”亦兼声。后起字会意兼形声，指“在原创表意字基础上追加意符，从而使新增意符与原字之间具有会意兼形声的关系。”如甲骨文“ （得）”字初文作 “ ”，从又持贝会意；字或累加彳旁作“得”，以表“行有所得”之义。其实从会意兼形声字的生成机制来看，会意兼形声字本质上还是会意字，表义兼表音字素实质上还是表义字素。

黄德宽先生曾指出，“汉字构形方式是一个随着汉字体系的发展而发展的动态演进的系统。” 根据黄先生的统计，从甲骨文到宋代《六书略》，象形、指事、会意三种构形方式所构成的汉字由70%多，下降到10%左右，而形声类汉字所占比例从不足30%上升到90%以上。 汉字构形方式内部构形功能的调整对表义字素和表音字素的性质没有影响，但是改变了表义字素和表音字素在整个汉字系统中的分布情况。汉字发展过程中表音字素的数量和比例有巨大发展并远远超过了表义字素。对于表音方式在汉字系统中越来越广泛的应用，我们一方面要承认汉字的表音性在加强，另一方面我们不能认为汉字在朝拼音化方向发展，因为表音字素都是“借音符”，其基础都是表义字素，其表音方式也不同于拼音文字。

三、通过字素分析汉字性质

通过确定字素为汉字的基本单位，并对字素的表义方式和表音方式进行分析，可以发现以往对汉字定性的一些不足之处：

一、“表意文字”：将汉字定性为表意文字，主要是看到了汉字与拼音文字的不同。但是汉字中除了表义字素外还有表音字素，表意文字的定性掩盖了汉字表音方式的存在，容易引起误导。事实上，任何一种成熟的文字脱离了记音都不能实现全面记录语言的目的，苏美尔文字、古埃及文字、玛雅文字等古典文字，还有我国纳西族的东巴文字，无一例外地采用了表音方式。

二、“表音文字”：将汉字定性为表音文字，主要是基于：1、假借现象的存在（甲骨文中尤为常见）；2、每个汉字单字都记录了音节；3、人们掌握运用文字时，并不去分析字形，只是掌握运用文字和语言单位的对应关系。 首先，我们考虑汉字的性质应该主要从汉字造字的角度分析，而不是识字的角度。其次，如果将汉字定性为表音文字，一方面忽视了汉字表义字素的存在，另一方面掩盖了汉字表音字素和拼音文字字母表音方式的区别。其三，汉字与苏美尔文字、埃及文字和玛雅文字都是自源 的古典文字，都综合运用了表义和表音两种方式。后三者因民族被征服灭亡了，汉字继续沿用着，但他们都没有发展为拼音文字。真正的拼音文字都不是自源文字，都是在借源的基础上产生的。

三、“意音文字”：将汉字定性为意音文字，比表意文字前进了一步，因为正视了表音字素的存在和汉字的表音性。但是问题在于这种说法过于笼统，对汉字的表义方式和表音方式的特性分析不够。

四、“词文字”/“语素文字”：将汉字定性为词文字或语素文字，是将单字作为汉字的基本单位得出的结论。对于拼音文字而言，“音位文字”、“音节文字”的概念能够反映文字系统的本质，因为音位字母和音节字母都记录了性质单一的音位或音节。而汉字单字所记录的词或语素具有音义二元性，将汉字定义为词文字或语素文不能显示汉字的表义方式和表音方式，即汉字的本质。

五、“表词——意音文字”：王元鹿师在《普通文字学》中提出了文字制度的质和量两个方面，质的方面即文字记录语言的方式，如表意、表音；量的方面即文字符号与语言单位的对应关系，如表语段、表词、表音节、表音素。 王先生此观点非常精辟，他把汉字定性为“表词——意音文字”也较以上几种界定更为全面。我们认为可以对文字记录语言的方式进行进一步切分，将表意方式和表音方式各自分出不同类型。

结论

给汉字定性，一要把汉字放在世界文字体系中研究，二要分析其基本单位的性质。本文借鉴李玲璞先生的字素论，提出要将字素作为汉字的基本单位，通过深入分析字素的性质深化对汉字性质的认识。字素性质的研究主要在于两个方面，一是表义字素的表义方式研究，二是表音字素的表音方式研究。汉字表义字素的表义方式可以与其他古典文字的表义方式进行比较，分析汉字与其他古典文字表义方式的相同点与不同点；汉字一种文字的性质就是由这种文字所使用的符号的性质决定的。至于给汉字这种性质的文字体系安上一个什么名称那只是一个次要的问题。”（裘锡圭《文字学概要》，商务印书馆，1988. P10）要搞清文字系统的性质，首先要确定文字系统的基本符号单位是什么。文字是记录语言的，而语言有音和义两个方面，因此文字的基本单位，应该是文字系统中相对独立的与语言的音或义有直接联系的最小单位。拼音文字的基本单位是字母，字母直接对应于音素或者音节。英文中“word”这个词形，有4个字母组成，每个字母都记录了英语里的一个音位，而且是英文系统中与语音有直接联系的最小单位。日文中的“ぁなた（你）”这个词形，有三个音节字母（假名）组成，每个音节字母都记录了日语里的一个音节，而且是日文系统中与语音有直接联系的最小单位。

表音字素的表音方式可以与其它古典文字的表音方式进行比较，也可以与拼音文字表音方式进行比较，得出相同点与不同点。本文对表义字素和表音字素的研究还远不够深入，只是通过初步的分析发现了以往对汉字定性的一些不足。相信以字素为基本单位的表义方式和表音方式研究一定能对汉字性质作出更深刻的界定。

参考文献

1周有光《比较文字学初探》[M]，语文出版社，北京，1998.

关于汉字的对联篇5

【关键词】神经网络 手写 识别系统 应用

随着计算机技术的快速发展，其在人们的办公学习和日常生活成了不可替代的工具。键盘已经几乎完全替代了笔在人们生活中的地位，随之而来的后果就是人们越来越少的区书写汉字，导致越来越多的中国人甚至都忘记了汉字该如何书写，这种现象在很多研究和报道中都有体现。计算机和键盘是由西方国家发明的，其符合西方国家的语言习惯，对于中国人来说，用字母、符号去完成方块汉字的输入就需要使用者非常熟悉汉语拼音或者五笔编码，对于文化程度较低的使用者来说，这些都限制着他们使用计算机。鉴于计算机键盘的这些缺陷，联机手写输入法应运而生，这为计算机的输入带来了新的发展机遇和挑战。

1 联机汉字手写识别的意义及难点

联机汉字识别是用书写板代替传统纸张，笔尖通过数字化书写板的轨迹通过采样系统按时间先后发送到计算机中，计算机则自动的完成汉字的识别和显示。

1.1 联机汉字手写识别的意义

联机手写汉字识别的诞生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首先这种输入方法延续了几千年中华文明的写字习惯，实现用户的手写输入，对于长时间不提笔写字的用户来说能够加强其对汉字书写方面的认识，防止“提笔忘字”现象的继续恶化。其次，手写汉字输入不需要学习和记忆计算机的汉字编码规则，其完全符合中国人的写字习惯，使人机之间的交流更人性化，更方便快捷。另外，随着移动智能终端的不断普及，联机汉字手写识别的应用范围将进一步扩大，以适用于不同层次人群对信息输入的需要，具有较大的市场发展前景。

1.2 联机手写汉字识别问题的难点

手写汉字识别是光学字符读出器中最难的部分，也是其最终的目标，手写汉字识别的应用主要依赖于其正确识别率和识别速度[1]。手写汉字识别系统的问题具有其特殊性：

（1）中国汉字量大。我国目前的常用汉字大概在4000个左右，在实际应用中的汉字识别系统应该能够完全识别这些常用的字才能够满足需要，由于超大的汉字量，使得手写识别的正确率和识别速度一直不高。

（2）字体多，结构复杂。汉字的手写字体丰富多彩，且汉字的笔画繁多，以及复杂的结构，再加上汉字中的形近字颇多，这些都为汉字识别系统的发展造成了很大的困难。

（3）书写变化大。不同用户在进行手写输入时其字体的变化是很大的，这种变化因人而异，对汉字识别造成了很大的干扰，增加了汉字匹配的难度。

2 人工神经网络概述

人工神经网络是一种应用类似于大脑神经突触联接的结构进行信息处理的数学模型，通常简称为神经网络，是一种仿生物神经的信号处理模型。在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初人们开始进行神经网络的研究，经过几十年的发展，神经网络也产生了一系列的突破，目前应用最多的是Hopfield模型和BP算法。

神经网络的一般模型一般包括十个方面：环境、处理单元、传播规则、神经网络的状态、互联模式、稳定状态、操作模式、活跃规则、活化函数和学习算法。其中，神经元、互联模式、学习算法是神经网络模型中的三个关键因素。神经网络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学习，其学习方式可以分为监督学习和无监督学习，其学习过程一般遵循Hebb规则，误差修正学习算法以及胜者为王的学习规则，其中Hebb规则是神经网络学习中最基本的规则。

人工神经网络具有独特的优越性。首先其具有主动学习的功能，在汉字识别过程中，先将汉字模板及可能的识别结果输入到神经网络中，神经网络能够通过其自身的学习过程来实现对汉字的识别，自学功能对于神经网络的预测功能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其次，神经网络系统具有联想存储功能，其反馈功能能够实现这种联想。另外，通过计算机的高速运算能力，神经网络具有高速寻找优化解的能力。

3 人工神经网络在联机手写识别系统中的应用

汉字识别属于大类别模式识别，人工神经网络可以通过函数逼近、数据分类、数据聚类三种作用方式以及“联想”的特殊模式对汉字进行识别。Hopfield神经网络作为反馈网络的一种，其自联想记忆网络可以使系统不需要通过大量的训练即可对汉字进行识别，因此Hopfield神经网络对于汉字识别来说具有独特的优势。其中的离散型Hopfield神经网络能够通过串行异步和并行同步的工作方式，使其反馈过程具有非常好的稳定性，而网络只有通过不断的演变稳定在某一吸引子状态时，才能够实现正确的联想。

联机手写识别可以分为训练阶段和识别阶段。训练阶段流程依次为：标准书写字符图像预处理，提取特征并建立特征库，建立Hopfield网络模型，训练网络，保存权值。识别阶段的流程为：坐标序列转化为bmp图像，预处理测试样本，提取特征，送入网络运行，运行网络到平衡状态，分析结果值。根据联机手写识别的工作流程以及Hopfield网络模型的理论，基于Hopfield神经网络的联机手写识别系统在Matlab环境下得到了仿真模拟，效果非常理想。

4 总结

手写识别系统能够弥补普通键盘的不足，在提高汉字书写频率的同时，能够满足不同层次人群对计算机应用的技术需要。基于Hopfield神经网络的联机手写识别系统一起自身独特的性能，不仅能够满足手写汉字识别的正确率，而且其识别过程速度非常快。因此它对于实现联机手写识别以及图像识别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参考文献

[1]俞庆英.联机手写汉字识别系统的研究与实现[D].安徽大学，2005（5）.

[2]郭力宾.交叉点的神经网络识别及联机手写字符的概率神经网络识别初探[D].大连理工大学，2003（03）.

[3]赵蓉.基于神经网络的联机手写识别系统研究与实现[D].西安电子科技大学，2011（01）.

作者简介

关于汉字的对联篇6

关键词：汉字图形化 海报设计 概念界定 信息传达 审美思维

检 索：.cn

汉字是一种集听觉与视觉于一体的语言文字，因而又成为视觉艺术中重要的构成元素，“在对人为视觉图形图像态度中，具有得天独厚文化积淀并早已深入人心的汉字艺术，对它的选择，在大多数情况下使人的视觉心理产生一种内在的亲切感。”[1]汉字图形化设计就是利用汉字独特的艺术和情感魅力，传递信息的同时感人至深、发人深省。

一、汉字、图形、图形化与研究主体间的概念界定

汉字图形化首先是一种文字的图形化表现，将文字在语言表达的基础上进行视觉表现的最大化；其次是一种更高的艺术创作，更重视文字“意义”的视觉化提炼与创意化表达，不能将其等同于古代象形文字；再次，从世界文字的起源看，一切文字都可以进行图形化表现，但与其他文字相比，汉字更具优势。

（一）汉字与汉字图形化――从“文字表达”到“视觉表现”

文字是记录和传播语言的书写符号，以“音”达“意”。文字图形化实际上是将文字语言上的表达转换成视觉图形上的表现，增加其意义的传达力度，因而与语言“同质”，借助“形”来达“意”，具有“看”和“读”的双重功能。也就是说，汉字图形化设计中，我们能否准确获取文字承载的信息，不仅取决于文字内在“意”的传达，更取决于文字视觉上“形”的表现。

（二）图形与汉字图形化――从文字到文字的图形创意

“文字起源于图画，并且从图形符号中分离、演变出来的，人们在长期的生产实践中，出于记载和传播信息、交流思想的需要，创造出了具有一定含义的图形符号，为了方便使用，这些图形符号逐渐简化，并约定俗成地走向定型，发展成为文字。”[2]这首先肯定了文字与图形的内在联系。

从甲骨文到印刷体，汉字的象形性一直持续到秦代的小篆，而后为了方便交流，才逐渐摆脱了自然形态的束缚，可以说，汉字的发展是从具象描绘到抽象概括的过程（图1）。那么，汉字图形化设计的创意思路是什么呢？我们认为是对汉字“象形”属性的“回归”。但是，这种“回归”仅仅是一种唤醒，不是还原，不能将其与象形文字简单地等同起来，这是由于它是基于对汉字形态和结构的理解，结合汉字象形表意的特点，联系并体会汉字自身所携带的信息内容，用适当的方式将汉字加以组合，利用汉字造型的本身来表现其深刻的内涵。

（三）汉字图形化的可行性――汉字的表意分析

语言学上的表意文字，是指形意文字，如汉字系统。汉字在其漫长的历史进程和发展演变中，始终遵循着以形达意的原则。正是这种表意特质，使汉字与很多事物联系起来，尽管这些联系有时很明显，有时只是一种暗示，但一旦与图形创意结合起来便会产生碰撞的“火花”，进而使汉字图形化成为可能――设计就是善于发现并利用汉字“意”与“图”之间的巧妙联系来丰富其象征意义。

二、汉字图形化的基础和优势

汉字具有明显的图形化表现优势，主要体现为：第一，从文字本身来看，汉字与思维“形意”相连；第二，从图形的角度来看，汉字具有独特的方块字外形结构与可拆解的笔画构成。

（一）字、形、意三位一体

日本设计大师杉浦康平先生曾将汉字描述为“激发沉睡于人类内心世界想象力的文字形态”，将拉丁字母描述为“尽可能以最快速度记录声音的方法”[3]，这是汉字与拉丁字母最本质的区别。正是由于汉字的形与音间接而疏远、与意直接而紧密的关系，使其由字形的图象化到字意的意象化中产生一种“恰好”的契合感，构成“字、形、意”三位一体的典型特征。

1.象形寓意

象形寓意是汉字的基本特征。“会意”要求汉字造字时必须要有联想，即如何选取外物形象加工为一个具体形象的字形，去统领所要表达的字意和字音，做到客观事物的形与字的音意默然相契。“寓意”是运用形象表达意义，这里“形象”是“寓意”的基础。因此，“观物取象――观物是观察的方式，取象是视觉思维方式――成为远古中国人造纹造字普遍遵循的规定性。”[4]

2.谐音双关

汉字“假借”造字法中的形借与音借，即一音多字和一字多义现象形成独特的修辞效果，谐音双关就是利用其音同或音近的条件构成双关。中国传统艺术中常常借此制造一语双关的效果，如“道是无晴却有晴”中“晴”与“情”、“三阳开泰”中的“阳”与“羊”等。

当象形寓意与谐音双关成为汉字图形化创意的一种趋势时，形式不仅有了丰富的内容，更因为内容与形式之间非直接的需要，经过联想解释的环节而变得复杂，使得汉字图形与意义之间具有了内在的关联性。

（二）方形块状结构

每一个汉字都有一个完整的构造图谱，不变的是轮廓和笔画，多变的是组合构成。

1.独特的方块外形

“‘平面方块型’应该是汉字具有区别特征的本质属性之一。”[5]中国人将自然万物的变化都蕴含在方圆之中，形成了中华民族外圆内方的理想人格模式――“效法天道，刚健自强，圆转不穷；效法地道，守正固本，崇德广业；刚柔立本，变通趋时，方智圆神。”[6]这种天圆地方的宇宙观和民族性格深深地影响着汉字独特的方块外形的创造。

2.灵活的笔画构成

在汉字固定的方块空间中，以横、竖为主笔画，以点、撇、捺等为辅助笔画组成了丰富且充满变化的汉字字型。笔画作为汉字字形构成的基本元素，具有可分解、可替换的特点。汉字中的象形字多是独体，会意字多是合体，如“闩”是“门”后有“一”插枵封起来，又如“宿”是由“屋”、“人”、“席子”[7]组合而成。汉字所具有的这一“合”的整体性与“分”的可拆解性，构成其图形化创意表现的基础。

三、海报设计中的汉字图形化与信息传达

在海报中大量存在着以汉字图形化为表现形式的创意设计，其特征是以信息诉求为主要任务，借助文字的形与意，依据海报主题，选择最为概括、最为准确的汉字图形形式，快速且有效的传达信息。

（一）意义的传达

海报主题是信息传达的重点，汉字对意义的图形化表现主要通过受众对信息的感知和认知来完成，意义的传达包括直白性传达和概念性传达。

直白性传达是将汉字的意义即海报的信息以直观的方式呈现，主要利用受众的感知特性进行信息传达，强调图形信息的清晰和完备，能够避免受众对信息的误读和曲解，减少传达过程中信息的损耗。如毕学锋的作品（图2）将“网”字的信息直接还原的同时，也借画面的空间感丰富了信息。概念性传达是将海报的意义从复杂而具体的感知向抽象而简约的认知的提升，使汉字表象的信息变得模糊，强调图形的指代和暗示功能，更多地依赖于信息的传播者和接受者。如潘沁的系列海报（图3）通过创造视觉上“感”来传达信息上的“觉”，引发受众对记忆中的某种经验的想象。

正是基于想象的力量，汉字图形化的表现形式才得以从现实中脱身而出，冲破既定现实与社会的客观限制，以其独特的风格体现主体的理想和意愿，满足主体的情感诉求。

（二）情感的表达

海报不是将信息简单地甚至粗暴地施加给受众，而是将信息以视觉的力量感染受众，强调技巧、知识、情感与素材融为一体，转化为富有活力的视觉语言，以情动人。那么，如何使汉字图形化海报带有感彩呢？我们认为，设计的重点在于“情”与“境”的营造。

从本质上说，汉字更多的是一种经验图式，并且经过长久以来的信息流通，一些“文字符号”在视觉形式与信息内容之间已经形成了固定的联系，这种联系使它们成为某种精神与信仰的载体，表达着千百年来人类共同的情感。以图4为例，海报通过文字间笔画、结构的共用将“辛亥百年开心盛势”之庆展现得淋漓尽致。

对自然之境和心灵之境的追逐是汉字图形化的情愫，它是主体独特的情感话语与物象相互渗透产生的意念形象，寄情于景、借物咏情，在情境的渲染中寄托表达主体情感。如笔者的作品《星辰》（图5）将青春、理想、爱情幻化为浩渺星辰，抒发对时光的珍惜。只有那些具有视觉美感图形才能促使受众愉快地接受信息，进而引感上的共鸣。

结语

海报中汉字图形化赋予视觉形式以独特的审美意向和情感体验，与其说是形式的力量，不如说是汉字的审美情感对形式的升华所致，也就是说，汉字图形化的美基于汉字的美。汉字的美首先表现在“象”上，在以汉字图形化为表现形式的海报设计中，其美感主要呈现为方中求变的整体结构与生命律动的线条。

在中国人“天圆地方”宇宙观的支配下，单独的汉字在整体“和”的审美哲学中演绎着万物众生“不同”的风貌，这种独立成体的方块结构也正是海报中的汉字图形化的魅力所在。那些神采张扬的线条，展现的是汉字艺术的生命力，在汉字图形海报中，相互呼应的文字、相互牵连的笔画，如生命的血脉在流动，使得海报的主题意义在飞扬的文字间流转。

优秀的海报作品之所以能够被称之为经典，是因为我们看到了设计师对本土文化的情感及思考。当我们沉溺于西方现代设计精妙的形式表现的同时，也不要忘记我们共同的文化遗产――汉字正闪耀着独特的光芒。

注释

[1] 杭间、何洁、靳埭强 主编，岁寒三友：《中国传统图形与现代视觉设计》，228页，济南，山东画报出版社，2005。

[2] 党晟 著：《字体・符号・版面设计》，29页，西安，陕西人民美术出版社，2004。

[3] （日）杉浦康平 著，杨晶、李建华 译：《亚洲的书籍、文字与设计》，190页，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

[4] 辛艺华 著：《借形寓意与谐声双关――民间装饰字体的审美特征》，63页，《文史知识》，1998（3）。

[5] 李运富、张素凤 著：《汉字性质综论》，74页，《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1）。

[6] 陈代波 著：《外圆内方，刚柔相济――试论《周易》塑造的理想人格模式》，76页，《周易研究》，2010（6）。

关于汉字的对联篇7

一、微段阅读

（2014江苏连云港卷）阅读下面一段文字，完成题目。

汉字是中华民族传播和交流的载体。汉字之美，美在形体，点横撇捺呈现精妙组合；美在声韵，抑扬平仄传递音律和谐；美在意蕴， 。如今，以“书写的文明传承，民族的未雨绸móu（ ）”为活动宗旨的“中国汉字听写大会”在全国刮起了“最眩民族风”。在“2014中国汉字听写大会”江苏站的比赛中，连云港市代表队一路过关斩将，最终力拔头chóu（ ）。7月，我们将在央视黄金时段的“2014中国汉字听写大会”节目中看到我市选手的精采表现。

（1）根据拼音写汉字。

（2）语段中有两个错别字，请找出并加以改正。

（3）在横线上续写一个句子，使之与前文构成一组排比句。

（4）在提笔忘字现象严重的当下，你觉得举办“汉字听写大会”有什么意义？

【解析】这是一道以“汉字听写大会”为中心语的微段阅读题，考点涉及到写字、改错别字、续写句子、阐明观点等，主要考查学生的语文实际运用能力。解答时，首先要把材料读透，看清试题要求，然后再动笔。

【参考答案】（1）缪 筹 （2）眩―炫 采―彩 （3）示例：优雅厚重传承民族血脉 字词句篇承载古今文明 丰富隽永表达深刻内涵 （4）汉字听写，提醒人们不忘中华文化的根本，通过书写，传承、传播中华文化，使之发扬光大，而不是让它没落，更不能让它消亡。

二、语病辨析

（2014年湖南益阳卷）下列各句没有语病的一项是（ ）

A.“中国汉字听写大会”的举办，既可以让汉字文化得以传承，让汉字书写美德得以传递，又可以检验我国民众整体的汉字书写水准。

B. 与《舌尖2》第一集的原画面相对比，该片涉嫌抄袭的镜头不少于十多处。

C. 3月30日，书记、副书记和其他县领导出席了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动员大会实践活动。

D. 新型城镇化的关键是要以人为本，要让居民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

【解析】此题考查病句的辨别，难度较小。解答过程中，我们要在审视题干和备选项的基础上，采用排除法。A项语序不当，应该是先说可以检验我国民众整体的汉字书写水准，再说可以让汉字文化得以传承，让汉字书写美德得以传递；B项句式杂糅，应为“与原画面相对比，《舌尖2》第一集涉嫌抄袭的镜头不少于十多处”；C项有歧义，应将“书记、副书记和其他县领导”改为“书记、副书记等县政府其他领导”。

【参考答案】D

三、对联拟写

（2014贵州遵义卷）在“调查社会用字情况”的综合性学习中，学校将举办“汉字听写大赛”。大赛现场要挂一副对联，请根据你学过的对偶知识，拟写一副对联。

上联：

下联：

【解析】本题要求为“汉字听写大赛”现场拟写一副对联，有一定难度。此题的目的是鼓励学生尝试对联的创作。只要学生掌握了对联的基本知识和特点（上下联字数相等、句式一致、词性相对、结构相应、内容相关等），拟写出符合语境的对联即可。

【参考答案】示例：规规矩矩写字，堂堂正正做人

四、口语辩论

（2014浙江宁波卷）随着电子产品的普及，学生汉字书写能力正在退化，汉字正面临危机。请你就“电子产品是不是汉字危机的罪魁祸首”这一辩题，代表反方发表观点，并陈述理由。

正方：我方的观点是电子产品是汉字危机的罪魁祸首，因为在没有键盘输入的时代，用笔写字可以强化人们的记忆，而如今键盘输入则让人们可以在多个候选的编码中选择所需的字，削弱了人们的书写能力，以致出现了“提笔忘字”现象。

反方：

【解析】这是一道设置情境进行辩论反驳的口语交际考查题。解答时首先要认真阅读情境材料及正方观点，然后结合生活实际，针对正方提供的辩词信息，阐明自己的反对意见。但需要提醒的是论辩不是“攻击”，所以说话时要有尺度，要有理有据，有进有退。

【参考答案】示例：我方的观点是电子产品不是汉字危机的罪魁祸首，因为电子产品本身没有错误，关键在于使用者过于依赖键盘输入汉字，而忽视对汉字的识记和书写。

五、综合实践

（2014重庆A卷）今日，第二届“中国汉字听写大会”全国总决赛在北京开赛，再次引起了人们对汉字应用和文化传承的关注。请你参加下面与汉字有关的活动，按要求完成任务。

（1）探究材料

请探究下面材料反映出的社会现象及其产生的原因，写出你探究的结果。

【材料】张女士的工作就是与文字打交道，她一向认为自己的文字功底还不错。在键盘上打字如飞的她，手写的机会越来越少，常常出现提笔忘字的现象，字也没有以前写得漂亮了。在观看“中国汉字听写大会”过程中，她也拿出纸笔，在主考官念题后开始答题。令张女士深受打击的是，两轮听写下来，每轮14个词，她最好的情况是写对了一半。应该指出的是，社会上类似张女士这样的现象并非个例。

（2）趣解汉字

请你仿照示例，从备选汉字中选择一个，进行趣解。

示例1：劣――做事偷懒，“少”出了“力”，成绩自然比别人差。

示例2：碑――“卑”微的“石”头，被赋予了神圣的使命，就执著地站立了一生。

备选汉字：出、愧、海、您、协

（3）规范用字

学校食堂的菜品公示栏上有如下内容：

今日菜品

素菜2元：炒白菜、炖罗卜……

晕菜2元：青椒肉丝、木耳肉片……

①请将公示栏中的两个错别字： 改为 ； 改为 。

②就上面的错别字，你准备给食堂师傅提出来，请他们改正。你将怎么说？

【解析】此题是一道语言综合设计题，分别从探究材料、趣解汉字、规范用字等方面进行了考查，充分体现了综合性学习的综合性、开放性等特点。第（1）题主要考查考生的分析和探究能力。解答时，考生一定要认真阅读所给材料，分析材料反映出的“提笔忘字”现象及其产生的原因，然后提炼出答案。第（2）题重在考查考生的仿写和联想能力。解答时，考生首先要拆开所选定的字，理解这个字和各部件的意义，然后结合自己的生活体验写出合乎此字意义的感悟即可。第（3）题主要考查考生的修改错别字和口语交际能力。解答第①小题比较容易，而第②小题是一道劝说题。劝说他人，最有效的方法就是遵循“言之有理、言之有礼、言之有据、言之有序”的“四言”要求。以此标准来组织语言，我们在劝说时就很容易说服别人。回答本题时，可以正面劝告，也可以直话曲说。总之要达到食堂师傅在你的劝说下主动修改公示栏上的错别字的效果。

关于汉字的对联篇8

语音中心主义者认为口语是交流的首要和基本的方式;而书面语只是试图去捕捉言语，因此居于次要地位。尽管汉学家们可能不接受语音中心主义或逻格斯中心主义，他们中间甚至不少人可能从没听说过或花力气去理解什么是语音中心主义或逻格斯中心主义，但他们在汉语性质这一问题上的看法与逻格斯中心主义是不谋而合的。在强调语音至上的西方形而上学和语言学理论的影响之下，许多汉学家们不仅否认汉字的视觉性和表意本质，还宣称汉语同样归属于语音文字系统，而这就显得太离谱了。杜·邦瑟(DuPonceau)或许是第一个驳斥汉字表意本质的西方思想家，他的观点完全建立在西方语言研究的结果之上，这可从其结论里清楚看出:我的结论是:中国文字系统被错误地说成是“表意的”(ideographic)，其实是一个“音节的”(syllabic)和“词素的”字母表。它是“音节的”，因为每个字代表一个音节;它又是“词素的”(lexigraphic)，因为每个音节都是一个有意义的词。我不知道还有其他什么名称能恰当地应用到中国文字之上。这个看法对我来说是十分充分的描述。④在此段文字中，用西方概念描述中国文字的做法一目了然。正如西方语言使用诸如“syllable”，“lexigraph”和“alphabet”等，杜·邦瑟也就使用这些概念来描述汉字和书写，全然不顾中国文字特有的性质和特征及其术语，如:文、字、词、书。中国第一个词典编纂家许慎(58—147)在《说文解字》中简明扼要地说明了这些术语的差异，揭示了与西方文字不同的独特之处:仓颉之初作书，盖依类象形，故谓之文。其后形声相益，即谓之字。文者，物象之本;字者，言孳乳而浸多也。著于竹帛谓之书，书者如也。⑤许慎的表述清楚地指出了中国文字的象形和表意性质。“字母表”是一个西方术语，指的是用来记录西方语言的一套标准性字母(即基本书写符号或字形)。其基本原理是每个字母代表口语的一个音(有意义的声音)。它与其他种种可能使用图形代表音节和词或者使用字符来代表音素和意群的书写系统形成鲜明的对照，在中国文字中完全不可能找到与西方字母表哪怕是接近的概念。但这一事实丝毫不能阻止杜·邦瑟使用“字母表”描绘中国文字。如此的做法显然是不正确的，因为中国文字有成千上万个汉字，数量之多根本不可能构成西方概念意义的字母表。然而，杜·邦瑟的这个观点只是其使用西方语言理论分析中国文字的努力的一小步。在其核心观点中，杜·邦瑟依据西方的语音中心主义和逻格斯中心主义，提出了一个问题:文字和语言，孰先孰后?此问题类同于鸡生蛋还是蛋生鸡，人们永远不能找出满意的答复，因为这取决于构成文字的元素是什么。如果我们把原始人的肢体语言、符号和洞穴壁画视为早期的书写符号的话，文字符号或许先于语言成为一个体系。此外，还有一种可能就是口头语和书面语在远古时期同时产生与发展。西方著名哲学家和文字学家乔瓦尼·巴蒂斯塔·维柯(GiambattistaVico)，倾毕生精力研究语言与文化，他赞同上述观点，认为两者同时产生与发展。经过长期艰辛的研究，他提出人类的初始语言没有发音，是由手势和象征符号组成的:“言语在远古时期是一种心理语言，斯特拉博认为心理语言先于任何口语形式而存在，这就是为何希腊的逻格斯既是一个词同时又传达一种思想……远古时期使用的初始语言一定与符号、手势或实物相伴而生，而这些符号、手势或实物与它们所表达的思想有着自然而然的联系”①。因此，在其鸿篇巨制《新科学》一书中，维科提出语言和文字是同时产生的，并且断然否定了学者们其他不同的观点。他说道:“很显然，他们错误的原因是，单纯地假设先出现言语，后产生文字。然而言语与文字是孪生的并且以同样的步调向前发展。”②正如笔者后面要揭示的，在汉语与汉字问题上，一些中国学者也持有完全相同的观点。杜·邦瑟好像没听说过维科的观点。他提出一个带有成见的问题，把汉字的表意性曲解为“语言是为了迎合文字而产生的”③，这种谬论是毫无根据的假设。上述问题与答案说明杜·邦瑟好像完全不认同汉字表意论。当代语言学家中，杜·邦索最有力的拥护者是卜弼德(PeterBoodburg)、德范克(JohnDeFancis)以及鲍则岳(WilliamBoltz)。作为一位颇有声望的汉学家，卜弼德坚持认为汉字与西方语言没有什么不同④。尽管一些研究中国哲学的西方学者，如顾立雅(HerrleeCreel)和陈汉生(ChadHansen)坚持认为汉字具有表意性⑤，但是他们在汉学圈中只是少数，其他人认为他们同费诺罗萨和庞德一样，是不切实际的空想家。晚至1995年，威廉·汉娜斯(WilliamHannas)仍明确表示:“我们否认文字是现实以及心理世界中实物与概念的标识这种不切实际的想法。同时我们还否认以下毫无根据的假设:汉字具有表意性，也就是说文字与意义无需语言的参与，直接相互联系。”⑥

二、语音中心论与表意论

杜·邦瑟的当代拥护者们对汉语与西方语言的关系作了详细、恰当的观察。然而他们在试图消除中西语言的隔阂时却忽视了汉语自身的特性。他们尝试用西方语言理论来分析汉语，形成了一种理论倾向，笔者称之为“语音中心论”。众所周知，语言符号由三个相互关联但可进行概念分析的元素组成，笔者称之为“三S”:语音(sound)、形体(shape)与意义(sense)。不同的语言系统会着重强调其中一个或两个构成要素。西方字母语言重音、义，轻形体，而汉语则重形、义，轻语音。反对表意论的人只考虑到了其中两个因素。比如，鲍则岳强调说:“任何一个单词都包含两个方面:声音和意义。”①他很显然忽视了语言符号三要素中很重要的“形体”要素。这一疏忽其实不难理解。因为在字母语言中，语言符号的形体并不像汉字形体那么重要。索绪尔曾说过只要一种符号可被辨别且不与其他符号相混淆就可作为一种语言符号。然而在汉字中，形体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事实上，纵观中国历史，正是由于汉字形体的魅力才产生了书法艺术，也使得书面语要比口语更具优越性。“音形义”三要素在汉语系统中占据不同的地位。一个人可以在不知道如何读一个汉字的情况下辨认字形并知道它的大概意思。这种现象其实很普遍，许多中国人认识某些汉字也知道它们的意思，但却不知道该怎么读。在笔者看来，在构成汉字的三要素中，形和义是更重要的。形体是一个字之所以成字的基础，意义是字所代表的内容，而声音只是一种口语交流手段。形体和声音都是意义的体现者，前者是通过视觉手段，而后者则是通过听觉手段来发挥交流作用。80%以上的汉字都是通过形—声结合而成的“形声字”，在形声字中，声旁几乎不表示任何意义。在表意方面形体要比声音更有效。因此视觉价值要比听觉价值更重要。与汉语不同，字母语言更关注听觉价值，这根源于西方的形而上学传统中对虚幻无形之物所体现的先验价值的重视。徳里达将西方语言理论中重视声音的现象描述为“语音中心主义”。一些西方学者就是借助这一理论从“语音中心”的角度来开始研究汉语语言的。早期代表就是杜·邦瑟，他说:“很明显中国人发明汉字并不是用来代表汉字的形体，当然也不是用来代表汉字所表示的意思，因为字义是从口头表达中抽象出来的，(声音才是最重要的)”②。鲍则岳也从语音中心的角度对汉语进行了类似的描述:“任何种类的书面汉语都仅仅是口语的一种符号化表达。”③鲍则岳唯恐自己没有阐述清楚，又进一步声称:“另一方面，当我们说‘文字的目的是为了交流观点’时，其实我们真正想表达的是‘文字的功能就是交流通过该语言的口语所传达的观点’，如果我们意识到这一点，那么我们就已将书写界定为其意义通过语言中介传达的可视性符号系统。”④在这里鲍则岳做了一个微妙的转换。他用“语言”代替了“口语”，从而提出了一个语音中心主义的论断:“因此我们可以简单地将书写定义为口语的符号化表达，将文字系统定义为:口语的系统化表达符号。”⑤鲍则岳料到会有人反驳他的观点，因此他不得不承认:“像所有定义一样，这一定义只是一种个人判断。文字当然也可以有不同的定义，比如说‘传递或交流意义的任何可视性符号或标记，与其与语言的关系无关’”，然而他仍然推崇语音中心的定义，他说:“将书写定义为与语言有直接体现性关系的符号系统，其优势在于它很清楚地阐明了我们直觉上所感知的书写的本质或发展史，这一点其他定义并没有做得更好。”⑥这里他使用的“直觉”一词表明了以字母语言为母语的人的一种偏见:口语先于书面语。鲍则岳强调语言的声音属性但却忽视了语言的交流功能，同时也低估了中国思想家从远古时期就一直重视用语言来交流所产生的影响。这里笔者只引用两位思想家的观点。庄子的著名寓言“鱼筌与兔蹄”就支持直接交流的观点。这个寓言中常被引用的章句是“外物篇”:筌者所以在鱼，得鱼而忘筌;蹄者所以在兔，得兔而忘蹄;言者所以在意，得意而忘言。吾安得夫忘言之人而与之言哉!?①庄子的寓言给直接交流或无声交流提供了很好的诠释。这则寓言对中国语言理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很大程度上，它为后人关于语言表述的争论树立了模式。在庄子看来，筌和蹄是捕鱼和抓兔的工具，与此类似，语言符号也只是用来交流思想的工具。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种观点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汉语语言表述的语义导向。在魏晋时期，人们激烈地讨论语言表述的实质。王弼是其中之一，他强调符号和语言的语义表述。在他的著作《周易略例·明象》中，王弼在开篇就讨论了象(形象)、意(思想)和言(语言)间的关系:夫象者，出意者也。言者，明象者也。尽意莫若象，尽象莫若言。言生于象，故可寻言以观象;象生于意，故可寻象以观意。意以象尽，象以言著。这段话清楚地显示了中国语言理论和西方强调语音的字母语言理论是截然不同的。王弼在《明象》中借用庄子的寓言，进一步强调了汉语符号再现的语义导向:故言者所以明象，得象而忘言;象者，所以存意，得意而忘象。犹蹄者所以在兔。得兔而忘蹄;筌者所以在鱼，得鱼而忘筌也。然则，言者，象之蹄也;象者，意之筌也。②庄子的寓言以及王弼和其他学者对其所做的进一步阐释都表明在汉语语言哲学中人们强调的是思想，观点和意义，而不是西方语言中强调的声音。反对文字表意论的学者忽视了由庄子和中国思想家所提出的意义导向传统，他们重口语而轻概念，犯了与庄子寓言中所讽刺的那些死盯着竹笼和兔网却忽视了鱼和兔的人一样的错误，买椟还珠，重视言语行为而忽视了所交流的观点。他们之所以犯这个错误，就是因为他们将字母语言的语音中心主义套用到了汉语研究上。这一点鲍则岳做了进一步的说明，他轻视语言的交流功能，强调其作为声音记录的功能:通过上述定义可以看出，口语是用来传递意义的，文字是第二位的，它之所以有交流的功能，只是口语传达意义这一事实的一种自然结果而已。另外，文字系统中单个的符号能否交流意义取决于这个符号在哪个层面上体现这种语言。比如字母表中的字母并不携带意义，只是可发音而已，因为在大多数字母语言中，大部分的单个音素并没有相关联的意义。例如:英语中的n，e，g，l．s，h通常情况下只代表声音，独立出现时并不能传递意义。但是若从文字的角度来考察，它们也并不需要交流意义，只要能传递声音就可以。就像我们所说过的那样，文字中意义的传递完全是“文字体现口语”这一事实的一种功能。③很显然，鲍则岳正像他推崇的前辈学者杜·邦瑟一样认为字母语言的语音特性对所有语言都是通用的。他忽视了一个基本事实，那就是汉语使用的是汉字而不是字母，每个汉字代表声音的同时还表示意义。事实上，甚至连汉字的组成部分———部首，也可传达意义。鲍则岳引用英语字母的例子来支持他语音中心论的观点，然后他又将这一衍生观点用于反驳汉语中的“概念文字”观点:正是这种对文字传递意义方式的误解导致了大部分人对汉字本质的困惑。因为大部分的汉字是在单字层级或至少是词素层级来体现口语的，而我们的字母则是在单个音素层级上体现，因而两者是不同的。但由于单字或词素是有意义的，因此汉字在表音的同时不可避免地会与意义联系在一起，这一点与西方字母系统的符号也是不一样的。然而这种与意义的联系，也就是汉字的交流功能仅仅是汉字与声音相联系的结果，换句话说，汉字与语言的字词，或所谓‘口语’相联系，才会与意义产生联系。通常比较随意的语言分析家和批评家们都置汉字与声音间固有的本质联系于不顾而去强调汉字和意义之间的关联。①他接着说道:“与意义的联系，也就是汉字的交流功能仅仅是汉字与声音相联系的结果，换句话说，汉字与语言的字词，或所谓‘口语’相联系，才会与意义产生联系”，通过这一论断，鲍则岳表现出了很明显的语音中心论。他认为汉字能够表达意义理所当然是因为汉字通过声音与口语产生了关联。他没想到还有这样一种可能性:汉字从创立伊始就是用来表示意义而不是代表声音的。他以西方意指理论为框架，通过一种预设的逻辑得出了自己的结论，认为汉字肯定和西方语言的字母一样，用来记录声音，然后由声音来传递意义。这一点可从他进一步的论述中清晰地显示出来:“一个字符或一个字符系统之所以能称为书面语，其必不可少的特征是语音体现。也就是说，书面语必须体现口语。”②鲍则岳的逻辑与汉语理论和实践是背道而驰的。从历史角度看，古汉语刚开始出现时可能并不是一门口头表述的语言。有两位当代学者，安乐哲(RogerT．Ames)和罗思文(HenryRosemontJr．)曾开玩笑地说:“古汉语就像是一个听话的小男孩:它创立之初是用来看的而不是用来听的。”在他们之前，高本汉有过类似的描述:“汉语文献是用眼睛来看的，而不是像口语那样靠耳朵和舌头来实现的。它拥有独立的生命，是与口语平行并存的一种现象”③。安乐哲和罗思文接着又用非常严肃的口吻写道:“现在和过去的汉语口语都一样，必须要说出来才能被理解;而古汉语创立之初就不是一门口语，它现在不需要，以前也不需要说出来才能被理解;因此汉语口语和书面语到目前为止可能一直都是两种不同的语言媒介。如果真是如此，那么很明显，汉语书面语就不应被简单地看作是对口语的转述”④。在同一份研究报告中，两位学者直接反驳了鲍则岳的观点并指明了其所带来的后果:“‘古汉语本质上是口语的转写’这种观点不但模糊了我们对两者差异的认识，同时也阻断了我们研究中国哲学的道路”⑤。庄子和王弼的语言理论从哲学角度为反驳鲍则岳的论断提供了概念基础。在其他备受尊崇的古汉语研究者那里，我们同样可以看到反驳古汉语语音中心论的有力证据。高本汉(BernhardKarlgren)是最早系统研究古汉语语音的学者之一，他就强调在汉语言发展之初的象形和表意功能:“从这个角度看，汉语文字发展第一阶段并不是记录声音，或分析单字各部分是如何发音的，而是一种表意的图形文字，一个符号代表着整个单字的意义而不是其发音。”⑥通过这种表述，高本汉隐约地表达了一种古汉语视觉上的优越性，这一点由费诺罗萨和庞德更直白地表述出来。在同一研究中，高本汉清晰地指明了汉语口语和书面语的区别:因此，中国一方面拥有一种已存在了好几世纪的文字语言，它简短、明了，字与字界限清晰，读者仅仅通过这种表意的字形就可以理解它的意思。总体来讲，这种语言好像在人类出现时就形成了，一直流传至今。而另一方面，在中国还存在着一种口头语言，或更确切地说，许多种不同的方言口语，它们与中国的文字语言相去甚远。⑦简单地研究过迄今可识别的用最古老的汉语写成的甲骨文之后，安乐哲和罗思文重申了其他研究所证实的观点:“目前辨认出来的上千个甲骨汉字中有许多在结构上都是象形和表意的”，他们还得出了这样一个结论:“最终形态和语音两方面的证据都支持我们认为，最早的文字形式拥有自己的交流功能，不需要借助口语。在这个发展阶段，许多信息都是通过视觉来交流的。”①语言实践证明，语音中心论是不可能存在于汉语中的。汉语普通话有21个声母，38个韵母，通过声韵结合只能产生稍多于400个的音节。就算加上汉语中的四个声调也不过总共不到1300个音节。用如此少的音节来代表世界上词汇量最大的语言之一的汉语，不可避免地会产生大量的同音异义词。很多情况下，没有具体的语境人们就无法确切知道一个字的意思。结果出现了很多有意或无意的双关语。但是一旦汉字被写出来，即便没有语境，意思也是再清楚不过的了。大量同音异义词的存在使得汉语的字和词不可能以字母语言的方式来指代声音，同时也排除了汉语被字母化的可能。用古罗马字母来表示汉语并不是当代人最早尝试的。事实上，很早之前人们就开始考虑这种可能性并付诸实践了。宋朝时期的郑樵在接触到梵语之后就意识到汉字的繁琐和字母的简洁。几百年后，耶稣会的传教士利玛窦使用罗马字母来书写汉语，并出版了第一本用古罗马化的汉语写成的书———《西志奇迹》。其他西方传教士也做了类似的尝试，他们用罗马文来书写汉语，但是他们的努力没有对汉语产生丝毫的影响，因为他们的书籍都是写给西方人让他们了解汉语和中国文化的②。明末清初，一位官方学者方以智(1611—1671)着手研究汉字书面语与西方字母语言的关系，自此以后，许多中国学者前赴后继，做出了很多努力。尽管方以智批判了汉语书写的笨重繁琐，也将其复杂性与西方语言书面语的简约方便做了鲜明对比，但他的对比性批判也正好显示出了汉语书面语非语音化或表意的特性:汉字之所以让人感觉迷惑是由于存在很多通用字，有时可以互换，如果一个概念只从属于一个词，而每个词也只有单一的一个意思，就像在遥远的西方语言中，声音与概念一一对应，而单词与声音一一对应，这样的话就不会有重复或重叠的麻烦了，这岂不是更加高级吗?③又过了两个世纪，在1892年，中国文字改革先驱卢戆章制定了第一套潜在可行的汉语文字罗马化方案。在其著作《一目了然初阶》的序言中，卢戆章对比了中国的低识字率与西方国家及日本的高识字率，并将这种差距归根于文字体系的不同。为什么其他国家识字率高呢?他回答道:“以共以切音为字，字话一律，字书简易故也。”那么，中国怎样提高识字率呢?他提出中国应该采用一种汉语的罗马拼音方式，因为:“字话一律，则读于口，遂即达于心。”④其对比评价再次证明了现代以前汉语语言文字与语音是分离的，而两者之间紧密联系的产生也仅仅是近不足百年来出现的现象。晚清以来，汉语的拼音化得到了中国为数众多的政治家、思想家、学者及政府的大力推广，其中颇为著名的人物代表有沈学(1871—1900)、王照(1895—1935)、鲁迅(1881—1936)、吴玉章、等人。新中国建立以后，中国政府根据的指示:“要走世界各国文字共同的拼音方向”⑤，由国家通过并推广“汉语拼音方案”，试图在全国范围内逐步实行拼音文字。然而，从利玛窦使用罗马化的汉语以帮助西方传教士传教到今天拼音的使用以帮助外国人学习汉语，这近五百年汉语拼音化的努力绕了一个大圈又回到了原点，证明了西方人以语音为中心的语言认知以及汉语文字体系是表意而非表音之特性。

三、语言学汉学主义

与西方字母语言的语音中心论相对，汉语强调形意间的相关性，或许可以称之为表意论。它们均传统悠久，对文字体系之声、形各有偏重。西方语音中心论起源于字母语言的语言学发展，又在语言实践的哲学概念化之中得以推广。相比之下，汉语表意论则起源于历史上汉语语言的表意功用，而人与宇宙之间关系的形而上学观念更是强化了这一点。两者的哲学基础是不尽相同的。在西方形而上学中，语音中心论最早的源起可能要追溯到柏拉图关于本质与现象二元区分离观念的提出。而亚里士多德或许是最早提出语音中心论这一概念的思想家。关于言语与文字的关系，他主张言语优先于文字:“口头言语是心灵之经验的符号，而文字则是口头语言的符号。”①亚里士多德这一评论可被视为西方语音中心论的肇始。因为表音性在字母语言中的重要地位，西方学者对语言语音中心的重视是根深蒂固的。在现代语言哲学中，所有的理论家无一不强调无论是在口语还是在书面语中音都优先于意。早在1933年，著名语言学家布隆菲尔德(LeonardBloomfield)便指出书写的文字必须承载一种与语言形态“固定的关系”②。乔治·特雷格(GeorgeTrager)将书写的文字体系定义为“任何标记或者图示的规约性系统……代表着这样一种语言的话语表达”③。在与汉语语言直接相关的研究中，司礼义(PaulL．M．Serruys)将汉语真实书写文字中的图形归为“系统必要的构成”，“形成了语言的视觉表征”④。雅克·德里达曾指出西方语音中心论源于西方自柏拉图之后的形而上学，其强调现象与本质、先验观念与具体现实的分离性。依笔者之见，汉字以图形和语意为导向，这是由汉语语言的性质及中国历史上语言使用所决定的。语音中心论适用于描述西方字母语言，而用它来描述汉语语言却是不得当的。汉语语言的表意论不仅仅是由汉字特殊的图形感所决定的，在中国玄学思想中，浩瀚宇宙万物全息相关，先验观念存于世间万物，这种对人与宇宙之间关系的思考更是决定了汉语语言的这一特性。或许，我们可以说汉字重形象与语义之特性同中国超验性存在于内在性的形而上学思想是有内在联系的。雅各布森(RomanJakobson)在研究语言与诗学之间的关系时，确认了结构语言学存在着两个相关的问题:“沃格林已经明确指出了结构语言学所面临的两个最重要且相互关联的难题，即对‘语言大一统假设’的修正与对‘同一语言内不同结构的相互依赖’的担忧。”⑤这一洞悉应该给予了我们对汉语语言与文字的性质更为深入的见解。他还指出:“毫无疑问，对于任何一个言语社区、任何一个说话者来说，都存在一个统一的语言。但是，这一整体代码是由相互联结的子代码构成的系统，即每一种语言都共存着几种功能各异的形式。”我们应当会从研究汉语语言的结构语言学里得出深刻体会。汉语经过数千年发展，构成了一个完整的自我体系，同时也具备着不断积累的特性。现在，汉语的发展被赋予了一个兼容的趋势，这一趋势可能会让汉语去包容一些新异特点。不管是将汉语定义为完全表音语言还是完全表意语言，都过于简单化。应该说，汉语既具表音又含表意因子，而后者更为优先。任何过分地强调一个因子而忽略了另一个因子都会导致语言汉学主义。据笔者观察，在关于汉语文字体系性质的争论中，双方极少对在中国语言学界盛行的汉语语言学者的观点加以考虑，仿佛有关汉语性质的中国语言观根本不存在或者毫不相干。事实上，中国上古时代的记录以及现代中国学者的研究，均为汉语口语与书面语的平行分离性提供了佐证。上古时代尚未出现文字，人们最初使用结绳记事，后来又改用书契。《易经·系辞传》中提到:“上古结绳而治，而后人以书契易之。”①陶制器皿和甲骨上的刻画符号是汉语文字的最早形式。因此，有足够多的人类学和考古学证据表明汉字最初并非是为了记录口头语言而存在。汉字最开始是以刻画符号形式出现，而后逐渐演变成文字，并形成了书写系统。至于与口头语言有所关联，那可能是之后很久一段时间才出现。现代中国学者再次肯定了汉语书面语与口语的独立发展。国学大师梁漱溟曾说，“语言文字浸浸分别并行，初不以文字依附语言，而语言转可收摄于文字”②。著名思想家李泽厚进行了大量的考证研究以证明汉字并非口头语言的书面记录。他也指出:“汉语语言并未给予音以优先级而是更强调义……最初，汉字的功能便是支配、统率、范导语言，而非记录语言。”③最近，他又重申:“中国文字的源头是‘结绳记事’，文字不是把语言写下来，而是记录事情。最初的文字，就是为了把发生的事情(也就是历史)记下来的符号如结绳，慢慢才演变为文字，最后才和语言结合，它作为符号系统，中国文字始终不是语言的复写。”④这些观点与本文前面提到的维柯的中心论断不谋而合。在分析了汉语语言争论双方的观点后，笔者发现尽管表意论的支持者与反对者观点相左，但是他们的定位却相同:对汉语文字的研究更多是出自于自己学术和美学目的，而非是对汉语语言本身的关心。庞德、费诺罗萨及其他表意说的支持者，关注的是哲学研究和发展艺术的新型式及创新型途径，以推进知识与艺术发展的进程。持反对观点的则专注于以西方理论检验汉语语言，强使表意的汉语同西方字母语言的表音理论协调一致，以否认汉语文字的独特性。双方均受先入之见及预想目的所导向，仅有少数学者摒弃了汉学主义的偏见，承认汉语文字与语言的独特性。笔者注意到一个有趣的现象:比起汉语语言学者，中国哲学和思想的研究学者反而在接受汉语语言及文化的独特性上更为开通一些，不太倾向于把西方观念和方法强加在汉语资料上。显然，否认汉语文字是表意的派别完全忽视了汉语与语音文字体系之间的区别性差异，也极少关注到汉字的象形性仍然清晰可察，其以表意为主的性质在中国语言学界是毫无争议的。而反过来，肯定汉语文字是表意的派别则又夸大了汉语文字的象形性，把它的价值普适化，因而不切实际地忽视了汉语汉字的独特性。尽管取向不同，他们都按照以西方为中心的学术习惯来做学术，这种方式却是共通的。故而纵使他们研究的初衷是要提供科学客观的汉语语言知识，而他们却已经在不知不觉中创造了汉学主义的语言形式，扭曲了中国文字体系的真实状况。笔者已分析了西方研究汉语汉字的种种问题，同样的问题在中国学者群中也存在。自马建忠根据西方语法理论首创汉语语法以来，中国学者套用西方语言理论研究汉语汉字也形成了一个研究路径，直到近年来才开始受到质疑。语言哲学与语言学虽为两个学科，但在研究语言与世界的关系和语言表征方面却有着共同的研究对象———文字。关于文字与语言的关系，西方的语言学理论已经成为广为接受的定论:文字不是语言，只是语言的记录或复写。这一定论对于拼音文字的西方语言无疑是正确的，但它是否就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呢?这一定论是否适用于中国文字呢?至少到目前为止学者的共识是如此。中国的语言学家大都接受这一观点。王力先生就如此认定:“文字是语言代表……但是，文字不是语言。”“文字只是一种假定的符号系统，文字不等于语言。”①有些学者虽然承认中国文字发展的独特性，但仍然接受汉字是语言的复写这一观点:“文字是语言的记录，也是凝固的语言……以汉字为代表的中国文字的起源，虽然有很大的特殊性，但也是在语言产生以后才形成的。”②这样的共识颇有商榷余地。李泽厚先生在谈到汉字与语言的关系时指出:“中国的文字不是语音的复写。我以为中国的语言学家，从马建忠到王力，都可能犯了错误。他们都用西方的格式来研究中国语言。”③这样的质疑虽然需要大量考证研究的支撑，但目前至少可以给我们以这样的启迪:套用西方语言理论研究汉语汉字不可避免地会忽视中国语言和文化传统的特殊性。

四、结语

中西关于汉语汉字性质的争论远远没有结束，深层的原因究竟何在?解决问题的路径又在何方?笔者在此以一个学术闻为灵感作一推测。在研究文字在无意识中的作用时，法国著名思想家雅克·拉康(JacquesLacan)用一则趣闻阐释了他对索绪尔符号观念的重新构思。一对兄妹乘坐火车，他们面对面地坐在窗边。当火车到达一个火车站时，停靠的站台边正好有一个洗手间。透过火车车窗，男孩看到了女洗手间的标识，于是说:“我们在女洗手间”。但是女孩看到了男洗手间的标识，便反驳道:“!你没看见我们在男洗手间么?!”拉康的本意旨在显示能指以非具象的方式渗透进所指，从而引起其在现实中的位置的问题，以说明能指与所指之间关系的不确定性。④但是，这则寓言般的趣闻向我们揭示了另一个深奥的道理，不仅涉及能指与所指之间的关系，而且还涉及在不同性别、种族和文化背景下理解他者的困难。正如雅克·拉康所言，“对这两个孩子而言，男女洗手间将是两个国度，他们的灵魂将张开各自的翅膀奋力飞向各自的国度。这两个国家要休战基本上是不可能的，因为他们实际上是一个国家，在没有削减他方荣耀的情况下，任何一方都不会对其自身的优势做出妥协”⑤。拉康的启示可能能够解释关于汉字本质的争论以及无法找到令双方都满意的答案的原因。从小在拼音文字国度里长大、母语为西方语言的人，即使成年后学习汉语，甚至达到汉语流利的程度，并能读懂古汉语从事古籍的研究，但仍然很少有人能凭直观本能领会汉语汉字的微妙之处，因而较难彻底体会象形表意对汉语汉字的意义。反之以笔者为例，自成年后学习英语至今已有数十年，虽然听说读写的能力并不输于母语习得者⑥，但是，仍然无法彻底领会以语音为中心的拼音文字的微妙之处，这一点在两个方面可以看出。一是快速阅读，笔者在看中国书时可以像大多数受过良好教育的中国读者那样一目十行，几秒钟之内就能扫描一页文字而知道大意，但在读英文书时无法达到同样的效率。二是观看英语的脱口秀，笔者无法像英美人那样从头至尾一直被逗得开怀大笑。这里不仅有文化习得的问题，也有母语习得的问题，更有伴随文化习得和母语习得而来的无意识的认识论问题。笔者在本文结尾要强调的是，一旦我们自觉地意识到了无意识的认识论问题，我们也许就已经找到了走出语言哲学这个长期悬而未决的话语之争的正确方向，朝着彻底认识汉语汉字的性质的方向跨近了一大步。